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6 12: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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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婚姻法 无权处分 共有房屋
“家”是生命之根，“家情怀”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而 “房屋”是“家”的承载者，是我国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生活场所，因此“房屋”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婚姻法解释三》将夫妻共有房屋简单地适用于物权规则未免显得不近人情，婚姻法作为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特别法有需要，也有必要对婚姻家庭事务做出特殊保护。
一、关于共有房屋范围的理解
首先，确定共有房屋的范围是理解《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一条的基础。我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采取登记生效主义，也就是说，仅在法定的登记机关登记、备案才能够享有不动产物权。另，《房屋登记办法》也规定了“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申请登记”，明确了“记载于登记簿”的物权效力。因此共有房屋的登记需共有人共同申请登记，若共有人一方擅自登记，则违反了法规的要求。而在中国，由于人民法治意识形态以及传统观念的继承，夫妻共有房屋，不动产登记簿却仅记载一方之名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果强行将这些夫妻双方赖以生活并且共同所有的房屋仅依据物权规则认定为登记一方所有显然不合理，也有违善良风俗原则。
王利明教授提到：“夫妻关系属于对房屋享有共有权的共有关系，且自夫妻关系建立时起，夫妻双方于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房屋所有权形态，在没有特殊约定的前提下，均属共同共有。”同时，在实务界中，也有判例认为婚姻法中夫妻共同共有权对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是一种补充。所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房屋不论登记于夫妻一方或双方名下，均可依婚姻法及司法解释认定夫妻共有房屋的范围。
二、夫妻单方处分共有房屋行为的性质
从《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一条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买受人只要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条件即可主张善意取得。既然夫妻共有房屋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那么不难看出最高院将夫妻单方处分共有房屋这一行为定性为无权处分。若如《婚姻法解释三》中所说，夫妻共有房屋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即会导致夫妻双方共有的房屋被无权处分，作为家的重要载体则会消失泯灭，甚至破坏家庭结构、冲击社会的稳定性。而夫妻单方处分共有房屋行为性质的认定直接影响到该行为是否能适用无权处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学界对此众说纷纭，但不外乎分为有权处分说与无权处分说两派观点。事实上，两种学说的分歧实际上是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理解的不同，更为详细地说，是对其中“处分”含义理解的分差。
（一）有权处分
有权处分说的核心观点是：从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将所有权变动作为合同的直接效力及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关于买卖合同的定义可以认为我国立法者并没有采用德国民法关于物权行为理论，而是将处分行为纳入债权行为之中，视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为买卖合同直接发生的效果。既然买卖合同要求所有权转移，所以必然要求出卖人对出卖之物有处分权。梁慧星教授认为：“未得他共有人同意而出卖共有物，出卖人为共有人之一，不属于无权处分，不适用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买卖合同应当有效。只是因为存在权利瑕疵，当他共有人向买受人主张权利时，出卖人应当依据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对买受人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无权处分的一方学者试图套用德国民法的物权行为理论将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的“处分”一分为二，得出“有权行使债权行为，但不必然有处分权”并不具有合理性。
（二）无权处分
对于无权处分论，《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所涉“处分”仅指处分行为，而处分行为是相对于负担行为而言的，是直接让与标的物的法律行为。在出卖他人之物并依让与合意移转所有权的行为中，仅处分行为效力未定，买卖合同属于负担行为有效。对于效力未定之处分行为，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取得权利的，该处分行为自始有效。即使不区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 处分权也不应该作为买卖等合同的有效要件 ，作为物权变动的要件也就够了。所以夫妻单方处理应该被视为是无权处分。这种观点与德国、台湾地区学者对其民法典中无权处分制度的解释相同。《民法通则适用意见》第89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同时，我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不得转让。”认为夫妻单方处分共有房屋属于合同法五十一条所规定的无权处分。
三、P于夫妻共有房屋的优先保护问题的争议
《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一条规定将夫妻共有房屋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体现了民法旨在做到物尽其用而提高整个社会财富以及保护交易的安全的终极目标。但是该规定未区分夫妻一方擅自处分的共有房屋是否为婚姻家庭住房，对于夫妻一方擅自处置婚姻住房也一律适用《物权法》的规则，忽视了对婚姻家庭住房权的保障，如果该处房屋为唯一的婚姻家庭住房，则无疑会破坏家庭的稳定，有违法律维护社会稳定、定纷止争的终极目的。而作为调解婚姻家庭关系特别法，《婚姻法》理应对此进行特殊保护。
早在2010年的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上，就有学者意识到对“婚姻住房”应有“特殊”制度的保障，对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婚姻住房”不应当适用《物权法》的善意取得制度，而应适用特别法，即《婚姻法》中关于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规定。《宪法》上的依据即婚姻家庭住房是人类维持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就是保障基本人权。不过，《物权法》对适用善意取得规定了一些救济原权利人之措施，但这些措施对夫妻共有房屋而言，存在适用上的困难。虽然物权法第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异议登记以及更正登记。但若是进行更正登记或异议登记，无疑会激化已经存在裂痕的夫妻双方的矛盾，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此外，依据物权法之规定，除登记机构的错误外，因善意取得造成的损害，应由擅自处分房屋的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然而，由于家庭财产的共同共有，另一方很难获得赔偿，因为无论对夫妻任何一方进行索偿，其最终后果都会及于这个家庭本身。
对于夫妻共有房屋即使是婚姻家庭住房也应当适用善意取得，站在买受人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首先，对夫妻共有房屋，若采取善意取得制度，则可以避免有夫妻恶意串通或因房产后来涨价等一方反悔而造成买受人处于不利地位；再者，前文所述保障婚姻住房即保障基本人权，若第三人购买此套住房也是作为婚姻住房使用，就会出现两对人权竞合的情况，若此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既维符合我国宪法对人权的保护，又保护了交易的安全与效率；最后，从宏观的法律体系上来说，婚姻法作为民法的分支，与物权规则保持一致，有利于体系的完整化，减少各个法律之间的冲突。
四、结语
笔者认为《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一条将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视为无权处分有其合理之处。从《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将及《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可以看出我国立法者将处分行为与债权行为一体化，视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为买卖合同直接发生的效果。但物权若需发生变动，则要求当事人必须具有处分权，所以夫妻单方处理共有房屋应视为有权处分。其次，《婚姻法解释三》对于夫妻一方擅自处置婚姻住房也一律适用物权法规则也是不合理的。该规定没有区分夫妻一方擅自处分的共有房屋是否为婚姻家庭住房，若夫妻共有房屋为婚姻家庭住房则涉及对基本人权的保障问题，而基本人权作为第一位的权利应当得到优先保护。若非婚姻家庭住房则可以适用善意取得规则，以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王利明.物权法教程[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葛云松.论无权处分[A].民商法论丛第21卷[C].法律出版社，2001.
