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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二款规定：“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2.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年；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年;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1］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卷第8期.
［2］温小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中国刑事杂志》2000年第5期.
二战后，日本在原来的大陆法系基础上，同时其刑法、民法大量引进了英美法系（特别是美国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民主原则，其司法制度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大陆法模式，而是把两大法系的相互融合，并在短时间内建立自上而下、独立的法院系统，形成了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独立机制。日本采用四级三审制的法院审判机制。日本法院层级分别包括：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简易法院，其中每一个法院都兼有审判和司法行政两种职能。法院独立是实现司法独立和公正的重要基础，在这方面日本采取的是法院财政独立和法官远离民众两种主要方式以实现法院独立，使外部人士干预司法的途径几乎不存在。以日本法院收入来源为例，在日本，诉讼费不是直接交给法院，而是采用买印花税的形式，此种税票在很多地方包括便利商店都可以买到，诉讼费用就以税票费用的形式直接交给国库，由此避免了将法院收入与受理案件数量挂钩。正是由于日本独立的法院和法官制度以及高素质的司法队伍为日本司法独立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其能够在特殊时期仍然保持法律的尊严和民众对法律的信赖。如被誉为日本司法独立第一案的“大津行刺案”，面对外来各种压力，日本法院始终坚守住司法独立的底线，坚持审判严格依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禁止类推”的基本刑法原则，最终只以普通谋杀未遂罪而非大逆罪判处津田三藏终身监禁。这个案件对日本法院独立乃至司法独立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遵循着该案的历史轨迹，日本司法机关和民众坚定不移地走在了以法院独立体制为基础、司法权优位的司法独立道路上，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主法治意识的迸发，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2确立国民基础的司法制度
由于日本现行司法体制受美国法律文化和制度影响最深，具有较多的民主色彩，不仅大量引进了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制度和原则，让国民参与司法，并在具体制度层面上增设了多种民众参与司法过程的途径，充分体现了现代法律制度中对于民权和民主的特别关注。以日本的参审制度为例，2004年日本国会通过了《裁判员参与刑事裁判的法律》，规定通过选拔普通国民担任裁判员，与法官一起共同参与刑事诉讼程序，以此加深民众对司法的理解和信赖。日本的参审制较多吸收借鉴了美国陪审制的陪审员选拔方式和欧洲参审制的参与审判方式，以从有选举权的民众中随机抽选参审员、同法官一起组成合议庭共同讨论来认定案件和适用法律的方式，使得民众得以参与司法过程。对于日本的专门审判人员如法官而言，他们在法律研修过程中只注重对专业知识的获取和运用，但随着社会关系尤其是日本国际关系的日益复杂，日本法官太过脱离民众、脱离普通生活导致他们不了解基层民众的情感需求和价值选择，在审判过程中单一地采用纯粹法律思维去审判案件，极可能会得出与普通民众基本价值观念不相符的结论。以中国人在日本日本军的案件为例，有很多中国人因受过日本军伤害而向日本法院要求获得公正赔偿，然而此类案件中的很多审理结果都令人非常失望，因为日本法官们基本都是匠人式的、机械地适用法律，没有适当地考虑政治性需求。对这样的审理结果，日本很多普通民众感到不解，认为这与他们认为的公平、正义等理解是相悖的。因此，强调民众参与到司法过程中，以发现、纠正这些类似的错误显然很有必要。近十年来，日本的司法改革动态也显示出了日本已经逐渐意识到民众民权的重要性，如参审制、调解制等制度的设立，也在逐渐扩大对民众司法参与权的实现方式和途径范围。
3严格的法律人才筛选和培养制度
日本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资格实行的是终身制，因此极其讲究法律从业人员的专业性和任职资格认定的严格性。日本习惯将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种职业统称为“法曹”，其任职有着严格的人才筛选制度和相当培养过程。在日本，对于大多数大学院校的毕业生而言，要成为法官、检察官或律师首先必须通过日本司法考试，每年都有数万人报考司法考试，却仅有1500人左右被录取，并且每人只能考三次，三次未通过司法考试者，其法科大学院校的学历就作废了。正因为司法考试的高难度以及通过后良好的职业前途，其也被称为“现代的科举考试”。以2007年司法考试结果为例，当年的最终合格率只有1.3％，最终合格人数大约只为300人，其通过难度可见一斑。此后，只有经过激烈竞争获得考试合格者才能被录取为司法修习生，进入司法研修所进行为期一年半的一体化集中研修。