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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国商务部2008年5月的《2007年度中国文化产品及服务进出口状况年度报告》数据,2007年我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29.2亿美元,核心文化服务进出口为37.2亿美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6%,总量大概在6412亿元(约878亿美元),当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1738.3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12180.1亿美元)。2009年5月,商务部了《文化产品及服务进出口状况年度报告(2009)》,2008年中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大,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2.6%,达158.4亿美元。其中进口略有下降。在跨境文化服务贸易方面,2008年文化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29.5%,达到48.16亿美元。综合以上数据可见,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只占据文化产业整体相当小的部分;在我国国际贸易体系中,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贸易额正逐年递增,但在进出口总额中仍显得微不足道。
另据联合国五大机构于2008年出版的《2008创意经济报告》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创意产品出口额从184.28亿美元增长到613.6亿美元,2005年中国已经占据创意产品全球出口市场18.29%的份额,成为全球创意产品的第一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通过对具体出口行业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创意产业出口主要集中在文化产品制造,如工艺品加工、设计产品加工等,而核心的版权内容产品输出仍然不足,尤其是视听内容产品及版权贸易还相当匮乏。2000年到2005年,中国版权和许可证费出口额从8000万美元增加到1.57亿美元,增长96%;同期,中国的版权和许可证费进口额从12.81亿美元增长到53.21亿美元,增长315%。2005年中国的版权和许可证进、出口额之比为33.9:1,是典型的版权贸易逆差国。
2005年后至今,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状况依然不容乐观,以新闻出版总署自2005年起连续4年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数据为例: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核心文化产品的贸易额逆差逐年扩大(2005年14853.16万美元,2006年上升到17256.39万美元,2007年跃升到21477.73万美元,2008年更上升至25029.64万美元);版权进出口比例在2005-2007三年间有所降低(2005年7.18:1;2006年6.02:1;2007年4.28:1),但2008年却相反上升至6.91:1。
综上可见,我国目前仍处于文化产业全球分工链的低端位置,具有中国主流价值和现念的核心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中总量仍然很小。
二、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1.对祖国传统文化重视不够
西方国家有现代民主,可是其宗教思想却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就保证了其文化的延续性。而我国,由于把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所受的屈辱及国家的落后都归罪于传统封建文化的积淀,于是,“倒掉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结果是韩国人申请了端午祭,我们才酸涩地觉得它是我们的财富;中国年轻人日益隆重地过起了西方情人节,我们才宣传起中国的七夕节;外国快餐在中国攻城掠地,我们才鼓吹起中式快餐的好处。可以看出,我们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了,还谈什么扩大文化产品的出口?反观其他国家,它们却非常重视保护自己的文化元素和文化产品。WTO多哈回合谈判中止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中,法国等国提出了“文化产品例外”原则,即文化产品不能实施贸易自由化,这与美国的意愿相左,从而导致此谈判破裂。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西方国家内部,尽管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但在维护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延续性上,西方国家仍然是态度鲜明、立场坚定的。
2.没有把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传播中华精神
中华文化元素是由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两部分构成。显性因素,如文学艺术、经史典籍、民族服饰、历史遗迹、节日风俗、书法篆刻,乃至于中国结、奥运吉祥物福娃,甚至一把纸扇、一撮茶叶,等等;而隐性因素是那种支撑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并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精神、气质、品格和风骨。在对外文化贸易中,我们要求通过将显性的中华文化产品推向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向世界传播中华精神。显然,隐性因素更加重要,因为其一旦被外国人所接受,则会加速显性文化产品乃至于普通货物的对外贸易。
然而,由于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以及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结果出现了一种令人尴尬而又可怕的事情:花木兰是中国的,但美国却把它拍成了电影,除赚了3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更将花木兰变成了美国品牌;三国演义是中国的,但在网络游戏中,却被日本开发成游戏软件,成了日本品牌。
3.政府没有积极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有力措施
应当说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在思考如何促进中国的文化产品走出国门了。2004年7月文化部与商务部及海关总署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国产音像制品出口的通知》,2005年初文化部发出了《关于促进商业演出展览、文化产品出口的通知》等。但是这些政策都缺少实质性的支持,如税收问题、投资优惠等。特别是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风险都大大高于普通商品,生产的周期也大大长于普通商品,如何给予扶持,没有明确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三、积极推动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
1.借鉴他国经验,合理规划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格局
1929年后,美国控制电影产业的大财团通过收购企业和控制发行渠道,逐渐建成有效的全球制片发行体系,为好莱坞电影继续走向世界打造了坚实基础。通过跨国文化公司、占据市场份额90%以上的影视产品及影视音乐版权贸易等,美国文化和价值观走向全球,大大拓展了话语权。
韩国在金融风暴后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尤其注重文化创意产品的国际市场拓展。其基本战略路径是瞄准国际市场,将中国和日本等国为重点出口对象的东亚地区作为登陆世界市场舞台的台阶。通过针对亚洲、美洲等地区的区域差异开发针对性产品;挖掘品牌对韩国形象和韩国文化产业的市场效应;在文化出口地区建立“前沿据点”,通过前沿据点开展区域市场调查、研发和宣传;积极开展跨国合作,集中资金支持重点出口项目等具体措施,分地区、分阶段占领国外市场,有效地推动了韩国游戏等文化产业的发展。
现阶段的中国与当时的美、韩具体国情差异较大,不可盲目模仿。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是国家文化实力被世界承认的必由之路。可以说,目前中国内地的文化产业只是存量,而作为我国文化产业增量的外向型文化产业,发展力度明显不足。中国可借鉴国外成功模式,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以文化产业国际化战略,实现新时代的文化突围。
2.全方位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
例如参照世界文化论坛、全球文化论坛、国际文化和发展大会等全球性文化交流平台的运作方式,吸纳国际文化基金等国际性文化基金会的资金资助,并力争形成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中国注意力”的影响。为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争取中国文化话语权,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促进与文化相关的各项事业和产业快速发展,提升我国国家形象,增强整体竞争力,还应当积极打造更高规格、更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平台,从而形成定期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交流机制。
此外还需加快中国海外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对外文化交流机构的投资建设,以此为载体推进汉语教育事业及中国文化传播;拓展交流合作领域,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以淡化其政治色彩,简化程序,为民间力量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便捷通道。
3.积极培育有特色的跨国文化集团
深圳华强集团就是跨国文化集团的优秀代表之一,其在海外投资兴建文化科技主题公园,是国内文化产业出口非常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继在第四届深圳文博会上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科技主题公园输出到伊朗后,2009年5月18日签定投资的南非主题公园被誉为“中国迪斯尼”,这是中国向非洲出口的首个大型文化产业项目。这种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技术含量以及含有中国文化的主题公园,大量地输出到国外,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还能够积极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与此类似,国内市场稳定且发展潜力较大的企业可通过直接投资或注资海外文化企业、建立文化产品的国际营销网络等,以多元化渠道进入国际文化市场;中小文化企业则应根据自身实力,以合作出口、积极参与国际性文化展销等方式,适当寻求国际合作。同时还应利用金融危机背景下海外人才回流的有利时机,发挥其国际化背景的优势,尤其是借助高端投资人才的国际化操作经验,破除海外市场迷雾,为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助力。
4.投建海外文化产业基地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产业,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相对成熟的运作机制以及优秀创意人才集聚等等的前提下才会迸发出产业自身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海外投资成本大幅下降,为中国出海建立文化产业基地或产业集聚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实力弱小、经验不足、不熟悉国外投资环境等现实障碍,单独出海往往面临巨大的投资风险。因此,中小企业在有经济实力较强、国际贸易经验较足的大型企业带动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以合作参股方式在海外形成产业集聚,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投资方式。
而中国目前尚未出现较为成熟的海外文化产业集聚区,因此,也可借鉴类似经贸合作区、工业园的成功模式,直接在海外建立文化产业基地。充分利用国外较低的发展要素成本、丰富的文化资源,或是相对宽松的文化市场机制等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各种外部条件,推动各层次文化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我国的文化产业。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①(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①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②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③。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④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本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②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③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①。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
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①(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①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②。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超级秘书网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加工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得到迅猛发展，现已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贸易方式，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文献已对加工贸易的兴起以及在我国开放经济中的作用做了细致地分析。但是，由于加工贸易本身的特性，以及在我国发展过程所显现出来的不足，诸如，与国内产业关联性弱，固化我国静态比较优势，对一般贸易产生挤压，不利于技术进步，以及监管困难易引发走私和税收流失等等，也使一些学者和实际部门人士对加工贸易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现行优惠政策提出诸多质疑。因此，今后我国加工贸易应如何发展，现行的政策应如何调整，有必要深入探讨。
一、分析的前提和框架
本文对我国加工贸易政策的分析是基于以下前提和框架展开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下文简称《十五纲要》）。加工贸易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方向以及实现的目标应服从于并有助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已制定《十五纲要》，这是今后五年内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性纲领，因此，加工贸易的发展及政策调整也应以此为指南。本文将以《十五纲要》所提出的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为指导，对现行加工贸易政策进行剖析，提出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及政策调整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作出建议。
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已经加入WTO，这将极大地改变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其中，既有有利的改变，也有不利的改变。为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我们在制订一切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入世”的影响。我们将主要就“入世”对加工贸易的中间品替代，对加工贸易的出口以及贸易磨擦公平解决等方面来讨论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及政策调整。
