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9 04: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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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分析师最早产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主要是负责有关证券数据的收集。而随着证券研究的不断深化，证券分析师开始作为一个行业逐步成长起来。如今，证券分析师是指在证券投资领域从业的人员，他们运用其所具备的高端的专业知识和分析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投资信息、咨询以及管理服务。近些年来，各国的证券市场快速发展，证券分析师在证券市场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他们通过其优于一般投资者的信息收集途径与专业分析能力，提高了证券市场的定价效率，并增进了投资者的利益。但证券分析师存在的利益冲突也使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原联合证券分析师宋华锋在背后的机构或游资操控下违规炒股并误导性信息，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并对市场产生了不利影响。故研究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来源并加强对冲突行为的治理与监管显得尤为必要。
一、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内涵及表现
现资银行通常包含以下几种主要业务，即：证券承销、证券交易（包括自营和经纪业务）、证券研究、公司并购、资产管理、基金管理等业务。投资银行经营模式的多元化决定了其可能存在多种利益冲突。
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指的是投资银行的证券分析师利用其所具有的信息优势，为谋求自身或第三方的利益而损害客户（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具体可以表现为：证券分析师为了迎合发行者、招揽有厚利可图的投行业务而过度乐观的、有失公正的研究报告来误导客户；为了赚取更多的经纪业务收入而带有过度“乐观倾向”的研究报告诱使投资者进行多次交易；为了牟取其自身利益而不够独立或有失公正的研究报告。
二、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来源
具体而言，证券分析师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1.来自于所在投资银行（我国指证券公司）的压力。
证券公司作为证券市场沟通发行者和投资者的金融中介，长期以来必须同时向投融双方提供服务，即一方面为企业承销股票、实施并购或发行债券以提供融资服务，另一方面为证券投资者提供研究报告。因此，对于证券公司本身而言，就面临着利益冲突。证券公司在处理该利益冲突时，利益的天平往往会偏向于企业。具体的，来自证券分析师所在公司的压力主要包括招揽投行业务、增加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投行业务方面，在二级市场上充当经纪人和一般投资者只是综合证券公司的次要业务，其更为主要的业务是进入一级市场（证券市场）扮演投行的角色，从事能够给公司带来丰厚利润的证券承销、并购等业务。因此，一直以来各证券公司都竞相追逐投行业务。为了得到最有利的股票发行价格，证券公司可能要求其分析师对其股票给出最好的评级，过于乐观的研究报告以取悦目标客户。特别地，当分析师薪酬与投行业务利润直接挂钩时，这种利益冲突会变得更加严重。在这种薪酬制度下，大部分证券分析师为了其经济利益，在出具研究报告时可能会丧失其独立性与客观性，由投资者的投资顾问沦为投行家的营销团队。例如，卖方分析师对于本公司承销的股票，由于可能存在推销的经济激励，他们很可能不会发表最准确、最优的研究报告。
在经纪业务方面，证券公司为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买卖证券，并按照成交额的一定比例提取佣金，即经纪业务的交易量越多，获取的佣金也越多。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证券分析师就可能对市场走势给予更为乐观的评价，提供大量的“买入”或“强买”建议，从而诱使投资者加大交易量，并通过股票需求的加大以提升股价，进而实现更高的交易额，为公司获得更高的佣金收入。而如果提供“卖”或者“强卖”的建议，则会使交易量下降；此外，股票的需求也会因对市场的悲观评价而有所减少，从而迫使股价下跌，成交金额减少，获得的佣金收入减少。
在自营业务方面，由于证券公司有大量资金进行股票投资等活动，因而也会持有部分与分析师研究相关的股票。因此，在公司的证券分析师向市场发出“买”或“强烈买入”的建议时，而股价也因此拉升的时候，证券公司可能会大量抛售其分析师推荐的股票，以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2.来自大型投资客户（机构投资者）的压力。
在券商竞争交易业务的市场，机构投资者能够给与或带走重要业务的能力赋予了他们权力去影响券商牺牲其他投资者的利益。通过直接付给券商交易佣金，机构投资者可以向受雇于券商的分析师施加压力，使得分析师对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发表乐观意见或隐瞒负面意见。
此外，《新财富》，一个有影响力的中国商业杂志，基于对大型机构经理的民意调查对中国分析师进行了排名。他们选出的明星分析师的薪酬和地位会立即得到显著提升，他们所在的证券公司也会获得市场更高的认可度。基于此，分析师也有可能去迎合机构投资者的需求。
3.来自于所分析公司管理层的压力。
现代公司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两权分离，即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企业的高管人员作为经营权的掌控者，所有者管理企业，为了维持其在公司的地位以及声誉，他们必须让董事会和股东感到满意，其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升股东手中股票的价值。因此，分析师所分析公司的管理层可能会对分析师施加各种压力，要求其有利于该公司的分析报告。如果分析师的研究报告对所分析公司造成了不利影响，则会影响两者之间的交流关系，该分析师则很难再受到公司管理层的亲睐。故为了维护与目标公司管理层的这种关系，分析师可能会倾向于发表对其有利的研究报告。
4.源于证券分析师个人利益的影响。
在上面讲述的三种来源中，证券分析师都是作为证券公司雇员为了公司利益而被迫作出背离事实进行预测的行为。但证券分析师也有可能出于个人投资利益方面的考虑而导致利益冲突，这将对其研究报告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
当证券分析师自身持有所分析公司股票时，他们其实扮演了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分析师两种不同的角色。作为理性的普通投资者，他们一般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故他们会用尽一切方法来促使他们的股票升值；而作为证券分析师，他们的义务是向社会公众独立无偏的研究报告。显然，这两种角色有时候会导致利益冲突，比如分析师可能会通过乐观的研究报告而诱使投资者大量买入股票，而私下却对其股票进行与其建议相反的交易操作。
三、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行为的治理与监管
证券分析师与证券市场之间的发展可能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制约。要实现证券分析师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必须加强对分析师利益冲突行为的治理与监管，以保持证券研究的客观性与独立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实现：
首先，拓宽券商的盈利管道，抑制所属分析师利益冲突行为。佣金收入是我国券商的主要收入来源，单一的盈利管道使得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并引发了承销市场上的信誉危机。因此，积极开拓新业务、拓宽券商的盈利管道，在一定程度上便能够有效抑制分析师的利益冲突行为。
其次，加强声誉对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行为的约束。证券分析师的声誉是其业绩、行为和品德记录长期积累而成的，对分析师本人乃至整个证券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拥有良好声誉的证券分析师不会为了某些利益而损害自己的研究报告，他们会向市场传递真实、正确的信息，引导市场资金流向，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故证券分析师对他们声誉的关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所面临的利益冲突。对于不同声誉的证券分析师应当实行分类监管，即先建立证券分析师的声誉评级制度，然后再对不同声誉的证券分析师在监管层次上进行区别对待。对于高声誉的分析师而言，主要是进行规范性监管，即监管其是否遵守了职业道德准则和行业自律公约等；而至于低声誉的分析师，则主要进行合法性监管，即监管其是否严格遵守了有关各项法规中关于证券执业活动的规定。
第三，建立完整的证券分析师信息披露制度。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主要源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包括证券分析师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故改善分析师的利益冲突问题，关键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信息披露恰好能起到这一作用，故我国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分析师信息披露制度，在立法上规制选择性信息披露的行为，从而使得所有投资者在接触信息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
第四，完善“中国墙”制度。“中国墙”（Chinese Wall）是一个特定术语，主要出现在英美等国的证券制度中，指的是综合型券商为了防止敏感信息在其内部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各项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流动而建立的一种将各职能部门相互隔离的制度。它作为一种券商自律机制，也是一种间接管理机制，不仅可以避免政府直接干预所产生的巨额管制成本，而且为遵守其规定的券商编制了一个安全网，使他们在面对利益冲突时，仍能顺利地开展各项业务，不受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控诉的影响。“中国墙”制度在解决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问题方面兼顾了公平与效率，是一种较佳的选择。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和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孰为较优的市场预期盈利的替代变量。本文经研究分析发现，作为市场预期盈利的替代变量，我国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只在接近年报公布日的“提前一个季度”的预测区间内优于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研究人员或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获取更为合理的市场预期盈利及其替代变量。
关键词：证券分析师；时间序列模型；市场预期盈利
一、引言
