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6 21: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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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影具有文学价值许多电影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电影在体现文学价值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首先，电影的制作来源于文学的文本，电影不过是文学的一种载体。英美文学的文学色彩非常凸显，而电影的制作离不开文学文本，并且将文学文本用图像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许多人都希望电影可以体现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不是纯商业的电影制造，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去展现文学魅力的电影是人们特别期待的。其次，电影是对文学文本的另一种阐述。电影作为教学过程中应用的材料，教师可以与文本进行对比的讲解，积极引导学生对电影和文本间差异的思考，可以促进学生对文学更深入的理解。电影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学生通过电影材料，不仅可以更深入的研究文学，而且可以对英美文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二）电影可以辅助文学教学电影是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通过播放电影，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文学的学习有更加深刻的印象。首先，师生之间的互动通过电影更易实现，学生看电影更加直观，能够促使学生的思考和理解，与教师或者其他学生进行沟通时更有想法。其次，学生通过观看电影，会对文本产生好奇心，善于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寻找与电影的不同之处，这就在无形之中增强了学生对原著的理解程度。在高校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的为学生播放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的手段。许多学生十分迷恋电影，播放电影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进入课堂状态，而学生对电影中的精彩片段不断回味，会试图从文本中寻找文学的魅力，这也就促进了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
（三）文本和图像结合是时代的要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生的思维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我国高校的传统教学方式必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教学方法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我国，有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等对电影引入课堂的教学方式达成了共识，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文本与图像的互动，从而更加适应教学方式的改革。
二、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一）选择材料的原则选择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态度开放。选择的电影素材只要是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文学文本的理解，就可以作为教学时选择的材料。目前来说，电影对原著进行的改编的方式有三种，即忠于原著的翻译式改编、细节性放大但与原著基本框架一致的改编、对原著大胆创新的自由式改编。这三种改编的方式中，最为肯定的是第一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两者也是有可取之处的，通过给学生播放后两种方式的电影，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从多种角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二是选材精炼。一部电影的播放时间较长，而高校学生的课时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将一整部电影全部播放完毕，所以教师在选材时，要使选择的材料与授课的内容高度相关，从而使教学效果发挥更加理想。倘若电影选材不当，可能对学生产生误导，因此需要教师在选材过程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准确的把握选材原则。
（二）播放材料的原则播放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收放合理；二是观评并举。首先，教师应该明确播放电影的目的。播放电影是为了使学生对文学加深理解，使学生轻松的学习英美文学，而不是给学生施加压力，增添负担。这就需要教师谨慎考虑电影播放，科学合理的使用电影素材，从而使电影引入课堂是一种放松的娱乐形式。其次，适时插入对电影内容的评论，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探讨，形成批判思维。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上，教师利用电影播放手段时，需要对电影适时的停止、回放，并且按照教学计划对学生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既有利于学生的边看边思考，又不会使学生只是单纯的观看电影忽略了文学文本的学习。
三、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一）将学生课堂权力归还给学生将电影引入课堂，可以有效的使学生在课堂上发挥主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二是学生自主选择相关电影素材。首先，教师授课之前，学生对文学文本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而通过教师课堂播放的电影，学生可以有效的将阅读文本和观看节目相结合，从而学生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对于影像中与文本有出入的地方，学生会深入思考，提出问题，十分有利于师生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其次，教师可以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寻找与文学文本相关的影视资料，在课堂上互相展示成果，有效形成主体的对比，利于师生对影视资料与文学文本间不同之处的研究。
（二）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这种方法适合辅助对名人名家的教学活动中，因其作品较多，被翻拍成影视也较多，所以调动全班同学一起参与互动是十分有效的方法。首先，如果课堂学习的主人公背景较为复杂，作品较多，教师则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所以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给各个小组布置任务，从而在课堂上起到汇总的效果。通过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的方法，可以使小组同学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更有效的对文学文本进行学习。
（三）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看法英美文学中，有许多名著的理解与学习难度很大，学生理解文学文本时会遇到许多困难，从而会使学生产生一定的畏惧和不满情绪，所以教师应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并在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予赞同。在学习英美文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电影，这些电影通过现代意义的翻拍，能够增强学生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学生观看文学电影过程中，必定会对电影的某个情节产生共鸣，从而有自己的看法，教师应在学生理解未偏差的基础上对学生理解给予肯定，并且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加强理解。
（四）兼顾文本与图像的结合在我国高校的英美文学授课过程中，兼顾文学的内视性与图像的外在性相结合，从而促进教学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英美文学的创作背景和时代与我国高校学生的生活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偏差，所以学生往往不能更好的理解英美文学的内涵，而电影形式与我国高校学生的距离较近，通过电影的播放，可有效的帮助学生增强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对文本和电影进行对比，有利于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四、结论
论文关键词：英文电影 高职教育 英语教学 文化意识
21世纪是充满机遇又富有挑战的世纪，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英语作为对外交往的必备工具，其地位日益凸显。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写照，文化的差异会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互相理解带来困难，甚至导致交际失败。鉴于此，英语教学除了讲授英语基础知识和训练学生的英语基本技能之外，还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1高职英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英语教学作为高职教育学科中的必修课，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为目标，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使学生真正能够将英语作为交际工具，为未来职业奠定良好的基础。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不仅包括语言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一一听、说、读、写、译方面的能力，还包括实际涉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的实际技能是未来社会就业者的必备能力。然而，要有效地进行国际合作与商务交流，实现跨文化交际，仅靠语言是不够的，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人们对异域文化背景的理解程度，也就是说文化方面的因素至关重要。鉴于此，高职英语教学改革应该从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的角度着手，深入探索提高学生语言文化素质，加强学生对英语语言文化内涵的理解能力的有效途径。
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语言扎根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之中，反映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道德观念。只有基本了解西方社会家庭、教育、科技、法律等当代生活及历史渊源的各个方面，才能从根本上掌握英语语言的实质。
2英文电影的文化价值
电影包罗万象，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军事等各个领域，体现了很多文化现象。电影源于生活，再现生活，它提供了英语民族如何进行交际的真实情景。如影片《阿甘正传))(ForrestGump)里，Jenny初次见到丹上尉时主动和他轻轻拥抱，并贴一下脸。亲吻和拥抱是西方的常见礼。但在中国，初次见面的人是不会有此举动的。通过影片学生可以体验并了解到中西礼仪的差异，在以后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就不会惊讶于异域朋友表现出来的友好行为。
电影语言内容丰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每部影片都有其独特性和哲理性，电影语言艺术主要靠造型语言来完成形象塑造，每个角色的语言也有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语言以及各自的性格特征。中外在风俗、习惯、人情、环境、传统、民族性格等方面存在着客观差异，这种差异也相应地在语言上体现出来。电影，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则是体现其文化价值的手段之一。例如《罗马假日》中的诸多影片情节反映了西方女士优先的文化习俗。这一习俗至今在西方和国际交际场合仍然是广泛遵循的原则。但在中国，就没有女士优先这一习俗，交际场合通常遵循两条原则：第一，需要照顾者优先，即老弱病残孕幼优先；第二，受尊敬者优先，如上级、长辈、贵宾、英雄模范等优先。
英文电影是了解西方国家文化的重要媒介，不同的电影的背景包含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的语言思维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内容。例如：影片《教父》，学生看到的并不是美国社会生活中漂浮于表面的璀璨夺目的现象，而是隐匿于深层的阴森恐怖的本质，这部影片挖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
