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7 04: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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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了保障经济困难或者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规范法律援助行为，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和经司法行政部门确认的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应当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安排人员办理法律援助。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人员，包括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办理法律援助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志愿者以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
第三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积极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经费的使用应当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四条市和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和宣传工作。
市和区、县司法行政部门确定或者组建的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和相关服务，并对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的活动进行监督、指导。
第五条律师协会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工作，监督律师依法办理法律援助。
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可以结合各自特点开展与其工作领域相关的法律援助活动。
第七条鼓励组织和个人以捐赠的形式资助法律援助事业。捐赠财产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基金会可以接受组织和个人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法律援助基金会应当按照章程的规定使用捐赠资金，向社会公开基金的使用情况，并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八条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或者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法律援助范围
第九条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求司法保护的；
（七）因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以及其他人身伤害事故造成人身伤害请求赔偿的；
（八）法律、法规及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条件，按照国家和本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农民工因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本条例规定的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第十二条公民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不受本条例规定的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第一次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三）公诉案件自提起公诉之日起，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四）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五）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第十四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需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三章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
第十五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诉讼事项的，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属于侦查或者审查阶段刑事案件的，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向有权处理机关所在地、申请人住所地或者事项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按照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受理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六条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人、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组织、人员代为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七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可以通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管理机关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管理机关收到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在24小时内转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八条申请法律援助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出书面记录。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证明；
（三）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经济困难证明由申请人住所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经济困难证明应当包括申请人家庭人口状况、就业状况、家庭人均收入等信息。
第十九条申请人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直接认定其经济困难，无需提供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经济困难证明：
（一）属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
（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生活困难补助金的；
（三）在社会福利机构由政府供养的；
（四）重度残疾或者患有重大疾病且无固定生活来源的；
（五）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的。
第二十条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照要求补正的，视为撤回申请；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疑问的，可以向有关组织或者个人调查，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协助，不得收取费用。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前款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受理法律援助申请。
第二十一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受理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指派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也可以安排本机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与受援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作出不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因下列情形之一不能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
（一）申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或者其他非诉讼事务处理机构受理范围的；
（二）申请相对人不明确的；
（三）法律援助事项已审结或者处理完毕，申请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申请法律援助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能提供法律援助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申请人可以撤回法律援助申请。申请人撤回申请后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予受理，但能够证明撤回申请违背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确定或者组建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查。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查。经复查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并通知申请人；认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维持法律援助机构的决定，并将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四章法律援助实施
第二十五条法律援助可以采取下列形式：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刑事；
（三）民事、行政诉讼；
（四）行政复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形式。
第二十六条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转交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并在人民法院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告知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案件，受援人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缓收诉讼费。
人民法院判决受援人胜诉的，诉讼费应当由对方当事人负担；判决受援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决定减收、免收诉讼费。