3.加工贸易的“进口——加工——出口”分析框架。在现实中，加工贸易就是对“两头在外，中间在内”这样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的界定。我们对加工贸易的理解和研究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加工”，二是“贸易方式”。“加工”属于“中间在内”环节。它是东道国投入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对进口投入要素进行加工生产的过程，它表现为国际分工。作为一种“贸易方式”，加工贸易的实质是“两头在外”。无论是“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主要原材料、零部件等由外商提供或从国际市场购入，加工制成品应全部出口。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利用“加工贸易”这一贸易方式，往往实行相关的政策措施，对原材料等中间品的进口以及加工成品的出口进行必要的管理，所实行的政策措施更多的是鼓励性的，特别是确保加工成品的出口。之所以如此，在于加工贸易对本国的经济、外贸发展有着其他贸易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加工贸易的研究与对其相关的政策探讨总是无法剥离的。因此，加工贸易是由“进口——加工——出口”三个环节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成其为加工贸易。本文将按照这一框架，分别对相关政策进行分析。不可避免的是，这三个部分的政策划分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一项政策会影响三个环节。但就我们研究政策的目的而言，这种不精确并不十分紧要，因而我们在文中并未严格拘泥于这种划分。而分三个环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好处在于，有利于我们基于加工贸易的内在运行机理和各个环节的突出问题来讨论相关政策，从而使政策剖析和建议更具有针对性。
二、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
我们认为，我国加工贸易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的确立，应紧紧围绕《十五纲要》制定的总体战略目标来进行。根据加工贸易本身的特性及作用，《十五纲要》中所涉及的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出口等问题值得我们在考虑加工贸易政策时重点注意：
1.关于就业。大力发展和鼓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在我国仍然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从事的大多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加工，应该说这符合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创造就业机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十五纲要》提出的有关就业的目标，有必要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因为，首先，就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出口贸易的扩大；其次，以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而言，尚不具备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换言之，要扩大出口，我们所能依赖的，就是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环节的加工贸易。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永远停留在为跨国公司当加工装配车间的阶段，相反，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学习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建立营销渠道，积累资本，努力将出口产业升级至更高的技术层次。但是，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前，作为一种过渡，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来缓解就业压力，积累资金、技术包括经验都是完全必要而且必须的。
2.关于结构调整。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够明显，主要表现在加工程度低，加工链条短，原材料国产化率低，波及效应不强等等。这是否意味着发展加工贸易与我们优化工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互不相容呢？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一方面，我们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为解决就业问题所必需；另一方面，加工贸易这种贸易方式本身固有的两头在外造成的产业关联程度低，波及效应弱的弱点也不容讳避。这要求我们在政策制订中努力兴利抑弊，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其消极的一面要加以纠正克服。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与小国不同的特点。那些适合于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并不能完全地照搬到我国来，而是要有选择地加以学习吸收。在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个问题上要坚持同样的原则。大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往往毋需像小国那样完全依赖外部的力量，因为一是国内的市场足够大，可以让新兴产业达到足以获得规模经济的规模；二是因大国进行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资本等如果全部依赖外部引进，即使供给能力不成问题，代价恐怕亦难以承受。因而，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还是要依赖自身的技术研发，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机制的建立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工业结构优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部，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或资金来完成，是不现实的。
这并不等于说个别处于特殊地理位置和具有特殊发展基础的地区无法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相反，深圳市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吸引了大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前往设厂，显著地加速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建立和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在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和生产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加工贸易无疑是发展中国家了解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尽快建立起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3.关于扩大出口。出口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贸易方式仍是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当然，在促进加工贸易增长的同时，也要注重其质量的提高。加工贸易中存在着的出口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不合理，高科技产业加工贸易比重低，以及加工贸易增值率较低，管理中存在漏洞等问题都必须加以重视、解决。我们进行加工贸易政策设计和调整的目标，正如《十五纲要》第十七章第二节指出：“加强加工贸易管理，提高加工贸易增值率，扩大加工贸易出口。”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的时期，加工贸易政策制订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实现的目标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展加工贸易，发挥其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利用“入世”为我国加工贸易的大发展创造的良好外部环境努力扩大出口；同时，对加工贸易要用政策措施加以引导，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以利于我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培养新的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对现行加工贸易进口环节的政策的评价
1.加工贸易中的利用外资政策。引进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十五纲要》指出，十五期间，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完善利用外资政策，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我国目前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外资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种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加工贸易还未得到充分发展时期，对于我国对外贸易额的增长和我国产品早日进入国际市场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重要目的之一——引进先进技术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却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由于我国利用外资多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因而外资并未带来多少先进技术；而且，由于外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和产品的过剩。从国内看，由于外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过分膨胀，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更加严重，激化了本来就存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求矛盾。
在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出现上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有违我们利用外资的初衷，在政策方面也有值得检讨之处。有些地区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片面追求外贸数量的增长，而不注重其质量的提高，对于外资的流向，既不加限制，又不予以引导。致使外资大量进入劳动密集型简单加工行业，而未能发挥其对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应有作用。
我国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给予产品出口型外资企业相当多的特殊优惠，其目的是促进我国对外出口规模的扩大，缓解当时我国外汇短缺带来的压力，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客观上也鼓励了外商将资金投入到“大进大出”型的加工贸易行业，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工业品的生产。这在当前，已经不利于我国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增强出口竞争力的需要。
1995年6月，国家计委，外经贸部联合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两个文件，目的就在于正确引导外资产业投向，尽快改变目前外商投资集中于“短平快”项目的局面。但是两个文件下达后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是没有配套的政策手段及缺乏规范的地方政府行为。
目前的加工贸易政策中，对于外资投向增值较高的生产环节和产业的鼓励尚嫌不足。大量的外资从事附加值较低的最终装配环节的简单加工贸易，长此以往，对我国上游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产业的成长不利。
总的看来，现行的利用外资政策促进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积极作用不容置疑；但同时，由于情况的变化，现有政策对于外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鼓励措施不足，将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从事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生产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加区别地给予优惠，并不能很好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精神，也不利于我国的加工贸易向提高增值率和技术含量的方向发展。
2.加工贸易进口环节有关提高中间品本地化率的政策。现有加工贸易中间品本地化率不高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这种状况既是我国原有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从而中间投入品行业产品竞争力的劣势所决定了的，又与加工贸易本身“两头在外”的特点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能在发展加工贸易过程中逐步提高投入品的本地化率，从而促进国内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加工贸易投入品的本地化率会得以逐步提高，从而会更加充分地发挥加工贸易的波及效应。
我们不能硬性地规定加工贸易出口品使用的国产材料比重，因为目前我国的确还无法生产某些投入品或其产品的质量达不到加工企业的要求。况且，那样做也违背了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政策所能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就是为国产投入品和进口投入品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已具竞争能力的国产投入品不致因为政策的歧视而失去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贸易政策中的确存在这种不合理的对进口投入品的“超国民待遇”现象：加工贸易企业进口投入品可以免缴关税、工商统一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而如果从国内购买中间投入品则只能享受部分退税（征17%，退19%）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本会使用国产料件的企业也转而进口加工所需的投入品。我国加工贸易波及效应差，与此不无关系。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深圳市了《深圳市关于鼓励来料加工业务使用国产料件的通知》，鼓励外商委托加工单位向境内企业购买料、件（除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原材料外）进行加工装配，成品全部交还外商出口；允许以国内购料方式委托我方加工装配的外商，根据需要委托加工单位向市经济发展局提交国内购料申请表，申请国内购料。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其它地区尚无类似规定。我们认为，此类鼓励政策，与相应的产业指导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我国中间投入品行业的成长，促进加工贸易波及效应的发挥，最终将优化我国的工业结构，提高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有学者认为，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料件不必要采取给国产料件足额退税的手段，而可以通过对进口料件征以相当于国产料件的税赋来实现。这种论点无异于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使之与一般贸易处于同等的地位。我们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加工贸易的衰退，从而影响我国扩大出口和增加就业目标的实现。由于对加工贸易实行免税的优惠政策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因而我国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必将使大量加工贸易转移到与我国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可能是进一步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国际地位和对外开放形象，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加工贸易政策中，对中间投入品国产化的鼓励不足；加工贸易虽然规模上不断扩大，但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却很有限。这种状况，不利于实现我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目标，因而，要予以适当的调整。
