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3 2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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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法的本质之前，作者认为有必要先搞清楚法和法律的区别，这对于认识环境法能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此处所说的法是比法规、规章、条例等更加广义的法，是自然界中的各种法则的总称;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体现阶级意志的规范总和。早期的马克思从自然法学的某些观点中吸取并指出，“法是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而法律则是法的表现”。这里自由无意识的自然规律所指的法是客观存在的法则，而不是主观的认识，法律则是将这种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法规，也就是说法律是立法者通过自己的大脑和笔将自己所认为的法的样子描写了出来，法律的样子就取决于立法者的思想和认识。再后来，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时候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也就说明法的内容都是根据物质条件而变化的，物质条件的改变会引起法的表现形式和体现的意志有所变化，但是这不会改变法的本质，它所改变的都是法的表现形式———法律。
二、法的本质与环境法的本质———内容与形式的体现
作者认为，法的本质是调整关系，调整是促进、抑制、保护、协调等，它有很多种方法;关系有很多种，利益关系、身份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种本质是客观存在的，环境法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有些学者提出法的本质是变化的，但是这种变化的核心是利益，法的本质是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同时发生着改变的，作者同样认同法的本质变化的观点，但是这种变化的根据是物质基础，也就是生产力，这是从意识根源到物质根源的转变。法的本质在于调整自然界中各个生物之内和生物之间的法则。法的价值、目的等都是法的本质的体现，以为在不同时期环境条件下，法的这些体现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基础不同，所以体现的内容和形式也就不一样。
三、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宏观方法———公法与私法的重新界定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从古罗马时代就有法学家提出过，他的分类标准是根据法律调整的主体和调整对象是否涉及社会利益。这种划分方法虽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作用，但它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法律公私性质的划分应当是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才能够进行的。例如经济法、社会保障法、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就超出了传统法律公私划分的边界，呈现“法律理论的基础与社会生活的状况极不一致的现象”。作者想指出的是，这种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对法律的划分，不是对法的划分，是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区分，而不是对法这个客观存在进行的分类。这也就说明，这种叫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公法律和私法律。那么，以类似的标准———调整对象，对法进行分类的话，公法应该是自然之法或宇宙之法，私法应该是人类之法，私法调整人之间以及人组成的社会组织、团体、机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公法调整其他物种之间以及人与它们的关系。
四、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微观方法———人的行为
［关键词］人工智能，常识推理，归纳逻辑，广义内涵逻辑，认知逻辑，自然语言逻辑
现代逻辑创始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早期，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数学中的公理化运动。当时的数学家们试图即从少数公理根据明确给出的演绎规则推导出其他的数学定理，从而把整个数学构造成为一个严格的演绎大厦，然后用某种程序和方法一劳永逸地证明数学体系的可靠性。为此需要发明和锻造严格、精确、适用的逻辑工具。这是现代逻辑诞生的主要动力。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20世纪逻辑研究的严重数学化，其表现在于：一是逻辑专注于在数学的形式化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二是逻辑采纳了数学的方法论，从事逻辑研究就意味着象数学那样用严格的形式证明去解决问题。由此发展出来的逻辑被恰当地称为“数理逻辑”，它增强了逻辑研究的深度，使逻辑学的发展继古希腊逻辑、欧洲中世纪逻辑之后进入第三个高峰期，并且对整个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哲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21世纪逻辑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何处？大致说来将如何发展？我个人的看法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将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将由此决定21世纪逻辑学的另一幅面貌。由于人工智能要模拟人的智能，它的难点不在于人脑所进行的各种必然性推理（这一点在20世纪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如用计算机去进行高难度和高强度的数学证明，“深蓝”通过高速、大量的计算去与世界冠军下棋），而是最能体现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活动中包括学习、抉择、尝试、修正、推理诸因素，例如选择性地搜集相关的经验证据，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尝试性的判断或抉择，不断根据环境反馈调整、修正自己的行为，……由此达到实践的成功。于是，逻辑学将不得不比较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维活动，并着重研究人的思维中最能体现其能动性特征的各种不确定性推理，由此发展出的逻辑理论也将具有更强的可应用性。
实际上，在20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现代逻辑与人工智能（记为AI）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例如，哲学逻辑所研究的许多课题在理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AI从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以及决策科学中获得了许多资源，但逻辑（包括哲学逻辑）在AI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某些原因促使哲学逻辑家去发展关于非数学推理的理论；基于几乎同样的理由，AI研究者也在进行类似的探索，这两方面的研究正在相互接近、相互借鉴，甚至在逐渐融合在一起。例如，AI特别关心下述课题：
·效率和资源有限的推理；
·感知；
·做计划和计划再认；
·关于他人的知识和信念的推理；
·各认知主体之间相互的知识；
·自然语言理解；
·知识表示；
·常识的精确处理；
·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容错推理；
·关于时间和因果性的推理；
·解释或说明；
·对归纳概括以及概念的学习。[①]
21世纪的逻辑学也应该关注这些问题，并对之进行研究。为了做到这一点，逻辑学家们有必要熟悉AI的要求及其相关进展，使其研究成果在AI中具有可应用性。
我认为，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将会重点关注下述几个领域，并且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出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1）如何在逻辑中处理常识推理中的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2）如何使机器人具有人的创造性智能，如从经验证据中建立用于指导以后行动的归纳判断？（3）如何进行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特别是基于已有的知识库以及各认知主体相互之间的知识而进行的推理？（4）如何结合各种语境因素进行自然语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机器人能够用人的自然语言与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等等。
1．常识推理中的某些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
AI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用机器智能模拟人的智能，它选择各种能反映人的智能特征的问题进行实践，希望能做出各种具有智能特征的软件系统。AI研究基于计算途径，因此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符号模型。一般而言，AI关于智能系统的符号模型可描述为：由一个知识载体（称为知识库KB）和一组加载在KB上的足以产生智能行为的过程（称为问题求解器PS）构成。经过20世纪70年代包括专家系统的发展，AI研究者逐步取得共识，认识到知识在智能系统中力量，即一般的智能系统事实上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系统，而知识包括专门性知识和常识性知识，前者亦可看做是某一领域内专家的常识。于是，常识问题就成为AI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即如何在人工智能中清晰地表示人类的常识，并运用这些常识去进行符合人类行为的推理。显然，如此建立的常识知识库可能包含矛盾，是不协调的，但这种矛盾或不协调应不至于影响到进行合理的推理行为；常识推理还是一种非单调推理，即人们基于不完全的信息推出某些结论，当人们得到更完全的信息后，可以改变甚至收回原来的结论；常识推理也是一种可能出错的不精确的推理模式，是在容许有错误知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推理，简称容错推理。而经典逻辑拒斥任何矛盾，容许从矛盾推出一切命题；并且它是单调的，即承认如下的推理模式：如果p?r，则pùq?r；或者说，任一理论的定理属于该理论之任一扩张的定理集。因此，在处理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时，经典逻辑应该受到限制和修正，并发展出某些非经典的逻辑，如次协调逻辑、非单调逻辑、容错推理等。有人指出，常识推理的逻辑是次协调逻辑和非单调逻辑的某种结合物，而后者又可看做是对容错推理的简单且基本的情形的一种形式化。[②]
