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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市场行为，如站在融资方角度，其实质就是吸收资金的行为。我国民间金融市场以民间借贷为核心，还包括以股、合伙、信托等方式吸收资金的融资行为。限于法律约束，民间金融法律治理应坚持民间金融行为在非公开范畴内运行的底线，给予民间金融生存的合法空间，避免民间融资权利与自由的滥用。在民间借贷法律问题的探讨中，豆星星教授等认为当前我国民间借贷法治存在一些制度性问题亟需完善：一是民间借贷的利率规范不科学、不完善。应在立法上明确区分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做出合理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限额标准，并对超过一定利率限额的高利贷行为设定处罚措施。二是民间借贷行为金融监管严重不足。可建立阳光化机制，借助民间借贷备案制等制度设计将民间借贷行为公开化、合法化、有序化。
陈正江教授指出，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与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交织，形成刑民交叉案件现象增多，应从司法机关、政府部门和当事人三个层面对其进行妥善处理：（一）在司法机关层面。严格审查借贷关系合法性，建立金融案件联动处置机制，统一金融借贷刑民交叉案件的裁判尺度；准确把握刑法介入民间借贷的空间，尽可能帮助受害人挽回经济损失。
（二）在政府部门层面。建立健全与司法机关的协同应对机制，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三）在当事人层面。增强投资者金融交易风险意识，建立健全被害人法律救济机制，应赋予被害人选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程序选择权。陈飞博士认为，与正规金融不同，民间金融通过构建“类信托机制”来实现和满足其对信托功能之需求，以《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中创设的新型民间融资工具“定向集合资金”为例，其运行机理与信托原理基本契合，但其对于合格投资者与投资方式等要求都更为宽松，应进一步完善该制度以发挥其积极作用。一是要明确募集资金的投向，限定其直接投资于单一法人自身的生产经营性项目。二是要完善财产独立的制度保障，借鉴证券投资基金的做法，由地方出台规范定向集合资金会计处理的相关文件，确立定向集合资金为会计核算主体，彻底落实其财产独立原则。
二、民间金融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的探讨
浙江省银监局傅平江副局长认为：民间金融市场监管应注重市场化导向，尊重私权交易自由和民间金融习惯。一是要通过地方政府、社会中介的充分服务引导规范民间金融，制定合理规则指导民间金融趋利避害。二是要加强教育，增强民间金融参与主体的法律意识、风险意识、诚信意识。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丁平练指出，在民间金融市场监管中应明确地方政府主管民间金融的职能和能力，优化地方金融管理的体制和机制：一是要强化民间融资市场的行业监管体系和各监管主体间的协调监管机制。通过建立政府部门间民间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机制，做到及时监测、统计和分析民间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加强对存在风险的民间金融机构的管理和监督检查。二是要加强民间金融市场的自律组织、行业协会的建设，发挥其自律监管功能。在民间金融市场具体监管制度构建的探讨中，吕贞笑等根据《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构建的三类民间融资服务主体和民间借贷备案制度，结合浙江省民间金融市场监管的实践，提出“服务加轻触式监管”的理念。并认为：民间借贷备案登记制度作为轻触式监管方式的创新，充分尊重了民间借贷的习俗性与私权性，但目前其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需在与实践的磨合中完善。其一，备案制度本身不足，如强制备案的标准过高、备案制度的审查方式不清晰、跨地区民间借贷备案制度不明确。其二，备案制度外部吸引力不够，备案材料的证据效力有待商榷，无法通过备案排除非法集资嫌疑，导致借贷双方备案积极性不高。针对制度本身问题，建议设置可调节、市场化的备案金额标准，确定形式审查为备案审查方式，细化跨地区借贷行为的备案制度；对于外部性问题，建议增强备案制度的积极意义，进一步夯实正向鼓励措施。
三、民间金融市场信用体系法律制度的探讨
现代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高度依赖于信用的网络化的动态系统。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频繁出现的“跑路”事件充分显示了重塑社会信用体系的现实紧迫性。王琳认为，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存在诸多不足，如缺乏个人破产制度，缺乏民间信用征信体系、信用数据资源分割、信用信息应用领域狭窄、信用服务行业不规范等。应尽快完善信用体系，形成比较便利、可查询、可应用的信用信息系统。可在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和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民间金融信用信息系统，并与目前的企业、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相对接，为放贷人提供有效的信用信息。李海龙博士指出，应以民间借贷信用体系的建立作为民间金融市场信用制度建设的切入点，具体应从如下方面进行制度构建：（一）完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建立民间借贷信用数据库，收集自然人的个人基本信息、职业、家庭状况、收入和财产、借贷记录等关系到个人信用的项目，并实现借贷双方信息的电子化管理。（二）通过民间担保机构建立企业信用制度。民间担保机构应当审核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严格自律控制风险。（三）发挥第三方机构信用评级在民间借贷领域的积极作用。帮助民间借贷关系人通过独立的评价机构正确了解到当事人的信用情况。另一方面，信用评级机构需受到国家法律规范的制约，承担有效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对信用机构的失信应有相应的惩戒制度。设计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估标准是发挥信用评级在民间金融市场积极作用的基石，朱明等认为，考虑到目前银行融资任占主流格局的实际情况，可由银行制定中小企业信用评估的标准，将中小企业的贷款额度与信用评估结果联系起来，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信用评级机制，培育与扶持具有良好信用的中小企业，推动中小企业的信用建设。
四、民间金融市场风险防范法律制度的探讨
叶良芳教授以互联网金融为例，指出民间金融市场风险主要表现为：（一）市场风险。因基础资产价格、利率、汇率等变动而导致互联网金融产品预期价值未能实现而造成损失。（二）信用风险。因在身份确认、信用评价方面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三）流动性风险。在互联网金融活动中，沉淀资金如缺乏有效监管和担保，极易被挪用于投资高风险、高收益项目，从而使资金链断裂、支付危机等风险增高。（四）政策风险。互联网金融往往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因某一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调整会导致互联网金融企业同一方向的操作选择，引起共振效应，从而对行业造成系统性冲击。同时，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具有更加突出的技术安全与数据安全风险。
在对民间金融市场风险的防范与处置中，应当尊重刑法的谦抑性，合理发挥金融刑法的规制作用：一是要注意穷尽行政监管原则，对于民间金融产品的创新，如果未触犯现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法规，则可以行政指导的方式予以必要风险提示；游离在违法与犯罪模糊边界的民间金融行为，具有“二次违法性”，但本质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应当慎用刑罚处罚。二是要坚持底线原则，在民间金融的创新过程中，如果涉及到严重的道德风险，触犯刑事法律法规，则应予以刑罚规制。浙江省高院章恒筑庭长提出发挥司法能动性，防范、化解民间金融市场风险的观点。一是在企业破产审判方面。通过破产法律制度适用过程中破产制度文化和观念的推进，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金融环境的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以及法院对破产审判工作的部署、破产管理人职能的发挥可以有效化解民间金融市场内中小企业担保链、资金链危机。例如在破产预重整程序中，采取政府主导的预登记和风险处置制度对接，改善在破产程序中的融资和税收环境，对重整企业信用记录进行修复等措施，均可进一步遏制民间金融风险的发生。二是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判方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只是民间金融市场风险化解的环节之一，仅靠法院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无法妥善处理民间金融风险。应继续推进银企合作以及直接融资中的金融创新，使民间金融走向市场化。
一、我国农村金融抑制表现形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城乡之间已有的金融体系并不合理，致使农村与城市金融市场相互独立。换句话说，这个市场只是农村向城市输送资金的单向渠道。在这种状况下，农村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而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表现在很多方面。因此，本文作者对其中的冰山一角予以了探讨。
（一）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竞争
总的来说，当下，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多样化的金融组织，但这些组织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具体来说，一是：农业发展银行方面。这些银行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日常的业务范围并不广泛。同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产品的收购是农业发展银行唯一发挥政策性金融组织作用的地方。二是：农业银行方面。农业银行各方面的业务和商业银行类似。在发展过程中，农业银行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渐削弱。进而，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农村信用社已成为唯一的正规化金融组织，成为支撑农村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渠道。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农村信用社并不能长期担任这一重要角色。
（二）农村的金融工具单一化
总的来说，金融工具单一化是农村金融抑制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交易品种单一、交易手段落后是当下农村金融市场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偏远地区，情况更为严重，只有农村信用社作为存贷机构，限制了农民交易金融商品的渠道。具体来说，首先，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很多中间业务都没有开设。比如，收费、银行票据承兑。其次，其它业务，如银行卡、网上银行业务覆盖的范围很小。最后，在农村，并没有建立对应的证?唤灰资谐∫约?a href="lunwendata.com/thesis/List_41.html" title="期货论文" target="_blank">期货市场。农民参与各种常规金融商品交易的?会很少。比如，金融债券、股票。农民能够进行筹资、投资渠道较少，不能有效地扩大农民的收入渠道。
（三）利率不能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对于政府金融管制来说，利率管制是其重要的元素。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一是：我国统一的利率管制无法有效解决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成本问题。尽管针对这方面，国家已采取一系列的对策，但其效果并不明显。比如，在农村信用社方面，其政策性策略并没有提高其定价能力，也没有对经营机制起到积极的作用。比如，没有站在客观的角度，把商业业务和政策业务区分开，阻碍了它们自身功能的发挥。二是：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合理制定利率策略，使农村银行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阻碍，也使国有银行在农村的分支结构很难生存下来。三是：在农村，邮政储蓄在转存央行方面的利率比其它金融机构都要高。在这种情况下，邮政储蓄成为了农村资金流出的重要渠道，导致大量资金外流，不利于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由于利率制定与管制不合理，农村金融市场出现了垄断局面。由于没有有效的竞争机制，造成垄断机构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经济效益不断下滑、效率极其低下。