3英文电影在高职英语教学文化意识培养中的优势作用
英文电影反映了英语寓言国家的社会状况、生活情景、文化教育，提供了地理历史、城市风光、乡村地貌、民族习惯、民俗风情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知识，有利于学生拓宽知识面，弥补课堂教学难以展示的文化知识。单纯的文化背景知识讲授令学生感觉枯燥乏味，影视作品声形并茂、逼真地再现了语言交际的场景，英文电影能够营造生动有趣的动态效果，极大地刺激学生视、听等感官机能，让他们拥有鲜活的体验，恰到好处地弥补了背景知识教学中学生吸收难地问题。因此英文电影必将成为英语教学中涉及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优秀教学材料，它是语言学习和提高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
英文电影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了解英语文化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传统的英语文化课堂上，课堂气氛沉闷，教学的公式化和重复性使学生缺乏兴趣和学习动力，挫伤了学生了解英语语言文化的热情和积极性。英文电影以其直观的表现手法，丰富的内容和艺术感染力，声音和图像结合，语言和情景结合，刺激学生的感观，使他们在学习英语语言文化的过程中能够产生愉快的学习体验，释放了心理压力，使学习异域文化不再是望而生畏、死气沉沉的学问，而是妙趣横生、鲜活灵动的实践，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英文电影有助于英美文学课的学习。英美文学课中有很多课文都是从一些名著中节选的。尽管有的课文附有作品简介、作者介绍等，但要让学生较为全面地掌握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人物的性格特征还比较困难，因为节选只是原著中被割裂的片断，如果在阅读原著节选的基础上再欣赏由原著改编的影视片，那么，收效就更为显著了。因为影视片不仅能全面介绍文学作品，重现原著的风格，还为文学作品提供了直观的艺术形象，使课文变得更具体、更实际、而且更生动。让学生在饶有情趣的状态下不断加深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和理解，更有利于增加语言学习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些世界名著片主题突出、语言规范、内容健康。艺术水平高，有丰富的表现力和较强的感染力。如《雾都孤儿》，影片中的奥利弗最贴近于小说中的原型，影片画面如同古香古色的英国油画，而演员们的对白中明显带有l9世纪的英国口音，服装和道具都堪称颇具匠心，尽管原著中的一些人物和情节未能悉数展现，但影片未尝不可称为狄更斯小说的再创作，一部所谓“升级”后的《雾都孤儿》，一次对原作的成功呈现和领悟。
4英语教学中运用英文电影的步骤和建议
4．1英文电影选材
电影类型多种多样，选材的适当与否直接决定学习效果的好坏。所以选材是教师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一般遵循以下三个原则：(1)影片主题具有时代感、思想内容健康向上，有利于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扩大知识面；(2)根据高职学生现阶段的语言水平选择难易程度适当的影片。如果学生在初级水平，可以选取题材轻松，内容简单，画面对语言的说明作用强的影片，如：Ⅸ音乐之声)(Sound ofMusic)、《狮子王))(LionKing)、《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Beast)等，如果学生是中级水平，可以选取具有一定文学性的经典影片，如：《乱世佳人))(Gonewith thewind)、Ⅸ傲慢与偏见)(PrideandPrejudices)等。(3)依据教学目的，如果想简单地了解英美国家人士的日常生活，可以选取轻松快乐的生活片，如果想进一步掌握法律、商务谈判等学术性较强的知识，可以选取较多讲述这方面内容的影片。
4．2准备参考资料
在组织学生观看影片前，教师应充分搜集材料，精心准备教案，材料包括：英文影评、学术研讨等文字材料，还包括电影任务的照片、电影海报等图片材料，甚至还包括与电影有关的相关产品。这样有助于学生在快乐轻松的氛围里理解影片内容，在愉悦的状态下学习英语语言国家的文化。
4．3组织好课堂活动，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
看英文电影只是一种了解英语文化的辅助方法，学生不能只顾看电影，教师要引导学生，精心组织课堂活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进行有针对性的课堂讲解，与学生共同探讨片中台词、精彩对白，引导学生表达出对片中人物、内容、情节、寓意的感受；(2)开展小组活动，根据影片中反映的文化现象让学生自由选择影片角色，重新设计台词，改编剧情，排练短剧；(3)就影片中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问题进行专题探讨，可以采取陈述，辩论，演讲等多种形式。
4．4开展课外活动
高职英语课时有限，仅靠课堂教学不能满足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的需要，充分利用英文电影资源，要课堂内外结合，引导学生掌握看英文电影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课外更多地主动地去接触英文原声电影。
(一)文学是电影创作的源泉
在文学与电影的表现形式上，叙事性的语言描绘方式能够很好地提升电影的空间画面感，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影题材选择了改编小说形式的重要原因，这种画面上的空间立体感让电影的可看性更加强烈了。电影的叙事性主要强调的是通过声音、语言、画面、音符等元素组合可看性非常强，无论是在感官上还是在视觉上都是一种唯美的享受，并且叙事性的电影情节可以让电影更具有具体性和确定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学为电影的制作实际上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而电影的拍摄实际上是对文学作品的详细解说以及再次加工升华。影视叙事的方式运用丰富唯美的画面以及蒙太奇的剪辑方式，完美地将声音和画面结张合在一起，而小说叙事更强调的是将文字作为惟一衔接故事情节的表现方式。
在众多著名的电影作品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都被成功地演绎到了大屏幕上面了，也就是说导演们都选择了将文字的语言用电影的表现方式转化为我们浅而易懂的声音语言。王朔的小说就经常被演绎成为经典的电影，并且拥有很强的代表性，比如在小说《橡皮人》开头就曾经描绘了这样一个画面，在封闭的空间画面之下，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巨型的落地玻璃窗，在窗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沉浸在阳光下安静的南方小城市，在不远处依稀可以看见一座座矗立的高楼大厦，著名的贸易中心在其中就显得格外耀眼，在其周围矗立着白色的大酒店、写字楼以及影院，然后就是绿意盎然的绿化带，人们安静和谐地在公园内游玩，犹如镜子一般清澈透明的湖泊上面偶尔荡起波光粼粼，不少游人在湖边停留下自己的脚步，欣赏着这一片美丽的风景，与之相对应的是公路上面不断奔驰的各式各样的小汽车，穿梭在每一个大街小巷，一切都显得如此祥和而富有生气，在王朔的作品当中用了许多优美的文字给我们描绘的是一种令人心驰神往又安静祥和的都市生活，没有硝烟，没有压力，人们尽情地享受着生活和阳光的洗礼，在小说当中我们随处可以看见这样的描写，但是通过电影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种语言描写用影像的形式代替，生动的形象让情节更加丝丝入扣，拍摄出来的现场感能够给人很逼真的感觉，仿佛身临其境。
除此之外，著名的女作家池莉的作品也经常被搬到大银幕上。她的作品主要强调的是对人性的思考，作者擅长将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通过叙事性的表现形式描绘出来，让生活中繁琐枯燥的细节变得生动有趣，引发读者的思考。
比如在作品《来来往往》当中，有一幕是男主人公康伟业和女主人公林珠在分手前一起共进晚餐的画面，作者详细地描述了当晚女主人公林珠身上穿的那一套黑色的礼服，在视觉上给读者带来了很强的冲击感。具体是这样描写的:当天晚上林珠身着一身黑色束腰的礼服，在指甲上面涂抹了浓烈炙热的朱红色的指甲油，那红色仿佛她心上由于痛而流淌的鲜血，红得那么浓烈那么难过，凄凉的颜色在白皙的手指上面显得格外耀眼，格外让人心痛，飘忽在林珠这一身黑色的礼服上面。这样的描写形象生动地在人们的脑海当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另外一个方面作者在作品当中反复通过对主人公装扮的描写，运用色彩的对比来给整个剧情带来了许多暗示，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因此在进行这部作品的拍摄的过程当中，可以形成很好的画面效果，通过实体的表现形式让观众能够更好地感受到作品的真谛所在。
通过对王朔、池莉的小说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实际的电影拍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巧妙地将小说中对于人物或者景象的细致描写描绘得淋漓尽致，在改编的影视作品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还原与小说本身的再现，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的刻画的同时还能够起到很好的具体描绘的作用，这也是电影升华文学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在进行电影改编拍摄的过程当中，造型师和服装师们都能够很好地运用自己的专业水平来演绎故事情节当中演员的着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加真实详细并且直观地体现作者的用意，仅仅从这个角度上看，叙事性语言的空间画面感实际上是推动电影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文学能够为电影创作带来深刻的定位在当代的作家当中，王朔的作品经常被演绎到电影银幕上。为什么他的作品如此深受导演们的欢迎呢，究其原因在于透过王朔的小说作品，能够十分真实客观详细地描绘和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背景的风貌，详细地描述了特定历史时期北京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精神风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很神秘、很亲切的归属感，尤其是小说当中大量地引用了许多诙谐幽默的语言，让整个故事情节显得更加生动有趣和富有灵性。在王朔的小说当中通常都是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情节组合而成为寓意深刻并且富有很强的可读性的画面，这样的表现形式吸引了许多导演的眼球，他们力图透过电影的方式能够真实地还原当时所处年代的社会风貌，这也是为什么著名的导演冯小刚钟情于将王朔的作品搬到银幕上的重要原因。因此这种类型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往往能够成功地吸引大量观众的目光，并形成一定的社会效应。
二、文学作品在电影制作上的表现形式
实际上影视和文学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的艺术，无论在表现形态还是在艺术特征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并且能够很好地按照各自不同的表演方式和描绘形式各自经营着自己的艺术发展道路。电影艺术表现形式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创作的源泉来自于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和升华，并且大多数都是在原作权威的地位基础之上的，因此在创作的初期拥有大量的观众群体。然而正由于凭借着原作显著的地位和良好的口碑，因此很多电影作品将那些著名的文学作品一改再改，比如说法国文豪雨果的著作《悲惨世界》就被世界各国的导演改编了不下二十次。著名的作家王安忆曾经说过，文学对于电影的发展实际上具有双重性，它可以让电影能够拥有很好的素材，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文学作品很多时候都被电影本身所束缚了。在某些时候它给我们的观众呈现出的是一种比较浅薄的感受，越来越多的名著被翻拍成了电影，因而很多时候造成了许多青少年对于名著的印象被电影所取代了，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平庸化、大众化的直观印象。
20世纪末以来，随着电影文化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和丰富，人们也越来越注重文学与电影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性，希望透过电影能够更好感受到文学作品的魅力，换句话说，文学作品可以成为电影制作的源泉所在，形象生动的视听效果给观众带来的不仅仅只是视觉上的盛宴，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对原著、对文学作品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如何能够更好地利用好文学对于中国电影发展的影响，笔者认为我们一方面要追求创新，另一个方面还应该要忠于原著，做到最真实地还原，比如说电影《骆驼祥子》的编导并没有经过反复的推敲和对原著当中的主人公投入十足的揣摩，在此基础上融入了自己对祥子不够客观的理解，将原著当中堕落的形象进行了改变，破坏了整部作品的内在逻辑关系，让影片的内涵价值大大缩减。#p#分页标题#e#
三、电影发展的探索道路
