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1 11: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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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我国经济法律体系中“经济关系”指的是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关联系的统一整体。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也就是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法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法学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法律体系、商法地位、经济法律体系。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
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的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2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有二个：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
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
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笔者以为不然。3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的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4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5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
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内容提要：
关于经济法律体系的论文不少，尤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但其中多数文章都力求打破传统部门法的界限，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法新构成理论”。[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 法律体系 商法地位 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16]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17]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18]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20]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21]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24]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2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27]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8]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29]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我国经济已告别了商品短缺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必然会对过去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盲目重复建设进行自我调整；商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进程中，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必将愈演愈烈。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大多数企业缺乏先进的技术创新机制和成本约束机制，因而，企业的市场竞争手段主要是采取价格竞争的形式。目前，我国工业企业之间，商业企业之间，外贸出口企业之间，旅游企业之间所进行的价格大战就是例证。对此，社会各界反应不一，有的认为价格大战是正当的降价促销，有的认为这是不正当的低价倾销。笔者认为，正确界定降价促销和低价倾销，必须依经济规律、市场规划和法律规范为标准。以求澄清人们的认识混乱，达到保护正当价格竞争、促进优胜劣汰，规范市场价格行为之目的；同时，寻求治理低价倾销的策略。
一、价格竞争的法律依据和经济准则
为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杠杆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 制止不正当竞争， 我国先后于1993年和1997年制定并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迄今为止，这两部法律是规范价格竞争领域的基本法，也是界定合法的降价促销和非法的低价倾销的法律依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的精神，除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适用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并依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公布的定价目录为依据外，绝大多数的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制，由从事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有偿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按照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制定。但是，法律又同时规定经营者除了依法降价销售鲜活商品、处理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商品或者其他积压商品、季节性商品、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以外，不得出于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的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从事不正当竞争。可见，法律规范给予经营者的价格授权是极其广泛的，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又对经营者的价格行为和竞争手段作了必要的法律限制，这就为作为市场主体的经营者提供了有序价格竞争的法律依据和竞争规则。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我国正在实行并逐步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下的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但是，现阶段在价格体系还处于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三足鼎立的局面。因此，本文所提及的价格行为和价格竞争仅指实行市场调节价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即由从事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自主制定，通过市场竞争所形成的价格。制定价格必然以成本和供求关系为基础，成本分为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生产成本由制造成本和由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构成的期间费用最终构成；而经营成本则应由购进商品的进货成本和由经营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构成的流通费用来最终形成。鉴于各个经营者的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差别悬殊，在确定成本时，只有以生产者和经营者自身的合理的个别成本为考察对象和立论前提，才是公正、公平的，才符合立法精神和市场竞争法则。这是本文的基本观点和立论基础。前一段时间出台的有关行业自律制度是不宜实行的，所谓行业自律实质上是一种全行业的价格卡特尔，其本质是垄断，必然产生垄断的弊端，不利于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相反会保护落后，妨碍优胜劣汰。究其原因，即行业自律价是一种行业最低限价，它依据的是同行业的各企业产品生产成本的平均数。因此，在实践中不仅不宜提倡，而且应果断地抛弃。随着企业不断创新和技术进步，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在同一种或同一类产品上出现价格差异将是必然的。人为的限制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法实施的。
二、降价促销是价格机制调节市场经济运行的合法手段
据最近国家贸易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目前零售商品中已有90％供大于求，其他商品也不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由于绝大多数的工农业生产资料和工农业消费品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加之建设过程中宏观上仍存在重复建设问题以及社会消费的疲软乏力，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下降将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经营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势必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以低于社会平均成本的个别成本来取得利润；或者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不断地创造市场、创造需求。这应是竞争战略的理想选择。然而，我国目前多数企业并不具备这种实力，这是现实。因此，作为低级市场竞争手段的降价促销将长期存在。问题在于“降价促销”必须有一个度，大家知道，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确定，取决于生产经营成本和供求关系。成本又分为社会平均成本、企业个别成本。只要经营者将商品价格降至不低于企业自己的个别成本（即使低于社会平均成本）进行销售即是合法的。这一前提下的价格是无可厚非的。“康佳”、“海信”、“长虹”所进行的彩电价格战当在此列。
笔者认为，降价促销应为经营者出于生存和发展的目的，以不低于自身个别成本的价格向社会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行为，是价格机制调节市场经济运行的合法手段。尽管价格战必然会造成一些企业的盈利暂时减少，甚至会使少数企业倒闭、破产，政府的所得税收入也会相应减少，但这种降价促销会扩大市场交易规模，增加政府的销售税和营业税收；从长远眼光看，价格战又有利于实现优胜劣汰，有利于提高企业素质和竞争意识，有利于进行国际竞争（海尔公司的实践已证明这一点）；这也符合《价格法》关于“经营者应当努力改进生产经营管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并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合法利润”的立法精神。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我国市场正处于需求低迷、消费乏力、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合理合法的降价促销不失为一种刺激消费，扩大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良策。
三、低价倾销是危害社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根据我国《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所谓低价倾销是指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或者提供有偿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在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或者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之外，出于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的目的，而采取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的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可见，构成低价倾销有两个基本条件，即主观上是以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为目的；客观上实施了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的行为。低价倾销的实质乃是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经营者，为了独占市场，排挤竞争对手，故意在短时期内将其某种商品或服务以低于其个别成本的价格倾销，以达到其挤垮特定地区、特定商品的经营者，待竞争对手被迫退出市场或者无法与其抗衡后，再提高销售价格，获得垄断利润，以弥补低价倾销时所致损失。其危害后果是扰乱了市场上正常的价格秩序和生产经营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影响了国家税收，流失了国有资产；降价的损失也必将转嫁由消费者承担。因此，低价倾销行为被《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明令禁止。
近几年来，在我国市场上低价倾销的表现五花八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产品多元化或系列化的大企业或者企业集团，选择其中一种产品或系列产品中的某个品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经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或者企业集团，通常采取生产多元化或系列化的发展战略，某种产品或系列产品中某个品种暂时亏本经营，对它也不会伤筋动骨。因此，这类大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往往为了挤垮竞争对手，扩大市场占有率，而采取选择某种产品或系列产品中的某个品种，亏本销售。南方某省曾经爆发过“两椰”之争。两家以生产天然果汁饮料闻名的企业集团，一家是椰树集团，另一家是椰风集团（简称“两椰”），椰子汁和芒果汁分别是“两椰”的拳头产品。1996年1月8日，在马口铁、白糖等生产原料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椰树集团将其生产的椰树牌芒果汁出厂价从每听1.87元大幅度下降到1.40元。椰风集团认为，椰树集团这是以低于成本价格倾销芒果汁。因为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每听芒果汁的利润本来就是几分钱，椰树集团此举的目的是用非主导产品冲击竞争对手的主导产品，以达到挤垮竞争对手，占领市场的目的。
2.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通过价格优惠、折扣、“买一送一”等方式变相降价，使销售价格低于成本，排挤竞争对手。我国家电制造行业重复建设问题十分突出，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加上市场需求增长缓慢，家电产品严重供过于求，市场竞争激烈，生产厂家的价格优惠、折扣、送礼等形式变相降价，已间接构成低价倾销。
3.旅游服务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舍本倾销现象严重。
4.公共汽车客运市场恶性竞争，实力雄厚的客运公司不惜暂时亏本经营，以期挤垮竞争对手。
5.第三产业中的零售业、餐饮业在其经营的众多商品（品种）中，选择若干商品（品种）亏本销售且大打广告，招徕顾客，倾轧竞争对手。
6.同一种商品的代销商、经销商之间为争夺地盘、争夺客户，以低于商品到岸价大打“价格战”，意图整垮竞争对手，垄断特定市场。某市两家商业企业均为经销摩托车的大户，且供货渠道和厂家基本一致。其中的一家商场为争夺客户，垄断市场，在一个时期内，利用旺销季节将其经销的几个抢手品牌摩托车以低于到岸价格向市场抛售，这显然是一种低价倾销的行为。
凡此种种，皆为不正当的价格竞争行为，必须依法整治，否则，我国的市场经济无法有序、持续、健康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市场上业已存在的、混乱的价格竞争行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于1999年8月3日了《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依该规定，低价倾销行为，依法将受到行政处罚。
四、对策与结论
综上所述，合理合法的降价促销应予以支持，不正当的低价倾销要坚决反对。一方面，政府在严格执行《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同时，还应制定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的相关行政法规、规章，使之与法律配套实施，以加强政府和社会对经营者价格竞争行为的规范和监督，确保市场竞争有序健康地进行。另一方面，政府又必须总结经验教训，切实加强有效的宏观调控，坚决避免和克服盲目重复建设这一顽症。客观地讲，盲目与重复建设所招致的供大于求，是引发低价倾销的主要原因。目前，为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国内需求，创造就业机会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固然是必要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必须防止出现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重复建设问题。再者，要从根本上治理低价倾销问题，关键的出路在于大力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工作，不断地降低成本，以此来增加有效供给、扩大内需，增加社会购买力。当前困扰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突出问题和难点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企业由于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无法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产品不能适销对路，出现结构性过剩，呈现全面的买方市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竞争力降低、经济效益下降、发展后劲力不足。企业为求生存不断地引发“价格大战”。要使企业真正摆脱困境，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要建立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降低企业的个别成本，不断改进老产品、增加新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以增加有效供给来扩大有效需求。为此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应做好如下几方面：
第一，在政策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有关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和法规，以鼓励和规范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
第二，搞好企业技术创新的体系建设，包括做好企业技术开发机构建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多渠道、全方位的资金支持和投入机制，保证重点企业技术创新所需资金，改变“普遍下小雨”和“撒芝麻盐”的作法，重点扶持有市场、有效益、有发展前途的产品和企业；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充分利用各类资源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速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科技带头人和骨干；加强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第三，以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为主力，充分发挥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优势，做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积蓄力量，逐步推进全部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
笔者认为，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低价倾销问题完全可能也可以得到全面解决，这只是市场经济和特定国情条件的阶段性问题，对此，政府与全社会应有一个客观的、历史的认识。
内容提要：
关于经济法律体系的论文不少，尤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但其中多数文章都力求打破传统部门法的界限，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法新构成理论”。[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 法律体系 商法地位 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 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 “经济关系” 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
[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 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 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 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 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 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
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 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
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16]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17]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18]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 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20]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 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21]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 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 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 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 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 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 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24]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 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2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 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27]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8]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29] 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摘要:本文以法理学为视角，首先分析了法理学中法律责任的基本定义，并指出法理学关于法律责任描述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之上对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进行简单概述。最后，论述经济法法律责任在法理学中的重塑。
关键词:经济法;法律责任;法理学;重塑
一、法理学中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与法定义务密不可分，而法定义务是指由国家立法机关或其它有权机关根据法定程序所颁布实施的强制性规范设定的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当不履行相应义务时就会受到制裁。法理学中对于法律责任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其中主流的几种观点认为，法律责任是义务，其相对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而言属于第二义务，概括而来法律责任就是因违反第一义务而招致法律责任的承担。另外，有学者认为法律责任是一种后果，是违反者应当承担的制裁性法律后果。可以说不同的学者对法律责任的界定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法律责任构成要件法理学观点却又相对的一致。当然，法理学中对于法律责任是根据形式逻辑中的推理而来的，形式逻辑中的演绎、归纳推理往往运用三段论形式，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在法律责任的推理过程中，一般将具体确定的法律规范条文作为大前提，以具体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根据大小前提推理出结论即法律责任。虽然它依据系列前提能够得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但是由于推理所用的大小前提并不确定，形式逻辑推理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并且形式推理无法对结论作出正当性的解释。另外，法理学对法律责任的描述缺乏创新性，缺乏包容性。目前我国法理学对法律责任的描述，仅仅从部门法，尤其是刑法和民法中的归责理论，认定法律责任就是因为违法行为导致了国家的制裁，从而实现对违法行为的阻止功能。这就忽视了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独特性，从而导致了经济法及经济法法律责任独立性等问题成为经济法学界短时难以解决的难题。
二、经济法法律责任的含义与特征
