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8 07:57:32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政治经济文化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现阶段各类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阶段，各种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但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又有所区别。为评价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我们按照对工业总产值、社会零售总额、工商税收、就业几个方面的分类分别来考察不同的经济成分所具有的贡献。
表1不同经济成分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注：资料来源：《工商管理行政统计汇编》（1991－1998），国家工商管理局办公室；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转引自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1、58、24、25页。）
年份外资企业私营经济个体经济
199915.925.3418.18
表2不同经济成分对社会零售商品额的贡献（注：资料来源：《工商管理行政统计汇编》（1991－1998），国家工商管理局办公室；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转引自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1、58、24、25页。）
年份国有零售额比重集体零售额比重私营零售额比重个体零售额
198939.1033.200.4218.63
199241.2927.910.8320.27
199529.8519.314.8830.33
199820.6516.5710.4937.05
表3不同经济成分对工商税收的贡献（注：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1992－1998。转引自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年份个体私营外资国有集体
19937.930.265.2063.5621.08
19947.620.378.1263.0417.15
19957.270.6510.3859.7417.58
19967.351.1113.1654.6918.41
19976.711.3213.9556.3315.34
19987.062.1419995.592.48
表4整个国民经济中各种类型经济企业从业人员情况（％）（注：资料来源：《工商管理行政统计汇编》（1991－1998），国家工商管理局办公室；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转引自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1、58、24、25页。）
年份国有集体外资私营个体
198918.276.330.080.303.51
199016.195.550.100.273.29
199116.465.600.250.283.56
199216.615.520.350.353.76
199316.455.110.430.564.43
199416.694.890.600.965.62
199516.574.630.761.416.79
199616.334.380.781.707.29
199715.874.140.831.947.82
199812.952.810.842.448.74
199912.142.430.872.868.84
从上述各项指标来看，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就业方面，个体经济已经成为除国有经济外，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经济成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有经济提供就业机会的功能正在逐年下降，按其战略地位，以后也很难有大的吸纳空间。因此，个体经济在这方面的作用就更为引人注目。其次，目前个体经济在实现社会零售额方面已经是贡献最大的经济成分，其余的在工业生产总值和工商税收方面，其作用也不容忽视。然而，我们注意到不同的经济成分在对就业和税收的贡献上，并不是同步的，往往是被看好可以提供就业机会的经济成分，反而吸收就业的数量并不多，这是市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而必有的“降本”观念所为。因此，如果与国民经济发展中什么是最重要的目标的认定联系起来，对不同经济成分贡献的衡量就会得出不完全一样的结论。
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多元目标中，就业是最重要的目标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而言，目前所存在的任何一种经济成分都有它的重要性，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各有自己的特点。问题是，当前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最重要的或需要优先考虑的目标是什么。这是我们比较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以及确定它在发展战略中地位的依据。
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说，无论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对国家税收的贡献还是对出口的贡献，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就业目标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目标，它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其原因在
于：
中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7％的警戒线，今后几年可能还会再提高1至2个百分点，中国目前城镇失业率的警戒线应该为7.03％，在达到9.73％时，就会造成重大的社会经济风险（注：莫荣：《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版，第166、167页。）。农村地区本来就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隐性失业的现象，目前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4％左右，但农业只占GDP的15％。在加入WTO之后，由于受到世界市场的冲击，农民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更多的农民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寻找其他就业机会的压力会大大增加，它对于就业形势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就业形势的严峻性还在于近年来，我国经济虽然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但是，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的现象。为追求经济增长，在政策优惠和政府的招商活动中，人们更偏好追求高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为追求微观的效率，“减员增效”成为一个普遍被采纳的办法；而近年来，对经济的增长和出口贡献非常突出，对税收贡献也增加很快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由于注重微观效益，对就业的贡献虽然也在增加，但幅度十分有限。
过去人们认为，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如果改革和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的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同步，就会出现越改革，越发展，失业越严重的现象。近年的经验表明，就业不是一个由经济增长附带的目标，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增长，而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发展目标，需要由相关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来予以保障，不同的发展战略，可以导致不同的就业效应。比如，是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还是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将使同样数量的资本投入，提供完全不同数量的就业机会。
进一步来看，最近几年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的现象已十分突出，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之一。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普遍地扩大就业，尤其不能更多地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和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不能同步，甚至是以牺牲就业为代价。这种发展所造成的结果就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城乡与地区差别无法缩小，甚至不断扩大。
笔者认为，就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指标，它不仅与效益相联系，也与社会公正与公平，与稳定相联系。扩大就业，应高于其他指标，成为指导今后经济发展的中心目标。
另一方面，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解决就业问题的对象，主要是城镇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人的特点是除了劳动力外，既缺少其他人力资本（经营能力、专业知识），也缺少必要的经营资本。当现有的产业不能吸纳他们就业时，他们很容易就成为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并由此成为低收入或贫困群体。所谓就业问题，主要是使他们在经济的发展中能获得就业的机会。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发展什么经济成分对解决就业问题可以作出最大的贡献？各种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就业都作出了贡献，但其贡献度并不相同。
从前面的表列中可以看到，目前在我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在各类经济中最大，但它对就业的贡献不是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而是呈不断萎缩的态势。在改革深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经济的战略地位必然要求她进一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使它对就业的贡献率会进一步降低。
集体经济（包括乡镇企业）曾经对就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是，原有的集体经济在新一轮市场争夺中面临艰巨的结构转换，企业较多减员而较少增员；新型的集体经济如股份合作制、合伙制企业，出资者即劳动者，利益机制的刚性使之在用人方面也是精打细算，虽能提供就业机会，但其贡献也已从80年代的排名第二位降低到第四位。
外资企业对经济增长、出口以及税收的贡献都非常突出，1999年出口占全国的45.47％，税收占全国税收的15.99％。但是如果从就业来看，1999年在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为612万，占全国城乡就业人口的2.91％，占全国就业人口不到1％（注：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页。）。由此可见，外资企业对于中国就业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加入WTO以后，外资企业将进一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方向发展，不可能对解决中国的低层次劳动力的就业作出很大的贡献。
私营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到1999年从业人员已达到2022万人。它的进一步发展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的潜力，但由于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限，仅靠私营企业仍无法解决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
从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数据中可以看出，个体经济对解决就业具有巨大的贡献和潜力。1999年，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为6241万人，仅次于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的8572万人，成为国民经济中第二大吸纳就业的经济成分。如果其他经济成分在提供就业机会上都是有限的话，我们要考察的是，在我国未来个体经济是否有可能大发展，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渠道。
