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4 01:53:47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个人与社会关系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一：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服务型企业信任关系
近几年来，中国服务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但因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一些服务型企业为了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对相关利益者的诚信，致使侵犯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鉴于此，本笔者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影响服务型企业的主要因素，并进而探索服务型企业通过相关诚信战略构建与顾客的信任关系。
一、国内外企业的信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信任的探讨一直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开始对信任进行了研究。
1.国外企业信任研究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组织限度》一书中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有效的剂，将经济落后与信任联系起来，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提出经济交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坏和相互欺诈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企业发展的规模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个国家的信任度越高，则其企业发展越好，反之则影响企业的发展。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有助于经济行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2.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我国对信任的研究相对滞后，随着中国信任度下降问题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张缕博士以嵌入性为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有二个特征：一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基础的多元信任关系构成。二是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的运作方式相差较大，这种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级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为各模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利的一面为各模式运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风险，对设计出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极大的制约。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指出中国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戏，一手是权力游戏，信任是企业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关于信任理论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层面以服务型企业为例，运用企业信任理论，通过问卷法来探讨影响服务型与其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提出构建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良好信任关系的建议。
二、服务企业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学者Sirdeshmuk以服务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影响顾客信任的因素，将顾客信任定义为顾客所怀有的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服务内容的期望。对服务性企业来说，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三、影响服务型企业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持续信任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业通过独特的物质文化、建筑、服务设备，服务的规律性在顾客心目中获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阶段通过提供给消费者各种承诺，提高办事效率，与顾客有友好的合作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过程型信任;第三阶段通过上述两个过程最终获得顾客的满意感、忠诚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选取500名消费者，来研究物质文化、服务规律性、企业办事效率、提供给顾客的承诺、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的忠诚度等6个因素来分析顾客是否会与服务型企业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忠诚度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各种承诺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其顾客建立持续性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1.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建立持续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顾客满意是顾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态度、内外部设施越满意，顾客就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顾客的信任会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2.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某企业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过顾客的情感和行为忠诚表现出来的。对于喜欢规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险尝试接受另一家服务，而愿意选择已经习惯了的服务。因为一旦选择其它的企业，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尽可能地维持与同一个的服务享受者的长期关系本身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持续利润。
3.承诺也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务性企业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只有通过承诺才有可能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对服务接受方的承诺可以提供了一种激励，增进双方的合作，决定了可信赖性。但是承诺也必须适度，频繁的承诺可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企业总是对顾客做出承诺，在顾客看来，企业会不可信。
四、培育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构建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措施
本文通过对顾客的问卷调查，针对影响服务型企业构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认为应通过服务型企业应从自身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来培育服务性企业对顾客的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构建。首先，因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性企业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业应经常关注顾客的利益与诉求，可以通过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内部设施实现顾客满意，赢得顾客的忠诚，进而与顾客建立信任关系，使企业收益。其次，加强企业内部法制和行为规范的建设，对违反信任原则的要予以制裁。使员工认识到与交易方合作能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益处，在企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投资和管理。最后，服务型企业要有效发挥服务承诺的作用，在服务承诺设计上遵守内容适度、表述清晰和队服容易等原则;在实施服务承诺时，要综合考虑服务本身特点、服务企业状况、服务行业情况和顾客特征等一系列因素。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张力及范式反思
一、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
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它们假定，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们正是通过对关系资本的建构与利用达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是屈从于个体理性的，关系人其实是理性人，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经济理性的客观事实。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格兰诺维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的立论基础是在被其称之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视角间展开的。格氏指出，社会学家将个体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个人行为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支配。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持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传统，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学术关怀。他试图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个核心便是关系网络，它使个人行为和总体的社会形态的链接成为可能。与过度社会化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人的经济行为时，将人视为理性个体，个人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人类的一切文化与制度行为均可从理性个体的自利动机中得以理解，这便是低度社会化观点。该观点假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格氏指出，无论是低度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假定，都将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没有处理好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应当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嵌入性的基本内涵是：经济行动和经济绩效以及所有社会行动和社会绩效，都受到行动者动态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1]格氏以职业流动为例，比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他指出，这两个学科在看待劳动力市场中行动者的跳槽行为时，都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入手，来分析求职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达致跳槽和转业的目的。不同之处是，社会学强调个人的求职流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而经济学则坚持社会孤立性假说，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脱离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强调是受雇者的个人倾向、经济动机、人力资本、升迁机会等因素决定了其跳槽或转行。格氏认为，经济学的解释不符合真实情况，个人的职业生涯及工作流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的求职及跳槽经历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的数目及在工作中同这些人的关系状况。同样，经济学中的隐形契约、有效工资论将劳工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孤立性行为，将员工和雇主视为陌生人，将他们的关系从社会组织网络中抽离出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熟识关系。在企业中，通常情况是，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信任。从社会学视角看，职位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格氏关于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经验研究是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尝试，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范例，体现了他将个体经济行为与网络关系、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加以链接的理论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问题是：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和维系，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传递信息、关系人如何从网络中获得信息，这种关系是强的还是弱的，其本质是什么。基本观点是：人际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高度依赖其现存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由弱关系构成的关系链来获取求职信息。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数被访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过弱关系即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找到的。在个人求职经历中，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经济行动更为有利。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组成者之间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的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而弱关系是群体间的纽带，其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能使信息流行起来，弱关系充当了信息传递的桥梁。在群体关系中，弱关系更能扩大自身的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群体的成员，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关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链接微观至宏观、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性行为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关键词：网络利他行为；自我概念；人际关系；大学生
网络利他行为是指在网络环境中发生的符合社会期望并有益于他人、群体或社会，不期待任何形式回报或奖励的自愿行为。随着网络社会化，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向电脑寻求帮助，利他行为在网络中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也超过了现实社会。研究表明，亲密的人际关系能够使人们表现出大度、慷慨、奉献的利他行为，在人际关系信任情况下个体更倾向于选择亲社会利他行为。笔者采用网络利他行为量表、自我概念量表、人际关系量表对15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对大学生利他行为与自我概念、人际关系的相关性分析，探讨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一、在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中，网络支持行为特点突出，文科生的网络分享与网络指导利他行为高于工科生
采用郑显亮于2010年编制的《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量表共26个项目，包括网络支持、网络指导、网络分享、网络提醒四个维度。采用随机取样，在郑州市两所高校图书馆发放问卷，共有156名在校本科生参与，其中男生84人，女生72人；大一学生75人，大二学生39人，大三学生42人；文科91人，工科65人；独生子女48人，非独生子女108人。
统计结果表明：第一，网络利他行为总分及各因子分在不同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这与青少年网络道德不受性别和年级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一致；网络分享、网络指导维度在专业上差异显著，表现为文科生高于工科生。
第二，大学生在网上给予网友以情感支持行为比较突出，平均分值为22.21±6.06；指导网友保护个人隐私及新技术掌握的利他行为排在第二，平均分值为12.13±4.00；上传经典案例学习心得与其他网民共享的利他行为排在第三，平均分值为11.92±3.78；及时提醒其他网民网络欺诈和陷阱的利他行为排在最后，平均分值为10.73±3.65。
第三，单个项目平均值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最喜欢做的事是“在网上祝福他人，关心和鼓励网友，倾听并开导网友，发送网友所需的资料，帮助网友解决学习、生活或情感上的一些问题”。相对而言，举报网上的不良信息、谴责社会不良行为，积极参与论坛问题讨论等利他行为频率略低。
二、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产生与社会自我、心理自我密切相关
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自己的认知与评价，是对自身特点的整体知觉。自我概念是人格结构的核心部分，个体对自我的认识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本研究采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进行测试，具体内容有自我总分、自我批评（综合维度）；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会自我、生理自我、道德伦理自我（内容维度）；自我行动、自我满意、自我认同（结构维度）。量表采用五级评分，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对自我概念和网络利他行为进行相关分析，社会自我和网络利他行为总分（r=0.326*，p
三、大学生的师生人际关系与网络利他行为的相关性较高，其次为虚拟人际、生活人际关系，而同学人际关系与网络利他行为相关不显著
任何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都会同其他人发生关系，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在交往过程中直接的心理上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生活中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了个人或群体寻求满足其社会需要的心理状态。有研究证明，人际关系困扰与利他行为呈显著的负相关，人际关系困扰程度越高，利他行为水平越低。本文采用申武丹在2007年编制的《大学生人际关系问卷》对大学生人际关系进行调查，该量表分为师生人际关系、同学人际关系、生活人际关系和虚拟人际关系4个维度，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
对人际关系和网络利他行为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人际关系总分、虚拟人际、师生人际、生活人际和网络利他行为总分和网络支持、网络提醒、网络指导之间相关显著；同学人际这一维度与网络利他行为总分及因子分相关都不显著（见下表）。
四、提升大学生社会自我、心理自我概念，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师生人际关系，促进和加强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
首先，鼓励与引导大学生参与与实践公益性校园文化活动。青年大学生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信息大爆炸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好奇而迷离，自我的社会定位飘忽游离，现实的社会自我与网络社会自我会出现矛盾、困惑与冲突，要在引导培养大学生正确的社会自我概念上下功夫。学校组织与支持的到山村小学、福利院及特殊儿童学校支教活动，法学、医学、心理学知识进社区等活动，能够使大学生在服务社会，贡献知识的同时，体验自我价值的实现，丰富社会自我概念。
其次，开展素质拓展活动，开设各种形式的自我成长心理工作坊。“穿越电网”“资源共享”“集思广益”“信任背摔”“感恩活动”等都是受学生欢迎的素质拓展训练活动，学生在这些活动中学会面对与应对困难，并通过寻求团队协作方式解决问题，在增强合作意识情况下提升自我抗挫心理能力；学会与其他同学分享自我的资源，体会帮人之乐，感受资源最大利用带来的欣喜之情；学会信任他人，适时向其他同学寻求帮助，并借助他人的智慧解决难题的能力。
再次，建立和谐文明良好的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的人更愿意表现出助人行为；当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较低（如被排斥）时，个体倾向于减少利他行为；个体的社会接纳程度与其做出利他行为的情况密切相关。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大学生由于各种心理需要而产生网络交往的动机，网络中的陌生人之间建立“熟悉而亲密”的人际关系，能够引发较多的利他行为。相反，未能满往需求、交往动机较低的个体， 较易抑制向网络中虚拟身份的他人提供帮助，导致产生更多的网络消极行为。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往往处于支配地位，个人的意愿、情感和需求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不及此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国人际关系的特点是分析中国整个生活方式的关键，也是分析与建设网络利他行为的关键。在校园团体活动中，“团体沙盘游戏活动”“风雨同舟”“盲行活动”等都能帮助学生学会发现、理解他人的特长与优点，悦纳自我，学会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了解信息沟通的重要性，提高人际沟通技能与技巧。
利他行为是一种最高层次的亲社会行为，要帮助大学生形成健康的网络心理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培养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维持良好的网络秩序，建设积极文明的网络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彭庆红，樊富珉.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及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12）.