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主体对其违反经济法义务或者不当行使经济法规定的权利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经济法法律责任具有如下特征:由于经济法的经济性，经济法法律责任必然会是经济性的责任。经济法法律责任的经济性能够使得经济法在实施过程中发挥它独有的经济效益，它能够指引人们朝着利益出发的同时趋利避害，实现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例如说，经济法中最为常见的罚款，可以说是在规制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另外，经济法法律责任在强调制裁的同时还有一些奖励性法律后果。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由于违反经济法上的义务，而受经济法制裁;而经济法上的奖励，则是由于积极地履行经济法上的义务，而受到经济法的褒奖。最后，经济法法律责任具有社会性。经济法的许多法律规范都可以看出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相对应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虽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与经济法法律责任不同，它们并非从根本上全部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实施。正是因为经济法主体的违法行为不仅影响到自己和相关第三人的利益，而且还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对其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之有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规定更加严格。
三、经济法法律责任的法理学重塑
目前，我国经济法法律责任难以脱离传统的法理学关于法律责任的描述，大都是对法理学中法律责任的简单重复。比如说，经济法法律责任是指违法者对其经济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后果;经济法律责任是指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律规范的行为而承担的由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等等。这些关于经济法法律责任的定义基本是对法理学中的“义务论”、“责任论”加上经济法字样的复制。我国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无论是从经济体制还是市场变化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的新生经济现象使得经济法法律责任描述过于陈旧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因此，我们对经济法法律责任的定义应该根据经济法的特点，从具体的经济法部门法中寻找依据，即应从经济法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和特点中去获得。目前，我国法理学仍然以民商、行政的法律调节机制研究法律责任，然而，如今的法律现状是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相互交叉相互融合，新兴法律层出不穷。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必须对经济法法律责任从经济法自身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首先要关注经济法之于民商、行政法的区别，比如说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对秩序、公平、效益的追求次序;对法律责任中主体的不同;以及责任形式的巨大差异等等。一个体现经济法法律责任独立性的经济法法律责任，应包括经济自律责任制、经济他律责任制、经济诉讼。在经济自律制度中，应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通过其自身制度的运行规范其成员的行为，实现其团体内的秩序与法律秩序相协调。在经济他律责任制中应建立经济决策程序制度，实现经济民主。充分发挥经济仲裁及经济调解的作用，实现经济稳定。应建立和健全经济诉讼制度，使公益诉讼获得诉讼之救济，以实现经济法的权益保护目标。
作者：曹真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摘要:低碳经济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是针对当前气候异常的必要措施。这一模式涉及技术、制度和发展观念等诸多方面，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家干预;法律
低碳经济是针对气候变化提出来的重要战略选择，得到世界各国的一致认同。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①，可以引导、规范、激励和保障低碳经济的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意义
(一)低碳经济的基本概念
关于低碳经济，许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论述。但总体上无外乎几个特征:第一，发展模式不同以往经济形式，强调低碳，在某种意义讲，就是减少能耗。第二，低碳经济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第三，低碳经济是人类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第四，低碳经济意味着现代社会生活的技术创新。因此，所谓低碳经济，就是尽量减少能耗和碳排放的前提下，有效降低各类污染，采取一系列新的技术手段，辅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发展模式。
(二)低碳经济的国家干预理论
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效应之结果，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对大气这种全球公共产品的过渡使用之结果②。从国家干预理论看，低碳经济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需求的资源越来越广泛，而且量能呈现逐步扩大态势。许多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这就导致了社会需求与资源相对匮乏之间的矛盾。国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片，根据市场经济理论，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都可以对资源进行配置。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与计划机制相比，市场则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市场调节具有先天性不足，即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第二，负外部性效应的产生。第三，竞争无序与垄断的出现。第四，产生失业问题。第五，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国家干预的主要方面为市场失灵的矫正。国家干预可以采取两种办法，首先是市场化的方式;其次是非市场化的方式。政府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最权威的组织形式与统治方式。政府拥有强制性手段，它可以使市场从无序到有序。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认为，市场需要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同时调节。所以，政府须为矫正市场失灵做出努力，法律便是实现目的的有效途径。
二、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基本构成
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律，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是克服市场无序的有力保障。政府通过制订相关法律，实现发展模式有据可依，达到更好体现政府职能，使政府运行顺畅，更好调节低碳产业发展。布坎南曾说:“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③
三、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在比较法上的观察
(一)低碳经济的国际法
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建立了长效机制，进而实现控制二氧化碳等气体排放的一部国际性法规。奠定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是目前操作措施有力，全球各国参与普遍程度高的另一部国际条约。
(二)英国的相关立法
英国自2003年在其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率先提出低碳经济概念。2008年颁布的《气候变化法案》是低碳经济立法的结果。
(三)美国和日本的相关法律
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审议《低碳经济法案》，标志着美国将低碳产业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推手正式提上了日程。日本长期重视科技发展，在学界对低碳经济研究由来已久，在美国通过上述法案不久，日本也紧随其后，出台了《推进低碳社会建设基本法案》。这一法案成为了日本低碳行业发展的法律基石。国外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建设的几点经验:以低碳经济国家战略的确立为先导;以低碳经济基本立法为统领;在法律完善方面，主要以制订新法和修订旧法相结合的办法。
四、全面制订低碳经济相关法律刻不容缓
(一)落实发展低碳经济国际义务的需要
构建一国的低碳经济法律制度是一国履行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客观要求，是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保障。国际公约确立起一般国家普遍的室温气体减排义务，该义务只有在各国内部加以落实，即把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法内化为一国的国内法。
(二)低碳经济国家干预行为需要法律规制
低碳经济国家干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建立以“碳权利”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市场规则。第二，确立以竞争为本的低碳经济市场运行机制。因为权力具有异化、扩张而不受控制的欲望;如无法律的预先设定，便会出现失控。良法的关键问题在于公权力的控制④。因此，低碳经济的法制建设势在必行。
五、建立和完善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的若干问题
制度建设是顶层设计，好的制度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反之则达不到想要的效果。低碳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合理，便会产生一个美好的低碳社会;反之，便会导致低碳经济及低碳社会建设的停滞与倒退。
(一)理性选择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保障路径
法律是理性统领下的制度体现与规则群，制度系理性派生的制度结构⑤，理性是法律的前提，法律只有符合理性、体现理性，才有其真正的存在的价值，低碳经济之法必须是理性之法，而理性的依据便是法律必须是良法，其特点是:法律是否发展低碳经济之必须，是否客观反映低碳经济发展规律。
(二)合理设计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选择恰当的低碳经济制度保障措施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之举，在合理配置的政策与法律双重作用下，我国低碳经济方能有序推进。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法律系统，由于低碳经济所涉范围广、领域多，其立法将是一个分层次、多结构、跨部门、多领域的法律制度体系，只有通过立法的结构与层次搭配，建构起效力有序的法律阶位关系，确保各相关立法的相互协调、补充，形成有机统一的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三)完善低碳经济立法的执行与监督制度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⑥。法律如果得不到贯彻执行，就只是一纸空文。因此，构建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仅是保障人们免受全球气候变暖不利影响的第一步，但光有这一步，低碳经济相关目标仍然难以实现，构建起低碳经济法律的执行与监督机制、落实低碳经济相关立法措施是充分实现低碳经济相关立法目标的关键。
六、结语
综上所述，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形式是人类选择发展低碳经济的初衷，而低碳经济的“三低”特点，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义务推行节能减排措施、保护自然环境。我们应吸取发达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经验，建立健全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推进我国低碳经济的有序发展，确保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石荣广 李照东 侯章生 单位：外交部钓鱼台宾馆管理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国家审计署办公厅
摘要低碳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格局大势所趋，我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但在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构建方面尚存不足之处，需要对相关问题加以分析和研究，进而推动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创新构建，提升低碳经济发展的质量，确保发展的持续性。
关键词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环保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使物质条件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物质文明的发达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经济高速增长的所付出的有可能就是环境代价。尤其是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单位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要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一度成为某些地区的主要发展模式。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越发突出，绿色经济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低碳经济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值得各国加以探索和研究。因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来自法律和政策层面的保护和支持，故展开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分析和构建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其低碳经济的长效化发展。
一、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
低碳经济被学界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有别于现有知识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是由低碳产业、技术、发展、生活等系统因素和形态构成的经济体系。低碳经济以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作为基本条件，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是衡量低碳经济的重要指标。低碳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进一步维持生态平衡，提高现有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开发新能源，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现阶段全球低碳经济的核心发展内容集中在创新能源开发和使用技术、减少排放、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等内容上。通过低碳经济构建新的经济发展制度，转变人类经济发展观念具有积极现实意义。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以及全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其实际意义和价值体现在下述几方面：第一，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当前我国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宏观层面加快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高能耗。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主要消耗能源为煤炭，我国2013年煤消耗量达到近年来的峰值36亿万吨，虽然在2014年开始我国煤炭消耗量开始下降，但我国每创造100万美元GDP的能源消耗仍然是欧美发达国家2至5倍之多，在PM2.5等环境问题困扰下，加快发展低碳经济、降低污染能源消耗量已经成为必然之举，此举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第二，有利于调整我国能源产业结构，我国能源战略长期依托于煤炭有其必然原因，我国可开采使用能源结构为煤多、气少、油缺，因为缺少油气也就使得我国主要消耗能源只能是煤炭为主，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近七成，而我国煤炭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落后。在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高能源消耗、重污染排放情况突出。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规范，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我国改善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绿色经济发展环境和氛围，推动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第三，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结构不合理情况，结构不合理的现状限制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整体来看我国产业比重依然为1∶5∶4，主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依然是第二产业，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自然容易导致高能源消耗问题。进一步倡导低碳经济有助于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利于服务业做大做强，使我国产业结构处于持续优化调整状态下，实现产业结构的整合创新。第四，有利于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出口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随着各国对于低碳经济的重视，碳排放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衡量指标，碳排放税也已经成为现实。为了维护我国固有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力推动低碳经济已经是当务之急。只有注重于国际规则，尽可能满足于国际化规则标准，才能树立起绿色经济意识，引导我国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全面打通国际化发展瓶颈，实现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协调同步发展。
二、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不足之处分析
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作为基础，低碳经济发展更加需要法律作为保障。低碳经济源于技术创新，源自公众意识创新转变，更加源于政策和法律的不断优化完善。优化完善法律规制有利于维护绿色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助于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发展，引导市场发生结构性转变，提升低碳新技术和产品的发展效率。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低碳领域的立法仍较为滞后,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具体而言阶段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不足之处体现在下述几方面：
（一）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完善程度不高
低碳经济现已明确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但关于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依然存在不足之处，整体法律体系完成程度不高。造成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并没有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基本发展战略进行明确规定，其二是基本法当中也没有一部专门引导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同时法律法规、规章之间依然存在不协调的问题。可以说，法律体系完善程度不高直接影响着低碳经济的有效推进，导致法律制度对低碳经济所引导的产业结构调整规范作用下降。
（二）能源基本法缺位问题突出
能源开采、使用、管理等问题是关乎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影响低碳经济持续推进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注重于能源领域的立法工作，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包括《电力法》、《煤炭法》等一系列的能源单行法律及各类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现有能源相关法律法规在能源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能源问题的越发突出，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激增，颁布实施一部能够系统综合调整规范能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基本法显得非常必要。一方面，该法实施后能够解决现存的能源问题，处理现有能源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问题；另一方面，该法实施后有利于低碳经济的长效化、持续化推广，有助于规范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从法律层面对新的问题和现象加以调整，利于单行法的制定和完善。
（三）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现行低碳经济相关法律细化程度不够，实际的司法可操作性不强，法律规定多是原则性规定，具体法条的约束性不强，难以对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查处，同时对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也缺乏必要的作用与价值。
（四）立法效率较低，法律规范存在滞后性
低碳经济概念自2003年被全球主要国家所认同和认可后，在欧盟部分国家开始通过征收碳排放税等方式，强制推行低碳经济的背景下，我国在低碳经济领域的立法效率尚较低，法律规范方面存在一定滞后性，不能起到科学指导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贸易第一大出口国，低碳经济立法滞后，导致法律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不对称，限制了经济健康发展。
（五）公众低碳经济法律意识不强
法律的价值体现在于其规范和引导上，通过法律的落实和法律体系的构成及应用，可以使公众的法律意识得到不断强化，进而利于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执行和落实。我国当前公众低碳经济相关法律意识不强，没有形成一种普遍意识，进而也就限制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同时影响着低碳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构建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情况下，低碳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决定着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对比我国应及时通过有效立法和执法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具体措施如下：
（一）立足国情，合理确定低碳经济立法原则
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立法工作的有序科学开展，建立在合理立法原则基础上。立法原则着重突出三个重点。首先是要符合中国基本国情，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依然较为严重。我国人均资源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环境的整体承载能力不足，部分地区和产业领域依旧过分依赖自然资源，能源消耗量大、污染问题突出。据此，我国在低碳立法方面必须充分结合自身国情，对于国外先进经验要取其精华不能简单照搬，要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创新和不断优化。其次是要维护自身合法合理权益。在低碳立法方面，我们要充分维护自身核心权益，对发达国家有针对性的法律及政策，积极应用法律手段加以应对，提升我国法律体系的自我保护性，坚持逐步推进。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不能一撮而就，而是要充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国际环境变化，不断对法律体系加以创新和优化完善，使法律的价值作用最大化。
（二）推动低碳领域基本法的制定
总的来看，低碳经济法是实现低碳经济有序发展的基础保障和普遍适用的法律指导规范。在低碳经济法当中需要明确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地位，提出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等领域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同时颁布实施低碳经济法，并使该法成为各项单行法律和法规规章的依据，推动立法的全面展开。
（三）强化在金融、环保、消费等领域立法实践
我国要在金融、环保等领域实现低碳经济的多元化立法，通过完善法律体系额方式不断为低碳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一方面，我国要加快低碳税征收前的调研工作，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设立合理地低碳税征收标准，进而有效维护本国企业实际利益，同时推动社会低碳意识的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则是要进一步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对于污染环境、浪费能源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使行政处罚的效能得到体现，建立法律屏障，确保低碳经济得到稳步推进。总的来看，只有切实从多元化入手、从细化科学化着力，才能使低碳经济相关法律体系的实效性和专业性得到保证，使低碳经济能够在一个良好社会秩序和普遍意识环境下发展。
（四）积极引导强化公众意识
低碳经济持续发展，对公众的自身行为和意识要求标准就更高。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引导，进一步引导公众意识的转变，不断强化公众意识，进而使节能环保、低碳经济、绿色产业等价值观念和意识内容成为群体普遍意识，并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使低碳经济得到发展和壮大。
作者：徐建智 单位：河南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生存环境的保护。对于中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既符合我国基本国情，也是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走向繁荣富强的的必然选择。但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必须将法律具有的强制性、规范性与引导性作为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建构和完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制，能够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导向与支撑。
