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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李艳丽（2011）在研究人民币与主要竞争对手汇率变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得出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出口并无显著影响。综上所述，关于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硕，但目前鲜有文献深入研究汇率变动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的影响，仅有少部分文献研究人民币升值对林产品贸易的影响（刘颖，2013；奉钦亮、覃凡丁，2012）。此外，现有关于汇率变动的研究，忽视了贸易伙伴国汇率变化对进口中国商品的作用。因此，本文以中国木质家具的出口为研究对象，建立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解析各国汇率变动对中国木质家具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2中国木质家具出口及汇率变动分析
2002~2012年开始，中国木质家具出口额逐步升高，年均增长率高达21.1%，除2008年、2009年以外，各个年份增长水平相当。如图1所示，2007~2009年，中国木质家具出口额虽然保持增长趋势，但增长率有所下降。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我国出口贸易行业受到严重影响，木质家具的出口也不例外。据统计2008年木质家具增长率仅为近十年来年均增长率的1/7。随着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实行，中国木质家具出口出现回暖，增长率从3.1%增长到34.2%。从图1看，2002~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大体保持在8.2元左右，但自2005年中央银行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有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一直呈上升趋势。从2002年1美元兑换8.27人民币到2012年1美元兑换6.31人民币，人民币升值明显。从以上分析，政策变动、经济波动对国际贸易活动都将产生极大影响，而人民币汇率与国际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具体的条件下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木质家具的贸易流量。从汇率变动与中国木质家具贸易状况分析看，2007~2008年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最大，变动0.7个单位。与此同时，木质家具从21.6%增长率下降到3.1%。而后2008~2010年，美元兑人民币在6.7~6.9之间波动，幅度较小。随着汇率的平稳，中国木制家具出口额年增长率逐步提高，2010年增长率达到最高值34.2%。2010~2012年，人民币继续升值，到2012年，1美元兑人民币降到6.31元，相应的木质家具出口增长率也从34.2%降到7.1%。综上所述，2002~2012年美元兑人民币呈现“下降—平稳—下降”的趋势，中国木质家具出口额年增长率呈现“下降—上升—下降”趋势，可见，汇率波动与木质家具的出口贸易两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
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木质家具出口贸易影响实证分析
3.1模型选择及指标选取
关于汇率波动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本文根据殷德生、张家胜等学者已有的研究经验，得出一国贸易水平与国家的生活水平与汇率变动情况有。由于人口规模与进口需求具有一定关系，人口越多，反映进口的消费需求越大。因此，本文将人口规模纳入模型运算中。具体贸易国从中国进口木质家具的进口需求函数设置为：X=f(y,ner,p)（1）式（1）中，X表示一国的进口额，表示贸易伙伴国的人均GDP，p表示贸易伙伴国的人口数，ner则表示本国货币与其贸易对象的双边汇率，具体解释变量的含义与说明如表1所示。上述式（1）是一个很简单的模型，其实影响进出口贸易的因素很多，如本国的国民收入水平，进口国与出口国的距离等。但本文为了能够准确地反映人民币汇率与木质家具出口贸易的关系，以汇率为解释变量，以人均GDP、人口数为控制变量，着重分析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为了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降低数据的自相关性，对各自变量作对数处理，具体回归方程：lnXi=β0+β1ln(nerji）+β2ln(GDPi/popi)+β3lnpopi（2）
3.2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基于2002~2012年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亚、巴拿马、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沙特阿拉伯、泰国、英国、美国、欧盟（26个成员国）（虽然英国是欧盟的成员国，但没有加入欧元区，因此本文将英国从欧盟成员国单独列出来）等12个国家和欧盟从中国进口木质家具贸易流量数据进行面板分析。样本容量共143个，时间选择上主要考虑2点，一是考虑联合国数据库及12个国家欧盟数据的可获得性，二是考虑到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在2002~2012年期间，也体现了2个重要的时间结点，一是2005年汇改，二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所以选择以上几个国家，主要源于上述国家是中国木质家具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国，自2002开始，从中国进口的木质家具的比重持续上升，从49.29亿美元上升到142.59亿美元。2002~2012年样本国家从中国进口的木制家具总产值的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和EUROPEANUNION数据库，人均GDP和人口POP则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木质家具按照其功能分为：木质办公家具（HS940330），木质厨房家具（HS940340），木质卧室家具（HS940350），木质起居室/餐厅和商店家具（HS940360），带软垫的木质框架坐具（HS940161），其它木质框架坐具（HS940169）等6种产品。各国的木质家具进口额由这6种木质家具产品的进口额加总而成。
3.3实证研究
3.3.1平稳性检验为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更加准确地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木制家具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必须对变量lnXi、ln(GDPi/popi)、ln(nerji)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防出现伪回归，造成参数估计方法不当。因此，本文利用Eviews软件进行LLC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显示，在给定的5%的显著水平，lnXi、ln(GDPi/popi)、ln(nerji)数列均拒绝原假设（H0：变量数列含有单位根），则认为各变量数列是一个平稳数列。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变量之间是同阶单整，可以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ahansen协整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第1行73.81>27.58，即在95%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亦3个变量存在协整方程，同时也说明了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本文可以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行回归。3.3.2模型回归结果将2002~2012年从中国进口木质家具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仅加入1个控制变量人均GDP，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人口规模变量，根据R2和极大似然值，发现模型2的回归结果更优良。在表4的模型1中，仅人民币汇率和人均GDP作为解释变量，由结果所得，人民币汇率的显著性为0.0621，相对显著；从作用方向看，汇率与木质家具的进口额呈正比关系，即人民币升值，则各国从中国进口家具的总额越大。在模型2中，加入进口国人口规模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发现汇率变动的显著性更高，但作用方向与模型1相反，表明人民币升值，降低各国木质家具的进口额。在模型1和模型2中，汇率是影响木质家具进出口的一个显著因素。根据模型2的回归结果，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导致贸易伙伴国从从我国进口木质家具产品的价格相对提高，降低国外市场对我国木质家具产品的需求，从而影响我国木质家具的国际竞争力。根据图2可以看出，2002~2006年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木质家具进口额逐年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29.2%，与此相应的1美元兑人民币基本保持在8.27元。汇改以来至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1.2%，相应的各国进口中国木质家具总额的呈下降趋势，从2007年的146.82亿美元到2009年下降到114.42亿美元，与上述模型回归结果一致，即本币升值，降低了他国进口中国木质家具的需求。2009年以来，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稳定，相应地他国进口中国木质家具的总额也逐步增长，恢复原先的增长水平。2005年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在短期阶段对中国木质家具贸易具有显著的影响，降低他国对中国木质家具的需求，这主要源于人民币升值，提高其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价格，削弱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但从2009年以后，人民币升值后汇率稳定在一个合理期间，反而促进贸易的增长，可能源于汇率的变动并不改变出口商品的价值，短期市场波动主要通过汇率变动引起的市场价格竞争，在经过较长期的变化趋稳，会逐步降低汇率变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4结论与对策建议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不断加深，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交往也日益增加。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需要一种更隐蔽，更高级的形式来代替，绿色壁垒就产生了。本文在分析绿色壁垒的含义、表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出口贸易的现状和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揭示了绿色壁垒的贸易保护主义实质。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实质上是指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纲，以限制进口保护贸易为目的，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建立繁琐的检验认证和审批税、实行环境构想制度，以及保证环境进口税方式对进口产品设置的贸易障碍。绿色贸易壁垒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引导型的绿色壁垒，另一类是非政府引导型的绿色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进口附加税、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准、绿色市场准入制度、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等方面的内容。将环保措施纳入国际贸易的规则和目标，是环境保护发展的大趋势。由于西方国家的公众和政治家对环境的关注，环境保护逐渐成为服务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一种武器，而且成为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环境保护与贸易保护的契合决定着绿色壁垒的应用较为广泛，涉及到的不仅包括制成品，还包括中间产品；不仅包括产品的质量，也包括产品的加工生产方法以及产品的设计和消费处理过程。绿色壁垒应用的广泛性，使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1.绿色关税制度
