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7 09:48:36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日本饮食文化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汉文化，作为对外汉语传播的核心始终影响着汉语教学，汉文化作为人类历史上众多璀璨文明中的一员，有其独特和宏大的特点和魅力。在日本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的渗透是不可少的，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深刻地理解汉文化并且传播汉文化，就必须了解汉语传播在传播对象国家的传播历史，这样就能深刻理解汉文化在对方国家的发展情况，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汉语教学和汉文化的传播。
汉语在日本得到传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当时汉字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上层封建统治集团对汉字和秦汉典籍产生了极大兴趣和学习热情①。由于缺少本民族文字作为记录载体，日本借用汉字文言书写宫廷文书。公元9世纪初，由留唐学生与僧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片假名和平假名。
公元17世纪的江户时代，日本开始步入商品经济社会。应中日贸易之需，长崎地方行政长官选拔汉归化人任唐通事，担任中国语口译官兼商务官员。唐通事重视汉语口语学习，他们采用中国传统的私塾启蒙教育方式为子女传授“唐话”，还在“通事会馆”中教授汉语。自唐通事始，日本汉语学习由阅读经典转向实用目的，对此后的日本汉语教育深具影响。
由上述历史证明汉语在日本传播的历史是很长的，无论是官方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融合，还是民间的互通学习，日本作为中国的邻邦，无时无刻不在吸取着中华文明和汉文化中的精髓。在日本的汉语教学也是发展成熟，无论是隋唐时期日本兴办的“大学寮”，还是当代的“孔子学院”，可见各时期日本对学习汉语必要性的认识和学习汉语的热情，虽然中间经历坎坷和曲折，但是始终没有完全中断学习汉语的需要。
二、汉文化对日本汉语推广的正面影响
日本在发展过程中是经过不断地学习和自身完善成长起来的亚洲强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人是在汉文化的滋养中生长的。文化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汉语教学，接受群体对汉文化的理解是促进汉语教学和激发学生学习汉语兴趣的催化剂，不断地在汉语教学中进行入汉文化的渗透会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和兴趣，寓教于乐，在学习中掌握教学对象的文化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日本，这个曾经热爱并依赖汉文化的国家对汉语或者说汉文化的理解层次一定比其他国家要高，这对汉语教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有利的条件又是挑战。如何正确地在汉语教学中输出正确的汉文化知识是每个对外汉语从业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语言的文化价值是传播的根本动因之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历史上，汉语曾是亚洲最具文化价值的语言，是东亚乃至中亚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际工具。日本主动学习传播汉语是出于对当时优势文化的崇拜，引进汉字是为了直接摄取中国文化。即使在假名产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仍通过中国典籍吸取中国文化的精华。正如日本著名文化史家家永三郎所言：“从中国文化方面来考虑，其影响最大的则在于文字（流传下来的文章典籍）的世界中，我国原来没有文字，借用汉字后才开始能够记述语言思想。敬重汉字汉文的观念之所以在国字国文诞生以后还能永久地存在下去，就是基于这一原始的事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日本资本主义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反向传播。作为文化载体的汉语，自然就被视为低层次的语言，在日本文化教育界的地位跌至谷底。日本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并利用汉字的表意特性将其翻译为日语，称为“和制汉语”。和制汉语词大多创造于明治时代，在清末民初大量传入，而这种和谐的文化传播却被战争所打破，到了20世纪40年代左右日本的汉语学习则是为了战争目的。“近代日本的汉语不是从现实中国吸收文化所需的文化语学外语，而是服务于侵略中国的政治的”。
三、汉文化对日本汉语推广的负面影响
（一）汉语词汇和日语汉字中汉字、词汇的差别的影响
外国学生进行汉语的第二语言习得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其母语的影响，在这点上日本学生也不例外。而且，由于日语中存在不少汉语词汇，日本学生在词汇学习上所受到的母语的影响比欧美学生更大。同样适用汉字，给相互学习对方语言提供了方便，但是汉语词汇和日语汉字词汇不尽相同，极容易引起误会，甚至会造成学习障碍②。
（二）日语和汉语在文化层面的差别的影响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二、饮食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做到“”。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2006年，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waterboilstheshan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bread;steamed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dumpling，ball
把“粥”译成：gruel，softrice，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BaoChicken;
SauteedChickenCubewithPeanuts;
DicedChickenwithPeanutsinChiliSauce（2007-12-13）.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whiteradishpatty’和‘Taro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五、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Jiaozi，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meat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BaoDiced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PoBeancurd或MaPoTofu(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PoStewedPork’。
4.意译法
以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往往其体现了菜肴的很多基本信息，因此比较多地采用意译，主要把菜肴的主料，口味，口感，烹法等基本信息翻译出来，或者再加用‘with+辅作料’。如：braisedbeefwithbrownsauce红烧牛肉
Slicedchickenwithseasonalvegetables时菜鸡片
Tenderstweedfish水煮嫩鱼
Slicedfishwithtomato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SliceMuttonwith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LambLeg烤羊腿
FriedEggswith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AssortedSweetsBeijingStyle京味什锦甜食
5.图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图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参考文献：
[1]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江苏：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3]王秉钦.文化翻译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4]许钧.尊重、交流与沟通——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龚光明.翻译思维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6]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7]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8]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3）.
[9]贺微.译学研究的视角与选择[J].中国外语，2006，（5）.
[10]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外语教学与究，2002.
[11]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外语教学与究，1997.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饮食文化传播文化翻译
一、中华饮食文化与翻译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二、饮食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做到“”。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2006年，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waterboilstheshan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bread;steamed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dumpling，ball
把“粥”译成：gruel，softrice，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BaoChicken;
SauteedChickenCubewithPeanuts;
DicedChickenwithPeanutsinChiliSauce（2007-12-13）.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whiteradishpatty’和‘Taro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五、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Jiaozi，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meat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BaoDiced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PoBeancurd或MaPoTofu(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PoStewedPork’。
4.意译法
以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往往其体现了菜肴的很多基本信息，因此比较多地采用意译，主要把菜肴的主料，口味，口感，烹法等基本信息翻译出来，或者再加用‘with+辅作料’。如：braisedbeefwithbrownsauce红烧牛肉
Slicedchickenwithseasonalvegebrs时菜鸡片
Tenderstweedfish水煮嫩鱼
Slicedfishwithtomato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SliceMuttonwith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LambLeg烤羊腿
