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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奢侈品消费需求经济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表明,世界经济减速将成为事实。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3.7%,比2007年放慢1.2个百分点。其中美国经济增长0.5%,放慢1.7个百分点;欧元区增长1.4%,放慢1.2个百分点;日本增长1.4%,放慢0.7个百分点。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美元持续贬值,汇市、股市、债市、期市及商品现货市场都受到冲击,对各国的经济稳定和发展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以上因素决定了我国出口形势比较严峻,出口增速减缓和贸易顺差的缩减将不可避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正在减弱,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消费和投资的拉动。在这一形势下,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由于奢侈品的需求潜力很大,因而,正确规范和引导奢侈品的消费,对于扩大内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关于奢侈品的内涵
沃尔冈•拉茨勒在畅销书《奢侈带来富足》中这样定义奢侈:“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现在,奢侈品在国际上的概念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人们消费奢侈品看中的往往是它的炫耀,觉得奢侈品是过度消费消耗的东西,以至于挥霍等。
例如,“捷达”和“奔驰”轿车都是代步工具,在代步方面没有价格所显示的那样大的差异,差别在于他们代表的意义不同。“奔驰”的符号价值在于成功、财富和身价。在西方经济学中根据需求收入弹性将消费品分成了必需品与奢侈品两大类,把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即需求的增长率高于收入的增长率)的消费品称为奢侈品,另一类则称为必需品。在我国的传统概念里,奢侈品消费几乎等同于贪欲、挥霍、浪费。
其实,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奢侈品消费实质上是一种高档消费行为,本身并无褒贬之分;从社会意义上来看,奢侈品消费是一种个人品位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奢侈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内涵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理念的演变,许多昨天的奢侈品已经变成今天的必需品,而今天的许多奢侈品也会变成明天的必需品。例如,在13、14世纪,糖和香料是奢侈品,但在当今社会它们却成为普通的生活必需品。奢侈品内涵的变化反映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当前更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奢侈品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奢侈品的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奢侈品更新周期短且对市场的刺激效果显著
作为奢侈品的商品,除了具有商品本身固有的功能以外,还具有一种炫耀,即显示消费者身份和地位的功能,所以,奢侈品应当是引领时尚的前卫商品。这一特点决定了奢侈品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从而具有较短的更新周期。
以服装为例,随着社会的发展,服装的功能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的都市人追求时尚,展现自我,服装的发展渐渐淡化了它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功能,其装饰和炫耀功能似乎已成为服装的灵魂。例如高档的时装,面料考究,做工精细,价格昂贵。作为普通服装的基本功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失去,但作为高档时装的炫耀不久就会减弱,奢侈品的消费者更看重其装饰和炫耀功能,因而会随着流行趋势的变化而及时更新。在消费理念不断更新的今天,很难想像一成不变的款式和风格能立足于激烈竞争的服装市场上。有市场眼光的厂家总是紧追流行趋势,不断推出个性化的款式,开发风格迥异的服装,满足消费者求新、求异、求个性的需求。一面是厂家层出不穷的新款推出,一面是消费者为追求时尚而不断膨胀的时装需求,这造就了服装市场供销两旺的局面,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市场销售额。
2008年,尽管雪灾、地震、股市泡沫破裂、经济衰退预期不断打击着消费者的信心,但纺织服装国内零售2008年1-9月却持续维持25%以上的高增长,屡超市场预期,直到2008年10月行业零售增速才出现放缓,显示了服装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是需求仍然不足,2008年1-9月,行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增速维持小步上升态势,纺织品与服装的库存金额却分别同比大幅上升了33.10%和25.09%,显示行业产需矛盾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刺激需求。
除时装外,其他奢侈品消费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对市场有显著的刺激效果。据报道,上海顶级私人物品展集中展示了顶级名车、游艇、私人飞机、珠宝名表、名酒以及各类豪宅别墅、高尔夫俱乐部、私人会所等。据统计,顶级私人物品展3天一共接待了超过7000位富豪,成交量达2亿元人民币。
(二)奢侈品需求潜力大且能充分吸纳购买力
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这就是说,随着收入的增长,需求的增长就会更快。奢侈品不像需求收入弹性比较小的必需品那样,受所谓消费饱和的约束,即使收入水平提高,人们也不可能较大地增加消费。例如,对于食盐这种商品,即使人们收入提高了,人们也不会因此而增加消费。奢侈品消费就不同了,以旅游为例,当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还不敢奢望旅游,一旦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就会增加这种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可以从普通旅游变为豪华旅游,从国内旅游转向国外旅游,国外甚至已经开发了太空旅游项目,所消费的资金可想而知。可见,奢侈品消费的需求潜力是很大的。能够充分吸纳新增的购买力。
目前,由于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结构不尽合理,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07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我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458,已进合国规定的收入差距过大的范围,为数不多的高收入者拥有大部分的居民储蓄。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越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越小,因此,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收入沉淀下来,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开发质量好、价值高、品牌响、炫耀功能强的奢侈品,以刺激高收入者的消费欲望,吸纳他们充裕的购买力。将沉淀的资金通过消费引入市场,转化为生产资金。
汽车领域的世界十大奢侈品牌:法拉利、福特、大众、宝马、莲花、宾利、凯迪拉克、菲亚特、奥迪、劳斯莱斯,大部分已进入我国的高端汽车市场,正在充分吸纳富豪们的购买力。我国每年的奢侈品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并以年20%的速度增长。正在成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世界顶级生活体验中国峰会”,“上海国际品味生活展”纷纷亮相中国,世界顶级品牌纷纷在中国选址开店。美国高盛公司关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研究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9%。法国精品企业联盟“科尔贝委员会”预言,中国将在2011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在这种形势下,应当致力于打造本土的奢侈品品牌,比如被国内外同行誉为“中国第一裁缝”的永正裁缝、高档的红木家具、在中国历史上与皇家相关的贡品如南京云锦等,都蕴藏着丰富的奢侈品品牌的生长基因,很有可能成为我国未来奢侈品品牌的符号,使我国的奢侈品市场被本土奢侈品占有,提高奢侈品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三)奢侈品消费能够催生新的服务项目并引发新的经济增长点
