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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企强则种业兴
记者：意见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方面有什么举措？
余欣荣：发展现代种业，必须做大做强种子企业。意见着眼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培育有竞争力的种子企业，提出鼓励企业加强研发投入，自主建立研发机构，有实力的种子企业并购转制为企业的科研机构，切实增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同时，要求确定为公益性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2015年年底前与其所办的种子企业实现“事企脱钩”，目的是促进这些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打造成产权明晰、股权多元、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的科技型企业，激发发展活力。
意见还确定，新布局的国家和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种业产业化技术创新平台，要优先向符合条件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倾斜；按规定开展种业领域相关研发活动后补助，调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发挥现代种业发展基金的引导作用，广泛吸引社会、金融资本投入，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
促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资源向企业流动
记者：我国种业科技资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为什么意见提出科技资源要向企业流动，有哪些具体改革措施？
余欣荣：目前我国在育种方面普遍采用的是课题组制，选育规模小、低水平重复、育种效率低，突破性品种少；而跨国公司普遍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以市场为导向，全面整合人才、技术、资源等科技要素，形成了科学设计、专业分工、流水作业、集约运行的商业化育种模式，实现了大规模、高通量、集团化、标准化育种，大幅度提高了育种效率，形成持续培育好品种的能力。
建设种业强国，必须深化种业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创新体系。种业科技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就是能否更加有效地发挥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现有人才、技术和资源优势，种子企业能否尽快做大做强。
推进种业科技体制改革，要通过推动确权交易，让种业科研资源及成果“流”起来；通过强化合作交流，让科研人员“动”起来；通过创新科研成果收入分配机制，让科研人员依法“富”起来；通过完善市场导向机制和商业化育种机制，切实让育种效率“高”起来。
加强国家良种重大科研攻关
记者：意见提出要加强国家良种重大科研攻关，重点要在哪些方面实现突破？
余欣荣：我国高产优质、多抗广适、适合机械化生产、设施化栽培的突破性品种较少，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对此，意见提出加强国家良种重大科研攻关，以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大力推进种业科技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力争实现4个突破：
――重点作物育种实现新突破。要求制定主要农作物良种重大科研攻关五年规划，加快选育优质高产、广适多抗和适合机械化、设施化的新品种，先期在水稻、玉米、油菜、大豆、蔬菜等5类作物取得突破，加快实现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
――核心技术实现新突破。重点突破种质创新、新品种选育、高效繁育、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全面提高我国种业科技创新与应用水平。
――在构建产学研联合攻关新模式上实现突破。要求建立育种科研平台，公开招聘国际领军人才，打破院所和企业界限，联合国内研发力量，建立科企紧密合作、收益按比例分享的产学研联合攻关模式。
――在建立多元投入新机制上实现突破。要求种子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担当投入主体责任。国家各科研计划和专项加大支持力度，吸引社会资本深度参与，重点支持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全面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逐步确立企业商业化育种的主体地位。
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科研投入将加大
记者：意见要求提高基础性公益能力，体现了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对此在支持政策上有何调整？
【关键词】国外传媒制度；政治逻辑；商业逻辑；社会逻辑；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9-0076-05
对特定研究的研究主题和研究的相关领域做文献资料的回顾与分析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制度研究离不开历史材料的印证与反恩，不同历史语境中的种种社会制度利用其相关的连续性把特定组织的现在、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组织的现在和未来的选择只有在制度演化的历史话语中才能被较为妥善和充分地予以理解和解读”。传媒制度是传媒同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的博弈规则，作为一种内生性资源建构起传媒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同其他博弈主体即利益相关者之间互动、交流和交换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体系。综合来看。国外传媒发展及其传媒制度安排特色较为鲜明的国家主要以美、日、英、法、德、韩、俄罗斯等为代表。其中日本的传媒发展自二战以来呈现出明显的西化特征，其传媒制度基本上效仿美国的传媒模式，而法、德等国的传媒则同英国传媒一样，在商业化发展的同时传媒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特色也较为鲜明。鉴于此。文章主要以美国、英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传媒制度为考察对象，基于政治、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三角博弈视角，对这些国家的传媒制度发展及其模式转型的相关研究进行整体的回顾和述评，从系统性和批判性的层面对国外传媒制度的研究现状形成相对清晰和完整的认知思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中国特色的传媒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的话语选择与理论演绎的客观基础，以为当前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相关制度安排与改革路径创新提供来自国外的经验学习与模式借鉴。
一、美国：基于产权私有化的政治性渐弱和商业性渐强的传媒制度演化图景
美国传媒制度的发展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从传媒的属性及其同政府之间结成的相互关系上来看，美国传媒运营模式多数实行产权私有化体制，具有独立于政府行政性控制与干涉的发展相对自由度，表现为经济上的相对自主独立和政府的非直接控制以及传播政治上的新闻自由权利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强力保护，但在技术变革推动下与利益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上，又同国家、政府在博弈过程中和特定的社会制度结成一种非对立和竞争式合作的共生关系。美国布朗大学达洛尔·M·韦斯特（Darrell M.West）教授通过美国传媒报道倾向的变迁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分析研究，对美国传媒的制度模式转换和运行机制演进进行剖析，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和市场与技术双重力量裹挟的背景之下。描绘出美国媒体经由“党派性媒体商业化媒体客观性媒体解释性媒体分化的媒体内含了公共生活与民主政治使命的未来媒体”的发展轨迹，表明一种政治力量逐渐弱化的美国传媒制度演化图景。
二是从传媒所有权的发展演变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报业集团的兼并出现以地域关系并购为主的水平整合如报纸的并购和以跨界为主的垂直整合如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多媒体汇聚，并购后的传媒其所有权形式和利益偏好机制均发生了较为根本的变化，商业权力和利益诉求成为传媒企业集团内部的支配性力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艾利·M·诺姆（Eli M.Noam）教授在研究媒介集中导致媒介所有权分化时指出，“大众媒介、信息技术、电信、互联网之间的融合发展带来传统媒体产业市场中的媒体反垄断诉求越来越强烈，传媒所有权的传媒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正在经历分化”。学者本杰明·康佩恩（Beniamin paine）在诺姆研究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媒介所有权分化的目标应在有利于传媒利润导向管理的同时适度强化传媒的民主思想促进与公共价值倡导的角色与功能，要让媒体管理机构参与传媒集团企业的管理以瓦解传媒巨头对传媒经济利润的绝对控制”。
三是从传媒的规制治理与监管上，美国政府通过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基于《传播法》和《1996年电信法》对传媒运营提出“公益（Public Interest）、便利（Convenience）、必需（Necessity）”的基本要求，采取“非对称管制政策（asymmetric control policy）”对传媒实施放松规制，鼓励行业组织参与传媒监管，以激励竞争和制衡为主鼓励传媒产业融合和传媒业务的双向进人，以此规范传媒发展的市场秩序和建构传媒产业增殖的全新竞争框架。
四是关于传媒公共性的讨论与研究。在技术变革促进媒体融合和美国政府应对新的传媒产业发展形式而对传媒实施放松管制的情形下，传媒的商业化扩张本质进一步得到张扬，这也引起了诸多社会政治学家的深刻忧虑，如罗伯特·迈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指出，“报纸、杂志、电影、电视、广播、书籍等绝大多数媒体被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所主宰，美国媒体系统在高度商业化的过程中近乎疯狂和失控，随之而来的商业化的公共话语对美国政治的民主进程和公民社会建构无疑都是一种灾难：只要媒体是私营的、营利性的和以美国商业主义为支撑的，如果没有一种突出的声音和力量来调节和限制媒体所有权，我们能否拥有一个由公民自己决定经济和传媒体制的社会。这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美国广播与有线电视杂志资深记者约翰·伊格顿（John Eggerton）认为：“美国传媒改革的起点是建立一个可行的非营利传媒组织和非商业性媒体。这将为美国社会带来许多价值”网。美国从未经历像日本、加拿大和西欧国家那样的公共广播形式。“倚靠营利性传媒巨头来创造民主的传媒系统其成本简直太高，这种组织的问题往往没有一种一次性的理想的解决方案，虽然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极大地改变了媒体的结构系统和运营模式，其结果可能不是一个更具市场竞争力、更民主的媒体系统，倒是政府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应该在去和启动媒体系统内问责制的基础上加大国家政府对市场弱势的广播、电视、互联网和印刷媒体的资助，建立和维持一个包括国家网络、地方电视台、公共电视访问和独立的社区广播站等在内的非商业、非盈利的公共广播和电视系统”。这样。在市场力量与社会自由民主诉求的双重作用下，一种基于产权私有化的政治性渐弱和商业性与社会性渐强的传媒制度演化图景逐渐成为美国传媒制度建构的突出特点。
二、英国：商业性与公共性并行的传媒制度模式
英国传媒主要运行以市场利润为导向的商业性体制和政府规管与主导下基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公益性体制两种类型的制度模式，但由于英国国内的政党政治和商业化的影响，公共服务性传媒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公共传媒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将面临变革和调整。在传媒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博弈互动与利益结构变化来看，其一是基于市场商业力量的膨胀对公共非营利性传媒制度在政治与社会公共话语中的地位弱化的趋势。杜塔·康纳尔认为，英国公共传媒规划改革的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市场力量和传媒组织机构逐利诉求的日益膨胀，尤其是传统媒体广告投资的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导致广告支出与广告绩效不断流向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传媒渠道垄断集团的商业势力，凸显出公共非营利性媒体在政治与社会公共话语中的弱势地位”。如“作为一个公正的、半自治（独立于政府）的具有全球性传播实力和影响力的传媒组织，英国广播公司是英国公共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唯一的公共媒体，其经费来源主要由特许电视费（约占76%）、商业活动收入（约占17%）和政府经费资助（约占5%）三部分组成，2012年的电视费之争和英国政府进行BBC的费用公开转让导致和加剧了传媒市场商业力量向公共非盈利传媒领域进逼，BBC正面临其商业化之困”，给英国公共性传媒生存发展带来体制嬗变的风险和公共传媒私有化的危机。其二是从传媒中介组织与相应的传媒行业评估机构对英国传媒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来看，英国国家和政府对传媒的管理与控制的力度还是较大的。民主政治理论学者维克多·雷诺索（Vietor Reynoso）认为：“传媒的政治报道通常是政府治理合法性建构的核心过程及其必需，对任何方式的信息、特定的政策、选举当局的运动等的报道应该给予公民参与评估的传媒渠道和让中立性传媒监管机构对其观点或视听的公平、公正性覆盖进行法律层面的监督与问责。以切实回应政府与当局对传媒报道的强控制”。其三是从传媒规制与法律监管的发展来看。一方面基于市场竞争和电子媒体的迅猛发展导致传媒产业市场格局分化混乱以及政府对传媒业管理预算支出的限制。英国政府“自1993年以来逐渐放松对电视和报纸媒体的管制。允许其在通过精良研究的关键节目确保媒体服务与媒体监督作用的前提下可以适度追求商业利润。同时加强对数字传媒产业的规制标准制定与运营监管”；英国传媒常常被置于政府部门、行业标准和法律等多元模式的监管之下。“英国政府主要基于《欧洲人权公约》和《人权法案》，以广播代码、媒体传播话语与内容的适用性标准、英国通信办对传媒评论政治的权限及相关法律规定等对传媒的传播生产行为实施全方位的监管”。
三、韩国：政治生态和传媒舆论生态高度契合的传媒制度安排
