经济全球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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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问题的探讨

主权是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概念,要对其精确论述,都不得不从这几方面入手。时至今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国家主权的传统制度急剧嬗变,西方学界立足于此背景的主权“弱化论”、“过时论”以及“消亡论”甚嚣尘上,并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维护产生不良影响。本文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主权的制度与本质层次进行剖析,然后又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统制度变迁的内在根源进行探究,从而揭开主权在通过传统制度变迁方式在根本上得以强化的真相,据此实现对西方学界近年盛行的主权弱化论、过时论以及消亡论的有力驳斥。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辩证唯物主义

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新一轮否定国家主权思潮甚嚣尘上

时序更新,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伴随冷战结束,在经济全球化不断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国际组织急剧膨胀,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国际条约大量签订,国际合作日益广泛,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新干涉主义肆意横行,民族自决与国际人权保护愈演愈烈……凡此等等,皆似乎在不断地“限制、削弱、侵蚀”着国家主权。

而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硬碰硬”与“软侵蚀”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侵蚀”主权的最为突出表现。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硬碰硬”是指国际组织限制国家主权的行动与措施没有经过东道国的事先允许,如前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崩溃先后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共体的强行介入,这显然与国家主权的本质相抵触,结果是导致前南斯拉夫作为主权国家的快速崩溃。不过国际组织这种对国家主权公然侵犯的行为比较少见,而且其对国际法的违背性一直遭到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谴责。而国际组织事先征得有关国家或当事方的同意的“软侵蚀”的事例却是与日俱增,主要表现是有关国家将部分主权权利持久的转让给国际组织,或甘心让国际组织暂时行使主权权利。

立足此背景,西方学界新一轮的否定主权思潮甚嚣尘上。1992年托马斯·魏士和贾拉特·乔普拉提出,“主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1995年特里戴贝尔进一步认为,“禁止干涉内政已成为国家主权基础上的旧制度。”美国路易斯·汉金教授发表的言论最为惊世骇俗,其扬言:“主权是个有害的字眼,这不仅是因为它效劳于各种可怕的国家神话,而且在各种国际关系中,甚至在国际公法中,其往往成为一种时髦用语,取代了深思熟虑和谨慎行事”;因此,他强调:“对于国际关系来说,特别是对于国际公法来说,主权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必要的,最好避免使用”;他甚至鼓吹:“我们该把主权一词作为旧时代的残余遗物摆放到历史的陈列架上去。” 另外,英国的詹克斯、阿诺德·汤音比、艾德礼等几乎一致认为,造成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国际法无法发挥作用的根源在于“危险的、陈腐的、荒谬绝伦的、具有破坏力的政治教条——国家主权”,因此,国家主权概念应该抛弃或代之以新的字眼。

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往往是迎合本国政治、经济扩张,排除发展中国家主权之屏障的产物,但在冷战结束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全新的国际环境中,“主权概念确实从来没有要象现在这样谨慎的重新考虑了” 。总之,各国主权的篱笆是否是正在加速撤除或应该加速撤除?主权的原则和观念是否已显陈旧,并且正在弱化和或淡化,或应该弱化或淡化?——这是当代国际社会出现的新的现实问题,也是摆在国际论坛上颇有争议的一大理论问题。

二、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问题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由现象与本质组成,现象与本质之间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分,两者辨证统一。具体的讲,本质和现象是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的相互关系的一对哲学范畴,前者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的现象所表现的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后者是事物本质的表现,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将现象与本质这对哲学范畴引渡到法学研究领域就产生相应的法的现象与本质概念。法的现象是指法的外部表现形态,即法的具体存在形式,包括法律、法令、条例、规范性决定、指示、命令以及判例、契约、条约、被认可的习惯等。对法的本质的认识复杂得多,法律思想史上有学者将其看作国家权力的象征,有学者认定其是永恒正义的体现,有学者将其与理性、人性或者民族精神相联系,但这些都只把握了法的某些外部特征或单方面的属性和联系,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法的本质所在,即“法律是由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意志表现,归根到底,法律是从产生这种阶级意志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中引申出来的”。

同样,主权作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或基础概念,一样可以拿现象与本质范畴对其进行层次性的分析。诸如对独立、平等、自卫、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天然资源永久主权、国有化、对国内政治、经济的永久管理权等方面的相关具体制度设计皆为主权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主权的“现象”。这是其表面层次即制度层面,特点是丰富多彩,纷纭复杂,并多变,易逝。但其对主权的变化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本质才是事物的根本属性。而本质与现象相比是稳定的,制度层面的演变并不意味其本质也已动摇或演变。事实上本质与事物与生俱在,只有事物消失才意味本质终结,“非本质的东西,外观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象本质那样扎实、稳固,比如河水的流动,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 当然,主权的本质与现象存在紧密联系,缘由主权的本质要通过主权的现象表现,主权的现象又表现出主权的本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法特别是研究自在之物、本质、基原、实体跟现象、‘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互相转化,往返流动,本质在显现;现象是本质的”。

对于主权的本质我们还可按照列宁有关事物有多层本质的思路,笔者以为主权的本质可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应该是各国的国家意志,即各国对内政治、经济领域的管理或控制与对外国际事务的参与所愿意采取的方式或制度的选择意愿,属主观范畴,如其对于自身与外国投资者发生的争端的解决方式是选择“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还是“国际救济方式”的主观意向。第三层次也是最深层次是物质需要性,即维护经济独立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属客观范畴,其对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意志与具体制度层面具有最终决定性意义。如当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后面临着引进外资的全球性竞争时,为不使自己处于竞争中的颓势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即使其在自身与外国投资者的争端解决中主观上仍然强烈排斥选择国际救济方式,但经利弊权衡后却很可能会选择能够换取外国投资者信任的国际救济方式。主权本质的第二层次是作为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之间的连接枢纽,其指国际法赋予国家行使主权时的行动自由,这既是对国家主权的合法确认也是对其范围限制,诸如

国际组织章程、行动及双边条约、多边条约的大部分内容实际是在赋予成员方权利的同时又是对其主权行使的限制。事实上主权本质的第二层面对于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的沟通至关重要,只有在这个法定界限之中才能使主观赋予客观,客观升华为主观,从而实现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之间的相互转化。如美国国会通过制裁古巴和伊朗的“赦伯法”和“达马托法”之所以遭致各国一致抵制,便是其实施凌驾于别国主权之上的本国主权的做法已严重超出国际法赋予主权行使的自由范围而难以如愿以偿。

经济全球化论文:制约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十大因素

许多人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正在建设的信息高速公路，把全世界的生产、贸易和金融等联系起来，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在逐步走向互相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利益共享的新阶段，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也就成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举世瞩目的旨在推行经济全球化的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历时4天，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不得不草草收场，这一事实清楚地告诉世人：经济全球化并未达到人们想像中的水平，经济全球化还不是那么名副其实。因为经济全球化毕竟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这些矛盾和制约因素直接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一 市场经济与国家职能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要求超越部分国家职能，即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职能。而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职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国家职能是不能被市场经济完全超越的，这对矛盾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市场经济和国家职能的矛盾自它们诞生之日起一直就存在。众所周知，私有制的产生不仅导致了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形成，而且造就了作为管理市场经济的机构——国家。国家在推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曾经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崇拜自发力量，经济全球化也要求自由与平等，而国家职能决定了国家的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市场经济这种本性的束缚，只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管理所起的推动作用大大超过了其隐含的制约作用。因此，市场经济在国家管理下缓慢发展。但是，它们的矛盾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变得日益尖锐。跨越国界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矛盾随之激化，市场经济要求跨越国界，国家职能决定了主权国家不愿放弃管理市场经济的权力，即不愿放弃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注：许多国家虽然让渡了部分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但这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差甚远。）从法理上讲，国家并没有权力将经济主权转移或让渡。经济是基础，经济主权是至关重要的主权，是全体人民赋予政府的神圣权力，是用来造福于全体人民的。这就形成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二 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定义虽然有很多，但基本内容却大致相同，那就是资本、贸易、生产过程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这就要求自由贸易成为现实。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

新的贸易保护主要不是靠关税，而是靠非关税壁垒、汇率战和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以美国为例，其非关税措施种类繁多，设置精巧，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等；另一类是属于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广告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等级、卫生标准等。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涌动的大背景下，1999年上半年爆发了美欧之间的香蕉大战和牛肉大战，这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跃上了新高度。西雅图会议的失败是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表现。因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受到了严重挑战。

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之间有着天然联系。主张全球化的舆论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国家不再应该、也不再有能力承担经济生活调节者的角色，各国调节经济的主权应该移交给国际经济组织。它们声称，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避免。随着这种趋势和跨国公民对外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就能增加就业，提高技术水平。然而，事实恰恰与之相反。

在美国管理下的日本最早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开放了金融市场，被迫同意汇率大幅度升值，结果沦入长期萧条；东南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结果一场金融风暴导致银行、大企业纷纷倒闭，美欧财团乘势收购，国家经济主权丧失殆尽，几十年奋斗成果付之东流；俄罗斯实施了美国设计的休克疗法，想和全球化接轨，结果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其经济结构从技术型转为资源型。

由此可以看出，当人们呼唤全球化、谴责贸易保护主义时，却没有想到，正是全球化的推进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使贸易保护主义一浪高过一浪，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绊脚石。

三 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当今世界虽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的联系不断加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经济交往中，常常掺和着政治因素。

冷战结束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世界经济客观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发展不平衡的平行市场。冷战结束后，这种平行关系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但在内容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使世界经济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跨越一个又一个政治壁垒。

以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为例，众所周知，中美是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彼此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贸易额逐年递增，但同时又是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经济领域虽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美国在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时，往往附带许多政治条件，如对于所谓“人权”、“民主”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利用其科技和资本优势达到奴役中国的政治目的。在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处理上，美国一批国会议员又企图用取消2000年通过的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和阻止中国“入世”迫使中国让步。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关系常常受政治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制约。

四 经济体制问题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完全开放国内市场，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障碍，市场规律成为经济活动的准则。然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内经济状况使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未必尽如人意。

开放本身不等于一定能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两者不一定存在正比例关系，其中涉及国内的经济体制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项配套制度越完善，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越强；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就越低。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体制问题，必须慎重对待经济全球化。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鼓吹开放，认为发展中国家越开放越好，只有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中，才能解决国内存在的经济体制问题。但是，在某些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如果造成金融开放早熟，而国内的银行、政府、企业的问题又没有解决，开放就可能成为掩盖国内矛盾的一种方式。如在泰国和韩国，当国际游资进入这些国家市场后造成股票和 房地产市场的表面繁荣，但隐藏在背后的巨大风险导致了后来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使不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认识到国内经济体制健全是开放的关键；而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它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五 文化差异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行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孕育着不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各国之间文化差异导致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不小的制约。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伴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生产和经营，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渐渐丧失了本身的个性。“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国民的抵制。印度在今年的情人节（注：西方把每年的2月14日定为情人节。）之日，爆发了大规模抵制西方文化侵蚀活动。前不久，又呼吁禁止麦当劳在印度的经营，以保护本国文化。

由此可见，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是一国民族精神的凝固，是不容排斥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渗透与反渗透必然会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六 经济全球化本身条件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是信息化——各国的交往频繁、方便，世界变成“地球村”；市场化——世界市场统一，各种人为的阻碍、分割被打破，各种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以市场为导向；自由化——各种壁垒拆除，经济开放，商品、资本、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畅通。

市场化、自由化的实现，如前所述，受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因素的制约。再看信息化。信息化是全球化的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的兴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不是难事，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则面临着资金和技术的挑战。

兴建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需要庞大资金，资金从何而来，成为不发达国家改造落后基础设施的最大障碍。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宣布，它将在非洲建立第一个大功率海底光纤数字网络，全长35万千米，通过41个非洲国家等。功率为每秒25亿比特，（注：bite为字节单位，一个字节为一个比特。）安装费用将近20亿美元。美国公司提供一部分资金，另一部分资金需由非洲国家自己筹划，而且非洲国家还需要提供大量的配套资金。这对非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兴建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还需要大量高科技人才。不发达国家有很多还是农业国家，工业不发达，让它们短时期里培养出大批能掌握高科技和利用电子计算机的人才，是难以想像的。因此，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来说，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在相当长时期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七 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形式上的平等下面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向全球推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所制定的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往往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由于这些法规和规则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为依据的，执行它们，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民族经济势必造成冲击，使其国家作用减弱，甚至牺牲部分经济自主权与决策权。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大幅度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却不想接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西雅图会议上，美国坚持把劳工标准（注：美国以保护劳动者权益和环境的名义，要求各贸易国达到劳工和环境标准，否则就可以拒绝其产品出口。）与贸易制裁挂钩，就是为了抵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防止本国纺织、钢铁等传统工业受到冲击，增加失业人口，影响社会稳定。

八 经济差距和发展空间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环保标准不严格，执法力度不够，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上都占有成本优势，而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随着这类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增加，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所承受的压力增大，从而使它们的企业利润锐减，甚至难以为继，造成一部分工人主要是非技术工人的失业和工资下降。这一结果意味着今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摩擦将会不断增多。

此外，在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领域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也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冲突。西方发达国家及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和就业量，目前均已超过了工农业产值和就业量的总和，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形之下则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一方面，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要求扩大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保护国内幼稚服务业的发展，想方设法阻止国外服务业的大量输入。

实质上，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是，它们脆弱的新兴民族工业根本经不住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冲击。例如，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一些发达国家较少顾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的脆弱地位，坚持让中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降低关税，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

以此看来，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发达国家不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当的经济技术援助和优惠政策，是它们之间产生分歧和对抗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们难以全面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

九 国际债务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国际债务关系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掣肘经济全球化的重大障碍。债务关系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经济关系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额相对减少。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和接受外国投资已几乎成为欧洲、美国、日本以及少数发达国家的专门领域，它们不仅是大量投资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外资的接受国。在90年代中期，全部新增外国投资只有不到20%（注：数字来源：《国际经贸消息》，1999年5月24日。）流向发展中国家，非洲和大多 数南美洲国家吸引外资能力下降特别明显。东亚和南美一些国家一度是发达国家投资者的目标。但自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向东亚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在减少。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从绝对额来看，确实已经增长，但与世界直接投资总额相比，其绝对数和增长幅度仍然有限。所以，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调动资本流入的惟一有效手段仍然是举债投资。这一手段虽然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操作不好就会加剧当代国际债务关系的复杂程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难以融合及世界经济的不均衡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债务关系这一经济机制的畸形运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国际债务关系的存在和由此引发的经济水平差异和发展不平衡，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十 区域经济集团化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经济集团化。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的形成把世界经济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且，在这种新格局下运作的国际贸易同样显示出时代的新特征，即贸易保护的区域化。

经济集团化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形成区域经济的共同市场。这种共同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组织。因此，排他性是其特征。就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的经济区域集团化组织，对内虽是开放、自由和协调的，而对外却带有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它们积极建立起自己的共同市场，在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则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这表明在当代国际经济生活中，各国都意识到为了自己的利益，决不能立即消除必要的封锁和排他的色彩。

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排他性说明了区域化贸易保护存在的必要性。现存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在世界经济贸易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必将奉行不同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通常是，发达国家以其所具有的雄厚经济实力和优越的贸易条件，强调贸易自由化和更开放的贸易政策。但在不利于其经贸活动时，则每每设置一些非关税壁垒或其他保护措施。至于发展中国家，以其经济实力脆弱和贸易条件恶劣为由，则往往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对内强调自由、开放、合作、协调，对外则运用干预、闭关、抵制和保护的手段。因此，在全球区域集团化组织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无论其范围大小还是其发展水平如何，都在奉行着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构建区域经济结构，形成区域经济体系，实现区域经济分工，达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从而获得区域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内成员国家间的交换就变成了一种内部交换，而与区域外部的交换则受到内部交换的制约。如果与外部交换不能实现区域经济效益，则这种交换就将受到抑制和排斥。从世界经济贸易演进的过程来看，欧共体与美国、欧共体与日本之间存在的长期、尖锐、激烈的贸易摩擦以及各集团所采取的各种排他性的贸易壁垒足以证明这一点。

伴随着经济集团化而出现的区域贸易保护的直接后果是，世界各国对外贸易额增长的不稳定和不均衡。发达国家仍居世界贸易之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通过增加它们同工业国家的贸易，还是扩大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都没有能够加强其在世界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只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能够跟上世界贸易的发展。而中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许多国家由于受欧洲联盟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已在制成品和服务贸易中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由此看来，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使区域贸易保护化更加严重，而由此所导致的世界经济贸易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这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显然有很强的制约力。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了全球纵横联系的特点，但由于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的存在，经济全球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充分认识到这些矛盾，不可操之过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战略探析

摘要：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持久动力，竞争力的源泉。创新发展战略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高新技术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特别是要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深化企业制度创新，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实施品牌管理创新，加快企业文化创新。

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持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带动作用最大的产业。高新技术企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力军，我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全球化趋势导致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使高新技术企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巨大挑战，要求高技术企业必须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根据复杂多变的新环境，新情况，适时地、科学地确定、调整战略思想、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并实施有效的创新发展战略。实施有效的创新发展战略必须注重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深化制度创新，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实施品牌管理创新，加快企业文化创新。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是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是应对经济全球沦，加速企业国际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1．深化制度创新

1）高新技术企业深化制度创新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客观要求，更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明显的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使高新技术企业制度与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竞争全球化的新环境、新情况严重不相适应。高新技术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首先必须在企业制度上与国际接轨，特别要在企业的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市场机制等方面与经济全球化的新环境、新变化相适应。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没有真正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没有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相当数量的高新技术企业虽然进行了转换经营机制，落实自主权，股份制改造，实行了公司制，但大多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流于形式，距离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很难与国际经济搪轨，融入经济全球化，无力参与全球化竞争。高新技术企业深化企业制度创新，建立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企业快速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2）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高新技术企业深化制度创新首先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的核心，它不仅决定着企业性质和方向，而且影响着企业其他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方式。企业制度创新的核心是产权制度创新，它涉及到为调动经营者和员工积极性而设计的一整套利益机制，产权制度改革重点是在实行了“两权分离”的基础上，明晰产权，实现产权多元化，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3）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高新技术企业深化制度创新必须对治理结构、激励机制进行规范、整合、变革、更新。核心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确定股东会、董事会、监理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关系，形成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关系体系。最终实现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高新技术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高新技术企业只有深化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有效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日益加快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能有效地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竞争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2．持续技术创新

1）持续的技术创新是获取全球化竞争优势，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

科学技术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面，更是推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化科技竞争日益激烈，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活动已经成为参与全球化科技竞争的重要优势。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持续进行技术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生命力所在，是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获取全球化竞争优势，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充分依托科技、人才、信息等资源优势，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不断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高新技术企业只有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才能推动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和企业长远发展的动力、后劲。

2）建立和完善自主创新体系。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持续技术创新必须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术创新体系应是由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人才服务体系、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技术创新环境保障体系等组成的互动体系。高新技术企业自主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企业能够紧紧围绕技术创新开展企业技术研发、技术改造、技术活动，有助于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科学规划，有助于技术创新资源的整合和充分利用。

3）优化技术创新的软、硬环境。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必须创造良好的金融、法律、政策环境，建立有利于持续技术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健全技术研究和开发体系；必须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建立和完善高新技术研究中心、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基地，形成技术创新平台；必须把企业的技术优势和科技资源整合起来，集中攻关，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技术难题和技术瓶颈问题；必须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开发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并使高新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实现商品化和产业化。

4）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必须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参与重大关键技术的国际合作研究、开发与交流；必须瞄准国际标准，建立技术创新联盟，推进技术创新国际化；必须充分利用国际智力资源和科技成果，坚持先进技术引进和消化，吸引、创新相结合，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向国际惯例和国际先进水平靠拢，不断提高整体技术水平和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为高新技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优势条件。

5）高新技术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基本模式。①自主创新。以企业自身力量为基础独立进行研究开发，实现新的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在日益强烈的国际、国内竞争环境下，高新技术企业走自主研发创新之路，拥有原创性的