第二十八条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凭法律援助公函利用档案资料、调查取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组织应当予以协助。
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所涉及的诉讼费、公证费、鉴定费以及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中查阅档案资料、从事调查取证活动所涉及的相关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予以免收、减收或者缓收。
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
（一）不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可能使当事人面临重大人身或者财产危险的；
（二）不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可能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先行提供法律援助的受援人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条件，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因先行提供法律援助而发生的费用，由受援人承担。
第三十条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作出提供法律援助决定的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应当终止法律援助：
（一）以欺骗、隐瞒事实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
（二）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三）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四）受援人另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的；
（五）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六）受援人违反法律援助协议，使协议难以继续履行的。
第三十一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实施法律援助，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并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或者终止实施法律援助；
（二）向受援人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三）不及时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进展情况；
（四）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第三十二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结法律援助案件后应当制作结案报告，并按照归档规范将法律援助过程中形成的法律文书、资料归档，提交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前款规定的结案材料后，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合格的，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市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根据本市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第三十三条受援人有权向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援助人员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要求更换。
受援人应当如实陈述与法律援助案件有关的情况，及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十四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将法律援助的条件、程序、期限和申请材料目录、申请示范文本等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五条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质量监督制度，制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标准，开展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检查和评估，并将检查和评估结果依法公开。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律师办理法律援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处罚。
第三十七条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处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规范法律援助活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免收、减收费用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人员是指承办法律援助事项、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人，受援人是指获得法律援助的人。
第三条 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
第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恪守职业道德，遵守执业纪律。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六条 有关机关、单位及个人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表彰奖励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章 法律援助机构、人员
第八条 省、省辖市、县(市、区)的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导、协调、监督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上级法律援助机构指导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
第九条 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接受本辖区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社会团体、高等院校及有关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由法律援助机构指导和监督。
第十条 下列人员应当承担指派的法律援助事项：
(一)法律援助机构专职工作人员;
(二)律师;
(三)公证员;
(四)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鼓励前款规定以外的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公民，志愿依法参与法律援助活动。
第三章 法律援助的范围、对象、形式
第十一条 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
(一)刑事案件;
(二)请求给付抚育费、扶养费、赡养费的法律事项;
(三)除责任事故以外的因工伤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
(四)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事项;
(五)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基本生活费、最低生活保障金、社会保险费、劳动报酬的法律事项;
(六)请求国家赔偿的法律事项;
(七)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事项。
第十二条 住所地或者事由发生地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查，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一)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
(二)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
经济困难标准参照法律援助实施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
第十三条 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第十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为外国籍、无国籍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主要采取以下形式：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法律意见;
(二)刑事辩护或者刑事;
(三)民事、行政诉讼;
(四)非诉讼法律事务;
(五)公证证明。
第四章 法律援助的程序
第十六条 诉讼法律事项的申请，由申请人向受案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提出;非诉讼法律事项的申请，由申请人向住所地或事由发生地的基层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第十七条 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载明以下事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二)申请法律援助的事实和理由;
(三)申请人的经济状况;
(四)申请人提供的证明、证据材料清单。
第十八条 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交以下材料：
(一)本人有效的身份证明;
(二)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的居(村)民委员会或有关单位出具的申请人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证明;
(三)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证明及证据材料;
(四)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九条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人代为申请。
第二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者有疑问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并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调查核实。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审查和批准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法律援助事项的申请人或者申请人的近亲属;
(二)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利害关系的。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的申请事项，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受理，并给予法律援助。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法律援助：