长期以来，电影在立足于文学作品原创的同时，也不断地在追求电影道路的发展创新，试图通过特有的方式来实现电影在个性化领域的延伸。比如说电影《集结号》《功夫》《黑客帝国》等影片在立足于原著十分震撼的故事情节的基础之上，通过强而有效的声音和画面效果，给观众带来的是一场场如痴如醉的视觉盛宴，这也是这些作品取得高票房十分重要的原因。近年来电影制作的新趋势在于通过大场面大制作的形式，力求让观众在影院当中体现一场又一场震撼感十足的视觉盛宴。电影可以通过现代化的技术特技使文学作品当中的场景得到再现，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影与文学之间存在了一定程度的疏离关系，然而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作品都能够实现弧线的延伸和扩展。影视最重要的特点在于通过画面和震撼的音响效果让观众的感官得到一次深刻的洗礼，因此在电影制作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要立足于原著，但是也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做一些适当的夸张，从而让画面更具有美感，文学不能够直接将作者要表达的景观直观地展现出来，但是却能够实现无微不至的思想传递，这也是影视作品不能实现的功能目标。
文学作品运用文字组合成了许多暗喻的色彩，让情感在字里行间流露得淋漓尽致，究竟如何在电影当中巧妙地融入文学的情怀，而不是仅仅依靠语言和场景是电影发展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深思的问题。著名的小说家莫言曾经说过，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实际上是两个相互共同但是又是风格独立的个体，因为每个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当中可以不时地融入自己的想象，甚至还可以创造出许多不一样的阅读感受，然而文学作品一旦被改编成为电影作品，那么无论是小说主人公的长相还是性格都已经被限制了，观众没有足够的想象空间。本文结合笔者多年实践工作经验以及对电影发展的揣摩，认为我们在进行电影制作的过程当中应该要很好地利用好人物的心理活动描摹，而并不仅仅认为通过演员的语言就能够很好地传达文学作品的内涵与精神价值，同时也需要演员们深刻地去揣摩原著，在举手投足以及延伸流露或者是肢体的表达上弥补电影叙事的缺陷。
作为一种常识，我们知道这样一种事实与电影的特殊性有关；电影不像文学，特别是先锋文学那样是“个人化写作”，它有着“系统工程”、“大众媒体”或“资本游戏”的属性，在当代中国，即便是地下电影或者独立电影也无法真正做到“作者电影”。所以，就算是先锋电影人们与先锋作家们同时，甚至比后者更早更敏感地觉察到艺术观念、美学风格转变，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筹备以及对拍片契机的等待，“滞后”也似乎不可避免。而且，电影作为视觉艺术的直观性，也造成了这样的尴尬：那些在文学中显得和主流体制并不十分冲突因而不是很“先锋”的故事或观念，一旦表现在电影中，就显得十分尖锐，这从客观上更加加剧了电影的某种“滞后性”，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尤凤伟的小说《鬼子来了》、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在文学范畴内可以公开发表甚至获主流的奖，但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李杨的电影《盲井》却不可能公映的原因吧。
然而，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滞后性又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状况，而更是一种美学的状况。在笔者看来，从中国当代先锋电影与其文化语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围绕着“滞后的先锋性”以及为了抵消这种滞后性而采取的先锋策略这一对矛盾，或许能给我们讨论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思路。
一、先锋电影命名与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
“先锋”这个概念，90年代以来在关于当代电影的讨论中倍受冷落，人们似乎更愿意从电影的外部即电影生产流程中去分辨“体制内”与“体制外”、“地上”与“地下”，而把“先锋”只当作是一种主体姿态加以质疑；毕竟电影人的主体姿态和电影文本的美学形态不是一回事，人们见到太多的打着先锋旗号的“伪先锋”，进而对这个概念的有效性失去了信心。笔者以为，实际上我们依然需要找到一种表述手段，从电影本身即电影的美学形态出发，区分那些有着本质差异的电影文本。问题不在“先锋”这个概念本身，而在于我们首先要在某种相对具有确定性的评价体系中，界定这个概念，并由此找到某种方法论，使之对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现实具有有效性。在美学思潮中，对于“先锋”这个概念，一直就存在着多种表述。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先锋”这个概念以及其所指涉的具体内容，都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差异；缺乏公认的前提，容易引起歧义和混乱，这也是“先锋”不再时髦的原因之一。
我们首先做一个简单的清理。
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先锋”一词用于艺术领域是在19世纪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的法国。“Avant-garde法文，军事用语，适于19世纪的先进的和实验的艺术运动。通常与现代主义有关系，‘先锋’（Avant-garde）这个词意味着艺术形式的变革，同样，这个词也意味着艺术家们为把自己和他们的作品从已经建立起来的艺术陈旧过时的桎梏陈规和艺术品位中解放出来所做的努力。先锋在被认识和接受为正统合法的艺术表达之前，常有一个长时间的忍受和力争得到社会承认其存在价值的奋斗和挣扎的过程。”①从西方的文学艺术的历史来看，无论是19世纪下半叶的象征主义诗歌、印象派绘画、现代主义的文化潮流，还是20世纪30年代以降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等现代派思潮还是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都先后被称作先锋派。这么多形式不同、内容上也有差异的艺术作品都可以纳入“先锋”这个概念之中，可见“先锋”首先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不是对某一种叫“先锋”的传统的简单表述，而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文化精神：它在自身的延续过程中不断地吸取新的因素，在阶段式的积累之后又不断地以一种范式代替另一种范式；它不是一个自我相关的概念，而是在与“非先锋”或者说主流和体制的对照之中确立其内涵和外延的。
当然，“先锋”这个概念具有开放性和“非自我相关性”，并不代表我们没法从正面来表述它。对于先锋的纷繁复杂的定义，在一些层面上还是存在着普遍的共识的。先锋首先是时间性的概念，意味着超前、前卫，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模式，而是一种在历史的相对稳定状态中变异和前趋的动态过程；同时它又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具有先锋性的作品意味着在社会意义上也是超前的、先进的。这种社会意义上的超前包括两个层面：一，表现为思想上的异质性，对既成的权力话语有某种叛逆性。二，表现为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对已有的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具有破坏性和变异性。尤奈斯库说“所谓先锋，就是自由”，这既是思想上的自由，也是艺术上的自由。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不妨先总结出先锋性的几个普遍的特点：1.明显的实验色彩。2.在力求创新的推动下，通常具有不符合当时审美取向的艺术形式，形式上的不好懂是其最明显、最直观的标记。3.与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体制化的，被大众接受的艺术程式针锋相对，具有强烈的反叛性。4.有能力为艺术发展开辟新的可能性，这一点会使得先锋艺术区别于哗众取宠的“伪先锋”。5.自我颠覆性，先锋艺术会不断地自己的艺术形式和文本模式，从某种形态或者说艺术范式越向另外一种。
以上的概念清理对讨论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来说，不过是一个前提，它还是抽象的、静态的，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具体的、动态的方法去界定“先锋电影”。先锋的时间性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不能孤立地就某个导演、某个影片或者某种潮流本身的情况判断其是否属于“先锋电影”，而是要在时间脉络中把握电影与其外部的社会、文化、美学环境之间的相对位置，从这种具体的相对位置中判断其是否具有先锋性。
广义上说，中国当代电影的外部环境至少包括三个层面：其一，一般性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其二，由官方权力和意识形态以及商业权力构成的对电影有强制渗透力的“权力场”；其三，由文化、文学、艺术思潮等因素构成的对电影有非强制渗透力的狭义的“文化语境”。当代中国的语境的复杂和特殊之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代中国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社会转型，特别是90年代以来。虽然社会转型还没有结束，但它所表现出来的趋势仍然可以让我们寻到一种相对明显的内在线索：技术变革和对利润的赞同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和国家总体上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以及政策上对技术精英和资本的重视是一致的。90年代的电影创作除了如同80年代所表现出来的状况——受到官方的文化政策体制（其直接表现为电影审查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之外，也日趋受到文化工业体制（其直接表现为电影投资机制和利润模式）的影响；两种体制结合在一起重新划分了外部环境对电影渗透的力度和范围。电影和社会生活之间原本应该存在的一种主动联系有被一种被动的联系所取代的趋势，电影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渐渐地退居到一个相对狭小和边缘的空间中，因为这样，它和社会生活空间之间的边界也比以前更加确定：电影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对广义的语境的渗透力变小了，而电影的自我意识以及广义的语境对电影的渗透力却变大了。
可以这么说，不论是中国当代电影中的主流部分还是非主流的部分，其都处在一种多层次动态的“场结构”中。所谓“场”，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格式塔”学派曾在知觉领域内（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将能在种种原始的知觉里面立即看到一个整体性的情况比作“场效应”。他们认为：整体并不是各种先决成分的简单总和，而且整体应该是先于成分的，或曰是在这些成分发生接触的同时所得到的产物。“场”又是一种结构：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中则致力于将这种整体性推广到与主体的意识的主动性关系更为密切的智力领域和行动领域中去，他将整体性作为“造结构”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整体（结构）——转换——自我调节——新整体（结构）看作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历史过程。空间上的相互联系性与时间上的不断发展性结合为一体，这使“场”成为一个具有开放特性和自足特性的结构体；它既不同于聚合体（部分之和），又不同于静止的形式。②
那么先锋性与这种“场结构”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布尔迪厄曾经以18世纪中叶的法国文化状况为例，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③。在他看来，“文化场”处在“权力场”的内部，两者又被更大的“社会空间”包含，“文化场”在其中实际上已经变体为“文化生产场”，“文化生产场”中包括了“文化大生产”（商业生产）、“有限生产场”（为艺术而艺术）等次场，先锋艺术就存在于“有限生产次场”中，它有“得到承认的先锋派”和“未得到承认的（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派”两种形式。处在文化场中的任何艺术体裁都会分化成一个“探索的领域”和一个“商业的领域”，它们是这个场结构的两极，先锋派艺术产生于“探索的领域”，而当其进入“商业的领域”时就失去了先锋性。我们借用这样一个理论模式，首先需要对它进行符合中国情况的改造，很显然，把权力场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淡化而过于强调经济和商业机制的作用，这至少是不符合当代中国电影的实际情况：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作为权力话语发挥着远比商业机制更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90年代以后，商业和经济体制的威力仍然没有西方社会的巨大，它对于电影的渗透作用也仍然没有西方那么强，所以中国电影也不仅仅是文化工业视野中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那些与电影联系更直接的文化语境也不应该从“场结构”中消去。
虽然具体的社会条件，文艺的思潮差别很大，但布尔迪厄“场结构”的一般性理论对于中国先锋电影的命名还是颇有借鉴意义的。这主要表现在：“场”这个概念可以把诸多与电影有关的、传统上只被看作是电影外部因素的构件有机地纳入到一个整体中，在这个场结构整体（结构）——转换——自我调节——新整体（结构）的变化中把握电影外部因素的发展变化和电影自身的发展变化之间的动态关系。正是基于“场”这个概念，本文尝试着提出“先锋电影”和“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这样一对概念，并力图在先锋电影和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的悖论关系中为先锋电影命名。
