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4 04: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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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速度加快，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我国教育部门和机构不断加强教育管理水平提高教学质量以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所以教育投资很关键。但是我国仍存在着教育投资领域的问题和不足，尤其是在对国家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的义务教育领域，阻碍了我国义务教育发展。本文将结合现实情况从中国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现状问题，原因，解决对策等方面分析中国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问题。
关键词：教育投资 中国义务教育 教育投资负担 经费管理体制 教育差距
义务教育是根据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和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包括小学和初中教育，具有强制性、公益性、统一性等性质。义务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属于公共产品范畴，根据公共产品的特点和利益获得原则，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应主要由政府负担。[1]
一、我国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问题现状及原因分析
中国义务教育经费管理体制的内容包括我国地方中小学基础教育经费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直接下拨县级；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属于地方，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为确保地方教育投资，除了地方不断增加教育投资外，地方机动财力中应有适当比例用于教育，县以下乡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基础教育，地方征收的教育附加费也主要用于地方义务教育及学前教育。
在我国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方面，我国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都做出了努力，但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投资总量不足，教育不公问题，教育师资力量不均，教育基础设施无法普及等问题。
（一）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不足
尽管我国教育投资比例不断增长，但在义务教育方面的投入仍无法满足教学工作的实际需求，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明显，甚至在中部部分地区的公立学校也有发生[2]。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不足的原因有：
1.教育投资总量不足
2.我国教育投资的结构不合理
教育投资在各级教育中的分配结构不合理，高等教育所占比例高于中小教育及学前教育等基础教育，目前尽管教育投资比重不断向义务教育倾斜，但是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仍偏高。
3.接受义务教育的人数急剧增长
接受义务教育的人数增长，尤其是农村免收学杂费书本费政策的实施，使中小学人数急剧增多，导致人均义务教育经费减少，学校硬件设施无法满足增长的学生人数和教学需求。
(二)义务教育投资分配不均，发展不平衡
首先，我国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分配不均，导致义务教育的基础设施配备出现区域性差异。基本设施无法得到全面的建立和普及，西部地区、偏远山区及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硬件设施差，部分教学楼宿舍楼是危房建筑，政府和学校无力更改现状。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小学设施配备齐全，教学环境堪称一流。
其次，我国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分配不均，导致义务教育的师资配备不合理，教学质量参差不齐。人才毕业后留在大城市，很少有人愿意奔赴西北等边远贫困地区支教或就业，因为大城市的发展空间大，发达地区学校薪资福利条件好，其原因归根是教育资金的差异。
最后，我国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分配不均，导致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出现差别，使社会无法协调发展，教育无法平衡发展，出现恶性循环。
（三）义务教育投资资金使用效益不高
我国有限的义务教育投资资金不足，使用效益不高，不能充分发挥应有作用，加剧了教育经费的短缺，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活动。更有甚者，公款私用现象在某些学校时有发生。原因如下：
1.中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重逐年下降，学校机构冗杂，超编现象严重，占用大量人员经费开支，造成教育经费严重浪费。
2.学校布局不合理，规模效益较差，在农村较普遍。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制[3]，县、乡（镇）、村三级办学，农村一般以村为单位设小学，造成小学多规模小，班额不足等现象，教学能力不够，师资力量不足，设施无法充分使用，办学规模效益也无从谈起。
3.教育资金使用透明度低，导致公款私用现象出现，学校人员为私用资金巧立名目，纳入资金使用账目中。
二、解决措施及对策
（一）建立完善的公共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资。
1.制定明确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目标。中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要求教育投资到位，中国应尽快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
