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5 1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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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7月26日，朱民正式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这是自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以来，首次打破管理层“一正三副”的模式，为朱民增设第四个副总裁职位，此前朱民一直担任IMF前总裁卡恩的特别顾问。
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于今年7月12日宣布提名朱民出任该组织副总裁。这一提名随后得到IMF执行董事会批准，14日，朱民当选为IMF副总裁，并确认于26日上任。
拉加德在12日的声明中说：“朱民拥有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的丰富经验，高超的管理和沟通技能，对基金组织的机构制度有着深度的见解，我期待着他的支持。”她认为，作为副总裁，朱民将在与基金组织管理层的其他人士共同应对全球成员未来面临的挑战、加强该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更广泛的了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期待着与朱民、戴维和管理层其他同事密切合作。”
朱民1952年出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负责财务和司库、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法律和合规，以及战略和研究等工作；200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0年2月24日， 时任IMF总裁卡恩任命朱民担任其特别顾问。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银行业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朱民还在世界银行工作过六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复旦大学讲授经济学。
朱民此次出任IMF副总裁被认为是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影响力提高的体现，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年来加强自身治理改革的成果之一。
严控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贷款风险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深入推进平台贷款风险防控不动摇。用科学机制让风险早暴露、早发现、可度量和早干预，严格依据有关要求，控制新增贷款风险。
审慎开展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战略合作，加强土地抵押贷款管理，切实根据现金流覆盖情况分类计提风险资本。
香港应成内地首要海外投资中心
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香港资本市场面临着第二次结构转型的历史机遇，即在内地资本项下提速开放的大环境与大潮流下，内地逐步从资本输入向资本输出转变。香港应抓住机遇成为内地资本的“首要海外投资中心”。互联互通是建设内地资本“首要海外投资中心”的关键，其目标是使两地市场做到硬件对口、软件兼容、系统互通、管控互动。
寿险车险业务增长面临压力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上半年保险行业呈现相对理性和稳定的发展趋势，但行业内长期积累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是业务增长面临压力。二是资产负债匹配难度加大。三是业务模式转型压力加大。四是风险因素增加。
上半年资本市场低迷和加息导致公司所有者权益价值缩水，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受到较大影响。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征求意见稿公布
7月25日，银监会公布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征求意见稿）》（下称《指引》）。
《指引》包括加强董事会运作及董事履职的内容、强化监事会职责要求、加强对主要股东行为的约束等九项创新内容。
上半年中小企业贷款
新增1.58万亿元
7月26日，央行的《2011年上半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住户贷款增速回落减缓，中小企业贷款新增量占比上升。中小企业贷款上半年累计新增1.58万亿元，占全部企业新增贷款的64.5％，比一季度末提高1.6个百分点，余额同比增长18.2％。
张建国，2001年进入交行，曾担任交行分管国际部、海外部、电子银行部、外事部、科技部等部门的副行长。2004年5月起任交通银行行长、副董事长。
战略转型：不仅仅是顺应潮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监管环境。入世过渡期即将结束，各类银行将与外资行在本土正面交锋；此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商业银行正面临“脱媒化”的挑战，传统的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受到冲击。若要在变化莫测的新形势下生存和发展，各商业银行只能以思变寻求突破，以变革、转型寻求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名国际公众持股银行的行长，张建国经常思考交通银行的发展战略，并曾就商业银行战略问题与国外的同行经常进行探讨与交流。张建国非常清醒地看到，从国内银行业的现状以及交行自身的情况出发，当务之急是要完成战略转型。
在张建国眼中，交行的战略转型应该包含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在经营理念和服务观念上。总体来说，中资银行的服务水平还是较低的，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观念在某些方面还只停留在口头上，商业银行在实践中还需要不断推进。张建国非常赞同追求市值最大化和高市值这一国际先进银行的经营理念，并在交通银行的战略转型中付诸实践。市值最大化是银行财务表现、品牌和服务的综合体现，既要求做大，更要求做强。具体到指标上，就是要围绕ROA和ROE的可持续增长，用经济资本约束和推动业务发展的理念来实现价值创造最大化，用正确的经营风险理念来处理加快发展和控制风险的关系，既重量又重质，不断提升交行的市值。
第二层次是融入全球的金融体系。张建国对交行的战略伙伴――汇丰集团的历史沿革了如指掌。20年前，汇丰集团还只是一家区域性银行，其资本、规模和市场影响力都很一般。如今汇丰集团被公认为世界顶级的商业银行之一，原因主要在于汇丰银行通过并购，发展壮大了实力、取得了优势。张建国预言，从现在到未来的10年间，中国会进入类似全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期。这个时期有两个特点：一是金融企业通过不断并购，壮大规模，发挥规模效应；二是呈现出“deregulation”（市场化、自由化或者放松管制）趋势。2005年以来，我国监管层和有关部门，在市场准入、监管创新等方面为适应新的形势，在政策上已经有了很多变化。商业银行必须具备国际视野，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有先机。