所谓“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从宏观层面上说，它指涉的是先锋电影的产生和转化机制，以及和先锋电影具体意蕴（美学／社会学）对应的包括了一般社会环境、权力场（意识形态权力和商业权力机制）、文化语境层面上的支持点交织成的网络，是上面所说的三个层面的外部环境的有机综合。其二，从微观层面上说，它是这三方面因素的综合体：1.先锋电影创作者们那些现实经历、个人记忆等有一定程度物质性实存性质的因素。2.个人所获得的体系化的知识、电影美学观念及其身处其中的文化语境等有非物质性实存性质的因素。3.个体的诗性体验能力和审美心理机制等具有主体创造效能的因素；它制约着主体对于前两者的接纳、吸收，而它的形成又无法离开前两者的基础性作用。
总体上说，先锋电影是一种没有完备支持网络的电影群落。当某部电影作品或者某种潮流具备宏观支持网络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是与一般社会环境相适应，获得权力机制认可，并与主流电影美学观念和大众的审美习惯一致的，这种时候，我们说“这不是先锋电影，它不具有先锋性。”相反，当某部电影作品或者某种潮流不具备完备的宏观支持网络的时候，它要么表现出的是不成熟，要么表现出的是一种先锋性，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在微观支持网络方面很薄弱，进而导致电影的影像文本对于电影艺术本身的发展不具备开拓意义，而后者不仅具有坚实的微观支持网络，而且微观支持网络与宏观支持网络之间还存在的巨大反差，也就是说，主体审美创造的取向与现存的占主导地位的电影美学形态并不一致，前者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前瞻性。先锋电影从一种既定的“场结构”（即现存电影的支持网络）中脱离出来，而它所需要的“场结构”（即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还没有形成，而当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渐渐形成，其便被一种新的结构覆盖，也就逐渐地失去先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先锋电影从某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变化过程就是其不断地从旧有的支持网络中脱离出来，接着又被新的支持网络覆盖的过程。没有孤立的、超越时间之外的先锋电影，只有在具体历史阶段上的先锋电影，先锋的时间性也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一点，先锋电影的发展并不是遵从一种机械的“社会进化论”的轨迹。先锋电影微观支持网络中主体的创造性是一个能动的因素，一方面，它始终有着逃逸出既有结构的冲动，而且这种冲动是“非线形”的，它可以使得先锋电影的发展呈现多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可以吸收旧的支持网络中可继承的因素，经过转化，又成为逃离这个网络动力。换句话说，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一方面在力图把先锋电影纳入自己的“场结构”中，从而使其失去先锋性，另一方面又为先锋电影又一次的逃离它准备着各种资源。这也许就是先锋电影为什么除了逃逸主流体制，除了从一种美学范式发展到另外一种美学范式的变化规律之外，还具有“先锋自身传统”的原因。
综上所述，通过“场结构”的概念和方法，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用先锋电影和先锋电影支持网络的相对关系来表述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方法。当然，这一方法只是提供了研究的一个线索，对于具体电影潮流和电影作品的分析仍然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也只有在对现实的具体的分析中才能检验这一方法的有效性。
二、滞后的先锋性：现实困境还是美学困境？
基于以上的视角，对8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电影的发展进程作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同样是力图超越和逃逸出当时的主流支持网络，但作为先锋电影对立面的主流体制的构成，在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之后）与80年代的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作为主流电影支持网络最核心部分的“权力体制”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出现了“意识形态权力”和“市场权力”二元分立的情况。对先锋电影来说，仅仅像《红高粱》那样和“意识形态权力”的象征——“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周旋是远远不够的了；还要考虑市场，和市场周旋，要在市场的同质化权力的作用下，保持先锋电影的超越品格和独特性。所以我们看到或者如张扬们很情愿又很不甘心地和罗异的艺玛公司搞好关系，宣称走“先拍商业片，站住脚之后再拍自己的艺术电影”那样“曲线救国”的道路；或者如贾樟柯、李杨们更干脆地绕开审查，可以拿外国电影基金给予中国的配额在国外混；当然，也可以独立制片，自己凑钱在地下待着。
回到理论上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问题来涵概对上述事实的解释：对90年代以来的先锋电影来说，其一直力图逃逸的支持网络大致是个什么样子，其作用于先锋电影的方式又发生了什么样微妙的变化呢？
从学理上说，由于“市场权力”的介入，“意识形态权力”很难再像在80年代那样直白地站在前台，而应该从总体上越来越退居社会生活的隐层，除去在某些敏感的领域和问题上，它是不到必须时刻不轻易亮相的，而且，还有这样一种可能，隐层的“意识形态权力”和表层的“市场权力”媾和在一起，前者或者通过后者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或者和后者一起衍生出更具有文化色彩的“媒体权力”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反抗和逃逸权力体制”为总体特征的先锋电影，其表现出来反叛和逃逸的针对性就有可能是多向度的，甚至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先锋电影在反抗一种权力体制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故意（或者说“无奈的故意”）向另一种权力体制的靠近。比如，你反叛和挑战在原先的意识形态权力作用下形成的某种父辈的价值观，就可能故意摆出一副沉溺于物质化生活的样子；你感受到社会主旋律电影审美同质化的弊端，就只有从某些边缘化的题材中找寻解决的办法，虽然你可能并不心属后者。说得更明白一点，先锋电影在逃逸它的支持网络的时候，可能出现这样几种情况：明显地对抗和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官方体制及其美学形态）、明显地对抗和反叛市场权力（主流的商业体制及其美学形态）、既对抗前者也对抗后者、用向商业体制靠近的方式对抗主流意识形态体制、用向官方体制靠近的方式对抗市场权力体制。换句话说，在我们无力条分缕析地对每一部当代电影进行“先锋性认证”的条件下，通过对它和这两种体制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判断，我们或许可以大致为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框定一个大致的范围和评价标准。
这样的讨论似乎有些学究气，那让我们看看现实的情况是否符合学理的逻辑。在笔者看来，关于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有一些事件特别具有象征意味。
一个就是《巫山云雨》（1995年）的出现。按章明的说法，这部电影原本是体制内的作品，从投拍到发行似乎都是冲着可以公映去的，但是最终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公映，直到近七八年之后，才以“影碟＋在电影频道深夜探索影厅栏目播出”的方式面市④。从电影艺术本身来说，《巫山云雨》最常被人提起的是它的“三段论”式的结构，其实笔者以为它对于中国当代电影最为重大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第五代导演们那种把“民族记忆”的宏大叙事加载到“个人”身上的叙事模式，成功地找到了一种表达方式，让“个人”卸下了沉重的负担，成为“当下的现实生活”中而非“先验历史”中的个人。在当时，第五代导演们的电影观念，虽然和主流意识形态并非完全吻合，但至少是十分接近的，更何况他们的观念在电影范围内已经成为了某种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巫山云雨》的先锋性不言而喻，但是有意思的是，它恰恰是在“体制内”完成的。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电影中有意识地织入了“三峡工程”的背景，但章明却反复提到这只是一个背景，和电影的主体部分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我猜想（“有意识的误读”），也许这样一个带有主流意识形态符号色彩的背景，正是当年这部电影能够通过电影厂立项审查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在以“靠近官方体制的方式”而非“官方体制的方式”行事，所以，章明说当时立项一通过，他立即就着手拍摄了，生怕夜长梦多。我们看到，电影中人们对待“三峡工程”的态度（似乎和他们没有关系）和主流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这也许也是后来电影没有公映的原因之一吧。
另一个有意思的事件就是所谓的“七君子上书”⑤。电影审查制度的改革，设立电影的分级制度，其潜台词就是谋求先锋电影的市场生存空间。审查不通过就不能公映，不公映不论在投资回报的角度，还是扩大电影的受众面的角度都是极为严峻的，只靠着参加国外电影节或者寻找海外发行商，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电影的投资就无从谈起。这是先锋电影和主流体制之间另一种形式的“靠近”——力图通过政策的诉求，使得主流体制发生某些有利于先锋电影生存环境（特别是商业环境）好转的改变。当然，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果，但“七君子上书”最起码显露了先锋电影人们用向官方体制靠近的方式对抗市场权力体制的倾向。
前面提到张扬们和艺玛公司之间的关系，从积极的一方面说，如当事人自己表达的那样，也许“曲线救国”的道路不失为一种“先锋的现实策略”，如果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向商业体制靠近的方式对抗主流意识形态体制”的倾向。但是这其中存在着某种风险，这种风险甚至比前两种倾向可能存在的风险更大——市场权力体制的力量很强大，你真的能够做到进退自如，真的不会乐不思蜀？我们不是没有看到过原来的艺术片导演陷入商业电影而无法自拔的情况。当然，按照市场体制的要求把商业片拍好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就像我们也需要“主旋律”电影一样，关键是我们是否从“先锋电影”这个角度来看问题；这些已经不是先锋电影所要讨论的范围了。
对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来说，现实的困境导致了它和它所要超越的支持网络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着上述这样微妙的变化，它往往是在靠近中逃逸。在其按照“先锋性”的内在要求，反叛主流的观念和美学形态的时候，它是没法真正做到完全逃逸出其支持网络这一点的，所以它要发掘支持网络中可以利用的资源，在“后退一步”的同时再“迈出两步”去。我想，这也许就是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滞后的先锋性”的形象地表述。
进而，很明显，这种“滞后的先锋性”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困境了，而是文化和美学的困境了。
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和一元性在减弱，意识形态不再像80年代初之前那样，是将整个社会文化的压平的过滤器，在当时，通过它诸如传统文化这样以前在社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部分，最多只能居于潜层，更不用说从当下的现实中生发出一种和意识形态不完全一致的新的文化形态了；意识形态对于文化的直接作用范围缩小到“主流文化”之中，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文化越来越呈现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者矛盾共生的格局。当下“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将矛盾搁置，相互容忍秘而不宣的状态；“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政治意识形态权力和商业体制权力之间的关系，两者因利益结合在一起，共生的一面远远大于矛盾的一面；较为对立的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前者对于后者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后者对前者是一种姿态上嘲弄、实践中侵蚀的情况。先锋电影在其身份认定上恰好具有双重性：整体上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电影具有明显的大众文化的特征，而“先锋”又是一种精英的文化姿态。所以，“先锋电影”应该说是用一种反文化的姿态处在“精英文化”之中，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精英文化，它对于体制，不论是主流意识形态体制还是市场商业体制都采取反叛和逃逸的姿态，有的情况下它可以用自己独立的形式，不需要借助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模式就可以达到这一点，而有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社会的文化语境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为了从“质”上逃离一种体制，它有可能在“量”上借助另一种体制的形式。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这样一个过程⑥，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当代先锋电影在“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文化困境有所帮助。他首先不否认精英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产品，认为在现代文化生产中，存在着两个彼此相关却又不同的场结构：“有限生产场”和“大规模生产场”，前者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知识分子或者是文化人，物质生产的规则在其中是有限有效的，艺术的自律性还没有丧失，而在后者中，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者不是同一批人，消费者数量要比生产者大得多。在现代主义阶段，前者可以通过一种特有的“命名权”对后者发生影响，通过教育这一中介培养出适合前者生产出的文化产品的消费者，突破界限对大规模生产场起到调解作用。但在后现代主义阶段，两者之间的界限不仅趋小，而且大规模生产场的规则反过来凌驾于有限生产场之上，精英文化产品最终放弃自己特有的逻辑，向大众文化屈服。
