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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及其走向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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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晓梅 单位：辽宁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根据斯密关于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分析，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概括这些因素与国民财富增长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索洛(Solow，1957)[17]等也阐述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效率思想，索洛等人在《技术进步和总量生产函数》中建立了索洛模型，索洛在分析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采用了一种连续性生产函数，索洛的长期增长模型打破了一直被人们所奉行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的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除了要有资本以外，更重要的是靠技术的进步、教育和训练水平的提高。现代的效率测度理论代表学者Farrell(1957)[18]提出企业效率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技术效率，它反映了企业由一个给定的投入集合中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另一部分是配置效率，配置效率合理划分投入成分，反映了企业生产和技术的能力。罗默的模型(PaulRomer)[19]比索洛模型更有微观基础，该模型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知识与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突出了研究与开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实际价值。
本着科学性原则、系统优化原则、可行性原则、精简性原则构建指标体系。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指标有许多，这里主要选取两个来自产业内部的产出指标：当年价总产值和专利申请数。当年价总产值高低意味着创造新价值的高低，可以综合反映高新技术企业的增产或节约两方面的成果，对产业的经济效益起到引导作用。从直观上看，专利申请数多，说明该企业对新技术的研发效率高，对新技术的创新利用率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的水平。衡量高技术产业的资本投入指标主要用年末固定资产原价和科技活动经费。年末固定资产原价指企业在建造、改置、安装、改建、扩建、固定资产计量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时实际支出的全部货币总额。该指标根据企业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原价项的期末数填列出。科技活动经费，主要包括科技开发经费支出、信息化建设支出、科技培训费支出和科技开发奖励经费支出。衡量高技术产业的劳动投入指标主要用R&D人员全时当量和科技活动人员数。R&D人员全时当量是指R&D全时人员（全年从事R&D活动累积工作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90%及以上人员）工作量与非全时人员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的工作量之和，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于比较科技人力投入的指标。将经济效率进一步分解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天津、江苏、广东、山东5个省市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为1，说明两个省市高技术产业规模和要素产出都达到了相对较好的经济效率水平；在经济效率值小于1相对无效率的省市中，技术效率值等于1的有山西、吉林2个省市，但规模效率值都小于1，属于规模无效率。在规模无效率的省市中，属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省市有山西、浙江、安徽、重庆、湖北、四川、贵州和甘肃，这8个省市的高技术产业规模和要素产出都没有达到相对较好的经济效率水平。五、结论及建议从全国22个省市高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率来看，除了经济效率为1的北京、天津、江苏、广东、山东5个省市没有投入的相对冗余，其他绝大部分省市都有或多或少投入指标年末固定资产原价、科技活动经费、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和科技活动人员的冗余且效率较低。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适度引进和购买先进技术，加强资本基础投入北京、天津、江苏、山东和广东等地区在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引进、科技活动投入方面都恰到好处，因为在高科技和先进技术迅速更新和发展的时代，为了保持和不断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高技术企业在制定技术战略时，要考虑适度技术引进和购买先进技术家，加强产业科技经费的投入和年末固定资产的投入，从而有效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2.重视科技人才与R&D投入，强化产业知识基础特性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重视科技人才和R&D投入活动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内容。从技术体制视角来看，科技人才中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与R&D投入比例反映了高技术产业知识基础特性，而知识基础特性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无论从行业角度还是区域角度都有一定的正的相关作用。因而提高高技术产业知识基础特性水平有利于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拥有一大批科技活动人员，特别是科技活动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所以充分发挥科技活动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智慧，同时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吸引高级科技人才中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高级人才，产生人才的“马太效应”，才能产生高技术产业的巨大能量，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3.实施科研创新联盟，增加行业内的技术机会广东通过整合政府、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公共创新平台和社会力量等五个方面资源有效实施科研创新联盟。科研创新联盟是指高技术企业利用市场机制集聚资源，积极开展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以及与上下游企业组成联盟，在战略层面有效结合，利用彼此的技术优势共同突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这对于高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率的提升非常重要。4.有效保护发明专利，增加新产品利润从区域来说，发明专利的独占性并不利于提升当地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很多地区过于保护发明专利，但往往利润增加并不理想。从专利制度，一方面有效地保护发明创造，防止发明被模仿，从而增加其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动机；另一方面，激励技术性信息的传播，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先进的发明专利尽快地转化为新产品收益，使其应用于进一步创造性的活动中，进而提高整个高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率。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竞争尤其是金融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与欧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有待提高。本文着重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存在差距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改革和完善金融业创新机制，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对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领域国际竞争商业银行竞争力
商业银行竞争力是商业银行综合能力的体现，是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相对于竞争对手所表现出的生存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总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在我国市场占据优势地位，而这种优势地位的产生大多是由我国的政策保护而取得的。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我国政策的进一步松绑，国外银行的进入会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市场优势产生冲击。我国商业银行在这场竞争中势必暴露出一些潜在的问题，而如何保持住商业银行的持续竞争优势是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制约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因素分析