[2]韦乡逢，潘冬宁.社会交换行为与人际关系论析[J].社科纵横，2006，（12）.
[3]郑显亮.人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编制与多层线性分析[D].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4]薛德昱.高职学生利他行为和人际关系困扰的调查及对策[J].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3）.
关键词：学校道德领导；关系；人情；面子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5-0033-05
儒家文化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精髓。随着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过渡到当代社会主义，儒家思想的诸多方面在我国的影响中日渐式微，但在领导与管理以及人际关系处理方面，仍然起着支配性的地位。儒家思想首先是一种制约人类关系的伦理，在儒家看来，正确的行为在本质上是指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在关系本位的社会系统中，重点不在任何一方，而在关系，彼此交换，其重点放在关系上。” [1 ]当今我国的教育领导从来就没有摆脱儒家关系主义的支配，如何正确地开展工作并兼顾“关系”，或者以“关系”为纽带，相对公平地处理有关事务，这是一个涉及领导伦理的问题。
一、儒家关系主义的内涵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以“仁为核心”和以“人为贵”的思想体系。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在孔子之前，儒家文化可以上溯到殷周之前的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到了殷周时期这种民族文化已经逐步形成。周文化经过孔子的整理，才得以条理化、系统化，成为早期儒家文化。中国儒家的发展，分为先秦原始儒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近现代儒学4个阶段。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华人的主流思想基础。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大清帝国是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的冲击。不过在儒家思想历经多种冲击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之后，它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传统的标记。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可归纳为：“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 [2 ]
儒家关系主义。儒家社会是一个“关系导向型”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依赖于社会的个体，只有明确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才能完成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遵守相应的社会道德。儒家思想可以说是社会沟通的创始人和关系构造的建筑师。” [3 ]那么“关系”起源于什么？通常认为，中国人的关系起源于“伦”，也就是封建时代的“伦常”尊卑、长幼的关系 [4 ]。梁漱溟把中国人凡事以关系为依归的文化特质叫做“关系本位” [5 ]，杨国枢、金耀基、文崇一、何友晖等人称之为 “关系取向”，如杨国枢认为，关系取向是中国人在人际网络中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关系”的研究成果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翟学伟、黄光国等。其中的差序格局比较形象地把中国人的关系模式做了描绘，在他看来，传统中国社会有着“以血缘、地缘为生活中心的社会人际关系结构” [6 ]。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存在由近及远的亲疏格局，“每个人都是受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是相同的” [6 ]。这种关系就“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6 ]。翟学伟认为：“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通过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7 ]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模式认为：“中国人际关系依据工具性和情感性成分所占比重不同，可分为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采取的是付出与收获等值的公平法则，混合性关系遵守施恩与期望回报的人情法则，情感性关系信奉需要与提供帮助的需求法则。” [8 ]不过黄光国认为，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中，很难找到纯粹单一的关系类型，三种关系类型中混杂了一些其他因素，如在工具性关系中也或多或少存在情感因素在里面。
从上述对儒家关系主义的研究来看，儒家关系主义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1）在理念方面，“关系”决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决定了人的存在价值；（2）在认知方面，中国人对关系的认知敏感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有关的关系认知的策略；（3）在行为方式上，中国人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亲近疏远进行操作，且关系是和人情、面子紧密联系的。在中国，关系是一个人或团体在社会中赖以存在的纽带，人们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希冀通过关系的经营，获取相应的社会资源。我国传统社会深受儒家关系主义的影响。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社会逐渐加快了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由此带来的社会组织方式、资源占有及分配方式的变迁，使得人们的人际关系也发生相应的变迁。如人际关系走向开放、平等，社会环境日益复杂，人际关系也日渐复杂。但儒家关系主义的关系、人情、面子文化依然存在于国人心目中。
二、教育领导无法回避的“关系”、“面子”与“人情”问题
“关系”、“面子”与“人情”是海内外华人在应对社会关系中最常碰到的问题，也是华人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一面镜子。这3个概念既相互独立但又互相牵连，尤其关系与人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送礼给人家就意味着拉关系，接受了人家的礼物就意味着欠人家的人情，接受人家的礼物还意味着给人面子。
1. 教育领导应对关系问题的伦理分析
传统中国人的道德观主要建立在关系之上。三纲五常谈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义、夫妇有情以及君恩臣忠等等，都是先找到了关系的主体，再定义出相对应的行为法则。仁道的价值观历来被儒家视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它涵容了以“仁”为核心的一切美德，如孝、悌、忠、礼、义、廉、俭、耻、智、勇、敬、笃、宏、毅、中庸等等，仁道既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行为准则。作为思维方式，要求人们具备爱人之心；作为行为准则，表现为积极地利人、助人。其最低要求是不应有损害他人之心。当代中国人仍然很重视社会关系，视关系为工作的剂，甚至是开展工作的前提。
中国人通常以不同的交易法则和“关系”不同的人交往。“关系”一词在儒家伦理中，强调庶人所应践行的“仁”应该视个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的亲疏而有所不同，区别对待，也就是说，“仁”的本质是等差之爱。的“差序格局”生动地形容了中国人常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这一社会事实。对待与自己关系亲密程度不同的人，运用不同的对待方式。黄光国根据的差序格局将华人的人际关系分为3种类型：“最内层是自己的家人、密友和朋友等原级团体，中间层是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乡等熟人，外层是陌生人。对待不同的人群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待内层运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对待中间层运用人情法则，对待陌生人运用‘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 [8 ]由于中国的人际关系圈子中，每个成员对其他成员都面临着随关系亲疏不同的伦理困境，如果不处理好关系，人情世故不到位，会招致这些人的指责。
教育领导在关系处理上面临着两难之境：
其一，如果采用亲疏差序关系模式，遵循儒家关系的私德和团体主义的内部伦理，就可能违背了社会公德，甚至会违法乱纪。也就是说，儒家关系主义遵循的一种小圈子内部利益伦理，对待自己的家人或密友运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对待亲戚、同学、同乡运用人情法则，明显地有悖于社会公正，这种保护圈子内部利益的伦理观与西方国家倡导的普遍主义公正观是格格不入的。很多教育领导利用人情保护圈内利益，无视制度规章和国家法纪，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会遭受亲友、同学的疏远，甚至被打压出局。
其二，是变相寻租。也就是身处关系圈内的教育领导通过违公德、公共规则甚至法律为圈内成员谋取利益。在此过程中，教育领导也会根据亲疏差序原理，以及风险与收益的大小等综合考虑，然后抉择。维护圈内成员的利益，可以得到他们的认可、尊敬、拥戴和保护，还会赢得面子。正如柏拉图所言：“节制和正义固然美，但是艰苦。和不正义则愉快，容易，他们说指责不正义为寡廉鲜耻。” [9 ]
教育领导必须处理关系，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经常会遭遇以下伦理问题：他们在上下级以及同僚的交往中颇费心力，往往以不同的交易法则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交往，对上司、下属、同僚、陌生人等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如他们对上级资源分配者会采取逢迎的态度；对与自己关系一般或比较疏远的普通下属则表面客气，在利益分配上却不予考虑。再比如，在对待择校生方面，各种与重点中学校长或副校长有关系的人会通过托人情、请客送礼等方式，为子女争取到择校的机会，校长或副校长在面对这些关系时有时感到非常头痛，对于身居要位的政府官位的招呼不敢懈怠，不优先考虑他们的子女会危及到自己的生存，显然，这种应对不同关系的差异性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则。另外，他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关系的协调上，陪上级领导和朋友吃喝，而对份内的工作事务花的时间和精力明显不够。由于领导是资源的占有者和分配者，总有一些人利用各种渠道和他们接近，成为朋友或者熟人，然后通过请客送礼的方式建立“感情”，如何与这些人打交道，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2. 教育领导面对人情问题的伦理分析