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理由
在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局面下。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是由于它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的潜力。从发展和提供就业机会的角度来看，个体与私营经济都有迅速发展的势头，而且私营经济的规模、效益，以及单个经济体雇佣从业人员的数目都要高于个体经济，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发展个体经济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因为发展个体经济门槛最低。
无论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是外资企业，我们都希望它们能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它们都有自己发展的瓶颈。对这些经济成分在解决就业方面寄予过高的期望并不现实。
能够发展私营经济固然好，问题是发展私营经济的一个主要瓶颈是没有足够的私人企业家。对于发展私营经济来说，认识上的和政策上的障碍已经解决，环境也是有利的，但是，在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发展市场经济也起步不久的条件下，作为企业家的私人企业主，却不是马上就能大批涌现出来的。从1990年到1999年，私营企业户数的增加速度达到35.50％，是一个超常规的发展时期，即便如此，私营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十分有限。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私营企业家的稀缺，从而制约了私营企业短时期内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大幅上升，相应地也就不易提供大幅增加的就业机会。外资企业的情况也相类似，同期户数的增加速度达到26.62％（注：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但其在国民经济中对就业的扩大还是有限的。如果考虑到外资企业比私营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资本、技术而不使用劳力，它对就业可能作出的贡献就更加有限了。
个体经济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自我实现就业的经济成分。在英语中个体经济称为self－employedindividuals，即自我雇佣的个体。它不依赖于别的企业是否提供就业机会，而是可以自己创造机会实现就业。因此，在无论是国有、集体，还是私营和外企都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可能要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时，发展个体经济实际上就成为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的一种以自我创业解决生计问题的谋生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体经济虽然在我国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但却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广阔天地。即使在发达国家，个体经济仍然是实现就业的重要途径。
个体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进入门槛很低，不管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只要有小额资本和简单的技能就能开业，从事某一项经营活动。它适合中国目前大多数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生产（经营）能力和所能承担的风险能力十分有限的特点，容易在适合他们的起点上，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从事经济活动。正是由于进入门槛低、更多的要求就业人口都能进入这一点，在其他经济成分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都有限的条件下，决定了个体经济将是城镇下岗失业职工，和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实现就业的主渠道之一。
表5不同经济成分户均注册资金比较（单位为万元，外资企业为美元）（注：数据来源：《工商管理行政统计汇编》（1991—1998），国家工商管理局办公室；《中国工商行政管理统计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转引自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34页。）
年份个体经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外资企业私营经济
19930.48130.4625.65146.6428.62
19960.80151.8234.44183.6145.80
19991.09263.7241.49218.2168.18
从不同经济成分的注册资金规模比较中可以看出，个体经济开业所需要的资金量是最低的。注册资金虽然不是一个企业实际运行时所需要的资金规模，但它基本上反映了这个企业的进入成本，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经营活动，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资金规模。相比之下，个体经济要求的资本门槛最低。
个体经济进入门槛低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要求占有中国目前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然而，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却可以培养出企业家所必备的素质。
由于个体经济所需资本规模小，经营相对容易，不需要素质很高的人力资本，这样的门槛，农民和城市的下岗失业人员比较容易进入，因此是解决就业问题最具潜力的经济成分。
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还不仅限于解决就业问题。首先，它扩大和深化了社会分工。建立一户个体经济，就是建立一个在社会分工下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它使经营者相对集中地只经营自己从事的业务，逐步专业化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也细化了社会分工。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扩大社会分工本身，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条件下，这种社会分工的扩大和深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
发展个体经济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培养了大量的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进行自主经营的人员，使人力资本得到提高。城镇的下岗职工，原来并不直接在市场中进行经营活动。农民虽然离不开市场，但仍有相当大生产的比重是属于自然经济状态，并不完全市场化。当他们转变为个体经济时，则成为在市场经济中以独立的经营活动为生的经济主体。这不仅是他们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将迫使他们去学习在市场经济中如何最有效地运用自己的资源，如何去规避风险，以及不得不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国家的法令来从事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他们的人力资本的一个提高过程。它也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走的道路。这种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提高，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具有的价值，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实际上，这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缩小目前存在的二元经济之间差别的一个关键。
发展个体经济对培育和发展人力资本的意义，从地区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其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表6个体经济区域发展态势（注：数据来源：《工商管理行政统计汇编》，转引自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年份东部地区户数比重中部地区户数比重西部地区户数比重
198949.4129.7020.89
199349.2531.1719.58
199646.0437.5416.44
199946.3136.2317.46
表7私营企业区域发展态势（％）（注：数据来源：《工商管理行政统计汇编》，转引自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年份户数雇佣工人注册资金产值消费品零售额
1990:东部69.2164.1768.1568.6969.55
中部20.0522.0520.9622.0720.85
西部10.7413.7810.889.239.60
1998:东部64.5262.2267.2572.6867.33
中部22.2524.1119.1018.1021.80
西部13.2313.6713.659.2210.88
1999:东部67.0663.0969.8074.7068.08
中部20.0322.9717.1916.2321.16
西部12.9113.9513.009.0710.75
从个体、私营、外资企业的地区发展态势来看，虽然它们在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都是明显的，但是其中个体经济的发展态势在地区差别上最小，它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相对于发展其他经济成分而言，发展个体经济最为容易，也最为实际。尤其是对于“锅底现象”的中部地区，个体经济的发展态势与东部的差距比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都要小得多。因此，在中西部的地区发展战略中，加强发展个体经济的力度，可能比鼓励外资和发展私营企业更容易见效。
发展个体经济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服务与监管
从一个更
广阔的视野来看，发展个体经济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能不只是解决眼前的就业压力，繁荣经济的问题，而是把一个特定的数量庞大、人力资本不高的人口层次，在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参与工业化进程的情况下，通过发展个体经济而带入到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大潮中去，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因此，它本身就是整个经济、社会大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个体经济所代表的生产力层次要远远低于其他的经济成分，但它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降低。这是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存在着几乎接近发达国家的沿海地区，和同时也存在着大约2／3的农业人口，和极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样一种国情所决定的。由此，产生了中国必须要发展多种生产力层次、多种成分经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对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就看得更清楚了。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如何促进个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绝大部分就业人口的人力资本素质不高，经济能力和经营能力有限，以及个体经济的脆弱性，特别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所面临的市场具有更大的风险，决定了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
降低创办个体经济的门槛。它包括减少登记注册费用和个体经济所承担的不合理负担。上海在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就业时所创立的“非正规就业模式”，即只要非正规就业者向政府部门登记，不需要任何注册费用，就可以开业。这对于缺乏资本的下岗失业人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往往决定了他（她）能否进入。在开业之后，各部门的不合理负担也是个体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不解决这些问题，个体经济难以发展。