韩国传媒制度发展变革的现状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与韩国政治生态环境高度契合的特点。在韩国，政治权力以各种形式介入媒介，加之各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现代因素仍然支配着韩国传媒的管理和运营。韩国国家和政府对传媒采取的多种控制与干预的政策与途径，在广播电视与报业等传统媒介领域直接表现为“强政府。弱社会”的制度模式和“弱政府，强社会”的制度模式。韩国的广播电视媒体以公共体制为主，主要由政府负责监管与治理控制，表现出较强的政府依赖和相对较弱的经营性，“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充当政府形象建构与政府治理合法化的得力工具”。而韩国的报业私有化则已拥有较长的发展历程，具有较强的产业化实力，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之影响。正如韩国学者朴承宽认为的那样，“传媒业在韩国既不是纯粹的公营。亦非完全意义上的私营。存在较为严重的利益纠葛和产权不明晰问题”嗍。其次，从传媒体制变革的动力来看。政府成为传媒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韩国国内兴起的“舆论改革”成为韩国传媒体制变革的先导，并使韩国传媒的发展变革浸润于这种强烈的政治话语中，“各党派和政治团体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传媒介入，表达自己的声音，执政党及其政府也通过政策倾斜对公共传媒进行商业运营提供保护和通过财政支持和帮助弱势报业以打破报业的市场垄断从而实现舆论环境的多元化”。特定的政府与传媒关系、传媒政策观念和宏观政治生态对韩国传媒的结构调整与体制建构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也使当前的韩国传媒业呈现出较强政府干预与行政集权特色的国家主导式传媒发展模式和传媒的国家管理体制。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国传媒的法制化发展，1987年韩国总统直选的政治生活变化及政治民主化改革系列措施的颁布引导韩国新闻传媒变革朝着民主、自由、开放的方向发展，《报业基本法》的废除和《广播电视法》与《定期出版物登记法》的颁布正式开启了韩国传媒的法治化进程。但这一时期的韩国传媒法制化和自治化发展并未真正实现，“政治集权在传播领域一定程度地留存使韩国传媒发展仍然带有与权力合作和合谋的某些印迹：信息资源和社会政治资源常常因为政党之间的利益角逐而在传媒领域和传媒权力结构中被重新分割”。1999将韩国国会将《广播电视法》《综合有限广播电视法》《有线放送管理法》和《韩国放松公社法》等传媒法律法规予以整合并以《综合广播电视法》的形式重新制定和审议通过，“在维持既有广播电视广告事前审查机制的同时将广告审议和广告审查权利由政府机构下放至民间机构”，从而有利于强化传媒的行业自律。基于报业恶性竞争的现状，以限制传媒无序运营为宗旨，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于2001年向韩国改革管理委员会和政府呈递《整顿报业市场的指导方针（草案）》。2004年，“为保护社会的多样性、限制报业的市场垄断和保护传媒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恢复职权的卢玄武政府颁布《大众传媒改革法》。2005年，《报纸法》颁布实施，“对报纸媒介的市场逐利行为与社会责任进行相关的强制性规范”阎。在政治民主化、传媒专业化、媒介技术迅猛发展、传媒资本力量日益成熟、传媒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复杂历史背景下，韩国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来引导和干预传媒发展，以政府监管和扶持的相关政策与传媒理念来促进传媒体制变革，这都将在某种程度上对韩国传媒的发展以及传媒制度的未来建构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力。
四、俄罗斯：“强政府、弱社会”的多层级传媒制度安排
俄罗斯传媒发展及其制度改革现状，从传媒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演化上看。叶利钦执政时代，苏联正经历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大资本借助于政治关系与政治权势实现对传媒的集中和垄断，私有化的传媒的国家文化宣传功能几近颓废。20世纪90年代，以西方国家思想渗透与舆论批评为主要特点的政治和平演变加速了苏联解体，其文化、外交和国际形象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进一步面临严重的挫折。在传媒全球化发展以及“媒体外交”的国际外交新形势下，2001年普京政府着手媒体整肃行动，推动媒体改革，“打击传媒私有化和市场垄断，整合媒体机构，加强国家对媒体的控制”。成立全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大众传媒部以对传媒实施严格监控，成立全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对传媒实行国家控股以扶持国有传媒发展。至此，俄罗斯广播电视媒体的管理形式也开始转型为“适合俄罗斯国情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其次是从俄罗斯传媒法律、规制与监管上来看，普京政府特别召开全俄传媒行业大会，将俄罗斯传媒制度改革提上国家议事日程，通过《俄罗斯广播电视法》和修订《俄罗斯大众传媒法》，从法律上对传媒行业的经济行为和公益行为进行规范和政策支持，在鼓励传媒产业多元化的基础上“保护传媒的国有制度和国家对传媒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集中领导”。从而逐渐建构起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富有影响力和多层级的俄罗斯传媒管控系统与制度体系。
五、对国外传媒制度发展研究的述评与反思
关键词：旅游业；文化遗产；文化旅游
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5－0074－03
一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悠久的历史为华夏子孙留下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遗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地深化，人们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并认识到这些广泛分布于中国大地上的文化遗产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于是，中国政府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开始了“申遗”的历程。自1987年中国首批“世界遗产”问世以来，“遗产旅游”成为我国旅游新的热点，世界遗产地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然而，世界遗产地在从旅游业中获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旅游开发和保护的矛盾。特别是很多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正面临着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旅游经济过度、不当开发带来的严重威胁，甚至有从地球上永久消失的迹象。因此，如何正确认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在现阶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价值和作用。其中最核心的价值是象征价值即历史价值。遗产是历史的见证、情感认同的根基、自我认识和定位的基础。作为见证历史的实物，遗产能够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民产生情感上的认同，从而作为爱国爱乡教育的题材，增强民族凝聚力。遗产还具有美学价值、信息价值(科学价值)和存在价值，能够保护我们的记忆和精神家园，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这些都是文化遗产价值的主要方面，它决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第一的原则，同时也构成了文化遗产基本的文化内涵。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主要作用于文化与精神领域，与流行文化结合，能够对人们产生强烈的文化吸引力，从而使人们产生到遗产地旅游的欲望，为文化遗产的旅游和开发提供了可能性。此外，文化遗产还具有经济价值，它是由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衍生出来的，可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和间接的经济效益。这就决定了文化遗产是可以被开发和利用的，其中最重要的利用方式当属文化旅游。直接的经济效益是指与遗产地有关的门票和旅游直接经济收入，间接的经济效益是指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行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对文化遗产的利用具有娱乐性、观赏性、体验性和休憩性，它以观赏与体验的方式进行，物质消耗少，可重复消费，是构成现代旅游产业的基础资源、稀缺资源。
然而，文化旅游对文化遗产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旅游者对文化遗产日渐增长的需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为扩大保护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另一方面，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访问量日渐增长，他们忽视其文化价值而对其过度使用、不恰当利用以及商品化处理，对遗产的完整性造成了真正的威胁。
二
ICOMOS于1999年颁布的《关于文化旅游的国际》指出：“国内和国际旅游继续作为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为我们提供了解经历岁月沧桑和社会洗涤的有个性的生活经历的机会。它日益成为自然和文化保护的一支积极的力量，旅游可以为文化遗产创造经济利益，并通过创造资金、教育社区和影响政策来实现以保护为目的的管理。它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主要部分，如果成功地管理，可以成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通过文化旅游可以充分认识到文化遗产所蕴涵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从而产生主动保护这一人类文化财富的自觉意识。地方政府会因为文化遗产成为当地的标志和象征而采取措施主动保护该地区的无形资产，旅游开发商会因为文化遗产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丰厚的利润而对其进行适当的保护和维护，以使文化遗产可以得到可持续利用，源源不断地创造经济价值。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只是少数文化遗产管理专家的责任，也不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他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益机构、国家及地方政府的责任，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全世界公众的共同参与。要想提高民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首先就必须让民众对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使他们能够真正认识到保护遗产的意义所在，而旅游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通过外出旅行，民众可以亲自到达遗产地，与文化遗产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接触，这一方式更容易给游客带来情感上的震撼，使他们的心灵更贴近文化遗产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与认同。这将会促使民众产生想要保护文化遗产、使它们永存于地球家园、供更多的游客参观游览的愿望。因此，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上，旅游活动所起的宣传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公众意识和支持会转化为对未来保护行动更为有利的政治上的和资金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旅游的本质是一种商业活动，商业活动必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作为首要价值，努力使文化遗产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相反，文化遗产的保护以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为首要价值，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保护的目标更多是追求一种公共利益和文化、社会效益，维护地方传统和特色，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人类文明的演进。因此，文化旅游活动和文化遗产保护是由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价值观作为指导的，如果处理不好，两者间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对文化遗产商业化的经营和开发模式与遗产保护产生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过度的商业化经营会导致景区的城市化、商业化与人工化。以及超容量接待等。如丽江古城，大批外地人进入租房开店，原来的生活街区变成了商贸旅游区，主要街道商铺林立，人声嘈杂，古城那种宁静古朴的氛围被严重破坏。有关部门盲目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漠视、无视文化遗产的脆弱性和旅游承载力问题，超容量接待旅游者，数量庞大的旅游流造成各种污染，人为地加速了文化遗产的破坏程度和消亡速度。又如敦煌莫高窟，由于前些年过量的游客接待使得窟内局部环境进一步恶化，过多的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使洞窟内的壁画迅速掉色、脱落，对莫高窟的珍贵文物造成了无法修复的破坏。二是在对遗产进行开发的过程中，无视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以及长期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需要，只考虑商业开发而对遗产乱搭乱建，使遗产逐渐丧失真实性和完整性价值，遗产本体和环境遭到破坏。在文化遗产地不适当的地方滥建宾馆饭店、商店、别墅、缆车索道和大体量景观建筑，如泰山为建索道，月观峰景点被炸掉1／3；庐山在核心景区建大型旋转观景台与周围自然历史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南京在钟山风景名胜区内建山顶观景台，使得这座钢筋混凝土的庞然大物“雄踞”钟山之颠；等等。诸如此类的无序建设使得文化遗
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三是商业化经营者“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局部利益，轻全局利益；重直接利益，轻间接利益”的错误价值观和行为对文化遗产造成的潜在威胁。随着遗产旅游的快速发展，旅游人数急剧上升，遗产保护区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如交通流量剧增，用电量大幅攀升，废气排放量增多，空气质量下降，噪音污染加重，垃圾增多等等，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究其原因，在于不能正确处理遗产保护和发展旅游之间的关系。“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重建”的遗产旅游发展模式导致了遗产地生态环境严重失衡。
三
