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6 19: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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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软广告与置入营销
广告收入是媒体的生存命脉。随着广告手法的推陈出新，及电视产业市场的竞争加剧、广告购买制度转变所致的广告主买方市场倾斜，媒体传统的广告方式起了极大的转变，整合广告、公关与商品置入的所谓“置入性营销（Placementmarketing）”成为近年来广告商重要的媒体购买策略。“置入性营销”指的是厂商以金钱或有价回馈方式来交换产品或服务在节目或新闻内容中出现，且在不明示广告主的情况下，为付费者营销广告主商品、服务或形象的作法。目前国内盛行的“软广告”，有相当比例就是属于这种隐藏性的广告（surreptitiousadvertising）。
“置入性营销”又称为商品置入或品牌置入，早在1930年代就已出现在好莱坞电影中。1982年上映的电影《外星人》(E.T.:TheExtra-Terrestrial)是置入性营销最早的成功案例。1980年代以来，因为产品置入手法有极佳的促销效果，且能降低影视节目制作单位的成本而开始盛行。近年来，置入性营销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影视产业营收增长的重要方式，如韩剧带来的“韩流效应”，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三个最重要的影视市场，置入式广告数量大幅增加，脱口秀和综艺节目到处可见主持人吹嘘各种各样的产品，针对年轻人的电视剧更是处处可见置入式广告。
“置入性营销”的风行是因为，传统电视广告虽能直接诉求产品或品牌的促销，但观众对其已有防卫、抗拒心理，甚至不会认真观看。而置入性营销经过巧妙的包装，以节目内容作为商品或品牌营销的“保护色”，化广告于无形的节目内容中，不但提高其曝光度，也能让观众在不自觉中改变印象。对电视台或节目制作单位而言，在节目中进行置入营销，不但可赚取广告费或节目制作费，更可以增加节目制播的资源、减少独立制作的成本。
“置入性营销”的类型很多样，通过媒体的置入营销除了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体之外，包括音乐剧、话剧、演唱会，新兴的网络媒体、博客（blog）及游战电玩等的置入营销手法更是推陈出新，置入营销可以说是全面、大规模的渗入了各种传播场域。其中，电视是置入性营销的主要媒介，从体育、戏剧、综艺、竞赛、谈话节目，几乎是无所不“置”。甚至一般认为不宜置入的新闻、儿童、教育等节目，也可见到置入性营销的身影。
二、新闻：置入性营销的
在大众传播媒体内容置入商品营销引起的主要争议是，以节目内容作为商品或品牌营销保护色却未善尽告知或提醒观众之类，不免有欺瞒观众的嫌疑。但各国对“节目广告化”现象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像美国标榜尊重市场机制的自由经济，并未针对置入性营销广告单独进行管制，但因为公关公司“制造”新闻的手法越来越高明，甚至让人分不出广告跟真实、独立制作的新闻有什么差别，因此，公民团体强烈主张要有更严格的法令来管理置入营销。欧盟在2007年5月通过《影音媒体服务指令》，原则上仍禁止置入性营销，在排除儿童节目之外，以正面表列的方式开放电影、剧集、体育、娱乐节目类型，并规定置入性营销的作法。无论管理程度为何，但许多国家都严禁在新闻、时事、儿童节目中，进行置行入营销。但置入性营销最严重的问题，正是新闻报道充斥着商品或品牌置入营销的“广告新闻化”现象。
“广告新闻化”指的是，新闻因为客观报道的预期功能而得以取信受众，但一些商业讯息却包装混掺成新闻信息，表面上是客观的新闻报道，但其实是为特定的产品促销，让观众误信为真、而达到商品销售目的。研究显示，由于阅听大众阅读、收视、注意新闻内容的时间远超过广告，因此广告新闻化很容易诱使观众将广告讯息当成是新闻内容加以接收。广告新闻化的确有误导阅听大众、强化广告讯息的功能，读者对新闻与广告讯息根本无法分辨，而广告新闻化使读者更注意、且更能思考与记忆广告。
新闻学者McManus针对新闻产制的研究指出，“新闻”本来就是“人们不知道的事”，既不像汽车可进行“查验”（除了亲眼目睹的新闻事件），也不如服务可亲身“体验”（除了气象报导及球赛分数），几乎全是消费者以信心消费的。但比起过程中的人为疏失、社会菁英自利、甚或记者本身偏见造成的偏误，媒体出于自利而扭导的情形反而更常见。McManus将媒体“在商言商”的运作称为“市场新闻学”（Market-dirvenJournalism），批评其已取代了传统的规范式新闻学（NormativeJournalism）。广告新闻化的操作，连带使得新闻编采人员的工作自大受影响，包括决定新闻重点、选择报道题材、决定采访对象、决定访问问题、决定新闻内容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
只是，各国虽都禁止商品置入新闻，但仍然无法杜绝大众传媒业者及广告主一些合谋取巧的偷渡行为，软广告百无禁忌侵入新闻的操作方式，不但严重干扰记者的专业、影响新闻报道质量及阅听大众的收视权益，并侵蚀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三、台湾地区经验、方式及影响
置入营销泛滥导致媒体公信力及新闻质量退步，台湾地区就是一个例子。台湾地区大众传媒多为民营企业，其中有线电视频道数量超过一百个，号称全球电视频道密度最高的区域。数量众多的电视频道竞逐有限的岛内广告市场，再加上广告主采取“媒体集中购买制度”使电视产业沦为完全广告商主导的买方市场。有些电视频道更直接将时段卖断给外制单位，任由外制单位将商品广告包装成节目型态播出。由于争取广告主的置入性营销经费，不仅增加广告营收，同时也能大幅降低内容制作的成本，因此许多传媒机构甚至跳过广告商，设立内部的营销部门，整合广告、编辑或节目及新闻部门资源，主动规划“项目”，寻求等广告主的经费，运用传媒的媒体影响力争取置入营销的业务。
甚至为了配合“市场需求”，新闻媒体的广告单位也规划灵活且多样的业务配合方式，将新闻内容视为标准化及规格化的商品，依时间（或版面）、报导形式及内容呈现等广告客户之不同需求，或为广告主“量身打造”，订出不同价钱出售。新闻界操作各种置入方式愈形精细，以报纸为例，各报常以“专题报导”、“专栏”、“特别企划”、“座谈会”、“论坛”及民调等方式呈现置入性的营销活动与广告。电视新闻的置入手法就更为多样化，电视上出现的独家新闻、一般新闻、新闻专题、深度报道、主播专访、SNG新闻联机、滚动式的新闻速报，画面、语气、口白、标题等，甚至是充满期待、正面和称赞之词的新闻报导语气，都可能是订好价目的“广告”。
一般来说，台湾电视新闻置入性营销的形式可分成四种类型：（一）策划报道：指营销传播商直接赞助某一电视新闻杂志节目，针对某类产品与议题制作专题报道；（二）与公关活动搭配：由记者参加产品发表会或某政令倡导的记者会，针对特定议题进行报道；（三）新闻话题置入：电视新闻主播报道某新闻话题时，将话题与某品牌结合；（四）谈话性节目置入：主持人与来宾在节目中谈论某一产品及使用该产品的亲身体验。
置入性营销已经成为台湾新闻界普遍现象，记者被要求参与置入性营销项目的比例很高。一项针对台湾新闻记者进行的调查发现，电视记者被要求参与置入性营销项目尤其高，超过六成的受访记者表示曾参与制作新闻项目，而在新闻项目产制过程中，有八成以上受访记者指出广告商会要求访问广告主或广告主指定之人士，并有79.1%认为广告主要求介绍产品功能。而为因应不同广告主的需求，新闻记者、编辑必须学习将特定商品讯息如何包装成不同的新闻型态。而记者不但照常署名，更务求技巧吹捧，使其看来与一般新闻相同，让读者无从分辨。
在台湾，新闻记者收取费用报道的“有偿新闻”向来是被媒体所禁止的，认为是记者违背违背专业规范的表现。但是，但为营收增长、单位创利的所争取的置入性营销业务，既已成为组织政策及业务目标，媒体会对配合业务执笔的记者给予薪资以外的奖励或项目津贴。特别是新闻部门主动接案之后，由于执行效率较佳，编辑室因为业务配合能力及主动性增强，竟然因此反而有地位提升的例子。
台湾媒体置入性营销盛行到这种地步，不仅影响新闻产制，也影响新闻专业与自主，对新闻记者的工作自、工作满意度、未来工作计划及伦理态度都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时，“广告化新闻”充斥新闻版面及节目，使得媒体新闻难以保持公正立场、媒体公信力备受大众质疑。
四、结语：慎防置入营销侵蚀新闻
1文化创意产业为广告学专业实践提供新视角
“文化创意产业”的提出来源于英国，认为“源自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赋，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都属于文化创意行业。[1]从该定义可知文化创意产业是产业中的各个生产者将知识、文化通过创意手段进行有机结合，并借助经营谋略和管理技术生产的产品，并且越是出色的产品越是这一过程的完美体现。因此创新、创意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而经营、管理和盈利是文化产业生成及发展的基础。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性使其所需人才一定是具有创新能力、创意能力、善于动手、懂得经营的人才。这对高校现有“重知识、轻实贱”的教学模式提出了挑战。
