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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风险管理理论 中央企业 本土化
本世纪初以来，以不确定性为基本研究对象的企业风险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ERM）理论逐渐进入我国实业界和研究者的视野。2006年6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实施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下称《指引》）,该《指引》的颁行，可以看成是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在我国大规模本土化的开始。
一、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概要及在我国的规范化实施
1.企业风险管理（ERM）理论的一般框架。企业风险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管理理念或管理框架的最终形成，是由美国发起人组织委员会（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COSO）在2004年9月提出的，标志文书是《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Integrated Framework，下称《整合框架》），这个框架是迄今为至企业风险管理最完善、最成熟的理论概括。COSO认为，企业风险管理是经由企业当局广泛参与，对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多要点掌控，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
《整合框架》提出了企业风险管理的8个核心要素，即，目标设定、内部环境、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回应、信息沟通、控制活动和持续监督，这8个要素组成了一个有机体系。企业风险管理有4个目标，即，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理想的ERM框架是通过对不确定性的管理增加股东价值，以共同的语言和要素安排，落实企业的上述4项目标。企业风险管理的要素与目标之间是一种紧密的支持与保证关系。
2.企业风险管理在我国中央企业的初步实践。在《整合框架》的背景下，2006年6月国资委根据《中a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颁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对中央企业实施风险管理的总体原则、基本流程、组织体系、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监督与改进、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等进行了系统规范，成为中央企业风险管理的权威指导文书。之后，一些省市区也出台了很多相关文件，对《指引》的实际操作进行具体化。《指引》所称企业风险，包括纯粹风险（只有带来损失一种可能性）和机会风险（带来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并存），具体分为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等。
《指引》对企业风险管理的目标、流程描述，与《整合框架》中的描述大体相同。它将企业风险管理的目标设定为五个方面：一是将风险控制在与总体目标相适应并可承受的范围内；二是确保企业内外部实现真实、可靠的信息沟通；三是遵守法律法规；四是通过企业制度安排降低实现经营目标的不确定性；五是建立针对重大风险发生后的危机处理计划。这五个方面的目标，分别对应着《整合框架》提出的4个目标。它将企业风险管理流程区划为收集初始信息、进行风险评估、制定管理策略、提出实施解决方案和监督改进等5个阶段，分别对应着《整合框架》中的企业风险管理8大基本要素。
二、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本土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找到切合实际的本土化切入点
一方面，通过对《指引》的解读可知，与国资委以往出台的文件有很大不同是，过去国资委颁行的大多数文件都是在对企业大量实践经验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践的过程。而《指引》则正好相反，它来自于成熟的理论，而且主要是国外的成熟理论，先于国内企业的管理实践。另一方面，每一个中央企业都有其特殊的行业特点、既有体制、历史传承、文化特色和企业员工队伍、管理当局的素质水平等，这决定了不同的企业在实施风险管理时应有不同的切入点或突破口，不能好高骛远，要从各自的实际出发，找准影响各自企业主要经营管理领域的不确定性来源，有针对性地进行企业风险管理实践。
2.建立起具有可操作组织规范
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和《指引》都是针对企业所面临的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各类风险提出的，都只是一个理论框架和方向指引，没有统一具体的模式。它要求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各个管理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营造风险管理的氛围，建设风险管理体系，等等。可见，无论企业风险管理理论还是《指引》，都没有为中央企业的现实经营管理给出一个具体的、可以搬来即用的药方，所以，将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和《指引》具体化为每一个中央企业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是当前我国中央企业需要下大力气去做的事情。
3.培育良好的气氛和合格主体
一般讲，一个良好的适合于特定企业的ERM氛围，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将企业的风险偏好与企业战略有机联系；二是能够保证企业的风险管理战略、企业的发展战略与企业的股东价值保持一致；三是可以提供鉴别和评估风险的工具，并有强大的企业舆论支持这些工具使用；四是企业各层面有统一的风险语言，和畅通的沟通管道。任何一个ERM框架都是在一定的氛围中由具体的企业成员最终实施的，没有良好的企业风险管理氛围，得不到企业各层面人员的支持，再好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和《指引》都会流于口号和形式。
参考文献：
[1]滕青:我国企业风险管理框架构建[J].经济管理，2007，（3）：45～48
论文关键词：跨国公司；外派人员；管理本土化；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一、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的全球趋势和特征
管理本土化是指跨国公司在其国外子公司的关键管理岗位上任用东道国当地人员。因此，管理本土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指管理本土化过程的一种结果，具有动态与静态两个方面。从其动态过程的角度来看，管理本土化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培养和开发东道国当地管理人员，并使其最终取代外派人员的过程；从静态意义上讲，管理本土化是指跨国公司在国外子公司的关键管理岗位上直接任用东道国当地人员。因此，我们便可以利用外派人员或当地人员在公司管理人员总数中所占比例来衡量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的程度。外派人员所占比例越低或当地人员所占比例越高，则本土化程度越高。
在其国外经营的早期，跨国公司主要依靠母国外派人员经营管理其国外分支机构。一直到50年代基本上维持这一格局，从70年代后期开始，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趋势就开始显露，近20年来，在跨国公司全球网络迅速扩张的时期，外派人员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减少的趋势，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二战后，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并迅猛发展，与之相适应，外派人员的数量也直线上升。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美国跨国公司大量使用外派人员。根据对268家美国跨国公司的一项调查，这些公司1972年共有3455名外派人员，但到1975年，仅3年时间就增长到5300名。但是，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跨国公司外派人员出现减少的趋势。Kobrin(1988)对美国跨国公司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公司中，近半数公司在过去的10年中减少了外派，26%的公司没有变化，23%的公司外派人员数量有所增加；而当问及今后10年的趋势时，41%的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削减外派人员，40%的公司表示维持当时的水平，只有18%的公司表示仍将增加外派人员。尽管美国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在不断膨胀，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更是如此，但是，美国外派人员非但没有增长，反而表现出下降的趋势。1992年，大约有15万名美国管理人员在海外为美国公司工作，比5年前下降了25%而美国外派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则从1982年的0．8%下降到1989年的0．4%随着外派人员人数逐步减少，美国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启用东道国人员担任中高层管理职位，管理本土化趋势日渐明朗。
与美国公司相同，日本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的人员配备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管理本土化的趋势。Beamish和Inkpen(1994年)发现，东南亚439家日资参与的制造业合资企业中，各家企业中的日本外派人员的数量从1989年的平均4．1名下降到1994年的平均3．46名，外派人员在合资企业雇员人数中所占比例也从1989年的4．35下降到1994年的3．07。与此同时，加拿大分支机构中的日本外派人员平均数量也呈下降之势，从平均4．13名下降到平均3．02名，所占比例也从4．13下降到2．4％。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趋势近年来已日趋明朗。但是，不同层次岗位的管理本土化程度并不相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以及不同的东道国在管理本土化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1、从本土化层次上看，职位越高，跨国公司越倾向于使用母国外派人员。一般说来，跨国公司在高级管理职位上总是大量地使用母国外派人员，在中级管理职位上较多地使用东道国人员，而在低级管理职位上则主要启用东道国人员，基本上不使用或仅使用少量外派人员。
2、从职能部门上看，同一管理层次的不同职能部门的本土化程度不同。根据Harzing(2001)年对2689家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问题的考察，总经理职位由东道国人员担任的比例为59．2%，本土化程度最低。而在同一管理层次的职位中，东道国人员担任财务总监的比例为82．8%，担任营销总监的比例为89．9%，担任人力总监的比例最高，达到97．8%。人事管理职能是本土化程度最高的职能，因为人事工作需要遵守当地的雇用法律和规章制度，并且还要适应雇员的不同文化背景。营销职能也是以当地市场为导向的，尽量使用当地人员也具有合理性。相对于营销和人力资源两种职能，有关当地情况和偏好的知识对财务职能而言重要性是最低的，而且是控制性最强的管理职能，所以，财务总监一般为母国外派人员。
3、从母国角度看，美国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管理本土化程度最高，日本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管理本土化程度最低，欧洲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本土化程度差别明显，但基本上居于美日两个极端之间。根据NegandhiandBaliga的调查，美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的绝大多数高层主管职位都是由东道国人员担任，在所考察的44家企业中，高层管理本土化比例超过一半的企业达到33家，只有1家公司在高层主管职位未雇用东道人员。而在所考察的19家日本跨国公司中，有15家公司(比例高达78．9)在高层主管位置根本没有聘用任何东道国人员。相对而言，欧洲跨国公司国外机构高层管理人员的本土化比例虽然不如美国跨国公司，但显著高于日本公司。
4、从东道国角度看，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的本土化程度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高于亚洲和拉美地区。受诸多因素影响，跨国公司在不同的东道国表现出来的管理本土化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总体而言，跨国公司设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的管理本土化程度低于设在发达国家的分支机构。
5、从行业角度看，多国国内战略导向行业的管理本土化程度普遍高于全球战略导向行业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可划分为国际战略、多国国内战略、全球战略以及跨国战略。相应地，分别奉行这些战略的行业可以划分为国际战略导向行业、多国国内战略导向行业、全球战略导向行业以及跨国战略行业。目前，大多数行业奉行的是多国国内战略或全球战略。总体而言，多国国内战略导向行业的管理本土化程度高于全球战略导向行业。大部分全球战略导向行业，如计算机、化工、家用电器、石油天然气以及汽车业管理本土化比例都比较低，尤其以汽车业为典型。而大部分多国国内战略导向行业管理本土化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如食品和造纸行业。金融业管理本土化程度最低，其原因在于跨国公司希望通过母国人员对金融业实施有效的控制，而当地市场知识的重要性则促使跨国公司在广告、商务和管理服务业大量启用东道国人员担任管理职位。
二、在华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的发展
纵观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几乎都是由母国派人担任公司的中高层管理者，无论其是母国人员、港台人士还是东南亚华人，随着在华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战略的转变以及我国经营环境特别是人力资源质量的提升，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程度随之不断提高。跨国公司在华管理本土化的发展是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发展紧密联系的，中国大规模的利用外资应该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20多年的利用外资发展历程中，我国利用外资总额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oD13以此相联系，在华跨国公司的管理本土化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1978至1992年以母国外派管理人员为主导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第一阶段，跨国公司在这一阶段的人员配备政策具有明显的民族中心导向，即以母国外派管理人员为主导。总体而言，80年代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主要是推销其产品和技术，来华投资并不多。许多跨国公司还处于观望阶段，只有极少数著名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而且多数是小规模的试探性投资。他们往往在中国成立代表处，或者建立合资公司，因此，在这个阶段几乎谈不上什么管理本土化。跨国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甚至许多初级经理都由母国委派，或者聘用少量港台人士或东南亚华人，而中国本土人员极少进入中高层管理职位。
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初期，主要是为了转移公司的技术和经营诀窍、塑造特定的企业文化，惟有母国外派人员履行这种转移媒介的职能。在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的情况下，从母国派遣总部信任并且熟悉部策略的母国人员可以有效地加强对合资公司的控制。此外，这个阶段跨国公司在华业务普遍规模较小、人数少、机构简单，少量的母国人员就可以满足在华企业经营的需要，跨国公司本土化的愿望并不是很强烈。从另一方面看，当时我国的环境也限制了跨国公司的管理本土化。多年闭关锁国使中国在高级管理人才市场上出现了人才断层。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由于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中成长，其知识结构难以与当时的国际管理方式接轨，其经验也拘泥于旧的管理模式。而改革开放以后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但缺乏实际管理经验，也难以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重任。同时，90年代之前，中国劳动力流动市场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严格的劳动法规限制了人员跨单位、跨部门、跨地区的自由流动，这给跨国公司获取人才设置了极大的障碍。中国管理人才的缺乏，人才流动机制的僵化，加上跨国公司缺乏对中国本土人才的认同感，使得中国本土人员在这个阶段难以进入外资企业的中高管理层。
第二阶段：跨国公司真正开始对华进行比较大规模的投资是在1992年以后，管理本土化初现端倪。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开始走出“试探期”，进入“发展期”，他们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制造业投资。至此，可以说跨国公司在中国步入了大规模、系统化投资的新阶段。