当然，除了上面这些，还存在一些其它方面的表现形式。比如，没有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信贷资金存在安全隐患，制约了农村相关金融机构对该地区的信贷投入，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比如，农村金融机构分工不合理。如在农村，邮政储蓄只有存款业务，造成大量资金的流失。而对于农业发展银行来说，没有存款业务，信贷业务的范围也很狭窄。
二、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策略
从某个侧面来说，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已使我国农村金融业陷入恶性循环中，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针对这方面，采取可行的策略从根源上解决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已成为当下刻不容缓的事情。同时，也是“三农”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必经之路，能够不断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对于农村金融抑制问题来说，金融深化策略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因此，本文作者对其中一些有效的措施予以了分析。
（一）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改革
首先，要不断拓宽农村融资的渠道。以直接融资模式为主，拓宽涉农企业的融资渠道。并以涉农企业自身特点为媒介，采取各种可行的方式来发行集合票据，并作为当下农村新型的债务融资工具。其次，不断创新金融担保方法。比如，采用一些有效的措施不断推动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国家要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加大投入力度，实行财政补贴。在扩大农业险种覆盖范围的基础上，提高我国农业的风险保障能力。此外，要在农村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改变农民对保险已有的错误观念，促进农业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最后，对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进行创新。第一、根据不同地区发展情况，采用“量体裁衣”式的方法来创新金融产品。以此，使金融产品能够不断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第二、在农村，以现代化的移动互联网为基点，建立合理的支付结算体系。在此基础上，完善结算工具，创建真正满足农民需求的多样化结算工具。
（二）放松对农村利率的管制，减少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审批限制。
根据当下农村金融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对农村利率的管制予以放松。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其利率可以充分对供求情况进行如实的反映。同时，还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使农村金融业能够协调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而，充分展现利率配置的作用。具体来说，可以不断推动农村民营金融业的发展，打破农村金融市场中出现的垄断局面。对金融工具进行创新，改善金融服务状况，不断提高金融产品的质量。最终，使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均衡利率的形成。第二、在农村金融市场中，要使各种有利的民间资本不断融入到对应的金融领域中，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农村邮政储蓄的业务范围进行扩大。在进行存款业务的同时，也可以办理一些其它农村金融业务，防止农村资金的大量流失。同时，以商业原则为基础，通过适宜的方式，使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到农村，促进新农村建设。
（三）需要建立良性的支农资金循环机制
首先，要充分发挥县域金融机构的作用，对它进行积极的引导，吸收农村流出的资金，并对这些资金进行有效地回流。通过这样的方式，避免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其次，对国家财政支农方法进行完善，来增加农村资金流入渠道。最后，把政策性金融和其它金融形势相融合，比如，商业性金融、正规金融。以此，扩大农村资金的供给范围。
很显然，除了上面这些，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策略。比如，培养农民合理的信用观念，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对于这方面，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不断加强信用观念教育，对金融知识进行普及。此外，还要建立合理的个人档案机制，对农村信用进行有效的约束。比如，要注重农村资金的流动性。在农村资金流动方面，不能过分干预资金的外流。以此，使农村资金的运作效率得以提高，供需平衡，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缺失制度安排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在我国是安天下、稳民心的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随着农村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农村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资金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趋向多样化。但是，在现阶段农村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与金融服务远远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相对落后于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受到严重的资金“瓶颈”。这种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使农村陷入了一种“资金少——效益差——农村贫困——资金更少——效益更差——农村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当中，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使得许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缺乏金融支持而无法正常启动。
一般认为，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不高密切相关，但从理论上讲，相关的制度安排不合理以及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金融制度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其产生与变迁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按照某种意志与外来模式人为安排的，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有形的框架，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演进过程的结晶。也就是说，我国农村金融扶持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因素引起的。因此，中央连续5年的1号文件都提出要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提出要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建立一种既能弥补“市场失灵”，又能避免“政府失灵”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回流农村，建立健全功能齐全、结构优化、产权明晰、机制完善、监管有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强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要。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安排。
一、国家或政府层面
首先，应该完善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强化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环境。-_一方面，根据农村金融的特点，加强农村金融的立法工作。一是在《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尽快制定出台专门的农村金融服务法、农村金融监管法，如《农村金融法》或《农村合作金融法》等，就农村金融性质、法定存款准备金、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使各种合法资金放心进入农村金融组织，结束农村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参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经营管理的无序局面；二是借鉴国外的实践，制定有关支持或鼓励农村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如《农村金融服务促进法》、《农业保险法》等，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三是要尽快修订完善《破产法》、《刑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为农村金融的良性运转提供法律支持。另一方面，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在处理和协调农村经济金融事务中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地方政府要自觉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大力支持司法公正，保障政府信用，杜绝不应有的行政干预。
其次，国家和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农村信用担保和失信惩罚机制。一个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是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因而要着眼长远，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建立起有效的农村信用体系，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在这方面，应该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是政府要带头讲诚信，提高行政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政府和司法机关要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列为政绩考核指标，以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农村信用环境工作机制。此外，工商、税收、金融、司法、新闻媒体等有关部门要联手打击逃废债务行为，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对失信者进行严厉惩罚，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另外，国家还应该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配套改革，包括农村土地产权政策、财政金融政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等改革，比如构建农村金融财政补偿机制和税收优惠机制等。
二、金融机构层面
(一)正规性金融层面
