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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社会责任；披露
一、会计社会责任披露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
（一）会计社会责任披露产生的理论背景
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1819年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成本”的观点，他评价了社会以济贫院和医院的形式承担失业成本的情况，提出雇主应保证工人安全、避免就业间断、负担废物流失及其它“不当节约”所造成的个人或社会的成本。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皮古提出了“外部效应”理论，即某一生产者（消费者）的行动直接影响到另一生产者（消费者）的成本（效用）。1968年，美国会计学者戴维·F·林诺维斯在“社会经济会计”文中首先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概念。会计的社会责任披露，西方一个较为统一的解释是指站在社会的角度，利用会计核算的形式来计量和披露企业中有关社会性质的经济活动及其影响，目的在于指导经济资源的最佳分配，为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提高企业的总体效益。由此看出，社会会计披露产生有着源远流长的理论背景。
（二）社会责任披露产生的现代背景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的重心放在其盈利能力的大小和财务状况的好坏，漠视企业在社会责任（如维护雇员利益、提供就业范围、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保护资源等）的作用和影响方面。在这种一味追求高额利润的的思想指导下，环境污染事故和职工伤亡事故时有发生，社会舆论对企业的这些行为十分不满，人们在关注企业财务状况和盈利水平的同时，越来越重视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企业管理当局在决策时也不能不考虑到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问题。然而，传统财务报告披露的的服务对象局限于企业，内容多涉及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发生的成本费用，很少涉及社会责任方面的内容。人们认识到，一个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消耗的社会资源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应在会计报表中得到体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的企业经营活动给社会、生态、环境和个人权利造成的影响等各项非财务信息是社会责任披露的重点。
二、社会责任披露的现状
（一）国际组织所做出的努力
许多国家组织在确定社会责任披露的内容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主要是针对跨国公司而言。1982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所属的国际会计与报告准则专家小组在《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草案》中，对社会责任披露提出了最广泛的建议，该草案提议跨国公司的财务报告应披露跨国公司组织机构、各主体的经营活动、就业信息、转让价格的政策等非财务信息。另外，还要求披露上述信息时，应充分考虑各公司经营对有关国家、地区的影响。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也建议跨国公司对每一地理区域的职工平均人数进行披露。1999年，联合国讨论通过了《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该公告成为系统完整的国际环境会计与报告指南。
（二）西方国家的做法
法国在社会责任披露最为突出和完整。1977年7月，法国颁布了社会责任披露的一项正式法规，要求企业必须以货币金额反映职工福利措施的实施情况，其中包括职工福利费、专业技术培训费、改善劳动条件支出等项目，拥有30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均须编制“社会资产负债表”，并送交公司劳资协议会、工会代表以及法国劳工部的工作检查员。从1984年起，该报表须展示近3年的数据。其报表有7项内容有：职工人数、工资成本、健康和安全保护、其它工作条件、职工培训、行业联系、住房和交通等生活条件。这7项内容又进一步划分为更具体的指标。
1975年，美国会计学会就提出了社会责任披露的建议和应包含的四项内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业绩信息、人力资源信息、企业社会费用信息、企业活动对社会影响的信息。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已建议企业增加披露环境保护政策和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职业安全、就业管理等部门均要求企业提供某一方面的社会责任数据。
1989年，英国政府公布了绿色经济计划，要求企业必须每年披露所耗费的能源数额，以及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污染物数额。日本通过“环境报告书”披露企业的环境保护成本和经济效果。德国、意大利等国政府亦要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会计数据，主要反映企业消除环境污染而采取的措施。
三、社会责任会计的内容和方式
社会责任披露的内容、程度和方式，各国的政府、企业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提供的信息范围和质量方面大相径庭。绝大部分企业披露的最多和最具体的还是职工方面的情况。
（一）社会责任披露内容
从目前各国报告的实务看，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平等就业情况。（2）环境问题。企业改善生态环境所做出的贡献是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的重要内容。（3）人动情况。包括职工的招聘、培训、工资水平、福利待遇；改善职工的劳动保护条件和工作环境；保证职工职务的稳定性，积极实施提升政策等。（4）参加社会公益事业活动。反映企业公益事业活动的参与。（5）反映产品的性能和安全信息。（6）企业经营准则。（7）企业经营道德。企业大多数选择性的披露某些内容，详细重点都不一样。（二）社会责任披露方式
和社会责任披露内容一样，社会责任披露方式存在着不同的做法。有的企业非常重视，单独编制社会责任报告。有的使用增值表、人力资源流动报告表来披露。有的企业则放到传统的年度财务报表中进行披露，披露的地方也不一致，有的放在财务报表中，有的放在报表注释部分，有的放在文字说明部分。
常见的社会责任披露有一些三种方式：（1）以文字定性的方式表述难以用货币计量和会计方法加以反映的社会责任，如：人员状况、产品性能和质量、防治环境污染所取得的效益等，（2）以定量、货币计量的方式。即用会计的术语、程序和形式，采用货币计量的方式，来报告企业的社会责任。（3）采取折中的方式，即有的以文字定性的方式表述，有的以定量、货币计量的方式。一般而言，大部分企业采用这种折中形式。
四、我国社会责任会计披露的必要性、发展现状和措施
（一）我国社会责任会计披露的必要性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发展的同时，也和国外的企业所曾经经历过的过程一样，在环保、职工健康安全、客户的利益等社会责任方面暴露出很多问题。如污染、矿难、毒粉丝、毒奶粉、特氟龙、苏丹红、石蜡油等事件屡屡曝光。企业应避免一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忽视自身的社会责任，应该兼顾企业职工、消费者、社会公众及国家的利益，履行保护环境、消除污染等社会责任，将企业的经营目标与社会目标统一起来，将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一起担当起来。
（二）我国社会责任会计披露的发展现状
社会责任会计在我国尚属认识与探索阶段，理论界学者的讨论更多聚焦于企业管理和经济效益领域，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讨论并不多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在财务报告中一直处于忽视的地位。政府至今并没有出台有关“社会责任会计”的规范要求。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没有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基本上没有全面实践社会责任会计，少数企业涉及的有关社会责任问题的介绍与披露，也主要是为了应对外界的审查。随着我国加入WTO和推行SA8000体系以来，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企业界和新闻媒体的密切关注。越来越多的认识呼吁企业应该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批露。许多企业也逐渐意识到，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一方面，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更能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和整体形象，是更重要的另一方面。
（三）我国具体推行社会责任披露的措施
基于技术创新与社会责任的内涵分析可以看出,两者都以提升企业综合实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从本质上看,两者是互动联系的.一方面,企业在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时自觉进行技术创新,由原有的被动创新转变为主动创新,使社会责任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源泉.学者Majumdar、Marcus[5]认为,积极主动的社会责任可以积极影响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水平,有助于管理者较好地发挥管理技能,通过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内化管理者能力,实现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如果企业确立了为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社区等履行社会责任的发展战略,就会通过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开发新的技术、生产质优价廉、安全环保的产品,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6].社会责任导向型组织的创新气氛要高于经济导向型组织[7],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有利于企业培育创新氛围[8].同时,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提高企业声誉,改善与股东、顾客、合作伙伴、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增加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促进技术、资金、人才等各类资源的集聚,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9].因此,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技术创新会迎合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使利益相关者更加信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提高企业知名度,推动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10].另一方面,新工艺、新设备以及新的组织生产方式和运行机制的应用可能对人类的行为方式产生负面效应,需要企业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边界,限制和约束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学者Carroll认为,企业要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开展经营活动,在考察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时有一个与众多利益相关者打交道时的“底线”,即企业要以社会责任为基准,限制和规范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企业社会责任会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底线”.毋庸置疑,股东、员工、消费者、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具有矛盾性和复杂性.比如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股东的终极目标,员工却希望拥有一个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消费者则希望企业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加复杂.企业为了既实现经济效益又满足员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可能置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于不顾,利用技术手段,依靠走牺牲环境、消耗资源的捷径,求得片面、短期的经济利益.因此,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的企业技术创新既要以利益相关者需求为源泉,还要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为边界,保障其合法权益.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图2所示的理论模型,即社会责任是技术创新的新源泉,从股东、员工、消费者、合作伙伴以及社区5个向度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社会责任限制和约束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要以股东、员工、消费者、合作伙伴以及社区的利益诉求为边界,进行技术创新.
2企业技术创新的新源泉:基于社会责任维度的思考
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不只关注产品的数量、质量,更要重视与合作伙伴、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关注他们的需求.这就要求企业以更开放的姿态与合作伙伴、消费者、社区进行融合,让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的发展宗旨,提升其对企业的信任度;促使企业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思考、创新,提升产品质量、性能以及附加值[12].因此,社会责任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多经济利益,同时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因此,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应该首先厘清各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这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对此,本文构建了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的企业技术创新多维环境,如图3所示.同时,基于利益相关者需求视角,以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以下简称“吉利集团”)为例,分析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的企业技术创新新来源。
2．1股东向度企业承担对股东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能够保障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稳步提升经济效益,确保资产保值增值;严格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认真听取投资者的反馈意见,及时回应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完善公司治理,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等.股东最关心的问题是企业保持稳定高效的盈利能力,可以为股东提供有吸引力和不断增长的报酬.为了有效回应股东的诉求,吉利集团秉承自主研发、广泛合作,掌握核心技术的研发理念,通过通用化、安全第一、能源多样化3大科研战略,不断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生产成本.除此之外,吉利集团制定了技术领先战略,成立了吉利汽车研究院,集聚技术体系的核心力量,开发了一系列领先技术和产品,提高了企业投资回报率,降低了资金使用风险,减少了生产和经营成本.由此可见,吉利集团通过承担股东责任满足了股东的利益诉求,也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2．2员工向度企业承担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包括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保障员工的劳动权益,建立完善的培训和升职体系等.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人才和创新,而企业人才是企业创新的主要来源.企业承担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不仅能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还能激发员工为企业献身的意愿,激励员工进行技术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人才是吉利集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了充分挖掘员工智慧、激发员工创造热情,使全体员工自主自愿地参与到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去,吉利集团努力为员工提供良好安全的工作环境,保障员工福利、权益与安全健全职业培训制度,为各级员工提供培训机会,以发挥员工的最大潜能,激发员工的创新潜力.通过承担对员工的社会责任,提高了员工的忠诚度,减少了员工的流动率,同时还吸引了更多企业外部优秀人才加入到企业中,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人力保障.