BobMekercher和Hilarv du Cros在《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一书中，从旅游管理学的角度为我们阐述了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可能建立的七种关系：一是完全合作，即双方为共同利益真正合作。二是工作关系，即意识到相同的需求和利益，并为确保双方的利益得到满足而努力。三是和平共存，即分享相同的资源，在文化遗产的利用中获得共同的利益，但是大部分程度上依然是独立分离的。四是平行生存，即相互分离，各自独立，很少接触或没有接触。五是温和烦恼，即一方利益相关者对另一方发生目标干扰，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相互了解，但没有真正的冲突。六是初期冲突，即难以用简单方法解决的问题出现，权力改变，主导性利益相关者出现，其需求对已存在的另一方利益相关者具有危害性。七是全面冲突，即利益相关者之间出现公开的冲突。在实际运作中，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间要形成完全合作的关系是很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的目标和价值观在根本上是不同的。缺乏根本上的共同利益不可能形成完全合作的关系。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理想中的最佳关系应该是一种工作关系，尽管要形成这样的关系也很困难，但并非是不可能的。工作关系的建立能够使保护和发展协调进行，从而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和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的关系大都维持在和平共存与平行生存的关系上，并向工作关系的方向上不断努力，而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的关系不容乐观，大都处在平行生存与温和烦恼的阶段，甚至有些地方处于初期冲突的阶段。
四
关键词 环保科技成果；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推广；综合平台；交易模式
文／赵文喜 张建军 桑换新
“十一五”以来，随着我国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工作的大力推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迎来了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节能环保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党的十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务院《“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将节能环保产业列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肩负保经济增长和促经济转型的双重任务；在此背景下，节能环保产业迎来了黄金机遇期，同时在各种有利的技术经济政策引导下，环保科技创新水平有所提高，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不断涌现，基本涵盖了从环境污染治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
然而面对我国日益复杂和严峻的环境形势，新的问题摆在了面前：环保科技成果应用范围狭窄、与市场需求脱节，不能有效地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产业化；这一方面导致了巨大的污染治理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却使大量的优秀科技成果少人问津，污染治理进程与环保产业发展面临困难。我国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现状
为规范和促进环保技术的应用推广， 《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用技术推广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4号，1999年6月21日施行）、《国家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建设规划》（环发[2007]150号）、《国家环境保护技术评价与示范管理办法》（环发[2009] 58号）等行政规章和办法先后被颁发。“十一五”以来，开展的环境保护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水专项和其他科研项目，均将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建设作为重点领域或内容之一，有力地支持环境技术示范推广机制形成。通过环保产品认证、环境保护重点实用技术推广、环保产业创新联盟组建等工作，一批污染控制、生态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的高新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得到了推广。截至目前，我国已污染防治技术政策26项，最佳可行技术指南8项，工程技术规范54项，《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示范名录》和《国家鼓励发展的环境保护技术目录》共计8批，在引导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发展，推动我国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环境保护实用技术推广中心”，开展环境工程咨询、科学技术中介、转化推广等工作；同时积极培育和扶持一批环保技术推广转化机构，引导和鼓励地方各级建立起相应的环保技术推广转化中介服务机构，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以社会力量为基本构架的环保技术推广转化网络。此外各地积极创新转化推广形式，通过不同规模、主题的展示推广对接会、研讨交流会，新技术培训、媒体互联网宣传等渠道，推动环保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深入开展。如天津市搭建了节能环保技术推广交易服务平台——天津节能环保技术超市，在“美丽天津·一号工程”实施中应用了大量最新的环保科技成果，在控尘、控车、控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近年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整体推广应用水平仍较低。科技部门的研究表明，每年我国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3万多项中能大面积推广且产生规模效益的不到15%；专利技术7万多项实施率仅为10%;科技成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40%，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
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中的主要问题
环保科技成果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产学研用结合机制尚未完善
目前，作为环保科技成果主要供给源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对市场信息、科研成果价值、应用前景等方面的分析、判断和作为应用实体的企业相比存在着明显差异，致使相当多的科研选题与生产实际和市场需求联系不够紧密。此外，由于科研成果主要由国家组织鉴定，一定程度上导致科研项目从选择立项、确定研究的深度与方向到项目的评价等，大都是为了获取相当级别的学术奖项，科技人员不必花费精力去考虑成果的转化。而国内大多数环保企业缺乏完善的研发和技术创新体系，且大部分环保科技成果的投资风险高、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转化周期长，中小企业出于资金和规模的考虑，也缺乏转化推广的积极性，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严重滞后。
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
在科技成果转让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有投资意向的机构找不到投资方向，而有好科研成果的持有人找不到资金进行中试孵化或产品转化。即使最终实现结合，技术成果出让、受让双方有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导致交易中损害另一方的权益；还有因对环保科技成果的评估不当，导致投资规模预设不合理，造成中途资金短缺，致使一方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我国环保科技信息传递基础设施及信息技术的利用相对落后，在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没有充分认识到利用广泛的信息源的重要性，同时还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而这正是科技成果产业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转化推广缺乏后续推动
环保科技成果转化是个商业化的过程，同时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等特点。虽然我国财政、货币政策鼓励企业创新，但对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和财政支持创新的微观引导力度不够，在缺乏风险补偿机制、相关配套政策扶持的情况下，投资机构不愿意承担环保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的风险，缺乏支持成果转化推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缺乏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支撑，导致环保科技成果转化的后续推动力不足，进而影响了转化效率。
技术市场发育不完善，缺乏有活力的中介机构
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技术市场中介的推动。近年来，我国的科技中介服务从无到有，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科技中介基本功能仍不完善，缺乏统一的技术市场网络和科技成果信息网络，在服务方向上没有明确定位，只能起到联络沟通作用，无法对成果进行深层次的评估和咨询。此外，大部分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虽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平，但缺乏金融、法律、财经等方面的知识，市场开拓能力不强，即使促成了交易，企业和个人最后撇开中介的情况也常有发生，导致中介机构运作困难。同时，由于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不健全，使得中介机构处于既没有政府的规范监管也没有行业协会自律管理的无序发展状态，交易的安全和规范问题无法保证，致使社会公众普遍对中介机构缺乏信任感。
环保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的创新思考
搭建成果展示推广平台，实现环保科技成果的全方位展示推广
建设具备技术推广、评估转化、技术咨询、交易、信息服务、培训、宣传等功能的环保科技成果展示推广交易总平台，并筹建管理、运营、技术、网络等专业化团队。结合区域环保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建立相应分平台，形成展示推广平台网络。将模型、多媒体、场景模拟等新兴展示形式应用于环保科技成果的推广，突出面向市场需求的技术优化组合，将涉及面广、专业性程度高的环保科技成果立体化、形象化地“翻译”和“解说”成易于客户接受的“大众技术”，提高人们对环保科技成果的认知度。
构筑环保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与交易信息网络平台
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现代网络通讯技术，对科研院所的环保科技成果和企业的环保需求进行全面收集和科学管理，构建成果认证体系；研究和借鉴成功的网上商城模式经验，建立在线推广交易平台，形成与实体平台相呼应的在线交易平台，实现及时的网上信息交流、对接洽谈、成果交易，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一个形象、简便、迅速的广域远程交易模式。同时要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使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传播媒体手段，实现公众、企业、政府的互动交流。
创新多层次多维度交易模式
会展交易模式。定期开展不同规模和主题的环保科技成果交易会、对接会、技术难题招标会，为技术供需方提供环保科技成果的展示、对接、交易平台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从而推动成果转化；探索在线会展模式，依托环保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与交易信息网络平台，引导和召集技术、人才、资金、政策等要素的供需双方在约定的时间内，应用网络科技手段实现在线沟通洽谈，实现同步在线对接。
技术整合（整体解决方案中心）交易模式。通过客户需求对接方案的研究，将相关环节的技术资源进行集成和整合，形成涵盖政府、企业的潜在用户咨询、成果二次研发、方案设计、装备制造、工程施工、设施运营、金融投资等成果应用链条各环节的全程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或“交钥匙”工程服务，实现成果的推广和转化。
中介机构服务交易模式。将技术交易转化成商品交易，以三方契约即“第三方监管”的方式运作整个交易流程：通过与供需双方分别签订协议、设置第三方监管账户（缴纳定金）等方式主动引导、监管整个交易过程；同时，通过为双方提供技术诊断、技术咨询、政策咨询、资金申请援助等增值服务，促进环保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在线交易模式。以环保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与交易信息网络平台为主要支撑，构建涵盖技术评估认证、在线对接洽谈、在线合同签订、在线支付等链式服务的在线交易服务体系，塑造线上资金流、信息流与线下服务流紧密结合的新型技术交易流程规范。
公开拍卖竞价交易模式。选择技术含量高、市场潜力大，能拉升科技成果价格，能吸引企业兴趣的环保科技成果探索拍卖竞价交易模式，实现科技成果的市场定价，有利于提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拓宽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渠道。
建立和完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
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不同阶段和不同生命周期，风险和收益特征不同，投融资需求方式和数量存在显著差异，需要多种金融手段的优化组合，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在初期，应以财政拨款和政府配套资金为主；在中期，逐步以风险投融资为主；后期主要发展信用担保、金融信贷扶持，鼓励技术交易保险等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逐渐规范和完善相应的创业板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为风险投资创造更为便利的退出机制，形成持续支持、风险分摊、进退自如的金融支持体系。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探索实践，构建环保科技成果展示与推广实体平台和交互式技术成果公共服务与交易信息网络平台，形成辐射全国、实体与网络相结合的环保科技成果展示推广平台网络，从而实现环保科技成果转化的持续推广与转化。
