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2 17: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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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体育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存在，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严重制约着我国体育的发展。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需用一系列手段对体育社会问题予以解决和控制。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手段主要包括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纪律手段、社会奥论手段。
一、体育社会问题及危害
体育—这一人类社会活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体育的实际社会效能不仅表现在增强人们体质，同时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国家安定团结、丰富文化生活、培养人们良好的个性心理、促进经济发展、发展国际交往和促进人们之间的友谊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现在出现了一些体育社会问题，不仅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干扰人们生活，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正常运行;同时妨碍体育的正常健康发展，既不利于正确地完成体育的目标，也不能充分发挥体育的各种效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采取有效的方法予以治理。
所谓体育社会问题是指: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关系、作用和事实，出现病态或失调，危害了正常社会秩序，并影响体育运动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需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和控制的社会现象。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有时表现为一种客观行为，如“吹黑哨”、“打假球”、“滥用违禁药物”等等;有时表现为一种客观现象，如“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失衡”问题，“我国竞技队伍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以及“‘体育政治化”问题等等。
综合起来说，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的影响和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体育的影响:妨碍体育的公平竞争，站污了体育的形象，_对运动员、教练员及人民群众身心产生危害，导致体育畸形发展。第二、对社会的危害:干扰人们的生活，严重时能扰乱社会正常运行秩序，甚至引起和激化社会矛盾。
二.体育社会问题的治理
1、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必要性。
正因为体育社会问题同时具有两方面的危害和影响，所以要对体育社会问题进行治理。另外，治理好体育社会问题，对消除体育中不公平竞争现象，维护体育原有的纯洁的精神，促进体育的健康发展，让体育更好地为建设我国的“两个文明”服务，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现实的意义。同时，我国的某些体育社会问题几近“疯狂”，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如前段闹得沸沸扬扬的“黑哨”事件，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捂着盖子”，不敢揭开。当我们为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欢呼时，又有谁知道正是中国的这种“国粹”—“假球”、“黑哨”，耽误了我国足球运动多少时间。
2、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手段。
①行政手段。因为目前我国政府是利用行政力量来对体育实施宏观调控，那么治理体育社会问题就少不了要通过使用行政手段。采用行政手段治理体育社会问题，是通过制定体育的方针、政策、调拨体育经费、任免体育官员、审批体育社会团体、开展重大体育活动，以及通过对各种体育理论的选择和评价，组织研究体育的发展战略，编制体育的规划和计划来实现。
②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在治理体育社会问题中起着主导性和规定性的作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各体育社团的群众团体法等。它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稳定性和不可违背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在体育竞赛中严禁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禁用药物检测机构应当对禁用的药物和方法进行检查”，“在体育竞赛中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直接负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是对解决“滥用违禁药物”问题的直接写照。在运用法律手段对体育社会问题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应注意两点:其一，具体针对某些问题的法律条文，随着这类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自动失效，对于这些条文要予以扬弃。其二，对可预见性的新的体育社会问题，应通过立法的手段提前予以控制，以避免这类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和恶化。
③纪律手段。纪律是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为自己的成员规定的行为准则，与法律不同的是，因各组织的性质、目标不同，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纪律，所以纪律有多样性的特点。纪律是法律的辅助手段，也具有强制性和不可违背性。纪律手段在治理行为性体育社会问题中起着重要作用。
④社会舆论手段。社会舆论可以督促某些现象性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对一些行为性体育社会问题具有控制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行为的导向。社会舆论往往暗示出特定社会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以体育这一特定社会现象作为一个社会层面，它的基本价值规范是“更快、更高、更强”，基本行为准则是“公平竞争”。这正是社会舆论一直关注和监督足球运动中的“假球”问题和“黑哨”问题的原因。其二是社会行为的约束。社会舆论是一种公意，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对少数人的与众不同的言行，特别是越轨行为具有压力。如“吹黑哨”、“打假球”等是少数人的行为，这些人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往往会改变或放弃自己原来的行为。
⑤其他手段。包括道德、习俗、信仰等手段，它们主要是通过对人的思想、观念、认识等产生作用，然后再对治理体育社会问题产生影响。如“运动场暴力”问题，不仅影响正常的体育比赛，还对运动员和观众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通过对运动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后，可以适当地缓解或解决这一问题。这些手段虽然不像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来得强烈和直接，但在治理体育社会问题过程中，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基本要求。
①应具有客观性。只有对实际问题进行正确、客观的认识，才能发现问题的症结，进而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然而，我们的认识往往受到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不能作到公正和客观，这要求我们对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作具体的分析，有效的治理必须建立在正确、客观的认识上。
②应具有针对性，或称选择性。在治理体育社会问题过程中，无论是采取哪一种治理方式或治理手段，都要针对具体的问题。或者说治理具体的问题时，采取的方式、手段应有选择性，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否则适得其反。
③应具有灵活性。在治理某一问题时，往往有多种方式或手段可供选择，在选择具体的方式和手段时，要依据问题的发展和变化，灵活地变换选择，才能有利于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控制。
④应具有适时性。体育社会问题都是发展变化着的，因此在治理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适时性。比如，相关的法律条文一定要适用于现时期的问题，而不应只是对过期问题的鞭答;社会舆论一定是关注现时期的问题，而不应仅是对未来假想问题的谴责。
4、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两个基点。
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基点应该放在对现行体育体制和体育法制的改革和完善上。包括体育社会问题在内的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几乎都与相应的社会制度和体制的失调有关，并且在导致社会问题的各种原因中，体制和法制的失调往往是根源性的。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变迁的广泛性和迅速性，使得某些体制和法制上的东西存在缺陷或混乱。如我国的足球管理体制，“中国足协”既是民间足球协会又充当足球运动行政管理机关，既是“甲级”联赛的组织者，又是管理者、经营者，还是执法者。这种体制，与我国球迷痛恨的“黑哨”、“假球”等问题的出现，有着莫大的关系。《体育法》只对体育比赛中的裁判权利义务作了一些规定，但没有对裁判的违纪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甚至在中国足坛“黑哨”现象曝光后，却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法律条款来惩处。
