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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气象、降水条件看，环渤海地区位于半干旱暖温带，年降雨量为500～700mm，地面蒸发量为1500～2000mm，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4倍。降雨量主要集中在7～8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50%～70%，常常出现春旱、夏涝和晚秋又旱的自然灾害，土壤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积盐和脱盐的交替过程。从水文、地质条件看，黄河、海河和辽河等16条河流的入海口均在环渤海地区，因而该区域地势多以滨海平原三角洲为主，海拔高程－1～10m之间。土壤受海洋侵蚀现象较重，土壤盐分呈现从内陆向海滨逐渐增强的规律。从土壤、植被类型看，环渤海地区属于湿润－半湿润海水浸渍盐渍区，盐渍过程先于成土过程，是在盐渍淤泥的基础上逐渐成陆发育而成。此外，土壤盐分组成也具有地区差异。在黄河三角洲，土壤以盐土为主，盐分组成主要以Cl－和Na+为主，盐含量为6～30g/kg，盐土占土壤总面积的50%以上;而在辽河下游滨海三角洲的盐渍土中则出现了少量SO42－［2］。黄河三角洲和辽河三角洲滨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植物种类较少，主要以湿生、水生和盐生植物为建群种形成的群落在该区占据主要地位［6－8］。常见的植物群落类型主要有芦苇(Phragmitescommunis)群落、盐地碱蓬(Suaedasalsa)群落、柽柳(Tamarixchinensis)群落、獐毛(Aeluropuslittoralis)群落等。总体来看，由河流冲积形成的三角洲地区土壤的成土历程短，熟化程度低，土壤养分少，但土壤含盐量高，地表蒸发快，极易盐碱化，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同时，该地区人类活动频繁，对生态系统的扰动较大，因而，环渤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
2环渤海油田区开发历史
目前，环渤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石油生产、加工基地，胜利、辽河和大港油田的开采时间均超过50年，最年轻的冀东油田开采年限也已达20年。以胜利油田为例，自1961年发现以来，目前拥有油井2万余口，已累计生产原油8亿余吨，主要工作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胜利油田在1987年产量突破3000万吨后一直保持了9年，至今原油产量仍然保持在2500万吨以上。冀东油田开发最晚，最初原油产量每年仅有18万吨，而今年产量已达213万吨，累计探明储量17662万吨，该油田目前已步入快速开采期，预计5～10年即可达到千万吨油田的生产规模。石油的勘探与开发涉及面广、涉及点多，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在油井建设过程中，主要涉及到钻井、勘探、管线埋设以及道路建设等地面工程的占地用地问题。每口油井的井台占用的土地面积约为400m2左右，油井位置一般较为分散，油井间以作业路面相连接，油田长期勘探、开发后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本脆弱的环境更加破碎化。油田作业区污染物累积量逐年加大，环境自净能力越来越弱，生态风险越来越高。
3油田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1油田开发对大气的影响
滨海油田区稠油比例高，多采用蒸汽驱原油的开采方式。在锅炉加热和采油运输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气，然而针对油田伴生气体处理的工艺设备配备不完善，技术工艺不成熟，无法实现对排出气体的完全回收再利用。排放气体中，总烃含量最大，大约占46．77%;其次是非甲烷总烃(non-methanehydrocarbon，NMHC)。这类物质易与油田的另一类特征污染物NOx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光化学烟雾，而光化学烟雾也是近年来雾霾的来源之一。据统计，胜利油田NMHC日排放量超标准值的2．6倍，辽河油田的日排放量超标准值的2．8倍。
3．2油田开发对地表植被的影响
在油田开发过程中，从前期的勘探到搭建井场采油，到后期的铺设管道以及储运集输，油田井场及周边的植被受到了极严重的破坏。长期高强度、无节制和大面积的石油开采造成了土地盐碱化沙化、草场退化、湿地退化以及水质污染等众多生态问题。胜利油田附近的草场面积已不足60年代的30%。大港油田开发区域，被石油破坏的植被达到了7万多亩。植被大大减少的同时又伴随着植物生产能力降低，生态系统植物多样性减少，由于食物链底端的生产者减少，导致生态系统的总生物量减少，进而造成环境功能的衰退。而环渤海油田区处于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生态系统结构不稳定，对环境变化比较敏感，自我修复能力差，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
3．3油田开发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土壤是油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众多污染物的主要归宿地。随着开发时间的延长，土壤中污染物总量不断累积。落地原油、泥浆和油砂等进入土壤后，会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土壤有机质组成发生变化，土壤通透性降低，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区系结构产生显著影响。据调查，胜利油田年均产生油泥在1×105吨以上，有些区块土壤中石油含量达到了105．7g/kg，是临界值(0．2g/kg)的528倍，对土壤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辽河油田也存在相似的污染状况。
3．4油田开发对水体环境的影响
在油田生产过程中，井场作业、井管破裂和输油管线穿孔均会造成原油泄漏进入水体。目前，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大部分已进入开采的暮年期，采出油综合含水率都在90%以上，其中含有大量的石油类物质及采油过程中投加的表面活性剂、破乳剂等高分子采油助剂，其有机成分包括烷烃、芳烃、酚、酮、酯、酸、卤代烃及含氮化合物等。采油废水目前主要通过回注的方式加以利用，但并不能完全解决。油田开采对自然水体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石油类污染物可以在水面形成油膜，阻碍水气交换，破坏了水体的溶氧过程，进而影响水质和水生生物的生存。污染物经长期累积和渗漏将进入地下水，导致地下水质量下降。此外，回注地下的污水也会通过土壤或注水井漏层(或套管破裂)渗漏，或因注水井注入层位浅，使注入水进入地下水，将使地下水利用价值降低甚至不能利用。
4油田现行污染物控制措施
4．1气体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气体污染物在油井井场、原油接转站、联合站、注水站和油田开发辅助工程及运输过程中均有产生［14］。这类气体污染物的控制几乎涉及到油田生产的各个环节。然而，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多为老油田，设备较为陈旧，许多需密闭的流程仍为开放式生产，轻质烃挥发严重。例如，联合站接收来自前线集输站来油后，须经脱水、净化和加温处理，这个过程中会挥发出大量轻质油气，如不加装油气回收装置，这类气体污染物将直接进入大气环境中。此外，在原油炼制环节，每年会产生数千吨的火炬气，主要成分为C2H6、C2H4和H2S等，这类气体热值较低，回收利用率仅有10%左右，炼厂一般是将其排放至火炬燃烧［25］。这种处置方式仍然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既不经济，也不环保。
4．2土壤污染的控制措施