(一)申请事项不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
(二)申请人经济情况不符合援助条件的;
(三)不属于接受申请地管辖范围的;
(四)申请人无证据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
第二十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与受援人或其法定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对指定辩护的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十日前，将指定辩护公函和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或者判决书副本等相关法律文书送交有关法律援助机构，并附送被告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对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刑事案件，应当在收到指定辩护公函之日起三日内进行审查，被告人符合受援条件的，应当按规定指派法律援助人员为其提供辩护;不符合受援条件的，应当向指定该案的人民法院提交不予法律援助的书面说明。
第二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在五日内指派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第二十八条 同一法律援助事项，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受理的，申请人可以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申请;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发生受理争议时，由共同的上一级法律援助机构指定。
第二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案件，受援人申请免交、减交或缓交案件受理、诉讼、仲裁等费用的，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决定。
司法、行政机关及有关单位向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事项的有关材料，应当免收、减收费用。
第三十条 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需必要开支，受援人列为诉讼请求或仲裁请求的，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裁决。
第三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需要，可以委托异地法律援助机构协助办理有关法律援助事宜，被委托方应当予以协助。
第五章 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二条 受援人有权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活动的进展情况，对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受援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人员的，不得就同一事项再次提出申请。
第三十三条 受援人应当如实陈述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事实，配合法律援助人员工作。
第三十四条 受援人因法律援助事项的解决获得较大经济利益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补偿部分法律服务费用。
第三十五条 法律援助人员有权要求受援人提供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证据材料。
第三十六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发现受援人不符合受援条件的，应当报请法律援助机构批准，取消其受援资格。受援人违反法律援助协议的，法律援助人员可以报经法律援助机构批准，终止法律援助。
第三十七条 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规定给予法律援助人员一定的补助。
第三十八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终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法律援助人员不得向受援人收取财物或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第六章 法律援助资金
第三十九条 法律援助资金来源包括：
(一)政府财政拨款;
(二)依法接受的社会捐赠;
(三)其他合法来源。
第四十条 法律援助资金主要用于承办法律援助事项及其他与法律援助有关的必要开支。
第四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法律援助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
法律援助资金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受援人以欺骗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应当支付法律援助服务的全部费用。
第四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由法律援助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四条 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有关部门或组织应当对其暂缓或不予年检、注册。
第四十五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
(一)收取受援人财物或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二)无正当理由，拖延或者终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
(三)对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不负责任，造成受援人重大经济损失的;
(四)假借法律援助机构名义从事非法律援助业务，造成不良影响的。
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有上述行为的，司法行政部门还应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7年9月18日至21日，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我市贯彻实施《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的情况进行了检查。7年11月1日，市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对我市贯彻实施法律援助条例的审议意见》（以下简称《审议意见》），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同志对此高度重视，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抓紧落实。现将《审议意见》贯彻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
一年来，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多种途径，广泛开展各类法律援助宣传活动，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全年全市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多场次，使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进一步提高。重点抓好三个方面宣传：
一是认真抓好日常宣传。将法律援助宣传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常抓不懈。充分发挥“148”法律服务咨询接待的窗口作用，向群众免费发放各类维权手册和便民手册。完善法律援助工作信息月报制度，及时将工作信息和典型案例通过网站、报刊、电视等媒体进行宣传，在《皖东晨刊》开辟了“法援在身边”专栏，坚持每周一期刊登典型案例和解答群众咨询，扩大了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
二是重点加强对农民工宣传。组织全市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机构做好春节期间“法律援助送温暖活动”。2月22日（正月十六），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全市上下联动，在火车站、汽车站等农民工返城集中地开展“农民工维权法律宣传咨询活动”，重点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宣传。活动当天，全市向广大农民工赠送《外出务工人员维权手册》、《法律援助便民手册》等维权手册、《劳动合同法》和“法律援助连心卡”等各类宣传资料几万份，接待农民工法律咨询0余人次。
三是着力抓好集中宣传。今年9月，以“服务民生，构建和谐，法律援助进千村万户”为主题，集中开展了法律援助宣传月活动。组织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基层工作站深入乡村、社区和学校开展法律援助进村入户系列活动，散发法律援助宣传资料5万份。召开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座谈会。组织媒体扩大宣传，在《皖东晨刊》专版宣传法律援助工作，配合省电视台拍摄了3集法律援助专题片。通过多种形式加大法律援助宣传，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
二、加强组织和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能力
一是完善援助网络，加强法律援助组织建设。一方面抓纵向延伸。依托基层司法所建立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全市108个乡镇全部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并将法律援助工作向农村地区延伸，已建立1001个村（居）法律援助联系点。另一方面抓横向联动。为做好不同社会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及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内的工作站建设，目前已设立相关法律援助工作站75个，在省外建立外出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联系点3个。同时，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建立起一支300多人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目前，全市已形成了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四级法律援助网络衔接，专门机构与群团组织衔接的工作格局，为更好地服务群众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8年，全市共有注册律师190人，其中法律援助专职律师26人；注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320人。明确社会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建立学习培训机制，采取专门培训、以会代训和经验交流等形式，对全市所有的基层工作站和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进行了法律援助业务轮训，不定期对法律援助联系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指导。通过培训，全市法律援助队伍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三、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为困难群众提供优质的法律援助