关于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相比于一元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是否是更为合理的市场预期盈利的替代变量。这类研究既有助于证券估价与投资决策，又可以获得“更准确”的市场预期盈利，以及解释管理当局的会计政策选择，因此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Watts and Zimmerman，1986；Kothari，2001）。目前，国内许多研究仍然采用传统的随机游走模型所获取的年度盈利预测作为市场预期盈利的替代变量。然而，对于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的相关研究，则较少有人问津。有鉴于此，笔者利用Wind数据库提供的我国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区分不同的预测区间，首先形成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均值、中位数和最新值；然后，在随机游走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上市公司季度盈利数据形成季度盈利模型；最后，分析相比于一元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我国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是否可以成为更合理的市场预期盈利的替代变量。
二、研究背景
Brown and Rozeff （1978）和Brown et al. （1987）指出：基于一定的成本条件，在理性预期的前提之下，市场预期盈利可以通过可获得的最准确的盈利预测来度量。换言之，因为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较之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更加准确，所以作为市场预期盈利的替代变量，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比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更为合理。这是因为当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运用越准确的盈利预测就会取得越准确的企业价值以及相应的证券价值，从而让投资者作出相对低风险或高报酬的投资决策。因此，只要投资者可以通过较低成本或者无成本地获得更为准确的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他们没有理由再依赖于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此时，全部投资者的盈利预测即市场预期盈利自然应当由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加以替代更加合适。
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例如，Fried and Givoly （1982），Brown et al. （1987），吴东辉和薛祖云（2005）均证实了相比于一元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是更合适的市场预期盈利的替代变量。但是，O’Brien （1988）没有得出同样的结论。有鉴于此，本文运用Wind数据库提供的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进一步分析我国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与一元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孰为较好的市场预期盈利的替代变量。
三、研究设计
本部分从四方面进行分析。
（一）一元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
目前，国内很多研究采用随机游走模型，并根据历史年度盈利数据来预测企业未来的年度盈利。然而，预测年度盈利最有效的办法应当是运用季度盈利模型来预测未来年度中各季度的盈利，然后将其加总（Watts and Zimmerman，1986；Kothari，2001）。因此，除了随机游走模型，本文还运用了季度盈利模型鞅模型（Seasonal Martingale model），因为本人经研究分析发现这一模型优于随机游走模型（徐跃，2007）。通过运用这一模型，首先预测季度盈利，然后按照相应的预测区间分别形成年度盈利预测。年度盈利预测是已经公布的实际季度盈利与未来季度预测盈利之和。在本文中，预测区间分别为“提前四个季度”，即2004年年报公布后，2005年第一季度季报公布前；“提前三个季度”，即2005年第一季度季报公布后，2005年中报公布前；“提前二个季度”，即2005年中报公布后，2005年第三季度季报公布前；“提前一个季度”，即2005年第三季度季报公布后，2005年年报公布前。上市公司2003―2005年的年度每股收益和季节每股收益均来自Wind数据库。相应模型如下：
下标t表示时间（年），Xt表示实际盈利，F（Xt）表示预测盈利。
（二）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
Wind数据库收集了35家证券研究机构提供的A股上市公司2005年每股收益预测数据。由于这些证券公司对同一家上市公司在不同时间陆续了预测值并不断予以修正，所以任何一家上市公司都存在多家证券机构的预测。根据这一特点，笔者取得三种分析师预测值，即均值、中位数和最新值（O’Brien，1988）。具体而言，首先，根据四个预测区间确定四个期间，分别是2005年第三季度季报公布日①与2005 年年报公布日之前十个交易日②之间，对应于“提前一个季度”；2005年中报公布日与2005年第三季度季报公布日之前十个交易日之间，对应于“提前二个季度”；2005年第一季度季报公布日与2005年中报公布日之前十个交易日之间，对应于“提前三个季度”；2004年年报公布日与2005年第一季度季报公布日之前十个交易日之间，对应于“提前四个季度”。然后分别取得各个期间内各个预测机构（或分析师）作出的最新的预测值和相应的预测日期，随后计算出均值和中位数，最后在这些预测值之中取得最新预测日期的预测值作为盈利预测最新值，若此数值不止一个则取它们的均值作为盈利预测最新值。
（三）检验方法
Beaver et al. （1979）证实了市场的未预期盈利即预测误差与股票异常回报之间会呈现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作为市场预期盈利的替代变量所产生的预测误差也必须与股票异常回报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据此，Brown et al. （1987）提出，如果存在多个市场预期盈利的替代变量，那么研究人员可以比较由不同市场预期盈利替代变量所产生的预测误差与股票异常回报的相关性，哪个正相关性最强，它就是最优替代变量。
为运用这一检验方法，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检验模型：
其中i代表公司，j代表预测模型或方法，k代表预测区间，t代表年度。Xit代表i公司t年度实际盈利，|Xit|代表i公司t年度实际盈利的绝对值。Fijkt代表运用j模型或方法对i公司t年度盈利提前K个季度的预测，Eijkt代表j模型或方法下i公司t年度盈利提前K个季度的预测值的预测误差。鉴于这一指标比较容易产生极端值，笔者剔除了预测误差超过三倍标准差（均值）的样本公司。
（四）研究样本
根据上述方法得到股票异常回报率和预测误差之后，本文采用以下规则形成研究样本：（1）在同一预测区间内，每一家公司必须同时存在5种预测方法所形成的预测值；（2）未发生送股、转股和红股等总股本变动的事项④。通过运用以上规则，从“提前四个季度”至“提前一个季度”的四个预测区间内，研究样本分别为113家、588家、302家和430家公司。
四、实证结果
表1反映了分别在四个预测区间内，单变量模型的回归结果。总的来说，所有β1系数都显著大于0。就时间序列模型而言，SM的系数大于或不小于RW的系数；就证券分析师而言，除了“提前一个季度”的预测区间，最新值的系数大于或不小于均值与中位数的系数；证券分析师与时间序列模型相比较而言，在 “提前一个季度”和“提前二个季度”的预测区间内，分析师的预测优于时间序列模型的预测，但在较远的预测期间内，结果则相反。
表2反映了分别在四个预测区间内，双变量模型回归系数之差的T检验结果。总的来说，只有在“提前一个季度”的预测区间内，大部分结果显著异于0。在此预测区间内，就时间序列模型而言，SM的系数与RW的系数无显著差异；就证券分析师与时间序列模型的比较而言，均值、中位数和最新值的系数均显著大于RW和SM的系数。除此之外的其他预测区间内，各方法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作为市场预期盈利的替代变量，在接近年报公布日的“提前一个季度”的预测区间内，分析师的预测优于时间序列模型的预测。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可能是比一元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更为优越的市场预期盈利替代变量。
五、结论与启示
作为市场预期盈利的替代变量，在接近年报公布日的“提前一个季度”的预测区间内，证券分析师的预测优于时间序列模型的预测。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分析师盈利预测的潜在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这也表明尽管我国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比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更加准确（徐跃，2007），但是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优势并未完全转化为其成为更加优越的市场预期盈利的替代变量。
之所以存在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一些特定因素干扰了证券分析师预测的潜在优势。首先，投资者必须事先就知道并且相信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比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更为准确；如果不是这样，投资者可能更依赖于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尤其是在分析师的声誉受到普遍置疑的时候（Brown et al.，1987）。由于我国证券分析师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特别是他们面临严重的利益冲突且相关的约束机制较为薄弱，所以分析师的声誉较差（徐跃，2007）。因此，即使分析师的预测比时间序列模型的预测更准确，投资者可能也不相信。其次，因为分析师预测的取得成本要高于时间序列模型预测的取得成本，所以分析师预测相比于时间序列模型预测的准确性优势必须大到足以抵消其相对较高的成本才可能给使用它的投资者带来收益。但如果情况并非如此，投资可能更依赖于时间序列模型的预测，尤其是在采用一元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更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时候。最后，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相对浓重，短期行为盛行，投资者常常并不关心分析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基本面分析，而是更看重技术面分析；换言之，即使他们事先知道并相信分析师预测比时间序列模型预测更准确，以及采用分析师预测更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投资者也可能不采用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因为他们的投资决策并不依赖于高质量的盈利预测。