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复是近年来环境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从技术类型上可以分为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技术。常用的物理、化学技术包括浓缩干化法、固液分离法、萃取分离法、电动力学修复法、热处理和热解吸技术以及化学破乳回收法等。物理、化学技术对治理高浓度的石油污染技术优势明显，但若用于中低浓度石油污染土壤则成本太高，还会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生物修复的成本低、无二次污染，在处理低浓度污染土壤方面有明显优势，不足之处是污染物降解速率较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各类土壤修复技术的推广并不顺利。首先，土壤污染通常较为分散、浓度不均，通过挖掘、运输对污染物集中处置成本过高，因此目前多采用原位处置的方式。原位处理的首选技术是生物修复技术，而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土壤多为盐碱化土壤，盐碱对生物技术的使用效果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研究者通常采取压碱、土质改良和增加地表植被等方式降低盐碱带来的影响。当前，这类技术仍以研究为主，国家尚未出台油田污染土壤强制修复措施。
4．3水污染的控制措施
目前，多数滨海油田已进入中后期开采阶段，多采用水驱来实现大规模生产，油田化学品的应用非常广泛。采出油综合含水率不断提高，污水产出量不断增加，已超过注水量的需求，不能全部用于回注;再加上有些区块地层渗透率低，对注水水质要求很严，处理后的采油废水达不到要求，只能注新鲜水;还有的地区采用注蒸汽采油，但采油污水处理后很难达到锅炉水质标准。所以，相当一部分采油废水必须要排放到环境中，而且必须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油田企业的污水处理压力巨大。国内油田对含油污水处理的传统方法主要有自然沉降、混凝沉降、气浮和过滤等常规物理方法，一般可以满足注水指标的条件。外排水还需经过深度处理才能排放，大多数油田外排废水采用生化处理为主。这类技术可分为两类，即利用好氧微生物作用的好氧法与利用厌氧微生物作用的厌氧法。但由于重组分的难降解性，更应该采用组合工艺。
4．4固体废弃物的控制措施
油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最主要的就是油泥砂。其主要来源包括接转站、联合站的油罐、沉降罐、污水罐和隔油池的底泥，含油污水处理设施、轻烃加工厂和天然气净化装置等清除出来的油砂、油泥，钻井、作业、管线穿孔而产生的落地原油及含油污泥等［30］。油田通常根据油泥来源对其进行不同处理，含油量20%～30%的油泥直接可以进入物化处理装置回收原油，处理后的油泥一般用于建材生产;含油量10%左右的油泥砂可进入热电厂焚烧发电;对于含水量在90%以上且含油量较低的油泥砂一般直接排入天然蒸发池，进行自然蒸发，而后集中至污泥干化场堆放。以胜利油田为例，每年通过各种途径产生的油泥砂数量大约11万吨，而目前通过各种方式处理的油泥砂的量仅占50%左右。
5我国滨海油田区环境综合治理对策
5．1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原油勘探开发、油气集输和炼油等作业过程不可避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通过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过程中各类污染物的产生及排放量，从源头抓起，能够减轻末端治理的压力、。清洁生产着眼于污染预防，通过不断地改善管理和技术水平，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排放，将污染整体预防战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全过程。新的形势要求油田企业在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转变观念，致力推行清洁生产，促进污染物的“零排放”。清洁生产模式已成为当前油田企业节能降耗、控制污染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途径。
5．2实施严格的末端治理
按照我国现行的石油开采、加工技术和生产模式，尚无法实现生产过程污染物的“零排放”。因此，在现阶段采油污水、油泥以及井场作业区的污染问题仍是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必须实行严格的末端治理措施，从政策上提高“偷排”、“漏排”的违法成本，加大对责任人和直接领导的处罚;对污染物处理实行政府计量补贴措施，提高油田企业治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行污染物资源化利用新技术和分类集中处理模式，实现污染物的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5．3加强植被恢复和生态建设
油田开发过程中对植被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如20世纪80年代开发建设的孤东油田，是在潮上带湿地上围海建坝开辟出的68km2采油区，在开发初期打井、修路，动用了1．2×104m3土方，但开发后未进行绿化，致使地表。在油田生产进入稳产阶段后，通过种植紫穗槐、柽柳等对道路两旁进行绿化，人工绿化加上自然植被恢复，绿化覆盖率已达到30%～50%，生态环境有所改善［34］。因此应当注重施工后的地表修复和绿化，注意管道回填后地表的平整度，在工作空间内种植草坪和树木，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而且还可保护土壤结构。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有助于缓解油田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损害，强化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能力和平衡作用。
5．4划定生态红线，制定生态脆弱区保护规范
优化了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规模结构外资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之一就是采用兼并收购的方式。大量外资进入吉林省市场促使市场集中度低，中小企业多的行业出现行业整合，通过规模整合提升了整体实力。中大型企业采取了一体化发展策略，通过横向一体化再造了企业组织形式，将分散的中小企业整合起来，实现规模经营，提高了组织化程度；通过纵向一体化，使部分有能力和资源的大中型企业形成了产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实现了集团化、规模化的经营业态。
提升了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国际竞争力外资进入吉林市场后，必然会带动吉林省优质品牌产品进入全球分销体系。吉林省部分品牌产品在国际市场获得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被国际市场认可，使吉林省品牌产品出口量连年增加。这无形中提升了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国际竞争力，为以后拓展国际市场奠定了一定的市场基础。
影响了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外资多数选择与吉林省内的大中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确定投资项目。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高、技术先进、优秀的管理理念，与中小企业相比具有先天优势。外资的进入加速了市场竞争力度，部分中小企业自由资金不足、经营成本过高、经营规模过小使其处于市场劣势，受到了市场竞争的严重压力。伴随着外资所占市场份额的进一步扩大，势必导致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中小企业亏损甚至倒闭数量增加，严重影响了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导致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结构部分失衡外资进入吉林省市场多数选择优势产业进入，且多进入经济发达区域，这必然会导致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结构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使行业间的差距和区域间的差异越来越大，生态环境的结构调整变得尤为困难，这不利于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实体承载。为了迎合未来发展的需要，应富有前瞻性的角度建立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发展的基础设施，为吉林省各个产业的发展和知名品牌体系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充分发挥外资的溢出效应外资对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整个产业发展的纵向拉动作用和企业间的横向借鉴学习，充分发挥外资的溢出效应能够有效地实现整个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促进吉林省品牌种群的进化和发展。
