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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发展,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变迁为宋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的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也承载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宋丽海上航线;海洋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
)01008907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简介]
1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韩国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延边大学朝鲜半岛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与丝绸之路区域史;2魏珊,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广州510275)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简称海丝路或MSR),迄今为止虽然中外学术界对其概念和内涵仍然莫衷一是,但本文认为其内涵应该是指从中国东南部沿海港口出发,然后向东北亚延伸至朝鲜半岛,接着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后经日本博多湾、九州以及西南诸岛、琉球群岛地区的东北亚航线和中国东南沿海继续向西南方向延伸,经过中南半岛南下后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抵达红海、最终行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线。因此,宋丽海上航线和两国海洋经济文化的交流,毫无疑问构成了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外学术界对宋丽海上航路与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学术界的主要代表有陈高华、宋、吴泰、杨渭生、王文楚、陈炎、祁庆富等学人;分别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宋《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载《中韩关系史论文集》,时事出版社1979年版;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高华、吴泰《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而国外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韩国东亚大学的金庠基、高丽大学的李镇汉、金渭显、尹明哲、姜仲吉等教授和日本学者内藤h辅、森平雅彦等先生,他们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经济文化交流的论著。本文拟在学界先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文化交流等问题加以论述。
一、宋丽海上航路的演变和发展
宋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化,与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和辽宋丽三国关系密切相关。因而,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960-1071年),宋丽海上航线的内容主要是指登州(今山东蓬莱)到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的航线。918年,泰封部将王建杀弓裔自立,建立高丽王朝,之后与中国五代十国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政权均维持着朝贡关系,利用朝鲜半岛西北海岸的翁津与中国山东半岛的登州展开交往,从而维持其与中国中原王朝的交流。宋朝建立后,高丽与宋的交往同样也是利用此条航线,据《宋史・高丽传》载:淳化四年(993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加治检校太师,仍降诏存问军吏耆老。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治迎使于郊,尽藩臣礼。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还。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布三万余端,附表称谢。”[1](14040)通过考察可以知道,宋朝时期的登州,郡名东牟,为现今山东的蓬莱县;八角海口,为现今山东福山县西北的八角镇;芝冈岛,为现今山东烟台北芝罘岛,其距离登州约20公里。高丽人归国,亦沿此航路,“先是,式等复命,治遣使元证衍送之。证衍至安香浦口,值风损船,溺所赍物。诏登州给证衍文据遣还,仍赐治衣段二百匹、银器二百两、羊五十口。”[1](14042)安香浦,距离登州10公里左右,其虽非登州治下,然仍有登州给发文据放行。故宋朝天圣年间以前宋人出使高丽,多由登州附近如八角海口启航,并由登州管辖。高丽翁津,也就是现在朝鲜海州西南的翁津;阎州,是现在朝鲜的延安,高丽时代称为盐州;白州,是现在朝鲜的白川。据《宋史》记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宁)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阕。从之。”[1](14046)因此,五代、宋初以来,登州一直是与高丽通航往来海上航线的起点,《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2](1918)宋仁宗时也说:“新罗、高丽诸国,往年入贡,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还。”[3](3829)因此,自高丽王朝建立直到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这段航线不仅是宋丽海上交通时利用的主要航线,也是唐朝与新罗时期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线,同时还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往来的主要航线。另外,密州板桥镇至高丽的航线是此段航线的支线,即由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出港到高丽翁津口后登陆,据《长编》记载:元丰六年(1083年),入内供奉官、勾当龙图、天章、宝文阁冯景为高丽国信使,“令排办修补过河船及按视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问之得二处海道并可l船至高丽,比明州实近便。”[4]又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自中国适高句丽,唯明州道经此,若自登州、板桥以济,则可以避之。”[5](121)故密州通高丽之港口,实为板桥镇,元v三年(1088年)改板桥镇为胶西县,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1020年,辽丽两国恢复朝贡关系,在这之前由于战争的关系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朝贡关系也一度中断。1020年后,辽丽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持久稳定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125年辽国灭亡。在这一时期,辽丽两国使节的往来频繁密切,高丽通过以下名义遣使辽国,比如四季问候、谢横宣、谢册封、谢恩、进贡、贺正、贺即位、吊祭、告奏、告哀等,辽国则主要通过吊慰、告哀、横宣、册封、贺生辰、来祭、来诏、起复等名义,如此之后,辽丽两国朝贡体制终于全面确立起来,并且构成了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础。因为辽丽之间关系的改善,使得高丽先前结盟宋朝以牵制契丹的外交政策,此时已经显得不太重要。1022年(宋天禧五年,高丽显宗十三年),高丽决定停止使用宋“天禧”年号,“复行契丹年号”,并且在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宋天圣八年,辽太平十年,1030),遣使元颖等前往宋“贡金器、银厨、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硫璜、青鼠皮等物”[1](14045)后,断绝了对宋的朝贡,“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1](14045)故以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宋丽两国由于断绝邦交,两国航路基本上亦处于断绝的状态。迄1071年(宋熙宁四年),由于宋朝“联丽制辽”政策的再度实施,宋丽邦交得以恢复,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后一阶段。