广告专业的应用性特点使专业建立之初理论教学和实贱教学就同时存在，但是实贱教学一般被认为是理论教学的补充，加深理论知识理解的工具和手段，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的方法。这种实践教学的定位在广告学初建和发展的阶段虽不错，但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视角看，理论教学和实贱教学对于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意能力和产业经营能力的重视程度不够，学生毕业后创新创意能力和市场经营能力、企业管理技巧非常欠缺。有学者认为，“高素质的形成，创新能力的造就，离不开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实贱是根本，而且学习、思考、实贱三者紧密结合，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不可分割”。[2]通过传统的广告学专业教学还很难培养出文化创意产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在文化创意产业的视角下，广告专业实贱教学地位应得到重视，教学目标要适当调整，教学方式要不断完善提高。
2广告专业实践教学问题梳理
实贱教学对于人才培养的作用非常重要，是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和有机组成部分，它既可以检阅、修正和巩固已有的专业知识和理论体系，又有利于形成专业思维、强化职业伦理修养，更有利于训练专业应用能力，是人才培养的最有效手段。[3]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角度讲，目前广告专业开展的实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2.1理论和实贱融合度不够
理论与实贱相结合是学好理论的关键，也是成功实贱的基础。但是，现有大部分广告学理论教学和实贱教学一般被作为两个独立的部分进行教学计划的设计和安排，理论教学在前，实贱教学在后，学生先完成理论学习后再进行实贱训练。特别是广告文化素养类课程、商务策划类课程、媒介经营类课程由于条件所限，大多重点关注对广告理论的学习，理论与实贱分离程度比较高。甚至出现有些课程以纯理论为主，基本没有学生的实贱和体验，学生掌握了知识点，却没有使用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知识仅仅被吸收而不被运用、检验或重新组合，造成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所说的知识的“无活力化”。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使学生在智力上不是越来越发展，而是越来越压抑，终而使人学非所用，学用脱离，最后变得越学越蠢笨。[4]而有些环节是完全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贱活动，例如一些目的性不强的实贱实训类课程。这些教学环节缺乏系统化理论指导和总结归纳，仅仅成了动手训练或流于经历和体会，无法形成经验并上升为理论重新指导新的学习。
2.2实贱教学还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高端需要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大众精神需求层次不断提高，而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各种新媒体不断出现并与广告深度结合。这些都使广告行业不断尝试新的内容、新的表现、新的领域和新的模式，广告和技术、艺术反复融合，交替上升。从现有的调查可以发现，前几年还处于匮乏状态的广告基础人才已经逐渐饱和，市场转向对高端复合性人才的急需，即高端创意人才、懂设计又会经营的人才、产业管理型人才。实贱教学所面临的任务不再仅仅是让学生会策划一场活动或设计一个广告作品，而是使其掌握借助文化的力量、市场的手段，通过创新和创意的策划和设计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能力、产业链的掌控能力、最大限度和长期盈利的能力。这些要求我们的广告学专业教学和实贱教学也要根据市场人才需要的变化进行调整，减少基础性人才的产出，增加高端创新、创意、经营、管理、复合性人才的培养。
2.3实贱教学的评价方式需要改善
教学评价方式包括对于教师的教学评价和对于学生的学习评价，实贱教学的评价方式是保证教学活动按照预设进行的条件。现有的广告专业实贱评价方式还无法保证教学理论与实贱的充分融合、无法保证新的实贱要求的完成和以文化产业为目标进行改革的动力。评价指标常常起到指挥棒的效果，只有评价指标中包含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诉求，才能使实贱活动本身真正朝着它前进。例如不少学校看重教育部“大学生广告大赛”的高度实战性，将其作为广告专业学生的专业实贱内容之一，并制定了相应的评价方法以保证教师辅导的和学生参赛的热情，甚至一些学院将其作为“教师评价的标准之一和学生选修学分的组成”，以此为评价指标的院校往往能在比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使专业比赛真正成为卓有成效的实贱。
3广告学专业实践新模式
3.1“理论+实贱”双核循环
将理论教学和实贱教学分开设计的方式尽管会使两者的任务更加清晰，也降低了教学操作的难度，但是容易使理论和实贱对立起来，很难找到平衡点，因此“重理论轻实贱”和“忽视理论只谈实贱应用”的问题都比较容易发生。所谓“理论+实贱”双核循环模式指的理论和实贱两个内容作为专业学习的共同核心，理论教学和实贱教学相互贯穿，在教学过程中相互交替，反复循环，共同完成专业教学目标。这种模式改变以往理论教学和实贱教学各自独立的局面，将理论和实贱融为一体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计，既是一种理论教学模式，也同时是实贱教学模式。而所谓“循环”是在实贱教学环节中理论和实贱的过程不是一个结束后另一个开始，而是穿行、不断交替，在整个专业教学的不同阶段，不同年级都保持循环状态，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前后衔接、逐步提高，从初期的启发性的学习和实贱，到中期的综合性的学习和实贱，到高年级的创意性的学习和实贱。同时，该模式涉及的不是一门课程或几门课程，而是广告专业学习中几乎全部课程，从而实现学生学习全方面、全过程理论和实贱不断线。
双核循环模式在教学中很少使用纯理论教学，也不建议纯实贱，采取的方法是精讲知识要点，并提供知识的框架和研宄的方法和途径，让学生自选框架内的项目研宄、完成对于知识点的整理和体验式学习。例如在讲述近代的广告文化时，不再简单地告诉学生有哪些广告形式、广告风格、广告文案的特色、广告影响，而是理论讲授的同时推荐给学生刊登近代广告的代表性报纸、杂志，要求他们通过翻看这些报纸、杂志亲身体验当时的广告，并总结其形式特点、风格特点、文案特点，并且模仿现代广告对社会的影响推断当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等。在学生亲身接触学习目标后，再通过小型报告的方式展示、检验实贱的成果，总结和提炼理论知识，并弥补可能出现的理论学习不足、缺点。在广告心理学等这些理论较为抽象的课程中采用广告实验的方法，让学生通过调查实验、统计等方法充分理解理论中的核心,而对实贱操作环节课程，则兼顾理论水平和程度，除了完成实贱的报告和作品外，还要求其能和理论知识进行关联，实现对理论的实战掌控。教学模式的改变，无形中改善教师教学的方法和手段，改善学生学习的热情，倒逼专业教学将理论和实贱结合，从而全面实现理论实贱的融合。
3.2“创新创意”的养成性实贱