这样严格的筛选法律人才机制其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每年可以获得日本具备最高法律素质的适格从业预备人员，当然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浪费了一定的人力财力资源。此外，司法研修所实行的一体化研修方式也能够最大程度地促使日本未来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们在一年半的集中研修期间，通过共同学习、讨论和交流从而形成较为一致的法律观念和职业一体化意识，以图日本法律能够在理解和适用方面获得和谐统一。然而，日本这种近乎严苛的法律人才筛选和培养制度也导致了其司法人员的严重匮乏和司法效率的极其低下，在经济界和产业界的要求下，日本终于推出新司法考试制度，新旧司考制度并行，以弥补社会对法律从业人员的强烈需求。但是，从猛然扩大到10倍的司考合格率可以预见，日本法律从业人员尤其是律师其职业竞争也将日趋激烈。
4顺应民主和法治期待的司法改革
1．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比较
司法制度就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权力，使国家意志得以实现的各项制度的总称。狭义的司法制度仅指审判制度，广义的司法制度则包括审判、检察、侦查、监狱制度，甚至还包括律师、公证、调解等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学说，这是不同利益集团分享国家权力、相互牵制的需要。中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和法律学说，主张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司法权是统一权力下的分工。
2．司法体制比较
司法体制是指司法机关的设置、职能划分以及相互关系。中西方司法机关的设置上存在设置的标准不同，中国是根据行政区划设置，从中央到地方由高到低形成隶属关系；西方国家一般根据案件情况、人口数量和行政区划来设置。司法机关系统的结构也不同，中国的司法机关组织管辖明确，纵向结构带有明显等级色彩；西方则名目繁杂，管辖错综复杂。
3．司法制度的核心——审判制度比较审判制度亦称法院制度，是审判机关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一系列有关组织和活动的法律制度。包括法院的设置、审判组织、法官、审判原则、审判方式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以下是法官及审判方式的比较。
(1)法官
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权的行使者将直接影响审判工作的质量及影响司法的公正。各国都对此作出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英美法系国家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要求较高。在业务素质上，一般要求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且从事律师工作若干年。法官产生于任命并体现出职业化、专业化特征。我国法官的任职一般要求大学法律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并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同时，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必须通过全国司法资格考试。
(2)审判方式
审判方式即审判活动的操作方式，是由程序法加以规定的。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实行四级三审终审制度，采用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实行三审终审制度，多采用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两种模式的外在差异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和个人权利与自由两种不同的诉讼价值取向。中国实行两审终审制，采取类似于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庭审中，法官居审判主导地位，控诉双方职能相对弱化。
二、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移植的内容及特点
2O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移植了西方发达国家司法制度的若干基本方面。现代司法制度的移植，更注重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护，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约束；更强调司法机关活动的公开性、公正性、合法性以及对效率的追求、以及保障公民生活的各项秩序等方面的作用。司法制度方面的移植活动特点如下：第一，移植外国司法制度的范围比其他部门法要大。在司法制度领域，从法院和检察院体制、法官和检察官队伍，到民刑事诉讼程序、证据制度、律师辩护等，都仍在大规模地移植外国的制度和原则。尤其是在行政诉讼方面，几乎都是在移植外国的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二，移植外国司法制度的程度比其他部门法要深。由于中国在历史传统上，一直是重道德轻法律、重实体法轻程序法。因此，从司法独立、“民告官”、保护当事人的基本人权的理念，到无罪推定、律师提前介入诉讼等项原则，再到行政诉淦领域的各项具体制度，外国法的冲击几乎是全方位的。第三，在移植过程中经历的争论和挫折也比其他部门法要多。是否保留陪审制、审判方式和证据制度的改革是否继续、中国有无实施无罪推定原则、律师提前介入诉讼过程、辩诉交易在中国是否可行、国家司法考试等等争论比较激烈，故在移植某些外国的制度和原则时，遇到的挫折也比较多。第四，从外国移植过来的司法经验，在予以本土化时遇到的阑难更多。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礼会体制正处在变革时期等等因素都使司法领域的移植变得更加难同样一项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可以实行，在中国就会遇到许多现实的问题。