后一阶段(1072-1279年),宋丽之间的海上航线主要是由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的航线。关于航路改变的原因,学术界已多有论及,主要是北宋从国家安保立场,以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6]故宋朝在庆历年间,特下诏实行海禁,以禁止海商自海道往登、莱州进而与辽国经商贸易,故登州通高丽海道亦渐废弃。直至宋熙宁四
年(1071年),宋恢复邦交,宋出使高丽的海上航路改为明州往返,盖亦由于高丽之请求,《宋史・高丽传》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1](14046)而宋朝册封出使高丽和宋商赴高丽贸易,则规定由明州往返。其具体航线,在《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以及《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所载甚略,唯宋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高丽图经》),其卷34 至39《海道门》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十分系统、明确的记载,为研究宋丽海上航路和高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宋丽关系的重要史料。除中国学者王文楚、祁庆富等教授对《高丽图经》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外,近年来,日本九州大学东洋史学科森平雅彦教授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考证、复原。宋丽航路自明州出发,到达定海(今镇海县)后、经过虎头山(今镇海县招宝山东北的虎蹲山),向东航行到达昌国县(今定海县)的沈家门、梅岑(宋代又称补陀洛迦山,即为现在的普陀山)。从这里出海后,进入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即从现在浙江沿海、长江以北到淮河入海口为黄水洋,黑水洋
也称黑水沟,即淮河入海口以东、山东半岛以东、以南的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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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夹界山
又称古五屿,“华夷以此为界限”,现在的五屿西南为小黑山岛,岛南是中韩两国的领海分界处,也就是中国与高丽的海上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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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白山而至高丽。据王文楚先生考订,白山即为现在大黑山岛东南面的荞麦岛,并谓徐兢《高丽图经》记载有误,王氏谓“《高丽图经》记载,先过白山,后至黑山,同书又记载徐兢等归国,‘早过黑山,次过白山,’则黑山在北,白山在南。今大黑山岛东南有荞麦岛,恰为航路所经行,盖是。《高丽图经・黑山下》云:‘黑山在白山之东南’,与海路途径不符,当误,或为‘白山在黑山之东南’之误。”[7](37)然而,中国学者祁庆富和日本学者藤田明良均认为,白山为黑山岛西北之红岛,日本学者森平雅彦经过实地勘察后亦认为徐兢记载之“白山”,当为今之红岛,朝鲜时代亦称红衣岛,其距黑山岛西北约十八公里,海岸线为高耸的断崖所环绕,其恰如徐兢所谓“连亘如城”,其断崖显露的硅岩、砂岩在日光下映照得如白玉一般,故名白山。
王文楚先生虽然注意到《高丽图经》有关黑山和白山的途径航程,但是却忽略了其“白山”条谓:“是日午后,东北望一山极大,连亘如城。日色射处,其白如玉。未后风作,舟行甚快。”[5](75)而荞麦岛,不过为周围一公里左右圆锥状的小岛,显然与其状如城垣的白山岛不符,故徐兢使团先经过白山岛,后抵达黑山岛的往返记载无误,而王氏实误矣;使团由白山所抵达的黑山,也就是现在韩国的大黑山岛,是宋丽时期海上丝路南路的枢纽,也是船舶往来停歇的地方;经过黑山岛,沿群山列岛海岸向北,抵达紫燕岛
即现在韩国京畿道广州境内,处于首尔东南方向,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考证为现今的仁川西部的永宗岛。参见[日]津田左右吉《关于元代高丽西北境之混乱》,《朝鲜历史地理(卷二)》。
。然后到达急水门水道,进入礼成港,在碧澜亭登上陆地后,再由陆路抵达高丽的都城开城。碧澜亭,位于现在开城西礼成江东岸,船舶在这里停舟靠岸登上陆地,前往开城。从宋神宗熙宁后直到南宋,宋丽之间的海上航路都是经过此段路线,如果能够顺着季风之便,五、六日就可以到达。
另外,宋丽海上丝路南路航线的泉州港,也是宋朝与高丽贸易的重要港口,如《宋史・罗拯传》写道:“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8](10646)苏轼亦谓:“切问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中国学者陈高华先生曾经就《高丽史》的记载,归纳出北宋时期泉州海商往返高丽的史料,达十九起。其中,前述泉商黄谨(为“慎”之误)还充当了宋丽恢复邦交信使的角色。如高丽文宗二十二年(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宋人黄慎来见……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9]熙宁二年(1069年),黄慎等由高丽返宋,“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诏接通好……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1](14046)由于宋朝规定:诸赴高丽、日本贸易者,例由明州市舶司给予公凭发解启航,即“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番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庆元,即北宋之明州,据《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升明州为庆元府,故名。所以福建海商由泉州出港赴高丽贸易,显然违背了宋明州市舶司管辖之规定,以致苏轼不得不奏请云:“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扎子节文,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藩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10](459)然而,根据陈高华先生统计,《高丽史》明确记载明州商人不过三起,数量上远低于泉商十五起,盖“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11](445)因此“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448)徐戬,泉州海商,苏轼说他: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10](459)又谓哲宗元v四年(1089年)十一月,徐戬“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颖流,院子金宝、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国礼宾省牒云:‘奉本国王旨,令寿介等五人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梨。’”[11](445)苏轼让他从明州回国,但是“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12](448)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故而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11](445)故北宋后期至南宋,明州虽然一直是朝廷出使高丽往返之港口,但也不能否认民间海商由泉州赴高丽贸易者亦多。不过,由泉州出港,驶往高丽礼成港的航路,应该仍然是由泉州港海岸北上,循着明州往高丽的航路往返。南宋时,由于海外贸易发达,泉州成为了北上连接明州和高丽,向西连接广州、粤东,从而通往南洋的海上航路枢纽,东南亚、印度洋以西等地区的商舶常常往来于此。不过,与明州港相比,泉州主要是印度洋、南洋以西的船舶往来停靠的港口,在与高丽海上往来的交流中,依然不能取代明州的地位。
