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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文学教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教学的感染力，做到温情感人。要实现上述目的就需要研究中国古文教学存在的问题，针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性分析。例如，高校课程教学体系在不断的进行改革，导致中国古文教学课时量大量的减少，许多高校存在严重的课程内容信息量大，教授课时少且课程日期经常改变，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下面几点建议。第一，高校进行教学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学生的全方位发展，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人才的需求。从古文教学方面来讲，许多高校选择的教材多为《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导致教学信息量大与教学课时量少两者之间的矛盾。另外，针对高校教学中存在的课时变动且少的问题，可以通过抓重点的方式带动学生自主学习，重点培养学生学习古文的思路，鼓励学生多参加学校开设的古文选修课程，增加学生学习古文的兴趣。第二，现在许多学校在进行古文教学时，多采用“满堂灌”的方式，即教师教授完本节课内容之后，很少和学生进行现场交流沟通便离开。针对这种问题，可改变教师的教学方法，例如教师在讲授古文学时可以采用分组讨论法、理论讲授法以及学科论文等方式。所谓分组讨论法是教师在讲授教学内容时，针对某名家经典作品进行分组讨论，最后选取小组代表进行发言；所谓理论讲授法指的是教师可以借助教学辅助设备，图文并茂的对某些理论知识、基本知识进行逐一讲解，这样有利于帮住学生理解文章的重点内容；所谓学科论文法指的是向学生提供必要阅读书目，有目的的引导他们进行课外知识的学习，养成记读书日记的习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以及独立写作的习惯。
二、突出古文教学古为今用的特点
中国古文教学课程所包含的的内容多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优秀部分，能给予人精神层面的诉求，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例如其中包含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的观念以及独树一帜的爱情观等，是古人和现代人在精神层面的交合点。教师在讲授古文教学时，可以将古文学中合理的优秀的内容和现代社会中的实例联系在一起，做到学以致用。例如教授屈原、杜甫等人诗词时，可以对屈原、杜甫两位名家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对比，并将之引申到当代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讲授李白的诗词时，可以强调他诗词中积极进取的精神意识，如“天生我才必有用”，借此可以鼓励学生遇到困难时要努力进取，用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讲授庄子、陶渊明等人时，可以分析他们在人性、尊严、自由以及不畏权势等方面的闪光点。而当下社会，很多人被利欲熏心，早已忘记自己本来的面目，为了权势阿谀奉承，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进而借古人之精神，唤醒当下人的民族气节和尊严；讲授诗经中的《关雎》时，可以对比古今人们的选美和择偶标准，突出德美的重要性。通过这种古今对比的方式，将教学内容和社会现实相联系不仅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感染学生，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自身修养，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学设备的改进
当今社会是计算机信息化时代，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已然来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并且逐渐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时下不论哪个行业的发展基本都离不开网络，中国古文学是社会学科的一个分支，在教学中自然也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和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较，多媒体教学不仅包含的信息量大，形象内容生动具体，给人以直观感受以及有效的表现力，还能够节省教师板书的时间，活跃课堂氛围，为古文教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但在多媒体教学时也需要注意下面几点：第一，应合理安排多媒体教学课件，对幻灯片中表述的内容要清晰明白，图文并茂且安排合理；第二，要有一定量的精美图片供学生欣赏，从古至今留下了许多名家的经典画迹，通过合理的图片展示，能够更加吸引学生的眼球，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力。同时，加以适当的音乐作为主体背景，更能渲染氛围。另外，如果能在文件中加入电视剧或者电影的改编短片，则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
四、结语
[关键词]教化；审美；社会功用
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
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着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
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对社会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这就使文学从政治上剥离出来。展现出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这种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现象，也许正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的松懈、糜烂的上层生活，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才会产生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但也正是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才会对后来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的描写细致及扩大文词的丰富性