“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是由普里斯特、达·科斯塔等人在对悖论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其基本想法是：当在一个理论中发现难以克服的矛盾或悖论时，与其徒劳地想尽各种办法去排除或防范它们，不如干脆让它们留在理论体系内，但把它们“圈禁”起来，不让它们任意扩散，以免使我们所创立或研究的理论成为“不足道”的。于是，在次协调逻辑中，能够容纳有意义、有价值的“真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能使系统推出一切，导致自毁。因此，这一新逻辑具有一种次于经典逻辑但又远远高于完全不协调系统的协调性。次协调逻辑家们认为，如果在一理论T中，一语句A及其否定?A都是定理，则T是不协调的；否则，称T是协调的。如果T所使用的逻辑含有从互相否定的两公式可推出一切公式的规则或推理，则不协调的T也是不足道的(trivial)。因此，通常以经典逻辑为基础的理论，如果它是不协调的，那它一定也是不足道的。这一现象表明，经典逻辑虽可用于研究协调的理论，但不适用于研究不协调但又足道的理论。达·科斯塔在20世纪60年代构造了一系列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以用作不协调而又足道的理论的逻辑工具。对次协调逻辑系统Cn的特征性描述包括下述命题：(i)矛盾律?(Aù?A)不普遍有效；(ii)从两个相互否定的公式A和?A推不出任意公式；即是说，矛盾不会在系统中任意扩散，矛盾不等于灾难。(iii)应当容纳与(i)和(ii)相容的大多数经典逻辑的推理模式和规则。这里，(i)和(ii)表明了对矛盾的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iii)则表明次协调逻辑对于经典逻辑仍有一定的继承性。
在任一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中，下述经典逻辑的定理或推理模式都不成立：
?(Aù?A)
Aù?AB
A(?AB)
(A??A)B
(A??A)?B
A??A
(?Aù(AúB))B
(AB)(?B?A)
若以C0为经典逻辑，则系列C0,C1,C2,…Cn,…Cw使得对任正整数i有Ci弱于Ci-1，Cw是这系列中最弱的演算。已经为Cn设计出了合适的语义学，并已经证明Cn相对于此种语义是可靠的和完全的，并且次协调命题逻辑系统Cn还是可判定的。现在，已经有人把次协调逻辑扩展到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多值逻辑、集合论等领域的研究中，发展了这些领域内的次协调理论。显然，次协调逻辑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③]
非单调逻辑是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D·麦克多莫特和J·多伊尔初步尝试着系统发展一种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他们在经典谓词演算中引入一个算子M，表示某种“一致性”断言，并将其看做是模态概念，通过一定程序把模态逻辑系统T、S4和S5翻译成非单调逻辑。B·摩尔的论文《非单调逻辑的语义思考》（1983）据认为在非单调逻辑方面作出了令人注目的贡献。他在“缺省推理”和“自动认知推理”之间做了区分，并把前者看作是在没有任何相反信息和缺少证据的条件下进行推理的过程，这种推理的特征是试探性的：根据新信息，它们很可能会被撤消。自动认知推理则不是这种类型，它是与人们自身的信念或知识相关的推理，可用它模拟一个理想的具有信念的有理性的人的推理。对于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获得成功的应用而言，非单调逻辑尚需进一步发展。
2．归纳以及其他不确定性推理
人类智能的本质特征和最高表现是创造。在人类创造的过程中，具有必然性的演绎推理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的归纳、类比推理以及模糊推理等。因此，计算机要成功地模拟人的智能，真正体现出人的智能品质，就必须对各种具有不确定性的推理模式进行研究。
首先是对归纳推理和归纳逻辑的研究。这里所说的“归纳推理”是广义的，指一切扩展性推理，它们的结论所断定的超出了其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而前提的真无法保证结论的真，整个推理因此缺乏必然性。具体说来，这种意义的“归纳”包括下述内容：简单枚举法；排除归纳法，指这样一些操作：预先通过观察或实验列出被研究现象的可能的原因，然后有选择地安排某些事例或实验，根据某些标准排除不相干假设，最后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统计概括：从关于有穷数目样本的构成的知识到关于未知总体分布构成的结论的推理；类比论证和假说演绎法，等等。尽管休谟提出著名的“归纳问题”，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和归纳逻辑的可能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但我认为，（1）归纳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类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实践的必然性。（2）人类有理由从经验的重复中建立某种确实性和规律性，其依据就是确信宇宙中存在某种类似于自然齐一律和客观因果律之类的东西。这一确信是合理的，而用纯逻辑的理由去怀疑一个关于世界的事实性断言则是不合理的，除非这个断言是逻辑矛盾。（3）人类有可能建立起局部合理的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并且，归纳逻辑的这种可能性正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推动下慢慢地演变成现实。恩格斯早就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④]有人通过指责现有的归纳逻辑不成熟，得出“归纳逻辑不可能”的结论，他们的推理本身与归纳推理一样，不具有演绎的必然性。（4）人类实践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相应的经验知识的真理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的力量。毋庸否认，归纳逻辑目前还很不成熟。有的学者指出，为了在机器的智能模拟中克服对归纳模拟的困难而有所突破，应该将归纳逻辑等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机器学习、不确定推理和神经网络学习模型与归纳学习中已有的成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已有的归纳学习成果上，在机器归纳和机器发现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⑤]这是一个极有价值且极富挑战性的课题，无疑在21世纪将得到重视并取得进展。
再谈模糊逻辑。现实世界中充满了模糊现象，这些现象反映到人的思维中形成了模糊概念和模糊命题，如“矮个子”、“美人”、“甲地在乙地附近”、“他很年轻”等。研究模糊概念、模糊命题和模糊推理的逻辑理论叫做“模糊逻辑”。对它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代表性人物是L·A·查德和P·N·马林诺斯。模糊逻辑为精确逻辑（二值逻辑）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可能，它目前在医疗诊断、故障检测、气象预报、自动控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中获得重要应用。显然，它在21世纪将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
3．广义内涵逻辑
经典逻辑只是对命题联结词、个体词、谓词、量词和等词进行了研究，但在自然语言中，除了这些语言成分之外，显然还存在许多其他的语言成分，如各种各样的副词，包括模态词“必然”、“可能”和“不可能”、时态词“过去”、“现在”和“未来”、道义词“应该”、“允许”、“禁止”等等，以及各种认知动词，如“思考”、“希望”、“相信”、“判断”、“猜测”、“考虑”、“怀疑”，这些认知动词在逻辑和哲学文献中被叫做“命题态度词”。对这些副词以及命题态度词的逻辑研究可以归类为“广义内涵逻辑”。
大多数副词以及几乎所有命题态度词都是内涵性的，造成内涵语境，后者与外延语境构成对照。外延语境又叫透明语境，是经典逻辑的组合性原则、等值置换规则、同一性替换规则在其中适用的语境；内涵语境又称晦暗语境，是上述规则在其中不适用的语境。相应于外延语境和内涵语境的区别，一切语言表达式（包括自然语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直至语句）都可以区分为外延性的和内涵性的，前者是提供外延语境的表达式，后者是提供内涵性语境的表达式。例如，杀死、见到、拥抱、吻、砍、踢、打、与…下棋等都是外延性表达式，而知道、相信、认识、必然、可能、允许、禁止、过去、现在、未来等都是内涵性表达式。在内涵语境中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首先，对于个体词项来说，关键性的东西是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而且要考虑它们在其他可能世界中的外延。例如，由于“必然”是内涵性表达式，它提供内涵语境，因而下述推理是非有效的：
晨星必然是晨星，
晨星就是暮星，
所以，晨星必然是暮星。
这是因为：这个推理只考虑到“晨星”和“暮星”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并没有考虑到它们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的外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可能世界，在其中“晨星”的外延不同于“暮星”的外延。因此，我们就不能利用同一性替换规则，由该推理的前提得出它的结论：“晨星必然是暮星”。其次，在内涵语境中，语言表达式不再以通常是它们的外延的东西作为外延，而以通常是它们的内涵的东西作为外延。以“达尔文相信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这个语句为例。这里，达尔文所相信的是“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而不是它所指称的真值，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命题）就构成它的外延。再次，在内涵语境中，虽然适用于外延的函项性原则不再成立，但并不是非要抛弃不可，可以把它改述为新的形式：一复合表达式的外延是它出现于外延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外延加上出现于内涵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内涵的函项。这个新的组合性或函项性原则在内涵逻辑中成立。
一般而言，一个好的内涵逻辑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i）它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能处理的问题；（ii）它还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不能处理的难题。这就是说，它既不能与外延逻辑相矛盾，又要克服外延逻辑的局限。这样的内涵逻辑目前正在发展中，并且已有初步轮廓。从术语上说，内涵逻辑除需要真、假、语句真值的同一和不同、集合或类、谓词的同范围或不同范围等外延逻辑的术语之外，还需要同义、内涵的同一和差异、命题、属性或概念这样一些术语。广而言之，可以把内涵逻辑看作是关于象“必然”、“可能”、“知道”、“相信”，“允许”、“禁止”等提供内涵语境的语句算子的一般逻辑。在这种广义之下，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问题逻辑等都是内涵逻辑。不过，还有一种狭义的内涵逻辑，它可以粗略定义如下：一个内涵逻辑是一个形式语言，其中包括（1）谓词逻辑的算子、量词和变元，这里的谓词逻辑不必局限于一阶谓词逻辑，也可以是高阶谓词逻辑；（2）合式的λ—表达式，例如(λx)A，这里A是任一类型的表达式，x是任一类型的变元，(λx)A本身是一函项，它把变元x在其中取值的那种类型的对象映射到A所属的那种类型上；（3）其他需要的模态的或内涵的算子，例如€，ù、ú。而一个内涵逻辑的解释，则由下列要素组成：（1）一个可能世界的非空集W；（2）一个可能个体的非空集D；（3）一个赋值，它给系统内的表达式指派它们在每w∈W中的外延。对于任一的解释Q和任一的世界w∈W，判定内涵逻辑系统中的任一表达式X相对于解释Q在w∈W中的外延总是可能的。这样的内涵逻辑系统有丘奇的LSD系统，R·蒙塔古的IL系统，以及E·N·扎尔塔的FIL系统等。[⑥]