（一）治理结构因素
1.组织结构不合理。现存的银行机构还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管理模式，部门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各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对经营风险和责任谨小慎微，而对谋取局部的自身利益则违规操作，暴露出从内部而来的机制风险。对基层行贷款权的上收，严重扼杀了基层行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这种贷款项目的层层上报和逐级审批，延误了基层行良好的投资时机，而上级机构为平衡社会关系指令发放的贷款，下级只能听命，如此导致放款项目的评估、决策和运作出现偏差，背负巨额坏账或亏损。
2.制度不合理。在国有独资的产权模式下，国有银行形成了一级法人总行对分行、分行对支行多层次的委托关系。从委托人的角度看，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与银行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不一致，使得国有银行具有内在的政企不分的制度特征。从人的角度看，银行经营管理人员事实上或依法掌握了控制权，他们的利益在公司战略决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控制往往是通过经理人员与职工的共谋而实现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制度环境的不成熟，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尤为突出。
（二）整体经营素质因素
1.资本充足率低造成流动性风险较大。资本充足率（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之比）是资产安全性的衡量指标，按《巴塞尔协议》的规定，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不少于4%），以保障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国际大银行的平均值。资本充足率不足的直接后果，是抗风险能力不强、盈利水平低、竞争力差。我国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少，在主要依靠债务杠杆运作的过程中，银行的债务过高，即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过高，必须留有较高比例的备付金以应付正常的提款需要。而政府长期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干预，导致呆坏账严重，金融资产质量低下，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能力低。
2.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规模与业务范围狭窄。资产和资本总额、分支机构数量、跨国经营状况、是否开展证券、投资、保险等业务都是衡量商业银行规模的主要指标。银行是一个规模效益显著的产业，但在经营规模上我国商业银行明显处于劣势。我国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狭窄，品种单一。设备也比较落后，不仅电子化和网络化的服务设施层次低，而且服务软件和专业人才的水平也亟待提高。
3.金融人才缺乏。国际金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既精通外语、计算机以及国际金融专业知识，又熟悉东道国区位优势、人文状况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也缺乏一套合理有效的人才竞争机制。由于普遍缺乏开展国际业务的人才和经验，致使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国际化能力方面的竞争力明显不足。
（三）外部经营环境因素
1.资金价格管制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利率、汇率管制依然存在，长期的资金价格管制，使得中国的商业银行形成了利率、汇率波动无风险的思维定势，银行缺乏资金价格变动的风险意识，自然就不会主动规避金融风险，创新具有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当银行不能很好地预测、防范风险，势必会降低自身的竞争力。
2.中央银行监管的乏力。中央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监管效果不太理想。目前对商业银行的比例监控与监测仅局限于几张报表，只是作了一下几种比例关系的统计分析，不仅填报的数据真实性差，而且也缺乏必要的计算机汇总分析，缺乏硬性的考核办法和强硬的监管机制，无法迫使商业银行自觉调整各种比率。同时，商业银行内部缺乏必要的专门管理机构和人员，对比例监管只是应付，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这些都使中央银行的比例监控、监测流于形式。
3.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商业银行深受其累。由于商业银行受命于政府，将贷款发放给国有企业，而不是最安全的客户，在企业亏损倒闭，国有企业转型过程中这些贷款便成为银行的呆帐或坏帐，无处可寻。
二、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一）实现治理结构创新
1.组织结构创新。通过兼并重组与整合，逐步成为金融控股公司，达到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花旗集团和汇丰控股公司发展的道路，为我国银行组织结构的调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企业组织形式，作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组建控股集团，是组织结构创新的有效选择。
2.制度创新。应该进行规范的公司化改造，一是规范董事会的权利，推广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二是合理安排股权结构，促进股权结构合理化、多元化；三是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建立明确的业绩考核与评价体系、建立董事会决策责任制度来实现。
（二）提高整体经营素质
1.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资本充足率，化解不良资产。通过减少信用放款，增加担保、抵押放款，压低银行风险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重；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以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失；以分拆、合并重组的上市融资方式募集资本金或准许其发行长期次级金融债券补充附属资本；尽快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利用呆账准备金制度；适量注入财政资金；成立专门的不良资产清理机构等来化解银行的不良资产。
2.开拓业务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实现电子化技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开展网上业务，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开辟中间业务新领域，拓展国际银行业务，加快国际化进程。适时把握混业经营商机，推动业务持续发展，进行服务品种创新，拓展会计事务、融通保管等业务范围。此外，还应开展资信调查、财产评估等高附加值的知识型业务，发展保函、贷款承诺和备用信用证等信用服务方面的业务。总之，我国商业银行必须转变观念，学习欧美等国家金融领域的先进经验，加强管理，提高经营效益。
3.选拔高级人才，引进培育高素质专业人才，充实人力资本。应根据人才结构现状、内部结构、发展需求以及人才使用的成本采用不同方式、不同渠道进行选拔、引进和培育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的同时，还要完善对优秀人才的激励与管理机制。
（三）创造外部良好竞争环境
1.推进利率改革，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利率市场化，银行把利息和客户风险挂钩，银行不必惜贷，当认为某企业预期风险较高时，可上调利率，使风险通过利率溢价获得化解。
2.转换监管主体职能，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合理竞争。中央银行应加强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管，督促商业银行改进和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和组织体制，同时建立和完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南。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完善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促进合理竞争。
3.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改组，优化国有经济结构，活化国有资产存量，以有效化解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风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施科学管理，切实提高服务质量，构建我国商业银行的特色文化，有效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摘要：近几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经营形势步履艰难,多年积聚起来的诸多矛盾日益突出,绝大部分固有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亏损令人担忧,不堪重负,笔者就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管理问题,谈点个人浅见。
关键词：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管理问题；策略
一、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题