一、总则编：第一编“总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统领民法典各分编。第一编共10章、204条。
二、物权编。物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重要财产权。物权法律制度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是最重要的民事基本制度之一。第二编共5个分编、20章、258条。
三、合同编。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第三编共3个分编、29章、526条。
四、人格权编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对其特定的人格利益享有的权利，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最基本的权利。第四编共6章、51条。
五、婚姻家庭编。婚姻家庭制度是规范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第五编共5章、79条。
六、继承编。继承制度是关于自然人死亡后财富传承的基本制度。第六编共4章、45条。
论文摘要：新《婚姻法)规定的离婚制度和夫妻财产制度弥补了原婚姻法中的不足，更好地适应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与原婚姻法相比，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我国原《婚姻法》对于稳定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和发展家庭关系建设、促进社会发展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婚姻家庭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旧婚姻法的缺陷日益显露，已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新婚姻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出，它的出台较好地弥补了1日婚姻法中的不足之处，作出了一些符合杜会要求的新规定，可以说新婚姻法是一部更为科学、更为系统的法规，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本文主要就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离婚制度及夫妻财产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论述，提出拙议，以求教于大家。
一、夫l的离婚制度
传统上我国的婚姻一直处于超稳定状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离婚率呈上升趋势，对于婚姻的聚合与解体已经很难茼单地评判好或不好。因此，新《婚姻法》对离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面向2l世纪的婚姻家庭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首先就离婚的法定条件进行论述。
(一)修改前的离婚法定条件
1980年实施的婚姻法对离婚作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进行调解；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应予离婚也就是说，法院在对要求离婚的当事^进行判决时，是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准于离婚的唯一标准。这一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因为它一方面沿用了I950年制订婚姻法中的“自由离婚”原则；另一方面又确立了“破裂主义”原则。同时，在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方面，也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这已为十几年来的实践所证明。
但是，髓着时间的推进和社会条件的改变，尤其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薪体制转轨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这一规定的不完善之处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从婚姻的法律特征看，单以“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不能体现婚姻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2)从立法形式上看，它是采取概括式规定，不利于法律的适用和遵守。(3)在内容上单以“感情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唯一标准，具有超前性．不能真实反映我国当前的婚蛔状况。
(二)修改后我国的离婚形式和离婚法定条件
为了适应当今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发展，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新《婚姻法》本着保障离婚自由，但又反对轻率离婚的指导思想，总结了20年来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离婚制度从立法上加以确认和补充。
1．关于协议离婚制度
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第24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于离婚。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的应即发给离婚证”但由于此条规定中的……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须到”二字力度不够；另则“适当处理的古义摸糊不清，不利于实践中正确适用法律，也不利于督促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履行监督职责因此，为维护协议离婚的严肃性，保护当事^的合法权益修改后的《婚姻法》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针对以上两点作如下规定：(I)进一步规定协议离婚的实质要件。重申双方当事人同意离婚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自愿；双方就离婚后对子女的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要达成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双方就离婚后有关共同财产的分割，共屙债务的清偿，一方是否需要另一方予以经济帮助等事项要达成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2)强调了协议离婚的形式要件。修改后的《婚姻法》将原规定中的…-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改为“……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其中强调必须”二字，有其一定古义：申请离婚登记，不适用有关的规定。申请离婚登记，夫妻双方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都不适用协议离婚。以上有关协议离婚的重申与补充，有利于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便于双方当事人较自觉遵守和履行。
2．关于判决离婚制度
修改前的《婚姻法》第25条第2款规定“^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蛔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从这一规定中不难看出，破裂主义在诉讼离婚的法定条件中只有原则性的概括，没有具体的列举，给执法带来困难和主观随意性，“感情破裂”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和实践中的不足之处也显露出来。对此新《婚姻法》在原基础上作如下补充：(I)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男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于离婚。
笔者认为，修改后的《婚姻法》使离婚条件具体化这不仅在立法技巧上，采取概括性规定
与具体倒示相结合的办法，而且使判决离婚的条款更科学、更规范、更具有操作性。其理由有：(1)采取概括性原则规定与列举离婚理由相结音，是离婚立法的发展趋势，儿国外离婚立法看．有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这一方法，在实际运用中，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2)从婚姻的本质来看，婚姻是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感情的交流只是夫妻精神生括的一部分并不等于也不能代替掏成婚姻本质的另外两方面。婚姻的破裂并不只是感情的消失，只有上述三方面的内容都遭到了破坏，才意哮着婚姻的崩溃和死亡。(3)感情作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属于精神生话的范畴，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将“夫妻感情破裂”与具体理由相结合，我们就不再是用主观标准评价婚姻关系，而是用客观标准来认定它的现状，从而对应否准予离婚作出正确的判断。(4)将概括性原则规定与列举离婚理由结合起来，可减少审判人员判案的随意性，更好地维护公民合法的婚姻权益由此可见耐离婚制度进一步的确认和补充．填补了过去立法中的空白，提高了《婚姻法》的可操作性。
二、夫妻时产制
夫妻财产制是婚姻家庭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修改后的《婚姻法》儿不同的角度对夫妻财产制的构建怍出了很多增补规定。笔者针对修改前后的我国夫妻财产制谈几点看法。
(一)修改前的夫妻财产制
修改前的夫妻财产制是杜会主义计划经蒋背景下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城乡家庭时产关系的实际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我国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局面。198o年颁布的婚姻法，一方面继承了195o年婚姻法中贯穿的男女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原有法律的局限性应当指出，经过20年的社会变迁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原《婚姻法》中所规定的夫妻财产制潜在的不足和不适应性已经逐一显现出来。
(二)修改后我国的夫妻财产制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婚姻法''''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总结历来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夫妻财产制的立法经验，对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作了许多补充规定，笔者在此就修改后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夫妻法定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四十方面进行说明。
1．明确了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