德国民事案件的生效判决统一由初级法院的司法行政人员负责执行（法官不负责执行），司法行政人员由司法部任命。具体执行程序是：各法院法官作出生效判决后，将判决书副本报请本级法院院长转交初级法院的司法助理员或执行员执行。初级法院的司法助理员或执行员必须根据胜诉方或债权人申请才能启动强制执行程序。有三种强制执行方式。一种是部分扣押工资，另一种是查封或拍卖不动产。这两种财产的强制执行都由司法助理员负责。还有一种是扣押动产（如汽车等），由州司法部长聘用并授权其行使一定公权力的执行员负责，执行员按法律规定收取执行费。在民事生效判决强制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或第三人有异议的，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司法助理员和执行员疏于执行，当事人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司法助理员和执行员在执行中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构成犯罪的，国家将按一般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法国，绝大多数败诉方会自动执行民事案件的生效判决。如其不执行，胜诉方可申请执达员执行。若败诉方仍不执行，执达员则向法官申请批准采取强制措施，扣押败诉方工资、财产。若被执行人无财产可执，申请执行方只能等到其有财产时才能执行到位（法国法律规定执行期可达30年）。执达员同公证员类似，经过复杂考试和特殊培训，由司法部长签署政令任命，受司法部长授权行使一部分公权力。执达员按法律规定收取执行费。
五、刑罚的执行和对有现实危险性的特殊人员的处置
（一）德、法两国对轻罪罪犯的处置
德国对轻罪罪犯，70％判处财产刑，20％判处自由刑并缓刑，只有10％判处自由刑并立即执行。对这10％被判处自由刑并立即执行的轻罪罪犯，一部分送开放式监狱执行，罪犯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监狱睡觉；一部分送封闭式监狱执行。在开放式监狱执行的罪犯，如违反监规（例如携带回监狱、逃跑等），则被转入封闭式监狱关押；在封闭式监狱执行的罪犯，若经过一段时间改造，成效明显且不会逃跑，则可被转入开放式监狱完成剩余刑期。
法国对轻罪罪犯可判处收监、收监缓期执行。被判缓期执行的，常附带有18个月、2年或3年的考验期，考验期内轻罪罪犯要承担刑罚适用法官选择要求其履行的禁止进酒馆、赔偿受害人、禁止出国、参加公益劳动等义务。受刑罚适用法官委托负责监管的人员要定期向刑罚适用法官报告情况，若被监管人在考验期内没能履行义务，刑罚适用法官视情况结束其考验期并将其收监。对收监罪犯，刑罚适用法官随时了解情况，召集由刑罚适用法官、检察官、监狱长组成的监狱委员会会议，根据罪犯表现，决定是否给其每年3个月内的减刑、减多少刑，是否给其假释。
（二）德国对有现实危险性的刑满罪犯和精神病人的保安处置
德国对累犯、惯犯等有犯罪习性，执行主刑后仍有社会危害性的人处以保安监置，继续在监狱限制其人身自由。法官在宣判主刑的同时，参考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区的意见作出保安监置决定；主刑执行完毕后，经过法官的再次评估确认才将保安监置决定付诸执行。法官每两年审核一次，决定是否需要延长，保安监置没有时间限制。
精神病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后，经法庭调查证实确属精神病患者，且犯罪行为与其精神状态有密切联系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并不是放任不管，若其仍有社会危害性，法官会判决将其送保安处分执行医院接受免费强制治疗，如治疗不可能见效，则送监狱关押。
（三）德、法两国对吸毒人员的处置
德国对吸食一定量以下的不作为犯罪处理。但非法持有一定量则要追究刑事责任。对罪犯中的吸毒人员，法官判定其毒瘾有可能戒除的，送保安处分执行医院治疗；毒瘾难以戒除的，则送监狱关押。法国对吸食、持有、提供的行为都作为犯罪处理。对吸食硬如海洛因等的罪犯交专门机构戒毒；对吸食软（如大麻等）的罪犯主要借助公益机构通过心理疗法矫治。
六、司法鉴定制度
（一）德国司法鉴定制度
法院没有统一的司法鉴定专家名册。法官可自由委托专家进行鉴定，但一般会委托各行业协会认定的专家进行鉴定。专家鉴定结论只作辅助证据材料。对法官委托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者，必须到庭说明理由；理由成立的，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共同委托鉴定人作出鉴定。
（二）法国司法鉴定制度
法国共有6500名司法鉴定专家，其中最高法院有390名，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平时在本行业从事本职工作，只在需要时才做司法鉴定。
成为司法鉴定专家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一是道德操守，不能有受过刑事处罚和其他纪律处分的经历；二是能力，必须提供毕业证书和从业经历的证明；三是住所，必须证明自己居住在某个上诉法院司法管辖区内。