关键词:中国经济;低碳经济;法律规制;路径选择
世界范围内的工业革命兴起与发展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已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并威胁到人类的身体健康与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非常重视发展低碳环保经济，大多数国家就发展低碳经济已基本达成共识。我国提出了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目标，并坚定不移地承担履行国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低碳经济法律规制内涵界定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
2005年，在英国召开的“向低碳经济迈进”的高层会议之后，低碳经济概念很快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政府越发重视本国低碳经济发展问题与履行国际社会责任的问题。所谓“低碳”英文为lowcarbon，意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国内外学界对低碳经济这一概念并未形成共识，尚未给出一个确切而统一的诠释，这充分反映出各国基于自身国情来发展低碳经济的诉求。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低碳经济是有别于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发展模式，是一种绿色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清洁能源开发和高效利用为重点，以调整产业结构和创新制度设计为契机，保护人类身体健康为目标。
(二)低碳经济的法律特征
从法律层面上剖析低碳经济的特征，主要有:一是广泛性，低碳经济涉及到建筑、消费、环保等多个行业，低碳经济法律调整的内容也日渐增多;二是多元化，低碳经济调整的法律关系是对传统法律关系的一种突破，它是以全球为基准点，包含国家、机构组织、企业、公众等多个层面，主体体现多元化的特征;三是非强制性，我国目前是以政策法和促进法的形式要求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多采用税收、金融、市场等手段引领低碳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缺乏明显的强制性特征;四是强调政府的责任性，市场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与外部性，容易造成市场失灵及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单靠市场的调节作用，可能很难保障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国际公约、各国政府都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的阐释
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发挥规制作用。法律规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反映了法律规范建立到具体权利义务实现的整个动态过程。法律对低碳经济的规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适当性功能、目标性功能与强制性功能等三个方面。通过三个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使低碳经济发展更加符合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将低碳理念转化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指南，并实现环境利益与相关利益之间的公平分配。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低碳经济法律规制，推进低碳经济健康发展。
二、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现状
(一)隐含低碳理念的法律规范
中国一直将节约使用能源，加快研发节能环保技术，以环境指标、排放标准等作为国家未来制定发展规划的硬性指标，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政策措施，奖励与惩罚并重，这其中也包含了气候变化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为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要求，我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矿产资源法》、《节约能源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这些主要单行法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导向与支撑作用，其隐含的低碳理念在相关法律的具体内容上均有所体现。
(二)蕴含低碳理念的政策和规划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及能源危机，为更好的履行国际社会责任及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分别加入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议定书》。从政府颁布的政策措施来看，主要包括:《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十一五”规划纲要》等。在政策措施中，政府会对具体减排任务、能源发展目标、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排放指标、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氨氮排放总量等内容进行说明。通过颁布与实施蕴含低碳理念的政策和规划，政府从加入国际公约与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而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三、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存在的缺陷
(一)低碳经济法律规制体系存在立法空白
在法理学中，制度结构要以体系为基础，要求法律体系与制度结构保持一致性，不能够相互缺乏支撑，互不关联。从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来看，缺少一门专门的全国性、统一的法律，而不是分散在《宪法》、《环境法》等不同的法律领域，涉及的领域过于繁杂，加大了低碳法律制度间的协调难度，不利于互相兼容。此外，针对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仍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存在能源单行法律缺失的现象。
(二)现有低碳经济法律内容的操作性不强
首先，受我国法制建设的传统影响，低碳经济法律具有条文受我国法制建设传统的影响，很多条文没有具体化，而更多体现为粗略化、原则化，虽然有利于应用的灵活性，但由于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有的没有细化的奖励手段和奖励程序，缺乏足够的操作性，难以满足低碳经济发展需要。其次，在低碳经济领域存在政府与企业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的现象，在现有低碳经济法律条文中过于重视政府的权利，而常常忽略了企业或个人的权利。此外，法律法规中相应的硬性数字指标数量过少。
(三)现有低碳经济法律的激励性功能较弱
为了鼓励我国高能耗、高污染企业采取有利于低碳发展的措施，我国政府在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中专门制定了奖励激励政策，但从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仍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体系不完善。现有的激励性政策措施多以政府采购、专向性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为主，多为依靠政府命令手段彼此孤立实施，缺乏有效的整合和联动。第二，措施权威性不够，有关激励性措施的条文常用“具体办法由……制定”结尾，法律条文内容宽泛化，不够具体，立法机构层次较低，使得激励措施的权威性不够。第三，执法缺乏协调性，现有的法律政策缺乏具体的执行内容，多为原则性、政策性的陈述，执法过程中能否协调尚存疑虑，阻碍低碳法律规制建设的发展。
(四)现有低碳法律的监管机制落后
目前，我国低碳法律监管机制方面以形成行政机关监督为主，以社会团体与公众的舆论监督为辅的监督体系，但监督效果仍不能满足预期。一是现有低碳法律政策权力与义务的界定比较模糊，没有明确政府、企业与个人应享有的权力及应承担的义务。二是执法部门执法依据与执法标准不统一。执法依据与执法标准对于低碳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对于违背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可以起到惩罚作用，增加企业污染环境的成本。如果执法依据与执法标准不统一，将使污染企业很难形成稳定惩罚程度预期，导致执法效果及监管有效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三是我国目前还未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社会团体与公众在现有低碳法律监管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不能有效保障低碳发展诉权。
四、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的完善
(一)合理构建低碳经济法律体系
发展低碳经济，法制必须先行。根据法律效用最大化原则，构建符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际的法律体系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首先，要理性选择我国低碳经济制度保障路径。通过合理评估政策与法律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有利性，在政策性措施与法律措施之间进行合理抉择;在需要用法律规制的领域合理选择不同的法律方案;优先确立起我国所承诺的国际公约下的国内法保障机制。其次，酝酿制定低碳经济基本立法，并做到具体化，有针对性，而不是宽泛化与原则化，并作为统领其他相关子法的基本法律依据，并在其中明确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理念、基本原则、权利与义务、运行机制、监管机制等完备的权责体系。再次，梳理并修订现行低碳经济立法。在《低碳经济促进法》的引领下，加强对其他现有涉及低碳经济法律的梳理、修订，完善其相关配套法规与政策措施。最后，制定低碳经济专门领域立法。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经过充分论证，选取重点领域，有重点、分先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能源、消费、交通、财税、贸易、计划、就业专门领域的立法修法，以此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高效率、低成本的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二)提高个人低碳领域的法制观念
公众个体是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更新公众个体低碳法制观念，有助于个体更加自觉地履行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首先，进一步加强公众个体对低碳经济的认识。政府部门、媒体机构要承担起低碳经济的宣传责任，要对低碳经济的概念、特征、重要性等内容进行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宣传教育，引导公民个体树立正确的低碳经济的理念，形成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终促使企业改变自己的营销策略。其次，进一步提高个人低碳领域的法制观念。低碳经济的法制观念作为一种新兴的产物，要想被大众认识并且被接受需要一个过程。要通过宣传、激励等多种措施加强公众对低碳领域法律内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和理解，充分发挥公众的舆论监督作用，对公众的正当诉求政府环保执法部门要给予支持，甚至可以适当给予公众作为主体提出诉讼的法律地位，进一步强化公众监督的作用。再次，进一步约束和引导大众选择低碳消费。不断扩大低碳消费知识教育，提高大众对低碳消费的价值认同和理性认知。完善消费立法，实时出台生态消费税、燃油税等制度，进一步拓展奢侈品与奢侈行为消费税的范围，改变大众的消费习惯，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三)完善低碳经济立法的执行与监督机制
法律的实施需要明确的执行与监督机制的保障。完善低碳经济立法的执行与监督机制，使得我国低碳经济领域的相关法律顺利实施。首先，建立专门的执法和监督机构。为了保证执法、监督行为的公平有效，需要分别设立低碳经济执法和监督机构;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的职责，限定执法主体的范围。定期对执法人员进行全面考察，切实提高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监督机构与执法机构分离，相互独立，分工明确，监督机构重点对执法队伍的行为进行监督与管理。其次，强化社会组织和公众监督。为了保证低碳经济执法行为的有效进行，必须建立起以行政监督为主体，社会组织及公众监督为辅助的监督机制，畅通监督渠道，落实监督措施，强化低碳经济法律政策的落实。再次，拓宽公众参与及投诉制度。要进一步完善立法，授予公民基于保护气候、环境、资源的适格主体地位，完善公众的环境索赔权和诉讼权;保证公民知情权，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立法，明确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内容、标准、程序、监督、救济等方面的内容，确保环境信息明确化、制度化。
作者：谢慧 单位：黑河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在宪法统帅之下由各个不同的法律部门组成的、调整与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据统计，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约一半以上都是涉及到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在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法律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稳定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是平等的，利益目标是多元的，资源的配置也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市场主体都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样就会使市场经济的运行交织着各种矛盾、冲突。因此，必然要求通过法律手段从宏观以及微观上对各个主体之间的行为加以协调与规范，通过确立和保护产权、维护公正的市场秩序，为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确立基本的条件。从全球范围来看，除了那些中东的石油国外，人均GDP处于世界一流的国家大多是实行法治的市场经济国家[1]。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艰辛努力和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与我们党在不同阶段关于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决策紧密相联的。回顾这一体系形成的过程，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到1992年。这一阶段是在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前逐步开展经济立法的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并不是依靠法律手段，而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等手段来调整。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才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自此之后，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应开展了经济立法工作。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明确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第一个宪法修正案。这个宪法修正案共两条，其内容是：（1）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2）对土地不得出租的规定作了修改，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按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立法机关推进了经济立法进程，先后制定了民法通则、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经济合同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企业破产法（试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尤其需要指出，1986年的民法通则规定了民法的调整对象、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行为、民事权利、民事责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基础法律规则。
第二阶段：从1993年至1997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开始建立的时期。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规律的系统总结。按照我们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些重大决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是党的有关文件中首次提出“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要求，为我国经济立法指明了方向。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宪法第十五条关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可以说在宪法上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据宪法规定，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经济立法工作，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构建市场经济的立法体系，出台了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外贸易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广告法、仲裁法、劳动法、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合伙企业法、乡镇企业法、律师法等市场经济领域的法律。
第三阶段：从1998年至2002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深入发展的时期。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五大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确立这一战略目标，是我们党治国理念的进一步完善，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依据这一战略目标，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第三个宪法修正案。该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定为国家的治国方略，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五大报告还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据“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立法机关在此期间制定了证券法、合同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招标投标法、信托法、政府采购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了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和建立统一市场的需要，我们又修订了对外贸易法和知识产权法等法律，确立了统一、透明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第四阶段：从2002年至现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逐步形成的时期。依据“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立法机关开始着手制订一些在法律体系中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制度（如物权法等），从而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提出了“三统一”的法治原则，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六大还提出了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举措：一是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二是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三是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这些都为物权法等法律制度的出台，以及在物权法等法律中确立平等保护原则奠定了基础。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第四个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0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制定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全面推进法制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市场主体、市场交易、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这就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指明了方向。2011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在此期间，立法机关制定了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行政许可法、反垄断法、企业破产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反洗钱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电子签名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因为上层建筑必然要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法治发挥的作用很小[2]，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回顾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如果没有一套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我们根本不可能实现如此卓越的发展。例如，在物权法刚刚通过不久，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IFC)于2008年4月22日联合了《2008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大陆2007年因物权法的颁布，大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商业环境，并因此将中国大陆列为商业环境改革前10位之一[3]。再如，中国的银行和金融秩序能够克服金融危机，保持稳定，很多专家和学者都认为，这和我国已经建立的较为完备的金融法律和金融监管制度不无关系。[4]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内，建立证券市场，并且能够保持有序的发展，没有出现西方曾经出现过的因股市大崩盘导致的整个经济萧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的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的颁布和实施。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
系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就是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目前，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制度已经制定出来，大体上涵盖了经济生活的主要部分，而且这些法律制度规则相互之间大体上或者总体上做到了和谐一致。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
（一）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
确立市场主体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标志之一。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首先是指市场主体的准入制度，这其实就是要在法律上确立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尤其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应当具备的资格，例如资本、治理结构、名称等。我国市场主体准入制度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逐步放开市场准入条件、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迅速制定了外商投资企业法，在国有企业中引入法人制度，充分利用法人的有限责任来激发企业的创造力和活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逐步废弃了传统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法律制度，打破了所有制的藩篱，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法制的共同要求，采用国际上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的企业组织形式、资本组织形式和责任形式，先后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商业银行法等，对各类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规范，保障其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例如，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过程中，放宽了对公司成立条件的限制，允许设定“一人公司”、全资子公司，进一步降低了公司成立的最低资本要求，允许出资人分期缴纳，出资的方式也更加灵活，这都有利于新办公司，促进经济发展。此外，为了实现资本信用和个人信用的有机结合，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我国民法在传统的自然人、法人之外，明确承认合伙企业等其他组织的法律主体地位，合伙企业法承认了特殊的普通合伙、有限合伙等新型企业组织形式。二是市场主体的退出机制。企业破产法确立了优胜劣汰机制和陷入困境企业的挽救制度。破产制度是指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以其财产对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的法律程序。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必须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则，只有通过破产制度才能促使企业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企业破产法（试行），2006年通过了企业破产法，该法的特点表现在：第一，扩大了适用范围，将其适用从原有的国有企业扩展到所有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并可以参照适用于企业法人以外组织的破产清算。第二，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企业破产和重整机制。其不仅完善了破产程序，而且通过建立重整、和解等程序，使资不抵债的企业获得复苏的机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贯彻“早发现、早治疗”的思想，从而建立早期防治企业困境的法律机制。第三，进一步强化对债权人的保护，通过设立破产管理人取代过去的由政府组成清算组对破产企业进行清算的做法，设立债权人会议、对逃避债务的行为进行惩戒等措施，有效的防止了“假破产，真逃债”。