创新和创意不但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人格和习惯。所谓创新人格，是指强烈的创造动机、坚强的创造毅力和刻苦勤奋的创新精神。[5]创新人才在思维特征上，更追求深入的求异思维、直觉思维、形象思维和综合思维，在品格上，对未知领域有着强烈的兴趣，对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固有规律有着强烈的欲望和冲动，对于探知事物的内涵和发展有着丰富的想象和敏锐、独特的思路，勇于面对风险和挑战，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执着追求等等。[6]创新和创意活动要打破陈规，克服思维定势，它们不是模仿或简单的动手操作，而是对已有思维、内容、形式等的打破与建立、分散和组合，本身具有较大的难度。这种和日常习惯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建立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中才能生根、发芽。在僵化的教学理念下，讲授-接受为主的课堂教学，不平等的师生交流关系，强调认知能力而忽视不同的情感个性的培养模式，强调考试的分数忽视创造性的努力的评价指标无法教会学生创新创意。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教授J*W盖泽尔斯所指出“学校本应是赏识和培养创造性才能的场所，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可能过分注重学生在学业上的表现，特别是学生的考试成绩，“以致教育机构不仅混淆了潜在的创造才能，而且压制了创造性才能的发挥”。7]通过这种教学方式我们只能培养出模仿式和标准件的学生。因此以文化创意产业为基础的实贱活动要注重学生创新创意的养成性培养，使学生形成创新创意的思维、养成创新创意的习惯、激发创新创意的热情，形成创新和创意的生活方式和爱好，这是广告学实贱活动的高端诉求。
3.3专业化+职业化的综合化实贱
现有资料显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缺乏的是高端的创新、创意人才，管理经营人才和能将两者充分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但我国广告专业的教学长期以来重视局部的能力培养，比较缺少对于产业全面掌控力的引导和训练。即使有少数的介绍，学生获取的仅仅是“旁观者的知识”，对产业的认识来自于“他人的经验”，并没有建立自己方法和技能。这种问题造成的更多的是“纸上谈兵”人才，也使既懂得创新创意，又能毕业后立刻经营大中型广告项目、管理广告公司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异常缺乏。因此文化创意产业视角下的广告实贱教学既要保证人才的广告专业化水准，又要熟悉产业链管理和文化市场的全面要求。这种目标的双重性使实贱活动也要有双重性，既要有专业性，又要有社会性。所以，广告专业实贱应该是“专业化+职业化”的训练模式，即学生通过“专业化实贱”获取广告学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职业化实贱”完成对行业的模拟训练，对整个市场环境和条件的了解，对整个市场复杂性和偶然性的体会，练就一副发现机会、项目亮点的市场眼光，使产业的经济效益实现最大化。
3.4符合产业需要的实贱条件和评价模式
软硬件良好的教学条件和合理的管理评价机制是保证教学成功的重要因素。
文化创意产业视角下的广告实贱教学需要有更完善的教学条件，行业仿真性的实践教学体系。在教学体系安排上实贱教学不能再处于从属地位，应该融入理论教学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贱教学要穿行，保证学生在教学计划中不断参与实贱，如短学期实贱、期中实贱、期末实贱、教学内实贱、教学外实贱、寒暑假自主实贱等。实贱方式可以有课堂即兴实贱训练、课堂穿插型实贱、课后实贱、各种大学生广告比赛或行业比赛、素质拓展等多种形式。在教学软件上要有教学理念新颖、理论扎实的传播学、广告学、营销学专业教师，又要有懂教学又懂行业的双师性教师，还需要有及时将最新的业内信息进行介绍的校外行业专家。在硬件条件上需要有满足学生校内训练的实贱材料，要有可以进行真实体验的校外实习基地和行业合作单位以给学生提供实战的机会。在实践教学的地点选择上有课堂、校内实验室、行业比赛场、校外实习基地、广告公司等。
【新闻事件】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3月21日召开，据悉，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将重点开展4项新闻报刊领域的专项治理行动，有效解决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其中包括：开展教辅类报刊专项治理，规范报刊出版秩序；开展教辅类报刊专项治理，规范报刊出版秩序；开展学术期刊违规刊发质量低劣论文专项治理工作，提升学术期刊出版质量；开展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治理行动，加强报刊广告监管等。【新闻出版总署将治理新闻敲诈、违法广告等问题】
中广网北京3月26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对于新闻出版总署提出的专项治理行动，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岳运生对来评论。
岳运生：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上，新闻出版总署表示今年将着重提升学术期刊的出版质量，开展学术期刊违规开发质量低廉论文专项治理工作。将通过开发并且推广防止学术不端行为的监控软件，制定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有关规定，分期开展学术期刊综合质量评估，推进学术期刊精品建设等等这些方式来杜绝部分学术期刊靠收取版面费谋利，以及产业化等等这些问题。
众所周知，现在国别的学术期刊卖版面发论文的问题确实十分的突出，有一次我去北京的大学，发现校园里面都是这种发论文的小广告，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学校科研单位对学术成果的要求都比较高，无论是保送研究生还是教师评定职称晋级一，般都是需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有的单位甚至是要求要在特定级别，也就是核心期刊上来。有些人没什么学术成果或者他的学术成果不够好，写不出来论文怎么办？一般很多就会上网花钱找写，写了之后发不了怎么办，就花钱在期刊买版面发表，这样花钱发表的论文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无论是学校也好还是科研单位也好强调学术成果的重要性这个初衷无疑是好的，但是如果流于形势，只看论文数不看论文质量抄袭、剽窃、找、买版面等等这些行为的出现就就不足为奇了。如今新闻总署已经决定了对于不注重学术质量，刊载拼凑剽窃学术文章的学术期刊给予严重处理，不过我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肯定不是有关行政机关发几个文件就能够奏效了，除了这些行政机关要抓好进一步落实不要只是一阵风以外，学校和研究机构也应当反思一下自己的做法，将以往保研、评职称晋级等论文的形式审查，最好专门为对论文质量的实质审查，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学术界的科研风气。
近年来，董天策教授在他发表的许多论文中，令阅者印象最深的亮点之一是他对“新闻策划”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最近，他和他的学生又推出了一本新作，名为《新闻公关广告之互动研究——对“传播交叉领域”的学理审视》。书名虽长，但意思很明白。作者是在为这一组研究专题“定调”：一是把三者视之为“传播交叉领域”和彼此之间存在着“互动”；二是要对新闻、公关和广告这三种带实务性的专业行为予以“学理审视”。这也就是说，作者并不满足于或不局限于原先探讨的“新闻策划”这一基本上属于新闻实务领域的议题（最多也只是媒体—主要是报业—的内容产品的制作和营销的宏观策略）；而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学理上审视相关的众多现象。他试图梳理出这样一条思路：新闻、公关、广告三者互为犄角，产生互动关系，并形成了“传播的交叉领域”。这一重要理论视角，不论能否得到认同，至少说明了作者正努力在学术探索上走出一条新路。这种努力，可称之为寻芳探胜之旅。
对这个主题，董天策教授在“导论”中告诉我们，“新闻、公关、广告属于不同性质的传播形态，具有各自的规定性”，但“无论中外，新闻、公关、广告这些不同的传播形态在发展过程中总是紧密相连，协同发展，相互促进”。[1]而且“问题在于：当代中国的新闻、公关、广告在紧密联系的过程中已逐渐超越‘联系’的范畴，进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境地，产生了传播实践中的交叉领域。”[2]这也就是他称之为“传播交叉领域”的理由。