在这个阶段，跨国公司总部派遣的母国人员依然占据重要位置，但中高层位置港台人士或东南亚人士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开始在人事、销售等中层职位上开始聘用一些中国本土人员，管理本土化初现端倪，但是发展速度缓慢。港台人士或东南亚华人之所以越来越多地占据重要位置，主要原因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经济从70年代开始起飞，培养锻炼出了一批年富力强的管理和专业人才，他们在语言和国际视野上兼备东西方文化特质，适应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管理的要求。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90年代跨国公司纷纷将制造中心从东南亚地区转移到中国，伴随这种调整，许多原先在跨国公司东南亚分支机构服务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也相应地转移到了中国。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许多地区都是华人为主的社会，对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其成本远低于西方跨国公司的母国外派人员。因此，在这个阶段，许多港台和东南亚的华裔管理人员取代了跨国公司母国人员的位置。与此同时，一批学历高、知识新、眼光开阔、肯于和善于学习一切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优秀中国本土人才也逐渐涌现出来，许多人具有多年的跨国公司供职经历，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逐渐进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管理中层，但真正进入核心决策圈的中国本土人员仍是罕见的。
第三阶段：管理本土化渐渐进入。在这个阶段，跨国公司明显加快了管理本土化的步伐，管理本土化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虽然母国人员依然把持了大部分中高层职位，但是逐步成长的中国本土人员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管理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跨国公司中级管理层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同时，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步入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层。
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战略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也是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资源最优配置的体现。有以下一些因素推动了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实施管理本土化战略：首先是跨国公司雇佣外派人员的投入过大。
高于中国本土员工(从表1可以看出，外派人员单是基本工资就比中国本土人员高出3～4倍)，而且一般也高于其在母国的水平，加上交通、住房、保险、休假等额外福利，综合成本对跨国公司构成了巨额开支。这一点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成本因素成为一种主要竞争手段的今天显得尤其重要。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跨国公司大大加速了管理本土化的进程，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迫于成本压力，招募和开发中国本土经理来取代成本高昂的外派人员。
其次是中国管理人才的成长壮大。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一大批熟悉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掌握现代知识并具有一定专业经验的人才迅速成长和涌现出来，其中包括海外归国人才，使得我国优秀管理人才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大大缓解。这就为在华跨国公司实施管理本土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三是为了保持中国本土优秀人才和调动其积极性的需要，在华跨国公司内部已经造就了一批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中国本土管理人员，他们期望发挥更大的潜力，在职位上有所提高，在责任上有所扩大，在薪金上有所增加。如果公司难以提供这种机会，他们就会感到公司内部职业发展前途渺茫，其积极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就会寻求公司外部的职业发展机会，公司的人才流失率就会提高。因此，提拔中国本土优秀管理人员取代外籍主管便成为跨国公司挽留高层次中国本土人才和调动其积极性的一种重要手段。
跨国公司整体投资策略的重大调整是跨国公司实行管理本土化的深层次原因。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初期的主要目的是借助丰富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占领海外市场。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看好中国巨大的市场前景，希望通过直接投资占领中国市场，因此更倾向于雇佣熟悉当地市场，了解当地文化的中国本土人才，更强调融人当地环境。例如，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所开发的中文手机等高科技通讯产品，基本上都是以中国本土技术人员为主，在研究和改进了原有的技术后，在中国本土开发的。没有这些中国的人才，跨国公司产品就不会有如此之高的适应性，其市场决不会做得如此之大。同样，大量深知当地文化、精通中文的中国本土中高层管理人员更容易与公司员工和外部沟通，建立融洽关系，有利于改善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降低经营成本，从长远发展来看，跨国公司逐步在些重要领域雇佣中国本土人才无疑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此外，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的逐步形成为跨国公司管理和技术管理本土化创造了一定的机会，而人事制度的逐步宽松则提供了制度保证。信息革命也为跨国公司实行管理本土化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网络、通讯使人才信息沟通迅速准确，信息流通更加快捷，更使全国乃至全球的人才商业性操作成为可能。
从总体上看，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大致经历了以上3个阶段，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主要差别在于第二、第三阶段不同来源的人员所占的比例。相对而言，美国跨国公司台及东南亚华人担任中高层经理人员的比例最高，甚至超过母国人员，而日本跨国公司依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中心导向，母国外派人员在中高层职位上占有绝对数量，港台及东南亚华人所占比重并不大，所以管理本土化往往表现为中国本土经理直接取代日本的母国主管。欧洲跨国公司则居于这两端之间。此外，由于美国拥有丰富的华人资源，母国外派人员有相当比例是国外华裔管理者，再加上公司聘用的港台和东南亚华人，所以外籍华人大量担任中高层管理者成为美国跨国公司的一大显著特点。据1998年对美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60家企业和近20家公司代表处或者投资性公司进行的访问，在85名外籍管理人员中有近3／4，即61名外籍华人。一些在华投资颇为成功的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最高领导者基本上是外籍华人。这些公司的外籍华人学贯中西，既具备中国文化背景，也了解西方企业文化，在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管理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三、在华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对我国的影响
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战略对我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其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1、促使我国人才配置趋于合理以及国内人才市场趋于完善。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能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使人才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使本土人员的价值得到实现。跨国公司在本土人才方面的竞争，促使企业实行更好的、反应员工实际贡献的薪资福利待遇，否则员工就会因为不满现有的景况而调离公司。此外，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的需求也促使国内人才市场趋于完善，推进了人才流通体系和人才网络化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2、扩大了人才队伍并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管理和技术人才。跨国公司人才本土化战略带来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员大规模培训，这既提高了公司员工的素质，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储备了丰富的人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合资和独资企业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我国现代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现代化产业工人的摇篮。通过跨国公司正规的培训计划，以及与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外派人员长期共事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新一代的企业管理人员正迅速成起来，他们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接受过先进经营管理方法的培训，熟悉市场经济的经营机制，而且眼界开阔，思维敏捷；既能从中国实际出发，又能按国际惯例办事，并能够熟练使用外语进行交流沟通。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还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和现代化产业工人。这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人才大军必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3、有利于留住国内优秀人才并吸引留学人员归国。以往去欧美留学，是许多富有才智的中国学子的梦想。而今，跨国公司丰厚的薪酬待遇、优越的工作环境、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对国内优秀人才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不少人放弃了到国外留学的计划，选择到跨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工作，致力于在国内寻求事业发展。与此同时，不少学有所成的海外留学生们也纷纷归国，除了自己创业外，相当部分归国留学生加入在华跨国公司，从事高层次管理和技术研发工作，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我国人才的素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意义深远。
4、激励潜在的就业人员投资于自己的教育和培训，提高自身素质。跨国公司提供较高的报酬和员工福利，拥有健全的组织制度和科学的管理，成为青年一代择业谋职的热门。但跨国公司对人才的综合要求很高，为了能够进入跨国公司工作，这些潜在的就业人员不断投资于自己的教育和培训，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管理并非是一项孤立的活动，而与其所处的文化体系有着内在的关联。不同的文化体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任何管理模式也只有在合乎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才能够运作自如。美国管理史学家雷恩认为“管理是文化的产儿”，指出管理人员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所支配的管理组织内作出决定的。李亦园先生也曾讲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与企业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方式”[1](P119)。不仅是企业管理，实际上任何组织的管理模式都深刻地打有当地文化的烙印。在中国本土文化基因的影响下，产生了伦理型的管理模式。伦理型管理是以伦理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将伦理作为管理的动力机制与调控方式。在其中，管理的方法、原则、对象和目标等各个要素都以伦理为根本指向。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广泛且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体系之一，属于一级文化体系的范畴。一级文化体系是人类历史中所形成的最广泛的文明实体，是人类群体认同的最基础领域，有着“最高层次的文化组合和最广范围的文化认同”。中华文明有着与众不同的产生源头和地域特征，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包含自身独特的经济生产方式、家庭及社会构造、社会制度、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性格及思维与行为方式等所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内的有机体系。中国本土文化体系具有其他文化所不曾具有的文化专属性，包含着汤因比所讲的“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基于文化与管理的关联性，探讨中国本土的伦理型管理模式，首先要对其生成所依凭的独特文化基因进行针对性分析。首先，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构造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组织前提。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首先受到其所处地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因而对中国文化特性的分析，应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入手。中华文明发端于黄河流域，属于湿润、半湿润的温带气候，这里幅员辽阔、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形成了一个巨大且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种生态环境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自然就成为人们谋生的首选，于是中国传统社会将农耕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强调“以农立国”。受自然地理状况与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传统农业社会的精耕细作需要持久稳定的小团体通过长期合作来共同完成。血缘关系由于其天然凝聚力自然成为人们之间团结合作最强有力的纽带，并最终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中国是一个家族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最具深度的国家，“家庭和血缘关系有一切理由构成研究前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一主题”[2](P147)。西方传统社会的海洋文明重视个人与团体两级，而湮灭了家庭一级，中国社会则恰恰特别倚重于家庭，对于个人和团体则隐而不显。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东西方的社会格局做了精彩的比较，他认为“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虚位。中国人却从中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这两端好像俱非他所有）”[3](P99)。中国本土文化基因对家庭的倚重，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最基本的组织前提。其次，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根本法则。对家的重视使中国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中国文化之特殊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半封建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与这个文化传统相适应，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4](P32)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注重的不是西方所强调的契约和法律，而是情理与礼俗，人们倚重于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看重的是彼此之间的义务而非权利。“在西洋，个人主张自己权利而互以义务课于对方；在中国，个人以自尽其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是其一趋于让，一趋于争，固已显然不同。”