FriedEggswith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AssortedSweetsBeijingStyle京味什锦甜食
5.图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图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参考文献：
[1]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江苏：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3]王秉钦.文化翻译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4]许钧.尊重、交流与沟通——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龚光明.翻译思维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6]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7]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8]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3）.
[9]贺微.译学研究的视角与选择[J].中国外语，2006，（5）.
[摘要]基于学界饮食文化意义本身研究的丰硕成果，以宗教人类学的视角对物质文化进程中的食物信仰性进行探究。专就族群赖以生存的基本食物的文化属性详加分析，窥探其在体制性与民族民间文化观念的建构过程中，表现路径之不同和所承载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体制性宗教的特殊标志，还是民族民间中以祭品加以改造的方式，都相当程度阐释出信仰食物在与神灵互通实践中的精神营养内涵，以及于此两种文化信仰氛围之下的饮食男女的意义关系。
[关键词]信仰食物；祭品；神性；饮食文化；饮食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3-0037-08
作者简介： 吴秋林（1955-），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学、宗教人类学。湖南 吉首416000
信仰食物是祭品，以及包含了信仰精神和观念的食物。这样的食物在日常状态下就是食物，但在经历了某些仪式过程之后，就可以成为信仰食物，并且反过来表达信仰的精神和观念，此时，它们与日常食物有着明显的界线。在体制性宗教中，这样的食物已经被深刻地表现在经典的教义中，对于这些食物的宗教定义非常明确而直接，它们直接参与了宗教精神和观念呈现的意义过程。在某种食物被选中作为祭品，以及以神灵的名义给予食品的时候，这种选择就一定包含了生存者的地域情景和文化情景，食物在经过祭祀，以及上帝之名给予之后，就会包含某种神性“营养”，赐福于人；或者说祭品已经作为一种礼物献给了神灵，在神灵“享受”了这些事物之后，又会回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食品。这种通过仪式的转换，以及以上帝之名给予的食品，我们称其为“信仰食物”。这是一个人类饮食文化比较有意思的角度，它会给予我们一些非常有趣的启示，比如信仰食物对于人的食物欲望的控制，以及信仰食物中“双重营养”意义。
一、饮食文化研究回顾
食物就是人们的一种赖以生存的物品，但人们从来都没有像动物一样把食物仅仅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获取能量的食物，而是把食物与自己的文化存在Y合起来，形成自己文化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食物就参与了文化的构建，并且成为饮食文化。食物与信仰文化关联也是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故我们理解信仰食物的文化意义还应该从饮食文化的一般研究中开始。
对于中国的饮食文化研究，谭志国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饮食文化研究》一文中说：“与灿烂辉煌的中国饮食文化相比，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明显落后。有着各种学术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饮食文化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中国饮食文化研究还远未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1]这意思很明显，我有极为丰富的“吃”，但很少“研究”为什么。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饮食文化研究还是开展了起来。研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饮食文化的基本概念；二是对于国外饮食文化的研究；三是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特色的研究；四是地方和民族饮食文化的研究。
（一）饮食文化的基本概念
饮食文化的基本概念在《中华膳海》[2]中表述为：饮食文化指饮食、烹饪及食品加工技艺、饮食营养保健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与哲学体系之总和。并且根据历史地理、经济结构、食物资源、宗教意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将世界饮食文化主要分成三个自成体系的风味类群，即东方饮食文化、西方饮食文化和清真饮食文化。在《饮食文化概论》[3]中，其概念表述为：饮食文化是指食物原料的开发利用、食品制作和饮食消费过程中的科技、艺术，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即由人们食生产和食生活方式、过程、功能等结构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总和。
在这些认知中，饮食文化中有艺术、科技、习俗、思想、哲学、传统、营养等一系列的要素，以及在这一系列要素之下的饮食文化分类。从中不难看出，饮食不仅仅是“果腹”的问题，而是一个在人类文化中关联性极强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在物质生存上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类食物的文化也有“割不正不食”的问题。
对于饮食文化的概念性质，国内知名学者的见解多方：比如季鸿昆认为，饮食文化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4]。金炳镐认为，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在于：继承性和发展性、层次性、地域性、民族宗教性[5]等等。涉及概念和其他，还有徐新建、王铭珂的《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6]等。
（二）中国饮食文化研究
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在近现代最早始于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7]，该书以风俗表述为主，但每章都有一节来“说”饮食，时间从远古至于明代。之后其他的零星研究有董文田的《中国食物进化史》[8]、郎擎霄的《中国民食史》[9]等数种。真正的中国饮食文化研究起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后，赵荣光的《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概论》等5篇论文陆续发表，1994年他的《中国食文化研究述析》[10]最有影响力。金涛声的《华夏饮食心态与饮食文化》认为：“华夏人具有求美品味、重养尚补、助兴寄情等饮食心态，构成了独具一格的饮食观，它对华夏饮食文化的发达及其特色的形成，都起着重要作用。”[11]这样的研究还有姚伟钧的《二十世纪中国的饮食文化史研究》[12]、季鸿的《中国烹饪文化研究工作中的十大关系》[13]《建国60年来我国饮食文化的历史回顾和反思（上）》[14]《建国60年来我国饮食文化的历史回顾和反思（下）》[15]等亦很重要。
（三）国外饮食文化的研究
蔡晓梅、刘晨的《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外饮食文化研究进展》认为：“人文地理学视角下国外饮食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饮食的象征意义、饮食的文化经济、饮食的文化政治以及饮食与认同的相关研究四个方面。”[16]陈光新的《世界饮食文化评述》[17]对3大鲜明地域、8个独特国家、5个古朴民族和5种奇异宗教的饮食文化进行一些概略的评述。这样的研究还有孙太群的《中美饮食文化的对比研究》[18]、姜毓锋的《美国饮食文化综述》[19]等。
（四）地方和民族饮食文化的研究
关于地方性的饮食文化研究有方铁的《论云南饮食文化》[20]、谢菊莲的《西域饮食文化初探》[21]、曾国军、刘梅、刘博、蔡晓梅的《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过程研究──基于符号化的原真性视角》[22]、刘慧的《黎平县肇兴侗族饮食文化述论》[23]、胡亚丽的《贵州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24]等。
民族饮食文化研究有刘亚朝的《德宏傣族民间的饮食文化》，他认为：“傣族的饮食文化是傣族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傣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对傣族的饮食文化产生了各种影响。综合而言，傣族以稻米为主食，菜肴则喜好酸味，喜好凉食，少食肉类。其传统的饮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养生之道有许多相合之处。”[25]王希辉的《土家族饮食文化变迁的历史考察》认为：“饮食文化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史是土家族日常生活史的重要内容。”[26]
在以上的这些研究中，就饮食文化本身意义的研究比较多，涉及食物与信仰的极少，如果宽泛而言，在饮食文化中论述认同和族群边界的可以认为涉及食物与信仰文化，但这与食物与信仰文化的之间的极为广泛的存在和联系是不相符的。
二、观念和精神：体制性宗教的信仰食物
体制性宗教主要指在世界上扩张和不断传播，有着“三宝”（信仰主神、法度、传教组织）的宗教，比如基督教、伊斯兰、佛教等。在这些宗教中，食物也是它们信仰观念和精神表达的一种载体。
基督教的《旧约・出埃及记》第16章中：“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汛的旷野。”因为没有吃的，向上帝发怨言。于是“ 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之后，在此地“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这食物、以色列家叫吗哪、样子像芫荽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以色列人吃吗哪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①这样的食物就是典型的信仰食物。“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这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说的肉，吗哪是耶和华所说的吃的，而且一吃就是四十年。在沙漠里这样的食物非常神奇，不说是神赐予的食物都很难。我在一次人类学田野中吃过沙漠中的一种蘑菇，就非常类似于以色列人的吗哪。以色列人吃了这样的食物，在基督教的信众的食物中，神赐就是既定的观念，以后的日常的进食行为、祷告和感激等的仪式行为就是其信仰观念的“基本设计”了。在《圣经・创世纪》的基督教始祖吃果子（智慧果）的经典中，这果子也是典型的信仰食物。在基督耶稣死后，基督教出现了圣餐[Eucharist Holy Communion]，信众去领圣餐是一种接受基督耶稣献身为圣之后的身体和血的仪式。圣餐中的面饼和红色的葡萄汁（酒）就是信仰食物，它代表着基督的圣体和血液。这是基督教各主要派别共有的重要圣事。圣餐的设立源于耶稣与门徒共进最后晚餐，掰饼分酒给门徒时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基督教认为饼和酒是耶稣为救赎人类被钉于十字架的象征，基督教的一些派别认为耶稣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存在于圣餐中，但对于这种存在的方式各派说法不一。一种食物就这样进入了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和观念中。