第三层次就是银行内部的创新。2005年以来，国内各行业在制度、政策和产品上创新不断。银行如果不在机制上有所创新，一定会在经营上败下阵来。尤其是2006年12月31日对外资银行开放大限的日益临近，银行自身的创新成为严肃和紧迫的课题。
张建国始终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应在充分剖析自身条件和同业竞争状况的基础上，确立较长时期（如十年）的主导战略。国内商业银行要学习国际商业银行战略调整和变革的经验，掌握国际银行业战略变革的趋势，确定并实施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符合自身特征的战略变革。交通银行的战略转型将围绕国际一流公众持股银行这一战略目标来开展。不仅仅是为了顺应发展潮流而行，更是为了远景目标而主动出击。
零售业务：业务转型重中之重
业务转型是银行实施战略转型的必经之路，向零售业务转型是交通银行业务转型的重要内容。
提及零售业务，张建国侃侃而谈：“从国际银行业的历史进程来看，发展零售业务是顺天应时……”。他认为，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司客户逐步将融资的渠道和投资的重点转向资本市场，以大型公司业务为主的批发银行普遍面临生存危机，推动着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的经营重心由批发型公司信贷领域逐步向零售型消费信贷和信用卡领域过渡。
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发展与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的迅速增长是分不开的。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14万亿元，人均储蓄额已超过1万元。随着个人财富的增长、中产阶层的崛起及其金融意识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趋向以住房、交通、通讯、教育为主，而零售银行业务涉及到居民的生活、消费、投资等方方面面，与证券、保险、基金等多个金融市场有着非常强的交叉性和互补性。因此，张建国与他的同事们深刻地认识到，在商业银行的战略转型与发展过程中，零售银行业务的重要性将会与日俱增，零售银行业务将成为最具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而为了加快向零售银行的战略转型，张建国认为交行应该从架构、渠道、系统、产品、营销、队伍、服务、风险等八个方面入手。
张建国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交行在上述八个方面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的具体的工作。在组织架构建设方面，交行顺应零售业务板块专业化、垂直化、扁平化管理的要求，将原先的私人金融业务部改组成个人金融规划部、个人金融销售服务部、个人金融产品管理部和个人金融风险管理部等四个独立的运作部门。新的组织架构强化了规划管理、产品管理和销售服务，是从部门银行到流程银行的大胆尝试。
目前，交行也正在加快建设新型零售网点，加大零售支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以及电话银行等零售业务渠道的建设力度，并积极完善和推广客户分析系统，以进一步加强对不同价值层次客户的差异化营销和精细化管理。比如，运用客户分析系统整合全行VIP客户资源，提高了对VIP客户的服务水平，使交行资金量在10万元以上的客户数量增加了38.5％。
在零售业务产品建设方面，交行将重点放在零售产品的整合与创新上，旨在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将加快发展消费信贷、个人理财、银行卡和零售类中间业务，形成有交通银行特色的零售品牌系列。
此外，在零售业务营销体系、零售队伍建设以及零售业务风险控制等方面，交通银行正在加紧变革，以便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贡献度。
张建国特别强调，在向零售银行转型的过程中，作为交行战略合作伙伴的汇丰银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他们协助交通银行制定零售银行战略，发展零售银行业务，并派出一名经验丰富的高级管理人员来交行担任副行长，直接负责交行零售银行战略的实施。
张建国信心十足地向记者描绘着交通银行成功迈出转型第一步后的美好愿景：“我们将充分利用我国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充分借鉴国际一流商业银行的经验，举全行之力推进我行向一流零售银行的转型。”
综合经营、国际化：市场战略布局新篇
目前，国家“十一五规划”已明确提出要“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金融业的综合经营趋势已十分明朗，张建国对此充满信心：“中国金融综合化经营时代即将来临，我国商业银行未来一段时期必将呈现国际化、标准化、市场化、综合化的趋势，并将像上世纪90年代的欧美银行业一样兴起新一轮的战略变革。”为此，他认为交行需要在市场战略布局方面进行调整。
在综合经营方面，交行原来就有优势，海通证券、太平洋保险都曾是交行的家庭成员；2005年，交行与施罗德资产管理公司合资建立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获得了企业年金业务的经营权；正在探索涉足证券业的各种途径；向保监会递交了开设新保险公司的申请和可行性报告，希望在CEPA框架下设立新保险公司……这一系列项目的成功开展，更加坚定了张建国带领交通银行走综合经营之道的信心和决心。
张建国具有十分丰富的境内外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经验，曾经担任工商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交通银行副行长。在工商银行工作期间，张建国成功组织推动设立了香港分行、东京分行、法兰克福分行、卢森堡分行，以及纽约、伦敦、悉尼三个代表处。在担任交通银行副行长期间，张建国积极组织推进“国际业务占优”的战略，促进海外机构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经过精心筹备，2005年8月交通银行首尔分行开业。同时，交通银行正加紧海外经营的重要“桥头堡”――香港分行的建设。
张建国坦言，交通银行曾经拥有的几个优势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如本外币一起经营，海内外共同发展。如今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资银行和企业集团越来越多融入国际市场的趋势下，应当推进跨国经营战略，才能实现国际一流商业银行的目标。
激励约束机制：战略转型的动力源
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科学、高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商业银行竞争制胜的法宝之一。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在选聘、考核、激励、约束等各方面仍相对滞后，吸引人才、稳定骨干、激励员工、鞭策落后的作用仍不够突出。
张建国介绍说，为进一步适应银行战略转型的要求，交行将激励约束机制改革作为切入点，树立人本理念，实施人才战略，落实“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目标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符合交行实际、具有竞争力的激励约束体系。
对于高层人员的激励方面，目前，经过股东大会批准，交行已经通过了股票增值权方案，将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与银行市值的稳步增长紧密挂钩，以促使交行的长效发展和股东长期利益的提升。