核心技术对于增强竞争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②加入研究联合体。高新技术企业可出资建立研发体，利用行业技术优势降低企业研发的成本，其性质是风险投资。依靠雄厚的科研实力，可以在那些已形成产业集群的高科技企业间建立研发联合体。③并购。为了保持由高新技术所产生的差异化的竞争优势，降低本企业研究与开发的成本，高新技术企业应多考虑兼并那些有很好产品创意的或高素质的技术开发设备的人员，但缺乏资金和管理经验的初创企业。这样的企业充满朝气和活力，正在进入不断增长的科技领域，它们往往在得不到风险投资关注时也乐于被兼并。④外包。当高新技术企业决定开发新产品时，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而借助业务外包，企业可以把制造和研发的风险分散到一个或多个外包商身上，从而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⑤建立技术联盟。与发达国家建立技术联盟，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并转化为自己的技术优势。3．强化创新人才管理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点是竞争的全球化。竞争全球化的实持是人才竞争的全球化，人才竞争全球化的核心是创新人才、高层次科技人才、优秀管理人才的竞争。创新人才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管理资源，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在我国实施的人才强国战略中被列为重中之重。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创新人才管理重在培育富有创新能力的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和高层次科技人才。

1）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新潜能是强化创新人才管理的核心。

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和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企业，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取决于创新人才。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创新人才是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创新的基础、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高新技术企业的优秀企业家，高层次科技人才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人才，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和造就成千上万真正能站在世界科技前沿上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和优秀管理人才；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优秀企业家和高层次科技创新队伍。就是要集聚优秀企业家和高层次科技人才资源，充分发挥他们的创新潜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优秀企业家，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创新潜能是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创新人才管理的核心。

2）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关键是强化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管理。

高新技术企业的优秀企业家是具有特殊素质和能力的创新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的持续创新与有效的创新管理取决于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创新观念和大无畏的敢于承担风险的气魄。企业持续创新与创新管理的实施过程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需要企业家充分发挥其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创新的潜能，确保创新目标的实现。面对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企业必须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实施全球化战略和“走出去”战略，而实施这一战略最大的障碍就是严重缺乏具有开拓国际市场，通晓国际惯例，懂得国际规则的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高新技术企业要成为国际化企业需要有大批国际化优秀人才支撑。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并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当务之急就是培育出大批具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各级政府、社会必须把大力培养、造就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措施抓紧抓实，为优秀企业家成长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培养、选拔、使用必须支持国际化标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实行人才培养、选拔、使之市场化、国际化。

3）强化创新人才管理，重点是强化高层次科技人才管理

强化高层次科技人才管理，必须加大科技人才资源开发的力度，努力营造聚才、育才、用才的良好环境，形成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的良性运行机制，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为获得科技竞争优势，增强科技创新实力提供人才保障。强化高层次科技人才管理，必须重视加大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搭建高层次科技人才充分发挥潜能、施展才华的舞台，创造良好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平台。强化高层科技人才管理，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让更多的优秀科技人才成为高层次科技人才，成为拔尖的科技人才。尤其是要使更多的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成为高层次科技人才。尤其是要使更多的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成为高层次科技人才。要在政策上保证科技资源配置突出重点，使科技资源向高层科技人才集中、倾斜。要完善和发展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创建一流的科研机构，创造一流的科研环境，在事业发展中聚集高层次科技人才。要重点引进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具有科技开发能力，特别是持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的高层次科技人才。要正确处理市场的关系，按照市场规律配置高层次科技人才资源，运用市场机制促进高层科技人才的成长和发展。要集聚高层次科技人才，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高层次科技人才群体，建立高层次科技人才资源体系，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高层次科技支持。

4）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必须强化创新人才的激励约束机制。

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必须强化创新人才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有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通过建立和强化系统的、科学的、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体现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人才价值，充分调动优秀企业家和高层科技人才的培养使创新人才脱颖而出。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就要大胆进行激励机制的探索与创新，创新的人才激励机制是企业保持持久竞争力的前提。创新的人才激励机制应是实行物质激励、精神激励、环境激励、权力激励、能力激励等相互交融的激励机制。包括：高薪、年薪制、产权激励、股权激励和知识、技术、管理等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等多种激励形式。强化创新人才管理，按照国际化的人才标准，培养和造就大批高层次科技人才和优秀企业家人才是高新技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从世界经济形态的演变来看，还是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进程都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技术竞争成为国际间经济竞争的重要形态之一，各国政府和企业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高新技术企业经济应对经济全球化，取得竞争优势依赖于包括知识产权在内良好的法制环境，依赖于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的创新管理。

1）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是高新技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全球化时代，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已成为世界潮流，知识产权制度在世界各国的管理地位日益增强。特别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已成为发展高科技，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应对经济全球化，争夺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成为企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锐利武器。总理指出，“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吴仪副总理说：“我国经济能否真正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是否能够加快发展知识产权制度，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强化，以及保护能力；取决于我国企业是否能够尽快提高、掌握知识产权技术的能力和水平，尽快提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力”。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我国知识产权的增长点和辐射源。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是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高新技术，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策略，是提升高新技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2）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我国相当数量的高新技术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自身竞争优势的能力很差，知识产权屡遭侵权已成为困扰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瓶颈。高新技术企业要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抢占科技制高点，必须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加强从战略高度重视从技术的研究、开发到技术的转移、扩散以及市场维护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的创新，不断提高知识资本的运营能力，以核心专利技术为依托，培育知识产权竞争优势。必须注重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并有效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制定和加强以专利申请、专利保护、专利转化为主的知识产权管理

，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实现科技成果，技术在市场机制下的规范运作，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实现科学、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确保知识产权保值、增值。尽快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创新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是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管理的重要环节。3）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有效策略。

重点是实施知识产权形成的管理策略、知识产权保护的管理策略，促进知识产权转化的管理策略，促进知识产权转化的管理策略。实施知识产权形成的管理策略，有利于智力知识成果的产生，有利于知识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管理策略就是要对知识产权采取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使知识成果成为企业重要资本。促进知识产权转化的管理策略就是发挥知识产权在知识转化和技术转移中的资源配置作用，遵循知识、技术转移的规律，建立技术转移的机制和方式，达到知识产权形成、保护和保值增值的最终目的。

5．实施品牌管理创新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企业间的竞争已经跨越了产品竞争阶段，进入了品牌竞争时代。经济全球化是以品牌和资本来实现的，通过品牌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动，各国经济相互交融并互为制约。在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全球化导致市场竞争全球化，市场竞争全球化最突出的就是品牌竞争全球化。面对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品牌竞争，高新技术企业必须正视面临国际资本和国际品牌强烈冲击和巨大挑战的现实，必须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国际品牌企业就无法参与全球品牌竞争。目前，我国的海尔集团、联想集团公司、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都创造了自己企业的国际品牌、强势品牌。但是，绝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的品牌创新、品牌保护、品牌战略意识淡薄，没有品牌创新，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强势品牌，国际品牌，品牌的竞争力不强，这已经成为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制约因素。品牌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参与全球品牌竞争亟待解决的战略性问题。高新技术企业打造自己的国际品牌、知名品牌、强势品牌是一个复杂的、艰难的过程，需要长期的、艰难的过程，需要长期的、艰苦的、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品牌创新战略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获取品牌竞争优势，推进企业国际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品牌创新战略，必须学习和借鉴国内外成功的品牌创新制度及品牌管理经验，不断增强品牌的保护意识、品牌国际化意识；必须依托自身优势制定、实施品牌管理的创新与有效的品牌竞争策略；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开发，整合品牌资源，全面提升品牌质量和价值；必须瞄准全球化的国际市场、拓展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把自己的品牌打造成为高知名度、高信誉度、高市场份额、获利高的国际品牌，全球性品牌；必须加速品牌的有效传播，不断扩大品牌的影响力，迅速增强企业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加快企业品牌国际化进程，使企业在全球化的品牌竞争大战中占据竞争优势，立于不败之地。

6．加快企业文化创新

企业文化创新是企业创新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高新技术企业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加快企业文化创新。目前，我国除少数企业已进入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化提高阶段外，多数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尚处于基本形成和酝酿探索阶段。任何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对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尤其表现在对内增强企业凝聚力、对外提升企业形象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

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文化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文化的制度层面相对熟悉，对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企业经营者对本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中的经营理念、企业品牌和企业形象较为满意；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强调企业文化中的顾客导向，同时也重视员工发展与团队合作、社会责任、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制度标准化等方面。企业经营者大多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在行动上还存在较大差距，比如多数企业对文化创新的认识不够充分，没有制订企业文化发展规划，未将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经营者的主要工作，社会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不够充分。

企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先进的、优秀的企业文化，推进企业文化创新一方面应努力形成内部共识，增强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也期望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企业文化建设。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动态过程，必须随着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全球化经营环境的变化适时是调整、不断地创新，实施动态管理。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的极化效应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

摘要: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在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摆在人们面前的严峻任务是保证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格局转移中的作用。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过于专注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增大。如果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就会大大削弱大国对国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对立大国间的威胁意识。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所以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元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1],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间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的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21世纪挺进,自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2-P279]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3-P24-P25]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

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于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上,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在这一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是保证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路径和机制确保向多极格局过渡的和平实现。核威慑下的格局转换具有冷和平的起点,仅仅有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是目前学者们十分关注的。

热和平转移方式,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影响格局转移中的作用。格局转移是国力竞争、制度竞争、认同竞争的综合竞争的过程。

综合国力竞争是最古老的竞争,也是基础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决定了全球层次上的结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霸权争夺,没有对权力的追求就没有对权力结构的争夺,也就无所谓格局转移过程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了。如果过于专注于这种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很大。应当使这种恶性竞争回归到正常竞争,即相互攀比、相互争胜、相互追赶、相互超越,抑制其转化为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从目前的综合国力竞争态势来看,一方面竞争正在加速向经济与高科技转移。全方位的经济、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建立以高科技为龙头、经济力为基础、政治与外交为保障、军事力为后盾、政府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大国综合国力发展有趋于均衡化的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国力竞争重点的转移,以及大国国力的均衡化,有利于格局的和平转换。此外,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兴起的大国,也打破了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她并不扮演以追逐霸权为目标的挑战国的角色,而是以和平手段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如果我们很明智地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那么这两种竞争和磨合会大大削弱大国对国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它们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对立大国间的威胁意识。换言之,制度和认同在软化安全竞争方面举足轻重。因此,解释世界格局和平过渡问题,就必须研究在何种条件下对立大国能够相互间建立起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形象、共识与信任,从而有利于共筑彼此间可以接受的世界秩序与制度的问题。

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导致世界格局和平转移。

第一,对立大国经过长期的战略克制和相互调整,最终将对方视为具有良好形象的国家,这个互构过程的主要目的是双方不再把对方视为威胁。因此,国家特征的观念转化与认同,是世界格局和平转移的中心环节。促使两者形成相互间的良好形象的办法有三个方面:一是存在着全局或局部的多种共同外部威胁;二是从战略高度出发,不断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三是求同存异,对歧见进行开诚布公的机制性磋商,克制、大度和不强加于人,这大大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良好形象。

第二,大国尤其是对立大国成功地就国际新秩序基本达成一致,使之与新的多极化的国际形势相适应。这对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极为重要。和平转移不仅仅取决于出现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更取决于这个秩序形成与维持的民主方式。如果秩序是一方强加于人的,它就不能长久。真正的和平转移须是各方合作和满意的结果,而不是相互威慑和威胁的结果。最关键的是美国明智地承认其霸权的终结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与其他大国就多极化达成共识,放弃对国际空间的垄断,代之以共享,并就国际秩序和安全管理的规则制定取得一致:如在何种情势下、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国际干预特别是使用武力是合理且合法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如何规范等。

第三,必须使达成的世界秩序合法化。合法性也是世界格局真正和平转移与否的重要因素。秩序来自对行为规范和治理制度达成的一致。合法性能强化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的认同,因而也就能使这些规范和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更加富有持久的生命力。

经济全球化论文:中国政府怎么回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根据前面的研究,可以把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经济作用提出的主要挑战,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在产品市场全球化及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的形势下,通过进口替代扩展产品空间,实现纵向增长及产业结构、出口结构的升级,其关键是政府如何帮助国内企业进入新产品部门并提高产品竞争力的问题。

第二是在金融市场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的形势下,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使之免受资本流出流入波动的影响,其关键是政府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保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建立稳健的国内金融体系。

第三是外部冲击(如贸易条件恶化、外部需求锐减、国外利率和汇率的不利变化等)的存在,增强了政府履行收入再分配职能的必要性,其核心是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及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外部冲击对低收入阶层的不利影响,防止该阶层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让更多的人从国际竞争中受益。

联系中国实际,政府在今后回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过程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从经济现状出发确定政府的经济作用

探讨中国政府的经济作用问题,一个逻辑前提是正确认识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中国由于尚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具有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市场经济的特点;另一方面,中国无论是在20年前开始改革时,还是改革20年后的今天,都具有不同于大多数前苏联和东欧“转轨经济”的特征——最突出地表现在农村人口所占的高比重及总的人口规模上。象世界银行(1997)那样用“双重转型”(“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的转型”及“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来描述中国经济的现状,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样是转型,不仅有的起点与起点不同、有的终点与终点不同,而且相同的起点和终点之间还有着宽阔的“中间地带”。对中国经济状况的进一步定位需要更详细的特征描述。下面从两个角度来进行这一工作:一个是经济循环的状况,一个是中国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前者是从横截面看的,后者是从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看的。

1尚未进入国内经济良性循环的轨道

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只有一种,就是与市场经济原则相一致的循环。在现代,这种循环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环节:企业在各种要素市场上购买生产要素并进行有效配置,居民用其收入在产品市场上自由地选择消费品,所有储蓄有效、顺利地转化为投资,企业之间的交易也遵循自由选择的原则,经济活动成果的分配能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①。

目前中国尚未建立起这样的良性循环,主要依据是:

·从微观主体看,(1)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消费者选择大部分消费品(含服务)的自由已经实现;非国有单位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也比较自由,但国有单位劳动力仍占城镇劳动力的50左右,且缺乏流动性;作为最重要的储蓄主体,可供选择的金融工具比较单调,仍以银行存款为主。(2)非国有企业进入了越来越多的行业成为产品供应者,但国有企业仍在铁路、邮政、民航、电信等行业占有几乎100的市场份额,在金融、保险、电力、石油等行业占90以上市场份额,在冶金化工等行业占80左右的市场份额;并且在进入要素市场时,除外资企业外,其它非国有企业在获得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时与国有企业相比,常常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3)国有企业在利用生产要素及对要素进行再配置时,不仅通常不象非国有企业那样关心效率和产品竞争力,而且遇到多种约束(如在房地产转让、设备出售出租、人员辞退、企业转产等方面),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往往得不到贯彻。

·从市场发展看,产品市场日趋完善(除粮食、棉花及一些垄断性的服务外),许多企业开始建立全国性的销售网络,大部分产品跨区域流动障碍逐步减少(相对较高的、通常带有歧视性的道路通行费仍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障碍)。但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受市场调节的范围还受到很多限制,现有市场的进出入自由、价格决定、竞争方式、全国一体化程度等方面都有不完善之处。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不均衡发展,还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低效率企业的退出普遍困难,高效率企业难以扩张,新企业诞生也遇到障碍。

·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威胁不仅来自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也来自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的障碍和低效率。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居民成为最重要的储蓄供应主体,但大量储蓄经过国有银行体系流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转化为低效率的投资,不仅银行体系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而且这一恶性循环还在不断地继续,构成对金融体系稳定的严重威胁,进而对整个宏观经济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以上三个环节的问题都可以说是由经济市场化不完全、不彻底带来的。从收入分配环节看,则目前既有市场发展不充分、按贡献分配得不到贯彻的问题(如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尤其是劳动力跨区、跨城乡之间流动性缺乏使之难以成为缩小收入差别的力量,行业、企业垄断带来的诸多特权和高收入,与政府官员影响资源配置权力相伴的个人寻租行为,与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相伴的“公款消费”及不公平的“化公为私”等),也有政府缺位、对高收入阶

层征税不够和对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不足的问题。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不仅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激化,不稳定因素增加,经济良性循环的最后一环无法实现,而且对经济增长还有直接的不利影响:大多数人的消费将因收入越来越集中在富人手中而增长缓慢,而富人对进口高档产品特别是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费对国内产业成长的贡献“微乎其微”。在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裕起来,并且收入分配显着恶化后,政府将收入再分配问题置于更突出的地位,对低收入阶层给予特别的关注,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活动的成果,防止“富者愈富,穷人愈穷”的局面,目前显得十分迫切②。 2由资本积累驱动的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增长阶段尚未结束

无论是从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看,还是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最近几十年的经历看,经济发展从收入水平较低,人均资本量也较低的乡村社会启动,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乡村人口和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城镇人口和劳动力比重不断上升,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比如,到1913年,英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8,德国为24,美国为32;1985年,日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分别为9、35和56,而美国分别为3、28和69(国家统计局,1995)。作为新兴工业国的韩国,1965年城市人口的比重为32,1989年上升到71(世界银行,1991),短短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就实现了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看,1985年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已降到25,二、三产业分别上升为31和44,1990年三者的比重分别为18、35和47(国家统计局,1995)。

在上述过程中,由于无论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因而从经济增长的来源看,资本积累的贡献表现得最为突出。

对过去近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考察表明,中国已开始了这样的过程。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18上升到1997年的30,19年间上升了12个百分点(而1952-1978年的26年间,只上升5个百分点)。城镇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相应地由24上升到30;一、二、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由分别占71、17和12变化为50、24和26。乡村劳动力从农(及林、牧、渔)业中撤出来实现非农化,特别是在城镇从事二、三产业,是中国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突出特征③。对增长源泉的众多计量分析同样表明,资本积累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比如据胡永泰(1998)的计算,1979-1993年间中国资本存量年均增长9.8,资本积累使GDP每年增长了3.9-5.9,劳动力扩张使GDP每年增长1.1-1.6,全要素生产率使GDP每年增长1.1-3.6;并且1985-1993年间,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更高的二、三产业,是支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本力量。

但无论是与世界银行(1997)统计的1995年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的城市化水平(75)、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60),还是与世界平均的城市化水平(45)相比,中国今后城市化的潜力还很大,第二、三产业吸纳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进一步扩展二、三产业的余地也很大。换言之,从理论上看,中国仍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由资本积累驱动的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增长阶段。在此期间内,并不排除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改革导致的激励的加强、伴随技术进步和城市化而来的聚集经济,会有显着的提高并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从而使经济仍处于可与前20年相比的高速增长阶段。在此期间之后,才是主要依赖生产率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较低增速的阶段。

中国过去近20年高速增长的实现,与一系列改革措施修正此前的错误,为乡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城市化扫除障碍是密不可分的。首先是农村改革放松了政府对农业生产的管制,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打破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为他们的职业流动、跨地域流动创造了条件;紧接着在80年代中期,政府长期通过户口、口粮、城市招工、住房及其它福利分配等措施实行“城市化抑制”的政策,在小城镇层次松动,使农村多种生产要素向小城镇的非农产业流动,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在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城市粮食销售体制改革、房地产市场的初步建立、户籍管理的松动以及城市企业招工体制改革等措施,为乡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的流动扫除了一些障碍,新增城镇人口集中到聚集经济更明显的大中城市。也就是说,即使不从经济良性循环的角度,而是从长期增长源泉的角度看,这些改革也是成功的。其成功之处在于适应了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把潜在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释放了出来;较为广泛的增长的受益面反过来证明了改革的“合法性”,使改革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是中国不象许多推行激进改革措施的转轨国家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类似于“为改革而改革”的国家),而能够实现平稳转轨与高速增长相结合的关键所在,也是过去改革真正的经验之所在。

但今后政府在继续推进乃至完成以上改革并保持以前的高速增长方面已经和将要遇到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是:

·随着城市国有部门(含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关)“隐性失业”的公开化,国有部门转化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净供给者(其“下岗”人员超过新安置的劳动力),城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迫使各级政府采取限制和歧视乡村劳动力流动的措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能形成,城市劳动力(特别是国有部门)相对高工资的现象继续维持,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顺利和充分地为长期增长作出贡献。

经济全球化论文: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

随着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不断加剧,世界经济趋向全球化,各国经济的依存性变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认真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剖析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正确认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是很有意义的.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1985年由T.莱维提出的,但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从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理解,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指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表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果。同时,它又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包括了生产、金融和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三者之间,生产发展决定金融和技术的发展,金融和科技的发展又对生产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是渐进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组成部分。

理解经济全球化应该弄清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区别。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谈判来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公平分配。经济全球化则不同,主体由国家变成个人和企业,个人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存在谈判机制的。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的谈判只是为个人和企业的竞争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由于个人和企业竞争力量的不均衡,国家和国家之间必定存在财富分配的不均等。虽然分配不均,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却日益密切,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程度不断加深。这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总体特征。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其次,全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再次,一个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充分的自我实现。最后,不论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有机会获得来自全球的最先进最廉价的,同时还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就经济全球化本质而言,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可说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次产业调整,不但反映到一些产业的整体转移,更重要的是同一产业的一部分生产环节的转移。