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的一级支流，流域位于东经104°10′～109°12′，北纬25°56′～30°22′之间，南源三岔河源于贵州乌蒙山东麓的香炉山花鱼洞，北源六冲河源于贵州省赫章县，整个河流横穿贵州省中部，在东北部出境入重庆市，于涪陵汇入长江，素有贵州人民的“母亲河”之称。流域面积87920km2，全长1037km，总落差2124m，多年平均流量1690m3／s。乌江水电开发采用11级方案（普定、引子渡、洪家渡、东风、索风营、乌江渡、构皮滩、思林、沙沱、彭水、大溪口）。思林水电站属于乌江流域梯级开发的第8级电站，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工程之一，也是贵州省“西电东送”工程的骨干工程。电站坝址位于思南县思林乡、塘头镇、邵家桥镇交界处，下距思南县城23km，上距构皮滩电站坝址89km，下距沙沱水电站115km。水库流域主要有两大支流：一是左岸的六池河，回水影响至东方红电站坝下；二是右岸的余庆河，回水影响至大沙坝电站坝下，其余较小的支流还有右岸的跳墩河和左岸的辉塘河等。电站装机容量100万kW，多年平均发电量40.64亿kW•h，工程动态总投资76.42亿元（2006年初价格水平）。工程于2004年开工建设，2009年底实行4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水库正常蓄水位440m时，库容12.05亿m3，淹没影响总面积38.95km2，其中陆地面积28.08km2，主要涉及思南、石阡、凤冈、余庆4县的16个乡镇100个村297个村民组。
2水库库岸生态环境现状
思林水库库岸本就山高坡陡，土地破碎，水土流失严重，特别是2014年7•17洪灾，造成了库岸多处塌陷、滑坡，公共基础设施损毁，生态环境大有恶化之势。
2.1库周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环境破坏
为实现库区移民搬迁安置需要，在电站建设期间，库周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思南县有文家店、三道水和瓦窑3个集镇整体搬迁，新建3个集镇，仅场平工程占地就达近千亩，库周交通、水利、电力等设施建设，新开挖量大，对库岸生态环境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电站建成蓄水后，库区各县为加快库区发展，又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大量的村组公路建设，多地现状破坏，许多原生植被遭到毁灭，对库岸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2.2人为垦荒导致水土流失严重
思林水库移民搬迁安置主要是后靠安置，库区4县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原本乌江沿岸村民人均耕地不多，劳动技能和生产方式单一，水库蓄水后，沿岸大量耕地被淹。搬迁后，为了生存，移民不得不进行垦荒，并进行复种，造成表土疏松，稳固性差，水土流失严重。
2.3自然灾害造成的地质破坏
水库自2009年下闸蓄水来的这几年，库区自然灾害频繁。每年雨季，建设单位都要进行库岸巡查，从巡查的情况看，库岸多处地质不稳，塌陷、滑坡地方多，尤以2014年7•17洪灾为重，损毁之大，地质破坏程度，前所未有。
2.4消落区的环境现状堪忧
思林水库正常蓄水位是440m，死水位431m，为了满足发电和防洪需要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水位都在434～436m之间，在库周形成了4～6m的消落区。消落区是属已征用区域，农民不能耕种，而电站业主单位也没采取治理措施，一年四季都是处于荒芜状态，基本没有一丝绿色。
3水库库岸生态治理的对策
3.1搞好库区生态保护总体规划
库区各县人民政府应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在省、市相关部门的统一指导下，与电站建设业主单位，做好库区生态保护总体规划。规划要有前瞻性、长远性和全局性，要能够指导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水库库岸生态治理工作；规划要有科学性和合理性，要结合当地地理、气候和社会经济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理方案，做到因地制宜，能够指导实施。
3.2加大库区的植被恢复力度
在规划的指导下，库区各县应整合各方资源，特别是林业、环保、生态、国土、水利、移民等部门资源，加大对库区投入，进行植被恢复，应按照国家有关退耕还林政策，强制对库区25°以上坡耕地实施退耕还林，有效保护库岸环境。特别是移民部门，要按照《移民安置规划》中拟定的《环保及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项目建设，大力提升库区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
3.3加大库区移民的后期扶持力度，实现劳动力的转业与转产
库区各县应加大库区移民的后期扶持力度，特别是劳动力技能培训，让库区劳动力都能熟练掌握一门实用技术，顺利实现劳动力的转业与转产，使他们不再依赖土地生存，减小库区土地的破坏，从而有效保持水土。
3.4制定严格的保护制度与措施
依照国家森林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严格的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措施，组建相应的执法队伍。
3.5加强督促和检查，确保各项生态保护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
加强督促和检查，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对相关责任单位、部门和个人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确保各项生态保护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各类治理项目顺利实施，实现库区的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4结语
1．1解决旱涝灾害
水资源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对于我国而言，由于不同气候条件的影响，水资源的空间分布极不均匀，南方水资源丰富，在雨季常常出现洪涝灾害，而北方水资源相对不足，常见干旱，这两种情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而水利工程的建设，可以有效解决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解决旱涝灾害，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如南水北调工程，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工程。
1．2改善局部生态环境
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对于资源和能源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现有的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而通过水利工程的兴建，不仅可以有效消除旱涝灾害，还可以对局部区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增加空气湿度，促进植被生长，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
1．3优化水文环境
水利工程的建设，能够对水污染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理，对河流的水质进行优化。以黄河为例，由于上游黄土高原的土地沙化现象日益严重，河流在经过时，会携带大量的泥沙，产生泥沙的淤积和拥堵现象，而通过兴修水利工程，利用蓄水、排水等操作，可以大大增加下游的水流速度，对泥沙进行排泄，保证河道的畅通。