我国农村地区的正规性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农村信用社、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和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即农业发展银行。由于他们各自的立足点不同，因而应该根据各自的业务重点进行相应的体制创新，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第一，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坚持农村信用社支农地位不动摇。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激活其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金融纽带的作用，真正成为服务“三农”发展的社区性金融机构，但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已经出现了“去农化”倾向，有着强烈的商业化趋向，主要表现在“合作”性质退化，“商业”性质增强。因此，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务必坚持“三农”方向，防止“去农化”，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不能动摇。当前要着力抓好法人治理结构和机制建设，大力抓好经营和发展，壮大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实力，进一步增强支农服务功能，发挥好支农主力军作用。
第二，大力推动商业性金融立足农村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是大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将从农村市场全面退出，应该通过市场化手段发挥支农作用，在农村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即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同时，发掘优质客户，并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积极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开发出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存、贷款种类，在支持“三农”的同时，兼顾自己的盈利目标，开拓经营范围。
第三，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强其“三农”服务功能。一是对农业发展银行重新定位，将其营业网点铺设到县级及中心乡镇，并延伸服务对象，在做好传统的粮棉油购销储备信贷业务的同时，应适当拓宽业务范围，积极介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开发推广、农业综合开发等政策性金融业务，办理其他金融机构、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转贷、委托业务，开展形式多样的支农活动，探索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新路子。二是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作用，将开发性金融推进到“县域经济”和“三农”领域。进一步扩大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性金融”的功能，使国家开发银行能够参与“三农”开发，发挥开发性金融的杠杆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
第四，加快邮政储蓄机构的改革，组建邮政储蓄银行，充分发挥其网络优势，更好地为“三农”服务。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被批准筹建，其业务重点将是面向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与其他商业银行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来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民间金融层面
由于我国农村地区正规性金融的长期缺失，使得农村民间金融异常活跃，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农村民间金融缺乏必要的金融监管，蕴含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影响到农村地区的安定与团结。’因此，应该积极推动民间金融合法化，引导民间金融的合理、健康运行，使之成为农村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可制定《民间融资法》等相关的法律使民间金融合法化，这样既可以规范民间金融行为，又能使其获得应有的权益和保护；同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行业行政许可审批，允许民间以多种形式兴办金融业，特别是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组织和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条件成熟时可考虑设立民营银行，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更好为“三农”服务。此外，银行监管部门不仅要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更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民间金融组织内部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及时、准确地披露经营状况和经营风险。
三、其他层面
首先，应该积极探索建立形式多样的农业保险机构。一是要根据农业生产特别是种养业的风险特点，大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连续三年的中央的1号文件也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这充分表明国家应该成立农业风险基金，组建专业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贯彻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经营管理国家农业风险基金，为农业信贷机构提供风险保障，监督和管理众多农业保险基层机构。二是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合作保险，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地区性合作保险组织。三是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开发适合农民需要的险种，满足农民不同层次的保险需求。通过上述措施，在农村地区形成一个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体、农村合作保险和商业保险为辅的多层次保险体系，保障农业发展和农村信贷资金安全，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一）货币政策应该为经济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
金融制度的供给也是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事实表明，过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是助长投机因素的温床。如果在资产价格异常波动的阶段，即使对企业发放贷款，这些资金也很有可能避实向虚，而不是真正应用于生产领域。
（二）货币政策调控不应使经济形成对货币的依赖
多年以来，中国的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放就乱、一紧就死”，经济下行时刺激政策出台、经济好转时刺激政策退出。目前，我国M2/GDP比率已经很高，意味着资金的产出效率明显下降，也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杠杆率较高。在此货币环境下，金融机构面临两难抉择。
（三）货币政策要关注融资成本，运用相关工具进行调节
这一方面要求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化，另一方面需要加快资金价格改革，从而充分发挥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四）要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通过改革准入制度，推动金融机构良性竞争，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加快资本市场发展，通过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提高金融动员资金的能力。大力鼓励社会创业，使资本、科技与企业家精神充分结合。从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确保实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加快金融领域的简政放权，是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
二、监管政策层面
（一）从监管上杜绝层层加水、体内循环的问题
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国家外汇局联合出台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即是很好的范例。在此之前，金融机构通过一系列产品和交易结构的复杂创新，银行信贷资产化身为理财产品、信托计划、券商资产管理计划等，旨在规避监管。企业通过资金池等非信贷渠道获取资金，导致融资成本提高。此类问题必须从监管层面加以杜绝。
（二）信贷资金的监管
应严格按照《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的规定，坚持受托支付，避免挪用，坚决打击挪用信贷资金进行投机炒作的行为。
（三）注重高频交易的监管
随着技术的发展，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利用高频交易套利的行为。高频交易对于市场具有强烈的影响，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也有弊，需要结合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健全相应的管理机制。
（四）加强对金融创新的引导
金融产品的设计和金融业务的延伸应以国家的产业政策为前提导向，禁入产能过剩行业，对于新兴产业中的中小微企业应定向投放，降低其融资成本。对于金融领域的创新产品，特别是交易结构复杂的创新产品，应要求金融机构充分披露信息，监管者要充分掌握产品功能、设计原理及其风控措施，以正确作出引导、加强监管。
（五）探讨建立全国性资金流向监控系统
及时掌握信贷资金、银行表外业务、类信贷业务等各类金融工具融入资金的流向，以保证监管实效。
三、金融机构层面
金融机构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在经济周期中始终保持稳健。一要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增强市场反应能力，抓住市场机遇，在支持经济实体的发展同时，提高壮大自身实力。二要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努力防控经营过程中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及其他各类风险，健全审慎经营机制，运用风险抵补措施缓冲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三要不断开发金融技术，努力控制成本，延伸服务范围。四要坚持金融创新。创新始终是金融机构发展的重要动力。金融机构要加强对经济形势的解读，由此找准支持的对象、产业和企业。金融机构应当创新金融工具、设计出新型的融资方案，为新兴产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积极引导企业转型，促进产业升级，推动整体经济形成内生增长动力。
四、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生态及金融技术的层面
（一）加强金融基础建设
尽快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完善登记、托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提供便利。
（二）从金融基础设施的源头根绝监管漏洞
很多看似监管的问题实际上与金融基础设施有着很强的关联。比如，如果企业账户管理规范、绝大多数交易以及全部大额交易都通过电子渠道结算，资金流向清晰且有迹可循，则资金监控就较容易，防范信贷资金挪用的成本就会降低。又如，如果合同管理、发票管理规范，那么利用假合同、假票据骗取金融机构融资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三）优化金融生态是吸引资金的重要手段
在不同经济阶段、不同地区，由于地区经济水平、金融生态状况存在差异，因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也不一，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是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重要途经。
（四）推动金融技术的进步
关键词：管制金融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
韩国的金融制度是较为实用性的金融制度，自建国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其金融制度的沿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在每个阶段，韩国的金融制度在理论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其操作性一直不错，为韩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保障。其发展历程可表示为“自主中立金融——管制金融——自由金融”三个阶段。