2.完善与教育投资相关的法规建设。首先，应尽早制定“教育投入法”，使教育经费的筹集、负担、分配、使用都有法可依，职责分明，推进教育财政决策的民主法制化。其次，设立保障法规执行的监督检查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保证教育财政法规切实执行。
（二）建立合理规范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
首先，中央政府的支持责任确保全国公民基本的受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的获得与公平性。重点支持特殊地区贫困地区，提供教育转移支付资金。其次，省级政府依靠财力和中央的转移支付，在省内进行以各地区基础教育经费均等化为目的的转移支付，加速建立农村地区规范化、平稳化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
（三）优化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加快教育投资途径多元化
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主渠道，促进多元化教育经费渠道的开发，加快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弥补教育经费总量不足，如发行教育债券彩票，实行教育股份制办学体制改革，发展教育投资基金，扩大鼓励教育捐助等。
（四）加强义务教育投资经费使用明细的透明度，真正提高使用效益。
（五）加强农村地区“合点并校”政策的落实和实施
用以提高办学效益和办学质量，合理有效地利用教育资金经费和师资力量，避免合点并校过程中出现弊端，提高教学质量。
教育是我国的立国之本，义务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和关键，其贯彻落实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素质的高低和国家文化素养的好坏。我国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过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家各级政府及社会有责任和义务克服各种问题，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义务教育过程中的不足进行修正，解决义务教育的投资问题，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优化教育投资分配格局，提高义务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使我国尽快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促进中国的教育现代化，缩小与世界教育的差距。
内容摘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是国家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国家虽不断出台一系列措施改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环境，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在大力推行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背景下，协调城镇与农村义务教育的和谐发展，完善和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投资问题，对农村甚至整个国家的义务教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投资 义务教育的问题
一、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义务教育的投资经费短缺
国家虽然加大力度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对义务教育的投资比例不断加重，但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我国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经费仍然存在着十分短缺的情况。目前为止，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举步维艰。
（二）义务教育投资配置方式不合理
当前我国实行的是“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将农村义务教育管理的主要责任下放到县政府手里。但是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政府的税收严重不足，县政府并无稳定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由于同一地区县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县富得流油，有些县又穷的吃不起饭，这种地域本身的发展差距也对义务教育的投资配置提出了严峻考验。
（三）公共资源浪费率偏高，资金挪用现象严重
我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投资总体不足的同时又存在公共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的局面。在广大农村地区，中小学分布十分广泛，这些农村学校普遍存在着分布不合理、规模小、师生比例偏低等问题。有些学校学生人数稀少，有些学校教学资源紧缺，这都造成了公共资源利用率偏低的局面。同时，由于农村地区本身的经费紧张，很多用来搞教育的钱被挪去偿还学校贷款，补发教职工工资，这都进一步造成了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发展困难的局面。
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投资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国家政策不健全，缺乏强有效的监督机制
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我国义务教育投资政策的制定起步较晚，发展至今还不十分健全。期间国家虽不断进行调整，但由于农村地区本身财政转移支付系统的不完善、政府职责划分的不明确以及监督环境的严重混乱，致使国家多项政策得不到完整的贯彻实施，各级政府间相互博弈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了教育经费使用的不规范和使用效率的低下。
（二）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不协调，资源分配不均