其次,在宋丽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中,增进了两国人文典籍的交流。高丽使臣于海上来华,通常会进行大量的求书、购书活动,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赐予高丽《大藏经》一部,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又赐予高丽使节《密藏诠》、《逍遥咏》和《莲花心轮》等佛经。淳化四年(993年),应高丽之请,赐儒家《九经》于高丽。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高丽使郭元辞归,真宗应其所请,再赐予《九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以及《圣惠方》、诸子、历日、御制诗、《国朝登科记》等。宋哲宗元v元年(1086年),高丽使来贺哲宗即位,哲宗应其所请赐予《文苑英华》一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高丽进奉使尹等乞赐《太平御览》等书,哲宗诏曰:“所乞《太平御览》,并《神医普救方》,见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阙给赐。”[1](14045)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高丽使王r、吴延宠回国,宋徽宗又赐高丽国王《太平御览》一千卷。除宋朝廷赐予外,高丽使节还被允许自行前往书肆购书。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诏国子监许卖《九经》以及其它经史子集诸书给高丽使节。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高丽使求买《大藏经》、《华严经》各一部,诏从之。宋哲宗元v七年(1092年),哲宗不顾苏轼反对,允许高丽使购买《册府元龟》以归。宋丽典籍交流还体现在高丽大量高僧、留学生以及宋朝商贩于宋朝购买书籍以献于高丽国王,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高丽博士任老成从宋朝购买了《大庙堂图》一铺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铺并记一卷,《文宣王庙图》一铺,《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以为高丽营造有关庙堂之参考。此外,宋商李文通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赴高丽时献给高丽国王图书579卷,宋哲宗元v二年(1087年),宋泉州商人徐戬等二十八人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版,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宋商又献《太平御览》,高丽奖励其白金六十斤。
随着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大量输入高丽;高丽也有诸多书籍传入宋朝,如高丽宣宗八年(1091年),宋哲宗以高丽国书籍多好本,特命馆伴将所求书目录授予高丽使李资义,嘱其“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14]故次年(1092年),高丽使即献《黄帝针经》于宋哲宗。此外,原本宋朝已保存不完全的《说苑》,由高丽献出后才得以补全完整;还有已经失传的《周易占》、《黄帝针经》等古籍,也是通过高丽重新输入到宋朝。加强了两国以书籍为载体的人文文化交流。
再次,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构成了宋朝与高丽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两国《大藏经》之交流、僧侣的往来和中国科举制度、儒佛道三教教义对高丽佛教的影响等。其中《大藏经》等佛教典籍的互赠和交流影响较大,如前述泉州海商徐戬,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
《东坡奏议》卷六。按,《续通鉴长》卷四三五引苏轼奏议,称:“泉州商人徐戬。
而高僧人文往来,则主要是高丽僧人谛观、义通以及高丽王子义天到宋朝的访问交流,其中谛观、义通为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天台宗相关典籍的回归起到了重要作用,高丽僧义通也被后人尊其为天台宗的第十六祖。高丽王子义天是在宋哲宗时期来到中国的,他遍访名山古刹,带来的大量华严宗典籍弥补了中国华严宗典籍的缺口,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见,拜杭州慧因寺的净源法师为师学习华严宗,对华严宗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义天还请天竺寺的从谏法师讲解天台教观之道,其回国时,带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经书一千多卷,在高丽弘扬天台宗、华严宗,提倡“教观兼修”,主持高丽国清寺,创立高丽的天台宗,并拜从谏为初祖。因此宋丽两国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两国人文文化交流的内涵。
此外,随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科举制度传入高丽,高丽除科举取士外,还实行僧侣的科举考试制度,称为僧科制度。僧科有预备试和正式试之分,预备试主要在各山门或宗派内进行,预备试合格才能参加国家正式大选。大选也有禅宗选和教宗选之分,禅宗大选一般是在广明寺的禅宗僧侣中进行,教宗大选则于王轮寺在各教宗僧侣中进行。如果禅、教大选合格,就授予初级法阶大选,然后按照如下法阶晋升:禅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而高丽时代的僧职主要是僧钅录司,僧钅录司有左右两衔,两衔各有都僧录,下设副僧录、僧正,都僧录掌管一切佛教活动,其渊源显然是受到宋朝科举制度的影响。
随着宋朝儒佛道三教传入高丽和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国的儒佛道思想对高丽的佛学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丽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天台宗的创立。高丽太祖以佛教立国,但是,佛教内部的宗派矛盾不断,尤其是以海印寺为中心的南岳和北岳两派水火不容,相互攻击。为了解决佛教内部的门户之争,从宋朝回国的义天大师提出了“教禅合一”、“教观兼修”的主张,义天认为:佛有教禅二法,但两者各有偏执,教法注重外修而忽略内心观照;禅法则强调内心作用而无视外部修炼,故“学教之人多弃内而外求,习禅之人好忘缘而内荨2⑽偏执,俱滞一边,其犹争兔角之长短,斗空花之浓淡。”[15](452)因此,义天提出“教禅兼修”。但是,在教宗和禅宗的关系上,义天主张教宗融摄禅宗,并对“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法颇有微词,其提出禅宗本义是“籍教习禅”而非“离教习禅。”其实,义天的“教观兼修”的思想并非自创,而是深受中国华严宗高僧圭峰、晋水和清凉大师的影响,华严宗即主张“教禅一致”,尤其是清凉大师认为:华严宗“法界缘起”与天台宗的“三谛圆融说”相互契合,并认为华严宗靠经典义理解悟、洞彻法界,与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解悟过程是一致的,因而华严宗与禅宗是相通的。义天大师不仅与上述晋水(净源大师)相互往来切磋佛法,而且,对华严宗经典颇多研究。在儒佛道的关系上,义天十分重视三教合一,尤其是对宋朝援儒入佛的思想大力弘扬。其主张“得释门遍于五时,儒典通乎六籍,包罗大小,通观尊卑,虽设教有殊,而崇孝无别。”[15](452)这些思想显然受到了宋朝佛法的影响。此外,十二世纪末期,郑仲夫、崔忠献等武臣之乱,高丽教宗势力受到重大打击,1205年,高丽改吉祥寺为曹溪山修禅寺,高僧知讷以《金刚经》、《六祖坛经》为本创立了曹溪宗,其亦主张“教禅不二”,但与义天主张“教主禅从”不同,而是强调“禅主教从”,在具体修行方面,主张“定慧双修”,从而将“渐悟”和“顿悟”统一起来。此外,受到宋僧大慧普觉禅师的影响,知讷融合儒家的忠义,提出禅宗的“忠义之心”即佛教“菩提心,乃名异而实同。”从而体现出三教融合和诸宗汇通的倾向,此与中国佛教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显然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宋与高丽海上航路的发展,可以说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沿岸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南部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而南方福建的泉州港,亦成为宋代对高丽海上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口岸。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宋代海上对外贸易的发达,而且也体现了宋丽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瓷器、茶叶等贸易品和高丽其他土特产品的交流,也承载着两国制度文明、海神信仰和宗教文明等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⒖嘉南祝
[1]脱脱:《宋史・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点校本。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五),神宗元丰六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
