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1 03: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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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文化是由电影艺术建构而成的一种文化形态，由电影作品、电影形态、电影理念、电影技术、电影现象、电影影响力、电影创作者与电影受众等要素构成，通过电影传播所产生的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总和，具有综合性、科技性与跨文化性。东方文化与西方电影对话问题的提出在全球化、大众化与娱乐化大潮中，有助于人们更为广阔的了解世界文化的差异性与交融性，逐渐意识到强势文化侵袭以及本土文化的危机问题。
[关键词]东方文化；西方电影；后殖民主义；对话
电影文化主要研究电影的大众文化形态、电影的意识形态、电影的消费与审美、电影文化的怀旧思潮、电影与性别、电影的宗教与哲学诉求、电影与科技、电影的后殖民文化、电影的民族性与多元性等内涵。电影艺术的全球化扩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文化大同与文化多元的方向与速度。
一、西方电影中的东方文化
西方电影在东方成功的原因在于迎合了东方观众的本土文化理念，换句话说，西方电影中的东方文化是西方化了的东方文化，是替换了西方本质的东方文化外衣，这也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能在原有自然生成的体系下轻松挪移文化元素，再加以组织性的运作的根基。众所周知，《花木兰》《2012》与《功夫熊猫》除了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之外，在中国造成巨大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是电影中融入的中国元素，正是这些经过“西化”的中国元素吸引并打动着无数中国观众。再如《功夫熊猫》这样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布景、音乐、服装以至食物均充满了中国文化元素，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把中国功夫打斗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更让中国人大惑不解的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再度信手拈来中国文化元素，这带着洋味的中国文化居然比“中国更中国”。
好莱坞如何才能全方位地把握与表现这种跨文化主题？好莱坞的解决之道是采取文化融合的方式即删繁就简与东西兼顾，在保留故事线索的同时大量植入西方文化的内核。首先，熊猫阿宝的原型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电影删除了特有的东方民俗文化甚至道德伦理上差异较大的细节，代之以西方观众容易理解与接受的故事内容与细节表现，植入西方道德价值与文化内核。其次，从西方的审美观出发重新设置人物并构建故事全局，充分尊重西方观众的审美喜好，变细腻抒情为曲折动人，充分发挥好莱坞的歌舞与喜剧等特长。最后，特别关注东西方不同的哲学观、审美观与价值观，力求表现西方文化的普适性，进而如教徒布道一样传播西方文化精神。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熊猫的父亲鸭子的形象部分起暗示作用，部分影射文化“杂交”现象——唐老鸭表征着西方是东方“文化之父”。
二、东方文化在西方电影中的地位与功能
东方文化在西方电影中的文化殖民状态与边缘地位，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西方对东方的偏见。西方人首先设定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的一切成为被边缘化的“他者”，殖民主义文学与后殖民主义电影之间的密切关联在野蛮与文明中相遇。其实，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主要是在非洲大陆进行的，西方电影表现的东方文化元素是与“东方主义”相关联的。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向来只被看作欧洲的“他者”，对于理性、民主、平等、人道、文明的欧洲而言，反常、专制、落后、愚昧、低级的东方只是其文化的对立面。
1984年，英国导演大卫·里恩根据福斯特的小说拍成了《印度之旅》，昭示了三组文化矛盾即女性与男性、东方与西方、自然与人类的对立。电影的主人公东方男性亚薛思的形象被殖民者赋予了种种劣根性，他是西方人眼里传统的东方人集合体的代表：感性、热情、无理性。他主动带领两个传统的英国贵族女子即摩尔太太与桂斯特参观神秘的马拉巴古洞事件后，当西方女子在关键时刻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救了亚薛思时，表明的是西方理性保护或者挽救了东方感性，同时西方女性也超越了东方男性，隐含着西方女性主义诉求的成功与优越。电影通过摩尔太太死于回国的船上，又暗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并未也不可能达成沟通。
另外，美国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根据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拍成电影《现代启示录》，用优美的电影语言渲染的却是非洲史前的蛮荒，“因为美是一种令人喜爱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此外还有什么别的美），这种人类经验并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随着不同的种族、时代和文化而变化的机能”[1]。
东方文化在西方电影中的点缀、衬托与对比作用。无论西方拍的影片以哪些文化元素为基本，西方电影志在表现的仍然是西方文明，这表明那些改装后的东方文化元素与裹着“糖衣炮弹”的西方电影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吸引东方观众以增加票房收入，这也是文化侵略趋动的结果。西方观众理所当然地将他者文化当成边缘、衬托与补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方曾经有——现在仍然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他们的生活、历史和习俗比西方任何可说的东西都更为悠久”[2]。
西方电影中的东方文化元素的运用也在表明西方有能力掌控东方及其文化，电影的创作者不是为了找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平衡点与交汇点，而是完全倒向西方，以西方人的眼光观察东方，在野蛮、原始与神秘的东方与西方形成的对比中，扭曲或模糊东方形象，忠实于自己高东方人一等的西方文化身份，彰显西方人比东方人更明智、更文明、更团结并且更有力量。例如《2012》中的俄罗斯元素与中国元素，当中国版图被当作拯救世界的归宿时，影院里的中国观众的哄堂笑声足以表明审美主体对于这种商业的目的是理解与明了的，“笑是电影院里的观众的第一个防御反应。观众利用笑来对抗干扰其习惯的诗意，银幕将诗意使劲地扔到他们脸上，以至于他们不可能不对其加以重视，又因受到打击而起来反抗”[3]。至于那些难免有些洋洋得意的中国观众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三、东方文化促成了西方电影的文化目标
西方各国在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导致了其价值观念在传播能力上的强势地位，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及因特网为代表的文化借助商业机制和高科技手段，大举对东方各国进行渗透，其价值观随电影渗透而影响东方人民，其中西方电影在传递着西方文化，宣传着其文化的“先进与文明”。以美国电影为例，影片以高超的技术、纯熟的技巧与渲染的幻觉，让影片传递的美式生活及意识形态经潜移默化，灌输入观众的脑袋与血管，进而转化为思想与行为，同时为了源源不断地向东方输入其意识形态，西方电影擅长采用续集系列策略。
西方电影中的种族主义渗透。第三世界与后殖民主义电影批评是一个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置于其文化和政治及其后殖民身份等背景中的批评方法。后殖民主义则认为西方的思想文化模式及其文学价值与传统始终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因而西方的思想文化总是居于主导地位，而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东方的文化传统则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仅仅扮演一种“他者”角色，“可是，永远存在着抵抗，尽管这种抵抗有时是那么无效”[4]。抵抗西方影片无限地表现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抵抗西方经济与文化的霸权地位。
西方电影恣意地扭曲、丑化其“眼中钉”国家的形象，对第三世界国家横加歪曲，刻意将东方人民诡秘化与妖魔化，聘用东方人出演丑化自己民族的角色。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电影批评的奠基之作是弗尔南多·索伦纳斯与奥克泰维尔·杰体诺的《走向第三种世界》（1969），论文谴责了使拉丁美洲从属状态合理化的文化殖民主义，以“第三种世界”的宣言提出了一种另类的、独立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电影，更强调战斗性而不是作者的自我表达和消费者的满足，这不仅将第三世界主义的新电影和好莱坞对立起来，也将他们自己国家的商业传统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异化”与“殖民化”的工具。
西方电影呈现“西式”种族主义批判。西方电影融入了西方人的文化视野，蕴涵着西方深层的文化价值立场，传播着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全世界电影爱好者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而且西方的高科技助长了电影征服全球的竞争力。西方电影以各种视觉造型与高科技手段打造了西方的独特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西方文化，更大程度上的要求是普适的，体现了西方电影无限的文化反思能力、创造力与话语霸权。如英国克里斯·门杰斯导演的《分离的世界》就是抨击黑白种族隔离政策的影片，剧情透过白人新闻记者戴娜的女儿莫莉的眼光，揭示了当时南非社会非人道的特殊状况，以文化差异引发的感情场面烘托出种族歧视的严肃主题。
西方文化价值传播与认同策略。西方电影是西方文化在银幕上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西方具有全球视野的电影文化观念与形态决定了西方电影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更为优越的地位，表现出多元性与包容性的文化形态。西方电影之代表为美国电影，美国电影基本主题都是爱、民主、平等、正义、家庭与亲情等，而这些既是西方所乐于标榜的完美价值观，“表面上看来，好莱坞电影似乎表达了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念，受众在其中总是可以找到某种与自身文化的关联与相似之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味追求完美样式的好莱坞影片和影星才可以风行世界，在电影、电脑或电视信号所达之处就必然能够找到其追随者。”[5]《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在充分展示美国超凡的科幻想象力和卓越的机械创造力的同时，还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中巧妙地将“潘多拉”森林的命运与纳威人的命运融合为一体，观众在导演的引导下凭借直觉获得生态危机的集体认同，影片透露出的“圈地运动”“殖民扩张”“越战”与“破坏生态平衡”等很多人类社会现实问题的残酷影子，使得本片赢得了全球观众的价值认同，似乎唤醒的不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而是全人类的文化根基。
由此，电影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表现为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的文化形态，致使电影作品最终成为最易跨越文化边界的文化商品。电影文化不仅快速吸纳、反映文化全球化的追求，而且也将本国、本地区与本民族的文化迅速传播至全世界。问题的关键却是求同存异及寻求融合之后达成相互了解、信任与尊重，不要以西方视角看待东方问题，要以东方人能接受的观念讲述东方文化故事，“全球性”使电影传播的风格、技巧不仅要满足本地区的需要，也要适合全球潮流与国际化趋势，促进了人类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
[摘 要] “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的提出源于中国艺术主体性的崛起，最先在电影艺术中得以体现。在当代中国电影美术的发展进程中，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在他担任美术指导的影视作品中都渗透着“新东方主义”的审美意象，体现了新时期电影美术的东方文化独立与交融的特征，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声誉，甚至正逐渐影响到其他艺术创作形式。本文将从“东方意蕴”“包容胸怀”“情感回归”三个主题阐述叶锦添“新东方主义”电影美术的意象构成及美学内涵。
[关键词] 叶锦添；“新东方主义”；电影美术；意象构成
电影美术追求的意象构成不仅满足了电影本身的叙事要求，更是在流动的影像中给观者留下瞬间的记忆，凝聚成既融合又独立、既封闭又开放的文化特征。从中国电影新时期的发展历程上来看，造型、色彩等艺术元素所构成的意象形态，在电影本体语言的阐释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从叶锦添所参与创作的影片中可窥一斑，《橘子红了》《诱僧》《卧虎藏龙》《无极》《夜宴》《赤壁》，等等，一部部享誉海内外的影视作品，无不体现着浓郁的东方意蕴，不仅为影视艺术注入了“新东方主义”的美学观念，甚至逐渐在影响着其他的艺术创作形式。在中国艺术主体性崛起的当代，叶锦添所倡导的“新东方主义”无疑是未来中国艺术发展的有效途径。叶锦添在电影美术、服装设计、环境艺术、视觉艺术等领域创作出许多震撼人心的作品，从他的创作中我们感受到东方文化博大的精神内核和包容力量，无论是《夜宴》的华丽，还是《卧虎藏龙》的儒雅，抑或是《赤壁》的壮美，源自东方文化积淀下的意象成为诠释电影主题最震撼人心的和弦。叶锦添的艺术创作源于民族文化，通过赏析他的影视作品可以看出其艺术风格具有他自己独特的诠释，叶大师对艺术创作的感悟和对民族文化的感情以及商业责任感建构了艺术良知与商业智慧兼容的艺术文本世界，取得了商业和艺术双丰收的业绩。他提出的“新东方主义”这个艺术观点就是最好诠释民族文化对我们未来艺术文化发展的启示，也为世界了解中国民族文化开启了新路程，同时也让中国影视作品能够在世界艺术殿堂独具艺术魅力。
一、美轮美奂的东方意蕴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言：“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也就是说，主客体不仅仅是视觉可感知的客观存在，更体现着物我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也蕴涵在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中，他曾给“新东方主义”下过非常具有禅意的定义：“我最喜欢找到一些没有话好说的理论句子，就是什么都说不了、什么说了都不是我想说的，这就是新东方主义。”①富于哲理的艺术见解，这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艺术境界，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传承，更是他电影美术创作中意象构成的准则，明丽繁复、黑白交融、变幻多样，都显示了他对电影主题的掌控力，仿佛让我们穿越了时空的界定，感受着历史的积淀和文化所释放出的张力，成就了叶锦添在电影美术创作上独特的新东方主义意象。凭借着美轮美奂的东方意蕴，叶锦添的作品荣获了美国电影学院奖之“最佳艺术指导奖”、英国电影学院奖之“最佳服装设计奖”及多项国际大奖的提名。
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意象为电影叙事平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这些体现在电影的服装、场景、道具、化妆等诸多方面，正如他定义的新东方主义概念，因为所有都不是他想说的，于是在意象形态的营造上才会有多种多样的，具有典型东方意蕴的艺术风格，在“简与繁”的转换中，东方文化的含蓄撼动着观者的视觉，使人不知不觉中走进电影故事，与角色形成了心灵上的交汇。叶锦添崇尚意象的“简”，“简”到只有“黑与白”，好像是一幅水墨画，在墨的“黑”与宣纸的“白”之间体现着影片浓郁的文人气质。比如李安导演执导、叶锦添担任艺术指导和服装设计的《卧虎藏龙》，“墨分五色”的美学追求体现在电影的服装与场景设计中，为表现影片主角的儒雅之风，李慕白的服装被设计成没有任何其他色彩掺杂的“白色”，这种极“简”的表现反而凸显了人物的性格和丰富的情感。而“繁”则是叶锦添“新东方主义”意象的另一个典型特征，“繁”并不是元素无度的堆砌，而是呈现细节的一种秩序，从中体现着角色的人物特征和心理状态。电影《夜宴》中的皇后有一套服饰，整体红艳至极，局部以金色的挂饰及银色的花纹点缀，与场景共同呈现出内敛的色彩对比，在交相辉映中对整个剧情起到了烘托的作用，在繁复的色彩中体现着女主角复杂的心理变化。叶锦添在色彩意象构成的处理上，将色彩与场景、服装、材质、灯光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释放出一种具有张力的能量。叶锦添的成名作《诱僧》则呈现出极具东方色彩的“魅惑”，小说中有这样的一个描写，“她已改穿轻薄透明纱，外批水红披风，袒了领子，里面不穿内衣，装束十分随意，似是浴后光景。一个堕马髻，还有几绺游离的发丝散乱着。”②女主角红萼服装的色彩便呈现出了“魅惑”之感，叶锦添在服装色彩上做了大胆的尝试，红萼服装的色彩以一身诱惑般的红色出现，这样的红色具有喜庆与性的隐喻特征和象征意义，完美表达了红萼内心对爱的憧憬与渴望。
二、融贯中西的包容胸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的发展不仅要守住传统的精华，更要以开放的胸怀，接纳外来文化的参与和影响，叶锦添是最早倡导“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的艺术家，他在东西方文化的精髓中游走，寻求着“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念的突破口，“新东方主义”不是表现文化的冲突与矛盾，而是在包容与吸纳的过程中对本土文化不断创新，他所营造出的意象形态，不论是造型还是色彩，都是以东方文化精神为主线，再融入西方的、现代的形式感，正像卢铿先生所言：“集传统意识与现念，汇东方哲学与西方艺术观为一体的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将可能成为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并感动世界的一种重要‘武器’。”“新东方主义”所释放出的意象审美引导着人们去感悟中国电影独特的美学内涵。
