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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毫无疑问,鲁迅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位,不管是文学还是思想都是泰山压顶一般。更加没有疑问的是,周扬对中国所谓“现实主义”文学走向的影响尤其来得波澜壮阔来得“挪经动骨”,本文就周扬与鲁迅对“现实主义”给予一些浅解。
关键词:鲁迅;周扬;现实主义;文学;影响
周扬者,周起应是也,湖南益阳人,生于1908,死于1989。被中共中央树碑为“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宿将,四十年代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五十年代文艺斗争的领导者,六十年代文艺思想的代言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先驱。”
虽然时间已经跳出了“二十世纪”的范畴,但由于国情特殊,文学又难以彻底剥离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社会因子而单独拎来讨论,现在要肆无忌惮大侃特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为时过早。有“保留”或片面的回眸过去的近百年的中国文学总还是必要。而“百年中国文学”这个题目又大得吓人,区区短文只能管中窥豹观其一斑了。
从历史到现在,“现实主义”在文艺思潮中基本都是主流中的主流,贵族中的翘楚,这或许是文化基因使然,或许现实主义对现实中国而言是实太必需了,犹如吃饭与睡觉,但中国所潮流涌动的现实主义大都又必需带个双引号。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在汹涌的中国现实主义的文艺大潮里,却又有两大极不和谐又截然对立的支脉在互搏较量。一支是以鲁迅为灵魂的“启蒙的现实主义”,一支是以中国共产党借周杨等为喇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这两股势力都有近现代西方现实主义的壳子,但又各自在前面用不同的词语加以修饰加以限制,都极具中国特色。鲁迅虽然没有直接打出过“启蒙的现实主义”的旗号,但其所做的所写的最主要的发轫点与落脚点不外乎就“启蒙”两字。而周杨等中共的笔杆子虽然在不同时期按其所需飘扬过不尽相同的旗帜,但其精神内核却一以贯之DD“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更是带有双重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
有些爱调侃的朋友总喜欢叹口气摆摆无所谓的右手来一句:哎,凡是带“有中国特色”五个大方块字的就没啥多少真的特色了。做了一百几十年的“弱国子民”,连带着还被“自我殖民”,也难怪许多人会萌生此种心态。如果从人类学的大视野来说,任何文艺思潮,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等等都可称为“现实主义”。因为“人”这个载体是现实的,人的一切活动也都是现实存在的。清朝大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开宗明义便是“六经皆史也”,或许也正是这个理。种种主义、思潮、派别都是后来者或自我标榜者为了说话写字便捷些而添加上去而已。
这个现实主义最先引入中国,与中国实际一交融后,虽然批判的精神内核没有断裂,但批判的对象却发生了错位。我们最先用来批判的是集权制的“吃人”社会,以达到破除蒙昧的目的。
鲁迅就是运用这个武器最先觉者之一,也是最得力之人。《狂人日子》、《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都是中国“启蒙的现实主义”之经典力作。鲁迅一生都在批判都在反抗都在启蒙,但他是个清醒的人很早便意识到他的一生所做的只是徒劳的反抗,除了反抗除了真正救几个还未病入膏肓的人之外,他确实是“失败”的一生,徒劳的一生。这一点从以他为灵魂的“现实主义”的命运来看似乎更加明显一些。王实味当年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他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只比少半块。由此可见此时王实味在中共的地位是如此显著特殊。1942年3月他连续推出《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本是就事论事,以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站出来“不平则鸣”而已,离鲁迅式的“偏激”还差十万八千里来着,结果蒙没启到自己却惹来杀身之祸。一句“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便让年仅41岁的王实味残遭砍杀抛尸枯井。建国以后还有胡风事件,胡风可是鲁迅的“嫡系传人”。这案子一牵扯就是几百上千人,这些人死的死,坐牢的坐牢,失踪的失踪。至此之后,有谁还敢再表里如一地继承什么鲁迅精神,什么批判精神。鲁迅自己有句名言:伟人一死便都成了傀儡。他自己正应验了这句话,往鲁迅头上挂了好几个“最”好几个“家”,那现象真可谓壮观,举中国之上下除了读毛选就是读鲁迅了。可能有几个人像鲁迅那么在干?马寅初、张志新、加上几个“偷偷摸摸”的顾准之流,恐怕七八亿人挑不出能组成一支足球队的规模。
鲁迅在中国或许只是一个异类,他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或许也无所谓断绝不断绝的。时至今日,研究鲁迅的人多,吃饱饭谈鲁迅的人更不知有多少。但继承鲁迅精神,继承他的现实主义的人有多少?痞子王朔说过:鲁迅如果活过来,第一个巴掌是要扇那些“吃鲁迅饭”的家伙,第二个巴掌是要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的。
侃完了鲁迅,接着周扬就可以亮相了。四十年代中期至初,对中国“现实主义”走向的影响,谁能比肩周扬?!周扬确实有才,确实够得上党中央“两根笔杆子”之一(另一位是胡乔木)的称号。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翻译老托的《安娜・卡列宁娜》,到中国今天翻译此书恐怕还没人能够着他的下巴。人各有志,这本来就无可厚非。周扬选择的道路是阐释,不停地阐释,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的文艺理论,并广而宣之。早至三十年代“左翼”,他就是中共文艺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国防文学”的争论让他名声大躁影响广及,从此但凡谈及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便再也绕不过“周扬”两个字。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扬于1937年秋到延安,更是让他如鱼得水,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说来有点黑色幽默,反鲁迅最积极的人居然去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时期的鲁艺可是个了不得的地方,短短几年时间,49年之后中国大陆新生代主流作家基本都在那里喝过几天墨水。周扬以后能影响整个中国文艺走向的固然是后面政治势力在起主要作用,但“鲁艺校长”这个头衔的功劳也绝对抹煞不了。