在传播实践中，公关和广告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有时这种联系甚至还很紧密。在这个时候，“你中有我”，或“我中有你”的情况出现，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比如，公关活动虽有多种多样，可以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广告宣传始终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而在广告中，早就有一种名为“公关广告”的品种，干脆来个“我中有你”。此类广告不同于一般宣传消费品或劳务的广告，而是径直地宣传企业自身。同时，在美国，许多企业都是公关和广告合着开办一间公司的。其原因可能是广告运作属于实体性的行为，而公关则属于策划性或一揽子的计划与执行。前者属于硬性推销，后者更近于软性促销，两者机构“雌雄同体”，也许会相得益彰吧。
如今，“新闻”作为重要而基本的元素介入其中，问题也就更加复杂，矛盾更加凸显，也更有深入探讨的价值。对此，董天策教授在“导论”中从两个角度提出了他的看法。一是“传播文本交叉，产生了某些新的文本形态”；二是“传播行为交叉，出现了某些新的传播行为”。
他首先集中审视了新闻与广告二者交融而出现的新文本：即“新闻性广告”或“广告式新闻”，它指的是“新闻寓于广告之中，广告通过新闻的形式而起作用”[3]。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文本最初是受到媒体正面肯定和倡导的，后来才一再被明令禁止。在此情况下，又派生出仍然是新闻与广告交融的“形象广告”。形象广告和新闻性广告在实质上并无二致，因为后者仍是媒体利用新闻手法和形式为客户刊登树立其形象的广告。这两类广告，尽管至今仍与一些媒体藕断丝连，但在政策和法规（《广告法》）上都属于禁用和处罚之列。在此情况下，董天策还关注到新的替代性概念——“软广告”或“软文”。他认为，也许提出“新”概念的做法，更具包容性，更加巧妙、迂回和隐蔽。他发现，如果把这些传播文本形态放在一起加以研究，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家族相似性”。据此，他归纳道：“从理论上说，本质上是‘广告文本’与‘新闻文本’（当然还有科普知识等）杂交而成的新型传播文本”。[4]
接着，他从公关与新闻接壤之处分析了它们的传播行为。在公关界，“制造新闻”已成为一种社会现实。但由于这种理念和实践“同新闻界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与冲突，难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5]因而公关界改变话语策略，代之以“新闻策划”。而“新闻策划”这一概念不久也为新闻界所接受和应用，并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议。后来，在新闻实践中，“新闻策划”又发展为“新闻炒作”这一带负面含义的词语。在肯定新闻策划或报道策划的人们眼中，这是新闻与报道策划的异化。而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布尔斯廷和郎氏夫妇等，就曾经深入研究过与此直接相关的所谓“假事件”（或“伪事件”——pseudo-event）。可是，在当时更多的是归咎于公关界这个始作俑者；人们未曾料想到于今越演越烈的却是某些媒体的专业人员！
董天策教授对此也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从新闻、公关、广告的互动来看，‘传播交叉领域’既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还有游走在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而且，在他看来，“大多数现象都游走在合理与不合理之间”。[6]
笔者认为，这一重要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他认为：“只要按照‘形象广告’的本来面目——广告信息的传播活动去做，就是合理的”。可是，他在批评某些形象广告的不合理之处，指出：这其实是有意模糊新闻与广告的界限，混淆受众或消费者的视听。作者的本意是对的，这些看法并无不妥。其“游走”现象的出现，则说明了很值得我们要继续深入予以研究。
本书在“导论”之后，展开了三个单元的详细论述。一是“新闻传播策划的多维审视”；二是“公共关系与新闻报道的互动研究”；三是“游走在新闻与广告之间”。第一单元是董天策有关论文和著作中相关内容的汇集，体现了作者对新闻传播策划的学理认识。如果再仔细分析的话，这8篇论文中直接阐述“新闻策划”的有5篇，论述新闻与公关互动的有3篇。
可能作者意识到第一单元文章内容较为分散，因而在第二单元再次集中、深入地说明上述主题。这一单元的特点是试图应用多种相关理论去解释或分析公关与新闻报道的互动关系，所以读来并不感到重复。
首先，作者企图在回顾公共关系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引出它与新闻报道互动的问题。然后再分别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作指导，探讨社会组织向媒体提供公关新闻素材的动因，以麦克马那斯提出的“商业化新闻生产模式”去分析新闻机构自身生产公关新闻的动因，并提出了中国新闻生产的模式。同时，还引用传播模式中的“噪音”概念去揭示公关对新闻信息流通的干扰。作者并不以此而止步，还提出了对公关效果和新闻报道可量化的评估。最后，又插入“边际效用递减”这一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去解释社会组织实现公关目标的效果和新闻报道量之间的关系；以“博弈论”探讨实现公共关系与新闻报道（实际上是社会组织与新闻传媒）达致双赢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从传播理论的角度看，作者无疑作出了很大努力，力求对复杂的公关与新闻的多重关系作出科学的解释，以提高本书的理论含金量。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有价值的。特别是阐述“使用与满足论”和绍介麦克马那斯模式时结合实例所作的解读，深文周纳，条分缕析，令人深思；也是某些粗糙、空洞的宏观大论所远远不及的。
本书的第三单元深入剖析游走在新闻与广告之间的“软文”，集中解决的是报纸的“软性文章”现象。不过，给人的感觉是，这一部分的结构与行文类似时下的许多毕业论文，不太像专著的写法。作者对报纸“软文”所关注的四个重点，除了第二个重点，即符号学分析和话语分析功力较弱外，总的看，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末段指出规范“软文”的出路在于按“法律+资本+权力”运作，这无疑既适用于我国目前媒体“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体制，又对妥善解决“软文”现象大有裨益。
总之，这本新作结合新闻传播实践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深入地“游走”在新闻、公关和广告之间进行探索。这将有利于拓宽学术视野，深化研究课题，启迪创新精神。笔者热切地期望学界和业界的广大读者都来阅读这本颇有新意的新作。
当然，本书也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有的问题仍有商榷余地。比如，本书内容一致但章节结构并不统一。有的是论文集纳，有的则独立成篇。对前者，如能打散重组，相信效果会更好些。又如，“制造新闻”之说，在新闻界基本上处于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境地，但为什么“在公关的意义上是一种合理的传播行为”？其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公关界和新闻界的理念或价值取向上的不同，而是在客观上应有判断二者正确与否的统一准绳。再如，作者历数“有偿新闻”的种种问题和危害，但却又从“学术角度”上认为“有偿新闻”概念十分笼统，是“一个所指游弋不定、界限模糊不清”的概念。[7]笔者以为，问题似乎不在这里，无论介入有偿新闻的个人或组织，他们的认识是明确的，哪有拿了钱不清楚钱是怎样来的？他们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和政策和漏洞去打“擦边球”。
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看，本书做得是比较好的，但也要注意，使用多种理论观点去分析或论述同一现象时，要考虑这一做法是否确有必要。这些理论之间能否兼容，尤其对是不同学科的理论见解的引用更要审慎，况且用“药”过多不一定能药到病除。
最后，我很欣赏作者的这一见解：“学术研究所努力呈现的是真理性的认识，这是一个并不平坦的过程；而真理性的认识要为社会所接受，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8]冷静而客观的理性，正是做学问的人所应当持有的。
[注释]
[1]董天策等（2008）.新闻公关广告之互动研究——对“传播交叉领域”的学理审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第2页.