[3](P192)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伦理本位的价值取向表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对伦理的倚重使人们在社会生活别强调彼此间的情感对待。伦理本位的社会重伦理关系，而任何伦理关系都始自血缘亲情，因此每个人都对自身所处的家庭和家族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将这种感情依序向外扩散。“伦理的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在中国社会处处见彼此相与之情者，在西洋社会却处处见出人与人相对之势”[3](P86)。二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注重人际间的角色规范与等级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将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礼俗作为彼此行动的依据。“伦”字在古代汉语之中本义为“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讲到“伦，辈也”。清代段玉裁注释曰：“军发车百两为辈。引伸之，同类之次曰辈”。可见“伦”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上下高低的差等次序，伦理正是体现人伦关系之中这些差序和等级的规则和道理。中国传统社会特别强调对人伦等级的区分，每个人必须明确自己在伦理关系网中的身份角色并依此行事，做到不失其伦。对伦理等级的强调需要通过礼加以保障，以礼来正名，以此规范彼此之间的关系地位。伦理本来就是以共同地域居民之间的风俗惯例和习常规则等为基础所形成的生活法则，礼长时间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再加之彼此间密切的伦理关联，就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成为地道的礼俗社会。伦理与道德具有内在关联性，这又使得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以道德代宗教”，极为重视道德的功用，道德在其中即具有形上的超越意义又是治家理国的现实法则。最后，中国本土文化中独特的国民性格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撑。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持一种向里用力的态度，注重各种关系的持中调和。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不同于西方文明以人为万物主宰去控制进而征服自然，中国文化体系将人视作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秩序，将“与天地万物同体”作为理想境界。于内对自身而言，向里用力的文化取向使得中国人注重德性修养，将修身看作是个我成圣成王的基本依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讲究“反求诸己”，要求人们将内心固有的善端通过持续修养发用于外，这就使中国国民个性中极具自律精神和内省倾向。在人伦交往中，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关系取向的文化个性。关系取向的文化注重人际间的互依性，认为个人利益只有在关系网络中才能实现。伦理本位的社会具有强烈的秩序情结，注重调和人伦关系以形成和谐的伦理秩序，个人必须明确其在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在彼此的交往中需要通过对具体情境与关系的识别以做出合宜的行为。对关系取向的重视使中国人具有高度的群体意识，将群体的价值目标置于优先位置。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注重伦理关联，一方面在社会中构建起错综交织的关系体系，另一方面通过相应的道德规约指明关系互动的基本法则，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秩序。这些中国文化基因中独具特色的国民性格，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撑。
二、管理模式依凭的四重要素
基于文化与管理的关联性可以得知，在不同文化体系下会形成符合自身文化特质的管理模式。这些管理模式不同于个别组织在有限环境中所形成的组织管理方式，它们依托各自的地域文明而形成，属于广义的管理模式。笔者以文化体系与管理模式的关联为前提，以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理论和行为主义学派的人际关系学说为主要理论支持，总结概括出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四重要素。首先，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管理精神气质，其作为管理模式的内在精神支撑，成为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的精神气质来源于人们在自身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是国民精神与国民性格在管理领域的集中展现。马克斯•韦伯曾经区分了社会行动的四种理想类型，即工具理性类型、价值理性类型、传统类型以及情感类型，他认为这些行动类型都离不开主观动机和主观意义，而这些行为方式的背后都具有深层精神气质上的支撑。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正是新教中工具理性的精神气质导致了理性的经济行动，从而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任何一种管理模式在长期历史积淀中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精神气质类型。它是整个管理模式中最深层的支撑性假定，作为深层的思维理念居于管理体系的内核，它生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却经常表现为一种无意识，决定着群体成员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管理的精神气质对管理模式的形成至关重要，任何管理模式都必须有自身内在的文化支撑，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理念，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为这一切提供了精神支撑。其次，管理的根本方法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另一基本要素。管理的精神气质虽作为管理模式的前提是其生成的内在精神因素，但管理不能只停留在空灵的玄想之中，它必须落在现实社会的实践应用上才能实现其价值，而管理实践的开展首先依赖于相应的方法和手段。任何一种管理模式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存在，会催生出多种管理方法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但每一种管理模式受自身所处文化的影响，会形成一种管理活动赖以维系的根本方法。这种根本方法是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管理方法，是其他一切管理方法的基础，组织的正常运转与成长发展都离不开对基本管理方法的运用。不同的文化体系会形成不同的根本管理方法，它作为管理模式中最基本的实体性要素，保证了管理的正常进行。通过马克斯•韦伯对统治的理想类型的划分可以进一步来分析管理的根本方法。韦伯指出统治与管理具有内在契合性，他将统治界定为“在一个特定的群体里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5](P238)，而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让成员听命于组织，依管理的需要进行活动。韦伯将合理———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作为统治的三种理想类型，分别以法律规则、传统习俗、超凡魅力作为统治的根本方法，这些各自所蕴含的统治方法正是区分此三种类型的内在依据。由此可见，每一种理想的统治类型都有自身特定的根本方法，以保障权力的实现及统治的合法性，与之相应，管理的根本方法亦是管理有效推进的根本保障，反映出管理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根本要素之一。再次，对成员关系的考量也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基于管理模式与文化的关联性，地域文化中所形成的交往理念同样是当地组织管理中成员交往所奉行的基本准则。自行为主义学派兴起以来，对成员关系的沟通协调已被认为是组织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管理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组织，为达成组织目标必须使成员有效地聚合在一起以形成正式群体。组织是群体性的存在，而群体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必然存在着复杂的交往关系，那么对成员关系的考量就成为组织管理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实际上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同时又是管理的对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不仅是对个体成员的规约，更有对彼此关系的协调。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之中，受各自文化体系的影响，会产生出对彼此关系的不同假设，从而形成不同的人际交往理念与法则，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管理的不同风格与方式。最后，成员管理所要达成的理想目标也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目标作为管理的基本要素，是管理活动所期望的结果，成员结成群体参与组织活动正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一书中将目标看作是管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指出“企业的使命和任务，必须转化为目标”。人作为管理活动中唯一具有创造性与能动性的存在主体，对人进行有效的管理，使成员听命于组织是管理活动最基本的诉求之一。对组织成员进行有效地管理，使成员依照组织的需求展开活动，即是管理实践顺利开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管理效力的应有之义。受所处文化体系的影响，对于成员在接受管理后呈现出何种状态才算作管理的成功与有效，不同的管理模式对此问题的理解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也直接决定了管理的风格与方式。由此可见，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管理的根本方法、对成员关系的考量以及成员管理的理想目标是管理模式赖以依凭的四重要素。这四个方面深受所处文化体系的影响，是文化与管理相互影响和渗透之后的共同产物。精神气质作为内在的精神支撑，居于管理模式的深层，确立了管理的精神理念与内在风格，为管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调；管理的根本方法则是任何管理模式所依凭的根本手段，是管理模式现实运行的基本方式；对成员关系的考量来源于文化传统中对人际交往关系的根本看法，它确立了组织成员之间交流互动的基本法则；而成员管理的理想目标作为管理模式的又一基本要素，决定了经过管理活动后组织成员所应达到的理想状态。这四重依据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关联，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了管理模式的有机体系。
三、伦理型管理模式的根本样态
受伦理本位的文化生态影响，在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形成了伦理型的管理模式。实际上，伦理与管理本来就存在着共通之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伦理的本意是通过对人伦关系的协调与规范以实现秩序和谐。管理在本质上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活动，是为了实现预期目标而以人为中心的协调活动。由此可见，伦理和管理在协调关系以实现秩序目标上具有共通性。伦理型管理模式将伦理作为管理的根本依据，将伦理渗透到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伦理不仅是管理的基本方法，而且还成为整个管理活动的精神支撑与价值归宿。依据上述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四重要素，以中国文化体系为基础的伦理型管理模式有着自身鲜明的存在样态。首先，伦理型管理模式依托于人们之间密切的伦理关联，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体现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情理精神。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将各种人伦关系都赋予了温情脉脉的情感内涵。梁漱溟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人要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意，实践此情义”[3](P131)。情理是人伦关系中规范彼此感情的道理，情理精神意在合情合理，将情与理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中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导人们的行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的组织成员重视内在感情的自然表达，将成员间的情感关联作为组织生活的重要价值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伦理型管理模式所强调的“理”并非是西方管理思维中纯粹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种关乎人情的道理，是处理人伦关系的规范与法则。西方管理思维中的工具理性精于计算，需要尽可能排除管理活动中的个人感情，避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得管理成为纯粹的技术化和程序化活动。而伦理型管理所强调的恰恰是最能表达人们彼此亲密感情的情理精神，通过人际间的温情与关爱来协调成员秩序，实现成员对组织的自觉忠诚。其次，伦理型管理模式将道德作为管理的根本方法。伦理型管理下的组织成员内在蕴含着情理精神，成员之间具有亲密的伦理关系，彼此相互熟知且具有深厚情感，对这种人性化组织的管理更适宜运用道理的力量来规约，而非要求成员对组织规范强制服从。伦理本来就是由共同地域的居民在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风俗习惯衍生而来，是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道理法则，因而道德就成为了伦理型管理模式运作的根本方法。道德作用于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内在的个我修养还是外在的经济、政治等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道德的引导与规约。对道德的重视表现在人伦交往之中则是中国人重彼此义务而轻自身权利。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管理模式将严格规范的法律规则作为有效管理的根本保障，而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与道德相比法律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仅作为管理的辅手段存在，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甚至在中国传统法律规范中也处处显露出对道德情感的考量，孔子就将其父攘羊后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作为一种合乎直道的正义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审判主张“哀敬折狱”，要求法官以悲怜审慎之心来断狱，也充分体现出伦理型管理的道德倾向。有学者就指出“重亲情伦理”是中国法律精神的一个鲜明特色，是维系中国两千年“平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历史上是“相当有效”的。[6](P65)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下道德贯穿于组织管理的始终，不仅成员个体具有内在的德性自觉，组织的正常运转也离不开道德的力量；不仅组织运作的动机要符合德性要求，其结果也不能与道德价值相背离。再次，伦理型管理模式尤为重视组织成员间的伦理关联。在伦理本位的文化生态中，伦理已然成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要素。有学者就曾指出“西方人的不朽是在宗教中实现的，而中国人的不朽则是在伦理中实现的”[7]。西方社会个体与团体之间泾渭分明，有着明确的界限，而伦理本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绝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体，人们自始至终都处在诸多伦理关系的包围中，无法脱离伦理关联而独立自存。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网，每个人都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存在，在关系网络中认定自我并实现自我。对伦理关系的重视使得中国文化基因下的个体成员大都具有集体主义的行为取向，将集体目标的实现放在优先位置。伦理型管理的关系模式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维度：一是成员之间横向的情感关系，其于内发自成员的自然感情，是主体善良意志的充分表达；于外表现为对他者尽心竭力的无私关爱。组织成员横向的情感关联既非单向度的义务，亦无等级权威的特征，情感关爱是互相给予的，关系双方具有对等性，成员之间都不计算个人得失而以真情厚意彼此相待，营造出恩爱和睦的组织氛围。二是组织成员之间纵向的等级关联，等级差别是伦理的应有之义，伦理型管理需要人们明确自身在组织中的角色地位，并依据与自身相对应的角色要求进行活动，以确保组织的稳定秩序。横向的情感关联与纵向的等级秩序相耦合，在组织中形成了牢固且有序的关系网络，共同构建起有机的伦理共同体，极大地增强了组织的聚合力。最后，伦理型管理模式以成员对组织的情感忠诚为归宿。西方管理模式强调个人主义理念下成员对组织的工具性承诺，它以个体与组织订立的契约为基础，依赖明确的规章制度、法律合同等外在控制方式强制性的确保成员对组织的机械服从。而伦理型管理模式强调个人的情感参与，重视成员主体性的发挥，在此基础上通过尽心尽力的推己及人，将主体内在的仁心仁性推扩到组织之中，把自己的一切情感与力量都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组织。伦理型管理模式所要达成的忠诚目标以亲密的人伦关系与深厚的情感关爱为基础，本质上是组织成员对所依存关系的承诺与依赖。可以说，伦理型管理的忠诚是一种主动忠诚，是主体内在的道德自觉与责任担当，这种忠诚由内而发指向外在他者，是人们对组织其他成员以及组织整体的情感对待和真诚奉献。基于组织生活中形成的亲密关系与深厚情感，成员个体对组织的忠诚不再需要外在契约的约束，而是内化为组织深层的价值观念，与组织融为一体，表现出自愿自觉的忠诚态度和忠诚行为。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组织成员在长期交往中既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又形成了稳定的等级序列，组织已成为保障个体存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共同体，成员在组织生活中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与归属感，将组织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表现出极高的忠诚向度。