3.现行加工贸易的监管政策。我国现行加工贸易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由于采取了不合国情的开放式监管模式造成严重的走私。这已被证明是我国加工贸易政策中的一个失误。由于我国加工贸易已经形成了分布区域广，涉及行业面宽的格局，此时再试图将其纳入封闭式监管模式由于成本太高而根本不现实。
尽管如此，我国的加工贸易监管部门还是试图在增量部分作出补救。2000年4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行设立出口加工区试点）的复函》批准在大连、天津、北京、烟台、深圳、广州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同年5月24日，海关总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监管暂行办法》作为出口加工区监管的法律依据。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实际上对区内加工贸易企业引入了封闭式的监管模式。《复函》中指出：“要按照优化存量、控制增量、规范管理，提高水平的方针，先把新增加的加工贸易企业引入出口加工区，逐步实现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集中规范管理。”以我国现有加工贸易的庞大规模，不可能一夜之间都由开放式监管转变为封闭式监管，因此，在建立出口加工区容纳新增加工贸易企业和一部分具备条件的现有加工贸易企业的同时，也要加大管理力度，严格审批手续，坚决打击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犯罪活动。在这方面，我国海关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989年《海关总署关于对来料加工进口料件收取保证金问题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对少数资信不好，管理混乱，或有走私违法前科的企业所经营的来料加工进口的料件，已批准的拆解旧汽车和废旧家用电器来料加工合同进口的料件，以及需加强管理的特定的进口料件，先收取相当于进口税款的保证金，加工成品出口经海关核销后，退还保证金。”
我们相信，通过对存量加强监管力度和将增量纳入封闭式监管的方法，将会较好地解决我国加工贸易中存在的走私严重的问题，促进我国加工贸易健康发展。
四、对现行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政策的评价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加工环节的主要问题是增值率较低，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有二：加工技术水平较低；加工链条短。其实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较低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加工环节只能进行那些简单加工装配操作；只有在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后，才有可能延长加工链条，获得较高的附加价值。但是从政策角度来考虑，这两个问题要加以区分。
1.技术水平问题。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技术水平低，极少采用先进技术的状况，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及加工贸易本身的特点是符合的。发展中国家（如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有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这一点吸引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中需要大量使用非熟练劳动力的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我国来，进行加工贸易。可见，加工贸易实际上是国际分工的一种方式，在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条件的约束，被局限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加工装配阶段；而发达国家则利用其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占据了生产的研发及技术含量高的生产环节。
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我国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利用加工贸易来使我国生产技术得到实质性的进步，而是利用外国资本，增加就业，以及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取得外汇收入等。如果我们不切实际地期望通过加工贸易的发展，就可解决我国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问题，结果必然会让我们大失所望。但这是否意味着加工贸易的加工技术水平就不需要提高，或者发展中国家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就无能为力了呢？都不是。技术进步固然不是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目的，但它是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之一。现在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这种局面对于提升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无疑是不利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一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仅可以保持有限的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该国生产技术水平还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还未在其他生产环节上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则该国的加工贸易将会成为无根工业而萎缩。同时，国际竞争力出口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加工贸易解决就业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亦不容忽视。尤其是外资大量流向加工贸易对于技术水平的提高的不利影响必须予以重视。
很明显，政策应在引导外资流向上有所作为，而且也能够有所作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对于流入的国外资本投入进行政策引导。如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实行的引资政策，重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体现于《外汇及外资法》和《外资法》的规定及其运用中。凡根据1950年日本政府的《外资法》规定所鉴定的外资项目，其外国技术的输入，合同期限超过1年以上，费用以外汇支付的叫做甲种技术输入，这种输入方式需要经过外资审议会、大藏省等部门批准；另一种叫做乙种技术输入，即根据《外汇及外资法》鉴定的合同，期限在1年以下，费用以外汇支付，如果期限超过1年，费用以日元支付而无权兑换外汇，这种输入方式只需经过日本银行的批准。
我国也规定了引导外资流向的政策，如1985年6月颁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整体规定》，将“高新技术、先进技术、能够改进产品性能、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提高企业技术经济效益或者生产适应市场需求而国内生产能力不足的新设备、新材料”的项目列入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而将“属于国家安全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项目列为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等。应该说，现有利用投资政策的总体思路是利用外资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技术水平，这是正确的。问题是，在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吸引下，大部分外商投资投向没什么技术可言的低级加工工业中去，这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缓解我国就业压力，扩大我国出口创汇，但超出一定限度就有违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成为一种不良倾向。我国现行加工贸易政策，并未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进行甄别，因而即使是对提高我国生产技术水平无益的简单加工，也能获得给予加工贸易企业的一切优惠。这种政策可能扩大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但对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而言，则是需要改进的。
2.“转厂”问题。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对“转厂”施加了种种限制，这对于延长加工贸易品在我国的增值链，提高增值率是不利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保税货物跨国深加工结转的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海关对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采用计划审批制度，转出企业在申领《加工贸易登记手册》后，即可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申请表》向海关申报结转计划。经转入地海关同意后，可分批办理结转送货手续。”对于按转关运输办理货物结转的情况，转出和转入企业必须向所属海关提出申请。企业在办理结转时常常受到限制，且所需时间长，有时难以如期结转。转出、转入地海关对商品名称、数量和价格等存有异议时，手续更难以办理。转关查询实需耗时1至2个星期，严重影响了周转速度和贸易效率。一些外资企业对转关产品不得不采取先出口香港特别行政区复进口的做法，徒增经营成本。因此，我国在制订有关加工贸易结转深加工的政策时，尚须考虑企业实际情况，精简手续，促进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链的延长，以提高增值率。
五、加工贸易出口环节的政策评价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出口贫困化增长及由于原产地规则而引起的贸易摩擦。出口环节是加工贸易最后一个环节，直接决定着加工贸易所带来的收入能否实现以及效益的好坏。因此，认真对待出口方面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存在着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可能，但是，这种贫困化增长并不一定发生。如果能够不断改善其出口商品结构，逐渐由初级制成品向含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结构转化，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噩运。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这样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地改变着。虽然在出口的很多高科技产品中，我国并未掌握核心技术，所进行的也只是简单加工，但是从贸易条件的角度来看，这种转变是可喜的。有关研究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条件并未如普雷维什等发展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趋于恶化，其中很大原因就在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然而，要积累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外汇，我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必须依赖传统初级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品的出口。有时，这与我们努力改善贸易条件的目标是有矛盾的，但是若我们能够及时地利用积累的外汇来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则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外贸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至于加工贸易出口的环节中的另一个问题即原产地规则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原产地规则方面所存在弊端并不是仅凭我国之力就可以得到克服，而是有赖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各方进行多边磋商，最终达成合理公正的原产地认定协议。
六、关于我国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笔者对我国加工贸易政策的建议。
1.应继续奉行对加工贸易实行鼓励的政策。加工贸易对于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的好处显而易见。“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将经历重要的转型阶段，此时，保持出口快速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是顺利实现转型的必要条件。通过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将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这有利于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而且，加工贸易本身，也为中国产品打入外国市场准备了良好的条件，更有利于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知名度，培训我国的非熟练劳动力为熟悉现代工业生产的熟练劳动力。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融入国际分工中，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生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发展本国经济的有效途径。加工贸易正是生产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并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入世”以后，我国将更加开放，逐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开放本国市场，目的就在于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长期来看，对加工贸易实行鼓励政策与我国“入世”后的外资政策调整方向是一致的，因而更无必要加以否定。当然，对加工贸易进行鼓励并不是说任其自由发展，不加限制。由于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原因，现行加工贸易政策中尚存在诸多问题，需加以解决。
2.增强加工贸易的波及效应。若要使加工贸易在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有所贡献，就必须增强其产业关联效应，即波及效应。
