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1 07: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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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停留在父子相继的经验农学层面，以至到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迅猛发展带来农业技术革新时，我们的农业耕作制度仍“因袭着几千年以来的古法，与近世科学差不多还不曾接触着”[3]。对此张之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4]原因何在？是中国的气候、土地不适宜农业发展吗？张之洞说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其种植之无不宜，为全球所不能及，故汉人有天下大利必归农之说”[4]。天佑中华，大自然馈赠给中国发展农业的优势，那么近代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就只有从农业劳动主体方面找原因了。对此张之洞从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一是中国农民整体素质低，缺乏专门的农业科技人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父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4]。二是政府及官员不重视农业科技推广，不讲求农学，致使“耕织交病，民生日蹙”[5]。张之洞说：“中国农民向多朴拙，其于地学化学、制器利用素未知晓，而士大夫又多不措意于此”[6]。“学者不农，农者不学”。张之洞从职学政工作多年，职业的本能使他对教育非常重视，对农业教育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西方国家“一亩之地，种植最优之利，可养三人”，而中国“一亩所产，能养一人，亦可谓至富矣”[4]。西方农业产量何以高出我们三倍？张之洞结合自己的观察和实践，认为化学是农业的关键，只有懂得化学之学，才能知道如何提高土地的肥力、如何辨别种子的优劣、才能利用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等等；只有懂得机器之学，才能知道如何制造或使用先进的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用，可以省力而倍收”。
然而，“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4]。所以只有政府出面，兴办农学教育，培养农学人才，才能掌握并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张之洞进而感慨道：农民的愚比惰更可怕，“昔者农患惰，今者农患拙，惰则人有遗力，所遗者一二，拙则地有遗利，所遗者七八。”[7]所以今日中国“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比先修农学”。
二、张之洞兴办农业教育的主张与实践
张之洞认为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农业教育，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最终改变“农者不学”的局面。其主张有：第一政府要重视，设立专门的农业管理机构和专门主管农业的官员。张之洞要求在京设立农政大臣，地方各省设立农务局，州县设立劝农局，这些机构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具体负责“督课农务之事”，并且这些各级官员有相应的权利，中央给他们颁有“印信”[4]，同时中央根据他们农政的业绩进行奖惩，“以昭示国家敦本重农之意”[4]。第二政府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引导农民走科技兴农之路。张之洞主张大力宣传西方先进科技的优越性，使农民从心理上消除对西方先进科技的隔膜感和排拒感，“要在切实劝导，使民间晓然于机器之妙用，实能兴利，决不至或夺其利”，一旦农民知机器之大用，“自能闻风仿效”[8]。张之洞进一步指出：“各省先将农学诸书，广为译刻，分发通省州县，由省城农务总局，将农书所载各法，本省所宜何物，一一择要指出。”在实际操作中，张之洞又特别注意发挥地方绅士的榜样作用，要求各地绅士“依法试种”，根据种植收成情况，年终按照要求上报，说明本地“何种相宜，何法已能仿行，何项收成最旺”。第三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大力兴办农业教育，大力兴办农务学堂。为造就一批通晓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农业科技知识的人才，张之洞先后亲自和倡导创办了一批农务学堂，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省官立蚕业学堂、湖北农业教员讲习所、汉阳府官立中等农务学堂等。
令人钦佩的是，张之洞在办学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办学管理措施，主要有：（1）学校定位准确，不搞“千校一面”。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导致对劳动主体能力、素质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在办学过程中树立“骏马能厉险，耕田不如牛”的差异化人才观。为此张之洞把农务学堂分成三种类型：初等农务学堂“以教授农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为主要内容，培养的毕业生“能从事简易农业”生产的人才[9]；中等农务学堂“以授农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培养的毕业生“将来首先从事农业为宗旨”[9]；高等农务学堂“以授高等农业学艺”为主要内容，培养的毕业生“将来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并可充任各农业学堂的教员、管理员”[9]。不同类型的学校培养目标不同，招收对象不同，学制时间不同，授课内容不同。（2）人才培养重视实践教学，不搞“高分低能”。传统教育使广大学子埋头“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不经实际。所以张之洞在办理农务学堂时，强调“经世致用”。一方面重视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一方面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既有教师教学方法、教学艺术提高和改进的要求，也有“实习课程”的必修规定和实习工具、实习场所广泛配备的落实。张之洞特别强调，高等农务学堂必须建设“肥料制造场、各种实验室、农具室”，“农科大学当置农场、苗圃、果园……使得练习实业”，并且要求设“置家畜病院，使实究兽医学术。”[10]这些实践教学措施更符合职业教育的规律，对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很有帮助。（3）走出去，请进来，开放式办学。张之洞主张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农学技术，他建议官府予以奖励，“学生有愿赴日本农务学堂学习，学成领有凭照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官职，赴欧洲美洲农务学堂者，路远日久，给奖较优，自备资斧者又加优焉，令其充当各省农务局办事人员。”[11]同时张之洞根据中国农务学堂缺乏专业师资情况，主张聘请外国教师，并对外籍教师的管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4）重学生品行养成，促德智体全面发展。张之洞在办学过程中，招收学生的前提条件是“品行端谨，体质强健”者。[9]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注重养成学生良好的思想品格，他要求“各学堂尤重考核学生的品行”[10]，以儒家提倡的正直、气节、人品和德行作为培养目标，以儒家的仁、义、忠、孝作为衡量学生品行的标尺，以开设“修身”、地理、历史等课程作为育人手段，使学生“不流于匪僻，不习于放纵”[9]。当然，学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还是教师，张之洞为在农务学堂选拔师资时，第一就是考核教师的品行，他要求“膺师范之任者，必当敦品养德，循礼奉法，言动威仪足为楷模”[9]。第二就是加强教师队伍的日常管理，“不得兼任其他事务，并兼营私利之事业”，并对教师进行定期考核，以确定教师的任职年限。
三、张之洞办学的效果及历史启示
Keywords：Higher education；Culture choice；Kuimao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1-0000-02
一、引言
中国的近代教育制度是在清末“西学东渐”和废科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02年至1903年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正式确立了中国的近代学制，但前者颁布不久就为后者替代，对中国近代教育有实质作用的则是“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吸纳了张之洞以日本为蓝本的西方近代教育精神，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了日本的近代学校制度。该学制初步构建了从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到通儒院的不同梯级和以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为主干的教育体系，使中国传统教育“读书做官”的目标导向发生巨变。[1]在高等教育学制部分，其高等教育思想观念、学校制度、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与方法、管理体制、教育途径等方面也发生了相对应的调整。
探析癸卯学制的文化内核，首先要厘清文化和文化选择的概念。文章采用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对文化的概括：“文化指借助符号获得并流传的各种明确的和模糊的行为模式，它构成了人类群体的各项成果，包括物化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是传统（即经过历史的演变和选择而保留下来的）观念，尤其是附属于观念的价值；文化系统一方面是行为产品，另一方面又是构成远期行为的必要条件。”[2]文化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也包含物化的结果，而癸卯学制就是文化的物化体现之一。而文化选择是指在文化变迁过程中，文化本身发挥其选择和整合功能，对外部多元的文化进行选择、吸收和淘汰，其发挥功能的依据是正确的文化理念的指导。[3]癸卯学制对外部文化的吸收和对本土文化的选择淘汰，一直存在一定争议，因此，从文化选择的视角出发，探析癸卯学制的文化内核，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高等教育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一般而言，高等教育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是建立在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之上。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具有双重性特点，将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则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都是该系统中的子关系，那么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两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即外部关系；单从教育系统考察，知识文化、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组成教育系统的内部关系，而文化又是以知识为主要形态的，因此又是教育系统内部关系的关键环节。（当然，从文化系统看，也可以说教育是以传承文化的功能作为文化的内部因素。[4]）