主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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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梅姝娥， 吴玉怡，价值网络视角下技术交易平台商业模式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6)：卜5．
[3]王希良，柳洲，我国科技中介机构发展历程与趋势[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11(6)：8-12．
（作者单位：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天津市节能环保技术超市）
速度
霍尼韦尔首次集中展示应对空气污染的核心技术与产品
2015年1月29日，全球多元化、高科技制造企业霍尼韦尔( Honeywell)在北京举办“畅享深呼吸”主题活动，首次集中展示了公司在节能减排、空气净化和个人防护领域一系列应对空气污染的技术和产品。其中，重点展示了包括智能电网一自动需求感应技术、智慧能源管理、气体处理、低全球变暖潜值材料、涡轮增压器技术以及空中交通管理在内的能够有效帮助中国从源头减少和治理空气污染的六大核心技术以及能够全面改善呼吸环境、保护公众呼吸健康的三类创新产品。
关键词：开放式创新；知识能力；创新流程
中图分类号：F2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2－0096－05
由于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员工数量的骤增和高度的流动性、风险投资市场的兴起、外部思想的可用性、大学等科研机构研究能力的提高以及不断增强的外部供应商的能力等大量侵蚀性因素的影响，很多行业和企业所依赖的传统的封闭式创新面临着较大的困境(Chesbrough，2003)，在这种情况下，Chesbrough提出“开放式创新”概念及其理论。开放式创新是公司能够且应该利用内部和外部的创意和市场路径以提升技术水平的一种范式，是得益于创新的实践和创造、解释和研究这些实践的认知模式(West et al，2006)。
一、开放式创新的流程类型
对开放式创新的相关研究基本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开放式创新以及动因的解释；开放式创新绩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开放式创新的路径选择与过程管理(治理)。
开放式创新可以分为三种核心流程(见图1)：嵌入式流程、嵌出式流程以及双向复杂流程。
(一)嵌入式流程
嵌入式流程是指在开放式探索过程中获取外部知识，反映企业知识创造场所并非必然是仓0新的场所，描述了企业可以不依赖于自身的研发，通过利用外部创新资源就可以实现创新的实践过程(Ches－brough et al，2006)。通过整合供应商、顾客以及其他外部知识源来丰富企业的知识库，这种流程可增加企业的创新性。Hermes(1993)认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应考虑运用外部创新资源：当公司缺乏内部资源时；当外部技术水平更好时；当外部技术知识很容易转化，并且市场障碍很低时。
(二)嵌出式流程
嵌出式流程描述知识的外向转移。它指的是积极寻求知识在外部的有效应用，通过向市场提供创意来获得收益，售卖知识产权，通过向外部环境转移创意来实现自身技术的放大效应。实施嵌出式开放式创新的企业聚焦于外化自身的知识和创新以便快速实现比内部商业化更有效的对知识资源的市场化应用。那些以由内到外流程为主要创新流程的公司大多是基础研究推动型的公司，例如IBM、P&G等公司。它们采取这种流程类型大多是为了减低研发固定成本、分摊风险、有效利用外部创新资源等。
(三)双向流程
双向流程指的是通过联盟、合作以及风险投资等方式与互补的合作伙伴进行知识的共同创造或外部应用的过程。实施双向流程开放式创新的企业实际上兼具了嵌入式和嵌出式两种流程形式，以进行共同创造或应用。共同创造指与合作伙伴对知识的联合开发，在开放式创新相关管理文献中这种形式被广泛研究，为了共同创造的成功，知识的选择性流入和流出、平等交换、共享以及创新成员间的分散平衡是非常有必要的。而知识的外部应用是指企业出售IP、协议开发实现知识的商业化价值，从而使企业获取比内部商业化更好的收益。
每一种流程代表着一种路径或模式，并非对每个企业来讲这些路径或模式都是同等重要的，企业应该依据自身的战略规划、能力特性以及创新需求采取相应的开放式创新流程类型。
二、知识能力的结构
知识能力是指一个组织所拥有的知识、资源和能力以及对组织内外知识、资源和能力进行协调、重构并更新的一种学识，它反映了一个组织不断地从外界汲取能量，以实现与外界环境协调发展的能力(宁烨等，2008)。它具有以下特征：(1)系统性。在系统理论中，系统是相互依赖的各部分以一定的形式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框架，从本质上讲，知识能力是一个能力系统，它具有系统的共性，由能力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构成。(2)适应性。知识能力最重要的特征是适应性。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知识能力系统内部结构发生变迁，其演进的每一阶段都蕴含着能力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使新的、具有更高运行效率和环境适应力的能力体系的出现。(3)开放性。知识能力是一种开放系统，其不断地与环境以及其他系统相互作用，交换物质和能量，以保持系统的常态运转。(4)路径依赖性。由于企业以往积累的知识会对其以后的知识选择、获取和应用产生影响，从而使企业的知识能力呈现为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动态增长过程。
知识能力是组织开发和应用知识的一种技能。它主要涉及3个方面的活动：知识形成、知识获取和知识应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知识能力是包括创造能力、革新能力、扫描能力、吸收能力、内化能力以及解吸能力的一种动态能力体系(表1)。
(一)知识形成
创造能力指的是一个企业在内部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者与创新参与者探索和形成新知识，将原有的知识整合成新知识的能力。因此，知识创造过程包括新知识的探索和原有知识整合成新知识两方面的活动内容。而革新能力是与企业的知识市场化运用密切相关联的(Cohen et al，1990)，它主要包括企业对现有在用知识的适当的修正、内涵的进一步挖掘以充分利用其潜在应用价值的能力。
(二)知识获取
扫描能力就是发现和识别外部有用知识的能力。在开放式创新条件下，外部有用知识散布在各种创新成员之间，而这些分布的知识对企业的创新是有必要的，企业要获取和利用这些知识，就应当具备搜寻这种分布知识以及判断其可用性的能力。吸收能力是与企业对外部知识的探索相关联的，它包括连接外部有用知识以及将其整合进企业知识库的能力(Lane et al，2006)。依据Cohen等人(1990)的观点，这种能力是企业知识资源的一种重要功能，是先前相关知识的一种层次反应，企业主要依赖这种能力来占有外部有用知识(Todorova et al，2007)。
(三)知识应用
内化能力是创造的新知识或获取的新知识进入企业的知识库以便应用的能力，它主要包括转移自己形成的或获取的新知识以形成产品和服务的能力(Khifii et al，2006)。新知识只有被企业掌握才是可用的，故此，这种能力对知识在组织内部的商业化应用是至关重要的。解吸能力包括基于收益与战略的视角来识别知识的外部应用价值以及随后的向接受者转移知识的过程，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能够将自身的知识转移到外部并在外部付诸应用的能力。
三、在不同创新流程下的知识能力需求特性
开放式创新本质是知识创造和运用方式的创新。在开放式创新条件下，企业成了知识广泛散布的环境的一部分，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所需要
的知识(H0wells et al，2003)。企业应在维系乃至增强核心知识的创造能力基础上，根据开放式创新类型和能力需求特性，平衡发展各项知识能力，实现知识能力的开放式转型。
外部有用知识广泛散布于创新参与者之中，因此，嵌入式创新流程中的企业扫描能力和吸收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它们，外部知识就无法被发现和识别，无法自如地通过企业的可渗透边界进入其内部，进而被获取、整合乃至应用。
在技术层次，除了自制或购买决策以外，企业必须做出保留或售出决策(Dittrich et al，2007)。尽管外向技术(或知识)转移并非大多数公司的核心活动，然而，一些先驱型企业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很好的收益，嵌出型开放式创新已经成为这类公司战略的一部分，对于那些未用技术或知识，企业可以通过这种技术(知识)外溢形式来获得良好的收益(Fosfuri，2006)。为了向合作伙伴转移和分享知识，企业应该发展自身的解吸能力、降低知识转移壁垒和促进知识在企业外部的应用。
双向复杂流程的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的知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企业应该具备较强的扫描和吸收能力以获取外部有用知识。其次，为了增进互信和促进彼此的合作，实现知识的共同创造，或者通过知识的外溢获取收益，企业也应该拥有较强的解吸能力以向外部创新参与者或商业化应用者转移知识。
需注意的是，由于存在一个开放度的问题，即企业研发强度与外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影响创新绩效上具有互补效果，外部研发深度和广度与创新绩效都呈倒u型关系，所以，实施开放式创新战略的企业仍然需要保持内部知识创造活动，尤其是核心知识资源的创造活动，并把它作为与开放式创新并行不悖的企业至关重要的核心能力。因此，无论对于哪种开放式创新流程类型，企业本身的核心知识创造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作为一个能力系统，各项知识能力的界面之间往往有较高的失败率。因此，知识能力应该通过积极的管理进行重整，这也是由于市场和技术的变革引发的对企业知识库变革的需要。这种能力体系中各种知识能力的重整有助于企业整合内外知识流程(Rothaermel et al，2004)，有助于那些能够为企业提高主要收益的知识探索、知识记忆、知识应用等活动，有助于能力之间界面的协调、最小化内部冲突和最大化互补效应(Chesbrough et al，2006)，实现能力之间的协同效应(Raisch et al，2008)。
四、不同创新流程下知识能力生成发展的影响因素
知识的创造能力实际上包括新知识的创造能力和原有知识经整合后形成新知识的能力，它主要取决于：(1)企业研发投入。它主要包括研发资金投入、研发设备投入、研发材料投入等物质要素，较高的研发投入为企业的知识创造(或技术创新)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2)知识型员工结构。它包括知识型员工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良好的知识型员工结构能够确保企业具有较高的知识创造潜力，尤其是那些能够产生知识创造的互补协同效应的高素质的研发人员，是企业的重要财富。(3)研发管理水平。知识创造活动是按照一定的流程规范地运营，较高的研发管理水平能够确保知识创造活动按部就班地进行，能够很好地解决原有知识的保留、更新以及新知识创造的活动界面问题，能够对知识创造活动的效率和效果产生积极的影响。(4)企业的创新文化、创新机制等辅助职能。这些组织内的职能要素为企业的知识创造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氛围和保障，消除误解、分歧和冲突，统一认识，凝聚共识，激励企业员工一致行动并进行知识创造活动。
知识吸收能力与探索外部知识相关。它主要取决于：(1)内部知识存量。嵌入性开放式创新意味着合作研究与开发而不是简单的研发外包，为了利用这种创新范式，企业必须发展它们的内部知识以便增强吸收能力。如果没有足够的公司内部专门知识，就无法利用外部的研究成果。内部的专门知识越丰富，则外部可理解的知识就越多、理解得越充分，更有利于获取更多的外部知识并整合到企业现有知识库中，为企业所用。(2)外部知识的特性。外部的知识与企业知识库知识位势越接近，外部知识的隐性化程度越低，企业理解和转移外部知识的难度就越小，则越有利于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与获取。(3)跨组织沟通能力。从外部吸收知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跨组织沟通的过程，跨组织沟通能力越强，沟通越顺畅、效果越好，则获取的有用信息越多，彼此关系也就更加融洽，更有利于外部知识的获取，尤其是通过面对面的人员沟通，更好地促进了粘性较大的隐性知识的吸收和转移。(4)学习。对组织内部来讲，缺乏相应的学习环境或学习活动，内部创造的知识也难以被充分地理解和掌握，与外部知识的对接以及对外部知识获取后的理解都会出现问题，由此势必影响吸收能力和吸收的效果。同时，外部知识的吸收过程实际上就是跨组织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态度、机制和能力都会对学习或吸收的效果产生影响。
知识解吸能力描述的是企业知识的外部利用能力，知识的外部利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知识解吸并没有妨碍它的内部应用，它是企业知识在内部应用的补充，是与吸收能力互逆的一种能力。在识别可获利的知识外部利用机会和知识转移的战略动机时，企业必须把握向接受者转移知识的机会。知识解吸能力的影响因素主要有：(1)外部机会的发现能力。企业只有能够发现并善于发现知识的外部利用机会，才能把握机会，才能将内部知识快速、有效地转移给接受者。而机会的发现能力又受到市场灵敏性、企业信息系统完备性以及战略远见等因素的影响。(2)知识的特性。知识的隐性程度越高，粘性越大，则知识向外转移的难度往往越大。(3)知识转移人员的素质。知识转移人员对转移的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直接关系到知识转移的充分性，同时，知识转移人员的转移技巧(比如沟通能力、示范能力、解释能力等)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4)关系能力。企业的关系能力越强，则能够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各种业务关系，通过捐赠、售卖、外向许可等方式将内部知识转移出去，并在外部实施商业化流程。关系能力越强，与外部伙伴之间的沟通越顺畅，越能够取得对方的信任，越有利于知识的转移并付诸应用。(5)知识接受者特性。接受者的原有知识与转移知识的相似性、知识吸收能力、知识接受方式以及组织职能要素对外部知识获取的支持都会对知识的转移效率和效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五、知识能力的培育机制
(一)组织职能方面
企业的知识战略对知识能力的培育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战略的支持，企业创新活动中的各种知识资源就难以获得。基于战略的意图，企业需要强调对内外知识探索、记忆和应用流程的协调一致(Zack，1999)。而发展知识能力的决策需要与企业的知识战略相一致(Teece，2007)。Zack在保守与积极的
知识战略之间做了区分：奉行保守知识战略的企业主要强调革新能力，而忽视了对其他各项知识能力的投入。比较而言，奉行积极的知识战略的企业需要各种高层次的知识能力以便成功实施自身的知识战略。
企业应该建立专门的组织结构以有利于其知识能力的培育。结构的灵活性能够促进知识在各部门的高效流动，有利于不同部门之间知识资源的配置与协调，提高知识资源的配置效率。一种有效的结构设计方法就是实施二元分离的结构设计，即不同的知识流程在不同的部门中实施，企业由此变成一个亚组织内部紧密耦合而亚组织之间松散连接的组织，这种专门的结构通常确保知识能力的整合与协同(Tushman et al，1996)。
(二)学习能力方面
企业的学习能减少知识积累和转移成本，给企业的核心能力带来新的内容。如果组织能在内部知识与外部知识的交互作用中进行学习和创新，就能加速和提高组织内知识和能力的累积、转移的速度和效率。当前，以企业网络为基础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学习网络，便于组织在动态环境中对多样性和专业化的信息、知识和诀窍进行转移和吸收，也有助于逐渐摆脱原有的知识学习途径的路径依赖性，更有效地搜寻和创造新知识。
Lundvall(1994)指出，学习能力而不是知识存量才是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而学习能力的开发是一种动态的跨层次的学习过程(Zahra etal，2006)。显然，知识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学习能力的反映，如图2所示，通过组织内学习与跨组织学习，较强的学习能力有助于知识的获取、知识库的累积以及知识能力的提升(“＋”意味着积极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学习能力的持续改进奠定了知识能力提升的基础。