1、历史的原因。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投资资金全部由国家无偿注入,企业的一切投资活动都是按政府的计划实施,“拨改贷”后,国家投资资金虽改为银行有偿贷款,但投资计划仍由政府制订,贷款指标由政府掌管。对企业来说,财政拨款是国家的钱,银行贷款也是国家的钱,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企业对投资效益均漠不关心,致使贷款投资效益低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家将企业推向了市场,但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依赖行政的恶习却始终没有改变。
2、企业内部因素京的影响。一些经营者为扩大企业规模,高利集资,或通过对出资决策人行贿或给自扣等不正当的手段取得银行贷款,无形中增加了投资成本。加之,企业管理不善,生产经营状况日趋恶化,资金损失严重,无力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有的项目取得了效益,企业也是将银行贷款视同为财政拨款,总是想方设法拖欠、躲债、赖债,而将资金挥霍在其他方面,所欠债务就象雪球般越滚越大,不断累积攀升。
3、政企不分。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虽一再强调政企分开,可实际上政府职能仍严重错位；一方面,政府继续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致使我国国有企业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助长了企业依赖行政的恶习；另一方面,政府仍然干预金融机构放贷经营自,往往以行政手段要求金融机构贷款、削弱了银行对企业贷款投资的监督力度。此外,政府单纯追求区域经济的发展,热衷于上项目,盲目投资。
二、解决国有企业经营管理问题的对策
强化企业管理,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国有企业扭亏增盈、提高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
1、转变行政管理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负责搞好宏观调控,制定和组织实施产业政策,进行行政管理,维护正常的经济和信用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严格执法监督。但不得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国有企业应完全脱离对政府的依赖,真正成为政企分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主体。
2、加强我国国有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企业要适应市场,制定和实施技术创新战略和市场营销战略,并根据市场变化适时调整。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高决策水平,搞好风险管理,避免造成损失。
3、调整结构，推进现代化制度建设。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强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约束,进一步对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实现政企分开,政府主要通过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和行业管理,引导投资方向,指导企业健康发展。同时,行政主管部门要尽快制定调整行业标准,扶优限劣,关闭、淘汰一批能耗高、效率低、质量差、污染严重、产品过剩、扭亏无望的小厂小矿,保证优势企业生产能力得到进一步发挥。
4、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一个以成本管理为核心,质量管理为重点、财务管理为根本的管理体系。改以前人管人变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人的机制,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法制意识,依法经营管理。
5、深化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一是要建立一整套的科学管理制度,改革和完善企业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理顺各方面关系。二是要建立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建立全新的企业经营者选拔使用机制,把业务素质高、技术过硬的人才吸引到企业领导岗位上,既充分发挥经营管理者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又对各方面的行为进行制约和规范。三是要坚持从严治理国有企业。特别要重视质量管理、财务管理、成本管理和风险管理,向管理要效益。真正以严格的科学管理,促进国有企业素质的提高和竞争力的增强。
鉴于目前中国煤炭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煤炭市场需求逐年下降，加之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中势必加强对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因此，必须加大去产能力度，实现净产能下降，促进煤炭生产良陛发展;通过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督查及问责，严控新增产能;发展工艺先进、生产效率高、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低的先进产能，保障煤炭长期稳定供应。
钢铁行业需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去僵尸企业，提高行业集中度，调整产业布局，打通产业链。另外，需增加科研投入，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减少损耗并逐步实现零损耗，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
有色金属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方向是严控冶炼产能扩张、大力发展高端材料、实施公平用电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生产资源利用率和企业利润。
水泥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任务主要是通过建立市场监督机制等措施遏制新增产能;运用政策量化去产能指标和市场运行机制淘汰落后产能;政府有效引导错峰生产;提高水泥实物质量、减少资源消耗、绿色低碳发展;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做好水泥区域市场建设和协调工作。
电力行业的供给侧改革要结合中国电力行业的实际发展，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调整电源结构、合理引导新能源发展、扩大有效供给能力、激发转型发展活力。
一、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整体情况
当前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整体情况大致可总结为四点：第一，我国工业运行效率于整体上呈快速增长趋势，而在时间上又呈“波浪式”增强趋势；第二，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大致可分作3个阶段：2000-2005年，是我国工作发展传统思路下的工业效率增长阶段；2007-2009年为受经济冲击的工业效率增长阶段；2010年后依旧为工业发展背景下的工业效率增长阶段；第三，工业经济效率提升更依赖外部特征明显的技术进步效率，工业企业规模效率与管理水平对效率增长均未做出较大贡献；第四、区域工业经济运行效率表现出“西高、中稳、东低”特征，区域工业经济发展差距仍存有收敛趋势。
二、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提升机制
1.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产权效率改革
（1）转变国家政府管理职能，增强工业经济活力
国家政府在工业经济发展中充当着管理职能，应充分结合工业企业真实需求，简化企业不必要交易过程，减少企业生存竞争成本，真正落实服务市场企业，营造良好环境。政府在干预工业产品交易市场时，需建构市场买卖双方“双赢”定价体系，尤其是日常生活必需品方面，需借助政策实施补贴手段，不断增强国民生活质量。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制定方面，需准确界定与规范政府市场职能范围，不可主观干预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2）实现企业产权体制改革，推动社会非公经济发展
工业企业产权归属界定为经营效率增长的关键。当前，国有工业企业改革虽有序开展，慢慢成为满足市场发展需求的经济主体，不少国有独资企业借助产权改革、股份改造等方式走上企业产权多元化道路，极大增强了企业绩效水平。因而在同质性产品市场交易里，国家政府需本着公平竞争原则，不搞特殊化、搞优待政策。除此以外，还需支持民营资本进入工业行业高端领域，为寡头特征明显能源行业、中华工业发展加油助力。
2.进一步实现企业自主创新，保证技术效益目标的实现
（1）建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企业科研投入信心
自主创新也是建构国家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提升战略机制的关键，工业产品仅在创新这一极具实力手段的引领下才能朝高附加值型工业品发展。我国工业历经了长期模仿与承接外部先进技术的状态，不过这并不属于长远之策，仅仅是推动工业经济发展的权宜之计，制定科技振兴计划，增强企业品牌意识为当前工业效率不断发展的桥梁。工业企业自主创新可让企业在市场经济被动条件下依旧保持有效率的生产经营，因而需减轻效率增长的波动幅度，提高工业经济内在稳定性。
（2）拉近企业与研发机构关系，促工业技术现实效益实现
国家在工业体系方面的科研投入主要在高校或专业研究机构里，而这些机构更注重技术成本自身性能，却忽视了市场需求影响，现有工业经济科技成果无法在短期转变成企业经济效益，导致企业经营与科技成果脱轨。今后我国政府还应进一步增加对工业科技的投资力度，这期间，国家政府需与企业彼此合作，鼓励企业参与到自主创新计划中，解决部分研究资金问题，支持企业开展自主创新计划，以完善市场需求，使科技打造美好生活。
3.科学调整产业结构、妥善解决产能过剩
（1）科学调整工业行业结构，引领其它产业发展