一、历史沿革
1自主中立金融阶段。建国初期为了治理混乱的经济金融秩序，消除严重的通货膨胀，消除殖民地金融制度的影响。1950年5月颁布的《韩国银行法》确立了韩国金融业的民主性、自由性与独立性，紧接着其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成立标志了韩国自由中立的金融体制开始运作。在整个50年代，韩国政府都在为巩固其新建立的自由中立的金融制度而努力，颁布了多部关于银行的法律，例如《韩国产业银行法》、《农业银行法》等。到50年代末，韩国自主中立的金融制度已基本成型。
2管制金融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金融业进入管制阶段，也是政府主导型产业金融体制时期，金融体制独立性逐渐丧失，转而成为政府推行其产业政策的工具。1962年韩国修改了《韩国银行法》，政府接管了中央银行的大部分权利，使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金融具有了合法的依据。在这一阶段银行业在金融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很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进入70年代，政府逐渐意识到金融多样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72年，韩国政府采取措施，整顿民间金融市场，调整和转换银行债务，降低利率等，其目的是改善金融机构状况，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3自由金融阶段。1980年韩国颁布了《一般银行经营的自律化方案》，1982年修正了《普通银行法》，开始了韩国金融业向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的变革，并通过出售银行股份等方法完成了部分银行的私营化，以此来刺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但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金融自由化改革仍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完成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私有化，而没有完成预期的自由化。
二、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韩国金融制度改革
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政府开始加大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伐，但至爆发危机时仍有部分步骤尚未实施，例如原定于1996年实行的取消活期存款外的所有对贷款和存款利率的管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管制金融的惯性，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改革在有的地方还不够完善，甚至出现了漏洞和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其后的金融危机能在韩国造成激烈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是政府的定位不当，在自由化改革中政府提倡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类机构背后大都有工业集团或财阀的支持，它们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干预能力较强。第二，自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来，利率管制放松过急，使韩国国内利率上升，刺激了国外游资的大量注入，并刺激了国内企业举借外债的程度，至危机爆发时，韩国企业举借的大量外债加剧了韩国金融状况的恶化。第三，金融监管不够明细化，过于追求理想目标而忽略了可能遇到的风险，同时政府对于金融企业的保护性太强，纵容其盲目扩张而不允许其破产，这些措施加剧了韩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三、韩国金融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韩国金融的稳定，同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定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1金融自由化是大的趋势所在。但是金融管制或者说是由政府控制金融也并不是没有好处，好处之一就是金融业可以明确而直接的为政府的战略目标服务，可以集中金融业的力量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韩国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在管制金融时期韩国的经济得到了腾飞和发展。
2政府在本国金融业发展中的定位要正确。政府干预虽然有些时候会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这却是防止金融动荡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时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干预过多就会扭曲金融业，在我国目前可表现为政府对银行的不当干预要减少，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要有力。
3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严格控制不良资产率和保证资本充足率，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加大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加强商业银行的审计工作，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
4协调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金融倾斜的程度不能太大，强化直接资本市场在国内资本运作中的作用，对银行的依赖程度要降低，同时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降低准入门槛。
（一）货币供给机制出现趋势性转变
2013年底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入阶段性贬值通道，人民币汇率弹性日趋增强，双向波动常态化，单日波幅明显提高。受此影响，人民币单边的升值或贬值预期已被打破，升值预期和贬值预期交替出现成为新的常态。在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新常态下，微观主体的市场预期开始改变，并对自身的外汇资产（主要以美元为主）和人民币资产的配置进行优化调整，而这种调整就直接反映在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外汇占款新增量上。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时间看，2003年之前我国的基础货币主要由央行主动吐出，2003年之后，基础货币不再由中央银行主动吐出而改由通过外汇占款来提供。最近的新变化是，随着2013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入阶段性贬值通道，从2011年四季度以来，新增外汇占款出现急剧下降，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规模增速总体下滑，外汇占款作为流动性释放主要渠道的作用有所减弱，央行的外汇资产余额增速也逐步趋缓，由此导致中国货币供给机制发生了趋势性变化。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至今由双顺差累计的外汇占款占投放的基础货币量（即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比值），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3年至2005年4季度，外汇占款/基础货币持续快速上升，最高时超过110％，外汇占款开始成为基础货币供给的主要渠道；第二个阶段是2006年1季度至2011年3季度，外汇占款/基础货币始终保持在120％以上，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形成了严重的掣肘；第三个阶段是2011年4季度至今，外汇占款/基础货币开始出现趋势性下降。截至今年2季度末已降至105％，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的贡献开始下降，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由此提高。此外，以2011年3季度为界，我们可以将2003年以来新增外汇占款与新增基础货币数据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3年1季度至2011年3季度，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1季度至2014年2季度。相关性分析表明，2003年1季度至2011年3季度，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48；而2003年1季度至2014年2季度，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则降低至0.21。这充分表明，2011年3季度以后，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之间的相关性大幅下降，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影响的重要性发生了趋势性下降。
（二）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新特征
在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的背景下，央行持续推进货币工具创新，公开市场操作成为调控货币供给的主要手段。央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及金融市场状况，综合使用央票、回购、逆回购、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SLF）、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hort-termLiquid-ityOperations，SLO）、定向降准、抵押补充贷款（PledgedSup-plementaryLending，PSL）等货币政策工具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进行调节，以保持合理的流动性水平，金融市场流动性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从衡量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的角度来看，利率无疑是最合适的指标。具体来看，金融市场利率主要有以下几个层次：一是货币市场利率，反映的是基础货币层面的流动性状况，主要包括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加权利率和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利率；二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代表性利率是长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反映了无风险利率水平；三是存款市场和信贷市场利率，反映的是货币信贷供给层面的流动性状况，主要包括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和温州民间综合借贷利率。具体来看，金融市场流动性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货币市场利率波幅明显加大。我们回溯了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加权利率有记录（2004年5月）以来的货币市场利率运行状况，可以发现货币市场利率波幅明显加大。2007年9月、10月和12月均发生过货币市场利率大幅飙升的情况，但此后的2008、2009年货币市场利率运行相对较为平稳。然后从2010年12月开始，货币市场利率出现大幅飙升的频率越来越高，波幅也越来越大，由此带动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水平发生了明显的上移和下移。特别是在2013年中的“钱荒”事件中，银行间市场同业隔夜拆借加权利率一度飙升至13.83％，成为我国货币市场运行以来的历史性事件。2014年以来，货币市场利率总体保持平稳运行，8月末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17%，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低0.24个和0.27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11%，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低0.30个和0.34个百分点。2、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平坦化，无风险利率水平居高不下。