奢侈品消费首先催生的是商业广告。在许多情况下,奢侈品消费具有炫耀性动机,是一种“显眼的消费”、“装门面的消费”、“摆阔气的消费”,显富、炫富比使用商品更重要,因而要求商品或服务除了具有较高的质量以外,还必须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要广为人知,甚至人所共知。这就要借助商业广告的力量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通过在重要媒体的黄金时段反复地广告宣传,将“某商品是名贵商品”的概念植入消费者的意识中,使社会公众形成共识,公认某商品是名牌商品,从而使该种商品具有了显富、炫富功能。这种运作模式便催生并极大地刺激了商业广告的发展,为广告商提供了大量的业务,也使自己的产品具有了更高的附加值,同时也为有此需求的消费者造就了可据以显示身份和地位的名牌商品,从刺激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不失为一种积极有作为的措施。许多名酒、名车、名牌服装等名牌产品都离不开商业广告的宣传。如果没有奢侈品消费对名牌效应的追求,也就失去了催生商业广告的土壤。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我国电视行业广告总额是450亿,央视广告收入为110亿。足见打造奢侈品品牌对商业广告的贡献。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种需要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正是如何使稀缺的资源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需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这种需要最初总是表现为对奢侈品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奢侈品变成了必需品,又会产生新的奢侈品需要,再度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和社会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步的。由于人的需要层次不断地提高,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消费需求热点,休闲娱乐便是其中之一。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开始转向文化精神的消费与追求,更多的时间和钱财用于休闲和娱乐,文化娱乐业被公认为是21世纪最具前途的朝阳产业之一。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文化娱乐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将会明显地提高,我国已进入文化娱乐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均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消费就会出现“脱物化”的倾向,人们开始出现普遍的文化娱乐和旅游动机,费用的投向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休闲娱乐方式需要的不断创新,使得许多高新技术,甚至当代科技的前沿都被广泛应用于娱乐项目和游乐园的设计当中,这势必会进一步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又例如体育健身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满足人们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体育健身业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也将成为今后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的朝阳产业。此外,奢侈品消费还极大地带动了服装、住房、汽车、家装、保健、旅游、信息等行业的发展,引发了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过度和畸形的奢侈品消费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助长人们的炫富攀比心理,误导社会价值取向;资源配置可能偏离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大量的奢侈品被富人无节制的挥霍,扶贫工程所需资源却得不到满足;纯粹“装门面”、“摆阔气”的奢侈品消费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应当正确规范和引导奢侈品消费,使之真正成为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关键词] 理发行业 服务满意 顾客忠诚 顾客满意陷阱 曲线拟合
一、引言
Zeithaml,Berry与Parasuraman(1996)的研究发现,忠诚顾客不但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而且还会向别人宣传和推荐企业的产品或服务。Fornell(1992)的研究发现,忠诚顾客的维系成本要远低于新顾客的获得成本。可见,忠诚顾客不但是企业稳定市场占有的保证,也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正因为如此,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消费者所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多的环境下,如何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提高顾客忠诚度便成了企业营销活动的核心工作之一。
Oliver(1999)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顾客满意是顾客忠诚的一个重要前置因素.尽管现有的研究结果已证明:顾客满意与顾客忠诚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但二者间究竟是何种形式的函数关系,目前各学者间存在较大争议,这给企业在管理实践上从事营销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惑,进而可能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问题。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本论文旨在对理发行业满意和忠诚间关系进行一个实证研究,以其对这方面的研究一点贡献,从而更好的指导理发业的营销活动。
二、文献探讨
1.满意与忠诚之间的关系
顾客满意对顾客忠诚存在正向的影响,这一结论各学者的研究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是二者究竟是何种形式函数的关系目前各学者间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有以下两种结论:(1)线性关系,Olive(1980)及Fornell(1996)等人的研究把顾客满意与顾客忠诚之间的关系假设为简单的线性关系,认为高水平的满意会导致高水平的忠诚。早期的研究都是基于这一假设的。(2)非线性观点, Bennett和Rundle(2005)的调查发现,高水的满意并不一定导致高水平的忠诚。Mittal(2001)及Fullerton等(2002)的研究证实了顾客满意和忠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Oliva(1992)的研究还进一步验了在餐饮服务行业顾客忠诚和满意呈现反S曲线关系。国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涂荣庭等(2008)为了验证顾客满意与忠诚的反S曲线关系,对产品服务一体化的空调行业进行了研究,但数据分析结论并没有支持他们的假设。
2.满意陷阱理论
由于顾客满意和忠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的存在,所以高水平的满意不一定就会导致高水平的忠诚。基于此学者们提出著名的“满意陷阱”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低满意水平区域,顾客的忠诚度会随着满意度的提高而缓慢提高,但增加的速度是递减的;而到达中等满意水平的范围内,顾客满意度的提高,不会引起忠诚度的显著提高,即忠诚对满意的加速度几乎为0,人们把这一区域称为“满意不敏感区域”;当顾客满意突破这一区域继续提高时,顾客忠诚会急剧提高,即忠诚对满意的加速度是递增的。也就是说从顾客的角度看,一般满意和高度满意之间有天壤之别,高水平满意的贡献强度高于低水平满意。Homburg等(2005)的研究也验证了在服务行业满意度与顾客支付意愿之间呈反S形关系。
关于“满意陷阱”的一种比较公认的解释是,顾客期望分为基本期望和潜在期望。基本期望是低层次的需求,当顾客基本期望的满意水比较低时,顾客忠诚就会随着满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这种满意水平对顾客忠诚的边际贡献是递减的,尤其是在产品和服务达到行业平均水平附近时,不论企业如何来提高满意度,忠诚度的变化都不大。而潜在期望是高层次的,不为顾客事前预想到的期望,其满意水平对顾客忠诚的边际贡献是递增的,原因是顾客从中获得到了意想不到的价值,为了体验这种感觉顾客在下次购买时很可能还选择这一品牌。
三、研究问题与框架
从上面的文献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关于顾客满意和忠诚关系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虽然 Oliva等(1992)的研究证明了在一些服务行业顾客满意和忠诚间呈反S型曲线关系,但后续相关的实证研究很少,国内更是几乎没有针对服务行业的实证研究。着眼于以上研究的局限性,在“满意陷阱”理论的指导下,本论文将对理发这一服务行业满意和忠诚间关系进行一个实证研究,以其对这方面系统结论的形成和推广以及理发行业的管理实践活动做出一些贡献。
根据本论文研究的内容和目的,在文献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一个简单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四、研究模型和假设
