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网络文学关系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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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平台经济时代，资本在互联网场域中的广泛触角和显性影响正在重新受到审视。发挥资本积极功能的同时，也需要防止其无序扩张。资本是促使中国网络文学产业蓬勃发展的主要杠杆和重要力量，而网络文学具有强烈的精神属性和价值属性，更是拥有超过5亿读者的重要文化产业和话语场域，因此，深入研究和揭示资本与中国网络文学的关系演进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学界对此议题也多有关注。白烨指出，目前有关网络文学的作者，主要由平台、公司凭靠经济手段联络和维系，商业的或经济的元素一头独大，从整体上讲对网络文学的发展极为不利，要谨防资本的过度扩张[1]。乔焕江认为，资本作为关键要素深刻影响着网络文学的发展，资本赢利模式导致网络文学类型化趋向[2]。宫丽颖、纪红艳分析了网络文学平台多元化资本运营的现状，认为原创网络文学平台仍将是资本的重点投资领域，国际市场资本运营进程将会加快[3]。李慧认为：资本充分开发与利用文学资源并对其进行多种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文学的资本化生产打破了学科边界，对拓展文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也具有重要意义。但资本对文学的破坏不容忽视[4]。欧阳友权分析“阅文风波”时指出，这是一场作者与平台的博弈，并就化解作者与平台的矛盾提出了建议。而作为上市公司的阅文集团，本身即是典型的资本方，这场风波即是作者与资本的博弈[5]。项蕾认为，网络文学场域的奠定与重塑，正是作为资本的互联网和反资本的互联网不断拉锯的缩影与结果[6]。以上研究提升了学界对网络文学活动中资本要素的关注程度，但尚未深入诠释资本与网络文学的关系如何发生、如何运行、如何演进，如何表征，当下网络文学发展中的哪些现象应归因于资本等等问题，本研究深入到网络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场并结合具体作者作品和文学事件，系统厘清资本在网络文学中的运行和影响机制，揭示资本与网络文学平台、作者、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演进过程、博弈方式及其话语表征。

二、关系历程

资本与网络文学的关系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其在网络文学场域中的话语权随着产业的壮大而逐渐凸显和上升。第一个阶段，资本游离于网络文学的外围。20世纪90年代网络文学诞生时，资本力量尚未正式介入其话语场域，虽然彼时文化市场方兴未艾，但资本对文学消费市场的开发仍然停留在传统文学特别是通俗文学领域。原因在于，媒介平台的搭建和用户积累是平台生存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对于建设初期的网络平台，内容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低于技术平台。网络文学与图片、视频以及新闻资讯等内容形式一样，必须首先有可供其生存的平台，以及足够数量的上网用户，因此，互联网早期，资本的首要投资对象是网络媒介平台，重点是推动技术开发和平台建设。从商业价值而言，早期网络文学还处在文学爱好者自娱自乐、随意抒写生活感悟和涂抹想象的阶段，李寻欢、邢育森、宁财神、俞白眉等人的作品，大多数为篇幅短小的散文、短篇小说，虽然口语化、戏谑化的语言风格不同于传统文学，但像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七月与安生》，罗森的《风姿物语》等具有完整故事情节和强烈吸引力的作品还不多，无论从创作质量、作品数量还是用户规模而言，早期网络文学都尚不具备足够的投资价值。当然，资本并未在网络文学的早期阶段完全缺席，在传统文学市场的惯性作用下，资本敏锐地捕捉到风靡于网络的痞子蔡、安妮宝贝、罗森等人的作品，以网上转网下的商业出版方式开启了网络文学的早期商业化模式，此后至今，图书出版也始终是资本介入网络文学的重要方式之一。