从叶锦添“融贯中西”的电影美术创作来看，所有的艺术形态都不是在一个孤立的空间内营造的，而是将不同风格特征的艺术形态构建在一个新的视觉空间中，这种融合力与特定空间内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电影《胭脂扣》以时空交错的视觉语言讲述了一段哀怨缠绵的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情感穿越中，将现在与过去、回忆与联想、幻觉和现实巧妙融合在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中。叶锦添在处理这部电影时，通过对电影人物、服饰、场景、道具等的美学塑造，形成了兼具中西韵味的视觉形象。如“如花”和“十二少”两个人在床上吸食鸦片的场景，从整个视觉来看，整个房间的色彩处理具有东方古典韵味，而在家具的色彩搭配上面又有西方的“摩登”，由于电影主要表现的是20世纪30年生的故事，当时的上海是接纳西方文化最直接、最广泛的中国城市，东西方文化在这个特定时期和区域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形态。叶锦添将东方与西方特有的色彩符号进行重构，形成了具有包容性和可识别性的东方艺术气质。《胭脂扣》中这种通过东西方文化交融，实现不同时空的视觉与精神的汇合，同样在电影《夜宴》中被再次升华，浓烈与清雅的色彩转换，将东方的柔美与西方的迷幻隐喻在故事的叙事中，唤醒着人们视觉注意和情感共鸣。“婉后”与“青女”的服饰色彩具有明确的隐喻特征，在宫廷与民间、欲望与本能、嫉妒与爱慕的情感交织中，兼具东西方色彩意象的红与黑，凝练出厚重的时空感和超现实感。
三、至真至性的情感回归
台湾导演吴兴国曾经说过：“看叶锦添的戏服，如同读一本书，摊开的是一种文化经历。一种视野，一场心灵的对话和精神探索。一件衣裳，代表一个人物的背景、处境、阶级、年龄、性格和心理状态。”③叶锦添的作品中无不透露着一种情感的释放与传递，表达着叶锦添对角色的真情体验和角色情感的把握。在他任美术指导和服装设计的电影《阿婴》中，其意象构成被倾注了浓浓的情感，特别是主人公阿婴的服装色彩，与故事情节、人物特征在情感上形成互动与解释。他借助服装传达的是一种悲剧式人物的悲伤情感。在阿婴父母遭到杀害时，全身的素白表现了她内心的孤苦无望，影片结尾时的黑色服装，带有强烈压抑感甚至是绝望的颜色，让观众感受到阿婴的孤寂与恐惧。正如叶锦添所说，黑色永远以“远”的方式存在，黑色可以留在记忆中思考。④这样的色彩让人们在欣赏这部作品时，将自身的情感趋向与阿婴的悲惨命运无形连在一起，情感在此刻不是对电影本身的审美终结，而是无限的延伸与丰富。周迅主演的《橘子红了》在初播时，便有这样的评价，电视剧的服装设计太美了，有一种厚重的油画感，甚至拿它与陈逸飞的油画《夜宴》所形成的艺术风格相媲美。在周迅出演的影视作品中，叶锦添是带着对周迅本人的那种情感的挖掘，使得周迅无论是在电影还是电视剧中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在此后的诸多作品中，如电影《风声》中顾晓梦的骄纵、可爱和才气，叶锦添在设计顾晓梦穿的旗袍时虽然以黑色为主体，但是这种颜色却展现了女性的深邃与妩媚，旗袍上的点点小花，俏皮又有女性的柔美，周迅在这个角色上独特的女人韵味尽显出来。叶锦添自己说，他在创作作品时总带有一种激情，是因为兴趣爱好才进行的。在创作之始，对角色的性格特征做总体性的评价与研究，并将其演员本身的性格特征进行梳理，情感的深度挖掘需要有至真至性的情感回归才可以实现，带有浓郁“新东方主义”的审美意象在“情”的驱动下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四、结 语
叶锦添所倡导的“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念，既有东方的韵味又有西方的灵气，并且对中国传统美学进行了丰富的诠释，这源于叶锦添对传统美学独有的情感和理解。对每一个角色准确、独特的把握，才会有多姿多彩的意象形态，与电影主题有效地整合在一起，为观众奉献了极具文化性的视觉盛宴。总之，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是建立在兼容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意象构成中，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东西方对美学不同的理解，使得叶锦添的电影美术创作在不断碰撞、借鉴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东方主义”视觉体验。
摘要：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闭幕后，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提出要将北京打造成“东方影视之都”。 因此，在北京出品的影片屡获国际大奖时，北京审时度势,打出“国际电影节”这张文化品牌。北京就是要通过举办国际电影节,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将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在互动交流中提升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实现打造“东方影视之都”的愿景。“北京国际电影节”成立的初衷就是想从电影节出发将北京打造成“东方影视之都”。而通过中西文化的碰撞，艺术与生活的交融，地域情结与国际视野的结合,必定会打造出一个中国特色、北京风格、世界品位、非同凡响的北京国际电影节。通过高质量的举办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定能打造成像好莱坞那样首屈一指的影视圣地。
关键词：北京国际电影节 东方影视之都 好莱坞 北京
一、对北京打造“东方影视之都”的可能性分析
（一）“影视之都”应具备的优势
好莱坞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影视圣地，北京要想打造成像好莱坞那样的影视之都，我们首先需要学习一下好莱坞在影视业方面的优势。下面从投入和回报两个方面来分析。
1、电影产业投入方面
充足的电影资源
直至今天，随着电视的普及，好莱坞始终是世界影视业的中心，聚集着美国六百多家影视公司，环球电影公司、华纳公司、环球哥伦比亚、迪斯尼公司等世界有名的电影业公司在这里都设有摄影棚,美国的90％的影片和电视片都在这里拍摄和制作，常被用作美国影视业的代称“旅游地”。好莱坞环球影视城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工业中心。
一个地区的银幕数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地区的电影普及和电影消费。截至２００９年初，美国大约有4万个电影屏幕，其中有10%可以支持3D影片的播放。目前全球2K/4K数字电影（D-Cinema）银幕数已达8310块，美国拥有5242块，高居世界第一。
完整的产业链
从生产方式上来说，好莱坞电影是工业化的制作，流水线式的生产，从事电影业的有24万工人，其中电影工会的演员有25000人。制片厂的人员主要实行合同聘用制，合同期在三年以上，有的长达15年，故人力资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好莱坞电影公司还十分重视影片的宣传和推广。到目前，一般电影的营销成本更是制作成本的20倍。对于电影的发行，美国的电影实行非常严格的分级制度，能有效处理好电影“娱乐”和“教育”两项功能的关系，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和社会风气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有独特的影视文化
好莱坞电影无论是讴歌真挚永恒的爱情、展现铮铮铁骨的英雄、烘托恢宏场景的科幻电影都以自由民主思想为根基。好莱坞的主打影片，一是警匪片，二是科幻片，都在像全世界展示美国的高科技，宣扬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电影一直都是举足轻重的棋子，它承载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有世界顶级的电影盛事
学院奖（Academy Awards），通称奥斯卡金像奖，是每年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旨在鼓励优秀电影的创作与发展的奖项。半个多世纪来一直享有盛誉，不仅是美国电影业界年度最重要的活动，也倍受世界瞩目。电影艺人们把获得奥斯卡奖作为莫大的荣誉，是从同行那里获得的最高赞美，是他们事业的终极目标。正如索菲亚?罗兰曾说：“不管是好是坏，获奥斯卡奖已经成为选择电影题材的一项重要动力，标准就是那些电影具有‘奥斯卡潜质’。”
政府的大力支持
由于电影是美国创意产业的主要形式，所以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美国电影业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从立法的角度来保护版权。美国政府也为制片商的电影制片项目提供了各种激励政策，例如，税收抵免证券资助、税收现金偿付资助、补助金资助等。美国加州为挽留好莱坞制片商还制定了庞大的减税计划。根据这项减税计划，好莱坞制片商们可以在计划实施的头3年内总共节省税收支出2.3亿美元，其中第一年节省5000万，第二年8000万，第三年1亿美元。此外，那些参加低预算影视片拍摄工作的工人，其工资收入中的2.5万美元可享受减免税收15％的优惠。
2、电影产业回报方面
票房和衍生品收入
毋庸置疑，好莱坞的票房号召力是十分巨大的。美国的电影产量只占世界电影产量的6%-7%，但好莱坞电影却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份额的90%以上。2010年，美国每部影片平均票房收入为0.6亿美元。美国每人每年平均看４部左右电影。
在美国，一部影片的收入来自影院的只有20%-30%，更多的是来自电影版权的转让和形象产品的开发。例如：美国电影《星球大战》三部曲全部票房收入为18亿美元，其衍生品入账却超过45亿美元。迪斯尼动画电影《狮子王》前期投资仅4500万美元，却收获了7.8亿美元票房，衍生品收入更高达20亿美元。
GDP创新
在好莱坞，电影从业人员每年给洛杉矶经济带来354亿美元的收入。洛杉矶其他工业也依赖好莱坞电影业。比如，旅游业是南加州最大的产业，每年前来参观的游客有1300万人，给南加州带来24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而这些人来洛杉矶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看好莱坞。此外，好莱坞的娱乐业推动了洛杉矶的服装业。这里每年举行全球金像奖和奥斯卡奖颁奖典礼，全球观众关注女演员们穿的时装。尽管有些时装不是在洛杉矶设计的，但人们认为洛杉矶是时装之都。时装每年为洛杉矶带来10.6万人的就业机会和329亿美元的收入。电影业给洛杉矶的经济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好处加起来有960亿美元。
（二）北京成为“东方影视之都”的优势
1、政府的大力支持
“东方影视之都”一词是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闭幕后，召开局领导班子会时提出的，既契合了中国电影国际化的梦想，充满“中国风”和“北京味儿”，又彰显了世界城市的胸怀。因此，北京打造“东方影视之都”这一目标从上台之日起，就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面对西方对东方各种文化形态的偏见和误解、诋毁和污蔑，以美籍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西方的后殖民主义行为进行了抵制和批判。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成为后殖民批评的经典著作。在该著作中赛义德用“东方主义”概括了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之间的后殖民关系，该概念所关涉的是“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敌视与异域西方将东方对立化的两大表现形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影片中或隐或显的东方主义叙事模式正是西方表述东方的一个媒介。
一、 “东方主义”概述
“东方主义”一词，原指西方对东方社会语言、文化及人文的研究，也可以用来指对方文化的同情欣赏。20世纪以来，“东方主义”却如一个弥漫在西方世界的幽灵，成为西方对东方文化带有偏见的理解。通过对福柯的“权力话语”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的综合研究，赛义德“揭示出东方主义，是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霸权话语，它的目的是谋求西方对东方在精神文化上的控制”。[1]作为一种企图主宰东方的政治性话语，“东方主义”无一例外地对东方进行对象化、刻板化以及本质化的处理，是一种西方对于东方的宰割、重建和话语垄断。
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在不了解东方的前提下对东方元素的武断挪用，是一种西方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通过超剂量的影视作品输出以及作品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正是其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实施文化霸权的手段，是其话语表达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 西方电影中的“东方主义”解读
“‘东方主义’不仅存在于西方的文学、音乐、建筑、戏剧里，而且广泛存在于文化产业的衍生物――影视作品中。”[3]作为一种适合在全球广泛传播的媒体，西方的电影作品承载着太多的东方文化假想的色彩，试图以其拥有的话语权，用西方的个体文化，推行其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它常以显性和隐形两大特征表现出现。
（一）显性的“东方主义”：敌视和异域
前文所述，敌视和异域是西方国家实施东方主义的两大表现形式，而影片中显性的东方主义就是通过妖魔化东方、丑化“他者”来敌视东方国家，或者通过展示东方国家的异域一面从而为西方进行文化殖民寻找合理的借口。正如萨达尔（Ziauddin Sarder）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构成东方主义的是那些西方所希望之事，而非其能知道之事。”[4]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The Yellow Peril）曾在西方社会喧嚣一时，时至今日依然大行其道。这种宣扬黄种人对白种人是威胁的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在西方早期的电影中已经寻得其生存的空间。1916年由奥布雷・肯尼迪（Aubrey M. Kennedy）执导的美国电影《黄祸》（The Yellow Menace）就是“黄祸论”早期的一部代表作，它是西方世界强加给黄种人的丑陋与侵略的意象。19世纪30年代英国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创作的“傅满州博士”（Dr. Fu Manchu）的系列小说被搬上荧幕。傅满洲，一个被刻画成清装打扮、阴险狡诈的中国人，善用各种野蛮的谋杀手法，成为西方世界对东方存在的偏见。
二战以后，西方的电影喜欢用“冷战”的思维在电影中折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反共是这一时期西方电影的主题之一。1962年约翰・弗兰肯海默（John Frankenheimer）导演的《谍影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这部电影把个人的命运有趣地结合到了当时冷战的背景之中，它讲述了一个西方人被“魔鬼”俘虏并加以洗脑的故事。这里的“魔鬼”就是朝鲜士兵，这部影片充斥着西方冷战话语和“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电影中有了更多的东方元素。1985年，米高梅公司拍摄的《龙年》（Year of the Dragon），讲述了新上任的华人黑帮头目乔伊・泰 （Joey Tai）野心勃勃要成为赢家，而越战老兵斯坦利・怀特（Stanley White）新任警察之后，誓要将黑帮连根拔起，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唐人街的积弊。《龙年》选取纽约唐人街为拍摄现场，以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拿华人当靶子来重建美国神话，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获得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逃离德黑兰》（Argo）通过镜头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古老沦落的伊朗，呈现出一种异域世界的神秘感，对充斥着杀戮与混乱的伊朗社会的塑造，其实质就是为了反衬西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并为其对东方的伊朗进行后殖民寻得合理托辞。
在西方影片的任何阶段中，这种东方主义的书写都有着娴熟的表达方式和丰富的文本。《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呈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烦冗腐朽的恶习、连《纽约时刻》（New York Minute）这样一部喜剧片，也是以中国人制作盗版音像制品为情节主线的；《赤色黎明》（Red Dawn）中，入侵美国小镇的是朝鲜人民军，几个美国青年凭一己之力击“敌人”；《真实的谎言》（True Lies）中，祸害人间的是疯狂的阿拉伯首领、《重见天日》（Rescue Dawn）中，俘虏美国大兵并将其关在老挝的一个战俘集中营进行百般折磨的是越南士兵；《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中，让人触目惊心的贫民窟和残酷的宗教冲突的是印度；《木乃伊》（Momia， La）系列电影中，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欧康纳夫妇等人是与一个邪恶的东方大魔头在斗智斗勇。
此类影片常以东方主义的叙事手法将东西方作明显的对比，影片中充斥着大量的东方元素，通过对东方形象的直接丑化与歪曲，将东方的“他者”塑造成具有威胁性和可憎性的暴君、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或者通过东方神秘世界异域风情的展示，关注东方他者的另一面，试图让东方产生“自认劣等意识”，从而达到其“文化霸权”的目的。
（二）隐性的“东方主义”：暗藏着意识心态的腹语术
为最大程度上占领庞大的东方电影市场，从而更加便利地推行“东方主义”，西方的影片越来越注意策略的改变。这种改变，一种是貌似完全和东方无关，只是在影片中将西方人塑造成无所不能的强者，地球的拯救者，世界秩序的重建者等等；另一种是影片中虽有东方的元素，但不再将之直接丑化或歪曲。相反，还呈现了刻意向东方文化示好的一面，但是这种有意隐藏自己的政治偏见电影幕后，是一种暗藏着意识心态腹语术的新东方主义，更像是一种对东方赌气式的书写方式。2016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好莱坞动画片《疯狂动物城》（Zootopia）中兔子的“逆袭”与绵羊的“反转”，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业兜售价值观隐晦手法，“靠‘看不见的手’搞‘看不见的宣传’，淡化了背景、掩饰了立场。”[5]
1.塑造完美自我形象进行文化入侵
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影片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观传到东方，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想象，这种更加隐蔽的东方主义使得世界各民族文化出现“同质化”趋势。从而达到西方对东方文化殖民的目的。