必要的扶持和帮助。由于进入个体经济就业的人员本身在人力资本和资本两个方面都很薄弱，它需要政府进行扶持。这种扶持包括向个体经济提供小额的优惠贷款；提供必要的从业辅导和就业培训，使还不具备能力的潜在创业者能通过辅导和培训能尽快地成为个体经营者；鼓励和帮助个体经济组织起来，逐步进行行业规范与合作。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如果能将目前对开业前的从业辅导延伸至开业后的跟踪辅导，对维持并巩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可能更为需要。因为目前个体工商户每年登记开业的多，实际歇业的也多。其实，对就业者而言，兢业的态度往往比职业技能更为重要。如果能针对从业人员在成长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提供如何克服的方法，会帮助他们在个体经营的路上走得更稳。
强化监管和规范。面对市场规范不够完善，从业人员的素质不高的现实，以及市场经济中必然产生的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在发展个体经济中政府必须强化监管和规范的职能。
发展个体经济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来看，是把原来的小农经济，和城镇的失业下岗人员转化为独立的市场经济的经营者。在中国本身的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法规以及执行能力不足，同时个体经营者的素质也不高的条件下，针对市场经济中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必然会演变为大量的为赢利而不择手段，破坏市场经济的秩序和违规经营。可以说，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假冒伪劣、损害消费者利益；把经营成本外部化，导致破坏环境和生态，以及各种违法违规经营的现象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大量涌现。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监管，它们也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
一、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可能贡献
如何由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如何由极重心性修养的儒家老传统开出科学、民主的新果实，是新儒家的老问题。此次会议有了完全不同于上个世纪新儒家的新意旨。
田辰山强烈抨击了西方民主政治的非道德化特征。在西方，没有上帝就没有伦理。启蒙之后，西方人把上帝打倒了，也就把伦理打倒了，于是就有了非道德化的政治。在这种政治框架之中，私人利益至上。西方政治理论所界定的人是抽象的“单个”人、“个体”人、“一己”人（individuals），西方民主政治就是一部分“单个”人通过竞争获得“无限制积累个人财富”和“攫取支配社会大多数其他成员”的权力的政治。儒家和中华文化的政治绝不是这种非谭德化的政治，而是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政治。这种道德化的政治对人的理解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个人主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与人不是不相联系地生存和生活着的，而是不可分割地生存和生活在一起的，任何一己个人利益的追求都要受到天然地、必然地、社会地与别人之联系的制约。
张学智认为，不可一概否认政治去道德化的合理性，至少该承认政治的去道德化是把政治当作科学加以研究的前提。
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政治的高度道德化或道德主义政治恰是自由主义者长期攻击的靶子。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道德主义政治的价值预设是虚妄的，如设定“人人皆可为尧舜”，只有设定人人皆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现代政治“科学”或经济学（最成熟的社会科学）才能指导人们建构一种保障人权、维护正义的基本社会秩序。如今，有些学者正力图阐扬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中的“贤能政治”理念，认为“贤能政治”能补充现代民主政治的某些不足，如决策的低效和文化的平庸。然而，我们不可忘记，中国传统“贤能政治”确有其虚伪的一面，如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实则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虚伪官吏。
黄玉顺强烈反对今天有些儒学研究者所表达的思想。他们认为如今人欲横流、道德沦丧，应该“克己复礼”，有人甚至主张恢复“三纲”。黄玉顺反问：“是否该重新拥立皇帝？”
韩东屏意图用文化分析和中西对比的方法科学、客观地评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他认为文化只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长期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犯了严重的方法论错误。“全盘西化论”与“弘扬传统论”互相攻击，但谁都无法驳倒对方。他认为，须对传统文化进行细致的分门别类的分析，然后逐一与现代西方文化比较，进而做出判断，决定取舍。文化分析和判断应以当代的道德标准为终极标准，“以人为本”是终极原则。据此，儒家伦理已经过时。现代化靠挖掘古人的东西是不行的，必须靠当代人的智慧。
这种观点显然奠基于现代性的成见。其实现代性本身已大可质疑。现代性所形塑的工业文明已陷入重重危机，如高科技之军事运用的危险，基因技术对人权原则的威胁（可参见哈贝马斯的论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等。现代性的核心思想是独断理性主义。独断理性主义认为，人类凭其理性能认知、积累越来越多的知识，从而掌握越来越强有力的技术。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人类在用科技控制环境和制造物品的过程中将变得越来越自由、自主，即人类在干预自然事物时将越来越能排除灾难性后果，越来越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实际上，独断理性主义十分荒谬，大自然永远隐藏着无穷奥秘，永远握有惩罚人类之背道妄行的无上权力。
另外，文化也并非仅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并非在没有文化之前就先有了人，也并非人一边创造文化一边独立于文化。实际上，人就是文化动物，有了人就有了文化，有了文化也就有了人。人总处于文化的孕育、养育、熏陶之中。脱离了文化的个人就不是正常的人了。在会议上，傅永吉也不同意文化仅是人的工具的看法。他说，我们不能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如今推动文化大发展，也应该以传统文化为根本。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就是儒，儒即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文化绝非仅是外在于人的工具，它是人须臾不可离的生存条件。独断理性主义者是现代文化孕育、养育、熏陶出来的人，他们以为可站在绝对客观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条分缕析，然后一劳永逸地判定传统文化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无价值的。这恰是独断理性主义的独断。
郭沂说，一讲到普世价值，人们立即就想到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好像普世价值只能是这些西方“舶来品”。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也蕴含着普世价值，不妨称之为“中华价值”。“中华价值”可概括为：源自《周易》的“太和”，源自道家的“自然”，源自儒家的“仁义”，源自中国佛教的“慈悲”。其中‘‘太和”、“自然”是宇宙法则，而“仁义”、“慈悲”是人性法则。中西普世价值是互补的，“中华价值”代表着终极价值，而西方普世价值是社会价值。
张学智对郭沂的概括提出了疑问。韩东屏则以西方人根本不用什么“太和”、“自然”等概念去解释宇宙加以反驳。其实，韩东屏与郭沂所分别信持的思想体系是不可通约的。韩东屏所代表的独断理性主义者总认为，存在唯一的真理体系，这唯一的真理体系应该是评判各种分歧的终极依据。韩东屏本人承认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是多元的，但“科学提供真理，真理越多越好”。以此类推，或许韩教授还相信科学真理是不断地、积累式地进步的，以科学为依据的哲学才是正确的哲学。谁的哲学以科学为依据，谁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其实，科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已表明，科学也不是统一的，更不是积累式地进步的，约纳斯在《技术、医学与伦理学》一书中则明确论证了科学真理也并非越多越好。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寻得绝对客观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所谓科学的条分缕析，进而一劳永逸地判断哪些成分有价值，哪些成分无价值。我们永远都处于与传统的对话之中。
二、当代环境伦理以及儒学对环境伦理的启示
环境伦理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成中英说：人的污染行为反映了人的素质的下落或不能持续上升。人的上升在儒家思想的发展中最有体会。从彖传中的“品物流行，保合太和’’到王船山“日新与富有”，经张载程朱陆王等大家的充实与精化，到了近代却丧失了。恢复人的意识与做人的价值就是回复到儒学的基本命题，建立正确的宇宙生态学与相应的心灵生态学。对此，我们要发展人的自发能力与自约能耐，也就是人的本体的自发性与自约性。
美国缅因大学哲学系教授葛朗格（JosephGrange）向会议提交了论文：《拯救地球》（Healingthe Planet）。他从孔子、怀特海、杜威和皮尔斯那里寻求智慧，提出了他所独创的环境伦理学：基础生态学（Foundational Ecology）。基础生态学体系奠基于儒学所特别重视的情智（felt intelligence），即与情感不可分离的理智。我们只能在真实的具体经验中去验证情智的价值和错误。基础生态学的宗旨是凸显道德体认的价值，而且力图用美学语言加以表述。最重要的是，葛朗格教授宁肯用灵动（vague）的范畴去表达自然秩序，而不去追求理性主义所极为重视的精确表征。在辞典中，我们发现英文词vague有“模糊”、“不清楚”、“含糊”、“暖昧”的意思。但葛朗格强调，他所用的vague与“模糊”（ambiguity）没有关系。他的vague一词的用法源于皮尔士的逻辑研究，皮尔士把vague定义为需要经验示例（instantiation）的，最好与“一般”（gener―al）对举。“一般”在探寻普遍真理的科学和哲学中表示“一切”和“任何”，但我们必须诉诸具体的经验示例才能完全理解逻辑的或客观的“灵动”。如皮尔士所说的：“凡适合于排中律的都是一般的，凡不适合于矛盾律的都是灵动的。”“实际世界展示为处于生生灭灭之过程中的许多事件”，正是一种灵动的陈述，也是皮尔士所称的逻辑上客观的灵动陈述。这与精确陈述一头鹿在树林或一所大学在城市的状况完全不同。
生态危机表明，善本身只能在世界之中持存。善的未来持存要求一个内含价值的秩序结构理论。另外，这种秩序必须用美学范畴表达，情智从而才能觉知它们是何种价值。这些秩序能抵制混沌之从不间断的张力而支持价值的多样性。自然界有四种环境秩序：平凡（The Trivial）、灵动（TheVague）、稀少（The Narrow）、宽广（The Width）。这四种秩序很少以单一的形态展现，而常常是互相交织的。我们需要用理智去探测其存在，用情感去发现其价值。平凡所引起的情感是不在乎，灵动所激起的情感是期待，稀少所激起的情感是强烈，宽广所激起的情感是参与。葛朗格认为，我们之所以深陷生态危机，就因为心存种种谬见，而这些谬见都是贪婪和怨恨的产物。为医治正感染着我们地球的疾病，我们需要审美的感觉、心灵的力量、尊重的意志和生态的实践。
我认为，葛朗格“基础生态学”的如下几点特别值得关注：（1）强调理智与情感的不可分离，人必须有理智的情感，也只能带着情感思考；（2）强调他的基础生态学奠基于美学；（3）强调灵动思维和灵动表达的重要性。
徐春认为，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在传统儒学中找到源头。儒家“畏天命”、体认自然的内在价值、承担对自然的责任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思想对接。“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是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统一性。天人之间的“合一”不是天与人主动相合，而是人主动地与天相合，人参与宇宙进程，与宇宙秩序保持和谐，但不是把人的意志强加在自然之上。儒家“天人合一”观的自然引申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儒家“畏天命”思想的逻辑展开就是环境伦理的基本理念――敬畏生命。儒家已经体认到天地自然的内在价值就在于天道、天德，且具有生命意义和道德意义，并在“天命”学说和“天地之心”学说中论证了生命的目的性。儒家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建立起“推己及人”的社会伦理秩序，相应地也建立起“民胞物与”，“人所不欲，勿施于物”，以诚待物，以仁爱物的推人及物（自然）的伦理秩序，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超越了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对立两极的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传统。