2005年，交行以人力资源管理改革、考核体系优化、企业文化建设和管理制度规范入手，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适应公司发展战略要求的、责任风险收益相统一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例如启动人力资源管理改革项目。以职位管理、薪酬制度、绩效考核体系改革为切入点，突出“以岗定级，体现差异”、“以级定薪，拉开差距”、“以绩定奖，突出贡献”和“以才定迁，双向增值”的特征，建立了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培育与使用相结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张建国认为，实现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的有机平衡，能更好地吸引人才和激励员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发挥其创造力，为实施战略转型和提升银行价值提供智力支持。
分行是商业银行的重要基层经营单元，也是银行绩效考核的难点之一。经过多年的探索，交行目前是将经济利润和经济资本回报率等指标作为对分行考核的重要内容。张建国介绍说，考核体系的完善，既是一种约束和督促，又是一种引导和激励，其目的是为了让分行的经营活动与长期的银行价值和股东回报更加一致。
在对省分行、直属分行领导班子和高级管理人员实施综合考核时，交行以战略发展目标和年度任务为主要依据，运用平衡计分卡工具，确定关键经营管理指标，完善经常性绩效管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对省、直分行领导班子综合能力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表现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
一、县域人民银行认真履职取得成效
2011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3次调整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此举是为了促使货币政策尽快加速回归常态化和正常化，进而抑制通胀预期，并使中长期存款接近正利率。利率市场化反映了宏观调控的需要，并对市场价格的形成产生必要的影响。
在日常工作中，县域人民银行严格执行上级行关于利率报备和利率变动分析的工作要求，在利率调整时及时进行调查分析，掌握社会各界对利率调整的反映情况及时上报，不断完善利率水平的监测分析工作。及时做好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变化情况监测日报、周报、月报工作，在监测频度加快情况下关注银行流动性、把握信贷进度和节奏。继续做好小额贷款公司纳入利率报备体系工作，实时监测其利率浮动情况和贷款发放情况。按月及时准确向上级行上报各项利率报表，在银行流动性趋紧情况下分析利率水平变动的情况特点及问题，监测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变化情况，实时掌握其贷款浮动变化情况，为上级行决策提供可信的依据。通过严格的日常监测，实时掌握情况，认真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赋予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履行的职责。在实施对辖区内金融机构的利率管理；宣传、及时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利率文件；监督、检查辖区内金融机构执行利率政策情况，及时向上级行报告辖区内利率政策执行情况方面认真履行了利率管理职责，并且取得成效。
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利率执行情况
以官渡农村合作银行为例，该行目前实行的是“最优惠贷款利率定价法”，即以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各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结合各项贷款风险程度、目标利润和经营策略等因素，在0.9～2.3倍浮动范围内确定贷款利率。除政策性贷款、入股股东贷款和农户种养业贷款执行优惠贷款利率外，其余贷款均执行上浮利率，目前平均上浮幅度约55%。遇优质客户，根据客户情况、贷款情况以及客户信用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给予客户优惠贷款利率。
从人民币贷款浮动利率、人民币贷款固定利率监测月报情况看，人民币贷款固定利率中，6个月至1年的发生额占80%以上，浮动区间多在（1.3～1.5）、（1.5～2）的区间；人民币贷款浮动利率主要集中在1年至3年，浮动区间多在（1.3～1.5）、（1.5～2）的区间。在信贷运行中积极优化信贷投向和结构，坚持支持“三农”、服务“三农”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市场定位，取得较好成效。
三、利率定价制度未建立，缺乏统一规范标准
目前，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根据贷款种类、贷款对象、方式、担保物、信用记录及贡献度等因素，结合国家宏观调控要求、产业政策、行业风险、产品市场等多方信息，对不同种类的客户实行了差别化定价。但目前尚未建立科学、规范、系统的利率定价基础信息系统，在实际操作中，主要依赖经验判断和信贷管理系统客户信息记录作为贷款利率定价的基础和参考信息。利率定价中由于操作者政策水平、业务素质、业绩考核等因素，存在随意性和趋利性。企业信用等级评定高的、抵押担保落实的、人员关系好点的可以少上浮点，否则就多上浮或不贷。例如农业中的种养殖业、环保节能产业、科技开发创新项目等，国家提倡大力扶持，体现在差别化利率定价中应该是执行基准利率和利率上浮幅度少上浮，实际执行情况主要是以抵押担保落实、赢利性为首要考虑，差别化利率定价未得到较好体现。
四、自主定价权未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关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指出，利率市场化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率作为非常重要的资金价格，应该在市场有效配置资源过程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实现资金流向和配置的不断优化。利率市场化的要点是体现金融机构在竞争性市场中的自主定价权。目前我国金融机构都是按照企业来运行的，反映金融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一个重要环节正是其对自身产品和服务的自主定价权。实际工作中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虽然是一级法人，但在利率自主定价中还得受制于业务主管上级，利率自主定价权仍未得到充分发挥，仍然带有一定行政管理色彩。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成本核算和盈亏点把握、随行就市、利率风险定价评估方面，主动性和自主性相对薄弱。
五、供求关系导致双向选择权弱化
我国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更具有紧迫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关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指出，利率市场化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率市场化的要点是体现金融机构在竞争性市场中的自主定价权，同时利率市场化也反映客户有选择权，反映了差异性、多样性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以及金融企业对风险的判断和定价。