基于教育与文化的双重关系，其相互作用也呈现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教育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并促进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又在教育与经济、政治等的关系处于中介地位――经济、政治对教育的制约和教育对经济、政治的作用都要通过文化折射。教育与文化的双重关系与双重作用，特别突出地体现于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上，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既有为一切教育共有的文化功能，又有其特殊的文化功能。[5]
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主要包括文化传承、文化选择和文化创造。文化传承是教育最基本的文化功能，社会通过教育将前人所积累的经验、人文知识等有计划、有目标地传递实现文化的承接。然而，个人的精力往往有限，所能传承的文化往往只是沧海一粟，而文化本身也有优劣之分，因此，教育对文化的传递必须有所选择，将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精华加以选择的继承和传播，这就是文化选择，虽然文化选择也是教育的基本文化功能之一，但高等教育在文化选择中往往起到决定性影响。而文化创造功能，仅就教育领域来看，主要是由高等教育来承担的，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的文化功能的主要方面。
在文化选择上，该功能虽非高等教育所独有，但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所起的作用更为深远，与其他教育的文化选择具有显著的差别。从涉及面来说，高等教育涵盖学科门类众多，遍及文化的方方面面，能够进行最广泛的选择，影响力更为深远。从层次上说，高等教育是高层次的教育，它选择的文化代表了社会文化的较高层次，而高层次的文化对整个社会文化起着导向的作用，具有权威性和决定性，一定意义上来说，其他层级教育的文化选择，实质是在高等教育文化选择基础上的再选择。从性质上说，高等教育主要是一种专业教育，不像普通教育那样属于基础教育。尽管通才教育的呼声很高，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仍不会改变。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对文化选择具有高层次、权威性、多样性、专门化的特点。[6]
三、“癸卯学制”的文化选择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受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动，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导向，不断更新教育内容，变革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在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下，教育演变呈现本土化趋向，在教育指导思想、课程设置、机构变革、教学评价与教育管理等环节，形成一定的民族特性。[7]前者主要涉及近代中国对国外教育和文化吸收，即通常而言的外来性，在近代高等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学界多有关注，后者则是高等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选择。
教育变革是一个渐进积累、由量变转向质变的历史过程，而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其产生和演化过程中，受西方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文化课程的影响，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征，因此，对近代高等教育中的外来成分进行探究，对于系统的把握近代高等教育具有显著的意义，而鉴于近代高等教育本身发展的局限，笔者仅以“癸卯学制”中的高等教育学制部分为切入，略作分析。
承上所言，结合时代的特殊性和文化选择的一般特点，笔者为便于分析，将近代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具体细分为教育观念的选择、教育制度的选择、课程设置的选择、教学内容的选择、考核管理的选择等。
从教育观念来看，“癸卯学制”体现着当时普遍的教育观念，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9世纪后半期的西学东渐使得传统的知识价值观和人才观念逐渐动摇，儒学教育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危机，一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科学技术的价值，倡导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率先进行教育改革实践，逐渐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改革指导思想，该理念虽依附于传统文化之上，却开始体现出中西兼容的时代特点。
以教育制度而言，“癸卯学制”深受日本影响，其中的高等教育学制，以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和新式学堂取代书院、国子监等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制度，建立起新的、完整的高等教育教育体系：按照学制规定，清末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分科大学、通儒院三级，高等学堂为预科，毕业者可入大学，通儒院为最高学府，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而与高等学堂平行的，还有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进士馆、译学馆等，注重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已经具有西方专业教育的基本性质。
就课程设置来看，“癸卯学制”基本放弃了以科举为参照的课程体系，如四书五经、八股文，规定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实行西方模式的分科和综合教学相结合，每个学门的功课分主课、补助课、随意课3类，以经学科大学之周易门为例，其主课是周易学研究法，补助课是尔雅学、说文学、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经部易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中外教育史、外国科学史、中外地理学、世界史、外国语文等。随意科目各分科大学相同，从第一年到第三年，每年皆设中国文学、心理学等4门以上。
从教学内容进行考察，不难发现，虽然学制还保留了一定的儒家经典课程（高等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都设有经学大义和群经源流等课程，在大学堂还专设经学科），但课程内容已经转变和偏重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知识（即使是经学类的学科也需要学习外国科学、世界史），这与传统学校教育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商务英语教学；教学影响；教学改革；教学策略
一、引言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一个持续的、难以预计的过程，这就是后金融危机，他给世界经济造成的破坏甚至大于金融危机发生时期，而商务专业对于外贸行业的依附度很高，受后金融时代的影响也较大，这就导致了商务英语教学必须改革，以适应后金融时代市场的需求，提高学生的就业、创业几率。因此，后金融危机时代需要对商务英语教学进行科学的、详细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思考，以促进大学培养人才质量的提升。
二、后金融危机对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
（一）后金融危机对电子商务学生就业的影响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缓步增长的阶段，甚至一些国家和地区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全球的贸易格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我国经济受其影响的程度也更为明显，出现了生产企业销售难、外贸行业产销低迷、学生就业困难等等问题。针对大学生就业方面，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就业岗位少与毕业人数增加的矛盾，虽然国家在不断的扩大学生的就业面，为其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但相对于毕业生数量的增加，社会就业岗位明显太少。此外，受后金融危机影响，很多大企业开始裁员、减少招聘，甚至一些大企业都不再向校园进行招聘，这就是学生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第二，各高校不断扩招、毕业生增多了，但毕业生的质量并未得到有效的提高，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社会对于人才的综合素质不断的提高，高校很多的毕业生都难以适应当前的局势，这就造成了部分企业招揽人才难和大学生就业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人才的紧缺、一边却是大学毕业生的相对过剩。第三，高校培养人才的思想、理念滞后，大多数老师、学生还不能认清后金融危机时代人才培养的紧迫感和社会真实的需求，这就造成了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难，很多改革只停留在形式上，致使高校毕业生成为“低不就，高不能”的“剩才”，这种人才培养现状很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也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对高校教育最为显著的影响结果。
（二）后金融危机对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