综上所述，在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生成的伦理型管理模式以情理为管理的内在精神气质，以道德调控为管理的根本方法，在管理过程中注重成员间的情感关联与伦理团结，将成员对组织的情感忠诚作为管理的终极目标。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今日，源于本土文化基因的伦理型管理模式对中国社会的组织管理均产生了持久效力和深远影响。
作者:王润稼 单位:北方工业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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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管理研究前沿阵地美国，从1984年始就有学者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①，继之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他们以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杂志为分析基点，聚焦于公共行政文献中研究方法的质量问题[1]62。国内张成福于1996年发文[2]拉开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之幕”②。2005年，继中译本《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1]出版后，国内学界纷纷借鉴其中的评估框架来检视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的方法问题，从初始的描述性分析转向量化评估。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亦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内容决定形式，研究主题是评估研究质量的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对学科知识的累积和内容体系的建构有着更根本的贡献。而在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文献中，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来比较全面检视我国公共行政学教材的论文仅有两篇③：曾峻[3]通过检视在国内9本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教材，提出我国公共管理学教科书编著存在的问题，但由于该文发表较早，所选书目偏旧，样本偏少，所得结论局限于公共管理学（不包括公共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教材；另一文[4]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内容的研究，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进行经验检验，但是评估指标单一，未能充分挖掘教材所提供的信息，虽然210本教科书突破前述研究样本量的局限，但是国内教材的质量参差不齐，无所限制的扩大样本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质量。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典型样本为主，并把范围扩大到公共管理学类（包括行政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中外经典教材。
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四、公共管理教材的编著途径
[论文摘要]传统法律文化是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和文化资源。作为人类历史的沉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其固有的逻辑进程和自身延续性的道德价值观和秩序准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文化必须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观念
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系统中体现出来的有关法的普遍的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其表现为人们对法律性质的认识,对法律价值的评断,以及对法律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的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其固有逻辑进程的道德价值观和秩序准则。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夏、商、西周的“礼治”时期,此时法作为“礼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存在;2.春秋至秦的“法治”时期,此为“礼治”衰败而“法治”兴起的时期;3.汉以后的礼法结合时期,此为以法为制,以“礼”为魂的时期。在“礼治”时期,法仅为“礼治”体系的一个部分。在“法治”时期,法作为新型的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法从“礼治”的体系中独立出来,与“礼治”分庭抗礼,形成了“法治”与“礼治”、“法治”与德治、“法治”与人治之争。汉中期以后的“礼治”复兴,并非对三代“礼治”的复辟,而是在总结了三代“礼治”和秦朝“法治”的基础上找到了“礼”与法的最佳结合点,即以“礼”作为法的精神或灵魂,以法体现“礼”所提倡的人伦道德,就是所谓的“礼”法融合。[1](P110)从法律制度层面上看,传统中国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以君权为核心;从法律情感层面上看,惧法、“无讼”是其鲜明特点。
现代法治以法律至上、保障人权、赢得民心、制约权力和司法职能独立为核心内涵。其要求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按照代表公众意志的法律制度来处理社会关系,以及法律应注意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可见,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如:(1)“人治”传统与“法治”要求的冲突;(2)特权观念与“平等”原则的冲突;(3)“德主刑辅”与“法律至上”的冲突;(4)重“信”轻法与契约意识的冲突;(5)重“刑”轻“民”与“刑民”并重的冲突;(6)消极避罪观念与积极守法精神的冲突;(7)“义务为本”与“权利本位”法律观的冲突;(8)“非讼”观念与公断意识的冲突。[2](P59-62)
二、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
现代法治与法律文化的联结点来自于法律文化对法律制度的社会,它塑造着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从而对附着在社会特征上的法律制度的演进和发展发挥主导性、支配性的影响。现代法治要求“法”必须既能满足人的主体需要、权利、尊严、自由,又能契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法律是文明的产物,是文化的因素,法律除了由经济决定,受政治影响外,还来自文化的遗传。源于文化本身的延续性,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具有不容置疑的相容性。“作为制度的现代法治并非是从变法或移植中得来的,而是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中演化来的。”[3](P17)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是从对传统法律文化的解读开始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其作为人类历史的沉淀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继承性,其“不仅是历史地存在的过去,而且是历史存在的现在,它在一定历史时代可以达到高峰,也影响着后世的制度模式、风格和习俗。具有不可被排除或消灭的顽强生命力。”[4](P310)西方的精神也绝非近代之物,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了实践意义罢了。早在公元前12世纪,古希腊人由于多利亚人的南侵而被迫跨海迁徙。“跨海迁徙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的血族关系。”[5](P130)因而在跨海迁徙的航行中,古希腊人幸运地把人身依附关系抛进了大海,而散布在爱琴海上的若干城邦则为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一方面是获得了独立人格的生产者地位,一方面则开辟了广阔的商品市场,古希腊社会开始步入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社会政治结构。平民依靠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向贵族要求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城邦民主制就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与妥协中逐步建立起来。平民政治把字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变成了实际上的民主制,把少数公民的民主制变成全体公民的民主制。这就是精神的最初体现。[6](P383)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相容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法律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的怎样强化,也是脆弱的不稳固的。”[7](P355)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8](P603),“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就没有现代的欧洲”[9](P220)。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但通向现代化的途径却会因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国民性等种种条件的不同而相异,“西方法制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具有世界化的趋向,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法现代化并非西方文明独占品,它在每个国家总会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法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变革过程,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这一进程的动因、表征及后果是各不相同的。法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是一个客观性的定在,在这种多样性的背后,凝结着各个国度法律文化发展的固有逻辑。”[10](P301-302)近代日本的成功,说到底乃是文化的成功,是文化融合的成功,即引进的西方法律文化与日本的法律传统找到了契合点。单纯的法律移植若不能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扎根于本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状态。“中国法治之路必须利用本土的资源,注重本土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11](P6)“法律条文与制度的渗透类似于贸易商品的进口。进口可能损害民族经济,但是,在评价这种不平衡时还要与闭关自守很可能带来的匮乏相比照,况且这种不平衡可能是临时性的。”[12](P14)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能够降低法现代化进程的成本。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精髓
1.“礼治”主义的法律原则
“礼治”始于殷商,盛行于西周。“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13]。“礼”的实施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14]国家的典章制度也以“礼”为核心。“礼”起着“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15]的“法”的作用,而涉及的范围却比“法”广泛得多。“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16]“礼”与法的统一,构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本要素。法律在治国方略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7]用政治来教化人民,用刑罚来管理人民,这样做,人民只想到如何免于刑罚,不会想到是不是可耻;用德行来教化人民,用礼来管理人民,人民不但守法知耻而且能改过向善。现代法治建设应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精神中吸取营养,借助法、德功能上的互补,法、德结合,规范社会,维护秩序。
2.“法贵遵守”、“刑无等级”的法律思想
春秋以后,中国出现了“法治”思想。以李悝、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出“以法治国”的口号,强调法的重要作用;主张有法必依、赏罚分明;倡导富国强兵。在“法治”精神指导下,统治者极端重视法制建设,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法,出现了律、程、课、式等相对稳定的法律规范和“制”、“诏”、法律答问、廷行事等相对灵活的法律规范。尽管理论界普遍认为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相去甚远,充其量不过是“法治”的萌芽,但其“法贵遵守”、“刑无等级”的法律思想却是难能可贵的。“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新晨
有功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18]虽然,这里的“刑无等级”有一定局限性,未包括君主,这是由于当时君主专制政体决定的,但法家能在封建不平等的制度下提出这一进步思想也是不容易的。法家认为法具有普适性,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9]。法律不偏袒有权势的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20]。除体现为“刑”的法律,还有大量制度化的“礼”,从“周公制礼”到唐律的“一准乎礼”,这种“法贵遵守”、“刑无等级”的思想是极具现代价值的。
3.以“和”为贵的法律价值选择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2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解决纠纷以“和”为最高价值选择。礼的运用,贵在能和。先王传下来的道,以礼为最美好,不论小事大事都是由此而行。“和”的价值追求即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反映在纠纷的解决上,就是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互作让步求得纠纷妥善解决的一种机制。这种解决纠纷的“和”的思想是当今法治实践中不可多得的历史智慧。今天的调解制度正是传统法律文化解决纠纷“和”的思想的积淀,其既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降低了法院的司法成本,符合司法效益的原则。从我国司法体制的架构来看,调解在基层法院承担着绝大多数民间纠纷解决的职能。
因而,在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对人类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挖掘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伦理精神,辩证地诠释其思想精髓,合理地吸取其精神内核,并对其进行充实与超越,最终确立我国现代法治的伦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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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商君书·赏刑[M].
[19]韩非子·五蠹[M].