目前，由于银行流动性趋紧，资金供求关系表现为以供方说了算，客户选择银行这句话就显得苍白无力，商业银行才真正拥有“唯一”选择权――选择客户。实际借贷活动中，申请贷款企业不能“货比三家”，只能是一家银行一家银行的“告贷上门”，没有选择银行的权力，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拥有“唯一”选择权。资金供求关系中“求方”处于没有选择权、关系不对等的景况。一个真正健全完善的市场，供求双方是可以议价的，不能议价的市场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
银行业曾经是个“只进不出”的好去处：收入高、福利好。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加深、监管规范增强、同业跨业竞争加剧，银行业赚钱的时代落幕，加上职业发展空间逼仄，外面的世界更为精彩，从2015年开始，越来越多的银行高管告别了这个“金饭碗”行业。银行业资深人士的离职潮，虽然在当下对银行业不利，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或许能起到倒逼银行业加速转型的作用。
银行业高管变动频繁 金饭碗魅力不在
向来有“金饭碗”之称的银行业也开始渐渐褪色。在行业整体利润增长乏力、薪酬改革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银行高管离职屡见不鲜。
66位高管“流失”
2016年6月16日，百度披露，光大银行原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张旭阳正式加盟百度，出任分管百度金融理财和资产管理业务的副总裁。这并非孤例。年初，中国建设银行原网络金融部总经理黄浩也出任了蚂蚁金服集团总裁助理。在今年3月，又有两位上市银行行长、副行长宣布请辞：兴业银行时任董事、行长李仁杰因为任职年龄原因，提请辞去董事、行长职务；农业银行高管李振江因工作调整，辞去副行长职务。其中，李仁杰更是自2002年受聘为兴业银行董事、行长，任职14年间，兴业银行资产总额与年实现净利润持续稳健增长，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质量等主要财务指标多年保持业内领先。
对于16家上市银行来说，类似的离任公告已经一而再、甚至再而数十次的出现。根据上市银行的公告进行统计，在2015年年初至今年3月底的15个月时间内，已经有66位上市银行的“董监高”辞职，其中逾半数是上市银行高管，涉及岗位从行长、副行长到风险总监不等，可以说都是绝对资深的银行家。值得一提的是，16家上市银行中，有14家出现了行长、副行长离任，仅招商银行和南京银行没有出现行长或副行长变动。对于任何一家上市银行来说，行长在具体业务层面的统筹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的，行长以及副行长的更迭甚至可能对银行的业务和战略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如此高频、甚至是高比例的“董监高”变动，显然并不是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能解释的。从公告中披露出来的离任原因来看，工作调动、身体原因、年龄原因、任期届满、个人原因是银行家们辞职的主要理由。此外，对于上市银行来说，“董监高”的离任只是人才流失的冰山一角，在信息披露不能覆盖的“冰面”以下，中层员工和一线员工的离职规模更加庞大。
国外银行裁员势头有增无减
国内银行的日子不好过，高管变动频繁，放眼国际，多家全球大银行也在 “水深火热 ”之中。2015年以来，有多家国际大银行相继裁员。3月，富国银行宣布将裁员1000人；5月，摩根大通宣布明年裁员5000人，将更多依赖新技术的运用；6月，汇丰银行宣布全球重整计划，裁员五万；7月，美国银行宣布二季度裁员近3000人，巴克莱宣布将裁员3万人降成本。过去5年间，华尔街六大银行裁员已达8万人。
但是，裁员还远未结束。花旗银行从 2016年1月开始裁员至少2000人。据统计，今年伊始至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全球银行业总计划裁员数将超过15万人。此外，美国银行、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10家世界知名银行也宣布了裁员计划。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英国渣打银行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计划裁撤全球 17% 的雇员约15000人，通过出售新的股份来筹集约51亿美元资金。渣打银行预计，到2018 年裁员15000人将节省29亿美元的成本支出；出售和重组超过三分之一的贷款，约合1000亿美元。渣打银行被迫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改革，主要原因是收入和利润的连续下滑。
除此，德意志银行也宣布全球裁员，德意志银行声称将削减9000个全职岗位，取消在10个国家的业务。此外，大约6000个外包职位也将被撤销。这意味着该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 1.5 万人。
弃“金饭碗”： 银行高管辞职去哪儿？
与此前换届期间银行高管变动相比，银行高管离职打破了银行“圈内”循环的惯例，越来越多的人跳往“圈外”。进入2016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银行高管选择走到体制之外，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在银行业转型、新金融崛起的背后，更大的时代背景在于中国经济的转型。
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是一个消费驱动和技术驱动的新经济，新经济需要新金融，就是以新技术来做的大众金融、普惠金融和消费者金融。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央行研究局出版的《新金融时代》一书的序言中也提到了同样的趋势预判。他认为，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的兴起，最初的动力主要来自互联网公司开展金融业务，产生了所谓的鲶鱼效应。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互联网公司和金融机构对互联网金融的理解逐步深入，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的融合明显加快。
一位转型互联网金融的银行大佬表示，重新选择新的职业轨道，主要还是希望可以打出一片新天地，做一些更创新、更有意义的事。
银行业离职潮频起的多种内因
席卷银行的辞职潮，2015年时还只是基层员工和中层人士，如支行行长、分行行长。到了2016年，却已经向核心高管团队渗透。
业内人士分析，以前银行高层通常都是在大行、股份制、城商行流动，实现升职加薪；也有房地产和其他金融机构来挖，但是大部分都在银行体制内流动，很少流动到银行业体制之外。
但如今，体制内的诱惑也留不住人了，某上市银行的高管一语点破玄机，“银行的业绩压力越来越大，导致员工压力倍增，收入却在减少。”
员工薪资普遍下降
近期有媒体报道，某商业银行已调整全行的晋升规则和考核分配机制，员工普遍绩效降幅在30%～50%之间。底下的分行受影响更加明显，该行的福建分行因为贷款不良率过高，员工绩效奖金几乎拿不到，只拿3000元至4000元的基本工资，扣完“五险一金”后，薪水大显单薄。这家银行信用卡中心的部门经理原本年薪是30万到50万元，跳去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后年薪涨至200万元左右。
另据透露，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支行行长原本年薪就很高，比如一个股份制银行支行的行长一般年薪都在100万至130万之间，但他们跳到互联网金融公司后，薪酬一般还能翻个几番，最高的居然能拿到千万年薪。