上诉法院司法管辖区内的鉴定专家，由上诉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受司法部长的委托指定。他们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委托相关行业组织起草本行业专家资格报告，上诉法院院长审议后，与上诉法院总检察长共同批准，并制作司法鉴定专家名册。上诉法院每年要对司法鉴定专家名册上的五分之一人员进行考查，确定是否继续保留其资格。最高法院的司法鉴定专家由最高法院执行局从各上诉法院司法鉴定专家中挑选产生，他们受最高法院委派，可到全国各地从事司法鉴定工作。最高法院执行局由最高法院院长、总检察长和6个庭的庭长共同组成，每年开一次会议确定最高法院司法鉴定专家人选的增减。
司法鉴定专家主要从技术角度为法官服务，帮助法官认定和澄清事实。专家只能根据法官的要求进行鉴定，不能超过也不能低于法官所要求的鉴定内容范围。鉴定结束，专家要向法官提交技术报告，分析损害是由什么造成的，但不能有适用和解释法律的任何内容。鉴定报告对法官没有约束力。
刑事司法鉴定费由国家负担。民事司法鉴定前，法官预付专家一定的鉴定费，然后综合考虑鉴定工作实际所需，一般按每小时100欧元的惯例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再转交给鉴定专家。当事人不得直接付给专家鉴定费。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专家（如公立医院医生、宪兵、警察等）做司法鉴定不得收取任何劳务费用，从事自由职业的专家做司法鉴定可收取鉴定费。
专家在做司法鉴定过程中有违纪、违法行为的，会受到除名处理或被追究刑事责任。
七、诉讼收费制度
德国主要按诉讼标的收费，收费项目包括法庭费用和律师费用两种。法庭费用标准由议会制订；律师诉讼收费标准也由议会制订，非诉讼收费由双方商定。法庭费用和胜诉方律师费用统一由败诉方承担，但下级法院因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判决被上级法院撤销的，则法庭费用由国家承担。
美国的检察官员包括联邦和地方的检察长、检察官、助理检察官和辅助人员。一般来说，检察官必须是其所在州律师协会的成员。换言之，通过州律师资格考试并取得当地律师资格是从事检察工作的前提条件。不过，不同检察官的选任方法有所不同。
包括联邦检察长在内的联邦检察官都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但须经联邦参议院同意。联邦检察官的任期为四年，是否连任则主要取决于政党在总统大选中的胜负。如果新总统与其前任来自同—政党，那么可能只有部分检察官离任。如果新总统与其前任来自不同政党，那么联邦检察官就要“大换班”。由此可见，联邦检察官虽非政党竞选产生，但其政党倾向性绝不亚于一般经政党竞选产生的官员。
州检察长一般都由本州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州检察长的选举采取政党竞选的方式，其任期为四年或两年。州检察官一般由其所在县或地区的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其任期为四年或两年。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州检察长和州检察官多有明显的政党倾向性。
市镇检察官的产生有三种方式：其一是选举，大城市多为政党竞选，小城镇多为个人竞选；其二是任命，一般由市长或市议会任命：其三是聘任，一般由市议会或市行政长官聘任。任命与聘任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有固定任期，身份为政府官员；后者无固定任期，身份为政府雇员。选举或任命的市镇检察官的任期一般为四年或两年。
助理检察官是美国各级检察机构的主要力量，他们承担着具体案件的调查和起诉工作。一般来说，凡是在某个检察官办事处工作的具有律师资格的人都是助理检察官。他们由检察官雇用，但雇用的标准和期限各地有所不同。
美国的各级检察长、检察官和助理检察官都不是“职业化”检察官，而是“临时性”检察官。他们出于种种原因而仅把检察工作做为自己事业的某种“跳板”。因此，“政治性”和“流动性”是美国检察官的基本职业特征，也是美国检察官职业化建设的最大障碍。这一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即检察官的“政治性”和助理检察官的“流动性”。
检察官的“政治性”主要是由其产生方式所决定的。如前所述，联邦检察官（包括联邦检察长）是经任命产生的；地方检察官（包括州检察长）多是经选举产生的。无论是选举产生还是任命产生，候选人与政党的联系或者倾向性都是决定的因素。诚然，选举和任命的方式又各有利弊。
选举方式有利于当地选民对检察工作的监督，有利于加强检察官对地方民众的责任感，但是这很容易使本应是职业法律工作者的检察官变成政治官员。实际上，美国的检察官职位往往被视为政治生涯的起点。美国的很多政治家（包括现任总统克林顿）都是以检察官的身份第一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检察官的这种属性使他们很容易在检察工作中过多地考虑“竞选的需要”。有时，这种考虑甚至会转化为不正当的行动。任命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检察官的职业化，使其摆脱大量竞选活动的干扰。不过，任命方式加强了检察官与行政长官的关系，从而为行政干预检察官的日常工作打开了方便之门。
无论是陪审团审还是法官审，抗辩式都是美国审判制度最主要的特点。这有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是由诉讼双方提出其主张和证据；其二是由中立的法官和陪审团依据双方的主张和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美国人认为，抗辩式是解决法律纠纷的最佳途径，因为只有通过诉讼双方从对立的角度提出的主张和证据，审判人员才能在最大限度内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并公正地适用法律。