第二阶段，资本开始大举入场。新世纪初，全球互联网产业从首轮泡沫破灭后的低谷中爬出。多方面因素为资本介入网络文学提供了动力：首先，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迭代更新，使个人电脑的普及率快速提升，光纤宽带使上网速度大大加速，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以指数速度上升，互联网产业全面回暖的趋势已显而易见；其次，经过此前十年的市场培育，网易、新浪、搜狐等门户平台发展壮大，互联网媒介空间初步建成，基本完成对网络用户的原始积累。榕树下、红袖添香、玄幻文学协会论坛、潇湘书院、晋江文学城等专业化文学平台日益壮大，文学平台显现出强劲的商业潜力。在此基础上，一批趋向于职业化的网络作者和网络小说浮出水面，形成阅读热潮，例如，今何在的《悟空传》，宁肯的《蒙面之城》，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萧鼎的《诛仙》，萧潜的《飘邈之旅》，玄雨的《小兵传奇》，这些作品的文体和题材明显区别于李寻欢、邢育森、俞白眉、宁财神等第一代网络作者。由起点中文网成功建立的千字几分钱的付费阅读模式，迅速被幻剑书盟和天鹰文学网等文学平台复制并推广开来，为网络文学商业化价值提供了直接明证。网络文学方兴未艾的态势开始吸引资本的目光，由此拉开了其商业化帷幕，资本力量由外至内地介入网络文学场域，推动网络文学走向以商业化运营为主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网络文学迎来商业化模式的一次里程碑式事件：2004年10月，当时中国最大的在线游戏运营商上海盛大公司以200万美元收购起点中文网，标志着资本大举进入网络文学[7]。此后几年间，盛大公司一路攻城略地，先后收购或入股红袖添香网、晋江原创网、潇湘书院、小说阅读网、悦读网等文学平台，并逐步将网络文学从其原有业务中剥离出来，成立“盛大文学”进行专业化运营，2006年，玄幻文学领域的重要文学平台幻剑书盟被TOM在线以2000万元人民币收购。文学平台的建设模式和网络文学的整体生态发生改变，此后新创的文学平台，不再依循早期网络文学平台由文学爱好者个人或同人联合发起，经过较长时间的用户沉淀，并培养起一批忠实于本平台的“大神级”作者和拥有一批具有影响力号召力的自有版权作品，待其自然生长壮大后再引入资本收购的路径，而是资本机构动用效率最高的手段，通过直接收购和并购已具有较大规模的文学平台，省去大量的时间成本，实现跳跃式发展，形成后发优势，或者从创建之初便以资本铺路。例如17K小说（隶属中文在线）、纵横中文网（隶属完美时空）、掌阅文学（隶属掌阅科技）等一批后起之秀均拥有资本市场背景。早期最为知名、寄托了无数文学爱好者理想情怀的文学平台“榕树下”，也选择投入资本怀抱，几经转手，先后被贝塔斯曼、欢乐传媒、盛大文学收购。与此同时，具有国际资本市场背景的互联网巨头网易、新浪、搜狐、百度、腾讯等综合类门户平台，也不断加强网络文学版块的运营。放眼互联网媒体产业，资本集团控制下的商业平台已占据主要传播阵地，并聚拢了大部分的网络用户流量，拥有着包括媒介、技术在内的网络文学产业的主要生产要素，网络文学在一轮轮资本竞逐中建立起了完整的商业化模式。第三阶段，资本开始深度主导网络文学的生产与消费。走向市场深水区的网络文学已然彻底商品化。被称为“BAT”的百度、阿里、腾讯三大互联网巨头甫一入局，便搅动和重构了网络文学的生态格局。2013年，百度116亿元收购91无线，其中包含了熊猫读书业务，同年，百度又以1.915亿元收购“完美世界”旗下的纵横中文网，完成从PC端到移动端、从文学到视频、游戏、影视等文化产业全链条的打造，时隔三年后，完美世界又转身以10亿元收购百度文学业务。腾讯涉足网络文学的时间较晚，却后来居上。2013年，腾讯联手从盛大文学出走的原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团队创建创世中文网，并与其原有的云起书院、QQ阅读业务和数字出版平台整合，打通全平台流量通道，强势入主网络文学领域。两年后，盛大文学被腾讯收购，腾讯借此在短时间内奠定了网络文学领域的霸主地位，几乎将排名最靠前的重要文学平台尽数纳入麾下，在此基础上，腾讯于2015年正式创建阅文集团，成为继十年前盛大文学收购起点中文网之后，资本介入网络文学的又一标志性和里程碑式事件。同年，阿里巴巴移动事业部宣布成立阿里文学，整合书旗小说、UC小说、淘宝读书、优酷书城和PP书城等移动阅读平台，并与塔读文学、磨铁中文网、咪咕阅读等平台进行深度合作；与此同时，掌阅科技也投入10亿元，加入到网络文学的竞争中。就在这一年，旗下拥有知名网络原创文学平台17K小说的“中文在线”率先在深交所上市；两年后，掌阅科技在上交所上市；而更令资本市场为之侧目的，则是同一年的11月8日，阅文集团登录港股市场，意味着网络文学全面融入全球化资本市场。资本并非网络文学诞生的最初动力，却在入场后成为网络文学发展壮大的关键推手。网络平台、网络技术不再是独立于资本之外的话语力量，而是与资本集团合体，成为资本的介质与代言人。