2．3合作伙伴向度企业承担对合作伙伴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公平竞争、遵守契约内容、互利共赢.企业承担对商业伙伴的社会责任,不仅能帮助商业伙伴发展,还能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在与各合作伙伴保持稳定合作的同时,吉利集团努力平衡质量、交货期及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双赢为原则,与合作伙伴共同成长,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承担对合作伙伴的社会责任.为此,吉利集团搭建了新技术应用合作平台,与供应商共同设计产品,达到技术相通;与合作伙伴建立资金纽带关系,保证产品成本合理;保障合作伙伴稳定的配套份额;提高车型供应商共享度,保证多个车型同时配套,提升供应商忠诚度;为合作伙伴提供有条件的金融支持和担保支持;扶持特定零部件企业入驻零部件园区,就近配套,保障产能.吉利集团与合作伙伴结成同呼吸共成长的“命运共同体”,从多方面对合作伙伴进行辅导,建立互动机制,承担了对合作伙伴的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2．4消费者向度企业承担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消费者建立良好的关系.企业为了承担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会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改进,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从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吉利集团基于对行车安全的全方位考虑,以“造最安全的吉利汽车”为目标,制定了安全第一战略,致力于安全理念创新,建立了全方位整车安全解决方案,形成了国内领先的安全管理系统和安全技术.吉利汽车基于承担消费者社会责任的视角,形成了安全集成控制技术、乘员空间设计技术、行人保护技术、儿童保护技术、乘员颈部保护技术、主动安全技术等6项发明专利,满足了消培,厉飞芹: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的企业技术创新向度与边界费者的安全需求,提高了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度和忠诚度,也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2．5社区向度企业承担对社区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与社区之间建立良好的睦邻关系,支持社区建设,保护社区环境.学者Koontz与Weihrich[12]认为,企业必须同其所在的社会环境进行联系,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作出及时反应,成为社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吉利集团除了承担慈善责任,支持社区发展,还通过技术创新保护社区环境.其在制造过程中融入节能环保技术,建立了无害于环境的绿色工厂.为了保护社区环境,吉利重视多方向的新能源技术研发与储备.由吉利集团研发的GSG智能停启技术能让车辆在遇到红灯或者堵车时,发动机自动缓慢停止,有效降低燃料消耗量,减少废弃物排放,起到明显的节能减排效果.综上所述,企业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又进一步激励企业主动承担并履行社会责任,两者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能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使企业与社会共同和谐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3企业技术创新边界:基于社会责任视角
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同时也是技术冒险过程,不加以适当控制的冒险更是一种以人类整体利益为赌注的赌博[13].因此,技术创新过程应该有底线.如果创新出来的技术,没有造福人类,反而危害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么科技创新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因此,企业不仅要通过技术创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还要以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为边界进行技术创新.
3．1股东边界股东作为企业所有者,需要企业能够保障其所有者权益,维护其对企业经营管理进行监督的合法权利,保证企业持续有效运转,保持稳定高效的盈利能力,保证股东的投资可以得到合理回报.因此,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保证股东对企业经营和投资情况的知情权,使企业相关信息透明化,同时还要保障股东的信息和权益不被侵犯.企业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构建新的组织结构,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为股东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但在利用技术创新手段,使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要符合企业经营的各项法律法规和基本的道德底线,不能侵害其它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3．2员工边界随着环境的变化、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信息化、全球化的全面升级,人才对于企业越来越重要.Dechant和Altman[14]发现,企业良好的工作环境有助于吸引更多优秀员工进入企业工作.Cooke和Wills[15]认为,和谐融洽的员工关系使企业具有高度的创造力,充满敌意的员工关系会削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创新热情.企业为员工提供可观的薪酬福利、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公平的竞争升职环境,能提高内部员工的忠诚度,吸引更多外部人才加入企业,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16].因此,员工是企业创新能力的主要来源,企业不能因为技术能力的提高随意缩减人力成本或者进行裁员,特别是对那些作出了贡献的员工.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要承担起对员工的社会责任,才会吸引更多人才,推动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3合作伙伴边界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是市场秩序正常运转的基础,同时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契约经济,只有实现公平竞争、遵守契约才能实现互利共赢.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虽然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市场关系,但这种关系要以公平竞争为前提,不能损害合作伙伴的利益[17].如果企业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恶性竞争,不但会给竞争双方带来损失,而且还会对其它利益相关者带来影响,进而影响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损害社会稳定持续发展[18].同时,企业不能因为自身的发展壮大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随意更换合作伙伴,要本着共同成长、共同发展的原则进行长期合作.企业间可以通过建立技术联盟,实现知识共享、共同开发,承担起对合作伙伴的社会责任,实现互利共赢.
3．4消费者边界企业与消费者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消费者.如果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那么消费者就会愿意购买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从而使企业获取利润,进一步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一方面要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另一方面还要主动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履行对消费者的承诺,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3．5社区边界企业作为社区一员,在享受社区便利条件的同时,也对社区产生着种种影响,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支持、共同发展.企业与社区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是企业发展和社区繁荣的前提.社区需要提供安全、健康、优美的生活环境.因此,企业应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走集约型发展道路,积极开发新能源,创新环保技术.大力生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且节能环保的产品,并加强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改造,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降低对社区的负面影响,促进社区与企业共同发展.同时,企业在利用社区的各类资源进行技术创新时,不能毫无节制,应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由以上分析可知,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进行技术创新的传统价值观已无法满足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应变革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传统技术创新价值观,代之以新的技术创新价值观,即基于社会责任的技术创新价值观.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推动企业的长足发展.
4结语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规制依据规制动因责任分配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
我国现行公司法虽然第一次将公司社会责任载入法律条文,但尚未对其具体内容进行界定。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界定的观点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刘俊海教授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司的社会性、公司的经济力量、明智的公司经营方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公司推动社会权实现的社会义务。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本质上是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对公司的客观要求,是指企业应当守法、“做好自己”及在此基础上对利益相关各方和社会自愿承担道德义务。甘培忠教授以经济学“外部性”理论作为依据,将企业社会责任分层,指出作为一种以国家强力维度为保障的制度设计,负外部性的弥补是企业社会责任在法律强制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与之相对,具有正外部性的企业捐赠、公共设施建设赞助等公益行为则是企业社会责任在道德激励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同时,在讨论公司社会责任时,既要做好责任规制范围的界定。同时需要把握好一个基本原理,即:公司社会责任往往表现为政府、法律、国家对企业的要求,以此作为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媒介;同时,要避免把政府、国家的责任与公司责任相混淆,也不能把社会的要求过度转化为法律、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强制性要求,或者国家、政府、任何团体和个人以社会的名义对企业进行权力干涉或权力的直接摊派。
二、规制依据
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分析可得,公司社会责任规制的依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道德、实体法、自律准则(主要为公司章程)。由于道德的约束性较弱,所以不宜作为规制的直接依据,可作为辅助依据;实体法的直接规定具有刚性的弊端,不能体现公司自治的精神;所以,我认为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规制是合理的选择。一方面能够体现现代公司法的精神、符合公司自治的要求;另一方面,当公司面临责任承担时,既可以直接约束股东,如果股东怠于履行责任或给履行责任造成障碍,可依据《公司法》来赋予章程强制性。我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公司法》的规定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属于法律强制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维度。但该条规定不具有裁判的可操作性,需要明确相关的操作细则,具体包括司法解释、商务部的操作规范等等。
三、规制动因的改进路径
以责任承担的驱动力为标准,可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分为,制度动因、道德动因和利益动因。其中,制度动因主要包括国家或政府对其社会责任的转嫁和政府利用其公权力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摊派。道德动因主要包括突发社会事件的捐赠(如“5.12”地震)和社会公共物品维护费用。利益动因是指企业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对社会所做的投入(把自己的产品投入到社会公共基础的建设,创出品牌,让社会更了解自己的产品,使公司获得无形收益)。在社会需要帮助时,首先应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缴纳税费等);其次企业(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再次,应平衡考虑股东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因此,规制动因的改进路径应当是:在划清公司社会责任和国家、政府的责任的界限及排斥公权力的责任摊派的基础上,以股东利益动因为基本出发点,激励股东承担社会责任动因,实现动因平衡——股东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
四、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分配
鉴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主要指中小民营企业)在资产、技术、等基本经济实力上的悬殊差别和资产来源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不同。公司社会责任的分配也应加以区分。首先,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分配。国有企业在资金、技术乃至政策垄断等等方面都具有绝对的优势。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其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公司法》应当规定国有企业按照其取得收益的一定比例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强化透明度和监督措施。其次,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上市公司对社会的影响度明显强于中小企业,因此上市公司能够凭借其影响力从民众和社会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再者,上市公司占有更多的金融市场资源,耗费了更多的法律资源(现代社会中涉及上市公司的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复杂且繁多)。在《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明确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分配,主要承担其所在社区的公共投入,细化到按季度分配。最后,非上市公司(中小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分配。对于中小企业,发展是第一位的,具体规制为,引导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小范围内培养该群体的社会责任理念,即消费者责任、债权人责任、直接环境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制。而在社会捐赠、道德义务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作出公司的预期规划,根据自身实力承担责任。
注释:
郭秀华,等.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外法学.2008(1).
