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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内含着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和前提，即确认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不只是指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还包括着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从理论上也就确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将经济基础界定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实践和理论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对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反思，正视对其提出的挑战，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内容摘要：任何一种发展观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发展理念基础之上的,而发展理念的形成离不开理论的铺垫和支撑。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的人文关怀思想，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人本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核心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摘要：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现实看，既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经济基础巩固和完善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重大实践问题。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看，属人力产权实现条件创造的基本制度建设。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严重削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而，需要充分认识和正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意义，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异化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异化”；人力产权
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即“12.18”讲话)中，再次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同时又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之前，他已有多次强调和重申。当然，这都是对十六大提出的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精神的一再重申、强调。结合近几年的国内外背景和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趋势，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党中央这一系列重申、强调的意义。
一、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
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时代背景，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内现实背景，二是西方“和平演变”等国际历史教训，三是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
第一，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坚持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实践问题。党中央对这一重大问题一再重申和强调的国内背景，首先是中国改革开放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严重干扰，致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即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受到削弱，以及相应出现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过分悬殊现象。其次，中国2007年出现了一股咄咄逼人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思潮，用三种手法，企图歪曲乃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一是歪曲。如把“实行包产到户”、“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一系列新政策，歪曲为“这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二是栽赃。如讲“主政伊始……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其实中国宪法中并没有“保护私有制”的条款。三是恐吓。讲“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种恐吓有两层抹杀：一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使中国处于危险中，需要挽救!从而抹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使中国富强起来的事实。二是社会主义没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得救!从而抹杀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由此足见党中央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要性、针对性和迫切性。“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总书记在“12・18”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的又一次表达。
第二，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有深广的国际背景。首先是苏联的教训。当年苏联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放弃马克思主义，以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在改革的经济性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采取以私有化为主的“休克疗法”；在改革的政治性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走多党制为主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结果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东欧其他各国也多大致如此。苏东各国“改革”的失败，都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犯了方向性错误。其次是拉美及东南亚各国盲从新自由主义，致使经济几近崩溃的教训。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多个国家，包括经济强国如日本等陷入美元“汇率陷阱”，长期不能自拔的教训。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其主体地位已不仅仅关乎中国的金融安全问题，而且关乎整个国家经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安全问题。由此联系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可以说，这是总书记“12.18”讲话再次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直接国际原因。
第三，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是创造人力产权实现的历史条件，推进人力产权异化复归历史趋势的必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当前的金融危机正在继续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是真理，马克思基于劳动异化理论提示的人的异化的复归，即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在继续雄辩地证明：中国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创造人力产权实现的经济基础，进一步确立和推进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趋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是历史的正道。
应该说，总书记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重申和强调的是坚持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方向，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重大意义。
二、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全面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
30年来我们党都一再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而，在改革开放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必须始终不渝地全面、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但事实上，与两个“毫不动摇”相悖，实践中出现了局部的“两个异化”现象。
其一，是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异化为仅坚持第二个“毫不动摇”，忽视甚至放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只重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些地方甚至 靠牺牲公有制经济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
其二，是把“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异化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鼓励、支持”，忽视甚至放弃“引导”。有的地方甚至以发展私有经济为名，纵容甚至制定政策，在国企产权改革的幌子下强制性地把公有企业私有化，鼓励私有制经济侵吞国有资产。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官商勾结合谋攫取国有资产的严重现象，违背了“坚持公有制为主导，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的党中央一贯精神，阉割了第二个“毫不动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导向本质。
总起来看，“两个异化”现象的实质和严重性。在于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内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毫不动摇”，引向了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化的私有化。其结果，“2006年我国国内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三大指标所占的比重大体如下：资本：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48％与52％；就业人员：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32％与68％；国内生产总值：公私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37％和63％”。而且，“全国工商联一位负责人在2006年3月预测：到‘十一五’结束时，民营经济的比重将由65％上升到70％以上。这个预测很可能成为现实”。相应地，“民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上的兴起，必然要求政治上享有相应的地位和权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被削弱，人力产权实现的经济制度条件遭到严重侵蚀。如不及时纠正，后果极其严重。
如果说“两个异化”与苏联“休克疗法”有差别，也只在于是使社会主义渐进式“休克”，还是激进式“休克”。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党政干部异化为私有制经济或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利益相关者!在业主与员工发生矛盾时，完全站在业主一边。这是否表明，他们已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有立场，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在悄悄地发生部分质变呢?由此再来领会总书记对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一再重申和反复强调，就会更感其现实针对性、迫切即时性之重大。
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近年来一再出现的公开企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洞化甚至异化的现象。例如有人提出“公有经济为主体是站不住脚的、要突破”；“民营经济已经是党的执政基础，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占据垄断行业，与民争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剩余价值论是个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发展商品经济，按剩余价值规律办事”；“公有经济、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等，不符合中国国情……财产关系清晰化、社会化、公众化，有人认为是私有化，但必须利用私有化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是苏式的、少数人占有的、国家名义的公有制，实质是官僚资本”。还有人“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韩国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韩国特色资本主义，是一回事”，甚至有人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主张“把这个提法修改为‘社会主义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或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等等。这样阉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其空洞化乃至异化的现象，是新自由主义在党中央一再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背景下的新表现，值得重视。如果任其发展，有可能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如同前几年一些地方的“产权改革”被异化为私有化改革一样。
三、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的关系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重要要求
两个“毫不动摇”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既不能割裂，又不能颠倒二者之间的主辅关系。
第一，两个“毫不动摇”中，“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主体。
一方面，只有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才能在经济上保障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对“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全面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主体不存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上层建筑也就没有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或迟或早要发生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更不可能建立在外资居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上。苏联解体迄今为止近20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即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西方也不会一视同仁。它们所要的，是经济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的新殖民地。2003年，曾写过影响很大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痛切地说：“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死路、绝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好“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保障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对整个国民经济足够强大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才具有“引导”非公有经济朝着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根基、资格和实力。公有制经济的足够强大，是坚持和不断完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固邦、兴邦之本。
第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必要措施，在两个“必须毫不动摇”中居于附属地位，是辅体。
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产权制度，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又好又快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必须明确、必须强调：其辅体或附属地位，是由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定位、由其雇佣劳动制度、由其经济的“自发性”所决定的。那种对非公有制经济只“鼓励、支持”不“引导”，甚至化公为私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做法，是舍本求末，喧宾夺主，不仅仅是忘记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目的，长此以往，还必然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削弱，甚至有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危险。
综上所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坚定地推进人力产权的异化的复归历史趋势着眼，坚持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重要原则的结论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指导上，必须切实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改革开放的指导。这要求坚决清理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改革开放的误导和民主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已经造成的严重影响；在改革开放实践上，必须坚决消除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只有消除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防止了两个“毫不动摇”之间关系的被割裂，纠正了阉割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和导向内涵的倾向，才能真正坚持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切实把两个“毫不动摇”的贯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也只有切实把两个“毫不动摇”的贯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才能真正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确保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确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涉险渡难，不断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保障中华民族一步一个脚印地崛起于21世纪。
【摘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纪录片退去影院，面临安身立命的发展问题，此时电视栏目化引领潮流，本文旨在分析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认为政治经济基础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基本支点。
“栏目化”的提出是基于广大电视观众对电视节目播出的准时性要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电视事业发展迅速，电视节目大量增加，电视作品种类逐渐全面化、细分化、专业化，电视机也大量普及，但电视台的节目播出经常不准时，严重影响了播出效果。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电视节目的栏目和播出时间没有固定化，栏目本身的时间长度也没有规范化。
尤其是纪录片领域，由于纪录片创作的随意性和无规划性，这样的问题更严重。这样，只有将纪录片实现栏目化，才会为广大电视观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纪录片作品。由此可见，纪录片栏目化是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必然，纪录片节目达到规范化，类型化和个性化标准。有利于组织节目制作与播出安排，便于受众定期、定时收看。以使节目拥有一批相对稳定的观众群。这不仅对于纪录片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发挥其更大的社会影响，都有着现实积极的作用。
一个电视节目形态的诞生与存在，必有它的道理和缘由，就是要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纪录片发展，同样如此。这个需要细分下来，不外有三：“一是政治需要，二是经济需要，三是文化需要”。“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组成的有机体”。“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整体推进，才有社会的进步”。同样，对于一个文化形态的纪录片栏目来说，纪录片栏目化的发展自然离不开互为结构关系的政治经济基础。
中国纪录片发展，在它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受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各个领域重大变革的影响，还有特定自身环境和自身发展规律，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基本支点。