产业结构调整大体上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了发达国家间的投资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这一过程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所有的外国投资的95%都是从发达国家流出,然后又由它们吸引整个75%的投资。交叉投资和兼并的结果,形成了许多诸如电讯、汽车等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产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第二种形式是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把这些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转移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愈演愈烈,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吸引外资总量的比例由80年代的25%逐渐上升,1996年就已经达到37%。

三、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以全球经济最大化为目标;而各国的经济努力,包括对全球化目标的认同,归根到底是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下,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它们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以跨国公司为工具,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施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不公平分配,致使南北差距继续拉大。当今世界贫富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悬殊:最富有人口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人口人均收入的74倍,大大高于1960年的30倍。一份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则显示,1998年,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的86%,包括58%的能源总量、84%的纸张、45%的肉类和水产品,他们拥有74%的全球电话、87%的汽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最穷的20%的人口仅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的1。3%、肉类和水产品的5%。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部分地区消费有显着增加,非洲的消费却减少了20%。

综合起来,是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受到不利影响,拉大了贫富差距:

(一)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看,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金融风险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不在金融领域实行开放是不行的。但是,金融业最难管理,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第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弱,易受冲击;第二,发展中国家立法不全,有利投机;第三,发展中国家执法不严,有空子可钻。另一方面,金融业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行业。首先,金融业的增长率远远高于贸易、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第二,金融交易量大而且创新快。当前世界金融交易量达到每天1.5万亿美元左右。金融衍生工具日新月异,品种已达上百个。人们大多对其性质、功能认识模糊。发展中国家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规则来

规划和管理金融业的发展。

简而言之,由于市场发育和宏观调控机制不完善,如果金融市场在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开放,发展中国家必将面临金融风险的扩大。正如保罗·肯尼迪指出:“当今的全球性金融和通讯革命比以前更加广泛深入,将造成不稳定,破坏国家间关系。现在很难说我们更加复杂的政府控制是否能够应付金融动荡的风险。这种风险产生于每天24小时电子计算机化的交易,而交易额已超过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额”。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通讯技术极为发达的情况下,资金的可交易性大大增强,国际资本根据利率变化调整资金流向也更容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差导致国际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但是一有任何细微变动,这些资本就可能在一夜之间撤离,造成这些国家的支付困难,从而出现金融危机。目前世界上存在高达1.5万亿短期资本。它们借助现代通讯技术到处投机造市:严重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

(二)从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受非公平待遇

毋庸置疑,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和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多数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的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缺席的时候制定的。往往某种产业发展规则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充分发展此产业的时候就制定出来了,如信息技术产品协议以及劳工标准等。发展中国家必须要遵守它们并未参与制定的规则,的确不公平。

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强制力,更有主导权。马丁·舒曼在其

(三)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看,发达国家收益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一直主导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资源配置向其有利的方向发展,成为最大受益者。据统计,1960年,最穷的46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例为1.4%;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比例下降为0.6%;到1995年再下降为0.4%。全球资本流动也是类似情况。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主要在经济增长较快的东亚地区。对于经济极度落后的非洲来说,资本净流入额几乎是零。

这种不均衡的要素流动,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联合国资料,在20世纪60年代,富国比穷国富30倍;到了90年代,差距却扩大到富国的收入比穷国高150倍。这种贫富越来越悬殊的现象同时也发生在穷国内部,从而加剧了穷国内部的社会矛盾。联合国还公布报告指出:消费基本上是有钱人的特权。有10多亿人得不到基本必需品,如食物、水和适当的住宿。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四)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损失看,发展中国家承受得更多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结构相对脆弱,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市场发育不成熟,经济全球化加大了对其民族经济的压力和冲击。主要表现在:一是企业竞争力不够引起的损失。经济全球化把竞争的舞台从国内扩展到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规模、效率、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方面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跨国公司的晶牌和产品充斥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民族品牌面临贸易条件大大恶化、甚至被吞噬的危机。二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包括直接投资和外国贷款)导致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及更大的汇率风险,还债付息的包袱越背越重。更隐蔽的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发育不全,政治决策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可能造成贪污腐败现象。三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外流,特别是熟练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跨国公司利用高薪优势,雇佣东道国的现成人才而不注意在当地实施培训计划,从而使发展中国家遭受双重损失:既损失大批教育费用又不能使用经历数十年培养出来的人才。

四、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

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甚至包括思维方式,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既无法反对,又无法回避,惟一的办法是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既是严峻挑战,更是巨大机遇。墨西哥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例证。10年前,墨西哥经济是典型封闭式的,1994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大量的美国企业进入墨西哥。墨西哥经济却并没有成为美国的,附庸,反而呈现出自主发展的巨大活力。1999年其出口额达到了1200亿美元,在世界的排名从签约前的第26位上升到第8位。这充分证明,发展中国家能否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关键看它是否能抓住机遇,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增强综合国力和竞争力。

(一)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使之更适应全球市场规则

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逐利,还是为最终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制度改革都是必要的。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制度变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在推进制度改革时,必须注意新建立的制度要承龃联系内外市场、内外经济的职能。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整体处于劣势,故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安排,显然不适合处于变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内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不仅由企业竞争力体现,而且涉及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是需要动员各个领域的力量才能完成的行为,必须有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配合;政府必须从宏观上对如何发挥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进行研究,制定政策,并加以规划和指导。具体说来,发展中国家在制订一个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必须首先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发展的时序性,不能急于求成。例如金融自由化,特别是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更应该慎重。急于开放金融市场,必然给国际投机势力以可乘之机。事实证明,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存在着重大的风险。无视这些风险,不严加防范,就会给一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要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一是要保持自身金融健康,防止泡沫经济,引入外资要适当,汇率制度要合理;二是要建立多重金融防线,这些防线应该包括:国际资金与国内资金的适度比例防线,引进的国际资金中的贷款资金与股本资金的适度比例防线,贷款资金中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的适度比例防线,股本资金中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的适度比例防线。

其次要保护民族产业并适时地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结构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产业结构是整个经济结构的核心与基础,它决定了整体结构的性质、进程和发展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产业结构的调整、转换,往往已经不取决于一个国家本身,而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充分考虑全球化的因素。一方面积极扶植本国的支柱产业,通过WTO的保护幼稚产业条款和保障措施来对重点产业给予一定的保护。另一方面抓住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从而加快经济的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对外贸易

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对外贸易,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积累大量资金,提供资本及生产资料,促进经济结构的演变;还可以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增强商品经济观念,提高竞争意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生产关系中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极不利的位置。发达国家利用其垄断优势,提高工业制成品价 格,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为改善贸易条件,发展中国家扩大对外贸易时,必须注意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减少国际市场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带来的损失;同时大力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减少进口开支;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减少因主要贸易对象国经济的波动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影响;还应从本国国情出发,实行灵活的贸易政策i调节进出口贸易,并利用优势,大力发展对外劳务贸易及国际旅游服务等。总之,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努力扩大对外商品贸易,积极发展对外服务贸易,以增强综合竞争力。

(三)注重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源培养战略

科学技术在全球的高速发展和加速传递,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机会。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吸取技术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可以根据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直接从比较高的起点开始,在技术水平、生产组织形式等方面利用和借鉴一些现代化国家已有的较为成熟的文明成果,并且注重自主吸收与创新,从而实观生产力的跨越。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21世纪的全球竞争实质是科技、教育和人才的竞争。随着全球化力量的不断扩大,世界经济正在被推入一个无国界竞争的时代。国际竞争方式除传统的国际贸易外,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大。竞争对手分别在对方国土上投资设厂,一国国内的自然禀赋资源成为本国民族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及子公司共同分享的竞争要素。各民族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更多地依靠人为创造的生产要素,如科学、技术、人才的比较优势。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新的稀缺资源,特别是电子信息、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人才出现了世界性的短缺。因此,加大对科技的投入、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对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展中国家必须树立人是最重要的资源的观念。一方面,有组织地进行人才开发,把对人才的投资看作是使经济真正现代化的投资;另一方面,积极地保护人才,把对人才的保护看作是对民族经济的保护。只有把人才的开发与保护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四)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国际竞争重要的组织形式。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甚至一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从长期看,取决于他是否拥有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和世界级的产品。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迫切任务之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引导和扶持有竞争力的企业组建大型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开展竞争。通过培育和壮大本国的跨国公司,以全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以获取全球化的最大利益。经过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行为,把对国内市场的消极保护转变为对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并据此分享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利益。

(五)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薄弱,单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具备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要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使本国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地域相同或情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彼此开放市场,以求实现更大规模经济和强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的能力,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探寻经济发展的出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更深刻地认识到联合自强的重要性。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许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这一方面还应该加强,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贫困“极化”现象,导致经济结构转型失败和社会不稳定;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居民收入普遍提高。

全球经济收益的分享———对国家层次的考察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之前,1960年—1990年的30年时间里,发达国家和非石油输出国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增长,而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的石油输出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根据美国宾州大学罗伯特·萨默斯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方法的计算,尽管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中有兴起者也有衰落者,但全球的收入分配状况并未发生剧烈变动,全球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不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的基尼系数相当高,在测算开始的1960年全球基尼系数为0.54,这一数值大大高于一般国家的基尼系数水平。以PPP方法为基础的测算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它们认为此种测算方法高估了其国民收入。若考虑这种意见,则全球基尼系数会更高。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剧烈变动。根据世界银行专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基于各国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数据使用PPP方法进行的测算,全球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625上升到1993年的0.659,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动。而在对基尼系数进行分组分解以后可以看出:国家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各国国内居民收入的差异。该项研究同样可能高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整个世界缺乏足够多的以国家为单位的“中产阶级”,造成了世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严重后果。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至迄今为止的时期,全球收入分配在国家水平上始终存在巨大的差距,但在不同时期其表现形式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发达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总体社会福利得到较大改善,少数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和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总体社会福利改善不大,甚至出现恶化趋势。而各国国内的差距均低于国家间的差距,换句话说,整个世界巨大的收入差距更多地是由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造成的。但具体到不同时期,则全球增长的收益分享存在明显差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的时期,由于较多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快,使得整个世界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不变;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则改变了利益分享的格局,发达国家从中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收益,只有很少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较高的收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从中受益。受益者和受损者———从个人的角度考察

根据米兰诺维奇的计算,在1988年—1993年间,全球的居民收入增长5.7%,而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收入最低的75%的人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加快以后属于受损者,其收入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只有25%的较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获得了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物质资本的流动更为自由,收益率提高,因而高物质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尤其是来自资产的收入大大增加,他们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受益者。高人力资本拥有者(高学历、技术拥有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收入提高的原因在于新经济条件下迅速变化的技术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这种需求使他们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中占得先机;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不仅限于国内,而且来自国际社会。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进一步拉动了高人力资本拥有者的市场价格,这种拉动效果不仅体现在国内市场价格的上升上,而且体现在高素质人才可以在世界范围寻找更高的报酬上。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要的受损者来自那些既不拥有很多物质资本也不拥有高人力资本的人群。低素质和低资本拥有者在世界范围出现相对供给过剩,就业竞争加剧,总体报酬水平下降。当然,一些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国家,通过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的创造,使其低人力资本和低物质资本拥有者的收入上升也是可能的,但这需要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进行调控,而且这种成功往往以其他国家同样竞争的失败为代价,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相对落后的经济都能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中受益。

经济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人群收入的影响可总结如下:

在发达国家,高人力和物质资本拥有者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收入快速增长。而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价格和一些鼓励性政策(如技术移民条款)使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其他国家的高人力资本拥有者,严格的资产保护又使其吸引了其他国家的高物质资本拥有者及其资本。但在这些国家,非熟练技术工人因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受到损害,只是由于其财政方面强大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才使得收入差距不至于迅速扩大。

在那些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国家总体福利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改善,但不同人群对增长的分享存在结构差异。高人力和物质资本拥有者同样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其收入在较低的起点上得到快速增长。在这些国家,由于劳动密集型战略的引入,国内的一些技术和非技术工人也可能由于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收益。但农业部门一般很难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加上相对较弱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收入差距扩大就不可避免。

在受损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就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后,其经济虽然仍保持增长,但整体社会福利很难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了改善。即便如此,经济全球化对其国内不同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影响也与其他国家类似,从而导致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收入分配: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可能改善分配状况,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分配两极化问题,而且国家对经济和分配的调控力度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可能被削弱,因此合理建构劳动和分配政策体制非常必要。

最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这既得益于改革,也得益于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世界贸易排名中,我国由1989年的第十五位跃升到2002年的第五位。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显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从个人的角度看,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推动出口的重要动力,同时出口改变了我国经济结构的特征,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增长,带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打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使我国居民收入和分配得到双重改善。我国居民普遍分享了对外开放的好处。

随着加入WTO,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这不仅指贸易,而且包括投资、产业开

放、人才流动等一系列非歧视的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引入。从国家的角度看,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利大于弊,而从分配的角度看,则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是多方面的:(1)我国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一优势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从而有利于扩大就业,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2)由行业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将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而被拉平;(3)宏观要素配置和劳动力市场配置的机制趋于合理,过多的行政配置资源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将得到改善;(4)加快非市场性的歧视政策的修正,形成平等的竞争机制。挑战也来自多方面:(1)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化速度加快,高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增长快,低素质劳动者收入水平停滞,在产业调整中失业的可能性加大;(2)沿海和内地、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将拉大;(3)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加大;(4)产业保护等政府调节政策将受到限制,国际分工会加大就业结构的变动,引起摩擦失业。

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发挥比较优势,改善就业和资源配置结构,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居民普遍受益。未来如何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同时警惕和避免一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分配两极化,进而引起经济动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经济全球化论文:怎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增强我国国际贸易竞争力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趋势已经超越了自身生产经济的增长趋势,这给全球各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都带来了不同水平的增长,包括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凭借着国际贸易的增长态势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在宏观经济评价体系下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我国需要把握好全球化经济发展带来的基于,提升国际竞争力,也是走向国际上的必然选择,更是国际贸易的需要。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际贸易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国全面抓紧了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基于,提升改革和开放的速度,为国际贸易的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成为了我国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潮中的最大受益国。当前无论是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量还是国家外汇储备和外贸利用数量,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我国在亚洲范围内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在世界范围内帮助亚洲经济实现国际贸易的增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力量。下图展示了我国在近些年来的对外贸易走势:

图1 1978年-201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情况

如今我国在国际贸易上的飞速发展已经开始逐渐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利益格局,资源格局和市场格局,我国也将进一步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战略

全球化的经济环境和开放的政策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同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我国的国际贸易需要进一步扩大规模,深化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对外贸易中也需要不断地突破壁垒。只有这样我国的国际贸易才有可能更加从容地应对好国际贸易市场的竞争与要求。

1.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

当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国际贸易在全世界的贸易格局中处于交底的产业地位,同时从事相关产业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局部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具有较快的增长幅度,但是相对应的国民收入却没有得到增加。我国的国际贸易应当在传统的产业基础优势上进一步扩大规模,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努力促进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改善贸易条件,在一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中进行渗透,缩小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这样才能够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处于更好的地位。同时我国也要处理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拓宽国际化贸易空间,扩大贸易规模,从大国逐步发展为强国。

2.深化产业结构调整

从我国的经济实际出发,国际贸易的改革需要完善市场体质,宏观调控体质和法律等等,推进改革中我国的国际贸易需要注意同时兼顾国内外的市场,发挥好两房市场的共同作用。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为数量增长,但是在当前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因此我国必须深化改革,在全球化的国际贸易格局中占据良好的位置。

3.打破贸易封锁壁垒

为了更好地适应国际贸易的需要,全球许多国家都开始逐渐取消了国际贸易的相关税金,因此在贸易壁垒上减少了大量的非关税壁垒,早在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我国就规定了在15年以后拥有市场经济地位,并且同时也承诺了如果我国能够提供市场经济的证明,那么就可以改变。我国可以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机遇,以积极地态度和高效的工作加速经济产业的升级发展,壮大传统的优势产业,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规避风险能力。例如我国的广东沿海地区可以申请电器市场,青岛沿海地区可以申请饰品市场等等,这些方式都可以帮助我国形成在未来国际贸易中的优势点。

4.适应国际贸易竞争

我国在参加全球化经济竞争中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按照市场经济来建立和帮助具有国际化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稳步推进,全球格局中逐渐出现了地区集团化的现象,同时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也加大了我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难度。

三、总结

总的来说,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要发展自己的国际贸易,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不能够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一方面自身发展还不够成熟,还需要更多的提升和进步,另一方面我国还在适应世界竞争的过程中,还需要利用国际竞争和经济市场来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实力。中国的市场在国际贸易中也要注重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起形成集团,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是国际贸易的发展需求,也是增强在世界竞争力的必由选择。

经济全球化论文:浅论经济全球化使非洲国际商法统一的论文

一 .经济全球化是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根本原因

正如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一样,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是当今国际社会法律发展的一大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成因是多方面的,而经济全球化是其根本原因。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深入发展,各国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频繁,跨国民商事关系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发生,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各国为了吸纳国际资金、技术和人员,无不在改善其国内法律环境,这样就需要各国法律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借鉴,这有利于各国法律消除差异,趋向统一;而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要谋求共同发展,保证国际社会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的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经济贸易交往的扩张和深化,则需要制定更多的国际条约来规范国际商事关系,努力建立起反映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法律环境。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世界范围内法律的统一化、协调化首先表现在民商法领域。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国家商人交易增多,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商人之间的跨国交易设立规则,进而推动世界范围内商法规则的统一。 因为“协调化的法律规则能降低交易成本,并因此促进国际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数十年来,国际商法的统一化进程已取得快速发展,主要表现为: 商人通过自己的机构如国际商会等创设或统一了大量的商法规则; 各国通过国内立法制定出与多数国家相一致的法律规范,从而使商事法律规范趋向统一。

国际社会通过制定大量的调整有关国际商事关系的国际公约,推动了国际商法的统一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意味着,处于边缘化状态的非洲国家根本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非洲国家积极推进市场的联合与扩大,而“市场的联合总是与努力对有关金融和贸易方面的法律进行协调的活动相伴而行” 。非洲国家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潜在好处,减少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中,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

二.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直接原因

消除法律的多样性,是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直接原因。法律的多样性在非洲尤显突出。非洲法律的多样性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单一国家内部法律的多样性。在一个非洲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习惯法。在殖民时代,一些外国法被强加于非洲本土法中,且二者继续存在。独立后,许多非洲国家采用联邦政体,使一国内部各地区具有依据本地情况进行立法的权力,而各地区的立法并不必然是统一的。

非洲国家之间法律的多样性。伊斯兰教在非洲广大地区的传播使伊斯兰法对一些非洲国家的法律也产生巨大影响。此外,当今一些非洲国家的不同地区在历史上曾被不同的国家占领,造成现在一些非洲国家的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类型的法律。因此,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把当代非洲国家分为普通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及混合法系国家。它们之间的法律必然存在巨大的不同。3?非洲国家和其他大陆国家之间法律的多样性。尽管非洲国家的大部分法律制度源于欧洲,但不能就此认为非洲国家的法律规则等同于它们所采用的欧洲国家的法律规则。即使法律制度同属一个法系的不同国家,在处理同样事情所适用的规则上也常存在很大差异。导致此种状况的原因诸如:各国法律发展或改革的步伐不同,各国的社会文化因素对法律的影响有别;现在许多国家乐于从其他国家移植一些法律规则和概念,这些国家并非总和移植国同属一个法系。非洲国家接受欧洲法后,欧洲国家法律的发展并非总在接受国中得到反映,而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本身也经历着内部的法律发展,这包括新的本土法的制定,对立法作出的新解释,以及对其他国家法律的移植等。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运动探析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它也是一种复杂的演化过程，它充满着矛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反映了世界经济的内在矛盾，又是这种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更好地把握其规律，就必须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及其运动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矛盾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反映本质特征的主要是竞争与合作、开放与封闭、整合与分化以及有序与无序等基本矛盾。它们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始终。

1.竞争与合作。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行为主体是在有限空间、有限时间和有限资源的边界条件下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当时空边界和资源容量在最初阶段可以相对满足各自主体的基本需求时，它们就可能处于与外部相互作用和竞争关系较弱、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状态。但是，一旦各自的基本需求超出了时空和资源边界的容量，它们为了争得各自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向外扩展并相互展开竞争则是必然的，“全球化过程使竞争的作用从一种手段、一种经济行动的特殊方法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了为了继续生存以至于谋求霸权统治而积极追求的一个目标。”[1](P4)这表明，竞争是世界经济运行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和活力之源。然而，所有主体所共处的空间和资源是以地球为其边界的，而且由于不断进化，不仅人类社会自身的关系结构日趋复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也更趋复杂。这种条件下，由于自发的竞争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经常引起国际的经济冲突和世界系统的动荡；不仅如此，还日益受到自然生态资源环境失衡的严重威胁。这就使它们在竞争的同时，又强烈地意识到对于许多共同面对的问题，只有通过合作并在努力实现共赢的情况下才可能得以解决，才可能有生存与发展得更好的出路。所以，它们又有着强烈的合作欲望和倾向，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采取合作的行为。这就是我们当今世界经济既存在激烈的竞争，又努力寻求相互间合作的客观现实。即“在一种意义上全球化被看作自由的全球范围的合作；在另一种意义上则被看作畅通无阻的竞争。”[2](P95)