保护婚姻和家庭、保障公民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步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夸天，新《婚姻法''''根据宪法的规定更加明确了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I)修改后的夫妻财产制紧紧地同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联系。修改后的夫妻财产制一方面强调了法律规范的强制性；另一方面，在当代社会经济关系多元化的情况下．采取了尊重当事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意思自诒。(2)坚持男女平等原则与婚姻家庭观念现代化的结合。在婚姻家庭领域中，修改后的夫妻财产制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遵循男女平等原则，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杜会的进步，用现代化的婚姻家庭观念引导人们建立互爱平等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同时．它鼓励婚姻家庭成员从事刨造性的劳动，否定不劳而获的观念。承认家务劳动在夫妻财产价值构成中的贡献，这是与劳动创造财富的时代精神相配套的一十价值观念
2．关于夫妻法定财产制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实现婚姻家庭生活的基本物质需要，修改后夫妻法定财产制即夫妻共有财产制已成为夫妻财产制的主导制度，具体而言：
第一，准确地规定婚后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
婚姻法在修改夫妻法定财产时，已将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除特有财产外)：(1)一方或双方的工资、奖金。(2)一方或双方因继承、受赠、受遗赠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面的财产除外。(3)一方或双方由知识产权获得的财产。(4)一方或双方从事生产、经营的收益。(5)其他应当共同所有的财产。从以上5条规定可看出，修改后的夫妻法定财产制范围与修改前的相比较，缩小了规定范围．相对延长了夫妻婚前个人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时问，尊重了被继承人赠与人对十人所有财产的处分权，从而与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相一致，这是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注重十人权利的社会价值观念。
第二．明确夫妻对共有财产的权利和义务。
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有平等地享有共同管理、利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一规定的确认可禁止夫妻一方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防止因夫妻一方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给另一方造成财产损失。
3．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法律允许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协议的方式．将某项财产或收人，确定归一方所有的或双方分别所有的制度。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仅以“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范方式对约定财产制作了原则规定．尚无可具体操作的条款，所以，实践中真正适用约定财产制的并不多即使有的夫妻对财产进行过约定，但一旦面临财产分割，双方往往因约定的有效性难以璃认而发生纠纷。为改变上述状况，以适应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的不同需求，修改后的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要件作了以下明确规定：(1)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2)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3)投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或夫妻十人财产制。(4)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5)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新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明确规定，有其客观的必要性和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适应我国家庭财产状况日益复杂多样化的趋势．使婚姻当事人在处理财产时有更大的灵活性。
随着改革开放和杜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婚姻家庭领域里的财产状况也有了很大变化。在财产构成上出现了股票、债券、彩票和外币等；而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和私营企业主还拥有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经营用资金，其价值已远远超出通常的夫妻财产；夫妻财产客体上的变化，仅依靠笼统的另有约的除外”，已不足以反映和调整夫妻在财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明确责任，切实保障各方的财产权益，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明确规定显得更重要。
第二，尊重公民处理财产问题的自利，维护夫妻尤其是再婚夫妻和分居两地夫妻各方的财产利益。
对夫妻约定财产作明确规定，可使当事人在结婚后仍能保持经济上的自和相对独立性，有助于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的自强自立尤其是再婚家庭中，夫妻在对前婚所保留的财产以及对各方父母和子女承担经济义务等问题上，容易引起矛盾和纠纷，由此引发夫妻双方和继父母子女问的感情冲突和财产纷争，希在再婚前“约法三章”。对那些长期分居两地的夫妻来说、无形之中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生活消费单位更需要通过明确约定，从而相对独立地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利。
第三，适应现阶段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客观情况，保护和促进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通过耐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明确规定，可避免因夫妻感情危机或财产纠纷而危及个体和私营经济实体的生存和发展。
第四，满足涉外婚姻家庭的特殊需要，维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助于减少与相关国家在迭一领域的法律冲突。
4．美于夫妻个人特有财产
个人财产(即特有财产)是指夫或妻一方单独所有的财产。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婚姻家庭立法对此都有较明确的规定。我国原婚姻珐对夫妻个人财产未作规定，因此．在这次新婚娲法的修改过程中设立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井作以下规定：(1)一方的婚前财产。(2)一方园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其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论文关键词 法条释义 不动产赠与 夫妻约定财产
房价的不断攀升导致法院在判决离婚时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案件中出现了不同的标准,为了解决司法审判中的难题,《解释三》第6条直接对于夫妻间不动产赠按《合同法》中的赠与及《物权法》中的不动产变动的标准进行了规定。对于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法律适用的探讨应当从法条释义出发,完善夫妻约定财产制。
一、夫妻财产约定及不动产赠与撤销的法条释义
《婚姻法》第19条与《解释三》第6条依文义解虽不相冲突,但却忽略了《婚姻法》这一特别法的适用对于家庭婚姻关系的意义及其立法目的。
(一)文义解释
《婚姻法》第19条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首先约定的主体必须是夫妻,其次对于约定的财产既可以是婚前所有的,也可以是婚后取得的,最后关于约定的形式该条文作了列举。依本条规定,适用夫妻间关于财产的约定只能是三种形式,即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各自所有”按文义解释应当是本属于自己的仍归自己,而不能包括本属于自己的全部给予对方。“共同所有”应当理解为共同共有,即“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全部归夫妻双方共同共有”,也即夫妻约定财产制中不包括按份共有。《解释三》第6条则是规定了夫妻间不动产的赠与以登记发生物权效力,尚未发生效力的可依《合同法》予以撤销。
两者之间的规定是否矛盾的关键在于“赠与”的定性,赠与虽是财产主体的变动,但其是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基于各种原因无偿转移给他人。而《婚姻法》第19条是以列举的形式对夫妻间财产所有制进行规定,赠与既不是各自所有,更不是共同所有。史尚宽先生认为“夫妻财产契约,直接发生夫妻财产法的效力。为引起财产契约所定的所有权之变更,不须有法律行为的所有权或权利之移转”,但即使第19条的规定对于夫妻间不动产变动具有物权效力,也只适用于夫妻间对于不动产约定各自所有及共同共有,而不应该包括赠与。因此,夫妻间的赠与应当不属于夫妻财产的约定,也即《解释三》第6条系对《婚姻法》第19条的补充,而非更改。
(二)历史解释
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里立法在三部《婚姻法》中不断演变。1950年《婚姻法》对此并未规定,此时并未有夫妻间财产的约定的思想和经济土壤。1980年《婚姻法》第13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此时位于改革开放初期,妇女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男女平等也有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为了避免原有夫妻财产制度的弊端允许夫妻双方予以约定。直至2001年的《婚姻法》第19条才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了详细的列举,此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已实现男女平等,夫妻间财产的来源及形式也趋于多样化,女性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提高。2011年《解释三》第6条的规定则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攀升及男方在购买不动产后赠与女方所产生的纠纷所涉标的之大所作出的规定。该条规定基本上符合现阶段经济特点,即现在社会上多数夫妻间不动产的赠与是丈夫赠与给妻子的,一旦离婚,给丈夫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大。
(三)目的解释