一是加大援助工作力度，切实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建立法律援助工作年度考评制度，明确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进行年度量化考核，将法律援助办案量作为考评的重要指标，努力扩大法律援助受援面。8年全市将力争实现法律援助办案量比去年增长60%。为法律援助办案工作提供经费保障，将支付社会法律服务人员的办案补贴标准由原来的每件300元—800元提高到500元—1元。进一步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规范管理，制定了《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和《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操作规程》，建立了重大案件讨论制度和案件回访制度，从7年12月起，确定每年12月为案件回访月。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全程监督、指导、案后回访，通过检查案卷、旁听庭审、上门回访、向受援人和法官发放《法律援助案件征询意见表》等形式了解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情况，不断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努力为困难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
二是创新工作模式，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积极探索法律援助新的申请方法，依托司法行政系统内网，对法律援助工作站接到的法律援助申请，由工作站进行初审。探索通过网上审批，进一步简化申请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为降低法律援助成本，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大胆创新，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平台，规范和引导基层开展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通过非诉讼调解等形式，成功办理了大量援助案件，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极大地方便了基层群众，让广大的困难群众从法律援助中感受到政府的关爱。
关于法律援助的基本含意
「近期报刊媒介对“法律援助”解释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
主体-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包括律师、公务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
「而《法律援助条例》规定
第三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根据第三条的规定，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所谓的“律师”，律师只是具体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人、参与人之一。这相当于政府的某项拨救济款工作，由财政局具体工作人员发放，此时政府是主体，款是政府给的，而不是财政局工作人员给的一个道理，具体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拨发救济款行为的的主体。
「近期报刊媒介对“法律援助实质”的表述
法律援助，即请律师辩护“政府买单”。
这种表述是完全符合《法律援助条例》的立法宗旨与规定精神的，同时一语道破法援的实质。说明媒体对条例的理解与认识是十分准确到位的。遗憾的是，目前政府对于法律援助并未支付一分钱给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对于诉讼当事人而言，的确未“买单”，但这“单”不一定是政府在买，而实质是社会民众在买单。这与当前我国社保缴费一样，本应政府付款，而现在是由企业与职工个人在承担一样。我们可以想到，政府就法援经费肯定是拨了专款的，但这款是司法行政机关用在设备上、纸张上、活动上，中心人员工资报酬上，而未向律师支付。因此，对于具体案件要发生的必须费用一般是由承办律师支付了，国家、政府、司法局、法院均不支付。
我国法律援助的实质
在我国目前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将其本应承担的司法救济行为义务，转移到广大法律工作者。司法救济行为，本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包括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是行为人，即行为主体。其次，司法救济行为无非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渠道，二是费用；解决这两个方面，法律援助工作理应不再存在实质问题。
目前从法律规定上，司法机关从面上保证了司法救济的渠道，或称通路。对于这点，一般仅限于或说多限于刑事辩护案件的法律援助。对于民商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要想减缓交诉讼费，一般不可能，得到法援的可能性太小太小。也就是将原我国刑法制度的法院指定辩护转换到了法律援助辩护。关于费用，这是个多方面问题，一是司法机关是否支付？以一个刑事指定辩护案件来讲，必须发生的费用有：1、指定辩护人费用，80年代四川省地区省会城市大约为人民币15元，当时的硬壳《红塔山牌》香烟为人民币5.5元一盒（市场通价），也就是说，法院给的指定辩护费不足以买三盒；2、阅卷复印资料费，对于刑事案件，目前成都法院采取复印阅卷方式，即辩护人到法院阅卷时，法院将可以给律师的诉讼卷中的证据卷在法院指定地点进行复印，律师支付复印费。需要说明的是，法院内复印资料，一般出具的是具有与白条相同性质的普通收据，本人目前还未见到使用发票的情形，且复印A4纸一页，街上小店一般为人民币0.25元-0.30元，法院通常而收0.5元一页。假设一般中等工作量案件，以复印100页计算，复印费合计为人民币50元，这笔费用也是不小的支出。在法院指定辩护时，这费用也是律师来支付。3、会见被告交通费，目前大城市的看守所一般远离城市，辩护人会见被告必然要产生交通费。
另一方面，国外不少国家对于法律援助案件的具体事务，通行由国家律师或称公职律师办理，而公职律师的劳动报酬是由国家支付的。而我国目前没有公职律师。而自从有了法律援助后，法院连指定辩护费也省了，这样的援助实质不能称之为司法救济，而是社会民众救济。因法律援助的费用与主体为社会人员而无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和行为。因此，从此目前的实质，不少报刊称“法律援助”为“政府买单”的说法，实属信口开河。
从前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我国立法有两个常见现象：1、法律调整范围是政府行为的，即使具备条件了，也不颁布；对民众有利的法律，不具备条件也要颁布。这种立法的作为与不作为，结果都是一样的，即无可依性，也就相当于没有法律的效果。目前法律援助条件是，司法行为主体不支付费用，公职律师制度未实行，法律援助中心也不支付费用（注：本文“费用”不包括律师报酬。本来就是极少的费用，国家与相关机构都不愿意支付，律师报酬就压根不要想）。
结论：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制度尚不具体法律意义，或者说与原立法者的初衷相违。愿《条例》上设立的法律援助早日出现。
“法援案件”成为律师与律师事务所遇到的两难问题
对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而言，对于目前律师执业而言，从经营体制与模式而言，是完完全全的“下海”。因此，律师执业是自己创业、挣钱来要实现养家糊口的基本要求与不断自我提高的社会消费需求。司法行政机关将地方企业赞助款买了设备与轿车，在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形下，却强行摊派推行法援工作，此时律师事务所处于无奈，也只好将一个所内全体执业律师进行排队来承担援助案件的事务，不少律师事务所考虑到在单个案件上律师付出太多，采取给予每个法援案件100-200元补贴了事。
现实生活中，残疾人朋友难免遇到法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卷入法律纠纷的情况。但由于对法律了解太少，很多卷入法律纠纷的残疾人很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助；同时，由于经济状况并不宽裕，这些残疾人往往无力支付律师费。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能为此类人提供帮助。虽然法律援助制度不只是为残疾人设置的，其他满足条件的人也可以申请获得法律援助，但是不可否认，残疾人群体是我国法律援助的重点。因此，很有必要向残疾人朋友介绍与他们相关的法律援助规定。
这一期先向大家介绍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弄清了这个问题之后，残疾人朋友遇到法律纠纷时，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否申请法律援助了。
首先，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这里的规定大都容易理解。如果有疑问，本条第三款还规定“公民可以就本条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
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注意上述带序号的具体事项外，请不要忽视该条款规定的“首要”条件：“经济困难”。也就是说，上述所有事项都需要加上“经济困难”才能申请法律援助。关于“经济困难”的标准，《法律援助条例》没有规定全国“一刀切”的标准，而是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实践中，各省大多通过地方性法规对此作了规定。比如，北京市人大在其制定的《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条件，按照国家和本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执行”。但是，各省对经济困难标准的规定仍然可能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残疾人朋友不妨就“经济困难的标准”直接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咨询，该机构通常会有现成的信息。
关键词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困境
虽然我国法律援助概念于1994年才出现，且在2003年才出善的《法律援助条例》，但在我国当下农民工维权领域，法律援助早已成为这其中使用最为频繁的农民工维权手段。自《法律援助条例》出台至今已经有15个年头，这15年间《法律援助条例》在农民工维权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运行中的很多问题也由此不断暴露出来，立法层次不高、保障措施不到位、法律援助范围狭小、便利性不足等问题都属于这其中的代表，而这些问题也都直接影响着农民工法律援助的进一步发展，而为了设法破解这一农民工法律援助面临的发展难题，正是本文就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制度困境及解决路径展开具体研究的原因所在。
一、农民工法律援助概述