[6]苏轼:《东坡奏议・登州诏还以水军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7]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8]脱脱:《宋史・罗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9][韩]郑麟趾:《高丽史・世家・文宗二》(卷八),朝鲜古书刊行会本。
[10]苏轼:《东坡奏议・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1]苏轼:《东坡奏议・论高丽进奉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2]苏轼:《东坡奏议・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二),神宗元丰三年正月辛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日前,由东华大学承办的“2012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国际服装论坛暨环东华时尚周”在上海世贸商城隆重开幕。作为历届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的品牌项目,今年不仅延续了往年以论坛为平台,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共话行业焦点话题的优良传统,更从服务上海市、长宁区和东华大学共同签署的“环东华时尚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合作协议出发,在连续10年举办“东华时尚周”的基础上首推“环东华时尚周”。
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达峰,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夏令敏,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邵志清,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区长李耀新、副区长杲云。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中外教育界的领导专家、企业界人士及校友。东华大学校长徐明稚,党委副书记浦解明、殷耀,副校长陈招应、刘春红、邱高等校领导以及校党委常委袁孟红出席。开幕式由东华大学副校长刘春红主持。
“上海国际服装论坛”是政府、高校、产业及企业之间进行时尚思想和创意文化的高层对话,是相互分享智慧、凝聚共识、成就未来的互动平台,迄今,已是东华大学第18次承办论坛、第11次举办时尚周。“环东华时尚周”的举办,是我校坚持在传承中创新,致力于促进上海时尚创意产业与教育进入“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新时期的具体举措。开幕式上,蔡达峰代表上海市人大对活动开幕表示祝贺,并充分肯定我校始终坚持特色发展,推动传统纺织产业向时尚创意产业转型所作的积极贡献。希望我校继续围绕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大局,坚持自身特色、坚持产学研相结合,不断培养人才和集聚人才,推动自身和产业发展。夏令敏、邵志清、杲云等也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徐明稚在致辞中表示,东华大学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弘扬学科特色和优势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谋求“开放、集聚、适变、持续”的协同创新新机制,在上海建设国际时尚之都、发展时尚创意产业和时尚设计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开幕式上,来自英国伦敦时装学院(FIT)的12名优秀硕士应届毕业生带来了以“POEMTRY”为主题的盛大服装展演,共展出120套学生设计的服装作品。据了解,伦敦时装学院是国际时装教育界专业细分最全面的院校,是我校开展国际化合作办学伙伴之一。在时尚创意教育领域,东华大学已与包括法国巴黎、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意大利米兰及日本东京等世界五大时尚之都著名服装院校在内的12个国家和地区的31所院校开展了合作办学,有80多位外籍教师开设了70余门合作课程。与施华洛世奇、伊泰莲娜、德库宁、意大利IED等著名企业联合建立30个时尚研究基地,在雅戈尔集团、ESPRIT、ADIDAS等中外著名服装企业建立了26个教学实习基地。学校与日本文化学园合作举办的“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获评“2011年上海市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据悉,本届服装论坛暨环东华时尚周将持续5天,以学术论坛、时尚庆典、创意大赛、时装、成果展览等形式开展,主要内容包括两大论坛、六大动态秀和六大静态展——题为“协同创新,共建时尚之都”的主论坛和题为“中国历史刺绣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的特色论坛;伦敦时装学院优秀学生作品展演、“海思堡.东华”2012秋冬学生作品秀、2012“巧帛.东华杯”服装设计毕业生作品决赛、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罗竞杰专场会、2012 “雅莹.东华杯”中日合作班毕业生作品秀、2012第八届“YKK.东华杯”研究生服装设计作品大赛等六大动态秀;2012第五届东华大学—施华洛世奇创意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2012中日合作班毕业生作品静态展、2012东华大学第四届创意市集展、2012东华国际现代艺术展、2012新水墨艺术邀请展与2012估衣——平衡与循环:刘佳婧个展等六大静态展。
[论文关键词]上海世博会;跨文化传播;价值;策略
一、引言
1851年英国政府耗用了4500吨钢材和30万块玻璃,在海德公园附近建成了一座梦幻般的水晶宫殿,里面陈列了当时令人瞩目的引擎、水力印刷机、纺织机械等。之后160天,这座宫殿共吸引了630万人次前来参观这个盛大的展览。这就是被后人公认为标志着工业时代到来的第一届“伦敦世界博览会”。158年后的今天,上海正积极地为举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而紧张筹备着。
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如今的世博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展现人类在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的国际性大型展览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成为一个世界超级沟通盛会,预计将会有“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参展并吸引7000万参观者”。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是一个探讨人类城市生活的盛会,是人类文明的一次精彩对话。
从1851年到今天的40多届世博会上,人们带着各自先进的展品和美好的愿望从世界各地汇聚到同一个地方进行交流,支撑着这个盛大聚会的原动力就是人类对于沟通的渴望。在持续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在交流中互相认知,在沟通中取得理解,在理解中求得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存。世界各国独特的文化汇聚于此,进行交流、沟通与协作,极大促进了全人类的跨文化交流,彰显了世博会的真正价值。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历史背景、社会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的迥然差异,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沟壑。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曾经这样感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了。”这就直接反映了当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好地推动人们互相沟通理解、实现和平共处呢?2010年上海世博会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新平台。
二、世博会跨文化传播的价值