在伊斯兰教中，关于食物进入信仰精神和观念的结构中，成为一种信仰食物的主要有牛肉，以及作为禁忌的猪肉。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对于伊斯兰教在信仰食物上体会最深的就是中国回族人的牛肉。在回族信仰中，取得牛肉@种食物是要举行仪式的，即在杀牛时会有仪式，而只有经过仪式之后被杀的牛的肉，才是回族人可以食用的洁净食物。回族人，以及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不吃猪肉的禁令来自于《古兰经》：“他只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屠宰者。但为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分者，那末，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②这里的“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屠宰者”规定了伊斯兰人要使用自己的神职人员来为被杀的牲口举行仪式，而不能食用别人所杀的牲口肉食。而“死物、血液、猪肉”这三样东西是被禁止食用的，不食用死物和血液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不食用猪肉则与以农耕生计方式中多个族群文化相冲突，因为汉语的“家”字的基本意义就是屋子里有猪，所以这样的信仰食物禁忌，中国人非常关注。可见，伊斯兰教也把信仰食物应用到了自己的信仰精神和观念的本体建构中。
佛教的信仰食物可能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吃素”，即佛教规定不要吃“荤腥”，这个“荤”指的是葱、蒜、韭菜、洋葱、蒜苔等气味浓烈、刺激性强的植物；“腥”指的是鱼、肉类食品。认为“荤”不利于修行，“腥”多为生命，食之有违“众生平等”的教义。实际上在世界各地的佛教信仰实践中，这只是信仰食物的要求，实践中多有差异。不过，它也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也在信仰食物中来象征和表达自己的信仰精神和观念。
三、祭品：民族民间宗教的信仰食物
在宗教学上，民族民间的宗教有多种概念，一是少数民族宗教；二是民族民间宗教。前者主要说属于民族族群中的，后者主要说的是民族民间中的宗教和信仰文化表现，有纯粹宗教的范畴，也有宗教人类学中信仰文化的范畴。在这些民族民间宗教和信仰文化表现中，信仰食物也是林林总总。我们不一定要从一系列关于宗教人类学著作中去寻找信仰食物的踪迹，仅仅在笔者对于民族民间宗教和信仰文化的田野调查中看到的信仰食物就不胜枚举。但是，民族民间宗教的信仰食物表现的路径与体制性宗教不同，它没有在自己的信仰中直接标定某一种食物为信仰食物，而是通过祭品的形式把这些食物改造为信仰食物。所以，民族民间宗教的信仰食物往往以某些动物和禽类的宰杀和仪式为中心来实现。
羊、牛、猪、鸡、鸭是中国东亚文明中最经常使用的民族民间中的祭品。把羊作为祭品似乎与中国的游牧民族有关。在游牧民族中，有马、牛、羊等牲畜，但主要选择了羊作为祭品，而选用牛和马的很少。在中国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草原的祭祀（祭天）中，牧民杀羊作为祭品，因为这是牧民的主要食物，他们想象中的天神和祖先享用的也只能是羊。这样的选择在草原牧民中是一种信仰文化不言自明，而且是东亚所有游牧人的选择。彝族是一个原来具有游牧文化“底色”的民族，它在千余年发展中已经完全进入农耕社会了，但是，它的祭品选择仍然是羊。羊作为祭品被杀死，贡献于神灵之后，其羊肉自然会被作为食物，但这样的羊肉就具有了如回族人通过仪式宰杀牛之后的牛肉，是信仰食物。但区别在于，伊斯兰人的牛肉一定是经过神职人员举行仪式后宰杀的牛而得到的牛肉，意义主要是“洁净”的食物，而羊肉是经过一定的神性仪式作为神性食物之后才会成为一般意义上肉食的，不会具有洁净与否的观念，只是一种转换关系的表达。
牛在游牧人那里主要是奶牛，是供应游牧人牛奶的牲口，比如现今的新疆喀纳斯的图瓦人养的牛就是如此，这样的牛是不会进入游牧人的祭祀仪式，成为祭品，也不会成为信仰食物的。但是牛在其他地区作为祭品表现却丰富多样。首先牛在广大的农耕区域主要是畜力，是用于耕地的，北方旱地耕作主要是黄牛，南方水稻耕作主要是水牛，这两种牛都会被使用为祭品，主要为祭祀祖先和山川神灵。中国的苗族是最为注重宰杀水牛祭祀祖先的群体，在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地区，苗族十三年一次的“吃咕脏”仪式中，就要宰杀大量的水牛。我在雷公山山区和月亮山山区见到的两次苗族“吃咕脏”仪式，都是宰杀了50头左右的巨大青色水牛，但据说，有一次月亮山某个区域的“吃咕脏”的宰杀记录是130多头。苗族人使用黑色（青）的水牛祭祀祖先，这在所有的支系中都是如此，但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人是群体性的祭祀和宰杀，而其他地区则为分散的宰杀和祭祀。比如贵阳市花溪高坡的苗族使用水牛祭祖，称为“敲巴郎”，他们是一家一户举行的。
仡佬族祭祀山川神灵宰杀的主要是黄牛，并且是一N村落的群体行为，购买祭祀黄牛的钱是大家出资，最后的牛肉也是全村人分而食之。
马在游牧人的文化中很少被作为祭祀使用，也很少成为食品，但在一些族群中却一样会成为祭祀神灵的祭品被宰杀。中国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人就有一个特定的砍马仪式，使用的祭祀品就是马。在中国贵州仡佬族中也有一个祭祀仪式是杀马的，而且一定要是白马。这些被宰杀的马肉最后也会成为食物被人们食用。
猪是农耕生计方式中最为常见的肉食来源。一般在农耕区域里，有野猪，但人们看重的往往是家养的猪，在汉字的家字“会意”中，养了猪的家才是一个家的基本表现。这样的家养的猪除了作为一个家庭基本的肉食来源，自然也会成为以祭祀祖先为主的信仰食品。猪作为农耕社会中主要的肉食来源，为了获得肉食的宰杀行为就是为了获得猪肉食品，与信仰食品无关。但是，如果这个宰杀猪的行为有一定的祭祀仪式进入，那这个猪的肉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信仰食品。杀猪祭祀在农耕社会中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祭祀祖先的时候必然要杀猪，而且伴随的是民族民间先生主持的仪式过程。在汉族的葬礼仪式中，杀猪祭祀祖先是必须的，一般会使用纸钱蘸上猪血烧祭给某人，表明此宰杀是作为献牲给予某人的，并且在此后还要把宰杀的猪清洗干净，整猪献祭于祖先灵位前，叫“回熟”。有时候，这样的献祭会用一个猪头作为代表，表明有了猪头和一只猪尾巴就是一只整猪了。在祖先祭祀的仪式中也会使用猪这样的祭品，每年的年三十晚上献祭给祖先的祭品中，猪肉是必须的祭品。苗族人主要使用牛来作为祭品，但是一些苗族地区，比如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雷山县就使用猪作为祭品，来过他们的“鼓脏节”，称为“白鼓脏”。在贵州省汉族的屯堡人中，每年的年三十，村落中的所有人户都会在下午的时候把一个猪头或者说一块猪肉（叫“刀头”）的祭品献祭给村中土地庙里的神灵。
在一般村落社会的集体祭祀中，也多会使用猪来作为祭品，祭祀山神，祭祀土地，抬猪祭祀被视为农耕社会重要的祭祀用牲。
鸡是农耕社会的另外一种肉食来源。鸡就是一种被人类作为食物利用得最多的家禽，但鸡在作为祭祀用品时，却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情。在内蒙古草原，蒙古人一般认为比羊小的东西不能够吃，所以他们很少食用鸡肉，或者说不习惯吃鸡肉。但在农耕社会中，鸡的饲养和食用没有任何家禽能超过它。看看现代有多少养鸡场，以及每年鸡肉的食用量，就可见鸡肉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了。但鸡作为祭品，是在特定观念中所确立的，“此鸡不是非凡鸡……”这是几乎所有做仪式的先生都会念诵的一句关于神性鸡的巫祝之词，它说明用于祭祀的鸡区别于一般食用鸡，是具有神性来源的鸡。在把鸡作为祭品时，主要是公鸡，使用母鸡的有，但很少。一般认为鸡（主要是公鸡）是一种通灵的家禽，它作为祭品可以与被祭祀的灵者发生直接的关联，从而沟通人与灵魂的联系。使用鸡来作为祭品的时候，也是有使用纸钱蘸血的仪式过程，以此表明牺牲家禽献祭意义，也有“回熟”的过程。
猪和鸡都是农耕社会的主要肉食来源，所以，在许多时候，作为祭品它们常常是一起作为祭品被宰杀和使用的，但猪作为祭品往往比鸡作为祭品更为重视，即一般的“小事”可以使用鸡来作为祭品，但“大事”，尤其是乡村群体性祭祀中，猪作为祭品就是必然。
以上的这些作为祭品的食物，基本上都是肉食，但在农耕社会中，其他植物类的食物中，也有作为祭品的，比如各种粮食。在的农区，五谷神灵的信仰仪式中，各种谷物被放置在一个长方形的木盒子里作为献给神灵的祭祀品。在其他各族各地的节日神性表达中，植物类别的食品都会赋予特别的意义。仡佬族祭祀仪式中的九个米饭团，苗族、侗族节日神性表达中的五色糯米饭，在汉族祭祀祖先的时候，装有米饭的碗是放置在神龛的中心位置的，一般民间傩坛、道坛都会有米升、米斗出现，里面就是粮食。在彝族中，祖灵信仰是其信仰文化的核心。在祖灵筒的制作中，会在其中放进羊毛、草节、米、盐、茶等等。这米、盐、茶是彝族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食物，但在这里就成为了彝族的信仰食物。他们认为祖先神灵在神灵之地也是需要这样的食物的。
四、神性“营养”与“饮食男女”
以上的这些与信仰关联的食物都是人类在物质文化的创造中出现的，并且在其文化的建构中发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中，一些食物在信仰基本构建中就已经出现，并且成为这一的基本观念和精神之一。人在伊甸园中的命运改变，来源于偷食了所谓的禁果，其实这样的禁果也是一种食物，它为什么被基督教称为禁果是因为吃了它会具有智慧和知道羞耻，但知道羞耻和具有智慧这正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所要追求的目的，但基督教的上帝却不喜欢……这与后来基督教追求的人类文明从文化原点上是背离的。这可能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笔者关注的是人类第一次以不吃什么食物来参与了的观念构建。后来的鹧鸪和吗哪也是这样的信仰食物，是上帝给予的食物。以后基督教圣餐中的饼和红色的葡萄汁也是作为基督圣体的象征，是类似于鹧鸪和吗哪的救赎性质的食物。通过食用上帝给予的食物完成了信仰观念和精神的实践，这是基督教信仰食物运行的基本方式，吃进了这些食物，所包含的信仰观念和精神就完全地进入了你的身体，这是最为彻底的通过信仰食物实践信仰观念和精神的食物行为。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做法无与伦比。
五、结语
以“信仰食物”为题来看待我们人类文化中的食俗时，主要有以下启示：
一是信仰文化中都有对于人的食物和餐饮的要求和控制，表明人类文明中“饮食男女”的“食欲”的根本性。从中不难看出，“食色”二字对于社会控制的负面力量，所以中都有对于“食欲”和“”的控制性要求，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食欲”的研究少，对于“”的研究多，实际上“食欲”的力量在人们的“饮食男女”过程中更强大。在这一方面，体制性宗教强调的是食物的选择和控制，而民族民间信仰文化中的信仰食物则主要强调共享和交流。
二是生活似乎需要这样的信仰食物的神性营养，这也是我们理解文化的一条路径。食物的世俗性和神圣性在这里发生关联，人实际上一直被某些食物中的神性所滋养，不是简单的物理和化学的实在营养所能完全包含的。
三是我们的生存在食物这个环节上与祖先和一系列的神灵有如此密切的往来，祭祀仪式中给予祖先和神灵一系列食物，并且在与之共享的过程中完成了彼此的交流。人们把得到的食物给予了神灵，神灵也会给予人们更多。
注释：
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上海：新旧约全书[M].1982：85-87.另外，其中的“、”号，而不是“，”号，为原文如此，是圣经的“习惯”。笔者特此说明。
②见《古兰经》第16章115节。
参考文献：
[1]谭志国.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饮食文化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4，（3）：124-127.
[2]华英杰，吴英敏，余和祥.中华膳海[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8.
[3]赵荣光、谢定源.饮食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4]季鸿昆.我国当代饮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中国烹饪研究，1994，（11）：45-51.
[5]金炳镐.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和特点[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3）：87-93.
[6]徐新建、王铭珂.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83-89.
[7]张亮采：中国风俗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2.
[8]董文田：中国食物进化史[J].热大月刊，1929.5卷：（1-2）期.
[9]郎擎霄.中国民食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10]赵荣光.中国食文化研究述析[J]日本《VESTA》，1994.1.
[11]金涛声.华夏饮食心态与饮食文化[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7，（3）：.9-15.
[12]姚伟钧.二十世纪中国的饮食文化史研究[J].饮食文化研究，2001，（1）.