为便于分析，我们分别选取3个月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观察短期和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基准。从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的2012年初开始到2013年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一直呈现平坦化发展，直至“钱荒”事件发生，利率中枢开始上移，然后从2013年末逐步下行，至2014年中开始又呈现平坦化运行态势。相比之下，3个月国债收益率曲线波动较大，但从2014年7月份开始也走出了平坦化运行轨迹，目前基本保持在3.8％左右的水平上。通常来看，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可以近似为金融市场的无风险利率，目前这一利率水平保持在4.25％左右，虽然较2013年末4.6％左右的高点下降了35个基点，但仍较高于2013年全年平均水平，更是远远高于2013年6月前的水平。由此可见，当前金融市场的无风险利率水平已较以往上了一个台阶。3、存款市场和信贷市场利率总体下行。当前，我国存款利率仍然存在上浮10％的限制，因此真正能反映商业银行存款竞争的利率水平是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总体来看，2012年以来理财产品收益率运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12年初至2013年中，理财产品收益率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且呈现逐步下降并趋于平稳的态势；二是2013年中至2013年末，理财产品收益率呈现快速上行态势；三是2014年初至今，理财产品收益率总体呈现下行态势。从信贷市场利率运行情况来看，我们主要观察了两个指标：一是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这反映了正规信贷市场上的利率水平；二是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这反映了民间借贷市场上的利率水平。具体来看，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走势基本与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走势一致，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目前总体呈现下行态势，这表明市场化的存贷款利率之间有着高度一致的联动性。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则呈现了不一样的走势，2012年四季度以前总体和存贷款利率轨迹一致，呈现下行态势，但自2013年1季度大幅飙升至20％以上后，再也没有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总体呈现平稳运行且居高不下的运行态势。
二、商业银行资产配置概况
我们使用央行货币统计概览中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数据，来分析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从图1来看，2006年以来，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变化特征。图1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结构
（一）贷款资产占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2006年以来至今，除了2009年为了配合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商业银行贷款资产占比出现回升以外，总体上看商业银行贷款资产占比总体上呈现回落趋势。截至2014年6月末，商业银行贷款资产占比为51.3％，较2006年5月时56.5％的最高点下降了5.2个百分点。其原因主要是商业银行为了适应经济转型、监管趋严、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等趋势的影响，主动压缩了信贷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
（二）同业资产占比持续上升
2006年以来至今，商业银行同业资产占比总体呈现持续、明显的上升态势，已从2006年1月11.7％上升到2014年6月末的23.7％，累计上升了12个百分点，这基本上是顺应了我国金融改革深化背景下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趋势。另外可以看出，贷款资产与同业资产作为商业银行最重要的两大资产业务，二者在总资产中的占比总体上呈现同步的反向变动关系。这说明，在新的环境下，商业银行在压缩信贷资产配置的同时，相应增加了对同业资产的配置。其主要原因在于，同业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规避资本监管、提升盈利、快速提升资产规模、加快结构转型的利器。
（三）资产配置的风险偏好明显上升
除储备资产以外，商业银行对政府债权和对中央银行债权在所有资产业务中属于风险最低的业务。但商业银行对政府债权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呈现持续回落的趋势，从2006年1月的5.9％下降至2014年6月的3.9％，累计下降1.8个百分点。2014年6月末，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债权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为0.6％，创下历史最低水平，较2007年4月8.2％的最高点累计下降了7.6个百分点。目前，商业银行对政府债权和对中央银行债权在总资产中的合计占比仅为4.5％。并且，二者与同业资产占比的运行轨迹也呈现了同步的反向变动关系。考虑到当前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模式中有相当大比例是以短期的同业负债对接长期的、高风险的非标业务，因此商业银行总体的风险偏好明显上升。
三、金融市场流动性与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
前述分析指出，由于外汇占款不再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我国货币供给机制出现了趋势性转变，央行对金融市场流动性的主动性进一步增强。在此情况下，金融市场流动性变化也将对资产负债结构调整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将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计量分析。
（一）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金融市场流动性变化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来实现的，而生息资产是商业银行资产运用的主要部分，主要包括贷款资产、同业资产、债券资产、储备资产为进一步了解上述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计量分析之间，我们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与商业银行各生息资产同比增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以便获得一个初步的理解。为充分反映2011年四季度以来我国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带来的影响，我们将数据分为两段来进行相关性分析：第一个时间段与样本期一致，即2009年1月至2014年6月，第二个时间段从2012年1月开始到2014年6月。这四大类。从金融市场流动性指标来看，考虑到近年来回购操作已成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手段，且回购交易量大，与同业拆借利率也有着一致性，因此我们选择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月度）作为衡量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的指标。同时，我们选择央行货币统计概览中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贷款资产、同业资产、债券资产、储备资产的月度同比增速数据作为测度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指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样本的代表性，我们选择的数据范围是2009年1月至2014年6月。根据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初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2012年开始，金融市场流动性与银行同业资产增速之间的负相关性明显提高，从全样本时期的-0.22提高到-0.42。这说明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后，商业银行明显加大了对同业资产的运用，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第二，与全样本时期相比，2012年开始，金融市场流动性与银行储备资产增速之间的正相关性有所提高，这表明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后，商业银行为应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变化加大的趋势，适当提高了对储备资产的配置；第三，与全样本时期相比，2012年开始，金融市场流动性与银行贷款和债券资产增速之间的负相关性大幅下降，这表明在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后，在生息资产总量占比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对贷款和债券资产的配置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二）VAR模型分析
下面，我们将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HGRATE）、贷款增速（LOAN）、银行同业资产增速（TYAS-SET）、债券增速（DEBT）、储备资产增速（RESERVE）纳入一个VAR系统中，并以此为基础综合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与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进行实证研究。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求各变量是平稳的，否则容易造成“伪回归”现象，那么通常的统计推断标准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在开始分析之前我们首先用ADF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其稳定性，检验的滞后阶数由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如表2所示，各变量水平值的ADF检验值均大于其相应的临界值，因而是不平稳的，即各存在一个单位根。但各变量一阶差分形式的ADF检验结果却表明，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而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由此可见，所有变量的水平值都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均为I(1)序列，因此上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下面就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进行分析。2、Johansen协整检验。根据表3，上述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因此，检验结果表明上述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它们是联合平稳的。所以为避免差分带来的长期效应缺失和模型的自由度损失，我们直接使用上述变量的水平值建立VAR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由AIC和SC信息准则并综合考虑模型的自由度后确定为6，通过对模型的滞后结构进行检验后（图3）发现其特征多项式的根的倒数均小于1，即特征根的模均位于单位圆内，因此模型是稳定的。图4~7为银行的生息资产变量———贷款增速（LOAN）、银行同业资产增速（TYASSET）、债券增速（DEBT）、储备资产增速（RESERVE）对用来描述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的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HGRATE）一个标准差偏离的脉冲响应函数，它们描述了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动态影响。图中实线表示相应的脉冲响应函数，虚线则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的偏离带。下面我们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图逐一分析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1）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同业资产增速的影响。