从20世纪20年代的《铁骑》（The Iron Trail，1924）（一部西部铁路开发史）、30年代的《壮志千秋》（Cimarron，1931）（赞扬了主人公的正义感和献身品德，褒扬了西部开发精神）开始，到1939年的《关山飞度》（Stagecoach）（主人公突破印第安人的围攻并以一敌多击毙了仇人），再到由60年代的《007》（James Bond）系列（邦德总能在最危难时化险为夷，也总能邂逅一段浪漫的爱情）、70年代由罗伯特・怀斯（Robert Wise）执导《星际旅行：无限太空》（Star Trek： The Motion Picture，1979）（对抗外星人对地球的大规模攻击的故事）、80年代的《蝙蝠侠》（Batman）系列（令罪犯闻风丧胆的黑暗骑士）、90年代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主演的《勇闯夺命岛》（The Rock，1996）（又一部个人英雄主义的大片）、以及2005年的《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又是对抗外星人的入侵）、2008年的《全民超人》（Hancock）（超级英雄的故事）以及近年来为大家所熟知的《蜘蛛侠》（Spider-Man，2012）（蜘蛛侠守卫纽约的故事）等等，这些影片，无一不体现对个人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对西方神话的续写，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能够反映西方基本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
这种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塑造常常让东方的影迷认同和接受影片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却忽视了后殖民语境下影片中的“东方主义”。实际上，过度的个人英雄主义是对世界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一种否定，是突出自我价值而否定“他者”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是一种遮蔽性的东方主义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入侵。
2.向东方文化示好背后的东方主义偏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流的深入，当西方再也无法忽视东方庞大的电影市场，西方的电影制片商一改最初具有明显迎合西方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色彩，在电影中尽量加入更多的东方元素：如在东方取景、选取东方的演员、植入东方的产品广告、减少丑化东方反面角色，发掘东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等等，这些向东方文化示好的元素的背后，实际上是更为隐性的“东方主义”的成型。
2009年由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执导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Farewell Atlantis），为了更好地打入中国市场，制片方在影片中大力打造“中国牌”，空前正面表现诸多的“中国元素”，甚至连拯救人类的方舟计划也在中国进行。这种向东方文化示好的做法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为了票房收入刻意穿插中国元素的做法其实缺乏文化上真正的感召力。所以，当《2012》中出现了“这样的（造诺亚方舟）任务只有交给中国才能完成”的“表扬”语时，中国的观众也被逗乐了。其实，这更像是对东方文化的一种不尊重和反讽，依然是一种隐性的东方主义思维在作怪。
好莱坞1999年摄制的《安娜与国王》（Anna and the King）是一部泰国题材电影，影片中讲述了讲述19世纪中叶泰国国王与英籍女教师安娜之间的跨国恋情。然而，在这一唯美浪漫的异国恋情背后，东方主义的思维并未剔除。在文化冲突的交锋之中，最终是来自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方式完成了对东方国王的启蒙和教化，这其实就暗含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俯视。
好莱坞银幕上的东方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它们跟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联系。透过好莱坞电影对东方形象的塑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年来在影片中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偏见。
在21世纪的今天，旧有的东方主义表现方式已经有所松动，至少在赤裸裸的敌视或偏见方面有所削弱。然而，西方电影，尤其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从根本上来说，乃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媒介。
结语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已经不是单纯的西方对于东方的学术性话语，而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西方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学术著作和在文艺作品里，向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电影，作为极为形象逼真的影像传播方式，更容易收到观众的喜爱，也自然成为西方妖魔化、丑化和固化东方的一个便利载体。
在论述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基础上，本文对西方影片中存在的东方主义进行了解读，指出无论是直接丑化、弱化东方还是通过表现西方的理性光辉和完美的道德世界来反衬东方野蛮落后，都难逃文化霸权之讥。东方要积极辨认西方电影宣扬的价值观和种种神话，通过对引进影片的合理翻译、制作优秀的民族电影以及清理内部“自我东方化”等种种策略，解构西方电影中东方主义的叙事方式，积极主动地在影片中重塑东方的真正形象。
2014年中国电影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高速增长，全年创造票房296亿，观影人次达8.3亿，中国电影拉动了全球电影的增长，各种资本和互联网以不同形式涌入，为中国电影带来源源不断资金。
今年初，艺恩咨询正式《2014年中国电影市场影响力研究报告》称，2014年由电影所带动的整体产业规模超过687亿元，间接提供不少于50万个就业岗位，随着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将会愈加重要。
印度电影为中国量身定制
对一直关注中国电影市场的海外制片商而言，印度导演拉库马.希拉尼执导的《我的个神啊》可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一个转折点。
据印度《经济时报》网站近日报道，这部由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在中国票房市场吸金10亿卢比（约合9000万人民币），这再次坚定了他们对中国电影市场潜力的信心。
中国为全球电影提供了巨大机遇。印度“丛林居民”电影公司总裁普里蒂・沙哈尼表示：“中国影院的平均票价为8美元，任何一部在中国市场受欢迎的印度电影都会获得全球票房收入的显著增长。”该公司将拍摄下一部在中国公映的印度电影。
印度福克斯―星空电影制片公司执行总裁维贾伊・辛格说，《我的个神啊》取得的成绩表明，宝莱坞好的故事片在中国有市场。辛格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市场将向更多印度电影开放，这会重新定义宝莱坞的经济学。”
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根据中国观众的口味，量身订制内容。《我的个神啊》的预告片被重新剪辑，希拉尼制作了一个更加吸引中国观众的新版本。
俄罗斯电影寄望“东山再起”
自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电影在国际上就一直难有立足之地，不过现在，俄罗斯电影也计划打入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电影票房市场。
据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网站报道，2013年，大制作战争电影《斯大林格勒》成为首部在中国大规模上映的俄罗斯影片，上映头4天票房收入就达830万美元。这部影片也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在俄罗斯本土的票房收入约为5100万美元。
自那之后俄罗斯电影开始重整旗鼓，在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中国共购买了11部俄罗斯电影，比其他国家都多。报道称，中国还拥有庞大的电影院网络，全国的银幕总数超过2万块，而俄罗斯只有3780块。
《莫斯科时报》的报道称，去年中俄加强了政治和商贸关系，因为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美国和欧盟出现政治僵局，俄罗斯正努力加强其在国际上的地位。
随着中俄外交关系的加强，两国电影公司也在尝试合作，这对俄罗斯电影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
根据俄罗斯电影基金会的数据，目前正在进行的合作影片包括科幻冒险题材的《中国游记3D》和《冰雪女王3》以及动画喜剧片《嘎嘎叫的假期 3D》。
负责俄罗斯电影海外推广的俄罗斯电影公司负责人亚历山德拉.莫杰斯托娃说，将于明年在中国上映的《嘎嘎叫的假期3D》是首部获得大笔中国投资的俄罗斯电影。
这笔投资对俄罗斯电影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莫杰斯托娃说。
报道称，现如今，俄罗斯的电影制作人和政府都把目光投向了东边的这座“金矿”。
好莱坞开始向东方倾斜
诚然，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北美电影市场全球规模仍然最大，但是这个市场正在萎缩。一家电影行业网站估计，2014年北美市场售出的电影票的数量为12.4亿张，为1995年以后的最低水平，当年的数字为12.2亿张。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称，这一数据的高点是在2002年，当年卖出的电影票达到15.8亿张。此后，电影票的销量逐年减少，表明电影行业在这个曾经的核心市场遭遇了麻烦。
对于电影制作公司来说，好消息是它们现在更多地依赖海外市场的收入，而海外市场正在飞速发展。
报道称，说得更清楚一点：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而且很快会成为全球第一。中国单是在2014年就新增了5000多块银幕，全年总票房接近50亿美元。美国本土市场的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不过以前还没有哪个市场接近过美国的一半。而且中国的票房还在以每年近1/3的速度增长。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报道，影片《速度与激情7》今年4月在中国上映首日就进账3.91亿元人民币，几乎是之前纪录保持者《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的两倍。中国市场成为与北美市场同等重要的市场，《速度与激情7》和《变形金刚4》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甚至比在美国还高。
好莱坞电影中更具代表性的是产品植入。而这些植入并不打算让非中国观众理解。比如，在《变形金刚4》中，出现了用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取钱的场景，中国观众能够立即注意到这点。但这个画面如此迅速地掠过，以至于不是中国观众也许不会注意到卡上有中文。
好莱坞还利用中国希望学习“商业”的愿望，因此许多伙伴关系为美国电影提供了其非常需要的先融资方式，以及帮助确保在中国国内上映。
此外，美国影视制作公司已经开始提交剧本内容让中国当局审批。2014年，《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在中国收获了约3亿美元的票房，刷新了外国大片在中国的票房纪录。《好莱坞报道》称：“派拉蒙影片公司为确保在中国取得成功作出了很多努力，在北京、香港等地取景，邀请了包括李冰冰在内的众多中国演员。”所以，事实上，中国正开始从远方影响好莱坞影片的内容。
摘 要：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一部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主义作品，导演张艺谋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后，更是升华了该小说的东方主义特性，因而备受西方媒体的关注。《红高粱》在搬上银幕的过程中，无论是影片表达出的西方对于东方的想象，抑或在声光影领域所进行的实验与开拓，都体现出现代中国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
关键词：东方主义 西方 《红高粱》 张艺谋
电影《红高粱》在国际影坛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作为电影艺术家，导演张艺谋的作品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关注――这种现象是对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肯定，而张艺谋热衷于将小说进行创造性的改编已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在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复杂过程中，编剧会对小说进行符合电影创作规律的二度审美和重新把握，也就是所谓的“再创造”过程 。电影《红高粱》之所以广受好评，除了故事情节本身引人入胜外，也跟张艺谋在对小说进行二度创作时，强化了电影中的“东方主义特性”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电影《红高粱》完美诠释并演绎了神秘的中国民族文化，面对西方世界的好奇与窥探，大方铺开了沟通展示的桥梁。
一、电影中所创造的东方世界
东西方的地域文化差异，使得西方对东方有一种本初的欲望和想象;而这种强烈的欲望在东方没落及西方兴起的背景下便愈发膨胀起来，这种强大的征服欲促使西方文明不断地了解和接触东方。那么，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究竟是怎样的呢？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写道：“有些特殊的物体是由大脑创造出来的，这些物体，尽管表面上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却出自于虚构。一群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人会为自己设立许多边界，将其划分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和与自己生活的土地紧密相邻的土地以及更遥远的土地――他们称其为‘野蛮人的土地’。换言之，将自己熟悉的土地――称为‘我们的’、将‘我们的’地方之外不熟悉的地方称为‘他们的’，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做法所进行的地域区分可能完全是任意的。”[1]“东方主义”便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无知想象与偏见的认知下，被创造了出来。
电影《红高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东北高密的传奇故事：在黄土飞扬的高密大地上，作为杠子头的“我爷爷”喜欢上“我奶奶”，血气方刚的他干脆利落地了结了“奶奶”的准丈夫，并与“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虽高粱地里的野合场景让《红高粱》一度成为禁片，然而这既包含着编剧对于原始生命欲望的大胆想象，也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东方性本能的猜测。漫天的黄沙、简陋的窑洞，以及夜空中那轮如诗如画的明月，这些对小说原景的夸张叙述虽使人略感陌生，却迎合满足了西方观众的猜测与臆想。
初看《红高粱》，就连中国人自己都不免诧异――不仅因为整部电影的荒诞离奇，更是由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被导演披上了一件带有浓烈西方色彩的外衣;与其说这是该片刻意营造出的一种蛮荒的神秘感，倒不如认为是导演为观影者量身打造出的一个未经开发的中国。“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以自我为中心”创造出的东方，他们心中的“东方”并非是客观的东方，而是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想象。电影《红高粱》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看来，“自古以来东方就是不同于他们的‘他者’，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客体，东方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和非凡的经历。作为客体的东方应该是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非理性的，等等”。[2]
那么，为什么说“电影《红高粱》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呢？首先，从时间上看，倘若不是影片最后出现的抗日情节，很难想象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在真实历史上剧烈变革的转折时期，在影片中却并未做过多描绘，仅仅是一笔带过。影片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采取刻意淡化的处理方式，并不做详尽的正面描述，使西方观众看到更充满异域风味的中国。该片的镜头初始就呈现出由大片的红色和黄色交织构成的画面。其中，尘土飞扬的十八里坡深刻展现了当地的贫瘠荒凉，烘托出生存环境的艰难，营造出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历史沧桑感;而影片中如止水般寂静的夜空与黄土地的组合又显得那么难以捉摸，就像是神秘东方的缩影――影片对时空背景刻意淡化的处理，使我们立马就能感受到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因此一开始就不可能将电影中故事背景与真实的中国社会环境画等号。