2.开放与封闭。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共处在同一个地球的时空、社会及自然生态系统内，各国和各经济主体相互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因此，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融入到世界经济运行体系中，才可能使自身系统获取不断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才可能从世界经济发展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尽管融入此进程的主体有的是“先知先觉”，有的是“后知后觉”，甚至有的还是“不知不觉”。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各国的经济制度和各经济主体在总体上是不断地趋向自由和开放，如今这已逐步成为各自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与此同时，交通、通讯手段的惊人进步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更是强化和加速了这一趋向。但是，各国、各经济主体在某种方面和领域不断开放的同时，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它们在另一些方面又在不断强化自身的边界和主权意识，力求增强自身系统的独立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以保持自身系统质的存在和特征。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本土化”[3](P206-218)倾向就表现得更加明显。而且，即使发达国家在高唱贸易自由化、要求别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往往采取合法、合理和创新手段进行贸易保护。”[4](P23)这些实质上都反映出封闭性的倾向。此外，全球化竞争中形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组织及联盟，企业组织间的兼并、联合和战略联盟等，也都体现出开放与封闭的双重特性。它们在体系内相互间表现出更加的开放性，而对于体系外则表现出体系边界的相对封闭性。所以，这种双重性既存在于同一个体，又存在于不同个体；在不同的条件下或针对不同的事物，就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总之，作为经济系统单元，开放与封闭本身就是相对的，因为边界标志着单元子系统的存在和个性，它是封闭的界限，又是开放的边线。所以，每个经济主体都会根据各自的利益自觉选择开放与封闭的程度和方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曲折道路也正是这种矛盾作用的集中体现。

3.整合与分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一个不断整合与不断分化同时进行的过程。就整合来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它是通过自组织机制以“无形组织”和“有形组织”两种方法进行的。首先，世界各层次经济主体及各种经济要素间通过自发、自主的行为，自组织地形成并扩展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全球性经济系统，这种方式与过程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加速演进，这是“无形组织”的整合。同时，各经济主体、特别是各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为了减少系统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又自发地通过谈判和协商在一定区域和全球范围，不断整合成具有一定约束力并能有效协调的有形组织和体系，这是有形组织的整合。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类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及形式不断涌现，高潮迭起。比如，全球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以及区域性的欧洲经济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先后形成的数十个这类经济一体化组织，就是典型的例证。就分化来说，主要体现在主体层次的不断分化、经济因素及要素的不断分化，和由此导致的系统结构层次的不断分化，这些就如进化之树不断分化和展开。比如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最初是以国家为单一层次主体，以后逐步向上和向下分化为包括国家、跨国公司、国内企业，以及国际性的区域或全球经济组织和机构等多层次主体，它们共同参与并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机制和发展[4](P22)。与此同时，经济领域也在逐步分化为贸易、生产、金融等各方面，并且它们又在各自的领域进一步不断分化展开。正是如此，经济全球化的构建和演进才不断呈现多层次、多元化和多极性。总之，“在整个历史上，整合与分化的动态相互影响伴随着生长与发展的过程”[5](P137)。

4.有序与无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通过自组织和它组织过程的会聚和整合，使世界经济体系不断形成有序的层次结构和有序协调的经济运行秩序，从而促使世界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及相关因素依照一定的规律和秩序运行和演进。正如经济全球化历程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全球各层次经济主体及各类经济要素相互间通过市场的自组织和政府及国际组织或机构的他组织，使得有序的结构和秩序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外在到内在不断扩展和深入。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这种有序性既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既体现在静态上也体现在动态上；既体现在微观上也体现在宏观上。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广度和深度的扩展和分化，经济的各部分、各层次、各领域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关系更加复杂；又由于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自发性和随机多变性，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特别是在非线性作用机制下，这些会使系统结构和运行状态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断增加，因而时常会由于某个偶然局部失衡因素而导致整个系统的“蝴蝶效应”而产生金融或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主体、各要素间相互结合与作用所导致的系统有序性与无序性并存是客观存在的，世界经济发展演化过程中有序的运行和危机的时而出现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现象的原因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现象并非是偶然的，既有内在的根源，又有外在的影响。如果把它当作一个系统来看，它是各参与主体的微观行为、它们间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组织机制以及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

首先，它是经济全球化参与主体自主自利行为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中不论是哪类、哪一层次的参与者，都是独立的自主行为主体，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并谋求自身的利益。因此，各主体的行为和倾向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即使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刻和不同条件下也会有所不同。这就意味 着在微观层次，无论是某一主体的个体行为和倾向，还是所有各类主体的群体行为和倾向，本身都存在着矛盾的两重性。即它们的行为，不仅包含着竞争意识，也包含着合作的需要；既存在着对外的开放意愿，又存在着防外的封闭倾向；它既是有序之源，也是无序之因；既是整合的凝聚力，又是分化的推动力。总之，它是经济全球化演进过程矛盾性的微观基础，也是所有各类矛盾性的根源所在。

其次，它是经济全球化自组织演进内在机制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进程首先是根源于所有参与主体为谋取生存与发展机遇的自主自发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由参与竞争的各种力量所决定的。”[1](P8)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性经济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自组织的演化过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性质、特征、及运行机制都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自然它的矛盾运动也不例外。这是因为各类主体、各个要素相互组成不同类型的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子系统，尽管这些子系统通过自组织过程形成更大、更高层次的有序结构系统，但它们作为子系统的行为及演化趋势仍是各异的。它们在经济活动中既竞争又合作、既开放又封闭的行为，通过相互作用促成整个系统不断分化又不断整合、不断导致无序又不断形成有序；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平衡——打破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而不断转化发展的。正是这种自组织的秩序和机制才使系统更具有不断进化的活力和动力。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运动，既是其内在自组织机制运行过程的体现和结果，也是其内在自组织机制运行的客观要求。

第三，它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竞争与合作”、“开放与封闭”、“分化与整合”、以及“有序与无序”等矛盾现象，表面上看仅仅是世界经济系统内在矛盾和内在运行机制的反应，但从更广、更深的意义上去认识，它们是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系统演进客观规律的反映。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系统在一定阶段演化的表现，而世界经济系统进化又是一定阶段人类社会系统进化的一个方面或组成部分。所以，经济全球化“一直是人类生存状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展现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动力都是长期的过程。它们涉及人类的基本需要，即全球化的动力产生与人们扩大它们自己创造的秩序范围，以便为它们的福祉增加货物、服务和观念的需要。因此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3](P212)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大环境，经济全球化中主体的行为必须自觉适应这个环境，随其变化而变化。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演化机制和规律，影响并制约着经济全球化中主体的行为、相互作用的机制、乃至整个进程。科学的理论及历史进化的过程已清楚表明，以上分析的种种矛盾运动，本身就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中，它们实质上是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生态系统运行及演化的客观规律。因此，世界经济系统的演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必然遵循和体现这一客观规律。

通过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运动的深层根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矛盾运动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它是经济全球化演进的本质特征，它伴随存在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始终。

三、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运动的发展

从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及其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矛盾及其运动产生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主体的微观自主行为，运行及演进的宏观自组织机制，以及所处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系统的历史演进客观规律的约束。所以，它是客观的存在和必然的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这些矛盾运动的发展也将按照自身的演化轨迹和规律进行下去。但矛盾的某一方面成为主流趋势或具有主导地位是在转化和发展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后矛盾运动的发展方向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演化趋势。

1.竞争与合作的矛盾运动中，合作将逐步取代竞争成为主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各阶段，过去竞争一直处于主导的方面，决定着进程的特征和性质。但合作因素也随着不断在增强，它与竞争的相对地位在不断发展着转化。特别是在人类社会面对地球资源迅速减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经济冲突导致的系统风险日趋增大等各种威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要实现各经济主体自身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活动中加强合作、实现共赢是今后必然的选择。“一个有效的、开放的市场体系需要在各民族之间建立一个协调合作的全球框架，……只有通过把各种不同范畴内的许多社会——经济网络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他们以共同目标为取向，人们才能比较现实的希望实现社会公正、经济效率、生态的持续发展以及政治民主，从而避免一场（经济、宗教、政治或伦理的）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险。”[1](P11)因此，竞争与合作在今后虽然仍将并存，但合作的倾向和行为将更趋强烈，最终将取代竞争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而成为主流，这必将成为竞争与合作这一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

2.开放与封闭的矛盾运动中，开放将继续保持其主流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中，开始阶段是封闭倾向占据主导，开放因素却是微弱的和受支配的，随着进程的发展，开放与封闭因素此消彼长，封闭倾向在不断减弱，而开放倾向却在不断增强。发展到现在，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主流。尽管两者在政治、经济与军事形势出现大的动荡时经常会发生相反的变化，一些经济主体会依据暂时的形势更强调封闭性。比如在几次世界性的战争、经济危机、以及政治冷战时期，各国各经济体制间的封闭与割据就曾相当严重。但不管经济全球化演进道路如何曲折，开放相对于封闭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如今，开放已逐步成为这对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和主流趋势，这一发展趋势在今后也不会改变。

3.整合与分化的矛盾运动中，整合将逐步成为今后的主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分化与整合的矛盾运动随着进程演化一直在延续，“但是这两种相反的趋势并非总是和必然平衡的：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一种趋势或另一种趋势往往会占上风。”[5](P137)特别是整合将会随着这种进程成为主流趋势，决定这一矛盾运动的发展。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分化过程更多的是自发自组织过程；而整合过程，由于经济活动中人类社会处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除了自发形成“无形组织”的整合外，各国各层次经济主体通过自身组织扩展和联合形成更大、更高层次的组织，从而使有形组织形式的整合过程也愈加明显地增强。具有表现在，国家主体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这种整合过程，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演化中的一种潮流；同样，在企业经济主体这一层次，“我们可以把工业化社会过去200年的历史理解为：随着大型组织不断从先进技术中获得优势，我们设计大型组织的能力的提高，我们已经极大地拓展了组织存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组织比市场更为有效。这个结论既适用于政府组织也适用于商业组织，因为后者遵循的是类似的设计发展轨迹。”[6](P59)所以，这种有形组织的整合过程今后还将得到更大发展，整合过程也将容纳并决定着分化，主导着这一矛盾运动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4.有序与无序矛盾运动中，有序化是主流趋势。经济全球化演进中，有序与无序始终处于对立转化、相辅相成的运动过程。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世界经济系统的结构层次更趋复杂多变，不稳定性乃至无序性也在增加，这是客观现实。但是，各类主体乃至人类社会是理性的，他们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会不断做出相互合作、不断形成与扩展各层次组织、更加开放和协调以促成一体化过程等各种努力，这些都会促使这个系统朝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目标的要求有序运行和有序演化。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有序与无序矛盾运动中，有序化作为主导方面和主流趋势，过去和现在是如此，今后仍将如此，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规律。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经济全球化中矛盾运动的客观必然性，使我们能以积极的态度正视和面对这一现象；我们还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些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使我们能以科学的态度遵循和把握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与特征；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这些矛盾运动的复杂性，使我们能以系统演化的观点和方法，不断探求和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从而趋利避害，努力寻求各主体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更佳途径。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及中国的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大大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发生了某种质变。根据摩尔法则，信息技术革命使集成电路的集成度每18个月翻一番，每一代新产品（主要指“新芯片”）的生产成本降低一半。信息产业创造的产值会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不但会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会降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近十多年来，美国经济发展“一高两低”的实践证明了其正确性。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在总数已达7万亿美元的庞大基数上，连续123个月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平均失业率为4%、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创造了世界奇迹。

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带来的世界生产力的质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经济全球化产生了一系列新特征。信息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不仅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手段，而且造就了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新增长点。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产业。信息产业的优先快速增长会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增添新动力。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互联网。互联网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使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日益扩散到全球范围。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瞬间就可以与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鼠标一点，就可获取几千里甚至几万里以外的信息，从而打破了时间和空间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使地球变成了真正的“地球村”。这就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高了经济全球化的质量和水平。世界资本市场的资本金借助国际互联网能以“光的速度”从地球的一方转到另一方，国际资本可以迅速流入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迅速从一个国家或地区流出，这就加快了国际金融的全球化进程。当前，全球流动资本已达8.2万亿美元，全球证券市值高达29万亿美元。信息传播全球化和金融资本在全球的迅速流动使国际贸易领域掀起了一场新革命，电子商务就是这场新革命的优秀成果。人们坐在电脑屏幕前，就可以进入各种商店，销售或购买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跨国公司的领导者坐在办公室里，利用国际互联网管理、组织、协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小规模厂商也可利用互联网向遥远的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这就足以说明，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

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使各国各地区各大洲都处于一个联系紧密的生产、商贸、信息和通讯网络之中，迅速消除着经济的区域性，促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在取代“地域空间”。换言之，地域正在被网络取代，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区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之中，不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分离。这种分离与跨国公司、国际资本、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等）等日益扩大和强化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使各国经济政策和法规越来越受制于外部世界的框架条件即国际通行规则和国际惯例，迅速融于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中。在新的经济全球化巨大洪流中，经济国际化和企业经营国际化不仅规模迅速扩张，而且质量也日益提高。国际化的内容不仅包括商品、资本、劳动力等，而且包括信息、知识、技能与制造技术等。国际直接投资方式日趋多样化，影响越来越大，掀起了大规模资本流动浪潮。

对于生产力质变导致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人甚至否认这一事实的存在，认为这是某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媒体的有意炒作。然而，不管某些人承认不承认，这是客观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认识世界生产力的巨大变化、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特别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自觉地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生产关系的巨变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主要是美国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市场化把全球各国、各类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经济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国际化向全球经济纵深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国际化的高级表现形式。追根溯源，经济国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经济国际化于19世纪产生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无限扩大的生产经营能力，冲破国界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生产经营者“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经济国际化的精辟论述。但是，随着世界科技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国际化的范围越来越广、形式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规模越来越大。近40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扩大对外开放，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经济国际化由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的局面早巳被打破，它不再受国家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文化差异、国土面积大小的限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潮流，即经济国际化已发展为经济全球化。

在当今世界，商品、资本、服务、技术、信息、人才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快速流动，实现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哪里环境好、回报率高，资源就向哪里流动，谁也阻挡不住。资源的流动要靠市场。市场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商品和服务交换关系的总和，是不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因此，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经济市场化。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在发展市场经济，都在开拓国际市场。市场化使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经济逐步融合，使跨国商品与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形式日趋多样化，使世界各国（地区）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形成互相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经济全球化，市场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有市场就有竞争。全球经济的市场化使全球性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思想理念竞争、制度竞争、机制竞争、政策竞争和产品竞争、技术竞争、资本竞争、人才竞争交织在一起，使竞争呈立体化趋势。竞争的基础和中心环节是企业。企业之间的竞争特别是跨国公司之间的全方位激烈竞争促进了全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使经济全球化不断上新台阶。日趋激烈的竞争有可能激化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这就更需要各大企业之间、各国政府之间加强合作，更需要国际机构发挥越来越多的协调作用。现在各种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经济组织越来越多，区域化、一体化经济机构也越来越多。例如WTO、IMF、OPEC、APEC等，其国际政策协调越来越重要，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各主权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国加入WTO，积极参加APEC的活动，适应了这一要求。

作为经济全球化主体的跨国公司，为了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纷纷结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原来曾是竞争对手的跨国公司结成联盟，以对付新的竞争对手。如美国IBM公司与德国西门子公司合作开发电脑记忆芯片，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与欧洲第二大汽车厂商菲亚特公司相互成为对方的销售，欧洲跨国公司每年缔结的合作协定成倍增加，许多中小跨国公司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竞争对手。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之间的结盟也日趋活跃。目前，跨国公司广泛结盟已成为企业经营国际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反映丁跨国公司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在跨国公司广泛结盟的同时，全球跨国并购如火如荼。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测算，在过去10年里，跨国公司的全球跨国并购增加了4倍。其中，美国、欧盟的企业跨国并购最为迅猛，电信、医药和化工产业是主力军。全球跨国并购使一个个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应运而生，因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凭借最先进的技术进行的竞争称之为“超强竞争”。“超强竞争”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谁最大胆、最迅速地打破旧秩序，谁就能获胜。用迅速大胆的行动打乱竞争对手的心态和阵脚成为获取市场份额、提高利润总额的重要途径。对手越茫然不知所措，“超强竞争者”就越有时间在对手明白过来或作出反应之前赚钱。“超强竞争者”主要在对手处于惊愕莫名或陷于瘫痪的时间内保持其优势。当对手明白过来并作出反应时，“超强竞争者”原有的优势就可能丧失。“超强竞争”的日益加剧迫使竞争各方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实行最科学的管理、利用最佳手段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而为经济全球化增添了巨大的新动力。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衡，不平衡发展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平衡—相对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相对平衡”的互动史。每一个周期从不平衡走向相对平衡，都使世界经济的生产力水平上一个新台阶，使世界经济的规模和质量产生一次新飞跃。近十几年来，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多方面质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多。“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正让位于一个由全球参与者构建的世界经济。”（注：王烈、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法回避。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剧，信息技术的“数字鸿沟”在加深，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公的加剧，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全世界20个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是20个最穷国家人均收入的37倍，而40年前仅18倍；世界最富的20%的人口的人均收入为最穷的20%的人口的98倍，而40年前仅30倍。不少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历程中，却更加相对贫困，有的国家陷入极端贫困。在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大趋势下，世界资源的配置和收益分配主要靠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所关心的是“利润最大化”，不是“社会公平”。收益分配多寡的要素排列顺序是先资本、技术和知识，后土地、资源和劳动。发达国家掌握着庞大的资本、垄断着高新技术和新知识，必然获得巨大收益，发展中国家只能靠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获得微薄的收益。这是收益分配严重失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世界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他的《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了“循环和积累的因果原理”，以新的视角解释了地区间、国家间收益分配失衡问题。他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平等和水平差距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并且有积累性。地区间和国家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就是由这种“循环和积累的因果关系”造成的。在国际贸易中，完全靠市场的力量无法摆脱这种“循环和积累”，只会扩大差距。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科技水平高，管理先进，产品技术含量高、质量好、附加值高、竞争力强，发展中国家很难在竞争中获胜。在进行自由贸易时，发达国家依靠巨大的竞争力抢占和扩大国际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和其他事业的发展，进而形成向上的、越来越强的“循环和积累”。而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落后，企业和产品缺乏竞争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市场不断被挤占，工农业生产逐渐衰落，从而形成经济发展下降的、越来越弱的“循环和积累”。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市场机制“优胜劣汰、扶强抑弱”的作用，必然导致收益分配的严重不公和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

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竞争同时也扩大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在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相同制度下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日本式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美国经济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它强调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以达到充分就业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利润最大化；它强调个人自由、个人发明、个人创造、个人价值的重要性，鼓励创造、发明和创新；它强调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这种模式充满生机和活力、创造性和创新性。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则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主张实行混合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与私有企业并存，政府调控与 自由竞争相互补充，效率与公平兼顾，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相辅相成。尤其是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对经济活动、企业决策进行诱导和干预，依靠财政、金融、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官民协商、政企交流扶持财团发展；强调工人个人利益与企业集体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相结合，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利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趋于市场化、自由化的条件下，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处于优势地位，其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而强调政府主导和调控的国家包括西欧国家、日本等国则长期处于经济低迷状态。美国模式的创新性使其抢占了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制高点，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大发展，从而拉大了与日本和许多欧美国家高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差距，连续数年雄居国际竞争力排名之首，日本等国的位置则大大后移。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测算，美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从20世纪30年代的3%提高到90年代的4%；同期，日本GDP的年均增长率从4%降到1.4%，欧盟15国中荷兰、丹麦、芬兰、瑞典的GDP增长率有所提高，而德、法、英、意等国都在下降。这使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加剧。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有处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如东欧诸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等，它们都坚定地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但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改革开放的政策各异，因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中国、印度、智利、韩国等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菲律宾、巴基斯坦、阿根廷、非洲国家、东欧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有的国家还呈现负增长，因而差距在不断拉大。