2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水利工程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不仅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需要相关人员的充分重视。其对于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污染
水利工程对于周边环境的污染一般都集中在施工过程中，其主要污染包括:(1)水污染: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排放的污水、废水以及施工人员生活中排放的污水，是导致水污染的主要原因，由于施工条件、施工环境、资金等因素的限制，这些污水往往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放到环境中，不仅能会污染地表水环境，同时还可能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环境。例如，在对水利工程中的水坝进行施工时，如果混凝土的浇筑处理不当，就可能出现大量的废水和污水，这些污水排入河流中，会引起河流水质的变化。又如，在对工程设备的使用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定的废油，如果这些废油排放到河流中，不仅会造成水域环境的污染，还可能影响下游居民的健康。(2)空气污染:空气污染一般是在对施工材料进行运输，或者对地基进行平整的过程中，产生的灰尘或者部分废弃物，又或者是工程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扬尘等，会对周边的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2．2对局部气候的影响
水利工程的建设，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局部的气候环境条件，这些改变在气温和降水方面表现的尤为显著。(1)气温:在水利工程建设完成后，由于水库和大坝的蓄水功能，会大大增加水体面积，改变空气中的能量交换方式，从而引起气温的变化。一般来说，水深在7m以上的大型水库，与陆地相比，在冬季的平均气温要高出1.8－2.9℃。而在夏季则具有降温的作用，可以降低局部区域约1－4℃的温度，同时，对于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也有着较大的影响。(2)降水:水利工程对于降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水面强烈的蒸发作用，会造成空气湿度的增大，从而为降水的增加提供基础保障;其次，气流在进入水域范围后，由于风速的增加和流线辐射，会产生下沉运动，从而减少降水;然后，在暖季，水面温度会低于陆地温度，其大气层的结构也更加稳定，对流不易产生，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降水。而对于我国而言，降水多集中在暖季，因此水利工程的将是会减少周边区域的将降水量。而对于干旱地区，决定降水的主要因素，在于空气的湿度或者水汽来源，因此水域相对于陆地具有更好的降水条件，会使得区域降水增加。
2．3对土地的影响
水利工程的建设对于周边土地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表现出来的问题包括水土流失、地貌改变、土地盐碱化、河道冲刷等。在对水利工程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土石方工程，而在开挖土石方的过程中，不仅会造成地形地貌的改变，还会对地面的植被造成破坏，进而引发水土流失现象;同时，水库蓄水后，库区周围的地下水面会有所提高，将大量的盐碱带到地面，造成严重的土地盐碱化问题等。
2．4对水质的影响
在水利工程完工后，会在大坝上游形成宽阔的水域环境，造成库区水动力条件的变化，不仅水深大大增加，而且水流的速度也会变得缓慢。在这种环境下，库区水体的水质和水环境会出现较大的改变，引发水体富营养化、泥沙含量增加、重金属沉降等问题。同时，受库区水质以及大坝下游河道水量变化的影响，下游的水体水质也会发生变化，影响水体的自净能力。通常情况下，如果河道水体自身的水质条件较好，则水利工程的建设虽然会对河道水体的水质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并不明显;而如果河道水体的水质条件较差，或者有污染源的排入，水利工程自身的调蓄作用所造成的河道水量减少，会极大的加剧水污染的程度。
3应对措施
经过大量的调查分析发现，水利工程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工程的生态效益，分析水利工程对于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近期和远期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有利影响的充分发挥，对不利影响进行改善。同时，要建立相应的环境监测部门，对环境进行跟踪评价，尽可能减少水利工程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
4结语
（1）对地表地质的破坏
在建设中，必须对地表进行挖掘，让水利设备牢固地安置。因此地表植被破坏，蓄水能力降低，如果在风沙大的地区则会导致水土流失。另外，地表植被破坏，土壤碎石于外，如果在雨量充沛的季节里还会引起泥石流。而水利水电的建设，对地表的破坏是最初的，而后紧接着的是对地质造成的影响。大坝的修建最体现着地质破坏，大坝需要在险峻狭小的山口修建，此过程中会对山体进行挖掘建基，如果遇到断层或者岩性松软的山体时，对其进行开凿则是致命性的。而顺利开凿成功的山体随着时间的推逝，加上风沙等外力因素的压力，岩体会逐渐磨损，到一定时期后出现崩塌、滑体等现象是很有可能的。在建设前期，对地质的勘探和对建材特征的把握一定得是专业严谨的。
（2）对湖泊河流水位的影响
水利设施中的水坝建设，具有拦截泥沙的功能。在进行泥沙拦截时，河道内泥沙减少，流速增快，对大坝的发电具有一定利处。而另一方面，水库的修建，原本流动的水因为水库的围栏，水流变缓，水温上升，水质变差，引起水库内水污染现象，甚至出现水体富营养化。并且水库修建后，由于流速减缓，区域内的水面起伏小，水面扩大，蒸发量增加，致使水蒸气聚集，空气内湿气增大，降雨量增大，河流水量增大，容易引起水库内的泛洪。
（3）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以江河内的淡水洄游鱼类为例。每到秋末，它们要到江河中下游度过季冬，而次年的春天它们再原路返回，到中上游产卵。而水利工程的建设阻碍了洄游生物的正常运动，它们的生命活动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更对鱼类繁殖造成迫害，这就是生物物种越来越少的原因，以致生物的灭绝。
（4）对降雨量的影响
降雨量的增加，是由于水库修建后，库区大面积的蓄水，蒸发量会增加迅速。降雨在地区分布上的变化，水库蓄水后会对库区和周边地区的降水量有着一定影响。一般来说，库区和近库区的降雨量会有所减少，在库区的地区降水量增加。在地势高的地区，且是迎风，降水量会增加。相反的情况，降水量则减小。
（5）对气温的影响
水利工程的建设，让下垫面有所变化，使原本的陆地变为水面。而之前陆地比水的比热容小，再将陆地变为水面后，比热容上升，所以气温总体上来说是升高的。
（6）对湖泊的影响
湖泊对生态的调节起着非常有利的作用：净化空气、防沙除尘、美化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氧气等，在生态系统中如一个净化器，对周围的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对湖泊也有着两面性的影响。一方面，在湖泊区建水库，能够加大对湖泊内泥沙的拦截，为湖泊周围的农业生态发展提供着大量的肥料来源，间接促进着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湖泊内本身流动性较差，水电设备在此建设，继续减少了湖泊水流动性，泥沙沉淀后也为湖内有机生物的繁衍提供饵料，如果不及时清理这些生物，久而久之会对水体造成富营养化现象。
（7）对人群生活的影响