（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法律制度
有关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规范性文件，如合同法、担保法、拍卖法、海商法、票据法、证券法、信托法、招标投标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政府采购法等，这些法律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因为法治对市场的重要作用在于，“约束经纪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5]。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合同法。合同法是直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交易关系的法律，其提供了市场平等主体在交易中需共同遵守的规则[6]。合同法是直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交易关系的法律，其提供了市场平等主体在交易中需共同遵守的规则。其他法律则是对某些特殊主体（如政府采购法）、某些特殊标的（如证券法、票据法）或者某些特定交易形式（如拍卖法）等的特别法。201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约1171万案件中，仅合同纠纷就已达到3239740件[7]。这些案件大多都需要依靠合同法来解决纠纷。我国合同法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合同法是一部比较先进的法律，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该法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了两大法系的最新成果。例如我们在买卖合同这一章的很多规则都是借鉴了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而订立的。第二，体现了鼓励交易的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市场由无数的交易构成，我们要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归根到底是要鼓励交易。所谓鼓励交易，主要是指合同法应当按照交易的内在需要，鼓励当事人订立合法的合同、努力促成合同的成立并生效、充分保障合同的履行和合同目的的实现。第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同时保护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弱势一方，强调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合同法的目的不是代替当事人订立合同，而只是在当事人不能通过合同对自己的事务作出很好安排的情况下，合同法才为当事人作出安排，如果当事人已经作出很好的安排的话，合同法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当事人依法享有自由决定是否缔约、选择缔约伙伴、确定合同内容、决定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等权利。在交易中，消费者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也需要特别的保护，所以合同法同时也强调了对格式条款的限制、对霸王条款的防范。第四，合同法充分贯彻了诚实信用的原则。诚信原则不仅仅体现了许多民法规则的价值，而且法官可以根据这个规则来解释法律、作出判决。尤其是在实践中，诚信原则还体现为具体的行为规则。在市场经济社会，要构建市场经济秩序，必须要讲诚信。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是诚实守信的，那么，即使合同再完美，也不可能得到严守，所以，诚信才是合同能够得到严格履行的基础。这也是我国合同法特别强调贯彻诚信原则的原因。
（三）确认和保护财产权益的法律制度
该类法律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确认和保护有形财产权益的法律制度。马克思《资本论》讲到，“要使这种物能当作商品来相互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当作是自己的意志存在这种物内的人，来相互发生关系，以致一方必须得他方同意，从而，依双方共同的意志行为，才在让渡自己的商品时，占有他方的商品”[8]。这种对物也即有体物享有的权利，即物权。在物权法律制度方面，我国先后制定了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物权法等重要法律。其中，物权法作为保护财产权最为基本的法律，其确立了我国的物权法律的基本制度。物权法是一部维护国计民生，全面保护人民财产权利的法律。它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遵循平等保护物权的市场法则，强化国有资产保护，贯彻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规范了现实生活中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财产权益的确认和保护上，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物权法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平等保护原则，在法律上宣告公私财产应当同等保护，从而奠定了我国法制的基础。按照平等保护原则，所有的财产都是神圣的，所有的物权都是排他的，所有的物权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第二，物权法完善了征收征用制度。在物权法中，规定了征收征用适用的三个条件，即公共利益、依据法律的权限和程序、依法给予充分补偿；物权法明确了征收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开发商，物权法确认了对城市房屋拆迁的合理补偿原则，以及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合理补偿原则。物权法的规定为新的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制定和实施确立了基本的原则。第三，物权法第一次在法律上确立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明确了业主委员会等的地位，明晰了车库、车位、绿地、道路等的归属规则，确定了物业公司与业主相互之间的关系，解决了长期困扰民众的物业纠纷问题。第四，物权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住宅用地使用权到期后自动续期的规则，从而给老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至于住宅建设用地续期后，是否支付土地使用费，该问题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需要慎重对待，物权法对此未作规定，届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作慎重考虑。确认和保护无形财产权益的法律制度。这主要是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我国已经先后制定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为知识产权提供法律保护。在这一方面，我国法律制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努力实现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在加入了WTO以后，我们根据WTO的规则，全面修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符合了时代的要求。第二，体系较为完备。除了三个重要的知识产权法律以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等法律中都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内容，此外，我国还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应当说，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所保护的范围是较为全面的。第三，保护程度较高。我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国家，但是就法律规则来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例如我国已经将WTO规则和TRIPs协议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完全引入了我国，可以说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也极大地鼓励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例如，到2006年，我国专利申请总量已突破300万件，数量升为世界第一，而到了2010年我国国际专利增速也达到了世界第一[9]。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鼓励技术创新、增加知识存量、促进经济发展，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科技竞争实际上就是知识产权竞争。尤其是在我国，不缺“中国制造”但缺“中国创造”。我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缺少世界知名品牌，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换来微薄的利益，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必须通过推进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四）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市场失灵，垄断、不正当竞争也会损害市场的正常发展，市场的发展也可能会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无序性，如不加以规范，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和两极分化，破坏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例如，在食品安全领域，出现了大头娃娃、三鹿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表明一些不法商人为追逐利润，完全置法律和道德而不顾，所以对市场采用放任自由、放松监管，显然是无法保证市场秩序正常发展的。早在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穆勒就提出了应该在市场逻辑之下通过法律干预“安排好‘公共物品’的供给”。[10]如果把放任自流的市场比作一匹脱缰的野马，那么法律对市场规制和监管的作用就是要给野马套上缰绳，但缰绳并不能够替代野马本身[11]。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法方面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预算法、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一系列经济法律。保障了政府依法间接宏观调控和适度干预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在这些法律中，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法是其中最为基本的法律，尤其是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反垄断法是市场竞争的基本法，是经济法的核心。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被称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在德国被称为“经济宪法”，在日本被认为是“经济法的核心”。应该说，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没有反垄断就没有真正有效的竞争，实行市场经济离不开反垄断法。通过反垄断法对市场的干预，不仅可以制止和减少市场垄断、推动市场竞争，也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创新[12]。我国于2007年通过了反垄断法。我国反垄断法的主要特点：一是法律明确定义了垄断行为，并重点调整三类具体的垄断行为，包括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二是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了规制。三是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确立了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相结合的制度。四是确立了比较合理的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五是确立了分工明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包括反垄断委员会以及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职权。六是明确了垄断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反对企业以假冒、虚假广告、窃取商业秘密等不正当手段攫取他人竞争优势，其前提条件是市场上有竞争，其目的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保护合法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可简称公平竞争法，它追求的是公平竞争。反垄断法主要禁止垄断行为，有的国家也称之为限制竞争行为，通过对垄断和限制竞争的规制，使市场保持竞争态势，保证市场上有足够竞争者，保证消费者的选择权[13]。反垄断法从而可简称为自由或有效竞争法，其目的是保障企业在市场上自由参与竞争的权利，提高经济效率，扩大社会福利。
社会主义经济法律制度形成的经验和主要特色
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进程来看，其核心经验在于：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形成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力量源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科学认识与总结的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引导和规范社会经济活动，建立并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我国才在短时期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西方国家法治发展历史比较长，但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始终处于缓慢的自发形成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西方国家奉行完全的自由主义，形成了民法的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和责任自负这三大原则。到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调控作用不断加强，在民法中三大原则开始改变，对意思自治的限制逐渐产生，并且在民法之外的经济法律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而西方的商事法律制度，也是在商事实践过程中，经过数百年，逐渐形成和完善的。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在短时期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讲，我们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一二百年的历程。我们先形成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后才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以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执政党自上而下的推动而形成的。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立法机关适应时展的新形势、新课题、新任务，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新诉求，而不断完善立法。例如，在“十一•五”期间，民生立法既是立法机关的重点，保障民生的强化是立法的一个重要亮点，民生立法很大程度体现在我们注重了对私权的保护。比如《物权法》的颁布，就是注重了对老百姓财产权的保护。在立法过程中，也通过民主立法和开门立法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按照改革开放的需要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目标，逐步推进，逐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其形成过程，可见它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1.本土性。这就体现在“社会主义”四个字之上的。应当看到，我国在从“无法可依”向“有法可依”的转化过程中，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完全照抄照搬国外立法，而是立足于中国的需要，立足于改革开放的需要，立足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由于我们强调本土性，使立法任务更为艰巨，但是这进一步保障了立法的质量。确保了立法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并能够针对这一需要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保障了实践性、实用性和具体针对性。
2.人民性。人民性首先体现在我国的立法目标和宗旨就是为了反映人民的意愿、实现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立法为民，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特色。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立法机关适应时展的新形势、新课题、新任务，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新诉求，而不断完善立法。
3.完整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制度已经制定出来，这就使得法律在总体上保持了和谐一致。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基本构建了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私权的体系以及相应的保护机制。第四，时代性。一方面，与时俱进不仅仅是党和国家政策基本精神，而且也应当是国家法制发展的指导思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不断发展的，它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相伴而行，即反映和确认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为改革开放的发展留下空间。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时代性，凡是体现人类文明发展共同成果的、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惯例，我国进行市场经济立法时要注意与其必要的衔接。凡是外国市场经济立法的成果和经验，对于该国是比较好的同时也适合我国的情况和需要，应该大胆学习；对于该国是比较好的但并不适合我国的情况和需要，不能简单照搬[14]。第五，开放性。也就是发展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的。尤其是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仍然不断在发生变化，需要立法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建设完善。只有注重体系性，才能够使我们的法律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实际上就是要回顾我国法制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历史进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明确今后的任务。这对于加快推进我们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立后，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功德圆满、万事大吉，必须看到，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应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而不断与时俱进。从立法层面来看，首先需要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尽管在民事领域，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民事基本法律，例如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等，但因为没有一部民法典，使得立法仍然欠缺体系性，影响了法律的准确适用。制定民法典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法典化实现民法的内容和体系的完善。法典化实质就是体系化。法律体系这个概念本身还没有完全解决每个法律部门内部自身的体系性问题。由于没有民法典，所以从民事立法内部来看，体系化程度仍然不高。例如，许多新的民事法律在颁布之后，都修改了原来的规定，但是也没有具体列出哪些规定被修改，造成在实务中适用的困难。如果有法典，则这一问题将得到解决。法典化就是体系化，正是借助于民法典的制定，可以进一步完善民法自身的内容和体系。第二，在法律适用中有助于资讯集中、方便找法。所谓资讯集中，只要手上有一部民法典，那就可以包含最为基本的裁判规则。第三，统一规则、完善私权保护制度。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制定了一些民事基本法律，但是还有必要制定一部人格权发，针对公民的名誉、肖像、隐私、生命健康、个人信息资料、网络环境下个人人格权等实施全面保护。我们有了一部全面保护老百姓财产权的物权法，有一部保护交易规则的合同法，还有一部全面保护受侵害民事权益的侵权责任法，现在还需要一部全面保护老百姓人格权益的人格权法。法为人而立，非人为法而生。我们制定法律，最终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制定民法典，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努力克服因为市场失灵、个体禀赋差异等引发的社会矛盾，通过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解决社会群体的生老病死等后顾之忧，努力缓解分配不公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谚云：“法律不重诵读而重解释”，“法无解释不得适用”。在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法治建设的重心应当从注重立法转向注重解释和适用。
在各种解释中，首要的是立法解释。所谓立法解释，是指立法机关依据其立法权对于成文法进行的有权解释。从立法学的角度来看，除法律另有授权外，应当遵从谁制定、谁解释的原则。立法解释在性质上仍然是立法活动的组成部分，立法解释活动是立法权的延伸，是完善和发展法律的方式。就立法解释而言，其主体是立法机关，具体体现为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的行为。在立法解释完成以后，立法解释本身成为法律的一部分，也应当成为法律解释的对象。立法解释具有普遍的拘束力，而且具有与被解释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同等的效力。立法解释具有主动性，在颁布法律之后，立法机关可以根据社会需要主动作出立法解释。何时进行立法解释，针对何种法律规范进行解释，都可以由立法机关自主作出确定。
从我国立法来看，为了适应我国尚处于转型时期的历史需要，立法者采用了“宜粗不宜细”的做法，因而部分法律条文的规定较为原则、抽象。随着相关条件不断成熟，立法机关也可以主动根据社会需要对其具体内涵作出解释。从实践来看，虽然在民事领域，立法解释运用得较少，但已有的立法解释也发挥了统一法律理解尺度、克服某些规范的模糊性和抽象性的作用。除了要进一步加强立法解释之外，还应当进一步根据时代的需要及时开展法律的修改工作，及时补充和完善相应立法。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我们还应当将重心放在法律的适用上，从法制建设事业来看，立法成就巨大，但法律适用任重道远。例如，食品安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有法不依而不是无法可依的问题。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有法必依”的任务更为艰巨和繁重，需要我们进一步保障司法公正、建设法治政府、强化法律监督。在各种法律适用活动中，司法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司法是纷争的最终解决机构，也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司法是法治的根本之所在，法律能否真正地发挥功效，主要是通过司法的运作来实现的。德沃金教授有句名言：“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15]，这不仅是判例法传统严守的格言，其对成文法传统具有同样的启示意义。为此需要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保障司法公正；此外，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普法宣传和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学法、懂法、用法的社会风尚，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奋斗。
作者：王利明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低碳经济，顾名思义是指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低的经济发展方式，尤其二氧化碳这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得到有效控制。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新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改变[1]。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引导。
1中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
我国目前并无相对完善的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关于低碳经济的法律规定散见于相关的资源能源立法及环境保护法律之中。
1.1能源法律方面能源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要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节约能源。我国关于能源方面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上述法律尤其是《节约能源法》对于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功效。
1.2环境保护法律方面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此项法律的公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环境战略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09）。