大众文化成为一种体制，相对于政治意识形态体制是“时间在后”的，和“先锋性”这一时间概念“总体上时间在后超越时间在前”的性质有关，新的先锋因素理论上就有可能借助大众文化的形式，反叛和逃离政治意识形态体制。这样，“先锋电影”在文化上的困境就集中表现为与“大众文化”之间悖论性的关系了。
本雅明曾经用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区分了表面上很相似的“先锋”和“大众文化”，他在分析当年的“先锋派”——达达主义的时候说，达达主义是在竭力实现艺术作品的“不可利用性”，而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则在实现艺术作品的“可利用性”。⑦早在康德那里，“审美的无功利性”就已经得到详细的阐释，本雅明所说的“不可利用性”和“审美的无功利性”一样，都在表达着“艺术自律”、“文化自为”这样的观念——所谓自律，是指文化以自身的内在审美本性作为合法的依据，对现存社会持一种反抗和批判的姿态，而不是“他律”地围绕文化艺术之外的商业价值。阿多尔诺的一段话，更为深刻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确切地说，艺术之所以是社会的，主要是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现在，只有在它已经变得自律时，这种对立的艺术方可发展起来。正式通过自身凝聚了某种存在，而不是屈服于现存的社会规范进而证明自己是有‘社会效用’的，艺术才批判地存在在那儿的社会中。纯粹的和内在复杂的艺术是对人的贬低的无言批判，这种贬低也就是导向其中一切都是‘他为’的总体交换社会的。”⑧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有关，本雅明是从艺术产生机制的角度出发的，在他看来大众与艺术的关系，因为参与者数量的巨大而引起了参与方式的突变，“在艺术作品前，宁神静心的人沉到作品之中，而心神涣散的大众让艺术作品沉入了它自身之中。前者指向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后者指向艺术作品的展览价值。前者利用视觉，艺术鉴赏，而后者利用包括了触觉在内的统觉，是一种习惯。”⑨我们可以把“宁神静心”理解为一种“阅读／思考”的形式，而“心神涣散”则是“视听／直觉感知”的形式：前者是通过反复的审视来体会艺术表现符号的内在隐喻，通过解析作品来深入探究艺术创造者的动机和思想，这种方式虽然可能带有审美习惯和艺术程式的因素，但在参与艺术的瞬间更多的是一种个人性在起作用；后者则是通过一定的媒介（大众传媒），在这些媒介按照它们的意愿增删、调整了艺术形象之后，直接感知艺术的形象运动。这其中更多的是大众的“趋同性”在起作用。
先锋电影之于“个人”，是一种“他性”的存在，具有膜拜价值，这和传统艺术品没有什么区别；而其之于大众，则成了经常性的自身经历的对象和活动，大众接受先锋电影的过程，不是对自己生活实际的直接观照，而是通过大众传播和媒介，把某种“趋同性”作为艺术活动的本质要素之一带入艺术欣赏过程，把审美变成了一种观念的消遣和消费。我们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大众媒体上近期对贾樟柯的《世界》和王小帅的《青红》的宣传就可以发现，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有时不具有明确的文化身份意识，之所以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电影可以公映了，浮出地表了，模糊了先锋电影和主流电影之间的界限，更是因为它们除了表现出了当代先锋电影由于自身的困境向两种主流体制靠近的倾向之外，还把大众文化和先锋电影之间的关系表露无疑。在媒体的娱乐版，他们的电影被贴上了时尚文化的标签，真正喜欢他们的电影甚至去看他们电影的人很少，而他们的名字和新闻却流传很广。
文化上的困境直接导致电影美学上的困境，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用一种不断创新、不落俗套的电影观念和电影语言探索电影的“可能性”，同时又具有在当代中国能够被理解的“可读性”？在西方艺术电影中，当费里尼、塔尔可夫斯基还没有成为经典，还处在“先锋电影”的时期，电影的“可读性”并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以观众的阅读期待为指归，并非他们的习惯。而在当代中国，这个问题就很突出。在美学上，要打破固有的僵化的模式，对先锋电影来说，就是要尽可能地打破人们固有的审美习惯，创造出新鲜的审美感受和经验，但在当代中国，这个过程却是在和“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这个方向相反的过程的博弈和角力中完成的——“用人们习惯的方式创新”这是一个悖论。所以在美学和电影语言的创新上，中国当代先锋电影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它本应完成的任务，以创新为己任的先锋电影尚且如此，那整体上当代中国电影在美学和形式创新上一直偏弱，就很好理解了。作为一个反例，当《巫山云雨》采用《暴雨将至》式的三段论结构，《苏州河》模仿《薇罗尼卡的双重生活》的情节构架的时候，人们就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不适应；而当张艺谋只是通过大量使用群众演员，用人们习惯的故事和结构拍《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的时候，效果却很良好。
三、“滞后的先锋性”的抵消策略：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底层视角和当下记忆
从一个方面说，中国90年代以后的先锋电影，除了要保持在主流电影之外的相对独立性之外，还要力图超越中国先锋电影的自身传统——主要是所谓的第五代导演建立的电影范式；从另一个方面说，先锋电影又是不得不站到主流体制以及先锋自身传统的对立面，如某些先锋电影人自己所表达的，并不是他们主动地摆出对抗的姿态，而是被逼到不摆出对抗的姿态，他们就没法拍自己作品的境地了。试想在第五代导演成为学术权威，更早的一批电影人成为各大电影厂、电影主管部门的行政领导的情况下，一个听话的学生能有多大的创造力？而像田壮壮监制这样对后来者的电影创新和探索抱有宽容和提携态度的角色，在中国当代电影中又有多少？
所以，先锋电影就需要寻找某些抵消其“滞后的先锋性”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即便无法真正突破文化和美学困境的前提下，也要努力找到摆脱生存两难境地的现实策略——一种抵消“滞后的先锋性”的策略。笔者以为在90年代以来的先锋电影最主要的两种变化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策略的体现。
第一种变化表现为：从关于民族记忆的“宏大叙事”（《黄土地》）转变为把民族记忆交由个人生活承载的“新历史主义叙事”（《活着》）、《红高粱》、《霸王别姬》等），再转变为对于当下生活的个人性的、选择性的记忆进行“自传写实叙事”（《长大成人》、《头发乱了》、《北京杂种》、《站台》、《孔雀》等）。
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在90年代的并存，使得这种转变显得有些波折，其原因在于，当新的电影人在观念和美学上试图反叛和超越第五代的时候，第五代们自己也在进行着调整。最为明显的一点，当新的电影人抱怨第五代似乎只对“历史”和“民族”感兴趣，总是习惯于在电影中有意识地建构民族文化符号，而对于我们身边发生着剧烈变化的现实却没有介入的欲望和能力的时候，诸如《有话好好说》、《和你在一起》之类的作品出现了。当然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新的电影人由于在自身成长经历当中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观认同上与前辈的先天差异，导致了他们要比前辈们有着从“个体生命体验”中介入“当下生活”方面的敏感性优势。从自己出发，这使得他们很自然地摆脱了先验的“民族记忆”；从对于自身经历选择性的记忆出发，使他们似乎天生就具有了精神上的独立性和先锋性；从与当下生活相关的个人记忆出发，那种原本在中国电影的支持网络中还没具备的介入生活的角度和方法出现了——其对生活的真实状态、真实的变化的展示都是“与我相关”的，它既是现实的，又是“我”的想象或者记忆。比如说，作为“先锋精神”载体的摇滚亚文化在路学长、管虎、张元电影中的出现，80年代生活的记忆在贾樟柯电影中的出现，就是如此。
我们不妨把这样一种变化叫作“当下的记忆”策略——它从时间性的概念上，通过个人的选择性记忆，把“过去”一同纳入到对“当下”的关注当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先锋电影相较于整个先锋艺术思潮发展的“滞后性”。
第二种变化表现为：从一种精英式的自恋视角或俯视视角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对边缘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倍加关注，力图采用平视的底层视角，对生活的原生态不加粉饰地、具体而非概念性地展示出来。
这种变化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从审美上说，底层生活和边缘生活同样具有某种新奇性和陌生化的效果。同性恋亚文化、青年亚文化这样一些在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题材，具有审美上的新奇性这很好理解，一些先锋电影导演们也正是倚重这一点来凸现起电影的先锋性，比如张元、崔子恩。而很“大众”的底层生活为什么也会具有新奇性呢？这又要回到先锋电影和主流电影相互的位置关系上来，在90年代中国的主流电影中，底层生活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社会的主流文化原本就缺乏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关注，加之意识形态权力的作用，主流电影不可能深入涉及底层的矛盾，最好也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同情和道义上的吁求而已，这造成了底层真实的生活在人们的审美经验中的匮乏，也就是说，在主流电影的支持网络中，底层生活的审美经验是匮乏的——根据前面的理论方法，我们知道，这自然就会成为先锋电影的用武之地。贾樟柯的《小山回家》（dv作品）、《小武》、《站台》、《任逍遥》等，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扁担·姑娘》、《二弟》、《青红》，王超的《安阳婴儿》、李扬的《盲井》、王光利的《横竖横》等都可以说是这样的作品。当然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同一个电影中，“底层”和“边缘”会结合在一起，比如在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中两个男孩、盛志民《心·心》中的两个女孩，分别一个是城市中的另类青年，一个是农村到城市中的打工者，两个电影都采用“双线结构”，把两个相似又不相同的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展现出来。从其给观众带来审美陌生化效果的角度上说，“边缘”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也可以纳入“底层视角”这个概念中去。采用底层视角的电影，大多都用一种原生态的表现和记录的电影手法，力图平等地、客观地展现底层生活的日常状态，并通过从日常平淡的生活中提炼出某种电影所需要的戏剧性，依此来构建电影所必需的情节主干。但请注意，这种戏剧性是“时间在后”的，是底层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应该说，“底层”不仅仅是题材问题，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之类的作品，从外在的形态上说，和上述作品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关键的差别在于，张艺谋的兴趣点不是如何表现和记录底层生活的现状，而是从中提炼出情节上的戏剧性，况且，作为电影创作主体，其面对剧中人物的视角不是平视而是俯视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阶层上的概念，而是一种美学上的概念。
我们不妨就把这第二种变化叫作“底层视角”策略——“底层”作为一个大众阶层，在作为审美对象时，确是一个很少被关注的部分，先锋电影的“底层视角”策略，找到了一种在道义上靠近大众、同时又在审美上破除主流的遮蔽、为大众带来新奇和陌生化效果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消解先锋电影在文化和审美上的困境有所裨益。