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运动。参加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成分，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愿望，这对于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状况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战略和策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我国应有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和质变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及矛盾运动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如果我国不参与经济全球化，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及其发展不平衡的加剧说明了经济全球化的相对性、有限性和多样性。如果我国五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就可能受制于人，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样会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据此，我国必须有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制定和实施科学的战略和策略，趋利避害，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发展自己。

（一）深化改革，提高国际竞争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参与日趋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国际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企业是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的综合国力还比较弱，与世界上的大跨国公司比，我国企业的竞争力还不强。因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必须把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企业竞争力作为主要战略任务来抓。其中，在国家层次上，主要是尽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法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市场经济的成熟，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同时，还应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为企业科技进步奠定稳固的基础。在企业层次上，主要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搞好信息化建设、经营管理和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目标是创建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依靠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

（二）全面创新，不断提高经济国际化的质量。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我国许多省市和行业都已制定和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成效显著。今后，应坚持全面创新，不断提高经济国际化的质量。观念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先导，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必须不断学习，更新观念。不但企业应树立全新的观念，而且政府也应树立全新的观念。制度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抓制度创新，重点抓好宏观制度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两个方面，既要符合中国实际，又要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国际惯例。管理创新是全面创新的灵魂，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永恒课题，必须实行科学管理、全面管理，不断提高管理的水平和层次。技术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和内动力，必须建立健全合理机制，搞好技术开发、技术应用和技术扩散。产品创新是全面创新的载体，是竞争力的外在表现，必须不断改造传统产品，研究开发新产品，培育和宣传名牌产品，依靠名牌打天下。市场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归宿，必须确立自身的科学创新模式，实现从适应市场到创造市场的转变。

（三）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意味着国际分工更细，更细的分工要求更紧密的合作。我国已经成为WTO正式成员，应遵循WTO的法律框架和基本原则，与WTO其他成员加强经济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

（四）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必须认真贯彻实施。但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降低对外依赖程度。最主要的是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学会灵活运用经济全球化的规则特别是WTO的基本原则和有关条款，发展和保护自己；二是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和市场经济规律，不断深化改革，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经济贸易体制和灵活高效的宏观经济管理机制，卓有成效地化解和消除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五）保证经济安全，维护国家主权。经济全球化从许多方面损蚀着国家经济主权，给诸多国家带来了经济安全问题。特别是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观念和主权观念受到了巨大冲击，信息战愈演愈烈，直接危害着国家安全和经济主权。经济主权是国家对本国经济所拥有的最高领导权和决策权，是对国家经济利益的最高权力。而国家经济利益又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所谓保证经济安全，实际上就是保证国家经济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受侵害，保证国民经济正常有序运行。国家主权问题不容讨论，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集团、任何个人侵犯；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紧密相连，不允许受侵害。我们必须制定和实施科学完善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和策略，切实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维护国家主权。

（六）努力发展科教事业，积极培养优秀人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控制高新技术的制高点，谁就能把握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权，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越战越强。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平衡，主要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的不平衡。贫富差距、强弱差距，主要是科技和人才的差距。因此，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的策略是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发展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努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培养人才周期较长，难以满足当前的急需，因此，在积极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应积极从国外招聘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比培养和招聘人才更重要的是使用人才，应深化改革，强化竞争机制，健全激励机制 ，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源全面发展的良好氛围，才能用好人才、留住人才。

经济全球化论文: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理论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再次成为支配世界发展的新趋势。这次经济全球化无论在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推进速度上都超越了以往。本轮经济全球化与早期的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建起一套对全球市场开放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包括WTO的多边经贸规则体系，IMF和世界银行主导的金融开放与援助发展的全球规则体系，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的跨境制度规则体系。其意义在于：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初步建立全球（地区）通行的国际市场规则和行为规范。

本轮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市场经济成为各国经贸联系的共同基础。从全球范围内看，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亚、中东欧等国家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反思，开始了由国家动员和配置资源以启动发展的体制转向了以市场为基础的体制改革；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赢得全球竞争优势，也开始对各自长期实施的市场管制、干预和保护体制进行体制结构调整。正由于世界各国对发展市场经济、加快市场化改革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经济全球化才可能得以顺利发展。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两大主题。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现有的以国际组织、多边协定、非政府组织和地区组织构成的国际体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但冷战后形成的一霸多强的国际格局，使和平的国际环境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9·11”事件之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一项主要议题，使全球多极化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出现了新的转机。在促进全球发展方面，冷战结束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已明显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要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就必须建立全球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约束机制（制约以实力替代规则和不遵守规则等问题），就必须确定危机发生时的全球调整责任和解决机制（全球预防危机的政策协调等问题），就必须管理和协调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平衡、不稳定增长问题（全球的宏观调控），就必须建立促进发展和保护弱者利益的再调节机制等问题。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早解决，一旦各种矛盾交织激化到一定程度，全球化进程仍可能会出现逆转和倒退。

目前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谁来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过去全球利益矛盾的激化往往导致武力和战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当今的全球利益矛盾和冲突应更多采取谈判与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使如此，当今的全球市场机制和规则，并不能有效解决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国际合作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全球发展机制中的政策协调问题。如果全球贫富不均的“马太效应”日益扩大，被边缘化的国家、组织及弱势群体势必将成为经济发展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因此，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要逐渐形成一套国际通行的市场开放规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在新规则制定时应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制约用实力誊代规则的不良倾向。中国入世后，将在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建设和新规则制定做出贡献。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现有体制的新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全球开放，这就必然加剧全球竞争，改变现有的国际分工和交换格局，形成对世界各国现有体制的激烈冲击。这种冲击和影响是全面、深刻的。它不仅要求世界各国进一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和开放市场，而且市场开放的范围从传统的货物市场扩大到服务市场、农产品市场、知识产权市场、金融市场、电信市场以及各类要素市场，最终实现全方位的市场开放；不仅要求有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以便利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且要求各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和财产结构对外开放，以适应企业跨国并购，建立全球生产和经营网络的需要；不仅要求开放贸易、投资和生产等经营性活动，而且要求开放各国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通讯和金融基础设施，以适应IT革命、物流革命、组织管理革命以及推行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发展需要。同时，经济全球化还要求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必须是开放透明的，实行非歧视原则，并接受国际监督。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制正面临着重大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综合国力的较量已取代军备竞赛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的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贸易体制、科技教育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形成改善供给效率，挖掘增长潜力，建立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和政策平台；就要求各国调整本国的企业制度、企业组织管理、企业创新机制，形成适应全球化的微观基础；就要求开放本国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电信、物流等领域，发展全球竞争力。

在现阶段的全球竞争中，金融创新和跨境金融联系的不断扩大，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全球化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跨国并购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发展全球生产和经营网络，已成为全球化中“超国家”的重要力量；提升全球综合物流的运作能力，重视人才、知识管理和创新活动，已成为现代企业取得竞争能力的关键。这一系列变化，对各国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提出了新的挑战。

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从两个方面对民族国家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在逐步让渡给“超国家”的组织和机构。这包括：(1)国际多边协议和规则要求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部分让渡。如WTO规定的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实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多边贸易协定；IMF规定的实行货币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以及健全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等规定。(2)各种国际机构规定的经济主权部分让渡。如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劳工和妇女权利保护等，都会制 约本国政策的实施和有效范围。(3)地区一体化组织规定的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一体化协定以及各种跨境宏观政策约束等项规定。在欧洲，已明显出现了各民族国家融合为大邦联经济体的趋势。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正面对着微观组织变化的蚕食。如跨国公司、非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微观组织形成的对民族国家政府作用的影响和制约等；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的跨境扩散及影响，对民族国家的传统管理方式也带来诸多的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转变。

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当代，一方面传统的资本主义转化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如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欧洲大陆的福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其他国家实施的各种混合体制的市场经济；同时，全球化也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大拓展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也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向市场经济。在全球化时代，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制度竞争成败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必然是各种不同的市场体制相互混合、相互竞争，各种体制同时并存、不断变革的时代。只要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探索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不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种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各国经济管理体制能否适应未来的变化，能否通过体制创新创造出更有生命力的新体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体制上。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正在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新形势，客观上迫切要求加快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

本轮经济全球化仍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这就必然涉及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同时，如何保持和发展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既处于全球化的上升阶段，同时其固有的内在矛盾也不会消失，而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激化和爆发。因此，从长期看，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获得复兴而不是终结。

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一是加剧了制度竞争，必然形成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压力。在没有可供借鉴的现成模式和发展经验的情况下，就迫切需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制度创新。

二是加剧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竞争，必然形成综合国力较量的压力。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加快调整束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机制和政策，建立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能够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加快推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是增强中国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中国科技创新的重点：一方面是把国外和本国自主开发的科研成果有效地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并应用创新科技改善传统产业，发展新兴服务业；另一方面，则迫切要求提高中国的全民族文明素质，包括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

三是加剧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必然加大社会经济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压力。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微观基础和产权结构的改革，培育和发展一批有核心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扶持和提升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化的实力及能力。同时，应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及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尤其是建立和完善覆盖城镇与农村地区的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健制度、扶助贫困地区及弱势人群的社会自愿援助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等。

在中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从实际出发，把富民强国放在首位，充分利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和发达国家创造的先进生产力来发展自己。同时，要在全球体制竞争中保持、发展和完善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

（二）经济全球化对完善中国市场体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的新变化，势必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重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扩大丁市场配置资源的边界，使大企业有条件在本国、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选择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微观规制改革，放松政府管制巳成为各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重大政策调整；股东资本主义正替代法人资本主义，促使各国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势必对僵硬的经济管理体制产生重大冲击。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不仅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开放，而且要求中国未来的体制对全球变化趋势有更灵活的反应能力和调整弹性。

二是将对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开放型经济，将导致国际经济环境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国内经济，从而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的运行和稳定。国际作用机制主要包括：(1)周期的影响。如全球经济减速甚至陷入衰退，将通过对外贸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股市、汇市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等渠道对国内经济增长和发展前景产生严重影响。(2)政策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占世界经济总量大的发达国家，根据本国宏观经济形势而采取的货币、财政收支、利率、汇率政策以及对外经贸政策，都会通过国际传递机制对中国宏观政策产生影响。(3)外部冲击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外部冲击主要影响中国宏观增长态势。而在中国结构转型和大的体制调整过程中，外部冲击很可能加剧国内经济的不稳定。(4)产业的影响。当国际上出现大的结构转换时，国际产业新分工体系及产业转移，跨国公司的竞争战略调整及创新浪潮，都将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产生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及早建立适应全球化变化的新调控体系，从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需求变化与增长潜力等方面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最大限度地抵御和消除国际经济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三是对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化环境中，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占据主体地位。要提升企业竞争力，就要创造更便利的企业创业环境，更宽松的企业创新体制条件，更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以及以完善市场竞争环境为中心的微观规制制度。现阶段，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力重点已转向了服务经济、知识管理以及发展全球运营和管理网络体系的阶段；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跨国公司，其竞争力重点也开始转向高增值制造业、应用和创新科技产业以及为大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制造、营销与研发等领域。发展中等技术、中等增值含量的制造业，发展精细、高效，特色的多元化现代农业，发展金融、电信、物流和专业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中国下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将转变为全球化的综合战略。这将对中国传统的微观经济管理体系提出更大的挑战。

四是将对中国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当前，金融一体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贸易全球化规则体系，正在向建立在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方向转变，由此将引发全球经济体系的根本变化。在金融、技术和服务成为国际竞争的新手段的条件下，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包括金融衍生工具在内的风险管理市场体系，发展与国际连接的信用、结算和信息网络体系，有效打击网络诈骗和犯罪，加快金融和信息网络化基础设施建设，都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新的挑战。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影响

本轮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传统的进口替代体制或出口导向体制开始转向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无疑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基准。要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建立一个对内外资、内外贸、内外企业都适用的非歧视性的、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和市场体制，既是WTO规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从国际的一般发展规律看，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首先要求国内有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包括：运作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都共同适用的竞争政策，比较完善的市场秩序管理规则体系。国内市场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才能更有效。而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则是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推进的，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全球化环境中发展开放型经济，比在国内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加入WT0后所面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压力和难度，甚至超过了1979年的改革开放。

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规则的基础上，要及早研究和制定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和长远目标的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战略。这包括：一是始终把握住市场开放不能损害中国根本利益的原则；在短期内不能形成对中国主要产业、企业、就业和国际收支的过度冲击；不能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产业安全和制度安全的底线，做好应对预案。二是在全面履行市场开放承诺的基础上，下大气力从体制上解决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创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建立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制定以供给效率为中心的税收、外汇、信贷、研发支持等激励机制，完善定位明确、廉洁高效的政府职能。三是研究和制定开放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扶持和保护政策体系。充分利用WTO的例外条款、特别保障条款以及发展中国家特殊对待的相应条款，在履行承诺和重守诚信的条件下，通过立法、行政和社会力量，扶持和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基础产业和敏感产业。同时通过立法制定相应的扶持和保护措施的执行、终止、奖惩、修订及监督程序，以及这些措施有效性的评估机制。四是要建立宏观预警、监控和保障机制，把可能发生的外部冲击、内部不确定性扰动以及中长期结构转型时期的风险，控制在可预期的范围内。同时，进一步完善微观的风险管理体制，包括建立抵御外汇风险、资产风险、价格风险等风险的管理工具。

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加快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的转变。在全球化竞争中，体制竞争是第一位的。要建立有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体制软环境，政府职能转变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就要求我们以加入WTO为契机，把企业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尽快地归还企业；把政府的职能真正转变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来，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和完善。目前，中国现行的政府管理方式和政策手段，在许多方面还不适应这个要求。包括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完全确立起来，一些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比较严重；政府职能定位不够清晰，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行政管理体制、方式在许多方面不符合应对全球化的基本要求；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法律规范和保障，经济运行和管理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调整、清理和解决，将严重制约中国企业应对外部竞争压力的能力。因此，加快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的转变，建立适应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新体制，在未来5-8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其次，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建立新的产权结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要求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要有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现阶段所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要求所有制结构是开放的，在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坚持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到国内来投资办厂，并且会同更多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组成各种形式的合资企业。因此，只有不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保持所有制结构的开放性，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外国企业到国内投资的需要。实际上，包括外资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有利于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也要有利于支持、鼓励和引导民营、个体以及外资企业的健康发展，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为各类企业的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环境。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要由国家控股外，鼓励非国有制企业、个人和境外投资者以适当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

再次，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全球化环境中，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避免无序恶性竞争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更大、范围更广、任务更加艰巨，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更要考虑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确定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进一步完善和增强宏观调控手段，防范和化解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国内经济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保持宏观经济的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促进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后，参与经济全球化还要求建立和完善同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又有利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的差别，主要在于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除了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其他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而且要按照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建立同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规则，便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五、完善中国的涉外经济体制

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的涉外经济体制，在外贸体制、利用外商投资和扩大对外投资，汇率制度和形成机制，以及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等方面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进行改革和完善。

首先，在外贸体制改革方面，要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需要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逐步降低关税、减少数量限制和规范配额管理，按照非歧视原则对外国产品和服务实行国民待遇。同时要借鉴和采用国际标准，推进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建设，有效实施健康、安全、卫生和环保等方面的检查检疫和疫情监控，防止有害物质和生物通过贸易渠道入境。针对当前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等手段，加强对外国反倾销、反补贴的磋商和应诉，维护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合法权益。实行外贸经营资格登记制度，逐步实现放开各类企业的外贸经营权，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对外经济贸易体系，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为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当前迫切需要抓紧制定和完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增大对外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建立健全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中国国情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

其次，在利用外资方面应继续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利用外资政策， 改善投资环境，逐步对外国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有步骤地开放银行、保险、电信、外贸、内贸、旅游等服务领域，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制定统一、规范、透明的外商投资准入政策。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或企业外，取消对其他企业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型企业，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积极探索利用收购、兼并、风险投资和投资基金等各种方式来促进利用外资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采取鼓励政策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的老工业基地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优势产业发展等。继续合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用好银团贷款、融资租赁、出口信贷等国际商业贷款。强化外债的全口径管理，加强外债的监测和短期资本监管，保持合理的外债规模，优化债务结构，健全责权利统一的借用还机制，防范债务风险。

再次，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市场发展跨国经营，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促进国内成熟产业和过剩生产能力向外转移，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提高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能力。通过在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在体制上和政策上予以保证和支持。重点是建立健全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相关领域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支持。同时，也要完善境外投资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外投资的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资本外逃。

最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外汇管理体制及汇率制度，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同时，逐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为人民币最终实现完全的可兑换创造条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外国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和投资基金也会逐渐进入中国市场，而国内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也为扩大利用资本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逐步开放资本项目下的资本流动并最终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既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必然要求。当然，资本项目的开放也意味着中国的金融市场最终将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国际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的风吹草动会更加迅速地波及国内，从而要求进一步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监管，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经济全球化论文:再度审视21世纪经济全球化问题

［摘要］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过程，认识与了解这个过程中的特点、将产生的冲突、矛盾，以及我们的付出和所得，是我们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选择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策略的关键之所在。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趋势　代价　冲突　策略

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五种趋势：全球化、区域化、信息化、自由化与市场化。信息化主要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革命正在带动世界经济步入信息化的时代。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计算机互联网络的广泛应用，大大加速了信息传递和世界金融与贸易市场的运转速度。自由化主要是指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1995年1月1日WTO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的建立及全球有组织的自由贸易新时期的开始。APEC在促进亚太和全球的贸易与投资自由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市场化则主要是指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市场取向。尽管这些国家在经济转轨方面采用的方式不同，成效也差别很大，但经济市场化程度都有所提高，从而有利于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经济全球化进程在21世纪将进一步加快。这是因为：其一，科技革命正在迅速发展，许多科技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生命工程、新能源技术、纳米技术等正在取得不断的突破，并应用于生产。由于各国的优势领域不同，客观上要求加强全球经济技术合作。其二，冷战后，妨碍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政治樊篱正在逐渐消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都在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妨碍全球经济合作的经济体制性障碍大大削弱。其三，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大量问题，要求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进行这种合作提供了越来越完备的手段。从2O世纪,9O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将在21世纪里以更加迅猛的发展速度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 9个方面。

1、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高，全球性的科学技术竞赛将进一步加剧。制定正确的科技发展战略，选择适合本国特点的科技发展模式，是各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新世纪的领先者仍将是掌握先进科技者。这其中网络技术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互联网的普及提供了加强各国经济联系的新纽带，互联网将不断提高金融、贸易、企业全球经营的效率和质量。知识将成为新世纪生产要素中的一个独立成分。哪个国家能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国家就能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

2、国际贸易将有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比世界GDP年均增长速度高一倍以上的趋势，在新世纪将继续延续下去，这一趋势的长期的量的积累，已使国际经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关系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国际分工和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这一趋势，将随着金融全球化而不断得到新的推动。此外，国际贸易在新世纪将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继续发展，国际分工将进一步深化，国际贸易将维持较高增长速度。

3、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将继续迅猛发展，跨国公司将持续推动企业的跨国兼并浪潮。企业的跨国兼并是优化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是规模经济的需要。企业的跨国兼并也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壁垒，模糊民族国家的经济界线。各民族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生产的主要组织者。

4、金融业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①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资产证券化，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资产证券化对投资者来说增加了投资机会，多了选择种类；对金融机构来说，改善了资产流动性，提高了资金周转效率；对整个市场来说，扩大了市场规模，增加了市场活力。证券市场对全球资源配置所起的支配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②金融全球化，资金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交易的币种和范围超越国界。具体包括：市场交易的国际化、市场参与者的国际化。金融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有利于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共同增长。③金融自由化，是从20 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逐渐放松对金融活动的管制甚至取消一切管制措施。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有利于资源在各国间的合理配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活跃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资产证券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得金融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占据主导地位。

5、世界经济组织的作用日益加强，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WTO、OPEC、APEC等。此同时，改革世界经济秩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各国际组织的内部或外部的斗争将非常激烈。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该遵守和维护现存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威。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打破少数大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的垄断与控制，积极推动对现存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与发展。

6、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人类社会还将面临严重的贫困问题和环境问题。可持续增长应成为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然而，如何实现增长模式的转换仍是各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问题。

7、区域性经济合作与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世界经济区域化（或称区域集团化）的进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也明显加快。1984年4月，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联盟国家提出了建立“单一欧洲经济区计划”。1993年1月1日，欧共体即按1985年6月的协议如期在1992年底建立了实行商品、劳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内部统一大市场。 1991年12月欧共体还决定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并从 1999年1月1日起发行欧洲统一货币--欧元。2002年7月1日欧元的惟一法币地位最终得以确立。在北美地区， 1994年1月已在美、加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吸收墨西哥加入而建立起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在亚洲，东盟已建成具有10国的“大东盟”。现在东盟正计划到2003年前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并已决定将原先的18个成员增加到21个。亚洲金融危机所提供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很难独自抵挡实力雄厚的国际资本的冲击。而现有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难以或不愿意对受到冲击国家提供及时的帮助，或这种帮助的条件无法令人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地域上接近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把希望寄托在邻国（或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帮助上。