目前，这种效应未得到充分发挥，其原因既有非政策方面的，又有政策方面的，而后一个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必须着重考虑的。如何引导加工贸易向着更深层次，与国内产业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的方向发展，的确是一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着重大意义的课题。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大致地将这种引导分成两个方面。第一，如何使加工贸易的本地化率得到逐步提高，以发挥加工贸易对东道国中间投入品行业的联锁效应；第二，如何延长加工贸易在东道国的加工链条，以提高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并且发挥加工贸易对东道国相关深加工环节的联锁效应。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建议如下：(1)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这应该是一条解决发展中国家中间投入品产业薄弱的根本途径。具体的措施则可以采取引进技术改造现有生产方式；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的工人；对国产料件企业以税收、用地等方面的优惠；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对于投资中间品生产且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方给以政策优惠等等。(2)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目前，加工贸易企业实际上被鼓励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即使是国内已具备生产能力的中间投入品往往也由国际市场进口，有时甚至是我国出口的产品经海外市场后再复进口。此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内的料件生产企业由于国家税收政策不当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对待进口料件的“超国民待遇”状况不加以改变，将会继续对我国加工贸易生产料件的本地化率提高发生不利影响。政府需在加强国内原材料生产企业与加工贸易企业之间的沟通方面更多地发挥作用。比如建立加工贸易需求料件信息库，给予本国料件生产企业以信贷支持，为本国料件生产企业在海外设立宣传展览等。
至于加强延长加工贸易的加工链，以提高增值率，增强其波及效应则主要体现于转关深加工政策之中。现有的加工贸易转关深加工办法执行过程中存在手续繁冗，耗时较多的弊病，令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对“转厂”望而却步。鉴此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3.以积极的政策促进加工贸易升级。促进加工贸易升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使加工贸易产品的结构升级，逐步由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产品转向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二是使加工贸易加工环节采用生产技术逐步升级，惟如此才能不断提升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增加收入，并促进我国整体工业结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目前，我国给予低层次加工贸易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及采用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加工贸易几乎是同等的政策，这导致了外资大部分投向简单加工贸易，有违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因此我们建议对加工贸易，尤其是外资从事的加工贸易予以产业政策的引导，在鼓励外资从事上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以外，取消对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以此来刺激外资从技术层次较低的加工贸易领域撤出并投入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中去，从而发挥外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这也许会引发人们对加工贸易能否继续如从前那样快速增长的担心。确实，实行上述政策可能使一部分外资因无力从事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而退出我国，甚至会因此导致加工贸易创造就业机会的作用减弱。但也必须看到，就业和优化产业结构是鱼和熊掌的关系。在两者的取舍上，并不能厚此而薄彼。关键是政策上要把握适当的“度”，即使牺牲一部分加工贸易创造的就业机会，若能换来我国加工贸易的良性发展也是值得的。相反，若一味强调就业目标而忽视加工贸易的升级，这样的加工贸易势必会失去后劲，其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不能长期保持。
4.对加工贸易的管理模式进行调整。我国目前对加工贸易的开放式监管模式不利于对加工贸易企业进行监督，加工贸易企业法律意识淡漠，因而现实中出现走私严重、管理成本高昂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海关的重视。措施之一就是在大连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对区内企业实施封闭式的监管。
对于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海关将改革加工贸易传统的监管模式，简化现行手续。实现加工区货物在主管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要求。具体做法有：(1)海关对加工区采取全封闭、卡口式24小时监管制度。卡口分别设立货物和人员进出通道。(2)海关对加工区企业采用计算机管理模式。海关与区内企业实行计算机联网，进行电子数据的传输和办理通关手续；加工区海关与口岸海关实行计算机联网。(3)对区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不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取消《登记手册》，海关改用电子帐簿管理，实行半年一次的总量扣减核销制度。(4)对区内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实行“备案制”管理，货物进（出）口时，由企业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出口）货物报关单》作货物进（出）口申报。(5)加工区与口岸、加工区与加工区之间进（出）口的货物、物品，采取直通式或转关运输的监管模式，一律在加工区主管海关报关并在卡口查验放行。可以预料，随着出口加工区模式的实行，加工贸易企业的管理将逐步规范化，从企业角度来说，减少了手续、提高了效率。从海关方面来说，这种方式更有利于实施有效监督，减少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作为。这种方式是我国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实施这些新措施时，必须注意出口加工区制度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出口加工区难以容纳。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和对外开放模式，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进出口中所占比重和总体规模远高于一般国家，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点多而广，只靠面积、功能都有限的出口加工区是难以负载的。第二，集中封闭管理，即使能遏制加工贸易走私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走私问题。应该看到，走私的根源是过高的关税壁垒和众多的验关壁垒造成的进口商品国内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这种价格量差形成了走私的暴利来源，是走私可以存在并且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利用加工贸易走私只是走私的一种适宜的管道而已，堵死了这管道，还会有新的管道出来，所以解决走私从根本上就是降低关税壁垒和减少验关壁垒。所以，只有配合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扩大开放和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经济逐步与世界接轨，国内外价格渐趋一致，才能够既最大限度遏制走私，又为加工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七、基本结论
1.今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战略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应是：继续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改造我国中间品产业的现有生产方式，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给予投资中间品生产的外资企业以政策优惠等措施来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并且，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
3.政府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4.对加工贸易，尤其是外资经营的加工贸易予以产业政策的引导，在鼓励外资从事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以外，取消对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以此来刺激外资从技术层次较低的加工贸易领域撤出并投入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中去，从而发挥外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
5.对加工贸易实行出口加工区管理是我国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不可能对现有的所有加工贸易企业都实行这种监管，只能将加工贸易增量部分移至设定的加工出口区内进行封闭式监管。对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海关改革传统的监管模式，简化现行手续，实现加工区货物在主管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要求。
收稿日期：2002-06-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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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贸易摩擦高发的原因
当前我国贸易摩擦高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因素，也有内部经济结构和体制因素。从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来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剧了贸易摩擦。1995年以前，有反倾销法的国家或经济体只有19个，现在则有120多个。据WTO统计，1995年初至2005年底11年期间，41个WTO成员通报了2840件反倾销调查案件，38个WTO成员通报了1804件反倾销措施决定，全球共有98个贸易体遭受反倾销投诉。世界主要贸易伙伴的全球贸易摩擦中，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又尤为突出。从1995年到2005年，全球反倾销立案中，美国366件，对华61件；欧盟327件，对华60件；加拿大134件，对华17件；印度425件，对华86件。全球反倾销措施中，美国234件，对华50件；欧盟219件，对华41件；加拿大84件，对华11件；印度316件，对华66件。
二是中国经济的关联影响。随着我国贸易规模扩大和在国际经济中影响力的增强，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加重。国际上出现了形形的“中国”，从最早的“军事”、“安全”到现在的“贸易”、“能源”、“科技”、“商品”，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论调，为国外对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提供了舆论支持，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贸易摩擦案件的增多。
三是国外对我国市场经济认识的偏差导致了贸易摩擦有增无减。在反倾销调查中，仍有许多国家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体”继续采取“替代国”等歧视性办法，不仅大大增加了WTO成员确定自中国进口的产品构成倾销的可能性，而且为对中国出口产品滥用反倾销提供了便利，是我国成为全球反倾销第一目标国的重要制度性原因。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我国产业与外部竞争加剧了利益矛盾。我国出口产品中，除去一些重要的资源性产品外，绝大多数产品都是可替代性很强的竞争性产品。这些产品附加值低，以价格竞争为主，给贸易伙伴形成了直接的压力。一方面，我主要出口产品所属产业多是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经营困难，有较强的寻求保护的主观愿望，也多是发达国家重点保护产业；另一方面，这些产业又多是发展中国家目前的主要支柱产业，我出口产品在这些国家本国和其主要出口市场都存在激烈竞争。由此可见，由于我国产业贸易结构多元化和不断升级的趋势，我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互利互补合作的同时，相互竞争和利益冲突也在增加。
2、外贸顺差扩大给贸易摩擦提供了借口。虽然多年来我国外贸顺差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都较低，但结构性顺差比较突出，对美、欧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持续顺差，特别是对美、欧顺差不断扩大。根据中方统计，从2001年到2005年，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由281亿美元增加到1142亿美元，对欧盟的贸易顺差由51.8亿美元增加到701亿美元。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从2000年起，我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3、我产品市场集中和出口激增给对方制造贸易摩擦授以把柄。2005年，我国大葱占日本进口总量的99.2%；我国鞋类产品在美国、欧盟、日本的市场占有率分别高达60%、20%和67%；我国家具在欧盟进口市场上的份额由1999年的6%猛增至2005年的50%。我一些产品出口增速也非常高。2005年我国对欧盟的虾制品出口，数量和金额分别比上年增长1886.3倍和1938倍；鳗鱼出口增长了1000倍以上；苹果汁出口增长近200倍。对美国的鸡肉制品出口，数量和金额分别比上年增长345.7倍和266.6倍。这些出口激增、市场较为集中的产品，往往是发生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
4、我国生产企业劳动、安全、资源、环保等方面的缺失容易引起相关纠纷。我国平均工资是主要发达国家的1/3左右，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广东省外来民工长期平均工资只有500-600元。此外，土地、水电、环境、安全生产成本也相当低廉，或根本没有计算成本。由于有关劳动环保等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造成不同地区企业的社会成本差异，也为出口低价竞销提供了可能。如，2005年我国出口到欧盟的鞋单价为2.71美元／双，与欧洲国家鞋价相差数倍；出口到欧洲的家具价格比同类产品低50%甚至更多。今年以来，我国每吨钢材出口价格低于国际钢价180美元到300美元。国际上已有许多国家试图对我国钢材产品启动反倾销调查。
5、一些国家借我国经济体制不完善大做文章。近年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国、日本等无端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动辄以贸易制裁来威胁；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美国不断施压，要求中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美、欧等国作难中国，不肯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美国还要求中国成为所谓负责任的“参与者”。这些要求都超出了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应有的承受力。
如何看待我国的贸易摩擦
（一）我国贸易摩擦多发期将持续较长时间，我们必须有长期面对的准备