三、运行机制与表征

资本介入网络文学之后，一方面，与平台、作者和读者形成合力，驱动网络文学强劲发展，促成网络文学产业的繁荣，使网络文学以自我确证的方式实现合法化，提升了网络文学在文学场域中的话语地位，甚至还推动文学子场域在文化场域和社会整体场域的话语权力上升；另一方面，资本又凭借自身日益增长的话语权对平台、作者和用户施加影响，使网络文学话语形态朝着符合商业逻辑和资本利益的方向演化。网络文学发展早期，一度不为文坛所承认和接纳，网络文学作家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位于鄙视链末端，作者处于无功利化的自由写作状态，大部分网络作者无法获得足以支撑起专职写作的稿酬收入，无功利化的自由写作固然是一种美好状态，却很难形成规模化效应。网文“大神”猫腻曾直言：“没有人可以承受长年不挣钱的写作。”[8]资本的入场使网络文学平台和网络作者的生存问题迎刃而解，充裕的资金保障下，文学平台出于占领阅读市场的考虑，不吝于将更多的物质利益让渡给网络作者。为了吸引优秀作者入驻，资本支持下的各大文学平台进一步设计出更为完善的作者收入保障和分配体系，如起点中文网设计出一套完整的福利和收入制度，将签约作者分为不同级别，为“白金”级签约大神作者打造个人品牌，构建自身优秀的专业作者队伍，并大幅度提高“白金作者”的稿酬，红袖添香、晋江原创、17K小说网纷纷效仿，大力培养自身旗下的大神作者，网络文学频频爆出造富神话。2006年的首届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上，安妮宝贝以700万元版税收入位居榜单第11名[9]。此后网络作者收入一路攀升，不断制造着文学造富的神话，2015年，中国作者富豪榜的第一名首次由网络作家夺得，江南以3200万元年度版税收入拔得头筹，2018年一份数据显示，唐家三少、天蚕土豆的版权收入高达上亿元[10]。网络文学“大神”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富豪群体，提供了文学致富的明证。在资本的介入和运作下，网络文学与影视、游戏、动漫全链条IP运营，成为其他文化产业的源头，将文学的潜在价值充分挖掘，扩展了自身的生存空间。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向社会创造和贡献着自己的经济价值。数据显示，我国网络文学作者数量达1936万，其中与平台签约的作者77万[11]，网络文学整体市场规模已超288亿元[12]，千万量级的网络作品库存量蕴含着巨大的文化产业开发价值。围绕着网络文学，除了付费阅读所形成的文学消费产业外，还衍生出一条囊括电影、电视剧、网剧、动漫、网络游戏等全链条的IP产业。作为产业链的源头，网络文学的发展状况影响着IP产业链各个环节产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成千上万的从业人员生计，网络文学已不止仅仅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和文化消费需求，也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网络文学不再只是文学，它还事关社会就业与稳定。在资本的合力驱动下，网络文学依靠经济实力获得文学和文化场域的话语权。这种向外借力并转化为自身力量的方式，与文学精英通过与市场保持距离、依靠自身象征资源来反向获取经济资源的传统路径恰好相反。拥有经济话语权的网络文学作者群体，以及围绕着网络文学产业的资本集团，势必要争取自己在文化领域的“名分”，从而以其巨大的存在感倒逼学术场的认同和命名。在此过程中，资本与网络文学之间的关系已悄然变换，资本的话语权在网络文学场域由持币追逐转向源头主导，开始依照商业逻辑塑造网络文学的新样态。