学习能力的培育不仅依赖于知识存量的累积，而且还依赖于组织学习机制的构建。知识的累积是学习能力的起点也是其构建的目标，两者之间存在互增强机制。开放式创新下的知识累积过程通常表现为跨组织的学习过程，企业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建立良好的学习机制，讲求学习方法，实现学习与工作相结合，工作中的学习与非工作学习相结合，不断提高学习效果。
(三)关系能力方面
在开放式创新下，有用知识广泛分布在各种组织和顾客之中，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网络，以便聚集分布的有用知识和实现共同创造。也就是说，开放式创新应该是建立在网络环境的基础上，企业的价值与其和伙伴之间的建立的关系密切相连，因此，关系能力对开放式创新绩效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它是企业的一项重要战略资产。
关系能力是起因于合作成员之间的不间断合作沟通的社会创造，它在战略要素市场上是不易买卖的，其可以为合作成员提供持久的战略优势(Kale etal，2000)，成员之间的长期关系导向为培育合作交流提供了战略情境的必要性。这种导向使交易伙伴能够培育促进共赢合作的关系规范，使得沟通、信息和知识交流成本更低。反之，短期导向关系会使得合作交流受挫，增强合作中的机会主义，浪费关系租金。
作为一种关系能力，沟通会促进跨组织学习，而这对竞争力来讲是至关重要的(PoweU et al，1996)。开放的、经常的沟通是十分有益的，这种沟通有利于知识的开发以及促进对复杂竞争问题的理解。尤其是，作为一种关系能力，战略和运营方面的频繁的跨组织沟通可以促进信任和建立合作互信、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减少不良冲突、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形成关系租金。
关键词：创新型企业；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特征；归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12-0006-04
The Conclusive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 Open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of 28 Innovative Enterprises
ZHANG Zhenganga，CHEN Zhiminga，CHEN Lihengb
（a.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b.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1）
Abstract：This paper conducts a conclusive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 open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data of 28 innovative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Results show that，the implementation of inbound open innovation are pervasive and normative，while the practice of 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is still at its initial exploration casual stage limited only to some leading firms；lacking in inter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s the main motivation characteristic of inbound open innovation.Meanwhile，in the process dimension，inbound open innovation considers multiple innovation method，normative organization in process and multilayer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mechanisms as characteristics of it.In the effect dimension，a systematic influence on firms performance can be generated from inbound open innovation，which the impact on technological advance is to be the most common.Finally，some types of 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are concluded including transferring technology to affiliates，transferring and sale of patents，turnkey project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etc.
Key words：innovative enterprise；inbound open innovation；outbound open innovation；characteristics；conclusive analysis
1 引言
开放式创新概念由Chesbrough提出，是企业为了提升技术水平，通过有目的的知识流入和流出整合及利用内外部知识和商业化途径的一种创新范式[1]，包
括内向型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两种类型。其中，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是指企业利用外部知识源，将有价值的外部知识或成果整合到内部创新活动中；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是指企业成为其他组织的知识源，将有价值的知识或成果输出到组织外部，由外部组织进行商业化[2]。通过实施双向开放式创新活动，企业可以实现创新资源的内外部流动以及成果的快速产业化[1，2]。
十多年来，学术界针对开放式创新的概念、机理、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但是缺乏对其特征的探讨。Chesbrough等认为开放式创新是实现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的活动，成功的开放式创新活动能够在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中取得策略上的平衡[3]。其定义表明价值创造与获取的双重性是开放式创新的特征。Lichenthaler等从知识的角度认为开放式创新是企业在组织边界内外部通过创新过程系统进行知识开发、保留、利用的过程[4]，其研究强调开放式创新过程中内外部知识的互补性[5]。虽然从这些研究中可以概括出开放式创新的部分特征，但是由于分析视角与结论的差异性，还没有形成一个针对开放式创新特征的研究框架。其次，开放式创新的相关研究主要立足于国外企业，关于我国本土企业开放式创新的研究还不足，针对其特征的研究更是个空白点[6]，而开放式创新特征是推动开放式创新理论发展与本土化研究的关键。
无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完整的开放式创新活动是一个动态循环过程，包括决策、计划、组织、反馈等多项环节，各环节的实施过程中体现出相应的特征[7]。本文将开放式创新活动分为动因、过程与影响三个维度，基于Chesbrough和Crowther的研究[2]调查了28家广东省创新型企业，运用归纳性分析方法探索创新型企业内向型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行为及其特征。
2 文献综述
从动因维度，现有研究认为企业进行开放式创新既有外部动因因素，又有内部动因因素。外部动因因素主要包括顾客需求与竞争环境的快速变化、技术与产品更新速度及生命周期的缩短、产品与技术复杂程度提升等方面，使得企业单靠内部研发活动难以持续保持领先优势[8]。内部动因因素包括经济性与非经济性因素。经济性动因因素主要是获取创新收益；非经济性动因因素包括构建或进入外部知识网络或联盟、快速进入特定市场等[3]。但现有研究还未能充分明晰开放式创新的内部动因特征。
过程维度下开放式创新特征研究的文献相对比较丰富，研究视角包括组织、知识、价值等方面。Chiaroni等从组织视角提出从封闭式创新到开放式创新范式转变的四个维度：跨组织网络、组织结构、评估过程与知识管理系统，并构建了开放式创新过程的三个阶段：解冻（Unfreezing）、进入（Moving）与制度化（Institutionalizing）[3]。Fetterhoff 和Voelkel则提出了开放式创新过程的五个阶段：寻找机会、评估市场潜力和创造力、招募潜在开发合作伙伴、通过商业化获取价值以及扩展创新供给[9]。如果与创新相关的知识分布于企业外部，那么企业管理者需要制定一个合适的整合机制去识别、确定、获取以及管理外部知识[9]。Wallin和Von Krogh从知识整合的角度提出开放式创新过程的五个阶段：定义创新过程、确定与创新相关的知识、选择一个合适的整合机制、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平衡激励与控制[10]。其中，治理机制包括合作伙伴的选择、价值的评估、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利润分配与损失分担、群体决策机制以及冲突管理[10]。Dahlander 和Gann从价值的角度提出企业可以使用多样化的正式方法（专利、商标、版权保护等）和非正式的方法（领导行业、先行者优势、技术锁定）通过开放式创新过程获取创新价值[3]。这些研究表明了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因素，但未能揭示企业开展开放式创新活动中的过程特征。
从影响维度，已有研究主要从创新绩效、企业绩效、竞争优势等三个方面验证开放式创新对企业产生的影响。Parida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企业绩效提升的正向作用[11]；Lichtenthaler发现了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12]；Chesbrough认为开放式创新式的企业不再依靠蓄积创新资源，而是通过组织间创新资源的交换与创新收益的分享而获取竞争优势[3]。但是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某一方面，未能揭示出开放式创新对企业发展的整体性影响及特征。
3 研究过程
3.1 样本及描述
调查样本来自广东省科技厅认定的28家创新型企业，全部分布于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高新技术制造行业。从所属地区来看，12家企业位于广州，其他企业散布于佛山等珠三角地区以及河源等粤北、粤东地区。从销售规模来看，按照我国工信部的企业划分标准，这些企业为大中型企业，平均销售收入达到57亿元。答卷者主要为公司管理中高层、技术总监、技术负责人、技术项目主管等管理成员，均十分熟悉公司技术创新情况，确保了问卷的信度。
3.2 分析过程
归纳性分析方法是基于定性研究的量化分析方法，通过对质性数据的量化分析归纳出反映素材内容的一些本质又易于计数的特征。本文对资料采用归纳性分析法，采用的软件为Nvivo10。开放式调查问卷主要来源于Chesbrough和Crowther [2]并作一定的修改。调研依托2012年6月广东省创新型企业院线提升计划宣讲培训会议。由于集中培训，每位答卷者均有两天的时间，确保了问卷的高回收率（100%）和效度。
第一步：对资料进行初步识别、筛选与分类。首先剔除了23条无效条目，最终得到了包含520条有效条目的一级条目库。其次，按照内向型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构建二级条目库。其中，涉及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条目396条，涉及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条目124条。分析发现，存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实践的企业仅有5家，其他企业均认为完全不存在相关活动，由此认定基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相关陈述不能严格地按照动因、过程与影响维度进行编码。因此，对外向型开放式
创新的资料仅作一般分析，以下编码过程只针对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第二步：对二级条目库中的条目进行主类别编码。严格按照归纳性分析法的过程，由2位
研究者通读问卷材料，独立对所有条目进行编码。在
第一轮编码时，以本文涉及的主题以及动因、过程和影响3个维度为参考依据，以预设的主类别编码表为基准，对所有陈述进行主类别编码。通过软件分析对比，两人在主类别编码上的一致率为82.7%（即有82.7%的陈述被赋予相同的主类别编码）。两人讨论了不一致的陈述，并研究了产生差异的原因，对于意见不一致的主类别编码及相关条目，由全体成员讨论确定是否进入构念条目库或删除。经过此环节，剔除了28条不适合进一步分析的条目，最终确定了8个主类别编码及368条条目。第三步：进行子类别编码。子类别编码先由2位研究者各自将8个主类别下的陈述归入不同的子类别中。在这一轮编码中，2位研究者的划分一致率达到93.7%。对于不一致的地方，由全体成员共同讨论，最终确定了包括357条条目的子类别。这样，经过3个步骤，本文得到了内向型开放式创新3个维度下的主类别特征要素、特征关键词及相应的条目，如表1所示。
4 研究发现与讨论
4.1 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特征
通过以上的归纳性分析，本文得到了创新型企业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8个主特征要素以及相关的特征关键词。
（1）动因维度。主要包括3个动因要素：技术需求、竞争地位与企业绩效。其中，技术需求是最主要动因，表现为“内部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难以自主开发”等多个方面，且“内部创新能力不足”是主要特征。由于内部研发能力的限制，创新型企业内部既有知识基础难以推进前瞻技术以及突破性产品的研发，需要引进、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弥补研发能力的“短板”。这为Chesbrough 和Crowther关于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对内部研发活动不是一种替代而是互补的结论提供了经验证据[2]。此外，在日趋激烈以及充满不确定性的竞争环境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进外部先进技术并进行产业化、缩短与竞争对手乃至国际领先企业的差距也是创新型企业进行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动因。
（2）过程维度。主要包括4个特征要素：创新途径、知识渠道、过程组织、效果评估。其一，创新途径、知识渠道要素呈现多样化特征。其中，“大学”、“科研院所”、“学术会议”以及“购买外部技术”、“产学研合作”、“企业联合开发”的条目数最多。在内向型开放式创新过程中，创新型企业主要与大学、科研院所等组织合作，获取、购买先进以及前瞻的知识与技术，而与外部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主要限定于跨国领先企业。由于竞争、知识产权等原因，本土企业之间开放式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程度还相对较低。这也为企业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程度较低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2]。其二，过程组织要素呈现规范化特征。绝大部分创新型企业设立了项目管理机构、研究院、产学研合作室等职能部门，设立专门的人员及团队全职负责相关工作，并制定了系统的目标和计划以及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激励机制。其三，效果评估要素呈现出多层次特征。“与核心能力匹配”是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效果评估行为的最普遍特征。为了能够较快地突破关键技术瓶颈、缩短研发周期、快速取得经济效益以及避免产业化失败风险，企业倾向于引进与公司发展规划、技术路线、核心能力相匹配的外部成熟技术。从引进技术的类型来看，大部分企业引进改进技术与全新技术并存。从引进技术的出发点来看，外部技术主要用于提高现有产品绩效。