发达国家对一些污染环境和影响生态，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及破坏的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进口，甚至对其实行贸易制裁。但是，在标准的实行上常常内外有别，明显带有歧视性，可以说是以绿色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2.绿色技术标准制度
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限制国外商品进口。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进口产品不分国别一律采取非常严格的技术标准，事实上导致发展中国家产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3.绿色环境标志制度
绿色环境标志又称绿色标签或环境标签，是环保产品的证明性商标。发展中国家产品为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必须提出申请，经批准取得绿色环境标志。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行绿色环境标志制度，并趋向于协调一致，相互承认，对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巨大障碍。
4.绿色包装制度
发达国家制定的较高且比较完善的包装材料标准，包括废弃物的回收、复用和再生等制度，是为了防止包装材料及其形成的包装废弃物给环境造成危害，结构不合理的包装容器可能损害使用者的健康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但某些过于严格的绿色包装措施，则可能事实上妨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引发贸易争端。
5.绿色补贴制度
发达国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采用比较宽松的环境标准，这些国家的产品就不必支付高昂的环境成本，与本国产品竞争时就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其实质是政府在对企业及其产品提供消极的环境补贴，所以进口国基于环境保护和本国的利益而有权征收反补贴税。
6.绿色卫生检疫制度
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是指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确保人类及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的影响，对产品实施全面的严格检查，防止超标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影响最大的产品是药品和食品，为保障食品安全，许多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检疫制度，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了近似苛刻的检疫标准和措施，形成了实质上的贸易保护。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由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对环保的标准和认识往往超过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运用绿色保护来实施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限制和歧视行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我国处在发展阶段，绿色保护对我国产品出口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主要有：(1)缩小出口产品市场范围；(2)增加出口产品成本；(3)引发出口贸易摩擦；(4)高污染产业的转移。
三、应对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幌子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其发展较早在环境方面的标准和措施远远超越了发展中国家。所谓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形成了歧视性，并严重限制了我国的出口贸易。1.正确认识绿色贸易壁垒
要对绿色贸易壁垒有一个客观认识。绿色贸易壁垒存在着有利于市场发展和国际贸易一面，也有阻碍国际贸易发展一面。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的绿色壁垒措施，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也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使这些产业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2.加大对绿色产业资金投入
要使我国的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增强我国绿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绿色产品和技术走出国门，离不开财政金融部门的扶植。财政部门应给予绿色产业以优惠的鼓励政策，加大对绿色产业的资金投放。金融部门应在信贷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
3.实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国家的基本战略，出口贸易也就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战略，这就要求出口不仅要追求增长的数量，还要追求增长的质量，及其与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条件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4.发展环保产业，推行绿色管理
以环保产业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政府应制定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把环保产业培育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和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设立绿色银行和绿色产业基金，为环保产品的开发与出口提供专项贷款和信贷担保基金。
对我国的出口企业而言，应积极推行绿色管理。绿色管理是指将环境保护的思想观念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这一思想可概括为“5R”原则，即研究(Research)，将环保纳入企业的决策要素中，重视研究企业的环境对策；消减(Reduce)，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减少或消除有害废弃物的排放；再开发(Reuse)，变传统产品为环保产品，积极采取环保标志；循环(Recycle)，对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处理，循环利用；保护(Rescue)，积极参与社区内的环境整洁活动，对员工和公众进行环保宣传，树立环保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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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中,由于一些国家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收购、接管,信用恶化和萎缩,贸易中的履约风险和结算风险增大,使国际贸易萎缩,加剧国际市场激烈竞争,全球范围内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趋于保守,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在趋紧的贸易大环境中,我国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以致于国内现在关于人民币应该保持升值趋势还是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的争论再起。
2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收支变动的影响
2.1人民币升值对经常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至于贸易互补度方面,新疆国际商贸大通道的贸易定位,就是缘于我国与中亚国家间极强的贸易互补性存在,这是新疆边贸发展的基础。人民币升值会否使贸易互补度下降从而降低贸易流量呢?应该不会,理由是:第一,中亚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产业结构失衡造成国内对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费品和机电产品需求强烈。虽然新疆也面临着其他国家如土耳其、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以及一些西亚国家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价廉的竞争优势短期内还不可动摇;第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国内能源供应增长较慢,使能源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2007年开始已经上升到50%以上。中亚作为世界上能源储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区,能够通过陆路通道向我国供应油气资源,对实现我国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和运输方式多样化,减少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威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显然,即使人民币继续升值,也不会因为其带来贸易互补度降低,从而缩减贸易流量。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扩大贸易规模是有利的,对新疆经常项目帐户会产生收入增加效应。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币购买力增加,带来的通常是进口成本下降,进口贸易流量显著扩大。
2.2人民币升值对资本和金融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流动的影响。
如果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确定,就会产生不断继续升值的心理预期,从而使人民币升值投机将加重,短期资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资本还可能通过外贸套汇、假合资项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国际热钱将选择诸如房地产等受益于升值而产生明显增值的市场进行投资,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增加国外机构的投资信心,也可能使他们获得投资收益和升值收益的双重利润。
(2)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看似会增加直接投资成本,降低直接投资热情,其实未必。因为:第一,如果直接投资目的是为了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则存在人民币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价格提高,削弱了价格国际竞争力,如不提高美元价格,则出口利润减少的情况。但人民币升值同样会带来进口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下降的现象,两者相抵后的结果是汇率升值对出口利润影响没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大面积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倒闭和转移风潮,关键因素并非人民币升值,而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在我国到了转型升级的转折点;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战略投资,其并不在乎人民币升值所增加的一点投资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国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国内市场。而且其投资基本是长期投资,升值后其在我国存量资产反而能够得到增值收益。