黄玉顺则认为，价值只能是以人为中心的。假如野兽糟蹋农民的庄稼，农民该如何对待？如果你为保护鳄鱼而喂它牛肉，你是否伤害了牛？环境伦理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并不清楚。
金富平辨析了“天人合一”的含义。认为“天人合一”的确切意指是天人合德，董仲舒的天人类合、荀子的天人相分不能与天人合一混淆并论。“天人合一”与仁、诚和中庸具有内在的关联。仁、诚和中庸是天人合一的可能性依据。义利之辨是儒家生态伦理的实践路径。
德国公民教育学院教授斯皮克（MichaelSpieker）阐述了黑格尔自然哲学对当代环境伦理的重要启示。他认为，伦理关心的问题是：行动如何改变作为行动主体的人？伦理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我。如果我们想建立“环境伦理”，就必须承认人与环境之间不仅存在自然联系，也存在伦理上的联系。个体在环境中的行动不仅影响自身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道德自我。“环境伦理”代表了人们对待世界的态度，强调要超出对人类生命本身的关注而去保护世界。但是对于如何保护、保护什么并没有统一的定论。深生态学倡导生态“大自我”的整体主义价值观。阿恩・纳斯认为人类作为自然之物，其生存权利与其他自然物无异。人类既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种威胁。但他没有真正厘清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我们想更清楚地认识自然和自然状态的伦理意义，我们就必须考虑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我们显然要依靠自然，要靠自然的再生能力生存，人类要保护自然。然而自然是永远存在的，即使发生了重大灾害，人类眼中的安全环境不复存在（如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了，但是自然仍然是存在并发展的。所以自然伦理的话题不是自然本身。人类对自然的威胁以及受到破坏的自然对人的威胁预先假定了两个实体：自然和人或者社会。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中解释了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
黑格尔认为自然并非简单既定的存在，自然起源于逻辑。他所说的逻辑关系到对存在和决定的全面思考。任何事物都由其他事物决定，以其他事物为基础。黑格尔从实践和理论两种角度来看待自然。任何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无论吃饭、呼吸、喝水或者居住都构成对自然的毁坏，即便是最基本的人类需求都会对自然产生影响。自然也可以威胁人类，而人类反过来保护自己不受洪水猛兽的侵犯，人类自我防御的工具也取之于自然，但人类无法用这些工具主宰自然。
自然哲学追求的是“自然的解放”，试图揭示自然在必要的一致性之内的独立性。只有当我们认为自然在自我完善时，才可以把自己认作自然的自由产物。生命是自然的“最高境界”，但生命本身不能被完全看作自然现象。黑格尔认为自然不是有生命之物和无生命之物的集合体，而是朝着生命演变的过程。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对人类而言，劳作是人类为了获得自由而产生的一种表达和自我表现方式。人类通过劳作而自我肯定。
生命不仅孕育自我，同时还需要个性表达。这一需求催生了“理想”。但理想仍然受到“既定存在”的限制。也就是说美好的表现和时空紧密相关，尽管表现想极力挣脱时空的限制以实现自由。人与自然都属于一个过程的两个部分，因此人与自然不应对立。精神是被否定的自然，与自然始终相关。因此，精神生命以及一个有理智的人的生命与自然不可分割。
源自不同传统和学派的环境伦理不可能达成完全的共识，但都拒斥物理主义世界观和独断理性主义，在实践上都主张保护环境，维护地球的生态健康。
三、儒学与当代政治伦理、经济伦理
俞荣根认为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颜炳罡主张以仁义为体，以民主、自由为用.认为仁义是全球伦理的价值支点。“为生民立命”即为一切人立命。儒家具有基督教所没有的长处。基督教把人设定为犯有“原罪”的罪犯，而儒家设定人人皆可成圣人，凸显了人性的闪光之处。有人批评，与基督教对比，儒家似乎夸大了人的主体性，没有明确的终极实在观念，从而较为强调敬，而较不强调畏。不像基督教强调人应该绝对地敬畏上帝。如今的中国人则已无所畏惧、无法无天。颜炳罡反驳说，古代中国人的敬畏意识非常强烈，西方唯物主义来了之后才变得无法无天了。基督教的传教理念是“己所欲，施于人”，是独断、霸道的。儒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才是值得弘扬的。
曹刚认为，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迁都伴随着新的伦理精神的产生。当代中国社会也需要新的伦理精神来支撑社会的成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伦理精神就是责任伦理精神。责任伦理精神是一种新的道德思维、新的道德要求和新的精神气质，它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路标，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新风貌。只有责任伦理才能突破传统道德思维的局限，才有可能解决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道德难题，同时，也为我们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以他人为本，应该摸着道德的“石头”过河，应该“权”高于“经”。
陈泽环诠释了钱穆先生关于经济与文化之关系的思想。钱穆先生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提出了其特殊的经济文化观：“经济人生处于文化的最低基层”、“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道德为文化的最高领导”。在当今物质欲望强烈、国际经济竞争激烈的世界中，钱穆先生的经济文化观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人类文化，应该由道德来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支配经济，必使经济与政治皆备有道德性”。经济繁荣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社会公正和谐、精神文明崇高、生态平衡协调的手段。在面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今天记取这一点尤为重要。陈泽环所阐述的观点显然呼应了田辰山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批判。
德国慕尼黑科技大学教授卢特格（ChristophLuetge）论述了“秩序伦理”。秩序伦理强调规则的重要性，它源自契约论，认为社会是个体为了满足自我利益而组成的合作体。社会和经济的规则是参与者共同制定的。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认为社会是“零和的”，即一方的获益建立在另一方的损失之上。现代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让现代社会处在不断进步之中，实现了一种“正和游戏”。许多在前现代社会状况下产生的伦理都忽视了双赢的可能性，强调人们要节制，懂得分享和牺牲。自利被认为是邪恶的。这样的伦理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
秩序伦理认为竞争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关键是要制定合理的规则，提供相应的刺激，从而避免如“囚徒困境”那样的恶性竞争。一味地呼吁人们遵守伦理规范，不如制定更好的规则和激励措施。
秩序伦理重视行动和规则的区别。前现代社会的传统伦理关注人们的行动，直接倡导人们改变自身的行为。这种规则和伦理规范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现代社会的情况与以往大不相同。在新的形势下，伦理必须关注规则。规则必须将道德容纳在内。不改变规则而直接倡导人们改变行为只会造成对道德规范的侵蚀。相反，如果规则制定得合理，人的自利动机可以带来好的伦理结果。合理的道德准则不能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利益的追求。只有当遵守伦理准则能够带来长远利益的时候，人们才会放弃“不道德”的利益。
在前现代社会，倡导节制的伦理行得通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是熟人社会，存在“面对面制裁”；在当今的陌生人社会，这种制裁工具已经失效。人们需要制定更好的规则和激励措施来鼓励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同时惩罚不道德的行为。伦理不应只倡导节制和牺牲，而应该鼓励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西方传统的伦理没有否定追求自我利益的合法性。但这种追求应该符合两个前提：（1）追求的应该是长远利益；（2）我们应当照顾其他人的利益，因为我们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时候需要他们的许可或容忍。
秩序伦理不仅涵盖法律中的规则，同时还包括其他层面的规则，包括人们之间的各种协定和个体机构的自我约束行动。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它的利润”。但除此之外，企业还有许多其他责任：提供社会福利、参与环保或其他文化和科学事务。企业不仅要为股东的利益负责，还应发挥更广泛的政治作用。在不完整契约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企业具有如下责任：（1）企业为自身的行动和产生的后果负责；（2）企业为社会和政治秩序框架负责；（3）企业具有话语责任。
秩序伦理认为商业伦理的概念化和其所处的社会状况密不可分。市场的秩序框架可以设定激励措施，促进伦理规范的实施。最终，伦理可以和长期的经济利益相调和。
论文摘要: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长期形成的，能使企业长时间内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的核心能力。21世纪是信息时代，过去工业时代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变化。本文探讨了信息化改变传统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模式，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使得核心竞争力得到了增强，同时提出了当前我国信息化环境下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策略，并构建信息化环境下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体系。
核心竟争力是企业针对特定的环境，根据自身的能力要素特点，形成企业独有的，竞争对手在短时间内不可模仿的企业能力，使企业在市场竟争中保持优势。信息时代使企业生存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在人们生活和工作中已经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导致信息打破了物理空间的有形界限，传播更加迅速便捷，同时信息量的爆炸式增长致使企业面对的外部环境迅速变化，企业面临巨大的危机，信息和信息技术不仅作为企业资源来支撑企业的战略，而且也成为企业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处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在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中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企业信息化成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可抵挡的发展趋势。
1企业的杨心竞争力
1.核心竞争力的概念
核心竟争力是指形成能够创造客户价值的专门技能和技术，它以企业技术能力为核心，通过企业战略决策，系统控制、市场营销、组织管理以及企业文化的相互整合，以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能力。核心竞争力不仅是企业在本行业、本领域获得明显竟争优势的保障，而且还是企业开辟新领域、建立新的利润增长点，甚至是建立新的主导产业、实现战略重心转移、寻求不断发展的重要手段川。
1.2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特征
价值性核心竞争力有助于企业实现顾客所看重的核心价值，如能显著降低成本、提高企业效率、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顾客的效用等，从而为企业创造长期的竟争主动权，给企业带来竟争优势。独特性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长期培育和积淀而成的，孕育于企业文化，深深融合于企业内质之中，为该企业员工所共同拥有。因此它是特定企业的特定组织结构、特定企业文化、特定企业员工群体综合作用的产物，是企业个性化的产物，难以被其他企业所模仿和替代。延展性核心竟争力可以渗透到企业的方方面面，以维系整个企业的运行发展。在企业能力体系中，核心竞争力是核心，可使企业在原有竟争领域中保持持续的竟争优势，也可围绕核心能力进行相关市场的拓展，通过创新获取该市场领域的持续竞争优势。动态性企业核心能力总与一定时期的产业动态、管理模式以及企业资源等变量高度相关，随着彼此相关的变化，核心竞争能力的动态发展演变是客观必然的，曾经是核心能力可能演变为企业的一般能力。