夫妻约定财产制产生的目的应当是维护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经济地位及顺应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女性在照顾家庭成员及处理家庭事务中仍然较男性付出更多的精力,相对而言,其经济地位仍普遍低于男性,应当继续得到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任意撤销未能充分考虑到身份关系在处理夫妻财产时的地位,背离了婚姻立法的目的。
二、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法律适用
现阶段司法审判实务中关于夫妻间不动产赠与应适用《解释三》第6条应毫无疑义,但该条文产生及适用的原因系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司法案例的增多导致制定司法解释时无暇顾及婚姻家庭法本身的立法价值。
(一)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定性
关于赠与的定性,上文中已经明确不属于《婚姻法》第19条中规定的三种夫妻约定财产制,即不适用《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而关于《合同法》的适用在其第2条第2款中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规定”。在判断法律适用之前,仍需明确夫妻间关于财产分配应当是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财产关系,因此该协议仍然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只是在使用时,需充分考虑婚姻家庭的特征。
虽然夫妻间的不动产赠与系财产变动,但其基础是婚姻关系,即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尚受到身份法律的制约,“身份法律关系中的主体的权利义务,尤其是其中的义务具有强制性,不能为主体的自由意思所改变。”除了法定义务之外,我国传统观念在女性身上强加了更多道德义务,因此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撤销更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在作出赠与时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解释三》第6条的适用
关于现阶段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撤销,依理论分析若没有《解释三》第6条之规定,法院仍可以依照《合同法》第186条及《物权法》第9条的规定作出裁判,但为何在此条规定出台之前,法院在判决此类案件中有较多矛盾和冲突,主要理由应为两方面。
第一,《解释三》第6条与婚姻家庭立法的价值取向相悖。依法条文义解释,既然赠与本身没有包含在《婚姻法》第19条中,那么法院自可依《合同法》及《物权法》作出裁判,也即《解释三》第6条不过是对《合同法》及《物权法》中现有规定的重申,而非新规定的创设。然而法院在之前极少直接适用《合同法》及《物权法》裁判夫妻间不动产的赠与,即使有适用,判决结果也往往产生较大的争议。因为婚姻家庭关系立法中所要平衡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合同意义上的等价有偿,家庭的整体性使得婚姻关系期间的财产变动无法用一般性规定来穷尽。因此,即使《解释三》的第6条现阶段适用于司法审判实践中没有异议,但从法律价值而言是失败的。
第二,最高院对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撤销加以规定的根源系《婚姻法》第19条本身存在缺陷。首先,该条文仅明确了夫妻间约定财产的合法性并规定了夫妻间财产所有制形式,但其未对该约定的成立、生效、变更、撤销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其次,该条文中关于夫妻间财产所有制的形式仅规定了各自所有及共同所有,未涵盖夫妻间财产关系变动的其他形式,如赠与、买卖、抛弃等。最后,若涉及夫妻间关于财产的约定行为的撤销等,则该条文更无进一步规定此项撤销的对外效力如何公示。因此现阶段法院审判适用《解释三》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本身的不完善。
三、《解释三》对于夫妻间不动产赠与撤销的规定的弊端及完善
《解释三》第6条的出台及适用的积极意义仅是为法院在裁判此类案件时提供明确的标准,但其带来的问题远大于其成效。
一方面,该条文的出台使得婚姻立法与一般的民事立法之间的衔接与区别变得模糊。如果仅仅因为婚姻立法中未规定相关制度就要完全依照一般法的规定,那么现行婚姻立法中存在很多问题。仍以夫妻间赠与的撤销为例,此处的撤销是否适用《民法通则》中民事法律行为撤销的规定,如果适用,则夫妻间赠与如何确定虚假或错误的意思表示,因为某种特殊家庭利益的意思表示是否有欺诈嫌疑等等。
另一方面,该条文的出台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未婚姻家庭法律带来更大的漏洞。如现在《解释三》对于夫妻间不动产的赠与作了规定,但今后如果夫妻间动产的赠与也产生纠纷,是否也应按《物权法》规定以交付为准,那么夫妻间的交付又如何界定。立法上仅就现有的一个问题做一个缓兵之计,反而产生更多的法律漏洞,可谓得不偿失。
关键词：忠诚协议;效力;道德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5-0242-02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离婚的人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离婚的理由虽是多种多样,但婚外情的发生,是导致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利益的追求,思想观念的变化,对个性和自我意识增强等等使得社会伦理道德对婚外情的约束作用不尽人意,同时法律对其的保护也是鞭长莫及。这样的现实状况使得人们更加缺乏婚姻的“安全感”。婚姻法在总则第4条中规定“夫妻应该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在分则第46条中引入了“因一方过错违法行为导致离婚的民事责任制度,赋予无过错方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第46条关于民事损害赔偿的规定,给人们以启示,使人们找到了维护自己婚姻的方法。他们在婚前或是婚后签订协议,约定若一方背叛夫妻感情,有不忠行为,将自愿受到惩罚,惩罚的内容多种多样,如对子女抚养权的剥夺、支付高额金钱等等,这样的协议逐渐成为人们婚姻的“保险”。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以这样的协议为由向法院提出诉讼,“忠诚协议”的效力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由于目前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围绕“忠诚协议”在实务界和理论界中都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2 围绕忠诚协议的争议
2.1 司法实务中的判决
由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同样是关于“忠诚协议”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结果。
2.1.1 判决有效
2001年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这样一个案子:原告贾某以丈夫曾某违反夫妻忠诚义务,双方感情已经破裂为由向法院,要求法院判决两人离婚并判令曾某履行双方婚前签订的“忠诚协议”,支付自己30万元。2002年6月底,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判决该协议有效。其理由如下:夫妻忠实义务是婚姻关系最本质的要求。法律未作具体规定,但法律也未禁止当事人自行约定.本案中约定30万元违约金的婚姻忠诚协议,实质上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与精神.双方在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平等地位下自愿签订协议,协议的内容未损害他人利益,因而当然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2.1.2 判决无效
2003年陈某与妻子于某签订了一份“忠诚协议”,2005年5月于某发现丈夫陈某与另一个女子有婚外情,遂提出离婚,同时提出在平分财产后陈某按协议向其支付10万元。法院受理该案后,准予离婚,但以“夫妻忠诚协议”违法为由驳回于某10万元精神损失费的请求。其理由如下:《婚姻法》第4条关于“忠诚义务”是倡导性的规定,法律并没有对于违反忠诚义务的一般行为如婚外情后果进行强制性规定,而且婚姻家庭关系有很强的人身属性,是不能通过私人之间的协议随便调整约定的。本案中,当事人的“忠诚协议”没有法律依据,其当然没有法律效力。
2.2 学者看法
随着“忠诚协议”的使用越来越多,忠诚协议效力的问题在理论界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有效说和无效说。
2.2.1 有效说
有效说承认夫妻间忠诚协议的效力。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1）忠诚义务是法定义务。
新《婚姻法》将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写进法律,使忠诚协议从道德义务上升到了法律义务的层面,既然被写入法律,就具有了法律的表现形式和法律效力。一旦违反,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虽然法律对违反忠诚义务的法律后果未作规定,但是法无明文规定则自由,法律没有对忠诚协议进行禁止,则其效力就应当予以承认。
（2）婚姻关系的本质含有契约性。
婚姻关系是特殊的契约关系。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其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另一方面,法律予以干预,不允许完全的意思自治。但是这些特殊性都不能否认其契约的本质。基于婚姻的契约性,只要双方的协议出于自愿、意思真实,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没有损害其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就应该承认其有效。
（3）忠诚协议适用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
忠诚协议涉及婚姻关系,但婚姻法对其没有规定;忠诚协议也不能用一般的合同行为予以认定。《婚姻法》和《合同法》都是《民法》中的特殊法,忠诚协议可以适用民法总论中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按照《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忠诚协议具有法律效力:首先,当事人具备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其次,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再次,其内容没有违法之处。
2.2.2 无效说
与有效说相反,无效说否认忠诚协议的效力,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1）婚姻法没有具体规定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后果。
婚姻法对于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是原则性的规定,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也明文规定了四种情形,此处的四种情形不能做扩大解释。并且对于婚外情应该是道德加以规范,法律不可对私人的空间予以过多的限制和约束
（2）人身关系不能通过契约进行调整。
人身关系具有不同于合同关系的特殊性,人身关系不能通过协议设立,人身关系的调整不能通过协议进行约定。婚姻关系是一种人身关系,忠诚义务是婚姻关系中的人身关系,其当然不能通过协议进行约定。
（3）忠诚协议与隐私权、人格权的冲突。