根据“满意陷阱”观点,高水平满意的贡献强度高于低水平满意,顾客满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顾客忠诚会急剧提高;而在中等满意水平的范围内则存在“满意不敏感区域”。当顾客基本期望的满意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顾客忠诚就会随着满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这种满意水平对顾客忠诚的边际贡献是递减的,尤其是在产品和服务达到行业平均水平附近时,不论企业如何来提高满意度,忠诚度的变化都不大。而潜在期望是高层次的,不为顾客事前预想到的期望,其满意水平对顾客忠诚的边际贡献是递增的。因此顾客满意和忠诚间的关系最有可能呈现反S型曲线。由此得到本论文研究的基本模型及相关假设:
模型:(其中:)
假设:服务满意度与顾客忠诚的关系呈反S形。
五、研究方法
1.测量指标的构建与量表的设计
我们采用里克特7级量表来测量被访者对每个问题的同意程度(1非常符合,7非常不符合,要求被访者就每个问题项按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
产品和服务满意度的测量主要借鉴Fornell等(1996)开发的顾客满意度测量量表,共设计了3个题项;态度忠诚和行为忠诚的测量参照Kristensen等(2002)开发的顾客忠诚度测量量表,态度忠诚设计了3个题项,行为忠诚设计了2个题项。
2.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本次调查的被访者全部来自随机抽查到的市民,为了不失一般性,样本范围覆盖了整个昆明市区。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26份,有效回收率达到63%。回收问卷中男性占51.9%,女性占48.1%。
3.量表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文应用统计软件SPSS13.0,通过内部一致法来检验观测变量的信度,现将分析结果整合在表1中。由表1可以看出,每个潜在变量下观测变量的Cronbach'sAlpha信度系数远大于0.7。因此测量量表具有较好信度。
本论文所采用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测量量表是借鉴国外Fornell等(1996)和Kristensen等(2002)开发的,以被多次使用并验证为具有很好的内容效度。另外本文应用结构方程软件AMOS7.0,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来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分析结果见表2和图1。由表2和图1可以看出各个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都远大于0.55,两个潜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r=0.87,p=.000)。因此可以说量表具有很好的结构效度,可以进行接下来的进一步分析。
六、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1.服务满意与顾客忠诚反S形曲线关系的拟合
以服务满意度均值为自变量,顾客忠诚度均值为因变量,通过统计分析软件SPSS13.0采用三次曲线对样本数据进行拟合,结果如表3和表4。虽然表3显示三次模型的RSquare值大于0.7,适合进行样本数据拟合,但从表4中可以看出除常数项外,各次项系数都没有通过显著性t检验,因此产品满意与忠诚间的三次反S形曲线关系并不显著,研究假设没有得到验证。这与Oliva等(992)所认为的服务行业顾客满意与忠诚间呈反S曲线关系的观点是相悖的。
2.服务满意与顾客忠诚间关系的进一步探讨
为了进一步寻求服务满意与顾客忠诚间的系形式,我们又分别对二者进行了直线和二次曲线的拟合。结果发现,服务满意与忠诚间更趋向二次曲线关系。拟合结果见表5和表6。表5显示二次模型的R Square值大于0.7,适合进行样本数据拟合;从表6可以看出,常数项和二次项都通过了显著性t检验。图2为拟合散点图。
七、结果讨论
基于满意与忠诚间关系形式的诸多争议,在“满意陷阱”理论的指导下,本论文对理发行业满意和忠诚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数据处理结果并不支持满意与忠诚间关系呈反S形的假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理发行业满意与忠诚间更接近二次曲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在理发行业并不存在“满意不敏感区域”或“满意陷阱”问题。这与Oliva等所主张的服务行业顾客满意与忠诚间呈反S曲线关系的观点是不相符的。这可能是由于国内外情况不同或行业具体情况不同所致。
我们知道理发行业是一个典型的服务行业,它不像其他行业一样,一旦对产品或服务不满意还可以退换,顾客还有回旋的余地。而在理发行业,一旦头发理掉,就不能退换,等到恢复原状也得耗费很长时间,加之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发型也成为了消费者展示自我个性的一面,对头发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因此消费者在消费这一服务时,显得非常谨慎,尽量回避更换服务所带来的风险。这就使得一定程度的满意就会使他们达到较高的忠诚,满意和忠诚间呈现二次曲线关系。当然本文所得结论还需进一步的、更多的研究予以检验。
本论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对顾客满意与忠诚间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例证,从而更方便相关研究工作的进行。实践意义在于发现理发行业并不存在“满意陷阱”问题,从而对培养和维护客户关系方面的营销活动和资源配置提供了一个依据,而不导致盲目的资源投入。
本论文的不做之处在于样本范围太小,只选取在校学生和周边市民,测量结果可能有所偏离更一般的情况。同时只对理发这一服务行业进行了研究,而没有对其他服务行业进行究,还有待于以后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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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26日，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印度、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8个国家著名学府的一流学者和业界专家齐聚上海大学，参加由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与传媒产业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举办的“新媒体产业国际研讨会”，共同研讨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前沿课题，探索在新媒体时代传媒与社会和谐互动的关系与方略，这是新媒体研究领域一次空前的国际学术盛会。研讨会上，各国学者、业界专家围绕“新媒体产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新媒体产业发展的政策与策略”、“新媒体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等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探讨，其中既有对宏观层面的把握，也有对微观、具体媒体形态的深度探究，对世界新媒体产业前沿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展示、交流和对话。
各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宏观态势
来自印度克鲁克舍大学的B K Kuthiala教授做了题为《淘金记！迅猛增长的印度新媒介产业中的全球化问题》的报告，他结合当前印度人口众多、消费主义盛行、青年一代快速崛起的现状，介绍了电视行业、电影行业、印刷媒体、音乐行业、电信、外资电台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状况。针对在通向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路途中，印度媒体所遇到的“政策体制”和“语言文化”的双重阻碍，B K Kuthiala教授介绍说印度政府尽管不情愿全面开放，但还是给了私人企业以充分的自，很多新媒体的行业联合迪拜和香港的合作项目共同开发；在语言方面，印度语、英语甚至中文呈现出混合与共存的现象，而且大多数印度本地的受众已经习惯了这种语言融合，新媒体在印度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
来自韩国水原大学的Monhaeng Lee教授的《韩国IPTV用户的观看模式》一文则是从受众研究的视角对用户实际使用的IP－VOD服务展开调查。在2007年3月至2008年3月的一年内，韩国的IPTV有一个显著的变量：不仅用户数量增加了一倍，而且使用频率每月增加了15倍，受众观看时间每人翻了两番。在内容方面，用户仍然倾向于收看免费的电视节目。但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观众逐渐定制适合自己消费方式的电视节目，而这一服务IPTV完全能够提供，事实也已经证明，IPTV是传统电视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彻底改变受众观看的模式。
中国的IPTV目前也处在关键的运行阶段，而最初的两大壁垒（政策与技术）正在弱化。上海文广集团百视通公司在IPTV运营上已积累了可喜的经验，其首席运营官李怀宇在《中国IPTV业务发展与创新》报告中指出，IPTV处于有线电视和网络之间，并更偏向于电视的媒体渠道，在中国，IPTV的技术特征也使它不能完全取代有线电视，而只能与有线数字电视实现差异化定位。他介绍了BesTV（百视通）在顺应三网融合的发展下谋求IPTV的创新发展举措。比如与Web2.0整合，实现跨终端社区视频服务；个人用户与家庭用户透过IPTV家庭电视填补互动缝隙；个人用户能把“想要看”、“未看完”或“好友推荐要看”的内容在不同时段播看，等。他预测，在不久的未来：用户一旦定制IPTV，在家庭、路途、宾馆、工作场所等，凡宽带所在之处，IPTV均可实现互动视音频服务体验。