一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并进行“登记”之后，执行逮捕的警察机关应该没有不必要延误地将嫌疑人送交法官进行“初审”。初审的主要内容是由法官向被告人宣布指控的罪名并告知其有关的权利-特别是由律师的权利。
如果被告人没有放弃其陪审团审的权利，那么正式审判程序便从挑选陪审员开始。如果被告人选择法官审的方式，那么正式审判便直接从“开庭陈述”开始。由于公诉方负有举证责任，所以首先由检察官进行开庭陈述，然后再由辩护律师进行开庭陈述。开庭陈述不是辩论，双方律师只能简单地向法庭讲述其主张。开庭陈述之后，就轮到“公诉方主诉”了。
所谓“公诉方主诉”就是由公诉律师通过证言和物证来证明所控犯罪的每一个构成要件。主诉的基本形式是公诉律师通过提问让证人讲述其所知案件事实。这就是“直接询问”。在此过程中，公诉律师也可以让证人辨认各种实物证据并将该证据提交法庭。在公诉律师进行直接询问时，辩护律师可以按照有关的证据规则随时提出“异议”，并请法官裁断。公诉律师结束对每一位证人的直接询问之后，辩护律师有权对该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即质证。
公诉方主诉结束之后，辩护律师便开始进行“被告方主讼”。被告方主讼的形式与公诉方主诉相同，只不过辩护律师与公诉律师交换了角色。辩护律师先对其证人进行直接询问，然后公诉律师有权对该证人进行交叉询问。辩护律师可以让被告人本人出庭作证，也可以不让其出庭作证，以避开公诉律师对其的交叉询问。
被告方主讼结束之后，便进入法庭调查的第二轮-“反驳证据”。首先由公诉方根据辩护理由提出反驳证据；然后再由被告方提出针对公诉方反驳证据的反驳证据。这一程序不是双方律师辩论。其形式仍然是律师对证人的直接询问和交又询问。
反驳证据结束之后，就轮到双方律师对陪审团的“最后论述”和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了。在美国的大多数州，最后论述都在法官指示之前，但是在有些州，这一顺序正好相反。不过，法官在此时要召集双方律师到法官室去进行关于法官指示的“协商”。双方律师都会从己方角度要求法官在其指示中向陪审团解释某些法律原则。当然，法官的观点可以不同于双方律师的意见。
最后论述是整个审判过程中最重要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由于双方律师在此前一直没有机会全面阐述自己的观点，所以此时都会全力以赴地进行“表演”。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庭辩论，而这也正是充分表现律师才华的时刻。在此前的法庭调查中，陪审员们听到的都是零碎的证据，只有经过律师的拼装，他们才能看到一幅完整的“图画”。精明的律师在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时往往会巧妙地留下一些“伏笔”，而此时则依据审判记录中证人某些毫无戒备的话语来揭示其在整个案件中的意义。对于陪审员来说，这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特别是在那些漫长的诉讼中，日复一日的法庭调查和枯躁乏味的证人陈述已使他们疲惫不堪，此时，他们也开始揉着惺忪的睡眼，准备欣赏双方律师的精彩表演。
最后论述结束之后，法官便向陪审团宣读其指示。虽然陪审团的职责是认定事实而不是适用法律，但是在其认定案件事实时也要理解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原则，因为他们必须就公诉方指控的罪名裁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在法官指示之后，陪审团要选举一名成员担任评议的主席，或者称为“团长”。然后，陪审员们便被带到与外界隔绝的评议室，依据已被法庭采纳的证据对案件进行评议。陪审团在刑事案件中的裁定必须经陪审员们一致同意。如果陪审员们不能就裁定达成一致意见，该审判便成为“未决审判”，并要对该被告人重新审判，除非公诉方决定放弃该指控。如果陪审团裁定被告人无罪，该被告人即被释放，而且永远不得以相同罪名再次审判。如果被告人被裁定有罪，法官便会宣布一个判决日期。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二款规定：“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2.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年；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年;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1］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卷第8期.
［2］温小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中国刑事杂志》2000年第5期.
一、少年司法制度内涵及依据
所谓少年司法制度，就是对规定少年不良行为和保护处分以及对少年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检控、审理、处罚、矫治、的原则，以及程序、等的总称。具体到我国包括到社会、家庭、学校依据法律规定，实行综合治理，配合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有关少年犯罪案件，教育与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制度。
二、根本方略和方针基本原则
（一）综合治理是根活少年犯罪的根本方略。
综合治理是实现社会治安和风气根本好转的战略方针，是解决我国犯罪问题，特别是少年犯罪问题的基本对策。
（二）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预防法》第44条和《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挽救、惩罚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教育——感化、挽救是一个紧密相连、互为依存的有机整体。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是一个紧密相关、互为依存的有机整体。