在各种内涵逻辑中，认识论逻辑（epistemiclogic）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认识论逻辑研究与感知（perception）、知道、相信、断定、理解、怀疑、问题和回答等相关的逻辑问题，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断定逻辑等；狭义的认识论逻辑仅指知道和相信的逻辑，简称“认知逻辑”。冯·赖特在1951年提出了对“认知模态”的逻辑分析，这对建立认知逻辑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J·麦金西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知道”的模态逻辑。A·帕普于1957年建立了一个基于6条规则的相信逻辑系统。J·亨迪卡于60年代出版的《知识和信念》一书是认知逻辑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一些认知逻辑的系统，并为其建立了基于“模型集”的语义学，后者是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先导之一。当今的认知逻辑纷繁复杂，既不成熟也面临许多难题。由于认知逻辑涉及认识论、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并且认知逻辑的应用技术，又称关于知识的推理技术，正在成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之一，因此认知逻辑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国际逻辑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这一状况在21世纪将得到继续并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有可能出现突破性的重要结果。
4．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
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有来自几个不同领域的推动力。首先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人机对话和通讯、计算机的自然语言理解、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等课题，都需要对自然语言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不能仅停留在句法层面，而且要深入到语义层面。其次是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在20世纪哲学家们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问题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精力，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意义理论，如观念论、指称论、使用论、言语行为理论、真值条件论等等，以致有人说，关注意义成了20世纪哲学家的职业病。再次是语言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例如在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脱离语境的抽象研究上面，而要结合使用语言的特定环境去研究，这导致了语义学、语用学、新修辞学等等发展。各个方面发展的成果可以总称为“自然语言逻辑”，它力图综合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倡的使用论，J·L·奥斯汀、J·L·塞尔等人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P·格赖斯所创立的会话含义学说等成果，透过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去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
自然语言具有表达和交际两种职能，其中交际职能是自然语言最重要的职能，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而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简称语境）中进行的，语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语境仅指一个语词、一个句子出现的上下文。广义的语境除了上下文之外，还包括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整个社会历史条件，如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时间、地点、条件、讲话的人（作者）、听话的人（读者）以及交际双方所共同具有的背景知识，这里的背景知识包括交际双方共同的信念和心理习惯，以及共同的知识和假定等等。这些语境因素对于自然语言的表达式（语词、语句）的意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i）语境具有消除自然语言语词的多义性、歧义性和模糊性的能力，具有严格规定语言表达式意义的能力。（ii）自然语言的句子常常包含指示代词、人称代词、时间副词等，要弄清楚这些句子的意义和内容，就要弄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对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什么地点说的、针对什么说的，等等，这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进行。依赖语境的其他类型的语句还有：包含着象“有些”和“每一个”这类量化表达式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论域，包含着象“大的”、“冷的”这类形容词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相比较的对象类；模态语句和条件语句的意义取决于因语境而变化的语义决定因素，如此等等。（iii）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语境中会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以至偏离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抽象意义），而产生一种新的意义即语用涵义。有人认为，一个语言表达式在它的具体语境中的意义，才是它的完全的真正的意义，一旦脱离开语境，它就只具有抽象的意义。语言的抽象意义和它的具体意义的关系，正象解剖了的死人肢体与活人肢体的关系一样。逻辑应该去研究、理解、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当然不是去研究某一个（或一组）特定的语句在某个特定语境中唯一无二的意义，而是专门研究确定自然语言具体意义的普遍原则。超级秘书网
美国语言学家保罗·格赖斯把语言表达式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字面意义的特殊涵义，叫做“语用涵义”、“会话涵义”或“隐涵”（implicature），并于1975年提出了一组“交际合作原则”，包括一个总则和四组准则。总则的内容是：在你参与会话时，你要依据你所参与的谈话交流的公认目的或方向，使你的会话贡献符合这种需要。仿照康德把范畴区分为量、质、关系和方式四类，格赖斯提出了如下四组准则：
（1）数量准则：在交际过程中给出的信息量要适中。
a．给出所要求的信息量；
b．给出的信息量不要多于所要求的信息量。
（2）质量准则：力求讲真话。
a．不说你认为假的东西，。
b．不说你缺少适当证据的东西。
（3）关联准则：说话要与已定的交际目的相关联。
（4）方式准则：说话要意思明确，表达清晰。
a．避免晦涩生僻的表达方式；
b．避免有歧义的表达方式；
c．说话要简洁；
d．说话要有顺序性。[⑧]
后来对这些原则提出了不和补充，例如有人还提出了交际过程中所要遵守的“礼貌原则”。只要把交际双方遵守交际合作原则之类的语用规则作为基本前提，这些原则就可以用来确定和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语用涵义）。实际上，一个语句p的语用涵义，就是听话人在具体语境中根据语用规则由p得到的那个或那些语句。更具体地说，从说话人S说的话语p推出语用涵义q的一般过程是：
（i）S说了p；
（ii）没有理由认为S不遵守准则，或至少S会遵守总的合作原则；
（iii）S说了p而又要遵守准则或总的合作原则，S必定想表达q；
（iv）S必然知道，谈话双方都清楚：如果S是合作的，必须假设q；
（v）S无法阻止听话人H考虑q；
（vi）因此，S意图让H考虑q，并在说p时意味着q。
试举二例：
（1）a站在熄火的汽车旁，b向a走来。a说：“我没有汽油了。”b说：“前面拐角处有一个修车铺。”这里a与b谈话的目的是：a想得到汽油。根据关系准则，b说这句话是与a想得到汽油相关的，由此可知：b说这句话时隐涵着：“前面的修车铺还在营业并且卖汽油。”
[关键词]自然化认识论 转换命题 可靠论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4-0060-06
自美国科学哲学家奎因于1969年提出自然化认识论问题以来，在西方哲学界迅速掀起了一股改造传统认识论的热潮。最先出现的就是以奎因为代表的替代命题，它试图用自然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取代传统认识论。由于替代命题有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这种研究纲领很快就遭到了哲学家们的严厉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改造传统认识论的策略开始发生转向，这就是温和的转换命题。由于转换命题是在传统认识论框架下偷运科学概念，因而这种自然化认识论在它的理论展现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棘手的问题。本文主要分析自然化认识论的转换命题，希望澄清与解决如下两个问题：首先，澄清转换命题的理论旨趣；其次，考察转换命题本身存在的困境，解决可能的出路问题。
一、自然化认识论转换命题的理论旨趣
由于自然化认识论转换命题保留了传统认识论的框架，因而它涉及的问题，仍是认识论的老问题；所不同的是它采用了偷运科学概念的做法，试图以此解决认识论问题，而又不致于遭到过多的反对。这就注定了转换命题涉及的主题与替代命题有很大的区别，它主要关注可靠性问题（reliabilism）。由此衍生出两个问题：知识确证的可靠性问题与知识的可靠性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传统认识论所关注的，转换命题不改变这些问题的地位，只是尝试用自然科学的知识解决这些问题，因而这个命题得到了许多哲学家的肯定与关注。转换命题所关注的可靠性是指这样一些问题：“总的分析来说，可靠性断言是指任何人知道P，或是否任何人完全确证地相信P，依赖于他或她相信P是由可靠的信念产生（belief-making）机制、过程或方法在正常环境下的正常功能的产品。这些机制、过程或方法假如它们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倾向于产生真信念而不是错误的信念，则它们是可靠的。”[1] （P78） 在关注可靠性问题上，哲学家们又分为两种不同的派别。第一种，把可靠性条件作为知识确证的条件，或知识确证条件的附加条件；第二种，认为可靠性条件不是确证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说知识需要可靠性来产生真信念，而确证只是一种理由给予活动（reason-giving activity），它对产生真信念是不必要的。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Fred Dretske等人。关于第一种情况，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对确证的关注过程中，可靠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正如阿默德指出的那样：那些坚持认为信念是可靠地产生或确证的人，把他们自己称为“确证理论的内在论者”(internalist)；而另一些可靠论者则“不坚持主体能够有意识地意识到、或可以认知地掌握什么是证明他的信念是可靠地产生的，对于他们来说，定义确证的概念唯一地根据可靠性来进行，坚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把他们自己描述为确证理论的外在论者（externalist）。”[2] （P79） 这里还需要对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作一些简单的说明，以便于发现转换命题的理论旨趣。所谓内在主义顾名思义是从主体的内在角度来考察知识的确证问题，但是，许多哲学家对此的定义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普洛克（John Pollock）看来，“知识论中内在主义是这样的观点：只有认识者的内在状态才决定他的哪一个信念是确证的。”索萨（E. Sosa）的界定是，“确证仅仅要求主体方面的真正恰当思维，如果一个信念者通过所有恰当的思维已经获得并且保持他的信念。则该信念者的这一信念是确证的。这里思维的恰当性是纯粹内在于该主体的事情，并不依赖于超出他之外的东西。”邦久则认为，“对于某认识主体来说，如果要使一个信念成为认识上确证的，其所需要的全部要素都得是认识上可以把握的，即都是内在于他的认识视角之内。”奥迪则认为，“对于主体来说是可以由内省或反思加以把握的。我们称这种观点为有关确证的内在主义。”[2] （P126-127） 由此可以大略把握内省的本质，即把确证问题归属于主体的内在状态，而与外在事物无关。内在主义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两类：基础主义与一致主义。所谓外在主义（externalist）是由哲学家David Armstrong于1973年在《信念、真理与知识》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它的主旨是：“与信念的确证相关的不只是内在状态。在它的两种主要表现形态：可能主义与可信赖主义那里，前者主张信念的确证性在于该信念以及相关信念的可能性，而后者则认为这种确证性在于产生信念的认识过程的可靠性。”[2] （P153） 说到底，外在主义寻求的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一种有效的自然的联系，如戈德曼的因果论就是这种形式的典型表现。需要补充的是，关于可靠信念产生的机制都包括哪些内涵？大体说来，主要包括正常的知觉、记忆、反观、内省或其他神经生物学过程。不论这两派在细节观点上如何不同，但是对于转换命题来说，他们共同认为可靠性在转换命题中占有中心地位。正如阿默德指出的：“无论如何，看起来很明确的是转换命题明确以可靠性断言为基础，即可靠性对于知识来讲要么是必要条件，要么是充分条件，或者是充分必要条件。”[1] （P80）