其次，电影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单一平面的。无论是人物的语言抑或着装都被简化到极致，影片的主人公“我爷爷”被刻画成一个“一根筋”的角色;而在表现“我奶奶”以及十八里坡伙计的性格特点时，也多以行为替代语言的方式进行诠释。如简陋且略显破旧的衣着（酒坊的伙计大多赤裸着上身，小豆g的出场只穿着一件肚兜）、孔武有力的臂膀、在高粱地里尽享欢愉的“我爷爷和奶奶”都体现出简单粗暴的原始生命力，而这些恰恰符合西方人对东方“未经完全开化”的理解和想象。“我奶奶”身着红袄、红裤、红鞋和红盖头，加上那红头绳、红耳坠、红脸庞，将旺盛的生命力与原始冲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红色基调的画面再同影片最后血肉模糊、叠股枕臂的场景联系起来，使得整部影片都沉浸在一股亢奋冲动的氛围中，这时继而响起豆g那稚嫩嘹亮的呼唤：“娘，娘，你上西南，长长的大路，宽宽的宝船……”观众的情绪被瞬间调动起来，好似某种原始的内在生命冲动与压抑至深的痛苦在那一刻几近喷涌而出，使观众猝不及防地陷入一种纯粹的情节体验中去。张艺谋在改编小说进行二次创造的过程中，将人物形象、语言特征及时代背景都简化到了极致，使西方观众看到一个被“提纯化”、甚至是“符号化”的中国。在经过提纯后，故事的寓意虽单纯，然却使西方观众了解到一个神秘而丰富的东方世界，这恰巧印证了他们对于东方文明的最初设想：即原始、冲动且混合着野性特征。
二、《红高粱》自身对于“东方化”的参与
“东方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可谓是西方对东方的歪曲想象。但与此同时，萨义德也指出：“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3]面对西方世界对东方的丰富想象，处于逐渐“被边缘化”地位的东方人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事实上，大部分东方人逐渐认同并接受了西方对于东方世界的想象;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西方世界的审美胃口。
近年来，中国影坛热衷于拍摄类似《神话》《无极》《黄金甲》之类充满“东方元素”的大成本制作电影，目的在于冲出亚洲、走向国际。电影里无不充斥着动作机械划一的士兵、面目模糊的人群以及落后且甘受压迫的愚民……实际上这些影视元素，都是为迎合西方对中国“愚昧专制落后”的固有思维而特设的场景。相对于东方文明而言，西方世界认为自己是具有独立“自我”的主体，是进步、文明、科学和理性的代名词。中国对于西方潜在优越感的默认，实质上也是东方自身对于“他者”从属地位自我接受的一种表现。除此之外，中国对西方人眼中东方文化形象的接受，还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即意识形态）的接受上;如张艺谋早期导演的电影《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等，国内观众看到这些电影都被片中所展现出的贫穷和夸张化的落后所震撼，以至关于“张艺谋就是喜欢把贫穷落后中国拍给外国人看”的议论声不绝于耳。与其说《红高粱》之类的电影因揭露出中国的封建文化而备受西方媒体的好评，倒不如说是因其迎合了西方长期以来认为中国封建落后的固执偏见，这种迎合就是接受西方审美观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种对西方审美误区的接受以及对西方优越感的默认，就是东方世界自身参与“东方化”的一个显著表现。
随着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在西方影坛一炮走红，近年来具有东方色彩的国产电影更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争相踏入国际殿堂。然而，之后的东方电影在国际影坛上并没有延续《红高粱》的火热，国内观众也不予好评，观影后纷纷表示“不知所云”。《红高粱》的成功，既源于其满足了西方世界对神秘中国的想象，也在于对原著故事情节的还原，在纯化人物及故事背景同时却并未放弃“民族传统”的文化核心。所以一部优秀的民族电影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东方色彩”的镜头组合，最重要的仍旧是故事本身的内涵与灵魂。
[摘要]电影《巴黎圣母院》改编自法国文学巨匠雨果的同名文学作品，影片围绕一个吉卜赛姑娘的生活遭遇而展开了叙述，除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外，影片还通过刻画独特东方审美性的色彩画面来凸显出人物命运的多舛，进一步揭露14世纪法国封建统治和天主教会的昏暗，对底层人民给予了人文关怀。本文通过对电影《巴黎圣母院》的故事情节进行分析，并分别从色彩浓烈的画面、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以及“彩蝶”式的悲剧审美三个方面来剖析影片对色彩的构建与东方审美色彩具有一致性。
[关键词]电影《巴黎圣母院》；审美色彩；彩蝶；幽暗色彩
色彩在电影创作中的运用主要依附于场景空间，并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渐入、主题的凸显起到浓墨重彩的一笔。电影通过植入多种色彩共同讲述故事情节，且与影片人物、背景等融为一体。甚至有时候电影色彩的强烈凸显的作用要比直白的电影台词更能触动观众的心底世界。电影《巴黎圣母院》把经典名著搬上银幕舞台，影片通过营造浓烈的色彩对比来凸显厚重的历史感，且跟随色彩画面的转变让观众更加深刻感受到爱情的伟大与人性的丑陋。这部影片在色彩的构建过程中符合东方的审美特性，透过色彩画面营造的悠远意境，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的审美色彩与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中庸”思想相一致。
一、电影《巴黎圣母院》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杰出的文学作家，他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文学创作，他在戏剧、小说等文学领域大放异彩，通过沉稳的笔触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文学才华。1831年，雨果发表了大型小说《巴黎圣母院》，小说汇集了他一生中的思想精髓和文艺价值，是浪漫主义典型代表作。正因为《巴黎圣母院》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所以它曾多次被改编为电影艺术，通过影像化的表达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同名改编电影《巴黎圣母院》的背景设置在由路易十一执政的巴黎社会，并围绕故事发生的地点巴黎圣母院而展开叙述。克洛德・费罗洛是巴黎圣母院的祭司，他不断地向社会宣扬性欲是不可饶恕的，会吞噬人的心灵，一旦触碰了它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当他第一次看到了美丽女孩埃斯米拉达后就克制不住地想要占有她，被压抑许久的欲望顿时爆发，狂热追求这个女孩，甚至不顾使用卑劣的手段也要一心抢占美貌的她，于是在性欲的侵袭下，他从对爱的疯狂追逐转化为迫害，甚至亲手毁灭了埃斯米拉达。故事中的卡西莫多也对埃斯米拉达怀有真挚的情感，他的外貌丑陋不堪，但他的爱是纯洁且无私的，甚至宁愿奉献出自己的性命，这与费罗洛的私心占有是截然不同的。费罗洛的灵魂是黑暗的，当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得不到埃斯米拉达的爱情时，他残酷地把自己的罪恶行径嫁祸给他人，把埃斯米拉达推入了万劫不复的绞架。卡西莫多难以忍受主人的残暴行为，于是他为了拯救爱人，不惜把费罗洛从高处推下去。
电影《巴黎圣母院》映入观众眼中的第一个画面就展现了肃穆的圣母院，在整个镜头画面中只能从几只白鸽看到一丝的生命力，随之就出现了几个希腊字母，通过“倒叙”的方式展开了爱恨交杂的故事，且在开篇之处就给观众设置了一个悬念，使观众的心底埋藏了深深的好奇感，很想去挖掘其背后的故事，于是故事内容就缓缓地呈现出来了。电影中刻画的巴黎社会的景象，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气息，原著中对法国封建君主制度的泯灭人性和教会的表里不一进行了沉痛的阐述，影片也着重描写了生活在巴黎底层社会的穷苦人民，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上层社会赋予的残酷和暴行，同时影片也深刻展现了波旁王朝击毁巴黎圣母院的暴力，从这些赤裸裸的画面中使观众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体验了法国混乱时期的沉重感和历史感，耳边不断地响起反对封建专制、抵抗天主教会的呼喊。虽然影片展现的是法国的历史题材，并融入了人性的反思，但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深刻思想的展现主要借助细腻的色彩彰显出来，无论是色彩浓烈的画面，还是昏暗意境的构建，都富有东方独特的审美特性，凸显出色彩的“抒情写意”功能。
二、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东方审美色彩
（一）色彩浓烈的画面
电影《巴黎圣母院》在开篇之处就刻画了几组鲜明的色彩画面，影片聚焦于巴黎圣母院，且当时《圣母的审判》正值演出，画面中充斥着街头乞丐在祈求馈赠的声音，在街头的另一处有许多群众在欣赏吉卜赛女郎的优美舞姿，还有巴黎人民在狂欢，大肆庆祝的浓烈色彩画面。一眼望去，仿佛让人真实地看到了15世纪巴黎社会的真实景象，色彩的强烈对比和浓墨重彩，仿佛历史画面的再现。同时，影片正是通过这几组简单的画面，独具匠心地把故事的主人公纷纷展现出来，热舞的姑娘埃斯米拉达、负责敲钟的卡西莫多以及副院主费罗洛。其中女主人公埃斯米拉达是一个美貌的姑娘，具有开朗的性格和善良的心灵，她对周围的人们具有同情心，在影片中进一步刻画了她的美善，为了能拯救诗人走向绞死的命运，她当众宣布做他的“妻子”，解救了他的生命却不计较往日的丑恶；怜悯被鞭鞑的卡西莫多，亲手把水递送到他的嘴边，为他送来生命之泉；她甚至把自己辛劳赚来的钱分给周围的孩子们。但正是这样一个心灵高尚、令人怜惜的姑娘却因为费罗洛觊觎她的美貌而遭到了陷害。在她身心痛苦的过程中，卡西莫多为了解救她的生命而把带到了教堂，虽然教堂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因为教会和宫廷之间的利益勾结，最终还是无法保住埃斯米拉达的生命。这一事件激发了广大群众对她的同情，让市民真正认清了费罗洛的伪善和封建制度的残酷不堪。电影创作者在进行故事叙述和画面呈现的时候主要运用了夸张手法，在东方的影像审美中，反映埃斯米拉达的壮烈和费罗洛的丑陋心灵往往会借助浓烈的色彩对比来凸显出人物心中的强烈情感，且进一步把人物的矛盾和阶级的冲突扩大化，从而通过一幅幅鲜明色彩的画面来深化影片的主题思想，揭露特殊时代背景下统治制度的腐朽和群众的愤怒情绪。
（二）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
电影《巴黎圣母院》的审美色彩还反映在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方面，借助灯光的映衬下，似乎看到了中国古典艺术中的意境，例如，影片在刻画埃斯米拉达被卡西莫多藏在钟楼的那一处情节中，当时的埃斯米拉达独自一人承受着内心中的惶恐和孤独，她只能凭借悲伤的曲调来惦念心中的爱人，即卫队队长。影片的背景是幕墙，在幕墙的左上方有一块石头的漏洞，所以创作者就借助这块视觉空间的漏洞采用闪现了许多星星的黑色幕布，仅仅是色彩背景的一点变化就使画面中的空间产生了鲜明的变化，就好像是在魔术双手的作用下由室外的景象转化为室内。同时，为了凸显出埃斯米拉达当时内心孤助无缘的心情，画面中呈现的幽暗色彩并没有其他布景的点缀，只有一束光投射到埃斯米拉达的身上，把她的影子映射到幕墙上。在这个紧张、昏暗的画面中，观众的情绪也被带到埃斯米拉达身处的这间小屋，且屋外是一片黑暗，她能看到的仅仅是那一角透露的星光和若隐若现的烛光。随着埃斯米拉达充满忧郁的歌声的响起，观众仿佛深刻体验到了她此时的心情，一同与女主人公一起感受着命运的难以捉摸和绝望的生活，虽然镜头画面对这处情节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但仅仅几个色彩画面就把埃斯米拉达身处的幽暗环境生动刻画出来了，同时把她内心中的恐惧、害怕心理淋漓尽致地通过色彩的构建展现出来了。
（三）“彩蝶”式的悲剧审美
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笼罩上了一层颇具东方审美性的悲剧色彩。影片最后讲述了在故事结束后的两年里，人们来到了墓穴寻找奥利维埃・勒丹的尸体，他是在两天前被绞死的，他的安葬也是得到查理八世的恩典。在这些恐怖的骸骨堆中有两具非常怪异，且一具缠绕着另一具，其中一具的尸骨很显然是女的，因为上面还残留一些白色裙子的碎布，且挂着项链，而另一具缠绕在这个女子身上的是男子的尸骨，可以简单判断出男子并不是绞死的，很有可能是自己在临死之前跑上来抱着这个女子的，当人们试图把这两具尸骨分开的时候，男子的尸骨突然就化成了尘埃。影片的结局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结尾的安排饱含了创作者对人物遭遇的同情和人文关怀。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与往常西方的死亡结局并不相同，西方的创作观念中往往把最后的死亡设置为悲壮的，无论是哈姆雷特的身亡还是安娜的自杀，都让观众感受到决绝的悲凉。但在中国的古典艺术中推崇的是“中和”的审美思想，电影《巴黎圣母院》的化尘式的悲剧结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梁祝》，因为《梁祝》中的主人公在人世间不能圆满结合在一起，因此作者描写了他们为爱殉情，并且化作了一双彩蝶，自由自在飞翔。于是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相一致，是灵魂世界的最高审美。飞舞的蝴蝶代表了新的生命，也是中国人审美思想中的最高意境，在雨果笔下描写的“化尘”，与我国的审美思想不谋而合，都对有情人寄予了美好的希望。从中无疑可以看出，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与西方式的悲壮、惨烈的死亡结局并不相同，且彰显出如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彩蝶”的审美色彩。
三、结语
综上所述，《巴黎圣母院》可以称之为一幅浓烈色彩的浪漫主义油画，在色彩的映衬下，电影故事汇集了荒诞的情节、壮美的场景画面、生动形象的人物。整部影片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来映射现实，展现由封建统治下的巴黎社会充斥着暴力和阴暗、天主教会的伪善和泯灭人性的暴行激发了广大市民的愤怒。电影创作者采用了细腻的色彩勾勒来凸显出大的时代背景，鲜明的色彩对比让观众感觉到刺目，浓烈的色彩与昏暗的社会现状无疑形成了具有讽刺意义的对比，影片整体情调较为压抑沉闷，好像所有人的命运都被圣母院的钟楼在无形之中掌控着。除却沉重的色彩画面描写，影片中也有一些浪漫的色彩画面，例如女主人公埃斯米拉达与甘果瓦一起玩耍的时候，这些短暂的情节画面在整片沉重的情感氛围中得到凸显，同时也是巨大灾难来临前的宁静。
摘 要：东方影都的投资和建设使我国电影的产业链进一步成熟、完善，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也将为我国电影事业的拍摄、制作、发行、营销等各环节带来巨大的转型契机，凝聚更强的实力，开拓广阔的国际视野。此外，青岛东方影都还将经由对我国电影产业的影响来辐射山东省及附近区域，进而可能对全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助力。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虽以正面为主，但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东方影都；电影；整合资源；产业结构
2013年9月22日，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区正式开工。青岛东方影都是以影视产业为核心，涵盖旅游、商业等多种功能的大型综合性文化产业项目。万达预计总投资超过500亿人民币，文化旅游投资超过300亿，预计占地37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40万平方米，包括影视产业园、电影博物馆、影视名人蜡像馆、文化旅游城、度假酒店群、游艇俱乐部等项目，将打造影视拍摄、影视制作、影视会展、影视旅游综合功能的全产业链。
笔者认为东方影都的投资和建设将对我国的电影事业造成巨大的影响，引发我国电影事业的革命性转型，使我国的电影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和黄金时代，并进而对我国产业结构造成巨大影响。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以正面为主，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整合国内外资源，促进国际合作
目前中国电影的世界地位逐年提高，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与我国电影事业起步晚、市场化程度较低有关，同时也是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军团队，影视资源缺乏整合有关。因此，我们总是很难将已拥有的资源发挥利用到极致，更难将没有的资源通过合作等方式来共享和合理利用。东方影都的建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国内电影市场的资源，并吸引国际电影制作团队前来合作，利用传统与现代、国内和国际资源，整合多方优势出大片。此外，依托万达集团的资金实力、人才优势，成片的销售渠道将更为成熟和多样，产业链的打造也将更为完备，因而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国际传播和销售，并以音像制品、纪念品授权制作、文化旅游等完备的产业链形式来为制作方获取更高的利润率，并将影视资源利用到极致。关于整合资源主要可分以下三点：
1.整合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历史从未中断的国家，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历史的积淀是丰厚的资源宝库，给予我国电影人以丰富的题材和资源，也让“生于斯长于斯”的电影人拥有与生俱来并日益加深的独有的文化气质。然而以目前电影市场的影片来看，我国电影人并未充分利用好这些独有而又珍贵的资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曾分析中国电影的三个时期。其中在第二个时期，张艺谋等导演挖掘了许多具有乡土气息的资源，拍摄了许多本土影片，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等。这些影片曾在许多国际影展上多次获奖。然而，正如尹鸿教授所分析的，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审丑的色彩，披露的大多是落后、封闭、负面的信息，借以引起国外评委、受众的好奇心理，会对我国形象造成损害。与此相对，李安等导演也拍摄过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如饮食、太极等）的影片，比如《喜宴》《推手》《卧虎藏龙》等。其构思和拍摄手段都巧妙地融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于影片之中。但是，这类优质影片的数量还是较少的，而且没有充分利用、整合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更没有全面、立体、多样地展现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而东方影都可以作为一个优势集结点，将我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转化为“生产力”，在新的时挥、重塑其不朽的生命力。
2.整合我国现代文化资源。目前，展现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影片虽然很多，但真正能够准确体现我国当代文化、主流价值观、时尚潮流的影片却少之又少。大多影片仅仅是浮于表面，仅仅展现形式上的都市、乡村生活、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心理状况等等，却没有深入挖掘，在思想性和艺术审美方面都有所欠缺。因而，这些影片没有充分发挥传播我国当代气象、时代风貌的作用，也不具备在国际上传播我国价值理念、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作用。东方影都的建立，可以有效扭转现有的状况，将我国现代文化资源充分整合，凝聚最有传播力和传播价值的资源，加以制作和传播。