1、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
政治在纪录片历史始终扮演着浓墨重彩的角色，贯穿着整个纪录片史。国际上看，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到“形象化政论”，从一战到二战的战时宣传工具到20世纪60年代“真实电影”的“如有思想内容。即被排除在外”的政治干预的回避，再到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隐晦政治”的发展。而中国纪录片从受前苏联形象化政论模式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的新纪录片运动，政治色彩日益淡化，但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仍是丝丝缕缕，涵盖在国家意识形态之下的。这些都是政治在纪录片史上打下的深深烙印。
政治与纪录片的关系具体有两点：第一，纪录片以政治事件、政治生活作为题材：第二，纪录片与政治的相互依赖。
首先，政治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成为纪录片的重要题材来源之一。政治题材主要涉及到：“政治事件、政治活动、政治人物、政治机构、政治问题、政治制度等，这些人、事、活动等集中体现了不同集团、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观念的矛盾冲突，是社会生活的焦点所在”。中国纪录片创作量较大的是政治人物的题材。如《》、《》、《刘少奇》、《》等革命领袖的宣传。政治题材纪录片较大的特点在于直面矛盾，戏剧性强，有利于创作者抓住冲突的焦点，把握人性的凸显点和情感的爆发点等瞬间价值。
中国纪录片创作传统对于政治一直比较保守，当前也存在着将政治抽象化的问题。政治是一个具体的、感性的概念。它的多义性分涉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法律、监狱、军队、医疗、福利、教育”等等，因此，对于政治题材的纪录片来说，开放思路，多层面记录社会现实显得极为重要。尤其是当下中国社会改革阶段。各个领域都在作大幅度的质变。这为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素材，用镜头记录下现阶段每个领域的真实现状，将政治生活化，深入化才是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正确态度，而将政治与生活相剥离。使政治变成标签化、抽象化。最终必然是“只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只愿意追求声势和气派，节目越搞越长，哲理越来越深，而细致的材料，实际的探讨则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回避了现实的难题。”
其次，政治与纪录片的相互依赖。
纪录片依靠大众传播，记录原生态的现实，从本性上靠近新闻和时事，对现实的关照使它与其他纯粹的象牙塔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它的存在价值的最大化效果可能会影响到社会高层的决策。甚至还会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定问题。首先，当纪录片代表主流意识形态时，它具有文化整合功能。减少文化矛盾，凝聚人心，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秩序：而当纪录片在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外对其进行反省，批判，意图改良时，它又具有社会监督功能。对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体制内部的缺陷进行自我批评，以促进其不断地改革与完善。比如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批纪录片《望子五岁》、《舟舟的世界》、《英与白》、《深山船家》等作品都有穿透生活表层。揭示了人类的生存状态的本质。达到对人类生活，对自身，对世界的自审，超越了制度层面去观照人，对社会现实起一定的监督作用。正因为这样的社会功能，政治对纪录片的依赖就显得较为突出。
纪录片作为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一方面。纪录片发展依赖政治的引导。一个电视栏目的健康发展，首先是顺应社会前进的潮流，立足国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与鲜活的素材，反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倾听人民的呼声。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发展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是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大的动力。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最重要的是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与人民保持一致。鲜明的立场、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传媒政治属性的重要体现。而传播链条上层层递进的放大效应。使舆论的政治导向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另一方面，政治的宽松度直接影响着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这一点不言而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纪录片只能以政论性的专题片形态存在，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三分天下，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纪录片运动，纪录片以精英姿态或者与大众文化合流，在电视栏目化的浪潮中求得了一席之地。这无疑是处于中国政治宽松度语境下，中国纪录片发展了自身生产力，作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中国纪录片与政治达成了合谋。1993年《东方时空》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是二者调解的结果。其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诞生，凤凰卫视的横空出世。CCTV10的新生。纪录片终于在中国电视荧屏上遍地开花了。
2、纪录片与经济的关系
纪录片作为电视产业中投入周期长、低效益的片种，其创作承受的经济压力往往是最大的，在这个意义上看，纪录片与经济的 关系显得较为突出。经济不仅在宏观上如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纪录片的发展水平和走向，而且在微观上如经费和收视等对纪录片的内容，形式，风格。创作者以及制播的各个环节发生作用。
从宏观经济上来看，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纪录片需要，也有着不同的受众群，而时代特征最终是由经济来决定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经济状况所能提供的物质、技术对纪录片制做有决定作用，也深刻地体现在由经济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面貌、社会文化心理等方方面面，而这些都是纪录片生存发展的土壤。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可以说是经济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这个大转变时期，“经济学的概括是从计划经济或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法学的概括是从礼俗到法理或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社会学的概括是从乡村的农耕的社会向城市的工业的社会转型，总的来说，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此次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媒介支持首先从纪录片这里得到呼应”。纪录片通过对平民生活和平民存在状态的关注，确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大众文化形态的地位。这是中国电视传播平民化的最早的成功尝试之一。其意义在于促进民间社会的自觉意识。对市场经济的意义重大而深刻。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从微观角度以及媒体的区域性发展来看。电视纪录片栏目多建立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较快，经济实力较强。经济发达地区，无论是教育水平，居民素质，收入水平以及审美能力等方面都有着纪录片潜在的目标受众，有了受众就有了市场。“总体而言。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范围越广。其电视收看量越少，但对不同节目或栏目的要求会有较大的差异。”“对于喜欢的节目会相对稳定。”而经济落后的中、西、北部地区几乎很难维持纪录片栏目生存的现状。当然。纪录片栏目办好了，办出品牌后。又反过来促进栏目的经济收效。这两者是相互的。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就是一个例子，“超女”的成功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点：小至一个栏目，大到一个频道，它的发展离不开卓然有效的经济保障。
当然，正因为纪录片创作资金压力大，所以往往有产业界为纪录片出资。这种现象一方面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但“当这种出资的影响力渗入到某一媒体而排除其他势力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压力。”一方面它使得纪录片的题材和内容不再单纯。渗透了商业意识：另一方面，它使纪录片精神与艺术理想受到了扭曲。这并不是纪录片良性发展的长久之计。
从逻辑关系上讲，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动力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经济是发展的基础。政治是发展的方向，文化则是发展的形态。三大动力形成合力。推动纪录片栏目步入一种良性的发展轨道。但现实是。这三点往往难以同时实现。因为。这三个标准相互依存，不能顾此失彼：政治受经济的制约，又要以相应的文化为其根基。文化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它们的关系是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关系。厘清这些关系，在电视实践中正确把握并找到一个平衡点，打造一个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纪录片栏目，这既是栏目决策者的工作着眼点与目标，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要求。政治、经济与文化恰恰是决定一个纪录片栏目产生、发展与评价的关键性因素。换句话说，“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要素。对于一个纪录片栏目来说，它们既是产生的需要，也是发展的动力。同时还是评判的标准。这些构成了一个纪录片栏目战略性定位的基本框架”。
摘 要：所有制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紧密相关。社会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生产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并建立起来的，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产权前提、运营基础和制度保障，理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社会所有制；和谐社会；经济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识和解决新问题而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目前，学术界在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科学内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经济基础、思想文化基础等方面，共识基本达成。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观点差异，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方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经济基础；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合作制、股份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笔者则认为，由马克思提出并倡导的社会所有制，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正的经济基础。基于此，本文拟从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分析入手，通过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所有制诉求的逐层剖析，阐明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一、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
社会所有制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或历史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个概念最本质的规定性，集中反映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之中。在那里，马克思对社会所有制有一段最为概括的说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832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规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社会所有制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所有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普遍建立之前，广泛地存在着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1]83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必要前提就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而剥夺广大劳动者的财产，“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了资本的前史。”[1]8301875年，马克思在亲自修订过的法文版《资本论》中又补充说，历史上存在过的劳动者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了；共产主义所要重新建立的，不是“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建立社会所有制，就是广大劳动者起来剥夺剥夺者，重新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协作劳动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基础上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这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
其二，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的联合所有制。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有通过将其改造为非孤立的胃鋈说乃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能消失”。[2]从上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要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不是指“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也不是指生产资料“人人皆有的私有制”，而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个人所有制，即“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可见，劳动者个人孤立的占有生产资料是典型的小生产者私有制；而社会所有制是联合的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不是孤立、分散的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如果没有这种社会联合，那么其就成为私有制了。
其三，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所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所建立的、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与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由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占有社会化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所有制条件下，联合起来的个人组成社会集体，在此集体中，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94同时，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4]
正确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关键在于对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理解。马克思曾多次提到个人所有制概念。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指出：“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又宣布无产阶级要把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更指出“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独个人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在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的中译本中，马克思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所有制”，而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因此可见，“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所提出的个人所有制、公有制与社会所有制三类称谓，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三者并不矛盾。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个人所有制则以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为前提。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规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社会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即联合的、社会的个人所有制或个人的社会所有制。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意蕴及其所有制诉求
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是共产党人努力实践追求的远大目标。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阐释，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
1.和谐社会是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和谐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著作中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一种表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连续用了许多“全面”、“自由”即“和谐”，来描绘高级社会经济形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这里，马克思将自然 ――人――社会看作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同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矛盾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等文中，他们写道：“作为共产主义联合体的社会里，因分工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巨大的社会鸿沟没有了；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状况消失了；社会不再是束缚个人而是能够促进自己的成员全面发挥个人才能；取代城乡差别的是城乡融合；教育与福利可使所有人共同享受，等等。”[3]243另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也指出，在消灭了阶级的社会历史阶段，“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3]244这些阐释都明确地指出了在未来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乃至文化建设的构建上，应坚持和谐而全面发展的原则。但他们未对怎样建设未来和谐社会提出过具体的途径和措施，这就需要各国的共产党人根据本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实际情况，作出艰辛探索和长期努力。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和理论创新的结果。和谐社会的实现只能植根于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否则就是空想，是乌托邦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党的历届大会的文件里，特别是党的十三大以来的各次大会上。
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市场取向改革理论，在对国情把握和社会主义阶段性认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而鲜明地把邓小平理论写入我国宪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股份制是公有制最主要的实现形式等一系列重要的论断，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科学发展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党的执政目标，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在党的历史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大飞跃。这种认识上的飞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而且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明确了方向和目标。