8、经济风险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相互渗透。这就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震荡可以迅速波及全球。国际互联网络的发展，加快了这种经济风险的传播速度。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防范各种可能的风险，缩小其对全球经济的破坏程度。金融风险的防范，将是21世纪国际合作的一大主题。经济霸权主义和经济利己主义有可能使一部分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这是经济全球化在21世纪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风险。防止这种风险的惟一正确途径是实现国际经济交往的民主化和国际经济结构的多极化。

9、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社会影响。经济全球化在21世纪的不断深化，将不断加深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使各国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加，这样，必然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促进世界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各国领导人和政府的政策选择余地缩小，这必然有利于形成国际关系的民主与合作气氛。最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从积极方面看，外来文化可以丰富本国的文化，带来更健康、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从消极方面看，外来文化中的颓废主义、黄色文化、利己主义甚至邪教也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在一个国家里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破坏一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如何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趋利避害，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代价之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将成为一种常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超过30％，个别国家则达到了50％－60％。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成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具有紧密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将所有国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1997年泰国的汇率危机，很快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性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和拉美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性金融动荡。国际游资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之一。作为一种超越国界的巨大的金融力量，国际风险制造者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全球性金融动荡的制造者或推动者，扮演了危机传染的主要媒介物。60年代的美元危机，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汇率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每次都令人震惊地表现了国际游资的巨大破坏力。自60年代起，尽管各国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对国际游资实施控制和监管的方法，许多深受游资冲击之苦的国家也曾努力加强资本管制。但总体而言，这些探索和努力收效并不明显。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贸易迅速一体化的环境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断下降，国际游资可以利用各种渠道方便地绕过或躲避资本管制。

代价之二：各国经济主权的独立性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欧盟经济体发展的历程表明，随着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各成员国经济主权独立性则不断下降。从早期的关税同盟，统一农产品价格、汇率联合浮动，到单一货币欧元出现以后的统一金融政策，无不说明各成员国的财税和货币主权已逐渐让渡给超国界的欧盟协调机制。而这种经济主权的让渡曾使许多成员国付出不小的代价，甚至多次危及欧盟经济体的存亡。对于欧盟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其经济主权（特别是在财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同样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经济主权的主动让渡。从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权主动让渡。总体而言，这种让渡对于有关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们能够从中得到期望的各种回报。另一种是跨国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主权的侵蚀。其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国为了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合法避税已为世人熟知，通过这种手段或其他渠道在国际间进行大规模资金转移对东道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消极作用同样难以让人忽视。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汇率动荡时期，跨国企业常常是大规模货币投机的主要责任者。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应当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各国资本帐户的逐渐开放，不少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重挑战。在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形势下，这些国家感到了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维持汇率稳定之间的激烈冲突，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保持货币独立性的艰难和巨大代价。1992－1993年导致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泰国汇率危机、以及巴西汇率动荡、2002年年初阿根廷的货币危机，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冲突和由此产生的连带反应。在上述危机过程中，几乎每个国家最终都勉强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同时在汇率动荡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事实上，对于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一国能否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个问题，早在6 0年代初，马库斯·弗莱明和罗伯特·蒙代尔曾在各自的论文中先后谈到，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两者之间的明显矛盾。他们认为，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下列三项目标中的两项：完全的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上述结论被后人称为“蒙代尔三角”。这个分析框架清楚地显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自由流动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基本经济现象，因此，一国要想保持汇率的稳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跨国私人资本让渡货币主权，或者必须以汇率的经常性动荡换取货币主权的独立。

代价之三：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正进一步扩大。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这个过程中，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也使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或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83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4%，即后者等于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这一比例降低为1.6%，即后者为前者的62倍。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虽然我们已经说明，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在与处于边缘地位、作为劳动主要拥有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义汇率下降导致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在过去10多年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汇率出现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的名义贬值自然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名义值减少。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高达20％－50％的货币名义贬值，就使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倒退了10年（贺力平，1998）。况且，由名义贬值引起的实际贬值又将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在国际交换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代价之四：是人类居住环境的退化和恶化。市场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基础上的市场扩张）、城市化、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富者的过度消费及其消费模式的“传染”、“普及”效应，是地球环境退化和恶化的主因。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劳动分工和布局的大转移，发达国家已专注于高附加值的非污染的知识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了工业制成品和资源密集实物产品的主要产地，成了全球环境代价的主要承受者。许多发达国家和全球性公司不但没有为地球环境恶化承担更多责任，反而自私地推卸责任。

三、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观念价值冲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价值与观念的冲突，甚至尖锐的利益对立。

其一是经济价值的冲突。经济全球化进程存在着一个悖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愈推进，民族的经济利益问题愈突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更新产业结构，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拓展新的市场，利用廉价的人力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来降低生产成本，缓解了发达国家面临的生产相对过剩和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虽然存在着这种互补互利的一面，但也存在着经济利益尖锐冲突的一面。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收益不均现象十分严重。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发达国家以每年5000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毒或危险的废物，把发展中国家变成自己的“垃圾场”。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世界上绝大部分有毒污染是发达国家造成的，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了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全球化的“污染转移”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竞争。民族利益是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联系在一起的。世界的资源和空间是有限的，这势必引起民族利益的冲突；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弱小或落后的民族在其经济发展中必然要受到严峻的挑战。幻想经济全球化会带来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放弃自我保护，只能导致毁灭性的灾难。如若不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及管理制度，迅速发展本国的经济，增强竞争能力，就难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再度落伍。

其二是政治价值的冲突。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决定了政治利益的冲突，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资本的扩张导致政治的扩张。少数发达国家为了实现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最大限度地拓展世界市场、攫取别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必然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充当霸主。由少数经济和政治大国挑起、操纵或发起的名为捍卫“人权”或“道义”的国际争端、侵略战争闹得全球不得安宁。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本国或本民族的利益，对霸权主义发出了“不”的抗议。二是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原则产生了冲击。高科技手段、市场经济和资本扩张超越了国家的疆界，超越了民族相互隔离的界限、个性、差异，增强了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稳固地位受到了挑战：跨国活动和跨国主体的急剧增加，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一些西方学者以资本无祖国为前提，推导出国家无主权的结论，鼓吹“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消失论”。这种观点为少数发达国家干涉别国内政、肆意践踏别国主权提供了辩护。事实上，各个民族国家都拥有自己的主权。在一定范围内与世界经济接轨，对外开放，并不是放弃国家主权。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导致国家主权的弱化。越是彼此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加强协作，就越有利于国际争端的解决。相反，如果不尊重别国的主权，或者不注意保护自己国家主权的安全，就会对别国或者本国利益带来危害。

其三是文化价值的冲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为文化的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学习。但是，经济全球化没有也不可能造成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事实上，在一些生活方式、文化观念越来越被人们所共同接受的同时，某些文化上的民族差异性乃至对立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比以往更加明显或突出。文化观念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冲突上。西方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要求。一些发达国家试图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念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不仅搞经济和政治的扩张和侵略，而且进行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从而强化而不是削弱了觉醒的民族文化意识。文化的发展具有特殊的规律，它同一定民族的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越是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文化，往往越具有文化的价值和生命力，因而也就越能走向世界。民族隔阂的消除，不仅不会削弱文化的民族性，反而会大大地加强全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使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的对策。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其作用的两重性和现实中的种种价值冲突，我们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善于利用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给我们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积极利用外来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发展我们的经济，增强国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同时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尽量避免和减少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消极影响和危害因素，努力保护和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保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和优势。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下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分析

【内容提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会的深层因素；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文章在此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进行探讨。

【关 键 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

【 正 文】

一、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随即上升至国家安全的优先位置，国家经济安全开始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首先从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上去把握。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起始条件既是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也是决定其经济安全内容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起始条件上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现代市场经济通常具备如下特征：市场结构完备，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无障碍；市场竞争充分、公平并有统一的规则；价格信息充分；市场活动主体的产权明晰。对照上述特征，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目前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不完全与不完善性。以中国为例，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具体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各地区自给自足现象十分严重，国内市场被分割为许多狭小的封闭性地方市场，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步伐缓慢，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的程度、各种要素市场放开的程度和完善程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市场竞争规则缺乏公平性与统一性，不同经济成分发展条件不平等；地方保护主义使区际贸易壁垒名目繁多；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仍在探索之中，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十分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极为不利。按照经济学理论，在一个竞争不公平且不充分的市场条件下，价格体系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价格信号的失真会使价格失去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作用，其后果是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市场竞争的不公平还会抑制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的明星企业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2、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具备一个发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从目前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尚有两大突出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渠道不畅，部分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不能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致使职工的切身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全社会筹集到的社保基金难以满足其承担的义务要求。二是社会保险机制的覆盖面过窄。部分城镇下岗职工、农业剩余劳动力仍被排除在社保机制之外，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待业人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内的低收入人群的大量存在，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3、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主要表现在外债负担重、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和金融市场开放步伐过快等三个方面。以墨西哥和韩国为例，1992年墨西哥外债达1060亿美元，1994年墨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1997年10月底，韩国外债总额达1100亿美元，其中2/3在一年内到期。外债负担重是造成这些国家汇率低估、货币贬值的重要因素。而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的情况在中国比较明显。1995年底，中国国有银行总贷款为4万亿元，其中9000亿元是呆账，约占总贷款的22.3%。高不良贷款率使中国银行系统显得脆弱。此外，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墨西哥）金融市场的过早开放客观上为国际金融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数量庞大的国际游资始终是威胁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一大隐患。

二、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层因素

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巩固和提高其优势竞争地位。发达国家战略意图从本质上看具有“争夺性”和“霸权性”两种属性。争夺性表现为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不断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加快进行经济渗透以此来争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霸权性”是指巩固和提高发达国家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霸权”地位。发达国家推行这项战略的政策举措有：维护现有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技术封锁；把持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维护和加强“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上，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和“国际规则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梯度的中低层次，而将自己放置在国际分工梯度的高阶梯位置，以此来形成能使国际分工利益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的国际分工格局。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它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而且还在事实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性，这会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抵挡发达国家传递经济危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能力。在技术封锁上，发达国家严格管制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统计，世界最大的569家企业（基本上属于发达国家所有），只有10.6%把技术创新放在国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直把持着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如世界贸易组织的“绿色会议室”小圈子商议制度，能够“入室”商讨制定游戏规则的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制定和修改游戏规则的发言权的决策权。因此，现行国际游戏规则一直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和不合理性，它偏重照顾的是发达国家利益，而忽视或损害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利益。

三、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环境，当代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竞争更加激烈；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更为便利。世界经济的联系方式已从过去以国际贸易为主，转向以资本跨国界流动为主、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新的发展态势。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深，使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大挑战。这种来自经济全球化方面的挑战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下降两个方面。这种推断基于以下两点：

1、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为生产要素所有者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为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提供了利益诱因。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是资源所有者做出的经济选择行为，这种选择行为是建立在成本——风险——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对资本而言，规避风险，寻求收益的最大化是其进行跨国界流动的决定因素；对人才而言，是否进行跨国界流动取决于其流动的预期收益与流动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当人才由跨国界流动而获得的异国就业收入远远高于其在流出国工作收入和流动费用时，人才跨国界流动的现象便会增多。由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则为资源所有者的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从现实情况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生产要素收益水平的悬殊，会为发展中国家稀缺生产要素流向发达国家提供利益诱因。由此可见，市场力量的作用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受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政策因素看，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竣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开放压力越来越大，开放市场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发展中国家通过政策的作用来达到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越来越显得无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2001年12月11日开始生效，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中国承诺：关税减让的实施期最长可到2008年；逐步取消400多项产品的数量限制，最迟可在2005年1月1日取消；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在加入后1至6年内逐步实施。又如：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政府承诺自1994年1月1日起，墨西哥将在10年内完全取消彼此间的农产品关税；在7年内取消对美、加银行及保险公司的限制，在10年内取消对证券公司的限制。韩国的市场开放程度本已很高。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解救危机，韩国更是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如取消对外汇、资本流通和利率的所有管制，逐步允许外国接管和收购部分韩国金融机构，开放国内汽车市场等。

2、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的下降是影响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讲，它显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部稀缺生产要素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消极意义上讲，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增多也会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比如，短期外资的大量流入极易产生泡沫经济，而短期外资的大量撤走则会导致泡沫经济的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就是由于短期外资大量撤走而引起的泡沫经济破灭的例证。泡沫经济破灭后最终承担损失的是发展中国家。可见，伴随着生产要素大量流入与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更替，萧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此外，由市场开放而带来的外国长期资本、技术和商品的大量流入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产生巨大冲击。在外资企业、外国产品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人才流失、失业增多及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会逐渐暴露出来。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会加重社会负担，但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从历史的、系统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时，自然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但由封闭而带来的落后和贫穷从长远看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国内、国际的因素，同时又有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影响而产生的新因素。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全球化中去系统地研究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安全问题、解决经济安全隐患所应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

其次，经济安全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亦同样存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低梯度层次的发展中国家是最易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链迅速向世界扩散，发达国家亦不能幸免。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经济安全。正视经济风险的客观存在，努力消除威胁经济安全的隐患，不断增强自身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还是一个长期性、多变性和可控性的问题。当前的经济安全并不代表永久的经济安全；某一时段出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会一蹶不振，振兴无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不消除来自内部的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其经济安全问题便会失去立身的基础；如不善于化解来自外部世界的不利因素，则其经济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计，解决的出路在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是正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也是正相关的。所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当务之急。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能靠保护的办法去实现，积极的态度是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政策把民族企业推向全球竞争的行列。

最后，还应看到，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无论是从市场因素上看，还是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上看，都明显受到削弱。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等同于其具有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稀缺生产要素（长期资本、技术、人才等）吸纳能力、引导能力、控制或减少稀缺生产要素流出国境能力以及对国际游资的控制能力等方面。发展中国家提高这些方面的能力，出路并不在于其政策是如何优惠，自然条件是如何优越，而主要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共环境水平。因此，努力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与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公共环境，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

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门研究人们在既定约束函数下为达到某种目标函数而作出行为选择的科学。保险监管模式其实质是研究保险监管机构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为达到保险监管的某种预期目标而作出的监管行为的选择方式。其监管模式的初始选择取决于其初始的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的限制。而其模式的动态变化则是保险监管机构根据初始目标函数或约束函数的变化乃至两种函数的同时变化而作出的动态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下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转换

从世界范围来看，150多年前，现代保险监管模式诞生便选择了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并一直朝着正向强化的方向发展。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保险监管出现了改革势头，逐步放松了对保险业的管制，其保险监管模式逐步由严格向宽松转化，主要表现为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监管于一体，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使保险监管受益于银行、证券监管的技术和信息优势；放宽对保险资金投资领域的管制，支持保险企业上市和兼并，推动金融混业经营；放松对保险条款、费率的管制，以保险人的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集保险业的监管与服务于一体。

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转换与经济全球化下保险监管的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第五次并购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席卷而来，以银行业、保险业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产业是这次全球并购潮中的重中之重。外部竞争环境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种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诱导了西方金融业的金融创新，导致金融业务的相互交叉，使得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三者的行业边界逐步淡化。但遭到了建立在唯一的稳定性目标之上的严格的监管模式（即银行、保险、证券业分业经营，保险企业内部寿险、产险不得同时经营以及三者分业独立监管）的强约束限制。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持续近一个半世纪的保险监管的稳定性目标函数，并对保险监管目标函数加以修正，由一维的稳定性目标转为多维的目标函数，即稳定性目标、效率目标（改善本国保险竞争环境，推动本国保险业的新一轮发展）和扩张性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保险市场，并为发达国家组成更为强大的金融保险跨国公司进行新一轮兼并创造条件）以及其他目标。其中，效率目标是第一性的，它是实现保险体系的长期稳定性目标和长远扩张性目标的前提条件。因此，放松保险管制，建立密切配合的保险监管模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各保险监管机构的必然选择和努力方向。

二、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特点、假定前提及其效用分析

与西方现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相比，中国现阶段保险监管从整体上仍然属于较为严格的监管模式，其独特性表现为：(1)单一的分业监管机构。1998年成立的中国保监会为全国商业保险的主管机关，独立行使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2)直接的实体监管方式。着力于对单一保险企业的直接监管，即通过一系列法规条文严格规定了保险企业的经营准则，如保险企业的创设制度以及业务监督、财务监督、人事监督制度等等，并由保险监督机构（保监会）贯彻执行。而对保险业整体的间接的中介监管指标——偿付能力要求不高，采用单纯的固定最低资本额模式，监管力度不够。(3)严格的监管内容。对保险企业的监管内容不仅涉及范围广，并且限制性很强。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对保险企业的组织监管，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我国《保险法》规定内资保险企业创设的开业资本最低限额为2亿人民币，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这一规定不仅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相关要求（如英国为10万英镑，日本为3000万日元，法国为500万法郎），也远远超出了我国对一般股份有限公司开业资本100万人民币的要求。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则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而对保险企业的组织形式仅限于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第二，对保险企业经营活动也作了严格的限制。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在经营范围上不能兼业兼营；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保监会制定，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监管机构备案；保险人的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方面。

中国现行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当且仅当在下述假定前提条件下发挥效用：(1)完全封闭经济或次级封闭经济环境，即在一国经济下，假定不存在外部保险力量的竞争或外部保险力量薄弱，对内资保险企业的竞争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2)内部保险市场的不完全性。包括保险市场主体不完全、保险市场客体不完全，尤其是保险市场结构呈现出强垄断性，即一国国内保险市场结构为完全垄断型或寡头垄断市场模型，并且保险市场容量很大，保险需求量强大于保险供给量；(3)计划机制在一国保险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在保险市场中基本上不发挥作用，即便发挥作用，效果也不明显；(4)保险业为一国的幼稚产业，其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保险业处于一国的初级发展阶段；(5)资本市场不成熟，资本市场自身的投机性风险很大；(6)保险监管体系处于初级形成阶段，包括保险法规体系不健全、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自律组织不成熟；(7)保险市场缺乏信息传导机制，信息不对称现象尤为严重；(8)保险监管技术落后。对保险业的监管尚未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更难以建立起以偿付能力为中心的全国性保险监督预警系统；(9)社会宏观经济稳定，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并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保险业的发展；(10)国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缺乏必要的保险知识和保险识别能力。

根据上述假定前提条件，我们将中国保险业步入经济全球化之前的保险监管模式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分析其适用条件和效用状况。其中，第一阶段为1980-1991年期间。这一时期先后仅有英、美和日本的16家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和联络机构，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几乎处于完全封闭的经济环境之下；而中国保险市场上仅有四家保险公司，截至1991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占当年全国保费收入的98%，中国保险市场近乎处于完全垄断市场模型；1991年保费收入仅为239.7亿元，保险深度为1.11%，保险密度为20.93元。（注：周骏、朱新蓉、李念斋主编：《2001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第208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保险业是中国新兴的幼稚产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险资源完全通过计划机制配置；资本市场几乎不存在；保险监管体系尚未形成，保险监管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机构管理局的保险处，并仅有一部临时性的、行政管理性的保险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对保险企业的设立及其经营、财务等方面均无具体规定，法律效力不明，保险监管乏力；保险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垄断，缺乏透明度；宏观经济尽管出现过两次较大的经济波动，但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仍为8.7%。（注：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整理。）上述现实条件与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假定前提条件基本吻合。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这一时期的效用较大。主要表现为：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强，保险企业经营性风险很小。然而，由于存在对保险企业的过度保护，保险管制费率过高，保险企业获得巨额垄断利润，使得保险供给量难以达到社会最优需求量，垄断势力造成的无谓损失大。从整个社会效用来看，这一时期保险体系稳定性大于效率，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政府失灵。相对而言，其监管模式使这一时期的政府有效高于政府无效。

第二阶段为1992-1996年，这一时期是中国保险业迅速成长的时期，保险市场开始实质性地对外开放，自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开始，这一时期出现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但外资保险力量未能构成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威胁，可以说中国保险业仍处于次级封闭的经济环境之中；中国保险市场由四大家保险公司扩大到9家保险公司，但四大保险公司垄断着中国保险市场，尤其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占绝对垄断优势，中国保险市场处于寡头垄断甚至完全垄断阶段；由于外资保险力量的介入和国内新生的保险供给主体的加入，这一时期保费收入由