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协调是影响我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投资失衡的重要原因。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教育的投入比例大，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同时，在同一地区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市中心”的取向，教育、医疗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向城市倾斜的局面，再加上农村地区本身环境的落后和教育资源的贫乏，很难吸引到优秀的教师资源和充足的教育投资。
（三）教育理念偏差，眼光狭隘
发展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很多领导干部受经济因素的影响，看不到教育发展的前景，使得“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成为一句空话。尤其义务教育又无法像高等教育那样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掩盖了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对民族素质提高和农村经济发展繁荣的重大意义，造成广大领导干部缺少对发展义务教育所产生的巨大意义的认识，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投资比例的减少。
三、农村义务教育投资问题的改革策略
（一）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政府掌握经济的命脉，在对义务教育进行投资时，应当注意合理规划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明确各级政府职能，将义务教育投资的重心适当上移，避免各级政府间推卸责任的情况出现。
注重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注意对发展程度较为落后的地区的投资力度的适当倾斜。在明确财政转移支付主体的基础上，保障教育投资经费的二次转移，避免层级剥削。使财政转移支付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促进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投资的均衡化，不断缩小城乡间的发展差距。
（二）建立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投资保障机制
制定并实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投资最低标准。以学生数为基础，实行城乡间义务教育拨款均等化，打破义务教育向重点地区重点学校倾斜的怪圈。各级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设立专项基金，完善贫困生资助制度，努力降低义务教育投资的非均衡程度。同时，扩展投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投资。
（三）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增强监督管理力度
在对原有法律完善的同时，不断完善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保证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投资的稳定性。建立完善的义务教育投资均衡发展评估体制，将主要领导干部的教育工作纳入政绩考核。
充分发挥各级人大监督作用，建立义务教育投资的内外部监督体制，公开义务教育投资程序，同时增加和细化违法问题的处理办法，使义务教育投资透明化。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采用天津市507位农民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评价的调查数据，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民感知价值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评价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农民对义务教育投资的感知价值相对较高，其中农民对学杂费免除的感知价值最高。农民对图书室、实验设备和教师进修/培训的感知价值低于理论均值，成为农民感知价值降低的原因。本研究可为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感知价值；评价体系
一、引言
目前，教育财政是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1]，我国农村现行义务教育存在投资体制不健全、投资总量不足、投资分配结构失衡、城乡义务教育投资不均衡等亟待解决的问题[2]。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评价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效果，对于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方式、投资分配、投资管理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义务教育投资的效果难以客观的衡量[3]，义务教育质量的尺度是学生的发展，而且投资收益周期很长，存在明显的“纵向外溢”和“横向外溢”[4]，而农民对子女的发展及其对家庭带来的收益有着切身的感知。顾客感知价值理论（Customer Perceived Value，CPV）是在人们为寻求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产生的，其基本出发点是从顾客角度出发来寻求竞争优势。Zeithaml，Parasurama，Berry（1990）认为顾客感知价值是基于所得与所失的感知而对产品效用所做的总体评价[5]。现有成果主要从宏观角度对义务教育投资进行研究，缺乏农民这一微观主体的角度针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相关研究。鉴于此，借鉴感知价值理论，根据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特点，将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农民感知价值定义为农民所感知到的义务教育投资带给子女和家庭的价值的叠加，并以天津市农村地区的农民作为研究样本，对义务教育投资农民感知价值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问卷设计中考虑以下问题：农民能够对所调查的问题有一定的了解或感知；农民能够对所有问题作出清晰的判断或评价；农民所填写的问卷能够真实表达自己的判断，没有策略行为。