我国工业行业结构更偏向于资源聚集型，智力聚集型稍弱，基础工业品消费与出口在推动我国工业经济稳步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伴随国际工业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与我国逐渐成熟的工业体系，通过资源消耗型工业产业结构无法建构工业经济发展长效机制。“十二五”规划制定了对我国工业行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计划。现今，工业经济的发展仍应改进现代技术，继续发展传统产业，促石油化工、机械、汽车等现代性支柱性产业发展，创新工业行业分化机制，让我国工业行业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迈入。
（2）妥善处理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
我国工业体系建设存在的过度竞争与重复投资情况严重，直接影响工业与国民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产能过剩不但存在于煤炭、钢铁等传统大型重工业中，还存在于电子信息产业、光伏产业等新兴产业中。基于此，政府需对市场有一定的认识与了解，将“促退”与“准入”政策彼此结合，解决工业企业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企业。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现有工业产业园区管理制度，增强产业空间聚集力度，已更好解决产业过剩。
关键词：森林经营；问题；建议
我国现代森林经营是森林产业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是现代森林产业建设中不能避免的问题，必须予以面对和解决。
1 森林经营概述
对于森林经营，国内和国外都有众多不同的定义，在计划经济下我国对于森林经营的定义是，为了达到将森林的防护效益及经济效益进行提高的目的展开的营林活动，主要内容可以分为林苗的抚育、林分改造、防火、病虫害防治和森林的更新等。森林经营的基本要素总共有3个，分别是经营的机构、体系和对象。而在国际上对于森林经营的定义是将法律、技术、社会、行政和经济等各种手段包含在内，利用人为的计划性干预措施实现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护，与此同时，通过具有经济价值或环境、社会价值品种的种植，满足人们的环境需求和物质需求的行为。
2 明溪县森林资源整体情况
明溪县位于福建的西北林区，是福建省的重点林区之一。全县森林资源占地面积达14.58万hm2，森林覆盖率高达81.2%。在13.85万hm2的林地面积中，国家级的重点自保区为1.82万hm2，省级和国家级的生态公益林总面积可达3.77万hm2。自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不断深化以来，对林业的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3 森林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明溪县森林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发现主要存在树种单调，没有充分应用科技，造林中的补助不高，存在林权纠纷等问题。
3.1 林中树种单调，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差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明溪县林农在造林中经常选择的树种主要有杉木、毛竹、果树和马尾松等，其中杉木35.95%、毛竹24.61%、马尾松10.97%、果树11.89%、其他16.58。这些树种生长周期较短，栽种与经营的技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并且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如毛竹在3～5年即可成林，毛竹成材后每年均可进行采伐销售，且其附属产品竹笋也能创造较大的经济效益；杉木同样是速生型树种，高效栽培10年左右即可利用，不需大量投入农药或化肥，成本较低，收益较高。
但造林中选择的树种相近且种类较少，会导致在土质不同的土地环境中无法形成多树种、适地适树的经营模式，从而使森林中的树种比较单一，对生物的多样性不利，森林稳定性较差。同时，同地区中同类树种的大面积栽植，也容易造成病虫害的大面积发生。
3.2 科学技术含量低
虽然明溪县对科技培训极其重视，但森林经营中新技术的需求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主要包括森林科技知识的培训覆盖不全，导致部分乡镇接受技术培训的机会较少；相关部门展开的技术培训不能针对林农需要的技术进行，如林农最需要收益高、回报快的经营技术；此外，人员配备不足，导致科技培训工作不能有效的开展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3.3 造林中经济扶持较少
造林补助较低，部分林农觉得依靠森林经营所得的收入太少，且收效的时间相较于其他产业较长，缺少积极性和主动性，放弃森林经营转投其他产业，导致了大片荒林的出现。另外，部分生活状况不佳的林农利用偷盗林木增加经济来源，对森林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3.4 存在林权纠纷
森林经营过程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产权问题，它是决定森林经营所得效益最终归属的重要因素。在进行改革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部分产权上的纠纷问题，对森林经营的正常展开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虽然近年来产权纠纷有所减少，但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中标户间、国营林场和林农之间。
4 解决森林经营问题的可行性建议
4.1 加强宣传力度，采取奖励措施鼓励森林经营中的树种多样化
鼓励林农在森林经营中进行多树种栽植，利用电视、宣传栏、宣传画等多种渠道对新品种进行有力的宣传，引发林农对新产品的兴趣，并向林农提供相应的栽植经营技术。同时，制定适当的奖励措施，对在森林经营中采用多树种经营的林农给予适当的奖励，如免费提供林苗、免费现场指导和减免税费等。另外，还要为林农提供最新的市场行情，杜绝大面积栽植统一树种引发供大于求的现象发生。
4.2 加强各乡镇中林业站的人员配备，提高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
各乡镇中的林业站属于最基层的林业机构，为各乡镇中的森林经营提供服务和指导工作。目前很多林业站的人员配备不足，相关建设不够完善，导致很多工作不能高效开展。要改善乡镇林业站的基础设施和办公条件，给工作人员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强林业站内的人员配备，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尤其是在偏远的地区，要保证林业专业人员的数量，配备专职林业员，充分发挥林业站的指导作用。同时，还要适当提基层工作人员的待遇，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4.3 展开多种形式的技术交流和培训
要加强技术培训，为林农的森林经营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持。对于林农来说，比较实用的技术主要有林区防治病虫害技术、贮存保鲜技术、施肥翻土技术和种苗管理技术等。同时，还要展开多种形式的技术交流与培训会，以满足森林经营中的需求。可以定期举行一些森林经营的经验交流会，将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共同探讨并加以解决。建立先进技术示范点，让林农可以亲身操作。
4.4 提高造林补助，完善补助方式
造林补助是林农较为关注的问题，对森林经营有重要的影响。在实际生产中，可以将造林补助适度提高，尤其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乡镇，以调动林农进行森林经营的主动性。对于补助的方式也要加以完善，可以采用林农更乐于接受的方式，如免费提供林苗或将补助以现金形式发放。
4.5 协商解决产权纠纷
产权纠纷对森林经营的正常展开和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当发生纠纷时，政府部门要将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广大民众中征求意见，对实施的方案进行调整，协商解决产权纠纷。可以召开相关的协商会议，让产权纠纷中涉及到的人员参与其中，并邀民众参加，展开集体讨论，协商出适当的处理方案，经2/3以上与会人员同意后加以实施。（收稿：2013-04-2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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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颜祝庆，杨小勇.宜君县森林经营现状调查与分析及今后经营对策[A].吉林农业.2011，3（10）：151-152
一、诗性文化的学术地图与多向拓展
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起自1990年着手研究、完成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诗哲论》，中间经过1994、1995年的《中国诗学人类学》，最终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诗性文化》中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中，《中国诗哲论》易名为《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学人类学》易名为《中国诗学原理》，但基本内容均保持未变。）2002年以后，我又将中国诗性文化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江南文化”和“都市文化”研究中，先后撰写或主编有《江南话语丛书》（2002第一版，2008第二版）、《诗性智慧丛书》（2005）、《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自2007年起，每年一卷）、《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2008）、《江南文化读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江南文化理论》（2010）等。20年来，我个人的学术方向与领域虽几经变化，对诗性文化理论、价值态度等也有或大或小的调整和补充，但以诗性精神与价值谱系审视、反思、批判古代的政治伦理异化、现代西方工具理性和当代全球商业欲望的主旨始终如一。在这里，我想简单从三方面加以梳理和反思。首先，关于诗性文化概念的最初出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纯乎偶然”。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在大学时有写诗的经历，以及很偶然地接触到与西方理性传统差异很大的维柯的《新科学》，特别是在后者提出的“诗性智慧”的刺激与启发下，我几乎是在一种“诗意迷狂”的状态中偶然撞开了诗性文化之门。从最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①到随意发散出的“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②等，可以说都是无法论证的诗性直觉产物。门户既开，就为以后的探索与推进提供了可能。