人格权和隐私权是宪法性的权利。当事人签订忠诚协议在实务中收据证据、法庭出示证据等过程中的行为必定会将他人的隐私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这种情况,忠诚义务应当予以让步,法律保护更大的法益。
3 笔者看法
结合实践和法律规定,对忠诚协议进行分析之后,我认为对忠诚协议是应该谨慎的承认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1）道德与法律对婚姻家庭的调整没有一成不变的界限。
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但是道德调整的范围与法律调整的范围并非一成不变,没有绝对的道德调整和法律调整。忠诚协议的出现体现了道德对于此方面调整的“力不从心”。正是由于道德对此方面的调整效果越来越小,人们才会寻求“忠诚协议”这样一个解决方法。法律对忠诚协议予以承认符合实际需求。在道德不能有效调整的情况下,法律对于此类事件再置之不理会使其形成整个社会生活调整的漏洞。
（2）忠诚义务是婚姻的本质要求。
婚姻关系的本质并非是契约性,其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我国《婚姻法》第4条将“夫妻之间应当相互忠实,互相尊重”写入婚姻法,表现出立法者对于夫妻之间忠诚的重视。但是,第4条的地位是一条倡导性的规定,而非强制性的规定,并且婚姻法分则中未对忠诚义务的一般违反行为的后果作出具体的规定,但是却在第46条规定了“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两种违反忠诚义务予以强制规定。对于第46条中两种情况写入婚姻法,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社会属性的考虑。
（3）婚姻法的特殊性。
《婚姻法》是民法体系下的特殊法,婚姻家庭关系有着区别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合同关系和侵权关系的特殊之处。婚姻家庭关系有很强的人身属性,婚姻家庭有其独特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民法通则》中的规定只能部分适用婚姻家庭关系,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婚姻家庭关系当靠《民法通则》是行不通的;婚姻法与合同法的不同之处之一在于婚姻法有着鲜明的强制性,婚姻法中的规定大多是强制性的规范,当事人的选择余地较少。 因此,对忠诚协议的承认应该是“谨慎”。学者中很多人对于忠诚协议即使予以承认也是持谨慎的态度,可以规定严格的生效条件予以适当限制。
4 结语
“夫妻忠诚协议”是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符合婚姻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忠诚协议的出现也体现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法律对于忠诚协议应当予以承认和保护。通过法律对其予以统一,使其在实务中的运用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同时考虑婚姻法的强制性特点和人身关系的特殊性,对于忠诚协议的认定规范应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使其不过于自由化。
参考文献
［1］曹诗权,孟令志,陈苇,麻昌华.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2］王歌雅.中国亲属立法的伦理意蕴与制度延展［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夫妻共同财产；按揭房屋产权；物权登记
一、按揭房产纠纷问题的产生
国人素来安土重迁，房子在家庭财产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男女缔结婚姻伊始，房子便承载着双方共同生活、相互扶持的期望，一旦感情破裂，婚姻解体，房屋产权如何认定就成为离婚诉讼中考量的最大利益。在"蜗居"难求的时代，房价日益攀升，大多数人不再可能完全靠一己之力一次性付清房款，因此出现了"按揭房贷"的新型产权模式。"婚前按揭房产"即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名义用银行按揭方式购买，婚后取得房屋产权证并以夫妻共同财产还贷的房屋，此种房屋权属争议在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至获得房屋产权证期间插入了结婚的法律行为。[1]《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似乎起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但实践操作中却成了众矢之的，各种意见纷至沓来。
二、《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的分析
《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该条具有合理之处。
1.符合物权公示原则。《物权法》第14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即所有人都认定房屋属产权登记簿上记载的人所有，从而使房屋登记、买卖交易等其它法律关系有效进行。2.夫妻共同还贷实属债权行为，不能对抗由于先前购买房屋而产生的物权。银行和其它债权人之所以敢向房屋买受人发放贷款，是建立在审查其资信及还款能力基础上的，是出于对特定贷款合同相对人的信赖。3.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不动产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房屋所有人并非仅仅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这恰恰体现了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4.签订购房合同、支付首期并办理产权登记的一方是供楼的责任主体，为房屋付出了更多的辛劳，首付款在房价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婚后也会更多地承担供楼义务。法院在判决不能两全其美的情况下，向付出较多的一方倾斜，无疑更公平合理。[2]
三、按揭房屋权属之争的原因
（一）物权取得方式之间的冲突
不动产物权的取得方式有法律行为和非法律行为之分。通过法律行为取得不动产物权，是指和一方当事人或相对人的共同意思表示为基础取得不动产物权，这是取得不动产物权最直接的方式，房产证即为房屋所有权人的标志。非法律行为是指该不动产能够取得的法律本源并非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内心意愿，而由法律的直接规定产生，如法院判决、继承、劳动生产等。在这些条件下，无须办理登记或者交付，权利人即可取得该项财产的所有权。因此，就有学者将通过婚姻直接产生的财产变动视为非法律行为取得物权。所以产生法律行为和非法律行为确定物权之间的冲突。
（二）物权变动模式和夫妻财产制之间的冲突
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使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个人财产，除法律规定外属夫妻双方所有。若以房屋产权证的取得作为所有权取得的标志，因产权证的取得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有关财产归属的规定，《婚姻法》为特别法，所以优先适用《婚姻法》认定该按揭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即使婚前以个人名义购买，只要婚姻存续期间取得产权证，就视为以合法方式获得的夫妻共有财产。而登记机关只会根据房产证上的登记对象，即房屋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来确定房屋产权归属。这两种认定方式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得出的结论显然不一致。
（三）传统中国的婚姻家庭观和法治时代财产观念下的婚姻家庭观之间的冲突
中国传统婚姻家庭观认为，婚姻的功能就是传宗接代，个人在身份上隶属于家庭或家族，便从来没有个人财产或夫妻财产的概念。近现代以来，家族血缘社会濒临解体，个人价值逐渐彰显，家族依附和身份隶属关系对个人的束缚大大降低，"个人"不断代替"家庭"，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3]《婚姻法》也开始以个人本位的婚姻契约观为基础构建，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当事人自己管理婚姻家庭事物的自由。但婚姻家庭财产关系是不能完全根据一般的财产法规则处理的，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特别的人伦关系不是出于功利目的创设的，由亲属身份派生的财产关系也不体现直接的经济目的，它所反映的主要是亲属共同生活和家庭职能的要求，不具有等价有偿的性质。在婚姻家庭法领域，某些权利和义务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界限很模糊，法律根本无法准确计算其价值。站在这个角度分析，《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似有忽视婚姻家庭团体性价值而倾向个人主义之嫌，引起民众的争议在所难免。
四、《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在司法实践中的不足
《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没有考虑到房屋降价造成的减值部分如何处理，不够严密。我国许多地方仍然实行"男婚女嫁"的传统婚俗，结婚一般是男方准备住房，女方准备家庭日常生活用品和负责房屋装修。单纯从投入来说，装修、生活用品会贬值，房子却会增值，虽然《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第二款也提到了夫妻双方离婚分割财产时，按照子女和女方权益进行补偿，但是房屋产权分割和获得一部分的补偿是不能等量其观的。而且要求男方一次性补偿是有困难的，再加上执行难的问题，最终女方能不能拿到补偿款又不可知了。这种重出资看登记而忽视家务劳动等隐性价值的房屋确权方式，无疑未充分考虑男女社会角色的差异。而且房产不仅仅为商品，它是婚姻家庭的住所，其中承载着太多的个人情感，已经成为了一个人具有所在城市居民身份的重要标志。若一味的将婚前个人贷款所购买的房产视为个人财产，则夫妻一方无异于寄人篱下，缺少归属感，不利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和睦。
五、《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在司法实践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婚前未支付首付的一方加名有必要性。在实践中，夫妻双方最好一起出资付房产的贷款，房产共同署名。或者，虽然一方婚前个人贷款买房，但婚后双方偿还了大部分银行贷款，另一方可通过协商，征得对方同意，共同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将所有权改为夫妻共有。为减少因财产纠纷而破坏婚姻的因素，夫妻双方最好婚前公正财产，订立有效的婚前协议，把房产归属问题事先约定好。同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要注意保存房产出资证明、还贷凭证，万一发生纠纷，在离婚时也可以作为证据主张权利。
《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与生活现实的协调与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怎样避免该条款因为少了自然与社会的基本伦理价值内涵而沦为机械的工具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写实记载，如何尊重婚姻的生活原生态，达到情理法的内在统一，将工具主义层面上的法治化向前推进至伦理秩序重构的法治化，是我们每个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和责任。
参考文献：
[1]陈凌云.离婚诉讼中按揭房屋的权属[J].学术交流，2011（05）：56.
[2]陈俊涛.婚姻法解释（三）若干认识误区辨析[N].中山日报，2011-08-22（F2）.