根据感知价值的含义，农民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感知价值是其主观上的评价并且受多个因素的影响，因此采用层次分析法可以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分析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农民感知价值的问题，并得出这一问题的定量结果。
（二）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5～7月对天津市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农民感知价值的调研数据，随机抽取天津市津南区、宝坻区、西青区、北辰区、静海县5个区、县中的37个行政村共发放问卷700份，收回有效问卷50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2.43%。调查问卷分为农民个体特征和农民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感知价值两部分。农民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数及人均年收入；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感知价值涵盖了12相关因素，包括学杂费免除、营养餐补助、校车、学生品行、学生成绩、教学水平、校舍建设、教师进修/培训、社会活动、图书室、实验设备和体育设施等。
三、农民满意度实证分析
（一）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农民感知价值的统计描述
对调查结果统计后得各指标的得分■，各项的理论平均分为3分，处于3分以上说明感知价值较高，处于3分以下则表明感知价值较低；所有农民感知价值的影响因素中，农民对学杂费免除的感知价值最高，其次依次为营养餐补助、校车、学生品行、学生成绩、教学水平、校舍建设、体育设施、社会活动。天津市自2007年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农民对子女教育经费的投入下降、农民负担减轻是农民对学杂费免除感知价值高的原因。自2006年以来在中央级地方财政的共同资助下，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对农村中小学校舍进行改造，学校撤并后由于距离的增加校车可以节省农民接送孩子所带来的时间成本，这些导致农民对营养餐补助、校舍建设和校车的感知价值较高。而农民对图书室、实验设备和教师进修/培训的感知价值低于理论均值，由于农村中小学对于农民的开放程度不高，导致农民对学校内部办学条件的改善不了解，造成其感知价值偏低。
（二）不同个体特征农民感知价值的统计描述
通过调查统计表明，不同的个体特征对农民感知价值并无显著影响，农民大都对图书室、实验设备和教师进修/培训的感知价值普遍不高，大部分都低于3.0的理论均值，可能原因是这些方面农民不容易感知到其价值；18～25岁的农民对学杂费免除、营养餐补助、校车、学生品行、教学水平和社会活动等的比其他年龄段都低，而对校舍建设和体育设施的感知价值较高，可能是由于这个阶段的农民接受完义务教育的时间尚短，对学校的印象更深，更能形成对比，况且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没有结婚或孩子还未到入学年龄，对诸如学杂费免除、营养餐补助和校车等的了解程度偏低，因此感知价值较低；61岁以上农民对营养餐补助、校车、学生品行和学校组织的社会活动感知价值更高，可能是因为在农村中的成年老力在外打工或忙于农活，年长者承担了照顾孩子的重任，对于学生的日常品行和学校组织的活动参与或了解的比较多，导致对此的感知价值较高，而对教学水平、学生成绩等的感知价值较低，是因为他们相比较于父母更加宽容，更希望孙辈健康成长就好，对于成绩没有过高的要求；小学以下学历农民对学生成绩的感知价值要高于其他学历农民，或许是因为由于自己学历低更期望孩子能有更大出息，所以对成绩比较敏感；初中学历和高中学历的农民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农民感知价值都差不多，并没有太大差异，都对学杂费免除、营养餐补助、校舍建设和校车等便于观察的因素感知价值较高；大专以上学历农民对教学水平和学生成绩的感知价值较高，而对营养餐补助和学杂费免除的感知价值较低，也许是因为学历高导致家庭收入较高，对于经济因素的敏感度不高；家庭人口2人以下的农民对学杂费免除、营养餐补助、校舍建设、校车、学生品行、学生成绩、教学水平、体育设施和社会活动的感知价值较其他家庭的农民的感知价值要低，在教师进修/培训、体育设施和图书室等有较高的感知价值；家庭人口在6人以上的农民对学生品行、学生成绩、学杂费免除、营养餐补助和校车的感知价值高于其他家庭的农民；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000元及以下的农民对学杂费免除和营养餐补助的感知价值较高；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001～3000元的农民对学生成绩、教学水平和图书室的感知价值较低，而对校车的感知价值较高；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农民对教学水平和学生成绩的感知价值较高。
（三）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农民感知价值评价
1.指标体系构建。本文根据对农民的调查情况，结合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效果，将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农民感知价值分成基础设施、教学质量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构建了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农民感知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准则层包括基础设施、教学质量和社会服务，指标层包括12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农民感知价值影响因素，其中，基础设施指标包括校舍建设、实验设备、图书室和体育设施，教学质量指标包括教学水平、教师进修/培训、学生成绩、学生品行；学杂费免除，社会服务指标包括营养餐补助、校车、社会活动。
基于上述农民感知价值指标体系的分析，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得出，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农民感知价值的影响因素中总的排序为学杂费免除、营养餐补助、校车、学生品行、学生成绩、教学水平、校舍建设、体育设施、社会活动、图书室、实验设备和教师进修/培训；其中，社会服务依次为学杂费免除、营养餐补助、校车和社会活动；教学质量依次为学生品行、学生成绩、教学水平和教师进修/培训；基础设施依次为校舍建设、体育设施、图书室和实验设备。