（一）农民工法律援助概念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特殊称谓，在我国城市化发展中，实现了农村劳动人口向城镇转移，这也与我国传统户籍管理之间产生了矛盾，农民工便是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群体。由于在农民工群体中，个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根据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工主要以初中文化为主，再加上收入偏低，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在加上流动性较大，使农民工自身合法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近年来，农民工拖欠工资现象屡见不鲜，作为建筑行业主体，农民工合法权益必须获得保证，才能保证建筑行业不断向前发展。为此，法律部门对农民工实施法律援助，帮助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法律援助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对其定义有所不同，但是所表达的内容几乎一致，即国家对所有公民共同实施的一种法律权益保障。对于农民工法律援助来说，能涉及到刑事、行政以及民事等方面责任，在刑事方面，主要是对农民工的刑事辩护提供法律援助；在行政上，对农民工因为就业或者工伤等行政诉讼中提供法律援助。在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中，最常见的是民事案件，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索要工资以及工伤索赔，这两点也最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在法律援助中，对农民工的援助形式有很多，包括咨询、、辩护等，除了法律条文中规定的援助方式之外，在实际援助中还可以进行法律文书工作以及非诉讼调节等。可以说我国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措施并不死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适当变动，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二）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成因
1.农民工数量不断在增加随着我国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一观念在农民生活中也是有所体现。几年来，我国农民群众不再单单依靠种植土地来维持生活，为了让生活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年利用闲暇时光来到城市中打拼，加入了农民工行列。根据我国统计局数据统计，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数已经达到了2.69亿人，在这其中，外出农民工占据60%。2013年之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成绩越来越明显，有效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从而导致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使农民工数量逐渐增多。2.农民工合法权益侵害现象过于普遍对于这种农民工权益侵害现象的普及，主要受没有签署正规劳动合同、农民工工资的不按时发放的影响。其中，对于没有签署正规劳动合同来说，劳动合同是确定劳动关系最重要依据，也是侵害发生之后保证双方权益的重要依据。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建筑企业将农民工当做临时工作者，为了节省开支，增加企业利润，并为与农民工签署劳动合同，导致农民工在工作过程中生命财产安全始终得不到有效保障。有些建筑企业虽然与农民工签署了劳动合同，但合同内容并不规范，存在很多漏洞，对农民工一方利益保障极为不利；而对于农民工工资的不按时发放来说，劳动报酬发放是每个企业对员工最初的承诺，也是企业应尽义务，对于农民工来说，劳动报酬是他们存在价值的根本体现，也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之一。但在实际情况中，企业并未按照相关要求给农民工支付报酬，使得农民工出现巨大生活困难和生活压力，并且经常出现拖欠工资以及克扣工资现象。
（三）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
1.是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对于我国农民工来说，是在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立军，如果国家能够了解他们在主观上是否与城市相融合，并对他们在城市中生活情况进行分析，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我国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由于农民工整体文化程度较低，主要从事体力工作，而且在公众决策过程中没有话语权，因此，这也导致了农民工利益容易受到社会忽视。因此，通过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来维护农民工自身权益不受侵害具有重要社会意义，能够保证我国社会统一、和谐向前发展，降低贫富差距，实现人人平等。2.是实现司法平等和公平社会的重要手段农民工在我国人口总数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且在社会发展中一直处于底层位置。因为法律援助的实施建立，不仅让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了保障，还提升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也能够体现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准则，也保障了农民工不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影响。另外，在农民工诉讼过程中，可以通过减免相关诉讼费用进行程序诉讼，获得每位公民都应该有的法律保障和服务，确保法律对诉讼判决保持公正。3.是公平社会的重要表现之一站在公平角度来说，建立和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有利于农民工与建筑企业在诉讼过程中达到平衡，避避免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另外，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改变社会不正之风，加强人权保护，同时为公平和公正创造条件，也有利于很多社会功能的实现，实现社会资源合理分配。利用法律援助，可以将我国社会中阶级对立问题有效解决，将以往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编程一种法律问题，通过相关法律规定，实现了社会的稳定，降低因为激烈抗争所引起的不稳定因素。其次，通过法律援助，国家实现了在司法上保持公平公正，保障了农民工权益不受到任何侵害，也让以往司法权益缺陷得到有效弥补。
二、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所面临的困境
在笔者的实际调查中发现，自农民工法律援助开展以来，无数的农民工在法律援助的支持下得以维护自身权利，但很多时候农民工更愿意采用上访、堵路、堵门等非理性方式解决自身问题，而这些便与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为此笔者结合自身实际调查将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概括为立法层次不高、保障措施不到位、政府各部门缺乏配合、援助范围狭小等四个方面。
（一）立法层次不高
1.《法律援助条例》不完善对于立法层次不高这一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来说，《法律援助条例》不完善是这一困境的具体表现之一。在笔者的研究中发现，《法律援助条例》存在着效力等级不够高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法律援助条例》本身并不是一部法律，仅仅是一部行政法规，这就使得《法律援助条例》在行政法规的限制下仅能规范行政机关的法律援助职责，而农民工维权中法院、检察院等重要环节往往难以真正发挥《法律援助条例》的效用，这自然使得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难以实现高质量展开。此外，《法律援助条例》本身还存在着条款过于原则、限制较多、缺乏简易程序规定等不足，这些会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展开带来负面影响。2.《法律援助条例》与其他法律法规存在冲突除了《法律援助条例》不完善外，《法律援助条例》与其他法律法规存在冲突也是立法层次不高困境的具体表现之一，这种冲突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法律规范分散于各类行政法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之中，不同时期出台的农民工法律援助相关条例自然很容易因此出现彼此之间的冲突问题，2006年颁布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的规定的“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法律援助条例》中“所有的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该提交经济困难证明”便属于这一冲突的最直观体现。此外，我国现行《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等为农民工提供农民工法律援助过于复杂，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冲突的严重性。3.专门立法的欠缺对于立法层次不高这一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来说，专门立法的欠缺同样属于这一困境的具体表现，这里的专门立法欠缺指的是我国缺乏一部专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在笔者的实际调查中发现，我国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将农民工视作社会发展的过度现象，这种忽视农民工阶层存在的认知就使得很多时候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在实际使用中存在力不从心的问题。
（二）保障措施不到位
1.经费保障问题除了立法层次不高外，保障措施不到位同样属于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所面临的困境，而这其中的经费保障问题则属于该困境的具体表现。在笔者的实际调查中发现，我国当下大多数地区的法律援助经费往往没有单独列出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经费，很多地区甚至存在着不敢进行农民工法律援助宣传的情况，这都是经费保障问题的具体表现。此外，一些地区在经费保障过于欠缺的情况下往往会降低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律师的补贴标准，这就使得很多律师因此入不敷出，由此可见经费保障问题的严重性。2.机构设置问题对于保障措施不到位这一困境来说，结构设置问题也属于其具体组成，这里的机构设置问题指的是我国当下法律援助机构存在的不完善，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不明确、分布不科学、职能不清晰等都属于这一机构设置问题范畴。具体来说，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不明确主要表现为不同地区往往按照行政单位、事业单位等不同单位类型进行法律援助机构管理；而法律援助机构分布不科学则是由于按地域设置法律援助机构的做法不能够满足我国农民工权益维护的需要；而法律援助机构职能不清晰则是由于我国很多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同时承担监督者与实施者的任务，这自然使得农民工法律援助难以高质量进行。3.人员保障问题除了上述几方面外，人员保障问题也需要引起我们重视，这一保障措施不到位困境的组成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我国当下法律援助机构普遍存在人才缺乏问题所致。相较于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数量的不断提升，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人员培养与引进却较为缓慢，而由于现存的法律援助机构专职人员在整体素质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这就进一步阻碍了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较好展开。