一言以蔽之，关于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和一元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孰为更优的市场预期盈利的替代变量这一问题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结果为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的优越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因而有助于研究人员和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获取更加优越的市场预期盈利及其替代变量。
【摘要】盈利预测是否准确将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盈利预测信息的供给主要来自公司管理层和证券分析师。文章着重分析两者独特的信息优势，探讨在不同的信息优势下，两者盈利预测的优势所在，为广大投资者作出理性判断提供参考。
【关键词】盈利预测 信息优势 准确性
目前，国内披露的盈利预测信息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证券分析师作出的盈利预测；二是上市公司管理层披露的盈利预测（王秀秀，2011）。已有的文献对于两者作出的盈利预测准确性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可能影响盈利预测准确性的各种因素。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主要受证券分析师个人因素如工作经验、个人素质以及性别等（石桂峰等，2008；樊铮等，2010），以及公司规模、财务状况、行业特征、信息透明度以及公司盈利状况等（李丹等，2009；公言磊等，2010）和时间因素的影响。管理层盈利预测准确性主要受管理层披露动机（杨萍，2010）、公司规模与结构（张翼等，2005）、成长机会（胡威，2011）以及分析师跟踪数量等因素影响。本文将从分析两者不同的信息优势入手，探求在不同的信息优势下作出盈利预测的相对准确性，比较两者盈利预测的各自优势，为普通的投资者在作出有效的决策等方面提供一些判断依据。
一、盈利预测的特点
盈利预测是指管理层或证券分析师立足于公司的内外部环境，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对企业未来一个或几个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进行测算所得出的信息（王秀秀，2011）。
1.以价值为导向。不论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还是证券分析师，在对公司的盈利进行预测时，基本都是预测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量，即公司的资产在将来能够为公司带来的增值或收益，在此基础上，能够有效地计量公司未来的盈利状况，从而有一个理性的判断。
2.预测的不确定性。盈利预测在准确性上有较高的要求，而盈利预测过程中相关因素影响了预测的准确性，从而增加了预测的不确定性。此外，盈利预测是基于当前的情况对未来作出的主观估计，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之前考虑的影响因素可能会发生改变，从质或者量上都有可能影响最后预测的准确性。
3.内容的广泛性。盈利预测需要掌握的信息是十分广泛的，包括公司现在和将来所处的宏观环境、行业的发展前景、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力等宏观因素，还需参考预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盈利预测不仅需要宏观方面的信息，还需要掌握企业微观层次的信息，包括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生产经营状况等。
4.预测的复杂性。因为盈利预测涉及企业的各个方面，加上各方面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关影响，直接增加了预测过程的复杂程度。此外，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盈利预测准确度要求，盈利预测的难度也相应增加。
二、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信息优势
1.公司的发展前景。公司的发展前景即是指公司的发展潜力，包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可持续经营能力、未来在行业中的地位等。如果公司的发展前景良好，那么对于公司的盈利预测可能会持乐观态度；反之，公司的盈利能力将会有所下降，从而影响盈利预测。管理层作为公司的内部管理者，熟知公司的处境，对公司的发展前景有着外部分析者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能够更好地洞察公司的发展前景，为盈利预测提供更准确的依据。而外部分析者不具有这方面的信息优势，只能从行业或者整体的经济形势来预测公司的前景。
2.公司的发展战略。管理层作为公司发展战略的制定者，自然对整个战略比较熟悉和了解，并且由于管理层对于企业的计划有较大的决定权，因而制订实行的计划可能会随时改变。这种不确定的信息对于公司的管理层来说是非常容易获得的，而外部分析者是很难获得这些信息的。管理层在作盈利预测时可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而外部分析者却没有这些信息优势，其盈利预测可能会有偏差。
3.公司的商业决定。公司的商业决定可能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的影响，影响公司整体的发展计划。管理层对作出这样的商业决定给企业带来的影响也较为清楚，能很好地把握企业的发展情况，而外部分析者只能通过企业披露的消息进而作出判断。对于这些商业决定，甚至会影响到公司的存亡，管理层在制定、执行、修改这些决定时，必然会对公司的发展路线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管理层在该方面有着外部分析者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
4.公司潜在的风险。公司的潜在风险是指在公司的经营以及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遭遇到的突发状况，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很不利的影响。例如，企业原材料供应商单一，一旦供应商变相涨价或者是停止供应货源，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公司的内部管理层对于这些潜在的风险肯定有一定的了解。虽然外部分析者通过企业披露的信息可能了解到这些情况，但相对来说，企业的内部管理者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了解到外部分析者无法了解的一些情况，这对两者的盈利预测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证券分析师的信息优势
1.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整体把握。宏观的经济形势影响着整体经济的发展趋势，如果整体经济形势向好，那么公司的整体生产经营活动也必然是向好的。证券分析师由于其职业特点的要求，对整体的经济形势把握得更好，能够从多方面发现可能影响公司发展的因素，这是企业的内部管理者无法比拟的。比如能源价格，证券分析师能够很快地掌握能源价格的波动情况，以及它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而内部管理层的反应可能会稍慢一些，因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良好把握是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的信息优势。
2.对行业发展前景的充分了解。公司所处的行业发展情况势必会影响到公司的发展前景，如果能够对行业层面有一个良好的把握，那么对于企业的预测则会更准确，证券分析师在这方面的优势更有利于其对企业的盈利作出更准确的预测，而公司管理层可能会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上，或者是技术研发上，对行业整体的发展前景了解并不全面，这直接影响了其对宏观环境的把握，对其盈利预测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3.较好的个人分析能力。证券分析师受其职业发展的影响，其知识背景较为广阔，这为盈利预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工作中的经验积累也能使证券分析师在面对不确定的问题时作出理性的判断。总的看来，证券分析师的个人分析能力较公司管理层可能要强，这也是证券分析师自身的优势。
四、小结
普通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很多会参考证券分析师或目标公司管理层的盈利预测。本文基于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和证券分析师的信息优势的分析，认为两者由于自身信息优势有所不同，作出的盈利预测信息也各有所长。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信息优势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及企业层面，这来源于其对公司的管理控制权；证券分析师受其职业的影响，在把握宏观因素方面有其明显的信息优势。因此，当企业的经营业绩与宏观经济因素紧密联系的时候，这不仅仅包括周期性强的企业，也包括企业业绩易受宏观因素诸如利率、能源价格等影响的公司，证券分析师作出的盈利预测可能比公司管理层的盈利预测更为准确；而当公司处于异常的情形下，如库存异常积压、发生异常亏损、生产过剩等，管理层即时的重要决定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司未来的盈利，而这对于证券分析师来说，是很难参与到管理层如何作出决定的过程中来的，他们也就很难评估管理层的重大决定对盈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此，公司管理层的盈利预测可能比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更为准确。
【摘要】鉴于股票流动性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重要性，本文基于2003-2011年的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师跟进和股票流动性数据，利用FAMA-MACBETH的回归分析方法，对分析师跟进，信息与股票流动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有证券分析师跟进的股票其流动性确实大于没有分析师跟进的股票，但并不是分析师跟进人数越多，其流动性越好。另外，明星分析师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没有非明星分析师的促进效果好，并且分析师对股票流动性的促进确实通过了信息这一中介，但究竟如何通过市场层面的信息和公司特质信息来影响股票流动性则无法判断。
【关键词】流动性 分析师 信息
一、引言
在金融市场中，股票流动性一直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是投资者选择股票时的重点参考指标，它的高低影响着股票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对这一方面做出了研究。
在中国，证券分析师对股票市场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Chan，Hameed（2006）对证券分析师与股价同步性的研究中发现，分析师跟进的越多，股价同步性越强，这说明了分析师反映的是基于市场层面的信息。陆琳，彭娟（2012）采用2006—2010年中国所有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证券分析师与股价同步性的研究中发现，中国的证券分析师并没有提供公司基本面信息。另外，Chan，许年行等（2011）的一篇工作论文对Chan和Hameed的论文做了进一步的扩展，研究表明，分析师跟进的越多，其股价同步性越强，这点与Chan，Hameed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明星分析师跟进的越多，股价同步性却越弱，从而表明了明星分析师能够向投资者提供公司特质信息，并且得出明星分析师和非明星分析师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差距产生的原因来自于明星分析师的一般经验和特定公司的经验，而不是行业经验。鉴于分析师对我国的资本市场产生的众多的影响，其是否也在通过某种方式影响着股票的流动性呢？因此，该篇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论证证券分析师是否通过信息这一中介影响着股票的流动性。