由图4可知，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同业资产产生了即时的负向响应且达到响应的峰值，此后负向响应力度逐步衰减，直至第7个月才开始恢复增长。这表明，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银行同业资产增速立即放缓且达到最大值，并且这一影响持续了6个月；6个月后，随着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的影响逐步消散，商业银行开始调整资产配置结构，适当提高对同业资产的配置以对冲前期调整带来的影响。（2）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贷款增速的影响。由图5可知，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贷款在最初的3个月内产生了微弱的负向响应，从第4个月开始才开始逐步加大，在第7个月达到最大值并几乎保持到期末。这表明，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由于贷款资产期相对时限较长且流行性差，银行在期初只能小幅减少对短期贷款的配置，此后才能逐步减少对期限较长的贷款的配置以缓解流动性冲击带来的压力。（3）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债券资产增速的影响。由图6可知，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债券资产增速产生了即时的负向响应但这一响应很快消失了，从第2个月开始，负向响应才开始持续加大，并到第5个月达到峰值，此后这一负向响应力度逐步衰减直至期末。这表明，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银行立即减少了对债券资产的配置，以缓冲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即时冲击，并在此后根据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逐步减少对债券资产的配置。值得注意的是，债券和同业资产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的响应时间体现出了明显的资产组合效应：由于债券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但收益率相对较低，商业银行一般通过进行债券投资以作为“缓冲存货”（bufferstock），这种资产配置使得银行在遭受流动性冲击时，能够通过变卖债券以维持对高收益资产———同业资产的配置，从而避免利润损失，这实际上是一种债券对同业资产的融资效应，即从第6个月开始，商业银行继续减少对债券资产的配置，以支持其对同业资产配置的增加。（4）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储备资产增速的影响。由图7可知，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储备资产从起初开始就产生了持续的正向相应，并从第2期开始以几乎均同的响应力度一直保持到第6个月，从第7个月开始才转变为负向响应。这表明，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商业银行通过减少对同业、贷款等资产的配置来加大对储备资产的配置以保持足够的流动性储备，用于抵御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这一效应同样持续了6个月。从第7个月开始，当商业银行完成对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后，其对储备资产的配置也开始逐步减少。
四、结论与建议
（一）分析结论
根据前述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可初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金融市场流动性对商业银行的同业资产配置产生了即时且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前述分析表明，同业资产增速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一个标准差新息（innovation）冲击的卡莱斯基分解效应在期初即达到最大值-0.025。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监管趋严、信贷规模控制等多重负面因素的冲击下，近年来低成本、低资本占用的同业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主要的业务转型方向。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模式，主要是商业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上主动负债来对接同业资产来实现。但同业资产尤其是其中的“类信贷”业务，通常期限较长、风险较高，而同业负债一般期限较短，受金融市场资金拆借成本的影响较大。因此，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商业银行会立即加大对同业资产配置的调整力度。2、金融市场流动性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配置的产生了较弱且较为滞后的负向影响。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贷款增速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一个标准差新息（innovation）冲击的卡莱斯基分解效应的最大值还不到-0.005，这一最大响应值出现在第7个月。其主要原因在于，由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效应还比较弱，商业银行对贷款资产的配置调整更多取决于存贷比、信贷规模控制等外部监管政策，以及资本充足率、信贷政策等内部因素。因此，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商业银行并不能立即对其贷款资产配置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而是要等到其他容易即刻调整的生息资产如同业、债券等调整后再进行调整。3、金融市场流动性对商业银行的债券资产增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且债券和同业资产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的响应时间体现出了明显的资产组合效应。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债券资产增速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一个标准差新息（innovation）冲击的卡莱斯基分解效应在第5个月达到最大值-0.016。从第6个月开始，商业银行在继续减少对债券资产的配置同时，开始增加对同业资产配置，这体现了高流动性、低收益的债券资产作为“缓冲存货”（bufferstock）对高收益资产———同业资产的融资效应，而这是商业银行面临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时做出的一种主动性的资产组合反应。4、金融市场流动性对商业银行的储备资产产生了即时的正向冲击。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储备资产增速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一个标准差新息（innovation）冲击即可产生了正向响应，并且其卡莱斯基分解效应在第5个月达到最大值0.005。其主要原因在于，储备资产主要是商业银行存放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及超额存款准备金，而超额存款准备金则是商业银行出于对未来金融市场流动性的预测而主动持有的额外的储备资产，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商业银行会通过减少对同业、贷款等流行性较低的资产的配置加大来加大对储备资产的配置，以保持足够的流动性储备，用于抵御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5、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后，商业银行能够在六个月内完成对自身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后，商业银行同业资产增速从第6个月开始恢复增长；储备资产增速从第6个月开始下降；贷款和债券资产增速均在第6个月左右达到最大的响应值。从总体上看，商业银行对四类生息资产配置的调整时间是高度契合的，因此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后，商业银行能够在6个月内完成对自身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
（二）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结论，并结合我国金融监管及银行业实际运行情况，我们提出相关建议如下：
1、持续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协调，促进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避免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及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通过金融市场的枢纽作用，产生了非常紧密且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金融市场流动性进而对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资本监管、信贷规模控制、存贷比、同业及理财业务监管等监管政策约束下，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也将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产生影响，因此，宏观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其赖以实施、传导的微观基础。建议当局在制定政策时，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的协调，将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纳入政策分析和决策框架，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避免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2、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为商业银行实施战略转型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提高商业银行快速调整资产配置结构的能力。欧美等发达市场的银行业发展经验表明，随着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的提高，商业银行在其资产负债结构中逐步降低了存贷款业务的比重，盈利模式也实现了从高度依赖利差收入到收入来源多元化的转型。目前，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账户开放等领域金融改革的深化，依托金融市场发展起来的投行、资金市场、同业等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转型方向。但当前，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来看，占比最大的资产仍然是风险权重高、资本占用高的贷款资产，具有典型“重资产”特征。因此，建议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提升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促进商业银行积极发展低资本占用的资金市场、同业等业务，以实现资产结构的“轻型化”。这样，不仅能够为商业银行实施战略转型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同时也能够提高商业银行面临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时快速调整资产配置结构的能力。
3、积极适应货币政策框架转型趋势，科学研判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优化和完善流动性管理。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正在从数量型中间目标向价格型中间目标转型，相应的货币政策框架也在逐步形成和完善之中。在此背景下，影响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的政策变量和市场变量也在发生着变化，由此导致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及其形成机制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从而对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市场运行体现出的新特征中，部分是趋势性的，部分是随机扰动性的，需要商业银行加强研究，尽快熟悉和把握新形势下金融市场运行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科学的研判，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流动性管理。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本次调查采用网络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范围较广，调查对象省内省外皆有，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调查的125个样本中，以福建地区为主，占72.8%。从被调查对象的构成来看，调查对象覆盖全国各地的各界人士，涉及各行各业的各阶层人员，采样范围广泛，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数据分析