根据以上事实，笔者认为为了有效的治理体育社会问题，应该合理地改革我国的某些体育体制，进一步完善体育法制。具体的说:在体育体制的改革方面，应确实分清行政、管理和经营的性质、权限和责任，不能因体制自身的混乱，而成为体育社会问题产生的“温床”;在体育法制方面，《体育法》中应该具有详细的对违反有关规定作出处罚、处理的条文，不能因自身的漏洞，而让某些体育社会问题的产生有空可钻。
三、正确认识当前存在的体育社会问题
1、应该充分地认识到体育社会问题存在两个方面的影响和危害，不能文过饰非，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治理。同时应客观认识到体育社会问题与其它社会问题相比，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冲击力要相对较小，在治理体育社会问题过程中，不要将之盲目扩大化。
2、要认识到体育社会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治理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从理论研究到实际矛盾的解决，往往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有些体育社会问题的产生背景相当复杂，需要体育部门和其它部门进行综合治理。
[论文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和伟大实践。德育教育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为社会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合格人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德育工作如何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承担起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是摆在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和紧迫任务。
一、德育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一）德育角度下的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社会结构中以人为主体的各层面、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相互通融、彼此协调的状态；道德则是人类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者关系的伦理智慧与行为规范，是以一种非强制性的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人类良知以及教育去调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保证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精神力量。无论社会多么进步，法制多么完善。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无疑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感的社会。
（二）德育的和谐价值
新的社会发展观、发展模式赋予现代德育新的意义，它是通过对人的道德的、善的品质的塑造，赋予人以智慧和道德力量，使他们在一切生产的、生活的社会活动中，有可能按照道德的、人性的要求去做出价值的定向，使人不仅能按照物的尺度去认识世界，而且能按照符合人自身的善的尺度去改造世界；不仅懂得世界是怎样的，而且懂得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从而使他所塑造的世界更具人性，更适合人自身的需要与发展，而不是背离人的需要与发展。从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出发。德育的价值也主要表现于人自身价值的提升、人的各方面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与增强。因此。站在人的和谐发展的高度，我们有必要对德育的使命和功能进行再认识。要让我们的社会成员具备和谐社会中的“和谐人”所应有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在制约社会和谐的各种力量中，由道德价值观凝聚起来的精神上的和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只有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面对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才能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结意志，协调行动，步调一致。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
二、和谐德育-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
（一）和谐德育的特征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德育的根本目的在育人，和谐德育必须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德育。在教育目的上，突出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理念，把促进学生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目的和归宿；在教育对象上，突出个体价值、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把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发展学生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二是遵循科学规律。首先要遵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根据受教育者年龄、心理、阅历、个性特点，选择适当的德育内容和方法；其次是遵循德育工作的规律，充分认识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在德育实践中的内在本质联系，按规律办事。三是体系完整。协调推进，协调发展。和谐德育应该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具有确定特性和功能的个完整体系，而不是单一方面；应该是作为个完整体系良性运行。
（二）和谐德育观念的创新
和谐观念是构建和谐社会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与前提，又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观念，就是要把和谐的意识、和谐的价值取向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形成和谐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氛围。在当前社会，要教育学生增强以下和谐意识；1.开放式的德育理念。德育工作者应把封闭式德育变为开放式德育，把学生德育“小课堂”同社会德育“大课堂”结合起来。新时期德育的根本任务，不是培养单纯的书生，而是培养品格健全、学识广博的人才；不是限制学生成长，而要培养他们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2.诚信意识。诚信是现代社会中做人立世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善、相互信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每个人都要恪守诚信，信义相交。坦诚相待，做到“言必信，行必果”。3.确立“以人为本”的德育观。当今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意识、心理素质、价值观与以往相比已大不相同，所以德育方式的选择必须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是否受学生欢迎，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生动活泼，能使受教育者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下愉快地接受教育，从而得到情感的陶冶和知识的建构。（三）和谐德育方法创新
一是要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及建设内容纳入学校的学科教学与德育课程之中，注重德育内容的现实性。首先要从理论与历史二个维度结合人手，在各科教学及德育课程中，有机穿插和引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思想文化资源，并及时宣传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引导学生做好人好事，学先进等行动。其次是内容的现实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德育必须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并与学生的发展需要相一致，才会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高校德育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立足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实施人文关怀。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高等教育和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学生，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二是充分整合学校、社会、家庭在德育方面的影响力量，使之形成合力。一个优化的社会关系环境，有利于德育有效性的实现和提高，从而有利于德育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下的高校德育环境，需要学生、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学生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学校要努力创设和谐统一、融汇多种价值的校园环境；社会要根据德育与人才培养的目标，系统调整社会结构，改变社会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持续优化的社会教育环境。