三、少年司法体系
《保护法》第41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并可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
四、审判方式及诉讼权利的保障
（一）“寓教于审，惩教结合”注重疏导方式启发式的特殊审判方法
1、制作“社会综合调查报告”。
2、营造良好的法庭氛围。
3、少年审判与成年人审判最大的区别在于程序上增加了法庭教育阶段。
（二）保障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有别于成年人的特殊权利
1、审判未成年少年犯罪案件时应当通知被告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到场。
2、少年案件不公开审理。对此，《刑诉法》第152条有明确规定。
3、有获得辨护的权利。少年犯罪案件的辨护包括以下内容：①少年被告人有自行辨护的权利。②少年法庭必须保障少年被告人获得辨护。③少年犯罪案件一般应由律师担任辨护人④名誉权受保护。
五、适用刑罚处罚措施
（一）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其内容即包括在量刑幅度内的从轻处罚，又包括在量刑幅度以下的减轻处罚。
1、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一般就减轻处罚并且不适用无期徒刑。
2、对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应从轻处罚。
（二）不适用死刑
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刑法》规定对少年犯罪者不适用死刑是由我国刑罚的目的和少年犯罪者自力的特点决定的。
（三）扩大适用缓刑
缓刑是我国《刑法》对罪行较轻，符合法定条件的犯罪人，不由于予关押，放在社会上进行监督改造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四）尽可能适用管制刑
管制是我国刑罚体系中最轻的主刑。
（五）少适用财产刑和资格刑
财产刑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是一种从上剥夺犯罪分子犯罪能力的刑罚方法。
（六）减刑、假释适度放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犯罪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人犯罪依法适度放宽。
六、矫治设施及手段
（一）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需要关押的送少年犯管教所教育改造。
（二）已满16周岁的有严重违法行为的送劳动教养。
（三）已满14周岁还不满16周岁依法不予以刑事处罚的送收容教养。
（四）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边缘少年送工读学校。
（五）社会帮教
社会帮教是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中创造的一种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对违法和轻微犯罪以及缓刑、假释少年进行帮助教育，便之改正不良习性，健康成长的社会性管理措施。
我国刑法所说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未成年人犯罪或者称少年犯罪已经成为席卷全球且有共同性的问题，它被不少犯罪学家和刑法学家称之为难以医治的“社会痼疾”是继环境污染和吸毒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家，大都面临未成年人犯罪增长。犯罪率日益攀升的问题。联合国自1995年迄今为止已召开了七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犯罪待遇大会，未成年人犯罪每次都是重要议题之一，并且对完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实际上，与未成年人犯罪作斗争，已成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刑事立法，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都极为重要的课题，作者围绕少年刑事审判这个中心，就未成年人审判，少年犯罪预防，矫治等内容，简要谈谈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
一、少年司法制度内涵及法律依据。
所谓少年司法制度，就是对规定少年不良行为和保护处分及对少年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检控、审理、处罚、矫治、教育的原则，以及程序，大法等的总称。具体到我国包括社会、家庭、学校依据法律规定，实行综合治理，配合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有关少年犯罪案件，教育与保护未成健康成长的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治理与预防少年违法犯罪的一种专门的司法制度，它包括少年司法实践，法律体系，专门的司法机构及专业的司法人员等内容。