[2]同上书，第2页。
[3]同上书，第3页。
[4]同上书，第7页。
[5]同上书，第8页。
[6]同上书，第14页。
2007年4月，张铭清教授出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一职，海内外传媒业界和学术界都在关注他如何带领刚刚创立的新学院发展壮大、办出特色。带着这个问号，日前我们访问了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铭清教授。
新闻有缘人
记者：您的新闻阅历很丰富，从事过新闻实践，担任过领导职务，在您离开一线工作岗位后许多单位都争相礼聘您，为什么您单单选择了厦门大学？
张铭清：这些都与我和厦大新闻教育的缘分有关。首先，我热爱厦大，20多年前，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毕业后，到人民日报福建记者站工作，我就很关注厦大。厦大是我敬仰的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大学，又是我国唯一地处经济特区的全国重点大学。1993年，我到国务院台办工作。由于厦门特殊的对台工作的区位优势，厦大也成为我时常关注的学校。其次，与我的“职业病”有关。我热爱新闻工作。学新闻，干新闻，现在又教新闻；并希望自己十几年的记者生涯，十几年在“国台办”的实践历练及在工作中广泛结识的两岸新闻界的朋友，转化为厦大新闻传播学院办出特色的资源。
记者：大家从您的平时言谈中，都感觉到您对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发展胸有成竹，能不能借此机会系统谈谈学院发展的指导思想？
张铭清：厦门大学的新闻教育历史悠久，1922年就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个新闻学专业。几十年来，厦大新闻教育就一直跟随时代的变化发展。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打造“面向海洋，亚洲著名的现代化新闻传播学院”。
这里面有三层意思：一是“面向海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华民族应该立足在中国现实的土地上，面向海洋，近观台湾海峡，远眺太平洋，争取民族的发展空间。如果说我们的发展有过“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的话，我们现在应该过河水，走向海洋。二是“现代化”。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作为培养社会望者的新闻传播教育不仅要跟上时代，还要有前瞻性。我们将接受新媒体的挑战，走媒体融合的路，着眼于培养有全球化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三是“亚洲著名”，厦门大学素有“南方之强”的美誉，作为厦门大学的一个学院，我们也一定要成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南方之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中国的南方之强题中应有之意当是“亚洲著名”。
“一个中心，两轮驱动，三个转变”
记者：围绕这一指导思想，学院在具体建设中采取哪些举措？
张铭清：我们在工作上坚持“一个中心，两轮驱动，三个转变”。具体来说，就是以学科建设为工作中心，以改革和开放为两轮驱动，实现“单特色向双特色，教学型向研究型，自主式向开放式”三个转变，推动全院科研、教学、对外交流等各项工作快速发展。
记者：您能否具体解释一下“一个中心，两轮驱动，三个转变”？
张铭清：“一个中心”指以学科建设为中心。我们将利用学院这个新平台，力争四年内建成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也就是说，我们将把现有的学士、硕士、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基础上做强做大。同时，我们还力争把学院原有的省重点学科建设社科研究基地，使我们的台湾及东南亚媒体研究再上新台阶，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两轮驱动”指教学与科研方面的改革与开放。我们将利用建院这个契机，大力改革，积极开放。根据全球化及数字化两大世界潮流，改革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和教学手段，适度发展办学规模；我们将积极开放，走出去，请进来，与媒体和业界加强合作，与兄弟学院(包括台、港、澳兄弟院校)、国外同行学术单位加强交流合作。
“三个转变”指“单特色向双特色，教学型向研究型，自主式向开放式”的转变。其中，最关键是第一个，也就是“单特色向双特色”的转变。我在建院时，应校报之邀写了篇就职感言，题目就是“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厦门大学新闻教育在国内很有特色，其中的广告教育更是特色中的特色。当然，事业要发展，单靠一个广告特色不行，我们正在全力打造另一个新的特色，这就是“台湾及东南亚媒体研究”。从地理位置看，厦大是祖国大陆距台湾最近的一所重点大学，具有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厦门是全国著名侨乡，与东南亚关系密切；从建设和结构看，厦大台湾研究院、东南亚研究院都是全国实力很强的研究机构，可以给我院新特色学科很好的支持。可以说，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学科基础看，我们都具有突出“台湾及东南亚媒体研究”特色的条件。也可以说厦大聘请我出任本院院长，就有建设这个新特色学科的考虑。我相信，在全院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打造出新的特色学科，实现“单特色向双特色”的战略转变是可以预见的。
广告“黄埔”走向世界
记者：在打造新特色学科的同时，您打算怎样发展传统的特色学科？
张铭清：广告学专业一直是我院的亮点，我院于1983年创办了中国内地第一个广告学专业，形成独特的广告教育模式。二十多年来，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已成为广告界的中坚力量，不少人担任媒体广告部门和企业市场营销部门的主管、广告公司的经理、高级职员等，我院广告学专业也被誉为中国广告的“黄埔军校”，可以说在广告业界和教育界赢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我们将以国际化的思路求发展传播特色学科。国际化的具体内容体现在科研与教学两个方面，在科研上，我们争取与国际接轨，广告论文的质量真正实现“文章”提升到“论文”的转变；在教学上，我们将引进国内外优秀教材，使学生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实现“第一代厦大广告人从厦门走向中国，第二代厦大广告人从厦门走向世界”的理想。
记者：我们知道，您就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后，学院的科研和学术交流有很大的发展，您能不能具体谈谈？
张铭清：学院成立以来，科研与学术交流都有较大的发展。单就台湾媒体研究，学院现在在研的国家社科课题就有三个，一个是部委委托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一个是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还有一个是国家社科基金的一般项目。另外，我们还承担了一项省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此外，还有一批其他的科研项目，经费达百万之多。我相信，随着这些项目的运作与完成，我们将推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学院成立后学术交流迈上了新台阶。学院成立之际，我们就邀请了赵启正教授、童兵教授、刘长乐先生、杨澜女士、张荣恭先生举办了五场代表厦门大学最高学术水平的南强学术讲座，开了个好头。学院成立后，我发挥自己丰富的人脉资源，推动学术交流向更高的层次发展。首先，我们与复旦大学、海峡导报社共同打造了“海峡两岸新闻传播研究与交流中心”，实现强强联合，搭建了新的两岸四地新闻研究与交流的平台。另外，我院组团出访菲律宾、印尼、新加坡3国，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建立交换学生等合作关系，与菲律宾世界日报、印尼国际日报集团达成合作协议。我们还组团参加台湾学术会议，研讨会收获了不少成果，这些成果体现在最近将出版的“第七届海峡两岸传播影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我们还与台湾世新大学、铭传大学都有了合作项目。最近，我们邀请了台湾政大钟蔚文院长前来举办南强学术讲座，并商量共同主办中华传播协会2010年会事宜。此外，我们与美国、日本、欧洲的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都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
要做这样的厦大人
记者：贵院在人才建设上有什么新举措？
张铭清：我们非常重视人才队伍建设。目前我们院教师队伍比较完整，结构也合理，包括教授11人，副教授13人，以及一批具有国内或国外博士学位、正在脱颖而出的年轻教师。事先提到的承担一批国家级、省级重大科研项目，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培养举措。学院还设有讲座教师，从美国聘请著名教授每年来校研究教学。为了实现国际化，我们常年聘任外籍教师在本院工作。除了引进，我们还非常重视师资培养，我们鼓励老师参加媒体的实践，参加全国各类学术活动，特别是注意把老师送到国外攻读学位接受再教育，本院的三位“海归”博士都是送到国外培养出来的，现在还有一位正在世界一流的大学攻读博士，二位老师在美国进修。
记者：当今业界竞争激烈，作为一个老新闻人，作为院长，这样的双重身份下您希望培养出什么样合格的人才？
张铭清：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培养出“厦大新闻人”、“厦大广告人”这两个品牌。这两个品牌的核心是“人”，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我国著名教育家、曾任北大校长的先生说过，大学不是知识贩卖所，而是人格养成之所。我希望厦大新闻传播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怀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能为社会和谐构建贡献力量。这两个品牌还具有“厦门”的特色，我们将努力把本院学生培养成真正理解新闻传播理论历史、熟练掌握当代新闻传播技能，具有宽阔社会科学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有理想能实干的新闻传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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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简介
1922年，厦门大学开办“新闻部”本科教育，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新闻本科教育。