商务英语所依附的行业是外贸商务，其就业的主要“阵地”是外贸出口类企业，而这一类企业的发展对外有很高的依附性，国际经济局势的变化对其有很大影响。例如，生产类企业，其产品的附加值不增加，在价位降低的情况下其盈利就会受到影响，且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不能只依靠产品价位，这就导致了企业的订单减少，企业的生存面临巨大的压力，在此情况下，企业不可能在扩充人力资源，高校学术的就业岗位就在减少。又如，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延续，很多企业经营落魄，甚至倒闭，这就导致了大量的失业人员流入社会，这些员工岗位工作经验丰富，无疑是毕业生强大的就业竞争对手，学生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由此可见，后金融危机对商务专业学生的就业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商务英语教学应充分的考虑当前后金融危机的特点及其可能演变的趋势，以提高学校培养人才与社会需求的接轨，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为其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商务英语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后金融时代商务英语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要结合当前社会用人实际有规划、有步骤的进行教学改革。第一，创新商务英语教学思想、理念，这一改变可以重塑广大师生的教育观、学习观，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更能理性的看清形势，将长期事业目标和短期实际规划相结合，给学生营造了一个更为科学、理性的求学环境，也使高校的教学总体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第二，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中新的教学方式、方法的应用拓展了学生对未来职业岗位的见识，提高了学生的职业素养，使其综合就业能力得到了提高。例如，实训教学中，场景设计的一些商务谈判中的突发事件、经典案例等，不仅有利于学生练习商务英语所学知识，还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事件、处理事件的能力，这对学生职业能力的提高有极大的好处。第三，当前学生的就业形势严峻，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优化了高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有更强实力，也使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更能符合当前社会需求，提高了高校培养人才的综合质量。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商务英语教学策略探讨
（一）认清人才需求市场确立人才培养目标
高校学生就业困难的现状，看似“人才饱和”，社会工作岗位紧缺，其实不然，只是社岗位对人才的需求有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商贸行业对于人才的要求更高，这一行业、企业紧缺的是高素质、高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针对社会需求，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中，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学生知识的学习、掌握及应用能力，使学生能够将自身所掌握的知识技能转化为工作岗位上的技术能力，以人才推动企业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其次，树立产学结合的教学理念，将商务英语的教学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例如，和外贸企业联合教学，让学生在教学参与过程中接触实际的工作岗位，以此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又如，实施产教结合教学策略，使学生在工作岗位上体会商务英语知识的内涵和应用，可通过实际定岗训练、软件模拟训练等手段，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如商务英语谈判中用英语联系对方企业的相关人员，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谈判过程中很多细节是需要注意的，有可能是影响谈判结果的关键，在商务英语教授中学生不一定能充分掌握文化差异的特点、对商务谈判的影响等，应用模拟实训软件使学生对不同的文化产生兴趣，从而纠正学生英语商务谈判中的“中式思维”模式，培养学生更优秀的职业能力。再次，引导学生认清人才市场需求的现状，培养学生独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在商务英语教学参与中树立远见的职业规划，避免学生毕业后择业、就业的盲目性。例如，在教学中以我的职业和未来为主体进行讨论、辩论，让学生用英语阐述自己的观点、理想等，以此树立学生对未来职业的正确认识。又如，通过职业情景模拟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商务英语应用的实际状况，以此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深度和应用能力，同时使学生树立远见的学习计划，重视商务英语学习与其他学科的结合，进而增强其职业能力，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拥有更强的竞争实力。
（二）以社会需求为本大力培养人才的实践能力
培养社会需求人才是高校教学的本职工作，后金融危机时代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更显重要，这就需要商务英语教学更好的调整教学策略。第一，以社会需求为根本进行人才培养，当前社会形势下，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的中低层商务英语应用人才已经不能满足商务外贸行业对人才的需求，这就需要商务英语教学进一步拓展思路，应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培养该行业的高端人才，如上述的产教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模式等，以此提高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以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第二，现代行业岗位上对于知识的应用趋于综合性，也就是人在岗位上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具有很强的职业专业素养，还要具有很强的合作能力，对于职业岗位的相关技术、技能、知识等有很广泛的掌握和应用能力，这就要求商务英语教学不能仅仅只停留在专业的层次，要引导学生向相关领域探索、发现，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知识综合应用能力，为社会培养高端的复合型人才。第三，重视学生专业知识及专业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不能让学生广泛涉猎而无一精湛，要严格要求学生的商务英语专业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涉猎别的领域，将其融合到商务英语的应用实践中，以此提高学生自身的专业能力，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具有更强的实力。
（三）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
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最终目的是适应社会岗位需求，使学生能够在就业后有个更好的发展，从而实现学生的职业梦想，同时也提高学校的声誉，使学校在教育领域有更好的发展。在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提升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结合市场人才需求，从专业、心理、体质等多方面培养学生，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例如，在实训教学软件应用中，设置突发事件场景，如接机时对方的电话失去联系，在此情况下学生该如何应付这样的突发状况；又如，在联系商务业务洽谈中，对方通过电话要求企业的相关资料，在这种状况下那些资料能给、那些资料不能给，等，这些都可通过实训对学生的认知加以强化，使学生能够在动态的事件发展过程中恰当的应用知识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又在实训过程中提高了学生的心理素质，使其在工作中有更加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态度。其次，以动态的眼光看待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改革开放之初，商务英语人才非常紧缺，当时商务英语中低档次的应用人才的培养就是社会的需求，在培养人才中，以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应用为主要的培养目标。随着时代的发展，商务英语中低档的应用型人才已经饱和，当前社会需求的是高端的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在人才培养中，商务英语教学更要注重人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提高所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使其成为该行业的高端人才，具有很强的知识灵活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提能力。因此，就需要和企业、公司联合教学，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掌握商务英语应用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同时发现自身性格、思维等方面的一些不足，进而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结合老师的启发和引导加以完善，以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提高，使学生具有更高层次的职业素养。再次，商务英语教学中应用功能多种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以此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例如，应用小组讨论教学法，以此提高学生与他人的合作精神，增强学生的协作能力，使学生的才华得到更好的施展。又如，在实训教学当中，应用科学、客观的褒奖教学法，使学生自己探索商务英语实训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善于自省的习惯，使其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能够独当一面，发挥自身更大的潜力。再如，以商务英语实训组织、辩论赛组织的形式提高学生对某一项事件的组织、安排能力，使其在协商、沟通、规划等工作中不断的提高独自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
五、结语