直到1998年夏秋之际完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写作，借助人类学对原始思维和早期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等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较框架下，中国诗性文化的出身之谜和深层结构才日渐清晰和完整，并最终凝练为我经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中国诗学里”。后来，我还经常用“思想芦苇”和“情感芦苇”来说明中西文化的深层差异———“以‘思想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是理性机能，以‘情感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则是审美机能。主体机能发育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他们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式。如果说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哲学，那么最擅长解决‘情感’问题的则是诗学，这也是哲学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诗学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根源。”③其次，在对诗性文化的价值态度上，我也经历过思想上的曲折与反复。在写作《中国诗哲论》前后的几年中，由于受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和工业文明必胜的影响，尽管当时可能比现在更热爱古典诗歌和田园生活方式，但对中国诗性文化的评价与态度却相当悲观甚至冷酷，如我在《中国诗哲论》的“结语”中曾写到“诗性文化是一种较为落后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态”，这种青春思想特有的叛逆直到很久以后还未能被淡化，以至于多年以后如王改正先生还会以《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吗？》（《中华诗词》2009年11期）一文赐教。但老实说来，这个观念在我的研究中占的时间很短，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精神结构论》中，我提出一个健康的文明在深层应包括“真、善、美”三大观念或“科学、伦理、审美”三种“精神实践方式”，并将之对应于人类历史中的古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消费文明，特别是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现代的“美拯救世界”思潮，以及在1994、1995年通过撰写《中国诗学人类学》（即2006年收入《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的《中国诗学原理》）而比较充分地了解到诗的起源与发生之后，我对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中心论有了很大的超越。但真正做到把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看作对立、互补的两大谱系，则是在1997和1998年写作《中国诗性文化》的时期，通过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原始形态、历史源流、深层结构和现代价值的充分研究，这个关于诗性文化的探索才大致告一段落。幸运的是，我这些早期并不成熟的探索并没有被时代抛弃，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病象横生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漏洞百出，在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我更加意识到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偶然探索，具有远比它本身更加重要的理念价值以及思想文化资源意义。再后来，由于越来越明白包括中国诗性文化在内的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有两面性，所以我不再胶着于诸如“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是离是合”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而是以“与文化为善”的态度并积极地“从建设性角度”推进中国诗性文化的研究工作。具体说来，一方面是不断地思考和阐释诗性文化的本质与内涵，努力通过具体内涵的深入挖掘以探索中国诗性文化蕴涵的现代性价值。如提出在中国民族生命中存在的是“诗化的感性”和“诗化的理性”，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另一方面，则是努力探求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基础理论进入到一些新的学术领域（如江南文化研究）和更广阔的现代社会生活（如都市化进程研究）的可能与具体路径。我觉得这比早年那种空泛的讨论在实际上更有助于诗性文化的当代重建和复兴。以“诗化的理性”节制“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恶性膨胀与无限扩张，以“诗化的感性”平衡“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娱乐至死”，更是我经常强调和努力探索的④。如2004年出版的《苦难美学》、2006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化百年》，主题都是以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反省、检讨、批判西方以非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和以纯粹欲望为主题的后现代消费文化。所以尽管在表面上这与中国诗性文化有所偏移，但在研究的主旨与关切的核心问题上，却可以说与诗性文化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切都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社会麦当劳化、文化粗俗化的当今世界，实现中国诗性文化在当代的整体重建或走向真正的文艺复兴。再次，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都市化的背景下，民族与传统文化的利益与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近几年来的都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使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安全与可持续问题也有了一点新的思考。在2004年《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个演讲中，我提出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①在2006年《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另一个讲演中，我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因为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区别开。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②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物与言论很是不少，但我认为，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与真实精神的陌生，很可惜他们大都未能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利益与需要。因为与其他古代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不同，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所以说，中国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安全就是诗性文化的安全。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现实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倦于思考以及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存在与需要了。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强调的是，未来世界绝不会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在这个意义上，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20年来一直不敢懈怠并努力推广诗性文化的根源。
二、学术语境、历史背景与理论建构