[13]季鸿.中国烹饪文化研究工作中的十大关系[J].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8，（4）.
[14]季鸿.建国60年来我国饮食文化的历史回顾和反思（上）[J].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10，（1）.
[15]季鸿.建国60年来我国饮食文化的历史回顾和反思（下）[J].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10，（3）.
[16]蔡晓梅、刘晨.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外饮食文化研究进展[J].人文地理，2013，（5）：36-41.
[17]陈光新.世界饮食文化评述[J].中国烹饪研究，1999，（2）：38-48.
[18]孙太群.中美饮食文化的对比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13-115.
[19]姜毓锋.美国饮食文化综述[J].大学英语，2006，（3）：140-143.
[20]方铁.论云南饮食文化[J].社会科学战线，2007，（3）.
[21]谢菊莲.西域饮食文化初探[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73-78.
[22]曾国军、刘梅、刘博、蔡晓梅.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过程研究──基于符号化的原真性视角[J].地理研究，2013，（12）.
[23]刘慧.黎平县肇兴侗族饮食文化述论[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24]胡亚丽.贵州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28-130.
论文摘要：老舍始终关注着“文化”问题，特别注重对俗文化进行冷静的审视与反思。老舍在小说中对北平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的批判，涉及饮食文化、礼仪文化、消遣文化和心态文化四个方面。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学科，对“文化”的界定各有不同。总体来说，文化应该包括社会风俗、个体趋同性的行为习惯、个体内在的心理以及反映这些风俗习惯的物质形态。文化是分层次的，大体上可分为物态文化、规范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四个层面。老舍始终关注“文化”问题，特别注重对俗文化进行冷静的审视与反思。他的小说在表现北平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作品中，老舍真实地描摹世态，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老派市民”的精神惰性与病态。
老舍在小说中对北平传统文化的批判，主要涉及饮食文化、礼仪文化、消遣文化和心态文化四个方面。
1 饮食文化
物态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饮食文化。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对饮食的过分重视和依赖，导致了一种畸形的市民文化心理——存在是为了饮食，似乎生存仅仅是为了吃的实现，生命中许多时光虚掷在“食”上。这种畸形心态带来了种种落后的不合理的文化现象。老舍在小说中尽情地展现这些文化现象，解剖批判了仅仅以“吃”为人生目的的饮食文化观。
在老舍笔下，与“食”相关的东西可谓洋洋大观。例如，《离婚》中令老张沉醉的“羊肉火锅，打卤面，年糕”；《老张的哲学》中饭店的“老字号的酒，冬天的黄瓜绿豆，隔岁的炸年糕，压阵的烧鸭或焖鸡”；《四世同堂》中的“小白梨，白海棠，海棠木瓜，香槟，枕形西瓜，……肥嫩的羊肉，高粱红的河蟹”；《正红旗下》写到“丰台暖洞子生产的碧绿的尖上还带一点黄花的王瓜……小蒲包装着的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的大樱桃”。人生活中所追求的物质性的东西最能从侧面反映这种文化的特征。从北平底层百姓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可以看出这个群体似乎全沉浸于吃的构思制作品尝当中，生活的粘糊迷住了他们的双眼，心脑中除了这些俗而下的东西，就再也看不见其它。他们不再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不再有骨气、热血、力量。如《正红旗下》里的大姐的婆婆，“有她的脸为证，她爱吃。这并不是说，她有钱才要吃好的。不!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在北平沦陷之际仍念念不忘自己的“寿席”，做了亡国奴还要庆寿．而庆寿的主要内容还是一个“吃”字，吃炒菜面，喝酒划拳。冠晓荷和祁瑞丰更是等而下之。祁瑞丰完全堕落为口欲主义，完全变为肉体器官的抚慰和满足，“永远不和现实为敌，亡国就是亡国，他须在亡了国的时候设法去吃、喝、玩与看热闹。即使吃完就杀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小说这样评价冠晓荷：“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这文化使他即使在每天亡一次国的情况下，也要争着请客。这是个极伟大的亡国的文化。”冠晓荷沉溺于吃喝玩中，精神完全麻木了，除了吃喝他就不会去想其它，“简直是个无聊的疯子”。其他一些人，当了亡国奴还忘不掉正月初五，“有钱的，没钱的都努力吃过了饺子，穿上最好的衣裳，蜂拥北海参加节庆，他们忘了南苑的将士被飞机炸飞的血肉，忘记了多少在监狱中受毒刑的亲友，忘记了他们自己脖子上的铁索，而要痛痛快快地有说有笑的饱一饱眼福。”对他们而言，吃喝在其生命中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在这些尘俗的东西上用心过多，生命的硬气豪气自然少了。习俗最终也成了生活的麻醉剂，这使他们沉醉在“活着”的“乐趣”中，而同时却“把惊心动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如此这般，这些人，或者丧失了非曲直的判断力，丧失了激情．更丧失了追求更高生命价值的上进心．迷迷糊糊地沉溺在现实的满足中，老老少少都一样的成为“小老儿、窝窝头”，成了善良、质朴、憨厚、热心然而又不思进取的老好人，或者蜕变为毫无是非观念的冠晓荷之流，只要能让他们感观上舒服．干什么都行。
2 礼仪文化
规范文化最好的代表是礼仪文化。北平长期作为帝都，市民在其特有的文化熏染之下，非常注重礼仪。老舍对此也进行了揭示、嘲讽和批判。《二马》中老马赔本送礼；《离婚》中老李的家眷从乡下来，同事们要送礼，张大哥的儿子出狱也要送礼；《骆驼祥子》中虎妞要样子讨好刘四爷更需送礼；《四世同堂》描写祁老人“自幼长在北平，耳习目染跟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路”．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就连大字不识一、二的车夫小崔．他敢于打一个不给车钱的日本兵，可是当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记耳光时，却不敢还手，因为他不能违反“好男不跟女斗”之礼。
由于北平老百姓视“食”为人生第一要义，于是乎与“食”相关的繁杂的风俗礼仪便产生了。如《牛天赐传》中写给小孩“办三天”，而这往往与“吃”又搅和在一起，老舍对此以不无苦涩的调侃的笔墨写道：“关于食的内容之多，就够写一本书的．几件小烧，几个饭菜，几件冷荤，几道点心，几个大件，哎哟，太太像是要开饭馆子。”吃的内容讲究，吃的方式——礼节则更讲究。不同的来客，不同座席的招待是微言大义，曲尽其妙。桌子怎样摆，谁该坐哪，都是有讲究的，决不能坏了规矩。人们沉溺在这些无聊的琐事上，“食”的习俗礼仪迷住人的双眼，锁住人的双脚，填满了人的心脑，受它束缚的人只能因循于祖辈遗留下来的生活规范，专注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最终成为生活的傀儡。
礼仪习俗生活规范最致命的还不在于它给一代人带来什么，而在于它的因循性，它会影响一代又一代深处其中的芸芸众生。老北平自身的人文地理特征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它文化的守旧性，即使轻微的调整都会受到很大的阻力。在老舍的小说中，无论是“北平”，还是北平的化身“猫城”、“文城”，给读者整体性的空间意象都是一座封闭的“死城”——“天是那么晴，阳光是那么亮，可是整个城池九门紧闭，像晴光下的古墓……城内寂静得像一座古坟。”这样，顽固的礼仪习俗天天如此的生活成规便深深地扎根了，形成了一种难以变动的规范文化。
对这些，老舍极其痛心地写道：“这是个极伟大的亡国的文化!”当然这其中不无老舍对“食”文化与市民灵魂人格构建关系理解中的偏激绝对。但我们必须承认，老舍却是借此发现了常人所未发现的东西，切中了中国规范文化以及跟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饮食”文化的弊病。
3 消遣文化
行为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消遣文化。老舍小说中很能表现行为文化的就是北平人的清闲消遣——“玩”的行为。经济只要稍宽裕点就不会忘记喝茶、听曲、闲聊等等，似乎他们永远不急，总是那么悠闲自在。这些在《正红旗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老北平人养鸟、养蝈蝈，小孩玩的游戏到最后成了大老爷们享受生活的玩物。书中，大姐的公公“无论冬夏，他总是提着四个鸟笼，里面是两只红颏、两只蓝靛颏儿”．“在他怀里，至少藏着三个蝈蝈葫芦”，“他每天一清早就去溜鸟儿，至少要走五六里路”；“大姐丈不养靛颏儿，而英雄气概地玩鹞子与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这一程子，它玩腻了鹞子与胡伯喇，改为养鸽子”。沉溺于这些无聊的“玩”当中，他们最终蜕变为不谙世事浑浑噩噩的多余人，几十岁的长辈“在我天真的眼中，他不是来探亲家．而是和我来玩耍的，他一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蛐蛐的经验，便忘了时间”。姐姐的公公“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更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笼子还未放下，他先问有猫没有。变法虽是大事，猫若扑伤了蓝靛颏儿，事情可也不小。”“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语句中用的“艺术性”及语气很明显地传达了作者的批判倾向。
再看看另一个典型的嗜好——喝茶听戏。《正红旗下》里，“他且姐的公公)还会唱呢!有的王爷会唱须生，有的贝勒会唱《金钱豹》，有的满族官员由票友而变为京剧名演员……戏曲和曲艺成了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不但爱去听，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四世同堂》中，即便亡了国也不妨碍人们学戏、吊嗓子，更不妨碍大赤包、瑞丰、兰东阳这伙人热心地参加日本人举办的游艺活动。他们沉溺于这些而不能自拔，跳不出这个蜜罐，看不清外面的世界，沉于其中忘记了自谴也忘记了自励。到最后日本人攻进城来的时候，他们只能坐以待毙，或四处逃窜。
4 心态文化
北平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内在的观念心态文化。看遍老舍的小说，你会发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男女老幼的普遍心理是“想当官”．个个都是官迷。观念的狭隘顽固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离婚》中北京人对儿子的希望是有“一官半职”。《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太，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直到临死前还要立下让儿子随身携带外祖父做官时的“图章，小印”的遗嘱。还嘱咐“要读书，做个一官半职，我在地下喜欢”。《四世同堂》中的祁瑞丰当了汉奸科长，原本是一种耻辱，但祁家“老人与天佑太太可是都很喜欢”，“天佑太太就更应该感到骄傲，因为‘官儿子’是她生养的”。作者写官迷心窍的冠晓荷，笔法更绝。日本人设了“里长”，只不过是替日本人跑腿的。“还没等李四爷表示出谦让，冠晓荷已经告诉了白巡长，里长必须由他充任。他已等了两年多，还没等上一官半职，现在不能再把作里长的机会放过去。虽然里长不是官，但是有个‘长’字在头上，多少也过点瘾。……冠晓荷可是急于摆起里长的架子。他首先去印了一盒名片，除了一大串的‘前任’的官衔之外，也印上了北平小羊圈里正里长。……他赶快地做了一面楠木本色的牌子，上刻‘里长办事处’．涂上深蓝的油漆，挂在门外。”
一种心态观念的出现总有它产生的根基。“官”意识的产生来源于它背后隐藏的人心理上的满足。《四世同堂》中。招弟当了日本人的特务，冠晓荷点化给人，人们产生的畏惧诚服的心理让他感到无比荣尚尊贵。当官确实太具诱惑力，虽然自己虚弱但可以借助权势来弥补。除此，当官的另一魅力是可以不劳而获，大把榨取钱财。从《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到《四世同堂》中的所长大赤包，无一不如此，想尽办法搜刮钱财。