人群的居住地成为水利水电工程实施地点时，大量的人群移民状况也是十分严峻的挑战。人类长期的居住，用时间和生态系统构成了一个较为和谐稳定的体系。而水电设施取而代之，人类不再成为此生态系统中的生产消费者，这些设备也对生态系统的发展构成了新的威胁。而人类作为生物中的一类，对环境的依耐性也是靠时间来磨合的，人类迁移也对迁入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威胁。两者的融合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2水利水电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水利水电的建设过程是一个耗时长，任务重，范围广，参与人员多，参与设备种类繁的庞大工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各个细节都会制造出污染。在施工过程中，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土壤污染都是亟待注意的问题。除此之外，机械占地、土料占地、废物堆积、建设营地等活动再次对地表进行了破坏。这种形式的地表破坏也是大气污染的直接原因，加上其施工时间之久，对地表的损害程度远远超过了环境自净能力程度，所以尽管在搬除机械设备、恢复好植被、清理掉垃圾后，环境的承载力也会大大降低，对整个生态系统仍然会造成巨大损失。施工中，废水渗漏、油污的产生、生活废水的排放，加上生产中烟尘、灰沙的侵蚀力度进一步扩大，也大大加重了整个施工区域的土地、空气、水质的污染。废料在堆砌时，随着时间的长远，有些金属、碱性物质和空气产生的化学反应制造出的一系列有害气体，不仅给大气造成染污，也威胁着人类的身体健康。基于这些，施工过程造成的不利影响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水利工程工程量巨大，且施工时间长，施工人员也较多，对整个施工系统，不管是操作还是人员生活，都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考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要严格把关，不论是施工还是施工滞泄物，都得做到生态环保。在施工人员的管理方面，也要做到以人为本，人员的专业素质不仅要提高，生活质量也要有所改善，在保证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再考虑专业技能的培训和实践。
3结束语
1研究区域概况
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位于敦煌市南郊，它以其独特的“山泉共处、沙水共生”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自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旅游发展迅速，游客接待量逐年增加，2012年景区营业总收入达到6346万元，接待人数增加到58万人次。景区周围的月牙泉村有居民221户，共820多人，居民参与旅游业可分为几个阶段:①1978—1985年零星参与阶段。其间由于旅游业刚开始发展，接待的主要是国际游客，游客人数少，全村仅有10多户参与到旅游业中，主要是从事牵骆驼服务和经营小商品。②1986—1993年初步参与阶段。其间全村有30多户自愿参与到旅游业中，由于游客人数增加，旅游服务价格上升，再加上景区管理委员会限制村民加入，参与旅游的居民收入非常可观。③1993—2001年深入参与阶段。其间约有120户居民从事旅游工作，但农业仍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参与旅游业的居民还要从事农业。④2002年—至今全面参与阶段。由于敦煌水资源危机，出现了天然绿洲退化、土地荒漠化加剧、风沙灾害频繁、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为了保护好生态环境，月牙泉村的农用水井被迫关闭，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当地政府实施了月牙泉渗水工程，建设生态保护林，征用了居民的大量农田，当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为了解决当地人生存问题，政府决定给全村每户平均分配两个“骆驼号”，让他们全部从事旅游服务。整个村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旅游业，当地村民从此从农业转入到旅游服务业中。政府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发展旅游业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的调查
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居民的人口社会学统计特征、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总体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其中，个人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用旅游收入和在景区工作的人数衡量，社区归属感用是否在本地出生和在当地居住的时间衡量，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用旅游旺季每周与旅游者接触的平均次数衡量。为了保证旅游影响的态度指标具有代表性，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文中出现的旅游影响指标分别进行统计和排序，选取出现频率大于30%的26个指标，然后再根据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对选取的各个指标进行调整，使指标的语言表达方式更容易被当地人所接受。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测量参照Ap、Crompton在旅游影响研究中使用的Fishbe态度量表模型，公式为:A0=Σni=1biai。式中，A0为对一个事物和现象的态度，bi为感觉，ai为评价。采用这种乘积函数方式评估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感觉和评价采用5分Likert量表。考虑到当地人口数量状况，本研究选取整个月牙泉村为研究范围，以每户为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时间为2013年10月，正值旅游淡季，配合调查的时间充裕。调查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主要针对家中男、女主人进行。共发放问卷177份，由被调查人面对面交流完成问卷，有效问卷达100%。收集的数据采用Excel软件进行编码处理，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1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在被调查者中，男性占500%，女性占48．00%;年龄在25—44岁的为48．60%，45—64岁的为390%，15—24岁的为140%，65岁以上的为5．10%。在教育程度构成方面，40．70%的居民拥有初中文化，小学学历的为24．30%，未受过教育的为15．80%，高中的为15．30%，中专及以上的为4．00%。职业是农民的占71．80%，当地经营业主的为14．10%，其余依次是工人(4．00%)、学生(40%)、教师(30%)、其他(30%)、离退休人员(1．70%)、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0．60%)。全家年收入以20000—25000元的为37．30%，25000元以上的为27．70%，15000—20000元的为20．30%，10000—15000元的为10．20%，5000—10000元的为40%，5000元以下的为1．10%。家里有1人在景区从事工作的为74．60%，有2人的为18．10%，无人从事景区工作的为5．60%，有3人的为1．10%，3人以上的为0．60%。
2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总体上
当地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感受深刻，总体变化均值为91，除外来投资外，所有指标变化均值都超过了5，表明当地居民认为旅游发展对当地起了积极作用。偏好的总体均值为91，说明当地居民乐于接受这种变化。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较积极，总体均值达到15．39。其中，在基础设施、环保意识方面的得分分别为17．94和16．41，显示出居民的较高认同度和满意度;而在外来投资、娱乐休闲机会、文化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力度、传统文化的变化等指标的均值都低于15，态度平淡。在旅游负面影响，总体变化均值为65，与正面影响感知相比，居民对负面影响的感知较弱，其中感受变化较大的有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生活垃圾、土地和房屋价格、贫富差距、噪音5个指标，得分均值都超过了80;感觉变化最小的为“犯罪率”，变化均值得分为16。偏好的总体均值为19，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变化并无反对情绪，包容了这些变化。态度的总体均值为11．36，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态度较温和，没有显现出消极态度。比较而言，居民对日常生活影响和宁静生活氛围的态度更宽容，但在意上缴的税收和犯罪率两个指标。