二、研究设计
在文章中，我们主要采用FAMA-MACBETH的分析方法，先对每个月的数据进行截面回归，然后再对其系数取平均值，方差以及t统计量。设计的模型为：
其中，Turnr是股票的月换手率，clpr表示月收盘价，trdshr是流通股数，Mybjy、Mgdjy、Mhyjy、Mxnum分别是明星分析师的一般经验、固定公司经验、行业经验、跟踪人数，fmybjy、fmgdjy、fmhyjy、fmxnum是对应非明星分析师的指标，owncon10是股权集中度，dbastrt是负债资产比，basepscut是每股收益，industry为行业。
三、研究结果
从上面的研究结果我们发现：明星分析师的一般经验和固定公司经验对股票流动性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且固定公司经验显著为负，但是行业经验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不显著。非明星分析师只有行业经验对股票流动性产生了显著为正的影响。明星分析师和非明星分析师的人数都对股票流动性产生了负的影响，两类分析师对股票流动性产生影响的途径不太一样。
显然，该文章所得到的回归结果不能支撑我们的推论。并且，让我们对分析师是否对股票流动性带来了正的影响表示怀疑。因此，接下来我们做如下的描述性统计：
鉴于明星分析师和非明星分析师的能力的不同，我们将样本分成三份，没有分析师跟进的；有明星分析师来跟进的；没有明星分析师跟进的上市公司，分别求出其股票流动性的大小。根据结果，我们推论分析师应该是对股票流动性产生了正的影响，但是明星分析师并没有起到更加显著的作用。为了验证分析师是否真的通过自身的某些特性对股票流动性产生了显著为正的影响，我们设计了与之前类似的实验，但这次不再区分明星分析师和非明星分析师。
运用与之前完全相同的方法，我们得出：分析师的人数仍然对股票流动性产生的是显著为负的影响，说明并不是跟进的分析师人数越多，其股票流动性越好。分析师对股票流动性所产生的正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他们的一般经验，行业经验所产生的影响不显著，而固定公司经验则产生的是显著为负的影响。
四、结论
该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明星分析师与非明星分析师对股票流动性确实产生了影响，但我们无法定论其影响途径究竟是通过市场层面的信息还是公司特质信息。如果明星分析师比非明星分析师拥有更多的公司特质信息，则只能说明这种公司特质信息让股票的流动性降低了，而市场层面的信息则让股票的流动性变得更好。由于明星分析师所带来的光环效应，以及明星分析师本身的利己主义，也有可能导致明星分析师会为一些不太好的公司利好消息。另外，我们不能保证明星分析师确实是通过真正的实力而得到明星分析师的头衔。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并非分析师的人数越多，其股票流动性就越好，或许并不是分析师的荐股对流动性所产生的影响，而只是他们所选择跟踪的股票本身就具有某些特征，而这些特征本来就是流动性较好的股票的特征。对此，我们将上文中的三个样本的每股收益也做了一个描述性分析，其结果支持了我们的猜测。
摘要：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研究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本文从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存在的经验证据、动因、经济后果和约束机制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述评，在厘清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研究脉络的基础上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和内容，以期推动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研究。
关键词：证券分析师 乐观倾向 利益冲突 认知偏差
一、引言
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是指证券分析师对公司未来盈余的预测值相对于实际值呈现系统“正偏差”特征（Brown，1993），或者在投资评级时倾向“买入”等正面评级，不或延迟“卖出”等负面评级的行为。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是证券分析师向投资者传递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能够降低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而证券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则会使这些信息出现偏误，误导投资者，进而阻碍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实现。因此，证券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一直受到国外学者的重点关注和研究，是近二三十年来国际实证会计乃至金融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该领域的研究对促进分析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以及对投资者甄别证券分析师的研究报告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将从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存在的经验证据、动因、经济后果和约束机制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
二、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相关研究
（ 一 ）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存在的经验证据 （1）证券分析师预测存在系统乐观倾向特征。Fried and Givoly（1982）和 Brown，Foster and Noreen（1985）最早证明了证券分析师在预测评级过程中存在乐观倾向。随后多位学者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连续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系统地高估公司未来每股收益（Dowen，1989； Butler and Lang，1991； Lang，1991； Calderon， l993）。随着盈余公告日的临近，证券分析师对盈余变动方向预测得越准确，乐观倾向也逐渐降低（Mstsumoto，1999；Richardson，Teoh and Wysocki，1999）。证券分析师除了在年度和季度等短期盈余预测中存在乐观倾向外，研究者还发现其所做的长期盈利预测同样偏于乐观（Deehow and Sloan，1997； Rajan and Servaes，1997）。长期盈利预测通常是指证券分析师对公司2年—5年的成长性进行预测，是研究者用来检验资本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我国证券分析师在盈利预测上也存在乐观行为。吴东辉等（2005）和李文贵（2007）均研究发现我国证券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偏于乐观。（2）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在盈利公司和亏损公司之间存在差异。研究者发现，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在不同公司之间有差异，当公司报告亏损时，分析师盈余预测的乐观倾向更显著。Dowen（1996）指出，十二分之十一的持有期间，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会在公司报告亏损时表现出更强烈的乐观倾向；Hwang，Jan and Basu（1996）指出，当公司报告亏损时，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倾向激增十倍。Degeorge， Patel and Zeekhauser（1997）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在亏损样本公司中的乐观倾向更强烈。Das（1998）和Brown（2000）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证券分析师对发生损失的公司比没有发生损失的公司更容易产生乐观倾向，而且对前者的盈余预测不如对后者的准确。Clayman and Schwartz（2004）认为这种差异存在的原因可能是当公司报告亏损时，证券分析师更可能错误理解盈余信号。尤其是当证券分析师预期某公司将会报告盈利，而事实上该公司报告了亏损，这就使得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存在乐观倾向。（3）证券分析师预测的乐观偏差程度的估计。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的程度如何呢，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估计。Chopra（1998）发现证券分析师平均高估盈余6.1个百分点。Lim（1998）发现分析师乐观倾向的平均值是0.94%。这一数字在小公司则高达2.5%，大公司股票则相对较小是0.53%。Brown（1998）观测到的预测误差均值急剧降低，从1993年的2.6%下降到1997年的0.91%。
（ 二 ）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动因 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存在乐观倾向行为后，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行为产生的动因进行了解释。迄今为止主要有两大类观点：一类认为是分析师外部制度环境中存在的利益冲突驱动分析师进行乐观预测，一类认为是分析师自身的认知偏差导致乐观预测。（1）外部利益冲突驱动乐观预测。独立性是资本市场信息中介执业的灵魂。证券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中重要的信息中介，独立性是其执业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原则。然而，现实中由于以下一些利益冲突，驱使证券分析师违背独立性原则，过度乐观的盈利预测。一是所分析公司管理层对分析师的压力。分析师获取及时信息和公司私有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是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交流。为此，分析师需要与公司管理层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关系。出于这种考虑，分析师会尽量回避或拖延报告负面消息的时间（McNichols and O’Brien，1997），或者有意识的提供乐观预测（Lim，1998； Das et a.l，1998；Lim，2001）。Lim（2001）从理论上解释了证券分析师为维持管理层关系乐观预测的原因。他认为，由于管理者的薪酬与公司的股票价值相关，公司的股票价值越高，管理者可获得的薪酬越高，乐观的盈余预测能够提高公司的股票价格，所以管理层更喜欢乐观的盈余预测。