3.构建和谐社会是消除当前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现实需要。当前，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涌现，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这些不和谐集中体现在：（1）城乡之间的不和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城镇之间及其内部、农村之间及其内部收入差距日益明显、悬殊较大，城乡矛盾日渐显现。（2）区域之间的不和谐。三大经济地带分化严重，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政治文明程度、教育发达程度、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等方面，都呈现出了较大的层次性，从而引发了一些区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影响了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3）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又表现为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之间的不和谐、经济增长与分配相对不和谐、经济增长与就业状况不和谐、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不和谐等等，这些不和谐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4）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资源消耗太多，水污染、大气污染现象加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大量稀缺性动植物濒临灭绝，各种自然灾害不断、疾病流行，给人类的健康发展带来众多威胁，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逐渐突出。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论述，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艰苦理论探索和努力实践，都对和谐社会及其构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洞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实际上是紧紧围绕着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和谐社会及其构建需要相应的所有制基础。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届全会上所进行的各种理论创新，同样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开始的。至于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实质上其原因都可以归纳为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内部及其之间的不和谐而引起的。因此，和谐社会及其构建对所有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三、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在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建立一种可以容纳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机制，是十分必要的。而这种利益诉求机制的建立必须首先具备一个设计良好的经济制度前提或基础，否则这种利益诉求机制就无法建立和实现。社会所有制就是这样的一种经济制度，它不仅能够容纳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还具有化解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因而理应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制度基础。
1.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产权前提。社会所有制是一种在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任何排他性的社会占有形式，是一种全新的产权制度安排。除原始公有制之外，以往任何形式的产权制度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在占有上的排他性，实质是对所有物的独占和垄断。私有制是如此，产权主体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占有产权客体，也不允许别人用它来实现产权主体所追逐的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集体所有制、合作所有制也是如此，对产权客体的占有、处置权力仅限于这个集体内部或合作的集团内部，并且这种权力还不是这个集体、集团内的所有个人都可行使的，只有受这个集体、集团整体委托授权的个人才能行使。国家所有制也不例外，国家所有制的产权主体，实际上就是授权代表国家的人，也可以通过二次委托的形式把对产权客体的占有、处置权分割、转让他人，除此之外，其他人都在被排除之外。因此，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所有制、私有制等，都无法克服和消除其炔考捌渲间各种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只有社会所有制才能消除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的独占和垄断，消除占有上的排他性，为化解各种经济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实现个人联合占有和分享劳动成果，提供制度可能或前提。
2.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运营基础。社会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需要社会具备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这两个重要前提条件，可以说，社会所有制的本质就是劳动者个体在全社会范围内对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的共同占有和运营。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方式或集体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消除，而且将日益被消除；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方式。”[5]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不是要恢复个体占有和个体生产，而是要实行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实现劳动者的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从“国家本位论”到“地方本位论”再到“企业本位论”，都把企业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运行的微观基础，并没有真正解决劳动者直接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劳动者个人的经济责任和权利问题。因此，要把劳动者个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纳入社会所有制理论的研究视野，按照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相结合的原则，使劳动者成为财产和劳动力的产权主体。在资本按份共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实现劳动者的自主联合和经营。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私人所有制等经济形式所采取的各种运营模式（包括股份制在内），实现以劳动者为本位、以社会企业为依托、以社会资本为载体的新的运营模式，以奠定和谐社会构建的运营基础。
3.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制度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源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这些因素中，社会各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必然性以及人们对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认同这个因素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一种优越的、合理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制度安排，才能够代表所处社会系统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能较好地平衡和协调社会各方利益；才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水平；才能有效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够与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社会所有制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不仅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客观性、合理性，而且更具有其它制度所不具备的优越性。社会所有制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规定是相一致的，是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辩证否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作为重建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其主体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其客体是包括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劳动力在内的一切社会财富。这种个人所有制深刻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比其它所有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就当前的各种所有制，特别是公有制而言，只是人类社会从私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一种形式。混合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也只是迈向社会所有制重要的几个步骤，最多只能成为社会所有制存在的初级形式。即使是作为所有制最主要实现形式的股份制，也只是一种过渡的资本组织形式。马克思曾说，“股份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6]可见，股份制为各种所有制的联合、融合和演化发展、资本的社会占有和共同经营提供了组织保证，但也不过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组织外壳，最多可以说是社会所有制早期或初级的实现形式。
因此，实行社会所有制，不仅能从根本上为解放了的劳动者提供个体联合占有生产资料的可能性，而且为拥有劳动力主权的劳动者实现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奠定了现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所有制能为劳动者在社会化生产和分配的同时，消除自身受奴役状态与充分发挥自身智慧和创造性所需的自主地位之间的矛盾；为劳动者自主决策、自由选择、自在生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所以说，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只有建立社会所有制，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的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制度保障，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
[摘 要]医院文化作为医院经营观念、品牌形象、医院声誉等的母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至关重要。如何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构建医院文化体系、保持医院健康发展已成为当代医院的重要使命。本文分析了医院文化的误区，阐述了医院文化的内涵，提出了走出医院文化误区的方法，并认为合理的利益目标是医院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医院；利益目标；文化建设；经济基础；品牌
1 医院文化的误区
在医院的运营实践中，一些医院管理者往往发现医院文化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甚至认为它不过是医院对外宣传的几句口号。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是医院文化理论在中国医院现实中被滥用了，这种滥用使人们对医院文化理论认识和探索应用出现了断层――忽视了利益基础。医院文化的构成要素可分为3个层次：最深层次的基本假设、中间层次的价值观和表层的人工制品。很显然，当前对医院文化的追求和理解还主要停留在表层的人工制品上，价值观鲜有涉及，至于最深层次的基本假设就更谈不到了。医院文化对大部分人来说仅仅是一些视觉符号，而这些视觉符号的产生本身又缺乏利益的根基，当然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奢求其向产生改变员工行为方式等作用的深层次发展就更加困难。就中国目前的医院和社会现实而言，医院文化绝不能脱离利益实际，想一蹴而就地实现医院文化的强大作用力并不现实，在利益基础上，文化才有意义，才能发挥作用。
2 医院文化要走出误区
中国很多医院的文化是空洞的口号文化，它们可能出自对知名医院的模仿，也可能只是来自于医院领导或某个策划人员一时的“灵感”。这样的文化是与医院现实割裂的，尤其是很多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利益现实，而这种利益现实是与员工的自身需求紧密相连的，不仅包括经济利益，更包括发展利益、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等。这就是文化不起作用的症结所在。可以想象，在一个分配机制不合理、员工利益无法保证、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完全不相关甚至时常发生冲突的环境下，员工如何对所谓的医院文化产生认同。医院文化不能脱离利益而独立存在，单纯地就文化论文化只能陷入更深的误区。从医院运营的角度上说，倡导无私奉献、吃苦耐劳的文化，这些在精神层面当然是可取的，但没有利益作基础，单靠精神式的说教是无法获得广泛认同的。
人的本性是趋利的，这在商业文化对传统文化已造成巨大冲击的中国现实社会尤其显露无遗，而在伦理约束都已经很脆弱的条件下去谋求小团体文化（如医院文化）的强大作用，显然困难重重。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全面认识医院文化建设的基础。
3 医院文化如何走出误区
第一，构筑个人与医院总体发展相统一的经济利益目标。经济利益是员工的基础利益需求，也是医院为员工提供的基本保障。这不是指简单的金钱刺激，而是除了要给员工一个适当的薪资待遇外，还要设置相应的经济利益目标，这个目标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实在的利益，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所谓蓝图。同时它又要与医院发展的总体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保证员工能够按医院预先设定的方向前进，使医院文化获得有效的着力点。经济利益层面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合理的分配机制，这要在医院现实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保证相对的公平性，解决员工对医院的基本认同问题。
第二，解决好个人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与医院整体决策及决策执行的关系。中小医院的决策和相应的工作安排往往出自有限的少数人，甚至是领导个人拍脑袋式的决定，大多翟惫げ恢道已经被分解为具体细节的工作的价值何在，更对所能产生的结果没有把握。这是员工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被忽视了的表现，它直接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并造成团队意识薄弱，对医院文化的建设十分有害。要通过信息共享、共同参与工作目标制定与结果分析、吸纳员工的合理化建议等方式加以改进，将员工置于医院运营与发展的重要位置，使员工感受到被尊重和认可，将医院文化落实到日常行为层面。
第三，医院利益必须与员工利益相统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统一关系也符合“非零和博弈”原则。所谓“非零和博弈”是相对于“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言的。也就是说希望出现的结局是“你赢我也赢，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有效统一才能使医院文化落实，这一方面要求制定清晰的战略目标，结合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来指导员工的行为和努力方向，并用制度把行为固化下来，以形成习惯，用习惯带动文化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需求，将人力资源管理深入下去，从员工利益出发，在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的统一层面解决好留住人才和人才培养问题。另外，随着“80后”“90后”逐渐成为医院人才构成的中坚力量，人们必然要逐渐增加对其特征的认识，把握他们的特点，研究更多的利益需求，并把这种利益需求与医院的利益和目标统一起来，使文化基础更坚实并不断传承发展。
在与现代化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医院要建设有效的医院文化，而不是为文化而文化。相于物质层面，作为精神层面的医院文化应当是“由过去和将来的同时性而造成一个持续不断的进步，能够这样携带着向将来开放的视野和不可重要的过去而前进，这才是我们称为‘精神’的东西的本质”。积极的医院文化，它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所有成员的思想、意志和行为，像呼吸一样促进组织自然新陈代谢，像血液一样渗透到团队的骨子里，真正成为卓越医院的行动指南。医院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当然需要一个相应的经济基础，文化并不耻谈经济利益，经济基础支撑了医院文化，注重经济的医院文化也将并且是必然将促进医院的经济发展。
首先我想谈谈特朗普面临的挑战，他的经济政策一定是想解决一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特朗普上台是有深刻的经济基础的。美国的经济正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特朗普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点中了这个要害。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什么“让美国再次强大”，美国从来都强大。这是不对的，美国现在正面临一些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我今天想给大家汇报的就是，他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挑战是什么？再看他怎么面对这个挑战，他的政策能不能解决问题，以及其政策的全球影响。
特朗普面临的挑战
美国经济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第一，美国经济在继续变轻，危机之前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服务业太轻，金融业太高，一定要把制造业拉回来。所以奥巴马上台8年来最大的口号就是，让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金融危机以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78.8%，现在是78%，略有下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奥巴马让制造业回到美国的计划失败了。与此同时，美国工业产能的利用率在持续下降，产能过剩，不仅是中国，美国的产能过剩也非常厉害。20世纪70年代时通胀非常厉害，然后通胀持续下降，产能过剩当然就有就业的问题，就业的质量提不高，这又是美国面临的很大的结构性变化。同时，因为产能过剩，整个制造业在轻微行业回不来，投资急剧下降。我们对美国2007年投资水平做了一个预测，对比今天和2007年，美国在8年里整个投资丢掉了20个百分点的GDP，这是个巨大的下跌，美国每年因为投资下滑丢掉3个GDP，经济怎么可能强劲增长？大部分的企业投资，32%是居民的住房投资，主要是私人投资。所以投资下降非常厉害，不投资影响美国经济。美国经济活力在下降。什么叫经济活力？我们衡量的标准是工人的跳槽率，换工作的频率，如果经济发展快时，人会不断地换工作。20世纪80年代时这个数据高达22%，在岗工人换工作、换企业、换区域非常频繁，现在只有12%；新成立公司占公司总量的比重，20年以前，在IT行业这个数据在18%左右，制造业在12%左右，此后这个数据直线下降，制造业跌到10%，IT企业跌了一半。我们听到无数硅谷创新的故事，实际上美国新成立的公司数量日益减少，意味着老公司和大公司的地位越来越高。10年以上的公司雇佣工人的数目由20年前的80%上升到现在的90%，而新型的公司雇佣的工人从14%-15%跌到10%，下跌了三分之一。工人不愿意移动，新企业成立的数目在下降，工人集聚在成熟的大企业，不愿意到新成立的小企业去，是很典型的经济老化，美国的经济越来越接近欧洲的模式。“不流动”在经济学中是活力和创造在下降的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美国的经济正在丧失它的活力。
美国失业下降是好事，但这背后很重要的是美国的劳动人口就业参与率持续下跌，从2000年起已下降6个百分点。美国的失业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劳动人口的就业参与率也跌了6个百分点，很大程度上失业率下降是因为人不愿意工作，理由可以有很多，社会保险太高、找不到工作，等等。美国人口正在老龄化，劳动人口在下降的同时，劳动年龄的人又不愿意参加工作，结果就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解释美国人为什么不愿意就业。
由于上述原因，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下降。20世纪80年代时，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0.6%左右，20世纪90年代年平均增长0.9%，2000年-2009年猛增到1.5%左右，现在跌到了0.3%-0.4%。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我们天天听到那么多硅谷的故事，用着iphone，但是我们仍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渡期，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的运用已经接近尾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化并没有发生，所以在这个阶段，如果投资和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而且下降幅度如此巨大。所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80年代时达到65%左右，现在跌到了58%，下跌了6个百分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58%下跌到46%，跌幅达12个百分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在急剧地紧缩，因此中产阶级受到了很大的压迫。
美国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学中人口结构是最为关键的，是无法改变的，65岁以上人口比上15到64岁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即每个劳动人口需赡养多少老龄人口，在2016年这个数据是22%，10年之后将上升10个百分点。这将要求劳动生产率急剧提高，因为退休的赡养费用越来越高；还需要投资大幅提高，需要投资来产生新的增长点；第三还需要就业比率提高，这三项美国现在都没有。因此面临着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这三个问题不解决，美国经济的前景一定不会好。
所以特朗普不是共和党选出来的，当然也不是选出来的，特朗普是美国的中产阶级选出来的。40岁-50岁左右的白人蓝领过去的10年里生活在急剧地恶化，他们理解如果美国仍然执行现有的政策，等到他们退休以后，他们的日子会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他们说必须改革。
特朗普的应对之道