1949年之后,胡风被逮了,郭沫若一如既往做他的喇叭,沈从文曹禺老舍“失语”了,巴金一直想喊却也喊不出什么了……举中国文艺界上下就是只有一种声音,那声音想在的脑子里,吐在周扬的嘴里,写在全中国的白纸上,这景象真壮观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除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外,还冒出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总是什么都跟革命绑一块儿就对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等等。当然这些作家作品也“暴露”也“批判”,但他们所要批判暴露的对象只是为他们所要歌颂的立一个对立的靶子而已。春分得意的周扬担任着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等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艺工作领导者,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典型。鲁迅们只是一介草民,怎么敌得过一个位高权重的“尚书房行走”,何况这“尚书房行走”又深得最高领导人信任与褒奖。
摘要：从文艺学的视角看，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在西方文学书写中，依托西方理性主义的哲学背景，在文艺理论的逻辑思辨中形成的。其经由中国本土文学写实精神的培育，于二十世纪中国启蒙、救亡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历时性地、多形态地、多层面地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从文学形态，写作精神，书写方法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特征，并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有机整合中稳健前行。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特征
0引言
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现实主义文学观已有千年之久，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文艺学的理论视野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研究已蔚然成风，但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近代的融汇过程，即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的过程，尚需新的梳理。
1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西学渊源
“现实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哲学里，歌德、席勒时代被用于文艺，之后，经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为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从司汤达以来，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等一批作家，继承启蒙时代的人道精神，在自觉的创作原则中，把笔锋对准社会现实，喷发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这些作家以亲历生活的视角，体察现实生活；以自己所属的时代的主流话语，传达现实体验；把沉重的忧患意识和厚重的写实精神，注入叙事文本；用文学的形式同大众对话，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西方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最终形成还源于特定的哲学观念。康德的主体论哲学，黑格尔以辩证法为支点的探究真理的宏大体系，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作为主体的人的至高地位，都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中对于现实性的理解。这种现实主义文学观，反映在文学理论中，就是主张文学创作要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将现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视为现实主义的核心和基础；认为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众多的生活现象绝不是简单的堆积，而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内在而有机统一的生活现象；既反对只关涉物质界的自然主义观念，也不完全同意旨在哲学思辨中探求精神旨归的所谓现代主义文学观[1]。在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下，在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推进中，现实主义文学对于人物、事件、细节、场景如实反映，使人物塑造和环境的描写紧密结合，生动而艺术地绘制了具有现实秩序感的世界文学发展的立体的图像。