参考文献:
[1]吴越.公司人格本质与社会责任的三种维度.政法论坛.2007(6).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SA8000国际标准
一、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概念受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外延非常广泛，内涵也越来越丰富，理论界争论了数十年，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越来越多的人推崇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除了要为股东追求利润外，也应该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和受影响于企业行为的各方的利益。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兴起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推广，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是世界范围的共同趋向。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背景
1、国际社会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及理论研究的推动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西方企业已逐渐认识到自身发展和社会的关系，开始了以捐赠的方式回馈社会，并逐步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使得企业传统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更加关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劳动者权益和商业伦理，更多地承担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责任。国际范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开始突破企业各自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形成了履行社会责任的全球契约。第一个用于第三方认证的全球社会责任标准——SA8000也于2001年正式在全球范围实施，虽然这只是一个自愿选择而非强制执行的社会责任标准，但它已经对全球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是社会各个阶层和睦相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的社会。其中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尤其重要。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部分，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着上至政府、下至员工、消费者和社区的和谐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企业对其自身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强调在经营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注重企业活动中人的健康、安全和应该享有的权益，注重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而这些正是和谐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比尔·福特说过：“一个好企业与一个伟大的企业是有区别的：一个好的企业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能为顾客提品和服务，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3、建立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
科学的发展观不同于传统的发展观。传统的发展观偏重于物质财富的主张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简单地把经济主张等同于经济发展，忽视社会的全面进步，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传统发展观使人类经济奇迹发展，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频频出现，给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和弥补的损失。科学的发展观要求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兼顾与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采取“新发展模式”或“新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的“绿色清洁增长”，这是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4、跨国公司对中国出口加工业的社会责任要求
随着欧美等世界贸易大国越来越多地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大量“血汗工厂”的事实被曝光。特别是1993年11月深圳致丽玩具厂火灾事故发生后，海外的劳工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对外资企业在中国违反劳工标准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批评，并成立了“玩具安全生产联合会”，以促使劳工标准在这些企业实施。一些劳工组织和跨国公司还针对中国的劳工问题，制定了专门的“工厂守则”要求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遵守。跨国公司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中国出口企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对常年单纯靠“低成本制胜”的中国企业而言，社会责任及其量化标准，已成为我们得以进入西方市场的新门槛。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1、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国际研究
（1）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当时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是通过企业主支配个人财富的方式来实现，而不以企业作为参与社会责任的主体。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对社会责任的认识持消极的态度，反映在法律层面上，就是对企业使用公司的资金参与社会责任的行为给予限制。
（2）20世纪30至80年代，国际上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命题展开的。企业社会责任古典观的支持者，代表了传统的企业理论观点，认为企业管理者只是受股东委托，惟股东利益是从，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其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
与古典观对立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经济观，他们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第二位目标，而不是第一位目标。企业的第一位目标是保证自身的生存，支持“企业应当履行社会责任”之说。其代表人物包括安德鲁斯、罗宾斯、阿奇B.卡罗尔、格里芬等一大批经济与管理学家们。
（3）产生于1960年代，发展于1980年代以后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是由多个相关利益者所构成的“契约联合体”。认为企业的出资不仅仅来自于股东，而且也来自于企业的雇员、供应商和债权人等。企业已不再是简单的实物资本的“集合物”，而是一种“治理与管理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本质上是各种契约形式的集合。企业的风险不是由股东全部承担，其他的相关利益者也在承担着企业的风险。因此，企业的所有者不能仅仅局限于股东，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是企业的所有人。
（4）21世纪以来基于SA8000标准所做的研究。1997年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了适合于企业实施的SA8000标准，它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制定的，主要内容包括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等9个要素，其核心内容是针对劳工的保护标准，并配套有完善的管理体系的运行模式。
国际上对SA8000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企业实施SA8000标准是否会引起长期利润减少，最典型的研究是2002年美国DePaul大学的CurtisC.Verschoor教授和ElizabethMurphy副教授进行的一项专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的研究。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最佳企业公民”的整体财务状况要远远优于标准普尔500强的其他企业，前者的平均得分要比后者的平均得分高出10个百分点。
实施SA8000标准对企业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所起作用的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人会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衡量企业是否合适的一把尺子，以及决定自己是否留任的标准。至少有一半的学生在发现自己的价值观与所供职的公司发生冲突时，他们会另谋高就。
2、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范围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定义方面和对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对象范围的界定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结果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企业应该向谁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实际中就有可能泛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使社会责任承担超出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造成企业负担过重，持续发展困难的局面。四、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内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大体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早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名的著作是1990年袁家方主编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从纳税、自然资源、能源、环保、消费者等几个方面分析企业社会责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之一是杨瑞龙，他主要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另一代表人物是刘俊海，从法学的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
2000年以来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卢代富的《企业社会择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谭深等的《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编的《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陈宏辉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理论与实证》等。
此外，2000年以来另一个研究热点是围绕SA8000标准展开的。学界对SA8000标准的认识，从企业社会自然成本效益研究起始，逐渐深入到企业道德层面、法律层面和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等丰富的领域，特别是沿海地区，对SA8000标准的研究一直处于前沿地位。我国对SA8000标准的研究主要是致力于SA8000标准本土化，首先，提出本土化过程中的立法支持，完善与SA8000标准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并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劳动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使公司的社会责任运作走上一条法制化的道路；其次，如何提高SA8000标准在我国的实际可操作性，认识到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和考评指标体系。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仅有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于2005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第一个《CSC9000T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标志着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在引导行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行业自律确立可持续发展模式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也提醒我们，在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中，不仅企业和政府要有所作为，也应重视研究以行业协会、工会、消费者协会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这些可以说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中缺乏的方面。
在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考评指标体系的建设方面，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利于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量化考评。我国学界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探索工作，李立清、李燕凌著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一书中，结合SA8000标准设计了相关的考评指标、考评权重和分值对应，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以为建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考评指标体系起一定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立清、李燕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
[2]徐二明、郑平：国际化经营中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3）．
[3]李艳花、凌文轩：世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与实践概述[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1）．
公司法人制度的弊端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利益。由于小股东不能直接从公司中抽走资本，所以小股东只能通过买卖其手中股权或股份进行“用脚投票”。然而，股权或股份的市场价值却可能比实际价值要低。第二，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侵害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传统来说，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主体是股东。不良的公司股东时常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其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司债权人的身份非常复杂，他们可能是职工，也可能是消费者，甚至是当地社区，所以公司法人格否定制度已成为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主体似乎有扩大的趋势，其已从股东延伸至非股东企业。因此，按照滥用主体是属于股东还是非股东来分类，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情况可以被分为两类：第一，股东滥用其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第二，非股东滥用他人法人独立地位。
关于第一类股东滥用其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情况，我国已有学者在上世纪末对此进行过深入探讨。[3]只要股东对债权人存有“不诚实”和“不公平”之情况，法院便会更愿意去“揭开公司法人面纱”（Piercethecorporation’sveil），要求股东承担对公司债权人之责任。[4]只要能够证明股东对公司的运营有控制之情况，则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便可以通过民事侵权法要求股东承担赔偿责任。[5]然而，第二类非股东滥用其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情况比前者要来得复杂得多。传统的“揭开公司法人面纱”只适用于公司股东，对非公司股东显得无能为力，并不能解决第二类的滥用情况。并且，非公司股东大都不直接参与它人公司的日常经营，要求非股东公司对它人公司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承担法律责任，难以找到合理之依据。本文拟对第二类的滥用情况进行深入探讨，希望通过制度的建设让非公司股东对它人公司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负有一定之注意义务（本文把这种义务称之为“间接社会责任”[6]）。当非公司股东违反注意之义务时，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
非股东滥用他人法人独立地位的情形集中表现为，某些企业对他人公司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负有的注意义务的缺失。在美国，越来越多的观点提出，在现代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具有资源优势的大企业往往不管它们所提出的价格或要求是否已偏离合理水平，仍要求其下游的供应商或承包商欣然接受，[7]并以把订单转移到其他商家为挟，迫其就范。而为了生存，供应商和承包商便使用不同方式将其成本外部化至社会或其他处于更弱势之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身上。[8]在我国，类似的情况也存在着。[9]