（3）影响维度。绩效提升特征要素表现出系统性特征，相关关键词包括“促进技术进步”、“提升经济效益”、“开拓市场空间”等多方面。绝大多数企业认为，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绩效提升产生了包括技术、市场、产品、管理乃至公司整体变革等系统性的影响。例如，外部技术引进帮助广电运通公司攻克技术研发难题，对公司技术、市场、管理、团队能力方面均产生了积极影响，对赢得竞争优势产生了显著的作用。
42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特征
从材料分析可知，有5家行业龙头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活动，其他23家企业则认为完全不存在相关行为，表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出售等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活动在企业中不具有普遍性。当企业发展到较大规模阶段时，为了拓宽市场空间，部分行业龙头企业会采取更为灵活与开放的合作策略，通过技术、产品、标准乃至管理经验的输出获取行业影响力、快速商业化途径以及市场空间[13]。分析这5家企业的问卷材料可以发现，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活动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并未建立起健全的管理机制，具有随意性，主要的途径包括：一是转移技术至关联公司，如联塑科技；二是交钥匙工程，如联塑科技；三是专利转让与出售，如美的集团；四是商业模式创新，如达安基因公司，如表2所示。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28家广东省创新型企业的质性数据，首次运用归纳性分析方法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特征进行研究，不仅验证了开放式创新概念在我国本土企业中的适用性，同时也为针对我国企业的开放式创新研究提供了启示与线索。研究结论为：（1）创新型企业普遍存在积极且规范的内向型开放式创新行为，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仅限于部分行业龙头企业且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2）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特征类别可以归纳为动因（技术需求、竞争地位、企业绩效）、过程（创新途径、知识渠道、过程组织、效果评估）与影响（绩效提升）3个维度8个要素。（3）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内部动因具有多样性。多样化的创新途径与知识渠道，规范化的过程组织以及多层次的效果评估机制是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过程特征。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对企业产生了系统性影响，且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最为普遍。（4）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途径包括转移技术至关联公司、交钥匙工程、专利转让与出售、商业模式创新等。
本文具有一定局限性。本文研究的企业为跨行业的大中型创新型企业，还需开展不同外部环境、行业以及规模情景下企业开放式创新特征的研究，以进一步验证结论的普适性。未来可进行大样本调查或针对特定企业开展案例研究。此外，开放式创新是一个多组织参与的乃至跨国界合作的过程，对于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的组织架构特征，提升本土企业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水平以及实现本土企业间双向开放式创新协同等课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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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AI；高中政治教学；融合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新课改理念的推动下，信息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新的教学元素――多媒体的注入，改变了“一块黑板，一本教材，一支粉笔”的传统教育模式，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实现了教育手段的现代化，极大增强了高中政治课堂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然而，多媒体课件在融入高中政治教学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辩证的评价多媒体课件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多媒体课件是指以计算机系统为支撑环境，将文字、声音、图像、图形、视频、动画等元素组合于一体，使多种媒体信息建立逻辑连接，集成一个交互系统的计算机教学软件”[1]。 高中政治课堂借助于多媒体课件开展教学是时展的要求，符合新课改的理念和要求。
1 多媒体课件融入高中政治课堂的优化效能
凭借多样化的展示方式、形象生动的内容呈现、信息承载量大等优点，当代高中政治课堂可以轻松的为学生创设学习情境，更直观、具体的展示教学重难点，更好的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培养能力，升华思想境界，从而使整个教学效果得到提升。
1.1 教学内容形象直观，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高中生求知欲旺盛，会受到外界每一事物的吸引。面对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信息时代，心智仍不成熟的高中生还缺乏对客观事物较为深入的了解和把握，缺乏自身较为完善的道德、价值观念，缺乏较为准确的判断、甄别能力。容易受到表象的诱惑，进而影响自身对生活、对学习、对老师的看法。众所周知，高中政治教学内容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领域，知识宽泛而抽象，再加上传统的教学辅助手段落后，技术缺乏，教师很容易以单纯的理论灌输代替学生的能动学习，种种因素导致社会阅历尚浅的高中生讨厌政治课堂，也给人造成了政治课“假、大、空”的印象。而融入多媒体课件教学手段的高中政治课集图、文、声、像于一体，化枯燥为生动，化抽象为具体，化复杂为简单，具有更强大的表现力，更能吸引教育对象的注意力，调动其学习领悟高中政治理论的主动性，更好的切合了高中生的生理特点。
1.2 内容展示丰富多彩，能够拓宽学生的视野. 以前那种传统的边讲解边板书的模式费时费力，面临着教学内容与课时安排的冲突，往往达不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更加不适应当今时代以及新课改的要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获取信息不再单纯的来自于教师，这也挑战着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权威，于是多媒体课件展示教学内容呼之欲出，多媒体技术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能够在短时间内展示大量的教材内容和课外拓展知识，不仅有助于教学重难点的突破，而且通俗易懂，印象深刻。在多媒体的辅助下，教师可以跨越古今，引经据典广泛搜集信息，无形中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1.3 观点引入潜移默化，便于增强学生对政治理论的认同度.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商业化、泛娱乐化的社会环境中，高中生每天接触着方方面面的消息，甚至有些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作为高中政治教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注意的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防止信仰危机甚至和平演变，防止腐败思潮对政治理论的“稀释”。对于这个问题，列宁的话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他曾说“庸俗化和哗众取宠绝非通俗化，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深入的思考、深入的研究，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的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2]多媒体教学输入输出手段的多样化导致教师角色的转变，当代政治教师的任务就是创设合适的情境，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与探究，从小材料中领悟出大道理，激发学生内心情感，成为一个真正的“四有”新人。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情感―这是道德信念、原则性和精神力量的核心和血肉，没有情感，道德就会变成枯燥无味的东西，只能培养出伪君子。”[3]因此，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要善于调动学生的情感，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达到以情动人的积极效应。
2 多媒体课件融入高中政治课堂的路径创新
针对多媒体课件与高中政治课教学的融合所产生的双重效应，我们应该慎重对待，因势利导，发挥二者融合的最佳效益，提升政治课教学效果。
2.1 整合传统与现代教育手段，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实践证明，多媒体课件并不是唯一、全能的教学手段，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式因材施教，在比较中分析、在分析中鉴别、在鉴别中选择，促进政治教学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为了更好的实现教学目标，教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三贴近”原则。既要遵循思想政治课教育规律，又要注重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选取学生身边常见的案例素材，循序渐进，寓教于乐。（2）重点突出原则。多媒体课件制作是一个材料筛选、逻辑加工的过程，课件展示不是教材内容的原貌呈现，因此，教师要恰当的处理重难点内容的突破，我们要广泛搜集、认真筛选材料；对于简单知识，只需点到即止。倘若眉毛胡子一把抓，容易分散学生注意力，颠倒主次，达不到预期教学效果。在课堂讲解呈现教学内容时，要注意多媒体展示和传统教育方法的交互使用，教师应注重与学生的互动，多用启发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以及讲解式教学等多种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眼、脑、耳、心等各种感官，促进政治理论的理解。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从听觉获得的信息能够一次性识记得只占15%，从视觉获得的信息能够识记的占25%，而两者同时运用就能识记信息量的65%。
2.2 加强教师队伍多媒体操作培训，提升教师素养.多媒体教学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教师自身的素养，一方面，高中多媒体教学开展时间不长，教师缺乏经验积累和信息意识；另一方面，缺乏对教师队伍的常态化培训和激励机制，特别是缺乏多媒体教学的政治专家的专业指导，大部分教师都是自己摸索，教师素质提升水平有限。因此，高中学校应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原则，鼓励教师走出去深造和请专家来校交流指导，想方设法提升教师的多媒体教学水平。
2.3 注重师德修养，塑造教师人格魅力.高中政治教学除了传授专业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教育活动，它是通过教育者对教育对象的品德塑造活动。这种品德塑造活动，以教育形式为手段，同时更以人格感染为手段，且教育形式的效力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教育者的人格形象对其所宣讲的教育内容的印证、实践程度[4]。任何教育内容、规章制度、任何教育辅助工具，不论如何完美，都不可能在教育工作中代替人格的作用，为人师表正是如此。与物化的多媒体课件相比，教师的人格魅力以其真实的特点，发挥着持久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而教师的人格魅力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优秀的教师人格需要具备以下几点：渊博的知识、优秀的品德、身体力行的道德典范、爱护学生的真心以及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园丁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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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种业；趋势；路径；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F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1-5677-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1.060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eed Industry in Beijing City
CHEN Jun-hong1，CHEN Ma-lin1，AN Ran2
（1.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Sciences，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griculture（North）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eijing 100097，China；2.Heilongjiang Bay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Daqing 163319，Heilongjiang，China）