特朗普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第一件事他要减税，他要把居民个人的所得税由7档减少到3档，对富人减税，对穷人增加税率比扣；其次是减公司税，20年以前OECD的税率在32%、33%左右，今天已经跌到了22%左右。公司税最低的是英国和加拿大，只有15%，公司税有全球的竞争性质。公司税降低，可以把全球的资本引入投资和建厂。特朗普现在要把公司税由35%降至15%，现在来看，美国确实有降公司税的空间，共和党也从来是个降税的党，所以共和党赢了，他们应该会支持降税。
他还说要搞贸易保护主义，理由很简单，因为美国出口太少，进口太多，所以美国把工作留给了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其他国家。他说要把TPP停掉，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能的，共和党的统治下，TPP大概也通不过。他要停止北美贸易协定，这个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协议已经法律化了，他极有可能重启谈判。特朗普当选当天，全球汇率波动特别大，在那一周里唯一跌幅没有变化的是墨西哥比索，下跌了8%，到现在为止下跌了12%，再也没有回去，这12%正好和北美贸易协议的关税优惠相抵。市场就预测到会重启谈判，无论以后要怎么谈，先把汇率降下来。我觉得他一定会指认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个比较复杂，汇率操纵国的事情可以通过WTO申诉，也可以通过IMF来起诉，也可以单边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比如对中国施加45%的进口关税，这个不太容易，因为中美是双边的进口大国，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特别快，而且中国的很多商品，比如说苹果手机，都是从美国进口以后再出口的，如果征收45%的关税将会影响全球的产业链。我们做过分析，如果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征收45%关税，中国的GDP会影响2.5个百分点，同时会影响美国GDP1个百分点左右，还会影响全球的供应链。所以这个事情他做不了，即使他想做也做不了。但是他对某个商品征收45%的关税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f钢铁，奥巴马时期对中国的轮胎征收45%的关税，征了3年半以后，现在又逐渐回到15%。所以贸易仗他会打，他为什么打贸易仗――通过减税，把资本引入美国建厂，来扩大美国的出口，然后通过贸易战来为美国的企业出口创造一个空间，所以这两者是有目的地配合在一起的。
第三个政策是对基础设施投资5500亿到10000亿美元，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美国的基础设施质量在金融危机以后急剧下跌，我们对全球的基础设施有个衡量，最高值是10，金融危机前最高时达到7，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础社会下降到5.5左右。美国基础设施质量差是有目共睹的，桥梁不安全、机场码头陈旧，所以对基础设施投资我觉得是靠谱的。美国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时达到整个GDP的2.8%，过去的20年里急剧下跌，现在跌到1.4%左右。美国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在20年里跌了50%，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不再履行其维持基础设施的职能。这也是可行的，因为可以增加就业、增加GDP，是需求的拉动，所以他也会做这件事。
因此他总的政策是减税、打贸易战、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组合，他是想通过财政扩张来拉动制造业总需求的空间，其次通过结构性供给侧改革，改公司税，使企业的资金流入美国，增强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再通过贸易战支撑新形成的空间和竞争力，以支持美国的出口。所以这三件事其实是配套的措施，我觉得他都会做。贸易政策历来出自白宫，特朗普选了一个特别强硬的反贸易主义者作为新成立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
特朗普政策的影响
这样看上去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有理由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做。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他的政策具体实施是什么样的，过程会是什么样的，他的班底里大部分人都没有从政经验，但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背景。怎么做不知道，市场就开始猜了，市场一旦开始猜就乱套了。他的政策，特别是其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的影响是很大的。
首先他要强势美元，货币政策收紧，美联储在今年会继续加息，与此同时，日本央行、欧洲央行仍然在实行零利率和负利率，所以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背离在加大，结果在货币市场上当然是美元走强，所有其他货币走弱。而且市场对于美元走强的预期还在不断往上走。过去的18个月里，所有的货币对美元都在贬值，欧元贬了20%，日元贬了30%，巴西的Real贬了60%，俄罗斯卢布几乎贬了80%，而且美元还会继续走强。这是影响世界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影响世界的第二个很大的因素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从来不相信美联储说的话，市场一直低估美联储的决心，认为利率水平会维持在低位。在特朗普当选以前，市场永远是赢的，因为市场永远以为利率在低位，认为利率不可能会提高，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太弱，政府的债务已经高达100%，利率上升后财政空间立马恶化，因此市场一直按照低利率水平在配置资源。特朗普上台后，整个市场预期改了。特朗普当选以前的24-28个月里，美联储的预期从未实现向市场的预期靠拢，所以这是市场的预期第一次开始向美联储靠拢。市场预期变化，全世界的金融资产必须重新配置。现在不知道的是市场预期以多大的强度和速度向美联储靠拢。这是一件天大的事，2013年伯南克说要放缓量宽政策，全世界金融市场一片波动，资本流动大幅增加，无数的股市大跌，伯南克这句话就动了市场对美联储利率的预期。全世界的资产重新配置是必然的，因为现在不是低利率，已经是高利率水平了。
把美元走强的指数与在美元走强时发生危机的国家连在一起，美元走强的第一个高峰期20世纪80年代，很多国家进入危机，这是拉美危机。20世纪90年代，美元进入第二个高峰，又有很多国家进入危机，这是亚洲东南亚危机。现在是美元进入的第三个高峰，还没有达到前两个高峰的水平，在特朗普的紧货币、松财政下美元会继续走强。美元走强为什么会发生危机呢？因为美元走强，意味着公司和国家有太多的负债，就要用更多的美元来付利息，财务负担加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会恶化；美元走强，美国利息走高，美国国内的利息和当地市场的利差会缩小，资本趋于流回美国资本市场，如果资本市场大幅度依靠美国的资金来支撑，在公司有财务负担，资金就会流出市场，国家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发生危机。这就是拉美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故事。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危机必定发生，但是金融风险的上升不可低估，而且美元今后会继续走强。美元走强会受到的约束就是美国的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
第三个问题，特朗普要增加开支，钱从哪里来？只有一个办法，财政赤字。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会由去年的3%增长到今年的4%，相应的经常账户赤字将由2.9%增长到3.5%-4%。也就是说今年美国很可能会重新回到2008年的双赤字，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的高峰。如果是双赤字，市场就会对美元的预期发生波动。
美国的债务占GDP为104%，用于付息的水平占GDP过去是3%，因为利率水平太低，现在降到了2.8%，特朗普很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借债在过去增加了30%多，美国为债务付的利息却减少了。如果利率上升怎么办？现在正是利率上升期，1个百分点的利息上升就意味着美国财政会跌到1个点的GDP开支，这是巨大的数字。所以在利率上升的同时，对美国的财政产生了很大的压抑，美国就会有债务负担，美国的财政按照国会的要求，会逐渐缩小财政赤字，而实际情况是美国的债务在不断地上升。特别在特朗普时期，债务上升会更加快。问题还不仅在这里，美国所有的政府债务都要通过国会的批准，国会会给政府一个债务上限，2010年国会就是不批奥巴马提出的债务上限，接下来的两个礼拜华盛顿所有的地铁停开，所有的公园关门，政府关门，这是一个很强的信息，告诉世界美国政府可能会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全美国甚至世界停摆。从这以后，美国的国内投资急剧下滑，因为美国的企业家对美国的政治家丧失了信心。政府能否运作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次又会到来，按照他的计划，他很快就会把钱花完，在今年的3月15号，最晚不会超过18号，他就要去求国会增加他的债务上限。特朗普是否会妥协，还是会设定新的债务上限，这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不确定性。
由此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经济增长会怎么样？我们认为美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会在2%左右，现在的实际增长率已经高于潜在增长率。特朗普说我根本不听这些，为了让美国重新强大，我要让美国经济增长达到3.5%-4%。但是潜在增长水平在这里，他的3.5%-4%是可持续的吗？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冲击，第一，美元走强是不是可持续的？然后，美国的财政赤字是不是可持续的？以及美国的经济增长走强是不是可持续的？而从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不持续的。所以特朗普的政策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在于它会是波动的，美元汇率是波动的，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会是波动的。因此美国经济会变为2017年-2018年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GDP1个百分点的变动会影响加拿大0.9%的GDP波动，墨西哥是0.75%。影响可以分为直接的贸易、资本流动，另一种是信心和传播的间接影响，在全世界20个国家都会引起0.5%-0.4%左右的GDP变动。尤其是第二种影响，它是传染性的，影响会特别大。法国是个农业国家，因此受美国的直接影响不大，美国GDP下降1%，只会影响法国0.1%的下滑，但是因为会影响到包括欧元区、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又会反过来减少对法产品的需求等，又会拖累法国GDP增长，影响总量会达到0.36%。在今天的世界上，间接影响是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美国这样的国家。对中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加在一起会达到0.35%左右的GDP。所以，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农业类电视节目以服务农业、农村、农民为宗旨，以农村观众为目标受众群，理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对农舆论引导作用。但省、市、县电视台的农业类电视节目却存在着总量偏少、影响力偏小、对农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能力较弱等问题。笔者在2007年7月、2008年2月主持的《电视对农信息传播》实证调查发现农业类电视节目在农村的收视份额低、知晓度低、认可度低、忠诚度低等诸多不足。
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对农民与媒介接触使用情况、新闻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等相关研究呈上升趋势，也存在一定不足――从政治、文化角度为切入点探讨的多，从经济角度切入探讨的较少。主要表现在：偏重呼吁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增加对农节目（栏目）的投入和播出，对农业电视的节目经济维持与补偿等涉及经济基础方面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为此，笔者结合《电视对农信息传播》中的相关数据，着重就如何拓展农村电视市场，夯实经济基础，为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服务作些探讨。
农村电视广告市场潜力巨大
夯实经济基础大有可为
农村受众以青壮年为主体，在家庭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受调查者年龄在18―65周岁之间的，占98.3%。其中，40-50岁之间的最多，占总数的35%；其次是18-28岁，占22.4%；29-39岁的占总数的21.7%，居第三位；51-61岁的16.4%，居第四位；62-65岁的，占3.5%，居第五位；未填者占1%。从调查对象的年龄结构来看，18-61岁的青壮年占本次调查人数的95.5%，占绝对多数。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当前农村家庭中的“顶梁柱”――主要劳动力、主要经济来源、掌握着家庭的话语权，符合当前江西乃至全国农村家庭生活的实际。
农村受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呈“纺锤形”分布。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文化程度者占总数的43.7%，居第一位；其次是高中/中专/职高文化程度者占21.0%；小学文化程度占20.6%，居第三；本科及以上者占6.3%，居第四位；未受过教育和大专文化程度者，各占3.8%；未填者占0.7%。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体现出以初中为主的“纺锤形”分布态势，得益于多年来江西省在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努力和成果，符合当前江西农村的实际。
农村受众的家庭结构呈现出小型化、年轻化的格局。本次调查发现，从家庭常住人口数量来看，当前江西农村家庭规模以4-5人组成居多，占总数的57.3%，呈现出小型化格局。其中由1对夫妻加2个孩子构成的4人家庭最多，有107例，占37.4%；其次是由1对夫妻加3个孩子或2个孩子、1个老人构成的家庭有57例，占19.9%；而由1对夫妻加1个孩子组成的3人家庭，与由1对夫妻加2个孩子、2位老人构成的6人家庭各有36例，各占总数的12.6%，居第三位。这三类家庭总计有236例，占总数的82.5%。
农村受众的家庭经济状况有较大改观。当前江西农村4―5人组成的家庭居多，占总数的57.3%。事实表明，具有经济创收能力与需人供养的人员数量比，决定着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本次调查发现，江西农村家庭经济状况有了较大改观，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家庭中有经济收入或赚钱能力的人员数量增加。调查显示，当前65.1%的农村家庭拥有2-3个经济创收人员，多数家庭成员有经济创收能力。具体数据为：家庭中有2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130例，占总数的45.5%，居第一位；有3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56例，占总数的19.6 %，居第二位；有4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52 例，占总数的18.2 %，居第三位；而整个家庭中仅1人有经济能力的，仅16例，占总数的5.6%。居前二位的，总计有186例，占总数的65.1%；居前三位的，则总计有238例，占总数的83.3%。
家庭中无经济能力、需要供养的人员数量减少。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农村家庭中无经济能力、需人供养的人员一般为1-2人，约占60.5%。具体数据是：2人者有110例，占38.5%；1人者有63例，占22.0%。而有3-6人无经济能力、需人供养的，总计仅64例，约占总数的22.4%；未填者有49例，占17.1%。
家庭年总收入情况和纯收入增加。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江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098元，居中部六省第一位。①照此计算，家庭人口以4―5人计算，2007年江西农村家庭年纯收入在2万元左右，与我们调查中实际观察掌握到的情况相符。江西省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增幅超10％，现金收入增加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劳动力转移成为农民增收的持久动力。三是支农惠农政策效应持续显现。②另有数据显示，2007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达到626.9万人，从农村转移就业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奔上致富路，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③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发生的深刻、积极的变化，我国农村电视广告市场也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春天。
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夯实经济基础，
为提升对农舆论引导能力服务
当前，我国广播电视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管理体制，要充分发挥农业类电视节目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舆论引导作用，必须着力解决农业类电视节目经济维持与补偿机制的问题。通过调研，笔者认为农业电视的经营者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工作：
转变观念，加强市场调研，充分尊重农民需要。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首要的就是要转变观念。前文提到，当前农村受众中拥有话语权的是中青年和壮年，这些人群是当前农村家庭生活中的“顶梁柱”，也是家庭经济生活中的决策者，自然应该成为电视广告的主要目标诉求者。随着他们家庭经济结构、文化教育水平、对外信息交流等各方面的不断提高，这些人群越来越具有现代意识、时尚观念。所以，电视传播者在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时，务必要转变观念，要十分重视市场调查研究，把握农民消费心理、消费习惯，尊重农民消费需求，决不能把农村作为某些城市滞销商品、假冒伪劣产品的“集散地”。
拓宽广告思路，丰富广告品种，满足农民需要。本次调查显示，农民关注较多的十类电视广告分别是：1.食品类(如米、面、菜类等)，75.1%；2.农机具、技术、苗木、化肥等农资类，64.4%；3.药品、保健品，55.3%；4.公益广告，52.8%；5.住房类，43.4%；6.日常用品（如洗发水等），40.6%：7.降价促销的物品，40.5%；8.学习、体育用品(如电脑、书籍、球类等)，37.8%；9.贵重饰品、收藏品（如金银珠宝等），32.9%；10.耐用贵重物品（如家用电器、摩托车等），32.9%。
上述数据表明，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变化发展，农民对电视广告的关注度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就要求电视传播者要适时拓宽广告思路，丰富广告品种，满足农村受众需要，同时也有效占领农村广告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数据告诉我们，除日常食品、农资农机农具、药品等日常用品外，与住房、学习、体育健身、贵重物品和耐用消费品已经日益成为农村电视受众的关注点，也应该成为电视广告市场的增长点。
严格广告审查制度，确保广告真实性，维护农民利益和电视广告声誉。真实是广告的生命。为什么很多农村受众对电视广告有排斥心理？主要原因是很多农村受众认为电视广告内容不真实。调查显示，有44.2%的农村受众认为 “电视广告内容不真实"。为拓宽农村电视市场，有必要确保电视广告的真实性，严格广告审查制度，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和电视广告的声誉，切不可贪图一时的利益而牺牲了广大农村电视受众的利益和电视媒介的长远利益。
改进广告推广策略，提升电视广告在农村的市场占有率。结合我国农村文化传统和当前的现实，在提升农村电视广告市场占有率上，可采取以下组合策略：④
“空中战+地面战”。就是运用通过电视、广播进行广告的播出，结合地面的户外广告媒体包括墙体广告及横幅广告。
“固定广告+移动广告”。固定的广告形式主要有电视、报纸、广播、墙体、展销会等，而移动的广告形式则主要指的是车身广告、流动电影放映、散发宣传单等位置上可以移动的广告营销形式。固定和移动两种形式的结合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农民接触到广告信息。
“媒体+口碑”。电视和人际传播是影响农民购买商品最重要的两个传播渠道。因此，只要覆盖了以电视为主的媒体和口碑这两个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就可以取得理想的广告效果。
“商业+公益”。投放公益广告和举办公益活动是提高企业声誉，塑造企业良好形象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广告主在进军农村市场的时候，不仅要进行商业上的广告宣传和商品推广，而且应该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公益事情。只有商业和公益“两手抓”，才能使企业在农村市场的利益和形象二者得到兼顾。
“中央+地方”。就是不仅要在省级、县级电视台等地方电视台上投放广告，而且要在央视等中央级的媒体上进行广告的投放。央视的覆盖范围最广，并且在城市和农村都有较高的收视率；另外，在农村消费者的心目中，能在央视做广告的都是有实力的企业，是值得信赖的。因此在央视上投放广告，并配合针对城市或农村不同的市场营销手段和广告投放方式，可以达到城市农村全面覆盖的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电视广告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城市电视广告市场竞争激烈的现实环境下，适时拓宽农村电视广告市场，为改进对农电视节目采编制作水平、提升对农舆论引导能力等，应该会有很大的启发，值得广大电视新闻工作者、学界和业界人士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摘要：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此项倡议将充分借助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依靠我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了战略性转变，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直指世界经济格局的短板，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以我国的发展为基础，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推行下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其战略意义，发现问题与阻碍，并提出相关意见。并达到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以达到促进共同繁荣。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思想 国家经济共同发展 战略机遇与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我国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丝绸之路的巨大转变是我国经过不断努力实现的。我国古代的战略为现代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战略精神。“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发展说明我国初期的改革开放战略得到顺利发展，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实行相应的战略转变。在提出的这一构想时，由于此战略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就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关注。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与其意义