(一)世博会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的跨文化传播平台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尤其是跨文化的传播,也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学习补充。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对外交流就有: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后来的丝绸之路的开通;鉴真东渡日本把中国古老的文明传播到了周边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传播到了西方,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袭来,尤其是通讯和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沟通和协作,跨文化传播在广度、深度和密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人们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关注与研究也随之日益加深。各类专著、论文及其他研究成果等都标志着我们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内涵、规律、意义及其影响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博会是一次盛大的全球展览会,它用一个主题将几千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人类面临的问题,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的跨文化传播平台。
(二)世博会具有促进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价值
在当今高科技时代里,传统世博会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但是,越是全球化就越发凸显不同文化之间互相沟通与理解的重要性。世博会具有促进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价值,这也是世博会作为一个传统会展能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存在和发展的核心价值所在。不难想象,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的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社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展示各自丰富多彩的文化,这样的独特体验是无法用网络和屏幕来替代的。和奥运会一样,世博会也是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它跨越了文化之间的鸿沟,用共同的理念和主题以引起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共鸣,对跨文化交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其独特的跨文化传播的巨大优势。世博会给了普通人一个独特的机会去亲身体验和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更好的沟通与合作。鉴于此,我们要利用全球聚焦中国这个历史机遇向世界准确地介绍中国,尤其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核心价值观念,把这个传统告知世界,在互相尊重、交流和沟通中实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三)世博会具有塑造国家形象和展现民族文化的价值
和奥运会一样,世博会也是打造和展示国家形象的一个难得的机遇。相关数据表明:“凡是举办过这两大活动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都大大受益于此。”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更是改善国家形象、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平台。众所周知,日本正是凭借多次举办世博会和奥运会使得国家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复苏,大批日本企业也借此走向了世界舞台。同时,世博会推动了日本重新确立其民族文化,也成为其确立大国地位的巨大动力。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设想未来城市生活的平台。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塑造并传达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和文化,塑造以人为本的国家形象,充分展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勇气、自强不息的志气、厚德载物的大气”,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三、世博会促进跨文化传播的规律
现代世博会蕴涵了丰富的展览、表演和互动等因素,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型活动的鲜明特征:
1.文化性。一百多年来,世博会已经由最初展示先进工业产品演变为展示各国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成果的综合舞台,而世博会的核心价值直未变,这就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这才是真正支撑起世博会的核心要素”l6j。历届世博会都有大量的文化活动,而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的文化活动预计总量更是达到2万场左右。举办期间,世博会将是全球文化活动的中心,各种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经过交流、摩擦、沟通与渗透,最终达到理解、交融和共存。归根结底,世博会传播的核心内容还是文化。
2.长效性。世博会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盛会。奥运会虽能吸引全世界人民目光的集中关注,但举办的时间只有半个月左右,时间较短。世博会的举办时间则长达半年之久,目标是“吸引7000万人次的中外观众,平均每天参观者的人数高达40万左右,其影响力和辐射面是空前巨大的”。与此同时,还会有大量来自全世界的记者参与新闻报道,我们更应该利用这个媒体集中且长期关注的时刻,围绕2010年上海世博会,从世博背景、世博理念、世博人物等不同角度挖掘上海和中国的文化,用灵活生动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历史传承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国家形象。
3.参与性。世博会与奥运会的最大区别莫过于奥运会是以观众被动观看比赛为核心,而世博会是以主动参与为核心的。参观者身临其境,切身体验,亲身感受。传播学的理论表明,人际传播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其他媒体形式,而世博会正是通过人们口耳相传、亲身体验的人际传播形式来发挥其巨大影响力的。现代世博会重在参与、互动和交流,它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让参观者主动参与进来,从而深刻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增强了人们互相学习和交流的意识和积极性。
四、利用上海世博会有效推进跨文化传播的策略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理念是:“传承世界文明,弘扬民族文化”,这一理念与我国提倡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对外交往战略一脉相承。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利用世博会这个平台积极弘扬中华文化、推进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呢?
(一)增加对文化重要性的理解
世博会的交流实际上是文化及思想的交流,而文化则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文化交流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这其中有共通、理解和包容,也有差异、误解和冲突。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构成其他一切方面相互理解的基础,相反,文化上的误解则会造成一切交往的障碍。相对于硬实力而言,软实力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被外来文化征服的人不会认为自己是那种文化的俘虏,反而会认为自己拥有了那种文化,这就是文化强大的渗透力。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一书中说:“中国不会构成冷战时期苏联的那种挑战,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权利而削弱别国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