2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学语境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认为文学应当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周易》提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主张，诗可“兴观群怨”；《诗大序》提出“厚人伦,美教化”，《左传》提出“补察其政”，白居易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周敦颐高扬“文以载道”，后世梁启超在文章中多处论及“写实”的话语,都一脉相承地汇入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流程。然而，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史实表明，中国古代文论（或称文学批评）中没有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术语,甚至连“主义”这样的概念也没有。严格来讲,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启蒙、救亡的社会历史语境，俄苏、日本现实主义理论的大量传播[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文艺工作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空前重视，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学关心民生苦痛、揭露社会时弊、高扬书写精神，造成作家和读者的文学视野更易于向现实倾斜，才促成了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本土语境。
3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
中国近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在中、西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交汇中，在历时性地、多形态地、多层面地向前发展历程中形成的。
3.1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文学形态的中国化在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如火如荼的时期，存在着莫泊桑的“行为现实主义”、司汤达的“心理现实主义”以及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等不同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表现形态。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文学亦表现为多种从形态。主要表现为：“五四”至40年代，直面和解剖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形态；40至60年代中期，工农兵文学思潮中的现实主义形态；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表现技巧影响的现实主义形态。
3.2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写作精神的中国化在近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传统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遭遇困境,现代的科学理性体系和人文精神正在探索和建立中。现实主义的文学书写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执着地追求科学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精神的整合，寻找现实与理想、平凡与崇高的结合点，公开地运用叙述者进行判断性评论的叙述声音，强化了其所追求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价值取向，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3]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推动文学书写捕捉和描绘处于变动状态的社会心理，以俯视和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密集的社会生活。这使得作品中人物的社会意义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的单一状态，具有了复杂的社会性质，在一定意义上显现着重大历史进程中人的命运变迁。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以写实的笔法,全景式地反映中国社会从1975年至1985年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变迁；无论是故事情节的叙述模式、社会文化的摄入还是对于人的思考都表现出其作为现实主义中国化的确证。
3.3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书写方法的中国化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就是指一个文学流派及其所形成的表现人与现实关系的创作方法，那么西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20年代进入中国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文学创作。40年代之后,苏联社会主义创作方法成为全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是这并没有阻隔中国文学写作方法的转变。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技巧被大量借鉴运用，文学艺术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呈现出杂语喧哗和多元共生的局面。从单一的创作方法，演变成为关于文学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理论规范，从单纯地关注社会生活演变为关注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精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在科学主义影响下的现实描写多样化，即把文学看作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和描摹，是文学家把握生活的一种方式，强调作家要在对象世界中实现自我，而不是表现自我，突出文学介入现实的社会价值。其次表现为人文主义观念影响下的，在社会现实中展示小我的创作方法，即在沉重的、悲凉的社会意识中表达对人的思虑和冷静的态度。因此，中国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应该是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精神在现代文化进程中融汇而成的。
4结语