1983年，厦门大学经教育部批准建立了中国内地高校中第一个以“传播”冠名的新闻传播系，率先设置了“国际新闻”和“广告学”专业。
1995年，设立了新闻学硕士点。
2001年，设立了传播学硕士点。
汶川抗震救灾中传媒的表现普遍被视为传媒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大检阅。会议主题报告用“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评价中国新闻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实力大大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努力探索体制和机制创新、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趋向繁荣、人才梯队建设初有成效。如今传媒改革遇到新闻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弊端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反思过往、探寻未来之路，是本次会议召开的主旨。
思想解放：激荡30年
经历过思想被严酷禁锢的人更能深深体会到“解放”的含义。中国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30年的亲历者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是中国传媒发展强大的原动力。他在题为《突破体制瓶颈深化新闻改革》的主题演讲中，回顾了1977-1981年启动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新闻传播界的三次重要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的5项举措。作为曾直接指挥传媒前行的领军人物，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先生提交的论文《创新是电视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回忆了中国电视从电视剧到新闻节目的创新与变革，认为要注重对“度”的把握，以求扩大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动力因素就复杂起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者郑保卫教授在《从激发人的潜能到全方位整合资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报业改革发展动力体系的丰富与拓展：最初，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谋求发展；后来制度、资本、市场、技术等各种因素逐渐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教授的文章《从精英主义新闻观念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追溯历史源头，认为新闻观念在两条路线上发展：从弥尔顿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义认为，言论、新闻自由是人权，应该人人都有；从柏拉图到的精英主义认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论、新闻自由。两条路线的分水岭为是否承认人人平等，于是出现社会自由和阶级自由的分野。多数人自由、实质自由的说法都是用来支撑阶级自由的理论的。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一文中认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启蒙”，解决了传媒“无新闻”的问题，具有思想“解冻”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开始了向大众传播学的转向，带来了精神空间的拓展，解决了新闻“无业”的问题；从1997年开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改革，进一步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体制，中国传媒寻求本土化生存成了当下一个相对可行的策略；今后新闻改革将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战。
市场化与传媒公共性
市场经济是新闻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动力。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认为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是中国新闻改革30年的缩影和最核心的“板块”，它给中国新闻传媒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以及无法回避的挑战与问题。
传媒市场化是促进还是压抑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两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都讨论了传媒的公共性。来自美国威斯康新－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在题为《传媒的公共性与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题演讲中，认为30年的改革依赖并发挥了市场的解放力量，传媒改革步入正题就必须超越市场，以不同的目标思路和价值引导重新起步。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陈韬文教授以“公共空间”为核心概念，发表《传媒市场化、权力结构与公共空间的发展：一个比较视角》的演讲，检视西欧、美国、新加坡、香港、大陆地区的公共空间形态，认为其形态变化受制于权力结构及市场化程度。民主化带来权力结构的开放，是发挥传媒市场化扩大公共空间作用的社会条件之一，也是开拓公共空间最根本的办法。河北大学白贵教授在《博客新闻评论的特征与功能》一文中认为，网络在培养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没，博客新闻评论的公共性体现在搭建进入公共领域的平台、实现完整的民意记录。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下，传媒话语实践的变化，体现了公共空间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复旦大学孙玮教授以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的演变为线索，采用话语分析的路径，认为由大众化报纸建构的社会主体经历了“读者”、“市民”、“公民”、“小资”等不同阶段的变化。但这种话语实践为社会结构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现游移和混乱，充满着很多变数。香港浸会大学郭中实教授与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合作的论文《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之变迁》，认为“报告文学的发展路向，从7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建构开始，经过8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政治权力结盟短暂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至90年代演变成知识分子将公共利益作为社会现实批判和与国家关系建构的话语基础。通过三个典型文本分析，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催生的国家―社会从高度统合到有限疏离的结构性转变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为起到重要影响”。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闻文体的变化中。复旦大学许燕副教授的文章将新闻文体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大转型时期（1978～1982年）――多元化时期（1983～1989年）――分众化时期（1990～1998年）――网络化时期（1999～2008年），文体从新闻报道理念、文体结构布局、语言修辞风格和文体表现方式等方面都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而不断变化。
改革攻坚与传媒重新定位
“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曾经释放了传媒的文化生产力，如今则成为传媒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黄扬略的文章《走出误区，正确把握党报集团改革方向》，针对夸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中的企业因素、甚至主张把传媒集团划归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认识“误区”，认为要正确把握党报集团的改革方向，不能轻率地将党报集团归入企业。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伟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历史价值》一文中认为，“由于事业和企业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逻辑集于传媒一身，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扼，影响和阻碍了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复旦大学张涛甫副教授在《中国传媒改革的风险考虑》中认为，媒体改革面临着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市场风险，“增量改革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在积累新的风险；需要在存量改革阶段解决结构性、系统性风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中，中国传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认为，“反映我国传媒社会定位转型的企业化管理和重塑传媒市场主体的探索，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它没有相同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难点的存在势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许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转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思考传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种视角是风险社会理论。天津师范大学殷莉副教授认为“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必须符合价值理性，以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兴趣为选择标准”。