3.整合国内外拍摄制作、发行资源，优势互补。目前我国电影事业在技术方面与国际高水平制作团队的差距正日渐缩小。笔者认为，相比技术，人才资源是更具竞争力的资源，也是我国实现反超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拥有一批水平较高、国际影响力较大的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发行公司，但在总体上仍然是零散的，没有形成合力。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来加以整合，而东方影都则堪当此任。此外，东方影都还可以借助其拥有的国际资源和与国际高水平制作团队的联系实现跨国制作和联合拍摄。我国电影在传统文化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而在拍摄、制作技术和营销传播方面则存在较大的不足。我国的优劣势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高水平电影制作方存在明显的互补，而互补则蕴含着合作的契机和高效率。实现跨国制作、传播，不仅有助于吸收先进理念、技术，降低投资成本，还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获得海外发行的优势渠道，为投资带来更多票房保障。有了海外发行等保障，吸引各类风险投资者投资也会变得越加容易。可以说，东方影都将为我国电影事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和转机。中国电影将拥有一流的拍摄团队、强大的制作及发行、营销团队，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电影的潮流，进而影响世界电影的发展方向。此外，东方影都还将实现对以往拍摄、制作、营销方式的革新。仅就营销方式而言，目前我国电影的营销传播正努力与世界接轨，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仍趋于简单化、传统化，没有充分将电影产品进行包装、营销，市场开拓的力度也不够大。虽然目前电影市场已经引进了整合营销传播的理念，但大多还是停留在理念的层面，真正落实在行动上的很少，更少有成功案例。简要对比国际高水平大片的成功营销和我国少数电影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一些端倪。2012年由漫威电影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电影工作室发行的《复仇者联盟》是漫威电影宇宙系列的第六部影片。经之前几部电影《雷神》《美国队长》《绿巨人》的成功铺垫，以两亿两千万美元的制片成本取得了超过十五亿的票房收入。而我国的电影，比如《杜拉拉升职记》《失恋33天》等小成本电影，也是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营销，取得了过亿票房的好成绩，却明显与漫威存在较大的差距。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电影具有成功营销的潜力，也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和一定的经验，只是缺乏形成“套路”的模式化运作。可以说，东方影都将为我国与世界电影之间搭建起交流的平台和桥梁，有助于增加我国电影的对外开放性，促使我国电影更多、更好地走出国门。马克思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东方影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电影事业进入“世界交往”提供了道路和方向。
二、电影产业对区域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笔者认为，东方影都的建立将会在我国的电影产业中引发革命性的革新，同时，还将经由电影产业对青岛、山东省及附近区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进而对全国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而在短期内，这一影响将主要波及青岛、胶东半岛及山东省周边区域，对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影响不会非常明显。但从长远来看，我国整体产业结构极有可能会受到较大的积极影响，东方影都将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助力。
长久以来，青岛在经济发展方面主要依靠其石化等重工业和海尔、海信等轻工业企业，其产业结构也主要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不高，这一比重在全国二线城市之中排名较为靠后。与此同时，伴随这样的产业结构而来的是相应的以石油、电力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体力劳动和技术工种为主的劳动力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现代化城市的未来发展，对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而其劳动力结构也不符合现代化城市的要求。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倡导低碳、减排和“绿色GDP”等理念。随着东方影都的发展，并辅以其他方面的科技进步和第三产业其他部门的促动，区域的产业结构一定会日趋合理，环境的质量也会得到改善。而电影产业是朝阳产业，经由东方影都的整合，将通过院线收入、音像制品、产品授权制作、拍摄地旅游等产业链上的众多环节为青岛和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和外汇收入。
马克思曾敏锐地预测未来社会的特点，陈力丹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一书中概括为以下四点：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信息产业居主导地位；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劳动中智力的支出将超过体力的支出；资源结构发生变化，知识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极其重要的资源；科学的组织和决策机构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我认为，东方影都的建立对上述四方面均有影响，而对劳动力结构和资源结构的促动作用尤为巨大。与此同时，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知识生产力的增长也将为青岛、为胶东半岛、为山东省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资源，大大提升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能力。
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以正面为主，同时也存在一些堪忧的负面影响，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加以关注的。
首先，过于注重出“大片”，可能会压缩小制作、文艺片等小众影片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其次，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形成的垄断现象可能会压制青年导演、编剧、演员的发展，进而可能限制中国电影未来向更广的方向发展。第三，跨国、跨地区进行的联合生产，可能会流于形式，变得尾大不掉，失去合作的意义，亦可能在拼凑和流水生产中失去艺术的美丽，迷失了文化的本意，泯灭掉人文的气质。此外，关于影视基地涉嫌圈地的担忧也始终存在。此前长影集团的“环球100”电影主题公园、浙江华策影视的“海宁中国武侠（影视）文化产业基地”等影视基地的启动和投资也都受到了涉嫌圈地的批评和指责。一些业界专家认为，万达的做法，更像是以文化为由头开发房地产，是文化搭台、地产唱戏的做法。
电影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纯然的艺术作品了。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文化产品，是精神消费市场的商品，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的一大引擎。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载体和传播者。基于电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重要地位，也基于东方影都的规模和规格，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方影都的投资建设将为我国电影产业、整个产业结构都造成较大的积极影响。同时，由此可能引发的垄断、涉嫌圈地等问题也值得我们继续观察和探讨。
摘要：本文研究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形象，认为这些女性形象是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眼中的形象，是他们的主观镜像，是被“建构”和“想象”出来的，它们是西方话语权力运作的结果。
关键词：好莱坞电影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 形象学
一
从比较电影学的角度看，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历史也就是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的历史。鉴于好莱坞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里的重要地位，一部好莱坞电影史或者一部中国电影史，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的历史。众所周知，美国文化中有消灭和吞并他人的历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事实。美国是电影王国，电影一直是美国推行文化霸权极为重视的一个文化领域。好莱坞电影尤以其强烈而形象的视听语言，引人入胜的叙事方法，众多耀眼明星的加盟，影片的高投入、大制作吸引着大量观众。
美国学者约翰.耶马在《世界的美国化》一文中指出：“美国的真正‘武器’是好莱坞的电影业、麦迪逊大街的形象设计和马特尔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生产线。美国制作和美国风格的影片、服装和‘侮辱性的广告’成了从布琼布拉一直到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全球标准，这是使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国化的重要因素。”[1]文化产品是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每年的出口额达600多亿美元，超过了航天航空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其中好莱坞电影占据了较大份额，仅《泰坦尼克号》一部电影自1977年公映以来就创造了18亿美元的利润。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已成为投资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支柱产业之一。美国的电影业处于世界霸主地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电影已经在全球4/5电影院上映。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世界电影市场的总票房大约每年155亿美元，美国就占据了这个市场的2/3，即105亿美元，美国好莱坞影片的票房收入有一多半是从国外的电影市场上获得的。好莱坞电影现已占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到1998年，美国电影业近百亿元的收入竟有超过50%来自海外。1998年全世界最受欢迎的39部影片来自美国。2001年票房前十名仍都是好莱坞作品。2002年到2003年初的情况也是一样，29部国际票房最佳电影都是美国片。2006年，美国国内电影票房达94.9亿美元，基本和2004年的历史最高点95.4亿美元持平。在制片和发行领域，美国全年电影产量继续保持连年来的高增长态势，2006年再创历史新高，投入发行的影片共607不，打破了2005年的记录，增加11%。美国2007年全球电影票房收入达267亿美元，其中海外票房171亿美元。
好莱坞电影所形成的这种极具冲击力的文化攻势，就连一些西方国家也感到焦灼不安。欧共体一些著名人士大声疾呼：“美国电影就像恐龙一般，正把它的利爪伸向‘世界公园’，要是欧洲国家再不联合行动，欧洲文化就濒临灭绝。”[2]好莱坞电影不仅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它所蕴含的社会政治理念、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通过观众的耳濡目染，其影响力是无法估计的。它不仅是经济武器，更是文化武器。好莱坞出身的里根总统都把好莱坞称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宣传基地”，好莱坞是一个你不能从地理上定义的地方，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它在哪儿。好莱坞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进入人们的潜意识。
放眼世界影坛，一方面，美国好莱坞依然雄踞霸主地位，侵占着世界60%以上的市场，电影已然成为美国排名第四的经济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在美国全球化的趋势中，各国名族电影试图在逆境中生存、发展，像伊朗、中国、韩国、日本、巴西等国力求找到新颖的视角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与好莱坞抗衡，这些国家的电影作品也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纷纷获奖。于是，东方与西方各种话语与价值体系相互冲撞与对话，呈现出多元共存、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局面。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变化最大的时期，选择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关注西方导演是否注意到了中国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反映在他们的电影中。
二
巴柔认为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即是形象学。文学形象就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形象，具有形象的个性与丰富性，又具有原型的普遍性与一致性，其意义并不表现在指涉现象之外的现实世界，而在自身结构通过观念与形式的关系而创造的意义。好莱坞电影中的形象不是西方文化关于东方女性的想象与表现，而是好莱坞想象与表现“东方女性”的方式与角度。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与批评的思潮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它对发达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及制作方式采取了批判的、解构式的立场和态度，其目的在于瓦解电影业中对女性的压制和剥夺。它通过对西方主流电影视听语言的剖析，揭露其意识形态深层的反女性本质。
在梳理好莱坞东方女性时，看到东方女性就在天使形象与妖魔形象之间摇摆，成为西方人想象中的香格里拉或食人坟场。本文尝试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象中加以整理归类，揭示这些幻象的生成机制，把存在于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神经系统中的潜意识抑或有意识挖掘出来，让它见光.这是一块银幕中的银幕，透过这块银幕，看穿好莱坞在想象东方女性时隐秘的心理动机与传播期待，看清“想象性的东方”是如何被西方强加于东方，并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话语，从而成为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
好莱坞影史中约有以下15种东方女性形象：蝴蝶夫人形象、妓女形象、龙女形象、娜拉形象、木兰形象、天使形象、妖魔形象、婢女形象、女奴形象、小妾形象、蜘蛛女形象、公主形象、地母形象、家庭妇女形象。我在此文中将根据几部有代表性影片来分析其形象。
（一）天使的向往
好莱坞电影《美梦成真》或译作《飞越来生缘》，曾获过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克里斯与安妮年轻时相识，婚后育有两个孩子，但两个孩子在车祸中不幸丧生，而克里斯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他的灵魂到了另一个世界，而安妮也因对生活绝望而自杀。克里斯置身于地狱，寻找妻儿……
在这部影片中，由华裔女星阮兰丝饰演的仙女，她引导克里斯来到了一个仙境：这里莺歌燕舞，鸟语花香，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宛如《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的影像版。克里斯和仙女所到的地方仍保持着天堂的纯洁与爱：这里富饶丰腴、和平宁静、魅力无穷，逶迤绵亘的精美的草坪与花园，溪水边点缀着茶亭，民居村舍精致亮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无忧无虑。这里充满着东方式的自然灵性的美与神圣，宛如传说中美丽的香格里拉。
这部电影中的一个细节更是发人深省。其实东方仙女正是克里斯的女儿玛丽。在影片的第49分钟处，仙女对克里斯说：“我本来不是长这样的，我们有次坐新航的时候，我爸对空中小姐微笑，她就长这个样子，戴着这个名牌‘李昂娜’。我爸说亚洲女人都很美丽而且优雅、聪明……我当时想，等我长大了，我要变成那样。”东方天使说完这番话后，克里斯才意识到她就是自己已死去的女儿玛丽。克里斯/影片编导的东方天使情结在此暴露无遗。“东方天使”和“香格里拉”的组合使得这部影片的“美梦”得以“成真”：克里斯在天堂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儿，她已变成一位天使，影片同时也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香格里拉”的向往。
“香格里拉”是一个美梦，梦乡就在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那些经常想“生活在别处”的西方人，在梦中做客总来到中国。香格里拉，与其说是中国的，不如说是西方人纯粹幻想出来的。
（二）蝴蝶君的悲剧
而在1933年出品的电影《蝴蝶君》中，编导聪明地反用“蝴蝶夫人”的典故，塑造了一个利用洋人的“蝴蝶夫人情结”向西方复仇的东方形象。东方/中国在《蝴蝶君》里被写成一个文化和性别的大骗局，而西方意欲征服他者却玩笑般解构了自己，是“东方主义”的新产物。