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关键在于找到其根源，这是我们深入理解自身的传统，以及与其他文明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大前提。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原创性的、综合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中国文化的“正本清源”提供了一个有着坚实理性基础的本体论结构。我认为，中国诗性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在学术语境上，以区别“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为前提，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与范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交流与接触的深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为热点问题。尤其在9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文明的冲突”与“殖民文化”理论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论结构的理论阐释，也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束缚于传统的国学范围，考证源流，董理国故，缺乏对其现代意义与价值的阐释，就是受制于西方的文化殖民新传统，纸上空谈，隔靴搔痒，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是把“文化研究”变成了“历史研究”。进一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是“史”而不是“学”，主要表现为史料之间的松散的排列组合，既缺乏核心范畴又没有逻辑系统。具体说来，一是缺乏基本理念，用中国哲学的话说，是那种大而无对的本体，是那种不可能被其他文化所涵盖、也不可能借助其他语境来显现的“道”。二是缺乏紧密的内在统一的逻辑进程，即那种依靠民族话语而展开的自我精神运动过程。这往往使研究变成从时间角度来排列历史生活现象，而不是从逻辑角度来重建可理解的历史有机体。对文化研究来说，不仅需要历史资料及相应的历史学方法作基础，更需要建立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及相关的逻辑系列。只有这样才能讲清楚中国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并阐释出其现代性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一方面必须在观念领域建立中国文化的最高理念，它浓缩着中国文明的全部精华而又“与物无对”；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学术方法上完成从“史”到“学”的转换，彻底抛弃现代学术中的二元论理念及其思维方式，把自现代以来一直迷漫在中国学术界的“文化殖民主义”给予一次大的清扫。
《中国诗性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在基本理念上，它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观念，论证了其特有的本体结构与历史形态；在逻辑范畴上，以不同于西方理性智慧的诗性智慧为核心，从原始发生、逻辑内核、精神方式、结构关系、历史流程、价值归宿、当代意义等角度，对中国文明的精神结构与中国文化的本体内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其次，在历史背景上，以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和张光直的青铜时代为理论资源，在批判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起源史观。在当代关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两种误区：一是文明中心论对于人类历史整体的扭曲；二是欧洲文明中心论对其他民族文化模式及历史形态的独断论阐释。它们本质上可以称之为文明中心论学术史观，并直接导致了文化殖民主义的恶性发展。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认识，我们试图建构一种关于文化起源的新学术史观。具体而言，是把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与张光直对中国青铜时代的卓越研究结合起来，以前者为根据避免了文明中心论的独断论认识图式，以后者为基础捍卫了中国文明的本体性结构。同时，经过对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古文献等方面的综合分析，为人类精神起源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从青铜时代到轴心期，也即中国古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三代”社会。
中华民族在这个历史区间所面临的挑战与经历的变化，是中国诗性文化得以发生的最直接的历史背景。这段历史既是原始文化的终结处，也是文明时代的历史起点。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在于人的精神意识的诞生。而导致这一巨变的深层原因则主要有二，即历史角度的食物分配方式变革与心理角度的意识结构转型。根据古生物学有关研究，原始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人类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解构了原始民族普遍存在的“永生的信仰”，促发了以“死亡意识”为精神核心的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如果说，前一个过程产生的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类本质”，那么后一个过程则直接催化出个体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人类与其他古生物共同的问题是必须改变食性与食谱，那么其巨大的差异则在于，由于“类本质”和“自我意识”的出现，人类的反应开始具有“对象化”与“主体化”的性质。前者意味着自然界成为“对象”，后者意味着人自身成为“主体”，在原始诗性智慧中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秩序由此走向崩溃，人类不仅不再依附于大自然，相反只有通过改造与征服自然才能生存与繁衍下去。西方历史学家将之称为“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并具体表现在希腊、印度、埃及与中国四个最古老的文明中。尽管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它们觉醒的方式与收获各不相同，但正是在经历了这一历程之后，人类才开始有了自身的精神、文化与传统。以后所有的文明创造与成果，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再次，在理论建构上，以“文化研究”为学术语境，以“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为历史背景，以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为总方法论，通过对早期文明在物质生产方式、人自身的生产方式及精神生产方式的差异考察，阐释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模式特征、深层结构和核心功能。
按照维柯的天才看法，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关于诗性智慧的概念，在源头上讲，类似于人类学的“原始思维”，在现代意义上，又近乎美学的“艺术思维”。其具体内涵，用中国哲人的阐释，是“物我无对”或“物我浑然”，用西方哲学的话说，是主客直接统一着的“一元论”。从文化功能角度看，诗性智慧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伦理学。正如庄子说“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在原始时代，由于意识机能的极度不发达，人们不仅不能区分物我、个体与他人，甚至也不能区别开生与死。在这个原始的精神系统被破坏之后，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如何面对资源越来越紧张、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的大自然，他们不明白，曾经极度慷慨的大地母亲为什么突然变得吝啬与残酷起来？二是如何应对生命内部异军突起的“自我意识”与“个体需要”，他们很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原本朴素的内心世界在一天天变得工于心计与欲壑难填。前者是“对象”问题，后者是“主体”问题。在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大约产生了四种回应方式，一是全盘否定“对象”，如古埃及的“来世论”，认为这个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二是彻底消解“主体”，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学，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空”。这当然是两种最极端的反应。三是希腊类型，我把它的关键词称为“主体化”与“对象化”，这两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前者使人自身由原始的情感主体逐渐发展为冷静的理性主体，而主体的日益强大则意味着人与大自然的原始有机联系日益走向解体。对于后者，大自然与人类的敌对关系的出现与不断升级，意味着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变得更加酷烈与无法调和，原始的和谐彻底破裂。四是中国类型，由于诗性智慧在中国保存得最好，它既限制了外部的人与自然的分裂，同时也限制了生命内部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具体说来，它在肯定个体意识与需要的同时，又无法彻底割裂原始人群中遗留下的血缘亲情；而在不得不征服自然以换取生活资料的同时，它又希望能够保持与大自然的原始和谐关系，因而，它只能是在肯定自身的同时又限制自身，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希望不要“伤筋动骨”。与希腊模式相对，中国模式可称为“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
希腊模式的要义有二：一是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二是宇宙裂变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那种冷酷地压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会生产方式，正是以此为基础积累形成的。中国模式不同，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部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希腊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完全背离了人类最初的诗性智慧。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诗性文化形态。