当然，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收入之所以诱人，除了基础高薪外，还会给出股权激励，一般企业的高管都能拿到比例不低的公司股权、期权，而这部分的价值显然极具想象和诱惑力。
体制改革动力不足
国有银行改革目前进展缓慢，由于近几年银行利润增速虽然下滑，但是总利润还在增长，尚未进入负增长，大量不良贷款被隐蔽，因此，国有银行经营表面上看来还是欣欣向荣，因此改革的动力就难以产生。
实际上，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国有银行的经营已经举步维艰：
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
传统银行业由于政策管制、体制惯性、历史包袱等原因，与时代的发展有些脱节了。
一方面银行捧着牌照吃利差的日子不复存在，经营压力比较大；另一方面整个宏观经济下滑，信用环境恶化，造成银行坏账较多，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部分公布的数据显示，平安银行不良贷款率1.32%，较年初增长0.3个百分点；南京银行、华夏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95%和1.35%，较年初各增长0.01个百分点和0.26个百分点。
据了解，银行坏账正在转为员工的业绩考核，如果碰上一笔大坏账，责任人的绩效工资甚至可能会被扣成负数。
业务量减少销售任务增大
根据报道，由于今年央行多次执行降息降准政策，使得银行贷款、理财产品等商品的出售面临较大压力，而且银行方面的销售任务也逐渐增大。一位银行工作人员表示，部分支行第三季度的贷款指标排行垫底，而且一笔400万元的贷款发生逾期不还的情况，这下子将近6000元的季度奖直接扣发。如果平摊到每个人，就等于月薪直降2000元。
“这笔贷款逾期之后，对此负责的业务经理也主动辞职了。听说他为了提升贷款业务量，做了违规担保。”该银行一位工作近10年的员工表示。据她分析，从2015年开始，总体经济形势下行、互联网金融冲击、市场资金成本升高这些因素都削弱了银行业的盈利能力。而今年不良贷款增加得又厉害，银行的净利润就跟着往下走了。
蛋糕有多大竞争就有多激烈
当今，消费金融领域已经变成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信贷公司、电商、P2P等机构抢食的万亿市场。此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消费金融领域开疆拓土。2015年11月20日，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与星展银行等创立的中邮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邮消费金融”）正式成立，成为又一家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然而，在目前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信贷资产质量压力依然很大，中邮消费金融相关负责人认为，就消费金融而言，在风险防控方面，目前较为迫切的就是建设好社会信用。
其实，就银行拓宽消费金融领域而言，邮储银行和星展银行早已不是先例。在北银消费、中银消费、四川锦城消费和捷信消费金融公司4家最早成立的消费金融公司中，就已经有3家银行参与其中。近一年来，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的队伍不断壮大。
据不完全统计，除了北京银行、中国银行、成都银行、邮储银行和星展银行以外，兴业银行、招商银行旗下永隆银行、湖北银行、徽商银行、南京银行、重庆银行、杭州银行等多家银行亦在消费金融领域布局。
消费金融市场之所以成为众多机构抢食的肥肉，与其隐藏的市场潜力密切相关。2014年中国消费信贷规模达到了15万亿元，同比增长24.7%，其中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约60亿元，P2P约100亿元。相关人士认为，目前消费金融市场发展迅猛，未来10年应该是中国消费金融发展的黄金发展期，消费信贷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市场的进入者会越来越多，但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在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下，必将会有更多的人逐步离开。
外因：新兴金融业态猛烈冲击
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的《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2016）》认为，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银行业风险压力持续增大，但整体风险可控。2016年行业风险压力依然不小，多措并举管理不良资产将成为主要任务。
报告称，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经济结构调整及产能过剩治理仍将持续推进，银行业资产质量将持续承压。债券市场违约事件增多导致银行业投资风险上升，利率汇率市场化深入推进将使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管理难度加大，行业外部风险加大将导致输入性风险加大。
严格控制资产质量风险，遏制不良贷款上升成为银行业风险化解的首要任务。2016年银行业要在传统方式之外寻求多种渠道处置不良资产，灵活运用不良资产批量化处置、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提高不良资产回收效率和回收价值。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告别过去的高速增长，业绩增速呈现放缓态势。报告认为，中国银行业盈利增速或将进一步放缓。
报告指出，2016年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零售业务和金融市场类业务快速发展有助于支撑盈利增长。但银行业资产质量仍将面临较大压力，资产质量仍将持续侵蚀银行业利润。综合来看，2016年银行业盈利增速将呈微幅正增长。
从外部原因来看，之所以会出现高管“离职潮”，一方面是受宏观经济下行和互联网金融冲击，传统银行经营压力加大；另一方面，银行业2015年年报显示，受国企领导限薪令的影响，四大国有银行董事长、行长级别的高管薪酬由2014年100多万元“腰斩”至2015年50万元左右。以工商银行为例，2015年，时任董事长姜建清和行长易会满的税前合计总薪酬都是54.68万元，其中已支付的税前薪酬为44.8万元，与2014年的113.9万元和108.9万元相比，缩水一半。
相比之下，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薪酬呈现大幅上涨趋势。《2016年中国互联网金融人才白皮书》显示，互联网金融行业新员工的起薪水平通常在10万年薪左右，具有2-3年工作经验的熟手通常能够实现收入上涨50%，骨干员工的收入水平在25万-35万之间，主管收入水平约为45万元。随着一级级上升，一级部门负责人通常能拿到250万元的年薪水平。
除了薪酬，银行高管加入互联网金融往往还会获得价值不菲的期权，如果企业发展得好将有不错的升值空间。一方面是传统银行业的待遇呈下滑趋势，另一方面是互联网金融公司在待遇方面毫不吝啬，银行高管转战互联网金融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银行理财改革的缓慢脚步呈现出明显对比的，是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