2.权重计算及重要性排序。根据已获取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农民感知价值各影响因素的得分，采用1～9标度法对各因素构造两两判断矩阵，最后求出各因素的最终权重，具体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看出，嘀刈畲蟮氖墙萄е柿浚为0.5880；其次是社会服务，为0.2552；最后是基础设施，只有0.1568。教学质量和社会服务的权重占到了0.8432，说明农民对关系学生本人和自身家庭的相关效果更加重视，在教学质量和社会服务没有满足的情况下，农民对学校基础设施价值的感知不敏感。其中，对基础设施中的体育设施的需求不强烈，校舍建设、图书室和实验设备占主要地位；教学质量中的教学水平重要程度相对较高，而学生品行、学生成绩和教师进修/培训次之，这与我们的预期有些差异。或许是因为农民认为教学水平的提高能直接导致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社会服务中的学杂费免除和校车所占比重较大，营养餐补助次之，社会活动最小，说明现阶段农民对直接关乎家庭负担和学生利益的需求较高。
3.农民感知价值计算。结合各指标的得分和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出农民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感知价值为3.4693，大于理论均值3分，表明天津市农民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感知价值是比较高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资逐渐增多，投资到学杂费、营养餐、校舍建设等方面较多，导致农民整体的感知价值较高。
四、结论
基于农民的视角，通过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农民感知价值影响因素所进行的分析，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第一，农民对学杂费免除的感知价值最高，其次依次为营养餐补助、校车、学生品行、学生成绩、教学水平、校舍建设、体育设施、社会活动，而对图书室、实验设备和教师进修/培训的感知价值较低，均低于理论均值。第二，不同的个体特征差异对农民感知价值具有显著的影响。第三，农民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感知价值是比较高的，其主要影响因素是教学质量，主要包括教学水平、学生品行、学生成绩、教师进修/培训。基于以上结论，为进一步提高农民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效果的感知价值，应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投入力度，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相对有限的投资在教学质量、教学基础设施和学校的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合理分配，并可从多方面扩展义务教育投资的渠道来源和完善义务教育投资机制。
摘要：教育投资负担呈多元化已是当今世界的一般趋势。但由于影响教育投资负担结构因素的多样性，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教育级别类别中，不存在共同的一成不变的模式。本文根据非义务教育不同阶段的特点以及现实的国情，详细阐述了学前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阶段的教育的负担和补偿模式。
关键词：负担；补偿；模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义务教育成果是由社会各方分享，非义务教育投资由某一方单独负担，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是说不通的。我国长期以来由国家包办教育，政府几乎是教育投资的唯一负担者，导致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经费短缺，发展缓慢。
在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大大加快的形势下，经济活动多样化的特点尤为鲜明。然而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必须有教育发展的多样化作保证，教育的多样化又与教育投资的负担与补偿不可分。经济活动的多样化离不开教育的多样化，教育的多样化在客观上又需要实行教育投资的合理负担与补偿的多样化。
一、非义务教育投资的负担与补偿模式的现实分析
要谋求教育的发展，则必须有适量的经费予以支持。
1、非义务教育投资的合理负担与补偿的现实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集体、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逐渐形成，我国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必然要求教育的多样化，这也就必然要求教育投资体制作出相应的变革，实行教育投资的合理负担与补偿。
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导致人们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为实行教育投资合理负担与补偿提供了物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份额逐年降低，而国民收入中分配给个人的部分不断增加。教育再完全由国家包办既不合理，也不可能。
2、非义务教育投资的负担结构分析
教育投资的负担结构，根据教育投资的来源渠道和来源主体，可进行如下划分：(1)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2)各级政府收用于教育的税费；(3)企业办学教育的经费；(4)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5)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6)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7)学费、杂费；(8)其他。教育投资的负担结构可划分为政府、企业和个人家庭这三大主体对教育的投资。
国家负担教育投资的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种：财政拨款；用于教育的税费；教育机构(主要是学校)税收的减免；专项补助；对学生资助，我国目前放在财政拨款中，除贷款外还有奖学金等；科研拨款。