综上所述，所谓“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说都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范畴。中国传统文学的写实精神为现实主义中国化孕育了丰厚的文化土壤，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经由中国本土化的培植，从文学形态、写作精神、书写方法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从“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日救亡文学到合作化文学、诗歌、“”文学、 “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是以追求科学、民主、个性解放的文学精神，密切关注文学与现实的人之间的关系而阔步前行。
摘要：现实主义文学强调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的反映和再现，其主要创作手法是再现客观现实，创作原则是要求文学艺术真实地反映客观生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十九世纪的文学大师大多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匠，本文选取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四位大师的主要文论观点，分析其中的现实主义主张，并得出时代文学的共性特征。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西方掀起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三股文化潮流，浪漫主义文学在一系列的论证后打败古典主义，与此同时，现实主义作为一股潜流在涌动着，随着浪漫主义对社会的抽象抗议和对未来的空洞设想越来越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典型地再现社会风貌，深入了解和努力揭示种种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社会潮流。
一、司汤达的现实主义精神
司汤达既是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又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他虽然持浪漫主义立场，但其理论和创作却是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他的《拉辛与莎士比亚》被视为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步纲领性著作。
司汤达在在《红与黑》中说：“一部优秀的作品犹如一面照路的镜子，从中既可以看见天空的蓝色，也可以看见路上的泥塘，然而读者不应该错怪镜子中的泥塘，而应责备路人未能把水排去，以致路途泥泞难行。”在《阿尔芒斯》中的序言中他又写道：“丑恶的人在镜中掠过，这难道是镜子的错误码？”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司汤达主张文艺应像镜子一样，直面人生的美和丑，客观、真实地再现现实，尤其是再现现实中的“泥塘”――揭露那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弊端。
二、巴尔扎克对现实主义原则的论述
巴尔扎克继司汤达之后，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高潮，并使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臻于成熟。他的文论主要集中于《
前言》中，广泛涉及了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创作目的、作家理想等根本问题。
巴尔扎克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他认为小说应该成为社会风俗的历史，要描绘众多的人物和场面，要突出典型性的大事件。
巴尔扎克的特色是重视细节的真实，以此来突出对自然的客观摹仿。他说：“如果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它就毫无足取了”，认为细节真实是构成艺术真实的基础。为了给《人间喜剧》提供大量的真实的经济细节，他常到他所熟悉的公证人或者诉讼人办事处去了解情况，搜集资料。
三、福楼拜对客观性原则的强调
福楼拜认为作家应该具有客观的立场，真实地再现生活，他说：“艺术家不应该在作品中露面，就像上帝在世界上一样，到处存在而又到处不见。”为了使创作达到真实的艺术效果，他反对在作品中现实“自我”，提倡让作者的思想和感情通过具体的情节描写和特定的人物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让文学表现出对生活的镜子般的忠诚。他认为主观的东西越少，描写才越真实，他希望作家具有上帝一般的客观性，保持中立、超离、默然的态度。
他主张作家身临其境地去感受故事情节的发展，如他在创作《包法利夫人》时：“当我描写爱玛・包法利服毒时，我口中尝出砒霜味，感到身子中毒，引起两次消化不良，把晚饭全都呕出来。”但他又说：“你可以描写酗酒、爱情、女人或者荣誉，但有一个条件，你自己并未真实地变成醉鬼、情人、丈夫或军人。”福楼拜的“隐性客观说”指出了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区别和联系。
四、列夫・托尔斯泰：文学应典型地再现生活
以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为代表的托尔斯泰的早期创作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百态的精神。托尔斯泰说，如果科学需要准确性和真实性，那么，艺术就需要双倍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托尔斯泰的文论著作《论所谓的艺术》《什么是艺术？》都较为明确地论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典型化理论是托尔斯泰文学理论的重要特色，同时也是现实主义区别于自然主义的标志。托尔斯泰认为，摹仿自然、再现生活不是奴隶式的、消极地照抄，而是要对生活进行选择，然后再进行评判。他指责自然主义作家莫泊桑的小说《温泉》和《俊友》，认为它们没有将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典型化的处理，用颓废的态度反映社会中的丑恶现象。
虽然上述各位作家的现实主义追求各有侧重，但其对于客观现实的重视，对于典型性、普遍性的追求，是他们之间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都主张关注现实社会人生，关注当时的社会百态，以一种“入乎其内”的方式去创作，即，他们要求文学必须反映现实、摹写自然。但是，他们主张作家要发挥自己的主观意识和感情作用，通过不同的方式使文本感情充沛，表达社会人民的共同感想。