总之，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重在教育者以“和谐”为目标，给学生更多的鼓励，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体验机会，使他们既关爱自己、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勇于超越自己，逐渐实现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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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国高校教育蓬勃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新时期也存在着教育诚信缺失的问题，这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教育自身的健康发展。
（一）社会转型对诚信的冲击
世界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社会转型，普遍出现过“社会失范”现象。“社会失范”是指人们对于什么是适当的社会规范的理解存在本质分歧，在社会转型期主要表现为旧的社会规范被普遍否定，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逐渐减弱或消失，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形成或未被普遍接受，对社会成员缺乏普遍的有效约束力，整个社会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处于一种混乱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状态。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表现在中国社会的社会整体结构、资源配置、利益分配等多个方面，与此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原有的旧的社会体制对人们的禁锢被打破，注重竞争、关注个性发展、鼓励发展经济在给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效益和活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在这一时期过分膨胀。在经济领域，人们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不讲诚信，通过造假、欺骗等各种手段攫取利润；在政府机关，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为了金钱利益，进行权钱交易，官员时有发生。在这种“游戏规则”下，教育部门也不例外。一些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为了经济利益放弃职业道德甚至是不惜违反法律法规，对自身应负的社会责任和道义漠然置之，教育诚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当然这不是说市场经济或者社会转型就是导致教育诚信失范的罪魁祸首，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信用经济，要求所有的参与者要受到市场规则的约束，必须遵守诚信。当前普遍存在的社会失信并不是市场经济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旧的社会规则被打破，包括诚信在内的传统道德观念遭遇冲击，传统的风俗习惯和舆论的控制作用减弱或丧失，而新的体系尚未建立或者说还很不完善，失信者做出失信行为可以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缺乏相关的监督程序和处罚手段，失信者不必为其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利益与成本的不对称导致人们选择对自身有利的行为方式。
（二）当前高校教育诚信失范的集中表现
在如今教育领域，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行为不当都会造成教育诚信缺失。总体来说，教育诚信缺失的行为主要具有以下特点：行为者主观上具有利己的目的；客观上行为是违反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规定，有些甚至是违反基本道德的；过程或结果损害了他人或社会利益。首先是教育者的个人行为。有的教师对学生不能以诚相待，不能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不能对学生做深入细致的工作，甚至和学生发生冲突；部分教师对待上课的本职工作时缺乏责任心和职业精神，缺乏时间观念，有迟到早退现象，上课敷衍了事，将过多精力放在“第二职业”上；在学术研究方面，学历造假、学术剽窃的新闻也频频出现。这一系列的教师失信行为一方面对学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体现，难以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另一方面也使得教师这个职业在社会上的认可度降低。教育管理人员在教学管理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管理和低水平管理的现象：一是教育者对于教育工作的基本理念缺乏认知，在管理过程中，完全按自身喜好行事，学生对于其行为丧失了信任；二是部分教育管理人员不按规章制度办事，使规章制度的严肃性与权威性缺失从而造成诚信的缺失，这些看似微小的个人行为都可能最终导致教育诚信的缺失。其次是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的集体行为。在现实中高校“假冒伪劣”现象也屡见不鲜，部分高校违反国家及地方的招生政策违规招生，直接或变相向考生收取高价费用；在学校常规管理过程中，对于教师和相关管理人员的评优、考核普遍存在着“走过场”的问题，部分负责人员碍于人情或怕得罪人，对于考核事项简单应付；对于在校学生管理松散，遇到事情相关部门互相推诿，对学生毕业论文敷衍了事；更有部分学校为了一时经济利益对部分校外人员乱发文凭，这也是导致假文凭和假学历日益增多的原因之一。这些不诚信的行为都是阻碍高校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在相当多的高校，后勤服务部门也存在很多问题，如采购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教学设备，学校食堂、宿舍等后勤服务不到位等。
二、高校教育诚信体系建设的深刻寓意
当下中国，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生活领域，各行各业都呼唤诚信。倡导教育诚信，构建教育诚信体系，既是教育改革发展本身必然要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促进个人自身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塑社会诚信道德理念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一）高校教育诚信是人才培养和教师自身建设的需要
教育的首要功能即是人才培养，而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德”是首要也是基本要求。如果没有教育诚信，很难想象怎么能做到培养合格人才。陶行知认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学校是社会的缩影，也是学生步入社会前学习的重要阵地，在教育过程中，通过学校的诚信教育，教师传播高尚品德，学生耳濡目染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高尚的道德要求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高校教育本身能做到诚实守信，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才有基础。对于教师个人来说，良好的师德是评价其工作甚至人格的重要标准。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身正，不令其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如果教师保证自身行为的诚信，其行为自然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学生、家长以至于社会都会给予其高度评价。因此，诚信教育行为对于教师个人来说是实现其个人职业价值、促进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要求。
（二）高校教育诚信对高校自身发展及高校教育环境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高校是培养人的诚信品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诚信道德发展的基地。对一所高校好坏的评价，最终还是要细化到其所培养的学生，学生的品质及素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校期间所受教育。而评价所培养学生的品质不单单是看其学生就业率、就业情况以及获得过哪些奖项，很重要的一点还包括该校的学生是否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是否具有诚信的基本素质。其次，学校和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如果能做到严于律己、恪守职业道德，以诚信教育作为办学和育人的基本宗旨，那么学生、家长和社会对高校的发展的评价自然会提高。教育活动是个社会交往系统，教育行政部门不讲诚信就会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高校自身不讲诚信很难长期生存，必然会被社会淘汰；教育工作者不讲诚信，那么很难完成本职工作，得不到学生的认可，最终也会被淘汰。如果每所高校都将诚信作为办学的重要评价指标，所有的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工作者都将高校教育诚信作为自己工作的基本准则，那么面对如今整个社会教育困境，学校的努力就不会显得苍白无力，高校教育环境得到改善。只有诚信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选择，才能提升社会对教育的认可度和信任度，教育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三）高校教育诚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保障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不再只是传统伦理领域的道德诉求，其内涵更加丰富，要求各行各业都以诚信作为基本行为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交往都要遵守契约。