所以，乐观预测或许是分析师迎合管理层的无奈选择，为了增加与公司管理层接触的机会，获得管理层掌握的公司私有信息，分析师只好提供乐观的盈余预测。Mest（2003）对比检验了分析师盈余预测和销售预测的乐观倾向程度，研究结论也支持了Lim（2001）的观点。二是证券公司对分析师的压力。证券分析师供职的证券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损害分析师研究的独立性。首先，在投行业务方面，为避免损害证券公司和客户之间的业务关系，证券公司可能会要求分析师不要发表对公司客户不利的研究报告。Demetriades and Hussain（1996）和Dechow， Hutton and Sloan（1997）的研究都证实了证券公司与所分析公司的投行业务关系与分析师乐观预测的相关性。他们发现，承销商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显著乐观于非承销商分析师。Lin and McNichols（1998）发现，附属分析师（affiliated analysts）比非附属分析师（unaffiliated analysts）的评论更乐观。Groysberg， Healy and Chapman（2008）认为，薪酬结构的差异可能是承销商分析师乐观倾向的原因。我国学者原红旗和黄情茹（2007）、张博（2011）的研究也发现，相比非承销商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国内承销商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更乐观。其次，在经纪业务方面，分析师面临着压力。由于分析师的“买入”评级能增加证券公司的交易量，而“卖出”评级不能（Aitken，Muthuswam and Wong，2001； Irvine，2004；Jackson，2005），因此，为获得更多的佣金，分析师可能会被要求多提供“买入”建议，而少提供甚至不提供“卖出”建议（Cowen et al，2006；Jacob et al，2008）。最后，分析师也受到证券公司自营业务的压力。为了促使所在证券公司所持有股票的价格保持稳定或上涨，分析师可能会被要求向公众提供乐观的投资建议（Dugar and Nathan，1995；Michaely，1999）。三是机构客户对分析师的压力。机构投资者通过两种方式对分析师施加压力。一方面，证券公司所承销的股票主要销售给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如果大量持有证券公司承销的某个公司的股票，可能会因此施加压力给证券分析师，以降低股票的购买量或减少在该证券公司的股票交易量威胁分析师发表对该公司的不利报告或者要求其发表对该公司有利的报告。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对分析师的排名有直接影响。比如在美国，《机构投资者》杂志每年都会评选出当年度的明星分析师排名。明星分析师的排名产生于机构投资者的主观投票，在没有客观标准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的主观态度决定了分析师的排名，而分析师排名又是分析师薪酬的关键因素。不言而喻，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证券分析师的“独立性”再次受到冲击，为获得较好的排名，证券分析师不得不迎合机构投资者的偏好，做出带有乐观倾向的预测。四是分析师自身利益的压力。分析师自身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分析师可能会乐观预测以推荐自身拥有的股票；另一方面某些大资金或大机构会雇佣分析师出具乐观研究报告以推荐其手中的股票（Cowen， Groysberg and Healy，2003）。（2）分析师自身的认知偏差导致乐观预测。有些学者试图用行为学中的认知偏差来解释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认为证券分析师是如实报告他们作出的预测的，只是由于认知过程中存在偏差，才使得这种预测带有乐观偏见。Debondt and Thaler（1990）认为是分析师对好消息过度反应导致乐观预测。Abarbanell and Bernard（1992）则认为是分析师对坏消息反应不足导致乐观预测。Wong and Raymond Seetoh（2004）则利用Tversky和Kabneman（1979）的期望理论来解释证券分析师情感因素在盈余预测过程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证券分析师面对公司正盈余增长和负盈余增长时的行为不对称。当公司盈余呈现正增长时，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是准确的，但是当公司盈余呈现负增长时，则存在乐观偏差。
（ 三 ）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经济后果 大多数研究认为，乐观倾向行为有悖于证券分析师的独立立场，是证券分析师分析和预测无效性的表现，会误导市场对证券的定价，从而阻碍市场有效性的实现。（1）分析师乐观倾向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行为。研究者认为，当市场处于上升趋势时，证券分析师的乐观预测会提高投资者对后市的预期，加剧投资者的“狂热”情绪，形成股市泡沫（金雪军和蔡健琦，2003）。Miller（2002）的研究就指出，证券分析师乐观预测是造成美国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的原因之一。相关研究也发现，投资者并不能充分识别并纠正分析师预测中的乐观倾向，从而被乐观倾向所误导（Michaely and Wmoack，1999）。此外，投资者在识别分析师研究报告上有差别，Boni and Womaek（2002、2003）研究探讨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对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是否都能作出正确反映，发现机构投资者会有意识的对分析师的研究报告在定价上给予一定的折扣和修正，而个人投资者由于缺少相关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经验而无法对分析师的研究报告进行修正，而直接依据证券分析师的预测对金融资产进行定价。Malmendier and Shanthikumar（2004）的实证研究也证明，相比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更容易被分析师的研究报告所误导。（2）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影响所分析公司管理层的行为。来自公司管理层的压力能够对证券分析师施加或产生影响，但同时，由于证券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的特殊地位，公司管理层也会受到证券分析师的业绩预期压力。为达到预期业绩，公司管理层可能会采取危害公司健康经营的战略和投资行为（Fuller and Jensen，2001）。金雪军和蔡健琦（2003）也认为，为“迎合”证券分析师的乐观预测，公司管理层可能会改变原有稳健的经营战略，而投资于高风险项目，甚至通过财务造假以达到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此外，当整个市场处于泡沫中时，分析师乐观预测还可能“冲昏”公司管理层的头脑，使其不能客观的评价本公司的经营状况（Schultz and Zirman，2001）。
（ 四 ）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约束机制 主要有以下观点：（1）构建分析师声誉机制。声誉对重复博弈举足轻重，因而可抑制利益冲突。研究表明，有良好声誉的分析师不愿陷入纯粹向投资银行提供帮助而扭曲其建议和预测（Jackson，2005；Fang and Yasuda，2006a；Clarke et al.，2007）。金融机构对声誉的关注亦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利益冲突（Ljungqvist et al.，2007）。（2）构建科学的分析师薪酬机制。金融机构普遍实施的薪资与业绩捆绑的薪酬计划会驱使公司经理通过分析师建议及其他形式的期望管理抬高股价（Bolliger & Kast，2006）。而薪酬制度的合理设计，能在一定程度上扼制利益冲突（Hong et al.，2000）。（3）加强证券监管。为降低分析师面临的利益冲突，美国等成熟资本市场都制定了降低分析师利益冲突的法律规范。如美国2002年通过的SOA法案制定了处理分析师利益冲突问题的条款，并要求SEC和证券交易所制定处理利益冲突问题的细则。但最近对这些法规有效性的实证检验的结果不理想，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乐观预测的数量确实少了，但预测的信息含量也降低了（Jonathan et al.，2011；Ohad et al.，2009）。
三、结论与展望
上述文献表明，对证券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的研究，仍需要在如下方面深入。（1）对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动因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尚待探索的问题。首先，国外学者对分析师乐观倾向动因的研究相互独立，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解释框架。其次，分析师为维持管理层关系而乐观的预测报告，那么管理层为什么会偏好乐观的预测报告呢？对此国外实证研究文献没有给出详细的理论解释。对于认知偏差造成的分析师乐观倾向，研究者明显忽略对这种动因造成分析师乐观倾向程度的衡量。最后，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而言，国内学者零星的研究尽管已发现我国证券分析师存在乐观倾向行为，但是无论从研究方法的严谨性还是从样本的时间跨度来看， 其支持力度均有限。而且，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历史短，因此，不管是投资者还是分析师都不如西方资本市场成熟，分析师所面临的利益冲突是否不一样，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分析师的乐观倾向呢？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无疑会丰富和发展证券分析师行为的研究，尤其是嵌入中国制度背景的研究，将为理解新兴资本市场中证券分析师的乐观行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2）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经济后果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首先，前述的文献已表明，分析师与投资者以及公司管理层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因此，如何判断和计量证券分析师乐观行为的经济后果仍然需要进一步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其次，尽管我国学者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但是现实中我国证券分析师丧失职业道德，卖身为“庄托”，充当“黑嘴”角色，乐观、“超乐观”甚至虚假的信息误导投资者的违规事件却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和我国资本市场的效率。由此可见，我国证券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的经济后果的严重程度及复杂程度可能远远超出西方资本市场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经济后果，这无疑也为国内学者提供了研究机会。（3）如何约束证券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目前仍然是个难题。西方实务界出台了一些法规以降低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但理论界对这些法规有效性的实证检验仍然存在争议。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来说，投资者保护意识差，资本市场缺乏分析师声誉回报机制，投资者的价值投资理念远未建立以来，如何建立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约束机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摘 要】证券分析师主要通过对上市公司披露的各种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并利用专业分析能力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最后形成研究报告传递给投资者。可见，上市公司披露的各种信息是证券分析师信息的主要来源，由此认为上市公司披露信息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着证券分析师的跟踪决策。本文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情况对证券分析师跟踪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期能够了解证券分析师跟踪上市公司的决策依据。