由于1963年葛梯尔（Gettier）提出的著名反例，即确证的真信念也可能不是知识，对传统知识论的基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克服这个反例，许多哲学家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可靠性的分析上，换言之，就是需要没有缺陷的确证，这样对信念的分析就演变为两种路径，即原因分析和可靠性分析。按照阿默德的观点就是，“典型的原因分析的断言是一个人的确证可以是没有缺陷的，假如因果链导致她拥有一个信念，那么她拥有的信念就是无缺陷的。”[1] （P81） 由于葛梯尔反例的实质在于拥有一个确证的真信念，然而却不是知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就要用因果分析把这种情况排除出去。在可靠论者看来，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在信念和事态之间有一个合适的因果联系，它使得信念为真的同时排除掉一些看似真的命题，因为如果把这些命题加到确证上去的话，她将不再确证地相信她相信什么了。这样就阻止了一个人相信一个确证的真命题而又不知道它的情况了，通过这种方式就克服了葛梯尔反例。
对于可靠性分析来说，它的典型断言是要使一个人的确证成为无缺陷的，当且仅当一个人的完全确证的真信念是由可靠的信念产生机制产生的。有些时候这种机制被理解成一个人的基本的认知装备，而另一些时候它是一种非认知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个人获得他的信念。这就是阿默德对可靠性分析的阐释。这里的装备主要是指人具有的各种感觉器官，而且这些感觉器官必须是正常的，如一个色盲者就无法保证对颜色断言的可靠性分析。在这个基础上，加上正常的环境条件以及相同的背景理论，就可以得到可靠的信念。至于获得信念的过程则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这也就是奎因所谓的贫乏的输入与汹涌的输出之间的关系。对于可靠性分析和原因分析，各派哲学家彼此的偏爱是不同的。如戈德曼就认为，可靠性分析比原因分析能够更好地解决葛梯尔反例。在笔者看来，戈德曼的观点是典型的内在论的观点，而原因分析则是外在论的代表。前者具有更多的哲学意味，而后者则更强烈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对于知识的确证来说，上面任何一种观点都是无法单独完全解决的。诉诸于内在论直接为偷运现代神经生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的成果开辟了方便的后门，转换命题的整个出发点也就是基于此。
对于戈德曼来说，可靠性是确证的必要条件，这种观点最初出现在他的《何为被确证的信念》一文中，后来系统的论述充分体现在他的著作《认识论与认知》一书中。可以说，戈德曼是对可靠性进行辩护的最有力的代表。在戈德曼看来，确证就是对一个人的信念提供或能够提供理由的活动，正如阿默德对支持戈德曼观点的其他学者的评论所说的那样，如果确证从来不是给出理由的活动，那么它就是不可接受的。阿默德总结这个评论时说到：“这场讨论的底部边界涉及知识的确证总是并且唯一关注的是，对于诸如‘你如何知道’这样的问题能够给出一个确定的理由是适当的。”[1] （P85） 问题是，即使在可靠论者内部，对于可靠性的认识也是不同的，一些人认为可靠性是确证的充分条件，另一些人则认为可靠性是确证的充分必要条件。由此，在可靠论者内部又形成两种观点，其一认为，一个人可以有被确证的信念，但是它不是由可靠的机制生产或产生的；其二则认为，一个人的信念可以是由可靠的机制产生的，但是没有经过确证。这两种情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在这些情况下，如何看待可靠性在确证中的作用？可靠论者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阐释。另外，这里还存在一个普特南称为“钵中之脑”的难题，也就是说，一个“钵中之脑”完全确证地相信一个信念P，然而这个信念是不真实的，因为在“钵中之脑”那里，信念没有具体的指称。普特南指出：“一旦我们看到钵中之脑的思想与现实世界中某人的思想之间的性质相似并不意味着指称的等同，就不难看出，认为钵中之脑指称外部事物，是完全没有根据的。”[3] （P19） 再有，在可靠性那里还存在一个确证程度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一个信念常有这种区分：确信、相信、将信将疑、不相信，而可靠的信念生产机制无法独自提供确信的条件，因而以可靠性作为确证的条件是无法完成任务的。正如苏珊・哈克指出的那样：“根据《认识论与认知》，正确的J―规则应当只允许在正常世界中可靠的过程，而正常世界则被刻画为那些遵从我们的某些一般信念的世界。不过，这些一般信念并不包括关于什么样的认知过程是可靠的任何信念。无论对现实世界中的认知过程作多少心理学研究，都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方法在正常世界中会是可靠的。”[4] （P152） 考虑到不同方法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戈德曼的可靠性观点更是值得怀疑的。换言之，在库恩的范式概念中，不同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而包含在各种范式内的方法的侧重也是不同的。对于各自范式的持有者来说，任何特定的方法对于他们独特的共同体来说都是可靠的，相对而言，由此得来的知识在各自看来也是可靠的。这样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就存在不同的、真的而且被确证过的信念。那么如何用戈德曼的可靠论来区分这些不同的信念哪一个可以成为我们的知识呢？显然这是戈德曼的可靠论无法解决的。为了克服这种困难，戈德曼区分了首要认识论和次要认识论。前者集中关注个体主体，并关注先天的认知方法；而后者关心习得的认识方法，并考虑知识的社会方面。然而这样的划分还是无法解决不同方法导致的认识困境。因此，苏珊・哈克指出：按照戈德曼的观点，关于这些或那些认识的可靠性，接受这种或那种认知科学发现的合理性，取决于这个或那个科学研究中所使用方法的可靠性。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假如在竞争方法论的拥护者所提出的相互竞争的发现之间，人们必须做出选择的话，关于方法的可靠性问题，只能由次要的认识论来解决。而这样的科学主义论证策略违背了戈德曼本人的认识论秩序。原本戈德曼准备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认识问题，结果却放弃了他的首要认识论任务，沦落为从认知科学或心理学的成就来论证认识的次要任务。因此苏珊・哈克断言地拒绝了戈德曼的观点，并得出如下的结论：“对认识的证成概念的可靠论辩明是不可捍卫的；其次，关于认识论与认知科学的关系，即使狭义的科学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说明也是不可捍卫的――并且，即使可靠论是正确的，它还是不可捍卫的。”[4] （P154） 也许问题还没有糟糕到这种程度，毕竟可靠论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也取得成果最多的理论，因此对于可靠论面临的诸多困境，许多可靠论者都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二、自然化认识论转换命题存在的困境与矛盾
针对可靠论提出的诸多反例，倡导者戈德曼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对此，我们需要对戈德曼的论证进行一些必要的梳理。戈德曼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认识论与认知》一书中。在这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创造出J―规则的表达形式，以此来决定信念的确证问题。接下来他又对信念的确证路径进行了划分，具体做法是把确证过程分为：个体间论的方法（interpersonal）和个体内在论的方法（intrapersonal）。需要说明的是前者类似于主体间性，主要表明一个信念的确证是发生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而后者则是个体内在对确证的把握。按照戈德曼对此的解释：“个体间方法的一个主要例子就是集中在把给出理由当作个体间的活动。这个观点认为确证就是我们给予其他人理由，然后后者接受或拒绝的过程。个体内在论方法则允许J―规则的条件，而不指涉其他人。他们将要限制他们自己唯一地关注认知者自己的心理内容，诸如先验的信念、知觉领域、可公开的记忆、认知操作等，非常像传统的认识论集中关注于这些精神状态，但是后者并没有完全专注于精神领域。然而，由于它们没有涉及其他人，我把这种方法称为个体内在论，我甚至可以把它们称作精神的方法。”[1]（P89） 从戈德曼的分类中，我们已然能够感觉到他的目的所在。对于个体间论来说，那是一种社会性的方法，也就是要给别人提供理由，然后被别人接受或者拒绝，期间还包含许多社会性的因素，如劝说、协商、引导等，而后者则不需要这些。对于戈德曼来说，他显然不喜欢前者，他宁愿选择后者作为可靠论的基本根据所在，这也正是传统认识论的领域。这种方式与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的替代命题是很不同的，至少他没有取消传统认识论，而是仍然在传统认识论的领域内改造认识论，这就比奎因的方式温和了许多。对此阿默德把戈德曼选择后者的理由总结为如下五点：（1） 一个适当的确证理论应该适合于所有命题，包括关于其他人的命题；（2） 个体间论的给出理由依赖于个体内在论的理由；（3） 完全确证的信念对于知道（knowing）来说是必要的；（4） 对假定来说，诉求最重要的问题是当前的确证状态依赖于认知者现在能够说支持他或她的信念，确证可以包括历史因素，如先验信念是如何产生的，而认知者不需要去回忆，因此也不能和对话者进行辩论；（5） 在个体间论的概念背后存在的指导观念是，认知者仅当他能够向其他人展示他的观点看起来是真的时候，才算是被确证的。基于上述的五个理由，戈德曼认为可靠论主要应该是个体内在论的。