具有雄厚资本背景的大型平台和风险投资集团攻城略地，收购主要文学平台，快速整合优势资源，招揽众多网络文学“大神”，扩大作品规模和粉丝数量，占有更大文学消费市场份额，削减竞争对手和竞争压力，网络文学平台在强者愈强的进程中趋向寡头化，作者、作品和读者越来越向少数平台集中，近几年更是形成阅文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一份研究机构评出的最具影响力50位网络男女作者榜单中，仅仅阅文集团旗下的平台及其关联平台，就占据近九成的份额[13]。网络文学平台寡头化形成新的文学话语权垄断，网络文学是在无数文学爱好者个体自由写作与自由发表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文学空间，围绕着网络作者和文学平台形成去中心化的文学小社群，星罗密布式的次级话语场，并由此构成多元化的话语格局，彰显互联网自由精神与民主特性，而文学平台的寡头化趋势则重新从分散走向集中，从去中心化走向中心化，从话语自由走向话语垄断。随着网络作者和粉丝逐渐向几家大型文学平台聚拢，网络流量越来越集中，有限的读者“注意力资源”也随之被几家寡头平台瓜分，文学平台寡头化格局大大增强了资本和平台方对于网络作者和粉丝的话语权。资本与大型平台的合体，建立起工厂化的网络文学生产模式，将曾经自由写作的网络作者转化为平台数字劳工。躲避和逃离传统文学权力话语场本是网络文学诞生的动因，“然而资本力量足以将逃离变成另一种陷落，文学的独立性并不因为离开传统文学体制就变得更强”[14]通过人员组织、过程干预、收入分配等管理手段，资本全面影响着网络文学平台的生产与传播环节。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网络文学作者一步步调适写作状态，以求适应平台的商业生产和运营机制，从信马由缰的无功利化写作到功利化写作，从隔三差五的游戏式写作到固定日更、周更的半职业化、职业化写作，作者对写作时间、进度、题材的控制权一步步被蚕食，在不断从属于雇佣劳动关系的过程中，作者的主体地位逐渐弱化，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异化[15]。虽然网络作者投入网文写作的最初动机多是源于对文学的热爱，但一旦接受和服从于商业化运营机制成为职业作者，便从此告别了网络文学的“自由写作”，即便他们不需要朝九晚五地委身于公司格子间，即便他们仍然拥有一定弹性调节写作时间的自由。但正如法国大众文化学者鲍德里亚所言，真正自由的时间，乃是将时间解放为空闲范畴，并用个体自由将它填满，而“既然它的计时要受到总体性抽象即生产系统的抽象的支配，因此事实上它已经不再‘自由’了”[16]。资本还通过平台算法和大数据技术，加深了网络文学类型化的程度。表面看来，资本无意去培养或败坏读者的审美趣味，也无意提高或拉低读者的审美水平，它只依循着自身的逐利动机流向最能产生商业收益的趣味领域，这种运行逻辑导致资本集中、重复地投入某些特定题材类型，如玄幻、奇幻、仙侠、穿越、甜宠、赘婿文等等，虽说趣味源于读者自身，但资本控制下的网络平台数据系统灵敏地记录分析读者趣味，批量制造、持续加大对这些题材类型作品的供应和推荐，为读者提供享用不尽的爽感消费品，最终拓展了资本所需要的阅读市场，这一套商业模式被巧妙地归于读者名下，解释为满足读者阅读趣味。美国传播学者桑斯坦提出的“信息茧房”理论认为，人们会习惯性地关注和接受自己感兴趣和感到愉悦的信息，久而久之，便会困于自己所编织的“茧房”之中，而网络空间所提供的海量内容，再加之算法技术的精准推荐，无疑会让“茧房”形成得更快更厚结，网络类型小说从生产到反馈再到继续生产的过程，都在无限满足读者的阅读兴趣，形成读者与作者合力编织的“趣味茧房”。以算法和大数据技术为核心的平台智能模式通常被认为满足了读者定制化、个性化阅读需求，使网络文学从批量化生产转向个性化精准化的“量身打造”，实质上，恰恰是智能模式下的文化工业运营机制加重了网络文学的类型化生产，而类型化本身就意味着文学写作个性的消减。高度繁荣的网络类型小说，不仅遮蔽网络诗歌、散文、杂文等其他文体，也遮蔽小说文体内不为一般网络读者所熟悉的创新式题材和叙事模式。

四、博弈与调整