优秀的管理者能变草为金；低劣的管理者却恰恰相反。It]这句名言反映出管理者对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政府与公共组织承担了实现公共利益，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人类共同福祉的重任。公共管理者受国家和人民所托，代表组织行使公共职权，从事日常公共管理活动，其一举一动牵涉到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公共管理活动的效能更是关系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社会的长远发展和国家的兴衰成败。上世纪9O年代以来，信息社会逐渐建立，知识经济初露端倪，信息科技密切联系了地球的每个角落，全球化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这个高速发展和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公共管理者需要具有系统的思考方式、广阔的知识视野和高超的管理能力。一句话，公共管理者必须具有主动学习的能力，通过有意义的学习实现个人成功和社会成功，承担起自身的重担。现代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促进学生知识的量变积累，而且要培养学生创造性学习的能力、自己主动汲取任何所需知识的能力。从国外教育经验来看，已经对新社会环境下学生所应具备的综合能力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包括：批判性思考，获取信息，解决问题，反思和改进自己的工作，以及创造新的想法、产品和解决方案瞄。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具有项目管理、收集信息、使用工具、系统思考、自我定位和团队合作的能力。具备这样能力的人才能顺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协调复杂的利益关系，实现职业化、专业化与社会化的统一。•从2000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等24所高等院校为首批MPA培养试点单位以来，我国MPA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截止2010年底，MPA培养院校达到146所，覆盖了28个省(市、自治区)；截至2009年共有65147名MPA研究生走出校门，服务于我国公共管理实践活动；按照我国现有公务员680万人计算，可以说大约1％的公务员都接受了MPA教育(根据中国MPA教育发展报告计算而得)。MPA教育在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公共管理者能力提升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十年的教育实践也暴露出MPA专业学位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体现在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
第一，教学模式上主要呈现出两方面的不足：一是课堂互动交流不够充分。现在大部分MPA课堂仍以“讲授式”教学方式为主，这是一种知识从教师向学生单向流动的教学方式。由于教师需要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讲授大量基础知识，教学任务繁重，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教学形式还不普遍，教师无法在课堂上与学生进行充分的互动交流。二是教学案例本土化程度低。MPA最早起源于美国，至今已有87年历史，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专业，已经开发出足够的案例等教学资源。我国MPA教育历史较短，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案例采集模式，没有建立起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案例库，教学过程中需要引用国外案例，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影响了MPA教学质量。
第二，教师教学内容总体上偏学术性、重理论性。我国MPA专业学位的设立大多依托于培养公共管理学术型人才的教育体制，MPA任课教师大都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研究轻应用，重科学轻技术的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他们有着浓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研究激情，但在MPA教学中，难免会过分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理论的重要性，忽视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不同需要。这并不是说MPA硕士不需要学习理论，而是说不能脱离实际地学习理论，使学生困惑于多种理论和原则的争辩。没有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过程，理论就会丧失生命力和光彩，成为屠龙之术。
第三，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无法提高。首先，根据我们的了解，MPA研究生虽然多来自公共管理部门，但来自基层的比例并不高，他们大多具备部门管理经验，却缺乏综合管理经验。当前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没有实现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的有效衔接，既无法通过管理实践的经验来深化和发展理论，也无法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应用能力。其次，学生互动交流不够深入。受限于有限的教学和课堂讨论时间，学生尽管对教学案例有兴趣，也会在讨论中自说自话，难以真正分享宝贵的管理经验，更难以通过深入交流求得思想共识。再次，学生研究能力提高不显著。研究能力的提高不是体现在学生撰写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上，而是体现在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从目前MPA教育总体情况看，并没有有效的途径切实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学生仍被动接受理论和知识，既没有很好的消化理论和知识，更谈不上运用理论与知识分析实际管理难题，没有切实参与研究课题的经验，学生研究能力的提高也就无从谈起。最后，学位论文形式单一，偏离工作需要。虽然相关文件允许学生以调查报告、案例和设计等形式完成学位论文，但实际中大多数学生仍选择撰写学术论文，教师也习惯于用学术型硕士论文的标准去要求学生，很少结合学生本身的工作需要，更无法解决学生在实际中面临的问题。
总之，我国MPA教育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公共管理专门人才，但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范围扩大、难度加大，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与要求越来越高，但MPA教育培养模式单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够紧密，人才培养质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进行教学改革，创新培养模式。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是解决教育目标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弥合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构建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途径。因此，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应该可以全面提升学生能力，为学生提供一种允许他们探究现实生活情景以及重要问题的学习环境I3J，实现有意义的学习；可以为教师提供实践经验，改变教师的知识结构，全面提升MPA教师教学水平；可以促进高校知识整合，学科与资源重组，实现知识的创新与融合；可以加强政府与学校的联系，更好地开拓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新领域，建立长期有效的实习基地和合作平台；可以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输送具备现代政治学和管理学素养的复合型、应用型公共事务管理人才；可以通过培养高素质、学习型公共管理者，以个人带动组织，引导全社会共同学习。
二、“双循环”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依据与创新
能实现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人才培养模式应包括内外两个循环圈：内循环是学生从社会回到学校的学习过程。MPA研究生具备工作经验，可以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带到课堂上，以现实存在的问题为起点，结合教师讲授的知识和理论，大胆提出假设，认真观察反思，运用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方案，指导实践工作。内循环过程重视实践经验，以现实问题为契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同时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在“做中学”，将客观的理论知识转变为主观的个人经历，这种有目的的学习才是有意义的学习，才能切实提高学习的有效性。外循环是学生从学校再进入社会学习的过程，是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重点。在课堂教学中，学生会将所学理论与现实经验相对照，会产生验证理论或解决现实问题的冲动，对这些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汇总和提炼，就形成了调研课题，学生重新回到社会中开展课题调研，在无形中就把现实问题与理论知识结合了起来；调研过程也要求学生增强规划和管理复杂任务的能力，从而提升学生团队合作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调研过程还要求将机关和学校结合起来，密切沟通，切实解决机关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寻找适合解决问题的理论前沿专题。调研有助于发现并形成具体案例，慢慢积累，形成本土化的公共管理案例库，反馈到教学活动中，为前人理论提供现实佐证或者为未来理论发展提供思考方向。两个循环密切联系，缺一不可，两者不断循环，协同发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促进学生理论知识的扩展、思维训练的养成和价值观念的形成。这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可称为“双循环”(DoubleLoop)模式，是一种旨在充分发挥学校、政府和社会共同作用，实现社会实践和理论知识双向融合、双重循环，实现个人学习与团体学习协调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双循环”培养模式的提出并非凭空臆想，而是在既有理论基础之上，结合MPA教育规律和培养目标提出的。在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一下“双循环”模式与学习循环圈理论、“三基于”探究式学习方法和学习型组织理论之间的关系。
(一)“双循环”模式与学习圈理论
1984年，大卫•库伯(Da~dK0】b)在总结了约翰•杜威0ohn．Dewey)、库尔特•勒温rtLewin)和皮亚杰(JeanPiage0经验学习模式的基础之上提出经验学习圈理论(如图2)。他认为学习过程由两个基本结构维度——领悟维度和改造维度组成，由领悟方式不同和改造内容不同形成四个适应性学习阶段：具体经验、反思观察、抽象概括、主动应用，这四个阶段循环往复，“螺旋升”，不断推进。同时，他还认为，不同的人在学习风格上存在个体差异，不同学习风格的人对于各个阶段的偏好不一样，他们在各个阶段中学习的效果也有不同，根据这种不同，学生可分为主动型、反思型、理论型和应用型。经验学习圈理论立足于经验的学习，透彻分析了如何将经验带到课堂上进行学习的过程，但这只是一个“单循环”学习过程。“双循环”人才培养模式与学习圈理论一样，把学习过程看作是一个持续不断、分阶段、分层次的循环过程，也重视学习者的既有经验，学生从工作实际中发现问题，到最后解决问题的过程符合经验学习圈理论的学习过程。具体经验是让学习者完全投入一种新的体验，带着实践工作经验投入学习；反思性观察是学习者在校学习时对工作经历与实际问题加以思考；抽象概念化是学习者必须达到能理解所观察的内容的程度并且吸收它们使之成为合乎逻辑的概念，这是将理论转化为自身知识的过程；到了主动实践阶段，学习者要验证课堂习得的知识并将它们运用到制定策略、解决实际问题中去。“双循环”中的内循环正是从感知的具体经验到通过看与思考进行反思观察，再加上课堂理论知识学习，领悟、概括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最后回到实际部门中，具体实施解决方案。与学习圈理论相比，“双循环”模式增加了外循环圈，把学生由单纯的学习者转变为研究者，要求学生带着经由反思而产生的理论问题返回实践，在实地调研过程中采集现实素材，寻求解决问题，同时也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和创新理。
(二)“双循环”模式与“三基于”探究式学习方法论
“三基于”探究式学习方法是达林•哈蒙德教授领导其团队在探究学习方法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三基于”指的是基于项目的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设计的学习。这三种方法旨在促进学生学会如何高效学习，为了有意义的学习而学。“双循环”培养模式主要沿用了基于项目和基于问题的学习方法。应该说，“双循环”借鉴的不仅仅是一种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宣传一种观念，借助这样的观念和方法，探索、实现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目标。托马斯(Thomas)认为，基于项目的学习(PBL)应该以课程为中心，充分尊重学生的主动性，组织学生接触涉及核心概念或者原理的真实世界的问题和人们关心的问题，引导学生不断深入探究并且尝试建构知识体系[41。“双循环”模式重视项目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将学生分组后长期研究探索某一项目(或问题)，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连续性，锻炼学生自己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培养现代社会所需的技能。基于问题的学习是基于项目学习的“近亲”，可以理解为特殊类型的项目，为了教授学生界定和提出解决策略Is]。MPA研究生大多来自实际公共管理部门，在实践中发现很多问题，这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契机和起点，更能促进学生充分理解理论并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提高学生专业化、科学化水平。
(三)“双循环”与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组织理论是由彼得•圣吉(PeterM．Senge)提出的。他认为学习型组织是指一个不断创新、进步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人们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抱负，以及不断一起学习如何共同学习。学习型组织的本质是深层学习环路。“双循环”培养模式充分认可深层学习环路，并将其运用到培养MPA研究生学习与实践中。学习型组织理论认为伟大的团队就是学习型组织，是一部分人相互信任、亲密关系、相互接纳、齐心协力共同创造的符合他们共同价值观的东西。成功的团队往往建立在团队成员个体深层学习循环基础之上的。“双循环”培养模式为了培养能运用各种知识和方法处理复杂公共问题的未来通才，从而建立高效率、重服务的公共管理组织。“双循环”培养模式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深层学习循环，通过课堂教授、项目调研等教学过程，培养学生的技能和能力，改变学生主观感知与认知，并鼓励学生回到工作部门，结合实践增强自身态度和信念的转变，完成个人的学习循环。学生个人学习循环的实现，改变了这个人的行为方式，将学习作为日常习惯。学生毕业后仍然会保持这种习惯，通过与人接触交流带动周围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带动周围团体乃至整个组织的共同进步。这样就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把个人的学习进步与整个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MPA研究生带动公共管理组织再到带动整个社会的共同学习。
三、“双循环”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与优势
“双循环”培养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学习模式，也是一种适合于MPA研究生培养的教育模式。“双循环”模式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研究性学习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依托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机制发展起来的，必然受到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深刻影响，比如强调对理论知识的系统把握却忽视实践能力的提高。但无论是学术型研究生还是应用型研究生，终归都要符合“研究生”的共性要求，都应该把增强研究性学习能力放在突出位置上。就MPA教育来说，要有效提高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能力，就应该以问题为导向，用具体的科研任务驱动学生在“做中学”，通过调查研究完成科研项目，通过科研项目提高研究能力。“双循环”模式以科研项目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驱动学生主动学习，由学生去寻找身边存在的问题和自己思考所得的困惑，在教师的指导下制定研究计划，认真分析问题、收集信息、调查研究，然后形成调研报告、案例分析等成果。“双循环”培养模式注重利用真实问题和项目为学生提供独特的机会，由学生自主性学习来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研究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研究性学习要求改变传统的师生关系，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不仅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更是合作研究的关系，科研项目会激发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带动教师与学生共同学习成长。
(二)团队式学习