良好的诚信氛围有助于整个社会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企业和个人的信誉，增强其市场竞争力。作为特殊行业的教育行业，一方面教育培养的人才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只有在教育领域形成了诚信评价体系，受教育者在校期间就树立起责任和自律意识，形成诚信品格，在步入社会后才能自觉遵守诚信，信守约定，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逐渐将信用渗透到市场经济的每个角落，最终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其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必须遵守诚信原则。因此教育工作的一项重大核心战略任务就是建立良好的信用体系，同时这也是新形势下教育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必经之路。构建高校教育诚信体系，既能使教育系统本身诚信、有序发展，促进教育产业的良性循环；同时也能更好地发挥教育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基础作用，为社会提供诚实守信的个体，今天诚信的学生成为明日诚信的员工、老板，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四）高校教育诚信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历来就注重诚信建设，有很多关于诚信的名言警句。从孔子的“民无信不立”、孟子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到鲁迅的“诚信为人之本”，无不是在强调诚信的重要作用。在个人层面是否能“信守诺言”是衡量君子个人操守的标尺，在统治者角度是否能“取信于民”是评价国家统治的基准。进入现代社会，对诚信的需求并没有降低反而愈加强烈，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诚信失范的情况下，要实现中国梦的共建共享，诚信建设势在必行。“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梦具有深厚的价值内蕴，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是中国梦价值内蕴的具体体现。中国梦憧憬的现代化社会不仅是物质丰裕的社会，更是诚信善治的社会。”诚实守信作为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应当树立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应当遵循的根本道德准则之一，是改善社会风尚、提高个人思想道德修养、保障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条件。高校是道德教育的前沿阵地，坚持诚信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目标，并积极投身到建设诚信中国、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
三、高校教育诚信体系建设的可行性对策
当前教育诚信失范现象严重，这对社会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社会健康有序发展呼唤高校教育诚信建设。
（一）优化高校教育诚信的制度基础
尽管我国从古代社会开始就认识到了诚信教育的重要性，当今社会也一直在呼唤诚信建设。但应该认识到诚信建设不能单纯停留在道德层面，道德是依靠个人自身修养和社会舆论监督来发挥作用的，不具有强制作用。没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真正的现代诚信体系很难建立。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应该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明确相关部门和个人分工和职责，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诚信失范行为，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制定和完善教育诚信相关的规章制度使得诚信建设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可以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的。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要保证教育法令法规及规章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和权威性。在制度层面根据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等级可将其分为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地方有关部门出台的和教育有关的文件，此外还包括学校内部的规章制度。法令法规应具有稳定性，如果朝令夕改，会使得有关规定不能有效得到实施，强制执行力就会下降。在制定和修改时应该从规定的合理性、可操作性以及对相对人的影响等多个角度综合考虑，既要能规范教育部门、教育工作者的行为，也应注意不能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考虑规定实施后可能产生的各种效果，尽可能是规范科学化。
（二）加强高校教育诚信观念建设
学校各个行政部门要认真执行教育法律法规与政策，不断完善自身的各种体制，应树立起为学生、教师服务的意识和对学生与社会负责的观念，公平公开公正客观对待学生和教师，增强师生对学校的信任感和亲和力，营造诚信的校园大环境。对于行政工作者要求他们将诚信作为自己行为的基本准则，在工作过程中能做到恪守职责，提高办公效率，遇到事情不互相推诿，真正做到为教师和学生、为教学工作服务。只有他们的诚信意识增强了，才能在日常工作中折射出来，进而促使教师教学过程中也能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就是要强化教师的诚信品格培养。“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早在千年前韩愈就道出了为人师的职责，教育的功能不仅单一地体现在授业方面，更重要的是传道。教师在教育诚信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工作者要注重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强化诚信品格修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以身作则，诚恳地对待学生和工作，求实务真，不敷衍了事，更不弄虚作假，通过他们高尚的思想品行树立教育诚信的榜样和典型。
（三）强化教育诚信管理和监督
关于远程教育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一般而言，从狭义上讲，远程教育被认为是学生和老师都不在同一时空的进行的虚拟教学活动，从而构建起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从广义上讲，远程教育则是一种师生不在同一时空，师生间的交流需要通过互联网、卫星数据传输和电视信号传输系统而进行的新型教育方式，是构筑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手段。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把远程教育定义为通过海报、音频、视频、电话和报纸承载的，不需要师生之间面对面联系的教育方式。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电视广播技术在全球的提高，远程教育逐渐走入了百姓的生活。直至90年代末，随着网络技术的更新换代，远程教育行业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Williams和Pabrock指出，远程教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60-1960年）为编码时期。这一时期，主要通过出版材料、音频信息和视频信息作为教育承载物。第二阶段（1960-1990年），双向音频交流和基于电脑的教育磁盘应用到了远程教育这一技术手段。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远程教育开始呈现出混合技术的运用，虚拟课堂已经建立，大部分教育已经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完成。现在，远程教育主要应用于高等教育，尤其是大部分的课程教育以及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已经影响到了传统教学在教育领域的比重，应用于传统教育的实验室已为远程教育的虚拟实验室腾出位置。
二、远程教育与教育伦理
根据苏格拉底观点，教育是一种依据伦理的学习过程“。美德即知识”是其教育伦理学的最重要的命题，个人伦理活动的科学意义是通过伦理实现的。正如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教育不仅仅是走到一条路的终点，而是怀着新思想继续走在这条路上。康德在他的教育伦理中强调，尽管伦理的一面是责任，而另一面则是教育。同时，他声称“我们依据我们得到的或者没有得到的教育方式和法律准则安排我们的行为”。在此之前，尽管关于远程教育的课程内容和背景结构等技术面的研究更普遍，但是后来关于组织、社会、心理和伦理的研究也得到了普及，要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过学习、思考、实践来达到自我提高，来促进远程教育的教育伦理不断健全完善。教育伦理具有直接形成人的道德品质的作用，能够促进人的持续和谐发展。目前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日趋强烈，远程教育伦理的道德容易被忽视。有些教育机构不仅为名利来欺骗学习者，而且还大量地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降低了机构之间的互信度，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因此，就道德品质这个层面上讲，远程教育的伦理道德是主体建立在对自己需要的理性认识和对行为基本是非判断的基础上的，而教育伦理的道德品质是远程教育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和基础性条件。由于现代远程教育通过网络等技术手段在虚拟环境中开展教学，因此教学过程的管理在显得重要的同时也变得难度很大。其中对教学过程组织的认识、考试管理和试卷分析的认识、计算机技术干预的认识等，与一般的管理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教育伦理的途径也因此需要寻找相应的管理模式。远程教育的社会应用与教育伦理许莹［摘要］随着网络技术提高，远程教育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此外，通过远程教育的网络传播。