公民权利、舆论监督与重构现代新闻制度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三项权利,即言论出版自由、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宪法依据。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林爱B副教授及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撰文谈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复旦大学黄旦教授与瞿翌轶合作的论文认为“权力”与“权利”是考察中国语境下舆论监督的两种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从公民社会的理论视角梳理了近七年来大陆的舆论监督，认为其表现出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双重热情。南京大学丁柏栓教授在《扩大人民民主与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关系论》一文中认为，改变新闻舆论监督难的境况，要靠扩大人民民主。而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则需要将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代新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新闻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博树和前新闻局长钟沛璋合作的文章认为，中国传媒如今面临着重构现代新闻制度的历史任务，新闻制度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李瞻教授在《报业制度与政治制度之关联性》一文中认为，报业制度决定于政治制度，当社会政治制度变更时，报业制度亦随之变更。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在《中国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认为，现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会系统的稳定、不伤害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不削弱权力对媒介的管理、不影响主流价值的传承。
数字化、媒介融合与制度整合
数字媒体技术推动了媒介融合，进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广电总局副总编辑、发展改革研究中心黄勇主任发表了题为《数字化――中国广播电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讲。谈到目前推进数字化进程面临的困难是：定位不够清晰、用户认可度不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认为推动广电数字化需要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周艳、王薇在《推进、发展、冲突、创新―――解析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中认为，广电产业与其他媒体产业一样，各方利益矛盾冲突的特征是内包、长存、调适的，矛盾各方形成一个无法明言的底线，呈浑浊状态博弈前行。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在《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媒介制度整合》演讲中谈到，中国传媒面临的问题是内容单一但却渠道多元，他认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则是：保证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公平利用，信息传播的多样性，保护受众的公共利益。
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具体。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吕宇翔、张铮合作的文章认为，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技术生产力，还是一种文化生产力。它在发展中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从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调查发现了上海市网络视听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论文则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的增值方式：运用数字存储和点播、编辑技术，使原本大多为一次性消费的新闻得到价值的重新开发和利用。
2001年，中国广告产业全面开放。武汉大学张金海教授认为，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促进了中国广告产业30年的高速发展，也导致中国广告产业的市场低集中度、外资主导倾向，以及结构不均衡等许多严重问题。全球化语境下，文章思考自由开放市场模式与产业后发的政策保护及自主发展之间、市场运作机制与以行政为主导的市场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教育
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郑涵教授合作的论文《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提高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认为，我国文化传播体系形态进入迅速扩容和分化重组的发展阶段，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公信、多元与经济竞争力。安徽大学姜红教授检视了现代中国新闻学术思想中的进化论观念，发现存在着两种思想脉络：“渐变”式进化论和“突变”式进化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邱沛篁教授、上海大学李建新教授总结、回顾了30年来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和流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教授在《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基础元素的构建》中则强调，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势下，构成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和教学平台，需要在新的教育目标之下重新建构。南京大学段京肃教授基于CSSCI数据库，通过分析论文篇均引用数量发现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水平仍较低。
出席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的新闻出版界委员指出，中国的传媒业必须“居安思危”。“面向市场方面，我们比别人差得太远。”赵忠祥委员说，“而文化市场的份额，不单单带有商品的意义，它也几乎就意味着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份额。”他指出，如果听凭别人占有中国的文化市场，将埋下巨大的危机。
中国记协主席邵华泽委员则提出，中国传媒的集团实力仍然较弱。他认为，在产业化的进程中，内部运作机制、管理机制等的转变值得研究。
《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委员则在小组发言中提及目前传媒报道手法上存在的一些不足，他相信，长期一味的“粉饰太平”将导致主流媒体的萎缩。
■传媒学者受聘独立董事
最近，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公告，聘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此前，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发展部副主任、河北大学媒介经济研究所所长曹鹏也被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聘为独立董事。
■深圳报业将重新整合
据最近出版的《传媒经济参考》报道，深圳特区报业集团与深圳商报社正在酝酿合并，合并工作将于今年4月份完成。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旗下包括《深圳特区报》、《星报》等媒体，前不久该集团进行了人动，原总经理陈聪君任总编辑，经营管理工作由社委会委员董向铃负责，原总编辑陈锡添主要负责《香港商报》的工作。深圳商报社创办有《深圳商报》、《深圳晚报》、《深圳都市报》等媒体。
■《新闻记者》论文转载量大
3月初，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了2001年《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量排行榜。在文化、科学、体育类文献中，《新闻记者》的全文转载量排名第19，也是前20位报刊中惟一的新闻专业学术期刊。
多年来，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对国内公开出版报刊上的人文社会科学文献进行选编，并分专题以期刊形式公开发行，成为评价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及论文的学术影响和地位的重要尺度之一。其中文化、科学、教育类文献分为《文化研究》、《新闻与传播》等专题出版，是从1544种报刊上摘录的，其中有全文被转载的报刊为592种。
■中国《新闻周刊》复刊
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于3月4日复刊。该刊高层人士表示，将一如既往地保持“新锐、前瞻、深刻、权威”的办刊风格，基本保持已有的品位，避免流俗，适当增加财经内容。去年11月，因为与投资方发生矛盾，严重拖欠工资和稿费，中国《新闻周刊》宣布停刊整顿。
■全国232所高校开设传媒专业
从最近杭州召开的全国传媒院校会议上传出的消息表明，全国已有232所高校开办了与传媒有关的专业。这个数字在全世界也应该是排在前列的。有资料显示，目前全国传媒业人员约70万人，而受过专业训练的不过20余万人。随着传媒业的繁荣发展，传媒教育也成为热门。