“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必将影响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了与各国更加友好的共同发展，互帮互助，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通过新的丝绸之路构想来实现各国共同进步。发扬包容、友好合作、共赢的精神。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概述及其发展历程
1、“一带一路”概述
“一带一路”的战略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一带一路”战略的涵盖内容极其发展历程
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以经济为基础，增进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合作共赢。
2013年9月和10月，在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符合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2014年8月，出访蒙古国时，表示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边境地区作为连接国与国的重要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此次访问意义重大，中蒙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政治、经贸、地区合作等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不仅为中蒙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奠定了基础，也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2015年2月1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015年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开启对欧亚三国的访问，首站抵达哈萨克斯坦。此次访哈可视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落实之旅，将进一步助推“一带一路”的建设。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此项战略涵盖了东北亚经济整合，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涵盖了18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根据新疆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交通枢纽。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意义
1、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平衡发展
根据统计，2014年12月后期我国的外汇储备资金为3万亿多美金，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又将迈出一大步。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我国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技术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正是延续着对外开放的思想，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通、生产资源高效配置，实现沿海城市与中西部地区相互衔接，进而从西向东的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和延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平衡。
2、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在新时代的发展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新的危机，改变过去的格局已经势不可挡。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疲软，复苏乏力，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一带一路”直指全球发展问题重点，加强与沿线有关国家的沟通磋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推进了一批条件成熟的重点合作项目。
3、“一带一路”战略是促进亚欧国家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的提出使我国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变得更加坚定。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更进一步的拉近周边国家与我国的联系，促进各国文化、信仰、经济的友好往来和和谐相处。由我国开始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贯穿亚欧地区的部分国家，可以把我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连接起来，把我国对未来的构思与其他国家对美好未来的期许连接起来，让其他国家从我国的社会发展中感受到友好，并从中获益。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机遇与前景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机遇
1、“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受到各个国家的支持与参与
2014年3月至6月期间欧亚各个国家陆续在创建丝绸之路经济建设，促进贸易往来等各个领域明确表示支持并积极参与，以期促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沟通，实现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合作共赢的局面。亚欧各国表示，丝绸之路的发展对亚欧国家的经济又着重要的影响。建设新的丝绸之路是促进各国文化、政治交流的重要机会。
2、我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坚实
目前，我国与东盟是最大的贸易往来者，我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合作关系牢固，个成员国之间友好合作，互帮互助，促进了成员国各个领域的发展。二我国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合作申报的“丝绸之路”已经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推动了各个国家的积极参与。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前景
“我国提出这个战略思想目的是为了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往来以及人文交流，提升各国的综合实力，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存在差异，在发展过程中要把所有的国家都顾及到，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对应的方案，例如在东部地区，应该提高其经济竞争力，二西部地区应迅速发展其基础建设。利用各个国家的优势，吸引区域外的现金技术和管理，促进共同发展，争取实现各国共同繁荣。
三、“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所面临的各国的质疑与实现途径
（一）“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挑战
1、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与观点
在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时，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抱有疑惑的态度，有的人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会绕开俄罗斯直接延伸到阿姆斯特丹，可以后来我国公布了初步计划之后，那些质疑不会穿过俄罗斯的人们才慢慢消声。另一方面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不重视欧亚联盟，只是把丝绸之路作为有前途的方案，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国提出丝绸之路的原因是因为对上海合作组织不满意。面对这些质疑，我国将要解释清楚这些质疑，并让其积极支持此次战略计划。
2、美国对“一带一路”的看法
美国认为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是因为我国是经济大国，会不断崛起并迅速扩张，当我国的综合力量扩展到一定程度，将会覆盖整个欧亚大陆。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可以与周边国家密切联系，并且将摒弃与俄罗斯的分歧，联合俄罗斯，重振欧亚地缘战略板块，打造“新的反美轴心”。
3、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反应
从“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提出，目前日本国会并没有针对“一带一路”做出相关审议。由于和美国的关系，日本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态度上不能确保和美国保持一致，虽然这次事件挑动了日本的的神经，但是日本并没有对此事件持续关注。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途径
“一带一路”战略要求参与的各个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努力打造合作共赢的局面，我国应与中亚南亚国家、俄罗斯、欧盟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形成亚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大格局，加强相互联系，加强政策沟通，不断开拓创新。在发展的同时抓住机遇，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推动综合发展。
四、结束语
我国在的带领下，不断深入扩展了“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文化、政治的有效发展，也有利于其他合作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实施必定是离不开我国政府的支持的，并且需要周边国家的支持与参与，共同发展进步。继续发扬我国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壮举，与世界各国联系起来，构建新的发展，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思路。此次根据古丝绸之路建立的新丝绸之路这一举动更是直接的讲我国与欧亚各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直接影响着各个参与国的交易，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摘 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问题，也是研究文化课题的重要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其中，经济决定论、总体辩证法和多元决定论是阐释二者关系的代表性方案。但是？熏它们并没有真切地揭示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理解。以马克思对该问题的阐述为理论脉络和分析依据，我们认为他分别在起源和内容构成、理论逻辑建构以及推进社会历史变革等意义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有着多维度的理解和界定，他所采取的是历史性和结构性相结合的辩证方案。辨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思想背景、理论框架和价值规范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辩证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当代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的深层次课题。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文艺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认为：“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解都必须从考察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开始。[1]鉴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理解中的关键性，威廉斯认为必须从两者的关系阐释出发的判断是对的。然而，一方面，威廉斯为了对应于社会经验的本质，把文化霸权视为解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工具，其特点在于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置于文化理论的框架下进行阐释。这样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理解①，更无益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我们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框架（之一），而非相反。换言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不能本末倒置。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否就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尽管学界早已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且已作了相关的理论建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马克思的解释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揭示，而它对于重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理论路径。
一、关于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诸种方案
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因而需要审慎地对待。这里的复杂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命题，一直以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石，即使要阐释它，也必须是在既有的框架内进行。事实上，在“正统”与“异端”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和争论。二是思想的变异性。历史地看，关于二者关系的命题和判断会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们思想的变化而不同，无论是经济决定论，还是总体辩证法，抑或是多元决定论，都有其时代特征，不可妄下定论。在此，需要把握的是它们在学理上的关系及其差异;三是概念的模糊性。对二者关系的判断关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对于“经济基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概念理解上的争议诚然也导致了二者关系理解的差异。认识到理解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无疑是必要的，一方面揭示了它们之间关系的限度和范围，另一方面也为它们的时代性阐释提供了契机。
第一种解释方案：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的诸多战友和学生当中，保尔・拉法格对“经济决定论”②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专门对此做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阐述。在《思想起源论》（又名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书中，拉法格研究了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思想起源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经济生产或劳动过程决定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程[2];其二，应该从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来解释诸如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决定了思想的性质和形态。可以说，被拉法格理论化的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释，进而在后来的大众化过程中被理解成机械决定论。事实上，拉法格的理论是有马克思的思想根据的，后面会谈到这点。一般而言，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被界定为“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正如人们所见，这种解释曾经流行较长时间，后来的各种批评也正是针对它而言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经济决定论忽视了上层建筑的作用，无论是对思想上层建筑、还是政治上层建筑，它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将这种“忽视”演化到现实层面，就是缺乏对意识或工人阶级意识、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关注;第二，正如晚年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符合马克思和他的本真意思，他多次指出如果这样把经济理解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会导致对现实理解的扭曲。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以经济决定论来界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需要重新审视的理论框架，它的固守性、僵化性和机械性已经与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第二种解释方案：总体辩证法。在第二国际内部，经济决定论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鉴于西欧革命所遭受的挫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在当时的理论家们看来，革命意识、文化霸权已成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迫切问题和时代议题。因而，上层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不断得到强调，表现在理论上就是界定二者关系的解释框架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总体辩证法。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和卢卡奇都倾向于以总体辩证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其中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较为系统。具体而言，卢卡奇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上取得了突破：一是以总体性的历史性的观点取代了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3]在总体辩证法的视域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便是一种历史性和总体性的存在，特别是上层建筑不再是一种被经济决定的角色，它在整体中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是在后来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研究中，卢卡奇认为它们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的界定，还是一种本体论的生成。他说：“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本体论上的形成过程，似乎在每一件劳动事实中，在劳动部门化、精密化的过程中，以及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所表明的劳动职能的演变中，就可以系统的看出来。”[4]历史地看，卢卡奇的观点不仅与他的时代相契合，而且在学理上推进了该问题的研究。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概念不清晰、结构不紧密等问题，一言以蔽之，其宏大的思想远远超过细致的分析。
第三种解释方案：多元决定论。与总体辩证法的历史性阐释不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则是从结构的视角来解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建构了“多元决定”的社会历史解释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在他看来，只要承认上层建筑的形式和国内外环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特殊的、独立的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的真实存在，矛盾的多元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情理的。这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指的是上层建筑不能只是被看作为经济的反映或现象，它们与经济一样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否则，所谓的“多元决定”便是一种虚构。于此，他是不赞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观点的，首先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不能闪电般地一下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因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其次是“由革命所产生的新社会，通过其新的上层建筑形式或特殊的环境（国内外环境），可促使旧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这种死而复生在没有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中将完全是不可想象的。”[5]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逻辑，经济基础或结构与上层建筑是两个独立的、真实的存在，它们共同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如果承认上层建筑只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单纯现象的话，那么“经济一元论”就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在根本上是与现实的社会历史经验相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都塞比卢卡奇往前走了一步，它不仅仅承认了上层建筑的独立性，还把它视为与经济基础同时起决定性作用的独立因素。