1991年的239.2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77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7.72%，保险深度由1.11%上升到1.14%，保险密度由20.93元增加到110.65元，（注：周骏、朱新蓉、李念斋主编：《2001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第21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在中国保险领域验证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尽管如此，整体上讲，中国保险业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险资源仍主要依靠计划机制配置，市场机制开始引入保险市场，但存在严重的缺陷；保险监管体系处于初步形成阶段，1995年中国第一部正式的保险法规《保险法》颁布，保险监管机构由原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处升格为保险司，专门负责保险市场的监管。这些均为保险监管的法制化、正规化铺平了道路；中国资本市场初步形成，但市场发育程度很低，其运行缺乏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投机性很强；保险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阻隔，信息传导机制尚未形成；宏观经济虽出现过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仍高达11.58%。（注：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因此，这一时期的现实条件基本符合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假定条件。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这一时期的边际效用和总效用均较大，一方面体现为存在着较高的相对效率，中国保险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保险企业获得了远远高于世界保险平均利润率的报酬。另一方面，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并没有因保险业的快速发展而受到影响。主要是因为：一是这一时期保险企业数量不多，市场竞争程度不高，保险公司能获得高额的利润，因而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未受到保险业高速发展的冲击；二是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实际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1.58%）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保险业的稳定、发展；三是这一时期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注：1993-1995年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高达13.3%、21.7%、14.8%。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不仅没有对中国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反而产生了较强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存在着较严重的效率损失，具体表现为：第一，中国保险市场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现行保险监管模式未能及时有效地引入规范的市场机制，导致中国保险市场无序竞争的开始，规范中国保险市场竞争行为的监管目标几乎化为乌有，为后来低效的保险监管留下了"后遗症"。第二，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管制，使得保险费率仍大大高于边际成本，投保人的一部分消费者剩余为保险人侵占。第三，1993-1995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投保户保单的现金价值贬值，既严重侵蚀了投保户的经济利益，又影响了保单的保障性。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正面效应大于其负面效应，政府监管相对有效。

综上所述，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1980-1996年间取得了预期的监管目标，即实现了保险体系的稳定、微观层面丰厚的利润以及宏观层面民族保险业的高速发展，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保险业所处的现实环境与其监管模式的假定前提条件基本吻合所致。

三、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保险监管面临的现实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中国保险业的封闭经济环境已为中国保险市场较大规模的对外开放所打破。截至2000年6月，外资保险公司的分公司有1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10家，1家外资保险公司正在筹建，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的代表处有202个，其中一百多家外资保险公司提出申请，等候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伴随着中国加入WTO的日益临近，近5年内中国保险市场将对外资保险公司全面开放，中国保险业即将置于开放经济环境之下，国内保险市场的国际竞争程度将趋于白热化。与此同时，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重大的调整，自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7次银行利率大幅降息，年利率由调整前的

10.28%降为现在的2.25%。在这样的现实状态下，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必将受到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计划机制配置保险资源在实际运行中遇到障碍。经济全球化给中国保险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而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计划管制，诱使保险企业通过提高保险佣金和变相回扣提高市场竞争力，长此下去，其结果是保险成本不断攀升，加之资产运用手段单一，资产收益得不到保证，经济效益急剧下降。保险企业的实际费率已到了危险的边界，最终会导致某些保险公司破产，投保人的利益也无从保护。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也使得中国保险体系呈现出严重的危机。中国现行保险期限结构的不对称，我国保险公司多以长期负债为主，资产运用却以短期的银行存款、国债为主，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狭窄，央行的七次降息，导致寿险公司的资金盈利能力日趋不足，出现严重的利差损失。加之1992-1996年中国保险业盲目的数量扩张，年均保费增长率29.6%，使得中国保险业在现行保险监管模式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偿付能力压力，中国现行保险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危机。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内外竞争的加剧，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导致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某些重大的假定条件不能有效地得到满足。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不仅效率目标难以实现（保险企业盈利逐年下降，保险业发展速度逐年放慢），而且初始目标一稳定性也无法达到（内资保险企业的长期偿付能力和国内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均遭到严重威胁）。实践证明，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至少是不完全适用的。

然而，经济全球化下，也存在着现行保险监管模式适用的其他诸多假定条件。主要有：(1)内部保险市场的不完全性。一是保险市场结构的高度垄断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和中国人民人寿保险公司两家的市场份额仍高达70%。二是保险市场主体的不完全性，不仅表现为现有保险主体资格存在问题，而且保险市场中介主体残缺不全，保险公估人缺位。三是保险市场客体的不完全性，表现为97%的再保险市场为国外再保险公司把持；(2)计划机制在保险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严格的产品报批制度使保险公司缺乏充分的产品设计、开发自主权，保险公司未能成为保险市场的经济主体；(3)保险市场缺乏信息的获取、加工、披露、反馈的良性循环机制，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保险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显然，中国保险市场的微观基础仍很不健全，存在较严重的无序化竞争行为；资本市场尽管有较大的发展，但尚不规范成熟，其投机性风险仍很大；中国保险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尽管近20年来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速度较快，但据有关资料统计，1999年的保险深度仅为1.7%，保险密度为110.65元，而1998年世界平均保险密度为271美元，瑞士则高达4654.3美元，保险业发达国家宣扬保险深度都在10%左右（注：周骏、朱新蓉、李念斋主编：《2001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第21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现行保险监管体系不完善，尤其是保险法规不健全，保监会1998年才成立，保险行业自律组织极不完善；保险监管技术落后，尚未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指标体系，全国性保险监管预警系统更难以设立；国民文化素质仍然较低，尤其是保险知识普遍缺乏，保险判断能力很差。这些现实条件仍然适用于现行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而不适应于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因此，从近期来看，不能完全放弃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经济全球化下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使得中国保险监管机构不敢轻易放松对保险企业的管制。

以上静态地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约束条件下为达到不同的目标函数（稳定性、效率），中国保险监管机构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动态地看，在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业的既定约束条件下，两种保险监管模式的目标效用的比较为（图

1）：

图1 两种保险监管模式的目标效用比较

附图

显然，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既取决于目标函数的难以确定，同样也取决于时间维度的考虑。某一阶段的保险监管模式的具体选择在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长期均衡和可能导致的短期失衡之间的权衡，其监管的具体模式必然处于上述两种模式的边界之内。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应逐步向国际通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过渡，其前提是必须改变不符合宽松保险监管模式的现实约束条件，并随着其约束条件的变更，对现行保险监管模式进行渐次的边际调整，以避免短期严重的失衡，最终形成完善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以实现保险监管的稳定性、效率以及适度保险民族保险业的目标。为此，中国保险监管应致力于下述几个方面：

1、理顺国内保险市场的微观基础，如明晰保险公司的产权，健全保险市场的主、客体，建立和完善保险市场的信息传导机制，逐步放开保险费率的管制，引进规范的市场竞争机制，确保保险市场的稳定有序的竞争环境，以达到当前规范性监管的目标。

2、进一步规范中国资本市场，变短期的投机性市场为长期的投资性市场，从而为拓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建立稳健的投资环境创造条件。

3、健全保险监管体系，尤其要根据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业的现实环境变化适时地调整过时的保险法规，并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完善现行保险监管机构和保险行业自律组织，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

4、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借助各种宣传手段，培育国民的保险知识水平和保险辨别能力。

5、根据中国保险业的国情，借鉴西方先进的监管技术，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偿付能力指标体系，逐步将一年一度的年终检查式的事后监管转变为以信息传导机制为基础的日常监管，最终向风险监管模式过渡。

6、在当前坚持"分业经营"原则的同时，加强在某些金融产品经营和金融业务领域的交叉试点，尽快建立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部门的协调、对话制度，为最终混业经营、统一监管打下基础。

经济全球化论文:浅谈经济全球化下的跨文化广告传播

论文关键词：经济奎球化；中国广告业；跨文化传播；正确对策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它给我国广告业带来巨大的影响，国际跨国公司的进入．民破品牌的振兴，要求中国广告融入全球．进行跨文化传播，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采取相应的对策，迎接挑战。

2000年9月7日，中华入民共和国主席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指出，“经济全球化是随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现代科技的进步、先进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产生。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近10年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

这一精辟论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广告作为我国的新兴产业，也在顺应这一潮流，参与全球竞争，融入到全球中去。为振兴民族经济服务。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及其对我国广告业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历来学者对其定义有多种说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界的说法为:

“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成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靠性增强。”一般认为，全球化最早开始于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那时英、法等西欧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继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同时也摧毁了亚、非、拉众多的文明古国，把西方的一套社会制度、文化制度、价值观强加给这些经济落后国家。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方方面面。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的日新月异，为全球化注入了强大动力，它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也更加深远。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广告业的影响

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巨型跨国企业为了更多地打入市场，要求和鼓励广告公司兼并国外的一些独立广告公司或同国外的一些规模相等的公司合并，从而获得广告业全面、准确、快速的世界性服务。与此相伴的是广告业的国际化和跨国广告公司经营活动的全球化越来越明显:

1986年，萨奇集团先后兼并巴克基斯波尔沃格、特德公司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广告集团，年营业额达成114亿美元。1987年。英国跨国集团WPP以5.66亿美元购并智威·汤普森公司:同年，英特帕布力克集团与林斯顿·坎贝一爱华合并。1989年WPP又以$.6亿美元兼并跨公司奥美集团，营业额猛增至于60亿美元，超过萨奇而成为全球广告公司的“‘巨无霸”。国际广告业也进入了全球化的时期。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步确立，投资环境不断完善，许多国际广告公司也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截止到1997年6月。我国的合资广告公司已达433家，世界上约有250家跨国公司都在华设立了分公司、我国广告公司按广告营业额所排出的前50名中，合资或外商独资的广告公司占到了22家。跨国公司凭借其所拥育技术、品牌、资金上的优势严重地冲击着国内广告公司。

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过程中。需要塑造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名牌。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外贸出口猛增，也出现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外向型企业，它们能制造出世界一流的产品，但品牌知名度不高，所以在国际上许多“MADE IN CHINA“的产品就意味着‘“一流产品、二流服务、三流宣传、四流价格”，严重地削弱了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树立品牌，要求我国广告的积极介入，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进而强化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全球化提供多方位的策划、宣传服务。.这也是广告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二、跨文化广告传播所应采取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文化的全球化，广告传播即是信息传播，也是一种文化传播，它是在一定的文化区域里进行的。因此广告的信息必须适应当地文化特点。从广告内容上看，广告的目标是向特定的公众推销产品、眼务与观念。这些特定的公众都是受该文化区域文化传统影响的，理解这些差异的广告制作犬将会取得成功，而忽视它们的将会失败，当中国广告要参与全球竞争，进行跨文化传播，这就要考虑世界各地区的文化特点，让他们能够了解中国广告人制作的作品，而我国广告在戛纳国际广告节上屡屡受挫，在国内深受好评的作品却在国际上倍受冷落，说明在跨文化传播方面，要求我们必需积极地寻找对策。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粗浅的看法。

(一)立足传统文化、保持特色

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并不是包袱，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传统。现代广告调查表明:国际公众在消费活动中，极其重视商品的文化色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现象，即在商品宣传和营销过程中，越是有文化、民族色彩的东西，就越容易得到国际公众的认同。

五千年的文化史，先人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精华，与现代先进的制作理念、制作技巧相结合。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一些优秀的广告公司利用古典文化作品作为素材，制作出来的广告作品深深地打动了受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西游记》里，蜘蛛精在盘丝洞百般引诱唐僧。而唐僧却“坐怀不乱”。使其未能得逞、台湾华懋广告公司在《西游记第七十二回孙悟空吸尘除垢盘丝洞纤尘难容)，孙悟空成了“打黄”卫士、从‘“怀中取出国际牌(NAT10NA1.)吸尘器，启动四百三十瓦无人能挡的超大吸力。遇法则吸，逢丝便清大型防撞条游走四方灵活运转，刹那间盘丝洞寸丝难容，一尘不染，蜘蛛精自知无处存身，识相离去”。这则广告利用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故事，很快受到观众的认可，从而打开了销路。

(二〕面向全球、尊重各区域的文化特点

中国广告欲走向全球，就要求把目光投向全球，尊重各地区的文化传统，使我们的作品超越本民族的文化视野而融入到销售的本土文化中去，符合各地区受众的捎费心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受众的消费习惯、消费方式、对商品和服务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与他们的传统观念相适应、与他们行为模式相吻合，便能较容易被接受，反之，则会令他们难以接受，那种在不了解对方文化观的前提下就进入国际市场是十分危险的举动。在跨文化传播时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针对不同的目标受众，适当调整广告诉求点

由于各地区文化传统不一样，他们对同一广告信息的理解也不同，这就要求广告诉求点必需与该区域受众的期望和抱负能产生共鸣，如:富豪( VOLVO )汽车公司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心理，提出不同的广告诉求点，如针对法国人追求高雅、浪馒的民族特性，诉求的是地位和休闲;在瑞士因其是山区国，道路弯曲不平，诉求的是安全可靠;在象墨西哥这种发展中国家，则诉求价格的实惠·;烟草巨头万宝路公司1996年初在中国策划了“万宝路贺岁锣鼓比赛”，震天的鼓声和鼓手鲜红的装饰，红色象征着吉祥、幸福.与新春的喜庆气氛相融合，既符合中华民族的特点，易为中国受众所接受，又不失万宝路广告中西部牛仔渲染的雄壮、野性的阳刚之气的本意。在香港，为了迎合追求雅致的都市情调，把西部牛仔的形象换成了衣着华贵的、拥有轿车的成功年轻人，从而取得成功。

2、广告信息不能触犯当地的禁忌

首先，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是一个地区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对当地的居民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个企业在该地区拓展业务之前，务必要了解当地特色的风俗习惯.育的放矢地做市场促销，否则将受到抵制，甚至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如穆斯林国家禁食猪肉、印度教徒则不食牛肉。精工钟表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广告中用了这样的主题:“人类创造了时间，精工表使之完美。”马上接到观众的投诉，因为马来西亚人大部分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他们认为是真主.而非人类创造了时间。后来广告语改为:“人类创造了记时法，而精工使之完美。”高露洁牙膏在马来西亚井拓市场时，在广告诉求中一再强调它有助于增白功能，而该地区却以牙齿黑黄为高贵的象征，反而通过咀嚼槟榔来使牙齿变黑，显然这则广告是在帮倒忙。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民族都有他们自身的特点.我们制作广告前应充分的了解。

其次，要遵守当地的法规，法规是在一个地区和民族文明的产物，各个国家也育不同的特点。在许多欧洲国家.如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对比广告是非法的，1996年，菲利浦.莫利斯公司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欧洲广告活动、它利用的一份科学研究报告指出:被动吸烟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对非吸烟者造成危害，该报告还认为被动吸烟比吃饼千和喝牛奶还要安全，结果该公司因为广告中把烟草和其它产品相比较另外还有做烟草广告的嫌疑而被禁止播出，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3、语言的翻译要慎重对待

语言是广告信息的载体，选用恰当的词语才能在该区域有效的传播信息，否则会引起误解，如我国的白象电池翻译成英文为“white elephant"，而该英文词还有“无用而累赘的东西”之意;“帆船”牌地毯直译为英文“dunk carpet"，而Junk在英文中另一意为“垃圾、破烂”。这种带有令人反感的译名，怎么能指望受众接受你的产品呢?为避免类似间题的影响，可以通过聘用当地的机构进行操作等方法。

(三)理智地对待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

全球化的过程中，在西方文化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民族文化怎么办，中国广告全球化是否排斥本土文化呢?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笔者认为，全球化与本土化并非存在着根本矛盾，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排斥民族文化的兴盛，而各民族的繁荣也利于推进文化的全球化，广告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可能完全脱离原有文化的特质，真正优秀的面向全球的广告是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寻找到不同文化区域共通的契合点。通过这样有效的沟通，民族文化也更好地参与国际交流，从中汲取营养，也不断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

可喜的是，我国的一些广告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努力并取得了成功。2002年2月8日，广州九易广告公司选送的“中国广东移动通信沟通从心开始(牵手篇)”荣获第三十届莫比广告节影视类第一名，该节是全球最具权威的三大广告之一，实现了中国广告“零的突破”。在作品中，选择“牵手”来作用为表达理念符号，而载体是儿童，因儿童是纯洁、真诚的标志，儿童是未来的希望:“一种来自中国的声音。引发全球的回应，在童声合唱《欢乐颂》旋律伴奏下，来自美国、法国、印度、马尔代夫，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突破心灵屏障穿越地域的界限，奔聚在一起，手牵着手连成一体……”。这种对和平、团结的追求，对儿童的关爱之情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所共有的，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祟尚和平、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相一致的。本土化和全球化二者很好地融为一体。

总之，广告毕竟产品宣传的一种手段，任何好的广告作品都是以优良的产品为前提和基础的。正如美国著名广告人奥格威所说:一个非凡的创意必然来自一种出色的产品。随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科技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的优秀企业也将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好产品。"MAIZE IN CHINA”的产品在世界上越来越有竞争力，也必将越来越受到各国用户的喜爱。借此良机，中国广告业也将插上腾飞的翅膀，把我国的优秀产品推向世界。广告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优秀的文化为依托，这样广告才更有内涵、更有生命力。著名的广告制作人傅杰曾说:面对全球化，要不断地开放自己，追求积极的变化，而最后不变的就是我们根植的传统文化。正是凭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开放的全球化思维，使其制作的作品在国际广告节上实现“零”的突破，为我国广告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树立了很好地傍样。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交往与人的发展

[内容提要]　人的发展与社会交往有密切的关系，交往的方式和水平体现了人的发展的程度。而社会交往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社会交往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水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交往具有不同的特点，也对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为了人类的共同发展，消除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个人发展的畸形状况，人们必须采取措施，提高社会交往的水平。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社会交往　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过程中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除了生命本质外，还有社会本质。人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具体而言，包括人的各种潜能获得不断展现，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不断完善，人的劳动能力得到不断发挥，人的社会关系不断趋向和谐完美，人的个性不断彰显等。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辩证统一性，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为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呈现不同的阶段。当前，人类已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新的时代使社会生产、社会交往等都具有不同特点，也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一

人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着，“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一切社会关系不外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人在交往中所形成的所有关系的概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交往”(Verkehr)有较全面的概括。就一般意义而言，交往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人群共同体之间互相沟通、相互作用、彼此了解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过程，是人们之间实现了的社会互动。

马克思把交往与生产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揭示人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因此，一个人若能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多种领域和世界范围的交往，就会同无数其他个人甚至同整个世界进行普遍的交往，使个人摆脱地域的和民族的狭隘性，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丰富而全面的社会关系，实现自身的发展。

交往的方式和水平体现了人的发展的程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交往手段和方式的变革必然推动人的发展进程。人们的交往形式同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和他们的存在与发展状况相适应。当社会历史条件发生改变，原有的交往形式必然或迟或早地得以改变，从而形成了有一定特征的交往形式的序列，“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人的发展的过程性、上升性。人类的交往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交往。“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这种交往“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规定性”。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交往充满了物化、异化情形，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商品货币关系表现出来。市场经济又使社会交往日益普遍，伴随着普遍的物质交换，人们的需求和社会关系得以丰富，为实现人类真正的普遍交往创造了条件。然而，商品经济时代又是产生“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第三个阶段是真正的自觉的普遍的自由的交往，是人类理想的交往形式。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的普遍性“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是人的个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总之，社会交往有一个历史演进过程，也反映了人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

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历史划分为民族的、地方性的历史和世界性的历史，而且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及由此所导致的普遍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而“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但他们总是站在全球的高度来思考社会生产、社会交往和人的发展。

社会交往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社会交往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水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全球化，社会交往包括交往主体、交往内容、交往手段等方面较之以前都有很大不同。

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交往主体多元化。有社会主体、民族国家主体、集团主体、个人主体；有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文化组织；有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交往除了个人之间、组织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交往，还有个人与组织、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民族、组织与组织、民族与国家、国际组织与民族或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交往，等等。总之，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交往主体更加复杂化。同时，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交往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全球化由经济交往拓展至政治交往、文化交往，还有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交流与碰撞。

而且，人类将计算机网络技术运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等各个方面，使人类的交往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进而使得人们的交往范围、交往方式、交往水平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为全球性社会交往提供了实质性的基础，从而把人类的交往实践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们的交往范围扩大了。长期以来，时空一直是限制人们交往的主要障碍。信息社会消除了具体的时空等天然的物质屏障，将不同时段、不同行业、不同民族国家的人 们带到电子空间里进行交往，人类交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尼葛洛庞帝说：“在广大浩瀚的宇宙中，数字化生存能使每个人变得更容易接近，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心声。”而且，人们的交往方式进步了。以前，人们受时空限制只能进行直接交往，而且只能是近地空间的即时交往。信息化时代，人们可以凭借高科技特别是网络技术，克服种种限制，一个人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而“随心所欲”地进行交往，真正实现了全方位的交往。