从后梁的宫廷诗到以后的谢眺，王融他们在内容上不再是对家国社稷的关心，而是转移到了，或是宫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园林上来，要不就是抒发自己个人的离情别意上来，这与重质轻文理念下的“家国”的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质”的内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着他们对所描写事物更加细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质轻文”下不可能出现对物的细致描写的词语，这使得词语的丰富性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性。对那些曾不能用言词形容的物品，出现了新的词语对其形容，这样描写事物的复杂性也得到了解决。
而对这种山水或器物，宫廷美女的描写，也促使他们对美进行了重新的价值评判，追求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他们把这种美的景色与其音韵相结合，促进了四声音律的出现，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对后代文学的言语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它们还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及道“文”与“质”：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褥、文也。这些都是刘勰运用比喻，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关系。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正是在“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文学样式。
三、中古文学与西方古典时期文学中“文”与“质”比较
但从整个古代的中国文学来看，还是更强调“质”这种内容上的教化作用，这种对内容上的凸显，使得形式上受到过一定的影响，即使在一些时期和流派，“文”的形式被加以重视，但“文”始终没有占主体地位。而相对于古代的西方来说，在“文”与“质”，这种内容与形式来说，形式的重视更成为了一个主要方面，对在艺术方面的成为其主要特点，从《伊利亚特》和《奥德休斯》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底浦斯王》和欧利比德斯的《特洛伊妇女》，都是运用着写作的形式，艺术的方式，来取胜的。这些作品在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运用都体现着“人”的性格而不是“神”的性格，而对人的教化作用确是没有显现出来。正如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写的那样，把一切诗人与艺术家赶出理想国，在他看来文艺作品亵渎神灵，丑化英雄人物，并且使谎言夹杂其中，而这种对“人”的描写，更会滋养人的，使人心灵中低劣的部分显现出来。
一、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影响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诗言志”贯穿了我国古代整个诗文理论，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一向主张诗以言情。如《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篇说:“诗者，吟咏情性也。”我国古代长期以来诗歌创作以抒情为主，叙事诗不发达，因此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主情一直是中国诗歌理论的主流:《毛诗序》讲“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以及诗歌的“吟咏性情”，无论是“志”还是“情”都不属叙事。西晋陆机有“诗缘情而绮靡”，唐代有“诗者，苗言，根情，华声，实义”之说，晚唐司空图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宋代诗歌总体来说是重理尚法，以议论为诗，也没有把现实生活当作诗歌内容来咏唱，严羽又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来的“四灵派”、“江湖诗派”，明代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一直到清代的“格调派”、“肌理派”等等。总而言之，上述诸多诗学理论都没有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而是投向心灵，把“情”和“志”以及人生体验作为诗歌所要表达的对象，或把精力用在技巧上而忽视诗歌内容。很少把现世生活和现实事件作为诗歌要表达的对象，这显然影响叙事诗的发展。另一方面，诗歌五言、七言以及格律押韵等这些形式上的要求也限制了诗歌的叙事。诗歌从一开始就注重章句的整齐，以便歌、舞、乐的配合协调。从诗经的四言诗到汉魏六朝的五言诗、七言诗，最终发展为唐代的五、一七言格律诗。格律诗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对仗和押韵有严格的要求，这种诗体是极其不便叙事的，因而影响叙事诗的发展。除了叙事诗不发达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不同时代的文学价值观是不同的，人们的审美评价标准也是不同的。唐以前人们主要从政治美刺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功用，由此界定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文学辞章之美、个性情感之美，开始有所认识，如以有韵、无韵区分文、笔;唐以后人们开始把文章之用从政治美刺转向道义，提出“文以载道”。在骈体文昌盛的南北朝，文人把骈体文学崇尚的骗偶、辞藻、声韵、用典等语言文辞之美，作为作品最重要、最普遍的艺术特征来看待。唐代诗文创作涌现出一部分文人主张写散体文，诗歌领域一部分人提倡写古体诗，推崇建安风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骈体文学占据优势地位，并反映到理论批评方面。《旧唐书•文苑传序》鲜明地表现了编者拥护骈体文学的立场和态度。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不发达。古代诗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诸如比兴、意境、星期、韵味、神韵等，大抵都是从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探讨的，很少涉及到人物形象。古代戏曲、小说到元明清才进入繁荣时期，在此之前诗文一直在文坛占据统治地位，比较通俗的叙事作品(志怪、传奇、变文等)，往往受文人的轻视和排斥。