1.3政策规章方面近些年来，我国相关的政府部门积极制订节能减排的各项规划及实施方案。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我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7年6月，政府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同年9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年7月19日国务院通过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2国外低碳经济法律概况
2.1英国低碳经济法律发展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进入21世纪之后，英国又因低碳经济再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200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并宣布将实现低碳经济作为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到2050年要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2]。为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政府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尤其在低碳经济法律法规制定方面，已经抢占了“全球制高点”。2008年11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为此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减少碳排放、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的国家。2009年4月，英国财政部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各方面。同年7月，英国政府了《英国低碳转型计划》战略白皮书，与该计划同时公布的还有三个配套实施方案：《可再生能源战略》、《英国低碳工业战略》和《低碳交通计划》。
2.2美国低碳经济法律发展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也居全球前列。为降低能耗，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尤其是奥巴马政府作出了包括立法在内的多项举措。2005年美国出台了《能源政策法》，这是美国第一部综合性的能源法。2007年美国参议院提出《低碳经济法案》，该法案明确了低碳经济将成为美国未来重要的战略选择。2009年2月，美国正式出台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同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法案以立法的形式提出了建立“碳排放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
2.3日本低碳经济法律发展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发起和倡导国，日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结合本国能源匮乏的实际情况，注重与国家能源战略的协同效应，形成了以《全球气候变暖对策推进法》为核心，以《能源政策基本法》、《节约能源法》、《氟利昂回收破坏法》、《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等相关配套法规为内容的一整套较为完整低碳经济法律体系。1979年6月，日本颁布了《能源利用合理化法》（又称《节约能源法》）。1997年4月颁布了《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大力发展风力、太阳能、地热、垃圾发电和燃料电池发电等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2002年6月由日本国会制定的《日本能源政策基本法》正式颁布并实施。综上所述，通过对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低碳经济立法进程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世界各国的低碳经济立法模式大致有这样几种：①以防控“气候变化”为主导的法律模式，英国属于此种立法模式；②污染预防型法律模式，以美国为代表；③低碳经济型，以日本为典型。
3国外低碳经济法律模式对中国启示
3.1低碳经济立法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等多重压力。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高碳”特征极其明显，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低碳经济立法不应该采取“一刀切”原则，要考虑既给原有的支柱产业留下生存的空间，又要为新兴的产业营造良好的市场规制秩序[3]。
3.2低碳经济立法要与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相契合任何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建设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必须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既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立法模式，也不能不考虑现有法律体系特点，特立独行，一味创新。应该立足于我国现有的低碳经济立法，改进与现代经济发展体制要求不符的条款，增加“森林碳汇制度”、“绿色碳基金制度”等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制及制度。
3.3低碳经济立法要突出政府主导及全民参与作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绝不仅仅依靠少数立法者努力，其中政府主导地位及全民法律意识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是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然而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规模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这得益于日本健全的低碳经济立法体系，更关键的是日本政府在低碳经济领域发挥的主导地位及全国民众节约环保意识的普及。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竞争态势，通过法治手段，继承传统的精华，借鉴国外经验，中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会日益完善，也会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愈加重要的功效。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经验启示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新型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本文在分析了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基础上，论述了建立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并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若干思路。
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新型丁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一些发达国家把循环经济确定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并在立法上加以确认、保护和促进。我国政府也提出，要尽快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因此，对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经验
世界上最早对循环经济进行立法的国家是德国，早在1978年，德国就推m了“蓝色天使”计划，制定了《废物处理法》和《电子产品的拿回制度》。1994年，德国制定了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该法于1998年重新修订。1998年以后．德国政府根据《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又先后制定了《垃圾法》(1999年)、《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1999年)、(2OO1年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2000年)、《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场令》(2001年)、《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2002年)、《森林繁殖材料法》(2002年)、《再生能源法》(2003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另外，其他欧洲国家也制定或修正了自己的废物管理法，如丹麦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挪威政府于2003年修订了《废电子电机产品管理法》，扩大了有关主体的循环经济责任；瑞典于1994年通过了关于包装、轮胎和废纸的“生产者责任制”法律，并先后制定了关于汽车和电子电器的生产者责任制的法律法规。
其他许多周家也不同程度地制定了相关的环境立法，充实了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例如，美国1965年的《固体废弃物处理法》，先后经过1976年、1980年、1984年、1988年、1996年的五次修订，完善了包括信息公开、报告、资源再生、再生示范、科技发展、循环标准、经济刺激与使用优先、职业保护、公民诉讼等固体废物循环利用的法律制度。又如，日本是一个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长期以来，其资源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因此，日本特别重视资源的节约使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节约资源的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从而构建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日本于1991年制定了《回收条例》，1992年制定了《废弃物清除条件修正案》，2000年通过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的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环保食品购买法》、《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建筑工程资材再资源化法》、《容器包装循环法》、《绿色采购法》、《废弃物处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是各国循环经济法的共同价值。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主要借助于预防优先原则、循环利用原则、合理处置原则、适当分责原则渗透于循环经济法规范之中。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物的事前控制，体现的是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的实质在于“物尽其用”；合理处置原则要求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物的环境危害；适当分责原则旨在使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法律义务。
1、预防优先原则。在生产、服务、消费中充分利用原料、能源和产品，尽量减少弃用物、副产品的产生，以从源头控制资源环境问题。预防优先原则要求法律规则的设计有助于促进产品体积的小型化、产品质量的轻型化、产品功能的增大化及产品包装的简化，以减少废物的排放。环境法的预防优先原则表明，环境法不仅限于抗拒对环境具有威胁性之危害及排除已产生之损害，而是预先防止其对环境及人类危害的产生；对具体产生的危险立即做出反应不是该原则的主要目的，其首要功能为，在根本无危险出现或有出现可能时预防性地对“人”加以保护或对生态环境加以美化。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循环经济法。现代资源环境问题凸现以前，就存在各种降耗、抑废的理念和实践，不过，其主要着眼于资源和产品的经济效用，而现代法律制度同时也突出环境安全。设备内物质循环、生产少废产品和引导消费少废、少害产品是贯彻预防优先原则的重要途径。预防优先是将危险控制于未来、并创造规划和保存未来世代的环境空间及资源的原则，它是循环经济法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首要依托。
预防优先原则蕴涵有积极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理念。与事后处置相对应，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弃物的事前控制，是一种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初形成时，环境法突出污染的治理和生态破坏的恢复；而现代环境法，特别是循环经济法，不仅观念上而且制度上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2、循环利用原则。对于在生产、服务、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废物要尽可能地继续予以使用，直至失去利用价值。“3R”和“4R"原则中的“再利用、再循环、再回收、资源化、无害化、重组化”体现的正是循环利用原则。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要求循环经济法的制度安排应有利于“物尽其用”，特别是能使原料和产品在反复利用中实现功用最大化。
3、合理处置原则。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弃物的环境危害。废弃物的利用优先于处置，但是，当某些废弃物无法进行再利用、再生利用、热回收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弱化、甚至去除其不利影响，或者进一步挖掘其利用价值。合理处置原则是指循环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应有助于及时、恰当处置废弃物。环境安全兼顾资源效率是废物处置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4、适当分责原则。循环经济法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实现依托于循环经济法的实施，而其有效实施离不开各类主体的积极参与。参与循环经济法实施的主体可分为政府、经营者(包括代表性组织)、公众(包括代表性组织)，但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的法律义务应当合理区分，此即适当分责原则。该原则体现于各国的法律安排中。日本法强调，“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必须使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合理承担各自责任的前提下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使其公平合理地负担采取措施所需的费用”；而且，还具体划分了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循环经济法既然是各国政府促进本国循环经济法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那么，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就要遵循这一精神，把政府、经营者、消费者的行为限定于适当的范围，使其互相配合，互不干扰。
三、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对策
1．绿色GDP核算制度。绿色GDP是在传统GDP核算中扣除包括城市大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害、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水污染、铅等重金属和有毒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失、酸雨损失等。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货币折算在世界上还没有公认的方法，因而绿色GDP等指标的核算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但仍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在每项经济活动的经济增长数值后面列上该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质量升降、生物多样性增减、资源开采或消耗总量、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防治投资额度等事项。
2．计划、规划和布局制度。一般来说，循环经济发展计划应以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为基础，包括循环经济的发展方针、分期目标、考核目标、计划性对策和重大项目等事项。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各地方要针对区域的环境资源情况和外来资源的实际，对地区产业结构体系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地区内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空间布局，明确循环经济的目标、任务以及要采取的政策措施，确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的名单，保证循环经济战略的顺利实施。如对于生态脆弱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在加强政府财政补贴的前提下，应规划为保护性有限开发的区域；在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可以把伴生矿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规划为接续产业。
3．有效管理和监督制度。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建立循环经济的综合指导、协调、监督和专门监督管理相结合的行政监督管理体制；二是有效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市级环境资源保护垂直管理改革的力度，试行大区环境保护和国土资源巡视员制度，提高环境资源监督管理的权威性和效率；三是施行全新的政绩考核标准，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在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方面的干扰，确保循环经济的模式的实施能落到实处。
4．法律义务和责任制度。为了全面明确消费者、企业和各级政府在循环经济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国际上除了坚持“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养护、破坏者恢复”原则外，还逐渐发展了“消费者最终承担、收益者负担”和电子产品的生产、经销者负责回收等原则。如日本2001年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的基本法》把义务主体划分为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经营者和国民。英国1995年《环境法》规定了国务大臣的条例制定义务、义务者类型、企业回收符合标准的义务、经济代价义务等。一些国际条约甚至明确了成员国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对于这些义务与责任机制，我国有必要借鉴、吸收或完善，尽快建立相应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制度。超级秘书网
5．市场准入制度和经济激励制度。循环经济离不开市场的推进，但市场的推进必须符合市场规则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市场准入条件，主要表现为：投资是否符合一定的数额标准，技术和设备是否符合国家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结果是否合格，进口的产品是能否再用或再生利用，进口资源是否为有毒固体废弃物等。如美国《固体废物处理法》规定，进行固体废物收集、再生的企业必须取得执照，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我国应不断加强市场准入制度的建设，促进专业化和规模化企业介入循环经济产业，同时维护国内市场的绿色秩序，建立自己的绿色贸易壁垒。
循环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经济激励制度的完善，它可作为对直接管理制度的补充。经济激励制度主要包括税费征收、可交易许可证、押金退款、绿色补贴、价格支持等。如瑞士为了资助塑料瓶的收集、分拣和循环利用，法律规定对每个塑料瓶征税4个生丁，所获资金由专门机构作为基金管理，专项用于支持废弃塑料瓶的回收工作。我国也应该通过征收排污费、生态补偿税、资源使用税等经济激励的方式，提高直接利用原生自然资源的产品的税收标准，使再生产品取得一定的价格优势，拉动循环经济产品的消费；对于电池等难以回收处理的废弃产品，可以通过产品税的方式建立回收处理基金。当然，经济激励制度的使用应注意环境和经济的有效性、管理可行性、成本最小化和措施的可接受性，注意维护环境公平。
[摘要]法律责任是法的基本构成要素,权利的行使、实现,义务的履行,纠纷的解决,都要归结为法律责任。所以,和其他部门法一样,法律责任同样也是经济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违反经济法法律规定是一定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起步较晚,几乎是与民商法、行政法同时发展的,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部门法的巨大阻碍和排拒。这样使得经济法责任如何存在备受关注。文章通过对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分析,认为其责任承担方式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的,包括民事、刑事、行政责任以及社会责任在内。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现象很难用这三种责任进行规之,或者说有一些规制的手段难以划入以上任何一类之中,比如,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等。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责任形式———社会责任,作为第四种法律责任存在。
[关键词]法律责任;经济法法律责任;社会责任
一、我国现行的法律责任体系
(一)法律责任概述
1.“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双重含义:一是分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承担的过失。前者表示积极方面,具有肯定性;后者则表示消极方面,具有否定性。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的。哈特认为,责任至少应当包括:(1)角色责任;(2)因果责任;(3)应负责任;(4)能力责任。也就是说,责任范围是很大的。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这种传统的法律责任概念只强调了责任的消极后果,使得“有限责任”、“证明责任”和责任制之“责任”等概念无法解释。经济法学者却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包括:角色责任、能力责任、公共责任、财产责任、组织责任、道德责任。
2.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的特点在于:(1)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包括违约等)关系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它是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2)法律责任还表示为一种责任方式,即承担不利后果;(3)法律责任具有内在逻辑性,即存在前因与后果的逻辑关系;(4)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由国家强制力实施或者潜在保证的。
3.根据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违宪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
(1)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因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主要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旨在使受害人,被侵犯的权益得以恢复。
(2)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受的,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所确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
(3)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规定或因行政法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违宪责任是指由于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和法规、规章,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从事了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5)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在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时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所引起的由国家作为承担主体的赔偿责任。
(二)对现有法律责任的分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另一种说法是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经济法,环境法,军事法这八大部门法。那么,是否每一个法律部门都应该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是否需要在现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基础上增加经济法责任、社会法责任或者环境法律责任呢?首先,违法经济法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责任是具有独立性的。目前,关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类,即固有与援引说,综合责任说和彻底独立性说。经济法的责任形式我认为不应该是民法、刑法、行政法法律责任形式的简单综合,但是,仅基于此就设立一个经济法法律责任,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呢?这是令笔者感到疑惑的。
其次,我认为,将法律责任划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出于对违法行为或者不合法行为进行纠正时法律所代表的主体以及其法益目标两者进行衡量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是法律站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立场上,其法益目标是维护公平、平等,因此大多为补偿性措施,比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道歉等等;刑事责任我认为是法律以国家的名义,在强制力的保障下,法益目标是对公正、正义的追求,通过惩罚犯罪而达到预防犯罪,所以大多是惩罚性手段,比如罚金、有期徒刑等等;行政责任则是政府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目的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实现,所以一般是吊销营业执照、查封等行政行为。而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代表的经济法主体是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第三,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往往不是单一的,在接受刑事责任的惩罚的同时,还要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如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因此,违反经济法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该是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性责任。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必然存在