总之，经济全球化打破了天然的时间地域的限制，客观上造成了罗兰·罗伯逊所说的“世界的压缩”、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时空压缩”、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保罗·维里利欧所说的“地理终结”等结果。由此，不同群体间的相互依赖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强，人们即时地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的交往，人也就从封闭走向了开放。

然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交往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交往中具有不平等性。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控制着强大的资本和交往的主动权，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高科技，一直占据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往往处于边缘和次边缘的地位，无法摆脱贫困处境。而且，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世界政治单极化与政治多极化的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想借助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实现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政治野心。同时，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与融合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多种途径和手段，推行文化霸权主义。

再如，网络交往有其负面效应。由于网络空间是一个人化而虚拟的空间，不存在时空限制和现实利益冲突，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倍感压力的人们就会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网络虚拟交往中，这是不利于人的社会关系的正常发展的。因为，“作为人，我们需要可接触的存在来建立完整的联系，我们需要看到彼此的脸和手势，闻到彼此的呼吸”。“但是，简单的连线不会弥合任何东西，我们可以架设我们想要的任何桥梁，但如果我们不穿越它们并四处摸索，这样建立起来的联系将没有任何意义。”

三

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普遍交往对人的发展的意义是双重的。

首先，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普遍交往冲破了狭隘的民族地域的局限，使人从地域性的存在转变为全球性的真正普遍的存在，大大加速了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进程。“世界历史性个人”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普遍交往促进了人的社会关系的不断丰富和全面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为经济基础的。在前市场经济阶段，人类生存于彼此隔绝的狭隘空间，人的普遍社会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人的社会关系也没有真正丰富起来，人的发展受到狭隘人群共同体的局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交换的扩大，人的活动的普遍性、独立自主性才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人在其现实性上才具有了世界性普遍联系的类特性。同时，普遍交往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特征，也是人的有效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途径。因为交往体现的是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不同形式和层次的交往，人们就可获得不同的社会关系。而且，不同的交往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一个人的“特性怎样发展为多方面的或是地方性的，它们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只有开展普遍交往，人才会拥有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使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普遍存在，人们逐渐摆脱了民族文化的局限，在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中接触、了解甚至吸收各民族文化，使人具有多元文化背景。人是文化的动物，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借鉴，不断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而且，“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塑造自身，用不同的经历来拼凑他们的身份特征，他们依赖的不仅是自己本民族的，而且包括他们从大千世界获得的知识、体验及对他们有用的信条”。

其次，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普遍交往在积极推进人的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的生存发展困境。拉兹洛认为：“我们慢慢地接受了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那些引人注目的不公正，而这些不公正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我们的生活质量。”

因为，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普遍的全面的经济联系的同时，造成了具有异己性的物化社会关系的全球扩散，这种异己的物化关系是支配人、控制人、统治人的强大力量，导致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泛滥，造成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在当今世界，货币拜物主义盛行。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纽带，成为生产的唯一目标，成为物质财富的唯一代表。

经济全球化时代也是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将人们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世界，其负面结果则是人生活在一个“网络虚拟社会”中，人们只是借助于抽象的数字、符号建立起各种社会联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与这个现实世界的真实联系，导致人的抽象化。而且，信息的变动性，人际交往的间接性也将使人们在心理上体验到新事物的强烈易逝性和瞬间性，历史感随之淡漠或消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化，情感逐步淡漠。

而且，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普遍的经济联系并没有使所有的人有均等的受益机会，贫富悬殊使得每一个人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处在不平等的起点上，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的发展空间与机会明显要大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而有些人因此而成为“边缘人”，即使在今天，在某些经济落后的民族国家，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一些人尚未从饥饿和贫困中摆脱出来，其基本的生存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他们的发展问题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个体、群体与类之间的关系复杂化。经济全球化使个体自主意识大大增强，也使整个人类的科技实力、生产能力、交往能力、思维能力等各方面有根本性的提升，而且使个体与类具有强相关性。在当代的全球化阶段，个体与类直接相关，加强了个人与整个世界的互动关系。个体已经开始跨越群体的中介，直接地和整个世界的人们直接发生着关系。特别是在网络世界里，个体的能力、个体的主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个体对类的影响力增强、局部事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力增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个体与类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包含着不利于人类发展的问题。由于个体的行为使类遭受的危害加大，并且难以预知。而且，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中，个人发展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增强了，人们的命运得极其不稳定，似乎有瞬息万变之感，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往往使人很容易迷失自己。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四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交往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了顺利推进经济全球化，使历史顺利地向世界历史发展；为了人类的共同发展，消除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个人发展的畸形局面，人们必须采取措施，提高社会交往的水平。

第一，提高人们的社会交往品质和能力。

社会交往品质是人的品质表现之一，是人们对于社会交往内涵、实质、地位、作用等方面认识和实践程度的根本所在。交往品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人们的交往思维和交往实践水平的高低。为了提高人们的社会交往水平，开展积极的自觉的交往活动，抑制消极的自发的交往，必须提高人们的社会交往品质。

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高级动物，人的生存与发展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有可能，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到社会交往的重要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运用，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人们之间的交往方便而快捷，社会的普遍交往已成为一种趋势，任何个人、组织和民族国家都无法也不应该阻挡它，因此，应主动地参与到普遍交往中来，在普遍交往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机遇。同时，要有正确的交往理念，如：在各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交往中要培育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意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如何消除这些矛盾和冲突，使人类朝着共同发展的目标前进，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任何国家要想生存和发展都无法拒绝经济全球化。而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共同利益日益增加，人们的活动具有了极强的相关性，人类真正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霸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全人类的和平共处，不利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更不利于本国的发展。由此可见，正确的交往态度、交往意识、交往理念都能体现人们较高的交往品质，都能促进人的发展。

第二，创新社会交往规则。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规范。适应全球性社会交往的需要，原有的规范和准则体系已经不可能发挥正常的功效了，必须实现变革创新。因此，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规则创新，无论是对各个国家而言，还是对人类社会整体来说，都是需要引起注意和重视的问题。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一定实践活动得以开展的重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类交往实践活动有了质的飞跃，这就需要有新的规则来调控。

当前，由于不公平的经济规则，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矛盾和冲突加剧。因此，同志指出：“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共存的目的。”目前国际社会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不仅影响着全球交往的顺利开展，而且也表明全球交往规则存在着很大漏洞。当然，全球性的规则创新已经开始了。如多种多样的国际公约不断产生，纷繁复杂的国际规则不断制定，各集团之间的条约不断增加，各国内部的制度改革不断进行，等等。国际规则无非是国家间游戏的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游戏规则是在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它与游戏参加者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国际规则的调整势在必行，不仅包括全球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规则，也包括信息世界的规则。如：信息化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信息环境中，如果各地区、各民族都只遵循自己特有的习惯和规范，网络信息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人们必须构建彼此都能理解并遵循的规范，才能形成合理有效的信息社会，也才能真正对人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第三，发展中国家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交往的发展，反过来讲，要提高社会交往水平必须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等方面的原因，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往往处于边缘和次边缘的地位，致使其贫困处境仍然存在。为了在世界交往中取得平等地位，把握主动权，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为人的发展创造物质条件。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抗拒的趋势，人们只能利用它。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为了求得自身更好的发展，也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了在这一进程中把握主动权，各国纷纷进行国内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国内传统的经济制度、模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传统的落后的生产经营观和发展观，树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观念。同时，发展中国家纷纷进行经济发展的战略调整，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以及其他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有更快更大的发展。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驶入快车道，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人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经济全球化论文:浅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初探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主权 让渡论 发展中国家

[论文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国家经济主权仍然是研究的重心。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对国 家经济主权造 成冲击 的因素，入手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在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出现的国 家经 济主权理论 进行剖析得出了国家经济主权 的 让渡 论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的结论，进而指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实现的途径。

引 言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 ，整个世界呈现出一个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发展的新态势。而在几乎所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中，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始终走在最前面，它在成为其他领域全球化基础的同时对主权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使各主权国家在相关领 域的依赖度越来越大，而各主权国家间用以实现诸如环境、经济、惩治犯罪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方式无论是加入各种国际组织还是缔结各种国际条约，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授权于国际组织 以相关权力，或者相应的通过对国际条约的转化或采纳制约自身权力的行使。由此，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不可分割、不可放弃或绝对不可侵犯的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而这是否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或衰弱?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 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应当如何看待国家经济主权?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在经济 全球化的热潮中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国家经济主权。

一、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 济主权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 势，从经济学角度看，它主要涵盖贸易 、金融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劳动力的自由跨境流动以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比进而实现 国际经济体系的高度融合 (或一体 化)，因而要求各民族国家的政府放宽或解除在国家间经济交流上的种种限制，这就使各民族 国家的国家经济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

(一)国际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日益增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各种世界性、区域性经济组织大量涌现 ，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范 围 内建立 的 国际经 济组织 多达 109个 ，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对 国家 经济 主权 有 重要影 响 的 国际经济 组织 。一些综合 实力较弱 的国家(尤其是要加入 这些组织或 者是 向这些组织寻求帮助的发展 中 国家)由于在 资金、技 术等方 面对拥有雄厚实力的国际组织具 有一定的依 赖性 ，而且 近些年来某些 国际经济组织 已逐 步带上 了国 际政治 的色彩 ，其利用所具有 的职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 主权 。此外 ，一些区域性经济组 织如欧 洲联盟 、东 南亚 国家 联盟 、北 美 自由贸易区等也都以部 分经济 管理职能公共化 的形式 ，在有 限的范围内“攫取”了原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力 。

(二)跨 国公司及其经济扩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

正如美 国学者惠特曼所指出的“就对 民族 经济 主权 具有巨大威胁性和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来说 ，没有哪个组织比跨国公司更为有利了。跨 国公 司对主权 国家 ，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的冲击不容忽视 ，主要体现 在如下 几个方面 ：第一 ，跨 国公司执行全球生 产战略 ，往往视 国家 经济主权为其障碍 ，因此其超 越国界 的经济 活动总是力 图逃避 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对其进行 的监督 ，从而模 糊了 国家 的管辖权 也冲击了国家的经济主权 。第二 ，跨 国公 司腐蚀政府 官员 的非法活动，使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行政决策权和国家最高权威面临挑战。第 三 ，跨 国公 司在金 融市场利用 转移价格而逃避转移利润、通过买卖股票和证 券等 逃 避外 汇管制 、利 用 国与 国之间的汇率差价把资金调入调出等等的投机行为，直接影响主权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 。

(三)非政府组织对 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首先 ，从国内的 角度 看 ，随着非 政府组 织 涉足领 域逐渐增多 ，作为独立于政 府 的组织 ，它越来 越体 现公众 的意志从而得 到越 来越 多的公 众支持 ，这就无形 中使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理行为不得不得到非政府组织 的支 持才 可能有效 运转这就需要政府不断下放 权力于非政府组织 。

其次 ，非政府组织由 于独立 于政 府 ，可 以越 过政府 直接卷入 国际 事务 ，但在很 多 情况下 ，非政府 活 动进一步 打破 了国际关系 中的国家“垄断”，造成“官 、民”之间 的紧张，给国家关系带来不快甚至冲突。如某些人权组织的活动就是如此。

再次 ，虽然非政府组织 不具 有 国际法 的主体资 格 ，但 他们是当代 国际社会 中不 可缺少 的重要角 色 ，通过 他们 可以听到民间代表的呼声，由此使联合国与其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从而通过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举办的重要会议上的发言等对国家经济主权间接产生影 响，并且其 在联 合 国的作用和地位已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逐渐扩大至其他领域。

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国家经济主权理论及剖析

经 济全球化在许 多方 面都 对 国家 主权构成 了一定的 冲击 ，这是不容否认 的客观 事实 。但 在经 济全球 化进程 中，对于国家经 济主权的 理论 主张 ，学 者们 出现 了不同 的声 音 ，归结而言主要有 以下几种 。

(一)国家经济主权“销蚀论”

持这 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促使 了许多国家在制定经 济制度 、贸 易规 则方 面趋 于相 同或者是类 似 ，特别是在严格按照 WTO、世 界银 行等 国际组 织规则进 行交易 的时候更是强化 了统 一的规则和制 度 ，这 样从 客观上会使国家在非 自觉 、无意 识 的情况 下做 出一些 行为 ，而导致 国家经济主权遭受“销蚀”。

尽管经济全球化会对 主权国家 的法律带来一定 的冲击 ，但“国际法律制度走向一体化”的提法从根本上说是不科的，“如果说 国际法律一体化成为可能 的话 ，那 也只能是纯代表极少数 国家意 志 的法 律 ，国 际经 济法 此 时也就 失去‘国际’这一独 特的 法律 属性 了；国际社 会 也就 不能 再称‘国际社会’了，而且从部分经济主权由民族国家 向国经济组织让渡的角度看，如果就单个民族国家而言，这无是国家 主权 的销蚀 ，但如 果从所 有 民族 国家 的整体来 看 ，种主权让渡的结果是 ，共 同让 渡，共 同享有 ，国家 主权并没销蚀 。从部分经济主权 由政 府 向本 国企 业或 非政府 主体让渡 的角度看 ，即表现为本 国企业或 非政府 主体 对政府 主事务的干预 ，其实质是 国家经济主权在 民族 国家 内部 的重分配 ，即由政府的“惟我独尊”转 变为政府 和非政府 主体 的权。则从单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而言。并没有发生国家经济权的销蚀 。[6]

(二)国家经济主权“模糊论”

这种理论反对传统意义上国际法 和国家关 系理论 ，认在经济全球化下，国家将不再是基本的主体。经济一体化致了各国政府没有 能力独 立地 对本 国 的经 济进 行有效 的理和控制，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在给各国经济带发展的同时也迫使政府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从而 限制了最终模糊国家经济主权。

事 实表明，主权国家并不是 完全被动 的卷人经 济国际进程 。经济国际化与主权国家之间有着 复杂的互动关系 ，家不会让经济国际化扮演终结国家及其 主权的角色 ，国家会做出适应性的反应。他们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强化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干预 ，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 国际机制 的建立 。调整运作．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千方百计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 国际竞争提供安全保 障和加大支持 力度 。换言 之面对经济 国际化 的挑 战 ，国家会 奋 起做 出各种 适应 性调 整把挑战视为机遇 ，变压力 为动力 ，其结果 往往 是增 强了综 合国力和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

(三)国家经济主权“废弃论”

以美 国国际法 著名 学 者 路 易 斯 ·亨 金 为 首 的 学者 认为，[8]随着“全球化”、“一体化”等词汇的高频率的出现，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经济全球化 的普及 和扩展下 ，与其相关 的政治、文化 、法律等 领域也 应 当 同步实行 全球化 和体化 ，这是 一种 不 为人 意 志所 转移 的 客观 规律 和 客观 趋势 。突破原 有的国际法体系 。废除 国家 主权 是充分表达 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变革。国际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正是可以推翻国家主权原则不可侵犯 的重要依据 。

经济全球化尽管对国家经济主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它不可能导致国家 主权的消亡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就现实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而言还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企图以所谓的“世界政府”来取代各独立的民族国家政府如同南柯一梦，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这一点 。米夏埃尔 ·齐恩 、克 里斯 ·哈曼 等学者 已经作 了专门的论述 ，这里 不再 进行 论述 。由此 ，废除 国家 主权 失去了其在 理论 上 的必 要 性 ，也 就难 逃 为发 达 国家插 手 别 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事 务而 削弱 别 国主权进 行开 脱的嫌疑 了。

(四)国家经济主权“让渡论”

该主张为欧盟成员 国所提倡 ，他们坚持 欧盟是一个具 有超国家性质的 国际组 织 ，随着 经济 全球化 的发展 ，为 了全局利益 ，让渡部分 国家 主权并 不会 损 害主权 的完 整性 ，其结 果会形 成欧洲统 一市 场、统一货 币和欧洲大经 济区 。欧洲 一体化的实践表 明国家 主权是可分 的 ，这样 对于增强 欧盟 的总 体实力 ，加速其各方 面的发展 是 非常 有利 的。可见 ，该理 论是 欧盟 的形式视为 国家经济 主权让渡 的理想化状态 。虽然 国际社会至今 尚未就此观点 达成一致 ，但 它具有 国际法上和实践中的合理性。

就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论来说，其理论基础就是承认主权 的可分性。而至于主权是否可分 ，一直以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之一 ，但正如《奥本海 国际法 》所说 的，“看来 比较 可取的意见是 ，坚持切 合实 际 的认 为主权 是 可分的 ，尽管这 种意见是不正常 的而且 可能是 不合理的 。

主权的让 渡不同 于 主权 的割 让 ，而 是 国家 问 的主权 共享 。“主权让渡是 为了解 决 国际组织 的授权 问题 而产生 的概念，即成员国转让部分主权的形式权力并 由一个共同的组织来行使。这 种部分主权实行成员 国共享的方 式 ，说 到底主权的所有仍然是 国家的 ，所 以，让 渡不是 割让 。只要国家是自愿加人 国际组 织并保 留退 出的权 利 ．主权 国家所 有的底线就不可能突破 ，因为 国家在理论 上有 可 以收回让渡 的主权 的权利 。至于在实践 中权力 的收 回是 否可行的 问题 ，关键还在于 国家 的战略选择和权力 行使 ，因为主权让渡 和受限也是 主权 国家行使 主权 的结果 。

至于国家经济主权的让镀是否导致了如有些学者声称的国家经 济主权弱化 的结 果 ，笔 者认为 ，国家经 济 主权 的让渡是 国家基于 自身某种利益 的考虑 所做 出 自主意识 的选 择从 而在新 的国际环境下更好地维护 和获取 国家的根本利 益而并非是国家主权被弱化的表现，国家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其自主性。即便欧盟这 样 高度 一体 化的 区域 联盟 的结成 也是从属于 国家利益这一前 提下的 。而事实 上 ，正是 主权国家本身推动 了全球化不断地 向纵深 发展 。就 国际 社会整体而 言国家通过参 与经济全球化 ，对机 制化组织适度 地让渡一部分主权 ，恰恰是一 国权 力的延伸 、变通 和扩展 ，是对 国家利益的拓展。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实现

经济全球化对 于广大发展 中国家 来说 ，无 异 于一 把“双刃剑”。在为发展 中国家 带来 追 赶上 发达 国家的新 机遇 ，促进其经济发展 的同时 ，也不 可避免地对 发展 中国家 的经 济主权提 出新 的挑 战。面对这种形势 ，发展 中国家应 当如何对待国家经济主权 ?如 何协调处 理 国家经 济 主权 与加强 国际相互合 作的关系?这些 都是当前 摆 在发展 中国家面前 的重要课题。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注重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

(一)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和发展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也是 逐步摆脱不发达 的锐 利武器 。一 国的经 济主权需要维护 ，而其经济也 必 须发展 ，两 者不 可偏 废 。因此 如何处 理好经济主权和经 济安全 就成 为发 展 中 国家必须认 真思 考的战略问题 。笔者认 为 ，发展 中国家在 理解 经 济主权 时 ，应将其理解为各种“权 利”的具体 体现 ，而避 免理解 为纯粹 的、抽象的国家“权力 ”。它的 实现体 现 为 国家 所行 使 的各项 具体经济权利 ．这些 国家经济主权权利 可以分 为核心经 济主权权利和可让 渡的经济 主权 权利 。核心 经济 主权 权利要 始终 不渝 的予 以坚持 ；而对 于那 些可以让渡 的经济 主权权利则可 以发展的观点来对待，只要在符合本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也可适量开放。

(二)积极参与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促进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形成

历史和现实表明。发达国家在过去、现在 以及将 来都不会自动放弃经济霸权、主导权和控制权，不会善意地主动让发展 中国家享有国际经济事务 的参与和决策权，尤其是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际立法不平衡趋势甚为明显，如TRIMS取消了发展 中国家用以对付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手段，而约束限制性商业管理的国际规范却未能出台；发达国家竭力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系，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问题却采取回避态度。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动的接受游戏规则，就应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规则的制定过程；在致力于创建一个既能适应全面的国际市场竞争，又能有力地保障民族经济安全的现实主义的国内法律制度框架的同时 ，促进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 法律 新秩序 的形成 ，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仅体现西方的价值理念，同时也使得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照顾使得全世界各国均得以充分的进步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