1.3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企业核心竞争力可能会来自多个方面，可能是决策层的战田备现划，也可能是业务过程的某个环节，比如研发、制造、营销等;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企业的经营能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经营出来的，就是生产制造、营销和研发等各环节的契合。企业根据自己的经营特点，对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进行战略谋划和模式革新，当某种企业特有的运营模式难以在短时期内被复制，其本身就能创造出强大的竞争优势，是培育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企业的管理能力良好的管理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企业发展的历史不同，管理者的经验和偏好不同，更为主要的是员工在技能、经验、认知等各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企业管理能力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这成为企业之间最为本质的差异，是无法模仿的。因此这种企业独特的管理理念和文化可以成为企业核心竟争力的重要因素。
企业的综合创新能力创新就是改变原有的规则和方法，对现存的业务或管理流程中的某些环节进行革新。它是企业打造其核心竟争力的动力源泉，只有不断仓嘶才能形成企业自身的特色，才能使企业在全球化和激烈的竞争的市场环境具有短时期内不被超越的竞争优势。为此，企业必须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和市场发展动态，制定相应创新战略，使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工艺创新等协调展开。同时要求企业的决策层、管理层、业务层要有敏锐的观察捕捉新事物的能力，根据市场和社会变化提出大胆新颖的推测和设想，进行认真周密的论证，不断地创新和适应市场，保持企业的竟争优势。
2信息时代对企业杨心竞争力的影响
2.1信息时代的特点
工业时代的特点是物质性，所有产品者提以实物形式生产销售并使用，企业资本积累速度较慢，当企业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竞争力后，这种竟争优势可以维持较长的时间。而随着信息在企业资源以及企业价值增殖中越来越重要，工业时代的这种竞争优势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尤其是现在12世纪的信息时代，生产力高度发达，互联网遍及世界各地，对于企业来说信息时代的特点是:公司的规模大小与其创造的价值的大小没有必然的联系。在Itnernte的世界中，大公司可以变的很小，小公司可以变的很大。主要因素是企业所掌握的信息，以及利用信息能获取的最大商业价值。
市场环境的变化已经不可预测，迅速且另人难以置信。随着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人们可以获取其所需的任何信息和知识。客户的多样性需求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因此企业所面临的市场也变幻莫测。因此信息时代的企业在向客户提品和服务过程中不断转变观念，不断地试验，投资和计划，以适应多变的环境。企业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和区域局限性的打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新的企业经营模式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使企业有可能以新的方式组织经营，提供新产品和服务，而且几乎可以在瞬间之内把那些产品和服务销售给成千上万的人，打破了营销的地区壁垒，使企业信息交流变得直接和简单，扩大了企业的辐射范围。新的时代特点导致现代企业面临的风险和危机更多，企业必须正视在信息时代企业竞争优势可以在短时期内出现和消失的现实，也必须更加注重信息化对于企业核心竟争力关键作用。信息技术正在从产品的信息含量和经营管理的信息化两个方面迫使企业重视和加强信息化建设。
2.2信息化对企业杨合竟争力的关键作用
创新离不开信息化在企业创新中，信息化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例如在体制创新中，如果没有有效的资产管理信息体系的支持，不仅做不到产权清晰，更做不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信息系统，就无法实现岗位责任的确定和岗位责任的监督，也无法实现资产经营者责任的履行。在技术创新中，如果不能运用信息技术收集市场信息，就不能进行企业产品和工艺的研发。而在管理创新中，企业如没有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来实现对企业内部资源的整合，就不能充分利用企业有限资源去实现价值最大化，而且如果没有从研发到制造，从客户到供应，从财务、资金到产品库存的信息支持是无法实现业务重组和管理模式创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化是实现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手段。
信息化改进了核心竞争力的要素企业核心竟争力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包括产品、服务、技术、营销、管理等各个层面。企业信息化为这些要素注入了新的活力。信息化改变了企业的传统竞争方式。它使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中间商的竟争，逐步转变为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竞争。由以往的以产品和服务设计为中心的竞争，转变为以管理和营销为中心的竞争;由以往的产品和服务成本与质量的有形竞争转变为争取消费者信心的虚拟竟争。信息化扩大了竞争领域。互联网技术打破区域局限性，既为企业提供了新的竟争方式，又为企业提供了新的竞争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减少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环节，缩短距离，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成本优势。信息技术减少出错率实现了企业业务流程的高效化。据统计，在设计、规划方面，用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规划，可使出错率从手工设计、规划时的5%降低到现在的1%，其工效提高6一8倍，投资至少节省2%一5%，产品试制周期缩短1/3一1/2。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和资金利用率。
信息化促进了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建设。企业信息化由于信息注支术的大量采用，改进和强化了企业物流、资金流及信息流的集成管理，对企业固有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模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最终导致企业竟争力的增强。信息化可以加强合作，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由于任何企业所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在所有的业务领域都获得竞争优势，因而企业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核心业务上。与此同时，企业必须与全球范围内的在某一方面具有竞争优势的相关企业建立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将本企业中的非核心业务交由合作企业来完成，充分发挥各自独特的竞争优势，从而提高竞争能力。
3在当前我国信息化环境下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策略
当前如何运用信息技术促进企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增强企业经营、管理和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我国企业在应对国际与国内市场激烈竞争、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时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3.1构建信息化环境下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体系
要想利用信息化技术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就一定要从企业整体出发，对企业进行全面管理，因此要建立一个符合信息化发展的竟争力体系结构。构建核心竞争力的横向结构横向结构指的是企业中各项业务流程，包括物流、资金流等的信息化。首先要在企业业务流程中消除部门壁垒，明确各部门在流程中所承担的职责。以流程管理代替职能管理，并对流程中相关部门职责进行描述，并形成制度。规范业务，并确定流程中的关键控制点。梳理业务流程，删除流程中不必要和冗余的环节，然后对关键业务流程进行优化，以事物发生的自然过程对流程进行重新设计，成为提高企业运行效率的重要途径。使信息将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中流动起来，打破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信息在企业业务流程中传递流畅，实现业务数据和信息共享，提高了工作效率。构建核心竞争力的纵向结构纵向结构是指企业的管理层从决策层、管理层到业务层获取、利用信息的能力。
信息时代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获取和处理信息能力，因为正确的决策的基础则是信息。对企业来说怎样比对手早一步获有效的市场信息显得尤其关键，这正是信息技术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依赖于从企业管理业务层到决策层的信息传递，包括业务层和管理层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加工、分析研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从而使决策层把企业决策建立在及时、可靠、高效的信息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强对企业资源有效开发利用进而提高企业的决策科学化水平。
人力资源和创新理念贯穿体系在竞争力体系中，有两个因素是始终贯穿在体系的每一个环节中，就是人力资源和创新，这是因为:推进企业信息化，提升核心竟争力，人才是根本。因此要尽快建立与企业核心竞争力体系相应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包括引人和培养既善于经营管理又懂得现代信息技术，还具备管理理念的复合型人才，将人力资源的规划和管理渗透到体系的每个流程中去，对人才进行全方位的培养和管理。超级秘书网
创新是信息化企业杨白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竞争力体系的构建就是提高企业创新的速度和能力。因此创新理念应核渗透到体系的每一个环节中去，提高企业的敏捷性和应变能力。这是因为企业只看到信息化带来的效益而没有认清企业信息化发展所必须的条件和背景。所以我们在实施信息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信息化要与企业实际相结合，才能全面提升竞争力。企业要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和经营特色，设计适合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体系结构，才能为信息化的成功实施奠定一个良好而且重要的基础。
不要重技术而轻管理。有些企业过分强调软件技术的重要性，把企业信息化作为技米部门负责的项目，这是认识上的误区，企业信息化仅仅是一种更为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更为科学的管理手段，但是这一切的基础仍然是管理理念。’信息化是全员参与的工作。信息化的实施不仅要求企业各部门的协调和配合，更要求企业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打破部门壁垒的业务流程的重新设计，尤其需要全体员工的大力支持才能进行下去。
二,方法论(怎么做的调研和分析)(how)
三,北京大栅栏地区人口现状.(what)
1)人口综述__总人口数,人口密度,在北京旧城中其人口状况(比重)
2)人口空间分布__(图)
原因:历史上居住与商业的分布;与商业经营状况的关系(暂口)(商业图)
结果:与建筑风貌质量的关系.
3)人口构成
(1)暂住/常口__比例,带来的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
__暂住人口状况(居住空间模式,居住模式,行为模式)
__常住人口状况(见下分析)
(2)年龄__老中幼比例
(3)职业__工作/未工作;职业分类，分析其职业特性(小本,低收入,与空间的关系,指
当地从业还是区外从业,分析职业本身特性)
生活来源
(4)民族__比例,主要为蒙古族和回族
(5)户口__?随着国家户籍制度的改革,户口将逐渐不成为设计问题
(6)家庭户/集体户__?
(7)外出状况__原因(谋求经济发展,居住条件)
(8)出生死亡人口比较__低出生率,人口总量下降.对地区的影响?
(9)受教育状况__识字;程度
当地人口状况综合结论__
5)旅游人口__
来源：外地人，当地带领游览的。
需求：住宿，游览
路线：天安门-大栅栏-琉璃厂?
问题：已经称为当地不容忽视的人群,对当地空间/环境/文化影响巨大.
问题在于如何创造环境满足需求,以及丰富当地文化,以及怎么与当地人口居住
相协调和融合..
四,此种人口状况的历史成因(why)
人口特性:暂住人口多,游客多,商业活动繁盛;老居住区
商业人口,暂住人口,当地居住人口,消费人口,旅游人口.
时间轴
五,在规划设计中针对人口的建议(how)
1) 对原住民的考虑
__人口分流(标准)
__迁出人口处理措施(补助)结合改造中开敞空间的设计
__留存人口处理措施:
*年龄:1,老年人__针对"京"味生活在空间上创造活动场所,如,老年人活动中心,街头广场,座椅,散步通道.(针对活动,如,早起溜弯儿,溜鸟,街头闲聊,晒太阳,晨练,打太极拳等.