【关键词】证券分析师；跟踪；信息披露
一、引言
证券分析师（Securities Analyst）是依法取得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在证券经营机构就业，主要就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种因素进行研究和分析，包括证券市场、证券品种的价值及变动趋势进行研究及预测，并向投资者证券研究报告、投资价值报告等，以书面或者口头的方式向投资者提供上述报告及分析、预测或建议等服务的专业人员。证券分析师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对于分析师的相关研究由来已久，关注的重点主要包括分析师关注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师报告的信息含量、分析师报告的长期效应、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等（蔡卫星等，2010）。
证券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起两个作用：信息中介和信息提供者（Bhushan，1989）。不论分析师起到何种作用，分析师们都需要对公司披露的各种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并利用专业分析能力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最后形成研究报告传递给投资者。可见，公司披露的各种信息是证券分析师信息的主要来源，披露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分析师的跟踪决策，所以本文信息披露情况对分析师跟踪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期能够了解证券分析师跟踪的决策依据。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最早从公司特征方面研究影响证券分析师跟踪的因素，Bhushan（1989）通过对1985年美国公司的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踪数量与公司规模、机构投资人持股等正相关，与内部人持股和公司所涉足的行业数量负相关。在Bhushan模型中，考虑了分析师的供求关系，认为对分析师的需求取决于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所起的作用。如果分析师主要承担信息中介的作用，分析师通过搜集处理上市公司的信息并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情形下，更好的公司信息披露意味着分析师拥有更多更有价值的分析报告提供给投资者，此时市场对分析师服务的需求将会增加。此外，详细的公司信息披露很可能增加分析师盈利预测及其建议的精准性（ Lang et al.， 1996；方军雄、洪剑崤，2007）；如果证券分析师主要承担信息提供者的作用，分析师提供的分析报告是与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相互竞争的，那么高质量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会代替分析报告，从而将减少对证券分析师服务的需求。
由此有些国外学者认为公司增加信息披露将会带来更多的证券分析师跟踪。Lang et al.（1993，1996）认为随着公司信息披露的增多，越能吸引分析师的跟踪，并且会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减少分析师之间预测离差以及预测修正波动性。Healy et al.（1999）信息披露质量差的公司不太可能吸引分析师的跟踪。Lang et al.（2004）发现当公司有潜在的动机隐瞒或操纵信息时，则分析师不太会去跟踪该公司。Francis et al.（1997）和Arya et al.（2007）研究发现，为了获得分析师的关注，公司会自主信息披露，进一步研究认为公司披露的信息质量越高，分析师跟进的也越多。Brennan et al.（2000）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信息批露可以减少分析师获取信息的成本，进而增加分析师跟综。此外，O’Brien et al.（1990）通过时间序列研究发现当公司所在行业具有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时，分析师的跟踪会增加，进一步证实了信息披露的质量也是分析师进行跟踪决策的依据。
而另外有些学者，代表人物Diamond（1985）认为公司的信息披露降低了证券分析师跟踪公司的好处。也就是说，信息透明的公司，分析师跟踪数量会降低；信息不透明的公司，分析师跟踪反而会增多。虽然，信息不透明的公司对于分析师来说难以跟踪，但是投资者对这类公司的信息需求会很大。Barth et al.（2001）检验了无形资产与分析师跟踪决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拥有无形资产多的公司，越容易吸引分析师的跟踪。作者认为，大多数无形资产不在财务报表中确认以及无形资产公允价值的确认需要专业知识。所以拥有无形资产较多的公司，相比于其他公司，存在更多信息不对称性以及不确定性，其公司股票往往被错误定价从而吸引更多的分析师去跟踪它。Gerald et al.（2012）认为较低的盈余质量是与较高的信息不对称相联系的，低质量的盈余信息使得投资者对于公司未来的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时分析师的私有信息将会变得非常有价值。所以拥有较低盈余质量的公司更有可能提高分析师从其自身私有信息中获利的机会，从而吸引更多分析师跟踪。
2、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于证券分析师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有研究认为证券分析师作为信息中介，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林小驰等（2007）最早研究了海外的分析师对我国上市公司作出预测的决定因素，他们发现分析师更倾向于预测经营质量好、经营风险低和公司治理结构好的公司。方军雄等（2007）以深交所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作为信息透明度的衡量指标，研究信息透明度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越好，跟踪的分析师数量越多。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披露透明度越高，分析师预测对会计盈利数据的依赖程度越低，预测准确性也随之提高。白晓宇（2009）研究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政策对分析师跟踪预测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司信息披露政策越透明，则跟随其进行预测的分析师数量越多，预测的分歧度越小，准确度越高。蔡卫星等（2010）从决策成本角度研究证券分析师的跟踪决策行为。研究发现，公司的多元化水平越高，证券分析师对其关注度越低，作者认为原因在于随着公司多元化水平的提高，证券分析师获取公司信息所需付出的成本也相应提高，而信息成本的提高往往会驱使证券分析师放弃关注这样的公司。徐欣等（2010）指出我国分析师会跟踪关注企业的R&D活动并且对R&D活动具有相当的甄别能力，从而能够减轻企业R&D信息不对称，并有助于资本市场对R&D活动价值的认同。范宗辉等（2010）使用公司的盈余平滑程度和盈余操纵程度作为盈余信息质量的两个重要变量。研究发现，分析师更倾向于选择盈余平滑程度较高且盈余操纵较小的公司。
三、结论
上述文献综述表明，证券分析师作为信息中介，公司良好的信息披露与高质量的信息有利于吸引分析师的跟踪。
【摘要】本文利用分析师利益最大化模型全面分析了证券分析师面临的各种利益关系对其的研究报告质量的影响，并收集了从2007年至2010年所有证券分析师的盈余预测与股票评级作为样本对研究假设展开实证研究。
【关键词】证券分析师；独立性；盈余预测
一、引言
在资本市场上证券分析师也称为财务分析师，是专业的分析人员，一般受雇于金融投资机构，比普通投资者更善于搜集信息和进行专业分析。他们搜集某家公司的各类信息，不管是通过公共渠道还是个人渠道，然后运用专业的知识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然后给出相应的分析报告和投资建议。
分析师收集上市公司信息，基于对其所处行业的了解，加以自主研究分析，作出盈余预测并给出投资评级，集中反映了市场对上市公司未来业绩和股价走势的看法。不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向我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分析师已经是资本市场上重要的存在。学术界针对分析师预测展开的研究涵盖了分析师数量、预测准确预测分歧预测的系统乐观或悲观偏误、预测误差的分布以及预测误差的决定因素等多个角度，这充分说明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的重要性。
二、文献回顾
Goss（1993）对高管薪酬进行了研究。研究先假设实行长期绩效计划以及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的公司不大可能在财务报表上弄虚作假，则他们的财务报表更易预测，因此预测的分歧更小。结果证明此种类型的公司盈利预测的分歧较小，但对盈利长期增长率的分歧较大。
宋乐、张然（2010）从影响分析师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研究了这一因素对证券分析师做出盈余预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高管与分析师有关系时，相比没有关系的分析师相比，有关系的分析师的盈余预测的准确度明显较低，盈余预测偏乐观程度就越高。这说明了这些分析师违背了独立性，做出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分析报告。研究结果还发现，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精确度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非国有上市公司盈余预测的差异大于国有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分歧对就越小，与上市公司高管有关系的分析师更倾向于高估小公司的发展前景，也容易高估盈利能力不稳定的公司。
三、样本选择与变量描述
四、多元回归分析