上海大学的青年学者，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王雨琼博士在《俄罗斯卫星电视产业》中重点介绍了俄罗斯卫星电视发展历史和现状，她指出，一方面，制作高质量内容的电视节目这一竞争法宝，已普遍被业内人士认同和遵循；另一方面，节目收视技术的竞争，也成为电视的新竞争重点。在这种趋势下，俄罗斯卫星电视市场由于较好地发挥了卫星传播手段的技术优势，以及把握推行了一些有利的运营策略，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对世界各大卫星电视公司和俄罗斯本国新兴卫星电视公司充满着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尤其在传统媒体市场已充斥着近于饱和的激烈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俄罗斯卫星电视市场更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Alan Knight教授预测未来传媒发展大致会出现以下几个趋势：内容获取更加便捷；更多的媒介形式和信息平台；传媒发展更加个性化；媒体的公众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受众实现分流；媒介所有制更趋集中化和数字化制作。
新媒体产业经营的创新视角
互联网上电视新闻传播有何新的动向？有何创新的机遇？针对这一课题，上海大学的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博士在《中外视频网站上电视新闻传播现状与创新策略探析》一文中，对比分析了中外代表性视频网站上电视新闻在传播形态、传播技术、传播方式以及传播内容构成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并做了详细、全面的定性分析，认为国内互联网现在对电视新闻传播的使用与满足状态，只是互联网发展中早期阶段的一种状态，国外则有更大比例的互联网使用者运用视频新闻传播来观察监测世界发生的新变动（新闻范畴的功能），来增益自身适应社会发展的生存能力的提升（信息与学习范畴的功能）。这种需求的增长，无疑也为网络电视新闻与信息的传播拓开了日益增长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国内网站存在着电视新闻数量稀少、传播情况欠佳的现状，但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以前瞻的目光开发对电视新闻的传播和利用，并根据互联网的特性设计创新的传播模型和体系。
同样对视频网站予以关注的有来自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Jenny Weight博士，她对视频网站中并非由商业机构提供而由用户生成内容，并以表达自我为重点的媒体类型称为身份媒体，比如Facebook和Youtube。这类“身份媒体”是技术和理念共同的产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媒体盈利模式。在业界主要有三种利用方法：1.市场营销和审查；2.合作开发；3.购买网络。
在手机媒体成为各界关注热点的势头下，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的龙锦副教授在《新媒体发展：勿忘消费者――以手机电视为例》中指出，集各种利益关系于一身的中国手机电视已经步入严重的发展瓶颈。与手机电视发展密切相关的两大政府部门在奥运会后仍未能进行有效的合作，广电总局手中的“许可证”与工业和信息化部手中的“入网证”仍互相牵制，各不相让。在这种情况下，从这一产业链的终端着手，强化消费者在消费终端的拉动作用，无疑是手机电视市场发展的一个最好选择。而要使消费者形成对手机电视的市场需求，关键在于如何让消费者意识到自己对手机电视产品的需要并付诸行动。上海大学孔秀祥副教授则详细分析了手机广告的类型、特征、市场规模、产业模式，介绍了国外的先进模式及其借鉴价值，并综合各方数据，结合中国市场发展实际探讨了中国市场手机广告的发展趋势。
针对当前炙手可热的Web2.0研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蒋晓丽教授、付玉杰在《互联网的二度华丽转身：从工具进化的角度展望Web3.0的发展趋势》一文中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史本质上也是互联网这种生产工具不断进化的历史。文章从生产工具进化的角度对Web1.0到Web2.0的转变进行了阐述，并对未来Web3.0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判断，主要有信息表达方式转变、网络使用方式转变和信息搜索模式转变三个方面，而这种转变和Web3.0的主要内涵还有进一步可待探讨的空间。
政策与策略制定的新影响因子考量
德国埃森文化研究院Claus Leggewie教授在《媒体民主――民主化和媒介化之内在关联》中指出：新媒体环境给传统媒体和传统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网络媒体成为一个最大的档案，它的双向交流特点和受者与传者互换造成了社会分散化，进而对20世纪的中心化和民主集权形成了一定冲击。网络媒体在作为宣传工具和信息自由化工具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就德国自身的情况而言，目前已有四分之三的德国公民在线。尤其是年轻的80后一代，他们有自身更显著的特点，在所有上网的动机中，政治目的大概只占2％，98％都是消费信息和娱乐。媒介化所带来的对民主的改进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现象。
上海大学的张咏华教授的《博客现象和网络时代公共空间的拓展》一文，从对中国大陆若干网站上的博客内容的实证分析出发，探讨在当今中国大陆，博客同网络时代公共空间的拓展之间的联系。在研究中发现，博客内容或多或少有一部分是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意见的表达，尽管在目前，涉及公共议题的部分所占的比重在常规时期还不大，博客行为也还不够成熟，但是在公共话语空间的建设尚较薄弱的中国大陆，博客空间和在其中展开的公共议题讨论的出现本身，就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论文同时指出，博客形式的社会空间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博客空间中非理性、极端化等问题的克服，呼唤着公民公共参与意识和积极性的提高和公民理性的培育和增强。
来自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大学的Fiona Martin博士在其《公共服务广播的信息化与转型》一文中指出，公共广播机构在互联网上有两个新角色是商业广播无法满足的：一是带给公众有来源的信息和材料，尽管商业公司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双方的兴趣和动力不同，无法真正做到像ABC和BBC网络提供的丰富资源那样；另一点是功能上的互动，它将个人博客、新闻机构、社会团体的媒体代表整合为一体，以跨越时空的方式在机构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实行互动，及时提问、发表观点和议论。这在客观上也为公众的民主表达提供了新的形式和途径。
对于新媒体产业而言，版权问题已然成为新媒体内容生产和经济模式的重要问题而凸显出来，来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的Wolf Richter博士的论文《数字音乐的未来》，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和徐聪的《中国网络
电视盗版与公共利益的维护》的论文，都对此作了探讨。
从人文视角对新媒体产业的反思
新媒介为大众又开拓了一块极具诱惑力的虚拟空间，催生了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形态，对大众文化注入了新内涵。上海大学许正林教授的论文《新媒体的崛起与大众文化新症候》则对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做出一番批判的解读。他指出一系列大众文化的新症候，主要有虚拟交往、文化拜物教、负价值迷狂和政治参与4种表现类型。他认为，新媒体一方面促成了大众文化人性化回归的一面；另一方面新媒体又产生了一种社会负价值迷狂症、一种人性的异化……。在新媒体未来发展的道路上，这些表现出来的大众文化新症候是在观照新媒体与大众文化关系中应该警醒与批判的。
复旦大学孙少晶副教授在《新技术环境中的传播陷阱分析》中指出了在当今新媒介环境中存在着：人－信息互动：思维与认知陷阱、人－机互动：控制与使用陷阱和人－人互动：沟通与关系陷阱三类传播困境。尽管因特网、手机、互动电视等新媒体技术赋予了受众更多的控制自由，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方便性和互动性的增强更增加了人成为媒介奴隶的可能性。Email、PDA、手机、IPOD等占据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量的时间。网络上瘾症（Internet addiction）、网络依赖症（Internet dependency）等新媒介症状越来越盛行……总之，传播手段的丰富性表面上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护更加容易，实际上它也间接创造了人际关系的一些危机。因而应充分重视新技术的传播陷阱，同时加强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和传播素养（communication literacy）的教育和培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威副研究员的论文《新媒体话语的文化影响力》针对新媒体话语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从议程设置、互动、文化意识、价值观、社会文化秩序、意识形态等方面讨论新媒体文化功能及其双重作用，进一步思考应对新媒体挑战的文化策略。同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康在《集中，抑或分散？――网络技术特性初探》一文中指出，网络的出现，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虚拟的自由发展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通过网络互动激荡出公民观念、自由信念、法治意识等才是网络的真正使命。虽然这个空间也受到统一运作的束缚，但是对于中国民众来说至关重要。