这个学说就是思想观念,就是文化。可见,思想与文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具有根本性的凝聚和推进作用,而世博会就提供了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契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2010年上海世博会,通过一系列的展览、论坛、文艺表演活动准确展示中华文化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阐释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的思想观念及价值观念,扩大中华民族文化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把传统文化转变为国家竞争力。
(二)增强文化差异意识,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协助各国做好参展工作
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人口、地理等各不相同,导致了每个国家都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说风俗习惯、语言表达、思维模式、宗教法律以及其核心的价值取向。但是,文化具有独特的多样性,不同的文化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文化没有好坏、优劣之分。不同的文化应该互相尊重、相互补充。如果每个民族都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评判标准等去进行对外交往,那么对异质文化就会产生不自觉的排斥。
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克服文化的民族中心主义,既要消除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恐惧感,也要消除对异质文化的抗拒性,认同其他文化存在的价值。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舞台上,我们要面对有史以来最为多元的文化和观众,我们对于他们应该给予高度信任,同时也要增强自信,消除文化距离和文化震惊,正确理解参展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高效、准确地协助他们做好参展工作,这对于办好一届世博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却是一个极大的机遇。
(三)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在我国的对外交往中,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中国对外文化交往中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正如赵启正在2006年跨文化传播论坛上所言:2004年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图书版权多达4068种,而输出的只有14种;从英国进口的有2030种,输出的只有l6种。电影方面,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进口的影片多达4332部,其中,美国几乎占到了一半,而我国出口的影片可以说屈指可数。在服装、动漫、电视剧等等各方面都存在严重“赤字”问题。《圣经》中黄金法则“treatothe~thewayyouwanttobefeated.”不仅基督徒熟悉,而且几乎是传遍了全世界。而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理念,比西方人的这个黄金法则要早几百年,却未能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这些事实和数据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本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不够的,与文化的内涵是不成正比的,我们还没有能够真正激活中华文化,没有诠释好我们的优秀文化。因此,我们要采取切实措施来增强中华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可以通过定期在国外举办各种类型的中华文化展、论坛、文化节、文化年等系列活动;要增加媒体对文化活动的关注,给予更广泛的宣传和报道,推动一些优秀的文化艺术能广泛传播。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上的精彩绝伦的文艺表演,就向世界充分展示了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也同样是这样一个舞台,届时会有更多的文化活动,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展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巨大魅力,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提高中华文化的演绎力、创新力和表现力。
(四)跨越文化差异。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共赢
举办一届成功的世博会要涉及到与其他国家和组织的配合和协调,譬如世博会场馆设计方案的全球征集、志愿者的全球招募与培训等,这些都需要与不同文化的人们进行良好的沟通和密切的配合。世博会是一场国际盛会,我们只有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才能取得成功。只有加强与国外文化机构的合作,了解海外观众的文化需求,敢于开放、勇于合作,才能吸引到优质的国际资源,才能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举办一次成功的世博会。
优秀论文报告会由华东师大化学系副主任王清江老师主持。教务处领导陈灵犀代表学校向与会代表表示欢迎,感谢兄弟院校多年来对华东师大的关心和支持并祝交流会圆满成功。化学系主任何品刚教授简要介绍化学系历史和现状。1951年由沪江、大同、光华、同济、大夏、圣约翰等六校教师组成。现有教职工113人;其中中科院院士2名、教授34名,博士生导师36名。一级学科博士点十几个。各类科研项目120多项、每年科研经费2000余万元。在CA杂志上收集论文一百几十篇,除实验楼外,另有上海市绿色化学重点实验室,教师培训中心、中学生科普实验站等几十部分。2年后集中迁往闵行校区。目前因正值建设阶段、所以接待工作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希望与会代表谅解。
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教育委员会主任范杰教授代表与会的化学化工学会负责人和各校师生感谢东道主华东师大校系领导和老师们为会议提供的周到安排。同时介绍了上海市市长韩正同志今年1月下旬视察化工企业时对本市化学工业提出跨市发展,辐射全国;加大研发力度,实施创新技术;一伴化规划,整合资源,做大做强等要求。为广大化学工作者展示了上海市21世纪化学工业继续发展的宏伟蓝图,倍受鼓舞。我们要用化学在追求美好生活,促进高新技术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消除人们对化学的误解,吸引更多的年青人投身化学专业学习,应对未来能源、资源不足的挑战、环境污染加剧和温室效应增大带来负面影响作出努力和贡献。
交流会上20位同学的精彩报告和师生间热烈融洽的互动式讨论,为会议营造了极为和谐的氛围。
优秀论文涉及有关催化反应的机理探讨、多种纳米材料的合成、食品安全中监测方法研究、抗癌药物的活性研究、皮肤抗衰老的机理、环境水体中重金属的检测方法和仪器的开发等与高新技术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多个领域。
经过评委讨论,有10位同学获得壹等奖。他们是:刘嘉、黎朝、陆颖音、李永玺、戴逸婧、丁支、王荔祖、马丽君、张若男和王欢。
有十位获得二等奖,他们是:徐阳、刘媛媛、徐慧婷、应佚伦、、张蕾、沈明月、虞珊、蒋迪发和徐浩。
会议在颁发获奖证书、获奖者与华东师大和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部分负责老师合影后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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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2006.
受理案件增加近五成
刑事案件涨幅破百
据悉,此次的知识产权审判白皮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2012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第二部分是《2010—2012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根据白皮书数字显示,2012年,全市法院共受理一、二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4575件,审结4534件,同比分别增加44.8%和43.0%。其中受理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586件,审结550件,同比分别增加117.8%和100%;受理二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8件,审结13件,同比分别减少68.0%和23.5%。