影片中西方人的东方情结、“”中国、间谍疑云、蝴蝶夫人传奇、男女奇恋、混血激情等元素相交织，讲述了一段跨越种族性别界限的变色爱情，掀起了了本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情欲风暴。1964年的一天，法国外交官高仁尼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歌剧《蝴蝶夫人》，对地方文化一直怀着好奇心和神秘感的高仁尼完全被散发着浓郁东方气息的“女子”宋丽伶吸引住了，他主动找过宋多次，半年后被提升他仍旧来宋家并真诚地向宋求爱。他与从不在他面前宽衣的宋终于确定了情人关系。
其实，高仁尼的主要任务即是收集中国的有关情报给法国当局。殊不知，中方同样为了获取美国的情报，派了男扮女装的戏子“宋丽伶”来接近高仁尼。开始后二人因多重原因分开。
1968年的一天，高仁尼在巴尼歌剧院又听到《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这时他更怀念远在他乡的宋丽伶。让他意外的是宋竟来到巴黎并找到他，二人旧情复燃。后来，高仁尼因泄露情报而被捕，没想到站在法庭上指证他的却是男子宋丽伶。高仁尼在囚车看到宋男儿身时才真正明白自己爱上了一个美丽的谎言。最后高仁尼在狱中自杀身亡。
《蝴蝶君》是一出悲剧，片中反复运用的《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也强化了影片的抒情味和悲剧感。其中最大的悲剧集中体现在了法国人高仁尼身上。作为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神秘感和捉摸不定感，使高仁尼在长期的接触与自我理解中，构建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东方想象。他遭遇的东方情调浓郁的“宋丽伶”恰好满足了他的想象――是他心里早已浇铸好的那个完美的东方女性“幻象”的对应物。影片的最后，恍然大悟的高仁尼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绝望地选择自杀。他自尽时脸上涂满了油菜和胭脂，留着冷艳的红指甲。这一形象行为艺术般地动摇了西方一贯持有的主体性，揭穿了西方内在的身份危机，也是“西方文化中心论”面临自身崩溃的隐喻。
（三）“地母”的建构
在1937年1月在美国公映的好莱坞大片《大地》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用现实主义认真描写中国的重要影片，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次有益尝试。影片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沉默、善良、隐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勤劳勇敢的“地母”形象――阿兰。在影片中，阿兰/大地作为一种意象，让我们注意到叙述和意象表层之下的原型结构：阿兰对应着中国地母形象“女娲”。
阿兰是一个命运悲惨的女人，也是一个充满悲怆感的女人。她自己从六岁起就被走投无路的父母卖给了大户人家，受尽了羞辱与折磨。婚后接连的生产、孩子的不幸夭折还有逃难岁月给她带来无尽的痛苦。后来即使在家庭逐渐富裕起来后，肉体的痛苦减轻了，她又陷入更深一层的精神痛苦。丈夫王龙成为地主之后便去，并将妓女娶回家当妾。可以说，王龙与荷花带给她的伤害是致命的。但在这一切苦难面前，阿兰都默默地承受下来。她没有在荷花面前发泄自己的恨与嫉妒，只是坚决不踏进荷花的院子，不与她说话来表达自己对她的蔑视。她变得越来越憔悴越来越枯萎，尤其是发现二儿子和荷花有染时，她近乎崩溃，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她把眼泪往心里流，忍辱负重，用虚弱的病体撑起这个家庭的体面。在儿子的婚礼之后，在悔过的丈夫身边，四十多岁的阿兰安详地死去。阿兰的这种隐忍、包容、圣母般的高洁与自我牺牲精神，使她拥有了一种宗教感，也使影片散发出史诗般的光辉。
[摘要]陈英雄把恬淡冷静的东方文化理念同西方电影艺术，通过独特的思维方式相结合。他的代表作中，既带有故乡情结也带有欧洲式的东方情节中对越南文化的捕猎。他讲求诗意的描述，运用电影语言，打动观众心灵，如诗一般。即使是面对饱含着苦难、泪水和绝望的土地，陈英雄依然葆有诗意。本文从陈英雄的电影文本出发，通过对陈英雄的文化背景的探究分析其电影文本和文化内涵，从而在更高更广的领域里加深了对陈英雄导演风格的理解。
[关键词]东方文化；越南电影；导演风格
越南，这个曾被称为“印度支那”的中国近邻，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使它远离了我们的视线，也使世人对它产生了误解与好奇。90年代以后，越南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中。殖民地题材电影成为提供美丽幻象和慰藉现实的电影潮流。在《情人》《印度支那》等异国情调的影片引起西方电影界关注的同时，一部《青木瓜之味》让我们看到了更接近真实的越南。而这部电影的导演陈英雄虽然是法国文化培养出的电影导演，但是他具有越南传统文化中的静谧、羞怯的气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观察、表现事物的电影思维以及表现手法，一种恬淡静谧、文雅敦厚的东方艺术。
一、陈英雄的文化背景
陈英雄导演是当今国际影坛上一位颇为著名的亚裔法国导演。他出生在越南，14岁移民到法国。最初研读哲学，而后偶见一部让他感动的越南裔导演拍摄的影片后，便决意改学电影。而这一决定开启了他的电影人生。于是，陈英雄进入著名的专门培养电影摄影师的路易卢米埃尔学院，学的是摄影技术，因为他认为导演的场面调度能力应该从观看影片中学习。就这样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后开始了他的电影导演生涯。陈英雄在影视作品中逐渐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影像表现手法。他在20年的时间里，仅拍摄了5部电影，但这却毫不影响他成为亚洲电影界的著名导演，这得益于他的影片散发出的浓烈的个人风格。
电影在越南并不发达，以往越南电影也很少受到关注，提起有关越南的电影，不禁会想到美国经典电影《阿甘正传》和杜拉斯镜头下的异国恋情――《情人》，然而这些影片的故事情节却与越南无关，越南只是这些异国电影中的背景而已。不同于其他电影中那个硝烟弥漫、穷苦落后的越南，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用他的镜头让我们看到一个色彩斑斓，柔美恬静的越南。树隙中倾泻下来的细碎阳光、中式庭院中枝繁叶茂的芭蕉树、娇媚惹人的木棉花、棚架下青翠剔透的青木瓜……除了殖民、除了战争、除了贫穷，这里的越南以其独有的诗意与让人慨叹的生活气息，宛如一位身着奥黛的越南姑娘散发着东方女性的淡淡清香。
作为一位身在异乡的越南人，陈英雄带着对于家乡怀有的一份乡愁，在他的镜头下把越南拍摄得宛如其儿时梦境中一样隽美。但是在其勾画故乡美好梦幻般的回忆的同时，依然不忘关注越南的社会现实，刻画越南社会残酷狰狞的现实，他把镜头对准泛着恶臭的街道，滋事暴力的地痞流氓等越南的底层社会生存现状，从而引发人们对于现实的思考。在陈英雄最为著名的“越南三部曲”――《青木瓜之味》《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中，始终执著地书写着其对越南的情绪和情感，从恬静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怀想期盼中如诗般的画面语言、时而轻快时而沉郁的诗情隐喻中抒发着陈英雄电影中特有的东方文化气息与东方哲学，形成其鲜明的个人风格。
二、陈英雄导演的影片风格
（一）人物：普通人和东方女性
恢宏的历史题材和激昂的伟大情怀从来都不是陈英雄影片的主题，在其作品中没有众人仰视的英雄，只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因为事实上这些卑微但坚韧的底层人物才是生活中真正的主角。如《青木瓜之味》中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女佣梅，在一幕幕尖锐狞厉的境遇中依然温性犹存的“三轮车夫”以及遭遇痛苦婚恋却从容生活的三姐妹，这些人物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最为真实的日常生活才是生活中简约、朴实的温情。陈英雄作品体现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风采，他追求朴实坚韧的生活氛围，他把镜头始终对准现实中的普通人的生活境遇，从小人物对待生活的态度中，诠释着自己处事的东方哲学。《青木瓜之味》中静静地看着这个庭院里所发生的一切悲欢离合，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梅，《三轮车夫》里对暴力和死亡的默默凝视的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里，将所有的家庭矛盾和秘密平静地消解、超然掩盖的三姐妹，他们都诠释着陈英雄面对一切超然坚忍的生活哲学。
陈英雄不仅愿意瞄准普通人，在他的镜头中也赞美着着坚韧宽容、坚忍、平和、宁静的东方女性形象。在其作品中，男性阴柔软弱，而女性是生命的主人：坚定聪慧，镇静隐忍。其影片中画面无时无刻不表露着对这种女性的依恋。《青木瓜之味》中的梅、梅的女主人，《三轮车夫》中的姐姐、老板娘，《夏天的滋味》中的三姐妹，无一例外是具有鲜明气质的东方女性形象。这些影片中，陈英雄对女性的欣赏和赞美正是他对于儿时家乡无限乡愁的一种转化，这些女性身上柔美、宽容、坚忍、沉静、内敛的东方品格，体现了创作者心目中理想的东方女性形象。同时，他用这种崇敬和赞美无声地抗议男权社会中男性的懦弱无能和不负责任。
（二）情节：温馨与残酷的交织
陈英雄这个离国多年的游子从西方世界的观影期待出发，又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自我的文化自觉意识结合，冲破西方世界对越南主观垄断的揣测和想象，通过影像向世人展示了越南的传统与现代、温情与残酷、坚硬与柔软。这是陈英雄以自己的方式回想着祖国的过去，也凝视着现在，更是深切关注着明亮的未来。温馨过往与残酷现实的交织，其影片中所有湿热、阴郁和狂躁不安让陈英雄以诗意的沉郁，超脱的胸怀所平息。用沉静来平息痛苦，让温馨与残酷交织。
正如《青木瓜之味》中镜头从身着金黄色的高领长裙幸福地读书的女主角梅身上向上摇，出现的是一尊安详的佛像。在这里，陈英雄以自然与和谐、清净与祥和描述了另一种观念与理想。以绝对虚静的心灵进入到精神的最高境界：绝对的自由，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拘束瓦解后，逻辑、理性已成负累，没有了对物质欲望、对功名的角逐，于是，最终感悟到了生存意义和精神上的愉悦。
在影片《三轮车夫》的结尾，辞旧迎新的除夕，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生活恢复了往昔的平静。镜头掠过外面的断壁残垣，转向高墙之内的网球场游泳池和身处其中的人们，又再次回到外边突然变得阳光灿烂的城市街道，人流之中，三轮车夫骑着满载全家幸福的崭新的三轮车向前滑行，然后镜头渐渐上升，还有那一群在教室里专注地学习弹琴的孩子们。貌似突兀的结尾让人沉思，是什么东西让这些命运多舛的人在面对苦难时如此安稳，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在辗转流离的混乱中各归其位？很显然，这是一种沉默地生存状态，不是通常的绝望的血泪交错，而是属于生命意义上返乡之途中淡淡的忧伤，又是知其所来知其所终的安天知命。
《夏天的滋味》中三姐妹中最小的莲与弟弟出门为给父亲的周年祭祀而准备，正好呼应着影片开头中的他俩为准备母亲的周年祭祀而出门，就连接下来的悠远的钟声都一样，仿佛一切的爱欲纠缠都未曾发生过。导演没有沉迷于对人生的痛苦、对社会的愤怒的宣泄，而是以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作为影片的结尾，这无疑是东方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审美理想与思维意识的形象体现。爱与死，幸福与痛苦同时并存，一切都是自生自灭，自然而然。在灿烂明媚的阳光之中，再阴暗再无望的生活，再悲伤再恐怖的历程，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将它包容。
这其实就是陈英雄的人生之道。从佛像到钟声，早已暗示着东方式的圆满。这样一种诗意的描述，非线性的写作，这种悲悯的情怀、达观的精神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使陈英雄的影片沉郁而不凝重、压抑而不绝望。
（三）画面：画意与诗情的结合
陈英雄的电影中充满了诗情画意，他更像一位诗人将心中的故事转化为淡雅的文字一样，把他电影画面如诗般温雅细致地表现了出来。东方诗画色彩对陈英雄的影片视觉画面的影响很深，并且陈英雄十分善于以表现唯美含蓄、意境深邃的画面来替代人物的语言，以唯美的视觉画面和富有诗意的场景氛围传达不必言说之美，在有限的画面内传递着无限的神韵。例如，他的作品中刻意使用原生态描绘手法表现出乡村生活自然诗意，用饱和度较高的色彩画面和慢节奏的平摇镜头，来展示画面中环境和人物的每个精致细节，从而使人物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显现出一种朴实自然的魅力，镜头中也就让一种赞美和诗意始终洋溢其中。在影片《青木瓜之味》中，流落着宁静而自然的诗情画意的古朴的庭院等情境，如诗如画地表现生活中的自然状态，如随风而动的翠绿树叶、阳光下的木瓜树、陈旧的石板等。
三、东方文化在陈英雄电影的展现
陈英雄把恬淡冷静东方哲学同西方艺术电影的个性意识，以意象为主的思维形式，常采取象征、隐喻的手法，借以流畅的电影语言完美地相互融合并完美呈现，使影片中的对于现实的揭示与世事的说教潜隐在毫不张扬的诗意镜语中，东方哲学自然的富含于作品之中，形成陈氏影片中独有的风格。电影中把政治背景和教育意义隐秘在诗一般的镜头之中，东方传统理念、佛家的因缘色彩、道家的无为思想自然的融会贯通，陈英雄以自己的东方哲学理念叙述着他的情感，同时也用他心目中的越南诠释了自己的东方文化理想。例如，《三轮车夫》中本是对立的两种生活状态，面对苦难的阴郁和狂躁不安与无奈平息痛苦的从容沉静，在陈英雄的电影世界中被优雅地融合在一起，东方人对于人生境界的至高追求，即以出世的超脱和平静刻写入世的情怀，世事云淡风轻，时刻保持一份平常恬淡的心境，泰然处之。陈英雄电影中最直接使用干净、明亮、简单的电影画面来塑造电影观感，以安静、平和的意境，表现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赋予影像画面独特的人性关怀，这也正体现了陈英雄思想中以恬淡虚无为本的道学思想和以万事皆空为本的佛学思想。
东方的文化背景与西方文化的熏染使得陈英雄在观察越南时拥有独特切入角度、观察视点，同时对于文化的不同理解与本土情结的混杂性，也使其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要远远多于单一民族性的表述和极端地域色彩的彰显，从而获得了一种具有更大的文化兼容性和世界性的文化自由的隐性空间，是其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述说一个全新的越南，挖掘出越南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陈英雄使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在电影这一最现代的艺术形式中得到张扬。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而且在越南国内，除被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也是广受欢迎。这些也都表明他不仅掌握了国际电影语言，并且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命脉。
总而言之，陈英雄的东方文化背景以及后来的西方文化教育，使他把东西方文化和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成为他电影中的闪亮之处。如阿巴斯之于伊朗电影、侯孝贤之于台湾电影一样，陈英雄成为越南电影的一面大旗，猎猎飘扬。虽然他的作品被少数人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但是这并不能把陈英雄在电影艺术上特别是对东方艺术的完美诠释给否决掉。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说明了他的电影作品的艺术价值。陈英雄以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对乡土文化的真切感怀赋予了电影浓郁的东方色彩，编织成了一个柔美纤细的东方童话。陈英雄巧妙地将东西方文化相结合，其将世界电影艺术中的养分融合于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不一样的越南，探索出富有现代意味的东方哲思电影的形式与风格。他的影片所表现出来的东方艺术之感，依旧在漫漫电影长河中熠熠生辉。
日本电影《情书》独特的唯美日式抒情及娓娓道来的清新之意，均可表现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心理及社会文化。岩井俊二说他自己只不过是在影片中加入了许多个人化的东西。所谓“个人化”，我认为既是他的个人艺术风格，也是日本民族心理、情感的表达，更是一种东方式的电影艺术构思。《情书》就像一首清新的小诗悄悄唤起了人们对青春、对爱情的憧憬与回忆，并且日久弥醇。
一、细密的蒙太奇结构，即日本人谨慎严密的思维逻辑
在世界各国的许多影片中，男女之间形形色色相互爱恋的故事早已司空见惯，有的直率坦诚，有的明争暗斗，有的成人之美，有的夺人所爱，或悲或喜，不一而足。故事尽管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但其中的共同点是：铺陈人物情感发展变化的历程。然而，岩井俊二的《情书》却独辟蹊径，在众多爱情影片中脱颖而出。其实，严格地说，《情书》算不上是真正的爱情片，因为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并没有真正相爱过，所谓“情书”也不是男女主人公互诉衷肠的书信，而是两个女孩之间唤起回忆的媒介。这正是岩井俊二东方式电影构思的秘密所在。
《情书》简单的叙事文本若采用一般的结构模式，很可能衍化成一部毫无特色的爱情片。然而，岩井俊二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特意舍弃了三个主人公之间爱情的悲欢离合，而把重点集中在对往事的追寻和回忆上，从而形成了《情书》错综复杂的电影结构文本。两个女主角都不善于表露自己的内心，并将真情深深地隐藏了起来，直到她们通过镜像式的审视对方从而了解自己的内心后，才不得不面对悲伤的事实，这种钩沉复杂的反射式心理描写将日本人内心的保守、沉默、严谨尽显无疑。
影片情节发展以博子探寻男友藤井树的爱情真相作为推动力，引发了另一女主人公藤井树的回忆；再以女藤井树的回忆作为次动力，不断推进博子的情感转变，从而共同完成了两个女孩子情感蜕变的过程。
该片在现实时空中的情节采用外视角的形式，按照编导者的理性思维和情绪变化，表现两个女主人公在共同寻找“情书”之谜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两者或贴近，或远离，或若即若离的状态。在回忆时空中的叙事则采用内视角形式，情节的进展完全遵循男女主人公的心理逻辑和行为规律。从片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情书》结构中的现实与回忆两个层面里至少有四组不同时空的人物行动线，编导者使它们互为因果、互作经纬、交错递进，细针密线地编织起来，做到了天衣无缝，精妙之至。这正是岩井俊二细致入微的思维方式在电影结构中的体现。由此，我不禁联想到中国戏剧家李渔所说的话：“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可见，中国戏剧结构的美学原则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在电影蒙太奇结构中的美学实践，实则是异曲同工，都是纯粹东方式的审美意识。
二、细腻而哀婉的日式民族情感表达