3人民币升值对新疆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3.1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不能否认,人民币升值会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价格提高,降低其在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也为原先一味依靠廉价优势,在国际市场打价格战的出口企业敲响了警钟,使其在关注比较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对竞争优势的关注程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手段也将逐渐从单一的价格竞争手段向各种非价格竞争手段转变。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新疆外贸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质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业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提高非价格竞争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2改善贸易条件,避免“贫困化增长”
“贫困化增长”往往是由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其出现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国际市场占有较高市场份额,而且需求价格弹性较低。从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主要属于消费刚性较强的服装、鞋帽、箱包、纺织品、农产品等日用消费品,其也是我国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亚市场占据较高市场份额。显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备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解决办法只有提升出口价格水平,降低进口价格水平,改善贸易条件,而人民币升值正好带来了这种价格效应。
3.3降低资源进口成本,增加进口规模
新疆进出口贸易严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额115亿美元,而进口只有22亿美元,贸易顺差程度远高于全国水平。这本身就意味着新疆外贸发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换汇手段和过程,进口才应该是最终目的。因为只有进口,才能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乃至经验、文化等等,以及国内短缺的商品和物资。后者可以保障国内各部门发展的平衡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帮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最终使经济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亚能源和资源等主要进口品在不考虑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前提下变的比以前廉价,从而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资源进口带来良好机遇。目前进口规模有限,主要是因为能源、资源运输通道的制约。随着中哈输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输油,二期的开工建设,随着中国—中亚输气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进口将面临快速增长态势。人民币升值显然可使进口节约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使中亚国家资产价格变的更便宜,在我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业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机遇,积极购买中亚国家的能源、矿产资源资产,为将来扩大能源、资源进口奠定坚实基础。
4结论
(1)人民币继续升值对新疆国际收支的影响表现在:经常项目项下会带来贸易规模的增加进而使国际收支额上升;在资本和金融帐户下会产生短期投机资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资不会受明显影响,所以该帐户国际收支额也会相应上升。(2)人民币升值对新疆出口贸易的影响,短期来看是不利的,长期来看,通过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贸易条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贸实现可持续发展。(3)对新疆进口贸易来说,升值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在新疆能源、资源运输瓶颈解决后,如果升值,必将带来新疆进口空前增长的井喷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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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看待这次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应当说，既有利也有弊。我国出口企业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体，它所受到的影响最能反映出，国家与出口企业之间利弊取舍的关系。因为，出口退税率调整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贸易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所以，只有客观地、综合地去分析各个方面的因素，才能正确的做出评价。
（一）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正面影响。
一是防止国内资源流失，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良性发展。
此次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一方面有利于引导企业减少“两高一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商品的出口，加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商品的出口，摆正出口企业调整投资方向，避免盲目投资和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通过取消或降低出口商品退税率，可以改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不良势头。据海关统计，此次调整的2831项出口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是去年9月出口退税率调整商品的2.04倍。以此看出，国家专心治理重拳出击的态度十分明朗，它必将带动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协调发展，对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意义重大。
二是缩减贸易顺差间隙，缓解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截止今年6月底，我国外汇储备额已达到了1.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多，固然意味着国力的增强，但是当超过一定的适度区间，就不可避免降低资源使用效率，甚至给经济发展带来阻力。据海关统计，仅2007年1－5月份进出口总额就达到了8013亿美元，同比增长23.7%.其中：出口总额4435亿美元，同比增长27.8%，进口总额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19.1%，出口增幅高于进口增幅8.7个百分点，累计顺差857亿美元，同比增长83.1%.可以看出，我国进出口数额反差过大，比例失调。因此，此次调整出口退税率，是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缓解外贸顺差过大，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减小国际贸易争端与摩擦的最有效手段。
三是优化产业结构，改变外贸出口的增长方式。目前，我国出口商品还是以附加值较低、密集型为主。虽然，经过多次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也未“封杀”住居高不下，出口缩减的局势。此次调整，把主线放在了主导型商品出口上，通过大幅下调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如：玻璃制品由13%下调到5%），促使企业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致力于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增加附加值，由简单的数量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摆脱我国部分出口商品低价竞争的局面，提高出口的整体效益。
四是国家税收增长，减轻中央与地方财政负担。从1994年最初的税制改革开始，国家根据国际贸易变化的形势曾多次调整出口退税率，解决出口退税指标不足，减缓财政压力，促进税收增长。今年的调整与以往不同的是，取消和下调退税率的主导型商品具多，那么，相对的退税会逐额减少，这样一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中央与地方退税超基数部分92.5：7.5比例分担退税的压力。
（二）出口退税率调整的负面影响。
一是出口退税调整对经营利润的影响。此次调整，除船舶及对外承包工程的出口企业在7月20日以前已备案的，仍按原退税率执行以外，所有调整退税率的出口商品不在执行三个月的“过渡期”退税。出口企业不在拥有退税率由高到低，有退到零调整变化三个月按原退税率执行的准备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以往要大。因为，许多出口企业为进军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往往以成本价格或低于成本价格的商品去参与市场竞争，在毫无赢利的情况下，只靠出口商品的退税来换取利润的做法比较普遍。退税率调整后，他们的优势竞争将失去保障，再用低于成本的商品去创造市场赢利，以无法实现。但短期内他们想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改换贸易经营策略去应对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为自己带来一丝生机，一时间也很难奏效。
二是出口退税率调整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出口退税率降低后，企业的征退税率之差将会增大，而出口收入乘以征退税率之差作为进项税转出，减少进项税额，应纳税额将会增加，从不同程度上，征退税率之差的增大导致增
值税税负相应增加。如果，对全部货物出口或出口比重大的企业来讲，当征退税率之差变大时，进项税额转出就越多，在全部进项税小于进项税额转出时，还会导致与出口退税政策不相符的“倒交税”现象，这与“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政策相悖。
三是出口退税率调整对不同企业的影响。出口退税率下调对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但对不同类型出口企业而言，其影响程度存在着不同的差异。据企业反映，出口退税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出口成本就增加1%，也就意味着企业的利润减少1%.1、国内上市公司业绩受到影响。上半年股市涨涨停停的泡沫现象，牵动着全国上亿人的心。6月19日以来，股市大盘几度调整，沪指大幅下跌，个股股价也普遍出现下挫。特别是出口营业收入比重较大的上市公司，与出口退税率调整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讲，是造成了股市近期大幅波动的原因之一。2、出口主导型企业经营处于徘徊期。如：玻璃纤维出口退税率由现在的13%降低到5%.出口退税率下调8%，致使成本增加了8个百分点，等于减少利润8个百分点。这些商品都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包括服装、鞋帽及箱包、工艺品等轻纺在内的一系列商品，都下调了退税率。出口企业面临着是内销还是外销的重新选择，处于“不确定”的徘徊期。3、外贸流通企业比生产企业受到的冲击大。由于外贸流通企业的利润率远远低于生产企业，以纺织业为例，生产企业平均净利润率几乎是外贸企业的3-5倍，因此，外贸流通企业对退税率下降的反应要敏感得多。