“双循环”培养模式强调学习团队的作用，将学生按照项目的内容和个人兴趣爱好分成项目小组，让学生在项目组中不断认识自我、认识他人，树立团体意识、合作意识，共同研究学习，生产和传播知识。团队学习是从自我超越和自我认知开始的同。MPA研究生首先要进行自我定位，充分认清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在科研项目申报阶段，学生就会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项目要求组成若干团队，共同设计研究计划，分配研究任务。一旦团队获得了有价值的任务，也便有了奋斗的方向。每个学生都需要参与到分工明确的集体任务中，团队成员既要在增进友谊过程中完成任务，也要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相互学习。实践证明，集体学习比个体学习更有效率。集体崇尚开放式的学习氛围；反对把学习看作孤立和封闭的行为；倡导学习者之间的交流、沟通；重视学习者的相互启发、分享知识。学习者具有不同的学习风格，他们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不同思想的“交换”使得每个学习者得到更多的思想。毋庸赘言，这种集体学习的学习模式有利于学生演练未来的集体活动，抛弃自我为中心的观点，重视集体合作；有利于学生亲自实践、沟通交流，相互宽容；更有利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三)社会性学习
MPA专业学位教育旨在培养应用型、实践型人才，理论联系实际是不二法门。以往教学改革中比较强调案例教学等方式，试图在课堂中模拟社会现实。但事实上，课堂终究无法替代现实，案例研讨也无法替代社会实践。“双循环”模式把人才培养从课堂拓展到社会，把在课堂中学习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与在社会发现、分析和解决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是前人长时间亲身体验、实践的成果，但对学生而言，这是间接经验，应允许学生带着批判、发展的眼光去分析思考。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学生通过参与社会实践，与外界相互交流，将前人经验和当代社会无缝隙对接，形成自身的知识体系，这样更加贴近理论的本质、贴近现实、贴近本真、贴近学习的真实意义。“双循环”培养模式打破学校与政府的壁垒，将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循环”模式中问题和项目着重来源于政府机关或咨询部门和学生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将这些问题汇总成若干个项目，到实际工作部门进行调研，把问题放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做中学”，最终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塑造和提高学习能力。
(四)创新性学习
传统教育中，学习被理解成知识的获得和记忆过程，但是“双循环”模式提出了一种新的学习：帮助人们学会如何去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完成深层学习循环。“培养了新技能，人们的认识和感知也将得到发展。经过一段时间后，当人们开始以不同的态度看待并体验这个世界时，就会有新的信念和假设，从而进一步促成新技能的培养。”t~MPA教育通过“双循环”培养模式，在学习过程中，提高学生的技能，培养学生具有公共精神、法治意识、全球视野、国情意识、务实作风，影响着学生价值观、世界观。学生将这些观念和能力带回到工作岗位上，经过长时间的摸索、传播，使自身态度和信念发生转变，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中国现实，为中国特色道路寻找新的发展机遇，促成国家、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发展。
四、“双循环”模式的实施流程、预期成效和保障措施
“双循环”人才培养模式以科研项目的设计和实施为主线，通常要经历包括6个阶段的培养周期：
1．项目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有设立机构和建章建制。机构是改革推进的载体，在准备阶段要成立项目工作小组和教学指导委员会，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持续发展。规章制度是规范项目的保障措施，是为了项目有秩序、有条理的发展。
2．项目启动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有三项任务：一是确立项目选题库。选题可以来源于多个渠道：当地政府招标的政策咨询项目；人才培养单位的教师申报的项目中应用性较强的子项目；学生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尤其是跨领域、面向现实、涉及公共部门的有价值的选题；人才培养单位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研究方向，申报的重大项目中的部分实践性问题。二是项目申报。将学生4-6人分为一组，形成科研团队，自主申报项目。三是项目评审。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性和最佳研究团队进行评定，并及时给予师资支持，鼓励使用“双导师”制和支持青年教师作为指导老师。
3．项目实施阶段。各项目小组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和小组讨论。各个研究团队在指导教师的领导下，制定研究计划，实施实地调研；围绕计划和实地调研结果进行交流，做汇报准备。在这个阶段，学生亲身体验实践，能直接感受到理论和实践的碰撞，积极参与，将明显地提高自身能力，促进个人学习的循环。
4．项目交流阶段。在这个阶段，可以以“公共管理论坛”的形式为各个研究团队提供交流平台，做调研汇报，促进学生之间的自我学习和自我沟通，带动下一届学生的学习循环；同时，应该加强项目基地的建设，及时收集学生调研反馈的结果，提供项目的单位机关协商合作，建立校地合作研究基地，这是为人才培养提供长效机制，使研究长期化、制度化。
5．顾目评估阶段。评估就是要奖优惩劣，鼓励认真研究、效果明显的团队，惩处敷衍了事、项目中断或没有实际效果的团队。最后将优秀成果汇编，形成案例、调研报告。这个从正负激励手段出发，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保障研究科学性和持续性。
现代财务理论的开端一般被认为是马科维茨于1952年发表《证券组合选择》（PortfolioSelection）一文。随后，历经50年代末60年代初资本结构理论和股利无关论，60年代至70年代的资产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理论，以及80年代的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和现代公司控制理论，至今财务理论和财务实践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80年代以后，财务学在研究中吸收心理学、行为科学、决策科学等的相关成果，注重对财务主体决策过程的探索，促成了一门新的科学--行为财务学。
一、行为财务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行为财务理论是在对"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简称EMH）的质疑和挑战中提出来的。EMH是标准财务理论的基础性假设。EMH宣称金融资产的价格全面反映所有可获得的相关信息，并给出了三种形式的市场有效性：弱型有效、半强型有效和强型有效。EMH提出之后，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响应和大量实证数据的支持，并在经济、金融、财务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了迅速的推广。但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大量股票市场异常现象，如"小公司效应"（Banz，1982）、"星期一效应"（French，1980；Gibbons和Hess，1981）、"反向投资策略"（Fama和French，1992）等的出现，表明市场可能并非有效。而且，大量的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证据显示，投资者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并非都是理性的，投资者的实际决策往往会系统性的偏离标准财务理论所设定的最优决策模式，而且这种偏离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不能因统计平均而消除。诸如此类的现象和非理是EMH所不能解释的。
事实上，现代财务理论要解决两个问题：（1）通过最优决策模型解释什么是最优决策；（2）通过描述性决策模型探讨投资者的实际决策过程。标准财务理论很好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但在第二个问题上，标准财务理论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别。诚如上所述，投资者的实际决策并不一定是最优决策。为更好地解释和预测财务主体的实际决策过程（而不是最优决策模型）以及金融市场的实际运行状况，财务学研究者们发展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即行为财务（behavioralfinance）。
行为财务研究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心理学研究中的行为主义流派。1951年和1969年，Burrel分别发表了《投资研究实验方法的可能性》和《科学的投资分析：科学还是幻想》，将行为方法和定量投资模型结合起来。1972年，Slovic发表的《人类判断的心理学研究对投资决策的意义》开启了行为财务研究的先河。而这时，以EMH为基础的标准财务理论已被人们所广泛接受，因此，行为财务未能引起太多的关注。1979年，Kahneman和Tvensky提出了著名的期望理论，为行为财务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到1985年，Thaler发表了《股票市场过度反应了吗？》一文，学者们逐渐开始重视和研究行为财务这一新的领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包括Delong、Shleifer、Summers和Waldmann（1990）提出的噪声交易理论模型DSSW模型，Barberis、Shleifer和Vishny（1997）提出的BSV模型，Daniel、Hirsheifer和Subramanyam（1998）提出的DHS模型，Hong和Stein（1999）提出的HS模型，羊群效应模型（herdbehavioralmodel）等。而且，对行为财务理论的实证检验也随之展开：Herskey和Schoemaker（1980）用实验心理学方法验证了期望理论中个体在面对收益和损失时态度是不同的；Shefrin和Statman(1985)发现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钥魉鸸善贝嬖诮锨康南坌睦恚词瞧梅缦盏模谟媲扒飨蚧乇芊缦眨敢饨显缏舫龉善币运ɡ螅籐akonishok和Vermaelen（1990）、Ilenberry（1995）指出市场对由股份回购所传递的信息反映不足等。我国学者也开展了对行为财务理论的经验研究：孙培源和施东晖（2002）通过对中国股市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验证了在不同的收益和损失状况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是不同的。①
行为财务的兴起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期望理论的提出；二是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并逐渐溶入主流经济学。
二、行为财务理论的内容
（一）行为财务的理论基础
1、期望理论（prospecttheory）。1979年，Kahneman和Tvensky（以下简称KT）《期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给出了解释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的模型，不同于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KT称之为期望理论。通过实验调查，KT把违反传统预期效用理论的部分归纳为三种效果：确定效果（certaintyeffect）、反射效果（reflectioneffect）、分离效果（isolationeffect）。此外，KT也提出理论模型来解释个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是如何决策的。他们定义了两种函数来描述人的选择行为：一种是价值函数V（x），替代了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另一种是决策权重函数π（p），用决策权重替代了预期效用函数中的概率。然后，KT通过模型的设计和推导，给出了期望理论的几个要点：（1）个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是以相对于某个参考点的利得或损失为依据，而不是传统理论所认为得期末的财富或消费，即以结果和开始设想的差距为基础，而不是结果本身；（2）价值函数或个人的效用函数是S型的。在面对损失时是凸函数，面对利得时是凹函数，这表明投资者每增加一单位的损失，其失去的效用低于前一单位损失所降低的效用；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利得，其增加的效用也低于前一单位利得所增加的效用；（3）价值函数中，损失的斜率比利得的斜率陡。即损失一个单位带来的效用降低要大于获取一个单位利得所带来得效用增加，也就是说个人是厌恶损失的；（4）个人对极端但概率很低的事件会过度重视，却容易忽略例行发生的事，KT把这称为"小数法则偏差"。随后，KT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1980年，KT提出了期望理论中"参考点"的概念；1992年，KT针对概率转换的问题，提出了累积期望理论（cumulativeprospecttheory）。此外，Thaler（1985）、Lopes（1987）、Shefrin（1988，2000）等也在KT的基础上，对期望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2、心理学。行为财务学的发展与在财务理论中引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是分不开的。心理学家们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个人在面临不确定条件时会表现出如下心理特征：（1）损失回避（lossaversion）。个人对利得和风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损失带来的影响是同样大小的利得的2.5倍；（2）心理账户（mentalaccounting）。所谓心理账户，是指每个人皆根据自身的参考点来订出一个决策的方案。例如，不同的股票，在买进时有不同的价格，投资者面对这种现象，会根据自身的心理账户做出适合自身的决策；（3）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心理学家们发现人们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都表现出过分自信。例如，对一项关于司机对于驾驶能力的自我判断的调查显示，有65%到80%的司机都认为自己的能力是"超过平均水平"（aboveaverage）的；（4）倾向于确认偏差（pronetoconfirmationbias）。人们往往只是重视条件概率（即所直观到现象），而忽视了先验概率（以往存在的知识）。例如，如果你在电视中看到坏人中30％面貌丑陋，那么以后你看到这类面孔的人一定会认之为坏人。这个实验说明，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夸大了按"常识"得到的条件概率，也就是夸大";典型"的作用。
（二）行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和行为投资组合理论
标准财务理论的基础是和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与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相联系的，二者皆以投资者理性为前提。行为财务学认为，部分投资者因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的驱使会做出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全部抵消非理性投资者的资产需求。基于此，HershShefrin和MeirStatman（1994）提出了行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behavioralcapitalassetpricingtheory，简称BCAPT），对传统的CAPM进行了调整。BCAPT指出金融市场上除了严格按照传统的CAPM进行资产组合的信息交易者外，还有一部分投资者并不按传统的CAPM行事，他们信息不充分，会犯各种认知偏差错误。金融市场上资产的价格由这两类投资者共同决定：当前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时，市场是有效的；当后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时，市场是无效的。BCAPT还指出，传统的资本预算中的贴现率是按以CAPM为基础计算出来的，这个贴现率是以市场有效和管理者理性为前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按行为财务的观点，应以BCAPT为基础来重新计算贴现率。
HershShefrin和MeirStatman（2000）以Lopes（1987）和KT的期望理论为基础，发展出行为投资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简称BPT）。他们利用单一心理账户（singlementalaccount，BPT-SA）和多个心理账户（multiplementalaccount，BPT-MA）来推导BPT。BPT-SA投资者关注各资产间的相关系数，他们会将投资组合整和在同一个心理账户里，而BPT-MA投资者将投资组合分散到多个心理账户，忽视资产间的相关系数。BPT认为投资者的投资组合是一种基于对不同资产风险程度的识别和投资目的所形成的金字塔状的投资组合，位于金字塔各层的投资与投资者特定的期望相联系。而且，HershShefrin和MeirStatman发展了一个两层的投资组合模型，每一层代表不同的风险偏好：底层代表避免贫穷和破产，规避风险；高层代表为了暴富，追逐风险。
（三）行为财务理论模型
1、DSSW模型。解释了噪声交易者对金融资产定价的影响及噪声交易者为什么能赚取更高的预期收益。噪声即市场中虚假或误判的信息。模型认为，市场中存在理性套利者和噪音交易者两类交易者，后者的行为具有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由此产生的风险降低了理性套利者进行套利的积极性。这样金融资产的价格明显偏离基本价值。而且噪声会扭曲资产价格，但他们也可因承担自己创造的风险而赚取比理性投资高的回报。
2、BSV模型。解释了金融资产的价格如何偏离EMH。模型认为，投资者在决策时存在两种心理偏差：选择性偏差和保守性偏差。由于收益变化是随机的，上述两种偏差使投资者会作出两种错误的判断：判断1和判断2。根据判断1，投资者认为收益变化是一种暂时现象，未能及时调整自身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即反应不足；根据判断2，投资者认为近期股票价格的同方向变化反应公司收益的变化是趋势性的，并对这一趋势外推，导致过度反应。
3、DHS模型。解释了股票回报的短期连续性和长期的反转。模型认为，市场中的投资者分无信息和有信息两类，前者不存在判断偏差，后者表现出过度自信和自我偏爱两种判断偏差。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者夸大对股票价值判断的私人信息的准确性；自我偏爱导致对私人信息的反应过度和公共信息的反应不足。因此，股票价格短期内会保持连续性，但从长期来看，当投资者的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不一致时，股票价格会因前期的过度反应而回调。