自我国开放改革以来，有许多跨国企业进入到我国进行投资，而当中有一部分企业来华是为了采购价廉物美的产品或服务的。有些跨国采购商甚至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这些来华的跨国采购商通过订阅买卖合同向我国的供应商采购产品或服务。然而，我国有企业管理者提出，“血汗工厂”往往伴随着，“血汗价格”[10]。他说“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尚未走完视‘生存’为第一需要的艰难历程，本已处在微利线上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不得不采取低工资、长加班等‘血汗’措施去竞揽来自跨国公司的‘血汗价格’下的‘单边主义定单’。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能在美国本土的沃尔马超市里买到比生产国还要便宜的商品主要缘由。”[11]与此同时，我国也有研究报告提出类似观点：“一些国内企业在对外贸易中，过于短视，也因为行为自率组织的缺位，企业以各自利益为中心，竞相压价，形成了恶性竞争的局面，最终导致全行为陷入低价、低利润的悲惨境地。在这种贸易中获得的只是国外客户，而且使其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进一步要求国内企业降价。”[12]尽管以上观点可能掺杂了一些排外的情绪，但毕竟也反映出某些现实情况。
“血汗价格”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血汗条款”可能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2007年11月，香港一非政府组织曾发表一份名为《血汗工厂计算机的制造》（TheManufacturingofSweatshopComputer）的研究报告。[13]其提及某一大型计算机公司在中国的广东之采购情况。该大型计算机公司为了降低其成本以及仓库中的存货数量，它将产品的前置时间（Leadtime）尽是缩短，以获得若干的好处，包括减低因存货带来的折旧成本、更准确地了解到市场的即时需要等。[14]然而，缩短产品前置时间却给下游企业带来沉重的生产压力和成本压力。假设一家制造商依正常生产能力需要至少三天时间才可生产出3000个计算机键盘，而大型计算机公司却突然提出在三天内交付5000个计算机键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下游企业便不得不超时加班，应付客户的突然需要，否则大型计算机公司便会以不配合为由取消或转移所有订单。这种情况对越处于下游的企业越不利，也造成下游企业的职工经常处于更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接受更差的福利待遇。[15]因此，可以从中得知，“血汗工厂”往往与“血汗条款”有脱不开的关系。
从传统民法来说，合同是由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所订立的。订立合同的主体在法律上是处于平等位置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另外一方。[16]根据该原理，采购商或分包商在与供应商或承包商订立买卖合同或承包合同时，双方处于平等位置，任何一方面都是通过各自的意思提出合同条款。然而，这种传统的“平等主体”假设，却似乎不能应付现今的实际情况企业管理者的以上观点与研究报告都表明，在现今商事活动中，企业与企业之间
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大企业经常以其自身的人力资源和资本等多方面的优势把成本转嫁到弱势企业之上，而有部分弱势企业为了生存则通过违法行为再将这些成本转移至处于更弱势之群体身上。按照现有的规定，处于最高处的大企业只是通过买卖合同或承包合同获得劳动成果，而并未直接实施违法行为，也未与劳动者、环境等处于最基层之弱势群体建立任何法律上的直接关系，所以大企业一般不需要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损失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下游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成为所谓的“防火墙”，实际上让大企业规避了某些其应负的责任。这有违“收益”与“责任”对等之正义原则，形成了不公平的情况。这些不公平现象应由法律所规制，要求上游企业向基层弱势群体履行社会法律责任，将企业间接社会责任法制化。
事实上，尽管我国现行立法并未承认这里所提及的企业间接社会责任，但相似处理方法已经体现在部分与《劳动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之中，准确把握现行的规定将有利于构建我国的企业间接社会责任法律制度。
二、我国体现企业间接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
（一）法律中的有关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
我国《劳动法》并不承认自然人为用人单位。[17]更具体地说，如果自然人雇佣他人为其处理事务时，则其与雇员之间存在的不是劳动关系而是雇佣关系。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亦承继了这种原理并把发包方、个人承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三方关系进行更具体的规定。该法第94条规定：“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规定明显将发包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纳入《劳动合同法》调整，等同于劳动关系。然而，该规定仅仅适用于“个人承包经营者”。如果承包经营者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则难以适用。另外，《劳动法》并不适用于买卖合同关系。大企业通过买卖合同向自然人购得商品，该自然人对其雇员实施的违法行为与大企业无关，大企业并不需就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即使大企业在交易中存有恶意，雇员仍无法要求大企业提供赔偿。
（二）司法解释和《工伤保险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12条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经营期间，与发包方和承包方双方或者一方发生劳动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的，应当将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当事人（即共同被告）。这种把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共同被告的做法，实质确认了承包方和发包方对劳动者的损害可能负有连带责任。[18]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言下之意，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的是民事雇佣关系，与《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有所区别。而且，如果雇主具有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则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但是，由于《工伤保险条例》并未规定有过错第三人（如采购商、发包人）对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劳动者的工伤赔偿更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三）地方法规中的有关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
《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39条规定：“建设工程项目发包人可以采取措施督促承包人将工资支付给劳动者本人。建设工程项目发包人或者总承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承包人克扣、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建设行政部门可以决定由发包人或者总承包人先行垫付劳动者工资，先行垫付的工资数额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该条规定，如建设工程项目发包人或者总承包人存有恶意行为，而且在有关行政部门决定之下，则需要与侵权承包商承担连带责任。不过，该条问题在于：第一，恶意行为只局限于“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而并未包括“发包价格低于合理成本价”等其他恶意情况。换句话说，即使分包商在承包合同中约定“血汗条款”，分包商亦不需要对此承当任何法律责任；第二，其只适用于建设工程项目承包关系，其它的法律关系如买卖合同关系并不适用。
（四）对上述法律法规的思考
从字面上看，不管承包人是否具有用人单位资格，《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39条都可以适用。由于该条适用的重点是放在建设工程项目发包人和总承包人身上，所以承包人是否具有用人单位资格，并不影响条文的适用。据此，其指的建设工程项目承包人的范围应比《劳动合同法》第9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指的还要广，也更充分体现了企业间接社会责任。事实上，已有地方法院对总承包人拖欠工资的诉讼采取与《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39条相似的处理方法。[19]即使承包人具备用人资格，劳动者也可以依据一般的民法原理要求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相对于使用《企业破产法》追讨欠薪而言，《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39条在处理工资拖欠方面似乎更有利于劳动者，因为按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优先于职工工资请求权，即只有在有担保物权的债权被清偿以后，被拖欠工资的劳动者才可以获得赔偿。即使《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的做法有违《企业破产法》坚持的基本原则，但在未完善破产保障基金以前，这种做法对保护处于弱势的职工来讲确有其存在价值。
三、构建我国企业间接社会责任法律制度之探讨
工业化和全球化造就了一大批的大型企业。它们已经通过规模经济和优势积累了许多财富，甚至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方。[20]相对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无论在财力上或者在人力资源方面都无法与其相比。在现代竞争激烈之市场中，具有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在与中小企业订立合同的时候，往往处于一个更有利的地位，在议定合同条款方面也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为求生存，小企业只能“接受或拒绝”由大企业提出的合同条款。在合同条款过分苛刻的情况下，小企业也只可以通过经营成本外部化，把经营成本转移到其它处于更弱势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上。加上现代大企业普遍都处于供应链上或分包链上的上游位置，它们在享受工作成果的同时，却并未对此付出相应的对价。这尽显利益的不公平分配，损害了社会正义。
就我国现行法律条文来看，若上游大企业滥用下游企业的法人地位，通过下游企业的侵权行为把经营成本转移至与其无契约关系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上，非股东利益相关者除了可考虑以上法律规范以外的一般还可以通过共同侵权之诉，要求存有过错的上游大企业承担连带责任。不过，以这种方式提讼对于弱势的非股东利益相
关者来讲非常困难和不利。
首先，上游大企业与下游企业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之间并没有契约关系，也没有直接参与侵权行为，而且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上游大企业对他们负有注意义务。[21]如果要认定上游大企业对他们负有注意义务，只能依靠司法裁量权，由法院决定该注意义务存在与否，这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在普通法国家，对注意义务的范围仍没有统一的标准。1997年的McCarthyv．OlinCorporation[22]与1999年的Hamiltonv．AccuTek[23]两案便体现了注意义务范围的不确定性。在McCarthyv．OlinCorporation一案，法院认为，要求军火制造商预防军火产品不为犯罪所有，军火产品将因无限制责任而被迫远离市场，故判决军火制造商对于被射杀的被害人不具注意义务；相反，在Hamiltonv．AccuTek一案，法院则认为，手枪制造商因行销策略不当，对于“可预期”的被害人，具有注意义务，需对损害结果负责。两案的案情同时关于军火制造商应否对第三人的行为负责，却有迥然不同的结果，足见注意义务是否存在，难以认定，具体要以法政策的考量为审判依据。[24]
其次，这种诉讼属于一般的民事诉讼，适用一般的民事原则。下游企业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对他们的主张需负有举证义务。由于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之间并没有契约关系，也没能直接参与侵权行为，所以对处于弱势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来说，为其主张举证，难免遇有困难。
笔者认为，由于现行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之不足，必须建立新的法律制度，要求存有过错的上游企业履行间接社会责任，促使其对下游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进行监督。在这方面，美国加州议会在1999年通过的《议会法案第633号》[25]（AssemblyBill633，以下简称AB633）可资考。
（—）明确规定上游企业对处于基层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负有注意义务
现行法律对此类非股东利益相关者负有注意义务的适用范围过窄，买卖合同关系和承包方具有用人单位资格的分承包关系都不包括在内。就算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可以考虑以基础的民法原理对上游企业提起共同侵权之诉，也要受制于注意义务不确定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姑且不考虑可否胜诉，即使是法院是否受理，也是一个疑问。因此，必须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上游企业对处于基层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负有注意义务。AB633中便规定处于上游的服装分包商或采购商对基层职工获得最低工资和加班工资情况负有注意之义务。[26]然而，该规定亦有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其只适用“获得最低工资和加班工资情况”，对其它情况并未有约束力。其实，上游企业的“血汗条款”不仅影响企业的支付工资能力，还影响到其履行债务、参与环保活动等履行社会责任的。因此，企业间接责任法制化不应只体现在劳工责任，还可扩散至环境责任、债权人责任等社会责任。故应按照社会的实际需要，对《环境保护法》、《破产法》等法律做出相应的修改。第二，该规定只局限于服装行业，对其它行为并不具任何的约束力。正如前文所说，上游大企业滥用下游企业法人地位侵害与其无直接关系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是一个普遍现象，故其应有扩张适用之必要。不过，现代的商业环境非常复杂，强制要求上游企业督促其商业伙伴或与其有间接关系的下游企业的所有社会责任所为，似乎并不合适，因为毕竟它们各自是独立主体，有其自主经营的自由。就如OECD所言：“现认识到的是，企业家影响商业伙伴行为的能力受制于许多实际的限制。其受限制的程度取决于行业、企业和产品的特征……供应链的架构和复杂性，以及企业相对于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所处的市场位置。”[27]因此，必须按照以上的实际限制因素，在设计具体义务时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注意义务应设定于企业可控制范围之内
基于现代商业环境的复杂性和企业法人之间的独立性，故不宜直接规定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有监督义务，但到底应课以什么样的义务？AB633第2673．1．（e）款规定，存有恶意的“工资发放保证人”（Guarantor）应对职工的损失按其应负责的份额承担共同责任。所谓恶意包括但不限于：第一，不给付或不合理地拖延支付应付给合同相对方的款项；第二，知悉或应当知悉其所给付的订单价格已不足以保证合同相对方职工的最低工资和加班费，还不合理地要求合同相对方降低价格；第三，提出“轻佻的辩护”（Frivolousdefenses）；第四，不合理地拖延以及阻碍劳工委员会进行调查。[28]考量以上的恶意情形，结合我国的实际，可以抽象出以下注意义务：第一，及时支付应付给合同相对方的款项；第二，确保给付的订单价格（或发包价格）等合同条款足以保证合同相对方能支付职工工资、环保经费等基本经营费用；第三，协助或不得阻碍劳动管理部门进行调查；第四，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若上游企业违反以上注意义务，应被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9]
这里须强调的是，以上列举的注意义务都是视企业的自身情况，其在企业的控制范围之内，并未超出企业的实际履行能力。故不需担心复杂的商业环境会影响企业的履行能力。然而，可以预见，为了降低诉讼风险，大型企业将通过采取严格选择合适的下游企业、监察下游企业的不当行为、协助改善下游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等措施，证明自己在事件中未存有过错。采购商为了自得利益一方面会通过订单的吸引力鼓励供应商改善社会责任表现，而另一方面会通过取消订单对屡教不改的企业给予惩罚。
（三）应作出除外规定
在分承包关系中，上游分包商相对于下游承包商一般处于强势，[30]而前者的盈利水平亦一般比后者高。[31]在前者享有后者的工伤成果的同时，要求前者对后者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实不为过。鉴于此，不应对分承包关系作出除外规定。但买卖合同关系就有不同。在现实生活中，买方的实力并不一定比卖方强，如消费者和小卖店作为买方经营处于弱势。故若强制采购商，履行间接社会责任，则需要做出除外规定，所有消费关系及小企业应被剔除。事实上，这样的规定还可确保被规制的企业有足够的履行能力。
（四）举证责任和责任形态应设定为推定过错的共同责任
由于上述的注意义务牵涉企业的内部经营运作，要求处于弱势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就其主张举证，实过于苛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AB633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即服装分包商或采购商就其对该损害结果不存有恶意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当分包商（或供应商）收到由劳工委员会发出的“著令携带出庭作证的传召出令状”（Subpoenaducestecum）时，应在10个工作日之内把工资表、考勤表等书面记录寄回劳工委员会予以进一步调查，[32]否则便可能被认定存有恶意。然后，由劳工委员会按照它们在生产商中所占的生产比例，确定“工资发放保证人”应保证的工资支付份额。[33]除非分包商（或供应商）能够提供明确的、具说服力的、可靠的书面证据作反证，否则职工的主张和劳工委员会的评估应被视为有效。
[34]
虽然我国学者认为，在分承包关系中应根据实际用工情况适用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35]但因为前者过于宽松，难以制止这些不公平情况，而后者则过于严格，对善意分包商不公，亦无助于鼓励分包商监督承包商的行为，[36]故建议可参考AB633的以上规定，在分承包关系和买卖合同关系中，把举证责任和民事责任形态设定为推定过错的共同责任，并以其获得的违法所得或其占下游企业营业额百分比为限要求其承担责任，两者之间取高者。另外，由于判定有没有违反注意义务牵涉到许多调查工作，故应要求上游企业在一定时间内向行政机关提供证据，由行政机关核实具体情况。若上游企业故意提供虚假证据，应视为存有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应规定缴纳行政费用以及提供保证金