2,儿童__学校,儿童活动中心,街头小广场,游戏,跳绳,捉迷藏.
3,成年人__娱乐休闲设施,停车场,戏楼,酒楼,茶楼,歌厅.
*职业:创造当地小尺度小规模商业,从业当地化. ?(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清洁工,零
售,小商业)
2)对暂住人口的考虑
居住
从业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息繁衍中逐步形成的，它进而影响整个民族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作为其内在特征的基本精神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对于整个民族的成长壮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认识、领会和把握其基本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继承与发扬，推进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会起到促进作用。
从远古走来的中华文明历经兴衰荣辱，依然绵延不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培养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繁衍了无数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这些优秀文化成果的诞生、融合和传承，伴随了整个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进程，并在华夏子民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整个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基本精神，最终培育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一、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内涵
所谓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视为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动力，即指导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其既可以表现在特定社会群体的思想意识、心理态度、生活习惯、精神信仰等抽象领域，又可以表现在建筑风格、文学艺术、器物工具等具象领域。就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而言，则是指导和推动整个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外在表征和精神内核。
简而言之，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则是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其内核实际上是优秀民族文化成果的思想集成。从性质而言，它是一种伟大的卓越的精神；从表现形式而言，它蕴含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之中。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集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本身是文化进步与发展的结果。从华夏文明诞生之日起，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发展、壮大，
奠定民族精神的基础的，正是在传统文化长期演化、融合、提炼、萃取的过程中那些不断推进社会进步的文化思想和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在推进传统文化传递衍生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可以代表民族独特气质的精神因子，并最终支撑起整个民族的精神天空。
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内容，其实质就是在民族精神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推进作用的重要社会思想和文化观念的总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主导作用、处于核心地位的那些基本思想和观念。其实，这并不是高深玄妙的思想体系，而是早已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深植于民族潜意识之中的共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中，选取几个极具代表性的思想因子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行大体的描述和概括。
1．“天人合一”的自然世界观。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对于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思想认识以“天人合一”的自然世界观为代表。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数主张天人协调，而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可以达到统一。而这实际上就是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强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循环相适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之相区别的，西方文明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对自然世界的不同理解，最终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处处体现了“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内涵。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这里的“礼”是天经地义，就是自然界的必然法则，人民按照天经地义的“礼”行事，就是天与人可以相通、可以按照同样的法则运作的思想。战国时期，庄子认为，人与天地自然都是由气构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天与人是统一的。他极力主张“无以人灭天”，反对人为，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更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提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两宋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几乎为各种派别的思想家所接受。张载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在张载看来，“世界的本原是太虚之气，人与天地万物都由气构成，气是天人合一的基础”。
2．“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之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长期以来，中国各种传统哲学派别、文化思潮的关注焦点，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生价值目标揭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实践而展开。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家学者，一贯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立场。孔子的弟子问孑L子如何事鬼神，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人死后的情况，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可见，孔子是将现实的人事、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而将侍奉鬼神、人死后的情况等放在无所谓的地步。而这种以儒学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创造性的发展，并最终奠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基础。
3．“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华民族的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和民族进取心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孔子已经提出了“刚健有为”的思想因子，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这里“刚毅”指坚定性。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便是其生动写照。在孔子心目中，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割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固就是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孔子本身的经历即是积极践行这一理论的生动写照，他饿陈蔡、游列国、倡仁政，作春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从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长卷来看，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促进社会发展、国家强盛和文化繁荣有重要意义。刚健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外族人侵、政权易手之时，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且看“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式的激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式的感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式的雄心，这些无不是民族自尊自信而表现出来的自强精神。所以，才会有文天祥的那句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就其根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是一种传播民族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而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则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内容和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在中华民族长期繁衍生息中，经过长期社会实践所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是民族精神形成的胚胎，其本身具有无法比拟的积极性、先进性和优越性，而这正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和目标相契合，在为思想政治教育指明方向和规定内容的同时，也必然地成为其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点，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着眼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思想意识、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都可以为我们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提供深刻的启迪。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意味着必将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但市场经济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来说，已经不可避免地形成自发的盲目的力量，为减轻其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倡积极的人生态度，科学认识自然，培养人文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因子正恰如其分地契合了这一要求，显示了其不朽的伟大生命力。
“六五”普法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征文: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作用
普法的核心环节是法治的宣传教育，法治的宣传教育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否存在着一个关联关系呢？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影响，对我们科学地制定“六五”普法规划具有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研究，这一点正是本文的指导思想。
首先，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是该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其经济等的集中反映，并为其服务；那么该社会的经济等是其经济基础，是决定该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这是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根据这一经典理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法治的宣传教育是为法律制度服务的，所以这种行为也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范围；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本身的发展都是社会的实体内容，是经济基础的范围；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经典作家的理论知道，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但是在我们国家，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和产生它的经济基础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作为它们的主体都是人民，所以两者在代表利益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两者的价值取向是同构同向的。那么基于此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本身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反过来也一样，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越是发展的好对我们的法律制度走向完善就越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基础性保障；当然有了更加有力的基础性保障，法律制度的宣传教育也就会更有物质基础，也就会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一种矛盾统一关系，它们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应当明白做好法制的宣传教育虽然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一种务虚性的工作，但它同样重要，也是对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一种促进；同样道理，做好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我们的现实需要，对不断地完善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种物质前提，两者都很必要，都很重要。
我们认为，法制的宣传教育是法律制度落实执行的观念实现途径。也就是说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内容，只有向全社会广泛地宣传和教育，才会在全社会中产生对该法的了解，知晓，才会在人们的观念中树立起该法的观念，才会在人们的意识中以之为规范，从而去自觉自为的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个过程我们看到它其实就是法的执行和落实的一个观念上的实现过程。当然法律一旦经过合法程序产生，并不以社会某些成员是否了解其内容为其生效的前提条件；也不以某些成员不了解该法的内容而对该成员不产生拘束力；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是用来维护人民的利益的，所以不希望任何人糊里糊涂地受到制裁。我们的法律不是以事后的惩罚为唯一目的的，所以法律的观念实现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我们普法的目的所在；我们的法律以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秩序，在观念上实现为最高境界。法律在观念上的实现，是在社会成员中形成自觉自为地守法，以良好的社会秩序规范成员的行为。所以法制的宣传教育是实现法制观念实现的有效途径和手段；社会更多成员自觉自为的守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积极因素；社会更多成员的自觉自为的守法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保障性条件；所以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环境动力，具有积极的意义。比如，我们的行政执法以往的做法都是一种被动性的执法，也就是当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产生以后才去给与惩罚的，但是这种惩罚(来源：文秘站 ）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同类违法现象，为什么呢？就是这些行政相对人并不是人人都从观念上形成了一种自觉自为的守法意识，从而没有内在的拘束力，当然也不排除某些行政相对人根本就不知道相关法律的内容，当然也就不知道他们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以被动执法的结果是：同样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执法工作量很大，效果不明显。我们的行政执法体系，对象多，领域广，具有源头性，如果在这里使我们的对象能够自觉自为的去守法，那么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本身的发展都会大有改观的。
法制的宣传教育是强化社会法制环境的有效手段，依法治国不仅仅需要把立法工作和执法工作，司法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法制环境；因为不管是执法，还是司法，这些工作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事后性，也从而使之具有被动性；但是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法制环境后，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对社会成员具有矫正力。我们做好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不仅使社会成员树立起法制意识，还会在这种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人们的法制意识，就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法制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们的言行就会受到环境的制约，同时这种环境的强化还会推动社会的法治进程，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无疑是一种推动力量。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制环境，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高效有序地运行就是一种不可能，所以我们做好法制宣传教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简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种学术视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而把传播现象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有利于探讨结构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5]。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审视传播产业如何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分配传播资源与话语权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为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传播学中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被认为存在诸多的盲点和问题，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是零散地分布几个主要的几所大学、几位学者或几所研究机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功能-经验研究一样占据主流位置。笔者关注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中国落脚并发展的？