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经济的发展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在此情况下培养商务英语人才必须从实际出发，从社会需要出发，重视学生商务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同时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使其在众多的不确定因素中找到发展的机遇，以促进学生的发展，造就学生职业生涯的第一次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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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白鹿洞书院；教育特点；高中语文
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与封建官学的教学模式截然不同，很多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即使放在教学模式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也是具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尤其是当今高中语文教学中汲取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教学水平和效果。下面将对高中语文教学借鉴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特点进行介绍。
一、教学目的方面
从教学目的的角度来看，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对学生进行知识的教育，而是将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来作为教学的最终目的。高中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在语文教学中应该借鉴白鹿洞书院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二、师生关系方面
白鹿洞书院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学生在选择教师时通常都是仰慕而来，并且教师和学生都是品德高尚、互相尊重的。这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值得当今高中语文教学借鉴的，语文教师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并且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豁达的胸襟来感染学生，促进师生之间的和谐，进而促使教学效果的提升。
三、教学方法方面
在教学方法方面，白鹿洞书院主要是注重培养学生精研、体察的思想和能力，而精研和体察正是对高中生语文能力的重点要求。因此，高中语文教学应该对白鹿洞书院中的教学方法加以借鉴，以更好地提高高中生朗读、钻研、实践等方面的语文学习能力。
四、课堂氛围方面
白鹿洞书院的课堂氛围是相当自由宽松的，学生能够自由地发表见解，与教师进行交流，扩大思维的开放性。而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促进学生开放性思维的形成。借鉴白鹿洞书院中的课堂氛围特点，使高中语文课堂变得更加宽松和活跃，能够有效提高语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
白鹿洞书院独特的教育特点对于当今社会的高中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对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提炼出优秀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促进高中语文教学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关键词：傅葆琛;教育思想
傅葆琛（1893――1984）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民主教育家，毕生都在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而奋斗。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有相关文集、著作、论文都对傅葆琛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然而学界对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重视不够，研究成果不是太多，视角也比较单一，具体如下：
一、有关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文集
关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文集比较系统而权威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陈侠、付启群主编的《傅葆琛教育论著选》和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出版，冯克诚主编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这两本文集简述了傅先生从事教育的经历，选辑了傅葆琛各个历史阶段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著，内容包括论文、演讲、书信、日记、序跋、教育改革建议、教育调查报告等，为我们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提供了总体图景。这两本书均从6个方面介绍了傅葆琛的教育思想：一、关于对教育特别是乡村教育的信念。二、关于对平民教育特别是乡村平民教育的主张。三、关于对民众教育特别是乡村民众教育的论述。四、关于扫除文盲的研究与论述。五、关于乡村建设问题的主张。六、关于识字教育工具的研制。
以上两本文集为我们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提供了指南，但由于篇幅限制，许多有价值及深层次的论著没有被编入其中，这就限制了我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在研究傅葆琛教育思想时，我们要以两本文集为基础，发掘更多的史料。
二、研究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期刊论文
学界有一些论文对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进行了论述，并试图从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有益于当今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启示。
刘军、杨志军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论略》和李亚男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研究》，主要是从傅葆琛开办乡村教育的原因、乡村教育的目的和范围、乡村教育的方法和使命等几个方面构筑了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但是在论述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作用时缺乏深入分析。张澎在《平民教育家傅葆琛》一文中，通过介绍傅葆琛一生的教育活动来阐述其乡村教育思想，使我们可以一览傅葆琛生平的教育概况。李浩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对农村体育生态环境构建的启示》，通过解读傅葆琛关于乡村教育意义、乡村教育历史使命、乡村教育环境的重要性等内容，认为傅葆琛的乡村教育理念可以为我国现代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指导，并提出了具体措施。王有春，肖蓓的《傅葆琛与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创办》，论述了抗战期间傅葆琛在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主持创办教育研究所并主要从事乡村教育及乡村建设研究的情况。张改娜的《浅论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该文简要论述了傅葆琛社会教育思想的重要性，乡村教育的中心、弊端、使命以及其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以上这些论文篇幅都较小，多是就傅葆琛的教育思想进行简要的介绍，缺乏系统而深入的论述，而且对傅葆琛思想的介绍也只局限在乡村教育，主要是乡村教育的原因、方法、目的、使命、意义等方面，对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民众教育思想没有涉及，难以全面展现傅葆琛的教育思想。上述论文的参考文献多集中在张陈侠、傅启群主编的《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一书，还有傅葆琛大量的原著没有发掘，因此论述较为单一浅显，缺乏深度性学术性。
三、研究傅葆琛乡村教育的学位论文
付卫华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研究》将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与我国新农村建设起来，主要从五个部分展开研究：一、绪论;二、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及进行的乡村教育活动;三、从乡村教育的原因、途径与使命三个方面论述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四、从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对其思想进行评析;五、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付卫华的论文较为客观、全面地论述了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内容，并将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与现今我国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总结出其思想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是一个创新，并且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乡村平民教育、乡村民众教育，且在不同时期教育思想的内容也不一样，作者在这里直接笼统的冠以“乡村教育”，使得概念区分不清，而且参考史料较为单一。作者对傅葆琛的教育思想评价有一定的创见，但局限在具体的方面，缺乏宏观与整体的考虑。
四、涉及傅葆琛教育思想的著作