（三）政府各部门缺乏配合
对于政府各部门缺乏配合这一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来说，这一困境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我国当下政府部门普遍缺乏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重视所致。在具体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开展中，很多时候法律援助机构只有在公安、检察院、法院、劳动保障、建设、卫生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下，才能够保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妥善维护，但在笔者的实际调查中发现，我国当下很多政府职能部门认为光凭法律援助部门便能够妥善完成农民工法律援助，这种错误认知自然会导致政府各部门在农民工法律援助中缺乏配合，由此可见这一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所面临困境的严重性。
（四）援助范围狭小
除了上述几方面外，援助范围狭小同样属于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所面临的困境之一，而这一困境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法律援助条例》缺乏对“经济困难标准”的具体规定，这就使得很多时候大型城市往往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作为经济困难标准，农民工由此就被标准卡在法律援助之外，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也就无从谈起。此外，由于《法律援助条例》在制定之初便考虑到防止个人滥用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资源，这就使得《法律援助条例》中的规定并不能满足日趋多样化的农民工维权需求，每一个人的法律平等保障也因此无从谈起。
三、近年来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完善的探索
虽然我国当下农民工法律援助在制度方面仍旧存在着诸多困境，但在笔者的实际调查中发现，近年来我国很多地区在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改革领域展开了不少的探索，而这些探索所取得的成果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多渠道筹集农民工法律援助经费
对于近年来我国多地在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改革领域展开的探索来说，多渠道筹集农民工法律援助经费这一成果不得不提。在笔者对我国多地开展的调查中发现，我国当下很多地区由政府出资建立了法律援助基金会，而这类法律援助基金会主要负责的便是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群体性农民工权益侵害案件的法律援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经费短缺导致的农民工法律援助难以较好展开的问题。
（二）全方位强化农民工法律援助协同合作
除了多渠道筹集农民工法律援助经费外，全方位强化农民工法律援助协同合作同样属于近年来我国多地在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改革探索中取得的成果。在笔者的实际调查中发现，为了保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较好展开，我国很多地区颁布了专门针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意见，这类意见通过规定人民法院以及劳动保障、国土资源、城乡建设、卫生、工商、档案管理等部门大力支持和配合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对接提供了有力支持，很多地区因此在跨地区、跨省市的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取得了较为喜人的成果。
（三）切实提高农民工法律援助成效
在近年来我国多地开展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改革探索中，农民工法律援助成效的提高也属于这一成果的具体组成，而这一成果的获得主要是由于我国很多地区建立并落实了法律援助点援制度，这一制度实现了专门的农民工维权接待窗口、法律援助小组的设立，农民工由此就能够得到更为专业、热心的法律援助服务，我国很多地区的重大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解决都少不了这一法律援助点援制度的支持。除了法律援助点援制度外，我国当下很多地区也通过制度的颁布为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提供了一定优待，深圳市出台的《法律援助八项便民措施》便是这其中的代表，在这一《法律援助八项便民措施》第一条“农民工的法律援助”中，该条款明确规定了农民工因工伤赔偿及欠薪纠纷申请法律援助，无需提供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农民工因与用人单位发生群体性劳动争议而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开辟“绿色通道”，即先行受理申请和指派援助律师，然后指导其补交法律援助申请材料和案件材料，而这就为农民工法律援助成效的提高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支持。
（四）探索创新农民工法律援助宣传方法
除了上述几方面外，创新农民工法律援助宣传方法同样属于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改革探索取得的成果之一。在笔者的实际调查中发现，我国当下很多地区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宣传存在着宣传主体多元化、宣传形式多样化、宣传内容通俗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出现就标志着农民工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与深度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由此了解、认同法律援助，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展开自然将得到更好支持。
四、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困境的解决路径
结合上文内容我们能够较为直观且深入的了解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现状，而为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制度困境，笔者将在下文中结合相关文献资料与近年来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改革探索取得的成果，就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法律法规、强化农民工法律援助保障措施、健全农民工法律援助协作配合机制、落实农民工法律援助便民措施等四方面路径展开具体论述。
（一）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法律法规
1.修改完善《法律援助条例》想要保证我国当下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困境实现根本性解决，《法律援助条例》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就需要首先予以得到修改，由此实现的《法律援助条例》进一步完善，就将保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更好发挥自身效用。想要实现《法律援助条例》的修改完善，我们就必须从实现用工制度的规范、落实同工同酬、缩减诉讼环节三方面入手。对于实现用工制度的规范来说，这主要是针对我国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而提出的，而由此实现的违法用工惩罚力度加大，就能够保证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提升，农民工法律援助也将实现更好展开；而对于落实同工同酬来说，这一建议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杜绝户籍、身份对法律援助开展带来的影响，跨地区的农民工法律援助也将由此真正成为现实；而对于缩减诉讼环节来说，这一环节的缩减需要通过修改《法律援助条例》实现，即在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中采用仲裁、诉讼选择制度，这样最终执行到位的时间就将得以较好赢得。2.出台《法律援助法》除了修改完善《法律援助条例》外，想要实现农民工法律援助法律法规的完善，我国还必须尽快出台《法律援助法》。《法律援助条例》的出台已经有15个年头，而随着我国法律援助实践经验、理论研究的丰富成果取得，我国《法律援助法》的出台时机已经成熟，而如果《法律援助法》能够真正得以出台，《法律援助条例》中存在的诸多不足之处就将在《法律援助法》的支持下得以解决，农民工法律援助相关条例彼此之间的冲突问题也将由此实现根除。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保证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开展更具针对性，在我国《法律援助法》出台后，各地区还应结合自身实际依据《法律援助法》制定更加具体、详细的地方性农民工法律援助法规，这样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就将实现进一步规范，我国也将由此形成完善、科学的农民工法律援助体系。
（二）强化农民工法律援助保障措施
1.机构设置保障想要顺利实现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困境的解决，农民工法律援助保障措施的强化自然必不可少，而这其中的机构设置保障就必须得到我们重视。所谓机构设置保障，就是通过支持力度的加强保证我国各地区法律援助机构都能够较好承担咨询、接待和案件承办等职责，农民工不管身处何处都将由此得到最为便利的法律援助服务，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整体水平自然将实现长足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想要保证机构设置保障顺利实现，我国政府还必须实现法律援助管理机构与法律援助实施机构的职能分离，并结合地区总人口进行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的配备，这样才能够为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困境的解决提供更有力支持。2.经费投入保障结合上文内容我们较为直观了解了我国当下农民工法律援助存在的经费缺乏问题，而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实现经费投入的保障，结合我国国情实际，笔者认为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捐助为辅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最为实际，我国当下很多地区建设的法律援助基金会，便是这一经费投入保障可以采取的策略。此外，为了保证经费的投入能够真正实现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更好展开，适当提高律师办案补贴标准也需要得以落实，这样才能够保证律师拥有较高的办案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必要时地方政府还可以设法争取外国资金的支持，通过国际间的合作，农民工法律援助就将获得更为有力的支持。3.队伍建设保障除了上述几方面外，队伍建设保障同样需要引起我们重视，而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队伍建设、建设发展公职律师队伍都属于这一队伍建设保障实现中需要具体应用的措施。其中，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队伍建设需要通过社会中的优秀人才引进与大力开展相关培训实现，法律援助部门同时也需要落实责任制度与激励制度，这样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质量才能够由此得以较好提升；而对于建设发展公职律师队伍来说，这一队伍的建设指的是通过聘用关系建立一支专门服务于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律师队伍，这样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针对性与专业性就将的实现较好提升。