四是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各类行业的影响。此次，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率，对外销比例大的行业影响极深，再加上由于没有过渡期调整产品结构的准备时限，企业将处于两难的境地。首先是部分涉及资源和能源高消耗的化工加工品，出口退税取消涉及了385个品种，出口退税下调到5％的有239个品种。出口退税率如此大幅度的下调，无疑会对化工行业的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其次是造纸、家具等行业，冲击量也不可小估。再次是服装、鞋帽、箱包、工艺品等轻纺行业，虽然，下调幅度不大但从出口利薄的角度看，也是困难重重。因此，短期内行业结构应适当、尽快调整，扭转不利局面。
二、出口退税率调整企业应对筹划的建议虽然，短期内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是不利的，但立足长远分析，它对改变企业经济增长方式，改善国内环境设施，提升产业结构意义重大。出口企业应把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抛弃原有经营模式，寻求新的利润点，尽快找出适应自我发展的途径。
一是退税率调整前后的测算分析。相对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税率的企业，在充分考虑政策调整和外贸出口增减等因素的基础上，应自下而上地综合分析出口退税的增减实际，测算利润的赢余空间，掌握谋求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只有这样才是正确选择经营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应对退税率变化的可行之道。
二是加强内购外销的管理，逐步转移退税负担成本。退税率下调后，出口企业的征退税率之差将会拉大，导致生产成本明显增加，出口商品的价格战更加激烈，国际竞争的优势会逐步减弱。对此，出口企业需要调整其出口产品报价，也需要与国内购货商、进口外商进行沟通，为减少出口退税率降低造成的损失，可以考虑将以往从国外采购的原材料，改为在国内采购的办法，控制原材料的成本；在与国内外原材料供应商交易时，尽量压低采购价格，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在自身适度负担的前提下，有计划实现转嫁前移。
三是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商品技术含量。出口退税率下调对出口企业来说是一次挑战，要转变原有思路，缩减低附加值、高耗能商品的生产，转而开始研发和生产高附加值商品。例如，下调退税率的服装行业，在功能设计、外观造型、包装等方面有所创新，同时要以发展品牌为目标，培育自己的品牌，提高产品的品质和声誉，从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些都是尽可能减少退税率下调给企业带来影响的上上之策。
四是改变贸易方式，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出口退税率下调将直接影响出口企业利润，但不同企业所受影响大小程度不一样：出口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越大，且毛利率越低的企业，所受影响就越大。那么，通过延伸贸易链条，采取多种贸易方式同在的诸多措施又不失为一项良好的应对策略。其一以香港市场为依托，逐步向中东、东南亚、欧美市场延伸，克服出口地区过分集中和过分依赖中间商的被动局面；其二开展直接贸易，立足本企业商品，直接同外商签订合同、报关出口；其三开展委托加工贸易，根据客户需求，将公司初加工产品向深加工成品出口，增加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其四开展来料加工贸易，压缩资金的周转，靠出口商品的数量与免税来赢得利润。例如，纺织行业可以衡量国内、外棉花的价格，在国内价格高于国外价格的情况下，以来料加工方式运作，以求降低出口成本。
五是加强企业内
可以这么说，中国在前几年的钢铁产能的飞速增长其实是有合理的一面，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的经济环境处于相对较良好的状态中，并且中国各级政府把GDP的增长作为政府的硬性指标来完成，这样的经济环境真正刺激了下游产业对于钢铁的需求，也是由于这巨大的需求，才能拉动钢铁产业的飞速发展。
二、中国钢铁出口贸易目前面临的风险
（一）出口退税的风险
由于近期的出口退税预期调整的幅度比较大，因此给目前的钢材出口带来了较大的影响，许多钢铁企业和贸易商纷纷大幅度的提高价格，国内许多大型钢铁钢铁公司目前已经开始按照钢材出口退税率为零来报价，来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目前螺纹钢的FOB价格已经由两个月前的USD450/MTFOB上涨到USD500从TFOB,己经大幅度提高了50美金，同样板材类的出口价格也有明显的上升，由于价格的大幅提高,致使一些国外买盘怯步，不少中东买家即暂时停购我国货物"与此同时,型钢及棒材产品也受到波及，韩国在与我国签订新的采购合约时，加注取消退税各半付担条款。
（二）贸易摩擦的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这种背景下，在国际范围内，全球资源进行了合理优化配置，不断深化调整国际产业结构，许多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是发达国家还有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尚未实现转移，从而必然会面临来自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冲击，因此在竞争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很容易诉诸于反倾销这种贸易救济方式，而钢铁产业就是这样的一种典型的传统产业。
三、中国钢铁出口贸易发展形势的展望
中国的钢铁工业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竞争优势,这是中国钢铁出口贸易良好发展的基础。在现实经济中，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受许多因素的影响,而从经济学理论看，所有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两类，即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比较优势最终归结为一国的资源优势或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而竞争优势则强调产业内企业的策略行为，比较优势是由土地!劳动力、资本、能源、自然资源等基本生产要素决定的，是一种低层次的、先天的竞争力，它的有效发挥还依赖于其他因素的配合，如一定的规模、资本运营和技术开发等。中国钢铁产业在土地、劳动力、能源等方面有着较大的比较优势。在自然资源方面，中国钢铁产业相对于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只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钢铁产业要想培育持久的竞争优势，既要从硬要素方面，通过装备和技术的更新换代、品种质量的调整来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也要从软要素方面，在知识、技术、管理制度上进行不断创新。软硬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中国钢铁产业或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在市场份额!利润或增长率等方面超越竞争对手，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四、总结语
1.出口贸易总量增长迅速，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从2003年到2012年10十年间，我国出口贸易额由4382亿美元增长到20488亿美元，年平均增幅达18.9%。2009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在出口贸易额迅速增长的同时，进口贸易额的增长相对缓慢，因此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扩大。2003年对外贸易顺差额为254.7亿美元，2008年对外贸易顺差额为2981.3亿美元，6年间增长了11倍多。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对外贸易顺差额出现三连降，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1956.9亿美元、1815.1亿美和1551.4亿美，但2012年又出现回升，对外贸易顺差额为2311亿美元。
2.对外贸易出口依存度较高。
2003年我国对外贸易出口依存度为26.7%，2006年高达35.7%，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27.5%、26.1%、24.9%，但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形成的长期惯性，我国经济依赖出口增长的趋势还将延续。目前，美国、日本、巴西和印度等国的对外贸易出口依存度都在10%左右，我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不仅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展国家和地区，也高于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巴西等，中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长期同GDP增长率脱节，经济存在严重的出口贸易依赖性，也由此引发许多的贸易争端和摩擦。
3.出口产品中的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不断上升，但仍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
根据联合国的分类方法，工业制成品中的第5和第7大类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不断上升，由1980年的46.5%上升到2010年的94.8%，2012年达到95.1%，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由1980年的22%上升到2011年的57%，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了一定的优化，但其完全的优化转型远未完成，因为我国大部分出口生产企业仍然处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例如2010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9.2%和31.2%，但如果再进行细分，这些出口产品中大部分依然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马源(2013)的分析得出2010年我国出口欧盟的机电产品中，66%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只有34%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总体来看，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大部分属于中低档次，产品附加值低和技术和知识含量较低，和发达国家出口的“高、精、尖”机械设备相比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品主要以来料加工和装配贸易为主，主要生产和出口计算机、通信和电子技术等产品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依然以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缺乏核心技术。
4.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依然占据较大比重。
目前我国初级产品出口中的矿物燃料、油等高排放、高耗能产品出口占据30%左右，工业品制成品出口中的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制品等均属于资源性和高污染产品，由于不具备核心技术，机电产品主要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大部分依然属于高耗能、高排放的低附加值产品。同时，自2006年以来，加工贸易占据我国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由于我国加工贸易主要以“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方式为主，国内加工企业从国外大量进口原材料进行组装后再出口，仅赚取少量的加工费，却在加工过程中耗费大量能源并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含量。
二、我国出口商品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计算
1.数据说明