由于行政机关介入将导致行政费用的增加，故建议法律要求受监管的企业在办理年审登记时，缴纳一笔款项，用以维持行政机关的日常支出。对屡犯的企业，收取额外的保证金以防侵权行为再次发生。而这对其它守法的企业来讲亦算公平。
摘要: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滥用已有从股东延伸至非股东企业的趋势，某些企业对他人公司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负有的注意义务（即“企业间接社会责任”）的缺失日益严重。其情形集中体现为，上游大企业以其自身的人力资源和资本等多方面的优势滥用下游企业的法人地位，通过下游企业的侵权行为把经营成本转移至与其无契约关系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上。这种做法有违“收益”与“责任”对等之正义原则。在我国，虽然现行立法并未承认“企业间接社会责任”，但相似处理方法已体现在部分与《劳动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之中，只是相关立法在适用主体、适用范围、义务设定及救济方式上仍有不足之处，可参考美国的相关立法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进。
关键词:间接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法；法人制度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条。
[2]SeeMargaretM．Blair，LockinginCapital：WhatCorporateLawAchieveforBusinessOrganizersintheNineteenthCentury，2003，pp．387—455；MargaretM．Blair，LynnA．Stout，aTeamproductionTheoryofCorporateLaw，VirginiaLawReview，Vol．85，1999，pp．247—328．
[3]参见朱慈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本世纪关于社会责任的法人人格否定案例，参见Kaysv．Schregardus，138OhioApp．3d255（2000）。须强调的是，美国部分州法院并非轻易地“揭开公司法人面纱”在美国伊利诺州，相关案例反映法院似乎不太愿意将工伤赔偿责任归责于股东或公司经理。
[5]SeeCarolaGlinski，CorporateCodesofConduct，intheNewCorporateAccountability—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theLaw，UnitedKingdo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7，pp．141—146．
[6]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里所提及的责任应该属于“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之间接责任”。但为求简洁，故在此使用“间接社会责任”这一概念。
[7]SeeDoreenMcBarnet，MarinaKurkchiyan，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throughContractualControlGlobalSupplyChinasand‘Other—regulations’，intheNewCorporateAccountability—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theLaw，unitedkingdom：CambridgeUmiversityPress，2007，p．86．
[8]私人采购商与供应商之间和发包商与承包商之间的关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采购商与供应商之间存在的是商品或服务买卖关系，而分包商与承包商之间存在的是工程或业务项目的发承包关系。
[9]王全兴、黄昆：《外包用工的规避倾向与劳动立法的反规避对策》，原载《中州学刊》，转载《经济法学、劳动法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8年第5期；林峻：《单边贸易主意与“血汗价格”》，《国际商报》，2005年11月16日第1版。
[10][11]林峻：《单边贸易主意与“血汗价格”》，载《国际商报》，2005年11月16日第1版。关于该观点的更详细叙述，参见林峻：《准来反“血汗价格”？—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之反“血汗工厂”的思考》，《中国劳工研究通讯》第2005年6月第13期。
[12]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珠三角企业社会责任案例研究报告》，2005年，第26页。
[13][14][15]SeestudentandScholarsAgainstCorporateMisbehavior（SACOM），theManufacturingofSweatshopComputer，athttp：//www．sacom．hk/html/uplads/Dell％20Report％202007％20engliskdoc（May162008）．
[16]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3页。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其将自然人排除在用人单位范围之外。
[18]参见张风翔：《连带责任的司法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19]为了要回自己应得的工资，在北京地铁5号线14号合同段项目施工的258名农民工，一纸诉状将承包人临沂坎源建筑有限公司及发包人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告上法院，二被告拖欠劳务费。6月20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被告临沂坎源建筑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原告258人所欠工资，被告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参见张笑竹（中国法院网），《258名农民工为薪资状告北京市政集团胜诉》，载《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pulilc/detail．phpid，2008年6月29日访问。
[20]SeeSarahAndeson，JohnCavanagh，Top200：theRiseofCorporateGlobalpower，Washington：InstituteofPolicyStudies，2000，p．3．
[21]关于注意义务的论述，参见陈聪富：《侵权规责原则与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页。
[22]1129F．3d148（1997）．参见前陈聪富书，第16页。
[23][24]62F．Supp．2d802（E．D．N．Y．1999）参见前引陈聪富书，第16页、第17页。
[25]在1999年9月美国加州议会通过了AB633，其修改了劳动法典（LaborCode）中原有的六个条文的同时，额外增加了两个条文，希望借此解决当初的法规对上游企业滥用下游企业法人地位不公平行为束手无策的状况，以此提高对服装行业基础职工的保护。AB633共有六个条文，但规定却非常细致。
[26]SeeSection2673．1．（a）oftheLaborCodeofCalifornia．
[27]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theOECDGuidelinesforMultinationalEnterprises，France：OECDPublicationService，2000，p．45．
[28]SeeSection2673．1．（e）oftheLaborCode．
[29]企业法人制度有其实际意义，故不可随意否定企业法人人格。况且企业法人人格的否定，还会影响到善意股东之利益。因此，这里主张违反注意义务之行为只能被设定为共同侵权。
[30][31][35]王全兴、黄昆：《外包用工的规避倾向与劳动立法的反规避对策》，原载《中州学刊》，转载于《经济法学、劳动法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8年第5期。
[32]SeeSection2673．1．（d）（1）oftheLaborCodeofCalifornia．
[33]SeeSection2673．1．（b）oftheLaborCodeofCalifornia；SeeSection2673．1．（d）（3）oftheLaborCodeofCalifornia．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CSR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企业的社会功能和形象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企业经营者们已经开始对企业进行全方位的重新定义，他们认为，企业作为在自由协议基础上组成的独立实体，它在具有法人资格的同时也具有“道德人格”；或者说企业除了关心利润的最大化，还要承担某些道德方面的社会责任。英国《经济学家》信息部（EconomistInteligenceUnit）近期的一份调查显示，550名美国高级管理人员中的74％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利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探讨。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
企业社会责任（Coope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最早由OliverSheldon(1924)提出，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其经营者曼泽企业内外各类人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内含有道德因素。
维翰尼认为:企业社会指具有的那种超出其业主或者股东狭隘责任观念之外的替整个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
霍华德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府靠拢、做出相应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
McGuire(1963)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仅有经济性及法律性责任，还应对社会尽一些其他的责任。
综上所述，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争取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社会的需要和各种社会问题，为维护国家、社会和人类的利益，所应该履行的义务。企业不仅要对自己的经营业绩负责，更要对国家、社会及消费者等群体利益负责，应把企业的经营目标与社会的发展目标很好地结合起来。
二、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首先，企业应该承担并履行好经济责任，经济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石。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分析，可以从效率和非效率两种视角去看。企业生存于技术和制度两种不同的环境之中，二者对企业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技术环境的影响下，效率好的企业能获得较高的回报，并保持较好的可持续经营发展。因此，从技术环境出发的效率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综合包含了销售收入、净利润等经济指标，也就是企业的经济责任，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最核心、最基础的层面，没有经济责任作为基石，企业社会责任这个金字塔便只能是空中楼阁。
其次，企业在遵纪守法方面作出表率，遵守所有的法律、法规，包括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法和劳动保护法。完成所有的合同义务，带头诚信经营，合法经营，承兑保修允诺。带动企业的雇员、企业所在的社区等共同遵纪守法，共建法治社会。
第三，伦理责任是社会对企业的期望，企业应努力使社会不遭受自己的运营活动、产品及服务的消极影响。加速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大力发展绿色企业，增大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为环境保护和社会安定尽职尽责。
最后，是企业的慈善责任。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展直接关系人民的最直接利益，也直接决定着社会安定与否，和谐与否。很多地方在发展社会事业上投资不足或无力投资，这就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本，企业应充分发挥资本优势，为发展社会事业，为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公民而对外捐助。支援社区教育、支持健康、人文关怀、文化与艺术、城市建设等项目的发展，帮助社区改善公共环境，自愿为社区工作。
三、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现状
中国主要有三种类型的企业，即国有企业、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和民营企业。南方周末对这三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分别排出了前100位企业。通过对榜单的比较分析，发现三类上榜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存在一些巨大差异。
第一，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在环保方面更为规范，国有企业对环保重视不足，民营企业介于二者之间；第二，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存在严重的产品安全和质量问题；第三，三类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安全和职业卫生都重视不够，民营企业最为突出；第四，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比世界500强在华企业更多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捐赠；第五，国有企业对中国的税收和就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第六，民营企业创新不足，国有企业积极创新。四、关于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建议
1.提高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认识。2007年财富500强公司中CSR（CooperateSocialResponsibility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比例亦从一年前的52％上升到67％。为什么公司应当披露CSR信息？最基本原因在于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关注于此。典型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社区团体、雇员、股东、政府部门和监管者、非政府组织（与社会或环境问题有关）、工会、客户、消费者、商业伙伴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是高级管理层的决策，也是共同协作的结果。良好的CSR信息披露可以让公司获益，糟糕的或是无效的报告则会构成风险；CSR报告有助于企业开拓市场、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CSR报告使得企业系统地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管理（如事故和伤害，各类废物总量和排放方式等）。CSR报告已不再是一个选择性的奢侈品。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都非常关注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好的报告（开放、坦诚、提供成功,以及失败的CSR信息）对生意会有帮助，而做得不好（如做成简单的公关策略的一部分）则会适得其反。
不可否认，企业对于CSR报告的态度仍有“知行不一”的地方，这从其CSR报告的驱动因素上就可以看出来。某商业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项目调查”就显示“驱动中国企业CSR报告的最核心因素是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在调研中也发现，CSR报告多由公司公共关系部门出具，主要用于对外宣传和平抚舆论，真正上升到战略监测、决策依据高度的则凤毛麟角；由于缺乏独立第三方审核机制，大部分企业都是报喜不报忧，真正的利益相关人群则反应平平，事实上并未起到预期的宣传效果。
2.正确看待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人们都认为社会责任行为会降低企业的经济绩效。责任对企业的社会绩效即企业的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加的意义是肯定的，但对经济效益的价值却容易引起争议。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经济绩效的评价存在着方法方面的问题。人们一般用短期的财务绩效作为衡量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标尺，而社会责任对企业利润的冲击要许多年后才见效。斯蒂芬通过统计调查证明．在社会责任和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着某些正相关关系。履行社会责任为公司提供的利益．足以补偿其付出的成本。这些利益包括良好的企业形象，目标明确和更讲究奉献的员工队伍．政府更多的支持等等。正是如此。一个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明显降低了其长期的经济绩效。对现代中国企业来说，唤起社会责任的意识，建立起自觉的社会责任理念，并形成积极有效的社会责任的行为，是最为紧迫的事。
3.三类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上面应该有统一的认识与行动，因为社会责任是全社会的事情，每一个企业都应该共同遵守，而不是有所偏重的去承担片面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文东伟: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选结果分析[N].南方周末，2008-12-18
一、法官社会责任的含义
法官的社会责任是指，法官作为司法权运行的主体，因其行为决定着司法权实际运行的效果，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以机械地适用法律、表面地解决纠纷作为自己的职业目的，而应重视自己的审判行为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后果，最大限度地通过适当的审判行为增进社会经济利益、道德利益等社会利益，并充分发挥裁判的行为指引作用的责任。它是法官职位或者职能的本质要求。“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3]法律职业（法官）是指“一群人从事一种有学问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着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4]