有关傅葆琛教育思想的研究在一些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和乡村建设运动的作品中也多有涉及。李帆主编的《民国思想文集・乡村建设派》把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归结为乡村建设派，辟专章介绍了傅葆琛关于农村社会的改造与民众教育的实验。吴星云著的《乡村建设思潮与民国社会改造》认为傅葆琛因参与“洋博士下乡”运动引来中外世人赞叹的目光，又以其十数年从事乡村建设的坚韧毅力，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该书对傅葆琛的教育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天津出版社出版，宋恩荣主编的《晏阳初文集》第一卷和第二卷涉及傅葆琛留学期间从事华工教育的经历以及晏阳初对傅葆琛从事平教会工作的肯定。中国人民四川省双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纂的《双流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5辑和第13辑分别记载了傅葆琛先生在华阳县从事乡村教育的实践活动和追忆了傅葆琛毕生教育经历。周慧梅著的《“新国民”的想象 民国时期民众学校研究 》研究了傅葆琛的民众教育思想和活动。朱煜著的《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 以江苏为中心 1928-1937 》记叙了傅葆琛的民众教育思想以及普及民众识字教育的活动。以上这些著作为我们了解并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研究视角。
关键词： 平民教育 乡村建设运动 国际背景
一、近代西方平民教育思潮的兴起
在十五世纪以前长达一千年的欧洲发展历史上，其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而言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同样代表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教育水平在中世纪的欧洲也远远称不上发达，即便由宫廷和教会把持的精英教育有一定的规模，但依其所培养的对象仅限于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和少数精英分子，包括农民阶层在内的一般平民是没有权利和资格接受教育的。在经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平民化和大众化教育的思潮才稍见端倪，直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面向一般平民的初级教育才有所发展，但是这种社会大众教育仍然是简单的，在受众数量和教育水平上与精英教育相比较有极大的差距。但是，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欧洲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平民主义”思潮，以及在这种思潮和精神影响下产生的《人权宣言》却沿袭了以人为本、重视教育的理念。被誉为“平民教育之父”的裴斯泰洛齐就认为：“即使最贫困和最被人遗弃的孩子，上帝也寄予了天赋的才能——在孩子粗笨害羞和显然无能的背后，蕴藏着最优秀的才华，最珍贵的能力。在这些可怜的孩子接受真诚的爱心教育中，显著的天赋才能真正地表现出来。”［1］裴斯泰洛齐身体力行，在欧洲小国瑞士大张旗鼓推行教育运动，使瑞士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成为当时欧洲教育的典范，这一模式至今仍被称之为人类教育历史上的奇迹，而且，在瑞士模式的启发和带动之下，欧洲各国纷纷效法其成功之道，崇尚教育、以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德国在汲取瑞士教育成功经验基础上，根据裴斯泰洛奇的教育理念，制订了深刻影响德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教育法》，强制性规定德国公民接受免费教育，并且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接受九年以上的教育，所有教育经费由国家免费提供，不接受教育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以德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经历了近代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在“人本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之下，以国家为投资主体，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从而实现了整个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其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已领先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各个地区和国家。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国家真正开始认识到大规模开展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并通过法律形式实施全民普及的、免费的义务教育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从19世纪初期到19世纪末是近代西方平民教育运动的发展阶段。西方平民教育运动作为近代西方国家主要教育发展趋势之一，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近代意义上民族国家概念的确立和教育民主化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保证有效地实行普及教育，大多数国家以法律形式强制规定这种带有普及意义的平民教育的义务性质，这种平民教育的范围和程度反映了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当时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平民教育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社会包括农民在内的一般民众的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西方社会率先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
二、近代西方平民教育思潮与流派的发展轨迹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提高，关于教育的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而涉及平民教育的思潮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平民教育思潮不仅仅是某一个教育流派的自我发展，而是与各种教育思潮紧紧纠缠在一起，互相影响，共同发展。20世纪初西方国家各种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此起彼伏，其涉及内容之丰富和发展速度之迅猛前所未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平民主义教育思潮、终身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民主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教育思潮等，这些思潮从价值理念和演进路径角度而言都具有某种共同倾向，就是均强调教育在程序和实质上的公平正义和科学合理。各种教育思潮都有其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实践侧重点，但从平民教育视角出发，这些教育思潮无疑对当时的平民教育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思想补充作用，从某个角度而言，它们亦是西方平民教育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1919年，英国成人教育委员会(ADULT EDUCATION COMMITTEE)倡议：将成人教育变成社会生活整体的一部分，使全民在他一生的任何时候，都可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这奠定了成人教育的理论基础。“倘若我们没有得益于成人教育，以及更一般地说通过正规教育以外的训练途径所作的贡献……那么，与终身教育有关的思想毫无疑问是不可能产生的”。［2］终身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从英国首先发展起来的，然后推行到西方各国，其成人教育实践不断发展，在成人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使终身教育的理念走向实践，大量的成人接受终身教育的实践又检验和深化了终身教育思想，其影响力不断扩大，教育理念深入人心。科学教育思潮源自于清末变法图强之时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其教育观主张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并给人们以科学方法的训练，对于教育本身必须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传入我国后，在教育领域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我国教育民主化改革的进程，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普及义务教育的实行;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运动的展开；女子教育的推行;教学方法的改革”。［3］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上半叶对世界教育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思潮，其关于教育的目的性、教育途径的生活化、教育教学的方法等一系列教育理念风靡一时，直到今天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杜威强调教育的社会改造功能，他以经验主义价值论和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强调学校与社会、学习与经验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长，教育即适应。“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提倡反映科学、民主和进步意识的民主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带有实用性质的实业教育、心理教育和道德教育；旨在人人都能接受教育，以提升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思想素质和完整人性;培养独立人格，发展个性知能，使其拥有自主意识、自立精神、主动性、发动力，以及协作共业之精神;激发起献身社会和改造世界的热情。由此，也就需要国家和全社会花费巨大代价具体实施平民教育”。［4］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深刻改变了西方教育的面貌，使之由传统进入现代，对20世纪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当时的各国农民教育实践来看，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丹麦。“在西欧和美国兴起一场旨在改革传统教育，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教育革新运动。