对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如下述所：跟踪分析师人数（FOLLOWING）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个结果和预想的不太一样，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一家上市公司跟踪分析师的多寡并不能反映该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高低，反而有可能部分分析师得不到更有效的信息，就模仿其他分析师做预测，导致盈余预测偏乐观程度增大；（下转第71页）（上接第67页）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上市公司规模越大，信息披露的质量就越高，信息透明化程度就越高，分析师做出的盈余预测就越实际，这与Eames和Glover（2003）的研究结果一致；盈余水平的波动性（STDROE）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于盈余水平不稳定的公司，其预测难度较大，分析师更易乐观预测；盈余水平（ROE）的系数显著为负，盈余水平越高，分析师预测的偏乐观程度就越低，这一结果印证了Eames和Glover（2003）的发现。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对中国的证券分析师所面临的各种利益关系对他们的信息质量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作者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以及分析师所面临的多种利益关系为背景——维护与上市公司管理层、机构投资者以及公司内部投行部门的关系。通过收集相关数据并展开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首先，分析师在“卖出”或“减持”等不利股票评级的同时并没有偏乐观的盈余预测来修补与公司管理层的关系；其次，业绩较好声誉较高的证券分析师（比如《新财富》最佳分析师）也绝非保持其独立性，尽管他们为了稳定其市场声誉在盈余预测时比一般分析师中立，但是他们为了维护与机构投资者、基金公司等的关系，比普通分析师更正面的股票评级。
内容摘要：证券分析师有卖方分析师和买方分析师之分，监管规则界定和关注的主要是卖方分析师和研究报告行为。证券分析师及研究报告是服务和维护机构投资者的基本手段和内容，这种基本服务定位是随着资本市场发展和机构投资者成长而自发形成的。基本服务定位衍生出研究报告公众化和利益冲突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均围绕防范利益冲突问题，确立了一系列监管制度。本文对深化我国证券公司证券研究服务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证券分析师 服务定位 利益冲突管理
证券分析师是资本市场中的重要角色，不仅对证券商（投资银行）的金融服务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而且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投资理念、促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增加市场透明度和效率。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成长，证券分析师的作用与日俱增，但负面报道和质疑之声也在增多，迫切需要理清各方对证券分析师服务定位及行为管理等方面的若干模糊认识。
证券分析师角色的界定
（一）“卖方”分析师与“买方”分析师的区分
基于所在金融机构的性质和类别，一般分为“卖方分析师”和“买方分析师”。典型“卖方”是指向市场提供投资产品或服务的证券商（投资银行）；典型“买方”是指买入投资产品的共同基金、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及其他机构投资者。“卖方分析师”一般指证券商（投资银行）所雇用的分析师，“买方分析师”指共同基金等买方机构所雇用的分析师。
卖方分析师的研究成果体现为研究报告，由所在机构提供或给客户使用；而买方分析师的研究成果由所在机构自用、不与他人分享，不涉及其他投资者的利益问题。这种功能差异导致卖方分析师的市场影响力要远大于买方分析师。市场所称“证券分析师”一般指“卖方分析师”。
（二）监管规则对证券分析师的关注
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监管规则中使用了“投资分析师”、“证券分析师”、“投资研究”、“证券研究报告”等多种称谓，但各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监管规则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发，不约而同地关注卖方分析师及研究报告行为，其界定的角色和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均是规范“卖方分析师”及其“卖方研究活动”。其中，英国和中国境内市场相关监管规则中提出“研究成果向客户”，中国香港地区相关行为准则排除“公司内部使用但不分发给客户情形”，明确排除了买方分析师和买方研究活动。具体地说：
美国相关监管规则将“研究分析师”界定为“准备研究报告实质内容的人员及其辅助人员”，将“研究报告”界定为“包含对具体公司或权益证券的分析意见以及支持某一投资结论的合理信息的任何书面或电子交流文件”。
英国相关监管细则将“投资研究”定义为“以明示或暗示方式对金融工具及其发行人提出投资策略建议，并向客户的行为”，相关从业人员称为“研究分析师”。
中国香港地区相关行为准则将“投资分析师”界定为，“一家公司所雇用的准备或投资研究的人，但不包括证券交易或经纪服务中附带提供投资建议或观点的人、研究目的仅为公司内部使用但不分发给客户的人以及一对一提供投资建议的人”；将“投资研究”界定为，包含证券投资分析结论、对影响未来证券价格走势因素作出的分析（但不包括对宏观经济或战略问题的分析）或者基于有关投资分析提出的建议或观点内容的文件。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相关行为准则将“卖方分析师”界定为“全方位服务投资公司（如证券经纪交易商和投资银行）的研究部门雇用的分析师”。
中国证监会《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将“证券研究报告”界定为，“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客户的行为”。“在的证券研究报告上署名的人员，应当具有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登记为证券分析师”。
证券分析师的服务定位
证券分析师及研究报告是服务和维护机构投资者的基本手段和内容。证券分析师通过搜集和整理宏观经济、行业以及上市公司经营和财务数据等信息，分析影响证券价格变动的因素，对上市公司盈利状况进行预测，提出证券估值和投资分析意见，为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这种服务定位是随着资本市场发展和机构投资者成长而自发形成的。
证券分析师最先在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壮大。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证券分析师具备了发展雏形，当时获取上市公司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与其管理层的沟通，信息获取成本相对较高。20世纪30年代，美国联邦证券立法确立了上市公司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美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数据进行存档管理，由此降低了信息获取成本，促进了证券研究的规模生产。小约翰·科菲（2002）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证券市场正经历着重要的进化过程。其中最重要的进步是专业证券分析师的出现”。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得到快速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交易行为越来越活跃。机构投资者为证券商带来了可观的佣金收入，同时也要求证券商提供优质服务，特别是对宏观经济、行业状况以及上市公司运营情况的研究服务。这种需求支撑了证券研究的发展和证券分析师队伍的成长。主要证券商（投资银行）纷纷建立研究队伍，如20世纪70年代高盛公司战略性建立了研究队伍，到20世纪80年代研究队伍超过700人（查尔斯·埃利斯著，卢青等译，2010）。在这个过程中，组合管理、资本资产定价等现资理论的发展也为证券分析师的研究活动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支持。证券分析师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的一类重要角色，并且在之后数十年间，其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
我国证券公司发展证券分析师队伍和证券研究服务，同样是由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及其需求所内在推动的。我国证券投资咨询最初主要体现为媒体“股评”活动。1998年以来，随着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起步发展，适应其对专业证券研究的需求，证券公司借鉴国际投资银行的经验，相继探索独立证券研究，向机构投资者提供研究报告。为与媒体“股评”活动相区分，业内将研究报告活动俗称为“研究咨询”。目前，已有80多家证券公司和少数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设立研究部门，形成了一支2000多人的研究队伍。研究报告成为证券公司维护和服务机构投资者的基本手段，并且对市场定价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摘要：本文引入了广义证券分析师的概念来说明证券分析师服务方面的新发展趋势。我们指出现阶段证券分析行业中现存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制度建设政策建议。
关键词：证券分析师；法律责任；制度约束
一、引言
狭义上，证券分析师是指依法取得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主要从事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种研究和分析，包括对证券标的价值及变动趋势研究及预测，通过书面或者口头的方式向投资者提供相关报告及分析、预测或建议等服务的专业人员。广义上，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应用的日益广泛，除传统的证券分析师以外，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机构通过博客、论坛等新兴形式传播自身的观点，在事实上提供了类似于传统证券分析师的证券咨询、研究、预测等服务。因此，他们也应该归类于证券分析师，并受到同样的法律和规则约束。
二、广义证券分析师的定义
我国《证券法》对于证券分析师的职业规范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有着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禁止国家工作人员、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和有关人员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禁止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各种传播媒介传播证券市场信息必须真实、客观，禁止误导。”第七十九条“禁止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从事下列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中第六款明确包含“利用传播媒介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提供、传播虚假或者误导投资者的信息”并且明文规定“欺诈客户行为给客户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七十一条“投资咨询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第四款明确包含：“利用传播媒介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提供、传播虚假或者误导投资者的信息”。