（三）健全农民工法律援助协作配合机制
1.健全农民工法律援助各部门的协作机制想要根除我国当下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困境，健全农民工法律援助各部门的协作机制必须得到我们的重视，结合上文内容我们能够较为深入了解到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具备的多部门配合性，为此笔者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实现彼此协作的增强，由此实现的法院放宽对农民工硬性要求、仲裁机构减轻农民工负担、公安部门加大对恶意欠薪逃逸企业主追查力度，就将保证法律援助更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2.健全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异地协作机制考虑到农民工的外来特性，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异地调查取证、送达材料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为了实现不同地区法律援助机构的高质量协作，我国政府就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机制，这样我国当下农民工法律援助异地协作的乱象就将实现根除，农民工也将由此获得更为周到的法律援助。
（四）落实农民工法律援助便民措施
1.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宣传想要保证法律援助更好服务于农民工，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宣传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受自身学历影响，我国大部分农民工存在着法律知识缺乏、法治意识淡薄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正是农民工合法权益频频遭受侵害的原因。为此笔者建议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这一教育必须与农民工的日常工作、生活紧密结合，并采用农民工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样法律援助才能够更好服务于农民工。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宣传应主要围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等与农民工切实相关的法律法规展开。2.放宽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门槛由于我国当下施行的《法律援助法》应用中存在一定门槛，这就使得很多时候农民工被隔绝在法律援助的门槛之外，为此我国政府就必须放宽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门槛，这样才能够保证农民工这一社会弱势群体更好接受法律援助的服务。此外，农民工相关的案件最好能够实现免予经济困难审查，这样就能够保证更多农民工得到法律援助，农民工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制度困境也将由此实现顺利解决。
五、结论
保护弱势群体公民权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条例》都是一部善法，体现了中央立法机关保护弱势群体公民权的善良意愿和良好努力。
1.明确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
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三条的规定，它第一次明确表明，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一用词的分量要大于一般性的立法用语“义务”，表明政府关注弱势群体的决心，并且明确了财政上的支持方式和实现手段。
2.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广泛
根据第十、十一条的规定，公民对六类民事、行政事项以及三类刑事诉讼需要和辩护的，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或者雇请辩护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十二条还规定了三种情形下，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配合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条例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以对上述六项民事行政事项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并且规定了申请法律援助的管辖条款，明确规定了申请和实施法律援助的法定程序。
3.经济困难标准的认定不作“一刀切”
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这一规定表明了立法者已经充分考虑到全国各地的经济差异，不制定所谓的全国统一标准，因此针对各地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实施法律援助确实是任何一个大国的现实情况决定的。不过，这一条在现实实施过程中能否被真正贯彻还需要实践检验――在一个地方政府不必对当地人负责的现有格局下，其操作难度可能会困扰人们一段时间。
对律师业和保障公民权
可能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本条例关于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规范在现行的民事司法制度、行政司法制度、刑事司法制度下，极有可能对律师职业和公民权保障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下面谨举一隅证之：
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律师不得无故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否则司法行政部门可给予处分或者处罚。
从孤立的角度看，这是完全合法合理合情的，但是，由于现有的相关法律制度环境并没有达到新的善法实施所需要的标准，那么作为善法的这部条例也可能会因为制约因素重重而不得施展。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警察、检察官、律师各自的权力、权利都极不平等，律师根本没有任何可能与检察官和警察形成相互制衡的办案权利，以真正保护自己的当事人不受公权力侵害。《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介入刑事侦查阶段，但不能介入刑事侦查活动，即警方从犯罪嫌疑人那里单方获取的证据是合法的，如果律师质疑侦查活动存在刑讯逼供现象，同时因此而替或者建议自己的当事人翻供，《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就会直接危及该律师本身的安危。
在如此现状下，律师刑事辩护工作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律师对刑事案件如畏蛇蝎，不敢接受雇请，有些事务所为了减少麻烦，甚至明确建议本所律师不要接刑事案件。
在没有《法律援助条例》的情况下，律师们可以逃避刑事案件，但现在他们逃无可逃。假如他选择消极怠工，接下案件但不好好办，只把那些表面的程序走完――这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麻烦，但对当事人毫无益处，甚至只有坏处，徒增司法不公的欺骗性，浪费纳税人的钱。
善法需要善治环境
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自行实施，一部良法、善法必须有一个善治的环境配合才能达到其原本设定的目的。如果善法处于一个并非善治的环境中，那么善法原有的目的难以达到不说，还可能会导致对公民权或者其他权利在现有制度下不该增加的侵害。
(一)现实需要
基于政府的鼓励和热心人士的积极参与，我国目前有众多诸如敬老院、优抚医院、精神病院、SOS儿童村、社会救助站、特殊教育机构之类的社会公益法人从事非营利性的社会福利服务或公益事业。该类机构由于其自身性质的限制，在社会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很容易出现经济危机，因此在面临纠纷或侵害时往往会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自己在法律服务市场购买法律服务，而且其困难程度通常高于或不低于自然人在这方面的困难程度，因此就急需法律援助。此时，如果法律援助机构不给予他们法律援助的话，对于这些需要法律援助的公益法人而言，其合法利益就必然会受到损害。反之，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给予他们法律援助的话，他们就可以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且对公益法人的法律援助还有助于稳定经济秩序，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的稳定。
(二)存在先例
1．立法先例
在《条例》没有实施之前，我国部分省市就曾有过对公益法人或者部分公益法人提供法律援助的立法先例，如1999年实施的《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就规定:社会福利组织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并且《广东省援助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还进一步明确:《条例》第十一条所称“社会福利组织”是指:(一)民政部门直属管理的非营利性质的福利组织;(二)依法成立，从事非营利公益事业的慈善机构。又如2002年实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第三款也规定:法律援助机构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为公益福利组织、公益事宜举办者提供法律援助。
2．司法先例
从司法实践来看，法人作为司法救助的对象，是有先例可循得。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为及时处理海南房地产泡沫做出的《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减收积压房地产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的请示〉的函》就规定，在2000年12月31日之前，可以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按50%减收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而这类案件的司法救助对象大都为各商业银行等法人，如此连不是公益法人的法人都可以获得司法救助，又有何理由将更需救助的公益法人拒之于法律援助之外呢?