关键词:婚姻 司法 统计 分析
婚姻家庭关系,是以两性结合为前提,以血缘联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婚姻法》是调整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规范,是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人们在婚姻家庭领域的权利、义务,是人们处理婚姻家庭问题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也是司法机关受理和裁判婚姻家庭纠纷的法律依据。西城区人民法院在近年来严格按照《婚姻法》处理婚姻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因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前提,家庭关系是婚姻关系的结果。
2008年前三季度,我院共受理民事案件1211件,其中,婚姻案件539件,占全部民事案件的40.47%,婚姻案件占很大比例。
一、统计前三季度,婚姻案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因生活琐事口角打架引发离婚。
一些当事人到法院离婚时,仅仅因为夫妻二人吵架,有时男方动手打了女方一下,女方就到法院起诉离婚。此类案件的特点是,夫妻双方以年轻人为主,结婚不到一年,双方均为80年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未结婚时都是家中的小主人,结婚共同生活后,因生活中干活或玩电脑就导致离婚,往往到法院立案不久,原告就在被告的劝说、认错之下撤回诉讼请求。
2、结婚时间不长,感情基础薄弱。
一些年轻人相处时间较短,婚前缺乏足够了解,在没有基本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就草率结婚,婚姻基础不牢固,此类婚姻一个明显特点是,夫妻双方一般都是经人介绍相识的,几乎没有多少恋爱了解时间。
3、外出打工人员离婚案件增多。
目前我院审理的离婚案件中,外出打工人员离婚率占21%。外出打工人员由于接触到城市的一些新事物和新理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习惯和社会身份较之过去有了很大改变,给以前相对较为稳定的婚姻带来了较大冲击。由于双方长期分居,一些外出打工人员不能忍受一个人的寂寞,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另寻新欢,以至婚姻走向破裂。
4、婚外恋和第三者插足导致离婚比例大。
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传统的婚姻观念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平淡的婚姻生活,外遇问题成为引发离婚的又一主要原因。近年来,因网络交往引发婚外恋,进而导致离婚的案件明显增多。
5、调解结案率较高。
随着人们对新事物接触的增多,观念的逐步开放,当事人在离婚诉讼中的表现比以往要冷静和理智,能够以正常的心态对待离婚,双方的情绪相对平和,不致于严重对立使矛盾激化,离婚案件的审理可以在平稳的诉讼环境里进行,调解工作容易开展。尤其是当事人年龄越小、结婚时间越短,离婚案件调解率越高。究其原因,一方面年轻人思想开通,好和好散;另一方面双方一般尚未生育,不涉及子女抚养问题,离婚没有后顾之忧。值得注意的是离婚案件的调解离婚率偏高,这是由于夫妻双方通过猜疑、吵打、冷战,对和好都不再抱希望,认为婚姻已走到尽头,于是理智地采取法律途径选择分手,并就子女抚养及财产问题达成一致。
二、离婚案件审判过程中凸现的问题
1、缺席审理离婚案件增多。审判实践中,缺席审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由于一方长期在外打工,不与家人联系,处于下落不明状态,采取公告送达而缺席开庭;一种是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缺席开庭;也有当事人为达到离婚目的,可能隐瞒在外务工一方当事人的有关真实信息,致使对方无法到庭。缺席审理,法庭往往无法调查核实双方的真实意思,若仅凭原告提供的证据和陈述审理,难以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确以破裂,财产状况难以查明,子女抚养问题不易处理,可能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2、当事人取证困难。由于离婚诉讼主要是人身关系,尤其是事关感情,隐秘性较大,只有当事人本人最清楚。即使有知情人,大多与双方都有一定关系,往往碍于情面不愿作证或有利害关系证明力较弱,这使得法官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认定难以把握;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也因民间借贷合同的不规范而导致举证困难。特别是向自己亲友借债,往往由于无任何形式,债权人的证言因利害关系难以认定;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情形而导致离婚的,由于女性自身的生理差异,更容易遭受婚姻家庭内部侵害,但举证确困难重重。像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过错行为,因其具有很大隐蔽性,当事人采取偷拍、偷录方式取证的,合法性得不到认可又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使得大部分当事人无法完成举证责任,损害赔偿的请求难以得到支持。
3、夫妇共同财产分割渐成焦点。多数离婚诉讼当事人对离婚无异议,却为了财产分割争论不休,互不让步。当事人为了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转移、隐匿共同财产、虚报债务,加之这些证据难以调查,有些根本无法查明,难辨真伪,使得法官对夫妻共同财产难以认定,给公正审理带来困难。
4、离异家庭“问题孩子”成为社会难题。由于离婚后,有些抚养方忙于组建新的家庭,对前一次婚姻所生子女不尽抚养义务或怠于抚养,或双方均不尽义务,将孩子丢给年迈的爷爷奶奶,使这些儿童缺乏父母的亲情呵护,疏于管教,脆弱的心灵过早的蒙受阴影,一定程度上造成单亲家庭的孩子在心理、思想、家庭教育及保护等方面出现断层和缺位,较易引发犯罪及受到不法侵害。
三、离婚案件审理的发展趋势:
1、离婚人群低龄化将成为主要趋势。80后一代正处于初入婚姻阶段,这一代年轻人婚姻观念较之父辈大幅度开放、积极追求新奇事物、责任感相当偏弱,大量出现的“闪婚”、“闪离”现象也透视着这一代人婚姻忠贞观念的淡化,离婚案件低龄化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和普遍现象,在今后离婚案件中的比例将呈上升趋势。
2、子女抚养新问题日益突出。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子女抚养问题不再单纯是抚养费、探视权问题,还扩展到子女生病、读大学等大额支出如何承担。因婚外恋产生的非婚生子女欺诈性抚养赔偿、婚生子女否认、非婚生子女准正也日渐成为新名词,目前学术界已有研究,但在实践中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急需《婚姻法》制定相应条款,以便给审理工作提供依据。
3、夫妻共有财产呈现出内容新、数额大、资金来源复杂等特点。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夫妻共有财产从以往单纯的金钱和实物,日趋发展为房地产、古董收藏、公房使用权、个体商店经营权、公司股权等大额款项,夫妻共同财产的资金来源也更复杂。在分割共同财产时,法院认定难度增大,应更加慎重。
4、“问题儿童”将增多,成为社会问题。离婚率的上升,必然出现更多离异家庭;离婚人群低龄化,使得更多年龄幼小的孩子成为单亲儿童;抚养方对子女怠于履行抚养义务,导致子女得不到良好教育,亲情缺失,成为问题儿童的比例必然增大。另外,抚养方损害子女利益的新情况也增多,例如将离婚时双方赠与子女的房产私自过户到自己名下甚至变卖、将赠与子女的收藏品隐匿或变卖,这类情况在今后的审理中也将成为重点。
2003年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839件，审结791件，其中调解374件，调解率47.28%；2004年共受理民商事案件633件，结案595件，其中调解305件，调解率为51.26%.笔者试从分宜县人民法院近两年审理的民商事案件中，分析基层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中适用诉讼调解的情况。
一、民事调解适用的现实原因
诉讼调解包括法院和当事人双方两个主体，缺少任何一方主体的行为都不能称之为诉讼调解。诉讼调解有利于及时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避免矛盾激化；有利于及时、彻底的解决民事纠纷；有利于促使当事人之间自觉遵守法律，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安定。
1、减少诉讼资源浪费，缓解当事人的讼累。办案经费紧张是基层法院普遍存在的现象，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是人民法院和案件当事人的共同追求，适用调解解决民事纠纷，即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又利于减少法院的诉讼开支，真正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2、案件法律关系简单，涉诉金额较少。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纠纷最多，这些案件大部分法律关系简单，涉及的金额也较小，若采用判决方式则受到程序的严格限制，而调解方式灵活方便，可以在审理中的各个环节中进行，不受普通程序中有关期限规定的限制。通过调解，既可以在短时间内妥善处理好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又可以切实提高司法效率，最大限度地优化纠纷解决程序的效益。
3、有利于维护当事人利益，促进安定团结。基层法院审理的民事纠纷多发生于邻里、朋友、亲戚之间，双方将纠纷诉诸法院，一是为了讨回一个公道，再是已无法自行解决。双方都希望能再法院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所以人民法院在解决纠纷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通过调解，不但可以减少诉讼程序的对抗性，也更好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友好关系。例如在解决赡养纠纷案件中，通过调解解决，既可以维系好父子女、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也能让老人们感受到亲情的温暖，更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传统美德。
二、适用民事调解存在的问题