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分类）把商品分成10大类(0-9)，文章主要选取其中的第3、5、6、7共4类商品进行研究，这4类商品出口额合计近年来均占我国总出口额的70%以上，所以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出口商品金额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能源消耗量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上对商品的分类标准不一样，因此按照SITC分类对《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上的商品分类进行了归并，这样才能应用其数据。自中国加入2001年加入WTO以来，出口规模迅速扩大，但同时能源消耗也由2000年的14.55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11年的34.80亿吨标准煤，据《2013年BP世界能源统计回顾》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开始，中国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在能源消耗大幅上升的同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快速上升，由2003年的约35亿吨上升到2010年的约85亿吨，跃居世界第一。因此，文章选取2005年和2010年的数据进行计算，为了剔除价格因素，使两年的数据具有可比性，以2005年价格为不变价格对2010年的出口额和工业产值进行了处理。
2.计算我国出口商品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
目前计算商品能源消耗量的方法有投入产出法和直接消耗计算法。文章采用第二种方法，先计算4类商品的单位能耗（能源消耗强度），它等于各商品的能源消耗量除以其总产值，各出口商品的源消耗量就等于4类商品的出口金额乘以单位能耗。直接消耗法由于只计算了商品的直接能耗，而没有计算在生产该商品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原料及辅助材料等所产生的间接能耗，因此会造成能耗量的低估，但是通过计算结果发现，即使在低估我国出口商品的能源消耗从而低估碳排放量的情况下，也不影响中国大部分出口商品属于高能源消耗和高碳排放的结论。
3.计算结果说明
通过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我国出口商品的碳排放总量较高。2005年、2010年我国4大类出口商品的碳排放总量分别为1.3亿吨（约合4.8亿吨CO2）和1.4亿吨（约合5.1亿吨CO2），而同为出口大国的德国2005年和2009年整个制造业的CO2排放量分别为1.12亿吨和1.02亿吨。第二，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在下降。2005-2010年我国4大类出口商品的碳排放总量增长7.9%，而同期的出口贸易增幅为76.7%，碳排放量增幅远远小于出口贸易增幅得益于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和2005年相比，2010年4大类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1.77、2.11、2.08、0.16，降幅分别为：34%、40%、35%、27%。
三、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综合前面我国出口贸易现状特点和出口商品碳排放总量的计算结果来看，我国出口贸易发展迅速，经济增长的出口依赖性较强，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依然建立在高碳排放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其逐步实施的低碳规制和措施如碳关税及非关税绿色贸易壁垒将会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较大影响。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将来美国和欧盟对进口产品全面征收碳关税，故我国产品出口量可能下滑21%。但对不同的出口商品影响会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
1.第3大类出口商品，即矿物燃料，剂和有关原料。
该类商品属于高排放高污染类商品，2005年和2010年碳排放强度分别为6.67、3.46，但由于出口额较小，其碳排放总量在4类商品中最小，2005年和2010年分别为1175.99万吨、763.67万吨。受我国能源短缺的制约，国家对该类产品出口采取限制措施，其出口额5年内仅上升了20.08%，同时不断提高减排技术，碳排放强度5年内下降了48.1%，因此第3大类产品出口受低碳规制和措施的影响较小。
2.第5大类出口商品，即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此类商品碳排放量较高，其碳排放强度2005年和2010年分别为5.31、3.20。2005年和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别为1898.71万吨、2317.14万吨，两年均位于第3位，虽然该类商品的出口比重较小，但5年内的出口增长率却高达102.3%，碳排放强度下降40%。因此，随着出口量的不断增加，第5大类产品出口将会受到低碳规制和措施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的影响。
3.第6大类出口商品，即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
这类商品2005年的碳排放强度仅次于矿物燃料等商品，其碳排放强度为5.92，而2010年碳排放强度为3.84，排名第一。2005年、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别为7638.77万吨和7914.37万吨，占总排放量的比重分别为50.1%和49.1%，是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量的主要来源。此类商品2005年和2010年的出口比重分别为16.9%和15.8%，是我国的第三大出口商品，5年内出口增长率为59.4%，碳排放强度下降35%。因此第6大类出口商品受低碳规制和措施的影响最大。
4.第7类出口商品，即机械及运输设备。
第7类商品2005年、2010年碳排放总量分别为2117.71万吨、2852.28万吨，碳排放强度最低，分别为0.60、0.44。虽然该类产品一般认为属于清洁生产，但由于是我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且出口增长较快，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2005年、2010年分别为46.2%、49.5%，5年内出口增长率为83.6%，远远大于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幅度的27%，所以碳排放总量在不断攀升，5年内增长率为34.7%。有学者对影响出口商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进行分析，王天凤(2012)的研究表明，规模效应是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增加的主要来源。高海燕(2011)的研究表明，规模效应在机械制造业出口产品碳排放中所占比重为70%以上。同时由于这类商品的中间投入品碳排放强度较高，包括间接排放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会比直接碳排放强度高很多，因此第7类出口商品也会受到低碳规制和措施的较大影响。
四、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发展方向
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系统受到空前挑战的背景下提出的，但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不遗余力地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动因是自上个世纪80年达国家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后，欧美国家经济由实物主导模式逐步转变为非实物生产主导模式，出现经济服务化和虚拟化的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已经失去，重新回到制造业已经不现实且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必须找到一个新的产业作为拉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发展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成了发达国家的首选。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20世纪的信息革命，中国均未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所以在国际分工中只能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大量出口低附加值、高耗能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此次低碳革命对我国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我国应该顺应低碳经济发展趋势，在应对低碳经济给我国出口商品带来的冲击的同时努力进行低碳技术创新。
1.积极应对发达国家和地区低碳减排规制和措施对我国出口商品造成的冲击。
一国的对外贸易模式是由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所决定的，由于我国工业化起步较晚，劳动力丰富但技术发展水平较低，目前只能大量出口具有较高碳排放量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在完成了高耗能高排放的工业化后，对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制定低碳减排规制和措施显失公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实际上是碳密集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按照生产过程中的全部碳排放来征收碳关税是不合理的。因此，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我国应该积极主动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的讨论，并联合其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展开谈判，共同抵制以碳关税为代表的新型绿色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在抵制发达国家碳关税政策的同时提出反制性政策，“可以考虑从消费者社会责任的角度，提出基于人均碳消耗量或者累计人均碳消耗量标准的碳关税政策。”
2.发展低碳经济，降低出口商品碳排放量。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从2020年全面征收碳关税的计划表，而据测算，我国的碳排放量将在2020-2030年之间达到峰值，如果不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则在未来就有可能发生剧烈的贸易摩擦和贸易战，所以努力降低出口产品碳排放量已势在必行；其次，由低碳经济所引发的低碳贸易已是大势所趋，低碳绿色贸易壁垒必然会对各国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产生重要的影响，高耗能、高碳排放、低附加值的产品的出口比重将大幅下降，而低碳排放、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将逐步上升；最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多年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换来的，随着资源的短缺和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改变过去不可持续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迫在眉睫，发展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3.优化出口产品的能源消费结构。
按照电热当量计算法，2005年和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构成中煤、石油、天然气的比重分别为74.1%、20.7%、2.8%，2010年这三种能源的比重分别为71.9%、20%、4.6%，我国的能源结构5年来几乎没有得到优化，一直以高污染高排放的煤炭和石油为主，其它清洁能源的消费比例较低。全世界核电发电约占总发电的10%左右，而我国近年来核电所占比例基本保持在0.3%左右，因此，我国出口产品能源消费结构有很大的优化空间，逐步减少高污染高排放的煤炭和石油的比重，增加天然气的消费比重，并大力发展水电、核电和风电等清洁能源，能够有效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碳排放量。