如果说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拉法格是经济决定论的“始作俑者”，那么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便是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了。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思想倒是有更值得借鉴的积极意义。事实上，卢卡奇“小心翼翼”的理论变革是多余的担心罢了，拉法格的理解也不是没有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和思想渊源，而阿尔都塞的结构性反思亦有其可贵之处。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家族内部，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具有差异性，但是大致的趋向是逐步突显上层建筑在这个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此思想趋向有关的理论还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鉴于这种思想趋向的现实意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与此同时，经济基础概念也受到了人们的重新审视，其中以科恩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做的工作尤为引人注目。
二、马克思的辩证方案
上述三种方案所理解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尽管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境况相关，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确实不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表述，甚至在恩格斯的表述中也不存在这样明确而肯定的表述。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判断是谨慎的。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本解读和思想解析，我们认为上述三种阐释方案并没有脱离马克思的思想基地，只是没有真切的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辩证方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宁愿将上述三种方案中展示出来的思想看作是马克思辩证方案中的诸环节。
其一，在现实起源和内容构成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并且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③的论断，可以看作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最初版本。如果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基础，继而把国家或政治国家理解为上层建筑的话，那么这种推论显然是成立的。作为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颠倒，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有以下两层含义：
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关系。简言之，以血缘和爱为纽带的家庭被以个体利益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所否定，而市民社会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则由国家统一。当然，黑格尔所谓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理念，即理性国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理性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是一种幻想，因而他坚持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裂，并且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指出：“事实却是这样，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6]也就是说，对于政治国家而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其天然的基础，“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6]11
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正如马克思所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6]11在这个意义上，与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不同，马克思在社会存在的层面上解构了这种幻觉。因为市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国家是一种被动的存在者。简言之，在这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内容，而政治国家则是一种形式性的存在。这与马克思后来“消灭”国家的思想有着逻辑的一致性。
于此，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马克思的思想根据。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不能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经济基础，也不能把国家或政治国家等同于上层建筑。④马克思在特定的语境下做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具有其特定含义。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受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影响，马克思也只是把国家理解为政治国家。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国家还具有经济职能，保罗・斯威齐就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国家是“作为一个经济工具的国家”，一是国家参与采取经济行动以解决其发展问题，二是极力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三是为了维护整个制度的稳定和运行，国家对工人阶级采取让步行动。[7]
其二，在逻辑阐释和现实变革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科学的方法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及其关系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而不能颠倒过来，并且指出后者是前者在观念上的反映，而思想意识的消灭则有赖于现实市民社会或物质关系的变革。
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它进一步推进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论上的推进得益于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来理解。他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每次]出现的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8]38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在逻辑上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一个普遍性概念，因为它是一切历史阶段上出现的交往形式，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然而，接着他又指出市民社会也有其特定的内容，他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8]146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不仅与交往相关，还与生产相关，指认它也包括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从它扩展的概念内涵来看，马克思此时的市民社会概念俨然成了经济基础概念的前奏。
具体而言，在该文本中，马克思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物质交往（关系）与思想意识、观念的关系有以下内涵：
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产生过程及其形式，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他说：“……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8]50与以往的哲学家们从思想意识出发来解释世界不同，马克思在这里颠倒了这种做法。在这里，市民社会作为一切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在逻辑上它也应该是出发点和根基，即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及其产生过程都应该在市民社会中得到阐明。在马克思看来，这才是科学的方法。于此，他在这里所重点阐释的是关于考察市民社会与思想意识二者关系的方法，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思想意识的消灭有赖于社会关系的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乖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8]50根据德文原意，这里的“消灭”，应为扬弃之意。倘若把消灭理解为一种“归零”的清洗或去除行为，那么思想意识只具有消极之意。而扬弃的意谓在于，社会关系所要“消灭”的是思想意识对人们的束缚作用和消极影响，当然契合社会关系的思想意识，则是它的予以保留的积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认为马克思对思想意识只有消极作用看法的人，显然是误解了。
思想意识是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换言之]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的[思想]，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8]66马克思在这里以“反映”的方式来描述的思想意识和物质关系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对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为什么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的问题，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知晓，他认为这本就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一个理论问题，即不是一个经院哲学的话题。那些绕着“认识论”的圈子来批判马克思的“反映论”的人，或许是走错了道，因为这样的讨论不在一个论域中，从而无法达致有效批判。
其三，在社会历史构成因素的意义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者具有“适应”关系，而就推动社会历史变革而言，后者不是仅有消极意义，也具有积极作用。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经济结构与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意识形式共同构成社会历史的组成要素，即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结构上，他指出物质生活是其他生活的现实基础，并制约着他们。同时，生产关系要“适合”于生产力，而社会意识形式“适应”于现实基础。由此可见，阿尔都塞赋予上层建筑以完全独立的决定性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种理论上的过激行为罢了。
如果把这里的“适应”仅仅理解为单方面的、被动的适应，那么事情未免过于简单了。正如马克思所言：“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10]346他举例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0]346在我们看来，这段论述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出了物质生产有其特殊的历史形式，而且要从其历史形式来理解，这里的“特殊的历史形式”即是指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社会历史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言，物质生产离开精神生产也是不可理解的;二是在这个语境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在“制约”关系的基础上，两者之间也具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甚至是相互适应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卢卡奇给予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非是“完全的”，而是要加上限定词“特定的”或“一定的”。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33这里所揭示的是上层建筑变革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或快或慢”指的不仅是一种时间性的表述，也是一种对变革强度、深度或广度的体认，例如马克思在论及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时，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1]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变革亦有它自身的节奏和规律。在变革过程的意义上，它们两者之间并不具有对等性。正是在这里，上层建筑变革的价值、意义及其积极作用才有做进一步的评估的必要。
马克思并没有忘记这一点，他接着又说道：“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9]33马克思在此为什么强调要把这两种变革区别开来？在我们看来，或许是他已经意识到对推动社会历史起积极作用的不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变革，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同样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后者的变革并不比前者更简单、更容易理解。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相关启示
马克思用建筑物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比喻社会经济结构和法、国家、思想意识的关系，虽然形象通俗且容易辨识，但后人在理解这个比喻时也存在简单化和机械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转化为现实的表现，则是对上层建筑的忽视或者轻视，特别是有碍于对文化问题的理解。立足于当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来说，我们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
首先，重新审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主要目的，是要将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等上层建筑因素从“经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阿尔都塞的理论意图无不如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奠基性的理论工作，理应值得关注。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得益于这种解放，它至少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化维度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席位，而且越来越重要。离开这个大的思想或理论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显得有些唐突和不解。毕竟，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文化问题并没有取得相应的位置。
其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法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分析框架⑤，这是错误的理解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作为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这个理论框架所关注的是两者的关系问题，而非对某一方面的研究，也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研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我们才可能进一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边界，包括历史的边界、内涵的边界，甚至是地位的边界。也只有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更好的总结和提炼，从而不至于大而无当，也不至于妄自菲薄。所谓的文化自信便有了根据。
再次，进一步规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也具有规范作用。在这个规范下，研究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显然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当然也包括相应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建设的研究和总结。其实质问题在于，如何规范文化道路与诸多其他维度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这其中便涉及研究立场的选择，及其社会历史意义的揭示或者说其价值旨趣的指认。具体而言，就是要正确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内在联系。为了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冷冰冰的“诸多规律”及其总和，我们认为有相应的规范和价值立场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应该意识到，从马克思出发来重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仅是诸多路径中的一种。事实上，如果能够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话，不仅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也能够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根据。须知，这里的“结合”便是相互阐释、相互融合和相互规范。
【摘要】随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加入WTO经济贸易组织的时间越来越久，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我国正逐步成为一个无可规避的事实。伴随着近五年新型金融市场开放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无论是金融信息还是金融风险在全世界传播的渠道和效率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这种风险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伴随着每一个资本市场互相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而产生明显的叠加增强的作用。本文主要探索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之间是否存在联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可以通过经济基础进行解释，希望本文可以抛砖引玉，给同行提供一些意见。
【关键词】中美股市 联动 经济基础 传染现象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股市联动理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提出之后，近年逐渐被学术界普遍承认。1995年，美国学者罗晋和索拉里克利用分段检验的方法对全球包括美国在内的七个主要的股票市场进行了相关性的检验，所选用的周期是1960年到1990年之间的三十年波动。他们发现，在这三十年时间内，七个主要的市场之间股票的波动都呈现出了相关的波动攀升走势。兰格利德在2001年利用动态协整的检验思路对三个欧洲发达国家――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40年数据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发现这三个市场在1980年之后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协整模型构建，而这也意味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股票之间的联动就逐步出现了增强的趋势。对于中国股市的研究，中国学者驼振心在2008年称，当中国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和世界股市之间的协整关系开始变得尤为显著，而这也意味着股市的联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而费兆奇通过对于时变冲击溢出模型的建立，发现世界因素和亚州本地的区域因素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对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程度呈现十分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问题的数据描述
（一）股票市场的联动关系
为了验证这个理论的可行性，下表选用了若干个中国以及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并且对于一些个别的行业指数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些数据的样本区间是从2007年的一月初直持续到2012年的6月底共计66个月的全部每日数据，同时本数据对于那些因为不同节假日而造成错位的数据进行了删除。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每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并且以本币为单位进行处理，数据来源是datastream。如下图1所示，黑色的实线主要表示美国的相关数据对于中国的相关数据的引导关系，而黑色的虚线则相反，表示中国的股市波动对美国股市波动是否造成影响。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美国的统计曲线数值一直徘徊在0到1之间，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进行检验的期间，中国的收盘价对美国股市第二天的收盘价没有产生引导关系，但是从2007年11月开始，美国股市的变化开始对中国股市的变化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中国在2005年开始进行了股权分置的改革措施，使得利率进一步市场化，这项措施让我们国家的股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全球化推动；另一方面，2007年之后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导致美国的进口逐步萎缩，中国作为最大的出口国之一也受到了出口萎靡的影响，这两方面因素使得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牵引呈现出增强态势。
（二）股市联动的经济基础
下图2为中美两个经济实体一周期为单位的引导关系构建。因为我们所拥有的GDP数据仅仅为季度数据过于含混，因此我们可以选用工业生产增长率来作为经济增长的标志。图中的黑色实线代表美国经济自身对于中国的引导情况，而黑色虚线则相反，代表了中国对美国的引导关系。从图中看到两条引导方向的线条都在临界值1的上方波动，说明这种引导关系对于双方都是明显的。