尽管诉讼调解因其独特的特点在我国民事审判活动占据重要的位置，但调解并非万能的，我们不能忽略调解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基层法院适用诉讼调解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1、片面强调调解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民事纠纷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因为法律知识欠缺认识有分歧，有的是对合同内容的约定过于原则，更有甚至是一方当事人臆造的诉讼。可见调解并非解决所有民事纠纷的“万金油”，一味强调调解可能混淆是非，使本来无根无据的要求，堂皇地冠以法律的外衣，给没有充分根据诉讼请求的当事人以可乘之机，侵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过于偏重调解可能引发审判人员怠于行使职责。调解要求合法与自愿，但这里的“合法”跨度很大，主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若法官缺乏必要的责任感，只强调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忽略事实与证据的合法性，就可能影响到案件审判的质量。因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树立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即无论是调解还是判决结案，都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程序与实体并重，否则就可能以表面的合法，掩盖实质上未能对合法利益有效保护的结果。
3、调解原则可能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逐年增多，为提高办案效率，控制案件上诉率，往往积极采取措施办理案件，而调解是其中的重要方式之一。有的法院无视法律、事实与证据进行调解，甚至对本该判决结案的也等待调解，案件久拖不决，然而，上诉权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不仅能够更全面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也是保障审判机关严格依法办案的重要手段。这种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率的手段，以牺牲当事人的利益为代价，舍本求末，不但无法正确处理提高办案率与降低案件上诉率之间的关系，根本导致案件质量不高，更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无法妥善处理好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解决社会矛盾。
三、分析几类主要民事案件适用诉讼调解的情况
（一）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
根据分宜县人民法院近两年来关于婚姻调解案件的数字分析：
2003年受理婚姻家庭、继承案件270件，占全年民商事受案总数的32.18%，其中离婚案件246件，结案236件，调解结案103件，调解结案率为43.64%；2004年受理婚姻家庭、继承案件226件，占全年民商事受案总数的35.70%，其中离婚案件212件，审结202件，调解结案81件，调解结案率为40.10%.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在民商案件中占据近半壁江山，调解结案率与全部民商事案件的调解结案率相比较低，笔者通过深入实践调查分析，认为影响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调解的因素主要有：
（1）当事人的自身原因。一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当事人都错误地认为同意调解就是向对方低头认错，因而在法庭调解过程中，不愿意接受调解；二是受我国法制宣传辐射范围、力度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当事人对法律不够了解，对法院的认知度低，在调解过程中，坚持己见，无法贯彻互谅互让的调解原则，使双方缺乏调解的基础，从而导致调解失败。
（2）法官调解技巧不足。调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这要求法官在具备丰富法律知识的同时，还应当具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和相关知识。目前，基层法院审判任务重，人员配备少，法官大都潜心审判实务的探索研究，而忽略对社会知识的拓展。
（3）调解时机把握不好。在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中，因该类案件身份上的特殊关系，在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处于一种激烈对抗的状态，这种情形是不利于调解的，但法官又受审限的制约，担心在庭审后择日调解会增加案件审理过程的复杂性，导致案件超审限，因此匆忙作出判决应对。
如何提高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的调解结案率，切实化解家庭内部矛盾，以每个小家的和平保障大家的安定，笔者有以下建议：
（1）查清事实，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婚姻家庭、继承案件具有隐蔽性的特点，在诉诸法院之前可能不为外人所知晓，案件处理得当矛盾迎刃而解，皆大欢喜，一旦处理不当将直接激化矛盾，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因此，法官在处理该类案件时要明辨是非，充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尤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2）明确内容，消除当事人的误解。耐心细致地向当事人解释有关调解的法律规定，说清调解并不是意味着承认对方的请求，打破当事人盲目顾全面子的心理禁区。同时告知当事人有关诉讼权利和义务，消除当事人因不透明对法官所产生的怀疑，让当事人官司赢得称心如意，输得心服口服。
（3）化解矛盾，选择恰当的时机。婚姻家庭、继承案件涉及的纠纷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并非大事大非的问题，对于有的当事人而言，其将纷争诉诸法院并非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只是想一泄心中的情绪。因此法院在处理争辩时要善于“察颜观色”，找准双方争执的焦点，缩小分歧，息讼止争，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确实没有和好可能的，通过调解，对子女的抚养和财产的分割达成协议时，要抓住双方争执的焦点，有理有据地进行调解。
（4）总结经验，探索调解新思路。针对在调解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情况，总结规律性的方法，不断提高案件的调解结案率。在调解时可以吸收双方的父母或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参与，通过父母和基层群众组织的感化，多角度地开展调解工作，不但利于调解的成功，也利于调解书的执行。
（二）权属、侵权纠纷案件
2003年受理权属、侵权纠纷案件157件，占全年民商事受案总数的18.71%，其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54件，结案48件，调解9件，调解结案率为18.75%；2004年全年受理权属、侵权纠纷案件83件，占全年民商事案件总数的13.11%，其中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53件，结案50件，调解6件，调解结案率为1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两年来权属、侵权纠纷案件在民商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重，但调解结案率较之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而言相当低。通过调查，笔者发现侵权纠纷案件和婚姻家庭、继承等与有特殊人身关系的案件相比，调解具有一定的难度，往往法官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仍因无法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而以判决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有：
（1）损失可能无法用金钱弥补。造成权属、侵权纠纷案件产生原因的多种多样，尤其是侵权纠纷案件，受害方的损害多为人身损害，这些损害往往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因此受害方及其亲属抵触情绪较大，这就增加了案件的调解难度。
（2）赔偿数额难以达成共识。在权属、侵权纠纷案件中，受害方因自己的人身、财产受到侵害，大都希望得到一个满意的赔偿，而侵害方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总是期望少赔甚至不赔，因此，双方在赔偿数额上往往很难达成共识，导致双方主张相差甚远。
（3）受害方不愿意接受调解。在该类案件中，受害方的人身、财产权利遭到了侵犯，受害方为了讨回公道诉至法院，寻求司法救济，从心理上说他们是不愿意作出退让的，使得调解进程步履维艰。
权属、侵权纠纷案件直接涉及当事人人身、财产权利，关乎人权、财权等与当事人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对此类案件的调解笔者浅谈如下：
（1）理清思路，找准切入点。从当事人相关诉求切入，从双方争议的赔偿数额切入，从案件的焦点切入，理清案件思路，使双方当事人明白所追求的诉讼结果是什么，自己所追求的结果是否合法、合理，从而更好地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2）以理服人，化解双方矛盾。法官作为独立的第三者参与到诉讼中，并不是说无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独自判案，而应设身处地站到双方当事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特别是当事人情绪激动时，不要急于进行调解，而应在双方冷静后以法服人，争取最大限度地满足双方的诉求。
（3）解释法律，让当事人明白诉讼。官司诉诸法院，就是为了讨个公道，要个说法，法官在进行调解时，应当向当事人解释法律，阐述诉讼调解的优点，使当事人理智自愿地接受调解，让当事人调解得明明白白，履行得心甘情愿。
（三）合同纠纷案件
2003年受理合同案件348件，占全年民商事案件总数的41.78%，结案337件，其中调解164件，调解结案率为48.66%；2004年全年受理合同案件307件，占全年民商事案件总数的48.50%，结案293件，其中调解113件，调解结案率为38.56%.合同纠纷案件处理好坏，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发展，因此，笔者对影响其调解率的原因进行了认真总结，主要有：