在刑事审判、行政审判中自然也存在着法官的社会责任，但体现最突出、作用最显著的是在民事审判中。因为在三大诉讼中，民事审判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运用范围最为广泛、宽松的诉讼活动。在刑事审判中，由于涉及剥夺公民的自由、生命等重大法益，必须恪守“罪刑法定原则”，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幅度要比民事审判中小得多；在行政审判中，由于一般只涉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合法依据的判断，法官发挥自由裁量权的余地也要比在民事审判中小得多。立法的稳定性和社会情势的易变性之间的矛盾无法彻底解决，这就造成了法律不适时宜的滞后性，这一现象在以社会经济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民商法领域非常普遍，在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当今中国显得更为突出。我国的民事法官时常面临这样的困境：严格执行落后或存在漏洞的法律，无法面对原告的眼泪，而如果无视法律任性而为，作为一个法官又无处归依。这时就迫切需要民事法官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充分认识判决可能发生的经济效应、政策效应、道德效应，智慧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积极、适度地拓展裁判的功能，在立法不能触及的领域通过裁判充分地发挥对社会的调控和整合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实现对社会的责任。因此，笔者就从民事审判的视野对法官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考察。
法官在社会中担当着特定的社会角色，其主要职责就是依据法律规定对特定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确认、分配和调整，通过解决纠纷有效地维护法的价值。而法的价值是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主流价值观念的反映，维护法的价值就是维护社会生活中的主流价值观念。我们知道，法律观念对于司法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法官必须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充分认识和理解并随时准备承担自身的判断可能带来的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对司法的目的和法官的职责应作以下理解：司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纠纷，更是为了通过解决纠纷来维护法律所宣示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法院所面临的任务是适用法律，而终极目的则在于针对社会的需求提供其所需的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要对纠纷所涉及的经济、道德、政治因素给予必要的关注，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社会整体道德情感、以及公共政策等方面发现社会的基本需求，在求得司法形式合理性的同时，对司法判断的社会效果给予应有的关注，从而克服形式合理性所带来的局限性，回应社会生活的真正需求，实现司法的终极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法官的社会责任”与“办案的社会效果”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微妙的不同。办案的社会效果是指通过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和裁判，获取的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其的评价和认可程度。它要求法官摒弃孤立办案、就案办案的片面意识，通过对案件的审判，达到宣传法律、弘扬法制、消除矛盾、促进稳定的目的。[5]两个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考察的角度、层次不同。“社会效果”以社会评价为出发点，着重公众对个案效果的评价，并未上升到法官职位本身要求的层面；而“法官的社会责任”则从法官的义务角度立论，将社会责任的承担上升到法官本职要求的层次，是其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职责，未能承担应负的社会责任的法官就是不称职的。质言之，“社会效果”通常是通过社会舆论、行政干预等外部压力对法官发挥作用的，有为“以权压法”、行政干预司法等做法大开方便之门的危险；而“法官的社会责任”着重考察法官对所有案件或者某一类案件进行处理时的心理状态及其在社会上产生的公示作用，求诸于法官的内心而不是借助外力的挤压，层次要高于“办案的社会效果”，避免了为外力不当干预司法提供冠冕堂皇的说辞。
第二，内涵宽窄不同。“社会效果”比“法官的社会责任”包含的内容更宽，它包括法官在裁判活动之外进行的宣传、教育活动等在内；而“法官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法官在裁判时所要秉承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指导思想，强调对判决的经济、政治、道德等方面作用的追求，严格来讲并不包括社会宣传等活动。换言之，进行法制宣传等严格上讲不应属于法官的职责范围，法官的职责就是办案，并通过办案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只是基于当前中国民众法制水平较低的现状，使得法官不得不进行一些额外的工作。可见，相对“社会效果”非常宽泛的内涵而言，“法官的社会责任”的内涵则是法官职位本身所决定的，是法官审判工作的本质要求。
当然，二者也存在一定的重合或相同之处，如都包含了司法对社会的推动、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认同这种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将“办案的社会效果”作为与“法律效果”相对应的概念使用，给人如下一种错觉，即：社会效果是一种与法律效果并列的、对立的评价体系，换言之，好像社会效果是一种可以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独立的评价体系。[6]同时，“社会效果”对外在监督、外在评价的过分借重，客观上使其容易成为外力不当干预司法的借口。而“法官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直接从法官的义务、职责角度出发讨论问题，求诸法官的内心而不是外力对法官的挤压，避免了前述不足。笔者认为，我们所追求的办案的社会效果，应当是法律本身所蕴涵的社会价值，而不应当在法律效果之外另行建立独立的社会效果评价体系；我们的法治，更应强调和亟需树立的是对法律、法院、法官的信心，而不是对它们的怀疑。因此，“法官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更为科学的提法。
二、民事审判中强调法官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对国外有关法官社会责任理解的考察
通过对国外一些学者有关论述的考察，笔者发现他们大多也强调，一个优秀的法官，尤其是民事法官，应当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而不仅仅是纯粹地解决纠纷。以波斯纳（Posner）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任何一项司法决定，甚至任何一个个案的判决，不仅直接决定着资源的分配，而且也决定着相关的经济活动的走向和轨迹，法官应从经济目标与功利中寻求自己的基点，超越法律。美国学者科斯（Coase）曾指出：法院的法律判决，“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着各种资源如何利用。”“法院直接影响着经济行为。因此，看来法院得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7]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Badehaimer）更是把法官比作“社会医生”，认为“如果法律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和维护社会机体的健康，从而使人民过上有价值的活跃的生活，那么就必须把法律工作者视为‘社会医生’，其服务工作应当有益于法律最终目标的实现”。“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方法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8]
从国外学者对法官社会责任的前述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任何国家的法律都要体现一定的社会职能，法官均要进行价值评价，且其价值评价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导向作用，判断过程与结论必须获得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才能使纠纷得到圆满的解决。法官的价值判断是一种负载司法机关社会职能的、具有公众指引效应的评价活动。国外的法学家们认识到，司法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对社会关系进行有效的调整，不注意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就难以实现法律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严守法律和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矛盾，是否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本身就是评价法官执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法官不能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有形的法律规则中，而必须深刻领悟法律规则背后所蕴涵的法律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把握社会生活的态势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获得社会的公众认同。
（二）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考察
1、强调司法的社会责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色
司法对伦理道德的密切关怀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突出特征。中国古代司法官吏大多由行政官员兼任，受到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官员们一直将裁判的教化作用作为行动的指南，在司法裁决中注重道德说教，强调裁判的社会教化效果。由于“礼法不分”，因而受到成文法律的牵制较小，清官们往往可以别出心裁、最大限度地为百姓解决纠纷，极力维护裁判的公正性。笔者随便一找，就发现古代官吏在裁判时秉承社会责任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包拯、海瑞到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状王宋世杰》中以罚丈夫做百担面条的方式促成夫妻和好而解决离婚案的县令，他们都往往以其充满智慧的裁判获得了百姓的好评，实现了司法的社会教化作用。这种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使得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力量。
2、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必然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官的司法权是人民赋予的，司法的人民性决定了我国的司法更应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法官所作出的判决应该与法治以及该理想所要求的一切相互协调一致”，[9]“司法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搞清楚文字的含义是什么，而在于判定什么样的决定是比较好的，是社会可以接受的”。[10]人民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法治更需要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这是在司法领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律从民众中来，更应通过司法回到民众中去，满足社会的需要。但实践中，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法律手段的有限性、转轨时期利益冲突的复杂性等原因，有时法官虽然查清了事实，适用法律也正确，在形式上做到了司法公正，但是裁判的社会效果却并不好。这说明，机械地适用法律，并不能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只有在依法办事的基础上，在自由裁量权的限度内充分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才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3、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司法为民”的内在要求
2003年8月，最高院提出了“司法为民”的审判工作理念。司法为民，意味着法官办案要以民为本，为人民谋便利。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司法为民”宗旨的重要内容。有人认为，“司法为民”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要“获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其的评价和认可程度”，无疑是要法官以不确定的群体、不确定的意见、不确定的评价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其危害性可想而知。[11]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注重裁判的公众认同并不是要根据不确定的群体、不确定的意见、不确定的评价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由于职业、教育背景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念难免存在差异。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主流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法律也是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制定的，是主流价值观念的反映。以适用法律为任务的司法活动自然也应以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为指导，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放眼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让裁判符合他们的利益，这就是社会效果良好的司法活动。
第二，司法推理不能脱离于公众的一般逻辑和道德情感。司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技术方面，二是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的层面。依照杨仁寿先生的理解，法律技术方面，应以法律家的立场为之，而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方面，则宜以一“外行人”的立场为之，始能切合社会需要。[12]这里的“外行人”，即指一般大众。司法推理与公众一般逻辑和道德情感之间确实不能完全等同，但二者的过于脱离也绝对不能说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取向。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就陷入了法官越专业就越自以为是、民众越不懂就越不信任司法的困境，[13]司法改革难以为续。外国同行们也早已注意到，“在民”原则下的司法权在不断走向异化，即专业化使得职业法官与大众之间产生了一道屏障，话语难以沟通，甚至屡遭民间讥讽和戏谑。
针对这种情况，波斯纳提出，“何以防止法律专家成为一个职业的特权等级，防止他们的目的与社会需要和公众所理解的目的有巨大的不同？换言之，何以保持法律既通人情，却又不过分人情化、个人化、主观化和反复无常？”[14]这种司法与民众疏离的现象在我国大陆地区也日趋严重。我们应当汲取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教训，在现阶段就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好法官职业化与大众逻辑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长期浸润在注重人情的文化土壤中，大众从心理上是排斥不近人情的法律的。我们之所以提出“司法为民”、“法官的社会责任”这类理念，就是意在缓和法官职业化与大众逻辑之间的矛盾。因为法官的思维过分地脱离社会，会降低其对社会生活的职业敏感性，易遭到社会成员的反感而不是认同。质言之，司法不是“阳春白雪”，不能“和者弥寡”，司法权的人民性和纠纷的世俗性决定司法在一定程度上要“下里巴人”。因此，为了扭转目前业已存在并日趋严重的司法对民众的疏离倾向，提出“司法为民”、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寻求民众对司法改革的理解和支持，是十分必要的。[15]
4、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树立“司法中立”理念的要求
有人认为，司法权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司法中立”，民事审判强调法官在对待当事人双方时应不偏不倚、公正无私，在由双方当事人和法官构成的“三边关系”中，应是“等腰三角形”的构造，因而对弱者的偏袒和保护、对社会责任的强调会导致法官中立地位的丧失，有违现代司法理念。笔者认为，考虑现阶段中国的国情，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非但不会违反司法中立的司法理念，反而是促使人民接受“司法中立”理念的一种重要手段。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目前的司法改革意图淡化诉讼活动的职权主义色彩，突出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这意味着当事人所分担的责任和成本增加了。法院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及法院现代化进程中的部分成本是由诉讼当事人分担的，这就需要对当事人的适应和承受能力有充分的考虑，否则法院的现代化进程难免步入歧途。适当的方式只能是，把当事人对诉讼成本及责任的实际承受能力作为法院推进审判制度改革进程的重要参考指数，寻求两者之间的适调[16]，即通过法官的释明、指导举证、诉讼风险提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双方诉讼能力上的平衡，这就决定法官在审判中不应该也不可能绝对中立。
第二，法官在与当事人的关系中，也是难以做到绝对中立无私的。法官在司法活动中，既有自己的政治功利，也有自己的经济功利，更有其社会声誉等方面的独立性功利。[17]客观地说，法官作为复杂社会关系链条中活生生的人，不可能在裁判时一点也不考虑个人的功利，绝对地排除功利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这种功利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这就使法官的中立在严格意义上成为一种“神话”。
第三，法官的中立并不意味着法官对弱者权利的漠视，也不意味着法官社会责任的泯灭。只要法官的行为符合公正、合理的要求，就是符合司法中立理念的本质要求的。在民法的价值取向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换过程中，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也经历了一个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法官们越来越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裁判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体现对弱势群体应有的关怀而不是无原则地滥施同情，并不会导致法官中立地位的丧失，反而有利于“司法中立”这一现代司法理念为民众所接受[18].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法官“独立必将导致孤立，中立必将引起对立”。笔者认为，这一说法的前半句无疑是值得商榷的，但后半句对于中国民事审判的现状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的民众还无法承受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到当事人主义的急剧转换，“中立”这一现代司法理念在中国的确立，尚需要一个缓冲期，应逐步“软着陆”。所以，在现阶段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