在本文就要结束的时候，笔者想起了一个有关电影《盲井》的逸事，并想通过“有意识的误读”，读解出一丝关于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象征意味：据说，在拍摄《盲井》的时候，由于资金所限，没法搭景，摄制组只能深入小煤矿，进行井下实景拍摄，而这也就意味着摄制组在拍摄期间要和一般的农民矿工一样承担着安全风险。在拍摄最主要的几组井下镜头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导演却并没有下井，而是摄影师带着演员下去完成拍摄的。《盲井》这部电影本身可以说把“底层视角”发挥到一个极致，你想，还有比“地面以下”更“底层”的吗？但是，“导演并没有下去”——这就很有意思了——难道在当代中国，即便是像李杨这样的“先锋导演”，都没法真正做到具有平视的“底层视角”，而只是在把讲述底层的故事作为自我标榜的“先锋标签”吗？但愿并非如此，如果这样的话，那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突破困境之路就显得更加艰难了，因为，毕竟人的因素才是先锋电影不断地从先锋电影支持网络中反叛和逃逸出来的原动力。
注释：
①《世界艺术百科全书选译》（1），P7，罗杰·夏杜克（RogerShattuck）撰写此条目。
②参见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③参见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3月版。
④参见程青松、黄鸥著《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先锋电影人档案——生于1961—1970》，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5月第1版。
⑤由何建军、雎安奇、贾樟柯、娄烨、王小帅、张献民、张亚璇七人电影局，主要呼吁用电影分级制度来取代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
⑥参见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3月版。
⑦参见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经验与贫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音乐在诠释情感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或舒缓或充满激情的音乐响起，总会让人产生情感的带入。电影音乐因其题材的特殊性，往往要与电影画面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作用。只有在全片结束后，电影音乐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在播放字幕的阶段以完整的形式呈现。因此，如何与画面相配合，就成了电影音乐工作者的重要课题。大体上来说，音乐与画面的配合可分为两种方式，即: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首先，电影音乐常常与画面同步，构成两者天衣无缝的配合，从而使观众在试听上形成美的享受。如影片《为奴十二年》中，黑人音乐作为黑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会出现在影片中。当埃德温•艾普斯种植园中的老黑奴埃布拉姆在摘棉花时倒下后，所罗门和其他两个黑奴将老人家安葬。埃布拉姆是其他黑奴口中的叔叔，他非常照顾那些黑奴小孩儿，如今他们都已成年，成为种植园中的主力。此时画面变化为特写镜头，一个老年黑人妇女的硕大脸庞占据了几乎整个画面，在没有任何背景音乐的情况下，她开始了歌唱，而她歌唱的形式正是黑人的灵歌。她边唱边拍手打着节拍，当她唱到“roll，Jordan，roll”时，其他黑人开始跟着合唱。围绕在老妇人周围的黑人，每个都在拍手，并且摇头晃脑地跟着唱，只有所罗门紧闭着嘴唇。画面中所罗门面容悲戚，但他还是没有开口，而背景中则是其他黑人的合唱。在这哀伤的氛围中，所罗门的情绪无处发泄，他终于跟唱了起来。起初他只是微微张开嘴唱，渐渐地，他高声合唱，而此时音乐中的男声部也加入了所罗门的音色。随着所罗门声音的渐强，他的头也开始随着节奏摆动起来，直至那歌声滑向遥远的天空。此外，电影音乐还可以从反面对画面形成衬托，从而形成音画相反相成的配合方式。此种情况下，音乐所提供的情绪与画面刚好相反。在音乐画面的强烈反差下，观众体验到带有矛盾冲突的情绪氛围，从矛盾中对剧情的理解更加深入，如《辛德勒的名单》。
二、电影配乐接受美学的立体化
电影配乐带给观众的审美享受往往不是单一的和同一层面上的，而是立体的和丰富的。不但存在着视觉审美、情感抒发，以及精神体悟等多层次的体验，不同的配乐形式，也能够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这些审美感受也并非单独产生作用的，而体现为一种综合的审美效应。一方面，就主题音乐来说，它带给观众的审美体验是立体性的，是超越了“纯音乐”的审美体验的。如《加勒比海盗》中，汉斯•季默的配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影片的主题音乐，每次都在主角出场或是影片到来时恰当地响起，有力地烘托了影片的氛围。纵观《加勒比海盗》系列影片，杰克船长无疑是其中铁打的主角，也是对观众产生深深吸引力的核心要素。因此，杰克的出场一定要辅以主题音乐，这样才有男一号的范儿。在《黑珍珠号的诅咒》中，杰克在桅杆上的第一次亮相，就伴随着主题音乐。只不过，这段音乐被精心地改编了，可以说是主题音乐的变奏版，其中加入了一些充满谐趣的滑音，并加入了码头上搬运工人的嘈杂声，以及绵羊的咩咩声，使杰克的出场音乐充满了欢乐。此后，凡是电影中出现浩大的场面，如壮观的海战等场景，主题音乐必定会适时响起。宏大的交响乐与壮观的场景搭配得天衣无缝，使观众沉浸在充满美感的视听享受中。另一方面，除了主题音乐外，场景音乐也是电影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场景音乐的作用不仅能够提供叙事背景、烘托场景氛围，也对影片的主题具有揭示性作用。黑格尔在《美学》中曾反复强调“灵魂中一切深浅程度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任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程度不同的焦躁、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怅惘等，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情趣都属于音乐所表现的特殊领域”。如《驯龙高手》中，场景音乐的表现就极其出色。不仅有力地烘托出场景氛围，也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审美激情。当希卡普用鳗鱼吓退能喷出毒雾的丑陋双头龙时，他的小把戏使所有小伙伴目瞪口呆。此时，希卡普潇洒地挥挥手，说自己还有事要做，就闪人了。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背景中的鼓声响起。这激动人心的前奏，带给观众欢快的情感氛围。继而弦乐不断上升，使快乐的情绪进一步蔓延开来。希卡普带着他做好的鞍子追着夜煞，而夜煞则开玩笑似的在前边跑。终于将鞍子固定好后，希卡普驾驭者夜煞开始了飞翔。随着希卡普一次次的失败和一次次的尝试，音乐中充满了谐趣的调调。而希卡普也在此期间，发现了众多龙特有的弱点。他就利用这些弱点来对付训练场中的龙，弄得小伙伴都崇拜不已。当希卡普终于实验成功，他和夜煞一起翱翔天际，美妙的天际之境就在希卡普的身边。但夜煞冲得太高，导致希卡普从其背上松脱，好不容易希卡普重新回到了龙背，此时面对的是十分紧急的场面。嶙峋的怪石群峰突起，希卡普也丢掉了他的驾驭指南，凭借感觉来操控夜煞的尾部，不断躲过惊现的场景，人与龙在这一刻融为一体，交响乐在此处也达到了。
三、结语
关键词：汉语环境；汉语影响；教学改革
李岚清副总理早在1996年就指出：“我国目前外语教学水平、教学方法普遍存在‘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问题。”他说：“我国在各阶段的教育（基础、高教）对外语教学一直是重视的，开课很早，课时不少，从中学（有的从小学三年级）到大学二年级，很多学生经过八年或12年的外语学习，然而大多数学生却不能较熟练地阅读外文原版书籍，尤其是听不懂、讲不出，难以与外国人直接交流，这说明我国的外语教学效果不理想，还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他用八个字概括目前外语教学的问题：“费时较多、收效较低。”
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学界对中国人如何学习外语（这里主要指英语），如何更有效地学习英语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些探讨对中国人究竟要如何学习英语无疑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也很遗憾地看到，中国人学习英语仍然是付出多，收获少，李岚清副总理所说的“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我们的外语教学仍然事倍功半。这其中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忽视了对中国人学习外语特殊性的研究。这个特殊性就是中国人学习英语是在“汉语的环境下”进行的。以英语课程改革为目的“英语课程标准”对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使人们对英语学习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然而很遗憾的是，新课程标准同样忽略了汉语环境下英语学习这一重要命题，在其所阐述的六大英语教学的基本理念中对这一命题根本没有提及。本文拟针对这个问题——汉语环境下的英语学习做一初步理论探讨。
一、汉语环境下英语学习的含义
所谓汉语环境下的英语学习，就是说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过程至始至终是在汉语环境下进行的，只要他不到国外去学习，或不是在某种特别的环境中学习英语（如在密封的英语强化学习班），他的英语学习就是在汉语环境下进行的。汉语环境有这样几层含义：（一）中国人学习英语是在掌握了本族语汉语后才进行的。以前我们是初中开始学习英语，后来是小学五年级，三年级，现在又开始了幼儿园英语学习。但不管在哪个阶段开始学习，都是在掌握了汉语之后才开始英语学习，成人学习英语更是如此。（二）在整个的英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交流工具，他与周围的人，他的同学，家人，老师的交流用语，他赖以生存的语言，都是汉语。（三）英语学习者在整个英语学习过程中所进行的理性思考，如英语知识和技能的整个接受过程，是以汉语为基础进行的。
二、汉语环境下的英语学习的几个特点
1．我国教师和学生在教授和学习英语这门学科时所使用的语言是汉语或者是汉语思维模式
尽管我们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提倡使用英语，尽量创设英语环境，我们的高中英语课程、大学英语课程也基本使用英语进行；初中英语课程也有老师使用英语进行，小学英语课程也有老师用英语进行。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只要深入思考一下，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小学到大学的英语教学就是用汉语进行的，或者说外壳是英语，内里是汉语。比如说，我们高中课程的进行，课堂教学的组织等等基本上是用英语进行的，在公开课上更是如此。但是只要一出教室，一下英语课，学生用的就是汉语，我们的英语老师在办公室里和学生的谈话，哪怕是学生是在请教英语问题也是用汉语，同学之间的交流更是如此，学生回到家里更是用汉语，大学里面的情况也和中学差不多。
2．我国学生学习使用英语的过程是一个从汉语翻译到英语的过程
尽管在英语学习中，马克思的关于学习外语要用外语进行思维的话一再被引用，我们也很强调用英语思维，但是在实际上，除了个别英语已经非常熟练的英语学习者，很少有中国地英语学习者能真正用英语思维。换句话说，我们提出的用英语思维只是一个目标，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实际。实际的情况是，即便是在大学里，我们的英语学习也是一个从汉语翻译到英语的过程，只不过是语言的难度增加了而已，从听说到读写，盖莫能外。所谓听懂，是把听到的英语在肚里翻译成汉语；所谓说出是把想说的内容先用汉语想出来再用英语译过去表达出来；读是把读到的英语文字翻译成汉语才能理解；写是把想好的中文句子翻译成英语写出来。知道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Chinglish出现。
3．我国学生的英语始终是“教室英语”
英语学习本来是在学习掌握一种工具，这个工具的本质功能是用来和人交流用的。由于中国学生根本就没有使用英语交流的对象，学生就只能在英语课上使用这个工具，中国学生的英语应用绝大部分是在英语课上完成的。有的人也许会说在英语课堂上的应用也是应用，实际上，在英语课上使用英语和在实际生活中使用英语是完全不同的。首先一个是心理因素不同，在英语课上，学生会自然地想到要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比如用英语完成一次交际，但这种交际是被动地使用语言。再一个就是学生对英语的使用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的，周围的人也都有同样的心理期待，这时的英语应用，与其说是应用不如说是表演。第三就是课堂上使用的英语，尽管有的师生交流也可能会非常自然流畅，但是这种对英语的使用，其目标指向非常明确：学生知道老师会就那些问题提问，老师也会按照一定的教学内容运用语言。即便是所谓的freetalk，学生老师也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知道彼此要干什么，说什么。而在真正的语言使用环境中，以上所说的条件都不具备，这就解释了我们常见的有点奇怪的英语学习现象，有些学生能在英语课上熟练地使用英语，但在日常生活中却连和外宾进行最基本的交流都不能，有些通过大学六级考试的学生，甚至英语系通过八级考试地学生也不能用英语交流，原因就在于学生学习掌握的是“教室英语”。
4．我国学生英语使用的有限性
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的阶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就是他们仅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英语。这个有限的范围因人而异，但“有限使用”却是其共有的特点。在这个阶段中，即便学生能够流畅的使用英语，其能够表达的范围也十分有限，区别仅在于有的人表达的范围更加大一点，有的人表达的范围更加小一点。有一句英语对这种现象做了很好的描述：“WeuseEnglishonlytoexpresswhatwecansay，whileweuseournativelanguagetoexpresswhatwewanttosay.”（用英语仅能表达会说的，而用汉语却能表达想说的）。“仅能表达会说”恰当地说明英语表达的“有限性”，而用本族语表达则有“无限性”这个特点。