但是对于戈德曼的上述观点也还是存在许多可疑之处的。对于第一点，在原则上，一个充分的确证理论应该能够反驳唯我论的困扰，但是对于戈德曼这样的个体内在论者来说，如何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呢？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正如阿默德指出：“一方面，假如个体内在论者为了证实唯我论的错误给出理由，那么个体内在论者必须承认给出理由的活动――或者处于给出理由的状况――有时是确证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假如个体内在论者不给出理由，然后，他假定个体内在论的确证理论面临着反对个体间论者的相应的问题，然而事实已经证明对于这个问题任何人都没有好的理由去处理，个体内在论者不能成功地证明这样的唯我论的错误。”[1] （P92） 对于戈德曼的第二点，同样面临着困境。因为断言给出理由是一回事，而证明它则是另外一回事。对于个体间论者来说，他需要一个必要的理由来在各个不同的个体间寻求确证，这种确证在今天的SSK的学者们看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协商与约定的过程，这样得来的确证并不能保证知识的真；更何况，自然科学方法的实践者从不承认一个人宣称确证地知道P，当合理问及“你如何知道”的问题时，没有理由可以给出，或者能够给出。从戈德曼认为个体间论依赖于个体内在论的思路来看，他对确证的范围还是无法确定的。换言之是要把确证限制在个体内在的范围内，还是把确证问题推向社会，他显得颇为犹豫。尽管他宣称他倾向于个体内在论，但是在分界的边缘上，他还是没有说得很清楚。对于第三点，戈德曼的论证也是可疑的。他认为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好的理由，但是在需要的时候我们不能清晰地表达它们；它们最初看起来是真的，但是当某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承认这个人已经确证了他的信念，他的信念只能被当成一个未被证明的假设。对此维特根斯坦曾有很好的说明：“凡是能思考的东西都能清楚地思考。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清楚地说出来。”[5] （P49） 因此，对于把个体内在论的无法言说的信念作为可靠性的基础，面临的困难也不少。虽然戈德曼想通过个体内在论来避免个体间论者在确证问题上的约定主义以及相对主义的倾向，试图通过个体内在论来保证确证的客观性，但是又面临唯我论的难题。可以说戈德曼的努力成效并不大。戈德曼的第四点辩护也是有一些问题的。为此，阿默德构想出一个没有给出理由的可能情况，即假如X没有在时间T1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假如回答了，他将受到某人的伤害，事后，在时间T2，由于威胁已经消失了，他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说X在时间T1确证了他的信念P，即使他没有在时间T1回答这个问题。要使这种情况成立，关键在于他在没有威胁和伤害的正常情况下能够或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将不承认他确证地知道P。但阿默德的假设也是模糊的，我们很难界定什么样的情况算是危险的，再有X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域限是多少？历史上，布鲁诺在宗教裁判所威胁要烧死他的时候，还在坚持自己的信念。可见这个假定的情况对确证来说并不是重要的。对戈德曼的第五点辩护，在我看来不是支持了个体内在论，而是为个体间论提供了证明。换言之，如果不能给出合适的理由，我们怎能说一个信念或理论被确证了？据说当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全世界仅有少数人可以理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理论匪夷所思。爱因斯坦坚信他的理论或信念是正确，为此他提出了几个检验他的理论的预言：包括在日食时观察经过太阳的光线发生弯曲现象、解释水星近日点的进动等。结果证明爱因斯坦的预言是正确的，这样科学共同体才接受了他的狭义相对论。问题是如果爱因斯坦根本没有提出这些预言或提出的检验理论的预言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被成功证实（科学史上有许多理论都是过了很多年，由于条件具备了才得以确证的，如上面提到布鲁诺的信念、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都是多年以后才被证明为正确的），我们还能说爱因斯坦确证了他的信念吗？或者爱因斯坦根本就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我们还能说他确证了自己的理论吗？显然按照个体间论者的观点，这不能算确证。另外，任何作为知识形式的理论都是公共的，要成为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就需要提供一些让人信服的过硬的理由，否则只能是一种波兰尼意义上的暧昧的难言知识。相反还存在另一种尴尬的场景，历史上许多被确证的理论后来也被否定了，那么确证还可靠吗？如光的微粒说与波动说、燃素说、以太学说等。对此阿默德认为：“在飞扬跋扈的限制缺席的情况下，唯一需要的是一个人能够或迟或早地给出劝说性的理由（persuasive reasons）。爱因斯坦能够确证他的信念是由于他能够给出劝说性的理由，即使他最初提出时没有人能够接受它，但由于它是劝说性，科学共同体会逐渐接受的，因此，爱因斯坦能够确证他的信念。”[1]（P97） 我认为阿默德的解释太牵强，按照他的说法，如果一个错误的信念也可以在威胁不存在的情况下，由于劝说性的理由而被认为是确证的，这样一来，科学还谈何客观性。对此，戈德曼对阿默德的回击是有力的，在戈德曼看来谁应该是或者有资格是确证商议的听众呢（justification-conferring audience或简称JC 听众）？判断JC听众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不做必要的界定，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听众非常顽固，像笛卡儿那样，很难说服，那么要求给出理由来保证个体间论成立的要求就太强了；另一方面，如果JC听众太易受欺骗，那么确证的标准又太弱了。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对于这个问题彭加勒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给出了一个比较可行的标准，那就是科学家共同体。其实这是一种约定主义的标准，在没有更好的标准之前，这也是我们的唯一选择。至于戈德曼所谓的个体间论背后的“指导观念”，即认知者的确证，仅当他们能够向其他人展示他们的观点是真的，这个说法也是没有说服力的。由于在他那里，确证的定义并没有被确定，除非根据理由――给予或给出理由的能力来界定，这样一来，又陷入一种循环论证的怪圈。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戈德曼所倡导的个体内在论的证明是否充分。戈德曼之所以支持个体内在论的原因，是因为他相信只有当给出理由是确证信念的活动或行为时才是正当的。但是，阿默德认为：“给出理由的行为或活动可以执行的一个基本用途就是把一个人将要确证地接受一个确定的命题联系起来，但是确证概念主要关注的是接受的命题是否被确证。而后者的行为并不需要给出理由的活动来做为一个人完全确证地相信P的部分理由。”[1] （P112） 在这里戈德曼为确证预设了一个条件，反映在具体的观点中就是：S的信念P在时间T是完全确证的，而不是X完全确证地相信P。这样做的好处是明显的，即强调具体的时间，可以避免对确证过严的要求。另外，这样一来，在时间T的确证就演变为类似奎因对观察语句的修正。奎因把观察句称为场合句，与戈德曼强调时间T的作用基本相同。再者，前一个论述暗示了有一个信念的存在，而后一个论述则没有这种保证和承诺，即我们可以相信某个信念，而我们本身并不具有，如我完全确证地相信某富翁拥有豪华别墅，而我并不保证具有这个别墅。但是，这样弱化确证的定义，已经失去了我们原本对确证的期望。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可靠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日益模糊难辨。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在认识论的转换命题上，戈德曼、阿斯顿、德雷斯卡等人依靠对可靠论的分析，试图对确证理论、知识论等进行开创性的探索。但是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使可靠论在知识的确证与知识论两方面都失败了，建立一种真正的可靠论成为了一种幻想，从而使转换命题过早地夭折了。自然化认识论在转化命题的改造下失败，又一次说明在认识论和心理学之间仍然存在一个坚固的壕沟，填平这道壕沟还有许多路要走。但这种理论进路的意义在于，通过现代的神经心理学、认知科学的进展，我们对人类的意识以及信念有了更深的了解。这种研究也告诉我们，由可靠的信念产生机制、过程和方法产生的信念在某些时候对于一个人知道P是不必要的。正如约翰・波洛克指出的那样：可靠性对确证不是必要条件，但是缺少可靠性确证将被击败。转换命题的失败再次说明单纯地依赖于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无法解决认识论问题的，转换命题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比替代命题温和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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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贺绍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论文摘要:本文对师范院校非环境专业开设人与自然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及考试方式的选择进行了探讨，并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初见成效。
目前我国师范类高等院校，为学生提供系统的环境教育训练还不够，尤其是高校的环境伦理教育更加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不同专业方向的未来教师，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接受一种带有系统性、综合性的环境教育培训，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在总结提高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以生态科学知识为基础，以环境教育理念和方法为主线的教学内容和模式，使学生在学习的同时感受、体验、领悟、渗透其中的环境教育思想和未来可以借鉴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同时帮助他们树立起新型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现，实现大学生环境意识由知到行的转化，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共和谐。
1 教学内容体系
按照教学计划，人与自然课程为36学时。本课程教学内容分为四章。第一章讲述生态系统的概念、组成成分、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熟悉生态系统平衡和失衡的基本特征，掌握生态平衡的定义；第二章讲述污染的概念，环境污染的主要类型以及环境污染产生的根本原因，了解水污染与废水处理的生态对策，大气污染及其防治，固体废物的处理及其资源化；第三章主要介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和作用，提高人们保护自然资源的环境意识，从而使我国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获得人类重视及完善发展；第四章通过前面知识的铺垫，使学生了解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根源就在于人们不正确的人与自然观，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处环境的现状，只有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 讲授方法
人与自然课程尝试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进行讲授，以便在较少的课时中，有效地对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进行人与自然相关内容的介绍。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对某些环境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达到提高其环境道德素质的目的。从各个特殊案例的了解分析中提炼出关于生态问题和人类行为的一般道理，使学生的眼界不至于被局限在具体的生态或环境问题中，这样既可以启发学生思维，增强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记忆，也容易与学生产生互动，使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变为积极的参与者。
例如在美国北部的五大湖区域，也发现了大量鲑鱼和鳟鱼死亡的事件，情况与鳄鱼僵尸十分类似，也是由于脑部的神经元坏死。经过反复的调查和试验，最终调查人员发现，死因是由于鳄鱼体内缺乏一种叫做“硫胺素”的物质，这种物质也叫做“维生素BI”。再次的实验结果表明，正常鳄鱼的内脏器官维生素Bl含量正常，而僵尸鳄鱼内脏器官的维生素Bl含量明显减少。调查终于有所进展。
最终，科学家得出了僵尸鳄鱼出现的原因：格里芬湖风光秀丽——人们移居到此——开垦肥沃的“腐质土农场”——大量化肥流人格里芬湖——格里芬湖水质富营养化——某种藻类大量繁殖——其他鱼类数量大量减少，除了一种叫做“窝斑”的鱼类——“窝斑(鱼祭)”体内有一种“硫胺素酯酶”，可以迅速分解生物体内的硫胺素——鳄鱼只能吃到“窝斑(鱼祭)”——鳄鱼体内缺乏硫胺素——鳄鱼大脑出现病理性损害——鳄鱼反应迟钝，僵尸化——溺水，饥饿等原因死亡。
最终结论：“窝斑(鱼祭)”是凶器，但不是凶手。真正的凶手正是我们——人类!