客观的说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许多缺陷及不完善的方面，尚未形式完备少年法律体系，也就是说没有自成体系的不同于成年人的案件处理的程序法，实体法和外置法，特别是对未成的犯罪，定罪刑罚适用的是同一部《刑法》，侦查，起诉及审理程序也规定在同一部《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法中》）中，这里不得不说是我国少年刑事法律规定的缺陷，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和1995年分别制定下发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物若干规定》和《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规定》及《解释》）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刑法在审法少年刑事案件程序和实体处罚上的补充弥补了有关规定上的不足。特别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保护法与犯罪法先后制定与实施，初步形成了以保护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具有划的意义。尤其是1999年11月1日施行的预防法这不仅是我国少年立法上的重大突破，填补了法律制度的建设空白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走向全面发展时期。
这两部法律，堪称姐妹篇，制定保护法的目的是从保护角度出发“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的品行，智力，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把它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制定预防法的目的，是人预防犯罪角度出发，”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的良好品质，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前一部法律明文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方面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后一部法律明文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的犯罪的教育，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未成年人自我防范，以及时未成年人的重新犯罪的预防等内容，两部法律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狠抓少年犯罪这个犯罪源头，针对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实行教育，预防，针对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实行教育，预防，挽救，矫治。
二、根本方略，方法和基本原则。
（一）综合治理是根治少年犯罪的根本方略
综合治理是实现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战略与外，是解决我是犯罪问题，特别是少年犯罪问题的基本对策。它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过去同刑事犯罪斗争的丰富经验，在新的条件下的一个伟大创造。综合治理就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互相配合，采取各种手段，从各个方面来教育，保护少年人健康成长，保障少年人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的违法犯罪，依法严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教育挽救失足少年，达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断改革探索,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已经初具雏形,但还存在许多不足,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法律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是专门的未成年人立法,但缺乏可操作性,无法和其他实体性与程序法形成有效衔接;而且未对少年司法制度做出全面而明确的法律规定。有些地方法院在少年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一些预防、减少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做法,因没有法律依据难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在刑事诉讼程序方面,刑事诉讼法没有特别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几个司法性文件有所涉及。可见,我国少年审判制度的立法不能满足审判实践需要,法律依据匮乏,立法滞后已严重影响和束缚了少年审判工作的生存与发展。现行立法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也存在不足,表现为:一是未成年人本位意识不足,在我国立法中存在对未成年人权益的认识误区,未能将未成年人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未能体现出“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和“未成年人参与意识”。二是对执法主体的职责缺乏规范性。