（1）基于合同瑕疵产生纠纷。合同本是明确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最为有力的证据，因合同引发的纠纷，有些是因为当事人在合同中对某一事项约定不明或未作约定，有些是因为双方对合同的某一条款的涵义存在分歧，有些则是一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等。
（2）当事人有较强法律意识。在民商事活动中，一般的商品经济活动往往采取口头、默示等简易交付手段，而对一些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对象众多、交易金额较大的民商事关系中，当事人为慎重起见，大都选择以合同书、协议书、议定书等形式达成书面协议，以切实保护自己的权利。对于该类案件，本身双方当事人就对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发生纠纷往往是因为已无法通过自身的能力去解决，因此诉诸法院。
（3）案件涉及的标的额大。合同纠纷案件往往涉及的标的额较大，对于当事人来说，调解就意味着让步，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利益受损，都希望通过法院的判决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大都不愿意调解或是不接受对方的调解意见，使调解限入僵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涉合同纠纷案件越来越多，除《合同法》直接规定的有名合同外，还有许多无名合同，虽然目前调解在合同纠纷案件中适用并不广泛，但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增强，合同的签定会日臻完善，这就要求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注意：
（1）查清事实，解释法律。合同纠纷涉及的法律较多，如《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对于当事人来说，不可能都对相关的法律知识有很完备的了解，因此，法官在判案时，除归纳案件争执焦点外，还应耐心细致地向当事人解释相关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让当事人知法、懂法，以达到调解的目的。
（2）尊重当事人的调解方案。合同纠纷案件多数为经济纠纷，当事人自己对所涉纠纷最为了解，最为清楚双方利益所在，最为明了各自应如何退让，因此，法官应充分尊重当事人所提出的调解方案，并以之展开调解。当然，法官也有权提出符合案件实际的处理方案，供当事人参考。
关键词:民事法律谈判;合同谈判;婚姻家庭纠纷谈判
目前，在我国民事法律谈判是法律谈判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谈判类型。在选择采用法律谈判的方式解决的纠纷中，有近六成属于民事领域内的法律谈判。尤其在近几年中，随着人民对非诉讼解决方式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将法律谈判应用于民事纠纷的选择也被越来越多人所青睐。
一、民事法律谈判的种类
由于民事法律纠纷的范围较为广泛，形式也多种多样，因此为了方便分析和理解，本文将民事法律谈判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合同谈判;国际民事纠纷谈判;婚姻家庭纠纷谈判和其他民事纠纷谈判。具体来说:
(一)合同谈判。合同谈判是民事法律谈判中最为常见的法律谈判类型之一。且在合同问题的处理中，当事人通常是以法律谈判为主，以诉讼方式为辅的。合同谈判是指，律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实施策略以求得到和解的过程。这种类型的谈判在货物买卖、产权交易、不动产交易以及雇佣合同、营业性合同中广为运用。①从法律的角度说，合同谈判是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交换，遵守着交易中的契约自由原则。
(二)国际民事纠纷谈判。本文所讲的国际民事纠纷谈判，主要是指国际私法所涉及的民事纠纷。目前我国在这类纠纷中，适用法律谈判手段解决问题的情况也比较常见。国际民事纠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这类争端通常涉及文化方面的差异和分歧，难以简单判断对错;二是，各个对于同一法律问题或相同范围的法律问题的规定存在差异，不能简单适用国内法，而要考虑到外国法律的域内效力问题，所以较为复杂和特殊;三是，各国对于法律适用的冲突规则，即适用哪一国家法律的问题也存在分歧。②这些特征也就导致国际民事法律谈判与其他民事法律谈判也存在明显的区别。
(三)婚姻家庭纠纷谈判。与合同谈判一样，婚姻、家庭纠纷的法律谈判在实践中的应用十分普遍:它被广泛运用于处理婚姻家庭关系以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问题中。主要包括婚约同居纠纷、结婚纠纷以及离婚纠纷。离婚纠纷本身又包括离婚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离婚后损害赔偿纠纷、共同财产分割纠纷、子女抚养纠纷等一系列的矛盾纠纷。法律谈判手段之所以能在这类纠纷中被广泛应用，主要是因为在婚姻家庭纠纷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经常存在情绪上和心理上的问题，因此诉讼或其他非诉讼方式在这类案件中所发挥的作用远不及谈判。
(四)其他民事纠纷谈判。本文中其他民事纠纷是指除了合同纠纷、国际民事纠纷、婚姻家庭纠纷以外的所有其他类型的民事纠纷。对于其他民事纠纷，法律谈判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虽然，目前我国人民在解决这些民事纠纷中通常习惯于采用诉讼手段，但是随着人们法律素质和律师谈判能力的提高，法律谈判越来越成为人们解决普通民事纠纷的一种常用手段。
二、我国民事领域内法律谈判现状的原因分析
我国民事法律谈判之所以较为普遍，主要是由民事纠纷的自身特性和法律谈判的特点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由于许多文章已经对法律谈判的特点进行过详细分析，无须赘述，因此本文只对民事纠纷的自身特性问题进行分析。本人认为，民事法律谈判在我国广泛运用的自身特性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与其他部门法强调“法定”不同(如刑法强调的罪刑法定原则)，民法强调的是意思自治原则。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主旨是当事人意志决定论，即当事人有权依据其自我意志做出自由选择，当事人的自我意志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约束契约关系的准则。其中，不言而喻的一点就是:当事人可以而且应该对依据其自我意志做出的选择负责任。③而法律谈判是以协商和沟通为前提的，它的运行过程是当事人自主选择纠纷解决模式的过程，是双方当事人自愿与合意谈判协商过程，是当事人意志自由的结果，这与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相符合，也是当事人自我意志体现得最为明显的一种纠纷解决模式。这种模式下，谈判中的主体具有法定范围内的广泛的行为自由;同时，谈判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主行事。这也使民事谈判在所有纠纷解决方式中最为符合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要求，有利于其在民事领域的广泛适用。二是，与刑法、环境法纠纷相比，民事纠纷损害的利益相对较轻，有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解决纠纷的可行性。刑法是对重要的人身权(如生命权、健康权等)和重要的财产性权利进行救济的法律，维护的法益较为严重，甚至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问题。环境法也是如此，虽然环境法具有一定的私法性质，但同时也具有公法的特征，常常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对于这些较为严重的侵权问题，必须由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详细地规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以保证这些法益不被侵犯。但是民事纠纷主要涉及的是当事人之间的财产问题、以及不严重的人身权利问题，不存在犯罪的发生，因此有通过私力救济来解决纠纷的可能性。④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减轻诉讼负担，另一方面，也是纠纷的解决更具有灵活性，可以适应各种复杂的纠纷情况。三是，与其他纠纷不同，民事纠纷大量涉及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和商业、技术秘密，不适宜诉讼。例如，婚姻纠纷所涉及的个人感情、私生活内容，合同纠纷中某公司产品的营销策略、某种食品的秘制配方等等，都属于不适宜公开的问题。但是，诉讼和调解、仲裁等非诉讼解决方式都会导致第三方的介入，从而使秘密和隐私被泄露的可能性加大。尤其是在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情况下，诉讼本身所要求的公开性与这些民事纠纷的私密性相冲突，虽然解决了纠纷，但由于其在保护秘密和隐私上存在的缺陷而不被当事人当作首选方案。就这方面而言，法律谈判具有独特的优越性。民事纠纷中的隐私和商业秘密可以在法律谈判过程中得到很好的保护，这也是法律谈判受到民事纠纷当事人青睐的原因之一。除此以外，民事纠纷中适于使用谈判方式特质还有很多，比如时间因素、情感因素、费用因素等。正是我国民事纠纷的这些特质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我国目前民事领域内法律谈判方式被广泛应用的现状。
三、结语
目前，在我国民事法律谈判是法律谈判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谈判类型。总的来说，民事法律谈判的范围主要可以分为四类:合同谈判、国际民事纠纷谈判、婚姻家庭纠纷谈判，以及其他民事纠纷谈判。这其中又以合同谈判和婚姻家庭纠纷的法律谈判运用最为普遍。这种现状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其现状的原因分析应当从法律谈判特点和民事纠纷自身特性两方面着手。本文对我国民事法律谈判的现状及成因进行简单的分析，也是希望通过这些讨论借鉴经验，促进法律谈判在其他领域内的发展和应用。
作者:孙佳溪 单位:北方工业大学
注释:
①黄婷．法律谈判的法理分析［D］．湘潭大学，2008．14．
②范愉．ADR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235．
③陈珊．自救行为研究［D］．湖南大学，2006．
④辛国清．公力救济与私立救济、社会救济之间—法院附设ADR的法理阐释［J］．求索，2006(03)．
参考文献：
［1］范愉．ADR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2］黄婷．法律谈判的法理分析［D］．湘潭大学，2008．
［3］辛国清．公力救济与私立救济、社会救济之间—法院附设ADR的法理阐释［J］．求索，20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