2.1高职金融专业毕业生的市场需求现状
从调查结果来看，各家企业对金融专业人才都有一定的需求量，反映所在单位对金融专业人员需求量在30人以上的调查对象占28.8%，15-30人的占6.4%，5-15人的占18.4%，5人以上的占46.4%。调查结果显示，83.2%的调查对象认为将来市场对高职金融专业毕业生仍将存有需求。根据分析来看，持有这种积极态度的原因主要有：第一，金融人才的使用，尤其是基础性工作，重在从业经验而不是学历；第二，部分岗位采用该层次的人才，可以节约人力成本；第三，对大专层次金融专业人才需求量最大的中小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大部分，因此需求量前景较好。岗位设置方面，被认为市场需求量较大的岗位主要有理财规划师、金融营销、证券客户经理、银行综合柜员、市场研究专员和电话营销等，均受到20%以上调查者的支持。其中理财规划师和金融营销这两个岗位成为招聘企业比较青睐的岗位，需求量较大。
2.2高职金融专业毕业生所需素质与能力
各个被调查的企业招聘金融专业毕业生时优先考虑的基本素质主要是工作态度和专业实践能力，各占71.2%和69.6%。众所周知，企业招聘员工的时候非常看重应聘者的态度和实践能力，良好积极的态度就是成功的开始。肯学肯干，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以后必然成为岗位上的主要能手和尖兵，也必然为企业带来较高的效益。另外，沟通能力、专业理论知识和自学能力也较为普遍地受到企业的重视。经过学校的锻炼和培养，高职金融的学生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对金融行业的新知识、新产品、新技能具备一定的自我学习能力。但是从被调查人员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大专层次金融专业人才依然缺乏这些重要素质。其中，认为缺乏良好的工作态度的调查对象占59.2%，认为缺乏良好的专业实践能力的调查对象则多达61.6%，认为缺乏自学能力、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以外知识的比例也较大。在大专金融专业人才培养中，要始终坚持培养基础金融业务中的高素质、高技能、高效率的应用型金融人才。业务素质高、操作能力强、适应时间短应该是大专院校应用型毕业生的基本特征，每一位金融专业的毕业生都能够熟练地进行各项金融业务操作，熟知各种金融理财产品，熟悉并了解地区、全国乃至世界金融市场的总体情况。通过自身所学知识，能够根据金融市场的情况变化给出有利于客户的相关判断和引导。金融业务的熟练操作、金融产品的熟知及应用、金融市场及宏观经济形势的一般分析与判断、微观经济活动的洞察能力是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基本要求。
2.3高职金融专业毕业生的岗位技能需求及突出问题
调查对象认为金融岗位所需的专业实践技能主要是金融产品营销、金融客户服务、投资理财规划、报表分析报告拟写、金融投资理财产品介绍、金融咨询和Excel在金融统计分析方面的应用等，均占调查对象的50%以上。从这里可以看出，企业中更加喜欢毕业生具备一些实际的操作技能，他们希望毕业生能够零距离顶岗操作，从而减少培训时间和成本。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专层次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知识和技能不扎实的问题依然存在，77.6%的受调查者人认为在实际岗位中该方面的问题突出。调查对象反映的其他突出问题主要还有实践能力薄弱、知识面窄、对所从事专业的了解不足、所学专业知识与实际工作需求脱节等，均占调查人数的50%以上。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教育理念有偏差，有些高职金融学校注重理论知识的教育，淡化实训操作知识的讲解和实践；第二，由于学校资源的局限性，尤其是资金的局限性，基于实践操作的模拟实验室、技能仿真实训室等由于资金不足无法建设；第三，高职学生在实践学习过程中，自学能力较差、自我管理意识不足，导致学而不精、学不成才、流于形式。
2.4高职金融人才的培养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大专层次金融专业毕业生在职业上得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主要是提高专业技能、积累工作经验、提高沟通与协调能力和提升学历，分别得到39.2%、22.4%、21.6%和15.2%调查对象的支持。由此可见，多数人认为对大专层次金融专业毕业生的培养应以综合素质的提升为主，对学历的重视度普遍较低。另外，对创新能力的培养也得到了多数调查对象的支持。59.2%的人认为可以通过观察和总结利用创新思维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28.8%的人认为创新能力有助于养成从不同角度观察问题的习惯，12%的人认为通过创新能力的培养可以改变循规蹈矩的思维模式，有助于发挥想象力。在课程设置方面，很多调查对象认为大专院校开设的课程应该紧贴市场，不断充实完善职业所需的最新知识和技能；应该以实际操作性知识占主要部分，让学生学到实实在在的技能；应该既能为将来就业提供帮助，又能为将来择业奠定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还应加强职业实践教育。大专层次金融专业学生进行职业实践教育的最佳方式，77.6%的调查者认为应该在平时的教学中渗透。企事业单位参与大专院校的金融专业建设也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66.4%的调查对象认为企事业单位可以为大专院校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基地。
3结论与启示
3.1综合素质的培养是金融人才得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
虽然目前对金融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以本科以上学历为主，但是对学历的重视度远低于专业技能。虽然有64%的被调查者反映所在单位对金融专业人才的需求以本科及以上为主。但是仅有15.2%的人认为大专层次金融专业毕业生未来职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通过提高学历来实现。提高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提高综合素质才是金融人才得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针对专业知识技能不扎实、实践能力薄弱和知识面窄等问题，大专层次金融人才应该加强金融产品营销、金融客户服务、投资理财规划等专业技能的培养，充实会计学基础、金融技能和风险管理等专业理论知识。并且养成主动积极、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充实专业以外的知识和能力，培养乐观向上的心态和奋勇拼搏的精神。
3.2高职学生就业前景乐观，可适应的岗位主要集中在中小型企业
目前金融专业人才的使用，尤其是基础性工作重在从业经验而不是学历，因此高职人才通过提高专业技能和实践水平，可以满足部分企业岗位的需求，降低人力成本。由于中小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大部分，因此需求量较大，在中小型企业中的就业前景依然乐观。但是随着未来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该层次人才的金融岗位将逐渐缩减，如果所掌握的技能单一，将无法满足单位发展的需要。可见，高职学生的就业前景乐观，但是依然需要进一步提高综合技能。
3.3实践教育、校企合作是提高高职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
目前，毕业生就业的竞争十分激烈，综合能力，特别是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学生适应工作需求具有重要作用。金融人才的培养靠得不仅仅是理论知识。应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应该将暑期实践渗透到平时的教学中，充分利用暑假实习和毕业实习的机会，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岗位工作的锻炼，培养职业素养，同时争取更广泛的合作单位，积极开辟校企合作的通道，为更多的毕业生能参与实践工作创造机会。学校应根据专业的培养方案，加强校企合作，建立多个校内外实训基地，订单培养、联合育人，安排学生去不同的金融企业参观实习实践，零距离接触社会。通过和企事业单位合作，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实习实训基地，开发、讲授实践课程，提供专业服务，宣导职业规划和企业文化等，参与大专院校的金融专业建设，为提高高职学生综合素质提供了重要途径。另外，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组织大量的专业比赛活动，比如模拟炒股大赛、投资理财规划大赛等，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来加强同学们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4针对人才需求的岗位，适时调整课程配置
【摘要】本文以我国规模最大的1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2007年的年度报告为样本,对其智力资本信息自愿披露状况进行考察。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信息自愿披露程度比较低,其中组织资本信息的披露程度最高,其次是顾客资本信息,最后是人力资本信息;智力资本信息自愿披露程度的行业差异比较明显,信息技术等高科技行业公司的披露程度较高,而电力等传统行业公司的披露程度较低。
【关键词】智力资本;自愿披露;内容分析法
一、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关注与智力资本相关的信息,智力资本不仅是企业创造价值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而且也是其未来创新和利润增长的关键所在。LevandZarowin(1999)通过分析会计数据和市场价值的相关性,证明过去20年来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已经降低。普华永道2001年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发现,在投资者认为最重要的信息中,只有三种属于财务信息(现金流、利润、毛利率),剩下的七种信息中有两种源于内部数据(战略方向和竞争格局),余下的五种均是无形的信息,包括市场增长、管理团队的素质、市场规模、市场份额和市场拓展;投资者认为中等重要的信息可以分为三类:顾客(分销渠道、品牌、客户周转率)、雇员(智力资本、雇员保留率和每名雇员的收入)和创新(新产品收入、新产品的成功率、研发支出和产品开发周期)。这些投资者和分析师认为,重要的信息几乎都属于智力资本,然而多数没有被管理层披露,因而造成了信息不对称。因此,研究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信息的自愿披露行为,对于促进上市公司提高自愿披露程度、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会计界致力于研究外部报告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HealeyandPalepu,2001)。Botosan(1997)发现提高信息披露程度能降低资本成本;Sengupta(1998)证明提高披露能降低债务成本;Healeyetal.(1999)则发现提高披露能增加每股业绩,但与当期及预期盈余无关;GelbandZarowin(2000)发现披露水平高的公司,其股价与未来收益的相关性越高。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许多国家呼吁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程度,丹麦还编制了专门的智力资本披露指南。基于智力资本开发领域取得的成就,一批先驱企业率先开始对智力资本报告的探索,首开先河的是瑞典第一大保险和金融公司——斯堪迪亚(Skandia),他们于1994年设计了导航仪模型,系统化地解释了智力资本各组成要素及其关系。1997年,丹麦组织一批企业从事智力资本开发,这些企业陆续公布了智力资本报告,随后亚洲、欧洲、中东地区的一些企业在智力资本披露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我国对智力资本披露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最后几年,起步较晚,大部分停留在介绍国外的报告模式,并提出适合我国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报告模式。其研究通常分两种,一种是在传统的财务报告中增加与智力资本有关的账户并在表内披露,非财务信息在表外披露(谭劲松,2001;梁莱歆、官小春,2004);另一种是单独编制智力资本报告,如徐程兴(2003)提出的企业智力资本报告的主表和附表及报表附注所组成的报告框架。张炳发、万威武(2004)提出的企业知识资本报告,从知识资本投资、知识资本积累和知识资本绩效三大方面对企业的智力资本进行报告。对智力资本披露的实践研究涉及较少,张丹(2008)以中国社科院公司治理中心评出的2006年度上市公司100强中在A股上市的49家企业2001年至2005年的226份年度报告为样本,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有关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与客户资本等构成的智力资本披露内容已经存在,且披露内容逐年增加;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对市价影响显著;智力资本披露具有行业差异。冉秋红等(2007)对我国2005年223家上市公司年报公开披露的非货币计量智力资本信息进行内容分析,对以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进行估算,实证结果表明,智力资本对组织经营绩效产生了积极的、正向的影响,以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对资本市场具有较为显著的价值相关性,而非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并未得到明显体现,同时,这些发现存在行业差异。