在现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经常能见到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诸如西方科学而中国审美、西方理性而中国感性、西方善于征服自然而中国擅长维系社会等，可以说都根源于“理性文化”与“诗性文化”这两种迥然相异的本体素质。如果说理性文化很容易获得物质生活资料，那么，不与自然相对立、相分裂的诗性主体，如何从自然界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完成其与自然之间必须展开的物质交换以维系其类的延续性，则不仅是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同时也包含着诗性文化最根本的秘密以及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马克思曾指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依赖于自然，人的本质力量所实现的不仅是主体的劳动逻辑，同时也是对象固有的目的的展开。如农民种庄稼在满足主体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实现了种子“长成庄稼”这一自然的目的性。但在工业文明的劳动逻辑中，主体与对象之间所发生的“物质变换”过程，则意味着把对象生产为与其自身相异的东西，其最典型的是化学工业。中国诗性主体的生命活动方式源于史前时代的诗性智慧，其劳动逻辑可以表述为：如何在与自然发生关系、进行物质交换的同时，又把对象生产为对象本身以及同时把主体生产为主体本身。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把自然再生产为自然、把人再生产为人，把世界澄明为世界的自由劳动机制。正是在这种内在生产观念及由其外化形成的自由生产关系的制约下，中国民族形成了一种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环境、能源和社会不断出现问题和危机的当下，诗性主体特有的这种生命活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昭示着中国诗性文化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意义。
三、中国诗性文化的传承创新路径
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人类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以阅读、鉴赏、研究与写作为主要形态的中华古典诗词传习，有着比一般的读书与知识教育更伟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这一点可通过与当下十分兴盛的国学研究的比较得知。国学教育尽管在理念上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知识，但由于其遵循的文史哲框架来自现代学术，或者说来自受现代西方学术文化影响巨大的中国现代学术，因而在文学、历史学、哲学研究中，随处可见的都是经过西方理论语境过滤、解释和修正之后的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经验，而它们能否真正揭示和澄明中国文化的真实历史经验与内在精神本质，是很值得怀疑的。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对立，以诗性文化理论为基本语境、以中华诗词传习等为具体教育手段，可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理性文化语境中一直被割裂、遮蔽甚至是扭曲的尴尬与困境。尽管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词可以很形象地表达和再现中国文化，但由于诗词本身是文学而非理论，是意象和灵感而不系统，人们对此普遍存在的一个疑问可以归结为它是否可以传达尤其是可以系统地传达中国文化及其精神。关于这个问题也比较大，这里仅从两方面加以简单论述：在理论上讲，那种认为诗词不具有文化理论的观点，本身就是理性中心主义建构的一个思维镜像。如果从维柯《新科学》的角度看，诗性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完整的知识谱系和智慧形态。关于这一点，维柯在《新科学》中讲得十分明确，一方面从诗性文化中发展出诗性的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发展出物理知识、宇宙的知识、天文知识、时历和地理知识，这些也都是诗性的。①以中国的《诗经》为例，“《诗经》是中国诗性文化的第一次系统表达，同时它表达的也是诗性文化的黄金时代，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典范教材，后代的人们，无不先从这里获取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并逐渐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经’的地位与意义。”①从历史上看，以先秦《诗经》与周代文化为例，《诗经》本身尽管在形态上是诗，但本质上更可以称之为“周代文化百科全书”，对此既可参见孙作云先生的《诗经与周代社会》一书，也可参看1990年代初期姚孝先先生在《开封师专学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涉及周代文化的“天、地、人”、“衣、食、住”、审美观念、婚姻状况、酿造技术、动物学等方面。总之，周代文化的主要方面，在《诗经》中都获得了或清晰或模糊（模糊是因为它采取的艺术化表达方式）的反映。由此可得出诗性文化本身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现代教育框架与制度把它重建起来。按照当代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主要包括五种，即哲学学习、政治学习、实用知识学习、伦理学习与审美学习，它们涵盖了理念、现实、工具理性与制度理性、人之为理性生命的伦理原则及人之为自由生命的审美尺度。与那种认为诗词是一种零散、破碎、非系统的知识相反，中国诗性文化大体上包括了以上五种知识谱系。
在哲学知识谱系，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在中国诗学里”、“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从诗的角度，能更直接、更真实、更确切地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精神结构中发生过的裂变、演化和跃迁过程”。这是因为，中国诗学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位置，正相当于西方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支柱地位与意义。在《中国诗哲论》中，我曾深入论证了古代伟大诗人的哲学价值，他们在诗中以直觉的方式直接展示了古代人的精神深度，只要我们能够“如其本身所是”地把握了它们，就等于把握住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结构和精神本体。正如汉代经学说“诗者，天地之心”，它表明诗还是整个宇宙的精神轴心，在诗的本体论结构中深蕴着宇宙、社会、生命运作的密码与机制。也由于这个原因，诗在表层结构上的任何变化，都是世界本身存在状态变化的预演或征兆。如《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尽管中国这种源自上古的诗性智慧，在经历了玄学、理学、佛学入诗的历程后也沾染上一些杂质，但从总体上看，并未改变其深层的结构与功能。
在政治知识谱系上，以中华诗词为表现形式的中国诗性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同时这一功能在古代世界中也一再被重建。早在周代以前，诗的政治功能便以“观民风”的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如《礼记•王制》所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而诗性政治功能最典型的重建是白居易的“补时政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策林六十九》，《白香山集》卷四十八）由此可知，诗歌创作与传播既曾是古代君主了解现实的基本渠道，同时也是古代士大夫为生民请命的重要的参政议政方式。此外，这还集中体现在“诗歌之道与政通”上，如《乐记》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还提出这与上古时代的诗性政治相关。根据我们对“周六诗”的阐释，它们都是上古诗性政治的主要手段。具体说来，其中的“风”、“比”为中国古代的生殖歌舞，是母系时代形成的那种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诗性智慧的延续，其目的在于刺激生产劳动者的本能，以保证整个种族在人口数量上的再生产。其中的“兴”、“赋”为农业生产歌舞，其主要目的一是用来刺激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劳动热情，二是用来消除分配过程中产生的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再生产的冲突与矛盾。而“雅”与“颂”则是这一诗性政治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前者主要用于弥补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后者则意在维护周部族内部的安定团结。从总体上看，它们分别对应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即关于人自身的再生产、关于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以及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精神生产。
在实用知识谱系上，与针对自然的西方科学知识不同，诗性文化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和人群，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或以实用理性为突出特色的实用知识谱系或工具功能，并在具体层面上涉及知识传授、情感表达、观察方式、伦理结构、外交修辞等方面。
如大家熟知的这些记载：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与现代诗学刻意强调诗的审美价值不同，诗性文化先验地融审美与实用为一体。在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中，诗歌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确可以发挥程度不同的作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赋诗以观其志”：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踰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曹植也曾用《诗经》之句帮助自己躲避了政治迫害，他在太和五年（公元231年）的上疏中写道：