如今，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创新浪潮正推动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以用户为王、产品优先、简约极致的互联网思维也不断撞击着传统金融领域的大门。其中，以2013年余额宝在短时间的迅速扩张为代表，先后出现了一大批互联网金融产品，如支付宝、余额宝、京东白条以及众多P2P公司等，其业务涉及领域从第三方支付结算，到对银行存款的资金分流；从个人消费信贷，到小微金融业务，不断地向银行的零售客户渗透并蚕食银行的固有市场。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大型互联网公司及拥有众多客户资源的非金融企业之所以能够切入到金融领域，关键在于其每天有大量的、持续的新信息产生。在当今的大数据背景之下，这些大型集团公司特别是互联网企业拥有众多的用户资源，通过对用户使用习惯的追踪，将产生出大量多维度的信息数据，这就意味着互联网公司拥有了银行生产信息的功能，这在根本上具备了提供金融服务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这些互联网企业仅仅只是具备了和银行一样的生产信息的功能，并止于此，那么互联网金融也不会如此普遍。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并且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于其以用户为王的互联网思维。互联网企业将用户产生的信息数据进行深度挖据和分析，刻画出用户可能的金融服务需求，通过极佳的用户体验将相应的产品推介给用户，从而替代了银行的部分功能。”有专家指出。
对此，业内专家认为，习惯于突破传统的互联网金融，正释放着强大的生命力，对于想在金融领域大展拳脚的资深人士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
高管离职潮倒逼银行业变革
对于金融行业而言，人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人才流失对商业银行稳健经营能力产生冲击，不利于商业银行持续提升经营能力，影响企业整体工作氛围，同时也为商业银行造成人才重置成本等损失。因此，如何吸引并留住人才，成为当下商业银行的一大重要命题。
普益标准研究员匡宸郗也表示，在未来，互联网金融与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只会愈演愈烈，如今银行业资深人士的离职潮，虽然在当下对银行业而言是一个非常不利的现象，但是从长远来看，或许能起到倒逼银行业转型的作用。
薪酬激励机制改革
股份制商业银行因为股权结构不同，运作管理更趋市场化，经营理念更加开放，经营策略更加灵活，是我国银行业探索先进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先锋，应当通过建立并完善科学的管理机制和市场化的管理模式，构建现代化企业的人才管理体系，通过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和科学的考核体系，吸收并积累优质的人力资本。科学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不仅能够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提高商业银行经营效益与效率，而且还能有效降低银行的监督成本，实现商业银行价值最大化。
目前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薪酬结构包括了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奖金和福利等。在这样的薪酬结构中，固定薪酬通常占比较高，这与员工对企业所做的贡献联系有限；浮动薪酬的比例又较小，而它与员工的绩效表现更加直接。如果保持现有的薪酬结构不变，将可能挫伤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影响其价值的发挥。
由于近年来传统的薪酬结构已经不能适应股份制银行乃至银行业的发展，导致人才不断流失。积极地改善员工的薪酬激励机制，已经迫在眉睫。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之前表示，一些发达国家从19世纪晚期就开始试用职业经理人制度。相比之下，中国起步比较晚，目前最缺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而众所周知，市场化的薪酬激励手段是建立职业经理人的关键。
当今在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下，对股份制商业员工进行市场化的薪酬激励有利于银行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员工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源，对他们的激励影响着银行未来的发展，也间接影响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薪酬激励不仅是一种物质激励，它更考虑到了员工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巧妙地运用薪酬激励，不仅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而且可以吸引外来人才。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对薪酬激励的理念往往认识不够，部分银行目前的激励多集中于一线销售人员，而银行员工并不仅仅包括销售人员，还包括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等。这些人员的绩效应当如何考核，如何体现其价值，如何体现公平性原则，却往往被考虑得很少。
改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员工薪酬激励现状，首先要树立正确的薪酬价值观，建立一种以绩效为导向的文化氛围，使员工树立一种与企业的发展目标一致的薪酬价值观，只有这样薪酬的激励作用才会发挥效力。其次，要采用浮动的薪酬结构，使员工的报酬与其贡献率成正比，削减固定收入部分的比重，加大浮动比例的报酬。当然，这种体系是建立在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之上的，合理有效的绩效可以为薪酬激励提供有力的依据。此外，员工持股与股票期权计划作为长期激励手段，由于可以将员工与银行的利益紧密结合为一体，开始愈加受到西方先进银行管理层的重视，也成为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探索科学激励机制的一大方向。
具体来说，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完善薪酬福利体系，从薪酬结构、薪酬核定、薪酬支付等方面进行统一和规范，明确薪酬分为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福利三部分，且根据公认的市场化薪酬原则，员工薪酬应为密薪制。基本薪酬是为保障员工基本生活而支付的劳动报酬，主要依据岗位的相对价值、服务年限和个人能力素质等因素进行分配；绩效薪酬与考核挂钩，根据员工的履职情况、工作业绩和价值贡献等确定，体现“按绩付薪”，发挥薪酬的激励和约束功能；福利分为法定福利和企业福利两大类。应以市场为导向，建立与本行发展相匹配的薪酬增长机制，以业绩论英雄，凭数字说话，多劳多得，增强薪酬水平的市场竞争力。推行年薪制、协议工资制等市场化激励模式，以市场化的薪酬吸引人才。针对核心人才、价值人才、高端紧缺人才，进一步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薪酬，加大优秀人才引进力度。
强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