然而,由于智力资本披露程度的度量采用内容分析法,其重现性比较差,因而很有必要扩大样本容量,对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披露状况进行持续研究,以进一步明确公司智力资本披露的特征,为我国建立智力资本披露指南、有效指导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披露实践提供重要的依据。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
本文选取2007年规模居前的1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为样本,选择了可以减少规模效应影响的规模较大的公司。已有文献指出,智力资本披露程度与公司规模相关(Bozzolanetal.,2006;张丹,2008)。虽然Striukovaetal.(2008)的实证结果指出,年度报告并不是研究智力资本披露程度最好的载体,然而大部分文献还是选择年报为分析样本(AbeysekeraandGuthrie,2005;Bozzolanetal.,2006;Guthrieetal.,2007),而且除了年报外,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其他信息如网络信息、新闻会等较少,因此本文选择分析样本公司的年度报告。样本公司所属行业如表1所示,主要行业的划分依据CSRC的行业分类。
(二)智力资本披露程度的度量
由于年报中的智力资本信息多为文字和图表形式,为了辨别和比较不同企业披露的智力资本信息,目前已有的大部分文献均采用内容分析法(BeattieandThomson,2007;GuthrieandAbeysekera,2006;GuthrieandPetty,2000;Guthrieetal.,2004)。然而此方法近年来颇受批评,譬如BeattieandThomson(2007)认为,由于没有提供详细的编码规则,智力资本要素的概念边界不清,读者很难判断智力资本要素的类别。因此本文将详细论述智力资本的分类以及各要素的涵义、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计量方法。
1.智力资本分类及要素的涵义
虽然目前没有公认的智力资本定义,智力资本报告的形式也各式各样,但包含的内容是相似的,主要是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顾客资本,即“H-S-C”结构。GuthrieandPetty(2000)提出三类24要素的智力资本披露框架,人力资本包含6要素,即Know-how、教育、职业资格、与工作相关的知识、与工作相关的能力、创新精神;组织资本包含9要素,即版权、专利、商标、管理哲学、企业文化、管理过程、信息系统、网络系统、财务关系;顾客资本包含9要素,即品牌、客户、顾客满意度、企业声誉、分销渠道、业务合作、许可合约、有利的契约、特许权合约。此框架被Brennan(2001)和Apriletal.(2003)所采用。Bozzolanetal.(2003)删减掉管理哲学、财务关系和创新精神三个要素,加入研究项目要素后形成22要素的分析框架。AbeysekeraandGuthrie(2005)对智力资本要素进一步优化,并对各要素的内涵进行了说明。基于该结构,同时考虑我国目前智力资本管理的现状以及年报的内容结构,笔者将企业智力资本类别即要素结构设置为3类17个要素。转(1)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企业员工的知识、经验、技能、态度的总和,包括培训与发展、创新精神、雇员安全、雇员关系、雇员福利以及雇员状况6个要素。培训与发展指Know-how、职业资格和培训;创新精神指创新意识、创新兴趣、创新胆量和创新决心;雇员安全指企业采取的安全措施、安全认证等;雇员关系指工会举办活动、雇员参与社会活动;雇员福利指雇员和管理层的报酬、雇员福利、雇员持股计划;雇员状况包括雇员人数、专业构成、教育水平、专家资历、雇员年龄以及人动等。
(2)组织资本。组织资本是企业的基本构架,是将人力资本组织起来的机制和流程,包括智力资产、管理过程、信息和网络系统、企业文化、财务关系、研发6个要素。智力资本包括版权、商标和专利;管理过程指管理方法与运作过程;信息和网络系统是保障智力资本有效运转的技术保障,主要指公司的信息系统,譬如内联网、信息密集度、资讯科技能力等;企业文化是公司全体员工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财务关系是指企业与投资者、银行以及其他融资者的关系;研发是指为开发新产品或服务而进行的研究。
(3)顾客资本。顾客资本包括品牌与公司形象、顾客忠诚度、业务合作、分销渠道以及市场份额5个要素。品牌与公司形象包括品牌、质量标准和公司美誉;顾客忠诚度包括顾客满意度、客户忠诚度、客户拥有量、客户保持、客户服务等;业务合作包括商业合作、许可协议和特许经营协议;分销渠道包括销售、零售、经销权和网络等;市场份额包括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占有率、市场地位。
2.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程度的度量方法
依据前人的研究,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来度量公司的智力资本信息自愿披露程度。内容分析法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披露的次数或频率越高,表明该问题越重要。一些文献根据相关字词、短语、句子、段落的长度来计量要素披露的次数,而一些文献仅仅只计量字词出现的次数,不论其长度(BeattieandThomson,2007)。如果限制年度报告的篇幅,那么要素所占的长度越大,则该要素越重要,如果年报没有篇幅限制,由于没有额外成本,增加要素披露的长度可能并不能提供额外信息。我国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没有篇幅限制,报告长度参差不齐,长的超过200页,短的不到100页,因此本文选择只计数、不计长度的方法来度量智力资本披露的程度。参照Bozzolanetal.(2003)的计数法,本文选择段落作为分析单位来计量智力资本要素自愿披露的次数,判断的依据主要是段落的意思,而不仅仅是特定的词汇。如果智力资本信息框架中的任一要素在某段被披露,则该要素披露记数1,如果没有披露,则记数0,如果某要素信息在年报中重复披露,则仅记录一次。年报分析完后进行分类汇总,即可得该公司智力资本信息中每一种类每一要素的自愿披露程度。
在度量每一上市公司年报智力资本自愿披露程度之前,必须认真研读年报,确认并计数与智力资本要素涵义相符的内容。为了提高该过程的可信度,本文作者之一和一名研究生通读10份年报样本,分别独立计量各样本公司的智力资本披露程度,然后将两份计分表进行比较讨论,经过几番讨论后,两名计分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小,直至达成一致。两名评分者再分别独立对余下的90份年报进行评分,若评分结果一致,则计分过程结束,若不一致,则继续讨论,直至达成一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对智力资本要素自愿披露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示了年报中智力资本要素自愿披露频次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知,样本公司年报智力资本自愿披露的频次在2-55之间,均值为22.98,标准差为14.419,说明样本公司年报智力资本信息自愿披露的程度较低(英国为42.5,意大利为46.33,见Bozzolanetal.,2003),公司之间的差别比较大,这与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上市公司质量参差不齐、总体信息披露程度不高的环境相符。也可能是因为我国缺乏智力资本,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底颁布的“国家财富报告”,美国的无形资产是中国的99倍,这是导致我国与发达国家财富差距的主要原因。虽然我国致力于向知识经济转型,但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尤其是知识产权法的执行力度不够,效果并不明显。智力资本的三元素中,组织资本自愿披露的频率最高,均值达14.64;其次是顾客资本,均值为6.14;最后是人力资本,均值仅为2.2。这与Xiao(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然而与其他国家譬如英国和意大利(Bozzolanetal.,2003)、斯里兰卡(AbeysekeraandGuthrie,2005)的研究结论不同,上述国家披露程度最高的是顾客资本信息,其次是结构资本信息。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尤其强调智力资本的管理过程,对人力资本的管理和积累不太重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是智力资本的核心,是最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的价值驱动器,我国上市公司应该积极培育人力资本,加强对人力资本的管理。另外上市公司组织资本信息和人力资本信息披露次数的标准差分别为5.595和2.688,说明各公司的信息披露差别非常大。在组织资本的信息披露中,管理过程披露最多,均值高达10.38,说明上市公司强调如何管理智力资本,突出管理层的管理意图和能力。在顾客资本的信息披露中,品牌及公司形象的披露频次较高,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越来越注重品牌的培育,通过品牌培育、公司形象塑造来扩大市场占有率,获取长期竞争优势。雇员福利是人力资本信息中披露程度最高的要素,通过披露员工福利计划,吸引并留住拔尖人才,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
(二)智力资本要素自愿披露行业差异的比较分析
使用表1中的行业分类作为调查智力资本要素披露行业差异的依据,由于“造纸和印刷业”只有一个企业,因此去掉该行业,对余下的13个行业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信息技术业的智力资本披露程度最高;其次是电子行业,这两个行业都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对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很高,其对知识、技术、信息等要素的掌握和应用将决定经营的成败;披露程度最低的行业是“电力、煤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类行业属于传统行业,竞争不是很激烈,主要靠规模获取竞争优势。人力资本信息披露程度最高的是“石油、化学、塑胶、塑料业”;其次是采掘业,这些行业工作条件较差,企业越来越关注雇员的安全健康及培训,重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他行业对人力资本信息的披露程度都较低,相差不大。组织资本信息披露程度最高的是信息技术业;其次是建筑业和电子行业;披露程度最低的是“电力、煤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顾客资本信息披露程度最高的是信息技术业,关注与外界建立关系,重视顾客忠诚度的培育,与顾客和供应商合作,最低的是“电力、煤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五、研究结论
本文在构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顾客资本三元素的公司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2007年我国规模最大的100家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披露程度,结果表明:
1.我国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信息自愿披露的程度不仅比较低,而且相互之间差别比较大;在智力资本披露框架的三元素中,组织资本信息的披露程度最高,其次是顾客资本信息,最后是人力资本信息。2.我国上市公司智力资本自愿披露程度行业间的差异比较明显,信息技术及电子等高科技行业公司的披露程度较高,而电力、煤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传统行业的披露程度较低。
我国上市公司已主动通过年报来披露其智力资本信息,然而由于没有相关规则的指引以及智力资本要素的多样性,披露程度和要素五花八门,因此有必要制定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指引,确定各行业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