3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不同态度，了解不同群体对旅游影响的差异性，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当地居民进行分类。首先采用分层聚类，运用沃德法，选择欧氏距离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聚类树形图，根据以前研究成果和综合分析，将旅游地居民分为三种类型;再根据聚类数目运用非阶层聚类分析中二阶段聚类法分析，并对分类结果进行方差检验和判别分析。结果显示，除了上缴的税收、娱乐休闲机会、外来投资、贫富差距指标外，所有指标的方差显著性都为0．00，表明整体分类正确率为97．74%。类型1的居民占850%，为146人;类型2的居民占7．90%，为14人;类型3的居民占9．60%，为17人。对三种类型的居民比较可知，第一类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较积极，各指标得分平均值高于第二类居民低于第三类居民，他们承认旅游给当地带来了积极效应，感觉较满意，但也感受到了旅游的负面影响，没有显出强烈的反感态度，在土地和房屋价格、上缴的税收、犯罪率、贫富差距、日常生活影响、交通拥挤状况、噪音的态度得分均值最高，显示出对旅游负面影响的容忍。这类居民可命名为热情的支持者。其中，25—44岁的占50．00%，职业主要是农民，所占比例为79．59%;旅游旺季时每周与旅游者直接接触的平均次数超过5次的为68．50%，当地人占98．60%。第二类居民在旅游正面效应方面得分的平均值最低，如就业机会为10．29%、家庭收入为9．79%、自豪感为121%、文物保护力度为11．93%，他们对旅游正面效应的认同度低，没有显示出积极态度。同时，他们在消极影响方面的得分值也较低。其中，生活用品价格、土地房屋价格、上缴的税收、贫富差距、日常生活影响、交通拥挤状况、宁静生活氛围打扰指标在三类居民中得分最低，表现出不满意态度。这类居民可命名为冷漠的支持者。其中，女性比例为71．40%，15—24岁的占50%，职业主要是当地经营业主(35．70%)，其次是学生和农民(各占28．60%)。这类居民直接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较少，57．10%的居民每周与旅游者接触的平均次数都小于1次。与其他两类居民相比，第三类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最积极，主要是在基础设施、知名度、使用普通话频率的指标平均分值很高。同时，他们也注意到旅游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生活垃圾、噪音、犯罪率方面持消极态度。这类居民可命名为矛盾支持者。其中，25—44岁的为58．8%;在受教育程度上，590%的为初中，88．2%的每周与旅游者直接接触的次数都超过了5次，且100%是当地人。
4旅游影响态度维度分析
为了简化变量，分析居民对旅游影响态度的主要维度，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6个指标进行分析，KMO值为0．74，Bartlett''''s球形检验值(0．00)表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各指标负荷值都在0．8以上，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7．07%。我们对总体量表和各分量表进行内部一致性分析，总体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36，各分量表中除积极环境影响外，其他可信度都大于0．6。由于上缴的税收、犯罪率、日常生活影响、娱乐休闲机会、上缴税收5个指标在各主因子上的载荷小于0．5，所以被删去。居民思想观念、知名度、使用普通话频率等指标在第一因子上有较大载荷，主要反映的是旅游社会影响方面，可命名为积极社会影响因子;家庭收入、就业机会、生活水平3个指标在第二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反映的是旅游经济影响，可命名为积极经济影响因子;宁静生活氛围打扰、交通拥挤状况、生活垃圾等指标在第三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消极环境影响因子;生活用品价格、土地和房屋价格、贫富差距在第四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消极经济影响因子;文化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力度、传统文化的变化在第五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积极文化影响因子;基础设施、环保意识在第六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积极环境影响因子。在旅游正面影响方面，居民在积极环境影响上平均分值最高，态度最积极;其次是积极经济影响和积极社会影响，在积极文化影响方面得分值最低，居民对这方面影响的态度不积极。在旅游负面影响方面，消极经济影响比消极环境影响平均分值低，显示当地居民对负面经济影响的态度更消极。为了解居民的态度与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感、个人对旅游业依赖等变量之间的联系，本文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进行检验，研究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是否在这些变量影响下有显著的差异。如果存在显著性影响，进一步运用事后检验(POST－HOCtest)，分析变量各类别在因子上的均值差异。结果表明，性别和年龄对居民的态度各因子没有显著性差异。教育程度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积极文化影响、积极环境影响四个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余两个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其中，在积极社会影响因子上，大专文化的平均分值显著高于其他的平均分值，并与其他教育程度的居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初中文化和中专文化的居民差异显著，前者比后者的均值高。此外，其他教育程度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积极经济影响上，中专文化的居民平均分值显著低于其他类居民(p＜0．05)，其他类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积极文化影响因子上，大专文化的居民均值显著高于其他居民(p＜0．01)，其他教育程度之间差距不显著。在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大专与其他教育程度差距明显，均值显著高于其他(p＜0．01)。收入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消极环境影响因子有显著差异，对其余的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在积极社会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与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之间有显著差异，其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在积极经济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p＜0．001)。在消极环境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与20000—25000元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职业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积极文化影响、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余的消极影响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在积极社会影响上，除退休人员外，学生和其他职业有显著差别(p＜0．05)。教师与农民、工人、离退休人员之间也有显著差别(p＜0．