【关键词】 饮食电影；视觉；观赏性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电影是生活的镜子、人性的窗口，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念想以及遇到的各方面的困扰、体验几乎都能从电影艺术中管窥到。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交流，我们猛然发现，当今世界影坛上，以各国美食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饮食电影”层出不穷，成为一个热门的电影类型。柏林电影节更是新设立了一个“美食与电影”单元，集中展映来自世界各地的与食品有关的电影。[1]29从华语电影《喜宴》、《饮食男女》到日本的《海鸥食堂》、《南极料理人》，从脱胎于真实故事的《美食、祈祷、恋爱》、《朱莉与朱莉亚》到深邃隽永的《香料共和国》、《巴贝特盛宴》，一系列优秀的饮食电影，叫好又叫座，它们情调各异，共同点是饮食被当作电影中的主要符号、核心元素。作为现代电影一个重要场域，饮食呼应时代特质，进入电影叙事空间，带来了电影艺术的独特样貌。
何为“饮食电影”？沈宏非认为：“以做饭或吃饭为主题或卖点的电影，通常被称为美食电影。”[2]聂俊珍对饮食电影的归纳是：“以饮食为主题或借喻主题来展开剧情，或者以饮食为线索推动故事向前发展，饮食活动对主要角色的生活有重要影响或起着点明和深化主题的重要作用，这一类影片，称之为饮食电影。”[3]5
饮食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情感联系的重要载体。孟子说：“食色，性也。”相对于色，食物是人类可以公开表达的本能之欲。《饮食男女》的编剧王蕙玲宣称：“吃，饮食是台面上的东西。欲望、男女则是台下面的东西，台下面的东西永远不能拿到台上面来讨论，这也是主角荒谬行径的来源。”[4]8人与人生活理念的差别以及不同年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冲突，往往会在饮食上表现出来，而人们在饮食中显现的人生观、文化观和价值感都是具有电影表现意义的。这里笔者选取《饮食男女》、《海鸥食堂》和《巴贝特盛宴》三部电影来谈饮食电影的独有内涵和艺术风韵。
一、情理冲突中亲情的回归
当代饮食电影就整体而言，更着眼于普通人的情感而非那种高概念的艺术。在《饮食男女》中，早年丧妻的大厨父亲与亲手带大的三个女儿，不可避免地在食物的选择和调料的口味上冲突不断，归根结底这是代际冲突和情感冲突的集中反映。整部影片可以说是在五次家宴的串联中完成了主题的书写，即借“饮食”说“男女”，用可被感知的食物来说秘而不宣的人物内心世界。基本上每一次的家宴都伴随着一位家庭成员的脱离，日渐疏离和淡漠的人际关系在活色生香的食物面前显得愈加冰冷，形成巨大的反差。直到第五次家宴，父亲宣布与锦荣的爱情，实现了自我的解放和回归，也意味着以“饮食”为代表的旧的家庭秩序的解构和瓦解、新家庭模式的重建与确立。《海鸥食堂》继承了日本饮食电影的“治愈”系风格，远离日本的幸惠将迷你温暖的海鸥食堂开在芬兰静静的海边，坚持用“梅干、鲑鱼、鲣鱼”所制作的日式传统饭团作为餐厅的主菜单。小绿与正子的到来，为食堂带来了不一样的色泽，三个女人用对食物的热爱与淡然的坚持让这家小小的食堂征服了异域的味蕾，赢得了来自芬兰小镇人们的善意，这是一部从孤独中任性出走、寻找内心快乐的影片。而《巴贝特的盛宴》的主人公是一位丈夫与儿子丧生战争，而自己独自在丹麦村庄避难的巴黎名厨。她默默地伺候着一对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信仰的清教徒姐妹。这对姐妹几乎顿顿吃着清水煮鱼干和面包糊，拒绝了一切世俗的享乐。巴贝特用赢得的一万法郎精心准备的法式大餐融化了心存芥蒂的教徒们冰封已久的内心，她们互相体恤并真诚赞美。影片投射的是人性节制与生活情趣间的美妙平衡，令人唏嘘不已。
显然，饮食电影中的各种戏剧冲突并非刻意张扬的一种噱头，而是随着不同饮食的把握自然而然彰显出来的，正因为如此，饮食电影的风格大多平和宁静，少了许多剑拔弩张的刻意和辛辣，深入生活的细节空间。女儿家倩的童年，有爸爸为她做的面手镯和戒指，还有糖浆做的钻石，这些“烟火气”十足的小物什诞生于父亲的厨房，是不爱言语的父亲对女儿的真情和疼爱。虽然成年后的女儿们各有天地，对鸡鸭鱼肉一应俱全的丰盛晚餐已司空见惯，二女儿说“鱼翅的火腿耗了”，小女儿则抱怨父亲做的菜忘了打虾浆。父亲依然每周不遗余力、精心烹制着这维系家庭成员间情感的纽带――周末家庭晚宴。《饮食男女》一片结束于二女儿为父亲准备的朴素日常的一餐，欣喜的是父亲丧失许久的味觉在新生活中再度恢复了，这多少让怅然若失的观众多了一丝美好的安慰。关于这点，李安是这样解释的：“父亲郎雄，在《饮食男女》中是位外强中干没用的父亲，面对女儿和乱糟糟的家，束手无策，当他离家出走、离开传统的定位后，方再度找回自我。”[4]85让饮食代替人物说话，用圆柔的方式去调和人物波澜壮阔的内心，让传统与现代言和，是李安饮食电影最打动人心的所在。
《海鸥食堂》没有对女主人公的家庭关系做太多诠释，观众直面感知的是人们内心孤独与快乐的争斗。细细品味，你会不难发现，这种孤独同样源于亲情的羁绊，快乐则来自于隐性的亲情表达。幸惠为何要坚持以很难被芬兰人接受的日式正统饭团为主菜单？因为每年远足和运动会的时候，并不擅长厨艺的父亲总是给她做这样的老式饭团，北欧的驯鹿和龙虾固然很高级，但她做的饭团永远不会有父亲的味道，她说：“有些东西虽然很朴素，但是很好吃。”这份简单而随意的坚持，让海鸥食堂始终洒满温情的阳光。小绿会唱gatchaman是由于小时候和弟弟一起看动画片。而正子则是在照顾多年的双亲相继过世后出走异国，没有计划、不定归期，卸下多年重担后的心灵空虚是有的，但更多的是亲情逝去的伤痛与茫然。这些含而不露的深层情感是在制作肉桂面包、咖啡和日本美食的过程中含蓄显露的，如一杯温茶在手，沁人心脾。
在《巴贝特盛宴》里，已迈入中年的两姐妹看到那船专门从法国运来的高级食材后噩梦连连、寝食难安。对于多年来秉信“舌头只能用来感恩赞美，而绝不可耽溺于口欲诱惑”的清教徒来说，法国红酒、鹌鹑海龟、奇珍异蔬是必须拒绝的红尘享乐。然而就是这餐耗费一万法郎的巴贝特盛宴却意外地让教徒们感受到生活的外化之美，鲜活的世俗世界以它自己的方式赐予了教徒们生活的恩典，人们敞开心扉，收获和谐的爱意与阳光。苦行并不是神的宗旨，食物告诉我们，通过一切美丽和正常的欲求，才能领悟光明的源头。在西方电影中，美食常被定义为对生命的尊重和信仰的彻悟，作为追求真情、解放性灵的助推力，它们与压制人性的教义、规约、陈俗和理性成为对立。然而，这顿奢华的“四步式”法国大餐又何尝不是主人公巴贝特对过往法兰西岁月的深情回望？
二、异质文化：细密的交集与融合
由于受地域特征、气候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人的饮食会在食材、口味、烹调方法、饮食趣味上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东西方习惯上的差异自然导致饮食文化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从一定角度又来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比如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而西方人注重“以人为本”。中国的宴席，大家喜欢围坐在圆桌旁，闲话家常，重视情感的交流。西方的宴会多采用分餐制，重视的是对个性自由的尊重。中国人喜欢五谷杂粮，西方人喜欢面包黄油。跨文化研究专家罗伯特・科奥斯（RobertKohls）在他的《国外生存锦囊》（SurvivalKitforOverseasLiving）中专门讲到“文化冲击”，他说：当人们到一个与自己原来的文化迥异的地方时， 绝大多数人都会经历一种生理上的不舒服和心理上的迷惑，这就是文化冲击。[5]63另一方面，伴随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全球化日趋推进，文化交流与融合是必然的趋势。全球化语境下的电影艺术以人类最为熟悉的饮食作为触摸的“物质桥梁”，将隐晦的文化指涉融进具体的饮食元素中，用直观的美食来表达深层的文化语义，使伦理和文化因为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更便捷地被异域接受，赋予了影片鲜活的生命质地和存在感。
比如，看《饮食男女》，我们感受到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与中餐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海鸥食堂》弥漫着东洋文化极度考究而不失质朴的气质，《巴贝特盛宴》则诉说着法国文化浪漫而又精致的格调。这种非同质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本族观众的共鸣和异域观众的猎奇。当一道道让人叹为观止的美食被异彩纷呈的端上银幕，本国观众看到的是自己熟悉的菜肴，心中涌现的则是动容的回想和记忆，随即领悟到食物背后所隐藏的情感与文化，心中产生深层次的认同和理解。异域观众看到的是魔术般的新鲜与好奇，继而想要更多地了解，这种丰富的观影感受使饮食电影能获得更多的关注与期待。本来，人类对于美和愉悦感的追求都是一致的，饮食在非同质的文化间实现了细腻而温和的沟通，就像海鸥食堂的日式饭团赢得了芬兰小镇的赞赏，而巴贝特的法国盛宴在遥远的丹麦小村庄熠熠生辉，就连传统固执的父亲老朱也与吃麦当劳的女儿握手言和。
美食可谓人生存的本能需求，也是情感表征和沟通桥梁。而电影则是当下最具全球性景观的一种消费，是展现个体品味和审美价值的重要场所。当代饮食电影是电影文化与饮食文化的结合，以极具“观赏性”的饮食作为直观文本，精准表达不同情感的冲突与回归以及异质文化的细腻对话与融合，凸显了与当下所流行的金钱文化相背离的价值观，当代电影由此弥漫着温情的烟火气和令人动容的生命气息。
三、视觉与心理的双重愉悦
当代美国最重要的社会批评学家之一丹尼尔・贝尔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6]54“目前居‘统治’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帅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6]54作为一种大众艺术，电影在表达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的时候，对形式的通俗性要求更多。电影对于观众的吸引，无疑是以视觉图像为基础的。“民以食为天”，食物在我们的感官经验里，占有特殊地位，当代饮食电影由此将视觉性与美学性天衣无缝结合在一起，通过特技和光影的美感化包装，为观众呈现出视觉和心理味觉的双重盛宴，形成银幕一道独特的景观。
在我们重点考察的三部电影中，《饮食男女》开篇便连续运用了恣肆的特写镜头和大量蒙太奇镜头，将父亲精湛的厨艺通过杀、切、洗、烹、蒸、煮、炒等一连贯的动作表现得淋漓尽致，色泽诱人的鸡鸭鱼肉接连登台，“挂炉烤鸭”、“梅菜扣肉”、“冬瓜盅”成了画面的主角，完全吸引住了观众的视线。华夏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随着影像技术的不断变幻被奇观化的呈现。一条鱼的烹饪就需要捉、杀、刮、片、挂糊、炸……一个完整的流程。当整桌菜全部制作完成，在镜头中冒着热气的时候，观众仿佛可以透过荧幕闻到诱人的香气。而美食如同音乐，是无需解释便可读懂的世界语言。如果把电影看作文学的某种延伸的话，电影的声画效果让那些酒肉饭菜在情节烘托下变得格外生动有趣，在这些有趣的串联背后又揭示出许多文学语言不曾表现或者未能充分表达的主题和面向。“叫花鸡”、“甩水”这些弥漫着温情的日常食物激发了父亲的情感，也在唤醒父亲细腻味觉的同时带领观众经历了一种共通的爱的情感体验。
《海鸥食堂》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日本美益求精的色泽搭配和摆盘造型。那种小心翼翼近乎虔诚的态度让人相信三个可爱的日本女人对本土食物发自内心的热爱。没人能忘记三文鱼在小火上烘烤时发出的曜躺，从热油里捞起的肉排，一刀一刀下去所感受到的松脆感，肉桂卷和咖啡弥漫出的甜美香气，当然还有幸惠拿手的日式饭团的精美诱人。烹饪的器具、考究的碗碟，拼摆得法的日餐菜点宛如艺术佳作，还有人们在品尝食物时近乎夸张的幸福表情，均渗透着别具一格的东方情怀。观影者在接受视觉冲击的同时，味觉也自然被撩拨，可谓是垂涎欲滴。此外，影片导演还运用了清新温暖的电影色彩，空灵的蓝与充满幸福感的奶黄色穿插在芬兰小镇的洁净阳光里，使得海鸥食堂永远像明信片一般的纯净和美。这种特别的和煦的美感仿佛微风吹过林间，让人从心底里泛起微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贝特用了影片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带我们领略法式大餐的骄傲与奢华。这场盛宴从前期的采购到制作和分享以及不同的餐酒搭配，其繁复程度令观影者惊诧不已，感慨良多。海龟汤配雪利酒、比利尼饼配凯歌香槟、鹌鹑千层酥配红酒、各式奶酪、萨瓦兰蛋糕、佩里戈尔调味酱，眼花缭乱的时鲜水果……，在美酒与美食面前，教友们超越了严谨教义的束缚，冰释前嫌、友爱如初。一位法国的烹调大师曾说：“发现一道新菜要比发现一颗行星给人类造福更大。”[7]6可见饮食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巴贝特将精妙的烹饪技术与法式餐饮优雅的色彩、造型艺术结合，真正给观众奉献了一餐美的盛宴。
显然易见，饮食之于电影是好空间、好题材。饮食不仅是“果腹”的，以影像方式呈现更能让人产生视觉和心灵的双重愉悦，同时传达内心的。美食作为载体，在影像空间里将人类吃的本能和本能反复揉捏合为一体，观影者很容易通过意象的表征领悟电影创作者的叙事主题，这就是饮食电影的“好看”与“观赏性”。
参考文献：
[1]达达.第60届柏林电影节“美食与电影”单元[J].天下美食，2010（5）.
[2]沈宏非.如何定义“美食电影”[N].东方早报，2010-3-7.
[3]聂俊珍.舌尖上的狂欢：中国饮食电影研究[D].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2.