二、中国传统史学观的影响
从先秦到唐代，中国古代叙事作品除了上古文学中的神话、寓言故事、志怪小说外，主要是依附着历史写作发展起来的历史叙事方式。《史记》等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部分就是这种历史叙事的典型。近年有学者通过中西文论的比较，认为中国古代诗文理论中的“诗性叙事和叙事诗论最初是寄生在历史叙事和叙事史学中的”。并认为:“中国的叙事诗论是从诗之外的小说戏剧等写作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而小说戏剧的母胎更像是史传而非诗歌。因此，以小说戏剧论的样式而出现的中国叙事诗论的形成史就是既依存又艰难偏离史传叙事理论的历史。”③古代文论的叙事传统从《尚书》和《左传》开始，《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左传》则是被誉为“叙事之最”的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二者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就是从《尚书》和《左传》开始谈起的。刘知己指出:“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④“以文叙事”，即中国文化“文史不分”的传统。“史”之叙事必须借助于“文”，而“文”之批评和理论又常常寄生于“史”。就后者而言，《史记》有文学家列传及其“太史公曰”，《汉书》有《艺文志》，《后汉书》有《文苑传》，《隋书》有《经籍志》和《文学传》……历史叙事与文学(理论)叙事缠杂交错，难解难分。在古代中国，“史”的叙事者，同时也是“文”(文学和文论)的叙事者，如司马迁、班固、沈约、刘知己、欧阳修、司马光、冯梦龙、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章学诚等。他们或者在自己的史书中讨论文学理论问题，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屈原传》等;或者在史书之外另有文学理论的专门著述，如班固之《离骚序》、《两都赋序》等;或者其著作兼有史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双重性质，如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中国传统的史学观，使“史传文学”更好地承担了人物形象塑造这一重任。“我们考察、衡量古代诗文的艺术价值，应当实事求是地结合作品的实际情况，结合它们在艺术表现上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而不是套用国外的理论(如形象性、典型性)，这样才能取得比较客观中肯的评价。”⑤我国古代文论注重语言和修辞具有较强的诗性特征，从而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和我国的传统哲学观、文学馆、史学观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特定的文学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样式。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我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内在矛盾。我们评价判断一种文学理论的根本尺度在于此种文论对文学现象解答的深刻性和对后世文学的指导性，而中国传统诗文理论“以诗论诗”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批评本体(文论)与批评对象(文学)的界线。古代文论如何更好地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如何成功“转型”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作者：肖艳
股骨转子间、股骨转子下骨折是老年人髋部常见的骨折，约占股骨近端骨折的50%，特点是:常合并多种内科疾病和骨折并发症。本组76例存在一种或多种合并症，高达63%;多为低能损伤造成。本组中111例为跌倒所致，占92.5%，因此需加强对老年人群防跌倒宣教;骨质疏松骨折治疗需兼顾局部进行骨折固定和全身抗骨质疏松治疗;合并症、骨折复位程度和钢板位置常常影响临床效果。治疗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积极治疗各种内科合并症和骨折并发症，作好术前评估;尽早对骨质疏松进行药物干预，还要避免影响骨折愈合;手术尽量采用微创，骨折尽量解剖或接近解剖复位，准确放置钢板，稳定固定;早期功能锻炼。
2股骨解剖学近端锁定钢板优势
股骨近端解剖学锁定钢板具有角度稳定性，置于股骨近端张力侧，构成稳定的架构固定骨折端，可有效防止复位丢失，有助于控制旋转和防止股骨头切割，微创操作尽量保护骨折端血运，不强求复位和固定后内侧骨块，适合治疗骨质疏松骨折。生物力学研究显示就固定强度而言，股骨锁定钢板优于DCS，与股骨角钢板相当，但不如髓内钉。在轴向强度方面占优，但在抗旋转及扭转方面欠缺。近几年出现的万向锁定钢板，尽管生物力学与传统单向锁定钢板近似，但锁钉自由度会牺牲其承受负荷能力，也会影响螺钉整体拮抗负荷能力，甚至螺钉相互阻挡。
3适应证
目前认为股骨近端锁定钢板适应证包括:严重骨质疏松患者;股骨近端严重粉碎不稳定骨折，或伴有大转子部冠状及矢状位劈裂骨折者;股骨近端骨折累及股骨干者;陈旧性骨折不易复位者;DHS或髓内固定手术失败者;股骨近端髓腔狭窄或畸形不适宜髓内固定者。
4临床疗效
锁定钢板用于治疗股骨近端骨质疏松骨折，国内外文献报道疗效不尽一致。国内文献报道临床疗效满意。而国外多数文献报道该法失败率较高，主要是髋内翻、不愈合和内固定失败。临床研究表明骨折愈合问题多与骨折复位不良、间隙过大，以及术后负重时间有关，而非固定强度不够。锁定钢板因角度稳定作用无法缩小骨折间隙，不利于二期愈合，从而增加骨折延迟或不愈合风险。临床使用表明良好复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因此，如何在解剖复位和保护骨折血运之间达成平衡成为影响手术成败的重要环节。而锁定钢板固定复位丢失与后内侧失去有效支撑的相关性尚不确定，也与骨质疏松无关。并发症可能在于患者因素及医师技术因素，而非固定强度不足。本组内固定失败及骨折不愈合率均较低，也提示骨质疏松及固定强度并非是造成上述结果的主因。