4、HS模型。解释了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与BSV模型和DHS模型不同的是，HS模型把市场中的投资者分为消息观察者和动量交易者两类。在对股票价格预测时，消息观察者完全不依赖当前或过去的价格，而是根据其获得的关于股票未来价值的信息；动量交易者则把他们的预测建立在一个对过去历史价格的简单函数上。同时模型假设私人信息在消息观察者中是逐步扩散的。HS模型认为最初消息观察者对私人信息反应不足，动量交易者试图利用这一点进行套利，但结果恰恰导致股价的过度反应。
5、羊群效应模型。解释了投资者在市场中的群体行为及其后果。模型把投资者的群体行为归因为效用最大化的驱使以及"群体压力"等情绪的影响，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两种模型。在序列型模型中，投资者通过典型的贝叶斯过程从市场噪声和其他个体的决策中依次获取信息，投资者一次只做一个决策，即决策的序列性。在非序列模型中，假设两个投资者之间的仿效倾向是固定相同的，倾向较弱时，市场总体表现为收益服从高斯分布，倾向较强时则表现为市场崩溃，这与传统的零点对称、单一型态的厚尾分布不一致。
三、行为财务理论的启示
在KT之前，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研究个人决策行为上有着极大的区别：经济学认为外在的激励形成人们的行为，而心理学认为内在的激励才是决定人们行为的因素。通过KT以及后来一大批学者的努力，将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和经济科学结合起来，不再单纯地仅用外界因素来解释人们复杂的决策行为，而是考虑他们决策时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从而发展成了行为经济学。行为财务是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对行为主体在金融市场上真实行为的观察，探索行为主体在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因素和行为特征，并以此来解释和预测其在金融市场中的真实行为。从行为财务理论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财务学是一门研究财务主体选择的科学。而一直以来，财务主体的选择过程都被视为一个"黑箱"，行为财务则试图揭开这一"黑箱"。此外，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差异已被证实是影响财务主体决策的因素之一，在财务国际化的脚步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本土化研究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行为财务注重从投资者的心理特征、资本市场的条件、政府行为等来分析财务问题，以更好地解释和预测财务主体的实际行为。因此，行为财务应成为我们研究公司财务理论和实践一个新的范式，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学者做出了努力。
2、行为财务理论的提出与发展得益于心理学、社会学等的研究成果，因此在研究中理所当然地要充分吸收这些学科的有关知识，来丰富和完善行为财务的理论体系。同时，应避免断章取义地从一些投资者的行为片段去组合对投资者行为的假设，虽然可能得出令人感兴趣的结论，但合理性却不能保证（Shefrin，2000）。
3、尽管行为财务是在对标准财务理论的质疑中提出来的，但不能将两者简单的对立起来。从行为财务的发展过程中可看到，它是在标准财务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心理变量，对传统的理论模型加以调整。而且，行为财务尚不能对金融市场中的各种现象做出普遍的解释，再加上心理因素的不可度量性，因此，在研究和应用行为财务理论时，正确的态度是把两者相结合，BPT，BCAPT就是很好的例子。
参考文献：
1、HershShefrin，MeirStatman：《BehavioralCapitalAssetPricingTheory》，载《JournalofFinancialandQuantitativeAnalysis》Volume29，Issue3，Sep.1994
2、HershShefrin，MeirStatman：《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载《JournalofFinancialandQuantitativeAnalysis》Volume35，NO2，June2000
3、DanielKahneman，AmosTversky：《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UnderRisk》，载《Econometric》，NO2，1979
顺应知识经济潮流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定位，构建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的理论框架，确定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与模式，使培养出的应用型会计人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不断由低级向中、高级过渡已成为会计界和会计领域及会计教学过程中研究、探讨和解决的主要问题要之一。应用型会计人才是一个具有立体感的时间性概念，其职能和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变更着。建立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要围绕经济建设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经济建设服务，即培养目标的建立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模式的形成要以培养目标为导向，良好的培养模式下所形成的应用型会计人才是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人力资源群，即巨大的无形资产，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提出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的新的目标，从而形成由“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培养行为——推动社会经济进步——构建新的培养目标”的良性循环系统。
一、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研究的背景。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市场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各方面要求在发生逐步的转变和提高，而形成应用型会计人才主要途径的会计教育必须进行改革才能使培养出的应用型会计人才适应会计人才市场的需求，会计教育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正确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现行会计教育存在着培养出的学生与会计人才市场对会计人才的需求严重脱节的问题，很多大、中专甚至本科会计专业毕业的学生在学校接受了的会计教育，毕业时却与会计工作失之交臂，没有或不能从事会计工作，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他们在学校学习的东西在参加工作时根本就派不上用场；而在这时会计行业又在呼吁急需会计人才，原因是他们所拥有的会计人才知识结构陈旧，这就出现了会计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会计教育部门因为学生不能就业而简单的判断会计专业面临“萎缩”局面，要减少对会计专业学生的招生；而市场中却呈现会计人才供不应求的局面。那么市场需求的会计人才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学校培养出的会计人才为什么不能在市场中就业？这里就突出一个应用型的问题，也是我们讨论和思考的主要问题，改变会计教育所面临的这种局面是我们所必须研究和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为了适应市场对应用型会计人才需求的这种趋势，我们在这里专门针对会计教育培养应用型会计人才这个问题展开研究。
二、重构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实施应用型会计人才教育的前提。
（一）影响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确立的因素
1、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形态，它是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将知识转化为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知识经济的到来，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为会计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1）知识经济时代要建立起应用型会计人才是资本市场支配者和企业生命主导者的新型理念。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改革开放的深化，会计的职能和作用在潜移默化的变更着。仅仅核算、反映、监督经济业务运行的全过程并反映经营成果的会计已不再适应知识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知识经济要求应用型会计人才转变工作理念，树立全局观念，扩展企业理财思路，从微观的具体的会计核算工作中解脱出来扩展到宏观的全面的企业管理工作中去，支配资金运作，增强企业活力，成为企业利润的创造者，资本市场的支配者。
（2）知识经济时代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形成要求应用型会计人才熟练掌握会计电算化和运用会计网络传递会计信息。会计电算化使会计由手工记帐的“原始社会”进入计算机会计处理的“文明时代”。会计电算化实现了会计信息瞬间无误处理，摆脱了繁琐的手工记帐程序，提高了会计数据处理速度，保证了会计信息质量，突破人工计算对计算复杂问题产生的限制，使原来为追求简便而简单化了的计算得到完善，使之能更准确地模拟和反映企业的经济运行过程。实施会计网络化使会计信息共享是会计在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重大变革。会计网络化是在会计电算化基础上的高科技结晶，它会使全世界投资者通过网络了解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可以使企业足不出户而将其财务信息传递到世界各地。
（3）知识经济条件下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大大减少了会计核算的工作量，使会计工作重点由核算转变为对会计信息的分析和财务管理，实现了会计由核算型向管理型的转变。由核算型会计转变为管理型会计，就是将会计工作的重心由传统的对会计信息的加工转变为对会计信息的分析、运用。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上，企业管理是以财务管理为中心，会计的功能不仅仅是反映经营成果，更多的是参与企业管理。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美国大企业只有29％的会计人员从事会计报表及相关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的工作，71％的会计人员从事资本运作、财务管理和预算管理等管理工作，而且美国约有70％的公司总裁是来自于财经方面的专家，而且是以会计行业的专家为主。知识经济时代是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是知识创造利润的时代，运用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进行财务分析、财务预测、财务决策，并将其运用于企业管理，不同层次的应用型会计人才为企业创造出不同的利润。
2、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资源配置的市场环境，人力资源的地位和作用开始显现，为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与模式的建立提供了新的思路。经济体制改革改善了市场环境，建立和优化了经济行为在市场活动中的“游戏规则”，调整了人力资源的配置比例和人力资源的知识结构，会计理论、会计方法和对会计行为规范的要求等也随之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要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去，应用型会计人才是直接的传递者。
（1）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应充分考虑市场对人力资源需求的现状。“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就是人，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应用型会计人才，其一是经济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其二，是实施会计教育行为的结晶。考虑和研究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现状，首先可以使社会得到所需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其次，可使学校实施的教育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任何一种行为，只要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即使没有眼前的经济效益，也会实现一种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其他效益的最大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人力资源是相对于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等物质资源的一个概念，同属于无形资产的范畴，但人力资源的价值是不可估计的，人力资源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2）经济体制改革使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成为学校和用人部门共同确定和研究解决的问题。A、高中教育之后进入社会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其培养目标的确定要着眼与如何将培养出的人才推向社会。推向社会是基本的定位，要想推向社会，其方式方法很多，但最基本的是社会用人单位和部门对人才的需求，要把学校的培养行为转变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共同行为，例如由学校招生实施教育，接受教育结束，把学生推向社会这一行为转变为企业定人才类型、人才规格、数量，委托学校招生和教育的“定单式”教育行为或过程。B、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后续教育，其培养的目标的确立要着眼于如何提高被教育者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开拓被教育者的专业思路。经济体制改革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发展和完善是终身教育成为必然，后续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终身教育有被动接受者和主动接受者两种类型，然而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由于用人部门或单位所需的人才和正在拥有的人才产生差距而急需改善人才状况所造成的。
（3）只有完全摒弃仅依靠学校的力量培养应用型会计人才的思路，才能真正找到培养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求的应用型会计人才的途径。学校依托企业办学或干脆转变为企业办学校，成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思路，应用型会计人才作为经济活动、经济信息提供的主体，其培养行为的市场依赖性将会更强，例如，现有经济发展条件所需的“收银员”与计算机技术普及前需要的“收银员”在知识结构、理论水平、操作能力上的要求就有许多不同之处。
经济体制改革了市场环境中的“游戏规则”。改变了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层次及人才素质的要求，改变了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
3、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了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1）全球经济一体化扩展了应用型会计人才的活动平台。加入WTO后，会计作为一种商业通用语言参与国际间的经济交流；会计人才作为经济信息的提供者，市场将由有限的国内发展空间引向国际发展空间，这对应用型会计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语言能力的要求，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从而对作为生产应用型会计人才的会计教育提出了新的思考，如何去适应环境的变化等问题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2）随着国际办学机构进入我国市场，对我国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竞争愈加激烈。加入WTO后，我国的教育市场逐渐开放，大量国外的办学机构涌入我国，都来争先恐后地分吃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无形中对我国教育事业形成了压力。国外的办学机构有着与我国培养目标与模式不同的办学思路，有着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教学体系，有着与中国教育机构不同的吸引力。还有些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他们有着先进的会计理论体系和会计实务知识，都会为我国本土化的会计教育带来冲击。
（3）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工作实现跨国界的转变。外国的办学机构可以进入中国办学，中国的学校也可以走出去；同时，外国的学生也可以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的学生也可以到国外去，从而实现会计人才培养和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真正的全球化和国际一体化。
（二）构建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总体框架
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是要使所培养的会计人才既通晓会计理论又善于会计实践，不仅能较好地利用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践，又能将会计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提升为理论。只不过层次不同其理论升华和实践运用水平不同而已。
1、将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成一个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全才。会计行业的特点是实践性、操作性较强，但实践经验和操作技能直接接受理论的指导。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彼此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将此种思想与人才培养问题相结合，便会得出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目标通过接受教育（学历教育、后续教育）最终要实现应用型会计人才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并能将理论付诸于时间；同时又能将实践转化为理论。通过相互促进，实现人才规格的不断提升。