面对资本越来越强势的话语权，网络文学作者、读者和平台编辑也在与资本进行博弈，并在博弈中不断调整和重塑网络文学场域。随着代表资本利益的平台方话语权越来越大，平台方不断压缩作者利益，设定各种苛刻条件，以致逐渐累积的作者与平台方矛盾，终于在2020年5月5日前后以网络作者掀起“5·5断更节”的事件方式爆发，该事件源于阅文集团此前欲推行的新版合同，因合同中多个条款严重挤压作者利益而被指为“霸王合同”，遭到网络作者集体抵制。阅文集团旋即陷入网络舆论漩涡，不得不与作者群体协商并做出让步。但是，面对资本的强大话语权，网络作者能够做出的抵抗非常有限，类似“5·5断更节”抱团行动以媒介事件施压的方式不可能成为常态。通常情况下，只有那些能够对平台流量构成显著影响的“大神”级网络作者才具有与资本和平台抗衡的力量，而底部作者们对平台与资本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后者对他们的需要。况且，资本及平台方对于网络作者群体还能采取区别对待的分化手段，“头部”群体的“大神”级以及“腰部”的网络作者们所获得的流量支持与收入保障远高于“底部”作者们，前两者代表网络作者群体与平台和资本方抗衡的意愿并不强烈。所以，大部分网络作者们在与资本及平台方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也无法积极组织和形成有力的话语协商机制。底部作者们也并非全然无计可施，他们还可以采取消极的方式躲避资本权力的控制，当某一寡头平台的话语格局趋向板结状态时，行之有效的方式是绕开其话语场域，重建新的自由写作空间。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Web2.0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微信、知乎等新媒体开放平台为网络写作者们提供多种选择，以某个作者自媒体账号为中心、由粉丝们共同供养的微文学圈层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他们改变了单一的以平台为中心的格局，也拓展了网络文学的文体范畴，使散文类、书评、影评、时评类以及其他泛文学写作兴起，作者们除了遵守平台的基本管理规定之外，拥有不受资本干涉的写作自主权。另一方面，资本虽然被作为一种抽象的整体对待，但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不同的资本主体之间也存在激烈竞争，网络文学平台当下的寡头化格局便是资本竞争的结果。相对而言，互联网领域的市场竞争最为自由和充分，即便庞大如阅文集团及其背后的腾讯公司，也时刻面临新的入场者的挑战，字节跳动、阿里系文学业务近年来发展迅猛，已给阅文集团带来巨大压力，近几年来重新兴起的免费阅读模式便是后来者与腾讯系文学平台争夺用户的利器。网络作者们在平台与平台、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竞争中寻找缝隙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不啻于是一种有效的博弈方式。网络作者与资本权力当下的博弈状态，与网络文学早期诞生的动因何其相似，只是，躲避的对象从传统文坛的权力变为曾经支持网络文学壮大的资本的权力，正如福柯所指出，权力始终存在于变动的关系中。网络文学平台编辑和运营团队时常被视为与资本方属于利益共同体，特别是编辑团队中的管理层，相对于作者而言，平台编辑还掌握着与传统文学期刊编辑类似的话语权力。事实上，平台编辑在网络文学权力关系中的角色及其力量也是复杂的，他们并不总是与资本方的利益诉求一致，也不总是在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中处于审核与被审核的“把关人”角色，而是与上下两端、资本与作者之间均存在着既合作、也相互博弈的变动关系。许多平台编辑本身即是网络作者，或是抱有文学热情的读者、管理员，是生产与消费合一、“为爱发电”的用户，他们也面临着文学理想与资本方运营理念的冲突，也要面对自身所属的作者与读者群体的期许与压力。以网文界最为知名的创业者吴文辉为例，在起点中文网被盛大公司收购3年后，他因与资方运营理念不合选择率团队出走，2020年4月，吴文辉又因与控股方管理层的运营理念不合，退出阅文集团管理层。作为网络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吴文辉的每一次转身都备受关注，而他的两次出走，均与他作为网络文学理想主义者与资方之间的运营理念冲突有关。另一个案例则是晋江文学城，这家最大的女性向网络文学平台，接受投资时始终将资本方的股权限定在50%，另外一半则由晋江文学早期的编辑、管理员黄艳明、刘旭东夫妇牢牢控制，以此确保自主运营权。资本与网络文学读者的关系也异常复杂、充满悖论。在资本控制的网文平台下，读者有三重身份：网文消费者、被转卖给广告商的商品化受众、生产大数据的平台数字劳动者。