05)，教师的均值明显高于后三者，当地经营业主与农民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p＜0．001)。在积极经济影响上，学生平均分值最低，与其他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积极文化影响上，教师和农民、学生、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之间存在显著差距(p＜0．05)，学生和工人、经营业主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在“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教师与农民、工人、学生之间有显著差距(p＜0．05)。家人在景点工作的人数只对积极经济影响、消极文化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其他无显著性。旅游带来的收入仅在积极经济影响上有显著性。居住时间对积极经济影响因子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他因子无显著性差异。与旅游者接触次数仅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消极文化影响因子有显著性，在其他因子上无显著性。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以上变量类别在因子上的均值差异。
5影响支持水平的因素分析
为了了解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等因子是否对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有影响，本文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住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等变量后，分析各变量对支持水平的影响，第一步选择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第二步把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等6个自变量作为第二层引入回归。第一步引入的控制变量对居民的支持态度有一定的解释力(R2=0．20)。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无显著的影响，但职业和全家年收入有显著预测力，职业排序从农民、工人、学生、教师、当地经营业主、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到其他，可见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越不密切，越有可能不支持旅游业发展(Beta=－0．22，p＜0．01)。全家年收入从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5000—20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到5000元以下共6个等级，收入越低的家庭对旅游业的支持态度越弱(Beta=－0．33，p＜0．01)。在旅游业依赖的指标中旅游带来的年收入对旅游支持态度有显著负影响，从旅游业中获得收入越少，越倾向不支持旅游业的发展(Beta=－0．28，p＜0．01)。社区归属感中的居住时间对支持态度有显著作用，居住时间越长，越有可能支持旅游业发展(Beta=0．18，p＜0．01)，而居民与旅游者的接触程度对支持态度无影响。在分析了人口统计学特征、对旅游业依赖程度、社区归属感等变量后，旅游影响态度各维度对预测支持态度做出了新的贡献，对支持态度方差的解释显著增加，对支持态度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36%，并达到显著水平(p＜0．05)。从标准回归系数可见，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文化影响态度、积极环境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无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较明显的预测力(Beta=0．21，p＜0．05)。消极环境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明显的负影响(Beta=－0．17，p＜0．05)。消极经济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显著的负影响(Beta=－0．10，p＜0．05)。总体表明，随着居民的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增加，消极的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态度减少，居民更可能支持旅游业的发展。
三讨论与分析
1.1评价标准参照卫生部《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试行)》［1］、全国爱卫会《鼠、蚊、蝇、蟑螂控制标准》［2］。
1.2统计指标夹夜法鼠密度=(捕鼠数/布有效夹数)×100%。粉迹鼠密度=(阳性粉块数/有效粉块数)×100%。鼠密度下降率=［(灭鼠前鼠密度－灭鼠后鼠密度)/灭鼠前鼠密度］×100%。
1.3统计学灭鼠前后阳性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生活居住环境中，褐家鼠和小家鼠为优势种群，占所捕获鼠类构成比分别为48.8%和41.4%(表1)。在旱田中，以黑线仓鼠和黑线姬鼠为优势种群，占所捕获鼠类构成比分别为46.1%和51.9%(表2)。在林区深处，形成黑线仓鼠和黑线姬鼠的竞争抑制，占所捕获鼠类构成比分别为51.1%和39.8%(表3)。在沼泽地带，主要的鼠种为小家鼠和黑线姬鼠，占所捕获鼠类构成比分别为34.5%和62.5%。根据不同鼠种的生态习性，连续3年在秋末冬初和春季开展大面积灭鼠工作。在城市居住环境中，重点对食堂、饭店、宾馆、居民区、建筑工地、农贸市场、学校、养殖场等部位，开展了灭鼠工作，鼠密度下降率夹夜法为80%，粉迹法为91.4%。对外环境鼠种重点开展了居住区向外延伸500m范围内的灭鼠工作，农田鼠密度下降率为83.2%，林区为65.4%，草地为80.3%(表5～6)。
有针对性地在相应部位设置合理的灭鼠毒饵站，结果显示，在设置毒饵站后的半个月，外环境鼠密度(夹夜法)为0.6%，鼠密度下降率为84.5%;室内鼠密度(粉迹法)为0.7%，鼠密度下降率为91%。3个月后，外环境鼠密度为1.2%，室内鼠密度为1.9%。6个月后，内外环境的鼠密度分别为2.2%和1.4%。
3讨论
本研究随机选择了居民生活区、城乡结合部、餐饮单位、饲养场、农贸市场、旱田、树林、草地等不同的生态环境，这些环境均适合鼠类发育繁衍和隐蔽栖息。调查发现，鼠类对栖息条件适应性很强，分布范围广。一般家栖鼠生活在人类活动和居住的环境周围，有一部分经常于春天向野外迁移;秋后，随着气温的下降和食物的归仓，又返回原居住环境。野栖鼠比较稳定地生活在野外环境中，但是黑线姬鼠在秋后也会发生向居民区周围迁移的现象。鼠类栖息条件的好坏，决定着鼠类种群数量的大小。但满足的具体条件又有所不同，以食物资源而论，城乡结合部相对农贸市场和畜牧饲养场差，农贸市场又差于畜牧饲养场。而以上环境的水和隐蔽场所都能满足鼠类的生态需求。因此，食物度高的环境决定了鼠密度的大小。调查的各种环境中，餐饮单位的鼠密度明显高于其他环境;随着季节和食物的变化，其他环境鼠密度出现周期性变化，季节高峰明显。生活居住环境中，褐家鼠和小家鼠为优势种群，并且以食物为中心呈聚集性分布。但在个别地区，也偶尔捕捉到;在秋末冬初也会发现一定数量的野栖鼠种进入居民区，这是由于野鼠的迁移所致。
当然，由于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道路的拓宽延伸，人口的大量流动，地下管网和交通运输的发达等原因，也为鼠类迁徙提供了便利条件。环境和食物的改变，也改变了鼠类的密度，任何一个因素的破坏，将会降低鼠类的生态容纳量。褐家鼠所栖居的环境是一种人工生态环境，研究表明，家鼠的密度水平不取决于其所在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而是受制于其直接栖居的人工生态环境条件。调查表明，本地的褐家鼠一般栖息和隐蔽在餐饮部门、农贸市场、畜牧养殖场等有食物资源周围的地沟、草丛软地处。这一发现为褐家鼠防治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提供了依据，即改变环境，减少遗漏食物，消除隐蔽场所，做到防鼠和灭鼠相结合。