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规模的扩大，将对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贸易摩擦高发的根本性因素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一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状态将长期存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矛头仍将指向中国。二是一些国家出于保护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仍然会借贸易问题对中国挑起是非。三是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贸易格局将继续使贸易顺差常态化。四是我国经济贸易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和向消费需求为主导的转型，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五是我国建立完善的经济体制也是一个长期任务。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在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中，将有较长时期的磨合期。在此过程中，我国的贸易摩擦只会多，而不会少；只会更加复杂多样，而不会简单化。
（二）既要重视，又要以平常心对待贸易摩擦
首先，要高度重视贸易摩擦的应对。在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加强对外经贸合作过程中，将妥善处理经济纠纷和贸易摩擦作为我国对外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其次，要以平常心对待贸易摩擦。我们要看到当今世界贸易摩擦的长期性、普遍性，世界各国都概莫能外。我们应顺其自然，正确应对。既不能漠然视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盲目应付，必须确保政策自主性。再次，我们要看到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综合应对贸易摩擦。中国作为一个成长性的市场，对世界经济贸易的贡献日益扩大，通过双向投资和贸易，我国与世界各国已经建立了广泛的利益共享机制，国外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不断增大。最后，树立积极主动的应对观，注重从源头上防范和缓解贸易摩擦。对内重在治本，切实转变经济和外贸增长方式，扩大内需，规范经营秩序，力争从源头上减少贸易摩擦；对外要千方百计寻找与贸易伙伴的利益共同点和交汇点，注重沟通，加强交涉，积极解决贸易摩擦。总之，我们的基本原则应该是“理性分析、平常心对待，标本兼治、全方位应对”。
我国如何应对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经贸关系
要更好地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内需与外需的的平衡发展，立足国内市场，坚持扩大内需的长期方针，以便逐步从源头上减少和缓解对外矛盾和争端，提高我们解决对外摩擦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我们必须树立全球战略意识，坚持实行平衡有序发展；坚持把既符合本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坚持全面发展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贸合作，实现平等、互利、互惠，全面构建和谐经贸关系。
（二）完善对外经济政策，推动进、出口，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平衡协调发展
在发展对外经济和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切实考虑国际因素，注意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给外部世界带来的影响。以国际收支和进出口基本平衡作为目标，不追求大额顺差，不断扩大进口，为全球贸易持续增长做出贡献。要在坚持提高引进来水平的同时，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稳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进行境外资源合作开发等，加强互利合作，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缓解贸易摩擦。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外商的技术、专利、销售网络和品牌，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以返销的形式进入其国内市场，使我国企业的出口行为转变为外商所在国具有国际合作性质的国内行为，避免贸易摩擦。
（三）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核心竞争力
在处理贸易摩擦过程中，要实现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和过程治理”并重的思路转变，力争从源头上减少贸易摩擦。针对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化程度低的现状，企业应该通过整合上下游资源打通产业链，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完善和提高产品的各项技术、环保、卫生、安全等标准，积极研究、追踪和采用国际标准，提高企业进入门槛，提高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增加低消耗、无污染、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促进出口企业努力增强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出口。积极运用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等多种非价格竞争手段，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引导企业转变出口增长方式，改变急风暴雨式的出口行为，走差异化竞争道路，平稳有序开拓国际市场。
（四）改善经济体制，建立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体制
在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过程中，加快制度调整与创新，推进国内市场开放，消除国内市场存在的区域壁垒和行业垄断。真正树立开放的观念和意识，扩大开放领域，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建立必要的进口促进体系和政策手段，缓解外部压力和矛盾。在全面考虑内外部形势基础上及时主动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汇率机制市场化、弹性化，缓解贸易失衡和国际收支失衡。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
（五）推动各方协作，共建良好环境
理顺各方面关系，统一协调企业应诉、行业抗辩；充分发挥政府、中介组织、企业的作用，主动对外沟通，加大交涉力度。加强行业协会与国外相关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对话交流与业务合作，建立起良好的互信关系，争取把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为化解贸易摩擦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1.服务贸易发展速度加快，占国际贸易的比重在增大。1970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不过710亿美元，1992年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达1.01万亿美元。2000年达到1.44万亿美元，2005年，世界服务贸易额增长到2.415万亿美元，增长11%，占世界贸易的19.3%。服务贸易在整个世界贸易中的比重有了一定的提高，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七分之一，上升到现在的五分之一。
2.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仍占有主导地位。根据WTO的统计数据，2004年发达国家的服务出口占全球服务出口的75%，而服务进口占全球服务出口的72.5%。2005年，国际服务贸易出口排名前十位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中国、荷兰、印度共占国际服务出口额的54.2%，其中除中国和印度外都是发达国家。2005年，服务贸易进口排名前十位的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中国、荷兰、爱尔兰、印度共占国际服务出口额的53.3%，其中除中国和印度外都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地位趋于上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服务出口年均增长要快于发达国家，比重已经到30%。在发展中国家里，亚洲(主要是东亚)服务贸易发展尤为迅速。在亚洲服务出口中，海上运输业发展强劲。发展中国家还在旅游、劳务出口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3.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贸易壁垒并存。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服务贸易总协定》，WTO成为统辖当今国际贸易中货物、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领域的重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将在世界范围内正式推动实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通过服务贸易的逐步自由化来促进所有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通过不断进行多边谈判，将世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发展到—个新的阶段，扩大服务贸易的市场准人程度。同时，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服务业，纷纷采取诸如入境限制、技术壁垒、外汇管制等非关税壁垒措施。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壁垒重重，但正向自由化方向发展。
4.服务贸易的技术、知识密集化趋势明显。世界服务贸易以高新技术为载体，服务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过去十年中，许多新兴服务行业从制造业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服务经济行业，其中技术、信息、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最快；其他如金融、运输、贸易、管理咨询等服务行业，由于运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
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2005年，中国商业出口总额为812亿美元，占世界商业出口总额的3.4%，排在第9位；商业进口总额为853亿美元，占世界商业出口总额的3.6%，排在第8位。2005年，美国商业出口总额为3533亿美元，占世界商业出口总额的14.6%，排在第1位；商业进口总额为2887亿美元，占世界商业出口总额的12.2%，排在第1位。可以说，中国的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但中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目前国际服务贸易量一年是4775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665亿美元，只有世界水平的7%，这和中国贸易大国的地位十分不匹配。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特点在于:1.中国服务业还集中在传统服务业上，而在全球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咨询、邮电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服务行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经济规模很大，但专业化分工水平较低，因此对社会化的生产者服务需求不足；收入水平较低，消费结构仍以实物消费为主，对消费者服务的需求不足。2.服务业发展滞后，但增长迅速。中国产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服务业比重偏低，不到GDP的三分之一，而且服务业素质较低，不利于服务出口；而根据前面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对进口的净影响的分析可知，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影响尚不到转折点。3.商品进出口规模都较大，但中国企业不注重发掘货物贸易蕴含的服务贸易的机会，因此尽管商品出口规模较大，但没有充分带动服务出口；相反，发达国家善于利用这一机会，在向中国输出商品的同时，也大量输出服务。
三、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的利弊分析
1.中国服务业开放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中国已经在2003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而且在今后几年，中国吸引外资增长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中国在2000年到2002年间服务业FDI的平均流入量为128.05亿美元，2002年存量为2597亿美元；服务业占2002年FDI总流入的24.7%，占总存量的31.4%；将履行入世承诺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因此在吸引更多的服务业FDI上有很大潜力。服务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约为60%到70%，而中国不到40%，在引资中不到四分之一。
2.中国对自身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应当有个清醒的认识。信息化技术带来了国际服务市场结构的变化，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市场向当代的技术密集型服务市场转换。像专业行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银行和保险服务、现代健康和教育服务等，已构成当代服务经济的主要内容，逐步超过传统上的以人力服务为主的低资本密集和低生产增长的服务，而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角。而传统的以非技术服务人员输出为主的工程承包服务市场呈停滞和下降趋势。中国劳动力成本虽然低，但技术素质较差，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活动，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虽然高，但从事的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创造的价值高。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3.不同行业开放程度不同，受到的影响也有差异。（1）大部分商务服务的限制很少。中国在计算机及相关服务方面基本没有限制,这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利益很大的一块业务。另外,中国对摄影、会议、翻译等服务没有限制；2005年全部放开广告服务；对办公机械和设备的租赁,也只限制提供者的全球资产总额(500万美元)。中国对会计、审计和簿记等专业服务的限制也较少,税收服务和管理咨询服务，2007年前允许合资,以后可独资；建筑设计、工程和城市规划服务在2006年前允许合资,以后可独资。
(2）对销售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旅游及相关服务、交通运输服务等领域的开放程度也比较高,限制较少。承诺在2004年取消对特许经营和无固定地点的批发或零售服务。中国不限制外国个人受中国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邀请或雇佣到中国提供服务,也允许外商参与合作办学,但合作办学的领域不包括军事、警察、政治和党校教育等特别教育服务,以及初等和中等义务教育。
（3）中国对建筑工程、通信、金融、保险等领域市场准入的限制较严。在建筑工程服务方面,外商参与的业务范围局限于：全部由外商投资或者外国赠款建设的项目,国际金融机构资助的项目,外资超过50%的项目和中国建筑企业因技术困难不能独立完成的项目(外资可少于50%),完全由中国投资但中国建筑企业难以独立完成的项目。中国对现有中国邮政部门专营的服务有一定的保护,对外商参与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服务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允许外商在不损害中国对音像制品内容审查权的情况下同中国同行合作,从事音像制品分销(电影除外)等。
四、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发展的应对方略
一、中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情况
我国是世界上一个大的天然植物原料生产大国，既是古老的天然植物生产大国，也是天然植物消费大国，但是一直不是中药出口大国、中药贸易大国。