当读者付费阅读时，以消费的方式直接向作者支付稿酬，其中也包括向资本方贡献的利润，此时，资本方作为获益方之一，在与读者和作者的三方关系中，实际上代表着读者利益，资本方通过平台数据精准分析读者阅读兴趣，要求作者生产出更符合读者阅读口味的作品，从而带来更多流量和更多付费收入，读者和资本方的博弈，围绕着更低的付费和更好的阅读体验展开。为了争夺读者，近几年来，不同资本控制下的平台正在重新祭出免费阅读的利器。在免费阅读状态下，应合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受众商品论”，资本方不再直接从读者手中获得利润，而是将读者的注意力资源打包成商品，转卖给第三方广告商，读者能够抗衡资本和平台的方式，无外乎是在阅读过程中跳过广告或关掉广告。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免费论’意在吸引与扩大用户的基数，借助大数据的分发系统，海量用户的数据产生了广告价值，同时也带来了用户免费的数字劳动，强化了文学网站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平台地位。”[17]大数据技术逐渐成熟后，读者与资本衍生出新的关系，无论是付费阅读还是免费阅读，都在为平台生产着数据，这些数据既有显性的评论、投票、点赞等，也有在前端并不显示的用户活动行为细分维度数据，例如登录时长、阅读兴趣、阅读速度、点击习惯等等，以及登录平台时即自动收集的读者手机号、地理位置等信息数据，随着大数据和算法技术的持续进化，读者的数据还能够被进一步细分和整合。数据即资源，亿万量级的数字劳动者事实上全天候都在为平台及其背后的资本方默默工作，他们上网时的数据无时无刻不在被大数据“工厂主”所收集和运用，最终创造出源源不断的商业利益。无孔不入的数据收集，使用户一步步沦为网络空间的透明人，如果说用户可以反抗，其反抗的方式也无非是在登录平台时，拒绝平台自动弹出的数据收集询问请求，但是，平台的使用功能往往与数据授权捆绑，拒绝数据收集也便无法使用对应的服务功能。鉴于数据技术多数情况下是以不被用户感知的方式运行，同时也在为用户提供更为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且以提供包括免费阅读在内的多种免费网络应用服务作为交换条件，因此，读者在平台的大数据和算法技术面前的抵抗意愿并不强烈，遑论去抵抗作为隐身平台幕后的资本。实际上，资本恰是在两者和谐的关系之中实现着它对利润的追求。资本不断发掘和满足读者的接受趣味，为读者制造爽感，让读者沉浸其中，直接付费阅读，或者以工抵酬———贡献自己注意力资源和数据资源，备受宠溺的读者拥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并将此视为自身在文化场域话语权的获取和地位的上升，殊不知，这种爽感如同蜜糖一样，适量享用令人愉悦，沉溺其中则反受其害。权力施控的最佳状态不是使对象无力反抗，而是让其乐在其中，甚至将之视为自身的力量，其结果是读者审美趣味在低水平徘徊。

五、结语

资本与网络文学的关系演化与博弈，始终基于其追逐利润的逻辑起点，资本念兹在兹的并非是网络文学的艺术水平以及网络读者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资本从中国网络文学产业的发展中获取了不菲收益，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网络文学产业的繁荣，但文学产品和文学产业的精神属性和价值属性，决定了资本在这一领域应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只有条分缕析地厘清、揭示资本与网络文学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演进和博弈机制，才能更为有效地进行规训和治理，从而既能引导资本在网络文学产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又能有效规范和约束其逐利本性带来的消极作用，探索建立既能推动网络文学生态和谐，又能促使产业良性发展的文化治理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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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谈海亮 单位：湖北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