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及监督机构对于证券分析师的从业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对于恶意散布虚假消息以扰乱市场的行为，是予以坚决打击的。
在西方成熟的证券市场中，监管当局也十分重视针对证券分析师的职业操守教育。在世界上享有较高声誉的CFA（CharteredFinancialAnalyst，特许金融分析师）考试中，有“道德规范和职业行为标准”这一专门篇章来系统讲述作为特许金融分析师所需要遵守的职业规范，涉及：CFA的职业操守、资本市场信誉、对客户的责任等各个方面。
三、证券分析师的行为失范现象
然而，在现实的资本市场中，证券分析师违反职业道德，甚至违法地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影响力扰乱市场，从中不道德牟利的事件仍然屡见不鲜。甚至有固定化、制度化、潜规则化的趋势。尤其在新兴市场中，由于道德约束，法律规范相对不健全，留下的法律漏洞、监管漏洞就更容易被利用。下面将以中国资本市场为例，通过案例分析讨论现阶段证券分析师在从业中存在的行为失范现象。
（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证券分析师范围扩大化，增大监管难度。
传统上证券分析师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并拥有足够的从业经历后才能执业，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各种咨询、建议等服务。从传播渠道上讲，传统证券分析师一般通过报纸、电视、甚至面对面地提供服务。监管相对而言更容易，也更具可操作性。但是随着网络的快速普及，以及博客、论坛等信息渠道的快速发展，现在信息更加迅速也更加快捷。另一方面，很多网络的博主，版主在事实上提供证券分析师的服务，但是却没有纳入到相应的监管范围。
2007年网络博主“带头大哥777”因诈骗罪被捕。此人真名王秀杰，原系长春聚隆投资咨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于2007年7月4日被刑事拘留，2007年7月24日被逮捕。此人行骗手段和过程主要是在2006年初开设博客，随后开设QQ讲坛，招收收费会员。根据等级不同，收费标准从3，000元至37，000元不等。然后，其提供证券咨询服务。此人在被抓之前，事实上以提供证券分析师的服务牟利。借助互联网等新媒体，此人在短期内逃脱了相关部门监管，非法牟利，并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
这个案例非常典型的说明了在互联网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证券分析师的范畴在逐渐扩大，很多非传统意义上的证券分析师也在提供证券分析服务。而对于这些人的监管，则成为我国证券分析师监管自律体系的新挑战。
（二）、证券分析师长期表现进行评级的相关制度缺失。
证券分析师的自身价值在于为特定或不特定的投资者提供咨询等相关服务。证券分析师服务的准确性、独立性、客观性，就应当纳入到证券分析师职业生涯的评价。一方面市场和投资者需要对证券分析师的“准确性、独立性、客观性”进行评价和监督，另一方面，证券分析师在信息和报告的时候，通常有比较完备的免责声明和法律免责措施以保护自己避免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此时，长期信誉评价体系和商业自律体系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如果能够有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评级机构对证券分析师的市场表现进行长期跟踪和评级，那么，那些在市场上能够长期准确而客观地提供相应服务的证券分析师及其供职的机构就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构建良好的信誉。投资者也可以根据长期表现而选择信任此类拥有良好声誉并能严守商业规范的证券分析师及其供职机构；他们若想长期在市场中生存，必将更加珍视自己的长期声誉从而自觉加强自律约束。
美国东部时间2011年8月5日晚间，标准普尔将美国信用评级由AAA下调至AA+。此举固然由于美国财政金融体系自身的积弊所致，但是在西方发达成熟的证券市场，评级机构的客观性与独立性可见一斑。在中国的市场中，针对券商和证券分析师的长期评级机构的建立则很困难。所以，这仍然将是中国证券市场长期努力的方向。
［摘 要］银行业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赢利能力的提升对于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银行业始终处于稳步发展的态势,不仅持续降低了坏账损失率、提高了赢利增长水平,而且上市银行已经成为我国内地股票的中流砥柱。众多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越来越关注银行业股票的相关信息,而银行业赢利预测精确度如何,成为了证券分析师主要研究的对象之一。基于此,本文对银行业证券分析师赢利预测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银行业；证券分析师；赢利预测
1 证券分析师及其职能
证券分析师(Securities Analyst),又被称为财务分析师,是指专门向机构或个人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分析意见并指导其进行投资的专业人士。证券分析师通过收集有关特定证券内在价值的微观信息,以及其所属行业及市场经济形势等宏观信息,从而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评价,评估特定公司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预期赢利、证券预期收益和风险状况等,并根据评估结果给出具体的投资建议。
1.1 调查分析职能
在证券市场上,由于证券发行者和证券投资者存在信息差异现象,所以导致有价证券成为了信息不对称的商品。虽然证券监管部门明确规定,证券发行者在证券市场中筹集资金有义务及时公开企业信息,以利于投资者准确掌握信息,科学作出投资决策,但是由于企业活动日趋复杂化,投资者即便是拥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也未必能够全面理解证券发行者提供的各种信息,并受多种因素的制约难以在有效时间内收集和分析信息。因此,这就需要证券分析师承担收集和分析信息的工作,并以报告的形式向投资者提供有效的定量和定性信息,通过评估有关企业预期收入、赢利等财务指标,从而实现对该企业发展前景的客观预测。
1.2 投资咨询职能
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降低投资风险,证券分析师不仅要向投资者提供可靠的投资信息,还要向投资者提供明确的投资建议。随着证券市场上投资对象日趋多样化,投资基金规模逐步扩大,投资者更倾向于追求最佳投资组合。证券分析师可以根据自身职业分析力和判断力,对相关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经济运行状况进行科学分析,帮助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众多的投资对象中找寻到最佳投资组合,提供买、卖、持有的投资建议,为减少投资者投资的盲目性提供理论依据。
2 证券分析师赢利预测的作用
2.1 有利于对公司未来发展作出合理预期
赢利预测信息主要反映的是在预测期间内公司经营和财务的实际状况,并提供对公司未来合理预期的有关信息。就债权人、投资者以及其他的信息使用者而言,公司未来的信息要远远比历史信息更为重要,也更有价值。然而,由于受知识水平的限制,他们并不能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情况进行准确、合理地预测。而赢利预测信息恰恰能够弥补这一缺陷,为信息需求者提供公司未来合理的预测信息。该信息不仅有效地降低了投资者预期投资报酬的不确定性,而且还进一步提高了投资评价与决策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帮助所有的信息使用者对公司进行准确评价,并以此为据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2.2 有利于提高投资者决策的有用性
赢利预测信息不仅能够进一步降低公司与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而且还能相应地降低信息获取和传播的成本,同时可以有效地防止内幕交易的发生。其一,降低信息获取及传播成本,能够帮助上市公司提高收益,债权人及投资者的收益也会随之增加。就债务资金而言,这将会转化为相对较低的利率,而对于权益资金而言,则会转化为较高的股价。若是对公司未来赢利预测得较高,则会进一步提高各方对公司的信心,进而促成合作；其二,建立一个良好的赢利预测制度,还有助于提高公司应对未来风险和危机的能力,尤其是在公司资金周转不灵的阶段,只要能够顺利渡过,便能获得丰厚的利润,由此不难看出赢利预测信息的重要作用；其三,借助赢利预测信息,能够使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内幕信息得以披露,从而避免其借此获取非正常利益。并且证监部门也能以该信息为依据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对证券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这样有助于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
2.3 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作为决策信息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赢利预测信息会对资本在不同公司间的流动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样能够进一步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投资者借助赢利预测信息,能够使投资方向更加明确,从而使社会资源流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企业当中,进而提高社会资金的综合报酬率,股票价格也会变得更为合理,更能反映出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
3 银行业证券分析师赢利预测研究
本文对银行业证券分析师赢利预测精确度的研究基于“预测赢利值与实际赢利值存在正相关”这一假设。
3.1 研究方法
(1)样本选取。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共有上市银行16家,分别为北京银行(601169)、兴业银行(601166)、宁波银行(002142)、深发展(000001)、中国银行(601988)、光大银行(601818)、民生银行(600016)、浦发银行(600000)、农业银行(601288)、中信银行(601998)、交通银行(601328)、建设银行(601939)、华夏银行(600015)、招商银行(600036)、工商银行(601398)、南京银行(601009)。
(2)数据来源。在研究银行业证券分析师赢利预测精确度时,可选取这16家上市银行作为研究样本,收集和整理某一期间内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总资产、实际每股收益、利润总额、营业利润、净利润,以及证券分析师对上市银行作出的每股收益预测和在这一期间内预测过每股收益的机构数量。
(3)统计方法确定。为了便于研究银行业赢利实际值与证券分析师对其赢利预测值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相关因素对预测的影响,如银行规模、成长速度、赢利波动变化、预测机构数和赢利可预见性等,可以对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一元及多元回归。同时,可采用目前较为常用的专业统计分析软件Eviews5.0作为分析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