摘要：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法国作家司汤达不仅通过文论《拉辛与莎士比亚》阐明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观，也通过小说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观。通过总结《拉辛与莎士比亚》中的主要观点、分析《红与黑》等小说的情节，本文力图证明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根植于作家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表现的是人类的普遍精神、情感，他的现实主义的受众是“少数幸福的人”。
关键词：司汤达；现实主义；《拉辛与莎士比亚》
对于力图“从客观现实世界出发，抓住其中本质特征，加以典型化”（朱光潜 2004： 108）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而言，如何处理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被称为“现实主义作家宣言”（朱光潜 2004： 106）的《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法国作家司汤达提出了他的现实主义观，而他的小说则体现着他对自己理论的实践。
一、《拉辛与莎士比亚》中的现实主义观
《拉辛与莎士比亚》是司汤达在1823年和1825年撰写的反对伪古典主义戏剧，倡导浪漫主义戏剧的论战小册子的合集。由于当时浪漫主义运动方兴未艾，浪漫主义的定义也没有完全固定下来，所以许多现在被认定为现实主义者的作家为了跟自然主义划清界限都自称浪漫主义者。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里讨论的其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的对象究竟是什么？
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一部分第二章《笑》、第三章《浪漫主义》中，司汤达以喜剧的创作为例写到：“尽管证券交易所和政治赋予我一种深刻的严肃性，尽管怀有党派的仇恨，倘若是要我笑，仍然必须在我面前以一种愉快有趣的方式使某些满怀热情的人在走向幸福的道路上失足受骗才行。”（司汤达 1979： 25）在讨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现实事件的关联时，他又表示：“我觉得，作家必须同战士一样勇敢，作家不必总想到新闻记者”，“这种（指戏剧――笔者）的成功不可能是有关政党的事，或者是由于对个人的爱戴……”，“如果有这样一位作家，在马德里、斯图加特、巴黎和维也纳等地，够标准的翻译家都争相翻译他的作品，那么这位作家可以说已经探索到时代精神的趋向了。”（司汤达 1979： 27-28）由此可见，司汤达并不主张将重大的社会现象或者政治事件作为作品的中心，因为它们或者有具体民族社会的背景，或者转瞬即逝，对于本文化圈以外的读者或者后世读者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直接描绘外在社会状况的文学作品，也许一时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但很快就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失去价值，成为一种速朽的文学。
司汤达认为，现实主义的对象应当是人类对世界的反映及人类普遍共通的情感体验，即所谓“时代精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想的是人物的行动是否妥帖，而不在故事的叙述。”（转引自马尔蒂诺 1998： 12）归结起来说，司汤达的现实主义立足于表现人的精神、情感，而单纯不追求表现社会状况。他笔下的人物境遇固然是他们社会活动的结果，但这种境遇不止存在于作品中的社会状况和历史阶段，而是普遍存在、可以被各种文化中的读者理解的；作品中的社会状况及具体事件只是司汤达为了更顺畅地编织情节而对更广泛的背景、更多的事件进行的简化、案例化，它们不会使人物的境遇变得特殊离奇到失去代表性。
二、司汤达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特征
司汤达的现实主义小说力图打破社会背景或时代的隔阂，表现人物内在的真实。内在的真实指的是完整、包含所有隐秘的人格而非完美（而实际不存在）的人格。“他的人物有思想、心灵活动的全部思想；有行动，猛烈过传奇小说的行动”（李健吾 1997： 8-9）。依照司汤达的传记作者茨威格的话来说：“在他看来，越胆大越好，越隐私就越要拼命加以公开。他特别热衷于提示自己最说不清楚的感受，他要把那些由于羞耻心的作用而潜藏到灵魂深处的东西提示出来。”（茨威格 2000： 92）司汤达的作品犹如强光，让人物及读者心中每一丝隐秘都无处遁形，这一点对于那些不习惯审视自己，只想在阅读时保持自己与书中人物距离的读者是极大的冒犯。
《红与黑》对于连和玛蒂尔德感情纠葛的塑造正能体现司汤达作品的这一艺术特点。作为细致入微的人类心灵解剖员，司汤达把原本可以演绎成郎才女貌故事的材料处理得十分“冷酷”：这对男女与其说是相恋，不如说是自恋。于连追求玛蒂尔德以捍卫自尊；玛蒂尔德与其说是爱上了于连，不如说是爱上了自己特立独行的勇气。司汤达不追求表现优秀品质，而只是把通过自我反思而挖掘到的人类精神及情感世界和盘托出。司汤达刻画于连的虚伪并不是为了让读者谴责他、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正如他设计于连主动选择死亡也不是为了让读者把他当成英雄。一切人物及情节设计都是为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完整性服务的。
司汤达的小说致力于挖掘人类心灵中最真实、最难言说的部分，这使得他的读者也要有勇气拿自己心灵深处的秘密与司汤达笔下人物的精神活动相互印证；同时，读者还要具备能体会、理解他笔下人物复杂情感的敏感性。司汤达将这样的读者称为“the happy few”，他们具有与他不相上下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能力。司汤达把自己的三部小说《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和《红与白》都献给了这批读者，还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献辞中写到“对聪明人无需多言”。
三、结语
茨威格曾如此评价司汤达的艺术成就：“只有对心潮澎湃的内在精神的刻画方面，他的作品才显示着艺术价值和艺术活力。”（茨威格 2000： 147）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是精细且不留情面地探索、描摹人类内心世界的现实主义，这也就是许多西方学者将他的作品归入心理现实主义流派，而不是批判现实主义流派或社会现实主义流派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