4.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的投入，创新低碳产品，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由于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先行的企业风险很大，如果研发失败，则成本完全由企业自己承担；如果研发成功，则其他企业就会通过模仿等溢出效应掌握新技术，企业缺乏研究开发的积极性。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的投入，对先入企业进行补偿，才能激发企业对低碳技术的研发进行投入。碳排放强度主要受能源消费构成和能源效率的影响，我国4大类主要出口产品的碳排放强度5年内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幅。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构成均呈现以煤炭为主的特征，各能源的消费构成变化不大，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主要原因是能源效率的提高，因此提高低碳技术是降低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量的重要途径。
5.重点控制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的碳排放量。
第6大类出口是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一旦实施低碳贸易壁垒，将对这类商品的利润和竞争力产生很大影响。此类产品是我国重要的传统出口产品，由于我国目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会大量出口该类产品，因此提高这类产品的能源使用效率尤为重要。
6.培育机械及运输设备新的出口增长点的同时注意扩大内需。
1．1单位根检验由于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大多数是非平稳序列，直接对其运用普通回归分析会产生“伪回归”问题，为了处理此问题，首先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由图3、图4可知，序列lnGDP、lnEX呈上升趋势，变量的数据明显随时间递增，初步判断该数据不平稳。由表2可知，lnGDP、lnEX的ADF统计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1%、5%和10%的临界值，所以序列lnGDP、lnEX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因此，应对序列lnGDP、lnEX的一阶差分ΔlnGDP、ΔlnEX再进行单位根检验，ΔlnGDP和ΔlnEX的ADF统计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所以序列ΔlnGDP、ΔlnEX都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1．2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出口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下面对出口贸易水平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变量进行协整分析。通过上面分析可知，两变量序列lnGDP、lnEX均为一阶单整I(1)，满足协整检验前提，故可考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现用E－G两步法对lnGDP、lnEX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第二步，检验上述模型的残差项是否为平稳序列，即检验是否是I(0)序列。上述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序列e的取值如图5所示。由表4可知，ADF检验统计量－3.05795小于显著性水平5%、10%时的临界值，因此可认为估计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这表明lnGDP与lnE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E－G两步法原理，上述回归方程不仅揭示了出口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度，且表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回归方程可看出，出口总额(EX)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0.837个百分点。因此，该协整回归方程具有现实意义。
1．3格兰杰因果检验从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验证。下面对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见表5。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检验水平下，只有出口额的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也就是说，安徽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出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没发现经济增长是出口贸易的Granger原因。综上，本文通过对1992－2013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安徽省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从长期来看，出口额与安徽省GDP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扩大出口是安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因此，安徽省要想方设法扩大出口贸易，发挥出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安徽省出口贸易面临的问题分析
其一，企业竞争力不足，缺乏自主品牌。目前安徽省的企业规模较小，技术设备落后，加工行业的技术水平低，很少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安徽省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实质上依赖于低价竞销，产品附加值低，不利于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也不能充分发挥安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而且容易引发国外对我省产品反倾销或保障措施的贸易壁垒。我国企业的很多核心技术都是在模仿国外企业的技术，安徽省的一些企业也是跟在外企后面模仿，缺乏自主品牌，得不到高额垄断利润，只是微利［10］。其二，出口体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出口服务。安徽省外贸体制不完善，还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体制。通常拥有进出口权的贸易公司收购或者事先签订订单获得货源，然后经过进一步加工和包装对外出口。生产与出口主体分离，造成主体利益的不一致，致使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其次政府支持政策不完善，没有出台针对相关产品出口的促进措施，不能激发企业出口的动力。再则就是缺乏有效的出口服务，如信息服务。由于安徽省出口企业规模较小，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较短，所以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国际市场信息渠道，缺乏信息收集、处理、分析的能力。其三，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低，缺乏技术创新。安徽省出口以农产品、茶叶、机电产品为主，农产品出口虽然在不断增长，但是一些农产品生产成本高，缺乏价格优势，而且结构不合理，出口层次低，创汇率不高;其次是安徽农产品技术含量低，创新产品少，基本上出口的都是传统产品，所以在世界市场上可能会受到威胁和挑战。其四，出口市场过分集中，使出口容易受到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冲击。安徽省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亚洲、北美，而对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出口较少。这种集中的市场格局，容易受到发达国家对出口产品保护主义措施的冲击。目前安徽省产品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要求，如严格的技术标准直接限制了产品出口;严格的环保标准削弱了农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优势。
3促进安徽省出口贸易的政策建议
从中国主要林化产品的出口结构来看，松香产品出口额占林化产品整体出口额的比重在1992～2012年期间基本呈现下降的趋势，从1992年的80．75％下降到2012年的43．17％。活性炭产品出口额占林化产品整体出口额的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从1992年的15．80％上升到2012年的53．53％。可以看出，尽管松香和活性炭的出口比重有所变化，但它们依然是林化产品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分别对这两类产品的出口流量和流向进行分析。从1992～2012年松香产品出口贸易流量变化情况来看（图2），2004年之前，松香产品历年出口贸易额变化不大，基本在1．4亿美元上下波动。2005年以后松香产品出口贸易额有所增加，但出口波动剧烈，2009年松香出口额仅为1．8亿美元，2011年却高达5．9亿美元。从1992～2012年活性炭产品出口贸易流量变化情况来看（图2），除了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额有所减少外，基本上都是每年增加的趋势。从出口流向来看，2012年中国松香产品出口额为26834万美元，其出口市场以日本、葡萄牙等为主，表2还列出了松香产品出口流向前十位的其它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松香产品出口额占出口世界总额的83．46％。2012年中国活性炭产品出口额为33274万美元，其出口市场以日本、韩国等为主。表2还列出了活性炭产品出口流向前十位的其它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活性炭产品出口额占出口世界总额的72．64％。由此看来，不论是松香产品还是活性炭产品，其出口市场都相对比较集中。
二、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一）贸易引力模型及其扩展
贸易引力模型起源于牛顿力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将万有引力定律引入到国际贸易领域，他们通过研究指出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规模与两国各自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这就是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之后许多学者对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了扩展，引入一些影响双边贸易流量与流向的其它因素，如Linnemann（1966）引入人口数量和贸易政策变量，Bergstrand（1985）用人均收入代替了人口数量，并引入汇率和是否同属一个经济组织等变量，AndersonandWincoop（2003）引入是否拥有共同边界变量，AndersonandMarcouiller（2002）引入一系列经济制度变量（如交易成本等），DeGroot等人（2004）引入政治稳定性、管制质量和腐败程度等制度变量。近几年，文化差异也被作为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因素引入到贸易引力模型中（Felbermayr，2010）。随着贸易引力模型的发展与应用，国内外不少学者运用该模型来预测某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Sohn，2005；Batra，2006；张英，2012）、检验某些国家的贸易格局（EvenettandKeller，2002）、分析影响某类产品对外贸易的因素（戴明辉，2010；张凤娟，2013）、估计两国双边贸易中可能存在的本地市场效应（刘磊，2013）等。这些研究为我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借鉴，因此，本文拟建立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对林化产品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及出口潜力进行实证分析。根据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特点和出口实际，综合考虑本国供给、进口国需求、贸易成本等因素，在贸易引力模型基本形式的基础上引入以下变量。
1．森林资源差异。