■蚌埠日报社原党委书记被判刑
3月4日下午，蚌埠日报社原党委书记郎贵祥涉嫌受贿、贪污案在蚌埠市西市区人民法院审理终结。法院以其犯判处有期徒刑10年，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同时对郎贵祥退出的赃款、赃物判决没收，上缴国库。
现年57岁的郎贵祥出身于教师家庭，大学文化，曾先后在基层工厂、组织部门、新闻单位工作，担任重要职务，并于1996年6月起担任蚌埠日报社党委书记。
■《21世纪体育》创刊
《21世纪体育》3月4日正式创刊发行。《21世纪体育》由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和全兴集团联手打造，著名足球记者李承鹏任副总编，另外还延揽了姬宇阳、赵震、吴强、蒋飞舟等国内知名足球记者和编辑，在足球界和体育传媒界引起关注。该报在《发刊词》中宣称：“《21世纪体育》不准备成为一份信息大全，也不允许演变成一双柔若无骨的红酥手――我们宁肯学习老师《队报》向雅凯道歉，也不扮后宫三千妃嫔妖妖娆娆对‘9号院’那座机关山呼‘吾皇万岁’”。同日，《体坛周报》也推出了《足球上海―蓝周刊》，由原《新民晚报》体育记者葛爱平出任主编。
■中国广告投放增长
全球市场研究权威――AC尼尔森公司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尽管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但2001年中国的广告投放量依然保持领先，年度增长率高达16％。其中，电视、报纸和杂志这三大主要媒体的广告收入均创新高，分别达到81亿美元、29亿美元和2亿美元，增幅分别为17％、13％和21％。
关键词：新闻媒体；企业发展；发挥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当前已经进入了一个大众传播过度的时代。企业需要在传播理念、传播模式和传播内容上进行创新，对现有信息源进行深度和广度上的强加工和强输出。现代企业在重构社会理念、公众形象、品牌策略上如果能够充分借助新闻媒介的力量，不仅能够扩大企业和企业产品的知名度，消除已有的企业危机公共关系，而且更能增强企业的公信力、美誉度，解决广告的可读性与可信度，这也是突破广告传播“瓶颈”的唯一选择。笔者从新闻的视角思考企业如何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和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借以构建理论探讨的平台。
1 客观看待新闻媒体带来的管理机遇
1.1 全媒体时代的新变化
随着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的迅猛的进程，我们已经进入了全媒体时期。全面运用媒介以及终端，以图、文、声、像等元素多层次、迅速的传播信息已变成当下时代的发展一个环节。对于势不可挡的媒体潮流，传媒领域的迅猛进程促使新闻报道的一些新特点逐渐显露出来，还有社会民主法治的普及，新闻宣传以及舆论监督的作用就显得十分必要。不同层次及不同爱好的受众能够随意的选择与自己匹配的媒介，去接受信息且随时实施反馈，因此完成传播效果的优化。对于这种全新的改变，各层次各系统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环境中，在媒介高度有机结合的全媒体环境里，怎样更好的树立一个企业的光辉形象，怎样合理的去宣传以及解决舆情，怎样合理的提升企业措施的改变，变成目前全新的问题。
1.2 抓住新机遇寻找新发展
新闻媒体有利也有弊，针对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信息传播介质的无序化、传播载体的多元化与空间及时间上的优势，提升了舆论导向及宣传的繁琐性。目前社会是一个开放的载体，除去自身针对新闻媒体的抵触情绪，自主的学习及掌握新闻媒体的一些概念，理解新闻媒体在宣传、社会情况、民众需求等方面所拥有的优势，针对企业内部进程的构建，就显得十分重要。利用新闻媒体进行信息，利用畅通宣传的途径，提升企业的形象树立企业文化，新闻媒体载体的全面运用，提升企业的公共服务。只有全面的完善且适应外在条件，对媒体有较为合理的运用，才可以抓住机遇，更深入的促进企业的发展及创新。
2 利用新闻媒介推动企业的发展
企业中的新闻公共关系是以新闻化的模式及措施，对常规传播体系实施革命性的革新与改革，处理了长期以来消费者对广告的抵触及逆反情绪。结合国内外的一些新闻公关案例能够发现，各企业在对外宣传环节采用了差异化的新闻公关措施。
2.1 利用正面启导模式
所谓的正面启导模式指的是企业公共关系人员向媒体投发新闻信息宣传企业核心经营模式、商品的一些相关信息，或者进行“制造新闻”拉动媒体，主动为其制造正面的新闻消息，因此去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及产品的宣传。此模式是企业新闻导向里较为多见的一种模式。因为新闻媒体所做的新闻宣传及报道、专题信息等都拥有客观性以及可信性，要比直观的商业广告更能得到公众的信任，其效果也会非常理想。因此，正面启导模式是一种主动且积极的传播体系，是企业控制一切可利用的机遇“制造新闻”，以吸引新闻媒体的关注，最终达到让新闻媒体自觉不自觉的为企业做宣传的一种主动的新闻媒体活动。
2.2 利用参与启导模式
参与启导模式是让消费者参与到企业的新闻传播之中，因此影响社会舆论，构成对企业及企业文化的认同。在传播社会学里有 “社会参与论”的概念，也称作是受众介入，它的主要理念是促进受众的主动参与，且认为受众亲身参与出现的概念要比被动的从外界听到的概念更容易被认同，而不易轻易动摇。
2.3 利用开放启导模式
一般开放是为了强化新闻传播的真实性，让新闻受众能够感受到一些社会现象的进程，吸收对事件的深层次的认识。在实践活动过程，企业通常会利用开放的新闻公报模式去解决一些相关事件。真实性的原则是时代进程的需要，企业一定从根本上、组织上与信息上做到以诚信为原则，勇于担当负责的理念，就是让企业及时面对危机，也要有实施变危机为机遇的能力，强化舆论监督的真实性，提升管理以及经营理念革新、文传播的更新，用以处理危机与打造企业文化。
2.4 利用典型启导模式
通过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具有代表性的报道拥有很强的说服力及影响力，在公众舆论导向里有着核心意义。目前企业生产经营模式里一定会存在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以及人物、典型经验或者是典型理念，这都蕴藏着新闻价值的信息源，更深层次的挖掘这些新闻信息，找出公众的所想所需，能够实现构建企业形象的目标。新闻媒体公共关系是企业营销的核心措施，目前一些成功的企业如联想与海尔等都在借助新闻媒体，持续深化良好且有代表性的品牌形象，因此也带来十分理想的销量额，或很客观的股票市值，且在合作里赢得了非常好的价码。在借助有代表性人物宣传企业方面能够全面利用名人效应，可以特意强化将某些权威名人与新闻事件有机的进行结合，尽可能扩大影响力，因此提升新闻事件的宣传效果。针对媒介事件的制定，也可和一些盛大节日进行有机的结合，因此推动有代表性的社会舆论效应。
3 总结
总的来说企业的管理系统为了打造企业文化及构建良好公众形象要有目的、有意识的按照新闻事件的特性，合理的制造一些宣传的新闻实践，用以吸引新闻媒体前来广泛报道，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力，为企业的知名度与企业文化的树立所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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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媒介批评的理论建设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研究上，而且体现在批评学学科的构建上;不仅体现于批评的理论性、学术性、学理性日益强化上，而且体现在批评与理论一体化，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的发展倾向上;从各学者的论文研究上看出，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
一、我国媒介批评现状
从2002年起，《新闻记者》开设“媒介批评”专栏，接着，《新闻界》《今传媒》(原为《报刊之友)))也开设了“媒介批评”专栏，而使媒介批评专栏出现在了新闻专业期刊上。不仅如此，网络也是媒介批评的舞台，是最活跃的媒介批评阵地。整体来说，媒介批评类文章的数量是在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并有上升的空间。从这些专栏的研究中发现，我国媒介专栏议题主要分为主要议题、次要议题、涉及议题，其中主要议题包括业务探索、虚假新闻、职业道德、低俗化、价值观与舆论导向、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次要议题包括广告、媒体炒作、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媒介权力、新闻来源，涉及议题包括有偿新闻、消费主义、媒介与文化、媒介公信力、媒介技术、隐性采访、有偿采访等。
我国现阶段“媒介批评”专栏的作者主要有三类:传媒研究或教育者、传媒从业者和社会公众，还有少数文章杂志未标明身份。其中，传媒研究、教育者在“媒介批评”专栏作者群中占据了绝大多数。
随着媒介批评的持续升温，专门的学术论文也越来越多。媒介批评按照传播的门类走向专业分工，也就是有针对性的、相当内行地进行批评，如电视批评、网络批评、报刊批评等。而新闻传播专业的报刊是媒介批评的主要阵地。
我国媒介批评特征明显。其一，媒介批评开始平凡化，但在专业化方面还不足;其二，媒介批评贴近实际，但在深度方面还需进一步加深:媒介批评使媒介报道的内容更详实，提升受众对媒介公信力，体现新闻职业专业精神。
对于媒介批评机制而言，我国现有的媒介批评机制包括党政有关部门的组织监督机制、法律监督机制、传播媒介的自我调适机制、受众监督机制、学术舆论监督机制以及包括新闻传播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价值评价在内的媒介批评机制，但这些机制尚未完善，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新闻评价活动顺利进行和新闻评价理论的构建。这些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批评机构和体制不能对媒介活动批评中迅速应对;媒介批评主体的不明确并有却为现象;媒介批评的职业化、定期化程度不够。
(四)要建立全面适用的评价方式
在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时应该注意评定内容要全面,评定方法要定量和定性相结合,评定的方式要多种多样。教学评价不仅要考核学生对运动技术和技能的掌握情况,还应建立过程化评价,根据学生个体的进步幅度和个体目标的达成度进行评价。此外还要对田径知识、田径技能和学习情感形成过程进行评价。考核评价方面应包括学生体育成绩的提高、学生体能和技能的提高以及学生田径知识水平的提高。通过多次评价能够向学生提供足够的反馈信息,使学生及时看到自己的进步幅度以及不足,这样既不会使学生因看不到进步而灰心丧气,又可以使学生活动处于积极的认知状态,能够防止机械练习。田径课程的考核形式可以采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互评相结合的方式,这样才能使田径考核更加科学全面合理,从而减少学生学习负担,增加学生的信心,提高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