中国的“人情”的涵义比较复杂，是一种私交状态下的感情。“中国人的人情既有利益交换的意蕴，也与相互性的‘报’的观念有更为紧密的关系，由后者的实现才能达成前者的实现。” [7 ]由于中国处事遵循亲疏差序原理，人情在维持人际和谐、处理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情可以是在朋友结婚、生子、过生日或者家人去世等场合所赠送的钱财或礼品，或者是请朋友吃饭，亲朋生病时的探望；也指中国社会中在人际交往时或相处时所遵循的社会规范。“人情”的规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情规范要求当事人在和关系圈内的其他人保持联系，其方式可以采用聚会（聚餐）、送礼、问候和相互访问联系的方式，二是当关系圈内的某个人身患重病、遇到困难（遭遇危机）时，应该尽可能地体谅并探望、慰问、帮助他，给予他一份 “人情”。
“人情”伦理在中国社会是一把双刃剑。就其积极影响而言，它能把个人、家庭和社会有机地联接起来，给人一个充满温暖、和谐和舒适的环境，在遇到困难和麻烦时也能得到感情和心灵上的慰藉。但是，人情的消极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人情使公众的法律意识淡薄，因为人情的“情理”观念没有一个权威的标准，只能凭感觉和处事经验，能“私了”的事情尽可能不诉诸法律，人情交换往往变成了各种腐败的温床。在人情社会里，一个人的人际关系越丰富、人情越练达，其社会活动能力就越强。于是，很多会走“人情”的家长也会扩展在教育领域的圈子，与教育领导拉关系、送礼。同时，各级校长为了从教育行政部门获得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也会利用工作关系与教育行政领导攀交情。因而，中小学领导面对人情问题，在权力上容易导致腐败，违背教育公平，甚至违反教育法规。如何在权力与人情之间做到合理公平，同时兼顾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是一个深深困扰广大中小学领导的一个问题。
3. 教育领导面对面子问题的伦理分析
面子是中国本土的一个概念。诸多学者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uthur H. Smith）、林语堂、鲁迅、胡先缙、金耀基、何友晖、黄光国、翟学伟等都对面子问题做过研究。面子既是一个社会概念，也是一个心理概念。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面子都与声望、地位、行为标准、尊重、身份、权力、社会规范等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数学者界定面子都会涉及以上概念。目前，一部分学者从社会学层面界定面子，将它看作是个体所追求的社会认同和尊重，如何友晖所说，面子是“个人由于地位和贡献而从他人那里获取到的尊重和顺从” [10 ]。还有一部分学者从社会心理层面出发，将它视作是个体内在的自我评价。我国学者成中英提出了同时兼顾社会和心理两个层面的面子定义：“从客观上看，面子是指被相同社会或社区中的其他成员认可的社会位置，更多表现为在某特殊场合被特殊人认可的社会地位或价值；从主观上看，面子体现的是与社会关系及整个社会相关的个体自尊价值和自身的重要性。” [11 ]在他看来，面子既可以是个人在社会上获得的尊严，也可以是社会认可的公众形象。另外，大陆学者翟学伟从语义出发，独具匠心地区分了“脸”和“面子”，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面子在中国社会的特殊作用，所以“顾面子便与个人自尊密切相连” [8 ]。“面子”成为中国人人际关系中的一个象征符号，在社交场合人与人之间是否给面子或面子给得合适与否 、足不足，往往是人际和谐与否的重要条件。
面子在某些情况下会涉及道德，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不怎么涉及道德。根据已有的研究，中国人的面子中包含多种需求。金耀基将面子分为社会性的面子和道德性的面子，这两个方面都涉及伦理问题 [12 ]。朱瑞玲认为，面子至少包含两种社会赞许的价值，一个是个人成就，一个是品德。由此发展出来的面子概念就有两种：一种是符合外在社会要求的面子（包括个人拥有的身份地位、政治权力、学术成就等），它是由社会所赋予的面子；另外一种是个人内化的道德行为，是来自自我要求的面子，不需要他人评价。据此，朱瑞玲依据“社会认可成就与社会控制手段两个维度（自律/他律）区分出四种面子，包括：自我合宜、良风善俗、自我期许之成就和社会赞许之成就” [13 ]（见图1）。
我们可以看出：朱瑞玲的面子观不仅包括了“主观评价，还涵盖了社会认同” [13 ]。她的面子观涉及了道德品质、个人能力、社会成就、社会期待与评价等诸多方面，可以说，面子具有多维性。
教育领导面子方面的伦理问题主要出现在自我期许之成就和社会赞许之成就两个方面，他们希望在办学方面出成效，能引领学校发展。教育领导在面子方面容易出现两类伦理问题：一是做事如作戏，搞面子工程。如2009年湖北洪湖市螺山镇的A中学校舍本来就很宽裕，趁布局大调整，投入100多万元新建学生宿舍楼，显示校领导的“体面”，但却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二是重名轻实。很多中小学校长，为了抓升学率，提高学校的名誉，轻视活动课程、校本课程，将活动课程交由班主任随意处理。三是进行面子交易。有的校长违犯了党纪国法，本应受到严肃惩处，却搬出老熟人、老领导、老同事、老同学等关系，串通上下左右去求情，说什么“不看僧面看佛面”，要求“变通办理”或“从轻发落”，而一些执法者碍于“面子”，往往拿原则送人情、作交易，该处理的轻处理或不处理，使执法执纪严重违规。这样表面上给了别人“面子”，实质上丢掉了党性原则。
“面子”中的虚假成分较多，所谓的“搞花架子”、“眼球效应”、“面子工程”就会越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良作风就会大行其道，虚假的“面子”败坏了“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异化了正确的办学理念。
三、基于关系主义的道德领导规范构建
儒家关系主义背景下，关系支配性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儒家对人际关系的规定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当人际关系处于支配地位时，个人自己的意愿、情感和需求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就不及此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对社会的影响大 [14 ]。关系支配性反映了儒家文化中的社会行为模式，与西方的个人主义行为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儒家伦理思想强调礼节、地位的层级性，强调忍耐，注重人情。各级教育领导在面对关系、人情和面子问题时，往往会碍于面子和人情，不能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在处理问题时不能做到公平、公开。因而，构建符合儒家关系主义背景下的道德领导规范，我们的教育领导要尽可能具备以下伦理信念：
1. 树立平等之爱的关系理念
教育领导在应对关系时，应当一视同仁，尽量公平地与各类人群打交道。
公正主要体现为正义。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份的报答，就是把善给予朋友，把恶给予敌人 [9 ]。柏拉图的定义被后来历代思想家所认可，并成为公正的经典界说。根据他的定义，公正就是行为对象应得的行为，是给予人应得而不给人不应得的行为；相应的，不公正就是行为对象不应得的行为，是给人不应得，或不给人应得的行为。教育领导应对关系采用的爱有等差的处理模式，在关系群体中显得合乎情理，但合情合理不一定公正。例如，校长在招聘毕业生时，同等条件下，会照顾托人情或打招呼的人，或照顾亲友的子女，这样对于没有关系的毕业生来说就意味着不公平。
应对关系困境，需要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社会行为主体的公正，是社会所进行的等利（害）交换行为，然而，社会通常是由能够代表社会意志的特殊的个人所代表，这种能代表社会意志的特殊的个人，就是社会的统治者、领导者或管理者。因而，社会公正就是社会领导者的管理活动的公正，是管理行为的公正。个人公正，就是被管理（者）的行为公正，是被领导者的行为和领导者的非领导行为的公正。不过，领导与管理行为的公正与社会公正不是同一概念，领导与管理行为的公正，也并非主要的社会公正，因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会管理行为，归根结底是各种社会行为规范的实现，社会行为规范的公正，就是制度公正 [15 ]。社会基本结构之所以是正义的主要问题，是因为他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这种基本结构包含着不同的社会地位，生于不同地位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前景，这些前景部分是由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 [16 ]。因而，制度的公正，说到底，需要法律的公正和道德的公正。
在道德公正方面，我们的教育领导在对待各种关系时应该一视同仁，而不是针对关系的亲疏而采取不同的对策。这样才能促进教育公正，为社会的法治建设提供榜样。
2. 公私分明的人情观
在教育管理领域，利用社会关系网进行寻租，托人情办事，收受人情贿赂，已经成为国内教育领域经常发生的事情。其核心不外是人情与权力的关系问题。
我们知道，教育管理领域与其他政治运作具有相似性。由于我国法治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太健全，权力的运用往往超出其界限。人情一旦与社会关系网结合，就会出现利益关系，教育领导的权力容易被滥用。正因为“权力在中国社会存在着任意性（当然也不能胡来），因此操作权术本身就是合情合理的，进而用人情攀上权贵就可能在其任意的一面获得权力的转让，实现权力的再生产” [7 ]。
因而，为了避免人情在教育领域的蔓延，教育领导要树立公私分明的交往法则，对于工作之外的事情，或者说，在私人事务上，教育领导可以用人情法则与人交往，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如某位老师生病住院，可以亲自探望慰问。但工作上的事情，要坚持以“公平法则”来处理，如评选优秀教师时，可以颁布评优条例，采用公开打分的方式，透明操作。这样公私分明，既可以避免人情困扰，也可以提升教育领导的威望。
3. 为学校和儿童发展的面子观
面子包括道德脸面和社会脸面，前者是个人固有的，由个人是否实践道德原则所决定，在社会互动的情境中，不能用来作为交易的筹码；社会脸面则不同，它可增加也可以减少，而且可以转借，可以交换，成为社会交易的筹码 [8 ]。教育领导在面子方面的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脸面。在社会脸面方面，教育领导惟有扩大学校的影响才能实现自我期许之成就和社会赞许之成就。问题就出在，自我期许之成就和社会赞许之成就有真有虚。正如有人说：在华人社会里，“爱面子”的人所争的“面子”可能是“虚”的，也可能是“实”的；前者是所谓的“徒有虚名”，后者则可能获得“实实在在”的评价 [17 ]。因而，中国人的“面子观”是虚实相间的，其实质是“自尊”和社会地位获得的途径、手段以及社会环境不一样。在法律环境相对完善的欧美国家里，人们的自尊更多地依赖公平、公正的制度认同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能力，从而获得“自尊”的满足。这样赢得的“面子”是实在的，是“荣”的体现。但如果社会法制环境不完善，甚至发生扭曲，那么，人们必然会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和满足“自尊”的心理需求。这个途径主要是以权势等级、亲疏、利益所构成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这时获取的“面子”是虚假的，其实是“辱”的体现 [18 ]。