5闭合与切开复位的选择
传统切开复位接骨板固定并发症发生率高，手术时间长，术中失血量大，老年患者围手术期发生心、脑血管意外风险增加。而间接复位和微创固定技术对骨折块血运破坏小，从而可提高愈合率、降低感染率和减少术中失血。骨折复位不良多见于闭合复位组，闭合复位时更需注意确保骨折复位准确。作者强调不以牺牲复位精度换取闭合复位。尽可能缩小主要骨折的断端间隙，但不强求股骨近端后内侧骨块解剖复位和固定。与文献报道相比，本组病例手术时间更长，可能将闭合复位时间计算在内有关，术中失血量大，可能与切口及手术时间较长有关。本组病例患者大转子部位疼痛发生率较高，但切开与闭合复位组无显著差异，微创插入并无优势可言。可能与接骨板设计外形、放置位置不良，以及手术对转子滑囊损伤有关。操作时需要确保钢板准确放置，尽量减少对大转子滑囊的损伤。
6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
髋部骨质疏松骨折的治疗，除了骨折复位固定外，还要重视全身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因骨折及术后制动，破骨细胞异常活跃，出现快速骨丢失。如果无有效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将加剧骨质疏松。合理应用药物治疗，不但可促进骨折愈合，增强内固定效果，还可延缓骨质疏松进展，有效减少再骨折发生。研究证实降钙素可刺激软骨内骨化、增加骨痂血管生成，增加软骨骨痂和加快骨痂成熟。钙剂和维生素D能提高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为骨质疏松治疗的基础用药，需长期服用。钙剂能抑制甲状旁腺激素(PTH)的过度分泌，促进骨形成，保持骨骼强度，减轻骨质疏松症状。活性维生素D可促进钙吸收，并有协同PTH、降钙素的作用，使旧骨释放磷酸钙，提高血钙和血磷浓度，促进骨钙化，改善骨细胞功能。老年人因缺乏日照以及摄入和吸收障碍常有维生素D缺乏，可能存在维生素D含量不足、活性维生素D合成减少。目前临床常用的骨化三醇，是维生维D3最重要的活性代谢物之一，经肝脏迅速转化成1，25－(OH)2－VitD3，调节体内钙磷代谢。功能锻炼可增加骨皮质血流量和促进骨形成。骨质疏松骨折术后早期应用二膦酸盐类药物对骨折愈合的作用，目前尚存在分歧。最近的研究认为二膦酸盐对骨折愈合的影响可能与给药时间有关，给药时机可能影响骨痂组织结构。本组患者均早期进行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以期最大限度阻止骨量丢失，改善骨质结构，提高骨强度。
7股骨近端锁定钢板的不足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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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教学内容方面:
实行学分制后，在开设多门专业选修课的同时，各门专业必修课的学时被大量压缩，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自然也因时而变，由之前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段改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段，形成了新的结构体系，但这一体系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此前中国古代文学并未分别开设文学史与作品选这两门课程，而只开设了中国文学史一门课程，故此“重史(文学史)轻文(文学作品)”的情况一直存在，这一问题在学时被压缩后便日益凸显出来，任课教师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文学史梳理清晰已属不易，根本无法分配更多课时用以分析作品，如此一来必然会导致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与学生失之交臂。
2.在教学主体方面:
对于高校扩招所带来的生源质量逐年下滑的现实，相信所有高校教师都有切身体会，尤其在二本院校更是如此，一些学生带着“不想学”或“不会学”的心理或习惯步入大学校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古代文学这门对基础素质要求比较高的课程的教学难度。加之我校地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源中有一定比例的蒙古族预科生，这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是以蒙授教育为主，现代汉语基础薄弱，更不必谈古代汉语，这种语言困难势必会影响到对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理解与吸收，必然会形成教师教学难、学生学习难的局面，因此，这一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3.在教学方法方面:
古代文学课程时间跨度大，囊括了从先秦到近代的千年佳作，与教学内容繁钜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教学方法的单一化，“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教案”的陈旧教学方法延续至今，老师上课讲教案，学生埋头记教案，期末考教案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令学生感到枯燥无聊的同时，也无法促进教师知识的更新与拓展，如此往复，只会将原本内涵丰富的古代文学硬生生简化成学生成绩单上的一个学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教学效果可言。在学分制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课时，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调整单一的授课方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是每一位有责任心的教师都必须要认真思考的。
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构想与实践
1.调整优化教学内容:
在整体学时压缩、开设多门选修课的背景下，我校古代文学的课程分段进行了微调，将之前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段中的唐宋合并为一段，但这一结构体系并未有针对性地考虑到我校古代文学所开设的选修课的具体情况，从而造成有的分段学时充裕而有的则捉襟见肘，贫富不均。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依据所开设选修课的内容重新进行更为合理的分段。例如先秦、两汉开设的选修课有五门，包括“《诗经》品读”、“《论语》导读”、“老庄研究”、“《左传》研究”、“《史记》研究”，那么在必修课的教学过程中相关的重复部分则简略概括，如此先秦、两汉这两段所用学时均会大大减少，就可以考虑将二者合并在一个学期。宋代文学所开设的选修课有五门之多，因此这段所需学时也会缩减。元明清这段教学内容最多，但开设的选修课却只有三门，而元代文学又是我校古代文学硕士点重点建设的内容，故此建议将元代与学时充裕的宋代合并，剩下的明清为一段，如此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学时少内容多的矛盾。不仅如此，在每一段的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必须注意文学史与作品的比例设置，适当增加对作品的赏析而减少对文学史的梳理，因为文学史发展脉络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即可掌握，但对作品的理解赏析却需要教师的悉心引导，一直以来的“重史轻文”的教学倾向必须加以调整，否则在课时大量压缩的背景下，更容易出现学生“知史而不懂文”的尴尬局面。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也是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分支学科，所以，新的术语与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从该书的研究目标而言，它们也是相当适用的，并且也是十分必要的。该书的理论性与学术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体现在这样一些新的概念表述与话语方式上。大量的统计数据，是作者研究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结果，也是支撑该书所有论点的坚实基础。80多个图表与统计表，分布在全书的五章之中，许多论点就是靠这些图表来进行论证的，多数图表都很直观、具体，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图表统计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借用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没有想到梅新林运用得这样到位，是其著作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正是以上三点的统一，让这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著作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
二、然而，《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
只能是处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因此它的局限性也是必然存在的，本文主要就第二章《流域轴线与文学地理》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①图表统计的来源问题。在这一章中，主要的图表是四个流域（长江、黄河、珠江与运河流域）著名文学家的分布图，这些统计数据本身是有意义的，然而统计的根据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学家才是“著名”的？作者也指出这些统计数据的来源是谭正壁先生所编的一部辞典，不过也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这部辞典是不是具有权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所编的与文学相关的全书之类的出版物，可谓众多，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各卷、《辞海》之类，自然是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以一部为主，还可以参照许多其他经典性的著述，包括《全唐诗》、《全宋文》、《全清诗》之类。这样才有比较充分的依据，同时也有统一的标准。这样的数据是不是可以说明某一个流域文学历史的变迁与中心的转移问题。作家与诗人的产生是与地理相关的，并且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然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个省多一个、那个省少一位诗人与作家，也许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特别是不可能一对一地说明流域中文学流变与文学中心转移的问题。因为诗人作家的产生具有偶然性，同时作家诗人也是不断流动的，出生地或者客居地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哪个为大，存在多种多样的情况。如果说到文学历史发展的周期，作家的数量能不能够说明它们的周期，也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四大流域轴线拥有各自不同的生命节律与周期。黄河流域轴线较之其他三大轴线具有先发优势，其中先后经历了自西租东运动的四次波澜。第一波始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终于商代；第二波始于周代，终于战国；第三波始于秦汉，终于南北朝；第四波始于随唐，终于清代。每一波都是从上游开始，经过一定时间的徘徊，最终止于下游，然后又开始新一波自西租东运动，以此往复循环。”（169—170）这样的观点是不是经得起推敲，的确也是一个问题。以流域轴线来说明整个中国文学地理的问题，也许并不科学，不可能具有合理性。“北线诸省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山东由53人增加到96人，河北由31人增加到48人，北京由8人增加到23人，天津由0人增加到3人，但南线数量升得更快，其中居于第一、二位的江苏、浙江分别由327人、317人上升到481人、411人。安徽位居第三，由80人上升到98人，增幅不多。另，上海由55人上升到78人，位居第五，增幅比较可观。