从市场经济的基础角度对这种情况做出解释，这种经济联动直接导致股市联动的原因就在于，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况会对这个国家的企业或者是和这个国家相关联的其他国家的上市公司在未来的企业现金流以及企业产品的折现率带来十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会直接造成股票价格的逐步统一性。
（三）股市联动的传染现象
所谓的传染现象指的是在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市场与市场之间并不能通过经济基础进行解释的各种相关性发生。因此在下图3中，本文使用了动态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探索。黑实线标记的GF统计量代表着种美德经济如果产生联动，那么是否可以构建成格兰杰原因。在这张图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个样本的绝大多数时间，统计量都大于5%的临界值，这个阶段下，经济基础是可以对这两个国家的股市引导关系进行解释的，但是2008年10月之后数值暴跌到临界值的下方并长期在很低的一个界面进行移动，直到2009年2月才回到了临界值上方，这说明在这段时间美国股市向中国进行了传染。
传染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国际上的投资者因为没有掌握全部的信息，经常会因为恐慌而做出大量没有理性的投资决策，并且这种恐慌很容易形成羊群效应，进而干扰到其他国家对于股票的预期情况。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场发育相对较晚，市场价格机制跟发达国家相比并没有处于十分完善的程度，因此这种冲击就极有可能造成传染的结果，使得股票之间的非理性联动成为必然。
三、结语
随着我国不断开放国际市场，美国股市的收盘价对于中国股市的第二天收盘价具有十分明显的引导关系，并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强。但是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尚不完善，因此美国股市很容易对我国造成传染效应。
【摘要】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在市场层面有着共同之处，他们都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特征和规定。其差异具体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分析的前提和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西方经济学是辩护的，马克思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辩证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指导，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部分。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市场经济基础理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基础――市场经济进行研究，从而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由于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它们的区别则是根本的。
一、两者在市场一般层面存在相通之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依据《导言》的思想，市场一般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共同规定，是在思维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体制性特征；市场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场经济与一定生产关系的结合，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场一般的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存在相通之处。
（一）两者对市场机制的总体描述相似
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沦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描述：每个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的同时，却自然而然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微观经济学即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形式。在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以利己为动机从事经济活动，也即理性的经济人：消费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通过分析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
宏观经济学虽然承认“市场失灵”，承认市场机制未必能使全部资源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却认为通过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从而得出市场机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也从资本的利己本性出发来描述市场机制。资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样尽可能地吸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促使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缩减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使自己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在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中，资本家会竞相采用新技术。一旦新技术被普遍采用，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原来先进的生产条件就成为一般的生产条件，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二）两者对某些具体市场机制的描述相似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同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都是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的综合作用来实现的。如，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市场出现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状态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会使这种非均衡状态逐步消失，实际市场价格将回到均衡价格水平。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从而价格与价值的偏离虽然经常发生，但由于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这种偏离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在这里，“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使得市场价格在动态中趋于平衡。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运行是有规律的，平衡即意味着规律的存在。
二、两者在市场特殊层面存在根本区别
（一）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
不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事实上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
西方经济学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的生产方式，因此，尽管它事实上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将其视为一般的市场经济。
马克思经济学则把市场经济看作市场一般和市场特殊的二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市场一般仅仅是在思维层面存在的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市场经济，因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所以，作为抽象要素的市场经济，只有在与一定经济制度的结合中才成为现实的要素，具有现实的意义。马克思经济学所描述的就是存在于现实中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劳动力买卖的自由不是天然的市场买卖的自由，而是特定历史关系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工人的消费也不像西方经济学描述的那样是在市场上的自由选择，而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为资本家再生产劳动力。工资也不像西方经济学描述的那样是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
总之，“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生产则不仅是投人生产要素获得产出的一般劳动过程，更是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增值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资本不仅仅是厂房、机器设备等，那只是它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其本质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
王凯曾体会过为了生活而拍戏的感受，因此，他格外珍惜自己成名后可以根据适合与否选择角色的机会。
《琅琊榜》红遍街头巷尾，王凯也凭借剧中靖王一角为人所熟知。很多演员说自己“演戏不是为了钱”，但大抵只有小有成就的演员才有资格说这种话。至少在七八年前，王凯还没有勇气和底气这样说，因为那两年里，刚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他不仅找不到自己的职业方向而且几乎身无分文了。
又爱又恨“陈家明”
无论是《伪装者》中的明诚，还是《北平无战事》中的方孟韦，王凯创作的形象似乎总是英姿勃发、赤诚果敢的。于是，人们很难回想起他入行的“敲山之作”――《丑女无敌》中娘气十足的陈家明。其实，连王凯回忆起来也承认，如果不是几乎已经身无分文，可能不会接下那个在此后让他纠结了大半年的角色。
初入演艺圈，王凯的境遇并非顺风顺水，这让原本开朗爱笑的他开始变得消沉。2008年前后，他甚至沉迷于电脑游戏，选择了逃避。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王凯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因为现实的问题是，自己已经无法养活自己了。
“当时去《丑女无敌》试戏，开始时不是试陈家明，到了之后导演说原定的角色已经定出去了，所以就试了陈家明。当时我真的快身无分文了，再加上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就接了这个角色。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谢这个角色，它让我成长了很多。”王凯说。
他曾说过，一个新人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而当时的他就是如此。王凯坦陈，追求更好的物质基础对每个演员来说都是必然的，特别是在个人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若是有一定物质基础，接戏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就一定会选择自己更合适的那个，而不是只要有丰厚的回报就去选择。
对“伪娘”专业户说不
在成功地塑造了陈家明这一角色后，快乐与烦恼接踵而至。好的一方面是，圈里开始有人关注他，找他演戏；不好的一方面是，大家都将他定格成一个“伪娘”专业户。所以此后，王凯又有七八个月没有接戏，开始艰难地克服自己入行以来的第一个瓶颈期。
“之所以多半年没有拍戏，并不是因为没人来找我，而是因为来找我接的角色都与陈家明如出一辙。当初饰演陈家明是个偶然，如果再次接演我以后的戏路就将成为必然了。”王凯说。因此，经过深思熟虑，王凯还是将那个阶段和陈家明同类型的角色都推掉了，希望从此能够摆脱这个桎梏。
无规划，有节制
可以说，在《伪装者》之后，《琅琊榜》的上映彻底夯实了王凯人气新人的地位，靖王和所谓“人人都是靖王妃”的种种噱头让微信圈里段子手们妙笔生花。而对于未来，王凯并没有做太多的规划。就如同因为被剧本感动得落泪，他果断接下《琅琊榜》，却未曾考虑靖王一角会为自己今后的演艺道路带来什么。
他说自己不善于规划，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我知道变化永远是大于计划的，人们总是现在想得很好，但是，你将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所以我不喜欢给自己计划太多。而且，如果到时候事情没有按我们的意愿去发生，我们就会很失落。但是，如果不给自己规划，可能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它就发生了，这个时候反而给自己一个惊喜，那你是愿意选择失落还是选择惊喜？”试想，如果按照王凯的理论进行家庭财务规划或投资金融工具，结果恐怕很难有他所谓的“惊喜”。
其实，生活中的王凯是一个比较节制的人，从不乱花钱，更不会因为缺乏规划让自己捉襟见肘。对此，他骄傲地表示，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更何况我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经纪人。
【摘要】文章利用 齐性检验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方法，对3个不同年龄段的人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这3个年龄段的人对于对方的经济基础在意的程度是否相同，若不同，排列出相应的顺序，进而进行结果分析，并且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齐性检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法；合理化建议
生活中，婚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对于结婚对象的选择上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在这个多姿多彩的社会中，当代的年轻人似乎在选择配偶时考虑的更多，尤其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强烈的攀比心理，使人们都不想生活的比别人差，同时我们也秉持着“贫贱夫妻百事哀”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于是，似乎现在的年轻人变得更加现实了，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我们往往比较在意对方的经济基础，是否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和稳定高薪的工作。因此，我们常常感叹现在的“80”后和“90”的年轻人太现实了，而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似乎更纯粹一些，不太会在乎经济基础，所以，我们常常认为不同年龄段的人选择配偶时对经济实力方面的在意程度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这种观点是社会真实的反映吗？基于这种想法，本文将利用非参数统计学的方法来验证一下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此问题的看法是否一致。
一、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是否一致，对349个人进行了市场调查，并且将被调查者分为了三个年龄段：18岁至30岁，31岁至50岁，50岁以上。同时，我们将这三组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分为了三个层次，分别为：非常在意，一般，不在意。据此我们统计各类结果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二） 齐性检验
根据上述给出的数据，我们来检验一下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运用 齐性检验法，并且应用R软件来实现，输出了Pearson’s 检验结果，自由度为（3-1）（3-1）=4， 值为9.9143，p值为0.0419，由于p值小于0.05，于是此时我们拒绝原假设，即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的经济实力在意程度不同，具有差异性。
（三）Jonckheere-Terpstra检验
根据上述的 齐性检验的结果，我们可知三个年龄段的人对于配偶的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是不同的，那么，到底哪个年龄段的人会更在意呢？与我们之前预期的结果是否会一样，据此，我们希望通过检验来将不同年龄段的人的态度进行排序，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分析，下面我们根据调查数据绘制出各组数据的箱线图如下：
从上图中，我们清晰地看出了三组数据的顺序，从而，结合上述的检验分析和箱线图的绘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三个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即18岁至30岁的群体最在意对方的经济实力，其次为31岁至50岁的群体，最后为50岁以上的群体。
二、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述的检验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的经济实力在意的程度具有差异性，并且随着年龄的递增，人们的在意程度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即年轻人最在意配偶的经济实力，其次为中年人，最后为老年人。以此也反映出了时代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和婚姻观也有所改变了。但是，在择偶时过于注重对方的经济条件这种风气当然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对此作出以下建议。
（二）建议
在这个五彩纷呈的社会，似乎我们对一切都很迷茫，我们每个人持有的价值观念都有所不同，也就是我们看中人生的部分有所不同，有人将物质看成是全部，特别是现在的有些年轻人有“拜金”倾向，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出现的较多。例如，众所周知的江苏电视台主办的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歪曲的价值观和婚恋观给了我们警醒，物质极大丰富不等于幸福，但是却有那么多人将物质条件和婚姻画上等号，从而引领了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而导致最终失败的婚姻，这也是我国离婚率越来越高的原因。我们应该意识到，社会进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我们的幸福指数为何下降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思考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自身价值观和婚姻观的导向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物质生活虽然重要，但是这并不是全部，我们可以注重，可以为之奋斗和努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太在意，以平常心去对待。
在这个浮华的社会，平常心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一样奢侈的东西，无论对待任何事，我们都显得很浮躁，很难有一颗平常的心态，对待物质生活，我们现代人往往要求太高，未婚人士更是将未来另一半的物质水平作为首选的条件，于是我们常常感叹现代人的感情不纯粹，而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做起，用一颗平和及平常的心态对待一切，不要太在意物质，那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有的时候那只是一小部分。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虽然目前看起来风险应该不大。
2012年的经济状况，还要从基本面来看。有三个因素，让我们依然可以对中国2012年保持乐观。
首先，通货膨胀压力的显著下降。本轮通胀，从2010年二季度抬头，到2011年年底才算是被制住。从大的方面看，通胀背后有两个重要的基础力量。一是汇率低估引发的净出口，净出口增加了对国内供给的总需求。二是2009年以来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货币供应快速增长，形成了另一个刺激总需求的重要力量，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近几年投资的快速增长。这两方面增加总需求的因素，都对总供给形成压力，供不应求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所幸的是，这两个因素的力量在2012年都会大幅减弱。首先是2012年的汇率比2010年已经升值了6%左右，从净出口来看，可能已经趋近均衡水平，汇率扭曲导致的通胀压力可能已经基本消除。二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2012年的农产品供给因为前两年农产品价格的飙升会较为充足，导致农产品通胀的压力较小，而中国的通胀，主要就是农产品的通胀。通胀压力下降的直接含义是宏观调控的压力减轻，而2011年经济增速的下降，主要是主动紧缩的结果。
其次，目前中国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依然健康。对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担心，与地方政府性债务不无关系。2011年6月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显示，地方政府性债务累积10.7万亿人民币，温总理在报告中说2011年新增债务仅有3亿。综合考虑历年的政府收支，政府部门的净资产约为10万亿，负债比率在47%左右，远低于2000年左右70%的水平，实际上政府的负债水平在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在这一情况下，即便地方政府性债务出现了10%甚至20%的坏帐，政府部门的总体资产负债状况依然可以保持良好。
第三，目前中国工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依然很高，初步测算的净资产回报率达到18%左右。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回报率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当中。2011年的回报率有所下降，但是依然保持高位。投资回报率高的含义是，经济中并不缺乏投资的机会，一旦宏观调控开始慢慢放松，投资将恢复增长，GDP增速将回暖。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房地产调控。这一次股市的巨大反应，大概与温总理的“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调控不能放松”的表态有关，于是一切关于房地产市场回暖的幻想都破灭了。在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四分之一，房地产行业的联动性高等论点的指引下，一副经济低迷的图景似乎已经描绘形成了。很多评论家都认为，2012年最大的风险来自房地产。
问题在于，没有房地产，经济就不增长了吗？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不是这么说的。到底什么行业会火，不是书生擅长，那是企业家们的事情。但是关于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可以做出的基本判断的是不缺总需求，特别是投资总需求。宏观紧缩一旦放松，经济回暖可期。目前可以看到的，至少是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倘若人均收入再上一个档次，现在的基础设施都会嫌不够。大中城市的拥堵，直接的要求就是多修路，多修地铁。基础设施投资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外部性高，因而政府应该发挥作用；其二是周期长，相应的举债周期也长，以前借下的短债可以考虑展期。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虽然目前看起来风险应该不大。长期观察中国经济的人，应该对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记忆犹新。那一场通货紧缩，与1992-1994年的经济过热，以及随后的宏观调控不无关系，过紧的政策导致了企业利润下滑和坏账增加，损害了当时的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结果导致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