5、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树立司法权威，促进司法改革的需要
司法的权威性不仅来源于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强制性，更来源于人们发自内心的信服。如果没有民众的信服，司法的权威无法真正确立。博登海默就曾指出，法律制度所应获得的尊严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的工作人员的认识广度以及他们对其所服务的社会的责任感的性质与强度。[19]澳大利亚法官马丁也认为，“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20]树立司法的权威，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方面。树立权威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裁判得到公众的认可，让公众心悦诚服。如果法官适用法律时不能体现公众对法律的公正情感和对利益衡量的期望，裁判就得不到公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就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破坏了公众对法治的信仰，从而危及法治的根基。
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还是促进司法改革的需要：第一，我国司法改革的阻力之一，就是法院系统自发的司法改革没有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司法长期直面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往往无论如何解决矛盾，与人们的期望总有一定的差距。法官的裁判结果必然是一方胜诉，一方败诉，因此法官的裁判最多也就是让50%的当事人满意，而实践中即使是胜诉一方，其诉讼请求也一般不会得到全部支持，因此满意率又少了一半，最多25%.而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当事人评价的辐射作用进行的。在当前民众的法制意识还比较淡薄的情况下，当法官的裁决与一方预期的结果不甚相符时，司法很容易被指责为不公正。当这些所谓的“错案”被媒体曝光时，法官们感到不平乃至面对前所未有的沉重压力。在这种不理解甚至误解的沉重压力下，司法改革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得不开始寻求公众的理解，通过承担起各种社会责任、寻求最佳的社会效果等方式，来获取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第二，人们认识到，法官保持法律推理的抽象和中立，固然具有很大的好处，但也使司法成为了冷漠、代价昂贵的东西。[21]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司法活动解决社会纠纷的能力，动摇了公众对司法的认同，从而使司法自身无法进一步获得正当性的心理基础，不能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正当需求。而为了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同，司法权必须更多地回应社会需要，成为社会调整中更能动的工具。目前的“司法改革”，面临精英意识和大众诉求之间的对立、断裂，带来整个司法改革进程的精神困境[22]，欲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迫切需要获取来自民众、来自政治上层的理解和支持。于是，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成为拉近司法与群众距离、获取支持的必要措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司法改革目标的设计中，应立足于司法整体的、最终的社会功能，而不应局限于司法自身的某些形式上的标准。应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以及过渡时期当事人、法官的承受能力，在减压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如果全盘接受西方的法治思想，搞“休克疗法”，无疑是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的。中国的司法改革要继续深入，要在司法体制、财政拨款、法官待遇方面有所突破，迫切需要获取民众的支持。在“司法独立”、“中立”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对于树立司法的权威，实现最终的改革目标是不可或缺的。
三、民事审判中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和具体体现
（一）对社会需求的认识是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
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Cardozo）指出，“规制的含义体现在它们的渊源中，这就是说，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之中。……当需要填补法律的空白之际，我们应当向它寻求解决办法的对象并不是逻辑演绎，而更多是社会需求。”[23]可见，卡多佐是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理解法官的社会责任的，认为法官在立法出现空白、不得不充当立法者的情况下，应从司法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实现法官的社会责任。因此，认识社会的需求，是法官承担起社会责任的逻辑起点。法官必须认识到，一个法律上无可挑剔的审判行为完全可能给当事人各方造成重大损失，并时刻警醒自己，将重视社会责任的思维方式牢记心中，通过专业性法律技巧的运用来实现对社会的责任。既要关注司法判断的法律效果，又要体现对司法判断社会效果的关注，增强司法判断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能力，将司法判断和司法良知、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在司法过程中体现深刻的人文关怀、道德反思和经济考察，实现司法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平衡和统一。而法官要获得对社会需求的正确认识，仅有对法律的深刻理解是不够的，还应具有必要的常识、生活的智慧以及丰富的社会认知。“历史或者习惯、社会效用或某些逼人的正义情感，有时甚或是对渗透在我们法律中的精神的半直觉性领悟，必定要来援救焦虑不安的法官，并告诉他向何方前进。”[24]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准确把握现实生活的走向和趋势，进而承担起对于社会的责任。
（二）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则
法官社会责任的承担应当遵循以下六项原则：一是要维护社会稳定，有效化解矛盾；二是要有利于弘扬社会公序良俗，为醇化社会风气贡献力量；三是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审判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四是裁判要具有较高的公认度，提升司法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五是在考虑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时，不能牺牲法律效果以追求社会效果，只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追求二者的统一；六是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应注意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尽可能避免短期行为。
（三）民事审判中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
法官的社会责任不应是空洞的司法理念，在具体个案中得以体认才是其价值的真正实现。在个案中如何体认法官的社会责任是一项需要高超司法艺术的活动。在此结合几个实例对民事审判中如何体认法官社会责任的问题予以具体分析：
1、释明权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司法解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种严格的举证责任与我国当事人的实际诉讼能力及诉讼条件是否相称成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且不说我国民事案件律师率不高的现状，就是在有律师的情况下，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往往也很难落到实处，此外，政府信息公开化程度较低，也很难满足举证的要求。这些因素都使得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规定法官的释明权，以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防止法官的突袭性判决。释明权名为权利，实为义务。法官不尽释明义务，要承担案件被发回、改判的风险。但如果法官在不需释明的情况下仍然对一方当事人进行提醒，就会影响法官居中裁判的形象，就可能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因此，法官的社会责任要求法官合理地行使释明权。
2、调解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有人认为，调解结案是社会效果最好的结案方式，特别是在复杂案件审判中“两个效果”难以统一时，调解是统一两个效果的最好途径。[25]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必须有一定的前提，即调解是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无道”的调解非但不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反而会影响法院的权威形象。目前调解中普遍存在不查明事实和分清责任的“和稀泥”现象，使得许多情况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与严格按照法律处理的结果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是法院利用双方当事人法律知识的缺乏和信息的不对称，不惜以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为条件，诱压当事人接受调解方案。等债权人明白之后，得出的评价只能是“好人吃亏，法官助纣为虐”，债务人的评价则是“法官软弱可欺，我是无赖我怕谁”，社会效果很不好。这样的调解实际上鼓励了人们的不诚信，这与法院本应具有的行为导向作用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在强调调解重要性的同时，不应忽略对法官在调解中社会责任的强调，坚持调解的“有道”性。
3、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和法官的社会责任。“如果一个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那么，社会机体上就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和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机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种创伤的增多，又有可能严重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26]法官在选择纠纷的处理方式时，应尽可能消除导致再次诉讼而浪费社会资源的各种诱因，减少二次争讼、次生争讼，形成良好的审判预期。但遗憾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官不是出于为当事人提供便利、促进纠纷的一次性解决的考虑，而是片面地追求快速审结、追求结案率，动辄以各种理由动员当事人撤诉另告。这是法官在巨大的办案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同时也与我国对当事人更换等制度规定的缺失存在密切的关系。这种普遍存在的动员撤诉现象，使得当事人产生了很大的抵触情绪，可能会引起矛盾的激化和审判资源的浪费，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如果法官基于社会责任感，多为当事人考虑一下，通过多种方式促成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4、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与法官的社会责任。债务人利用公司的有限责任、在公司终止后不积极履行清算义务从而逃避债务的案件在我国较为常见。但由于我国法律对不积极履行清算义务的人缺乏制裁措施，因而难以达到保护债权人权益的目的。司法实践中，在债权人要求股东承担清偿责任的案件中，一般是要求原告即债权人对被告不清算造成财产损失、毁损的情况承担证明责任。但债权人对于损失的情况（大多涉及被告公司的财务帐册）往往是无法掌握的，难以积极地证明，如果因此而使其承受败诉的结果，有失公平。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果法官的社会责任意识处于休眠状态，机械地适用法律作出判决，往往不但会使得债权人丧失寻求公力救济的信心，转而求助于违法的私力救济措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且可能会使越来越多的债务人群起仿效，使得市场经济的基石——诚实信用彻底崩溃。这时，法院的判决不仅没有发挥良好的指引作用，反而扮演了鼓励债务人逃债的负面形象。而如果法官秉承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和对社会的责任，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关于“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判定应由债务人负责证明没有造成损失或者损失少于债权额，否则推定原告的主张数额成立，则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5、新类型案件的自由裁量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法官在处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时，更应注意司法评价对于后续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塑造出适应新型经济生活需要的合理的权益关系格局。以公司类型案件为例，由于牵涉利益的广泛性，案件具有对世性、争执焦点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法官如果就事论事地适用法律，仅仅就当事人的具体纠纷作出一般性判断，而不考虑社会效果的话，将不利于交易安全的维护，导致正义的丧失。因此，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应充分考虑判决所带来的社会效果。[27]
6、判决书的制作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法官写作判决书时，应忠实地反映庭审活动的全过程以及作出裁判的逻辑推理过程，对于作出判决的动机和根据也应给予恰当的说明，让当事人能透过判决书看到“法官通过踌躇再三比较掂量该案件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的正反两方面意见然后作出判决，而这种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不是出自纯粹的理性和冷酷的逻辑”[28].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事人“胜负皆服”。
7、判决的可执行性和法官的社会责任。审判时不考虑将来执行时可能出现的情况，造成判决的可执行性不强，是目前“执行难”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官应本着对当事人和社会负责的态度，在判决时就充分考虑执行的问题，使得当事人拿到的不是“法律的白条”，而是能够实际执行的法律依据。以判令公司股东限期清算的判决为例，就不是一种易于执行的判决，因为股东可能不负责任地进行清算，由于缺少债权人对于执行过程的监督机制，债权人往往很难获得满意的结果。即使后来又进行了侵权赔偿责任的诉讼，执结率也非常低。作为司法的最后一个环节，执行的无法实现会导致人们对诉讼这一公力救济方式的失望，导致司法公信力的崩溃。因此，法官裁判时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确保判决的可执行性，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
8、诚信风尚的培育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法官在进行裁判时，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率的追求，还应考虑法官在社会风尚培育方面的责任，通过司法在全社会培育一种诚实守信的风尚和守法的自觉性。比如，对于效率违约行为，其虽然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配置，但良好的信用可以带来更大的预期社会功利。在处于市场经济转轨期的我国，歪风盛行、交易秩序混乱，更是亟需培育诚信精神，因为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道德基础。因而，法官不能只为了追求效率而树立可以随意毁约、谋取己利的恶例。法官应通过判决责任人继续履行等方式，促成良好的诚信氛围的形成。
注释：
[1]在2003年8月24日于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肖扬院长明确提出：司法为民是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
[2]参见顾培东：《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页。
[4][美]哈罗德·伯曼著：《美国法律讲话》，陈若桓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08页。
[5]参见陈保国：《浅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载，2004年1月9日。
[6]如有人认为，法律效果就是最大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就是法律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有人认为，所谓社会效果，除了特定少数的案件以外，多半都是行政官员的臆想，或者幕后交易的借口，不讲法律效果，规则破坏了，是最坏的社会效果；有人甚至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立起来，将社会效果理解为徇私枉法的遮羞布、以权压法的尚方剑、拒不执法的好盾牌。参见/public/detail.可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对概念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解的混乱。
[7][美]罗纳德·哈里·科斯著：《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等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版，第105、第96页。
[8][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第491页。
[9]解兴权著：《通向正义之路：法律推理的方法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10]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11]参见山里人：《对办案要追求社会效果的疑惑》，载/public/detail.php？id=113276.