这样结合实际案例讲解相关概念和知识，就容易让学生理解掌握，从而使他们由被动的接受者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并且层层深入，容易与学生产生互动，启发学生思维，利于学生记忆，最终使学生深刻体会到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地球上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3 教学手段的选择
由于人与自然课程主要介绍动植物和自然知识，展现自然魅力、伟力和威力以及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探讨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有效途径，从而达到使学生关注生态环境，吸引更多的人学习自然，珍爱自然，感悟自然，享受自然。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特别需要采用一种不同于传统课堂的教学手段一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内容包容量大、效率高而且表现形式生动，许多用语言难以表达的东西用多媒体能够很容易地做到，所以多媒体教学特别适宜作为人与自然课程的教学手段。
4 教学方法以及考试方式
人与自然课程涉及内容广泛，该课程的教学目标即通过介绍动植物和自然知识以及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学生了解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从而培养学生爱护自然、尊重生命的环境保护意识，使学生懂得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人类应与环境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要更好地完成该目标，在教学方法上必须突破习惯思维、转变观念。
人与自然作为一门全校性选修课程，在教学内容上比较灵活，弹性大，我们力图改变传统考试方式，期末采用灵活多样的考查方式以尽量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方法为：70％的成绩由教师给定或学生自选相关感兴趣题目后自主查阅文献或参考书，按照科技论文的写作形式撰写小论文。通过这种方式，不但能开拓学生视野，还能提高学生查阅和整理资料的能力，同时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30％为随堂小测验，这样不仅可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还有助于学风建设。
5 教学实践效果及对今后课程建设的思考
据每学期期中检查和结课前的调查情况来看，自该课程改革以来学生满意度均在85％以上，这将激励我们进一步思考更多的办法来使这门课程适合学生的要求。
在今后教学中，我们将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5.1 编写合适的讲义。目前，人与自然课程可选择的针对性教材很少，上课内容多从众多参考书中筛选出来的，这对学生更好地掌握该课程造成一定的难度。我们目前计划着手编写相应的辅助教材，当然这项工作的完成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
5.2 教学内容上要与时俱进，多联系当前时事来进行。随着科技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人与自然课程涉及的一些教学内容及社会热点问题每年都有变化，因此该课程应根据实际情况不时进行更新，做到与时俱进。
5.3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分层教学。人与自然这门课程涉及内容广，教学内容可深可浅，而且学生基础也参差不齐，如果有必要，可据文理分科教学，教学效果可能将更好。
参考文献：
[1]陶文娣，北京市大学生环境意识调查与分析[J]
[2]朱义年，李湘萍，大学生环境意识的培养与提高[J]
[3]周邦智，师范院校非师范专业环境与健康教学内容及模式的探讨与实践[J]
论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主客二分
论文摘要:分析了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们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类是地球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道德系统的高级生物。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的主宰，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应当和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就会自毁家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 历史 时期，从对自然的恐惧、取媚、亲和，到人与自然的分化、对自然的探索和征服。当人类终于可以高昂着头颅蔑视自然的时候，也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最终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人性的发现、人类崇高地位的确立，是人类摆脱自然和社会奴役的精神力量。而当人类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坏和掠夺的时候，猛然醒悟已经走到了绝路。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势态，不得不考虑走一条可持续 发展 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就必须确立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 现代 理念。
当然，要纠正人们长期形成的错误认识，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在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念之前，有必要对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进行认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
培根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论证人的认识能力能够通过经验归纳方法把握 自然 界的 规律 ，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成为近代人类征服自然的座右铭。培根指明的方向，促进了经验自然 科学 的迅速 发展 。这种推崇自然、探索自然，又偏重于实用功利性的观点，在当时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笛卡尔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与培根相同的原理。他突出强调理性的力量和地位，认为一切在过去被确立了的“权威”与“信仰”之类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要经受理性的“普遍怀疑”的检查，只有人的“理性”是真实的，万能的。因此，笛卡尔豪迈地提出“……借助实践 哲学 ，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笛卡尔还发展了精神与物质截然两分的二元论，认定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各行其是，只受自身规律的支配。这种“笛卡尔主义”引导近代人类走向与自然分离以至对立的道路，正如阿尔 ·戈尔所说:按照笛卡尔的解说，我们与地球无关，有权将地球仅仅视为一堆无生命的资源，可以随意掠取。
康德哲学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他提出了“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人是“绝对价值”和“客观目的”等著名论点，并把这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律。康德哲学的特点不是一般地表明对人的关怀和强调，而是突出地提出了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一思想，即“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思想。黑格尔以“绝对唯心主义”的荒诞形式，把绝对理性不但视为全部自然界的主人，甚至把自然界看成是“精神”的“外化”的结果。这样，“理性”或“精神”就成了自然界的“创世主”。这实质上是把人的理性提高到了至高无上、支配一切的地位。
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加以分割地考察，把自然仅仅作为一种外在物，一种供人类加以运用和改造的对象。他们看不到人与自然的融合，不理解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传统的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相结合，使人的主体性更加膨胀，人与自然的关系终于出现了危机。正是在这种弘扬理性，倡导实验科学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下，欧洲的 工业 文明得以迅猛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控制了许多自然力，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许多成果。而“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者”这种观念也走向了极端。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挑战时，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当代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生态道德教育教导人们，不仅人对人的社会行为，而且人对环境的自然行为均要受到伦理评价；不仅要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还要恰当地对待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摆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因此生态道德教育将以一种更为宽阔的道德视野，教育和引导人们学会热爱自然、热爱生活、享用自然、享用生活。生态道德还是社会公德的重要内容，是否具有良好的生态道德意识，是现代社会衡量一个人全面素质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生态德育教育过程中它是围绕生态平衡、珍惜资源、保护环境这三个要素展开的。在生态道德教育过程中，通过生态德育理念的灌输教育，以培养学生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学会感恩和尊重自然，履行对自然的责任，节约保护自然资源，树立绿色生态理念。
生态道德教育要求培养学生的生态审美意识，唤起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丰富情感，实现对生态美的不尽追求与创造，使学生以生态审美意识引导科学技术和人类实践，创造出自然美与人造美融为一体的生态环境。