历史惊人地相似。2009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2010年开始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开始的宏观收缩，都和1992年开始的那一轮周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这一次经济整体的资产负债和投资回报，依然良好，总体风险不大。不过，以史为鉴，把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风险列入考虑，还是必要的。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教授
摘要:本文利用S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岸四地并不具备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在考察了中国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经济基础后,通过参考、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与路径,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人民币与港澳币以美元化形式,而人民币与新台币间则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实现中国货币一体化。
关键词:货币一体化;SVAR;最优货币区
一、引言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缺陷,美国可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转嫁国内危机使得危机蔓延至全球。因此,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成为广泛共识。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无法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只能被动承受,因此,对中国而言,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多项政策举措,尤其是2009年在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已充分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由民间市场自发形成力量的薄弱,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始终要依靠官方制度的力量才有望最终实现。人民币非完全自由兑换性的约束使得整合两岸四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货币的必要性和战略性得以凸显,即人民币、港币、澳币及新台币的一体化,将不仅弥补人民币非国际货币与不可自由兑换的缺陷,而且也将是促成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
二、文献回顾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证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依据不同研究视角可分为:考察经济冲击性、测算双边汇率波动、引入时间动态变化、检验汇率相关性等四个方向。
(一)研究经济冲击对称性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首次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将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VAR模型引入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以经济冲击的规模,经济体间的相关性以及国内经济的调整速度,判定组建最优货币区国家的标准。
国内学者的研究在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基础上,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了拓展,如李心丹等(2003)以实际汇率代表货币冲击,靳超等(2004)则采用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来衡量货币冲击构建出三变量模型。崔晓燕等(2007)则借鉴了Huang和Guo(2006)对经济冲击来源的分析,将经济冲击扩展为外部供给冲击、国内需求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
(二)测算双边汇率波动性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7)在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创造了最优货币区指数法,用于衡量汇率波动的不同影响因素下,组成货币区的综合成本和收益。该指标越低,意味着维持货币同盟的综合成本越低,越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万志宏(2004,2005)将该方法用于东亚地区的10个经济体(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结果显示香港和台湾以及新加坡同中国较高的合作成本,两岸四地尚不构成货币区。
(三)引入时间动态变化
Frankel和Rose(1998)提出OCA内生性假设,实证结果证实了原假设的正确性:OCA标准的内生性,使得一个国家更有可能在加入货币联盟后再满足通货区的条件。
国内学者在Frankel和Rose的基础上转而通过VAR模型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检验两岸四地是否符合“内生性”的假设。陈小凡(2006)以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替换了Frankel和Rose(1998)所提出的经济周期相关性,构建了两变量VAR模型,测算需求、供给冲击的对称性,并引入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对冲击非对称性的演变轨迹进行动态估计。就总体而言,两地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不令人满意,货币一体化的现实基础较为薄弱。
(四)考察汇率相关性
由于组成一个共同货币区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影响这些国家的外部冲击因素是对称的,若通过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检验发现,这些国家的实际汇率存在趋同,则可证明这些国家是潜在的最优货币区。从这一角度而言,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与Mundell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存在共同之处。Hong Liang(1999)采用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检验中国大陆与香港是否适宜组建成一个最优货币区。通过协整分析后的实证结果表明,大陆与香港间并不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必要条件,但都表现出与美国和日本具有很强的联系。张明正(2008)以贷款利率作为资产价格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认为香港与大陆间的经济紧密性与互动性已超过香港与美元间的联系,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需要重新安排。
三、研究模型及数据来源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1994和1996)在SVAR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设定“识别假设( identifying assumptions )”,从原始数据拟合残差中分解识别出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区分了非对称性冲击和对称冲击的反应,把研究的重点推进到导致价格、产出变动的深层次因素上。
设变量和分别代表GDP和物价水平,为了满足数据的平稳性要求, 和对应于GDP和物价数值的差分数据。考虑如下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
其中, 和为白噪声随机扰动项,代表产出和物价变动中未被回归方程解释的部分。 为阶数为 的滞后算子L的多项式,即 ,其中
为确保和 序列无关而选择的滞后阶数。为揭示结构性扰动,即具有经济含义的供给和需求冲击,有以下关系式:
其中,和 分别为需求与供给冲击,因此,产出与物价变动中未被解释的扰动项是供给与需求冲击的线性组合。用矩阵可表达为:,结构性扰动(经济冲击)矢量 可通过C的逆矩阵求得:
。在 矩阵中,求解矩阵C需要4个约束条件。由估计出的 和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可以提供3个约束条件:
通过SVAR估计,可以得到残差项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即上式的左边。而在Blanchard-Quah分解中假设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是正交的,并将其标准化:
(1)需求与供给冲击的方差为:
(2)需求与供给冲击是正交化的:
因此,上述经济冲击的标准化条件与(1)式联合,可得到关于矩阵C的以下三个约束式:
系数矩阵C的第4个约束条件,需求冲击对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为得到该约束条件的数学表达式,将VAR表达式(1)转换为无法观测的结构性经济冲击的无限阶移动平均过程MA(∞):
(7)式表明, 和是结构性扰动和的当前和前期值之和。――所谓的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结构性扰动对左边变量期之后的影响。由于需求冲击对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或需求冲击对产出增长的累计效应为零,因此得到第4个约束条件:
若将该约束转换为含有系数和 的表达式,则为
上述的4个约束条件都已得到,可求出系数
得到矩阵C,并通过识别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 。
本文中的数据来源于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WEO)》1980年至2008年的年度数据,鉴于澳门经济总量微小,在此忽略,同时拟美国为参照国。
SVAR模型可用于说明不同经济体间是否具备构成最优货币区的经济基础,但是在变量的选择上尚未取得一致,选取不同的变量所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降低了解释力度。因此,本文将只采用两变量模型,即产出和价格变动:以美元计算的各经济体的名义GDP来描述产出,以1980年为基期的年度GDP平减指数,用来描述经济总体物价的表现。
从产出和价格的相关性指标而言,美国与香港、台湾地区的产出相关性都较高,而美国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由于香港与内地紧密的经贸联系,因此在价格相关性方面,香港与美国的相关性较弱。通过ADF检验,除香港外,剩余经济体供给和需求变化率均稳定,香港的变化率差分后也稳定,表明这些序列都是I (1)序列,可进入
SVAR进行实证分析。根据Schwarz 准则来选择滞后阶数,从而得到四个经济体的阶数为1。
四、实证检验
(一)经济冲击的相关性
表1、2列出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受到两类冲击的相关系数。
根据表中的数据,在整个样本期间,内地与香港的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均表现为正向相关,但相关性水平较低;内地与台湾地区的两类冲击呈现负向相关性;台湾地区与香港的需求冲击为负相关,而供给冲击为较高的正相关性;美国与台湾地区间在需求冲击为负相关,而与中国内地及香港为正相关性,其中与香港的需求冲击相关系数最高,美国与中国内地的供给冲击为负相关,与香港、台湾地区为正相关供给冲击,且系数值较大。
中国内地与香港间的相关性呈现出一致性,但相关性较弱,而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间的相关性为负向相关,另外,香港与台湾地区两经济体在供给冲击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需求冲击则为负向相关。美国作为参照国,与香港及台湾地区的相关性较强,这也与现实相符合。
(二)方差分解分析
四个经济体的GDP和物价变动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数据显示,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三个经济体,供给冲击是导致产出变动的最重要因素,而需求冲击则是导致物价水平变动最重要因素。可见,影响三个经济体产出和物价水平变动的主要因素表现出一致性、且并无显著差异。
(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据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就经济冲击的力度而言,四个经济体的供给冲击均大于需求冲击。其中,内地经历的经济冲击的力度在整体上高于香港,而台湾地区又高于内地;在经济体的调整速度方面,内地经济的调整速度要高于香港、台湾地区,而台湾地区的调整速度又高于香港。一方面,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发,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依然可以保持,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经济发展;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束缚了经济政策的操作。
随着内地经济进一步开放,其面临的经济冲击力度强于香港,但弱于台湾地区,而对冲击的调整速度方面高于香港、台湾地区,且台湾地区的调整速度高于香港(见表4)。总体而言,三地在在冲击力度和对冲击调整速度方面呈现出非一致性,说明构建最优货币区的维持成本较高。
(四)结论
就供给冲击而言,内地与香港的供给冲击在整个样本期间显示出一定的相关性,但极不显著;从供给冲击的力度和调整速度来看,香港经历的供给冲击的力度低于内地,且香港对供给冲击的调整速度相对较慢。在需求冲击的力度和调整速度方面也表现出非一致性,即内地经历的需求冲击高于香港,调整速度也快于香港。在物价波动方面,尽管需求冲击是导致内地和香港物价水平变动的最重要因素,然而内地需求冲击对物价变动的贡献度较小。
内地和台湾地区的需求冲击为负相关性,且在力度与调整速度方面也表现出非一致性,台湾地区的冲击力度高于内地,但调整速度低于内地。台湾地区的开放性高于内地,且采用浮动汇率,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但由于台湾地区经济总量较小,且近年来由于民进党的不当政策导致台湾地区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因此在经济调整方面显得乏力。
综上所述,中国内地、香港与台湾地区不适宜构建最优货币区。
五、两岸四地间经济基础的考察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经济快速发展,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8%,已仅次于美国,联合国《200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中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稳步提升,去年经济增长约占全球经济增长的17%,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自2003年CEPA签署,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与交流被提升到制度化建设的高度,两地经济融合达到更高层次。香港目前的联系汇率制度是特殊政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该制度具有相当的弹性空间,历经了多次重大市场考验,就现阶段而言,香港应维持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根据重力模型,地理位置接壤、双边贸易和区内投资比重增加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建立货币圈,丁剑平(2003)得出结论香港的联系汇率制的维持越来越需要来自大陆的支持,因此当人民币成为完全可自由兑换货币并取得国际货币地位时,港币将放弃美元而改选人民币为名义锚货币,最终实现“人民币化”(丁雪峰,陈,2009)。
台湾地区是一个小型的外向型经济体,经济长期高度依赖美日(李玲瑶,2003),但近年来相对美国和日本而言,台湾地区经济对与内地的贸易依存度的影响更为敏感(何耀,2007),而且两岸间的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丁雪峰,陈等,2009),总体而言两岸经济一体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两岸产业链的结构性演变,已逐渐转变成运用大陆技术与市场的“大陆―台湾”之间的“区域整合模式”;台湾地区经济的“产业空洞化”现象(高巍,2006),使其竞争力从2005年的第11位退至第18位,沦为亚洲“四小龙”之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即将实施,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经济体(特别是东盟成员)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台商进入东盟市场难度加大,台湾地区在经济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大幅下降。综上各种因素,可以看出两岸经济一体化已是势在必行。
澳门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对香港的依赖性,主要体现在汇率制度、货币替代以及金融业务方面。在澳门的M1M2中,港币占比接近于50%的比重,超过了澳门元的比重,且自1983年以来,澳门采取的是固定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而且澳门多数金融机构是隶属于香港的地区总部。
自CEPA签署以来人民币逐渐加大了澳门流通领域的比重,虽然香港和大陆均是澳门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澳门元已经成为肯定澳门的自治特权与区域差异化的一种基本手段的角度,澳门元应保留。多年来平稳的经济发展已证明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适合澳门的经济与制度体制,未来变化的可能性极小,长期内将一直保持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
六、国际比较与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
货币一体化按主体货币可划分为三种形式:单一货币一体化、多重货币一体化和主导货币一体化,而就全球真正意义的区域性单一货币欧元、美元、非洲法郎而言,欧元和非洲法郎属于单一货币一体化形式,美元化则属于主导货币一体化形式。
(一)欧洲货币一体化
欧元的演进路径可概括为准平行货币向单一货币渐进发展,属于发达国家间的合作模式。欧元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是长期、渐进的过程,不仅取决于经贸关系的疏密、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异同,也取决于政治意愿;不仅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规则政策的协调,又触及国家主权向超国家机构的集中或部分让渡(Strauss-Kahn,2003)。
(二)美元化
拉美各国美元化的过程,实际是美元这种良币驱逐各国劣币的货币替代过程。货币合作遵从主导货币区域化,属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发展的路径是以美元为主导货币,不断向北美、南美渗透和扩张,最后形成统一的美元区域共同货币。
(三)非洲法郎
CFA法郎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货币联盟性质,与欧盟是从经济一体化到货币一体化的顺序相比,CFA法郎区则是在成员国独立后越过了一体化的初级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直接进入了一体化的较高阶段(经济同盟阶段),缺乏经济基础保障,货币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不稳定。CFA非洲法郎区带有殖民色彩和外部因素主导的性质,属于不发达金融合作的范畴。
(四)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
就中国现有国情而言,可吸取现有国际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转而采取一种复合模式。港澳台与人民币采用美元化模式,而新台币与人民币可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形成以人民币为主导的货币一体化,以下是具体的构想内容。
由于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联系紧密且呈现融合的态势,依据爱默生“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理论,内地和港澳应实现单一货币区;据上述分析可知,鉴于人民币与港澳币汇率制度的特殊性(香港采取的是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门实施的是钉住港币的联系汇率制),随着港澳地区经济日渐融入中国内地,香港将实施钉住人民币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门也将间接实现钉住人民币,因而也决定了四地间的货币一体化可采取主导货币一体化模式:类似拉美地区的美元化,由弱小经济依附于强大经济体的经济行为。随着人民币在港澳地区的广泛流通与使用,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最终将取代港币和澳门元,则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将形成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单一货币区。从长远来看,受到文化、认同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培养对人民币的认同意识和共有观念将是一项必要的长期工作。“骄傲的香港人对港元的感情可能强烈到了无法割舍的程度,就象英国坚持使用英镑而不加入欧元区一样”(Cranfield,2008)。澳门元的例子充分说明,行政手段的作用也将对民众的货币认同造成较大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港币在澳门具有更高的民众接受度,而澳门元反而在流通中逐渐被取代,因此澳门政府在1993年通过法例,规定本地企业须以澳门元标明商品价格,并规定信用卡支付及类似的交易必须使用澳门元等行政手段,来提高澳门元在流通中的占比。这些措施最终有所成效,澳门元相对当地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澳大利亚及英国等先进国家的水平。因而未来,人民币实现对港币及澳门元的替代,具备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对于两岸而言,在目前尚未形成稳定和坚固的经济联系,谈论货币合作是不切实际的。依据Balassa(1961)的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两岸在现有的经济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可从建立两岸共同市场(李非等,2004;萧万长,2005;庄宗明等,2005;)打破现有的僵局,再逐步过渡,直至达成两岸货币形成固定汇率,直至形成统一货币。二十世纪90 年代以来,两岸贸易基本上已属于“投资驱动型”,贸易产品交换已由资源比较优势产品逐渐向产业分工型产品转变,当前两岸经济已经出现了以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为主的混合模式化整合雏形;而两岸即将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这意味着,两岸通过弥补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框架将能较快进入构建共同市场的阶段,朝经济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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