有业内专家分析称，对于银行圈中的高管层来说，物质事实上只是其是否跳槽的原因之一，有时候他们更加追求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商业银行的体制中，高管层很多大胆的想法、创新的理念很难得到认可，加之冗长的审批条线，到最后大概率事件是不了了之，压制了创造力，这与商业银行追求稳健、谨慎的风格有一定关系。而在互联网金融企业，任何创新的想法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地执行，且这些企业不仅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更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成就感也许是推动银行高管们勇于跳出银行圈的重要动力。”匡宸郗说。
关键词：合规风险管理 境外业务 基建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因素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这为我们“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如果我们在合规经营方面行为不当，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品牌或声誉，而是中国企业、中国品牌及整个国家的形象和声誉。而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好坏，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声誉如何，直接影响到国际社会对本国的接纳程度，关系到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的核心利益。因此，我们要将合规经营上升到国家层面、政治层面去考虑，上升到能否实现强国梦的战略高度去考虑。
一、中国基建企业面临的国际合规环境
目前，中国基建企业面临的境外经营合规风险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全球反腐力度在加强，具体体现在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政府机构正在加大反对商业贿赂的力度。美国、英国等许多国家都先后出台了各自的反腐败法，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纷纷签署反腐败公约，并加大联合执法的力度。
从1996年开始，世界银行正式实施反腐败战略，这主要源自于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詹姆斯 ・ 沃尔芬森在年会上发表的《腐败的毒瘤》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讲话。世界银行反腐败战略实施后，在世行贷款项目中被世行确定为有腐败欺诈行为的承包商、制造商和咨询者将被列入黑名单，在世行贷款项目中永远或一段时间内不能中标。2010年4月，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集团、美洲开发银行共同签署的联合执行制裁决议，形成集体执法行动。
在美国和国际组织推动反商业腐败的同时，很多国家先后出台了各自的反商业腐败法。在各国政府反海外腐败的法规中，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力度最大，威慑力最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也被严格监控，在美国公开的资料上，就有将近20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因违反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而被惩罚过。即便有些违规看起来并不算“严重”。
因商业贿赂被美国法律追究的跨国公司往往被处以重金罚款，当事人甚至受到刑事处罚。与此同时，公司声誉严重受损。以德国西门子公司为例，由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行贿获取订单，而被美国和德国行政当局处罚16亿美元，以公司监事会主席（相当于我国企业董事长）为首的20余名高级管理人员被解除职务，有的还被追究法律责任。
强化合规经营，反对商业贿赂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为减少合规风险，很多跨国公司都在强化合规经营，遏制商业贿赂。不少公司设立专门的合规专员，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加强培训，预防、检查公司运行流程中的违规现象，积极处理违规事件。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亚太地区反腐败行动计划》《国际商务交易中打击勒索和贿赂行为准则》。作为成员国的中国企业，必然要顺应全球合规治理加强的大趋势，履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积极预防和应对商业贿赂，树立和维护国家形象。
二、中国企业建立境外合规风险管理体系的意义
（一）维护国家形象的需要
跨国企业虽然具有国际性，并且遵循基本的商业逻辑行事，但在以国家为主体的当代世界中，让人产生的第一印象还是其国家形象。如果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能够塑造一个遵规、亲和、友善、负责的中国形象，就会减少许多冲突和困境。因此，建立合规体系并使其有效运行，是使企业所有商业活动始终保持合法合规的基本保障。
（二）文化融入的需要
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基建企业在技术方面的差距并不大，但在管理和文化层面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转变思想观念、改变思维方式，成为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因素。
在合规经营、反对腐败成为主流价值观的大背景下，我们首先要创新的就是合规文化。要把文化理念转变为行为，需要通过建立系统的制度，将合规要求融入具体的工作流程及岗位中，持之以恒地严格执行。将表面的合规管理逐渐变成习惯，形成一种严谨的行为方式。通过合规制度的建立与执行，合规文化的培育，将管理文化由任意型、粗放型向信誉型、集约型转变。
中国文化比较强调变通、灵活，有时候这是优点，有时候就容易出问题。企业要想真正融入国际大家庭、实现做强做优，就必须对我们的行为方式和道德文化进行认真反思和总结，学会遵守国际游戏规则，才有可能自立于世界大企业之林。
（三）市场竞争的需要
随着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一部分中国企业已处于发展变革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一是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合规风险，二是在合规要求更严格的环境下参与市场竞争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这就决定我们只有走合规经营之路，才能防范合规风险，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
（四）防范政治风险的需要
在和平时期，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的竞争，而经济领域的竞争则突出表现在大企业之间的竞争。
在世界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和西方国家，用冷战思维遏制中国的崛起。在国际市场上，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企业，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一旦出现失误就会被无限放大，削弱我们的市场竞争力，遏制我们的发展壮大。
西方国家冷战思维的特点之一就是寻找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的差异，并在中国企业的软肋上大做文章，突出中国企业的弊端，从“软实力”上削弱我们的竞争力，破坏国际形象，从而阻挠我们走向国际市场。