[12]参见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179页。
[13]参见苏永钦：《漂移在两种司法理念间的司法改革——台湾司法改革的社经背景与法制基础》，载中国民商法网港澳台民商法栏目，2002年11月18日。
[14]参见[美]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15]当然，笔者并不是反对法官的职业化，因为从中国的现状考虑，职业化还是应该加强的，只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注意缓和这种矛盾，免得重蹈覆辙。
[16]参见顾培东：《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7页。
[17]参见顾培东：《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7页。
[18]这从最高法院20003年12月2日向全国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对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要依法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而这种体现对弱势群体关怀的措施非但没有使法院丧失中立地位，反而获得了各界的好评一事中，可以看出。
[19][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91页。
[20]转引自张忠斌、黄芙蓉：《关于司法的社会效果内涵之评析》，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24页。
[21]参见[美]P.塞尔兹尼克·P.诺内特：《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22]参见万毅、林喜芬：《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中国司法改革的精神危机及其消解》，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第111页。
[23][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6页。
[24][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4-25页。
[25]曾浩荣：《析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7月6日。
[26][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490页。
（一）环境污染问题近年来，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建厂的同时，把污染严重以及资源消耗较多的企业逐渐引入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环境以及生态系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经过我国环保局对在华公司的调查，有130多个市成为跨国公司的污染大户，包括跨国公司产生的食品、化工行业、电子行业以及机械制造等等。此外，在华合资的陶瓷公司以及必胜客，大多都是没有建立污染治理设施而进行生产，给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一问题也成为当前我国普遍关注的话题。例如：宁波化工公司的化学药品泄露。由于第二天下雨，使液体快速渗入到地面下，经检测，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料是丙烯腈。简单地说，丙烯腈是高毒性化学原料，容易发挥，轻微中毒时，人们会出现头晕、恶心以及身体乏力等症状，中毒严重者会出现胸闷气短以及烦躁不安，甚至会出现昏迷等症状，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就会造成人员伤亡。由此可见，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非法避税逃税一直以来，跨国公司投资的企业中，50%以上的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长亏不倒以及越亏损越投资的现象普遍存在，然而，这种现象完全不符合我国正常的商业逻辑。经过我国税务局调查，跨国公司由于每年的避税逃税问题，使中国的税收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损失在200亿元以上。正是因为跨国公司非法避税逃税，不仅使政府的服务功能大大降低，同时也使我国的税收收入大量流失。因此，跨国公司的这种行为使市场竞争条件受到严重的扭曲，相对于其他企业来说，也是不公平的。然而，这一现象不仅仅在中国出现，在世界多数国家也是普遍面临的问题。近年来，由于跨国公司的非法避税逃税手段日新月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的税务体制不能有效应付。
（三）产品质量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逐渐引入一些企业到中国，然而，中国的消费者多数认为，国外投资的企业商品质量较为可靠。但是，就当前的现状来看，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商品质量问题以及存在的隐患在中国的市场上频繁出现。例如：肯德基事件，经过我国的《2006跨国公司中国报告》，在肯德基中发现了致癌物质，如：“苏丹红”。由于跨国公司投资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使产品质量大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者有着不利的影响。
二、规范在华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策略
（一）政府加强控制力度，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要想在华跨国公司能够履行社会责任，必须加强政府的控制力度。同时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并且与国际接轨，在法律法规中能够把社会责任内容以及具体的操作办法充分地体现出来。其次，立法与执法进行有效的结合，为相关管理部门创造有利的举报途径，同时必须严格按照流程走，确保政府管理的执行力得到有效的发挥。
（二）完善税务体制由于税收本身具有强制性与法定性，因此，在税收收入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国际资本的税收情况，跨国公司不仅带来了资金，同时还有国际领先的管理经验以及先进的技术。因此，为了使国家的竞争力以及技术能够飞快提高，税务机构要进行完善的税务体制，促进依法纳税，并且减少非法偷税漏税现象的发生。
三、结语
企业社会责任指的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同时必须承担的对消费者、员工、社区以及环境保护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强调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观念，重点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加强对于人的价值的关注，同时强调对消费者、社会以及对环境的贡献。当前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全社会都在倡导低碳经济的大环境下，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将较往常更为艰巨，而且也包含了更多的意义在里面。
首先，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全面实现高耗能产业的低碳化，这是我国传统三高一低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据资料显示，我国2006年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比为5.5%，而钢材、水泥消耗以及能源消耗却分别占到了世界的30%、45%和15%。粗放型的经济模式不仅严重制约了我国的产业经济增长，而且带来的废水、废气、废杂更是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生态环境，因此，努力淘汰落后产能，发展低碳经济是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其次，发展低碳经济，对于那些新兴绿色企业而言，不仅可以很好的履行社会责任，而且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目前国内类之于钢铁、水泥、冶金、采矿、化工等高耗能产业由于受到国家环保政策的限制而面临着一定的融资以及上市难问题，而作为金融、旅游、保险等第三产业以及风能、小水电、生物质能、新能源等新兴绿色企业则获得了政策的大力支持，这对那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而言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
最后，纵观全球，努力发展低碳经济是企业全面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手段。随着当前关于气候问题的国际关注度持续升温，不少发达国家正以此作为贸易壁垒而对我国出口企业进行诸多限制，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国内企业必须大力发展低碳技术以及新能源技术，才能全面提高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低碳经济下的企业责任营销
开展责任营销，对于实现企业的价值主张以及长远战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只有当企业的价值主张与企业社会责任相互兼容的时候，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就能最大程度的体现出其战略意义，所以，在低碳经济下企业开展责任营销有着更为现实的价值考量。
(一)低碳经济下企业竞争格局的变化由于在当前的国际竞争当中，低碳经济给企业所带来的外部影响以及显而易见，因此，利用碳足迹(个人或者企业的碳消耗量对于自然界所产生的影响)作为衡量环境责任的标准，已逐渐成为品质与安全以外的品牌必须出示的一项基本的承诺。根据世界银行在此前公布的报告研究分析，如果在国际市场上全面实施碳关税协定，那么中国制造将面临26%的关税，出口量也可能会降低21%，这分数据很大程度上是在警告，中国企业必须努力改变发展方式，只有通过实现产业技术的转型升级，才可能逐步减少国际市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低碳经济下公众消费观念的转变由于低碳环保理念的逐步推广，我国居民的消费理念正逐渐发生转变，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的消费潮流正逐渐深入人心，所以企业也必须紧跟这一潮流。在低碳经济的大浪潮下，传统品牌的营销方式也悄然发生着转变，铺张浪费、炫耀排场的手段正逐渐被摒弃，淡化“面子工程”、摒弃“奢侈消费”已成为共识，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企业生产低碳环保的消费品就更能够深入百姓消费群体，为广大受众所接受，而且还有利于企业形象的建设，充分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
三、低碳经济下的企业责任营销路径
低碳经济下企业开展责任营销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营销模式以及销售力度，对此，我们将从三个层面进行探讨：
(一)广告层面的责任营销方式在这个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不少企业都会充分利用媒体进行报道从而抓住公众视角，最终实现产品的营销，这种低投入高产出的方式正越来越多的受到企业的青睐。努力挖掘生活中有关低碳节能的正能量事件，在媒体会以及低碳环保等宣传活动上，通过广告植入或者特约赞助等形式，使企业品牌通过这一渠道而深入人心，从而迅速提高知名度，最终达到企业营销的目的。这种责任营销方式，是短期高效的，能够迅速扩大知名度，实现营销目的，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即只适合短期销售，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而言并不能起到很大作用。
(二)产品层面的责任营销方式利用国家在鼓励低碳环保企业方面的有利政策，努力开发低碳节能产品，并且在公关层面对产品的低碳概念以及效用进行大力推广宣传，从而达到产品的营销目的，而且也能很好的向公众展示企业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