三、远程教育在社会上的应用
1.相对于很多人投资在花费高的传统面对面教育上，远程教育完全可以拥有大量的受众。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通过长期的观察，我们发现远程教育的推广十分困难，远程教育也不过是传统的面对面教育者呼吁寻求的新的教育方法而已。运用现代科技的结果，远程教育克服了时空给知识传播带来的限制，但也正是远程在教学的过程中削弱了师生间的情感联系。这样的教学方式对远程教育的伦理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加强了师生情感的功利化趋势。改善远程教育中的师生间的交流仍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2.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观念直接决定了现代远程教育建设、应用与发展。我国应试教育根深蒂固，传统教育的思想理念严重影响着信息技术在教学上的使用。许多教育机构的教育理论、教学思想仍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批判远程教育不但过分依赖计算机网络这个平台，而且应用的教学策略都在尽量模仿传统的面对面教学。他们眼里现代远程教育只能算是提高学生应试能力、巩固教材知识的若干种可有可无的手段。正是不注重对现代信息化技术的学习，不愿意去尝试，影响了教育信息化的进展，阻碍了远程教育的持续发展。
3.随着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提供远程教育和在线教育，出现了另一个难题———课程版权问题。尽管有声音表示教学课程版权理应属于教育者。比如美国教师联合会（AFT）认为如果教育者的版权问题被忽视，这必将导致远程教育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但一些机构声称教学课程版权属于提供服务的教育机构，在网络课程中，远程教育机构作为网络课程的组织策划和资金投入者，应当享有整个网络课程的著作权，并有权统一行使其权利。
4.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远程教育中受教育者的个人资质参差不齐。虽然通过网络技术提供了先进的硬件设施，但个人的资质在获得远程教育后结果的满意度起了重要作用，这一事实揭示了远程教育中对个人资质限制的弊端。21世纪，人的思想日新月异，社会需要有文化、能操作、善管理、会生存的人才。因此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他们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借助远程教育这个开放性平台获取知识，比如性教育、人文教育以及掌握信息通信技术等。个人的资质也决定了他最后能够获得多少知识。另外，更重要的是，依据以往研究，远程教育机构内部管理人员资质同样也限制着远程教育的发展。因此，在社会层面上远程教育为受众带来持久性教育仍然在成功的教育实践上起到重要作用。
四、远程教育完善建议
科技手段支持教育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文明程度提高的标志。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通过网路技术，我们都可以享受远程教育带来教学资源共享。未来，远程教育依靠其便捷的教育方式必将风靡全球，带来教学机制的改革。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远程教育管理者以及推广者应当担负起职责，确保建立一个健康稳定的教学环境，以防出现教育混乱。所以笔者根据教育伦理和社会现实情况，对远程教育应用提出一些建议。
1.远程教育的目标应当是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从而使受教育者主动意识到远程教育带来的丰富教学资源，通过学习提高其技术本领以应对社会带来的各种压力。远程教育将会对社会信息沟通起到积极的影响而获得支持。
2.虽然远程教育需要以网络技术为媒介，但是受教育仍然要确保自己获取的知识是来自参与的社会活动，充分利用好自己的第一手资源，而不仅仅从远程教育中认知已有的信息资源和理解现有的社会资源建构。
3.每位受教育者都应当享有平等接受远程教育的权利，而且这个权利应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在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对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人人享有优质教育资源”这一教育理念，但这也仅仅只停留在号召和项目的层次上，政策法规建设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
4.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我们目睹了不少计算机网络犯罪。在远程教育教学中我们应当远离网络犯罪，如、非法出版、盗版软件等违法犯罪行为。
1.可以有效增加外汇收入
冰雪体育文化产业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国际性的综合产业。通过发展冰雪体育旅游业和冰雪体育竞赛表演业，可以吸引大量的国外旅游者和运动员到黑龙江省赏冰滑雪和参加冰雪体育比赛，外国运动员和旅游观光游客在黑龙江停留期间，可以通过各种文化、体育等的交流活动，让他们参与其中，流连忘返，使它们在黑龙江省消费，把黑龙江省的丰富地方特产和具有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带回国家，进行有效的宣传，使更多的外国人，喜欢黑龙江，渴望到黑龙江旅游观光，使黑龙江冰雪体育文化产业发展走向世界，并吸引国际投资者，投资黑龙江的冰雪体育文化产业，有效增加外汇收入，从而有效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喜欢了中国，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喜欢到中国旅游，促进了我国
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外汇收入节节攀升，黑龙江省冰雪体育旅游外汇收入，近几年也都以2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
2.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际性冰雪体育竞赛的承办，使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对冰雪体育运动场地、交通、住宿等等基础设施进行大力度的改造升级，对冰雪赛事和冰雪知识的广泛宣传，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冰雪，是他们成为冰雪运动的参与者和宣传者。这些优质的冰雪体育设施，便利的交通，良好的住宿环境，必将吸引大批的国内居民到滑雪场滑雪，到冰雪大世界赏冰。随着我国小康社会的快速建设，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习惯也正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人们更加注重健康、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家庭收入中用于健身娱乐消费的比重日益上升。据资料显示，黑龙江省近几年参与冰雪体育旅游的人数和旅游收入，每年都以30%—40%的速度快速增长，冬季滑雪和洗寒地温泉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冰雪体育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3.带动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
冰雪体育文化产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他的生存和发展与其他行业密切相关，他们可以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开发冰雪体育文化产业就需要优质的冰雪体育运动场地和器材，要有便利的交通，要有舒适的住宿条件，要有独具特色的饮食和购物场所，要有畅通的通信保障，要有完善的金融服务等等。因此，冰雪体育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有效地带动体育用品、交通运输、食宿服务、商业服务、邮电通讯、建筑、金融等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进而带动区域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4.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冰雪体育旅游属于综合性的服务行业，是以提供滑冰、滑雪器材和教练指导为主的，终极目标是满足旅游者在冰雪体育旅游活动过程中的需求，因而，它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由加拿大学者史密斯的系统模型理论可以推断出，旅游业每增加3美元的收入，就可以提供1个直接就业机会和2.5个间接就业机会。就业机会的增加，将使更多的人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必将促进冰雪旅游资源丰富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良性的区域社会发展。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越来越向往到原生态的荒山、草原、河川等人迹罕见之处去放松心情，观赏大自然赋予的美景，这样就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例如：1964年法国政府颁布实施了开发阿尔卑斯山雪资源的“冰雪规划”，“冰雪规划”的实施使阿尔卑斯山周边立即形成了全世界关注的滑雪旅游集聚地，每年的滑雪旅游都将给法国带来50亿美元左右的收入，使该地区的居民因此迅速过上了富裕的新生活。再如黑龙江省亚布力滑雪旅游区的创建，给尚志地区和黑龙江省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就业岗位、就业人数逐年增加，促进贫困地区百姓脱贫致富，冰雪体育文化产业的开发，有效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冰雪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1.提高人民的身心健康水平