教育领导应该以学校、教师和儿童的发展作为社会赞许的成就。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学校办学的最终目标是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造就学生健全的人格。主要途径是：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构建学校组织文化、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搞面子工程并不能最终提升学校的竞争力，也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纯粹地抓升学率，会伤害学生的身心，导致很多儿童的心理出现问题。在应试教育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教育领域，教育领导抓升学率表面上看是为了提升学校的形象，实际上是搞面子工程，是为了获得社会地位的一种体现，获得了社会地位也就有了面子，实质是变相钓取名誉的一种“面子”观。这些虚的面子是应该放弃的。面子既是加强道德标准的社会戒律，又是维持个人道德完整的保证，是一种内部戒律。我们可以说，是扭曲的“面子观”导致了虚假的“面子”大行其道，是虚假的“面子”扭曲了人们的“自尊”心理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的公平。因而，教育领导应该正确对待面子问题。树立正确的面子观，求真务实，为学校实实在在的建设和儿童的身心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2]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3]Chen X P，Chen C C. On the Intricacies of the Chinese Guanxi：A Process Model of Guanxi Development[J].Asia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4，（3）：305-323.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梁漱溟.中国文化的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
[6].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J].社会学研究，2004，（5）：51-55.
[8]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0]David Yau-fai Ho（何有晖）·On the Concept of Fac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6，81（4）：867-884.
[11]成中英.脸面观念及其儒学根源（1986）[A].翟学伟.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二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2]金耀基.“面”、“耻”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A].翟学伟.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二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3]朱瑞玲.有关面子心理与行为现象之实证研究[D].台湾大学心理所博士论文，1983.
[14]何友晖，彭泗清.方法论的关系论及其在中西文化中的应用[J].社会学研究，1998，（5）：34-43.
[15]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6]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关键词：受众理论 传播学 高校图书馆 图书馆情报学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12（c）-0253-01
现代科学体系中，各门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融合，学科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一门学科地发展，必须借助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图书馆情报学也不例外。用传播学相关研究成果，来探讨当代图书馆工作，不仅可以促进图书馆学发展，更具有指导图书馆实际工作的现实意义。
1 受众理论与图书馆情报学
受众，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就是信息的接受者，传播效果必须从受众的反应中进行评价，因此受众是决定传播活动成败的关键因素。在图书馆情报学中，情报用户及其需求也是研究的重点，尤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改变了用户获取和利用情报的行为，使用户情报需求层次及其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情报用户及其情报需求与情报行为规律的研究也就更为重要。因此，在情报学发展过程中，借鉴和吸收传播学受众理论的相关成果，将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情报用户研究的内容。
受众是传播活动中信息流通的目的地，是传播活动产生动因之一和中心环节之一。同时，受众又是大众传播媒介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和反馈源。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受众即受传者，或阅听者，是对大众媒介信息接受者的总称。他们能决定一个传播内容、一个传播媒介，甚至传播者本身的发展前途。在图书馆的实际工作中，读者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传播的参与者，因此读者也具有受众般的性质。
首先，受众的数量是庞大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由于社会环境、社会角色、文化背景、民族特征等不同，在传播活动中显示了不同的特征，判断和选择倾向也不同。虽然高校图书馆相对于公共图书馆，读者文化程度、行业等相对单一，但是依旧是数量庞大且复杂，他们来自各个地方，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等，也有着多元的价值观和选择。
其次，受众不是一成不变的。高校图书馆的读者，将这点体现的尤为明显。虽然有较为固定利用图书馆的部分读者，但是更多的是临时读者；高校师生的流动性，也导致了图书馆读者的流动性和使用时间的不固定性。
第三，由于传受双方的时空间隔，传者对受众的了解间接而笼统。拉斯韦尔在《传播的社会职能与结构》中提出的传播经典五要素分别为：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接受者、传播效果。图书馆员通过图书馆各类资源为读者提供信息，但是这个过程是间接的，图书馆员对读者的了解也是有限的。
2 有关受众的主要理论
2.1 个体差异论
个体差异论是霍夫兰.德福于1946年提出的，德弗勒修正后形成。它以心理学为依据，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来描述受众，认为各受众成员对大众传媒信息的不同反应在于个人特性的千差万别。个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个人兴趣、态度信仰、价值观等的不同，因此，受众在接收信息时所注意和理解的东西就不一样，产生不同的态度和行为。个人差异论最大的发现在于“选择性注意与选择性理解”，因此传播者要善于了解、利用来自传受者的经验、态度、立场等，并从尊重传受者的角度来进行传播活动。
个体差异论引入高校图书馆在实际工作中，突出了读者工作针对性的重要。由于高校师生的数目庞大，专业和对信息的需求也各自不同，这就需要图书馆在文献采集上，要兼顾到各方面的需要，处理好重点藏书与一般藏书的关系，品种与复本的关系，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也应针对不同读者的需求灵活运用借、阅、咨询等不同的服务方式，使形形的读者在图书馆中得到更为细致的服务。比如像“学科馆员”制度。图书馆设专人与某一个院系或学科专业作为对口单位建立联系，在院系、学科专业与图书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相互沟通，为用户主动地有针对性地收集、提供文献信息服务。“学科馆员”一般能有针对性地为教学、科研提供有力地帮助。这就是个体差异论在高校图书馆工作中运用的一大体现。
2.2 社会分化论
又称社会类型论或社会范畴论。该理论是1959年由美国学者赖利夫妇在《大众传播与社会系统》中首先提出，其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强调人的社会群体性上的差异。这种理论认为受众是可以分类的，尽管每个受传者的个性千差万别，但在一定的社会阶层中，由于受众在性别、年龄、地区、民族、职业、工资收入、、文化程度等方面相同或相近，会形成不同的社会类型。某一社会类型的受众对同一讯息又会有大体一致的反应。
高校图书馆的读者，在社会群体性上表现地尤为明显。由于高校图书馆面向的读者主要为高校师生，因此它的受众在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等很多方面都相同或相近。他们对于同一讯息会有相像的反应，也会对相同类型的媒体感兴趣。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受众年龄段和职业等较为集中的优势，来寻找其共同兴趣点。例如，针对年轻人在网络娱乐行为上的习惯，台湾大学推出了线上游戏，与实施图书馆利用教育结合起来，很好地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另外，如清华大学制作的系列图书馆短剧《爱上图书馆》、台大的《早安，图书馆》等，都是以学生为主角，切合了年轻人的兴趣，来打造图书馆的新形象。
2.3 社会关系论
最早来源于拉扎斯菲尔德的《人们的选择》，该理论强调群体活动在传播活动中的作用，即群体关系在受众接受信息时产生的重要影响。其认为，受众作为个体，均有不同的生活圈，如家庭、朋友、同事、邻居等等，他们都和自己生活圈中的人们相互联系在一起，并受到其制约和影响。所以传播者应该认识到，真正的有效传播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结合。
高校图书馆应该从该理论中认识到，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把读者也纳入到传播者的范畴来，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参与到传播活动中，而不是单纯地单向性传播。近年来，很多高校图书馆开通微博，不仅可以和读者进行更直接的沟通，而且将读者纳入了传播者的范围内，使其参与到传播活动中，发挥其在团体中的影响力，从而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因为传播学与图书馆情报学的互通性，受众理论在高校图书馆的实际工作中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可以更好地了解读者的特征、动机、心理需求等等，继而在工作中进行针对性的举措，以达到更好的信息传播效果及推广图书馆自身的作用。当然，受众理论还有很多，一些还不完全成熟，但是无疑值得去关注和研究，并为图书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闫哲.传播学在当代图书馆工作中的应用[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5）：18-19.