(一)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分布当前国际上中药的贸易主要集中在6大板块：一是本土板块，即以大陆为中心，中药产品辐射港澳台三地。目前这一市场已经得到市场普遍的信赖，中药发展势头很好。二是东亚和东南亚等和中国文化和地域相近的地区。在传统中草药上有比较大的优势，中药出口得到较大的发展。三是南亚和非洲市场，这一地区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卫生状况差，对中国价廉物美的中药持有热情的态度，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四是北美市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把中医作为回归自然和天然食品运动的一部分，才开始接受中医(杨培，2007)。目前中药被美国国家卫生署当作补充和替代疗法，据美国《预防》杂志2007年的研究结果，在全美，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6000万人使用过天然植物药，这一数字占全国总人口的3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项中药产品通过美国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查，目前只有几种药品通过了FDA的新药临床研究预审，获准进入临床试验，中药在美国的贸易呈现市场大、使用广泛、尚无合法地位的局面。五是欧盟市场，在欧洲，天然植物用药市场规模较小，但是发展迅速。随着20世纪70年代欧洲绿色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天然植物用药的求助。2004年3月31日欧盟通过的《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和2004年4月30日通过《欧盟传统药品法案》给中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六是阿拉伯市场，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援外医疗队就把中医药带到了中东地区，在中东地区，保健、强壮、减肥、美容的中成药很受欢迎，产品大多来自港台、东南亚、日、韩甚至欧美国家。我国产品打入该市场有巨大潜力，但必须在剂型改造、产品包装和广告宣传上下功夫，才能占有一席份额。目前，21个阿拉伯国家中，几乎都开设了数量不等的中医诊所和中草药店。1988年，阿联酋成立了中国中医药治疗中心，沙特、阿曼、也门相继商讨引进中医药专家。
(二)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医药工业一直保持7％的增长率，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仍可能保持该速度。其中全世界中药的年贸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亿美元，而且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中药在全球的应用地区已达到45％(杨文茵，2008)。尽管如此，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植物用药原料大国，其中药产品在世界中药贸易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却是极低的。中药出口额占全球天然药物贸易额的7％，占全球天然药物销售额的3.2％，中药贸易额占全球天然贸易额的9.4％(虞忠，2006)。据我国海关统计。我国中药类产品的出口量不大，但是一直保持增长状况。2005年我国中药出口达到了8.3亿美元，2005年首次出口达到10.9亿美元，2007年达到11.8亿美元(张中朋，2008)，2008年中药出口在金融危机中逆市上扬，仅1～9月份，中药出口9.61亿美元，同比增长13.7％。其中中药饮片出口3.88亿美元，同比增长17.2％；中成药出口1.25亿美元，同比增长13.8％：提取物出口3.85亿美元，同比增长9.1％；保健品出口6267万美元，同比增长21.3％。出口额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国际市场对中医药进一步的认可，市场需求仍然处于平稳增长；二是上半年人民币汇率仍处于上升，以美元计算的出口额增长；三是国内中药材价格上升，人力、环保等经营成本上升，导致出口价格上升(商务部。2008)。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中药产品占世界中药产品份额不大，我国中药的出口占我国商品贸易出口份额比重较少，但是却是能够代表中国特有产品的、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少的贸易产品之一，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第一，当前国际上对于中药等天然药物产品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西药的副作用的加深，导致了人们需要寻求天然的毒副作用较小的天然植物用药，中药等天然植物用药在药品市场上的地位将逐步提升，各国对于中药等天然药物的认识正在转变。
第二，当前运用基因等高科技技术对中药和天然植物用药的分析增多，特别是对中药提取物的分析取得进展，加深了西方对中药的认识。特别是近5年来，西药新药申请由于合成技术越来越高，费用和试制时间加长，西药研究成功率出现下降，人们开始把眼光转向中药等天然药物。据目前我国在国际上最成功的中药是青蒿素，随着美国和德国科学家的深入，逐渐发现青蒿素在治疗乳腺癌、白血病和骨癌上具有特效。2004年比尔·盖茨基金会出资4260万美元用于青蒿素的生物合成。
第三，在治疗癌症、免疫性疾病、糖尿病以及很多老年慢性病等疑难病症方面，中药等天然植物用药的独特优势逐渐被西方主流市场所接受，特别是中药在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具有特殊疗效，为中药大规模进入西方主流市场开启了商机。2005年3月，中国抗癌新药“双灵固本散”成功通过美国FDA审核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该事件标志中药已经有能力开始进入西方主流市场。
第四，日韩等国家在中药或天然植物药上的科技投入示范作用，促进了中药和天然植物用药国际化，推动了市场进一步扩大。日韩在中药制剂和中成药上加大投入并成功占据了西方主流市场，在中药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远超中国，使中药在世界贸易中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
第五，目前国外有2000多家研究机构和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开发天然植物用药。“洋中药”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中国作为中药的使用大国，国内外面临的竞争渐趋激烈。中药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受到挑战。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前中国在中药的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小，科研投入暂时无法同国外相比，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中药使用大国，产业国际化程度偏低。但是目前机遇有利于中药扩大贸易出口，做大做强中药企业。
二、如何扩大中药产业的国际贸易
(一)保护传统医药是扩大中药产业的前提关于中医废存之争由来以久，但中医的现代化之争开启于1992年，中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徐绍颖教授归国后，向科技部申请了“促进中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的课题。拉开了中药现代化的序幕。此后十几年里对于中药现代化的争执一直持续不断。2006年6月1日，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功耀教授发表文章《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拉开了他批判中医中药的序幕。此后他发起了“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的签名活动，短短几天，签名人数已经过万。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废除中医中药的论断。因此目前中药现代化进程已经到了面临方向性选择的关口。
而此前2005年7月在国内首家以经营日本津村中药饮片为主的深圳“和顺堂”药店的开业，同样震动了中医药业内人士，有的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中药核心技术——中药炮制技术的泄密所致的后果，使人们看到中药的生产技术来自国际化的竞争。
对于中药产业来说。不论学术界争执的焦点在哪，但是只要有利于中药产业的扩张和国际化，有利于中药的对外贸易出口，就有助于中药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而扩大中药产业的前提首先就是要保护传统医药，使中药的核心技术不能在学术争执中流失和泄露。在技术上保护传统医药的核心技术，在生产上保证中药的核心工艺技术，探索并修复中药古方。现代企业中最能够体现企业竞争力的是企业的核心技术，中药作为一项能够存在数千年的古老医学的体现，其原创性不用质疑。因此，只有在做到保护中医药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对中药产业进行扩张。
(二)正确认识中药与西药主流市场的差距中药国际化的实质就是中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早在2006年7月，原国家科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开展的国家课题“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时就提出了“中药国际化”为理念的中药现代化口号，并提出实现2～3个中成药品种作为治疗药物进入西方主流医药市场的阶段性目标。但是除了极少数中药进入主流市场外，绝大多数企业和产品都停滞不前或者发展无力，和西药主流市场相比，主要呈现以下差距。
1东西方不同医学文化背景下的差距。由于中药的传统理论和文字表述很难准确地翻译成外文，在沟通和交流上中药和西方社会民众接触相对较少，尤其缺乏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使外国人缺乏对中药深层次的了解。而且中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观”的哲学思想，中药疗效和西药立刻见效的效果明显不同。西方国家之所以不能接受中药，很大因素就是中医药理论不能被西方主流社会所接受，认为中医药缺乏科学依据。这种医学文化上的差异，成为中药走出国门的最大羁绊。
2中西药产品质量上的差距。西药从研究、试制、临床试验到取得生产资格都是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进行的。严格的药品品质管理保证了西药质量，使西药能够长时间占据药物生产的主流市场地位。药品品质问题成为当前影响我国中药出口的首要问题。
3中外药品产品标准的差距。中国中药产品要走向国际化，扩大对外贸易，实现出口创汇的目标，就必须通过国际贸易的标准来进行。目前国际上没有统一的中药标准，各国法规之间差异较大，对待中药的态度不一，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药贸易的扩大。2007年底第九届中国药典委员会正式成立，目前已经开始研究制定2010年版中国药典修订原则，并着手建立中药标准规范技术体系。2008年2月国家药品监督局通过新闻。提出了“加快中药标准体系建设，确立植物药领域的国际主导地位”的口号。只有中药做到“安全、有效、稳定、可控”符合作为商品的基本要求，中药扩大出口才有希望。
4技术贸易壁垒，特别是绿色贸易壁垒的阻碍。近年来我国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现象日益增多，影响日益扩大，严重阻碍了我国中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目前中药面临的绿色贸易壁垒主要是以下内容：第一，卫生检疫和检疫标准，由于各国检疫标准的不一致，将对中药对外出口造成屏障。第二，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的限制，主要有二：一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二是《生物安全议定书》。第三，绿色环境标志认证，即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4000标准认证。第四，绿色包装和标签的使用。我国中药出口时，在产品包装材质、包装设计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药品说明书也经常出现不规范的现象，不能严格按照进口国的管理法规全面标示规定内容，经常出现与进口国的法规与风俗发生冲突的现象(文占权，2007)。
5中西方药业企业营销水平有明显的差距。和西方医药行业相比，中药企业无论在销售理念、销售方式还是销售业绩上都不是同一层次。西方医药企业在营销上实施的是品牌化、规模化、专业化的营销战略。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制药企业的市场份额高达45％，排名前10位的药品占全球药品销售总额的10％，研究表明，在世界著名制药企业中，大品牌产品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与其价值增长倍数呈明显的正相关。规模化是企业实现成本领先和规模效益的重要前提，国家统计局曾在2003年针对国内中药企业做过一项调查，中药企业销售规模与其平均销售利润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当企业规模达到5～10亿时效益最佳，低于或高于这个规模区间的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专业化是充分利用资源、建立品牌和提高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专业化发展方向可以进一步分为治疗领域专业化、产品类别专业化、营销手段专业化等。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医药企业通过营销方式的不断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和升级，市场集中度大幅提高，今天的美国医药企业数量只有几百家，他们或是竞争力极强的跨国医药企业集团，或是专业化、特色化发展的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而中国的中药行业在营销上还只是停留在以医带药，海外建店，借船出海等方式上，市场竞争力明显偏低。
(三)加大中药企业的科技投入。提升中药产业扩张能力21世纪是生物医药快速发展的时代，医药行业是伴随社会发展和人们健康需求持续成长的朝阳行业，中药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将会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市场竞争、并购重组的结果必将使一些不具备竞争能力的企业淘汰出局，也必将使一些优秀的中药企业脱颖而出。通过高科技的投入，实现古老医学和现代科技的结合，才能真正做到扩张现有中药企业，提升产业的扩张能力，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切实做到扩大外贸出口。
1983年，国家科委建立了“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负责全国生物科学和医药卫生方面的技术工作。1986年开始，生物技术列入国家高科技863计划中，其中医药技术是其重点内容。科技部还把“九五”计划以来的“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作为重点工程建设，最近又提出“生物医学工程科技产业行动纲要”，2009年初，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司长马燕合提到中医药科技经费的增长速度近10年来呈指数型增长，这在其他行业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提高了中药的科技化、产业化进程。但是和国外相比特别是和日韩相比，还存在差距。在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鲁南制药集团公司董事长赵志全对记者说：“要实现中药现代化，目前亟需提高中药研究、开发的科技水平。”在他认为：我国中药出口一直以原材料为主，中药制剂和中成药出口很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技术水平落后。相反，日本、韩国等国家依靠雄厚的技术力量，在中药制剂的分离提取、质量控制标准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更可怕的是，许多外商正依靠他们掌握的技术优势，加紧搜罗相关信息进行研究分析、抢先申报，使得我国许多中药的知识产权正以惊人的速度流失。例如，丹参是传统中药，日本却利用先进的中药膜分离技术，研制出了疗效更好的丹参产品，横扫欧洲市场。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银杏等我国传统中药材，目前我国申报银杏专利共68项，外国人虽然只申报了4项，但其中却涵盖了银杏的全部提取工艺流程。
鉴于我国中药生产企业规模小，产业布局分散，创新能力有限的状况，要实现中药科技投入，没有政府支持是不行的。由政府牵头成立由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生产企业共同组成的课题攻关组，将分散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研制开发中药制剂的拳头产品，加快中药科技进步的步伐。只有技术水平上去了，才能提高中药的竞争力，才能尽快实现中药现代化，扩大中药出口贸易。
(四)中药的国际化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