那么，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展开的？如何展开的？为什么这样展开？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问题？为了有针对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采用质化的文献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为时间范围，主要选择国内核心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等为样本，以他们的论文为考察对象，期望能以此管窥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核心内容与演进，并解读其在批判视角、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等方面的启示。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试行建立报业集团，传媒经济的增长问题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然而，传媒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传媒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由传媒大国向传媒强国转变的历史使命，然而，对外传播的弱势和软实力的缺憾成为中国传媒业不得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面对世界传播业的新形势和中国大陆媒介商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力量的影响，大陆传播研究者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例如，结合媒介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国际信息流动问题，关注传播新技术的社会意义、传播资源的分布、传播的公正与平等。这些情况加速了大陆学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促进了大陆学者引进和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如郭镇之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极介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更好的探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迹与脉络，笔者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引入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西方传播理论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和论文等。但传播研究发展的初期，主要还是以功能——经验主义研究为主，西方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重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学派逐渐被大陆学者所重视，一批有关批判学派的译著和介绍性论文相继出现，如《文化民粹主义》、《文化研究读本》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大陆学者所关注的时间，几乎是整个批判学派被关注的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代中后期。在这一时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相继引入中国，其中主要的译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麦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体》等。
纵观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文章和译著为主。总体而言，对西方传播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脉络还缺乏系统的认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立场、观点和主要论题缺乏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以总体性、概括性与描述性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题和线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地形图。但是，这一时期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哪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这一时期，一些引入和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学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赵月枝、王怡红、陈卫星、胡正荣等人，他们（她们）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如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可以说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尽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她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以及媒介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的角色，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在国际传播领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其成果被国际传播学界和汉学界权威广泛认可。还有如郭镇之等人，在传播政治经济引入期，利用在国外进修的机会，考察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撰写了一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性文章，对国内了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长与反思期：21世纪初至今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所限制，而且遇到来自功能——经验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麦兹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情况时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视角，我相当的孤立。”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随着国内传媒机制改革和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有的学者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并讨论了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甚至探讨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6]。
有的研究者较系统地研究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指出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认为该学术流派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是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7]。
有的研究者则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了版权文化，指出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且对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8]。有研究者则对广告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并指出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9]。有研究者则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参照，探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10]。后来有研究者则进一步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以往的两者关系研究，还停留在表层上，需从根源上把握两者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的整合[11]。陈世华的后续研究则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着重分析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运用政治经济的路径分析传播工业的“不自由”[12]。
最近重庆卫视的改革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浓烈兴趣，如吕新雨针对重庆卫视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间、学界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13]。赵月枝则以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为契机，讨论了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建设的问题[14]。2012年，政治化与社会转型等话题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如李彬和黄卫星等人探讨了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并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了分析论述[15]。
三、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反思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步较晚，发展受多重束缚，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层次还较低。
从研究种群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推进，主要得益于几位女性学者，如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和曹晋等人，特别是赵月枝的启蒙和推介，较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风向标。从这些研究者的横向联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大都保持比较好的私人联系和友谊。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大都基于这样的基础来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承呈现较单一的路径，跨界和跨领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动与合作较大局限于“圈内”的同事或朋友。当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如陈世华、刘晓红等人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较长时间的关注。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来看，主要有两支代表性力量，一支为北广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如郭镇之（后调入清华大学）、陈卫星等人；另一支为复旦系，如曹晋、吕新雨等人。深入分析这些力量的构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早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出国深造，已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承人，她常在大陆往来，推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的互动联系。
从已有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一定的反思与问题意识，从早期的单纯引介和翻译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步入反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主要学术脉络的阶段，甚至开始借助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探讨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如重庆卫视的改革风潮等。但是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敞开和深入。
回顾已有的相关文献，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关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的概念、历史与主要学术脉络，并在这方面有较多的引进与介绍。对本土问题的探究则主要集中在电视和广告研究方面。然而，检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的相关研究，如探讨传媒公共性、传媒集团化与新闻改革等方面内容，其实已蕴含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径与框架上并没有突出传播政治经济的观点罢了。追踪至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时期传播领域的变迁，不管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嵌入传播活动的行进中，我们都不可忽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渗入传播过程的影响。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充当一种分析视角，在这种过程中扮演阐释传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
总之，回顾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已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实际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土的问题则更需具体的关怀。正如传播学者潘忠党（虽然他有一定的经验主义取向）所言，“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16]。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
参考文献：
[1] Schiller，Dan.（1999）.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MA：MIT Press.
[2] Mosco，Vincent.（2008）.Current trend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Global Media Journal-Canadian Edition， No.1.
[3] Robert， Mcchesney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Media， Culture & Society，No.1.
[4]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5] （加）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译.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 赵月枝.中国传播产业与入世：一种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J].中国传媒报告，2005（3）.
[7]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
[8] 曹晋，杨琪.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J].编辑学报，2009（3）.
[9] 张殿元.政治经济学批判：广告传播研究的另类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
[10] 刘晓红.共处·对抗·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11] 黄典林.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岐与整合[J].国际新闻界，2009（8）.
[12] 陈世华.“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J].国际新闻界，2012（1）.
[13] 吕新雨.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重庆卫视改革刍议[J].开放时代，2011（9）.
[14] 赵月枝.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J].新闻大学（秋季号），2011.
论文摘要：历经 30余年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 学界 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把 国际政治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及其互动结果和衍生现象衔接起来，从全球化角度剖析了国家与市场的现实场景、互动关系和作用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延展，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日益明显和相互渗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与其核心原理日臻完善和成熟。当前，国际政 治经济学仍然受限于理性主义的分析框架。面临着诸如分析方法和分析语言的继续充实与更新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全球体系的加速形成，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西欧和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日渐成为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及若干核心原理，包括 自由主义与相互依存理论 、现实主义与霸权稳定理论 以及激进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日益明显和相互渗透，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研究素材和新颖的思维视角，也昭示着其已经步入新的变革时期。
一、 自由主义与相互依存论
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对国家的决定性和强制性，其观点承袭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想主义传统。自由主义把国际关系的发展看作是一部市场进化的历史，当今世界体系是由全球性的现代化所塑造，并有赖于三种力量 的推进：一是经济力量，即开发市场、利用新资源的能力；二是技术力量，如通讯、运输 、制造手段的革新；三是组织力量，即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灵活应对主要由上述三种力量推动的市场化构成了国家生活的主要内容~13(P14)。国家间稳定的贸易与经济交流、深化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由此凝结的互惠纽带，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国家问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培植国际和平的源泉之一 。对此，相互依存理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从民族国家与全球市场的权能关系角度 ，给出了学理推断和说明，其也成为自由主义中最重要的分支理论之一。