德国包豪斯大学、同时也是同济大学的Lothar教授的论文发出了《创意尚有空间否》的提问，他结合自己主导参与的创意产业项目和跨国教学经验，指出创意是生产力，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创新。目前新媒体等通讯行业也在产业化，而这个行业的发展更需要创意。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标准化教育体系对于培养创意型人才不利。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情况调查》指出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同样关注此问题的还有中国矿业大学新闻系张如成副教授，他指出，中国动漫业缺乏的不是中期制作环节人才，而是前期规划和创作人才。因此高校在培养动漫人才时，首先要坚持创意从文化中来的观念，从课程设置上注重培养他们的文化素养，增强文化敏锐度。
关键词：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不可或缺的两大组成部分，其中人力资本作为重要资本，严重影响着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往往陷入“贫困陷阱”，归根结底，人力资本健康与否，都关系着经济增长的快慢，带来了贫困陷阱。
一、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贫困陷阱三者关系分析
1.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健康人力资本是近年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重要概念，它能够有效的体现出个体能力，具体表现在西方等发达的欧美国家，其经济消费和医疗卫生指出所占比重远远高于相对贫困的其他国家，是典型的健康水平体现。当然，健康的人力资本反过来又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呈现出“高健康、高消费、高收入”的特点。由此可见，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
一般说来，健康投入越多，其产生的结果也就越好，个体收入也会显著提高。Weil在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将健康因素计入总量生产函数中，模拟出健康水平对人力资本和总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状态良好的工人生产率比健康不佳的工人高70%，而不同国家健康状态造成的生产差异高达17%[2]。为了进一步探究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做了以下的假设以及理论模型。
假设经济中存在无限生命的个人，瞬时效用为u（.），主观的贴现率是 ，他的效用水平就将是：
（1）
在上述公式中，假设u，（・）>0，u，，（・）<0。同时由于健康人力资本会影响经济增长，故作为生产函数存在，体现为：
（2）
在该式中，y是个人产出水平，k为个人物资资本的存量，h则为个人的健康人力资本水平，l是个人的劳动量。由此可见，健康人力资本对劳动投入量具有一定的影响，即健康水平越高，投入工作量的时间越长，能承受的工作强度越大，产出水平也就越高[3];反之，产出水平越低。根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健康人力资本以上述（2）公式带入生产函数是合理的，具有一般性，可继续假设生产函数：
fh>0，fk>0，fhh< 0，fkk< 0，fkk fhh> fhk2
从该式中可以明显看出，物质资本、健康人力资本都具有递减的正的边际生产力，都是关于h、k的凸函数。而代表健康人力资本的h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下图1所示：
图1 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
2.健康人力资本与贫困陷阱的关系
根据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知，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与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差距性。而对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更多的专家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且不具提升趋势，陷入人力资本贫乏引起的经济增长贫困陷阱。所谓的贫困陷阱是样子红人力资本、人均产生相对较低的稳定状态体现，它的陷阱重点表现为人们试图打破这一局面的话，很可能造成经济跌进低水平的趋向，因此，成为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大难题。
用模型来说的话，出现贫困陷阱主要是由于f（h）不是单一的函数。在真正的实际中，人力资本报酬递减不是一定的，相反人力资本专业化也可能带来报酬的递增[4]。假设生产函数h在很低时为递减报酬，中间区域的h为递增，而在h很高时，表现出的报酬则为不变或是递减，它们呈现出的曲线sf（h）/h，如下图2所示：
图2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贫困陷阱的关系
根据上图所示，如果贫困陷阱模型与实际情况相符，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这一局面，提升经济增长水平，必须让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超过不稳定的临界点hM.。具体可采用引进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提升人力资本健康水平、降低物质资本积累等途径，来提升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以摆脱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二、我国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积累的人力资本多，在经济增长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如：在1980年到2004年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占各大要素的8.2%，人力基本存量也由1996年的5.2%上升为2004年的6.4%。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积累人力资本存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5]。当然，我国经济增长依然出现贫困陷阱，不仅不具有引进人力资本的优势，还有大量本国人力资本的流失。根据相关数据调查分析，我国的留学生，毕业后回国比例为7.6%，大部分学生都选择留在国外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问题。
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劳动者的专业知识、技能，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其中知识技能可以通过不断的教育培训来提升，而健康状况则是隐形的关键因素。它关系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健康人力资本工作效率更高，为了改善人力资本的健康状况就必须解决营养和就医问题。而血站作为医疗机构用血的采集、供应中心，对于人力资本的健康具有重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的健康水平，就必须不断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加快血站的发展，提升采血供血队伍的整体素质，实行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便于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尽快摆脱贫困陷阱。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构建，引入“贫困陷阱”这一概念，说明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它推动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通过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的投入来积累健康人力资本，增加我国健康人力资本的数量，也能够有效的让我国摆脱贫困陷阱，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可见，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三者相互关系，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钱信.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分析[J].中铜陵学院学报，2014（5）：26-30.