林化产品是以森林资源为基础，通过化学加工生产的产品。森林资源与林化产品之间有着直接联系，不同林化产品需要不同森林资源来支撑。因此本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时，引入贸易双方之间的森林资源差异这一变量。由于很难区分林化产品具体来源于那种森林资源，以及考虑到森林资源数据的可获取性，这里没有考虑生产不同林化产品的森林资源差异，而是用贸易双方之间的人均占有森林总面积差额的绝对值（DFAij）来反映他们之间的森林资源差异。计算方法为：DFAij＝｜FAiPi－FAjPj｜，其中FAi与FAj分别表示i国与j国的森林总面积，Pi与Pj分别表示i国与j国的总人口数，这样，FA／P就反映了各国森林资源的丰裕程度。
2．人均收入水平差异。
根据瑞典经济学家Linder提出的需求相似理论，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的延伸，产品的出口结构、流向和贸易量的大小取决于两国需求偏好的相似程度，而某个国家的需求偏好又取决于该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两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越小，需求偏好就越相似，两国之间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大（李国疆，2005）。因此，这里引入贸易双方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变量来反映他们之间的林化产品贸易需求偏好的相似程度。人均收入水平差异（DPCIij）用两国之间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差额的绝对值来反映，计算方法为：DPCIij＝｜PGNIi－PGNIj｜，其中PGNIi与PGNIj分别表示i国与j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3．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
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它的变动对一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的波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通过调整汇率达到调节贸易收支的作用（施伟，2008）。汇率升值会使出口商品的价格上涨，导致出口贸易的减少，汇率的贬值则能够提高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所以，这里引入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这一变量，来观测汇率的变化是否会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有所影响。
4．其它变量。
除了以上影响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因素外，这里也考虑了多数研究者考虑的出口国人口数、出口对象国人口数、是否拥有共同边界、是否属于同一贸易组织等变量。一般而言，出口国人口越多，国内市场需求规模越大，出口贸易量就越少，出口对象国人口越多，国际市场需求规模越大，进口贸易量就越多。当贸易双方拥有共同边界时，贸易成本将会下降，贸易量因而会增加，这里拥有共同边界指的是与中国陆地上接壤和海上相邻的国家。当贸易双方属于同一贸易组织时，由于优惠性贸易的安排，会使双方间的贸易量增加，考虑到中国林化产品出口对象国中APEC成员占大部分，所以这里引入是否属于APEC成员这一虚拟变量。引入以上变量后，适当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为：LnTij＝c＋α1Ln（GDPi×GDPj）＋α2Ln（POPi×POPj）＋α3LnDij＋α4LnDFAij＋α5LnDPCIij＋α6LnEij＋α7BORDER＋α8APEC其中，Tij表示某年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国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其它各解释变量的含义及对被解释变量的理论预期符号见表3。
（二）样本确定与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2002～2011年中国对其主要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国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这样可以避免横截面数据的偶然性。回归方程中的变量，除了虚拟变量，都做了对数化处理，这样有利于消除异方差，同时方便解释说明。具体选择的是2012年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排名前30位的日本、比利时等国家（地区）。2012年中国对这30个国家（地区）的林化产品整体出口额约为565．95百万美元，占出口世界总额的91．04％，因此，这些国家（地区）的选取能够反映中国林化产品的主要出口贸易状况。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流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各国GDP、总人口数、人均GNI、汇率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国与各贸易国之间的距离数据来源于http：／／www．timeanddate．com，这里计算的是北京到各贸易国家首都之间的理论空中距离。关于各个贸易国家的森林总面积数据，由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全球森林资源评估周期为5年，只有逢尾数为5和0年份的国家森林总面积数据，所以样本期内其它年份的数据只能通过森林面积年度变化率来间接计算。
（三）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首先利用整理后的面板数据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然后对该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拒绝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又考虑到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个数相对较多，而面板数据中时间序列个数相对较少，横截面数据相对较多，不适合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因而这里选择混合模型进行估计。由于面板数据具有两个维度的特性，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时，容易产生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等问题，而且文中横截面个数大于时间序列的个数，所以本文使用PanelEGLS方法，先后对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做截面加权回归（Cross－SectionWeights）、时期加权回归（PeriodWeights）和时期似不相关回归（PeriodSUR），这些估计方法的应用可以有效的处理复杂的面板误差结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4。从回归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三种方法的模型回归估计中，所有变量系数符号都与预期符号一致，大部分变量的系数估计通过5％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整体方程也通过1％显著性水平下的F检验，调整可决系数（分别为0．859672、0．582569、0．561207）较为理想，这说明构建的贸易引力扩展模型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但是，进一步观察DW值可以发现，模型一与模型二的DW值较小，分别为0．49、0．22。根据经验，DW值接近于0时，模型存在自相关。由此，前两种模型存在严重的序列自相关，可能会导致模型存在谬误回归。所以，这里选择模型三，但是模型三中的变量Ln（DPCIij）和APEC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因此剔除这些变量后对模型进行重新回归，即模型四。最后，确定模型四中的方程为表达中国林化产品整体出口贸易的引力模型。
（四）基于回归结果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中国林化产品整体出口贸易额与两国经济总量的乘积成正相关，与两国人口数量的乘积成负相关，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负相关，与两国森林资源的差异成正相关，与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成负相关，与两国是否拥有共同边界成正相关。具体分析如下：
1．反映出口国供给效应的因素。
两国森林资源差异的弹性系数是0．1517，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出口对象国森林资源的差异每增加1％，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将增加0．1517％。说明两国森林资源差异是影响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林化产品是以森林资源为原料来进行生产的，没有足够的资源，就不能保障林化产品的供给，进而影响出口贸易。因此，针对不同林化原料林资源，优化其结构、提高其质量，能够增强林化原料林资源的林化产品供给能力，将会推动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
2．反映出口对象国需求效应的因素。
（1）经济规模的弹性系数是0．6110，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国i或出口对象国j的GDP每增加1％，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将增加0．6110％。在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背景下，以松香、活性炭等为原料的深加工产品具有强劲的市场需求前景，为中国松香、活性炭等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2）人口数量的弹性系数是－0．1757，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国i或出口对象国j的人口数量每增加1％，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将减少0．1757％。这一结果的合理解释是人口越多，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越小，从而双边贸易流量也越小。（3）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这一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一因素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较小。主要是由于影响两国之间林化产品贸易需求的因素多而复杂，人均收入差异难以很好的反映两国之间林化产品贸易需求的偏好。
3．反映两国贸易成本和制度安排的因素。