影片《情书》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优美抒情中蕴涵的淡淡哀伤，这正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情感表达。这种民族情感的形成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在世界各国中，日本无疑是种族构成纯粹、文化同质性高的民族之一。它独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塑造了日本人敏感细腻的内倾型性格。环海的地缘，狭窄的国土，曲折的海岸线，形成了日本湿润的气候。因此，有学者称日本文化为“湿气文化”。该文化与内倾型性格相结合，使日本人更倾慕清净、素雅，更崇尚“清明心”“心情道德”的执著和坚韧。这种民族情感在岩井俊二的《情书》中表现得格外浓郁绵长。影片最后博子面对皑皑无垠的茫茫雪原一遍又一遍哭喊着：“你好吗？”以倾吐对男藤井树的思恋和哀伤。此时，躺在病床上的女藤井树也一遍又一遍自语似的回答：“我很好。你好吗？”同一时间，不同地点，两个女孩共同的心声交相呼应。她们呼唤着男藤井树，呼唤着彼此，也深切地呼唤着自我。至此，她们完成了漫长而艰辛的情感蜕变和升华，由“过去”的我过渡到“现在”的我，并预示了超越自己情感的“永恒”。岩井俊二如此地表现人物心灵的敏锐和情感的细腻，正是影片看似平淡如水实则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也是日本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这在西方影片中是难以见到的。
博子不惜一切地探寻男藤井树的爱情真相，女藤井树对昔日暗恋情人的淡淡回忆，不正是追求感情的“纯”与“真”吗？不正是表现了向往理想中的美好事物的执著精神吗？不正是日本民族格外崇尚的“清明心”“心情道德”的形象表达吗？如果把追求真情的执著精神置于当今商品社会的大背景下，不难发现编导者努力寻找和赞扬的其实是一种超越物质利益诱惑、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真挚感情。因此，可以说《情书》中细腻哀婉的情感是对今天金钱物欲的间接否定和批判。
三、日本特色的人生感悟
樱花之所以成为日本的国花、民族之花，是因为细腻的日本人以敏锐的心灵触角从樱花“开得适时，谢得利落”中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壮烈中相伴着伤感。日本茶道中“一期一会”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人生“转瞬即逝”的“无常”观的体现。因此，日本人极为珍视有限的生命，珍视生活中的第一次机缘。这种把自己和对象同一化，与对象产生一种共鸣，或者说在对象中发现自己、观照自己，是一种无常美感和无常哀感的调和。日本人正是从这种哀愁的艺术哲学中感悟世界、感悟人生，以达到“闲寂”或“寂”的人生境界的。
樱花性格、茶道精神浸透在《情书》的整体艺术构思里，带出了浓浓的日式情怀，表现出岩井俊二的东方式艺术风格。男藤井树英年早逝，他带着对女藤井树的暗恋去了，带着把博子当做女藤井树的替身却又无法对真爱表白的遗憾去了；女藤井树把男藤井树这段纯真的爱恋情愫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博子在明白男藤井树把自己当做女藤井树的替身之后，虽然感到怅然若失，但与男藤井树相处的那一段快乐时光，却成了她一生最美的回忆……这不正如同樱花一般开得灿烂，而又谢得令人哀伤吗？这不正是他和她们年轻的生命里难得的“一期一会”吗？他和她们的美好的情感经历将成为女藤井树和博子一生永久的怀念。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体现在这一段又一段的情感历程中。他们对纯真的感情、理想的情操、美好的境界的追求，正是对生命、人生深切的感悟。
岩井俊二的《情书》表面上似乎没有阐释什么哲理，然而，那一段段淡淡的回忆，充满了淡淡的哀伤，更值得人们珍惜和怀念，人生的况味正在于此。影片清新之中蕴涵着浓郁的日本民族特色，也值得我们深深揣度。那一封情书，寄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摘要]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东方传统美学内涵在电影中的营造和嬗变，对电影艺术在中国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电影艺术形式引进中国的百年时间内，中国传统美学因素在电影中不断渗透，从追求东方意境之美、到追求含蓄典雅之美，追求壮美激越之美和追求简洁象征之美，中国艺术电影实现了与时代的和谐共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电影的发展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固守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实现不断完善发展、吐故创新。
[关键词]美学内涵；电影；意境；嬗变回首中国电影发展，艺术电影虽然在繁荣的影坛上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对电影艺术在东方发展却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在电影艺术形式引进中国的百年时间内，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美学因素在电影中不断渗透，并实现了与时代同步的融会贯通。在中国电影发展中从第一代导演的《女神》和《大陆》到第五代导演的《英雄》《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东方美学内涵上有明显相通之处，但也不断地借鉴、移植和创新。
一、追求东方意境之美
意境理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一种对审美的追求。意境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了漫长的孕育和发展，是在艺术部类获得完美发展基础上提出的。在中国诗歌创作中被最早提出，王昌龄提出物境、情境和意境；皎然在《诗式》中提出了取象、取义和取境的问题。境界的概念在哲学和宗教中都有论述，以禅喻诗等被归纳为一种艺术审美概念。
意境是一种品评美学作品的境界。对中国美学来说其精髓在于诗，而不是进行叙事，这在中国早期电影中被全面融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神女》始终以一种无声和黑白色调演义生活艰辛。从夕阳后万家灯火到惨白灯光，以慢镜头方式对屋内摆设、必需品和旗袍等进行引导和对比，形成一种自然的疑问和设喻，镜头并没有停留，而是转向主人公――一对母子。虽然仅仅是简单的几个镜头对故事已经做出了充分铺垫。惨淡的意境与影片的批判性紧密结合，透射一种希望和绝望中的苦苦挣扎，展现了母亲爱与心血的倾注。影片是一种对现实的折射，是一种时代音符，是一种审美意境。《女神》以景物的转化揭示家庭破败，增添了情感因素在景语的寄托，是一种对母亲的颂扬。
《城南叙事》采用情景交融艺术手法，将传统意境美展现的淋漓尽致。在三段故事叙事中不断追忆童年，并紧紧扣住小英子对往事的怀旧。在老北京风貌背景下，不断地撩拨久远的故园情怀。在小英子纯真视角下，老北京的胡同、会馆、骆驼、驴子，井台、卖唱，甚至于小油机和童谣等镜头形成串联。童年的眷恋、回忆和神往的过程给人留下了无限暖意，在观众心中激起一种深邃情感。童年是一场伤感的离别，也是一种视觉冲击和情感力量的酝酿。满山红叶不仅仅是一种情思，也是一种难言的哀婉，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是一种久远意境的追求。
虽然从早期电影来看《渔光曲》较为简单和稚嫩，在影片中运用画面镜头和音乐，却成功地塑造一种淡淡的诗歌意境。东海的早上，苍翠中红日东升，朝霞掩映动感的波涛，渔民在海上捕鱼。在长镜头横移中接木桶破冰，在《渔光曲》主题曲配合下，呈现一副烟波浩渺的宁静和优美意境，在歌声中展现出渔民家庭的悲惨故事：小猫小猴出生，在天地苍茫中穷困中的婆婆的病重；其后是婆婆故去以及小猴和小猫长大；东海上渔帆点点，小猴和小猫的面部特写；再后在近景描画小猫凄苦，以及小猴奄奄一息；在长镜头横移中画面淡出，东海的天色越来越暗。《渔光曲》在叙事上没有强烈冲突，但是舒展的背景音乐，大量长镜头和遥拍的运用之下，对影片故事实现了精准展现。虽然是一种生离死别，但是在悲哀之余，并不会感到愤怒。从个人遭遇扩张到时代悲惨，是一种对时代人群的思索以及对生存的拷问。
二、追求含蓄典雅之美
在中国近现代电影中追求一种含蓄和隽永，那是超凡脱俗、飘逸、超脱于物象之外的美丽。在含蓄隽永的刻画中，看似简单的画面和镜头，其中却传达一种富于美感的力量。在每一个意象、每一个场景和每一个造影中展现出一种绵绵不息的张力和诗意。《柳堡的故事》以一种细腻、动人、抒情风格引起了社会反响。作品虽然是战争题材，但是却突破了战争题材框架，清新和优美的格调像是一首抒情诗。在电影中情感疏散、婉约抒情，板桥、风车、流水与爱情故事融合，配合优美的音乐，显示了浓郁的抒情色彩。
影片《巴山夜雨》是一部温情政治、结构雅致、回味“”的作品，虽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是后台却隐藏着历史。表面看不到丑恶，但是却对人生、人性和历史进行不断反思。影片中对传统道德主义，从知识和理性的角度切入，片中主人公公石秋形象像一个符号，一种诗人和囚徒的结合。主人公本是一种对文明的囚禁，但是却在言语中展示着自己的“真”，在救人中显示出“善”，而在诗句中飘逸着“美”。导演情感化、诗意化的感性形式，既是一种对“”的回索，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思。叶楠认为自己在《巴山夜雨》创作中，没有准备塑造传奇和脂粉，也不准备重复微雨和疏雨，而是将十年的狂风暴雨写成巴山蜀水的无声细雨。
《人鬼情》中是一种诗歌化情感结构和历史主体意识的呈现。影片中引入了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从公秋芸戏曲武生的生活和事业入手，体验女性丰富和细腻的情感生活。在女性视角发掘历史，并内化为一种细腻情感、温婉情绪和女性体悟。在诗化的历史中，导演将自己的思考融入感情结构中。在双重凝视和双重跟进中，中国当代历史电影中塑造出一幅诗化意境。随着中国电影的不断发展以及数代导演的积极努力，中国电影不断开掘意境新篇章，在电影中展现着东方美学内涵，继承传承和嬗变在悄然进行着。传承是一种血脉中的精神，虽波澜不兴，但却意义深远，嬗变润物无声，却势不可挡。
三、追求壮美激越之美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代主旋律发生变革，精英文化成为时尚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产生了革命性变化。在对中国诗化传统意境塑造过程中，进入了全新的语境时代。电影中淡化情节和人物，在结构情节中追求影像的逼真。中国电影实现了从戏剧化向纯粹银幕的转变，在欣赏完整故事框架基础上向意象美学转变，其中的东方审美艺术风格和民族韵味震撼了世界影坛。
张艺谋的电影中充分运用视听语言，以流动画面推动情节，在表达感情中运用民俗等。运用大量视听元素来增强整体效果，而在音乐运用中充分展示地方和抒情特色。在深层表达意境中给电影提供了多渠道展示机会。画面刻画中张艺谋运用色彩对世界进行还原，并配合人物主观情感，在影片中完成寓意走向。《红高粱》和《菊豆》中色彩炽烈和绚烂，红色代表勃发的生命力。《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满眼红色是对宗法制夫权社会的控诉。《有话好好说》中刻画的是一种调色板颜色，光怪陆离和五花八门的颜色杂糅在一起，是一种都市本质刻画，在本质上达到一种和谐的惊人，而张艺谋以一种观者姿态，隐秘内心世界。
陈凯歌在《黄土地》中拍摄时间选定在黄昏，或者是早上，在大地色调上，追求一种浑厚和宽广的暖色。在画面造型上，选取一种充分发挥造型的手段。其中仰拍镜头和俯视镜头相互结合，构图饱满富有表现力，尤其是在大远景镜头中展现着一种苍凉和博大情怀。在劳作和休憩中将黄色土地和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结合，其中静态摄影方式高度切合黄土地的生命风格。在拍摄窑洞时巧妙运用室内外光线的对比，促进人物造型的生动化和真实感。而在光影和油灯照耀下，人物实现了立体感和真实性，并且对民族苦难和沧桑思想内涵进行了展示。而在黄河拍摄中并没有追求波浪滔天，而是选择性拍摄，目的是精准表达民族之根。
四、追求简洁象征之美
简洁朴素是一种美感。在对结构、人物和情节展示中可以带来一种特殊美感。在电影中是一种对丰满和厚重情感的追求，是一种清纯、典雅和优美。在《城南旧事》和《我的父亲母亲》中情节并不复杂，在相对质朴的环境下对细节进行精准性描绘，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对人物情感世界和思想进行观察积累，以一种细腻手段，回味无穷地渗透于全部影片中，观众在自然而然的情感中融入电影故事中。
结构、人物、情感的简单化，并不是片段化，也不是对内容的割裂，而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追求。电影艺术简洁不是戏剧和小说中的简单，不追求丰满和厚重，而是追求一种清纯和典雅，产生一种优美动人的感受。《那山 那人 那狗》散发的是一种云雾般清香感觉。在翠绿画面中散发着朴实美感，远景镜头描摹出青翠的山和孤寂的邮路。在大量远山描摹中，山被赋予生命，一个普通邮递员的生活理念和职业理想，通过护送儿子上岗得以展开，全部承载于那山。在山依旧、狗依旧的情况下，人却换了。虽然在父子之间实现了交接，但是在感情上，尤其是职业情感上依然是存在沟渠。在山、狗、人之间实现了生命的内涵体现，诠释了人生真谛。虽然在画面上简单，但是却可以产生一种淡淡感动，像阳光、空气和土地一样，留存着意蕴深厚和平实感动。
与中国传统诗歌追求的意境含蓄之美有所差异，中国电影逐步借鉴了象征表现手法。《巴山夜雨》充分利用了象征表现手法，夜航船意象就是一种社会现实的缩影、人性方向和国家政治象征。其中夜雨也是一种悲怆怀恋意象，在大娘祭江镜头中就是一种夜雨交加和天公作悲。其中有哀告和绝望，也有雨过天晴的光明和灿烂。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大红灯笼象征男权为中心的性文化标志，成群妻妾在大红灯笼明灭中，经历鲜活生命被吞噬、被异化。其中中国性文化被大红灯笼展现了出来。
总之，具有东方传统美学的电影被称为诗电影，或者被称为意境电影，不管是哪一种称呼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颂扬和肯定。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信息化时代新媒体不断涌现，电影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东方美学内涵在电影中被不断塑造和再塑造。中国电影结合传统，固守文化根脉，追求东方意境，或含蓄典雅，或壮美激越，或简单象征，在文化精神上与美学风范高度切合，促进了东方电影民族化。东方美学内涵被融合进入电影艺术，实现了中国电影不断吐故纳新和创新发展。
摘 要：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因其特有的历时背景、文化风俗，影视作品也体现出独特的民族情感和文化特点。韩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已有千年之久，他们的电影往往能体现出厚重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深刻的人性思考。文章以韩国著名导演许秦豪的电影为例，对其影视作品的主题、情节、声音，画面所体现出的传统文化和美学进行分析。看看他是如何运用自己特有的风格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展现出来的。
关键词：东方意蕴；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韩国电影
20世纪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开始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崛起。历经十余年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成功击退了好莱坞电影在国内的主导地位，为本土电影的生存发展争取到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创造并发扬了具有本国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的电影风格，赢得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和认可。越来越多的电影人才随着韩国电影的崛起迅速涌现出来，许秦豪便是其中一位。他的作品都是对生命和情感历经积累沉淀后产生的，是能够发人深思，引起广泛共鸣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在他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发扬。能做到这一点，在商业气氛愈加浓厚的电影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美国著名剧作家罗伯特·麦基曾说过，在艺术和受大众欢迎之间并无必然的矛盾，在艺术和艺术电影之间也并无必然的联系[1]。由此可见，许秦豪不仅实现了个人的艺术追求，也得到了大众的欢迎，并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一、叙事风格
1.主题——芸芸众生的爱恨离别。电影史上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总是力图展示爱情的某种超越性，通过书写爱情神话来证明爱情的伟大。如《泰坦尼克号》对等级秩序的超越，《人鬼情未了》对生死的超越，《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家族仇怨的超越[2]。这些作品都体现了爱情面对困难，哪怕是死亡时所散发出的强大的力量。
许秦豪的《八月照相馆》讲述了身患绝症的摄影师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日子里邂逅可爱的交通局女孩的故事；《幸福》讲述了两个身患重症的人相爱的故事；《外出》中的男女主人公因爱人的背叛而相识并产生感情，却在最后不得不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而分道扬镳。从这些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了爱情和生命珍贵美好的一面，却没有刻意展现爱情的某种超越性，反而表现出爱情在面对困境和死亡时的无奈。许秦豪的爱情电影突破了传统爱情影片既定的模式，更真实更理性地体现出了爱情与生命的常态。始终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也是许秦豪电影主题的一个特点，这十分符合东方民族更注重现实世界中世俗关怀的秉性。《八月照相馆》讲述的是摄影师与交通局记录员的故事；《春逝》讲的是录音师与电台主播的故事；《外出》讲述的是舞台灯光师与家庭主妇的故事……他们因家庭的和睦而幸福，也因生活的琐事而争吵；因爱情的降临而喜悦，也因爱人的背叛而痛苦；因生命的逝去而恐惧，也因苦难的来临而坚强。在许秦豪的电影中，时刻体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讲述普通人群的生命与爱情是许秦豪爱情电影永恒的主题。
2.情节——唯美含蓄的诗意表达。韩国电影往往回避尖锐的戏剧冲突，注重挖掘和呈现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既着力在人物外在美上下工夫，又不遗余力地展现人物美好的精神世界。许秦豪的影片继承了韩国电影的这一特点：他乐于以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追求的是真实，简单的故事情节。一切就像对日常生活的还原，静静地流淌出东方美学的独特神韵，把影视作品中经常探讨的爱情、死亡等话题演绎得凄美、透彻。《八月照相馆》中，郑元和德琳的爱情发展过程里没有山盟海誓，没有热情相拥，甚而连一次勇敢的表白都未曾有过，但甜蜜的爱意在两个人日常交往的细节中慢慢展现出来。整个影片以一种有节制的方式来传达平静生活中最细腻的情感，以高度写实的方式，把爱情的甜蜜和无奈，生活的美好和残酷传达出来。