3、企业的对教育投资范围较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教育投资一般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收益的教育，如企业职工的培训，各种类型的职业技术教育，以及与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高等专业教育等。(2)能为企业带来非经济收益――主要是为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和树立企业形象而进行捐赠活动的一部分，如对教育机构提供无偿捐赠。这种捐赠由于在税前列支因而可享受政府税收的减免。(3)企业对教育机构的研究合同、培训合同支付这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在中国，现在也正在逐步形成这种制度和机制。
企业单独办学主要为本单位服务，所需的校舍、设备、师资等一切办学经费由企业单独自行负责；企业或部门联合办学经费由受益单位共同负责筹措；学校在企业分设教学班的经费由受益的企业负责筹措。企业办学是我国多渠道办学的一种形式，为支持企业办学，国家允许企业将办学经费分别列入单位的基本投资计划和营业外开支。
4、个人对教育的投资支出，实际上多表现为受教育者个人家庭对教育的支出。相应地，个人的教育投资支出，一般也称之为个人家庭的教育投资支出。从我国来看，个人家庭对教育的投资，我国教育投资来源构成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受教育者家庭对教育成本补偿的份额明显加大，非义务教育缴费上学的观念已被大部分居民家庭所接受。由于受过良好教育所获得的较高预期收入，正是劳动部分个人所有在经济上的实现，因而越是享受良好教育的人越要根据所受教育的多少缴纳一部分或大部分学费，以补偿国家社会为他们所支付的费用。
总之，当今世界的教育投资，主要是非义务教育投资，其主体和来源渠道已呈多元化的格局。政府、企业、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是教育投资的基本负担和主体。
二、非义务教育投资负担和补偿模式
教育投资负担呈多元化已是当今世界的一般趋势。但由于影响教育投资负担结构因素的多样性，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教育级别类别中，不存在共同的一成不变的模式。至于政府、企业、受教育者个人在教育投资总量中的负担比重，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在不同级别的教育中也不尽相同，而且处于变动中，对具体国家而言，合理教育投资负担和补偿模式的构建，既应考虑教育不同阶段的特点，也应考虑现实的国情。教育按其不同阶段的特点，可将其划分为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两个阶段。我国的非义务教育范畴包括学前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他们均属于准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它兼有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特征：一方面在消费上具有排他性、在供给上可以实行排除，将不付款者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又具有外在利益，可以为社会共同享受，不能在个人间划分，也不能把一些人排除出去。
1、学前教育投资负担与补偿模式
学前教育是小学教育的预备教育，它不属于义务教育范围，它主要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同时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学习方法和初期的智力开发，对受教育者来说，个人受益比重较大，其中个人受益明显大于社会受益，因此，不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因而具有外部不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个人，儿童的前期的教育投入受益直接影响到受教育者的个人一生发展。因此由受教育的父母负担该阶段的非义务教育的成本是合理的。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为每个学龄前儿童提供最基本的教育设施，使每一个学龄前儿童都能接受最起码的教育。但基于“穷国办大教育”的基本国情，我国学前教育投资单纯依赖政府来负担也是不现实的，而必须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地方本身的特点出发，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
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学前教育的经费应主要由各级政府负担。在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学前教育应该由家长负担。
2、高级中等教育投资负担与补偿的模式
从高级中等教育的内部来看，因普通高中所传授的知识主要是普遍适用的基础性知识，即主要是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在内的一般文化知识，其应用范围不仅广泛，而且具有较强的社会、文化功能；而职
业技术教育所传授的基本上是一些专门化的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其运用范围往往十分有限(如很多职业技术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只适用某些行业、公司或企业等)。这样，一般而言，普通高中的公共属性(或收益的外在性)要大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公共属性。因此，这两类教育投资的负担与补偿模式也应有所不同。
普通高中给学生带来的不是直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而是一种教育选择的权利，即只有读完高中才能获得选择进入更高层次的教育――高等教育的机会或权利。这种权利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因为没有这种权利，就不可能进高等学校，也就不可能享受高等教育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因此，适当拉开普通高中与义务教育的收费差距是合理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公平原则，从另一方面看，尽管普通高中能给受教育者带来教育选择的权利和经济利益，但由于它传授的是一般文化知识，应用范围广泛，并具有较强的社会、文化功能，因此其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同时普通高中给个人所带来的收益并不是现时可以实现的，而只是一种间接的滞后的收益，投资风险较大。所以普通高中的教育投资决不能由个人单独负担，而应由个人和政府共同承担，其具体比重可视具体情况和需要而定。