上面所谈就是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特点，有人把学生这时所掌握和使用的英语叫做中间语。中间语除了以上所谈的几个特点外，还要提及的就是语言使用中的错误。这个阶段英语语言使用中的错误比比皆是，非常普遍，根据个人不同的特点这些错误也是五花八门，但错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本族语的影响，二是由于对第二语言的规则所发生的认识错误，三是由于对于第二语言掌握不熟而发生的的记忆错误。而这些错误都是在使用本族语不可能发生的。了解了以上所谈的汉语环境下英语学习的特点，我们不难看出，在汉语环境下的英语学习中，汉语的影响是整个贯穿其中的。即便有的中国学生英语水平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如通过了大学六级考试，或托福考试，词汇掌握了七八千，但他们也达不到完全摆脱汉语的程度，汉语的影响和作用还是始终存在。比如在GRE的中国考生中，英语水平可谓不低，但有几个是在用英语解释背单词的呢，还不都是在用中文释义背单词。
既然汉语的影响和作用是贯穿在中国学生的整个英语学习过程中的，我们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就要高度重视汉语的作用和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中国学生学习英语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汉语在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中其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们要尽量发挥汉语的正面作用，消除汉语的负面作用。其实在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中始终是英语汉语在互相抗争平衡，汉语对学生一直在进行着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即便是对英语的掌握已经十分熟练，汉语的影响也还是存在，这是我们在外语教学中应当清醒认识的现实。我们强调的所谓“用英语思维”，在汉语环境下的英语学习过程中根本就不存在，那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设想，是对马克思这段话的误解，马克思说的是语言学习的结果，或者说是语言学习的境界，而我们却把它理解成外语学习的过程。本文不打算在这篇文章中对汉语正面或负面影响英语学习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只是根据汉语影响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全过程这个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根本特点，提出我们在英语教学和研究中应当注意的几点，而这些恰恰是被我们在英语教学中忽略的。
一、注意汉语语音、语调对英语学习的影响。对于英语单词的语音来说，英语国家的人在说一个词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他们几乎没有单音的概念。而中国人在说英语单词时是一个音一个音在说，最后再把这一个一个音组成了单词。如说speak，中国人是把这个词先分解成一个一个单音，然后再合成一个词speak，而英语国家人士则根本没有这样的分解过程。再如中国人学英语的语调，是在语音之上在加上语调，多了一道工序，多了一道麻烦，而英语国家人士的语音语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是共生共存的东西。
二、汉语对英语学习语法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有关的论述非常的多，本文不在赘述，我只想说汉语对英语学习语法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们要充分利用汉语的正面影响，尽量避免汉语的负面影响，我们的研究往往过多的关注汉语对英语学习的负面影响，而较少研究汉语对英语学习的正面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我们是那样坚决地批判摈弃了教学法里的语法翻译法，细究起来，语法翻译法里面符合中国人学习英语规律的东西很多。反倒是听说法，英语思维的说法使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走了不少的弯路。
三、重视汉语思维和表达对英语学习的影响。汉语的思维习惯和英语的思维是不一样的，这些在单词在句子中的次序，语法的区别，交际的使用等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中国学生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往往是先有了中文意思（汉语思维）再用英语的形式把其表示出来，这样的表达程序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汉语的痕迹。我们在教学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感觉，即中国学生和中国的英语老师之间容易交流，而和外籍老师就只能进行一些浅层次的交流，这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思维习惯和表达习惯不一样的缘故。
四、考虑到中国学生是在汉语的环境下学习英语，我们就应当尽可能创设使用英语的条件，使学生能在自然的环境中使用英语，而不是仅仅在教室里或在英语竞赛中才使用英语。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对学生在教室以外的英语学习给予更多的关注，关注学生的课外活动，关注学生的课外作业，关注学生学习使用英语的整个过程，而不是仅仅关注英语课堂。有一个口号，叫做“向四十五分钟要质量”这对英语学习来说是片面的，学习英语应当是“向英语学习的全程要质量”，这样才更有把握，更靠的住。
五、还要研究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汉语环境下的英语学习，汉语和英语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还是一个双语齐头并进的过程？过多的使用英语会不会对汉语的思维造成抑制？当我们过多的使用英语时就等于我们接受经常浅层次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因为我们用英语的表达永远也不会赶上汉语的思维。而如果不强调大量使用英语，又很难达到掌握英语，在这两难的选择中我们究竟怎样选择？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在英语教学中应当考虑的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是在汉语环境下进行的，这种汉语环境下的英语学习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在英语教学和研究中，我们只有重视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才能使我们的英语教学更能有的放矢，更有效果；反之，我们就只能在黑暗中徘徊，很难使我们的英语教学取得进展，希望本文能够引起英语教学同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参考文献：
[1]余强编著.双语教育理论基础[M].江苏教育出版社
1．1酒店英语知识体系丰富而复杂
酒店英语是酒店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一门融酒店服务知识和英语知识为一体的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其目标在于帮助专业学生在工作中遇到外宾时能运用英语进行交流，整个知识体系丰富而复杂。首先，在内容上，它既包括酒店基本背景知识，又涵盖各部门各环节的服务用语。其次，语言知识点复杂。由于酒店本身涉及业务部门多，服务用语千差万别，这就造成词汇量大、专用句子多，学生很难记住，更难以学精学透。但是，虽然知识体系复杂，要求却没有降低，学生不仅要掌握词汇，还要融会贯通。对于习惯于词汇和语法学习的学生而言，在以学习交际为主要目标的该课程时，是有一定难度的。
1．2课堂教学缺乏酒店氛围
目前，教学中普遍采用普通教室，缺乏酒店工作的真实氛围，学生难以有身临其境的角色感。这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方面存在茫然情绪，无论是基础好的学生，还是基础不好的学生，开口说话时都不知道和谁说、怎么说，思路难以展开；另一方面，存在畏难情绪，学生们普遍觉得这门课难，难就难在“向壁虚造”，既要讲英语，又要联想酒店的情境，某种意义上就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表演”能力。因此，许多学生都不愿开口，课堂沉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1．3传统教学方式难以适应酒店英语教学需求
应试教育下的英语教学往往只注重语法、句型、篇章结构等分析，教学主要围绕语言或知识点，向学生灌输文化知识。大部分时间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被动回答问题的时候多，自主对话的时候少，机械应付的多，双向交流的少，学生缺少视听说立体化的操练，不可避免产生笔试分数高但实际运用能力差的现象。酒店英语运用场所决定了其功能，强调的是语言的交际沟通，使用者需要运用得体的职业语言与宾客进行口头上的交流。传统学生少说多听填鸭式英语的授课模式无法适用现代酒店英语教学，因此，酒店英语教学需要改进教学方式，以激发学生运用英语与宾客进行沟通的欲望及培养处理业务的能力。
2酒店英语课程中项目教学设计内涵
职教课程内容体系往往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按照知识体系本身逻辑进行组织编排；另一种是以实际工作任务为单元进行组织，也就是所说的项目式教学，其特点是完全打破学科固有体系，按照实际工作过程重新编排教学秩序，围绕一个个具体的工作项目展开，实际工作岗位的具体内容就是课程讲授的核心内容。通常所说的“项目”是一个需要完成的任务，它源于企业的生产需要、学校教育、社会服务中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实践性问题，项目的完成依赖于课堂教学中真实情景的模拟再现。酒店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语言学习、专业学习和人际交往紧密结合，让学生能流利使用英语与客人交流，增强语言交往能力，能用英文表达酒店服务的整个流程。课程教学目标始终强调与人交际交流，充分体现了情景对话的重要性。为了学以致用，在教学过程中，往往采用角色扮演法和情景交际法，把这些工作岗位按项目进行一个个独立包装，学生的每次学习就是打开这一个个资源包。这样，整个教学过程就是学生具体操作的过程，学生运用综合知识和能力解决实际任务，实现了学习情境和工作情境相统一。
3酒店英语课程中项目教学的实施组织
3．1实施目标
项目教学的实施是要突出实战性、凸显服务性，要以具体的酒店服务中某一环节为载体，以完成任务为动力，以运用英语为工具，使学生在完成各种接待任务的过程中培养运用语言的能力，达到学生能运用英语与宾客进行沟通及处理酒店各类业务的目标。
3．2项目教学的主要内容
基于工作项目的酒店英语课程主要涉及教学内容、教学过程、评价体系三个方面。一是突出重点教学内容。整合工作岗位常规内容，把岗位的学习知识点和技能全部转化为项目，按照真实工作环境下工作流程的先后顺序编排，结合实际工作内容的重要性进行筛选入编。二是注重教学内容管理。教学内容的选择是课堂教学的关键，专业词汇、典型句子、交际对话应是主线，不同项目内容都以这三条主线展开。期终考试不来“恶补”知识，而是让学生明白，酒店英语就是牢牢记住酒店用语，掌握手中学习资料，跟着教师的上课节奏，就会取得预期的成绩。三是完善评价考核体系。课程评价采用形成性评价，实行期终测评与阶段性测试相结合的方式。阶段性考核包括一堂课考核或是一个阶段的考核，由任课教师自主决定，要求考核细则越细化越好，记录越详实越好。考核内容包括说话语音语貌、知识运用能力、语言创新能力、礼仪服务、团队合作、应变能力六方面，分值10％～30％不等，每次阶段性测试成绩汇总取平均分即为学生的平时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50％。
3．3项目教学实施要点
3．3．1强调语言和态度的“服务性”
服务行业对业务能力和服务态度都非常重视，所以把酒店各部门的常用语言作为教学重点是课堂始终坚持的原则，尤其要重视句式及语气的教学。教师在指导学生精确掌握句式时，还强调学生要注意说话的态度。比如在酒店接待工作中，与宾客的交流是欢迎宾客的到来，那么使用的语言就要使宾客感到备受重视和尊重，不能太过公式化，要表示出酒店方的真诚与热情。一要注重用词适当。在最初的语言交流中，应向对方传递自己热情的态度，给宾客留下好的印象。
3．3．2把握项目实施的策略性
在面对时代洪流、世俗考验和传统根基的荣辱存废面前到底应该如何舍弃，应该何去何从，这也是导演想留给我们的思考，似乎也是中国当代武侠作品所面临的选择。影片《倭寇的踪迹》在细微之处体现出一种倭片情怀，徐皓峰曾说“我们往往只做出“注重打斗前的氛围宣染”，这种外行的分析，忽略了其观念和这种观念背后的哲学意味，日本刀剑片时常反映出武士对动作本身的一种珍惜，仿佛每一个招式都是与神与祖师同在。”在日本传统刀剑片中，兵刃不仅是侠者手中的道具，而是因侠因义而生的荣耀，是由兵刃而生的一门独特的武学流派，是习者便于与前辈精神共存在相联接的圣物。（此时的器具不单单成为手臂的延伸，也成为精神力量的化身①）而徐皓峰在他的作品中也不单单限于故事上借取了这份倭片情怀，在视听也颇有借鉴。从古至今武林都有武林的一套规矩，所谓的规矩是独属于自己门派宗族，独门一套的价值观念和生存哲学，在徐的影片《倭寇的踪迹》当中的体现便是其中最主要的道具——“倭刀”。影片的主角是戚继光将军的贴身侍卫。戚将军在世时为抗倭寇，将普通兵器难以抵挡的倭刀加以改良作为己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在戚将军死后，这名侍卫最大愿望便是想要将这改良的倭刀在武林中开宗立派，不荒废了这份“手艺”。这便是整个故事的矛盾所在，中原武林出于宗族的规矩拒不愿承认这舶来的玩意儿。而侍卫也正是为了这份“与祖师同在”的荣耀，执意如此。如此便有了后面的故事。