2、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既是教育目标，又是经济目标，还是市场目标。教育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专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确定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必须进行市场调查，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按市场需求确定培养目标，应用型会计人才的的培养目标是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
3、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是个动态概念
应用型会计人才是具备一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全才基础上的专才，主要围绕宽口径，即知识面宽；厚基础，即基础扎实，根基牢固；广用途，即不仅仅能从事会计核算、会计管理工作，还能介入到其它经济工作中去；多层次，即能适应不同的社会需求这四个角度为出发点确定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而无论是口径、基础、用途、层次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使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成为一个动态概念。
（三）按人才类型确定各层次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
学者们根据一定的标准将人才分为四大类，即学术性、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我们将从会计职业的特点和会计从业人员的特点结合人才的分类也提出了应用型人才包括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均为应用型人才，将应用型会计人才分为三类：即工程类应用型会计人才，技术类应用型会计人才，技能类应用型人才。他们应该分别具备不同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知识结构和实践技巧。下面的内容中，我们试图将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分别描述：
人才类型
特点
职称层次
会计教育层次
工程类应用型会计人才
具有将各种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
高级会计师
硕士研究生
技术类应用型会计人才
应用智力技能来完成工作
中级会计师
本科教育、高职高专教育
技能类应用型会计人才
依赖操作技能来完成工作
初级会计师
中专教育，短期培训
1、工程类应用型会计人才。以开展财务管理活动为主，亲自指导会计实践，集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为一身的应用型会计人才。这类会计人才要全面掌握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知识；要具备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事前预测、事中控制和事后考核的能力；要能依据已搜集到的各种经济资料，设定某些经济参数，采用一定的管理会计方法，对企业某一方面的经济活动趋势作出事前预测或规划。能融理论和实践于一身；能指导全局性、整体性财务工作；能为企业财务管理进行整体规划；能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突发事件；能为企业管理提供意见和建议。
2、技术类应用型会计人才。以从事会计核算工作为主，并进行适当财务管理和财务分析的应用型会计人才。该类会计人才，其工作的侧重点仍然是进行会计核算，但在会计核算的过程中注重智能运用，能根据所产生的会计信息进行财务分析、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要有较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技能性应用型会计人才。以从事会计核算工作为主的应用型会计人才。该类应用型会计人才工作的重点是进行会计的核算、反映和监督，具备一定会计基础知识，较好地掌握会计核算能力和熟练的计算技术，能够操作计算机和使用会计软件，并最终能编报真实可靠的财务会计报告。这类会计人才主要依赖操作技能来完成工作任务，从事执行性会计工作，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支中坚力量。因此，大量具有一定会计基础知识和会计专业操作技能的应用型会计人才是我国经济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
三、研究和探讨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的模式。
“模式”词义来源于“模型”。“模型”最初本意是用实物做模的方法。后来，模型由实物模型发展为非实物的形式模型，例如数学模型。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非实物的形式模型向更多的领域扩展，并使用“模式”这一词。例如方法模式、教育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模式等。在这个时候，“模”包括了实物模型的意义，“式”包括了形式、样式的意义。“模式”一词兼容了实物与形式两大类。本课题研究和探讨的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问题，这个模式不但兼容实物与形式，而且将实物和形式动态化，是一个与人才成长息息相关的问题。人才培养模式为培养目标服务，培养目标决定培养模式的选择，同时培养模式实现培养目标是实现目标的指定路径。
（一）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理性分析
1、培养模式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培养模式是根据培养目标的提出来并为实现培养目标服务的，是指导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活动的依据。良好运行的培养模式能将培养目标渗透到人才培养活动中去，并通过培养活动实现培养目标。如图所示：
构建
培养目标
培养模式
运用
培养活动
（教学活动）
实现
2、培养模式根据人才成长规律使培养活动（教学活动）系统化、秩序化。目标是岸，模式是航线，培养活动（教学活动）是舵手，三者缺一不可。在培养模式的规范下，培养活动在系统化和秩序化的前提下发挥自由空间，通过各种渠道，如中专教育、高职高专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形成达到的不同目标。
3、培养模式是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精髓。只有培养目标和培养活动的教育行为就犹如只有躯壳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培养模式是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中枢环节，连接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1）培养模式体现教育的目的性。教育目的是社会对所要造就的社会个体质量的总体要求，对教学方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起着决定作用。教育的目的性与宏观经济环境相关联并产生相互的作用，教育的目的将促进宏观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的发展调整教育目的。而培养模式中完全渗透着教育的目的。
（2）培养模式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要体现主体多元化特性。社会、学校、学生都将成为培养模式中的主体，强调多元化，坚持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及用人单位共同商定的原则，同时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3）培养模式的内涵中要体现层次性。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是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这两个基本问题而展开的。据此，人才培养模式应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层次，目标体系，主要指培养目标及规格；第二层次，内容方式体系主要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培养途径等；第三层次，保障体系，主要指教学队伍、实践基地、教学管理和教学评价等。
（4）模式的实践性和可行性。人才培养模式是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尤其应当强调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经过实践证明的行之有效的代表性的模式，才有生命力，才有借鉴作用。
（二）确定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出发点
1、实现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相结合。从一般意义上讲，通才教育是当代人才培养的大势所趋。但现实的问题是我国应用型会计人才的教育仍然处在"专才教育"阶段，学校的专业特性不可能改变，社会各行各业所迫切需要的仍是数以百万计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所以，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实施通才教育在理论上虽然具有无可辩驳的合理性，但在实践上（无论是社会的现实需要还是教育的现实条件）尚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确立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并为我国现阶段教育力所能及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将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有机结合。
2、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我国高中后教育在"专才教育"模式下，突出的弊端就是自然科学教育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分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认识、适应、掌握发展了的世界，并着力于教会学生知识和本领，教学的内容也是一些以知识、技术为主的纯科学的东西，忽视了让学生从人生意义、生存价值等根本问题上去认识和改变自己，以致有许多人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术，却没有健全的人格。现代社会的发展强烈地呼唤着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统一，把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成为既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又有良好的科学素养的一代新人，既会做事、又会做学问、更会做人。因此，在应用型会计人才中不仅要进行科学教育，还要进行人文教育，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得到统一。
3、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是教育教学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全面系统地掌握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基本要求。那种迎合空谈理论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是不利于培养懂理论、能运用、具有创新能力专门人才的。同时，空谈理论，不谈理论产生的实践根源，也不谈理论如何应用于实际，或者不以适当的实际材料帮助学生获得完全的知识，使理论脱离实际，也是不行的。社会实践是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的基本途径之一，它不仅可以使学生巩固和加深理论知识，学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实践中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有重要作用，而且是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强劳动观念和事业心、责任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途径。因此，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应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导，把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应用性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构建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实际上是为受教育者构建为达到一定的知识体系、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应当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它与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紧密相关。构建应用性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并不是全盘否认过去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而是在更新教育观念的基础上，力求站在经济发展的最前沿，重新审视过去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摒弃、有创新地构建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
1、培养目标：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依据。
研究培养模式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培养目标问题。如前所述，培养目标则是由社会需求的人才类型、人才层次决定的。这里不再重复论述。
2、素质教育：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基础。
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才特征，不仅在于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更在于基础素质，其中，创新素质、人文素质居其他素质之首。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的不断创新，知识创新的基础是创新人才的培养，而创新人才是决定一个民族竞争力强弱的关键要素。由此可见，培养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会计人才，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根本任务。人文素质体现了一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反映了人才的质量。加强人文素质教育，需要从知识经济发展需求的高度，把知识的传授与道德精神的熏陶融为一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教会学生做人。为此，要在教育思想上变过去单纯地以培养学生“做事”为目标的模式为既培养学生“做事”，又培养学生“做人”的模式上来。就人才素质的整体而言，“做人”比“做事”处在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位置上。21世纪的教育，不仅要使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促使其学会做事，更重要的是促使其学会做人，学会合作，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的人，培养成为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和创新能力，会与人共事的人。从这个意义上去认识素质教育是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基础。
3、拓宽专业：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方向。
一个学校的专业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对社会的服务方向。一个学校能否建立主动适应的市场机制，关键在于能否根据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适时地调整专业设置和专业结构，不断拓宽专业口径，为社会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为学生创造更宽阔的就业渠道。因此，必须根据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要求，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结合区域经济发展优势，在拓宽专业口径上下功夫。横向上，拓宽专业口径，淡化专业界限，按大类专业招生；纵向上，延伸专业内涵，改革传统专业，扩大专业服务范围。
4、课程整合：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核心。
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其重要一环就是课程的整合与重组。因此，我们要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课程进行分析，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高度重新审视原有课程体系问题，该整合的必须整合，该重组的必须重组。
5、“产、学、研”结合：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关键。
“产、学、研”结合是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中的重要特色，是培养学生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素质的有效途径。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经济的发展，生产劳动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因此，“产、学、研”结合在新的发展时期，应有新的内涵。学生如果不经过产业实践这一环节的锻炼，就不可能有很强的实践动手能力，也就不可能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为创新能力、实践能力都是在大量产业实践中培养的，而产学结合是其实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