美国导演鲁本·马摩里安说：“一个艺术家的风格，实际上就是他对世界、对人生的观点，他是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他是如何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的。[3]”融入死亡却又淡化死亡，对于死亡这样残酷主题诗意般的表达是许秦豪的特点。影片《八月照相馆》中，当郑元骑着摩托车摇头晃脑的穿梭在大街小巷时；当他在医院走道做鬼脸吓唬对面的孩子时；当他在照相馆热情地接待形形色色的顾客时，谁会想到他是一个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的人呢？影片最后，郑元坐在相机前，随着自拍功能的启动，“咔嚓”一声，熟悉的笑容定格成为郑元的遗像。导演没有用生离死别的场面来表现郑元的离去，就像中国绘画中的“留白”一样，把领悟和感受的空间留给观众。许秦豪摒弃了人们面对死亡的痛苦和恐惧，巧妙的通过一个镜头，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符合将残酷的死亡诗意般的表现出来。这种淡化死亡的处理方式，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具有浓烈的东方特色。
二、声画语言
1.画面——东方美学的真实再现。“文贵含蓄”是东方艺术中的传统观点。老庄思想对这一审美传统的形成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老子的“大音希声”和庄子的“至乐无乐”，都很自然地引伸出了“无言之美”的审美理论[4]。这一系列美学传统在东方电影中也有所体现。许秦豪不是一个热衷电影技巧和特技特效的导演。在他的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大量平稳、静观的镜头，但在那些简单的镜头下却往往能够营造出唯美的意境。场景选择上，许秦豪十分注重与自然的亲近，他通过这些场景的构建，体现一种返璞归真的美好。《春逝》中，尚优和恩素的爱情产生于美丽的大自然中；《幸福》中，导演将城市和自然两个场景进行了对比：与城市相关的镜头中充斥着炫丽的色彩、耀眼的光效、凌乱的构图、晃动的镜头，画面中的人往往处于一种极度浮躁，迷失的状态；反观自然界的镜头，淡雅的色彩，柔和的光效，简单的构图，平稳的镜头，生活在自然界中的人也体现出一份乐观、超脱的人生态度。在许秦豪的电影中，这样的镜头已经不单单是对情感的叠加，讲述故事的手段。他的镜头已经和影片的主题思想高度的融合为一体，往往一个镜头就能体现出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在那些安稳平静的镜头构造了和谐的视觉效果，影片始终沉浸在一片温柔的情绪之中。
长镜头的大量运用对许秦豪影片风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电影批评家巴赞看来，电影要做到从多义的现实事物中，让观众“悟出”其“确切含义”的话，只有不被剪断的景深镜头，才能给观众这一权利[5]。《八月照相馆》运用了大量的长镜头体现人物的情感流露。影片高潮部分，郑元坐在咖啡馆里最后一次凝望德琳，他将手贴在窗玻璃上，深情抚摸着映在玻璃上德琳的轮廓。长久以来积蓄的爱瞬间爆发，但郑元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目送远去的德琳，不敢有任何的表达。平静的镜头下，郑元隐忍的情感慢慢散发出来，冷静的背后却是汹涌的情感。《春逝》的结尾处，在一片樱花的大景深镜头前，尚优和恩素友好握手，以证明彼此感情已到尽头。恩素转身离开，慢慢往画面后景处走去。之后她又回过身，看着一脸遗憾的尚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便向尚优挥手告别，恩素渐行渐远，在前实后虚的镜头下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这个镜头也预示着尚优内心对恩素的淡忘，对这段感情的释怀。
2.声音——温柔动人的情感升华。电影的表现手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更丰富多样。自从声音元素融入影像以后，就更加提升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情积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曾说：“当电影开始加入声音时，是最令人兴奋的。在那时候，我会因兴奋而颤抖。”如此来看，声音的魔力便是对视觉形象的补充，是对电影整体的升华[6]。
在许秦豪的电影中，往往没有丰富的人物对白或者辞藻华丽的经典台词。人物间的对话简单明了，甚至在一些段落选择了静默处理方式，高度的还原了生活的常态，也完成了情感的抒发。《春逝》中，尚优因十分想念恩素，在喝醉以后大老远的驱车前去看望恩素，恩素则一直在空荡的马路上等待尚优的到来，尚优下车后，两个人相视而笑，没有互诉衷肠，紧紧的拥抱胜于一切；再如《外出》中，舒英在仁秀房间聊天，却因仁秀岳父的到来，不得不尴尬的躲进洗手间，仁秀提出与岳父外出吃饭，出门后，仁秀又借口忘了拿东西回到了房间，他推开卫生间的门，看见舒英还站在那里，上前紧紧的抱住了舒英。在这组镜头中，两人什么话也没有说，但观众却可以感受到两人感情的真挚和面对这份特殊爱情时的压抑。“音乐的韵律、节奏、旋律、和谐度与乐器使用，都能影响观众的情感反应。此外，一段旋律或乐句也能与特定的角色、背景、情况或意念相关。[7]”这一点在许秦豪的电影中也是有显现的。当然，坚持唯美温婉风格的许秦豪，在配乐的选择上也秉承了他一贯的风格。在乐器的选择方面，许秦豪多选取钢琴，提琴，吉他。虽然相比交响乐配乐显得过于单一，但在这些简单、轻柔舒缓的旋律中，常常给人以空灵的感觉。唯美的画面， 配之轻柔的旋律；哀伤的画面，配之忧伤的旋律，观众的情绪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随音乐所散发出的情感就像一股涓涓细流一样，慢慢地涌入观众的心田。
三、结 语
侯孝贤曾经说：“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8]”1998年正逢亚洲金融危机，韩国民众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彷徨之感。而在此时，许秦豪的电影慢慢的走进人们的视野。《八月照相馆》的问世，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内心的苦闷和压抑。此后许秦豪的电影始终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并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和人生思考。通过电影展现韩国的文化历史，民族精神。文化上的同根同源，深受儒家、道家等经典文化的耳濡目染，许秦豪能够成功的排斥好莱坞等西方电影的主导作用，成功的发展出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和精神的电影。他始终着眼于平实的生活，普通的人群，通过细腻的情节描述和丰富的情感抒发来成就电影本身，用民族的、本土的文化精神充实电影的灵魂，在票房和艺术上取得了双赢的结果。韩国电影发展的蓬勃之势应该值得华语电影进行深刻的反思。
[摘 要] 电影是没有国界的艺术，世界电影都在使用同样的影像语言，表现各自不同的文化，目的不仅在于满足全球观众的文化需求，而且彰显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东方电影通过广泛吸收西方电影技巧，用以表达东方人的文化情感、审美意识与价值观念。因为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没有平等地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东方电影对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展示影响了观者的文化价值观，所以，当下的东方电影不仅要考虑到市场化，更要兼顾民族化与全球化。
[关键词] 西方文化；东方电影；全球化；对话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时代，每一个国家与民族要保持生机活力与先进性，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全面开放、充分交流状态。针对影响民众精神的电影文化而言，在数字化、高科技的“后电影时代”，第三世界国家要么“望影兴叹”，要么与西方合作“借技拍影”；另一方面，“网络文化霸权”的存在与多媒体技术的反文化倾向，既巩固也有可能颠覆东方社会认同和西方文化霸权结构的形成。
一、东方电影中的西方文化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成就。实际上，东方电影主要借鉴的是西方技术而不是其文化，但伴随着电影国际化市场的扩大，东方电影不论是在商业、艺术与技术方面，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广泛影响。全球化视域中，东方电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迎合”西方视角获得西方认同的道路，这选择即使是出于商业目的，但仍然代表着某种文化上的倾向，这种选择是以牺牲本土化为代价的。以香港电影为例，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威尔认为香港电影作为娱乐大众的艺术具有跨文化吸引力，他甚至认为影响西方文化最深的亚洲电影就是香港电影，因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的香港地区是世界第三大电影工业基地，素有“中国的好莱坞”之称。早期香港电影的体制、制作、叙事方式都受到美国与欧洲的影响与启发，香港电影的优势在于吸收东西方的文化营养，探索香港电影的发展之路。然而，香港市民关注自身的生活多于国家与民族利益，香港人日渐倾向西方的思想、生活方式，香港电影反映的日常生活恰恰是西化了的，并且加快了融合西方与东方的影响。因此，在语言表现上，香港影片大多使用英文与粤语，由于香港明星与影片在大陆的影响巨大，因此，也就造成了英语与粤语在大陆的流行。纵观香港电影史，香港电影虽然根植于中国文化，又吸收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充分显露出文化的混杂性。
东方电影以西方文化为中介，迎合与抵挡西方电影的文化侵略策略。那些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东方电影，名为东方大片实为没有东方文化内涵的“形式电影”。在中国，《夜宴》之类的商业大片之所以备受指责，其原因在于此。然而，反观东方各国的民族电影业，东方观众对西方电影的迷恋即为西方文化侵略的入口。同样，对吸收过多西方文化营养的香港电影而言，“21世纪的香港电影需要根植香港，对香港的历史文化和现状与将来同样给予关怀”[1]。事实上，东方电影迈向世界市场的努力未必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恰恰是开发国内市场，推动国内市场电影工业的发展。
西方文化在东方电影中的迎合作用可以起到沟通与交流的目的，增加东方电影在西方获得国际大奖的机会与筹码，同时，也占据了东方电影的话语权。正如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不容忽视语言与文化的作用与制约，否则电影将毫无意义，“文化是每个纪元在一卷卷的文本中藏匿着的价值，除此之外，文化还是什么？档案和卷宗有着无数的条目，有的编好目录，有的已经丢失，文化能以某种方式、带着某种力量来阅读和理解那些条目。因此，从本质上讲，意义并不属于电影，反而是意义的传统赋予了电影意义。”[2]可见，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而言，文化之于电影即为电影的灵魂，东方电影一味地追随大奖与西方认同，就会存在逐渐失去民族文化灵魂的危险。
二、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
东方电影把东方元素融入西化故事，为“东方”与“西方”观众提供文化认同与陌生的快感，把东方文化源扩展至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追求全球电影与大片现象即大投资、大制作、大营销与大市场目标。如中国电影的题材上选择那些容易被海外观众理解，而又脱离具体历史与现实的人性、人情与动作；形式上忽略故事节奏和人物塑造，依赖动作、场面与造型等去塑造场景空间以减少文化差异对观众带来的理解障碍；只选择那些最被电影市场认可的演员；最终结果导致中国电影的民族性越来越含糊，其实是西方视阈中的“中国文化”。然而台湾电影的乡土写实派别却真实深刻地表现台湾本土下层民众的生活，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
东方情节电影的含蓄、罗曼蒂克、纯真、历史观、怀旧、幻想情结与本土化故事开始吸引更多的西方观众，但东方电影要调整制作、发行与放映策略，以求进一步减低制作与营销成本，不陷入穷国拍大电影与大电影亏本的窘境。我们以伊朗电影的成功为例，“伊朗新电影打破了伊斯兰原教旨与国家政体的桎梏，在夹缝中寻求突破，以深切的情感体验、温暖的人文话语打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观众，寻找到一条将民族性与世界性、个性化与本土化出色结合的发展之路。”[3]如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影片通过孩子送作业本的小事反映出伊朗普通人的生活传统、教育方式、宗教信仰、家庭观念与艺术传承等文化观念。
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是争夺东方的话语权，要完成三个任务即发出东方声音、沟通世界与弘扬东方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语言及其言说方式在各国家与各民族的电影中都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具备了开放的文化自觉，民族语文也终于作为特定民族内向的族群记忆，引发着各民族观众的普遍共鸣。”[4]就中国电影而言，要加强与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交流，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深厚的优秀文化底蕴，以便能够在多元化的全球舞台上占据自己的文化位置，开创中国电影的文化时代。
东方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电影作为一门文化艺术，其意义在于体现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与文化观。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表达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各民族的电影作品往往都是致力于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致力于选择具有民族特色的主题与题材，民族特点的山川风貌与地域风光，将镜头对准具有民族色彩的民情风俗与风土人情，塑造出具有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追溯民族文化渊源与民族文化心理成为电影作品弘扬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全球化语境中的国际电影文化工业把双刃剑，全球化对弱势文化与电影民族性的影响表现在文化霸权与话语方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虽然造就了人们对电影不同的表现与理解，但思想、语言、道德观、价值观与信仰等一个民族最为本质的东西不可能被另一个民族的完全取代，而只能是对话过程中的共同存在与发展。因此，电影如何既能保持本土内容，又能超越地域文化局限，已然成为世界电影主要解决的问题。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整体文化具有一致性，但在其发展路径上存在众多差别。如今，电影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如何达成两者的对话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三、全球时代的电影文化对话
在全球文化对话中，任何一种文化为了影响他者文化或更新自身文化，都可能无法避免地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又是必要的，哈贝马斯坚持对话的必要与可行。全球化语境中需要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在不平等的文化对话过程中，处于劣势的文化最初可能会失去的多得到的少，但从长远规划来看，文化对话能够促进双方的发展，达成文化共存与共荣。
文化对话的必要前提是差异原则即不同的声音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差异的前提则是独立性、未完成性、内在自由性与动态性。巴赫金认为每个主体都有权发出声音，因为主体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虽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每个声音都有其合理性，其中的争吵、商议甚至妥协在所难免，这是相互理解的基础。福柯认为话语的运作就是权力的运作，话语是构建、掌握并应用权力的关键，不同阶层话语的价值与权力体现形式不同，世界不应只有一种声音，每一种文明与文化都有其话语权利，每一种话语有其存在的理由。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的话语机制源于欧洲人的想象，也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这就消解了东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文化存在状态，从而倡导了文化的民族性与多元性。
反思全球化视阈中的电影文化策略，电影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国际性。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主要是指各民族的电影作品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民族精神为主，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电影文化产业已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文化现象与经济现象，而且成为国家或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现在，文化被视为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决定性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决定的部分，所以，对社会权力不平等状态的再生产而言文化是个重要领域。”[5]电影文化的国际性主要是指电影语言是世界性的艺术语言，电影艺术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电影艺术必须置身于世界文化氛围中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不仅跨越不同国家、地区与疆域，而且也跨越不同民族、文化与历史。因此，民族文化价值的差异必然要在电影中展现出来，如果要发展电影艺术，就要继承和借鉴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和汲取国外电影艺术创作的优秀成果，这样，才能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
事实上，全球化使东方面临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困境，“如今港台电影在东南亚已风光不再，就是在本地也面临好莱坞的挑战，人们似乎有一种流水落花的苍凉感。”[6]反过来说，正是西方的科技发达与资金雄厚，才能够使电影在技术上超越并控制东方。总而言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尊重电影文化传播的独特性，东方电影要有勇气让一部分电影承担起面向国际市场的任务，表达全人类共通的核心价值观，因为电影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