相互依存理论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状态是一种客观情形 ，各类国际行为主体(国家、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等)活动的终极 目的是促进全球资源配置的均衡化和效用最大化，实现全球福利的普世化 ，从而为国际和平提供一种功能性的保 障。为此 ，必须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从而强化 国际经济关系的正向博弈功能，使各类国际行为主体通过合作关系的不断推进而共享利益，以推动国际经济体向均衡化发展。经 由相互依存的组织网络形成的技术上合作、行为上共处的国际体系，为更多的使用非政治方式和非军事手段来解决国际冲突提供了必要条件。
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相互依存状态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国际行为主体问的合作一定就是平等互利和非零和的关系。由此，罗伯特 ·基欧汉(Rob一ert 0．Keohane)和约瑟夫 ·奈(Joseph S．Nye)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理论(complex interdependenctheory)。该理论的创新之处是引入了成本一收益分析法，指出相互依存关系包含着代价，而事先指明某种关系的收益会大于代价不太可能。这取决于国际行为主体对自身价值和依存性质的判定[2(P14)。很多学者注意到，相互依存关系的达成及其程度受到交往单元的数量与损失程度两大变量的迭加作用和影响，致使依存关系中权力的来源更加复杂，形成所谓的敏感性 (sensitivity)和脆 弱性(vulnerability)，依存 的双方或多方只有相对受益(relative gains)和相对受损(relative loses)。换言之，国际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大多是非对称的从而造就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相互依存关系的递进与发展 ，非但没有弱化国家的政治权威 ，反而是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所特有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为国家新的政治权力提供了来源与动力。为此国家间必须保持适度交流(以不引起对方感到威胁为底限)，以减少相互依存中的对立因素并使之趋近于对称，从而强化由此派生的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的基础，即国际制度 (international regimes)，使之成为调节和控制国家间关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C33(P320—324)。
二、现实主义与霸权 稳定论
现实主义源于重商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政治经济问题的中心，市场依赖于国家的存在。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认为重商主义意味着现代 国家的形成 以及资本主义的赢利经营转移到政治上(4](P370—375，727)。弗雷德里克 ·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生产力理论”认为 ，权力较之财富更重要，并决定着国家的主权独立和财富保持C5)(P46—47)。国家应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和贸易，并依赖保护主义手段确保本国的工业竞争力。
现实主义从国家中心论出发，对内强调干预主义，对外主张保护主义，并认为政治权力框架决定经济利益分配。民族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富的增长依赖于国家“为寻求权力而斗争”的能力。本质上，国际经济关系是相互冲突的，世界经济竞争的零和博弈特性，凸显国家安全和军事力量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竞争作为国际交往的一种常态 ，意味着增强自身优势和削弱竞争对手。霸权稳定理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尤为明显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诉求和预期。
霸权稳定论主张由单一的霸权 国家主导国际体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创立结构和秩序，以便规避无政府状态(anarchy)下国际体系的失序风险。罗伯特 ·吉尔平 (Robert Gilpin)从基本力量模式(crude basic force mode1)角度，给出了霸权国家确立的三大标识：一是形成以霸权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势力范围；二是建立以霸权国家为核心的金融货币权势；三是霸权国家具有适应全球经济变化的超凡能力。从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角度而言霸权国家所提供的诸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国际政治和安全机制等虽然体现了霸权国家的意志和夙愿，成为巩固霸权国家权力和地位的重要工具，但也有益于体系内的成员国。因此，霸权也被认为是维持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稳定与和平的一项条件。
霸权稳定论突出了政治结构变动对 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它尤为关注国家体系以及国际政治关系在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并视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为首要目标。基于对霸权战争尤其是世界政治变革的系统研究，罗伯特 ·吉尔平从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角度阐明了霸权 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并指出了统治或控制国际体系的三种途径：一是国际体系中政治联盟 间的权力分配，从形式上有单一结构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二元结构的冷战体系，以及多元结构的均势体系；二是国家间威望的不 同层次 ，威望 (prestige)就是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并 由此决定哪些国家实际上统治国际体系；三是国家间互动的一系列权利和规则—— 国际条约，其所依据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团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 ，有学者称之为“统治者实践的模型”[6](P35--42)。
现实主义认为，霸权 国家塑造和维持国际体系稳定与和平的基础是其强大的生产能力所带来 的“经济剩余”。这种“经济剩余”会因边际收益递减法则和经济结构的“软性化”而趋减，从而导致霸权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欲逐渐减弱，以致其所确立的国际体制最终归于瓦解，国际社会再度进入失序状态。可见，由唯一主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很不稳定。由此 ，罗伯特 ·基欧汉提出了霸权后合作理论。通过增加维持秩序的主权 国家的数量来分散负担国际公共产品，交涉形态的多元化有利于有关国家协调立场，从利害关系的连续微调中达成利益一致，从而实现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稳定。
三、激进主义与 世界体系论
激进主义的最大创见是立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边缘地带(第三世界)而非核心地区(发达国家)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后果角度来探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演化[7](P54)。激进主义认 为从本质上国家间关系是一种国家与国家社会力量间的关系。世界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核心地区与其统治力量)，只要可能总是要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和精神的改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剥削关系。摆脱与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的非殖民化和现代化 ，成为激进主义的一项核心命题。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是其 中一支较为典型和发展相对较快的学说。
世界体系论主张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和社会变革展 开长时段 (1ong term)和大范 围(1argscale)的研究，以充分显现世界体系的“社会时间”和“地理空间”特质。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认 为，世界体 系是一个 由政治、经济和文明三维组成的实体，它具有单一的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而非一维的“国家”和“社会”。世界体系中政治单位间的联系围绕经济利益分配展开。次序地呈现出中心(center)、准边缘(semiperiphery)和边缘(periphery)三级结构，并最终被政治安排和文明认 同所强化[8](P462—470)。
世界体系论的一项假说认为，资产阶级必定利用其主宰物质生产过程的巨大优势来统治世界，并通过建立某种制度来保证这种统治，不符合这种制度安排的国家将受到打压。由于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受制于某种世界性的生产方式，只要介入这一过程的国家都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在生产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必然对国家问的政治关系发挥着领导作用，因而存在外围或非中心国家的挑战以及中心结构 内部霸权与挑战霸权的斗争E9；(P5—1 3)。世界体系论的最大贡献是对霸权的兴起和衰落，即国际体系在单一中心霸权和多中心力量平衡间的波动周期及其规律的系统研究。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一个循环序列(103(P229—230)：第一阶段，严重政治冲突(全球战争)时期，国家对秩序的期望很高，却很难实现 ；第二阶段，世界秩序(世界权力)初创时期 ，国家仍然对秩序的期望很高，这种秩序实为霸权的产物；第三阶段，霸权合法性减退 (hegemonic delegitimization)时期，国家对秩序的期望让位于各种安全范式 ；第四阶段，权力分散(deconcentration)时期 ，国家对秩序的期望及其有效性(availability of order)都降至最低点。这种循环序列构成了世界政治的一个霸权周期，即长波周期(一般为 100年)。
对于世界政治 中权力“集中”(concentration) 和“扩散”(diffusion)的波动周期，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的运行动力角度给出了分析和解释。他认为世界体系中存在两个范畴的运动：一是阶级范畴的运动，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抗争，其动力是资本积累；二是地理范畴的运动，即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的依附与对立，其动力是不等价交换El1](P80—81)。从构成中心和边缘关系的主要层面而言，双方的结构和地位经由一定条件的催生可以互相转化换言之，中心和边缘并非一成不变的，核 fl，地区会 出现停滞并沦为边缘地带；边缘地带也可能上升为核心地区或准边缘地区。所谓“一定条件”，主要是三种类型的跨边界交换 ：一是经济交换(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等)；二是政治交换 (战争、侵略、精英联盟等)；三是文化交换(信息、规范、意识形态、宗教等)。上述三种交换的结果， 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形成一个单一的集合体，但从 中心化或边缘化中出现的经济两极化必然会伴有政治两极化，即核心地区成为强 国，边缘地带沦为弱国，从而形成了帝国主义的霸权。
四、结 语
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在全球体系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从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之问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直接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博弈。由于直面国际关系现实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迅速发展起来 ，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概念和假说，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学说。目前流行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是大量 的个案研究 (case—studies或 issue—studies)[12](P178—179)。这反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突破了传统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分野，而且日益融会了两大学科的基本原理，但其仍然受限于理性主义(rationality method)的分析框架。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长于解释 国际行为主体在给定结构下的行为选择以及系统的维持，而不长于解释结构的变化和系统的更新①，由此从分析方法和分析语言上预留了巨大的延展空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妨借鉴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引入作为解释结构变化 和系统更新 的新变量 ，比如身份认同(identity)等概念 ，以便增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重释性和问题 回应性。
参考文献 ：
[1]朱文莉．国际政治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 [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1 992
[3]浦野起央．国际关系理论史[M]．劲草书房．1997．
[4][德]马克斯 ·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5][德]弗雷德里克·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商务印书馆 ．1961．
[6][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8][美]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9]李滨．国际体系研究：历史与现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论文摘要: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以凸显大众的主动性、创造性、抵抗性而著称，强调大众从文化消费中获得的“、意义”，并挖掘和研究了大众文化的权力运作机制与文化抵杭过程。但这类文化研究在刻意强调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积极意义时，忽视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极端不平等的事实。
一、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直接利用了两种当代思想文化资源。其一是法国文化理论家德塞都的学说。德塞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强调，被支配的社会集团可以通过采用某些策略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体系中夺取某些局部的利益。他指出，尽管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能控制它的生产，但却能控制它的消费。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商品不仅是消费者接受的对象，也是接受者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接受者可以在使用过程中颠倒其使用价值和功能，使之部分符合自身的利益。任何大众文化形式在它企图施加控制的同时，都会导致颠覆或抵抗。费斯克利用的又一思想资源是八十年代出现的“”理论，它直接受惠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这种理论把看作是一种对等级秩序和权威控制进行抵抗的重要资源。但对费斯克理论更重要的支持则来自于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对身体的论述。巴特认为，身体是脱离意识形态的，因为它是自然而非文化的产物，这样它就成了抵抗文化控制的最后一个据点，身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抵御意识形态的有限的空间，属于身体的也就成了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具有了积极意义。
二、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费斯克正是在吸收了德塞都、巴赫金和巴特等人的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针锋相对的大众文化理论。在此之前，关于大众文化最集中、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论述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对大众文化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大众文化的这种商品化、标准化、单面性、操纵性和控制性，压抑了人的主体意识、创造力和想象力，助长了工具理性，进一步削弱了在西方业已式微的“个体意识”和批判精神。
费斯克首先批驳了阿多诺等人关于“大众”的观念。阿多诺等人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长期推行的非个性化和齐一化，大众己经变成了一个单质的整体。费斯克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大众并不是一个单质的整体，而是包含了各种由于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群体，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组合。他指出“关于大众化的任何讨论，都必须考虑内部的各种对立力量”，“尽管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具有同质化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属群体仍然保有相当多样的社会身份，而这要求生产与这些身份想适应的不同的声音。”如果大众是复杂和多元的，大众文化要在广大的人群中流行，就必须适应复杂和多元的需要，因此它自身也就必然是复杂和多元的。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忽略了大众文化的这种复杂性。
费斯克进一步指出了大众文化这种复杂性是如何生产出来了的，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经济”说。他承认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他又指出，这种文化不同于一般商品，他不仅在财经经济体制中流通，也在与之相平行的文化经济体制之中流通。前者流通的是金钱，后者流通的是意义与。从财经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的接受者完全是被动，因为在财经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接受者自身也变成了商品。费斯克指出，大众在这种意义和的生产当中创造出一种“大众文化资本”。这种“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其表达方式有多种，不过都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在费斯克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德塞都和理论的影响。
三、质疑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