这场运动，在西欧被称为‘新教育运动’，在美国则被称为‘进步教育运动’”。［5］1909年罗斯福总统呼吁发动乡村生活改进运动，试图通过对乡村生活的改进，促进民众素质的进步和整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提高。在相关政策和法律的配套支持下，国会通过乡村教育议案，主张乡村教育以“养成公民的农民”为目标。美国的乡村生活教育运动既施行一般的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传授，又注意教授一般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生活常识，通过知识层面和技能层面的不断教化，使乡村人民成为“机警的、爱国的、思想高尚且又安于陇亩”的公民。其教育措施和教化方式多种多样，例如设立乡村图书馆，完善基督教堂机构使之成为乡村文化生活的中心，开设农民互助合作组织，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等。丹麦的农民教育主要通过民众学校这种形式加以推行，在当时欧洲和世界教育界享有盛誉，丹麦的农民教育与当时英国的工人教育和苏联的扫盲教育并称为世界三大教育运动［6］，其取得的成就及对其他国家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启示意义是极其巨大的。“以格龙维、柯尔德、施洛特为代表的丹麦教育家，提倡民众高等教育，推进乡村社会的改进与合作事业的发展。他们以历史与诗歌为媒介，着力于文化的传播，激发青年农民的心理与情绪，唤起民族精神的觉醒”。［7］丹麦民众学校是施行农民教育的核心机构，它和人民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民众学校重视农民的职业训练，教授与农业有关的科目，比较重视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但教学的最终目标却始终着力于文化的传播，以觉醒普通农民的精神生活为宗旨，并不仅仅限于施行职业的训练和农业生产技能的提高。正是由于丹麦民众学校的有效运转和农民教育的成功实践，才造就了当时丹麦经济的飞跃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所以在欧洲发展史中丹麦的农民教育运动被誉为“丹麦重生的命脉”。非常推崇丹麦平民教育模式的梁漱溟认为“丹麦农业之发达、合作之隆盛，皆以其教育为原动力”。［8］
三、西风东渐：西方平民教育思潮促进近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
近代西方教育思潮的兴起和传播，对世界各国的教育事业有着极大的影响，自以来一直处于变革图强、寻求国家富强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由于自身变革的强烈愿望，西方以平民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为代表的教育思潮一经传入，就在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旨在提高包括农民在内的民众素质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兴起无疑与其广泛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其中西方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人格魅力和中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19年4月，杜威作为世界著名的教育家，应中国五大教育团体邀请来华讲学，他在中国进行了百余场讲演，并实地采访了多个省市，讲学长达两年，其思想和言论在报刊广为传播，中国社会迅速出现了风靡全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中国教育界形成了一股“杜威热”，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和实践，旨在救亡图存，有国外留学背景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在介绍国外先进教育思想和传播其教育理念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等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归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始终致力于用西方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教育理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采用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即是典型范例。
参考文献：
［1］任钟印.西方近代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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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苗春德．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33.
［6］茅仲英，唐孝纯．俞庆棠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176.
［7］周逸先，宋恩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历史启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2）：19.
随着学者对黄职业教育理论和思想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围越加广泛，在对黄炎培这一块研究可主要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职业教育目的;二是职业教育办学方针;三是职业教育教学原则与方法研究;四是职业道德教育研究;五是对“农村教育论”的研究;六是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探讨和研究。例如，福建师范大学黄仁贤教授对黄炎培的职业指导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黄炎培从职业教育的倡导到创办，至始至终都十分重视与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密切相关的职业指导，并且第一次把职业指导纳入职业教育教学之中，在其数十年间的职业教育理论探讨和教学教育实践中，最终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职业教育指导体系。武汉大学张建华教授从黄炎培的职业道德观着手，认为包括“敬业乐群”、“劳工圣神”、“完善人格和爱国主义”等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是其职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黄炎培的职业道德思想对我们推动职业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叶凤刚教授认为，在21世纪20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中，黄炎培是最早注意到农村教育问题的教育家，其农村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经历了由“分区立系”到“划区施教”、综合改进，再到“先富后教”、“富教合一”三个阶段的演变。此外，南京师范大学庄缇缇的硕士论文《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及过程、具体内容、思想特点、及其启示做出了系统而具体的阐述，就其职业教育思想的内容而言，除以上六点外，还提出了黄炎培的人性化教育制度这一内容。
二、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在注重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索的同时，一些学者也把目光转向把其职业教育思想与、张謇、陶行知、杜威等教育家的职业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上。例如，王彪认为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具有继承发展的关系，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和开拓者，而他的学生黄炎培是我国近代这也教育思想的继承者和开创者。他们在职业教育思想上有着密切联系，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实践上，他们相互支持和帮助，共同推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淑丽对黄炎培和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她认为两人在相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职业教育思想，并具体从社会化、科学化、平民化三个方面来计较二者职业教育思想的异同。在杜威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方面，张晓明也进行了相关研究。马斌也对黄炎培与张謇、陶行知等教育家在职业教育的办学目的、办学方针、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日常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三者提出了各具个性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丰富的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此外，姜建、马万明对张謇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该文章主要从两者职业教育思想起源、职业教育实践形式、职业教育内容、职业教育原则进行比较，认为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先于黄炎培，并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参考的范例;在职教实践形式方面，两者都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但张謇更加注重校企合作，而黄炎培更加偏重职业指导;在职教内容方面，该文在张謇“事业之所至，教育之所至”的教育理念与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理念及职业道德教育方面进行了异同比较;在职业教育原则方面，作者认为两者都注重职业教育的实用性和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但从具体实践上看，黄炎培职教对象更为广泛。
三、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重庆400031）
摘要：《什么是教育》与《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都对教育进行了探讨，其中的教育思想不仅对当时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更指引着现在和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教育思想；《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3.013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3—0028—02