[2]黄小平，颜丽芳，刘珊.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13（2）：22-27.
[3]王弟海.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J].经济研究，2012（6）：143-155.
论文摘要:十六大以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居住建筑将有大的发展。当前，销售清水房由住户自行装修的住房消费模式存在许多弊端。随着人们居住消费水平的提高，房市的发展成熟，市场呼唤成品房。住宅建筑设计要与时俱进，把握住房消费的导向，搞好更完善的住宅设计，满足市场需求，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论文关键词:住宅建筑设计成品房居住建筑住宅装修毛坯房
国民生活整体进入小康水平，恩格尔系数有了大幅下降之后，生活消费的热点已从吃、穿、用，开始转向了住房、汽车和旅游。以住房消费来说，城镇居民住宅走上商品化、市场化的轨道之后，促进了住房消费逐步向较高的水平、较高的标准发展。住宅建筑设计，应该顺应发展的形势，不断推出好的设计作品，满足市场的需要。当前各地积压的一些“陈量房”，销售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一定是位置不好，也不会是房价过高，其主要的原因还在市场营销策划及设计标准的定位跟不上住房消费水平提高对市场发展的要求。住宅建筑设计师(包括各相关专业设计师)有义务和责任为消费者创造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引导现代化居住的消费发展，及时改进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病，使AtN的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1．毛坯房由住户自行装修存在许多问题
在房市发展初期，毛坯房由住户自行装修的模式，适应了开发商压低售价和购房者惧怕装修价格陷阱的心理，以及对所谓“个性化装修”这个论点理解的误区，很大程度上被人们(买卖双方)所接受，这种模式下的住宅设计，从内容到深度都是不尽人意的。实际上，这种住房消费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已暴露出不少问题，不仅有价格高昂、为装修而奔波劳累之苦，而且其中还可能留下不少的遗憾，甚至产生不少涉及安全、损害公众利益和消费者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购买这样的半成品商品房来自己操办装修，并不如人意，许多反成为了“伤心房”。空壳房交给住户自行装修，除乱拆乱改影响结构安全、影响外部立面之外，变更排水系统不慎漏水，影响楼下住户；装修人员(包括装修公司的许多设计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如不懂电气设计，用电安全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还有施工噪声扰民，影响邻里关系……甚至由此引发法律纠纷的事，也时有所闻。
2．市场呼唤成品房
由于住户自行组织住房装修存在重大的弊端，政府自去年以来，在加强对装修市场管理的同时，出台了住宅装修的一系列管理文件，积极推广装修一次到位或菜单式装修模式。建设部第110号令<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对于杜绝乱拆乱建、影响外立面观瞻，杜绝损坏承重结构和防水设施、影响结构安全或漏水、影响相邻住户的正常使用，限制装修施工时间以免噪声扰邻……以及对装修从业单位的资质、合同管理、质量及验收、质保和保修等，都建立了一系列的规定和法规，无疑对于新旧房屋的二次及反复装修，都会起到规范管理的作用。但是，从大量存在的问题来看，还是实施商品住宅装修一次到位，由开发商提供成品房，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建设部早在2001年就发文，要求各地停止销售毛坯房或成品房；2002年6月18El又出台<商品住宅装修一次到位实施细则>，(以下称“实施细则”)可说是对半成品房、毛坯房的全面封杀。
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翻过“高收入之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
刘世锦 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
“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战略选择”
《比较》2011年第3期 总第54辑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人均收入水平依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根据国际经验，在此阶段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有些国家因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另一项摆在中国面前的挑战是“高收入之墙”，指与跨入高收入行列对应的人均收入门槛水平，并意指要越过这个门槛，必须具备一系列的制度条件。
从其他拉美等国的经验看，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是导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而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以能源重化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耗、社会生产主要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体结束，则是出现“高收入之墙”现象的原因。
综合分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前景，并与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展战略的拉美，长期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东欧及前苏联相比较，中国有可能较为顺利地跨过拉美和前苏联东殴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那种含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在翻越“高墙”进入高收入社会时将面临严峻挑战。
通过参考成功翻越“高收入之墙”的发达国家经验，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平就业机会；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会；建立健全鼓励创业和创新的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创业和创新机会；完善法治环境，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
制度
收入不平等源于制度不公平
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 徐建国 冯时
“不公，不平，与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讨论稿 No.C2011009
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城乡收入比高达3.3。与其他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及扩大趋势都相当严重。
收入不平等与未来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缩小收入不平等对于促进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然而，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这两个因素后，收入差距便不再影响到经济增长。
这个发现说明，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是表面上的收入不平等，而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不公正。良好的产权保护机制和法治水平会减少国内寻租行为，减轻因此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