[2] 田赞明.大众传播理论视野下的图书馆工作[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8（5）：25-27.
论文摘要:商法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商法的独立性，对该问题的发掘要通过与民法比较来实现。虽然商法与民法有着各种联系，但二者之间的区别更为显著。从社会事实与立法技术角度而言，商法与民法的区别既是必然的，又是可能的。实践中虽然有实质商法的概念，但它与形式商法一样，也会展现商法规范的独立性。
研究商法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及建立对商法的确信，而培养这种确信的起点是对商法独立性的充分认识。商法作为一独立的法律部门在许多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我国却并非如此。从业人员与学者不论在商事立法、司法等实践层次还是商法学研究、教学等理论方面，都未能充分认识到商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独立的精神实质以及制度表现。恰恰相反，他们却一直在用民法的观念和方法来理解商法，这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大民法”的观点。民法是市民之法，而商法是企业之法，二者之间本来泾渭分明，但“大民法”的理论就是要将商法混同于民法之中。这种观点可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一方面，这种观点对商法独立性的发挥造成一定的干扰，影响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也破坏了民法理论的纯净与体系的完整构建。基于上述事实，我们有必要在这里通过考察商法与民法的关系来展现商法的独立性。
一、理论考察:商法是否独立
在所有法律部门中，与商法联系最为紧密的莫过于民法，因为二者同属私法范畴。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者提出各种不同观点，但稍加统计，我们会发现有关论述民法与商法关系的论著中，大多都认为民法的地位高于商法或者商法依附于民法。
(一)民法学者的观点
在我国，许多民法学者认为商法不具有独立性或认为商法乃民法之特别法，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两个:第一，各国商事法律制度都比较简约，许多私法基本性的制度都规定在民法中，商法只规定民法没有规定的特别私法制度;第二，私法的一些基本制度比如权利、法律行为等都主要在民法学中进行讲授，商法学只是在民法基本理论基础之上，讲授其特殊之处。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在未来的民商立法格局上，应采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不制定独立的商法典。该观点的代表是梁慧星和王利明教授，梁教授认为，在我国这样采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国家，现行《民法通则》相当于民法典的普通法地位，而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等均属特别法。[1]王教授走得更远，他认为:“商法本身不可能组成部门法体系，而只能适用民法的一般原则，民法的总则、物权制度、债券制度实际上已对商品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都作出了一般规定，对商事法规中的一些问题同样适用。”[2]
笔者以为上述学者并没有从深层次意识到商法和民法的区别，对此问题缺乏足够的研究。他们认识上的偏差之处是企图用商法制度形式上的非明显性来否定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的分野与区分，并进而得出商法隶属于民法的观点，这就犯了一个以结果来否定前提的错误。因为法律的独立性是要靠其规范的社会关系的独立性来决定的，而不是相反。民商分立固然可以使商法得以凸显，民商合一也并不能使商事法律制度泯灭，只是民商分立能从形式上较强地反映商法的部门化而已。
(二)商法学者的观点
关于商法的地位问题，有的商法学者从民法与商法对社会事实的影响的角度出发来论证二者的关系。比如我国台湾学者张国键认为:“商事法与民事法，虽同为规定关于国民经济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论其性质，两者颇不相同，盖商事法所规定者，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民法所规定者，则偏重于保护一般社会公众之利益。”[3]这个观点就像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一样，有偏颇之处，过高地抬高了民法的地位，而未看到商法的应有作用。现代社会以来，商法在保护社会公众利益方面比民法更为重要。亚当·斯密认为，历史上有两种系统可以增进人民的财富，一是农业系统，一是商业系统，其中，商业系统属于现代系统。如果说农业系统主要是民法产生的基础的话，那么商业系统则是商法的对象。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商事社会”，商事已占据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之间的关系也主要靠商事行为来联结，商人之间通过双方商行为来联接，民事人也通过单方商行为而进入到商事领域。学者指出:现实社会关系经历了所谓‘普遍商化’的过程，营利性营业行为的范围大大扩充。[4]“营业之种类已大为扩充，从而商业和商行为之概念范围亦大为推广。”[5]如果没有商事交易以及商事交易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诸多便利，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是无法想象的。
有的商法学者从法技术角度出发，认为民法是一般法，而商法是特别法。德国商法学者指出:“《德国商法典》中的许多规定，只有根据《德国民法典》所确立的一般性原则才能理解;而《德国商法典》的作用就是对这些一般性的原则加以变更、补充和排除。”[6]商法中之所以不规定私法中的一般性原则，而只是规定特殊性规则，纯粹是为了立法成本的节约，并不意味着商法就是民法的特别法。商法和民法具有不同的对象和方法，这使得商法成为与民法不同的法律部门。更为主要的是基于商事社会的到来，商法有成为一般法的趋势，因此，商法远非民法的一种特别法，而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法。有学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商法现在只是商事法律部门中的一个通则而已，同时它已远非只是就民法相对而言的一种特别法，而且现在已成为从其他专门法规里逐步分离出来的一种基本法。”[7]商法学者的使命就是将商法从民法的荫护中解脱出来，还原其应有的地位。
二、实证分析:商法能否独立
(一)区别的必然性
商法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商法相对于民法的独立，二者的区别是西方社会的一项传统。就像美国学者艾伦·沃森所说的那样，“《法国民法典》里没有商法的简单原因是商法没有当成民法来看待，商法已经形成它独特的法律传统……。”[8]民法和商法的区分首先源自于民事生活与商事生活的分野。民法在于追求民事人的生计，而商法则在于维持营业，追求营利，以此为出发点，决定了民法与商法的诸多不同。民事生活主要表现为家庭生活，商事生活主要表现为营业生活，二者之间的分野在西方出现甚早。据资料显示，中世纪已经出现了家庭与经营之间的分离。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运用社会经济学的方法揭示了中世纪商事生活与民事生活分立这一客观事实。[9]他把并存于同一经济形态下的简单商品经济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形象地比喻成经济的“交换下限的齿轮”和“交换上限的齿轮”。前者表现为集市、摊贩、店铺与作坊，后者的代表是交易所、银行与市场等，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运作规律。集市、摊贩、店铺与作坊由于还要依赖家庭，因而具有较强的民事特质，而交易所、银行与市场已经慢慢脱离家庭的桎梏，向商事领域迈进。韦伯认为，在中世纪“将家庭与经营相分离，以达到会计和法律之目的，以及建立起一个合适的法律主体，诸如商业注册、社团和公司对家庭的依赖的消除，私人企业或有限责任合伙公司的独立财产权，以及破产法等。”[10]西方社会正是凭籍着家庭与经营的分离，促使个人的获利及其责任感都得以提高，同时，商主体的独立性也使商法得以出现，同时家庭的功能也开始净化。到了近代，“家庭和职业在生态学意义上逐渐分离开来，家庭不再是一个共同生产的单位，而是一个共同消费的单位。”[10]中世纪时代不仅在主体之间进行民事与商事的明显区分，而且在行为方面也出现了民事与商事之别。
比如此时的借贷已经区分为民事与商事两种不同的性质，民事借贷是为了维持人的生计，所以，不受限制;而商事借贷为了“以钱赚钱”，遭到教会的极力反对，并为当局所严格禁止。当然，后来为了商业发展的需要，许多学者也纷纷为商事借贷进行辩护，其中就包括教会学者托马斯·阿奎那。这使得中世纪的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借贷如果需冒一定的风险，或者借贷如作商业之用并可能赚钱的情况下，放款人收取利息是合法的。[11]
正是因为中世纪在商事以及商法发展方面的贡献，学者们认为中世纪的商人法是现代商法的滥觞。自此，商法的重要地位才得以确立，并成为近现代社会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区别的可能性
商事生活与民事生活的区别，翻译成法律术语就是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区别。正是因为独特的商事关系的存在，决定了商法在理论以及立法体系上独立的可能性。所谓商法，也就是指规范商事关系的法律总称。
既然商事关系在商法部门化过程中具有终极的作用，对其确认便成为商法研究的重点。按照商事关系确认标准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世界各国的商法大致上可以分为主观主义体系与客观主义体系。
从法律的技术角度而言，商事关系能够得以清晰界定，实有赖于主观主义确认标准的出现。所谓主观主义标准，是指商事关系的确认是以商主体身份作为基准，商主体身份的获得是基于法律明文规定的各种条件，商主体所进行的行为属于商行为，由这些行为所引发的关系即为商事关系。以商主体作为商事关系的确认基础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12]首先，商主体作为商事关系的确认标准，使得商事关系具有了与民事关系不同的特质，同时商事关系也有了一定的稳定性;其次，对商主体的深入认识使商法的体系建构有了可能性，通过挖掘商主体的诸多条件，从而使商法总论有了自己的一定内容，比如商事企业、商业名称、商业账簿与商业登记等;最后，由于注重商人的基础地位，因此，商人与民事人不同的是，商人贯穿的是条件主义的观念，条件主义使商人具有了实在、实证性，进而保护交易自由的同时，也保护了交易安全，使交易秩序有了可预期性。所以，借助于主观主义标准，商事关系可以被清晰地加以确认，并表现出诸多不同于民事关系的特质，有利于商法独立性的构建。