远慕《鹿鸣》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诫，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哀。①（陈寿：《三国志•魏书》卷十九）与针对自然界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理性文化不同，中国诗性文化更关注从社会兴衰中发现历史规律，因而在中国有“诗史”之说。与西方主要以生产工具来划分人类社会各阶段不同，如我们熟悉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蒸汽机时代、计算机时代等，中国古代更倾向于用诗体更迭显示历史的变迁进程，如我们熟悉的诗经、楚辞、汉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在伦理知识谱系上，与古希腊柏拉图以诗歌伤风败俗为由，提出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不同，在中国则有“诗教“一说，以为诗具有无与伦比的教化功能：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沈德潜：《说诗晬语》）夫诗教之大，关于国之兴微，而今之论诗者，以为不急，或则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湖裙屐间；借以为榆杨赠答者有之。诗之衰也，诗义之不明也。（黄节：《诗学》）这种看法还体现在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元白诗派上，如白居易对张籍的评价：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读张籍古乐府》）在审美知识谱系上，自从陆机提出“诗缘情”的概念，特别是经历了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之后，诗性文化的政治伦理功能有所收敛，而其固有的审美功能则有重大的提升。诗词在表达情感上的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诗品序》）其他如司空图在《诗品》等著述中强调的“韵外韵、味外味”、“景外景、象外象”、“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遇之匪深，即之已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如严羽《沧浪诗话》提出的“诗者，吟咏情性也”，“……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表明诗的审美功能已占据了本体论的地位。
关键词：股票市场;经济增长
一、理论综述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股票市场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晴雨表，即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近年来，大量的经济学者对我国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作了实证分析，这些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比如流动性，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以及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等。这样股票市场通过影响这些方方面面进行起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由于股票市场分散风险和提高流动性的作用，使人们的储蓄动机下降，从而不利于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例如杜启明（2006年）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结果表明，股票融资每增加1％，产出只增加0.109％，从而论证了中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本文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二、中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指标的选取
经验上来说，股票市场的发展主要通过股票市场的规模及其流动性表现出来。根据Levine和Zervos（1988）提出的理论，用市场的资本化率来反映股票市场的规模大小，表示为capitalization
市场资本化率=，资本化率越大，则市场的资本化程度越高，说明该市场动员资本和储蓄的能力就越强。
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则主要是通过交易率和换手率这两个指标来反映的。
由于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具有前瞻性,当市场与其未来经济形势走强时,就会导致当期股票价格的上涨,股票交易活跃,因此交易率升高。这就会造成即使没有交易数量的上升或加以成本的下降,交易率也会上升。股价上涨同时也会导致资本比率增大。为了度量股价影响作用,就必须同时考察资本化率和交易率指标。
除此之外，考虑到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殊背景，本文在分析中引入股票市场依存率，它是用股票市场筹资额与GDP的比率来测定经济的增长对股票市场的依赖程度，用dependant来表示。
2.回归分析
拟合多元回归模型：
拟合结果如下表。由该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所有的解释变量都是统计不显著的。
调整R2=0.3780，F统计量=2.5196，F统计量的P值=0.1497由于所有的解释变量都不显著，根据经济计量学的建模原则，对上面的模型进行修改。故拟合如下模型：
得到的回归结果分别如下表2，3，4所示：
3.实证分析
由上面的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明显的看到：
（1）股票市场的总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因为其适应模型的调整拟合优度仅为37.8%，并且所有系数拟合得到的参数值的T检验都是不显著的，联合检验也不显著，这就说明中国的股票市场从总体上来看对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非常弱。
（2）市场资本化率与GDP的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则表明股票市场的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
（3）作为体现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指标，换手率与GDP的增长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另一指标交易率却与GDP的增长率之间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4）综上所述，中国的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反而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对经济的增长有着负面的影响，这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截然相反。
三、我国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的原因探讨
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表现出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特殊性，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股票市场正处于转型中，其功能定位，市场结构还不完善，市场效率较低，因而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使得股票市场没有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正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根据2004年的数据，国家股占总体股份的46.8%，法人股和其他股占到37.2%，流通股(包括A股和B股以及H股)总共占到不到4O%。由于国家作为股权持有人，由谁来行使这个权力十分不明确。这种多元化的评价目标以及实际权力人的缺位使得国有股权很难实现其分散和降低风险，提高流动性的功能。综上所述，占股票市场近一半份额的国有股不具有优化公司治理的功能，股票市场的优化治理结构功能大打折扣，从而对经济的增长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四、完善我国股票市场的建议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完善股票市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我国的股票市场存在的问题。要完成我国股票改革的大业，首先必须明确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从根本上加快我国股票的改革进程。其次要深化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是21世纪中国资本市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这一变革终结了股市的漫漫熊途。然而，一轮牛市疯狂之后的现在的股市又陷入一种僵化局面，制度设计的缺陷性再次暴露无遗。再次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以及监管制度。任何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都有自己成形完备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约束股票市场的发展，从而使得股票市场更加规范化和透明化。最后完善证券市场的退市制度，优化股票市场结构，从而更好的发挥股票市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Levine，Ross．Stockmarkets，banksandEconomicGrowth[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8，88：537—558．
[2]韩延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经验模型与政策分析.《世界经济》.20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