体育旅游活动的外部条件实质上是指体育旅游资源，尤其是它的自然资源，是吸引人们参加体育旅游活动的重要前提，也是区别于一般大众体育活动及其功能的标志。冰雪体育旅游是将人们带入大山、森林，使人们在蔚蓝的天空下，呼吸清新的空气，沐浴灿烂的阳光，通过滑雪、滑冰等等亲身体验冰雪运动所带来的乐趣，来消除疲劳、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增强体质，以此来消除工作的疲劳和社会的种种压力。冰雪体育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给更多的人们提供优良的冰雪体育旅游目的地。人们通过观看和参与冰雪运动，充分体验冰雪运动所带来的乐趣，进而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水平。
2.增进国际间的友好往来，扩大国际间的合作
一个世界综合性的体育赛事奥运会，就可以使矛盾重重的开战国家停止对抗，运动员们携手同场竞技。大型的世界体育竞赛可以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的人们消除隔阂，共同诠释体育精神。他们在比赛期间互相了解、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增进了国际间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尤其是“二战”后，处于“冷战”状态下的世界多极社会里，在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通过体育手段来相互沟通，常常起到政府外交所起不到的作用，我国政府的乒乓外交，就是一个典范的例子。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是我国首次承办的世界综合性冬季运动会，有来自全世界的2千多名大学生运动员欢聚哈尔滨，有3.05万人次的外国友人到哈尔滨观摩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精彩表演，领略北国冰城哈尔滨的迷人风光，促进了区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增进了国际间的友好往来。通过各种经贸洽谈会，引进外资，共谋发展，扩大了国际间的合作。
3.有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和资源的利用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群众体育形式的存在，在体育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肩负着本民族、本地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人们的精神寄托。几千年中华文化的积淀，使中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成为世界上非物质遗产的大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成为各族人民相互联系和相互交流的重要桥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世世代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和生活中，依据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情趣爱好而创造出来的，是“农耕文化”发展的产物。因此，营造适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存的环境，培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参与人群，是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保障。冰雪是黑龙江省独具特色的重要自然资源，聚居在这里的汉族、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等众多民族，在长期的战冰雪、斗严寒的环境中生存，他们在生活和生产劳动中创造出具有各民族特色的丰富多彩的冰雪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球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全球气候的变暖，我国冰雪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受到极大的威胁，部分传统的冰雪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在慢慢的消亡。通过大力开发冰雪体育文化产业，可以有效地加强对冰雪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研究和保护，将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闻传播；社会诚信；塑造途径；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1-0123-02
社会发展需要诚信的支撑和助推。新闻传播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是保障公众利益和促进社会发展。新闻媒体责无旁贷要为建立社会诚信营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在我国特别是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担负着传播新闻信息、引导舆论和社会监督的职责，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本文主要探讨新闻传播是为何能肩负起构建社会诚信的重任，着重点落在如何塑造社会诚信，及存在的问题和可供选择的克服方法。
一、新闻传播塑造社会诚信的可能性
社会诚信的基本含义就是诚实守信；主要内容包括经济诚信、政治诚信和思想文化诚信[1]。诚信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张维迎曾谈到过“乡村社会”，人们靠“乡土诚信”维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小村庄里，人们相互知晓，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名誉很顾忌，“诚信”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可是当你无法确知你所交易对方的信息，问题就出现了。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有赚钱的动机，当这种动机盖过规范，就出现了道德风险。新闻媒体是一把抑制信息不对称滋生的利器，通过快速传播信息，人们可以及时掌握对方的诚信度。舆论监督，会使违约成本变高，人在选择失信行为时就会有所顾忌。社会诚信行为的践行，说到底取决于社会诚信意识的建立，而社会诚信意识的形成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宣传。新闻传播主要是生产意识形态产品，新闻传播以其本身的内容属性来说，就天然的具有强化社会诚信这种意识形态的能力。
二、新闻传播塑造社会诚信的途径
1.关注重大社会诚信问题，传播引导大众诚实守信的信息。同志在十报告中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社会诚信意识的建立需要社会整体良好的文化环境，而新闻传播通过新闻事实的报道在构建良好道德空间方面大有作为。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正式提出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理论：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所以，新闻媒体可以通过加大对诚信文化的再现力度，来引导受众关心社会诚信问题，形成诚信意识。大众传媒还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即经由大众传媒传递的内容，尤其是强调的信息，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曾提出“社会地位赋予”的功能观：任何一种问题、意见、商品乃至人物、组织或社会活动，只要得到大众传媒的广泛报道，都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2]。闪耀着诚信之光的事件，经由大众媒介报道之后，将会引导诚信建设走向正确的方向。其中涉及的当事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会因大众传媒的传播产生一种“榜样化”的传播效果。
2.对社会诚信缺失现象的报道和抨击。传播学者指出，环境监视是大众传播最主要的功能。大众媒介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关于社会上各种事件的讯息，以备人们做出决策。公众有权了解自己生存的周边环境，从而根据获取的信息，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断。更重要的是，环境监视还可以把那些有违社会规范的行为在媒介上公开，激起社会的谴责。在社会诚信失范的问题报道上不能仅仅是机械再现，而应是深刻批判。中国目前处于一个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时代。2011年6月20日，郭美美在网上公然炫耀其奢华生活，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将中国最重要的公益机构之一推向舆论漩涡的中心，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近年来，地沟油事件、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各个领域的诚信危机已成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而对这些社会诚信大面积滑坡现象的公开报道，大众媒介是最有力的工具。以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为例来看新闻媒体的作为。2009年4月21日，匿名人士在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发帖，质疑唐骏的博士学位有假。2010年7月2日，《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方舟子质疑唐骏学历造假》。2010年7月8日，央视《新闻1+1》关注唐骏学历涉嫌造假门：让打假不再是打架。首先，在没有标明任何态度和倾向的情况下，对涉及社会诚信的事件进行全面、客观、连续的报道，给受众提供一个认知的信息场。其次，媒体的大量报道会授予此类事件极高的“地位”，关注度显著提高。 最后，媒体自身的态度会有效的引导受众向既定的方向思考。随着媒体的批判而反思，因媒体的抨击而对此类事件产生负面性评价，理清认知，明确方向。