所以元代以来运河流域文学轴线向南线倾斜趋势在明代进一步加剧之后，至清代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若以元明清三代京杭大运河南北两端所在北京与浙江文学家的数字变化做一比较，则分别为25∶144，8∶318，23∶411，后者分别为前者的5.76、39.75、17.87倍，可见从元到明，彼此的差距迅猛拉大，而到清代，似有所缩小，但相对于元代而言，依然不成比例。”（247）因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是中国人口集中的地区，也是文化发达的地区，运河流域自隋朝之后，也成为重要的文化与文学区域之一，可以说明中国文学地理的主体内容，然而广大的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特别是蒙古草原与新疆南北地区，都并不在这四条河流的流域之内，那么它们的文学地理是如何的呢？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学地理不可能在流域轴线之内来进行全部的合理的阐释，因为还有山地与草原，也还有边地与沙原，因为那些地方并不是没有人居住，诗人作家也是存在的，虽然不像上述四个流域，那么众多，那么显著。
三、结语
一、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刍议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模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构。其一，学时设置上，实践学时和讲授学时要进行有机整合，既要有一定的区分度，也要强调二者的可溶性。就前者而言，实践教学与课堂上的讲授教学有本质的区别。作为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涉及到众多的作家、作品，其没有讲授学时是不可能的。实践学时只能是讲授学时的有益而必要的补充。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实践教学与讲授教学二者在本质上并不矛盾，实践的过程也需要教师必要的指导，讲授的过程，也是实践的另一种模式。二者的融合，能够加强彼此所强化的领域，对学生的理论与实际操作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其二，要探索有意义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教学方法。目前，工作在第一线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对实践教学的方法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并有了较成熟的案例，诸如古体诗词的写作、古籍文献的整理、经典叙事文学的排演、古诗文的诵读与传唱等。任何成熟的教学模式，都需要有相应可行的教学方法作为支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方法是统摄整个教学改革的灵魂。从教学实践中得来，应用到实践教学终曲，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方法得以成熟的唯一选择。其三，重视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之间关系的协调。理论上的宏观建构，或许不能保证微观与宏观的完全一致性。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教学模式，如果微观教学现实与建立的宏观模块不能完全一致的话，会导致一系列因素的随之变化。没有基本固化因素的存在，教学模式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协调教学过程中宏观与微观的诸多因素，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所要注意的问题之一。
二、个性化考查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模式的建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课堂上的闭卷考试或者开卷考查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对课程考查的改革，理应得到一定的重视。所谓的个性化考查，指在课堂的常规教学和实践之后，根据具体作家、作品或文学史现象，创造性地针对某一可操作性题目，进行考查问题的建构，问题要具有新鲜性和趣味性，其答案一定是开放性的，从学生的作答中，可以看出，其对专业的理解，以及对专业延伸部分的操作能力。中国古代文学的个性化考查的模式建构必须遵从以下原则。首先，无论是多么开放性或富有趣味性的问题，必须以文学原典或文学史基本史实为依据。其次，个性化考查的题目设置要合理，以便给学生留出尽可能大的思考空间，并且这种思考尽量涉及到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最后，个性化考查切忌随意性。教师要认真思考，要像备课一样准备考查内容。个性化考查的实施，对教师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教师的思考维度要跳出文学史固有的局限，要尝试以当下的眼光，以大文学视角，重新审视并梳理原本的文学史基本事实，要让作家作品活起来，让学生体会到流淌在文学历史中的血脉。只有教师具备了多维思考的能力，学生才有可能在学习过程中有所提高，有所创新。当然，无论我们如何强调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实践性，考查的独特性，我们都不能忽视对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对文学原典的通读和背诵，是我们进行个性化考查的前提。“通读、背诵重要的古籍和诗文名篇，似乎很笨，其实最巧。巧就巧在用力较省而收效较大：既提高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又扎扎实实地扩大了知识领域，而写作能力、记忆能力和艺术感受能力，也得到了培养。这真是一举数得!”个性化考查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带着问题找寻答案，这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并不枯燥，且趣味横生。在此基础上，个性化考查才能够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学生不仅在学习知识，而且能够运用现有知识，解决与学科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在解决过程中，知识与能力得到了相溶和转化。
作者：高政锐邓福舜赵丽单位：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