政府在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时，不能把着眼点仅放在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上，而应该反躬自省，努力建立一个公正的制度，杜绝凌驾于法律的特权，为每个公民创造更多公平的机会。
观点
商业民主与政治民主或互为推动
卫斯理女子学院经济系 Eric Hilt、
Jacqueline Valentine
“民主的红利：股权，财富与纽约政治”
NBER工作论文17147号
18世纪晚期，美国的公司数量稀少。1791年，纽约只有两家公司。到了1826年，纽约的公司数量已逾百家。
除了公司数量的大幅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持股结构。1791年，仅6％的纽约普通居民是公司股东，绝大部分股票都在当地的贵族精英及商人手中，这些人往往也是政府官员。35年后，精英持股比例下降到89％，部分地区甚至降至65％。越来越多不那么富有、没有贵族地位的民众开始拥有股权，开办公司。
焦点
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翻过“高收入之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
刘世锦 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
“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战略选择”
《比较》2011年第3期 总第54辑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人均收入水平依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根据国际经验，在此阶段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有些国家因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另一项摆在中国面前的挑战是“高收入之墙”，指与跨入高收入行列对应的人均收入门槛水平，并意指要越过这个门槛，必须具备一系列的制度条件。
从其他拉美等国的经验看，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是导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而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以能源重化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耗、社会生产主要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体结束，则是出现“高收入之墙”现象的原因。
综合分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前景，并与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展战略的拉美，长期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东欧及前苏联相比较，中国有可能较为顺利地跨过拉美和前苏联东殴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那种含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在翻越“高墙”进入高收入社会时将面临严峻挑战。
通过参考成功翻越“高收入之墙”的发达国家经验，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平就业机会；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会；建立健全鼓励创业和创新的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创业和创新机会；完善法治环境，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
制度
收入不平等源于制度不公平
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 徐建国 冯时
“不公，不平，与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讨论稿 No.C2011009
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城乡收入比高达3.3。与其他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及扩大趋势都相当严重。
收入不平等与未来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缩小收入不平等对于促进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然而，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这两个因素后，收入差距便不再影响到经济增长。
这个发现说明，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是表面上的收入不平等，而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不公正。良好的产权保护机制和法治水平会减少国内寻租行为，减轻因此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
政府在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时，不能把着眼点仅放在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上，而应该反躬自省，努力建立一个公正的制度，杜绝凌驾于法律的特权，为每个公民创造更多公平的机会。
观点
商业民主与政治民主或互为推动
卫斯理女子学院经济系 Eric Hilt、
Jacqueline Valentine
“民主的红利：股权，财富与纽约政治”
NBER工作论文17147号
18世纪晚期，美国的公司数量稀少。1791年，纽约只有两家公司。到了1826年，纽约的公司数量已逾百家。
除了公司数量的大幅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持股结构。1791年，仅6％的纽约普通居民是公司股东，绝大部分股票都在当地的贵族精英及商人手中，这些人往往也是政府官员。35年后，精英持股比例下降到89％，部分地区甚至降至65％。越来越多不那么富有、没有贵族地位的民众开始拥有股权，开办公司。
移情,文艺审美中的情感移置。从最初心理学话语范畴移植到美学土壤中,指的是审美主客体在审美观照中的双向建构。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中充满生命力的因素的情感投射。
在电视审美媒介中,传者(审美生产者)、媒介及其负载的媒介内容(审美文本,审美代码,审美语境等)和受众(审美消费者)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可以将这种情感投射分化在两个系统中,即:审美文本在审美生产者艺术创作中的审美价值生成;审美文本在审美消费者的艺术体验中对的审美价值实现。前者,作为审美客体生产者的审美主体,在审美创作中的重点指向在审美文本构造和审美语境的营造上,把审美客体即其创造出来的审美产品放在第一位置上,通过对声音、画面的编辑创造出“与天地之往来”视听语言、审美代码。
“煽情”,从电视审美传播的角度看,它是“审美”创作者在审美消费者文本意义建构的阅读行为中逾越文本科学意义上的政治化的霸权行为,它是在诱惑或压迫下的超越了道德底线的对观众的欺骗或不尊重。从电视审美媒体所处的生态环境看,它与上述移情大相径庭。电视传媒生来就携带着消费社会的商品化属性,正如王一川先生进行的文化产业的商品属性对大众的影响的描述:“文化产业包括其巨大的影像产业通过商品化和传播媒介,对大众有一种压迫性……”
在几近疯狂的非理性形式重压下的对文本美学意义的重要性弱化过程中,“艺术创造者们”将“审美消费者”当成中弹即倒的靶子,携带着“隐藏”起来的商业味很强的药剂对电视观众进行不负责任的“皮下注射”,用极度夸张的视听手段刺激或是麻醉审美消费者的情感,人类共通的情感承担了负载在原有文本意义之上的超负荷的弹壳,对电视观众进行肆无忌惮的轰炸,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脆弱的观众,悲哀的倒下, “电视审美生产者”“以虚拟的现实来侵蚀并取消人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这无疑是一种胜利,但对电视审美消费者来讲,却是一种极大的欺骗与伤害!