Abstract： Grasping the status and scientifically judging the trend of the se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re important contents of exploring the effective ways to establish the new seed industry system. Beijing seed industry owns the nature of basic， strategyc， knowledge and radiation， so it has the vital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seed industr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eed Capital" and the safeguard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ccording to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e achievem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Beijing seed industrial since 12th Five-Year Plan（2010-2015） were summarized up， and then on basis of judg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odern agricultu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arket circumstances， suggestions for the Beijing se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ere proposed from aspects of deepening mechanism innovation， optimizing the market environment， constructing the breeding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seed industry；trend；path；Beijing city
N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建设种业强国，积极践行“两个率先”（率先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发展要求，需要北京以“种业之都”建设为着力点，加快落实国家关于种业体制改革的精神，继续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种业研发创新中心和世界种业交流服务中心的重要作用。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109号）的颁布实施，以及即将颁布新修订的《种子法》，中国种业发展正处于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作用、创新种业发展体制机制的变革关口[1]，北京市“种业之都”建设也进入了关键时期。为充分掌握北京市种业发展状况及所面临的新形势，采取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座谈会、专家咨询等方式，听取政府各职能部门、各类种业企业、在京科研院校和育种专家意见，以期能认识与评估北京市种业在全国种业发展的核心地位，探询种业发展问题，基于国内外环境变化趋势，提出了推动北京种业发展的建议。
1 北京市种业发展概况
1.1 北京市种业发展的成就
1.1.1 北京市成为全国种业科技创新中心和新品种的摇篮 北京市围绕农作物、畜禽、水产和林果花卉“四大种业”，以小麦、杂交玉米、优势瓜菜、草莓、食用菌、专用马铃薯、种猪、奶牛、蛋种鸡、肉种鸡、种鸭、鲟鱼、观赏鱼、花卉、果品、绿化树种等为16个品种重点，聚集创新资源、推进新品种研发，使北京种业成为全国种业发展的“风向标”和种业科技创新中心。在农作物种业方面，北京市审定品种数量居全国之首。北京市引育农作物新品种数量占全国的20%；京科968成为京郊春播主导品种之一，在东北、华北春玉米主产区十多个省、市（区）大范围和大面积推广；京欣系列西瓜在全国推广达到37万hm2，在华北、华东等保护地西瓜主产区占有率达60%；京麦系列杂交小麦种子还走出国门，在巴基斯坦大面积种植，平均每0.07 hm2增产20%～30%。畜禽种业方面，京红、京粉系列蛋种鸡销往全国31个省（区），占全国市场的50%；拥有全国最多的种奶牛场；优质种公牛冻精占全国市场的35%以上。水产种业方面，北京市是中国鲟鱼和鲑鳟鱼养殖的“摇篮”和重要的繁育基地。2013年底，北京市保有鲟鱼亲鱼总量为7 740组，后备亲鱼10 000组，成为中国鲟鱼种苗供应的主要产地，年可繁育鲟鱼苗种5 000万尾以上。鲟鱼种苗的年产量约占全国产量在60%以上，反季节市场占有率达100%。
1.1.2 北京市成为全国种业企业总部、大中型企业聚集中心 大型种子企业看好北京市的中心辐射作用，逐步将总部搬迁到北京，或在北京市创立种子企业，种业企业实力逐渐增强，北京市已成为大中型企业聚集中心。全国外商投资种子企业有42家，其中北京市10家，国际跨国公司如孟山都、杜邦、先正达等种业总部落户北京[2]。2010-2013年，北京市育繁推种子企业增加1家，即北京屯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其看中北京市科技、文化和经济对全国的辐射优势，将公司总部由山西迁至北京。北京市种业十强企业中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企业有9家，占全国的7.6%，销售额达10亿元以上的企业有1家。并有5家入围“2013年中国种业信用骨干企业”，其中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被评为“中国种业信用明星企业”，在所有省、市（区）中入围企业数量最多。
1.1.3 北京市成为全国种业交流交易中心和权威信息地 北京市不仅进行种子交易，而且是种子市场重要信息汇集和交流场所。北京市连续举办21届全国种子大会，成功举办2014年世界种子大会；2013年种业交易额约60亿元，仅作物种子交易额就达35亿元，占全国交易额的10%以上，进出口额超过全国40%。北京市建立了顺义区和丰台区两大种业交易交流区，搭建了“全国农作物种子信息中心”和“首都现代农业育种服务平台”、建成“10+1+5”农作物品种试验展示网络等，为全国种业提供新品种、专利技术、种业生产投入品、生产加工技术、金融通讯、信息化等服务。种业大会、园艺博览会等活动规模逐渐增大，后续利用程度高，成为提升北京市种业品牌形象的重要载体。
1.2 北京市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2.1 种业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虽然北京市种质资源丰富，但有效利用率仍显不足。其中，农作物种质资源利用率仅为3%～5%，优异种质资源引进力度不大，所收集的作物种质在育种上有突出贡献的少。花卉种苗、种子、种球、高代次畜禽良种对国外品种依赖程度仍较高，地方品种资源保存力度不够，存在种质混杂，遗传性状不稳定等问题[3]。从育种技术上看，北京市种业研究虽从常规育种技术初步迈入依靠生物技术育种阶段，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新品种选育工作中仍存在基因背景狭窄、优异种质资源材料缺乏、种质资源的国内外交流滞后、细胞水平与分子水平育种技术手段不高、对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交叉综合研究重视不够等问题。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种业企业集团育种实验室基础设施和研究设备还不完善。畜牧、水产、林果种业的创新团队力量仍比较薄弱，有影响力的种业科技领军人才和育种攻关团队少。
1.2.2 种业企业经营能力仍需增强 由于政策对种业尤其是育繁推一体化种企的支持，很多企业急于实施整合和扩容业务，加上对市场了解深度不够，过度追求规模扩大和提高产量，致使种业企业产能过剩。2011-2013年，北京市种子企业种子产量上升同时，库存居高不下，甚至达到95.8%。企业库存率居高，加之大宗农产品国内国际价格倒挂，生产、管理、销售方面成本增加，使得企业利润略有下滑。2011-2013年间，北京种业企业销售利润率维持在10%左右。
1.2.3 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还不完善 目前，北京市以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大学为主的育种组织方式仍未有较大改善。大量育种资源和高水平科技人才仍聚集在科研院所，以市场为核心的科研评价和激励机制尚不完善。科研院所和种业企业等相关主体关系较为松散，网络效应不强。围绕产学研创新体系成立的“种业联盟”凝聚力不够，联盟理事长单位的“盟主”作用未能充分发挥[4]，专职管理机构和高素质人才缺乏，联盟在联合公关和技术研发、开展成果转化及产业发展促进、标准制定、品牌建设等方面进展较慢。种业展示基地（园区）建设仍处于政府主导的初级发展阶段，市场导向性不强。
1.2.4 要素约束种业生产布局还需优化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北京市内农作物籽种面积由2010年的0.47万hm2，减少到2013年的0.35万hm2。北京市种业企业用地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种业规模受资源约束性增强。同时，北京市种业生产成本大幅攀升。京郊农产品成本核算点监测数据显示，2013年农产品品种平均工值为81.76元/工日，与2009年相比增幅高达89.7%，r业机械费用占小麦、玉米等大宗作物生产费用的1/3。加之品种单一，产量较低，市内制种基地需要调整生产布局，控制产量，提升质量。而北京市在外埠的农作物制种田已达到了6.11万hm2，但仍存在基础设施、生产技术和设备落后，管理水平较低，繁育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5]。
2 北京市种业发展趋势
2.1 现代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北京市种业建设进入新阶段
2.1.1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对种业发展提出新要求 现代农业是种子的供给者，也是需求者，种业发展既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也受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制约[6]。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农村改革创新，加快农业现代化。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推动农业由高产向高效转变。未来北京种业发展也将进入“追求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新阶段。作为全国种业的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市将继续提高育种创新能力，根据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研制适合机械耕作与收获、抗性强、资源节约、耐储运等多元化品种，将育种新成果、新知识广泛应用于生产实践，生产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2.1.2 北京市种业将全新布局，迈向种业之都新阶段 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北京市种业走过了围绕资源发展的第一阶段后，已进入了围绕价值创造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就是以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北京市建立“全国种业创新中心”和“交易交流中心”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将推进全国种业发展。未来一段时期，北京种业将迈向布局新的商业生态系统第三阶段，也是种业之都、国家种子“硅谷”建设的时期。围绕这一目标，未来北京市种业需要把建设重点放在创造利于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和利于技术企业发展的政策、制度、市场环境方面，强化创新主体之间的密切合作，加快知识和技术的流动。
2.2 生物育种技术持续强势，知识产权成为竞争核心
2.2.1 生物技术将使种业整体发展提速 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竞争首先就是良种的竞争，特别是以基因工程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将改写传统种业的游戏规则，包括打破了作物、品种和地域的隔阂[7]。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将进一步强化良种对一国农业发展及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性。目前北京市种业研发已实现从常规育种向现代育种转变，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分子生物技术的发展日趋成熟，并且在基因组学、组织培养和分子标记等方面的发展也日新月异，生物技术的应用领域从大田作物扩展到蔬菜、花卉、水果、树木等多种不同的作物，农业生物技术产业链基本形成，未来育种研发效率将大大提升，有望推动种业整体提速发展。
2.2.2 种业未来竞争的核心是知识产权竞争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提升产业整体创新能力最重要的一环。现代育种发展的关键即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其涉及植物新品种权、育种专利权、注册商标专用权、商业秘密权等，能否保护好知识产权，不仅关系到民族种业的创新能力，而且关系到种企能否真正成为商业化育种的主体[8]。在种业知识产权竞争中，跨国种业集团已洞察市场先机，充分利用全球的种质资源及自身的研发优势，借助农业知识产权全球布局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未来北京市也必将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大知识产权管理力度，做好受理、审查工作，建立种业科技成果托管平台，加强对育种家的信息服务。
2.3 投入结构与方式变化，推动种业经营模式的转型
2.3.1 多元资本介入推动种业兼并重组和转型升级 种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前期的研发创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没有高强度的资本持续投入很难支撑产业的发展。金融资本的运用成为推进种企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9]。北京市种业已进入用社会资本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种业发展呈现出分化加剧、并购加速、重组加快的新格局。一方面大企业、集团进入种业；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也为种企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现代种业发展基金、农业发展基金、科技金融基金纷纷建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信证券等金融机构对种业都表现出极大兴趣。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板”）的揭牌运营，更为众多中小种企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种业龙头企业已投资数亿元，收购整合了10多家区域性企业，进一步强化了资源整合和种子产业内部各相关环节之间的关联。种子产业与化工、农药、医药、食品、生物、烟草、贸易等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也越来越紧密[10]。
2.3.2 未来种业竞争重点将是全产业链营销服务模式 商业模式运作是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种业的前提。一方面，中国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推动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家庭农场、合作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成为制种主体。这些新型制种经营主体规模壮大和影响力提升，将会有意愿和能力与上游直至种子生产厂商直接对接，经销商零售商对单一生产环节、大客户群的控制力将逐步消失。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将成为推动种企商业服务模式变革的驱动力。在互联网时代，种业品种更新和市场推广速度加快，企业和个人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容易、传播速度快。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营销平台、支付平台、信息平台、管理平台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种业也面临着“跨界打劫”威胁。苏宁、淘宝、顺丰优选等已依托物流优势，纷纷进入农业行列；京东开展送种子下乡活动，农业电商布局浮出水面；联想佳沃构建了以全产业链运营、全球化布局、全程可追溯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水果业务，可见未来企业的竞争，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