3.新闻媒体自身诚信价值构建的示范和标杆作用。由于自身认知的局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了解的大部分社会信息都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介。那些想了解但又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实践了解信息的普通受众，可依靠的就是新闻媒体。这就关乎媒体自身公信力的问题。媒体公信力是指新闻媒体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被社会公众所信赖的内在力量。它是是衡量媒体权威性、信誉度的标尺，也是媒体赢得受众信赖的能力。所以媒体要首先树立自己的威信，才能赢得受众的信任。无论是新闻机构还是新闻从业者个人，都需要遵循严格的职业道德。严守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原则，忠实报道和评论，并以公众利益和社会公正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新闻媒体在塑造社会诚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新闻媒体本身：道德缺位、诚信不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闻媒体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媒体可能会放松职业道德自律。某些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意识薄弱，在职业理想、职业纪律等方面出现了偏差，甚至价值观扭曲，为了追逐物质利益和轰动效应，制造假新闻，对新闻媒体的公信力造成极大损害，引发新闻行业的“信任危机”。
2.新闻的娱乐化倾向造成新闻媒体对重大社会问题尤其是诚信问题的报道缺位。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和赖同提出大众传播的四大功能是：监测环境；协调社会各部分；传承社会遗产；调节身心。新闻娱乐化若能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挖掘新闻的娱乐功能和新闻价值中的人情味，这对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来说是有利的事。但是新闻娱乐化必须有一个“度”，如果过多关注纯娱乐化的事件，就会有意无意的回避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信息，比如重大社会诚信问题，这关涉到社会整体精神文明建设。对受众个体来说，长期接触这类纯娱乐化新闻，会使丧失思考力和判断力。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也会造成社会责任感的减弱和丧失。受众对于媒体报道的新闻持有怀疑态度，使得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大幅度下降，当媒体报道一些正面的社会诚信事件的时，受众也会产生不信任心理。
四、新闻媒体如何克服在塑造社会诚信方面的弊端
新闻传播行业的职业道德是社会诚信的一部分，只有新闻传媒自身坚持职业操守，才能谈塑造社会诚信。在现代信息社会，虚假信息传布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一些不负责任传播者造成的，新闻媒体一旦加入这一行列，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负面作用都是极大的。喻国明教授曾说过：媒体“要平衡社会情绪，提示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它和受众之间是‘诤友’、‘益友’和‘挚友’，而不是‘酒友’、‘腻友’和‘狎友’”。 新闻媒体应当有追求真理的精神、独立自由的精神以及勇担责任的精神，不懈坚持新闻应有的价值，去为一种社会信念和理想而呐喊。首先要做到恪守自身职业道德，做到新闻诚信，要在思想深处真正确立起诚信理念，并将人类社会交往中的这一基本准则贯穿到媒体的新闻采编和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去。其次，要有目的地组织新闻工作者反对虚假新闻，从而提高媒体自身公信力，并在此基础上传播构建社会诚信的信息。
参考文献：
[1] 姜正冬.论社会诚信[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3）.
（一）有利于满足受众个性化审美需求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设计行业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并确实推动了设计行业的发展。但是数字化技术所具有的特征决定了使用数字化技术开展包装设计能够较好的对大众化时尚问题进行解决，但是在个性化审美需求的满足方面却力不从心。事实上，大众化所追求的受众人群和传播面同时是个性化审美需求所不愿提及的，这主要是因为大众化审美需求具有着丧失个性的倾向。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社会大众所具有的生活水平、艺术欣赏能力等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因此，人们所具有的个性化审美需求也逐渐凸显，在这种背景下，手绘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性、多样性、灵活性等可以作为满足受众个性化需求的有效手段。在包装设计中，虽然数字技术具有着真实性和时效性的特点，但是电脑软件制作的图形却也具有着硬性特征，然而手绘作品中却具有着更加明显的人性化特点，因此，在包装设计中应用手绘艺术可以让包装设计具有更加浓厚的人情味与艺术性，同时也能够更加贴近受众生活。
（二）手绘是体现包装设计师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在当前的艺术院校教育中，重视理论而忽略实践的问题广泛存在，这导致了许多包装设计人才在工作岗位中欠缺必要的操作水平，这种现象不仅制约了我国创新型人才需求的满足，同时也不符合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目标以及人才培养目标。在当前的许多设计公司中，设计工作者都直接使用计算机和设计软件来开展包装设计工作，这种制图会让包装产生机械化的效果，并使包装设计作品本身也欠缺个性与人文性。在现代设计艺术发展过程中，电脑制图具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包装设计实践中，需要避免使用电脑制图完全替代手绘制图工作，不仅因为手绘制图具有着更加浓厚的人文气息，而且还具有着原创新的特点，这对于推动设计者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包装设计工作中，将手绘应用到设计过程中，能够很好的表达出设计者的情感、风格以及个性魅力，对于体现设计师本身的价值而言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二、手绘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现状思考
在追求个性化与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手绘展现出了蓬勃的发展潜力，但是在包装设计中所应用的手绘却在个性以及原创方面都体现出了不足。包装设计中优秀的手绘设计虽然可以通过电脑等现代技术来完成，但是包装设计中手绘艺术的精髓却在于原创性。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与手绘的结合构成了设计行业中独特的设计体系，并且能够很好的表达出产品的艺术风格以及设计者的个人感情。在设计行业的发展中，应当扎根于中华文化并对西方设计经验进行吸收，而手绘设计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则应当发挥出手绘的艺术性与原创性优势，并体现出时代性特点，在此过程中，作为设计者应当重视考虑文化、艺术与商业的平衡。
（一）包装设计人员手绘水平问题从手绘人才与包装设计人才的培养方面来看，当前许多高职院校与高校在美术专业或者设计专业中都开设了计算机绘图课程，在此背景下，许多学生都具备了一定的绘图软件使用技巧，但是同时认为手绘设计已经被时展所淘汰，因此，手绘技能已经没有学习的必要，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在这种认知下，当学习过程或者实践过程涉及到手绘练习或者手绘设计时，学生则会产生欠缺自信的现象，而当学生走入社会并从事设计工作之后，不仅产生手绘基本功生疏的现象，同时会因为失去了设计者本该具有的最基础的优秀品质而难以设计出具有原始特性且能够打动人心的设计作品。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各类绘图软件凭借方便、快捷的特点以及强大的模仿性与多样化的功能而在一些领域中替代了传统手绘方式，然而，手绘技能是设计者在包装设计中应用手绘的专业素质基础，为了能够在包装设计中体现出手绘艺术所具有的价值与优势，设计师不仅要对绘图软件的使用做出掌握，同时要具备专业的手绘基本功，由此可见，手绘在包装设计中的对包装设计者的艺术功底提出了很大挑战。手绘艺术建立在传统绘画的基础之上，所以无论是色彩能力、造型能力还是观察能力，包装设计师缺一不可。
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也意味着社会中的劳动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变过程,它体现了社会生活及生产水平的总体进步。城市的发展有利也有弊,他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的生活及生产方式制造了更多的不利因素。曾有学者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的迅速发展,全球城市化发展趋势的明显加强,使得城市规划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其中就包括对休闲体育的规划,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休闲体育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越来越重要。但为了促进休闲体育的发展,我们应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城市休闲空间。而现在这种问题却难以解决。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城市因为人口较多,交通堵塞,环境质量差及空间拥挤等问题,导致城市休闲规划严重受阻,大多数人有时间却没空间从事体育活动。当然,理论上讲,这与当时人们在规划城市发展过程中缺少对休闲体育观念上的认识有关。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城市中的人更好地生存与发展。
2休闲体育业与城市化的发展