1.1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对复杂的系统进行评价通常是依靠多种指标进行的，而指标的选取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是一个关键问题，更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指标数量过少会使信息量不足而影响评价结果，指标数量过多则会出现大量的冗余信息，加大了分析计算的难度．所以指标的设计一定要坚持全面性、发展性、特殊性、可操作性和侧重性等原则．
1.2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目前对于指标的筛选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等，其中，层次分析法主观性较强，由于评价者的不同偏好，对所给出的方案评价不一，导致部分信息失真;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虽然能减少指标间的相关性，但是剩下的指标不能全面地反映评价目标的特性．该文构建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大体思路如下:首先根据专家经验初步拟选出能够反映该体系脆弱度的相应指标，构建一个初步的指标体系，然后利用spss软件对该体系中各个子系统中初步选取的指标进行聚类分析，选择出最能代表该子系统的指标并建立最终评价体系．
1.3脆弱性评价模型的建立
该文将模糊数学方法和传统评价方法相结合来分析系统的各方面相关信息，首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合并相似度过高的指标并选出代表指标，同时引入区间变量，建立系统间的发展阶段的模糊区间，以模糊辨别两系统的演进模式，并结合模糊函数建立评价模型，以此研究两系统间的脆弱状况。
2结果分析
2.1评价指标的初步选取
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带动经济的发展;二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周边的用地性质发生了改变，进而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观念．因此，城市化子系统应该包括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方面．每个方面又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城市化指标共选取了27个．生态环境是指与生物体相互作用的资源环境或与生物体进行物质能量流动众多因素的集合．生态环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物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二是影响生物体的各种生态因子．因此，本文从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噪声环境和生态保护五个方面构建生态环境子系统．每个方面也同样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生态环境共选取了20个指标．
2.2评价指标的筛选
以经济城市化子系统为例，运用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得出树状图，五次迭代内被归为一类的说明指标间相似度较高，可以合并为一类，从而得出该子系统内的代表指标．同理可以得出其他子系统的代表指标，该文不详细列出．最后得出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模型．
3结论与讨论
该文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并根据聚类分析后得出的树状图确定分类个数，构建了评价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解决了指标在选取时的信息重叠和筛选后的指标存在片面性的问题．从总体上看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中某些城市脆弱度隶属度基本维持不变，而其他城市则有向上一级脆弱度过度的趋势，整体来看没有逆向发展的趋势，说明这些地区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对各个城市之间进行比较，鹤岗和鸡西2004～2010年基本维持在较重脆弱度等级中，而双鸭山则基本维持在较重脆弱度和中度脆弱两等级中，虽然这些城市没有逆向发展，但是由于该种脆弱度较为低级，所以以上城市应加以应对，扭转现有形式向良好脆弱度等级发展;佳木斯2004～2010年间虽然也基本处于较重度脆弱度等级中，但是佳木斯却呈现出了向中度脆弱度等级过渡的趋势，说明该城市治理的方针政策是有效果的，但是力度不大，所以趋势较缓较慢;七台河基本以中度脆弱度等级为主，近几年呈现了逐渐向较轻度脆弱度等级过渡的趋势;而牡丹江则是这些城市中发展最好的城市，总体上以较轻脆弱度等级为主并且还明显的有向轻度脆弱度等级发展的趋势，说明该地区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力度较大．
哈尔滨市位于东经125°42''''～130°10''''，北纬44°04''''～46°40''''，位于东北平原东北部地区，黑龙江省南部。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长夏短。2013年全市土地总面积53068km2，其中市区面积10198km2，总人口995．2万人。全市辖9个区、7个县、2个县级市，是全国省辖市中面积最大的城市。哈尔滨市是黑龙江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是我国的商品粮生产基地。2013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为5010．8亿元。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数据来源及标准化处理数据来源于哈尔滨市统计年鉴(1999年—2008年)、环境状况公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年—2008年)，并且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本文将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
2．2指标体系建立本文构建了两个子系统城市化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一级指标7项、二级指标21项。指标选取主要遵循真实、可靠、资料获取性和可比性等原则。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评分相结合确定权重
2．3评价模型与标准，评价模型。本文的评价模型采用杨士弘提出的协调发展度模型，用于定量评价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协调程度(D)，并且找出其制约因素。
3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结果分析
3．1协调发展度结果分析根据式，研究表明:1999年—2008年间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整体上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协调发展度从1999年的0．594上升到2008年的0．709，说明二者的协调发展水平日趋良好，但未达到优质协调阶段。根据协调等级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9年之前协调发展度0．594，处于勉强协调等级;2000年—2007年从0．613上升到0．691，处于中度协调等级;2008年协调发展度0．709，处于良好协调等级。
3．2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指数结果分析依据式，研究表明:哈尔滨市的城市化评价指数由0．319上升到0．457，生态环境评价指数由0．408上升到0．578，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生态环境评价指数在2000年—2002年3年间有缓慢下降，主要是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城市化水平f(x)均小于生态环境水平f(y)，说明哈尔滨市在1999年—2008年间属于城市化滞后型。
4结论与建议
1)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经济，实现生产要素集聚。建设高效节约友好型城市，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