二、《一代宗师》
2013年，筹备十年的电影《一代宗师》终于不再跳票，多年的等待之后试图呈现给观者一个不一样的江湖。人物，不再对政治影响和民族自豪感起到承载般厚重的历史意义，作为《一代宗师》编剧和武术指导的徐皓峰也将自己的价值观输送到了影片当中，虽然影片的最后评价褒贬不一，喜欢的人赞它有民国风骨，弃它的人说情节拖沓。但不置可否，有徐皓峰参与的《一代宗师》也让一些本不是王家卫影迷的观众，体悟出了一个稍显不同的武林世界。“传其宗法者为宗师”是《一代宗师》的主旨，宗法，既是武学传统，而宗师既是佛教尊称传其宗法者为宗师，电影的起始结尾都是以咏春拳宗师叶问加以贯穿的，故事也是用宗师为传承宗法作为主旨及加以结构的。叶问一路将咏春带至香港而后发扬光大。影片中有一幕在金楼上，宫老爷有一句台词是“拳有南北，国有南北吗？”也是叶问说“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勉强求全，等于固步自封。”金楼一战，传的是名声更是不灭的希望。自然，江湖之中，叶问并非人人称道，在国外他的名气甚至远比不上徒弟李小龙，叶问如是，《一代宗师》如是。这也是徐皓峰在其其他作品中不止一次提到的所谓“大成若缺”，即得道之人的人生似乎毫无成就、价值、意义可言。而大成若缺”即是认识到完满生命本质，不受世俗标准的羁绊，不以世俗标准为准绳。正是这位并不追随当今市面上的武侠巨制风气，一味迎合观众期待极力塑造视觉奇观的徐皓峰与试图借武学传统映射文化传统的王家卫不谋而合，《一代宗师》整个团队本身就是高手云集，宗师云集，是《一代宗师》或者王家卫选择了徐皓峰，也是徐皓峰选择了《一代宗师》。
三、徐式武侠的儒侠哲学
一、改编策略
电影与文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类型，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就意味着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绝非易事。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主要通过直观的影像画面来讲述故事，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而小说则依靠文字来塑造人物形象，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所以，将文学改编为电影实质就是将文字语言转换为视听语言的过程。但电影改编并不是简单照搬复原，而是要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这样才能获得成功。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引起了轰动。
首先，叙事内容的转换是英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重要手段。电影和儿童文学都是典型的叙事性艺术，以讲述故事作为自己的叙事基础，这种共通的特点为把文学改编成电影提供了可能。删增与改动是电影改编的主要手段，是把文学转化为电影的必经之路。[2]以经典童话故事《灰姑娘》的电影改编为例。灰姑娘的故事在欧洲流传久远，很多电影制作者都对这个童话进行过改编，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迪士尼推出的《仙履奇缘》三部曲，即《仙履奇缘》《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1950年上映的动画影片《仙履奇缘》基本上延续了原著的叙事模式，讲述了处境凄惨的灰姑娘在神仙教母的帮助下成功地参加了王子举办的舞会，并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除此之外，影片也保留了小说中的经典元素，如水晶鞋、南瓜车、魔法等，这体现了影片对原著继承的一面。但灰姑娘的故事内容相对简单，无法满足电影74分钟的片长要求，于是在改编的过程中，电影增加猫鼠追逐等情节，丰富了影片的叙事内容。而《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作为续作，它们对灰姑娘的故事则进行了全新的演绎。2002年推出的这部《美梦成真》由三个故事连缀而成，讲述了灰姑娘成为王妃后的生活。身为王妃的灰姑娘无法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这令她感到十分难过。在经历了挣扎与纠结、痛苦与迷茫之后，灰姑娘终于意识到了只有做回自己，这样的生活才会完美。2007年的《时间魔法》讲述了继母利用魔法将灰姑娘打回原形，但坚强的灰姑娘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败了邪恶的继母，重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由这三部影片可以看出，它们都以灰姑娘的故事作为叙事基础，同时又根据影片需要进行了改编，将灰姑娘的故事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令人眼前一亮。
其次，在改编的过程中对人物形象进行重新塑造，这是电影改编的另一策略。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为电影改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它们也通过电影的传播而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在电影史上，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都被改编成电影，如《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精灵鼠小弟》《冰雪奇缘》《驯龙高手》等。这些影片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对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这大大增强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在蒂姆?伯顿执导的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导演对女主人公爱丽丝这一形象的刻画可谓用心良苦。这部影片是根据英国童话大师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儿童作品――《爱丽丝漫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改编而来的。电影通过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展开叙事，讲述了她在仙境的种种遭遇。在爱丽丝形象的塑造上，影片与小说相比大有不同。小说中的爱丽丝还是一个孩子，对未知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幻想，天真活泼；而电影中的爱丽丝是一个19岁的少女，遇到事情有着自己的看法。小说对于爱丽丝形象的刻画较为单薄，没用凸显出人物在经历困难后的心理变化；而电影则通过爱丽丝击败红皇后、解救疯帽子、大战恶龙等情节细腻地表现了爱丽丝内心的波动与选择，由此将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呈现在观众眼前。
二、改编效果
将经典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是目前电影创作的主要手段，是沟通电影与文学的纽带。一般来说，电影与儿童文学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各自的创作规律与特点，这就决定了将儿童文学转换成电影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因此，在对文学进行改编的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文学基础上进行改编的电影作品无论是在叙事节奏上，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抑或是故事情节方面，都与原著不尽相同。
首先，根据儿童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叙事节奏上更显紧凑。文学与电影毕竟存在着不同：文学作品可以用洋洋洒洒的几十万字来讲述故事，但电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明快的叙事节奏来完成叙事，以此来吸引观众的目光。因此，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片与原著相比会呈现出极大的不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叙事节奏上。儿童文学以儿童作为阅读主体，多以平铺直叙的单线叙事为主，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激烈，这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和接受水平。[3]但是电影在受众群体的定位上并不局限在某一个群体，这影响着电影的改编策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悬念设置是电影改编的主要特征，呈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根据同名儿童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夏洛的网》在清新自然的镜头语言下，讲述了小猪威尔伯与蜘蛛夏洛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电影为了使叙事更加紧凑、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于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改动。如删减了夏日、家庭谈话、蟋蟀等章节，增加了老鼠、蜘蛛、乌鸦等动物的戏份。这样的改编策略使得整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更加流畅、紧凑，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
其次，从文字到电影的改编效果还体现在叙事主题的继承与深化上。在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赞美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是其主要的叙事内容。如《夏洛的网》中对纯真友谊的歌颂、《动物农庄》中对动物反抗精神的赞美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以这些文学作品为蓝本改编而成的电影在主题思想上也体现着明显的继承性。但是儿童文学以通俗易懂为主，这必然会影响作品的思想表达深度，给人一种浅显、简单的感觉。因此，电影制作者在进行改编的过程中，会通过各种方式深化原著的主旨，以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例。电影突破了原著的故事情节，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下，讲述了主人公爱丽丝的成长历程。电影延续着小说中爱丽丝对自我身份的寻找与确认这一主题，“我是谁”成为困扰爱丽丝的一个难题。除此之外，影片还深化了电影的主题，将成长的主题融入爱丽丝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这样的处理使电影更耐人回味。从表面上看，爱丽丝在仙境所做的一切是命中注定，因为“预言书”中早有记载。但是，影片着重刻画了爱丽丝在遭遇困难时候的点滴成长轨迹。当她回到现实世界，勇敢地拒绝了豪门公子的求婚时，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人格由此树立。
三、影像表达
在电影发展史上，涌现的许多经典儿童影片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改编为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文学作品也通过改编焕发了新的生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主要借助文字来描绘形象，留给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而作为直观艺术的电影则是通过镜头语言来表情达意。改编成为沟通文学与电影之间的桥梁，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转化。从文字到影像，改编电影赋予了原著新的生命。
首先，根据英美经典儿童文学改编的电影直观地呈现了原著的空间场景。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包括叙事内容的改造、人物形象的重塑、环境场景的选择等。或唯美、或壮观的场景环境为人物活动提供了空间场所，成为刻画人物心理、渲染氛围的重要手段，因此也成为电影改编者关注的重点。2010年梦工厂推出的系列影片《驯龙高手》改编自葛蕾熙达?柯维尔的同名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维京少年希卡普成长为一个英雄的传奇故事。影片开始就是一场激烈的人龙大战的场面：喷射火焰的凶猛巨龙、四处逃跑的维京居民、英勇奋战的屠龙勇士……整个博克岛陷入一片慌乱之中。电影通过刻画如此激烈的战争场面，凸显了人类与恶龙之间势不两立的生存状态。在村落居民的心中，龙是邪恶、可怕的生物。因此，“格杀勿论”成为每个村民心中的基本信条，但这之中不包括希卡普。少年希卡普也曾想通过屠龙行为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想肩负起保卫家园的重任。但当一条受伤的夜煞摆在他眼前时，他犹豫了，最终他选择放走夜煞。在接下来与夜煞的相处中，他渐渐发现龙并没有人们所描述的那么可怕。影片通过场景的呈现，描绘了一幅人龙和谐相处的感人画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巨龙巢穴的视觉呈现：在雾气缭绕的画面中，成群的龙飞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将捕获的食物投到深渊之中。电影以鬼魅的红色、阴冷的黑色作为主色调来表现空间环境，营造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