市高院副院长陈立斌介绍,这些案件主要呈现特点:1、案件数量大幅上升;2、涉外涉港澳台案件显著增加,国外及港澳台当事人胜诉率高;3、集中维权案件较多;4、涉及新商业模式的新类型案件和疑难案件继续出现;5、著作权民事案件大幅增加,网络著作权案件占比较高;6、商标民事案件增幅较大;7、专利民事案件小幅增加,发明专利纠纷占比较低;8、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大幅增加,涉商标刑事案件比例高。
2012年,上海法院依法加大民事司法保护力度,积极促进创新和公平竞争。依法采取诉前临时措施,及时固定证据、及时提供保护;遵循国民待遇原则,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权益;通过司法裁判明确行为规则引导市场主体行为,通过发送司法建议书、出版案例选、发表专业论文等形式推动社会管理完善、明确法律适用,以此促进全社会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知识产权水平的提高;加大执行力度,保障胜诉权益得以实现。加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依法监督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确实存在违法情形的,依法判决撤销,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刑事司法保护,严惩知识产权刑事犯罪。
服务文化创意产业大局
首次专题通报某一领域
《2010—2012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是上海法院首次针对某一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作专题通报。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不断发展,涉及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诉讼日益增多。据统计,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上海法院一、二审涉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受理数量和审结数量均超过7000件,涉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占上海法院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总数的70%以上。涉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占上海法院全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总数的9%左右。
2010—2012年间,上海法院依法加强涉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在民事侵权案件中依法提高赔偿金额,在刑事案件中依法加大处罚力度,有效制止侵权和惩处犯罪行为。充分考虑行业发展特点,努力寻求各行业之间的利益平衡,既要确保权利人相关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又要促进相关产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遵循创作规律,充分尊重创作自由,依法保护作者的创作动力和创作热情。鼓励技术创新,尊重技术中立,同时又充分考虑技术提供者、使用者的行为表现,维护技术合法运用,禁止技术侵权使用。尊重历史成因,促进历史作品利用。注重加强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的规则建设,树立规则导向,引导商业模式创新,保障文化创意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例如:2011年上海法院先后审结了两起衣念(上海)时装贸易有限公司诉淘宝网店经营者和淘宝公司的案件,其中一起案件由于淘宝公司按照原告要求提供店铺经营者信息并删除涉嫌侵权的信息,法院认定淘宝公司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判决其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另一起案件中,淘宝公司在有能力采取进一步措施制止侵权行为的情况下并未采取相应措施,法院判决其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案判决后,淘宝公司改进了管理规则,法院判决对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白皮书还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在知识产权的运用、管理和保护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切实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加强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企业经营,防控经营风险等建议。
“葫芦娃”著作权纠纷案入选
优秀集体和个人不断涌现
为促进上海法院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上海高院评选出2012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邀请司法界、学术界专家参与评选,动画形象“葫芦娃”著作权权属纠纷案、上海玄霆公司委托创作著作权合同纠纷案、侵害英特尔公司商标权纠纷案、侵害立邦漆商标权纠纷案、侵害美国3M公司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抢注“周立波姓名拼音”网络域名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侵害网站用户注册信息数据库商业秘密纠纷案、电视剧《夏家三千金》植入广告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龙之谷”网络游戏外挂侵犯著作权犯罪案、非法制造“茅台”、“芙蓉王”注册商标标识犯罪案等10起广受社会关注、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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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二条第八款。《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二部分从第9条到第40条规定的知识产权范围包括:版权与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未披露过的信息专有权。
③相关论述详见孙玉荣的《大数据时代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路径选择》;余 翔、李 伟的《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建设初探》;姜 南、徐 明的《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实证研究》。
④名人形象,即名人的身份及其所代表的商业价值。在美国知识产权体系中有专门的形象权,未经许可而在商业活动中适用他人的姓名、肖像、声音、签名以及显著服饰,均属于侵犯形象权的行为,应当承担禁令和损害赔偿的责任。
④《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
⑥《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29490-2013),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于2013年3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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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北秧歌,演变
东北秧歌是东北地域民族民间文化精英的典型代表,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和韵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东北秧歌的表演内容、表演形式和伴奏音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形式上她既继承了高跷“哏劲”的动律和“稳中浪”的审美特征,又融入了地秧歌、二人转、古典舞技巧和戏曲一些元素的舞蹈成分,使其从民间走向舞台。