2.4 市场决定作用不断增强，促进政府管理方式变革
2.4.1 新《种子法》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决定作用 新《种子法》将推动农作物新品种审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从长期来看，应该从“品种审定制度”向“品种注册制度”转变；从短期来看，中国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对“品种审定制度”将进行完善和补充，减化优良品种的审定程序，缩短审定周期。至于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将会弱化产量指标，强调品种风险性状指标和鉴定。品种的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和审定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将在新品种筛选过程中起更重要作用。
2.4.2 推进种业科研成果权益比例改革试点 当前，中国种业发展存在研发与实际生产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其根源在于传统的种业科研管理体制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建立种业科研成果的公开转化平台，将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公共成果资源的决定性作用[11]。通过建立种业科技成果托管平台，可以让所有创新成果公开进场、公平买卖，所有程序都在阳光下进行，实现权益最大化；可以推动科技资源向企业有序流动，为创新资源在全国、全产业链实现优化配置提供支撑，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最大化；还可以倒逼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通过创新着力解决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加强种业科技人才积极性，落实109号文要求，2014年农业部、科技部、财政部共同印发《关于开展种业科研成果机构与科研人员权益比例试点工作的通知》（农种发〔2014〕4号），决定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水稻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玉米改良中心等4家驻北京的科研单位，开展权益比例试点工作。北京市即将成为权益比例改革的先行地，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激发自主创新活力，推动平台的市场化运作。
关键词：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6月4日
当前局势下，随着国际化步伐的加快，金融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在我国，由于我国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银行业已经进入到营利性的竞争阶段，并且具有了企业化的特征。但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总体状况却是喜忧参半：一方面国内各商业银行规模和竞争实力迅速壮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另一方面部分商业银行在经营中也暴露出诸如竞争实力不强、盈利能力较弱等问题。其中，绩效问题是反映种种状况的一方面评价标准。目前商业银行的绩效水平已经呈现出收敛并且下降的趋势，中国商业银行的绩效体系尚待规范，出现的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绩效管理
（一）绩效管理的含义。绩效管理是基于企业战略的一种管理活动。它是通过对企业战略的建立、目标细分、业绩评价，将绩效评价结果用于各机构的日常管理活动中，用以激励员工改进并最终实现组织战略目标的管理活动。
（二）绩效管理的目的。绩效管理的最终目的在于绩效改进，而不是单纯的绩效评价。各个企业机构根据不同情况和需要所运用的绩效管理系统可能侧重于不同的目的，总结起来，一般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
1、管理目的：组织在管理决策中要使用到绩效管理信息，尤其是绩效评价的信息。绩效管理的管理目的在于对员工的绩效表现给予评价，并给予相应的奖惩以激励员工。绩效管理中绩效评价的结果是企业进行薪资管理等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时的重要依据。
2、战略目的：绩效管理系统将员工的工作活动与组织的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绩效管理为战略目的服务，二者相辅相成。在绩效管理系统的作用下，组织通过提高员工的个人绩效提高组织的整体绩效，从而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在企业中，任何一种举措都必须服务于企业、服从于企业的整体战略规划，这是实现企业总体战略目标的基础。
3、评价目的：在管理中，理应正确地对待每一名员工，这就需要企业公正、公平的对待他们。如果不能对他们的行为、贡献做出精准的测量，就不能给予他们公正的评判，那么企业的有关人力资源决策也就没有了根据，不能做到有的放矢。
4、发展目的：企业经营的不只是产品，还有人。绩效管理应当建立在“共赢”的基础上。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获得利益、发展，那么员工理应获得自我认知、提升和发展。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绩效管理的过程能够让组织发现员工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便对他们进行针对性培训，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完成工作。从员工自身的角度来看，绩效管理就像是摆在员工面前的一面镜子，可以从中加深对自己的认识，通过与他人对比找出自己的优势与劣势，进而进行自我评价，从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实现发展。
二、中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在运作中的经营绩效评价工作仍然局限于成本、利润指标，没有形成科学完整的绩效评价体系，虽然作为金融机构运作，但始终不同于企业经营。我国现存国有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绩效评价上只能在设计指标体系时作为参考。中国商业银行在绩效评价体系上一直存在如下问题：
（一）评价方法落后、评价结果失真。我国现阶段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局限于传统的财务数据考评，评价过程中主要使用静态的财务指标，根据财务报表提供的数据，对基本的指标进行分析。这些基本的指标主要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边际利润率、资产回报率等。在银行资金利用效率方面则缺乏评价，同时在管理层面上，对于银行的非财务因素，诸如员工本身的业务素质、管理水平、技术装备的配合等不够重视，这些容易造成绩效评价的方法落后。而银行管理人员有时处于自身利益考虑会或多或少的干涉银行的绩效评价工作，这就造成了评价结果失真的现象。
（二）绩效评价的结果未能与激励、惩罚接轨。绩效评价的目的有很多种，无论是管理目的、战略目的还是发展目的，都不是只为了评价而去评价。评价的结果可以反映出银行过去的经营活动进展情况，可以对银行的总体战略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对制定的战略可行性进行评价，确认是否需要修改，并且能做出科学的预计。如果评价结束之后不了了之，而没有对相关人员与机构做出不同程度的奖惩，那么在银行的经营管理中做出贡献的人得不到一定的奖励，而对经营过程中对银行绩效没有做出贡献或者做出的贡献小于其职位规定的人员做出惩罚，会使银行的绩效评价工作失去作用。在员工对银行的信任度方面也有一定的损害，降低员工的参与性。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这种对绩效评价结果未进行相应奖惩的现状，长此以往，会使商业银行的绩效产生不进反退的效果。
三、以农商银行和村镇银行为例列举其绩效评价工作体系
以下情况由调研结果显示：
村镇银行的绩效考核由人力资源部组织实施，各部门配合。人力资源部按部门建立考核台账，便于对考核结果的认定和汇总；各部门按单位或个人建立专业考核台账，按月向人力资源部报送考核结果，便于沟通情况，跟踪考核结果整改。考核对象为营业部、支行以及机关全员。
考核方式为：综合绩效考核，实行目标绩效和管理绩效的“百分”考核方式。年终根据考核结果合理确定目标绩效和管理绩效占比。
目标绩效包含的内容：存款（实行双线考核。旬均平均余额和月末余额的分配比例为6∶4）、信贷（信贷营销考核、信贷结构调整考核、到期贷款回收考核、不良贷款占比考核、贷款利息回收考核）。
管理绩效涵盖的方面：负债专业（存款工作、文明服务规范、保险业务）、信贷专业（执行信贷政策规定、执行担保制度按规定权限发放贷款、贷款支付管理按贷款新规执行、贷款操作流程的执行情况、贷款档案管理情况、贷款报表的及时性及准确性、贷款风险管理等）、计划财务专业（基本规定、财务收支、计算机综合系统、会计业务核算、出纳业务及现金管理、重要空白凭证及印章管理、反洗钱培训、考试以及制度执行情况、事后监督管理、银监局、人民银行）、科技信息专业（制度建设与岗位管理、计算机安全管理、设备管理）、综合管理专业（材料上报工作、收发文件工作、固定资产管理工作、防火、防盗抢演练、保安工作职责情况）、人力资源专业（业务培训工作、遵守作息时间、实行干部定期交流制度、干部队伍建设工作、后备干部管理工作、加强员工队伍管理、做好党务工作）、监察审计专业（审计工作、监察工作）。
绩效工资所产生税款由所得者承担。绩效工资由总行监察审计部审计后进行分配。
对比来看，农商银行的绩效评价则分为三部分：综合绩效考评以利润为核心，以效益、资产质量、业务发展及案件防控为重点，包括“目标绩效考评”、“管理绩效考评”及“案件防控绩效考评”三大部分。各部分考核分值相加后得出综合考评得分。目标绩效考评以计划完成情况为核心，设置8项指标，以每名职工计划值为标准值，采用统一计分办法，用以考核评价每名职工综合指标完成情况。管理绩效考评以业务经营管理为核心，设置10项指标，采用统一计分办法，用以考核评价每名职工业务经营管理情况。案件防控绩效考评以增强案件防范和风险控制能力为核心，设置4项内容，采用统一计分办法，用以考核评价各支行案件防范能力。
由此可以看出，村镇银行与农商银行在绩效评价体系方面考察方式与标准基本一致，大同小异，系统完善。但是，还是有可以改进的空间，具体的改进方案可以根据下面的论述做出适当调整。
四、影响中国商业银行绩效的内外部因素
（一）内部因素
1、中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业务单一、缺乏创新，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这个特点尤为显著，来自创新业务的业务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0%左右。金融创新的不足阻碍了商业银行的发展，影响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水平。随着现代金融的深化，科技水平的发展，客户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创新化，创新银行产品及服务种类可以扩大商业银行的收入来源，为商业银行提供新的市场平台，提高核心竞争力。因此，通过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占领新的市场，并优化经营管理方式成为获取利润新的来源。这也是绝大多数外国银行提高绩效的重要途径，金融创新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2、中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具体表现为公司的管理制度和组织制度：管理制度指的是公司的基本章程和管理标准，是保证公司各司其职、有效制衡的基础；组织制度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等各组织结构的分工职责，建立各司其职、有效制衡的运行机制。公司治理能够提升组织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运营效率，实现股东利益和公司利润最大化。
（二）外部因素
1、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有：产品差别化、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规模经济等。中国商业银行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在产品差异化方面，我国商业银行收入来源非常单一，创新产品少，主要依靠传统的贷款等资产的收益。虽然在产品、服务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别，如商业银行客户偏好、信誉问题、营业网点分布范围等，但是由于其职能是相同的，因此总体差别还是很小的。
2、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行为。市场行为由市场结构决定，又反作用于市场结构。可以概括为：政府行为、竞争行为、组织调整行为等。政府行为方面：我国对商业银行的金融管制政策，如近年开展的国家助学贷款方案，在北京、广州等地一些商业银行开展国家助学贷款的不良贷款比率高达20%，这些不良贷款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绩效；在竞争行为方面，各银行具有部分浮动定价权，总体价格水平是由央行制定的，因此这部分权利的缺失导致了市场竞争的弱化，致使部分银行竞争手段扭曲，出现了非正当竞争行为；在组织调整行为方面，主要指企业的合并行为，一般属于横向兼并，在兼并重组过程中，不乏政治色彩。
五、对中国商业银行建立高效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的建议
（一）借鉴国外绩效评价体系的设立方法，“洋为中用”、创建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国外绩效考评以财务指标为主，非财务指标为辅，将评价方法与企业发展战略及企业最终的经营目标相结合。总结起来，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综合平衡记分卡和经济附加值两种评价方法。结合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两种评价方法在中国商业银行业的绩效评价中都存在一定的可行性。可根据发展需要，选取适合的绩效评价方式。
（二）将绩效评估结果与相应的激励惩罚结合起来，以增强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的效力。薪酬是用来衡量员工的绩效的，而绩效必须有激励的良好支持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能者多劳，因此能者多得，这是绩效在薪酬方面的体现。但是，绩效不应该仅与工资或奖金挂钩，激励有利于鼓舞员工的士气、提高员工的素质以及增强组织的凝聚力，所以应该使激励的手段多样化，如员工个人能力的发展、获得职位的提升以及获得公开的精神表扬等，把绩效与薪酬紧密的结合，才能更好地激励员工，更充分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如果激励惩罚不能与绩效评估挂钩，那么绩效评价也就失去了意义。综上，要采用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方法，同时将绩效考评作为员工晋升与获得奖励的主要参考依据，才能激发组织内部人员的积极性，实现商业银行与内部员工的共赢。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泽跃等.高绩效工作体系与提高商业银行竞争态势[J].金融论坛，2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