中国中医药能否在国际上扩展空间，中药能否成为世界的主流医药，中药能否为中国企业带来国际贸易的丰厚收入，这才是研究中医药国际化和对外贸易的关键。虽然中药存在自身很多问题，迄今有的医学理论尚无法解释，但是它能够从传统医药保留到现在，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说明它具有的科学性和疗效。在当今国际贸易中，真正决定贸易成效标志的不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定价权和话语权。在当今西药占有主流定价权和话语权的产业市场上，决定中医中药能否在此市场上分得份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表现，中医的国际化进程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
按照学者郎咸平的观点：当前产业竞争不是产品对产品，也不是公司对公司，更不是行业对行业的竞争，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对产业链的战争，欧美国家掌握产业链的定价权。对比中药和西药的竞争，同样包含定价权之争，这种定价权就是谁占据主流市场的话语权。中药要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必须是国家整体实力提升所带来的软实力支撑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
三、扩大中药出口贸易的建议
(一)加大中药的生物活性研究重点加大中药提取物研究，这是科学提升中药及其相关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和方法。目前中药标准提取物已经在保健、化妆等领域取得一定范围的认可和推动，这将有助于中药及其相关产品的生产模式，推进行业发展(王智民，2007)。
(二)实现中医药产业的升级换代作为一种大宗出口贸易，按照目前中药企业的发展来说是不够的。中药企业现在呈现的产业格局基本上还处于分散状况，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大产业。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对中药行业进行发展导向和政策指引，提高投资者对中药的利润预期，以提高产业吸引力，同时鼓励各种投资进入中药行业提升中药产业发展空间。目前国内一些行业，如金融、证券业纷纷抢滩中药产业，把投资中药作为企业转型和扩展规模经济的发展方向。国外的一些财团也开始在内地建设发展中药科技基地，近年来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中药的资金已经达到103亿元。
(三)中医知识产权和中药标准化规范的制订在国际贸易中，商品取得知识产权是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在加强中药核心技术的专利保护的基础下实现国际交流和合作，才能有效实现促进中药的对外贸易，也才能争取并有效掌握中药市场的话语权。只有推出自己的中药标准化规范，在研究、生产、质量和管理上创建标准体系才有利于中医迈向国际化市场，避开或减轻非关税壁垒对中药的不利影响。
(四)中药企业自身营销模式的转变要凭借中药的原材料的优势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占领国际市场。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除了中药在政策上、技术上、规范上等自身因素的改变外，还需要中药企业在营销模式上的彻底改变。中药企业生产的产品首先要进行市场细分，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不同消费人群确定不同的产品。通过准确定位目标市场，选择重点市场、潜力市场，根据市场选择产品。进行品牌营销，把东方文化的神秘、审美和健康元素融入产品。提升产品的文化价值。
拓展营销渠道，这是当前中药企业所面临的最重要选择，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渠道的作用能够对产品的销售起到最直接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传统的药店、医院和诊所属于消费渠道的大部分，但是如果能够直接将中药产品销售切入到药品制造商和供应商手中，或者建立战略联盟的关系，对于中药来说是突破销售渠道直接进入销售终端的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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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论文浅析义乌外贸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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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对外贸易法 1974年贸易法 301条款 337条款
一、美国《1974年贸易法》
美国《1974年贸易法》是《美国法典》第19编关税第12章“1974年贸易法”的内容,是美国现行法律中最主要的法律之一,其本身是对《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修正。但继《1974年贸易法》之后,又有《1974年贸易协定法》、《贸易和关税法》,特别是《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对《1974年贸易法》又作了修改。它们的修改条文,凡与《1974年贸易法》有关的,均已归并于《1974年贸易法》。虽经不断修订和增补,但习惯仍称“《1974年贸易法》”。这部贸易法构筑了美国外贸法的框架。美国外贸法的其他部分可以说是它的原则和规定的延伸与细化。同时,在1974年之后制定的美国外贸法律,如乌拉圭回合协定的内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有很大部分被编纂、补充到该法中,充实、丰富了该法的内容。
二、 关于目的和原则
美国《1974年贸易法》(《美国法典》第2102节)“国会目的陈述”中规定:“本章目的是通过互利的贸易协定,(1)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通过公开、非歧视的世界贸易,加强美国和外国的经济关系;(2)在保障美国商业实质上同等竞争机会的基础上,协调、降低和消除贸易壁垒;(3)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建立公平和公正,包括GATT改革;(4)提供适当的程序,保障美国产业和劳工免于不公平或损害性进口竞争,并帮助产业、厂商、工人和社区对国际贸易流向变化做出调整;(5)为美国商业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发市场机会;(6)在美国市场对不发达国家产品提供公平、合理的准入。”
从美对外贸易法关于目的、目标可以直观地看出,美国的对外贸易法是要“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在保障美国商业实质上同等竞争机会的基础上,协调、降低和消除贸易壁垒”, “保障美国产业和劳工免于不公平或损害性进口竞争”,“为美国商业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发市场机会”。从一开始就是要在保障美国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其所谓的“建立公平和公正,包括GATT改革”就是要以美国为主导,以美国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法律原则来建立国际贸易关系,其单边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流露无余。
三、对外贸易机构的权限和职责
首先是美国宪法授权国会管理对外贸易,而国会自己并不实际具体执行、实施外贸法律。从1934年起,国会周期性地授权总统进行贸易谈判。《1974年贸易法》明确规定,允许总统与其他外国签订贸易协定,以协调、降低或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并在互惠的基础上,在外国市场上为美国商品提供同等的竞争机会,同时促进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公平与公正(包括调整这些贸易规则的改革)。同时,1974年贸易法还规定了此后的国际贸易谈判中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间的合作框架,引进了国会批准总统签订贸易协定的“快轨道程序”。具体来说,当总统确定外国或美国的现有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不当地对美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负担和限制,如总统确定有执行贸易协定的必要或适当,可通过公告,修订或继续执行现有关税、免税、国内税政策,或继续执行额外关税。同时总统还有权适当提高或降低关税。另外,如美国国会发现,国际贸易壁垒(和其他贸易扭曲)正降低美国农业品、工业品、矿产品、和商业在外国市场的增长,消减了互惠贸易减让的预期互利,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妨碍国家间公平、公正、公开的非歧视贸易,总统应在其权限内采取适当可行的措施(包括行使美国国际协定权利),以协调、降低消除国际贸易壁垒或其他扭曲等等。
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局的职能主要是前工业与贸易局的大部分职能,加上从国务院转来的对外商业职能和财政部转来的反补贴和反倾销职能。国际贸易局的主要任务,是在坚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经济政策原则的前提下,促进美国的对外贸易。归纳起来,包括:一、贸易管理,负责对外贸易法律的实施,1980年以来还包括管理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法律;二、贸易开发,负责执行促进世界贸易、加强美国国际贸易和投资地位的政策和计划,并监控和实施多边贸易谈判;三、国际经济政策,旨在降低阻碍美国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外国政府壁垒,与美国贸易代表等协调美国政府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问题上的反应和谈判立场。《1974年贸易法》规定,商业部应与贸易代表要求的其他适当机构一起,对贸易代表进行的服务问题谈判和服务协定的国内实施,提供人员支持和其他援助。商业部长建立服务产业发展计划,旨在与其他有关的联邦机构协商,制定政策,提高美国服务产业在外国的竞争力;建立评估与服务有关的政府政策和措施的贸易数据库;与其他有关机构协商,搜集和分析美国服务产业国际运营和竞争力的信息;研究和分析与服务有关的问题,包括预测产业战略;对国内服务产业进行部门研究。
在美国的总统行政部门内设立有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贸易代表和贸易副代表是美国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均由总统任命,按总统指示履行职责。贸易代表享有全权大使职衔,副代表享有大使职衔。贸易代表主要负责制定美国国际贸易政策及其实施的协调;充当总统国际贸易问题的主要顾问,就美国政府的其他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向总统提出建议;作为美国的主要代表负责国际贸易的谈判,包括美国参加的WTO主持下的任何议题的谈判;就有关国际贸易的政策的基本问题,向各部门、机构提供政策指引,包括WTO主持审议的任何问题,在必要的限度内确保国际贸易政策与其他法律协调;担任总统的国际贸易发言人;就贸易协定计划与其实施直接向总统和国会汇报和负责;就国际贸易的非关税壁垒、国际商品协定和与贸易协定计划有关的其他问题,向总统和国会提供建议;1984年贸易和关税法要求贸易代表对构成美国商业的重大壁垒的外国贸易做法作出国家贸易报告。1988年贸易法要求贸易代表认定重点国家和重点做法,并进行报复。副代表的主要职责是依贸易法规定的权限进行谈判,并履行贸易代表指示的其他职责。
美国海关总署为财政部的一个部门,其职责主要是依据《1930年关税法》,负责关税的估价和征收,对进入美国的人员、船只、货物、邮件进行管理,防止关税欺诈,执行出口管制法律,管理海事方面的法律,防止和其他非法物品的走私,实施消费者保护法,防止进出口贸易欺诈等。1988年国会还给海关增加了管理免税企业的职责。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其前身是依1916年《威尔逊关税法》设立的关税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的职责是,调查美国关税法对财政和工业的影响,调查海关法分类表中与商品分类有关的问题,调查海关法的实施情况,包括海关法与联邦税收之间的关系,海关法对美国工业和劳工的影响等。现在,国际贸易委员会是美国国际贸易的顾问机构,在进口问题上作用很大,负责进口商品对国内产业实质损害的确定。另外,该委员会负责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调查和保障条款中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裁定。
其他机构或部门如农业部、国防部、内政部、劳工部、国务院、财政部、美国贸易代表、贸易政策与谈判咨询委员会、一般政策咨询委员会、有关的部门或职能咨询委员会、代表非联邦政策利益的政策咨询委员会、私有组织或集团均应为总统或相关机构或部门提供信息或政策意见。
四、关于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2136节(a)“直接或间接进口”规定:“除本章或其他法律另有规定外,执行根据本分章签订的贸易协定而公告的任何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或免税待遇,应适用于所有外国,无论是直接进口还是间接进口。”但同时,该法作了限制或例外,如,对社会主义国家授予最惠国待遇规定了条件;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产品给予普遍优惠待遇。此外,该法规定如果总统确定,主要工业国没有据双方签订的协定提供减让,或没有在该国对美国商业提供实质上与美国商业提供的减让同等的竞争机会,则总统应就有关问题向国会建议立法终止或拒绝对税率或其他进口限制作出的利益减让。《1974年贸易法》还允许在收支平衡、报复权和例外条款等方面偏离最惠国待遇。就政府采购而言,对外国或外国机构的合格产品和供应商,总统可以部分或全部豁免有关政府采购方面的法律、规章、程序或作法的适用,如果该适用会导致低于美国产品或产品供应商的待遇,或低于作为协议缔约方的另一国家或外国机构的合格产品或其供应商的待遇。但外国或外国机构应:(1)是协议的缔约国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国,并且对美国产品或产品的供应商提供适当互惠的政府采购竞争机会;(2)不是主要工业国但却承担协议的义务,并对美国的产品和供应商提供同样机会的外国或外国机构;(3)不是主要工业国但却对美国产品和供应商提供同样机会的外国或外国机构;(4)是最不发达的国家。总统可以修订或撤销任何豁免。从以上可以看出,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是有许多条件和限制的,与美国倡导的WTO规则仍有相当的距离。
同时,美国又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缔约国,总协定中国民待遇的义务规定也适用于美国。在总协定之前,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美国的双边协定当中。在总协定之后,美国很少有关于授予国民待遇的立法,相反在其国内立法中表现出对进口产品歧视性待遇的倾向。
另外,美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中还有(对等的)互惠待遇、为了促进美国对外贸易发展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优惠待遇、关税同盟(对内无关税,对外统一关税制度和关税税境)与自由贸易区(参加国有自己的关税制度和关税税境)之间的待遇。
五、关于反倾销
《1930年美国关税法》第1673节规定,如果管理当局裁定一类或一种外国商品正以或可能以低于公平价值在美国销售;并且(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由于该商品进口的原因或该商品进口销售(或可能销售)的原因,美国的产业正在受到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美国产业的建立受到实质阻碍,则除对该商品征收其他税收外,应对该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其数额等于该商品正常价值超过出口价格(或推定出口价格)的数额。
[论文摘要]美国是全世界对对外贸易关系管制得很严密的一个国家，美国在对对外贸易方面所制定的法律也是最细致周到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在对别国倡导贸易自由化和多边主义时鼓吹“主权过时论”，应“淡化”或“废弃”主权，而当其在对外贸易中推行其贸易保护主义、抵制多边规则时，又依“主权论”奉行其单边的贸易政策，其对外贸易法“201条款”、“301条款”、“337条款”等充满了进攻性和挑衅性。这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双重标准倍受世界各国争议。
[论文关键词]对外贸易法 1974年贸易法 301条款 337条款
一、美国《1974年贸易法》
美国《1974年贸易法》是《美国法典》第19编关税第12章“1974年贸易法”的内容，是美国现行法律中最主要的法律之一，其本身是对《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修正。但继《1974年贸易法》之后，又有《1974年贸易协定法》、《贸易和关税法》，特别是《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对《1974年贸易法》又作了修改。它们的修改条文，凡与《1974年贸易法》有关的，均已归并于《1974年贸易法》。虽经不断修订和增补，但习惯仍称“《1974年贸易法》”。这部贸易法构筑了美国外贸法的框架。美国外贸法的其他部分可以说是它的原则和规定的延伸与细化。同时，在1974年之后制定的美国外贸法律，如乌拉圭回合协定的内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有很大部分被编纂、补充到该法中，充实、丰富了该法的内容。