[4]张靓蓓.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5]杨志兰.通过《朱莉和朱莉亚》和《饮食男女》品味中西文化[J].电影文学，2010（17）.
[6]罗勤.影像的狂欢：论电影“奇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关键词：日本文化；日语；日常会话；共生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1-0142-02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国际化交往的频繁，学习外语的目的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为了顺利进行交际，既需要理解潜藏在语言深处的文化的能力，也需要具有超越交际中的文化理解障碍的能力。
日语学习者（指把日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群体）通过日语会话课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日本文化、日本社会、日语表达本身以及日本人语言动作的特点等。学习者一方面会受到来自母语的文化背景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会受到来自目的语的文化冲击，这些都会影响日语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质量等。怎样才能避免文化冲突，怎样才能将其冲突降到最低限度呢，本论文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尝试对日语会话课堂上的文化背景导入问题进行探讨，引用实例，尤其从其导入的必要性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为日语学者减轻学习的负担，高质量地完成学习任务。
从事日语教学的人员都知道日语学习者虽然学习了日语的发音、词汇、语法等，但是要顺利做到使用日语进行沟通还是有难度的。因为，当一个人向自己以外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愿时，不仅传达语言符号所表达的信息，同时也传递非语言特征的信息，比如：“表情”、“肢体动作”、“视线（目光）”、“姿势”以及“与对方的距离”等都属于非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大多由于文化的差异而出现意义上差异，因此，在交流时常常会引起误解。这些几乎都属于文化领域的范畴，受到文化的制约。语言信息来源于其归属的文化价值观，所以假如不能正确认知谈话对象的文化的话，就无法达到正确的理解，换而言之，无法顺利进行沟通。日本人在表达自己意志时，无论是语言方面还是非语言表达方面都是在遵从本民族的习惯为立足点的。
例如日本人早晨见面会互相大声打招呼说“お早うございます（早安）”，都认为这样可以让人感觉到团队的朝气和团队成员直接彼此的融洽的氛围。与此同时打招呼的人彼此之间还要弯腰鞠躬。据说日本的“鞠躬行礼”最早出现在日本的弥生时代，意味着普通百姓对身份高的人的一种敬意。到了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日本以中国的礼法作为参照制定出了与身份相符合的“鞠躬行礼”。如今，“鞠躬行礼”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习惯之一，当成了家常便饭。被认为生活中有了“鞠躬行礼”日本人的生活才具有了完整性和有序性。欣赏日剧或是日语动画片，经常会听到剧中人物因为做了对不住对方的事情等时会说“すいません（对不起）”，当说到这个寒暄语时，只要是日本人不论男女都会将身体稍稍放低。即一般情况下说这句寒暄语时，都要伴随“略微弯腰”这个动作。假如采取挺胸、直背、不错眼珠地盯看对方的脸的体态，说出这个寒暄语时，对方（日语为母语的听者）绝不会感到有抱歉的含义。假如讲话者（日语为其学习的目的语）从小就被教导，为了表示对他人心中无愧就必须经常挺胸的话，做出“稍微弯腰”这个动作将是很难的。同样，反过来习惯了略微弯腰行礼的日本人假如他们见到了以握手为寒暄手段的中国人或者欧美人的话，日本人会习惯地在略微弯腰的体态下伸出一只手与对方打招呼，此时的日本人的体态应该是很滑稽的，丧失了整体形象的严谨性，而且与对方的间隔距离过远，整个体态过于生硬，缺乏自然感。
在日语会话课堂上除了使学生准确地掌握日语的单词发音、语调、句子结构、语法表达之外，那就是体态语动作方面的训练了。笔者认为由于日本民族是个喜好鞠躬的民族，所以首先要进行与日语表达相吻合的鞠躬行礼方面的训练。一般情况下为了表示郑重要先鞠躬行礼然后再说话，即“先礼后语”。由于受到对方的年龄、身份、性别以及进行鞠躬者对对方的尊重度的制约，所以鞠躬要有顺序，如年纪轻的人要主动向年龄高的人鞠躬；地位低的人（如：公司中的科员）要主动向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如：科长、部长、社长等）鞠躬；女性要先向男性鞠躬；店员要先向顾客鞠躬等等。“鞠躬行礼”是日本民族的有序性的突出代表。因此在会话课堂上遇到此种对话表达时，抓住时机训练学员的地道日式鞠躬显得格外重要起来。
还有日语学习者需要习得日本的社会文化以及语言行动特征。多数情况下，由于对日本人的言语行动理解的欠缺而招致误解。为了交际能够顺利进行需要一种比语法能力还要高级的一种能力就是正确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
比如从日本的饮食习惯上看，日本人的饮食习惯是以吃光为敬，可以说日本的吃光为敬的饮食文化体现了一种节俭和节能。但是我们的传统饮食文化是希望盘中能够有剩余，预示我们生活富足，连年有余，所以在准备饭菜量的时候都要比实际人数多准备一些，形成了不必要的浪费。日本人在外就餐的机会很多，主要采取AA制。
从讲话和听话方式上看，日语特征是讲话中不停地随声附和。这一点给许多学习日语的外国人带来了困扰。比如：
A：先L、秋~原へ行ったんですが…
B：エエ
A：久しぶりだったんで…
B：エエ
A：すっかり子が浃铯沥悚盲啤
B：ソウデショウネ
A：kの出口をg`えちゃって…
B：アッ、ソウテスカ
A：待ち合わせrgにWれたし、相手には怒られたし…
B：エエ、エエ
A：大浃扦筏郡琛
以上的对话中，用片假名表示的是为了促使讲话者继续进行话题的表达形式，是一种随声附和的表达。日语中表示随声附和的“エエ”、“ハイ”、“ウン”等等与表示赞同的作用同时出现，所以学习日语的外国人通常把它理解成“赞成的标识”，过后当发现讲话的日本人并非表赞同意义时，学习日语的外国人感觉到“被骗了”，这可是一个无法挽救的误解，有可能日本人从此以后不会得到外国人的信任了。
日Z中的寒暄语的使用问题。如，外国人在日语课堂上学会了一句日语表达：“お出かけですか？どちらへ？（您要出门吗？要去哪里？）”这句话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在打探对方的隐私、惹人生气的一种表达。其实这句寒暄语，多数情况下它表示的意思是对听者的关心。即是一种礼节方面的问候，用外国语表达的寒暄，它是属于礼节方面的，还是实质性的等等，对这些的掌握程度也暗示着能够随心所欲使用外语的程度。所以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关于日语寒暄语的正确理解的引导。
日本人在与人见面寒暄时往往从回忆过去开始。日本人从他人处得到礼物或者请他人帮助做什么事情时，在当时就会致谢，而且下次再见面时还会再次致谢。日语表达的形式或者是“昨日は、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您昨天的关照）”、或者是“先Lは、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您上周的费心）”等等。一般认为经常被使用的表达大概是“先日、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吧。这被认为是日本式的礼节。但是在汉语的寒暄表达中很少提起过去。也可以说没有约定俗成的固定表达式。这种表达实际上是告知说话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今天见面才开始的，重要的是要告知他们的关系从以前就存在的，属于确认的关系。日语中还有对眼前的对方表示关心的寒暄固定表达形式，如，“お元荬扦工（您好吗）？”对应这句话的传统表达是：“お浃铯辘りませんか（您好吗）？”它就表达了说话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来源于过去，换言之，听到使用这个寒暄语打招呼的话，第三者就知道了他们是老朋友了。在日语当中提及过去的寒暄语表达的频率很高而且数量也很多，比如、要走出家门时要说“行ってまいります（我走了）”、与此相反不出门的人要回应这句话说“行ってらしゃい（你走好）、从外面回到自己家的人要说“ただいま（我回来了）”、房间内的人要回应说“おりなさい（欢迎回来）”；就餐之前要说“いただきます（我开动了/我开始吃了）”，吃完饭了，放下手中的餐具要说“ごY走でした（我吃饱了）等等，日语中固定的惯用表达式的寒暄语非常丰富。为了记住为数众多的日语寒暄语需要花大气力才能完成。
参考文献：
[1]戴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2]胡振平.文化语言学与日语教学研究[J].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1）.