(一)经济法律责任的学界观点
国内学者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其含义大致有法律后果说、应付代价说、强制义务说、义务后果双重说、后果义务措施说等。
在经济法责任的外延上,最为典型的是石少侠教授提出的将经济法责任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区别开来。依这种观点,经济法责任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包含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形式种类之中,除了经济法责任之外,经济法规定的责任还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他们相互之间互不包含,是完全并列的关系。与之针锋相对的,是认为“经济法责任是由经济法律法规所确认的各种责任形式的总称”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下,经济法责任将民事、行政以及刑事三种责任形式包含在内。
有人从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经济法责任,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方式.提出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方法包括经济制裁、经济行政制裁以及经济刑事制裁三种。这种观点强调了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统一性。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概述
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指在国家干预和调控社会经济过程中因主体违反经济法律、法规而依法应强制承担的否定性、单向性、因果性经济义务。
学界对于经济法律责任的特征也有争论,如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具有两个特征:1.违法者对损失的利益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2.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主体更多地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法人。有学者认为相互分离性、双重性和社会性是经济法责任的特征。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特征是:1.经济法责任的法律依据是经济法;2.经济法责任的形式具有明显的复合性;3.经济法责任具有直接、显著的社会公益性;4.经济法责任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和不均衡性。
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特征是:1.经济法责任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具有双重性;2.内容具有整体经济利益性;3.功能因主体不同具有差异性;4.形式具有适用范围的特定性;5.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一种组织(团体)责任。
我认为经济法责任应具有以下特征:1.责任目的的社会整体利益性。经济法律责任的社会整体利益性是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在经济法责任制度上的反映,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不受侵犯是经济法责任的第一目的,是经济法作为社会法的客观要求。2.归责原则的公平性。在过错、无过错和公平归责的选择中,经济法选择了以公平归责为重心的归责原则。区别于民法和行政法侧重于过错归责和无过错归责的作法,体现了归责原则的公平性特征。它是经济法追求经济公平的反映。3.政府责任的突出性。政府作为调制主体,是与调制受体相对的一方经济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价值理念要求我们,要重视政府主体在履行调控或规制职能时对个体、群体、集体。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后果,凸显政府责任。4.经济法责任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和不均衡性。经济法责任以社会整体利益、社会责任为本位,改变了原来法律责任中权利与义务对等,责任与义务对等性。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之间责任往往是单向义务,不存在对等性。5.责任形式的多样性。基于此,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应该是包括民事、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责任形式,但仅有这三种形式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新的责任形式存在。
三、社会责任的引入作为法律责任的第四种类型
民事责任是私人之间的纠纷引起的,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一方承担的责任;当行为人的行为引起公权力的主动介入时,产生了刑事责任;而行政责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发挥效用时,才会产生的。不难看出,现有的法律责任体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成形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依然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现象很难用这三种责任进行规之,或者说有一些规制的手段难以划入以上任何一类之中,比如,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等。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责任形式———社会责任,作为第四种法律责任存在。
(一)概念
社会责任的产生是基于填补经济法法律责任承担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经济法主体之一的管理者,出于对消费者的保护的目的,而对经营者采取的一种限制性责任。它是以公平诚信原则为基础的,对整个社会法律环境有一定的要求,有利于生产经营者的自治程度的提高,并会促进社会的法制进步。它和民事、刑事、行政责任一起,构成了经济法法律责任形式。
具体而言,社会责任的形式包括公示,歧视性待遇。公示是指通过某种方式为大众所知,并且有一定的时间和范围的要求;歧视性待遇是经营者在一定期限内得到的待遇不同于正常企业,比如,贷款利率要提高、某些优惠措施不能继续适用等等。另外,社会责任也给管理者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经营者整改合格后的继续经营,就需要管理者的协助。这也是消费者对于管理者信任的表现,要求管理者自身能力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
(二)效果分析
如果经营者违反经济法相关规定,如采用价格垄断、搭售等手段损害消费者权益,或者采用偷税、漏税手段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管理者一方除了通过民事责任令经营者进行赔偿,通过刑事责任追究主管者刑事责任,通过行政责任对企业进行监管,还可以利用社会责任使得该经营者在合理期间内的失去一定的业务能力,使得企业的正常经营受到影响。因为社会责任有公示性,对于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知情权大有裨益。
引入社会责任对于经营者而言也有有利的一面:首先,有利于加速经营者整改的速度。因为社会责任会影响其正常的业务,比如银行可以据此拒绝提供贷款、或者提高利率等等,只有尽快消除影响才能使企业重新获利;其次,有利于经营者消除之前的不良影响,重新得到消费者的认可。现在的企业对商誉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商誉受损往往很难补救,如日本的福岛速食水饺公司、南京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都因此破产,因为失去公众的信任之后,即使进行改进,也很难再令公众产生信任。而社会责任是通过法律的公正性,认可其整改后的成果,帮助企业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
(三)以南京冠生园为例,分析引入社会责任的可行性
2001年,南京冠生园食品厂(以下简称南冠)“以旧馅生产新月饼的事件”在业内外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2004年,曾经叱咤全国食品行业辉煌一时的南京冠生园走完了凄凉破产路。
当“陈馅事件”发生后,南冠被多部门联合查封,缴纳罚款,进行整改之后仍无法摆脱破产的命运,导致这个1918年建立的品牌遭受了空前的信用危机。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品牌企业缺少的国家是否是一个损失?南冠使用不合格原料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一定要受到严厉制裁的,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才能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是,失去这样一个企业的代价时候过大?超级秘书网
如果引入社会责任,南冠在整顿的期间内,管理者会告知社会,此时南冠比正常企业低的待遇;整顿结束,管理者进行审查合格后,仍有管理者进行公示,如果管理者能够取得消费者的普遍信任的话,对于南冠的整顿结果,也应该产生信任的态度,南冠是否还会破产,就不那么确定了。如果可以的话,既保存了一个老字号的商誉,又增加了大众消费的信心。
四、结论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引入社会责任作为第四种法律责任,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一起构成经济法法律责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的现在,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但是,其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社会责任的制定部门、制定标准、执行机构、责任方式等很多问题尚待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希望能有更深入的探讨。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立法体系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探讨了企业、政府和社会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的努力途径,并对我国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和制度提出一些思路。
一、以宪法为核心理念,构建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一个国家的法是由宪法和一系列位阶不同的普通法律所组成的一个统一体系。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普通法律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而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普通法律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及精神进行具体化,成为社会实际生活的具体规范。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普通法律时,必须以宪法为依据。普通法律的规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公民对环境权、健康权、生命权的理解与要求越来越高。目前,环境权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环境权写入《宪法》,国际社会以及一些国家开始用立法和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环境权加以确认,立志于使环境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转化。如法国政府内阁会议曾于2003年6月25日通过了关于《环境宪章》的宪法草案。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美国第九次修正案规定“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人民保有的其他权利被否定或被贬低。”“宪法第九次修正案被认为是包含公众免受不合理的环境质量降级的权利。”从上述不难看出,循环经济所体现的宗旨,在宪法中是有切实的依据的。同时,在制定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普通法律以及除普通法律以外的法的其他形式时,必须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及精神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二、借鉴国外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构建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环境破坏问题严重的国家。发展循环经济起步较晚、理论研究也较为薄弱。要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模式、构筑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就需要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少走弯路。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既要积极推进,又要循序渐进;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一般。我国循环经济立法体系框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第一层面的基本法
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管理作用极大。客观上需要从全局的高度,制定一部能够统揽全局的、带有基本法性质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明确各级政府及其管理部门发展循环经济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全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途径和方向,利用政府强制管理的“有形之手”与发挥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的共同作用,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决策层次规范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从根本上保护和改善环境,是一场经济、环保和社会的重大变革,需要权威的法律手段作为支撑、保护和引导。因此制定循环经济的基本法是十分必要的。从这一层面来考虑应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
(二)第二层面的综合性法律
目前,我国现有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许多属于综合性质,不少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制定的。当时的立法目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色彩,以环境污染防治为核心的环境法体系在环境管理机构设置、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重污染防治规范而轻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缺陷,因此对这些法律法规应及时修改,适应发展循环经济的需要。
(三)第三层面的针对各种产品性质制定的具体法律法规属于第三层面的立法问题,如主要工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废包装、废塑料、废玻璃、废旧家电、废旧电子产品、建筑废物、厨房垃圾、废旧汽车及其配件等大宗废物的专业性循环利用问题,既属于企业层次上的问题,又属于区域和全社会层次上的问题,现行的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零散,缺乏系统和综合性的解决机制,要加快制定针对各种产品性质、操作性强的具体法律法规建设步伐。
三、通过立法,建立约束激励机制
(一)通过科技立法,促进循环经济快速发展
政府应切实发挥建立循环经济型社会的主导作用,开办各类研发机构。除了发挥政府办的研发机构“国家队”、“主力军”的作用,从事多方面的研发,特别是重点攻关项目的研发,还要鼓励、引导、支持民营机构的研发和企业的研发活动。研发机构的任务,就是从本地实际出发,研究和开发适用有效的可以替代传统做法的资源节约型的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产品,研究和开发使各类废弃物利用更充分、质量更高、附加值更大的新技术、新工艺。
各地政府不仅要为政府办的研发机构提供资金,而且应每年拿出资金,以课题招标的方式扶持民营研发机构和企业的研发活动。要依法保护研发机构成果的知识产权,同时通过科学教育、科学知识普及,进一步传播增进大众对科技的理解和参与,形成一个政府、产业、教育、学术、金融、民间组织及个人等共同推动科技创新的局面。
(二)建造绿色财政制度
购买性支出政策。在购买性支出的投资性支出方面,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绿色园林城市建设、公路修建等。在购买性支出的消费性支出方面,政府可通过实际的绿色购买行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例如,优先采购具有绿色标志的、通过ISO14000体系认证的、非一次性的、包装简化的、用标准化配件生产的产品。通过改变政府的购买行为,可以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生产方向,从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财政补贴政策。政府可以考虑给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以财政补贴的照顾,如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同时,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制度。政府对企业通过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可调动企业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指导整个社会资源向循环经济的方向发展。
许可证制度。政府确定某一地区排污或排污浓度的总体水平,实现污染许可证的发放量等于该总体水平。发放许可证时,可结合企业现有排污情况,成比例缩小允许的污染物排放数量,超标部门给予经济甚至是法律的惩罚。
财政信贷制度。信贷制度是环境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可以根据循环经济的要求,对不同对象实行不同的信贷制度,即优惠信贷制度或严格信贷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对实施循环型经营的企业给予更加优惠的待遇,鼓励人们朝着循环型发展模式的方向去生产和消费。
完善现有税费制度。政府可以制订出特别的税、费政策。这一方面,国外同样也有先例。此外,如美国的税收减免政策、日本的特别退税政策,以及荷兰利用税法条款来推动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另外,发达国家还普遍采取了其它一些税收政策,如征收生态税、填埋和焚烧税、新鲜材料税。各级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通过实行“绿色税”等措施,利用政策导向和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公民自觉地为建立循环型生态社会进行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推动建设循环型经济社会。
利用奖金等多种奖励手段。政府可以设立一些具体的奖励政策和制度,重视和支持那些具有基础性和创新性、并对企业有实用价值的资源开发利用的新工艺、新方法,通过减少资源消耗来实现对污染的防治。如美国1995年设立的“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英国2000年开始颁发的JerwoodSalters环境奖。日本政府在许多城市设立了资源回收奖励制度,目的是要鼓励市民回收有用资源的积极性。为促使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日本大阪市对回收报纸、硬板纸、旧布等废弃物的社区、学校等集体发放奖金;并在全市设置了80多处牛奶纸盒回收点,以免费购买图书方式鼓励市民回收牛奶纸盒;对回收100只铅罐或600个牛奶罐的市民予以100日元的奖励。泰国曼谷市建立“垃圾银行”,鼓励少年儿童收集垃圾、分类装袋,并交由“垃圾银行”处理。“垃圾银行”每3个月计息一次,以铅笔、书本、袜子等生活必需品作为利息,予以奖励。
(三)建立约束机制
政府优先购买资源再生产品。通过干预各级政府的购买行为,促进资源再生产品在政府采购中占据优先地位。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有对使用再生材料的产品实行政府优先购买的相关政策或法规。联邦审计人员有权对各联邦机构的再生产品购买进行检查,对未能按规定购买的行为将处以罚金。在河北省的循环经济建设中,我们也不妨效仿这一手段,并通过立法形式加以巩固。
建立“一赔”、“二停”、“三分开”制度。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田为勇认为,要建立“一赔”“、二停”“、三分开”制度“:一赔”就是建立公众的赔偿制度,公众可以直接将污染企业告到法院,用法律手段强制要求排污企业为污染后果赔偿,达到迫使企业整改的目的。“二停”是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一停企业生产,停产整顿排污不合格企业,直到整改完毕;二停项目,治污不达标企业所在地的政府,一段时间内不准上新项目或者改造工程。“三分开”是对新建项目的环境管理实施评价与审查分开、评审与验收分开、审查与监督分开。此提议非常值得推行。
推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在污染问题上,推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要求凡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单位和个人,都要承担治理污染和赔偿损害的责任。通过实施这项原则可以提高企业治理污染的责任心,通过必要的压力来推动他们积极探索治理污染的措施,把污染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要遵照谁开发谁保护原则,使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单位和个人都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从而使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增殖两方面统一在相同的行为者身上。
内容提要：
关于经济法律体系的论文不少，尤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但其中多数文章都力求打破传统部门法的界限，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法新构成理论”。[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法律体系商法地位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
[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
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
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16]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17]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18]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20]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21]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24]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2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27]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8]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29]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在获得了政治上平等地位之后的中国少数民族，迫切要求在经济上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伴随着东部沿海汉族地区在改革开放中日益兴旺繁荣，西部少数民族振兴经济、脱贫致富的意愿和要求日趋强烈。少数民族这种意愿和要求在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更完善化的经济条款，为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一、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要内容
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确定了能够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财政体制，规定了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支持。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由国务院按照优待的原则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支持的项目，收入不敷支出的，由上级财政机关补助。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基数由国家机关合理核算或调整，从财政上照顾民族自治地方。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仍然困难较多，全国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民族自治地方很少，大部分民族自治地方都要靠国家财政补贴过日子。这种情况十分不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加大了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持的力度。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在全国的财政体制下，通过国家实行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上级财政的照顾。”在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预算支出上，国家规定所设的机动资金和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的比例高于一般地区。为了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十二条规定：“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上级财政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方式，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资金投入，用于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这些法律条款，从财政制度上保障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加强了国家在投资、金融方面对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新内容。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国家根据统一规划和市场需求，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安排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规定在重大项目中国家增加投资比重和政策性银行贷款比重，减少或者免除自治地方的配套资金。在金融方面，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需要，第五十七条规定：国家“综合运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金融扶持力度。”规定金融机构重点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符合产业政策的资源开发项目，支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对合理资金的需求。国家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信贷投资。第五十八条还规定：“上级国家机关从财政、金融、人才等方面帮助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组织和鼓励民族自治地方与经济发达地区开展经济技术协作、人才交流和对口支援，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