客观主义标准刚好相反，它是以商行为作为基础界定商事关系。但这种标准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12]因为商行为本身具有中性色彩，通过营利本身又不能准确地界定商行为。而要区分民事租赁、保管、承揽与商事租赁、保管、承揽，就不能借助于这些行为本身的规定性而要看是否有商人介入其中。由于客观主义标准没有从法技术层面显示出商人地位的重要性，这导致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无从区分。在普通法系国家，因为使用客观主义标准的缘故，使得“商法没有从法理、司法或立法方面被认为是独立的法律分支，原因在于法律在职业商人之间与朋友之间适用的法律是相同的。”[13]商行为作为商事关系的确认标准存在种种弊端，故而现代各国包括普通法系国家纷纷采用主观主义标准作为商事关系的确认基础，[14]使得商事关系清晰地区别于民事关系，以构建独立的商事法律体系。
三、商法与民法关系的当展
20世纪以来，西方理论界提出了民法的商法化与商法的民法化的观点，各自来论证民法与商法之间的界限以及独立性，在此有剖析的必要。
(一)民法的商法化
民法的商法化这一提法源于德国法学家理查1894年所著的《德国民法草案关于商法之理念及其影响》一书，大意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下，由于民事人之商人化而使得商法有扩张的趋势，以至于商法会成为一般私法，而民法将沦为特别私法。民事社会向商事社会的过渡，就如韦伯所说的那样，是从“共同体”向“社会化”转变的过程。人们由一种基于约定俗成的、或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的关系，向一种基于利害关系考虑的，并建立在自由协议的交换基础上的关系转变，“用有计划地适应利害关系去取代内心服从约定俗成的习俗”。[15]与此同时，人们开始以计较的心态来面对生活，这其实是人们开始用商事的精神来理解和指导其民事生活。表现在制度设计上，就是，“商法在交易错综之里程上，常作为民法之向导，且为勇敢之开路先锋。亦即成为民法吸取新鲜思想而借以返老还童之源泉。”[16]台湾学者陈顾远讲得更加极端: “民商合一的结果并不是民法吸收了商法，乃是商法征服了民法。”[17]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民法的商法化只是说商法的精神和某些具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法的现展，而并非是商法全盘吸收了民法，导致民法无以存在。所以，对民法的商法化这一趋势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民商法在移动其界限的同时也继续共存”。[18]
(二)商法的民法化
所谓商法得民法化，是指商法借用了民法的结构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与立法体系，其表现就是学者们总是用民法的概念、特征、体系来对商法进行解释。因为，商法源于商人的践行，起初缺乏清楚、明晰及权威的陈述与解释，而民法由于继受了古罗马《法学阶梯》的结构，又经过了许多世纪的学术评注、注释和发展，因此，相对而言比较规范，可以作为商法解释的参照系。商法的民法化使商法背离了自己固有的习惯法传统:一方面它显示了民族国家的威力，商法逐渐成为现代国家成文化法律的一部分;在另一方面这也使商法变得狭隘、缺乏发展性，也逐渐失去其独特性。因为商法具有开放性和易变性等特质，比民法要具有更多的灵活性，相对于稳定的国家立法而言，商人更多的使用其自创的商事习惯法。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指出:“只要不与强制性法律相悖，商人就可以依据自身力量和需要，用约定的交易条款形式设定他的法律关系。如果这种交易条款已成为一般惯例，即使在个别法律行为中因缺乏对该条款明示合意而产生疑问，仍视其已得到默示承认。”[19]因此，“和其他任何法律领域的法规相比，商法的法规更为生动。它不是枯燥干瘪的法律，无需从法律文字中理解，只需从法律交往中观察。”[19]但是，商法民法化却助长了商事立法以及立法中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推行以及司法对商事纠纷独特性的视而不见。比如，各国法律都规定:当遇到商事纠纷时，应优先适用商法，当商法有所不足时，可以补充适用民法。这就是将商法看作是民法的特别法，但是，商法纠纷最终要靠民法来解决是违背商法法理的。
总体而言，民法的商法化使得商法有变为一般私法的趋势，而商法的民法化却使商法的独立性受到一定的影响。民法的商法化是现代社会民法和商法关系的真实写照，而商法的民法化只是从形式方面揭示了民法对商法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现代商法的法理。商法的民法化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而民法的商法化使得某些商法学者的学术欲望膨胀，把商法推到一个不合理的地位的同时，同时也破坏了民法的纯洁性，因此，对二者的承认都应有所保留和节制。笔者认为商法和民法虽然在许多制度方面有相互渗透的现象，但是二者仍然属于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四、商法立法体例:商法独立性的实现
所谓民商立法体例，又称为商法的立法形式，是指近代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时如何实现民法与商法配置的立法模式。民商立法体例是民法与商法关系实证化的必然结果，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商法典要不要单独制定。围绕民商立法体例有两种关于商法的概念，一是形式商法，一是实质商法。
形式商法是指在民商分立的国家，专门以“商法典”命名的商法。在这些国家，还有根据商法典或者宪法的规定所制定的各种商事单行法，他们被视为商法的特别法。形式商法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当一个国家拥有形式上的商法典时，说明这个国家对于商法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反映了这个国家商法理论的积淀程度;其次，形式商法也表明一个国家的商事生活已经达到比较繁荣的程度，已经有必要进行系统立法，当然历史上强国对殖民地国家的法律强制应另当别论;再次，形式商法需要具备一定的政治因素与政治环境的要求。按照艾伦·沃森的观点，法典编篡“势必要取得相应的政治上的支持，或最少要取得政治上的允可。”[8]可以这样说，有形式商法的国家，商法的独立性在社会各领域都已得到认同。
实质商法主要指民商合一的国家，没有形式上独立的商法典，但有规范商事关系的法律。这些规范存在于宪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和诉讼法中，当然最主要还是指各商事单行法。实质商法并不是从法律渊源而是商事关系独立性角度而言的，散见于各个部门法中的规范之所以被认为是商事规范，主要是因为这些规范着共同的调整对象即商事关系。针对否认商法独立性的理论与说法，实质商法这个范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辩护理由。
民商立法体例是民法与商法关系实证化的必然结果，是商法独立性在法律制定上的体现。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形式商法固然可以凸显商法的独立性，实质商法也不能否定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事实。
五、结 论
自1807《法国商法典》颁布，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西方社会已经得到普遍认可。我国从清末民初引进西方法制到如今，一直没有独立的《商法典》出台，而商法典的缺乏使得商法的独立性受到一定影响。1998年，伴随着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口号的提出，教育部将商法学确定为与民法相同的法学核心主干课程，商法研究开始在国内受到重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作为商法研究核心的商法独立性问题并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商法和民法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这就使得科学的商法学地位未得彰显。商法在价值理念和法律技术的处理上面，都与民法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揭示商法的独立性，并且将其与民法等临近法律部门进行深入的区别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必然会对商法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2.
[2]王利明.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J].政法论坛， 1998(5).
[3]张国键.商事法论[M].北京:三民书局， 1984. 23.
[4]董安生，等编著.中国商法总论[M].北京: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33.
[5]曾如柏.商事法大纲[M].北京:正中书局， 1972. 2.
[6][德]罗伯特·霍恩，等.楚建译.德国民商法导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239.
[7][捷]维克托·纳普主编.许明月，等译.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第一卷:各国法律制度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484.
[8][美]艾伦·沃森.李静冰，姚新华.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166， 144.
[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杨起译.资本主义的动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15.
[10][德]马克斯·韦伯.郑乐平编译.经济·社会·宗教[M].北京: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43， 138.
[11]巫宝三.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M].北京:商务因书馆， 1998. 14-27.
[12]李少伟，王延川.商法的规范对象——商事关系论要[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5(3).
[13]Peter. De.Cruz，A modern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1993， 43.
[14][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110.
[15][德]马克斯·韦伯.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61.
[16]郑玉波.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43.
[17]刘甲一.商事法论[M].北京: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0. 28.