收稿日期：2014—09—11
作者简介：汪小红（1987— ），女，四川达州人。四川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
一、《什么是教育》中的一些教育思想
作为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主要研究内在自我的现象学描述、自我分析及自我考察等问题。他强调每个人存在的独特性和自由性。
《什么是教育》是雅斯贝尔斯的重要著作，在他看来，教育就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的天性”。基于此，雅斯贝尔斯认为，知识的重要作用就在于使人“自由地生成”，在于启迪人们自由的天性，因此，对知识不能单纯地死记硬背。在当时，人们对教育还不能很好地加以理解，总是误解教育的本质，由此，雅斯贝尔斯深刻地指出：“本来学生的学习目的是求取最佳发展，现在却变成了虚荣心，只是为了求得他人的看重和考试的成绩；本来是渐渐进入富有内涵的整体，现在变成了仅仅是学习一些可能有用的事物而已；本来是理想的陶冶，现在却是为了通过考试学一些很快就被遗忘的知识。”雅斯贝尔斯发现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当时的西方国家把教育变成了一种促进科技快速发展的手段，使教育成为了国家谋求政治利益的一种重要的工具，而不再是为了人的发展的教育，“使教育变得丧失根本目标而不稳定和支离破碎”。他认为：“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缺少对‘绝对’的热情，人就不能生存，或者人就活得不像一个人，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因此，可以发现雅斯贝尔斯所赞成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人的自由生成与发展，这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也是教育的本质。
作者在《什么是教育》的第十二章“教育与文化”中还专门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学习是德行的保存。”如何理解这句话？学习与德行之间有关系吗？它们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经用这样的话语来描述他自己所著的学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思是说，我并不是生来就知道那些东西，而是我自己热爱知识、热爱学习，长期坚持不懈的结果。孔子认为，学生要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道德与修养，不停地奋斗，才能够学有所成。如果一个学生品行不端、道德败坏，那他永远只能被拒在知识的大门之外，永远也学不会真正的“道”。在笔者看来，对学习与德行关系的认识，现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句俗语倒是与之非常贴切——先学做人，后学做事。
雅斯贝尔斯说：“学生联合会是一种强制性联盟，它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毫无价值的事情上。”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组织里再也嗅不出精神的气味，而精神恰恰正是引导青年进入成熟期的基础。学生会组织也再无真正的教育可言，而是一种社会类型的翻版，而我本人则最痛恨这种类型”。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与他本人所处的时代和经历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学生联合会这样一个组织是有其存在的必要的。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前一直都在学校、家庭生活、学习，所接触的也不过是老师、同学、亲人、邻居、朋友等。他们并没有拥有很多可以让其在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上能够很好地生活的本领，如与人进行良好沟通的技巧、处理各种复杂事情的技能等，而学生会为其提供了一个锻炼各方面能力的舞台，它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在这个组织里，他们可以提前学会很多东西，为将来走向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当然，不可否认，学生会并不是社会的全部，不可能包罗万象，但它至少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自己的平台，可以让学生提前做好一些准备。
二、《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中的一些教育思想
该书选译了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的具有代表性和影响较大的教育论著，所选编的人物从苏格拉底一直到培根，其目的是为更好地了解与研究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教育思想提供必要的参考与借鉴。该书内容极为丰富，所包含的教育知识也极其广泛，笔者要重点探讨的是关于公共教育与私人教育的问题。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教育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在其所著的《政治学》一书中，他认为，教育事业应该是公共的，应该由国家组织进行，并且指出公共教育优于私人教育。在《政治学》第八卷第一章中，亚里士多德就指出：“既然全邦具有一个目的，显然所有的人就应该受到同一的教育。教育事业应该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不要像现在这样，每人只分别地照顾自己的儿童，给予自以为最适合于他们的教育。”很显然，亚里士多德从国家整体角度出发，主张实行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公共教育事业，而非仅仅是为了个人发展的私人教育事业。
另一位极力主张公共教育并从多方论证公共教育比私人教育优越的是西班牙著名的教育家昆体良，他的教育思想全部体现在其所著的被誉为“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方法论著”的《演说术原理》一书中。为了培养未来优秀的演说家，他要求他们必须生活在最公开的和阳光普照的公共生活之中，并要善于与社会交往，经常受到新的刺激和鼓舞。在该书中，作者明确指出：“让我现在来说明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最重要的是，我们未来的演说家将必须生活在最公开的和阳光普照的公共生活之中，从幼年时代起，就应习惯于无所恐惧地在社会中交往，并习惯于一种远不是苍白书生的、孤独的和隐居的生活。他的心灵需要经常的刺激和激发……”
被德国教育史家朗格称为“近代欧洲的昆体良”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教育家维夫斯。他在其重要教育著作《知识的传授》（或译《论教育》）一书中，认为知识和德行是教育的目的，一切学问都是为了公众的幸福。在关于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作者首先指出：“一所真正的学院是这样的：这是品学兼优的人们的一个学社和协调的组织，他们集合起来，对所有为了学问到那里去的人给予同样的祝福。”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真有这样的学院，“那肯定最好把孩子从婴儿期就送去”。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英国近代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就是17世纪英国教育家约翰·洛克。《教育漫话》作为其代表作之一，系统而又全面地表达了作者的主要教育思想——绅士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绅士，即有道德、有学问、有礼貌的人。基于这样的教育目的，洛克认为，私人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优于公共教育，因为绅士的良好品德与行为主要是在家庭中培养的。
可以看到，出于不同的角度、立场与目的，不同的教育家对公共教育与私人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孰优孰劣持有不同的看法。亚里士多德从国家整体角度出发，认为公共教育优于私人教育；为了培养未来优秀的演说家，昆体良认为公共教育优于私人教育；由于主张知识和德行是教育的目的，维夫斯认为“最好把孩子从婴儿期就送去”到这样的“一所真正的学院”； 为了培养绅士，洛克指出，私人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优于公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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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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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浙江大学教育系选编.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英）约翰·洛克著.傅任敢译.教育漫画［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一、音乐教育的观念更新与基础理论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34篇，主要涉及音乐审美、音乐心理学、建构主义理论在音乐研究中的应用、多元智能理论与音乐教育实践等问题。尹爱青《解放、创造、发展・生命质量提升的本质意义――音乐审美教育人学价值透视》一文认为，审美活动是生命情感解放的根本途径，通过音乐审美教育的方式寻求人的审美发展、促进审美能力的提高。任恺《基于“相册”的动力学习范式与艺术学习中元认知的形成》探求了艺术学习中“学习主体――‘相册’――学习客体”的新学习范式。该专题的论文还有杨立梅《以大艺术教育观建设基础教育中的“艺术学科”》、郭玮《审美哲学还是实践哲学――BennettReimer与David J.Elliott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比较》、张媛《浅谈音乐教育与青少年EQ的培养――从青少年心理问题看音乐教学》、郑斌《激发初中生音乐学习兴趣的课堂教学策略实验研究》、宋蓓《格式塔心理学对中小学音乐综合课的启示》、黄丽《试论我国推进创造性主题音乐教育的几个维度》等。