东北秧歌同其它民族舞蹈一样,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动律特点,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东北人民的宗教信仰、经济生活、自然环境、风俗习惯是分不开的,是东北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东北秧歌的上身动律以及手巾花的各种舞法等都展现了东北秧歌的风格特征,并反映了东北人民豪爽、泼辣、热情的个性。“东北秧歌在风格上以热情、火爆、泼辣、幽默著称。动作既哏又俏,既稳又浪,而且稳中有浪,浪中有哏,哏中有俏,刚柔结合,不能扭扭捏捏缠绵无力。”体现其风格的要素主要有韵律、体态、动作、节奏、服饰、道具。
1.韵律
东北秧歌的韵律,主要是以上身动律的扭、摆、圆和双膝屈伸的软、硬、颤来体现的。这些韵律主要是由表演者腿缚高跷形成的一种动律特征。两足踩在木制跷腿上,须靠两膝的屈伸和上身的摆动来掌握重心,单脚落地易晃,双脚着地则稳。因此,抬脚要快,落地要实,屈伸要大,上身也要随之而摆动或扭动,由此就形成了秧歌的主要步法:踢步。它的特点是单短双长,即一脚踢出时要快而有力,快出快回,在空中停留的时间要短,收回时要稳而实,双脚着地的时间要长,其屈伸的律动节奏也就具有长短之分,上身亦形成了划∞字,摆身和扭身的动律。上下身配合便构成了秧歌的韵律特点—哏、俏、劲,就是动作要脆、快、有力、稳及俊俏。
2.体态
东北秧歌的体态则从东北人民生活中最普遍、最熟悉而又最欣赏的生产劳动、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中吸收、提炼出来的。受高跷的影响,表演者在高跷上表演,在做各种步法时,为找其重心平衡,上身始终保持前顷,如完全直立,挺胸昂首将失去平衡。在此影响下,就形成了收腹、挺胸、上身前顷的基本体态,这些体态是秧歌的主要特征。
3.扭法
韵律、体态和手巾花集合在一体的动作结合就是扭法,它是塑造人物和表达感情的主要手段。东北秧歌的扭法,如单臂花、交替花、双臂花、盖分花等等,都是手巾花双臂舞动与步法相结合的动作结合,构成东北秧歌的基本动作。手巾花、踢步、鼓的动作是东北秧歌的扭法最主要突出的艺术特征。手巾花多以手绢为主要道具进行表演,各种手巾花都是靠腕子的力量来舞动手绢,表达着不同的感情;踢步是秧歌具有代表性的步法,其中前、后踢步能很好地表达女性的哏、浪、俊、俏的美,而抬踢步和蹲后踢步则表现了男性的矫健、活泼、热情的个性;鼓的动作是在打击乐的节奏变化中完成的各种动作,它包括叫鼓、鼓的连接动作和鼓相三部分。
4.节奏
节奏是音乐的重要因素,也是舞蹈的三大要素之一。舞蹈伴奏音乐是旋律和节奏构成的艺术形象,它激发人们的情感,表达舞蹈的神韵。它一方面:以强烈而具有民族特征的节奏为舞蹈伴奏;另一方面以具有个性的音乐旋律表达着舞蹈的内容和人物感情。
5.服饰
东北秧歌则以戏曲服饰为主,以所表现的人物而定服饰。秧歌表演多是以舞蹈小品和小戏为主,人物扮相皆以所表演的内容和人物个性而着装。戏曲服装多带水袖,演员表演时,多手握水袖而舞,称握袖头。后来便逐渐形成持手绢而舞,使秧歌中的手巾花发展成里外挽花、片花、旋花等。其扭法也有了甩、抖、搭肩、缠头等动作,形成了东北秧歌所特有的表现形式。
6.道具
扇子、手绢是汉族具有典型意义的秧歌道具。秧歌的手绢舞动和由舞动手绢所形成的手、臂的动律,是体现东北秧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的东北秧歌表演形式多种多样,可分为高跷秧歌、寸跷秧歌与地秧歌。而高跷秧歌又分为大鼓高跷(乐队在高跷舞队后边抬着大鼓、大锣、小叉、唢呐伴奏的舞蹈形式)小鼓高跷(系着腰鼓手持小锣伴奏的舞蹈形式)表演者脚缚木制跷腿,能表演各种扭法。论文写作。如今的东北秧歌在表演形式上有了新的发展,现有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群舞等,动作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如:在扭法上,上身的“上下动律、前后动律、划圆动律”这些动律特征都是因高跷的特定限制提炼出来的。下身“软、硬、颤”的动律特征也是由踩高跷的首要特点保持膝部的松弛与韧性而提炼出来的。在手巾花的绕法上“阴阳双翻掌”“扬鞭跨腿”是在头跷人物动态特征中提炼出来的动态语汇;“双臂花”“大交替盖花”“双直臂花”“大摆身动律”是在媒婆人物角色中提炼出来的;“交替花”“展翅花”“盖分花”“双膝肘稳相”“绕花转身”是在上装中提炼出来的;“搭肩花”“缠头花”“盖撩花”等代表性手巾花绕法是在下装中提炼出来的。这些动作如今都搬上了舞台,展现在这块有着古老文明的大地上。
由于表演形式的改变,自娱性的民间舞蹈成为了表演性的艺术舞蹈,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出现了一批好的作品。如明丽表演的《喜雪》等等,诸多的专业舞蹈工作者逐步借鉴了西方先进的舞蹈创编理念,在音乐设计方面大胆革新,给东北秧歌音乐的创编不断输入新的血液。
东北秧歌的产生和发展,是受社会变迁直接影响的。论文写作。由于历史时期不同,秧歌的表演内容、形式和伴奏音乐也有所区别。我们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看待传统的东北秧歌,继承其中民主性的精华,去除其中封建性的糟粕。论文写作。东北秧歌毕竟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艺术,她的本质是健康、朴实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因此我们要灵活的运用其表演形式来表现不同的内容,在不失去原有风格和艺术魅力的前提下,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要注意随时把外地的“好东西”吸收进来,向喜爱秧歌的人经常性地、有意识地传授一些新东西,在潜移默化的传授过程中提高人的文化品味。
现今,东北秧歌在那片黑土地上得到了继承与发展。但是,继承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创新。随着人们艺术鉴赏力的提高,在创作新的艺术作品时,要求艺术家们要注意当代观众的审美心理、文化心理和欣赏习惯;在思想内容方面要体现出时代精神,有鲜明的时代感;在艺术上要大胆吸收各种现代表现手法和技法,以提高东北秧歌的艺术表现力。同时,呼吁有关部门加大对民间艺术发展的关注,使其向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成为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使其永远在舞台上展现它的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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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编写、出版白话文教科书,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但当务之急是:如何编写白话文教科书,通过什么形式来传播规范的白话文。
认为:“国语并不是单靠几位语言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16]这里所说的“国语乃是区域最广,流传已久,通行于现代有文化的社会,而又能随时改进的普通语”[17],即白话文。我们的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头脑中预设的读者群是全体国民;我们的教材编写者在选择文学作品时,头脑中所预设的对象是全体国民。他们用白话的国语创作白话的文学作品,将白话的文学作品选作教科书的文本。借助教科书自身的强大优势,将白话推广开来。这样才会实现真正的“言文合一”――书面语形式与口语形式的统一。
1920年4月,教育部通告全国:至1921年冬,国民学校原先采用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各科教科书均采用语体文。当年商务印书馆便出版了第一部小学国语教科书――《新体国语教科书》,第一套中等学校国语教科书――《白话文范》。“据历届统一会审查工作的报告,民九(1920年)审定的教科书凡173册,民十(1921年)凡118册,民十一(1922)约100册。民十以后几年间,各书坊竟出儿童课外读物,种类很多,还不在教育部审定范围之内。大抵‘儿童文学’这一股潮流,自周作人等提倡以来,在民十一新学制公布时,达到最高点,……初中用的也依了‘新学制课程标准’,将语体文与文言文合编,文言文中,所采从来不给中学生读的新材料也颇不少(如王充、崔述之文,从此才入选本),于是乎教科书大改观了。”[18]
“五四”运动以后,“不论教育性的书刊、文艺文和理论文,白话文都成了‘正宗货’”。[19]20世纪20年代以后,不仅官方文告逐渐以白话文予以公布,而且白话翻译作品大量涌现,许多本土作家开始用白话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本土原创文学作品。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作品被精选进新式白话教科书中,从而又逐渐发展、改进并巩固了现代白话文这一语言形式。
自此,通过白话文教科书的广泛使用,白话取得了国家教育机构这一国家话语权力的执行与推广机构的合法保障,从而成为代表国家统治权力的话语形式。同时,随着白话文教科书的广泛使用,“现代汉语”这一在语法、词汇、句式等各方面都有别于古代汉语的全新的语言系统也逐渐形成并得到确立,“现代汉语史”这一汉语发展的全新的历史阶段也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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