The Symbiosis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Japanese Daily Conversation
LV Ping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1，China）
一、中阿博览会带给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潜力
（一）拓展了中阿旅游的新机遇
宁夏是丝绸古道的要塞和中阿文明的交汇地之一，回族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有着共同的以及悠久的经商历史传统。比如，首届博览会签约项目涉及清真食品、基础设施、物流商贸、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签订国（境）外项目51个，签约金额980.99亿元，其中与阿拉伯国家合作项目31个，签约金额664.91亿元，这些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新突破，给宁夏提供了更宽广的国际平台，以经贸促旅游，为把宁夏发展成为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2012年10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设立银川综合保税区（以下简称“两区”）均归功于三届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对宁夏国际和国内地位的全面提升。宁夏地处新亚洲大陆桥，国内段中枢地位，是呼包银榆经济区的核心地段，最核心的是人文优势。宁夏与中东国家阿拉伯地区民族信仰相同、习俗相近，宁夏的回族特色非常适合阿拉伯人。首届中阿博览会促进中阿经贸合作，“两区”建设推动旅游先行，为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拉开了国际国内同步发展的大序幕。
最后，随着中阿博览会的召开，宁夏加速中阿博览会服务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中阿经贸论坛永久性会址——宁夏国际会议中心等投入紧张建设中；加密国内国际航线航班，实现银川至香港、台湾、麦地那、迪拜、首尔、曼谷直飞。8月13日，正式签署宁夏回族自治区博览局和阿联酋航空公司（简称EK）合作备忘录，更是增添宁夏一站式到达国际大城市的民航合作新航道，为宁夏旅游“进的来，出的去，出得快，走得广”提供交通保障。
（二）强化了中阿旅游的新版块
宁夏的国土面积为6.64万平方公里，2012年总人口647.19万人，其中回族人口占35.56%，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宁夏的回族在全国所占人口比例最高，其伊斯兰文化主题最鲜明、回族宗教氛围最浓厚、伊斯兰宗教环境最和谐，是天然的中国穆斯林聚集中心。伊斯兰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是回族文化的核心和主流，在长期包容兼续地发展变迁中形成了一整套本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之后，宁夏旅游局分别与埃及旅游部、摩洛哥旅游部签署了旅游业战略合作协议，宁夏国旅还与埃及WALEED旅游公司签订了共同开辟中国（宁夏）阿拉伯旅游市场协议。
回族文化是宁夏面向国际，特别是面向阿拉伯地区及穆斯林地区最具特色的资源。宁夏不但有厚重的回族文化，还具备旅游资源多样化的优势，加上“两区”建设获批，更为宁夏向西开放提供强有力政策支持，宁夏依托回族文化打造特色鲜明国际旅游目的地是明智之选。特别是首届中阿博览会期间世界穆斯林旅行商大会的成功举办，在“中阿经贸”推动“中阿旅游”合作方面又上了迈上新台阶。目前，全球有16亿穆斯林，尚缺一个广大穆斯林游客最满意的客源地。强化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这块中阿旅游的新版块，有助于凸出回族文化，彰显回族特色。
（三） 优化了中阿旅游的新资源
全国十大类95种基本类型的旅游资源中，宁夏占有类46种。古老的黄河文明，神秘的西夏历史，浓郁的回乡风情，雄浑的大漠风光，迷人的六盘胜景，美丽的塞上江南构成了宁夏旅游资源的六大特色。宁夏的“两山一河”（贺兰山、六盘山、黄河）、“两沙一陵”（沙湖、沙坡头、西夏王陵）、“两堡一城”（将台堡、镇北堡、古长城）、“两文一景”（西夏文化、伊斯兰文化、塞上江南景观）均展示了独特的自然风光且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此外，“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旅游形象日益鲜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诸上宏观自然旅游资源的优势大背景为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全面发展做了铺垫。民俗旅游是指在有传统旅游资源（自然风光、古迹、国家公园等）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融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于旅游者衣、食、住、行的旅游体系。
宁夏的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正是中阿旅游合作的“新”资源。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经过700年的孕育，它具有多样性与神秘性、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特点，属于一种高层次旅游形式，其主要观赏内容是民俗事象。宁夏回族自治区，早在元代就有“回回遍天下”一说。回族拥有丰富历史渊源和独特文化内涵，其服饰、饮食、婚俗、节庆、建筑、礼仪、民间艺术、民间娱乐等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是独一无二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最能吸引异国他乡和异地游客的特色旅游资源。以中阿博览会为发展契机，优化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宁夏旅游新的增长点。
（四）增加了中阿旅游市场的新客源
2007年至2012年六年内，宁夏接待海外游客人数及旅游外汇收入，接待国内游客总人数及总收入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具体数据见图1。2010至2012年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的连续召开，扩大了宁夏的国内知名度，使得宁夏的国内客源逐年递增，且增幅较大。2012年宁夏的国内客源分布：来自宁夏本地的游客占总人数的52.2%；来自西北地区（除宁夏）的游客占21.4%；来自东北地区的游客占1.2%；来自华东地区的游客占3.5%；来自华中地区的游客占2.0%；来自华南地区的游客占0.8%；来自西南地区的游客占1.7%。
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均已成为宁夏入境游主要客源地。与此同时，全世界57个穆斯林国家和地区，拥有16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是中国也是宁夏海外游客潜在的消费群体。随着中阿博览会开幕，宁夏的国际美誉度再次攀升，势必给宁夏带来更多的旅游经济收入。从国内外的客源市场角度分析，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全面拓宽了中阿旅游的新兴客源市场，必将是宁夏扩充国内外游客的新焦点。
二、发展宁夏回族民俗文化国际旅游存在的问题
从民俗旅游视角来看，宁夏目前已开展了一些民俗文化旅游，例如参观银川南关清真寺、游览中华回乡文化园等，但是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从内容上看比较单一，对回族民俗文化的认知只停留表面状态。如参观清真寺仅停留在“到此一游”的表面状态，没有配备资深专业讲解人员讲述伊斯兰宗教知识，在弘扬伊斯兰建筑风格方面意识淡薄。
其二，回族民俗旅游项目创新意识不够，民俗旅游活动的策划方面还存在空白。如回族节庆活动，甚至处在开发蒙昧阶段，很多汉民混淆回民的三大节日，对于节日的来源及习俗讲究十分含糊。
其三，从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上看，层次肤浅，回族文化韵味亟待加强。如回族的八宝盖碗茶，是知名度较高的民族特产，但市面上的八宝茶，包装不够精美，无法表现回族文化品位和民族饮茶的养生之道。
其四，从国际化旅游视角来看：宁夏的交通问题仍然存在不足，“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需要进一步构建。譬如，银川至今没有开通高铁，银川至日本、新加坡的国际航线尚未开通。随着宁夏“两区”建设的铺开，如何实现宁夏向东、向西、向北、向南的全面开放，是宁夏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
其五，在打造“西部独具特色旅游目的地”和“面向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的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双重目标下，以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为突破口，还未形成与国际旅游目的地接轨的总体规划。以中阿博览会为国际旅游发展契机，挖掘宁夏丰富的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并传承回族民俗文化，在树精品、上档次方面下功夫，深度开发符合国际化旅游要求的回族民俗文化旅游产品。
三、提升宁夏民俗文化国际旅游发展的途径
（一）提升中华回乡文化园的知名度
中华回乡文化园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是全国唯一以展示、弘扬回族、伊斯兰先进文化为主题的文化旅游综合景区。目前，其一期项目的主体大门、中国回族博物馆、金色礼仪大殿、阿依莎宫、中华回族第一街等全部落成。2008年开园以来，景区营业收入、门票收入及接待游客人次呈增长趋势（见图2），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华回乡文化园二期工程已被列为宁夏“十二五”期间旅游重点建设工程。需借鉴深圳锦绣中华等成功范例，以发掘、抢救、保护、弘扬回族文化为宗旨，以精品景区升华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档次，把中华回乡文化园打造成为全国的王牌景区，同时要加大媒体宣传力度，使中华回乡文化园享誉国内外。
（二）开发纯正的回族民俗文化村
可借鉴海南三亚黎族村落槟榔谷的营销模式，将回族文化融汇到回族村落中，满足游客对民俗文化旅游的参与需求。中华回乡文化园可以从大尺度角度宏观展示回族民俗文化的磅礴气势，回族民俗文化村落可以从小尺度角度微观填补回族民俗文化的原生态和本土化。据此开发主题鲜明的回族家访线路，让游客“到民间去旅游”，到农村回族家里吃农家饭、住农家院、采农家果、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体验原汁原味的回族特色农家生活。在回族家访选址方面，要选择回族民俗质朴淳厚、交通生活比较便捷、回族人口比例较高的“纯”回族村落，比如永宁县纳家户、灵武市中北村、吴忠市穆民新村、泾源县冶家村等。在设计回族家访的体验活动时，要懂得“留白”，既要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又要给旅游者留有参与的空间，比如让游客学做馓子、学习剪纸、木球比赛、观看“掼牛”、娱乐“踏脚”、学唱“花儿”、欣赏回族武术、使用汤瓶“小净”、使用吊罐“大净”等活动，充分满足游客强烈的好奇心与参与意愿。
（三）举办清真美食文化节
饮食是人类共有的行为之一，宁夏回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有的饮食文化并以制作独特面食而著称。回族面食中尤以油香、花花、馓子、锅盔等油炸食品、烙蒸食品及手擀面为最。宁夏回族的牛羊肉风味小吃如碗蒸羊羔肉、烤羊背、羊羔头、香辣羊蹄、炖羊脖、烩牛肉等久负盛名。2010年宁洽会暨首届中阿经贸论坛上，签署了《清真食品产业标准互认合作协议》和《清真（Halal）食品合作谅解备忘录》，意味着宁夏清真食品第一次拿到了“国际通行证”。另外，中国烹饪协会为银川市颁发了“中国清真美食文化之都”牌匾，这些都为宁夏清真食品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保障。回族饮食文化承载着宁夏回族文化，自治区旅游局应提高“中国宁夏清真美食文化节”的规格， 为宁夏的百种回族菜肴和特色回族面点搭建宣传平台，通过“舌尖上的宁夏”推动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全方位发展。
（四）推出赏清真寺建筑风格之旅
建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古老历史的见证。清真寺不仅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更是穆斯林经济和文化的集中荟萃圣地，折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回族文化。宁夏境内坐落着各类大小清真寺4200余座，其中最富盛名、最有代表性的是银川南关清真寺、永宁纳家户清真寺和同心清真大寺。银川南关清真寺是典型的阿拉伯建筑风格、永宁纳家户清真寺是传统的中国殿宇式建筑风格、同心清真大寺则是典型的中西合璧风格。阿拉伯地区的清真寺与宁夏的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值得中外游客观赏品鉴。可以将三种风格迥异的清真寺串联成一条旅游线路，满足特殊游客的个性化需求。
（五）开发传统民俗岁时节庆游
婚礼是人生仪礼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宁夏回族婚俗旅游的开发尚处在探讨阶段，亦可借鉴彝族、侗族等婚俗旅游开发的成功范例，整理压缩回族婚俗资料，包装设计参与性较强的回族婚俗游，比如让游客观摩甚至全程角色扮演参与回族婚礼，使其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及早填补市场空白。“开斋节”、“古尔邦节”与“圣纪节”并称为伊斯兰教三大节日，宁夏需开发回族三大节日游，在节日之际举办丰富的节庆活动，比如播放专业编排的情景剧或3D记录片，帮助游客了解三大节日的由来，加深游客对回族节庆民俗文化的印象和理解。宁夏是花儿的发祥地之一，主要在六盘山区传唱，于 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应打造“六盘山花儿”品牌，除了举办年度“六盘山花儿大赛”，还应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让游客 “听花儿、唱花儿”，感悟“花儿”文化，体会回族民间艺术的精髓。回族歌舞剧《月上贺兰》多次荣获国家大奖，宁夏文艺工作者还需不断推陈出新地编排更优秀的回族原创歌舞剧，打造类似“云南映象”品牌的“印象回乡”系列精品歌舞剧，与时俱进地增强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神韵。
（六）创新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纪念精品
其一，开发设计回族绣花旅游纪念品。回族绣花是宁夏回族妇女擅长的一种群众艺术，以其独特的风格、精湛的工艺独树一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于2007年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此可开发手帕、桌布、杯垫、靠枕、窗帘、挂件、针扎子等日常家居用品和车饰用品等，使之成为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的亮点。其二，创回族精品服饰品牌。宁夏回族服饰作为一种生活模式和文化载体，沉积了历史底蕴和社会习俗，包涵了伊斯兰服饰文化与汉族主流服饰文化，树立了简朴素雅的民族审美形象，极富开发潜力。在已开发的日常生活服、演艺服、职业装、学生装、儿童装、婚礼服、礼服等七大系列基础之上，进一步将伊斯兰元素融入到回族服饰旅游商品中，注重美学要素地运用，创回族精品服饰品牌，刺激游客的购买欲望。其三，挖掘宁夏回族剪纸艺术。随着宁夏旅游业的发展，回族剪纸开始从家庭走向市场，除了塑封剪纸、摆台挂件等旅游商品外，还可将回族民俗剪纸运用到宾馆酒店、中阿博览会场等场所的装饰中，借助载体传递回族剪纸艺术。最后，汤瓶、口弦、牛头埙等也是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的丰富资源。
参考文献：
[1] 贺吉德.宁夏文化与旅游.宁夏2010年导游证年审培训讲义，2010.
[2] 梁向明等.宁夏旅游业发展战略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96～98.