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完善了关于加快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法律规定。其中第六十九条规定：“国家和上级人民政府应当从财政、金融、物资、技术、人才等方面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帮助贫困人口尽快摆脱贫困，实现小康。”关于开发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的利益分配，除了原有规定的在开发资源、进行建设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当地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的条款外，新增加了“国家采取措施，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的规定，以法律保障资源产地的利益，协调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缩小民族间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各民族强烈的意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完善了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条款，突出了关于经济体制和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支持和帮助方面的内容，这是由于我国当前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是少数民族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获得了平等的地位之后，迫切要求经济社会繁荣兴旺，实现各民族在物质生活上共同富裕这一强烈意愿在法律上的体现。
由于自然地理、历史发展、人文条件的差异，我国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生活在偏僻遥远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干旱地区和高寒山区的许多少数民族，由于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恶劣，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生活艰难贫苦，与生活在平原、坝区、丘陵地带的汉族相比，物质生活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经过改革开放，东南沿海和其他自然条件较好的区域已经首先富裕起来，少数民族地区虽有发展但仍然比较贫困，与东南沿海和其他汉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差距拉大了。如广西1999年农村小康综合评分，以小康水平为100分，桂东南地区已达89.32分，桂西北只达73.11分，差距为16.21个百分点。这种状况说明，我国各民族在政治上实现了平等之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凸现出来，成为新时期主要的民族问题。
纵观当代世界风云，民族问题依然纷繁复杂，民族矛盾尖锐突出，民族动乱此起彼伏，民族战争时有发生。在世纪之交的巴尔干半岛，南斯拉夫的民族纷争愈演愈烈，最后爆发了民族战争，加上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对南斯拉夫狂轰滥炸，使前南斯拉夫在国家分裂之后，又遭受了惨重的民族灾难。在眼下的中东，民族宗教矛盾尖锐激烈，巴以冲突时断时续，战火硝烟弥漫约旦河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毁灭于枪炮声中，血雨腥风，生灵涂炭，虽有国际社会多方斡旋，和平进程仍路途漫漫。就是在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民族矛盾和纠纷也复杂多变，许多民族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当今的世界风云说明，民族问题仍是世界的热点，处理好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福祉。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施行，就是党和国家从法制建设上解决我国新时期民族问题的根本性措施。在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不仅从法律上完善了我国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还特别注重经济问题，进一步完善了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条款，从法律上保障我国朝着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使我国少数民族要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强烈意愿在法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
国家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经济条款、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大机遇。
西部是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了高山族、畲族、黎族、满族、朝鲜族、赫哲族和锡伯族是东部地区的世居民族外，其余48个少数民族都居住在中西部地区，锡伯族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居住在新疆。就是说，全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族体和少数民族人口都世居西部地区。与此相适应，全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也集中在西部地区。其中，全国5个自治区全部属于西部；全国30个自治州（盟）中，除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属东部，湘西、鄂西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中部靠西的区域，其他的自治州（盟）都在西部地区；全国20个民族自治县（旗）绝大部分也在西部地区。换句话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占了西部的绝大部分国土面积。就是不属于西部的3个自治州，中央也规定其享受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所以说，西部大开发就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大开发，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和内陆边疆地区的大开发。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条款，将在西部大开发中得到全面实施，少数民族实现共同富裕的意愿将在西部大开发中变成现实。
实施西部大开发，将使西部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处偏僻，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缺乏发展进步的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的重中之重，就是逐步完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修公路、铁路，建设电网、通讯、广播电视等。如广西继南昆铁路通车、西南出海大通道贯通之后，在西部大开发的进军号角声中，仅次于三峡的龙滩电站上马，百色水电枢纽工程动工，贯穿大石山区的河池水任至高宁高等级公路兴修。这一切都将为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打下牢靠的物质基础。
实施西部大开发，将使西部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得到开发，形成能带动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有特色的优势产业。如广西在西部大开发中，经过产业结构调整，丰富的水电资源正进一步得到开发，名列全国前茅的有色金属产业也在进一步发展，包括蔗糖、饮料、水果、蔬菜、药材、香料等种类的亚热带植物资源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山区的各种土特产品将发展成为诸多特色产业，就是雄伟秀丽的山川河湖、浓郁多姿的民族风情，也正在成为发展旅游产业的宝贵资源。随着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变成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梦想将变成现实。
实施西部大开发，还将使民族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教育、科技事业得到大的发展，不断提高各民族的素质，为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繁荣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出优秀的劳动者和各类人才。
总之，西部大开发的结果，将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科学发达，山川秀美。这样，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条款就会变成现实，各民族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繁荣的意愿就一定能实现。
目前，人们从纯经济学角度关心和讨论市场经济的热情与日俱增。然则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它的法律表现形式究竟是什么，却很少引起普通的重视和足够的注意。本文拟就这个间题略陈管见，敬祈方家正谬。
(一)关于商品经济关系法律化
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赖法律的确认和保障，这是“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的必然。因为交易制度是经济过程的中心制度，按照市场共同规则的要求，用一定法律形式将它加以确认和表现出来，恰恰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性要求。换句话说，完善市场机制和实现经济关系法律化相伴而行，互为条件和依归，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质的规定性。
历史告诉我们，商品经济关系法律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选择民法准则作为反映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法律表现形式，用它来“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的过程。②罗马法是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可堪称为古代社会经济关系法律化最完备的表现形式.到了近代，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英国、德国和法国在确认和反映各自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时，情形就大不一样。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小资产阶级的和封建的社会的利益，简单地通过审判实践的办法来贬低罗马法，或者把它的内容注入旧的封建法权形式之中，使之适合其普通法发展的需要;在德国，资产阶级依靠法学家的满口道德说教的帮助，把罗马法改造成为一种适应德国社会状况的法典，即卑鄙握凝的普鲁士国家法;惟独在法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以后依罗马法为兰本，把新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翻译成司法语言，创造了《拿破仑法典》这样一部典型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这就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曾经描绘过的三个国家实现经济关系法律化的三种情况③。在这里，法律化表现的好坏之别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们的目标趋同.都要寻求新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法律化的途径。
在我国情况不同，商品经济发展史作出的这种法律选择几乎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长时期内，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否认经济关系法律化的客观必然.直到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才认识到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提出我国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而着手民事立法工作。但由于摆脱不了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所“特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这种传沉观念的束缚，虽则《民法通则令也作为确认和表现商品经济的法律形式问世，实际上反映商品经济关系法律化的要求是很不充分的。只是在党的十四大从根本上解除了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当作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侄桔以后，人们才跳出商品经济形式姓“资”姓“社”的认识误区，毫不犹豫地接受法治经济的现实，承认经济关系法律化既是历史的轨迹，也是现代化商品经济共同规则的要求。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不同于原来的计划经济，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还会出现摩擦现象，这就使经济关系法律化的客观进程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反映在法律机制上，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是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作用媒介也是市场，组织经济方式靠的是法律规范和竞争行为，而计划经济以国家行政权力为运行基础，主要媒介作用是计划，经济组织的方式则是行政命令和统制行为.因此，在权利义务关系与行政服从关系、法律机制与权力机制、竞争行为与统制行为之间不可避免发生矛盾和摩擦，使经济关系法律化的过程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况。
第一，改革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关系日益形成互补或补足结构，且具有主动性和互动性的特点，由此决定法律所要调整的利益结构不是单一的和被动的，而是一个复杂的互动作用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运用平衡、补偿、分散和淡化等利益机制原则，以法律手段为中介，把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建立新的改革目标模式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按照法律化要求必须有一系列相应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法律调整跟上。但在两种经济体制、运行机制换轨过程中，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和方式将继续转变，市场调节功能在不同领域的差异将日趋明显，旧体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和范围还会发生，这就决定了围绕资源配耸和产业结构、利益结构必将出现许多向题，影响经济关系对法律形式的选择。经验证明.靠行政办法解决原来结构失衡、机制不顺、体制缺陷等问题是行不通的，而必须依靠法制，努力寻求保持市场机制与法律机制内在统一的途径，才能加快市场体制有序建立。
第三，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是靠改革开放、政策演变和理论突破而逐渐形成的，但对于民法是市场经济法律表现形式的机制这一点都考虑不多，社会普通流行的是“经济行政法”的观点，对商品经济的民法观却知之者甚少。实际情况是，市场发育过程中提出的许多法律问题，市场运行机制与法律表现形式之间出挽的许多矛盾，无一不促使我铂去寻求经济关系法律化的正常途径.这就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按照经济关系法律化的要求重新端正我们的宣传重点、研究方向和立法思想，重新发现并立即恢复民法的威信。
第四，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充分化的必然结果，在本质上同商品经济没有差别，作为相互联系的概念和经济形式，它们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来界定同一种经济类型罢了。商品经济强调为交换而生产，本质要求是产品必须按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平均生产要素的消耗进行交换;而市场经济强调的是用市场机制来配资源，核心内容是市场主体高度分散和自主，生产要素组合和利益资源分配都取决于竞争性的社会供求运动。但重要的是，都是“法制”经济，都要求用法律形式全面规范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则，以及全面规范政府的行为。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秩序，实质上又是市场法律秩序，其内在要求和组成部分就包含了“法治”，所以，实现经济关系法律化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它涉及现成法律形式和创制新规范之间的和谐统一，以及此法与彼法、国内民法传统与国外传统民法等等一系列的关系和问题，如果没有领导观念与领导行为、依法而治与法治目标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我们的努力就不会奏效，即使取得不少经济立法成果也是难以巩固和发展的。
经济关系法律化是法治经济的本质特征，这一点已开始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经济关系法律化的起点和归宿，就是完善市场法律机制，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的宏观法律调控体系.基于这种共识，我们至少应该明确当前几项要求:①经济运动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和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充分运用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坚决实行企业破产制度，按照优胜劣汰、效益原则实现资溉的优化配里，进而由此探索怎样建立宏观经济法律调控体制的立法步骤，②加快政府转变职能的步伐，按照所有制现代化的要求理顺产权关系，还权与企业，激励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自动走向市场，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⑧针对市场流通客体日益增多、市场内容日益丰富多样、民事法律行为不断获得新的突破等情况，加快培育由市场组织体系、调控保障体系、法规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构筑起来的统一市场体系，并建立与深化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适应的法律保障体系，④确立民法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法、关系法、行为法和程序法和应有地位，对市场法律体系中民法与其它部门法律机制的关系做出理论和实践的界定，既保障民法机制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又补足市场经济法律调整的组织法和管理法，充分发挥其他法律机制的配合作用。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间题，就在于经济关系法律化不但要求建立和完善市场法律机制，而且也为研究和解决市场法律机制创造了有利时机和良好条件。
(二)市场法律机制的现状
现在，改革的目标模式已经明确，但市场体系尚未形成，市场法律规则很不健全，整个社会和经济生活、经济秩序巫需进入有序状态。主要表现是民法机制与市场、市场经济的法资源需要极不相适应，经济行政法立法发展很快但却缺乏科学性，政府的经济行为和法律行为过于行政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残缺不全，宏观经济的法律调控体制尚未最终形成，围绕民法机制考察，这方面间题很突出。
一、民法机制陈旧落后
民法是流通领域的法律制度。民法在流通领域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以平等自由、等价有价为保护手段，以确认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资格、主体地位和人身保护，确认商品者的静态物权和动态债权为核心内容，通过反映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各种交换关系，保障民事经济活动主体的公平竞争，指导经济体制的改革，达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目的。这种功能发挥得好坏，又主要取决于民法机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它们完善程度相适应的状况。
我国《民法通则》是1986年制定的，而党的十三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前后在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间题上新的重大理论突破，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作用大大增强所引起的许多新情况新间题，是为它所始料不及的。换言之，我国民法受市场发展过程中行政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较大，有悖于经济关系法律化的一般要求，整个机制是陈旧落后的。
l、我国市场是在“大计划、小市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主要依靠政府放松统制和运用行政力量组织推动这样两种方式、两条路子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同社会分工、商品生产发展的程度并无明显的必然联系。这就决定了我国市场法律机制(民法)一开始就具有两大弱点和特点，一是计划性很强致使市场体系被肢解，民法的作用只能是局部的;二是民法规范的单行机制多于总体机制，难以适应市场体系的需要，充其量也只能发挥局部的功能效应.
2、整个市场体系中各类不同市场的发育情况极不协调，尤其要素市场的发育远远滞后于各类商品市场，致使经济运动中不协调、低效率的状况也无法改变。因此，民法机制不可能配套发展，它在市场运行机制中的总体功能自然无从谈起。
3、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调节功能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领域差别很大，《民法通则》取代不了应有统一的和正常的民法机制的作用。统一的民法机制要求普遍适用民法准则，正常的民法机制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相联系，但市场又是垄断的和分割的，市场价格不放在首位，商品、资金、原材料和人员也不能跨地区流通，这就必然导致民法作用范围大大缩小并带有许多的随意性，民事活动中总是强制性规范多于任意性规范，而对体现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要约与承诺程度却毫无反映。
4、鉴于前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虽出现较大的波动，以政府或部门的支持和干预为背景的各种贸易战和封锁割据十分严重，这种条块行政分割现象不仅人为地分割了市场发展的合理区域性效应，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民法功能的发挥。
此外，市场经济一是开放的，市场经济法律机制也应该是开放的、甚至是国际化的，近几年来、商品经济发展给市场运行带来许多的法律间题，诸如经纪行为与、居间行为有什么区别，经纪人应有何种法律地位，怎样确定物权总体概念和界定各种具体物权，怎样实现产权制度现代化和国有资产的专职管理，如何对待不同物品所有权的风险转移，进一步设定权利的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规定默示条款的有效期限，以及如何建立市场的中介组织和自律组织等等，民法中概无反映，同世界经济运行的法律机制不相衔接。这也是一种封闭，说明我们经济立法的思维方式与指导方针更加落后于市场发育的过程，如果不大胆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陈旧落后的民法机制便无法改变，市场法律机制就不能现代化、国际化。
二、经济法与民法严重错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拨乱反正，启动了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同步发展的客观进程。但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改革与法制不可分割的客观必然性，同经济法制建设本身的内在适应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即表现为改革迫切要求对变化了的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甚至要求许多改革措施直接采取经济立法的形式出台，而改革的开创性质又难免导致发展中经济关系具有暂时的不确定性，传统观念也认为法只能是对稳定社会关系的反映，这就给经济关系法律化和经济立法进程增加了难度和障碍。可是“时不待我”，法制建设要为自己开辟道路，陈旧落后的民法机制又不可能提供现成的东西，于是经济法(经济行政法)应运勃兴。在现行立法中一开始就以占总数比重三分之一以上的速度递增着，这种立法步伐愈是加快，经济行政法规的数量就愈加明显地淹没民事法律规范，以致在整个经济法律体系中经济行政法与民法之间的错位现象便愈来愈突出。因此，民法作为市场经济选择的法律机制，它应有的核心地位被动摇了，本来面目被扭曲了，市场经济的宏观法律调控体制也就无从建立和健全起来。