艾利斯·马瑞恩·扬的著作对诸多领域的学者都有影响，从正义与全球秩序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和对性别的批判性分析，到民主理论和对群体差异的解释。就扬而言，为社会正义而抗争已经变得不只是学术兴趣，而且还具有行动主义的特征，她认为这一点与理论反思有内在联系。扬在她那部颇有影响的专著《正义与差异政治》（Justice andthe Politics of DiffeFence）的导言中指出，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么有能力加剧社会非正义，要么有能力在他/她的工作中抗击社会非正义。依据其批判理论的前提，尤其通过对非正义的批判，她表明了自己对正义的兴趣。扬所阐述的批判理论如下：
批判理论是一种具有历史和社会语境的规范性反思。……来自特定社会语境中的反思显示，要构建完善的规范性理论难以回避社会的和政治的描述和解释……社会的描述和解释必须是批判性的，即它的目标应该是用规范的术语来评价这种假定的事实。……批判理论假定，用于批判某一社会的规范性理念正是根植于这一社会的经验和反思，而且这种规范不能从别处产生……规范性的反思产生于听到痛苦的或不幸的呼喊，或者产生于自己感到不幸。
对批判理论的这一简洁定义提到了三个特定的因素：批判、描述和规范性。这是马雷克·赫鲁贝奇（Marek Hrubec）在分析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有关批判理论的基础文本时提出的。扬强调，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借助批判性的想象力揭示特定现实因素规范化的可能性，同时作为非正义的形式将该理论构建于实存的、经验的理念与现实的冲突之中。据此，扬就把其终生的理论规划与受压迫者、被统治者的生活经验联系了起来。在抽象的层面上，她的任务是展示实证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作为一种恒定的社会生活框架，实证主义思想完全构建在静态的社会理念之上，将自身局限于既定的制度秩序和社会结构之内。她的另一项任务是展示原子本体论的局限性，这在她那盛行一时的自由理论和对分配范式的各种说明中显而易见。原子本体论的局限性在于忽视社会群体的个性和差异，而只是在一种压迫性社会结构的传统环境中发现这些社会群体自身。在扬看来，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个体并不共有一种共同的身份，身份总是个体之特殊的、排他的特征。扬研究群体的结构非正义，但其社会政治理论的参照点是行为性的、经验性的主体，该主体对社会结构的重构或改变仅存在于个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对于该主体来说，这些结构意味着行为的可能性和边界的框架。在个体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双向强化的过程，该过程产生了结构非正义，这又能影响但并不决定未来行为、习惯及社会预期的条件。因此，压迫和支配的根源就不是个体，社会理论必须考虑群体差异的政治含义，并着重在宏观层面上揭示结构非正义的根源以及对其所进行的批判。
在下文中，我的总目标是介绍扬对非正义的分析。为支持她对非正义的批判，显然需要正义的规范概念，需要勾勒出包容性民主的制度框架。在第一部分，我将介绍扬关于非正义的概念，这一概念通过支配与压迫的关系构建起来。在第二部分，我将聚焦她关于民主包容性的概念，以及区分社会和文化群体的差异政治的概念。随后，我将介绍扬的性别批判理论，在该理论中，妇女被视为一个社会的结构性群体。然后，我会将扬的性别理论置于使用支配与压迫概念的语境中。在第四部分，我将揭示扬如何在跨国层面上阐述其结构非正义的概念。然后我将在跨国语境下概述对结构非正义概念的特殊的女性主义解读。
作为压迫与支配的结构非正义在扬看来，“社会正义意味着消除制度化的支配与压迫”。扬相信压迫与支配限制了正义的两个基本的规范性条件。她的两个基本的批判概念被定义为：“压迫，对自我发展的制度限制；支配，对自我决策的制度限制。”压迫与支配都是社会过程，在主体间的关系中实现，不能通过分配的逻辑理解它们，因为它们不仅是有关机会、权利、资源及承认的非正义的问题，而且是制度化过程的问题，在其中，一些人不能运用和发展他们的能力，不能表达他们的意见和感受，不能参与行为条款的制定。在扬看来，这些制度化过程构建了结构非正义：
结构非正义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恶，与个体行为者的错误行为或一国自愿的压制性政策有所区别。结构非正义是在既定的制度规则与公认的准则中，作为追求其特殊目标与利益的许多个体及制度的必然结果而出现的。
扬对正义的反思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克服以约翰-罗尔斯提出的“正义即公平”理论为代表的分配范式。罗尔斯认为，正义的社会秩序是最弱势个体也可从中受益的社会秩序。对扬来说，这种分配范式通常着重于一种人类需求的单向反应及社会内部利益与利润的分配，而忽略了特殊分配模式得以实现的制度语境。例如，这些模式是职业上的社会分层，是现实存在的民主制度中性别的固有模式或决策的有限可能性。尽管扬认为再分配是必要的，而且它在许多案例中都面临严重的、甚至基本的物质困难，但我们应该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正义，它涉及一个规则在其中实施以及社会主体在其中相互作用的制度框架。
扬所阐述的另一个异议与将分配逻辑扩展到非物质产品的可能性有关。在扬看来，这种扩展将导致把社会关系及进程设想为还原论的和静态的。如果将分配逻辑应用于非物质产品，那么社会生活将变得客体化，从而被理解为静态的和原子化的。有一种对正义的片面理解来自对职位和物质产品的分配，它内在地预设了这样一种理念：个体仅仅是消费者，是期待其物质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产品所有者。这一错误假定的基础是“不完全的社会本体论”。根据这种“不完全的社会本体论”，个体先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及制度。与此相反，扬所采用的方法是以整体主义的本体论为基础的，它将个体视为以社会为基础的主体。在扬看来，社会结构在时间和本体论的意义上先于个体。虽然她用自我发展和自我决策所需的正义条件是每一个个体的权利这一点来捍卫其关于正义的概念，但是就个体的平等性及其存在特殊差异而言，只有承认以个体为成员的弱势群体，这些权利才能得到保障。
扬通过分析将支配与压迫区分为结构非正义的两个方面，但她也意识到二者在实践中有所重叠。虽然压迫的个例也包括支配，比如，一个受压迫者同时也是受支配者，但也有受支配者在一定的生活领域内并不必然是受压迫者的情况。然而，这是支配与压迫二者关系在特殊时间点上的定义。从动态的视角看，对支配的抗争虽然不是消除压迫的充分条件，但却是消除压迫的一种途径。在详细分析压迫的五种基本形式时，扬进一步解释了正义的概念。扬批评了把压迫视作经济资源匮乏的还原主义概念，她将这种概念与再分配范式联系起来。在她的解释中，压迫包括通往决策权之途径的因素、文化因素以及与社会分工有关的因素。剥削、边缘化、无权力、文化帝国主义及暴力等基本的压迫形式被扬视为评判某现实个体或群体是否被压迫的标准。扬把剥削、边缘化和无权力归入一个非正义的、由社会分工模式产生的亚范畴，这种社会分工模式限制了被压迫者发展技能的物质和社会机会，他们的社会贡献并未得到公开认可。这要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劳动分工表明了个体活动的特征、价值以及对其的评价。就强调工人的劳动成果为他人创造利润和权力的制度关系而言，扬对剥削的定义可以看作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为扩大阶级的视角，扬增加了性别和“种族”两个方面。在谈到边缘化问题时，扬将这种压迫形式与某类群体相联系，这类群体对该制度无价值或其贡献被认为毫无价值。在扬看来，无权力是一个更为精炼的制度上的劳动关系概念，它反映了20世纪阶级关系的变化，其中专业人员既遭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同时又受益于对非专业人员的剥削。无权力也是支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处于假想的支配等级关系链的末端。扬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和暴力作为非正义，植根于文化上的固有模式，这种固有模式重构了从属关系。文化帝国主义正是建立在这些老套解释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主导文化对表述和界定伪普适的（pseudo—univer-sal）和人心所向的生活方式的控制之上。谈到暴力，扬意指一种基于一定社会语境的暴力。它是一种制度化的和在某种程度上合法化的暴力，针对那些因特定属性而被标识为某社会群体成员的人，这种暴力象征性地指向他们。上述每一种压迫形式都包括分配非正义和文化非正义。要想消除压迫，仅仅改变再分配原则是不够的。弗雷泽（Nancy Fra-ser）认为，经济的、文化的非正义是因为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分析，这就需要以再分配或承认为手段来修正这些不同形式的分析。与此相反，扬将为承认和自我决策所进行的抗争理解为消除各种形式的压迫的手段，例如，由社会分工、文化模式产生的压迫。
扬用以定义结构非正义的第二个概念是支配。通过限制个体参与决策和参与制定行为条款的制度环境，支配对自我决策施加制约。扬相信，如果个体不能参与讨论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生活的不同决策，而且这些决策是根据一方观点、未经征求意见而作出的，他就是生活在支配关系之中。至于个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把个体与群体的自我决策看作相互依存的关系颇有必要。行为的自主性因而就不再是绝对的而总是相对的。扬还对自我决策进行了概念解释，把它解释为跨国结构中的非支配状态，在跨国结构中，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及国家的范围必须通过其影响其他群体和国家的行为后果来确立。与支配的消除相关联，扬视文明社会的行为所蕴含的可能性为参与性和包容性民主的一个方面。相反，产生压迫的结构非正义不能仅在民主的文明社会框架内消除，因为消除压迫的基本经济根源必然涉及国家或跨国的权威。