罗歇•苏认为: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人们娱乐精神的成长,城市作为娱乐发展的根源及基地,为人们进行娱乐活动提供了更多的项目选择。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首先,原先的以密集型农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逐渐转向工业化农业形式,使得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其次,相对于农村来讲,城市经济的繁荣不断吸引着新一代的年轻人疯狂追逐多彩的新生活,他们作为新时代的主力军,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最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变得逐渐密集并形成一些小的城镇,他们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采用城市化发展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镇逐渐发展成一个个独立的城市。在这种城市化演变过程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上逐渐彼此依赖,很长时间以后就会形成属于自己的交际圈,节奏化和规律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些法定假日,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使得大多数人有了想要休闲和从事休闲活动的可能。
3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
在当代,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竞争日趋激烈以及社会变化日新月异,这种竞争归根结底其实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人们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不得不进一步完善和改变自己,以便适应社会的发展。这样一来,人们的休闲时间就会被大量占用。话说回来,日趋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使得人们疲于应对,这也阻碍了人们从事休闲体育的潜在可能,为了适应新的发展环境,人们不得不去接受新知识和新挑战,迫使自己在余暇时间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自己。这也间接影响了休闲体育的进一步发展。
4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提高。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欲望,这种欲望迫使人们不断地努力工作,获得更多的财富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时,生产推动消费,消费促进发展。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中日用物品的不断更新,人们便已习惯某一层次的生活水准,为了保持这一“水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更多的工作,进而在循环往复的情况下,人们的休闲活动便被不断挤压和忽视。
5行业中工作时间的延长
自20世纪以来,人类从事休闲体育的时间便有所减少,但没有相关明显的数据资料能够证实这一问题,而关于二战后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缩短倒是有很多资料可以证实。如今,在所有行业中,服务业占到了8成之多,这些行业因为要做正常工作以外的很多琐事,所以常常有加班加点的时候发生,这一因素必然导致人们从事休闲活动的时间减少。
6失业者待业时间过长
21世纪,许多国家都会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人口失业问题。资料表明:这些国家中,至少有两成的失业者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有时甚至是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劳动者有更多的悠闲时间去享受生活,但却没有良好的受教育背景以及没有足够多的财富去享受休闲生活,这也阻碍了休闲体育的发展。
7网络游戏的冲击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新教育社会学立场理论
教育社会学并没有让人眼热的，但有骄人的贡献，有充满活力的现在，活力后的纷争又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它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始，它就不处于边缘地位而成为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闪烁着一群光彩夺目的星星，譬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1。当然还包括不久前刚逝去的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的研究凝聚着一个杰出社会科学家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他们的研究使教育社会学——无论是登台唱大戏的各路理论流派，还是唱念坐打招式不同的论与认识论，皆成为吸引人的智力同时生长快速的领域。
鲍尔（StephenJ.Ball）在2000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重要论文集》（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mes）出口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任何教育社会学的努力都是困难的，相应作出的任何概括也是脆弱的。本文无力也无意步此后尘，仅从最吸引笔者的两点出发，即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一、“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make）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向日葵——“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make）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Take）与建构（Make）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Take）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Make）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核心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make）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勾连。此类研究后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都是社会建构——即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二十余年间，建构（make）一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核心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接受（Take）与建构（Make）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Take）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Make）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关心就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这一立场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们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二十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
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与新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阶级这类“大词”（Big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standpoint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的、男性的学者居重要的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内部同样有此吊跪：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吗？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象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必显；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outthere）。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make,nottake）。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白男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述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与新，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女性主义也开始消解着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大众文化、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Lather）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再次，立场理论的实践还有效地挑战着教育社会学中的传统并重塑着教育社会学的未来。教育社会学中盛行着西方中心主义，欧洲尤其是来自安格鲁·萨克逊森的传统、与目的，确定着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教育社会学主流声音多来自法国、德国、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优势帮助它们攫取智识上的霸权。艾恩奇（Lynch）以爱尔兰为个案探讨高等教育中的平等问题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小国家要开启自己的理论传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艰难！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