我国经济立法所以出现上述现象，可以说是不可避免、不足为怪的。从历史上看，在古代诸法全体、重利轻民的条件下就存在大量行政经济法规，古往今来不乏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经验，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时期内搞的又是产品经济，所以在管理经济、调整经济关系方面始终是行政意志起主导作用，人们也已习惯并乐于用经济行政法的手段管理经济。从现实生活看，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遇到的新情况新向题层出不穷，客观上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要求比任何时候都迫切，而当时商品经济理论的重新认识刚刚被提了出来，民法虽已缓慢起步但有“私法”之嫌而发展艰难，刚刚恢复“合法”地位的商品经济也不允许自己作出法律选择，既为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所决定，又为前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计划管理的法制模式所束搏，经济行政法自然是先于民法而获得空前发展。从立法思想看，加强经济立法以保障建设和改革的夕}嘟秩序，不论巩固改革的成果还是体现改革的措施都需要以经济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突出加强经济行政法的地位与作用也极其自然。鉴于这几方面的原因，我国经济立法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即受计划体制的制约，民事立法的紧迫性被遏制，而经济立法的计划性极强，立法进程缺乏总体目标设计，专门立法欠合理有效的调控，经济法制建设的不平衡性突出;立法思想和指导思想未能及时适应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发生相应变革，没有把握民法这个纲，没有理顺市场整体法律机制中各个部门法的关系，使得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表现出非科学性.我国经济立法的这几个特点影响整个经济法制建设，不但阻碍了市场经济宏观法律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限制了经济法自身的建设。
三、行政法过多地进人民法领域
行政法与民法同属于国家的基本法，虽然两种法律手段的质的规定性不同，即各自的调整对象不同，当事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处理纠纷的程序不同，承担责任的方式也不相同，但它们都要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内容也都涉及权利义务问题，并且行政调整的社会关系中也有不少含有经济的因索，在这些方面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很早以前，行政法只是被当作私法(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公职人员和其他公民接受同一个法律管辖，享受同样的法律待遇，直到19世纪才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出现，进入20世纪后才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在我国，从重视行政法制建设开始即带有“行政至上”的色彩，具体表现是行政干预突出，行政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行政因素渗入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政府行为大量进入本来仅适
用民法规范的领域。由于行政权广泛而富于强制性，行政法和民法、经济法相互交叉，这种现象就日益增多.在前几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政府依靠行政措施解决市场疲软，清欠“三角债”，强化市场管理规则，保护严重亏损企业，解决资源配置和限制要素市场等等做法，无，不体现行政法进入民法领域的倾向。这种用行政隶属关系取代本来具有民法特征的相互协调关系，用行政规范取代适用民法、经济法规范的做法，既模糊了法律部门的界限，也把行政法自身发展引向了不确定的地步。在国外，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民法危机”或“行政法危机”，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了建立和完善市场法律机制，我们必须在行政法方面处理好两层关系。一是区别于经济法，应把立法的主要任务放在行政组织法和行政行为法上，从调整单纯的行政关系和行政管理关系出发，重点解决怎样用行政法手段确立行政的方式、方法和原则，以及制定依法管理经济的行政组织程序问题;二则不以国家权力随意介入民法调整的领域，用行政干预来限制民法机制的作用，影响经济法制领域各种法律关系的正常格局。只有民法和经济法、行政法在整个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控体系中各就各位，在立法、执法各个环节做到有机配合和相互协合，才能共同对国家经济生活起到调整器的作用。
(三)完善市场经济法律机制的思路
如前所述，“法治”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实现经济关系的法律化，但我国现有市场经济的法律机制陈旧落后，承担这种法律化载体和形式的条件还远不其备。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体制，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大致说来发达国家一般采取民商法调整体制，个别国家也有实行部门经济法(经济行政法)调整体制的，但对我们都没有直接实践意义的借鉴价值.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不能采用与原来计划体制相联系的经济行政法调控机制，且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又以公有制为塞础，所以采用发达国家调整经济关系的民商法体制也不完全适合国情，何况我国经济立法坚持民商合一的方针，这就更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模式。摆在我们面前唯一正确的选择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按照国情需要和法治经济的本质要求来确立我们完善市场法律调整的思路，切实解决好现代商品经济关系法律化的间题。据此，我以为必须重视下列几个间题.一、称皿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
首先，市场经济需要选择什么样的法律作调节器，为自身的发展保驾护航，这同我们喜欢或者愿意用何种法律体制为它服务是不同的。前者是尊重市场经济的质的规定性，以市场经济固有法资源需要为前提，而后者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立法者的主观意志关系，以兴趣和爱好为出发点。正确的态度应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要求是经济运行要以市场为基础，高度分散并自主的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通过竞争性供求运动来实现生产要素的组合和利益的分配，用市场机制来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方式。市场经济关系派生出来的这种法需要，以及它通过具体法律表现出来规范要求和行为模式，才真正构成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的客观依据。
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史已反复证明，民法(民法和商法)作为市场的法律机制是商品关系的最佳选择。历史选择了罗马法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反映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法律形式，进入近代后又选择了《法国民法典》(即《拿破仑法典》)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完备法律机制。从“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到“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历史绵延两干余载，商品经济形式一直在发展着，但它自罗马法开始所选择的民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始终没有变，除了这种法律形式更加完备外，迄今各国法律都没有对它作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虽然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但同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方法是相同的，因而离不开历史借鉴，选择民法作为市场、市场经济的法律机制是毫无疑义的.我们没有商法，但商法实际上主要是调整企业的组织与活动的那部分民法，而我们现有的经济行政法也恰恰部分地起到了传统商法的作用，所以建立民法为主的法律调整体制符合历史选择和现实的需要。
第三，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走向愈来愈清晰，今后市场组织体系必将是种类完备、布局合理和多层次的，市场调控保障必将是灵活有效和稳定可靠的，市场制度和法规体系必将是有利干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监督管理体系也必将是健全有效和分工明确的。因此，我们建立和完善市场法律调整体制的思路也必须是统一的和开放的，而不应是分割的和垄断的。这就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变“行政至上”以及“以行代民”、“以行代商”的观念，实现立法思想向现代商品经济法律观的转变。必须看到，市场的法律机制与市场统一体系的发展走向一致，是经济关系法律化的定势。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市场经济应该选择的法律机制，是一个以民法机制为核心为主体的，同时又有经济法担配合，辅以必要的行政法，并以其他法律为适当保障手段的完整的经济关系的调控体制。这样的法律体制，能反映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克服以往选择法律模式过多地强调行政意志因素的弊端，避免凭主观爱好确定某种现成法律模式去规范市场规则和行为的做法。
二、加快完善民法机制的客观进程
我国商品经济形式正日益获得充分表现，市场主体类型日见其多，市场客体瞬息生变，市场内容(交换形式)愈加丰富，市场范围继续扩大，市场价格日趋放开，利用外资的步伐大大加快，参与国际市场已见明显成效，意味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正在逐步形成。这种变化了的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经济关系，要求我们比以往更加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也为民事立法坚实了理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民法的内容，扩开了民法的调整范围。因此，加快民事立法的客观进程迫在眉捷，已成为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调控体制的中心环节。突出需要的是:
l、健全整体民法机制。为改变我国民法长期陈旧落后的面貌，必须从多方面作出实际努力，把局部机制变为整体机制。首先，应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避免国家权力随意进入民法领域，用行政手段取代民事法律手段的现象，防止继续发生“民法危机’，。其次，应从立法思想上理顺民法与其他经济立法、行政立法的关系，将经济立法重心转移到主要调整横向经济关系上来，以确立民法在经济关系调整体制中的正常地位，恢复被人为地缩小和限制了的民法应有的作用范围。第三，应把握住民法体系的精髓是民事法律关系，积极创造民法获得独立发展的良好环境，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关系引起的各种民法向题及时作出调整。经过这些努力，保证民法整体机制的功能效应得以充分发挥一方面，将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种形式的商品关系纳入民法调整范围，使其不得违反市场的共同准则，也就是民法的各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体现我国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联系的本质特征，积极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恰当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手段，确保国家将民事活动管理纳入有序的法律状态。
2、完善民事法律制度。
(1)健全以法人制度为核心的民事主体制度。民事主体反映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在法律上的地位和资格，具有广泛性和平等性的特点。当前突出的间题是，多数国有企业以及仍然沿用国有企业管理办法的城市集体企业，还不能真正做到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经营，同“四自”要求距离很远.为改变现状，应积极创造贯彻《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外部环境，关键是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还权与企业，让企业自主自愿地走向市场而不是被“推向”市场。不这样，企业的法人地位就名不副实’，以企业法人制度为核心的民事主体制度就难以健全。
(2)建立我国的物权制度。物权法的实质在于确认生产资料与人的结合是社含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基本条件，反映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人对财产(物)的占有关系，因此是国家用来维护和巩固财产关系的一种重要法律形式，也是传统民法的一项重要民事法律制度。我国立法思想过分强调“物权”概念的阶级属性，强调它反映人与人之间对物的占有和阶级关系，不承认它是一个法律范畴，把承担揭示物权阶级内容的任务的民法等与民法规范本身等同起来，拒绝制定物权法律规范，以致《民法通则落只规定了所有权以及与所有权相关的其他财产权，而不规定要建立包括所有权在内的物权法制度。其实，民法调整复杂的经济关系不仅保护所有权，还要保护其他各种形式的物权。物权和债权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两类财产关系，反映在民法中二著相联系又柑比较而存在，从来不可偏废取舍。改革中新的物校形式增多，扩大开放后适用范围愈来愈广，它们无一不与市场经济联系密切，且多数是在商品流转中依法移转所有权权能而发生的，许多方面都具有权的特征。但它们不同干所有权，这就需要物权概念加以概括，突出其各自的特点，以期同债权和其他民事权利区别开来。所以，建立包括所有权在内的统一物权法制度既为完善民法制度所绝对必需，又是适应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需要。
(3)统一我国合同制度。经济意义上的合同，原本是民事合同。我国为调整经济合同关系而制定的《经济合同法》将合同分为经济合同和民事合同两类，将统一的合同制割裂，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造成不应有的混乱。《经济合同法》以合同主体是否为法人当作划分两类合同的做法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因为合同主体只对合同关系的某个方面和个别特征有一定影响，但不能改变合同关系的本质属性.《经济合同法》把“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当作合同关系要素之一同样欠当，因为半lJ断某个具体合同是否有“经济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哪理解，靠含义极广的“经济”概念是无法推导出其特定含义的。《经济合同法》把“执行计划”作为区分两类合同的观点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是旧经济体制的产物，况且计划合同存在的前提与一般商品交换的前提无异，说到底还是民事合同的一种，我们必须摒弃“经济合同”的提法，彻底修改《经济合同法》，制定一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待民法典出台后将其列为相应篇章，成为我国完整民法体系一个组成部分。
(4)完善民法借贷制度.我国借贷关系的迅速变化，正推动着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在内的余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金融市场紧密联系借贷资金和企业行为，是各种融资机构相互竞争、各种融资形式并存联系的市场，在我国更是政府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市场运行机制的市场.就其性质和特点而言，它是一般商品市场的主要后果.离开它就不会有活跃的市场经济。在我国，调整金融市场关系的专门民事法律规范迄今是个空白，巫需制定包括借贷主体法、借贷关系法和证券交易法等等在内的，能全面反映金融借贷关系要求的，体现市场法制宏观调控职能的、高层次和新型的民法借贷制度。
3、抓紧制定民法典。制定一部统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是使我国民法既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性要求，又符合国际市场通行准则唯一正确的决策。这样，我国经济立法才能“纲举目张”，推动经济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国家政治安定.社会经济条件极好，经济立法也已积累一定经验.民法学研究同样取得不少成果，还有国外民法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应该说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初步具备的。尤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立法思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明晰。新的民法典应是我国民族特色与全球意识的科学性和兼容性的统一，立法步骤适当超前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
三、协调健全和完善其他配套法律机制
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一样，完筱市场法律机制也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也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市场法律机制的整体功能仅仅靠民法是难以发挥的，必须要有许多法律部门的分工协作和密切配合;它离不开宪法的导向、刑法的保护和解决讼争纠纷的程序模式，更要有经济行政等法律手段的综合运用。加弧经济法、行政法的宏观管理调控作用，始终是市场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首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纵向经济关系，它突出体现了我们国家组织和管理经济的职能。我国经济法的数量居其他部门立法之首，但还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从长远看，今后应立足自身特定调整对象，把握纵向与横向关系的差别，重点是完善管理主体、管理对象和管理制度方面的立法，防止简单套用民法制度，造成经济法与民法错位，影响自身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理论建树。
其次，要正确区分行政法与民法、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按照政府转变职能和加强政府法制的要求，逐步健全行政组织法和行政行为法，增加有关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行政行为法律化、行政活动程序化和依法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使行政立法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与经济行政立法相比，行政立法所占比重要小，但行政法进入民法领域的现象突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行政法调整对象中的纯行政因素的管理关系应变为服务关系，进而加强经济组织法(含行政监督法)和行政行为立法，以期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立政府宏观管理体制，并约束行政行为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搞好廉政建设。
第三，适应我国劳动关系的新变革，劳动立法应由单纯的管理型模式转向协商与管理相结合的关系模式，逐步使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走向合同化和标准化.当前迫切需要完善劳动工资机制，建立职工待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统一职工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劳动纪律和劳动时间等方面的法律调整，抓紧制定工资法、工时法、劳动保护法、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和社会保障法等。
为深入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全面实践“三个代表”，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积极开展为“三农服务”，xx县司法局从3月1日开始，发动百名司法干警、法律服务人员，组成“送法入户”小组，深入到43个村，近万户农户家庭，开展“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经过为期一个月扎实工作，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的法律意识大为增强，实现了由尚未涉法—初步涉法—积极学法的转变，现大多数农民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广大农民、村基层干部的法制观念普遍提高。
（一）
适应农村特点，贴近农民生活，在活动形式上求新。
一是多种宣传方式交叉使用。我们采取了标语、横幅、墙报、电台现场直播，家庭法律咨询、村民代表、村干部座谈会、法律讲座等多种手段，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的广泛发动宣传，让农民眼里看得到、耳里听得到、脑里想得到。
二是实行“三个结合”，围绕一个“送”字，借助一个“谈”字，着力一个“引”字。针对农村村民居住分散，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各自为阵”、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送法入户”小组人员按照“便民、近民、利民”的方针登门到户宣讲，一个月下来，他们走遍了43个村、215个自然村，为近万户农民送去一本“乡土普法教材”（农民学法一百问），每深入一户农家，与农民朋友坐下来谈心交心，以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和掌握当前农民增收创效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知识；过去、现在有无涉法问题，如何解决；对农村弱势群体，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援助；对目前法制建设和“四五”普法教育方面有何想法和建议。在一问一答中，引导农民学习了与农民经济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第一，涉及农民费用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第二，涉及正常生活的婚姻法、继承法、教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第三，涉及农民之间交流的民法通则、民诉法等。通过与农民朋友零距离的调查走访、交流，搭准了农村干部群众需求的脉搏，找到了普法与经济发展的切入点，有效地解决了农村普法“空对空”、农民不想学、用不上、效果差的问题，使“四五”普法工作更具生命力。
随着活动的广泛深入，广大农民法律素质、民主与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我县农村涌现出爷孙同学、母子互教，夫妻竞学的喜人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民主与法治建设，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活动本身。
1、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心贴近了。以往，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民搞“法律政策封锁”，实行愚民政策，怕农民懂法，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如减负、税费）的政策法律，加紧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我县通过送法下乡活动，把涉及农村方方面面的法律政策亲手送到农民手中，又不收一分钱，还登门到户宣讲，使农村干部知法、懂法、依法办事，使农民消除了以往的不满甚至对立情绪，无形中拉近了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距离。
2、深化了农村普法依法治理。送法下乡活动的开展，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为深化农村依法治理奠定了基础。以前，各村均制定了“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民议事只讲个“理”。自活动开展以来，农民对照法律读本进行修改、完善，现在村民议事先要看看是否合法。东屏镇搞卧龙水库开发，涉及征地拆迁农户300多户，该村农民通过学习《土地法》，能够按照法律程序，与镇政府办理了拆迁补偿公证协议，并根据《土地法》有关规定领取了征地拆迁补偿费，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未发生一起重大矛盾和纠纷。
3、提高了广大农民的依法维权意识。通过“送法入户”活动，使广大农民进一步增强了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石湫镇明觉村村民张某与薛某因相邻权发生纠纷，张某将薛某一家三口打伤，要求张某赔偿，张某不同意，薛某准备召集家族人员几十人采取报复行动，向张某讨回公道。在“送法进农户”活动中，通过宣传教育，使薛某知法、懂法，并打消了这一念头，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一纠纷。
4、增强了基层干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进一步促进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村里遇到重大的事情，都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
5、有效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把法律交给农民，农民掌握了法律，将之变成生产力，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变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强大武器。“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共为全县近万户农民送去了法律读本，开展了10多场法制讲座，采用了以案释法方式向村民讲解了有关土地承包、婚姻家庭、财产权利等方面的法制案例，村民们深受启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提高。现在，农村中赌博、打架斗殴等违法现象大幅度减少，遵纪守法“文明户、光荣户”在提升，涌现出各种经济类型的专业户、重点户等一大批新型农民。
（二）
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农民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明显提高，但也暴露出农村普法存在的难点：1、一些农民自身的思想惰性、事事求稳不求革新，宁愿吃亏只求平安的处世态度，2、一些基层执法者素质不高，执法违法、越权执法、滥用执法权现象突出，对农民理解法律精神和内容形成错误引导，使农民对法律功能和法律价值形成错误评价。从而导致农民法制观念淡薄，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农村，农民发展经济更需要法律作保障，农民呼唤法律进农家。当前有必要把“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向我县各镇、村、各部门全面推行，趁热打铁，巩固前阶段取得的成效，整合全县司法、行政、执法等部门的力量，形成覆盖全县农村的普法活动网络，并结合我县农村工作、生活实际，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为该项活动有序进行和顺利开展提高保障能力。
一、建立领导机制。“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是我县一项社会性系统过程，必须按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全社会参与的运作机制开展工作，做到领导到位、制定措施、精心组织、严格检查，依法积极推行。
二、建立目标责任制。有了目标才有了工作方向，“送法下乡”活动的全面推行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益必须建立科学的目标体系，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责任书的各项指标要科学量化，明确考核办法，将考核结果与单位、个人的经济利益、政治荣誉挂钩。
三、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充分发挥人大、法制局、普法机构的作用，搞好规划，拟定措施，建立检查、考评制度。由人大、法制局、司法局牵头组织检查，定期或不定期对各村、各单位的送法入户工作进行检查或抽查。科学地评价活动开展的实际效果，不断研究和改进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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