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立法对未成年人权益做了全面的保护性规定,但规定的只是原则性的、抽象的条款,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法律地位、法律责任不明确,也不具体,导致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的相互扯皮的现象。三是权益保护不完整、不全面。往往将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同于对未成年人身体安全、健康的保护,忽视了对未成年人人格的尊重。因此,在对现有的关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立法成果加以整理、修改、补充的基础上,制定独立、完整、统一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典,显得非常必要。
(二)未成年人专门司法机构和组织支持体系没有形成
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处理原则和处理方式上有着显着区别,因此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机关要设专门机构或专人对该类案件进行单独处理,这一点已经在立法上取得共识。在现有的司法实践中,公安、检察等机关大都没有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机构,许多连专人办理都达不到。就未成年人审判组织机构而言,也存在指导机构的不统一和审判机构不统一的情况。案件审理后的社会矫治体系,还没有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一条龙”工作体系。由于基层看守所的监押能力有限,很难达到未成年犯与成年犯分押的要求,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罪犯的交叉感染机会。在判决以后的帮教、矫正及未成年缓刑犯、假释、保外就医等的监管上,法律规定的执法主体公安机关也没有专门机构承担相应职责,而学校、社会的责任更是模糊,因此,没有明确的未成年人专门司法机构和一定的组织支持体系,很难实现未成年人司法的目标。建设专门的司法机构和组织支持体系,显得非常迫切。
(三)未成年人司法的现念没有树立在刑事领域
我国现行的相关司法理念中对未成年人的刑罚观主要不是站在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保护的价值取向上,而是以成年人之于未成年人弱势群体的天然同情、怜悯的感性认识来看待未成年犯罪人的处遇,把制度上的要求视为司法者情感上的恩赐。在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方面,我国成人社会未将未成年人作为享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的独立的民事主体予以尊重。因此,在制度层面上难以形成一套系统、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在生活环境层面,缺乏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社会环境;在社会保障机制层面,对农村留守儿童、孤儿、流浪儿童、问题少年等极弱势群体的帮助和关心没有形成长期性、制度性、规范性的机制。因此,在民事司法领域,我们需要树立未成年人权益特别保护和优先保护理念。
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立法完善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为治理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而专门建立的一种司法制度。该制度应对未成年人刑事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管教的工作体系。即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就是对规定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保护处分以及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检控、审理、处罚、矫治、教育的原则,以及程序、方法等的总称,具体到我国包括社会、家庭、学校依据法律规定,实行综合治理,配合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有关少年犯罪案件,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制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大缺陷之一是缺少一部综合型未成年人法律,立法机关应根据少年身心尚不成熟、容易被污染、自律能力差的特点,以保护为出发点,采取刑事与行政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不同于成年人的独立的现代法律制度。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未成年人的刑事实体法内容,在刑事诉讼法典中专章规定对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内容应涵盖未成年人独立适用的诉讼程序,如对未成年人刑事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进行规范的司法制度。因此,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立法完善可以分为实体法的完善和程序法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