二、在审美体验中看移情与煽情的效果性差异
心理学的试验和我们的经验都表明,刺激动机的变化最易于导致刺激场的刺激情境的变化。
移情所能够达到审美自由的体验是“煽情”不可能企及的,煽情只能将审美消费者的情感引向其预设好“情感”或是“道德”陷阱之中。
移情的审美知觉最终将知觉主体的心灵导入自由的境界,“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移情的魅力就在于让读者(电视观众)在建构电视文本意义的阅读行为中能够与作者(电视艺术的创作者)进行沟通,这种情感是自然情感的升华,不只是原生态的情感的展示,而是编织了作者艺术情思的新颖的创造性的个性表现,使读者(观众)聚焦于自我情感与作者传达的自然情感的共通之上产生的共鸣,在回忆与沉思之后达到一种自我情感的超越后的审美情感的自由。“煽情”则不然,由于创作者刺激动机的功利化,他总是企图设计一个情感的陷阱,并极尽所能的将审美消费者导向到自己的“道德目标”的情感中,让观众根本获得不了闲暇安逸时的自由的享受,反而在回忆与沉思之后获得更多的是一种被玩弄的欺骗感和被奴役的压迫感。
“艺术的天才特征在于移情,它的敏锐度可以轻易决定一部作品的好坏,在优秀的作品中,移情是真实的,在差的作品中移情是虚伪的,在拙劣的作品中移情是失败的。” 煽情不仅仅不会让观众获得真实感,反而必然导向到一种失败的虚伪感中。当下电视荧屏中不少曾经被认为艺术品格很高的电视栏目。例如: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栏目,长时间的播放后为什么也被盖上“煽情”的头衔,抛开《艺术人生》文本中的情感本身的假与真,但就固化的修辞手法我们就能一目明了,艺术体验是一个自由的王国,修辞手法没有任何创新的个性,终将导致作品“自我表现”缺失,“尽管题材怎样好,怎样实有其事……但如果他没有在作者的情绪里溶解,凝晶,那你就不可能把握它,也不可能表现它……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观精神的燃烧才能使杂质成灰,是精英更亮,而凝成浑然的艺术生命。”创作风格地一致化,电视产品的叙事语调的同质化必将大大的消溶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陌生化效应,自由是无拘无束的游弋的体验,体验是一种建立在对陌生感征服之上的,审美体验的惟一性和一次性要求创作者在审美创作中注入新形式,新意蕴的创造和发现,才可能创造流畅的审美感兴!
三、结语
“煽情”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电视艺术批评话语之中,但关于“煽情”的科学界定和系统研究的资料却寻查不到,本人在开题之时,本打算从“煽情”的概念,“煽情”产生的原因及过程与“移情”做一个比较,但是,因为本人学识尚浅价值时间有限,也感到这篇论文很多问题没讲清楚,希望在以后的时间中,我们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的关注。以期能够给电视一线的工作着一点点启示,为中国荧屏的进步做一点点微薄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叶朗主编:《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可是，从世界历史经验来看，很多国家都经过努力先后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最终却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香港进入高收入之列。其他大多数国家一直在中等收入水平徘徊，最终陷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同样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未来增长水平下调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年均增速达到10%，创造了国际奇迹。但未来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会下调。
首先从投资上看，过去高投资率得益于高储蓄率。2009年的储蓄率为51.4%，这个在大规模经济体里面是很少见的。未来是否会发生变化呢？肯定会，最基本的原因是人口年龄因素的变化。过去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抚养比的迅速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扩大。计划生育实施了三十年，三十年前出生的那批人即“80后”的父母已经开始退休，实际上2010年的抚养比是处于历史的最低点，从今以后老年人口的比重和抚养比都将逐步提高。
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了1亿7千万，而65岁以上的达到了1亿1千万，少儿人口的抚养可以视为人力资本的投资，而老年人的支出只是净支出，加上社保体系逐步健全，支出肯定要增加，储蓄肯定要下降。
此外，现在“80后”、“90后”年轻人都是“月光族”，储蓄倾向很低，但是最重要的是制度性的变化会使得储蓄明显地下降，储蓄的下降必然会带来投资的下降。
第二，劳动力的投入也会下降。过去的高增长得益于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现在人口出生高峰的那批人已经进入退休年龄了，而且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开始缩减。
此外，前段时间我去成都，富士康管理层讲ipad的生产线转移到成都后，成都的领导发愁，因为高中毕业的有文化劳动力找不到。前段时间圣诞节订单大量增加，浙江一些地方1500元的工资已找不到人，所以只好动员老人和小孩一起劳动。2011年，全国最低工资平均上涨了20%。
第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也有可能下降。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告显示，本世纪以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相比于90年代是下降的，从其他的文献来看，也认为是下降的。为什么下降呢，很重要的原因是技术进步的效率放缓了。90年代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其技术外溢效应特别强劲，所以带来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现在要引进先进技术越来越困难。此外，劳动力的生产率和体制改革的边际效应也在下降。
上述是内生因素。外部因素则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速的减缓。加之，美国要再工业化，要扩大出口，以及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绿色壁垒的增高。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会明显减弱。
此外，资源环境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会明显强化。以能源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规划预测，到2020年能源消耗的总量达到30亿吨左右标准煤，但其实2009年就达到了30亿吨标准煤，2010年可能达到32亿吨。这种扩张速度是无法持续的，更何况还有排放，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国，国际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的研究表明，“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可能从过去的10%左右下降到8%左右，实际的增长会受到短期需求因素的影响。
“过关”需五项措施
如果不和西方国家比较，和东方国家比如说韩国和日本比较，他们从高增长转向低增长有一个拐点，韩国是1988年，日本是1969年。如果将这个点前后十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我们说要提高服务业的比重，要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对此，我们做了无数的研究，写了无数的论文，出台了无数的政策，好像都不管用。我们的消费率去年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居民收入占比也是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很多人都在问政策的有效性何在？
但是你会发现，过了这个“刘易斯拐点”后，它发生改变。日本、韩国过了这个点之后，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明显提高。
当然，你不去积极调整，改变起来艰难，反而出现波动。
那么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途径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去三十年的这套模式已经走到极限了，不能重复使用了，如果还要重复使用，很有可能陷入陷阱。
我们已经走过了两个三十年，包括建国后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新的三十年必须要开好头，这不仅决定了未来几年的发展，而且将决定今后三十年的发展方向。
这在战略选择上，首先要扩大内需，消费率现在实在太低。需要提醒的是，外需转向内需驱动并不是简单地去压缩顺差规模，从投资大国向消费大国也不是简单地压缩投资规模。
其次，必须要推进产业的转型和升级。转型升级是去提升产业的价值链，从低端走向高端，从生产走向研发、营销，最后做高端、做品牌。要加快生产业的发展，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是不可分的，为什么中国制造上不去呢，是因为中国服务上不去。同时要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
第三个关键点就是自主创新能力。目前，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六百万，相当于每年毕业一个芬兰的人口。不过，这并没有带来全社会创新。究其原因一个是资源要素价格扭曲，企业没有压力，如果挖石头都能挣大钱，为什么要去创新和引进使用高文化劳动力呢。
第四个是公平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包容性发展，公平的参与和公平的分享。这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十分迫切的问题。现在国家提出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如何将这两句话变为一种制度设计，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