生态道德教育倡导绿色消费理念。生态道德理念教育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树立起绿色消费理念，指导学生在购买、使用商品过程中，在节约有度的前提下，追求接近自然，以获得主体消费的自然美感、健康、安全为指向的一种生态消费方式。其基本消费理念是节约、自然、健康、安全、可持续性。
生态道德教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可以是图片展示形式。这是一种直观的直接的视觉教育形式，可利用反映当前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现象的图片，把客观的事实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图片展览，以激发学生生态道德意识。
关键词：异化，美国梦的幻灭，消费主义
美国著名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的代言人”、“爵士乐时代的优秀编年史家”，《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的发表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无论在思想意义还是在艺术水平方面，《了不起的盖茨比》都堪称20年代“美国梦”破灭的一首绝唱。小说以盖茨比和美国上流社会的时髦女郎黛茜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并通过严谨的结构布局和崭新的叙述视角，将“美国梦”的幻灭这一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爵士时代”的一部巨作。而本文认为，作品最动人心弦的力量还在于，小说中揭示了三种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反映出菲兹杰拉德对现代人处于异化状态的关注。
一、异化
关于“异化(alienation)”概念的起源，各位学者的说法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其起源于基督教的《旧约》，也有认为其是源于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还有认为其源于佛教、伊斯兰教的教义等等[1]。本文探讨的异化是在近论框架下所产生的概念。法文“aliener”和“alienation”，现在通译成“异化”(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名词)，它的本意是“转让”或者“出卖”。
近代，在社会政治学意义上使用异化一词的是卢梭。，卢梭将异化概念加以普泛化，他认为，异化就是人的不自由的状态，即依附。而德文的“异化”被黑格尔运用于其哲学之中才获得了深刻的哲学意义。黑格尔是经典异化理论的真正创始人。黑格尔认为，异化指的是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分裂出他的对立面的客体，而客体后来反成为支配主体的力量[2]。
异化在人类历史上的表现就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现实与理想的二元分裂。它所反映的实质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迥然相异的诠释。卢梭以“社会契约学说”视之，叔本华以“唯意志论”视之，尼采以“超人哲学”视之，黑格尔以“自我意识论”视之。异化观独得其要，马克思是这样定义异化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 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其异化理论阐述为四个方面: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4] 在哲学视野下，这一理论亦可归化为人与自我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并逐步成为贯穿西方文学的基本主题。一些现当代严肃作家的著作中，描绘了一幅幅“社会荒原”的凄凉画面。本文正是采用马克思的异化观，对《伟大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美国梦的幻灭从三个方面，既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异化，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从人的异化到美国梦的幻灭
“美国梦”源起于殖民主义时期，其代表人物为本杰明·弗兰克林，他的一句 “自助者，天助也”概括了美国梦的本质特征。“美国梦”代表着最大化的个人自由，最先进的物质进步和最丰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机会。换句话说，人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个人成功，即获取财富。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爵士时代，经济繁荣，许多投机者一夜暴富，成了众人的榜样，因而也赋予了美国梦前所未有的吸引力。然而，这一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精神堕落和道德沦丧。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生活，享乐主义盛行，财富成为成功的唯一标志。《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向读者展示了荒凉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斥着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并最终导致了盖茨比梦想的幻灭。
人与自我的异化主要体现为：盖茨比梦想的异化。年轻时的盖茨比怀着最为传统的美国梦，以富兰克林为榜样，试图通过自身的勤勉和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他受到了大富翁丹·科迪的影响，开始不择手段的赚钱。上流社会富有而美丽的女子黛西的出现使盖茨比的美国梦有了具体的化身。为了赢回初恋情人黛西的爱，盖茨比通过非法贩卖私酒，一夜暴富，并期望通过财富使自己重拾过去的好时光，运用物质手段去实现精神梦想正标志着盖茨比美国梦的腐败。而“声音中充满着金钱”[5]的黛西，作为盖茨比美国梦的化身，同时也是上流社会虚荣、世故的代表，将车祸嫁祸于盖茨比。硕士论文，消费主义。当他揭开了“梦”的面纱后，才发现它是如此的空洞和虚幻，生命和爱情的失去标志着盖茨比美国梦的彻底破灭。
人与社会的异化体现为：盖茨比借助“炫耀性浪费”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并向上流社会渗透，但是上流社会文化决定了盖茨比最终的失败。硕士论文，消费主义。硕士论文，消费主义。《伟大的盖茨》涉及了“美国梦”主题，美国梦，简而言之就是对成功的追求。硕士论文，消费主义。成功的标志是获得财富和名声，而“到达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便可同时抓住这两者”，因此成功也往往意味着跳脱原有的阶层、跻身于上流社会。硕士论文，消费主义。盖茨比显示了他对上流社会文化的模仿和对自身修养的自卑，而以汤姆为代表的贵族们利用其在教育、教养、审美方面的优势，对欠缺文化修养的暴发户们进行排挤和打击。在当时那个充斥着物质享乐，肤浅和私欲的黑暗世界里，曾经壮志凌云追逐梦想的盖茨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
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关系，毫无道德准则可言。盖茨比以各种手段炫耀财富，因为他相信金钱可以买到爱情，买回黛西。由于她是只重金钱而本身没有实际价值的人，她是“金色的姑娘”，她不可能是幸福和爱情的化身，也不可能给盖茨比的生活带来意义和满足。他建议用金钱来酬谢尼克为他和黛西安排了约会，却对默特尔的惨死无动于衷。而他身边的人更为残酷：黛西，如此“纯洁”、“美丽”的女子，居然在肇事逃跑后毫不愧疚，无视盖茨比的命运，而去与丈夫度假；汤姆在谈笑间就借威尔逊之手除掉情敌盖茨比，毫无道德准则可言。
三、异化原因分析
通过对这些扭曲灵魂的描写，菲茨杰拉德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处于异化状态的担忧。人是不能生活在真空状态的，人必然受到社会影响。在上世纪20年代，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其基本特征是炫耀性、时尚性和挥霍性。消费主义所带来的伦理后果是人类的生存危机、社会的消费不公和人成为物的奴隶。消费主义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丧失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能力。人不仅有物质的需要，而且还有精神的需要; 人不仅应当追求物质的富足，而且应当追求精神的富有。虽然没有物质的满足，人则无以生存，但没有精神的追求，人的生存则无疑是异化的存在。
消费主义者只关注自己眼前的消费和物欲的满足，而没有对未来的长远筹划，更没有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它割断了自身同未来的肯定性关系，“只留下以关心当前的满足来掩盖的自恋人格”，而“当人们随着丧失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也丧失从前对任何传统形式的宗教性信仰时，就会陷人及时行乐的境地”。[6]一旦人们过分地沉溺于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之中，则必然是精神的贫乏和心灵的空虚。在物欲主义的洪流中，人们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对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问能力，虽然“我是谁”的呼声不绝于耳，但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孤独、冷漠和人类灵魂的失落，却无法使人找回真正的自我。对于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似乎成了人们自我价值确证的惟一形式。硕士论文，消费主义。
总结
综上所述，异化问题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痛苦经历，人的价值观、传统的道德观和信仰等缺失。盖茨比美国梦的幻灭的直接原因在于他树立了虚妄的爱情理想，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物质成功来赢得爱情和社会地位，但是在当时那个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充物欲横流的黑暗世界里，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并且产生了三种异化：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使天真浪漫的梦想家盖茨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铸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陆梅林，程代熙编选.异化问题.上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1.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8.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3.
[4]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2.
[5]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巫宁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09.