从职业技术教育的自身特点以及这种教育的受益情况看，至少可以将其划分为一般性或普通职业技术教育和专门或特殊职业技术教育两大类。普通职业技术教育所教授的内容不以特定的行业和企业为对象，学生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绝大多数行业和企业。因而这类职业技术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十分突出，即它的外部效益十分明显。这就意味着政府应对这类职业技术教育负起责任。同时受过普通职业技术教育的人员，能更快地适应工作环境，缩短掌握使用机器的技能的时间，并且，一般而言，其创新欲望和能力都较强，因而这些职工能给企业带来较高利润。这样，企业也应支付部分职业技术教育成本。而受教育者个人在接受这类职业技术教育后流动性加强，个人受益大幅度增加，因而也应负担相当一部分教育成本。简言之，普通职业技术教育的成本应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其中个人和企业的投资应占较大的比重。特殊职业技术教育所教授的内容以特定行业和企业为对象，学生所学到的知识，只适用于特定的行业和企业，因而学生接受这类职业技术教育的机会成本较大，毕业后不具流动性。这样，企业就应该负担特殊职业技术教育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成本。
3、高等教育投资负担与补偿的模式
由于高等教育是一种终极性和专门性的教育活动，不同于以传授普通基础知识为主的初、中等教育，它是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直接服务的，是为了给社会培养和输送不同类型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从这个角度上看，高等教育仍然可视为公共产品。但是，若从总体上看，高等教育基本上可视为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高等教育所传授的知识与技能对个人讲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资本，即人力资本；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本不仅存在于受教育者的人体内，为个人所直接拥有，同时能提高受教育者的收入，为受教育者带来种种收益或满足；而这种收益或满足除了客观上有利于他人及社会外，基本上主要由受教育者个人直接获得。因此，高等教育投资的负担与补偿，应当考虑上述特点。
(1)个人应成为高等教育投资的主要负担者之一
由于高等教育总体上可视为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而且这种服务能给学生带来一定的预期收入和各种非货币性满足，那么从权益与义务对等这一公平角度看，个人应负担部分高等教育投资，或者说，学生个人原则上至少应按教育的成本价格交纳部分学费。此外，高等教育至少在当前仍然是同龄人中只有少数或部分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3％)才能享受的教育。如果投资都由政府负担，结果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纳税人)负担，而且当高等教育达到一定规模后，政府也无力全部负担。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人均缴纳学费应约占生均经常性成本的1/4，分别占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1/5～1/4和1/4～1/3。至于学费的确定，应由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节共同决定。国家则通过规定学费的上限或根据不同学校、专业规定几种上限及通过对超限高收费的学校扣减国家拨款等方式来对学费进行宏观调节。对贫困学生则应实行以贷学金为主的资助制度。
(2)政府仍应是高等教育投资的主要负担者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尽管从总体上可视为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但它的外部效应十分显著，因此仍然可视为公共产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文化素质、专业技能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都有显著提高。因而这些人对于社会民主的弘扬、社会道德的净化以及社会生产率的提高都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同时高校本身也常常成为高科技的“发源地”，世界几大高新科技工业区都是紧依著名大学而建就是明证。因此，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的外部效应是巨大的，作为这种收益代表者政府，自然应补偿其成本。为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国家应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依据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政府负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比例一般应在80％～85％之间。我国1996年普通高等教育的财政性支出占其经费来源的82.1％，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符合国情的教育发展战略是优先保证义务教育及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因而，我国的高等教育投资来源中财政性拨款应当降低，以60％左右为宜。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地方政府办学能力逐步提高。尽管如此，各级政府的财政教育预算仍应予以保证。
(3)企业也应负担和补偿部分高等教育经费
企业是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受益者。因此，从利益获得原则出发。企业也应参与高等教育投资的负担与补偿。这种补偿可以通过直接创办和管理高等院校，与高等院校合作办学，如采取“订单式”教育等，向学校提供捐赠，设立专项奖学金和定向奖学金，帮助偿还毕业生就学期间所借贷学金等途径来进行。
总之，实行教育投资合理负担与补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受益者受益率大小；2)受益者支付和承受能力；3)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基本财力；4)教育成本的大小；5)注意体现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原则。具体实现教育投资合理负担和补偿时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