二、 关于目的和原则
美国《1974年贸易法》（《美国法典》第2102节）“国会目的陈述”中规定：“本章目的是通过互利的贸易协定，（1）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通过公开、非歧视的世界贸易，加强美国和外国的经济关系；（2）在保障美国商业实质上同等竞争机会的基础上，协调、降低和消除贸易壁垒；（3）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建立公平和公正，包括GATT改革；（4）提供适当的程序，保障美国产业和劳工免于不公平或损害性进口竞争，并帮助产业、厂商、工人和社区对国际贸易流向变化做出调整；（5）为美国商业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发市场机会；（6）在美国市场对不发达国家产品提供公平、合理的准入。”
从美对外贸易法关于目的、目标可以直观地看出，美国的对外贸易法是要“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在保障美国商业实质上同等竞争机会的基础上，协调、降低和消除贸易壁垒”， “保障美国产业和劳工免于不公平或损害性进口竞争”，“为美国商业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发市场机会”。从一开始就是要在保障美国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其所谓的“建立公平和公正，包括GATT改革”就是要以美国为主导，以美国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法律原则来建立国际贸易关系，其单边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流露无余。
三、对外贸易机构的权限和职责
首先是美国宪法授权国会管理对外贸易，而国会自己并不实际具体执行、实施外贸法律。从1934年起，国会周期性地授权总统进行贸易谈判。《1974年贸易法》明确规定，允许总统与其他外国签订贸易协定，以协调、降低或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并在互惠的基础上，在外国市场上为美国商品提供同等的竞争机会，同时促进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公平与公正（包括调整这些贸易规则的改革）。同时，1974年贸易法还规定了此后的国际贸易谈判中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间的合作框架，引进了国会批准总统签订贸易协定的“快轨道程序”。具体来说，当总统确定外国或美国的现有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不当地对美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负担和限制，如总统确定有执行贸易协定的必要或适当，可通过公告，修订或继续执行现有关税、免税、国内税政策，或继续执行额外关税。同时总统还有权适当提高或降低关税。另外，如美国国会发现，国际贸易壁垒（和其他贸易扭曲）正降低美国农业品、工业品、矿产品、和商业在外国市场的增长，消减了互惠贸易减让的预期互利，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妨碍国家间公平、公正、公开的非歧视贸易，总统应在其权限内采取适当可行的措施（包括行使美国国际协定权利），以协调、降低消除国际贸易壁垒或其他扭曲等等。
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局的职能主要是前工业与贸易局的大部分职能，加上从国务院转来的对外商业职能和财政部转来的反补贴和反倾销职能。国际贸易局的主要任务，是在坚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经济政策原则的前提下，促进美国的对外贸易。归纳起来，包括：一、贸易管理，负责对外贸易法律的实施，1980年以来还包括管理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法律；二、贸易开发，负责执行促进世界贸易、加强美国国际贸易和投资地位的政策和计划，并监控和实施多边贸易谈判；三、国际经济政策，旨在降低阻碍美国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外国政府壁垒，与美国贸易代表等协调美国政府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问题上的反应和谈判立场。《1974年贸易法》规定，商业部应与贸易代表要求的其他适当机构一起，对贸易代表进行的服务问题谈判和服务协定的国内实施，提供人员支持和其他援助。商业部长建立服务产业发展计划，旨在与其他有关的联邦机构协商，制定政策，提高美国服务产业在外国的竞争力；建立评估与服务有关的政府政策和措施的贸易数据库；与其他有关机构协商，搜集和分析美国服务产业国际运营和竞争力的信息；研究和分析与服务有关的问题，包括预测产业战略；对国内服务产业进行部门研究。
在美国的总统行政部门内设立有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贸易代表和贸易副代表是美国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均由总统任命，按总统指示履行职责。贸易代表享有全权大使职衔，副代表享有大使职衔。贸易代表主要负责制定美国国际贸易政策及其实施的协调；充当总统国际贸易问题的主要顾问，就美国政府的其他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向总统提出建议；作为美国的主要代表负责国际贸易的谈判，包括美国参加的WTO主持下的任何议题的谈判；就有关国际贸易的政策的基本问题，向各部门、机构提供政策指引，包括WTO主持审议的任何问题，在必要的限度内确保国际贸易政策与其他法律协调；担任总统的国际贸易发言人；就贸易协定计划与其实施直接向总统和国会汇报和负责；就国际贸易的非关税壁垒、国际商品协定和与贸易协定计划有关的其他问题，向总统和国会提供建议；1984年贸易和关税法要求贸易代表对构成美国商业的重大壁垒的外国贸易做法作出国家贸易报告。1988年贸易法要求贸易代表认定重点国家和重点做法，并进行报复。副代表的主要职责是依贸易法规定的权限进行谈判，并履行贸易代表指示的其他职责。
美国海关总署为财政部的一个部门，其职责主要是依据《1930年关税法》，负责关税的估价和征收，对进入美国的人员、船只、货物、邮件进行管理，防止关税欺诈，执行出口管制法律，管理海事方面的法律，防止和其他非法物品的走私，实施消费者保护法，防止进出口贸易欺诈等。1988年国会还给海关增加了管理免税企业的职责。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其前身是依1916年《威尔逊关税法》设立的关税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的职责是，调查美国关税法对财政和工业的影响，调查海关法分类表中与商品分类有关的问题，调查海关法的实施情况，包括海关法与联邦税收之间的关系，海关法对美国工业和劳工的影响等。现在，国际贸易委员会是美国国际贸易的顾问机构，在进口问题上作用很大，负责进口商品对国内产业实质损害的确定。另外，该委员会负责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调查和保障条款中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裁定。
其他机构或部门如农业部、国防部、内政部、劳工部、国务院、财政部、美国贸易代表、贸易政策与谈判咨询委员会、一般政策咨询委员会、有关的部门或职能咨询委员会、代表非联邦政策利益的政策咨询委员会、私有组织或集团均应为总统或相关机构或部门提供信息或政策意见。
四、关于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2136节（a）“直接或间接进口”规定：“除本章或其他法律另有规定外，执行根据本分章签订的贸易协定而公告的任何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或免税待遇，应适用于所有外国，无论是直接进口还是间接进口。”但同时，该法作了限制或例外，如，对社会主义国家授予最惠国待遇规定了条件；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产品给予普遍优惠待遇。此外，该法规定如果总统确定，主要工业国没有据双方签订的协定提供减让，或没有在该国对美国商业提供实质上与美国商业提供的减让同等的竞争机会，则总统应就有关问题向国会建议立法终止或拒绝对税率或其他进口限制作出的利益减让。《1974年贸易法》还允许在收支平衡、报复权和例外条款等方面偏离最惠国待遇。就政府采购而言，对外国或外国机构的合格产品和供应商，总统可以部分或全部豁免有关政府采购方面的法律、规章、程序或作法的适用，如果该适用会导致低于美国产品或产品供应商的待遇，或低于作为协议缔约方的另一国家或外国机构的合格产品或其供应商的待遇。但外国或外国机构应：（1）是协议的缔约国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国，并且对美国产品或产品的供应商提供适当互惠的政府采购竞争机会；（2）不是主要工业国但却承担协议的义务，并对美国的产品和供应商提供同样机会的外国或外国机构；（3）不是主要工业国但却对美国产品和供应商提供同样机会的外国或外国机构；（4）是最不发达的国家。总统可以修订或撤销任何豁免。从以上可以看出，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是有许多条件和限制的，与美国倡导的WTO规则仍有相当的距离。
同时，美国又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缔约国，总协定中国民待遇的义务规定也适用于美国。在总协定之前，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美国的双边协定当中。在总协定之后，美国很少有关于授予国民待遇的立法，相反在其国内立法中表现出对进口产品歧视性待遇的倾向。
另外，美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中还有（对等的）互惠待遇、为了促进美国对外贸易发展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优惠待遇、关税同盟（对内无关税，对外统一关税制度和关税税境）与自由贸易区（参加国有自己的关税制度和关税税境）之间的待遇。
五、关于反倾销
《1930年美国关税法》第1673节规定，如果管理当局裁定一类或一种外国商品正以或可能以低于公平价值在美国销售；并且（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由于该商品进口的原因或该商品进口销售（或可能销售）的原因，美国的产业正在受到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美国产业的建立受到实质阻碍，则除对该商品征收其他税收外，应对该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其数额等于该商品正常价值超过出口价格（或推定出口价格）的数额。
六、关于反补贴
《1930年美国关税法》第1671节规定，如果管理当局裁定，一国政府或一国境内的公共实体直接或间接地向进口到美国或为进口到美国而销售（或可能销售）的某种或某类产品的制造、生产或出口提供可抵消补贴，而且在商品从补贴协定国进口的情况下，委员会裁定由于该商品进口的原因或为进口而销售（或可能销售）的原因，美国的产业受到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美国产业的建立受到实质阻碍，则除对该商品征收其他税收外，应对该商品征收反补贴税，反补贴税的税额等于可抵消的净补贴额。
七、进口救济——“201条款”
“201条款”（《美国法典》第19章第2251节）规定，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某一物品正以如此增加的数量进口美国，以致成为对生产与进口物品相同或直接竞争物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实质原因，在其权限内，总统应采取适当可行的、其认为会促进国内产业对进口竞争进行积极调整努力、提供比成本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措施。其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认为从外国进口的某项物品，其数量增长到足以对美国国内生产同类物品的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其面临严重的威胁，则美国总统有权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在一定时期内对该有关进口物品加征额外关税或限制进口数量，借以帮助美国国内产业针对进口产品开展竞争。”有人称“201条款”为“例外条款”，其规定的保障措施不是对不公平的外国做法提供的救济，如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和“337条款”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救济那样，而是对公平的但却压倒性的外国竞争的救济。其实质是，允许美国在因进口数量增加而对相同产品的美国生产商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时候，撤回对其他国家作出的关税减让。也就是说，如果某货品的进口增加达到严重损害国内产业的水平，美国将被允许为救济损害而将关税提高到协定前的水平。
八、“一般301条款”
《1974年贸易法》第1301节（《美国法典》第19章第2411节）规定，如果美国贸易代表确信，外国的某项立法、政策或做法违反了贸易协定、与贸易协定不一致，或者是不公正的，从而给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就应该采取行动，以实现美国依贸易协定所享有的权利，或者达到消除这一立法、政策或做法的目的。这一点是强制性的。美国总统如果有特别的命令，贸易代表在采取行动时应该遵守。
美国贸易代表针对“301条款”所采取的措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措施，一类是任意措施。
如果贸易代表确定美国的贸易协定权利被否定，或外国的立法、政策或做法违反了贸易协定，与协定不符，或者否定了美国依该协定享有的权利，或是不正当的，并对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贸易代表除接受总统的具体指示外，应采取下述措施：（1）中止、撤回贸易协定减让利益或阻止其适用；（2）在贸易代表认为适当的时间，对该外国商品征收关税或施加其他进口限制；对该国的服务征收费用或施加限制，而不管其他法律如何规定；（3）如果该法律、政策或做法没有达到美国贸易法规定的享受免税待遇的资格标准，撤销、限制或中止这种待遇；（4）与外国签订有约束力的协议，使该外国取消或逐步废止所针对的法律、政策或做法，消除该法律、政策或做法给美国商业造成的负担或限制，向美国提供贸易代表满意的符合美国国内工业经济部门利益的补偿。本条款的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贸易代表确认外国的某项法律、政策或做法违反了该国与美国签订的贸易协定，或虽未违反有关协定，但却被美国单方认定为“不公平”、“不公正”或“不合理”，以致损害或限制了美国的商业利益，美国贸易代表便有权不顾国内其他法律以及国际条约准则作何规定，径自依照美国贸易法“301条款”规定的职权和程序，采取单边性、强制性的报复措施，以迫使对方取消上述法律、政策或做法，消除其对美国商业造成的损害或限制，或提供能令美国官方和有关经济部门感到满意的补偿。
九、“超级301条款”
在《1988年贸易法》中，美国国会在《1974年贸易法》上增加了310条款。该条款即人们所称的“超级301条款”，该条款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在提交1989年和1990年全国贸易评估报告后的30天，向众议院赋税委员会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提交报告确定美国的自由化重点。在该报告中，美国贸易代表必须识别“重点国家”和每一重点国家的“重点做法”，消除这些做法可能非常有利于增加美国出口。同时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在向国会委员会提交报告的21天内，就有关重点国家的重点做法发起调查。
然后，要求美国贸易代表与重点国家进行磋商，在发起调查后的3年内消除重点做法，或者对此做法作出赔偿。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将要求美国贸易代表采取报复行动。
与 “一般301条款”不同，“超级301条款”不是由申诉人向贸易代表提起申诉而由贸易代表发起调查，而是法律要求贸易代表必须发起调查，但调查程序与“一般301条款”的程序是一样的。
十、关于“特殊301条款”
《1974年贸易法》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特殊301条款” （《美国法典》第19章第2242节），该条款规定，美国贸易代表在向国会委员会提交年度报告后30天内，应认定对知识产权拒绝充分有效的保护的国家，或对依赖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人拒绝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的国家，以及贸易代表从上述国家中确定的重点国家。在认定重点国家时，贸易代表只认定下述国家：（1）具有最严重或极端的立法、政策或做法、拒绝给予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或对依赖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人拒绝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2）其立法、政策或做法对美国的相关产品有最不利的（实际的或潜在的）影响；（3）这些国家没有进行诚意的谈判，或在双边或多边谈判中没有做出明显的进步，提供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