二、完善之建议
随着社会发展，有的国家和地区已开始把非自然人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团队纳入了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如奥地利，加拿大、我国澳门地区都规定了法人或者某些特定的组织可以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对此，我国立法机关应当与时俱进，在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予以适当借鉴。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
(一)对《条例》第二条之规定作部分补充，以列举的方式将公益法人纳入法律援助的对象，规定敬老院、优抚医院、精神病院、SOS儿童村、社会救助站、特殊教育机构等社会公益法人可以依照条例获得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
为扎实推进我区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开展，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的目标任务，区局对上半年全区的法律援助工作情况进行了收集汇总，现将实施情况通报如下：
一、项目实施进度
上半年，全区共受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件，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结案件，结案率，接待法律咨询人次，完成。
二、主要成绩和做法
⒈完善实施措施，工作推进扎实有效。
以“群众利益无小事、原创：为民办事解忧愁”作为今年我们法律援助工作的宗旨，全局上下始终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和亮点工作放在了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筹划，认真组织，推进实施。一是制定方案，明确责任。年初，区局对××××年落实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工作进行了总结、表彰，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圆满完成××××年度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任务进行分析研究和重点部署，下发了××××年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的实施方案，将法律援助任务进行了分解，明确了责任人，建立了考核奖惩机制。局还招聘专门人员负责法律援助的咨询接待工作，建立了局领导法律援助咨询接待日制度，推行五项承诺和六项便民服务措施，从制度、人员、经费等方面重点保障。二是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修订和调整了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法律援助工作的义务工作量及办案补贴、奖励标准；各镇、街道也积极落实《条例》的规定，明确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补贴，充分调动了法律服务人员的积极性。
⒉积极实施《条例》，完善法律援助保障机制。
今年以来，基层各工作站以《条例》为依据，向本级党委、政府积极宣传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同时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创建“平安”和“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引起了党委政府的重视，提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地位。各工作站积极向本级财政申请专项经费，得到了财政的支持，增加了法律援助经费的预算，滨湖镇、胡埭镇等单位均落实了经费，为落实政府实事工程打下了基础。根据省厅、市局的要求，区中心积极创建规范化法律援助机构，落实了专门人员，增加了法律援助办公区域，设立了援助中心办公室、接待室、资料室等办公场所，增添了办公设施，电脑、传真、复印机、打印机一应俱全，制作了法律援助工作公示栏等等，从硬件和规范上保障实事项目的完成。五月份，区局还与区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团区委联合成立了区法律援助中心青少年工作站，进一步加大了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力度。
⒊积极开展质量建设活动，不断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各工作站结合自身特点，加强了人员配备，并完善了公示制度、首问负责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援助登记制度、办案流程监督制度、服务标准制度等。各工作站都能做到热情接待申请援助当事人，当事人一次告知，二次受理，按规范及时受理、指派案件，最大限度地方便申援当事人。在办理案件时严格贯彻了“以民事案件为主、以法律工作者为主”的原则，诉讼率达，民事案件比例达，达到了上级的有关要求。全区各基层工作站对法律援助的工作流程都进行了公示，使申援人在申请和咨询时，能非常直观地了解自己是否符合条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等情况，同时也便于当事人实施监督。
⒋积极宣传，扩大影响。
为广泛宣传《条例》，方便联系和申请，区局制作印刷了万张法律援助家庭联系卡发放到全区所有家庭。区中心组织咨询宣传次，与新闻媒体共同制作了法律援助典型案例点评节目；全区各级积极征订《法律援助条例》宣传挂图，并张贴宣传。各工作站还积极采取措施，利用工作例会、农村集市、宣传板报、新闻媒体等形式，继续宣传《条例》，扩大了群众的知晓率。
⒌紧密协作，积极奉献。
各乡镇、街道援助工作站与各法律服务机构密切配合，加强协作，积极深化法律援助结对活动，做到了咨询宣传统一行动，受理指派不脱节，办理案件不推诿，援助服务不收费。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奉献社会、履行义务观念普遍增强，办案的主动性明显提高，一些承办人员还自掏腰包垫付案件交通费和有关调查费用。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今年已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件，原创：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件，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承办有关案件中克服语言不通的困难，为当事人提供辩护，既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又教育当事人认罪伏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存在问题
⒈各工作站在完成目标任务上参差不齐，少数工作站宣传推进力度不够，进展较慢。
⒉少数单位没有按《条例》规定落实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工作开展难度较大。
⒊少数案卷内容不齐全（缺少词、庭审笔录、申请人身份证明或内容过于简单），没有按要求进行归档；来人来电咨询登记不够及时和完善。
⒋个别单位报表不及时，数据不准确。
四、下半年工作的有关要求
⒈各工作站要抓紧时间，积极受理办理案件，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⒉要高度重视案件质量，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援助案件的指导和跟踪监督，完善和严格执行援助工作制度，规范咨询接待，规范操作程序，规范结案归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