三、基建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
根据某大型基建企业在境外合规管理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总结出企业境外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
合规管理体系的构建，以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建立为保障，以员工行为合规为基点，强化七大高风险领域的管控，建立三大机制，设置五道防线，并通过合规风险的动态识别、定期沟通、及时应对，有效防范合规风险的发生。
（一）构建合规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
建立完善的合规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和明确的组织体系是开展合规管理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企业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参照美国反腐败法等法律规定及世界银行等有关国际组织的合规要求，借鉴国际最佳合规管理实践，对自身合规管理现状、海外业务特点及市场环境进行细致分析，找出现有合规管理工作与有关要求的差距，构建权责分明的合规风险管理组织机构和合规风险管理制度体系，为企业合规风险管控提供保障。
（二）以员工行为合规为基点，打造合规经营基石
员工行为合规是合规风险管理的前提和基础，企业应立足员工行为合规这个基点，积极推动全员、全过程的合规风险管理工作。
为保证企业合规要求得到全面落实，要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和考核，一是对员工进行合规制度，尤其是员工行为准则的培训，确保员工知晓企业对员工合规行为准则的具体要求；二是要求企业及所属单位有关领导和高风险员工签署合规声明，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三是对员工进行合规操守考核，将考核结果按适当权重纳入个人或部门的年度绩效考核中。如果出现员工违规行为，将视严重程度按劳动合同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规定，进行警告、记过、降职、撤职、解除劳动合同等处分。
（三）强化高风险领域管控，有针对性地开展合规管理工作
企业应通过深入调研与全面对标，在识别、评价管理及业务流程中的内部风险及相关外部风险的基础上，确定第三方聘用、采购、投标、合同、业务招待、捐赠与赞助、业务付款等高风险领域，并从防范合规风险的角度，参照最佳实践，对合规管理要求、合规管理职责、运行机制及流程进行梳理、补充和完善。
一是应强化第三方聘用合规。通过第三方协助企业开展市场开发工作，是我国基建企业进入新的市场领域或业务领域通常采用的一种方式。
二是强化业务采购合规。在采购招标前，合规官应对招标项目立项审批流程进行复核、审阅，对项目外包的必要性进行独立审查；编制招标文件期间，合规官应对潜在投标人及审批过程进行复核、审阅，对其合规性进行独立审查；评标期间，合规官应对评标小组的评审过程进行复核、审阅，对招标过程有无违反招标程序进行监督检查。
三是强化业务投标合规。合规官要审查投标工作人员是否与招标人或其他竞标方有利害关系；受理投标过程中对投标合规性的质疑与举报。要对项目投标是否有第三方合作伙伴参与、项目是否与政府或国际组织有关、招标人的诚信背景等内容进行合规资格审查，对投标项目的合规风险进行评估、分级，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控策略。
四是强化业务合同合规。企业应设立合同管理机构，配置工作人员。在现有法律审查的基础上，对拟签订合同增设合规性审查程序，以对法律风险以外的其他合规风险进行预防与控制。合规官要对合同约定的业务内容是否与实际情况一致进行合规性审查。根据审核结果，合规官判断合同中的潜在合规风险，提出防范措施及修改意见，并告知合同承办人。
五是强化业务招待合规。业务招待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业务招待主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礼品与款待不得成为获得不正当利益的途径；礼品与款待不得是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礼品与款待的场合、对象、频率、价值、接受者的职位和社会地位不得造成不道德、不诚实或不恰当的印象；礼品与款待的费用必须合理，且用于合法的业务目的；业务所在国法律和习俗允许等。如果礼品与款待不符合上述原则，如在3个月内出现两次以上向同一接受方提供超出象征性价值的礼品，礼品是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款待与正常业务活动的开展没有直接关系，或有任何娱乐成分等高风险事项，应依据审批权限事先经过合规官审核并获得有关人员的批准。
（四）建立三大机制，助推合规管理工作持续开展
合规风险管理的三大机制是支撑合规风险管理体系正常运行、保证合规风险管理工作得以有效持续开展的重要基础。
1.建立合规风险分级管理机制。对合规风险进行分级管理，规定各级合规审批权限，所有审批事项须经至少两个及以上的人员进行审核和审批。
2.建立合规监督机制。合规官对第三方聘用、采购、投标、捐赠与赞助、业务付款等高风险事项进行合规审查；组织合规官对合规交叉（如跨地区、跨单位）进行审查；受理违反或疑似违反企业合规制度和流程、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内外部投诉和举报，对违规事件组织监察等有关部门进行调查。
3.建立合规工作传达与沟通机制。定期将合规工作计划传达至所属单位及各个部门，并部署相关合规管理工作。每年初，合规部门应协同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等有关部门制订合规工作宣贯计划，及时有效地向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传达合规工作计划、合规制度和流程等内容。
（五）设置合规风险五道防线，做好事前预防
1.明确员工合规要求，建立防范合规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企业在签订劳动合同时，要求员工签署合规声明，明确员工合规要求；招聘中高级管理人员等高风险岗位员工时，要开展合规背景调查，从源头上规避合规风险。通过合规教育培训，进一步增强员工合规风险认识。建立员工合规操守考核制，将考核结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强化员工合规意识及合规义务的履行。
2.开展管理部门合规审批，建立防范合规风险的第二道防线
在规范业务合规经营行为时，除了合规部门、合规官对业务事项进行审批外，企业应要求管理部门针对特定事项发表意见，审核、审批业务事项。涉及金额较大或风险较大的，上级企业的管理部门还要进行审核、审批，加大防范合规风险的力度，为防范合规风险构建一道新的防线。
3.设置合规官，建立防范合规风险的第三道防线
企业应将合规官作为合规管理的关键要素之一。在日常工作中，合规官对第三方聘用、采购招标、投标、合同管理、业务招待、业务付款等审批事项中的高风险环节进行合规审查并严格把关。合规官还要受理违反合规管理的内外部投诉和举报，对违规事件组织调查等。
4.构建合规交叉审查，建立防范合规风险的第四道防线
企业应每年抽调合规官对所属单位、海外公司、办事处进行合规交叉（如跨地区、跨单位）审查。在审查过程中，合规官不仅要对合规管理流程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也要对合规官的培训和履职情况进行审查。合规审查工作完成后，应出具书面的合规审查报告，送首席合规官审阅签字。
5.设立海外合规举报、投诉渠道，建立防范合规风险的第五道防线
企业应设立反商业贿赂的举报、投诉电话，建立违规违纪及调查取证制度，发挥内部员工、外部相关利益者和纪检监察部门在业务合规排查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