（1）两国之间距离的弹性系数是－0．8770，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出口对象国之间的距离每增加1％，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将减少0．8770％。由此看来，因为距离所带来的运输成本、通讯成本等因素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起阻碍作用。（2）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的弹性系数是－0．0626，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每升值1％，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将减少0．0626％。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的升值，将导致林化产品出口企业利润的下降，从而消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3）两国是否拥有共同边界的弹性系数是0．3315，表明拥有共同边界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产生正面的影响。拥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与中国距离较近，因而贸易成本较低，另外，拥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一般在语言、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对林化产品出口也有促进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中国林化产品出口市场一部分集中在周边国家，如2012年中国对周边的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占出口世界总贸易额的43．33％。（4）两国是否同属于APEC组织这一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一因素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较小。主要是由于目前中国已经与多数有贸易往来的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因而APEC组织的影响作用较小。四、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潜力测算贸易引力模型的回归结果还可以用来测算中国与出口贸易国之间的出口贸易潜力。其原理是运用贸易引力模型模拟出的理论出口贸易额与实际出口贸易额进行比较，如果模拟贸易额超过了实际贸易额，说明“贸易不足”，如果模拟贸易额低于实际贸易额，说明“贸易过度”，把实际贸易额与模拟贸易额的比值称之为出口贸易潜力系数。刘青峰和姜书竹（2002）根据出口贸易潜力系数将贸易伙伴国分为三类，比值大于或等于1．2属于“潜力再造型”，比值在0．8到1．2之间属于“潜力开拓型”，比值小于或等于0．8属于“潜力巨大型”。根据上面估计出的贸易引力模型，推导出测算理论出口贸易额的方程：Tij＝e9．0790＋0．3315BORDER×（GDPi×GDPj）0．6110×（POPi×POPj）－0．1757×Dij－0．8770×DFAij0．1517×Eij－0．06262011年中国与样本国家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潜力的测算结果见表5。从测算结果来看，属于“潜力再造型”的国家有比利时、印度等13个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已经用完，对这些国家进行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主要思路是在保持现有积极出口贸易因素的同时，争取发展培育其它的新的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潜力开拓型”的国家有韩国、澳大利亚等4个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已初具规模，但还有扩大的空间，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进一步促进对这些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属于“潜力巨大型”的国家有德国、新加坡等13个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尚处于发展阶段，发展空间很大，应该充分发挥对这些国家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潜力。通过加强贸易谈判和重视开发新兴贸易市场，以增加对这些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
三、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2002到2011年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建立贸易引力扩展模型，对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及发展潜力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与出口对象国的经济规模、森林资源的差异、共同边界等变量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与出口对象国的人口数量、两国之间的距离、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的汇率等变量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人均收入差异、是否同属于APEC组织这两个变量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从回归系数来看，两国之间距离、两国的经济规模、共同边界等变量对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而森林资源差异、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等变量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2．中国对德国、新加坡、俄罗斯等13个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仍然具有巨大的出口潜力，应重视这类出口市场，进一步发挥对这些国家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潜力。而对比利时、印度、日本等传统市场，其出口贸易已趋于稳定，应在保持出口贸易稳定发展的同时，争取培育新的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因素。
（二）对策建议
1.1安徽省茶叶出口量茶叶的出口贸易是安徽省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安徽省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近年来，在安徽省茶叶不断增产的基础上茶叶出口也实现了稳步的增长，2000年到2013年，安徽省茶叶出口量从1.3136万吨上升到3.9525万吨，增幅达200.89%，出口额从1531万美元跃至14391万美元，增幅达839.97%。2012年，安徽省茶叶出易金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2013年出口量占全国12.13%份额，居全国第三位。此外，安徽省茶叶出口平均价格2013年为0.3641万美元每吨，低于全国茶叶出口单价0.3827万美元每吨的平均水平。
1.2安徽省茶叶竞争力本文通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安徽省及国内主要产茶省份进行茶叶产业竞争力的比较分析。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以一产业在某国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其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之比表示，在世界水平下，可以较好地表现该产业出口所具有的相对优势。本文借鉴显性比较优势进行茶叶出口竞争力国内比较优势的横向分析（见公式1），以安徽省茶叶产业在安徽省出口中所占份额与中国对外贸易中茶叶产业占外贸出口总额的份额之比来反映安徽省茶叶产业在我国茶叶出口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其中，RCAij表示j省茶叶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Xij表示j省茶叶的出口额，Xtj表示j省的总出口额，Xiw表示中国茶叶的出口额，Xtw表示中国的总出口额。评价竞争力强弱的指数标准不变。评价标准如下：RCA大于2.5，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RCA介于2.5-1.25之间，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RCA介于1.25-0.8之间，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RCA小于0.8，则表明其国际竞争力较弱。如图1所示，安徽省、湖南省和浙江省三省的茶叶产业RCA指数均大于2.5，因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虽说浙江省年茶叶出口额全国排名第一，但从RCA指数来看，产业竞争力低于安徽和湖南两省，且逐年下滑，2005至2012年从5.19下滑到4.17。安徽省RCA指数较为平稳，基本上保持在8.0左右，竞争力极强，但2012年RCA指数较2011年RCA指数下滑较大，从9.16下滑至7.88，下滑了1.28，幅度为13.97%，但仍具有极强竞争力。从RCA指数来看，安徽省茶叶产业竞争力也低于茶叶出口排名第三的湖南省。湖南省RCA指数较图表中其他各省而言，异常的高，2011年更是达到17.32，总体表现为不断上升的趋势。福建省RCA指数徘徊于1.43至2.08，因而福建省茶叶产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江苏省RCA指数均低于0.8，其茶叶产业的竞争力较其他省份而言相对较弱，直接说明了其茶叶年出口量的不足。
2安徽省茶叶出口贸易优势和劣势
2.1安徽省茶叶优势①环境和文化优势。安徽省全省以山地丘陵地形为主，多云雾，昼夜温差大，降水充足，适宜茶树的种植，加上悠久的茶历史与茶文化、以及安徽人民的辛勤经营，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享誉国内外的高品质的名优茶。②价格优势。安徽省茶叶出口价格自2007年的0.162万美元/吨上升到2012年的0.323万美元/吨，相较于全国平均出口价位（2007年为0.209万美元/吨，2012年为0.332万美元/吨），安徽省茶叶出口价格有明显的价格优势。③产业后发优势。2012年安徽省全省茶产业综合产值180亿元，大多数初具规模的茶叶企业已实施了清洁化加工项目，茶叶生产逐渐向深加工、精加工方面靠拢。安徽省茶叶在国内茶饮消费市场上每年以5%的速度递增，国外出口销售逐步提速。
2.2安徽省茶叶劣势①产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我国茶叶总产量约179万吨，茶园面积大约为2280千公顷，全国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达0.0785万吨每千公顷。安徽省茶叶单位面积产量为0.0635万吨每千公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②茶叶出口品种较单调。安徽省茶叶以出口绿茶为主，出口茶叶中90%是绿茶，出口量仍在不断上升，红茶和特种茶的出口量增长相对缓慢。而且安徽省茶叶生产出口多为初级产品，产业链短，深加工程度不足等原因，出口茶叶价格仍然处于低价位。③中大型茶企带动不足。安徽省茶叶生产主要以家庭生产为主，茶园面积分散，难成规模，而茶叶加工以手工制作为主，辅之以简单机器，使得茶叶的附加值较低。公司加农户形式的合作形式中，相关茶叶企业大部分为中小型企业，缺乏大型的龙头企业带动。以2010年来看，进入中国茶叶行业百强企业名单中的14家安徽茶叶企业，主要以茶叶出口为主的企业只有5家。2012年第二届中国茶叶企业品牌建设高峰论坛揭晓的“2012中国茶叶企业产品品牌价值榜单”中，安徽省仅有LUCKYBIRD、汪满田、迎客松、徽六、雾里青、天方等12个品牌上榜，尚缺乏品牌优势。④茶叶质量安全问题突出。茶叶中农药残留、有害微生物和重金属残留现象严重，不仅会造成安徽省茶叶出口量的减少，而且使安徽省茶叶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声誉受损。此外，加工、包装、密封、储运等环节的卫生技术控制未达标，也使茶叶受到二次污染。⑤出口茶叶企业无序竞争，成交价格下滑严重损害了生产者利益。国际市场茶叶产品目前仍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出口产品的利润空间从总体看在不断减小，安徽省相当多的传统出口生产企业被迫放弃出口，取而代之的是经营方式更灵活、管理运营体制更高效的私营企业，由于需要依靠规模获得效益，导致产能增大而加工的精细化程度不足，产品的品质水平在我国茶叶总体质量水平中处于中下。
3安徽省茶叶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3.1严格卫生标准，提高茶叶品质茶叶生产管理部门应加强普及科学种茶和科学加工等知识，多途径开展培训，科学用药，加强农药采购、管理、施药等细节方面的记录，引导科学管理、科学种植、科学加工，确保出口茶叶品质。同时，加大对茶叶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企业实施清洁化加工项目。
3.2延长生产链，增加附加值努力改进传统独立加工模式，加大资金投入，建立规模化茶叶加工中心，创新茶叶加工形式。在茶叶包装上，将其与安徽省特有的文化、旅游相结合，在宣传徽文化、“徽旅游”的同时增加茶叶本省附加值。茶叶产业链的延长，有助于提高安徽省茶叶的贸易竞争力。
3.3茶企联合，汇零为整安徽省现有大大小小7000多家茶叶企业，茶叶企业数量庞大，但这些企业大多为小企业，分布于偏远的靠近茶园的山区城镇，分散程度较高，因而难以形成规模。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关扶持政策，积极进行全省茶叶产业专业合作社建设管理，汇零为整，抱拳出击，提高小农户面对大市场的竞争力。此外，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对一些规模性茶叶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使其做大做强，并带领势单力薄的小规模茶企，以面对来自外部环境的激烈竞争，走企业联合之路，共同利益，降低风险。
3.4改善茶厂设备，提高集约化程度加大绿色生产力度的宣传，对全县茶叶加工厂进行改造，对相当一部分的家庭作坊式茶厂进行教育改革，鼓励他们以集体为单位，定好专门的加工点，以无公害茶生产标准进行。最重要是更换新型茶叶加工设备，以提高茶叶加工质量。最后还得多作市场调查，听取消费者建议，改进茶叶的加工工艺。先进设备和先进加工工艺两者的完美结合，才能加工出独特的名茶。
4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