二、音乐教育的文化与历史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14篇，主要涉及音乐教育中的音乐文化传承及中国音乐教育历史研究等问题。谢嘉幸《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大陆学校民族音乐传承》一文通过“传统文化”、“现代教育”与“后现代传媒”三个概念，透视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大陆学校民族音乐传承问题。文中指出要解决民族音乐文化传承问题，唯有将文化与教育两方面统一于学校音乐教育，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使命。余丹红《文化守望与全球视野――论黄自〈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一文通过对黄自《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的分析，阐述了该教材中蕴含的全球化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守望姿态的完美结合。这一专题的论文还有马东风《中国原始音乐教育的意识与形态》、林琳《哈尔滨早期俄侨音乐教育研究》、金世余《我国近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之影响管窥》、罗琴《中美音乐课程标准比较――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张斐《文化传承与认同中的音乐教育》、郭洁《论文化与人类发展和音乐教育的关系》、李红蕾《“母语”的回归――浅谈民族民间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地位》、李望霞、赵昕《在国际交流中直面中国大陆音乐教育问题――音乐教育研究问题的国际论坛交锋》等。
三、音乐教育课程改革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27篇，涉及基础音乐教育、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等问题。金亚文《我国基础教育音乐教学大纲的发展回顾》一文通过回顾基础教育音乐教学大纲的发展历程，得出启示：在纵向上思考，是对历史经验的继承与革新；从横向上梳理，是对国外经验的参考和借鉴。李冠莲《有关中学音乐欣赏课教学预设与生成的辩证思考》从预设与生成的辩证关系方面入手，分析、反思现行音乐教学中出现的某些偏颇，探求导向有效生成的种种途径。本专题论文还有方楠《走进网络社会的高等音乐教育》、孙梅《网络音乐资源的缺陷与教育对策》、刘琨《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新课改背景下城乡基础音乐教育发展之比较》、黄文翠《“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彰显――义务教育音乐教材两个不同版本的取样分析及比较研究》、钮小静《基础教育音乐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陈栋《国乐飘香飘香国乐――论高师民族乐器课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费邓洪、费茸《我国高等音乐教育课程不可忽视的内容――音乐的数学性》、许冰《论高校音乐教育资源在社区音乐教育中的开发利用》、梁莉《浅谈音乐课程综合理念的本质与实践模式》等。
四、音乐教学实践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42篇，是所有参会论文中数量最多的，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音乐教学实践的研究始终是最受音乐教育工作者们所关注的研究课题。郁正民《创造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音乐课目标教学实验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一文依据教学论的基本原理，提出在借鉴国内外成功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立足国内众多的实践模式中抽取出共同的、最能体现目标教学本质特征的、具有多种应变能力的结构因素和结构方式，组成最一般的、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课堂教学模式，作为音乐目标教学的课堂教学基本结构形式。陈雅先《略论视唱练耳课程与教学的心理学基础》一文通过对视唱练耳课程与教学的心理学基础考查，使音乐基础课教学工作者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决策依赖的是哪一些心理学原理，以便更有效地解决视唱练耳教学中的问题。本专题论文还有郑莉《创造是音乐的生命，音乐促进我们创造――简论音乐教育与创造能力培养的关系》、陈玉丹《在〈音乐教育学〉课程教学中发展学生音乐智能的策略》等。
五、音乐教师教育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27篇，主要针对我国音乐教师的培养模式、课程教学、中外音乐教师培养比较等展开探讨。周世斌《我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现状之虞――从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引发的思考》一文以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先驱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为借鉴，提出“素质教育的实施，决不意味着精英教育从教育舞台的退出。两种教育模式必将是互为依托、相得益彰，形成民族和国家教育发达、人才辈出所需之坚实金字塔”的观点。代百生《德国的音乐教育专业培养模式及其对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启示》对德国音乐教育专业的三种形式――普通学校音乐教师教育、专门音乐教师教育以及音乐教育学理论专业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与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可资借鉴的方式与方法。本专题论文还有蔡世贤《音乐教师教育的重要构件――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迎《苏格拉底“助产术”对我国音乐学研究生教育的若干启示》、尹爱青、金顺爱《“尊重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的高师音乐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王昌奎《试论高校〈钢琴文献与教法〉课程的性质与教学模式设计》、孙强《高师视唱练耳教学中学生元学习能力的培养》、李飞飞《从课程对比看音乐教师的培养》、高伟《高师钢琴教学内涵的二维阐释――一种基于音乐审美文化与文化传承理念的解读》、吕志芳《对音乐学专业应届硕士研究生学习方法的几点思考》、张小鸥《对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思考――参加第27届国际音乐教育大会有感》等。
六、音乐教育研究方法与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9篇。其中，涉及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论文3篇，涉及国际音乐教育研究发展趋势的论文6篇。马达《行动研究与音乐教师专业发展》论述了行动研究的内涵、特点和实施步骤，并根据音乐教育的特点，阐述了行动研究对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郑卫新《从方法论角度探讨我国音乐教育学研究》通过对我国部分音乐教育研究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分析，阐述了音乐教育研究必须注重方法论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本专题的论文还有马力《在“方法”的岔路口徘徊――对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哲学解释学思考》、冯洁《马来西亚第27届ISME大会的创造性教学教育观――对创造性教育论文及实践的评述》、吴珍《从〈2020视野〉展望美国音乐教育价值的新理念》、宋裴裴的《跨文化对话中的传统音乐――15届国际学校音乐教育和教师教育研讨会初探》、王丽莉《色彩斑斓的民族音乐教育――印度音乐教育一瞥》等。
七、其他方面
此次大会还安排了三场重要的学术报告，这三场专题报告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前主席BennettGary博士的《音乐教育的全球展望与评价》，美国纽约大学音乐表演艺术系主任、著名的实践哲学的倡导者David J .Elliott教授的《实践的音乐教育》，香港教育学院体艺系主任梁信慕博士的《教育改革中的技术与本土化教学：音乐教育实践与研究的新趋势》。三位国际音乐教育界专家的到来使会议具有了国际性的对话色彩。
在大会专门设置的workshop的教学实践研究会场中，许卓娅、李妲娜、杨立梅、郑莉、余丹红等分别就幼儿园音乐教学、中小学音乐教学、综合艺术课堂教学及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等课题作了精彩的现场教学示范。
音乐教育学是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一门年轻的新学科，1990年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学学会成立后，在曹理教授等一批音乐教育学者的带领下，平均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音乐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成果。2004年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吸纳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为团体会员，同年8月两个学会第一次在大连联合举办全国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本次长春会议是两个学会第二次的合作。从本次研讨会收到的论文来看，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较前几届研讨会有了一定的提高，拓宽了研究领域，运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看问题，特别是在音乐教育文化、音乐教学实践、音乐教师教育等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较高质量的论文。近年举办全国性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发展动态，本次会议邀请国外音乐教育专家介绍当前国际音乐教育发展情况，使与会者获得不少新信息。本次大会还有一个特点，即来自全国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共70余人参与了会议。研讨会为研究生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会议期间召开了研究生座谈会，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部分研究生导师参加了座谈会。与会师生就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学习方法及研究生培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次大会还评选出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优秀论文。
从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颁布以来，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紧密联系基础音乐教育改革，已取得不少成就，相信此次长春会议的召开将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