[6]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
环境艺术设计从中国园林“和谐自然”的设计思想中得到启示，在现代运用中扩展和延伸观赏者的感知能力。说到园林，中国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自然王国，虽以假山假水组合，表现出一个由花草、山水、建筑等组合而成的综合艺术品，却宛若天成，富有诗情画意。中国园林强调和谐，以“和谐自然”的设计风格和“人天同源”的哲学态度为造园主旨，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和谐园林艺术设计策略
（一）善用自然美
一是利用自然本质之美；二是利用自然山水之美。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联系着的，是一切美的来源。山水、植物、是构成自然风景的基本要素，山水有清晖，清晖能娱情。以自然界的高山流水、郁木繁华加上有意识的改造、调整、开垦、修理，从而再现一个融于自然，高于自然的完美结合。自然之美的运用，不仅发掘了资源，也使设计者运用科技手段去概括和突出自然景观，更能赋予和谐自然的情趣，使人们更好地亲近自然、享受自然。
（二）巧用空间之美
园林环境空间又概括为序列空间、层次空间、边界空间、内外空间，各个空间之间巧妙地联系，使人们在无法察觉的状态下被引导，从而完成空间的转换，获得完美的空间体验和心理体验。园林空间之美，使人深陷其中，能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意识，使观众在轻松、顺畅的方式下享受景观中的乐趣，还能增强人在环境中的安全感和舒适感，体现出更富有活力的景观空间。
（三）善造界面之美
界面在表现形式上善于隐藏，注重含蓄美，界面是界定空间的要素。景观中界面的竖向设计与整体的规划设计、空间布局密不可分。顶界面相对开放，底界面的形式关乎园林空间的美感。竖界面提高空间的艺术质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量，使园林设计更融入自然美、艺术美、生活美之中。相对于顶界面的开放和地界面的单一，侧界面更诠释着无限的变化和多样的表达。
二、现代艺术园林的和谐分析
（一）从人文角度分析
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蕴含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将人、自然、建筑看为一个统一整体，这种观念对园林景观艺术设计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实际意义。使园林艺术设计和设计师们不断从生活中获取灵感、从社会中获取素材，使我们的园林景观更有艺术欣赏价值，更贴近于日常生活，充实着设计中的人文内涵。在设计中应注意人文景观的有效借鉴，接受历史的熏陶，从中捕捉传统的精髓，将其运用到新的设计理念中来。
（二）从生态角度分析
景观是人类世界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的反映，而生态价值观则反映了人类的新梦想、新追求。改善周围环境成为园林景观建设的先决条件，大气、风沙、噪音等都成为园林景观的杀手。利用园林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注意落叶树木的种植，水池、湖塘耐湿乔木的配置，根据不同的周边环境，选择适宜的水生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减少噪音、大气污染、水土流失的现象。着眼于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遵循生态学原理，合理布局，使绿地不仅绕在城市周边，且把绿地引入城市之中，从各个方面划入理想的生态园林中。
（三）从景观角度分析
文化是引领景观的第一要素，园林景观设计的素材依据源于地域、历史、民族及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积累与沉淀。景观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将建筑、城市、人的一切活动和生命所在的地球和谐相处。园林景观是以植物为主体，结合建筑、水体、地形等要素营造出空气清新安祥舒适的生活环境，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让人们更加亲近自然，爱护环境。
三、现代小区和谐园林设计方案
（一）以人为本的向导
随着世界人口增多，资源匮乏、污染严重、环境恶化现象的出现，生活在现代中的人们身心俱疲。人们更渴望自然，想要亲近自然。所以现代小区的建设应最大限度地考虑居民对环境的要求。
（二）考虑绿地与建筑物的规划
在城市小区景观设计中，我们应把绿地作为考虑的因素。绿地能以自己净化的方式改善污染的环境，使久居城市的人们能闻到草木的芬芳，新鲜的空气。一座好的建筑应该去改善、丰富、美化周围的环境，加强建筑与景观的协调。让忙碌中的人们可以随时放松心情，感受大自然的乐趣。设计时科学布局，合理规划，使居住区的园林景观更具人性化、观赏性。
（三）考虑小区的地势地形
充分考虑地势地形的情况，因地制宜地对小区做出合理规划，尽量做到不浪费一分土地，不破坏原有绿化。顺应原有的地势地貌降低维护成本，更显真切自然。实地栽种时，还可选用一些观赏价值高，实用性强的树种。设计时，充分了解各种植物的特性后，再合理的选择搭配，注意植物的花期、色彩，各种搭配间要有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层次，增加可观赏性。
（四）景观要贴近文化生活
根据小区的背景和文化氛围，改造出多种功能区。各个特色地区应真正融入生活，完美展现出不同区域的特色。如：文化区的娴静优雅、儿童区的活泼热闹、老年区的大气稳健。自然优美的景观文化，能让人们更加满足于幸福的生活。
四、结语
总之，完美的园林艺术设计需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以表现大自然天然的山水为主旨，在保护原有景观的基础上，不断地研究设计使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发展。保护原有景观不仅保护了它本身的美感，也减少了园林景观养护的成本。追求生态、文化、景观、经济等多种价值、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达最佳状态的设计还需要不断地发展进步，这需要人们不断的学习努力，才可推陈出新，使人与自然和谐、友好相处，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深厚的感情。
【参考文献】
[1]冯永巍.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的成本控制与可持续发展[J]，浙江农业科学，2012（01）
[论文摘要]刘海洋硫酸泼熊、张亮剪刀刺猫等虐待动物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陷，致使一些高学历的人才出现性格上的残缺，因此，应改革现有的高等教育模式，加强大学生的动物福利观念教育，从而树立起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科学理念。
一、问题的提出
清华的刘海洋硫酸泼熊的记忆还没有褪去，复旦的张亮就给我们上演了剪刀刺猫眼的动物惨剧，清华、复旦，这样刺眼的字眼，也许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眼球，但这不是关键，因为任何一个做出这样惨绝人寰的暴行的人，都不能让我们容忍，只是发生在这些高材生身上，更让我们震惊罢了，张亮——这位外表斯文的研究生在解释其行为时说：“你知道我没有任何发泄的渠道，把小猫拿过来（养），一方面是因为小猫的可爱，我可以摸它……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我愤恨的话，小猫也可以提供一个给我这样发泄的渠道……”如果说刘海洋是消极漠视动物痛苦，这位复旦学生则是积极地从动物那里获得反常的快乐，其残忍和反常程度更加严重。在他看来，那些娇弱惹怜的猫咪不是有情感的生灵，而是他可以任意的对象。扫视施暴者的动机和心态，我们禁不住心寒！凡此种种，应该引起中国整个教育界对人才标准的反思。
中国高校已经流行一种病。在只注重应试教育的中国，出现什么样的变态学生都不足为怪，小学他要拼命考个好初中，中学他们要争取考名牌，大学了还要四级过级率和找工作，研究生了他要争取出国……中国的学生从小走过来肩上的担子不轻。学校只看重应试教育不注重心理教育是制度的必然需求。素质教育喊了多少年？我看只是口号而已。记得马加爵案发发生的时候，高校曾经欣起一种开办心理辅导班、开展心理教育的，可是，随着马加爵事件的远去，这个很快恢飞湮灭。这次张亮虐猫事件，又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个大学（高校）教育病得不轻了，如何治疗如何根除？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事情。
二、目前高校教育的的缺失
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曾说过：“教育的目的是应当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而20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医生史怀泽在他的著名论著《敬畏生命》一书里曾写道，“人越是敬畏自然的生命，也就越敬畏精神生命”。他还说：“人连对动物、植物的生命都要敬畏，难道能不敬畏人的生命吗？”这些话也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从小就不懂得敬畏动物生命的人，他长大后也就不会敬畏人的生命。科学家从科学的角度也对此进行了证实：那些小时候虐待动物的孩子，长大后身上都有暴力倾向。正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身边一些动辄轻生的少男少女们了，那是他们从小就没有受到过“珍爱生命”的教育，这也包括前面提到的复旦大学那位三年级研究生。
早在2002年的刘海洋伤熊事件中，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分析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有四方面的欠缺：即心理教育欠缺；环境教育欠缺；人文精神教育欠缺；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欠缺。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应该引起人们重视的就是人文精神的教育，所谓人文教育就是教大学生怎样做人，怎样实现人与自然、人和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
三、高校应加强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
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拥有一个能与人类长期和谐共处的自然环境。这就要求人类把握自然环境的变化规律和演化趋势，从长远的、整体的、系统的高度处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调整并控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扰动，使自然环境的演化有利于恢复、维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马克思曾指出：“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这精辟地揭示了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坚持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失去对为满足自身消费需求而进行不适度摄取自然的行为控制，就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整体破坏，最终使人类失去生存环境。人类关心自然，实质上就是关心自己；人类如何对待周围的自然，实质上是人类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人类的部分与整体、片面与全面、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关系的问题。与此同时，人对自然的一切行为和活动不仅应该遵循客观自然规律，而且还应该遵循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和演变的客观规律。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基本观点：一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二是极端的自然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前者虽然重视、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赞美、突出人的智慧、力量、作用和地位，但是该观点极端地认为人在万物之上，是自然的中心、主宰者、统治者，人对自然有绝对的自由支配权利，一切应从人的利益出发，甚至从某阶级、阶层和国家的利益出发来对待自然。其实质是人类利用中心论，无视自然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坚持的就是这种观点。后者虽然重视、强调人与动物的共性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赞美、突出大自然，但是该观点极端地否定人的中心地位、轻视人的利益和创造力，认为一切应该顺应自然，自然与人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喻为“宇宙之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刀耕火种方案所坚持的就是这种观点。
当代大学生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论。人类要热爱、尊重、保护、合理利用自然，通过道德、法律和社会制度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和自然、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人化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等相和谐。我们坚持发展，但决不是把自己与自然重新、甚至更深刻地区别和分裂开来，也不是并列起来的兄弟关系，而是更深切地认识和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
具体到动物身上，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待动物态度如何，在某种程度上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我国现行中学生物课本写道：“取一只活青蛙，剖开它的体腔，看看它的内部构造……”在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每个同学都在实验课上，拿着刀子把一只只青蛙或小兔子活生生地开胸剖肚，看它们五脏的位置，看它们神经的跳动、血怎样流动、肌肉怎样颤抖等等。有专家建议修改甚至取消这种让学生学习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怎样痛楚万状地死在自己手里的课程。这不是说不能用动物进行必要的实验，而是反对现实中大量重复的和不必要的动物实验。某些残酷的动物实验对培养美好心灵并无益处。
大学生要理智地认识和理解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动物应该是和睦共处的好邻居，而不是弱肉强食的天敌。假如真有那么一天，地球上只剩下人类这个“光杆司令”，人类自身的末日恐怕也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