[3]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0～79.
[4] 齐岳，何建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宁夏文化发展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418～423.
[5] 陶玉芳.对开发宁夏回族旅游文化资源的一些思考[J].回族研究，2002，（1）：106～108.
《餐饮世界》杂志创办于2001年2月，是经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公开发行的专业类期刊。经过多年的努力，杂志的内容得到了业界众多知名专家及众多餐饮品牌企业的鼎力支持，赢得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目前已成为餐饮业内公认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专业特色的刊物……。所有成果都是我们辛勤付出的回报，也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份事业的决心和毅力。15年来，我们伴随杂志一起成长，如今，我们仍坚守初心，在创新、共赢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专注聚焦餐饮行业
自创刊以来，《餐饮世界》一直以助力餐饮企业健康发展、提高民众食品安全意识为己任；我们努力宣传营养健康知识、倡导科学生活新理念。
我们始终坚持第一时间为读者报道。2011年是餐饮界不平凡，也是不平静的一年。新兴餐饮模式进化升级，众多食品安全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餐饮世界》本着媒体人的专业精神，为读者提供全面、准确、权威的行业热点，为餐饮业者提供行业的第一手信息资料。策划制作了一系列“网络团购2.0升级进行时”、中国餐饮业的“戴尔模式”、“食品安全重于天”、“权威‘十一五’以来餐饮业经营数据案例分析”、“外卖新领地争夺战”等大型专题。
《餐饮世界》又始终坚持以国际化的视角、实用性的呈现方式，对行业热点进行深度分析和解读深度报道。制作了“中餐海外发展启示录”、“激励机制，绕不开的思考题”、“为食品安全撑起一片天”、“排队的秘密”等大型专题。报道各类餐饮企业600多家，采访餐饮业者300多位，涵盖正餐、快餐、西餐、自助、团膳、火锅等多种业态，涉及各地行业协会领导、餐企总裁、厨师、经理人、院校教师等各类人群。
近年来，《餐饮世界》一直努力拓宽采访渠道、丰富报道形式。借助遍布国内外的多种信息渠道，充分发扬纸媒的优势，精心打磨，为读者呈现更加新鲜、更有深度的内容，不仅丰富了读者的国际视野，也为中餐同世界的交流创建了沟通的窗口。
2011年9月，《餐饮世界》特别制作了“中国（银川）清真美食旅游文化节专题报道”；2012年9月，《餐饮世界》推出首本主题专刊――“清真餐饮”特辑，对国内清真餐饮行业现状、产业政策、优秀清真餐饮企业进行了综合性报道，并以此奠定了以企业为主体、地区为主线、文化为内涵、专题为主要形式对地方餐饮进行报道的基调，并由此拉开了《餐饮世界》全国“地方行”系列报道的序幕。
2013年4月，《餐饮世界》走进中原文化的发源地――河南，得到当地餐饮企业的热烈欢迎和大力配合。河南专辑的问世，不仅让中原饮食文化获得了更多瞩目，也让《餐饮世界》与当地企业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在此之后，《餐饮世界》又先后多次走进山东、陕西、宁夏、湖南、内蒙古、上海、重庆、烟台等省市，接触并采访了一批优秀的餐饮企业，制作了数十期地方专辑，真正做到了深入、深度、深刻聚焦餐饮行业报道的目标。
在“地方行”的基础上，《餐饮世界》又迈出了“海外行”的步伐。依托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强大的海外会员网络，对海外中餐代表国家――新加坡、荷兰两国的代表性中餐企业进行了专题报道，打通了国内外中餐沟通了解、交流互鉴的又一渠道。
传扬中国餐饮文化事业
《餐饮世界》杂志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餐饮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不仅服务于餐饮企业更在中餐厨艺交流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四年一届并且被誉为“中餐奥林匹克”的中国烹饪世界大赛，从1992年在上海举办第一届以来，就一直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大赛已经走过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荷兰等地并已连续举办八届，已经成为全球中国烹饪的顶级赛事。大赛不仅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更是展示中餐高超烹饪技艺的大舞台。通过这项国际中餐烹饪赛事，世界各国的中餐同仁加深了友谊，增进了交流，分享了技艺，大赛的经历已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难忘的回忆和宝贵的财富。
在赛事的整体报道中，《餐饮世界》杂志派出编辑摄影师团队与参赛团队共同前往，无论在场上还是场下，都在与参赛团队甚至评审团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感想，挖掘他们的人物性格，赛后对获奖团体再次进行采访沟通并做出了深度报道，得到了参赛团队的一致好评。
2012年11月16日至18日，美丽的花园城市新加坡迎来了世界13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位优秀中餐业厨师组成的53支代表队。由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World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uisine）主办、新加坡餐饮业协会承办的第七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在美食天堂新加坡顺利举办。经过3天紧张激烈的对决，身怀绝技的各国中餐大师们烹制出精美的前菜、主菜、面点等规定作品，围绕个人、团体和展台三个类别的大奖展开争夺。大赛成为全球中餐界提升水平、切磋技艺的良好平台，因而受到国内外媒体的空前关注。据统计，当时有超过200 家媒体对本次大赛进行了报道。《餐饮世界》杂志作为官方合作媒体对整个赛事做了全面深度的跟踪报道，对新加坡的国际地位、渐进式经济、东方化文化、可信的社会以及卓越的追求做了很客观的阐述及描述，让读者可以从国家城市出发，进一步了解大赛的气质与地位。最终，上海市东湖集团公司、北京大学、新加坡金山集团等6家单位一路过关斩将，荣获团体特金奖。陈渊方、李修俊、邱伟杰等18位选手分获三类比赛的特金奖，《餐饮世界》杂志对获奖团体分别做了采访，并展示了获奖作品。
从新加坡第七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顺利结束之后，大家就对四年后的荷兰大赛开始期待，参赛团队气势如虹，整装待发。在比赛开始之前，《餐饮世界》杂志对此次在荷兰鹿特丹进行的第八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做了一些数字整理。荷兰是海外华人华侨的重要汇聚地，中餐市场发达。到目前不完全统计中餐馆有2000余家。近年来，中荷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合作迅速发展，人文交流不断深入。2016年，中国烹饪世界大赛在荷兰举办，就是希望以技艺比拼、美食交流为媒介，推动全球中餐繁荣发展、促进中荷民间友好往来。本届大赛有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8支代表队近200多位选手同台竞技，展现了世界中餐发展的最高水平。最终《餐饮世界》杂志对获得团队奖项的部分队伍进行了采访，受到了这些代表的积极配合。益海嘉里餐饮发展（扬州大学）参赛队、全聚德代表队、中粮福临门代表队、新东方餐饮协会荷兰女子创意队、花舍咖餐代表队、新华教育集团新东方烹饪教育都是本届大赛很有代表性的队伍，他们积极备战，用实力说话，展现了中国味道的国际表达。
《餐饮世界》杂志还将一如既往跟随中国烹饪世界大赛的步伐，挖掘大赛精神，展现参赛选手魅力，为中国餐饮在国际上的发展与地位的提升做出积极主动的响应与支持，将弘扬中华饮食文化的责任和使命永远放在肩头和心上。
搭建立体化传播渠道 拓展多元化主题活动
经过多年积淀，《餐饮世界》杂志已成为业内公认的期刊类权威读物，单期发行量最高达到6万册，读者群体稳定且高端，但我们仍保持着开放学习心态，善加利用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构建立体化传播渠道。先后推出电子刊、手机杂志等数字化内容，并开辟了微博、微信两个线上运营平台，作为纸版杂志的补充。其中，微信公众号单条最高阅读量超过业内同类媒体平均水平。
此外，杂志与中国知网、中邮阅读、龙源数据库、博看网、读览天下等大型电子杂志平台合作，通过提供电子书在线阅读和有偿下载，为读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也扩大了受众群体和发行渠道。
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不仅是杂志与读者、与合作伙伴互动交流的最佳方式，也是让内容升华为价值的有效途径。
自2005年以来，《餐饮世界》杂志连续多年发起中国餐饮业年度“十大人物”和“十佳企业”评选活动，不仅集中推出一大批行业模范与标杆企业，也获得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参与和认同，已成为杂志社乃至行业的一项品牌项目。
全国餐饮业信息化评选活动是杂志社在餐饮信息化领域开展的一项层次高、权威性强的评选活动，举办至今得到全国上百家软硬件供应商的积极响应和参与。
2013年，杂志社依托强大的读者资源，策划并发起成立了《餐饮世界》企业家俱乐部，旨在搭建餐饮业沟通平台，推动餐饮业资金和项目交流，营造行业内国际化的交流环境。俱乐部成立后，陆续举办了“传承、守道、弘扬――官府菜论坛”“六亿人的午餐――中国团膳的未来发展之路沙龙”、“会员制营销――餐饮CRM专场研讨会”、“羽您同行――餐饮羽坛争霸赛”等异彩纷呈的各类活动，不仅将餐饮生态链条上的各路企业串联起来，也格外关注餐饮人行业之外的文化娱乐层面的诉求。
除此之外，杂志社也一直以弘扬饮食文化、促进烹饪技艺交流为己任，开展了餐饮专业学术论文评选活动，在院校间搭建起一个学术交流平台。
勇于创新服务形式
近几年，随着媒体形态的不断更迭，传统的传声筒式的媒体将被淘汰，纸媒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餐饮世界》杂志也一直在创新服务形式上寻求突破，实现从单一的展示、宣传功能逐渐向多维度的综合平台转变。
自2013年起，餐饮世界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局展开了深入且多样的合作，不仅有常规的内容报道，也尝试开展餐旅项目咨询和项目推介等服务，增强自身的政府服务能力和竞争力。
依托于良好的平台影响力和优质资源，杂志社多次为国内优质商业地产项目、大型美食节庆活动量身打造主题论坛、招商招展、项目对接会、实地考察等活动，在跨界服务、定制服务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如与3个城市的6家房地产企业合作，在招商、规划方面提供咨询服务和解决方案，打造专场招商会，与3家投资机构就项目投融资、财富管理、支付渠道等进行合作。
为供应商伙伴制作文创产品，如为山西太原江南餐饮集团合作打造企业文化专刊，为某茶油品牌制作视频光盘和教学画册，利用杂志的行业经验为品牌寻找最合适的切入点，邀请国内知名大厨针对产品专门研制菜品，捆绑营销，收效甚广。
此外，作为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的唯一官方会刊，《餐饮世界》杂志不仅是世界中餐联展示和宣传的窗口，也是其服务会员、促进交流、宣传政策、反映行业诉求的平台。《餐饮世界》不仅对每位新入会的会员进行报道，后续也对会员单位的大事件、重点活动进行跟踪，增加了世界中餐联服务的“厚度”，进一步加强了协会与会员间的感情。
2016年，《餐饮世界》与天士力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开拓新的服务模式上做出新的探索和尝试。
深化品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