差异政治与民主
将支配视为对自我决策的限制，这为扬的包容性民主之理念提供了一个起点。所有人都应在其共有人性的基础上被平等地对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她反对自由主义的平等概念。她认为，这一概念是由西方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伪普世主义提出来的行为规范，这将导致同化。扬提出了差异政治和差异性团结的理念，这一理念追求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有所区别的群体之间的平等。这种差异中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消除差异。与此相反，它以产生异质的公众为目的，强调差异并谋求差异双方的相互尊重，使主导文化的普适性相对化，并使民主的包容性对话成为可能。这又反过来为公开承认相似与差异并赞同其不可还原性准备了条件。
首先，差异政治的目标是重新表述差异的含义，重新表述包含在特殊社会语境框架内的制度关系和主体间关系及其物质后果。因而，差异性团结的理念就是差异与正义之间在制度上的相互连接。扬并不是用差异来指称平等的对立面，也并非用团结来指称基于群体身份的道德立场。反之，差异表达了在群体间、群体内的关系与比较中获得意义的变异性。“于是，差异就不是作为对群体属性的描述而出现的，而是作为群体间关系的相关因素及群体在制度下的互动而出现的。”而团结也就预设了跨越所有群体的承认。在扬看来，团结的基础是个体生活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例如通过改变环境或在产生正义之义务的社会中改变制度化的和结构的关系。“差异性团结的规范理念还向各种界线提出质疑，包括质疑将各种群体区别开来的概念界线以及包容与排斥之间的空间界线。”
扬在其最后的著作中主要论述了文化差异与结构差异的区别。文化群体是通过语言、日常行为、社会性的形式、审美惯例和宗教习俗等集结在一起的，上述这些因素为群体成员提供了特定的表达与交流手段，创造了互相亲近的环境。扬强调指出，许多文化冲突根本不是文化上的冲突，而是有其政治根源，因为它们都是基于争夺土地、资源的斗争，或者基于参与劳动市场和决策程序的斗争。由于部分重叠，因此虽然并非所有种族的、文化的差异都会形成结构不平等，但结构差异仍表现为一个更大的框架，这个更大的框架探讨的是文化的差异和平等。“社会群体在结构上是这样一些人的集合，他们大都被置于相互作用的关系和制度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限制了他们的机会与生活前景。”扬所提供的结构差异的实例是在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残障等基础上形成的关系。它们主要涉及生理或心理因素与社会地位的差异。然而，扬将身份理解为一个与个体相关的排他概念。在扬看来，群体身份并不存在；身份是排他的，是群体中的个体属性。例如，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所说，社会的、文化的群体被理解为形成个体身份的可能性与手段，而群体的成员作为积极参与者，形成他们有别于其他群体的身份，基于此，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结构特征，他们被互相联结起来。
差异性团结的理念要求一个异质性公众的框架，这种异质性公众支持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为修正不平等和非正义这类特殊要求提供共同的表达空间。“除非群体特殊的经验、文化和社会贡献被公开确认和承认，否则群体就不可能在社会意义上平等。”所有成员的形式平等并不是包容性民主的充分条件。包容性民主必须以对社会、文化差异的承认为基础，这些差异是通过阐述为处境不同的群体的利益、经验及需求而斗争来表述的，是通过在社会内部促进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分配的社会分工结构的转变来表述的。或者也可以说，作为自我决策和自我发展的社会条件，作为机会的平等，正义理念要求所有以个体为成员的群体被包容在公共生活之中。在扬看来，虽然差异政治与差异性团结产生消除支配的结果，但却并不是消除压迫的充分条件。作为制度化的机制，它们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为受压迫公众对自我发展的吁求和斗争开启一个公共空间。因此，它们支持反对压迫和物质苦难的斗争的社会动力。消除压迫性结构所必需的集体行动，必须构建于包容性的对话之中，必须构建于差异性团结的理念之上。
性别批判理论和妇女所受的压迫
扬认为，性别作为结构差异的范例，是相对于文化差异来界定的。妇女形成一个社会群体，该群体不以共有的性质和共同的身份为特征，而是以与基本社会结构有关的相同地位为特征。通过这一点，扬试图解决女性主义思想的基本问题，以及对“妇女”这一范畴进行探析的基本问题，其中对“妇女”范畴的探析与对“白人”霸权的女性主义的批判及女性主义内部的后结构主义批判一起遇到了重重麻烦。如果我们不将妇女视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就不能相应地用系统的、制度化的进程来表述压迫与支配的概念。就对身份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而言，扬意指“生命感受体”（lived body）这一现象学范畴。“生命感受体是一个生理的身体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行为与经验的统一理念；它是在场的身体。”扬建议我们将“妇女”的概念解释为特定历史和社会语境中物质与社会主体结构关系的标签。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女性的身体被用文字和视觉呈现出来，使个体行为的意义得到解释。妇女被赋予的地位通过一系列在分工、权力以及解释文化模式的社会结构框架内的个体行为而被再造，这种再造缺乏反思性。在实践中，扬提议将性别
理解为在历史和社会的特殊制度和进程中各生命感受体彼此之间社会地位的特殊形式，它们对环境产生物质效应，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行动，并在人与人之间再现权力和特权关系。
因而，性别并不意味着身份，而是制度条件、个体生活的可能性及其实现之间的特殊结构的连接。扬相信，决定性别关系的基本社会结构是“规范的异性恋”的结构，该结构界定了身体的含义，通过强调家庭内部分工和“公”、“私”劳动之间的区别来组织两性的劳动分工，属于“性别权力等级制度”的结构。这些结构的内容随其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而变化，但在扬看来，其形式保持不变。因而，屈从于这种结构条件的方式也是可变的。它们并不界定个体的身份，因为这种界定总是唯一的，仅表明其特殊的形成条件。
如果我们承认支配的概念和有关压迫的五个范畴是非正义思想的起点，那么我们就能够识别出作为基础的社会范畴，在这些范畴之上，社会中的个体与群体屈从于非正义。扬未曾将其关于性别结构的思想与她对非正义概念的揭示联系起来，而是通过支配与压迫的范畴加以分析。因而，我将系统地揭示它们的关系。这种对性别支配和压迫结构的系统解释，同时也推进了女性主义思潮与对结构非正义的更广泛的批判之间的关系，成为女性主义视角下表述公正社会的起点。
扬认为，性别权力等级制的核心因素是制度化的暴力，例如，某种形式的压迫。然而，这种性别结构本质上对包括妇女以及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在内的诸个体施加限制，其手段是系统地将她/他们从公共意识中去除，排除出决策程序。在我看来，性别权力等级制更应该是支配结构的一部分，而支配结构实现并引起制度化的暴力。特殊的性别支配主要是作为结构性压力的结果而产生的，结构性压力阻止妇女获得更高的权力地位，即所谓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阻止妇女参与决策程序，这反映为妇女在政治和公共决策中的代表性偏低。妇女的经验和抱负被推到后台，而在评价照料孩子等活动的意义与价值时，她们未被考虑。
就资源与职位的分配、活动意义的确定、作为尊重和承认之根源的有意义的社会参与而言，劳动的性别分工与规范的异性恋结构的性别分工会限制自我发展。劳动的性别分工包括剥削、边缘化和无权力。剥削代表一种结构关系，在这种结构关系中，“一些人在受控的情况下为他人的利益合目的地施展其能力”。针对特定性别的剥削包括：男人对社会中主要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在家务与照料孩子等全社会都受益但并未被恰当评价的活动中妇女责任的分配。例如，在全球层面，妇女代表小额贸易、农业、小型商业、旅游、家务助理、居家工作等构成非正式经济活动的大多数雇员，而这些活动又以不稳定的条件、低工资、贫穷及缺少医疗和社会保障为特征。边缘化被定义为在强调工作的社会中由“无用”的个体组成的群体，例如老人、失业者、单身母亲、残疾人、少数民族青年失业者及土著居民。边缘化的基本表述是一种依赖，这种依赖本身并不一定是非正义的标志。只有在自由社会中个人主义需求的影响下，依赖才变成非正义；这种个人主义需求把经验丰富的公民与独立的幻象联系起来。依赖和与其相关的边缘化还是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关键术语。针对特定性别的边缘化包括将单身母亲、家庭妇女等妇女群体推向社会边缘，同时又忽视她们以照料孩子、生育等形式对社会做出的不可或缺的贡献，在指责她们是依赖他人养活的社会利益受益者的基础上，排斥她们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在扬看来，无权力在阶级关系之上又增加了另一层面，把人们分为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无权力者明显缺乏发展其技能、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自治的机会，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很少被尊重。针对特定性别的无权力特别产生于“公共的和生产的”劳动与“个人的和生育的”劳动这类性别分工之间。这样，无偿的劳动力就被附加到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关系的基体中。
最后，规范的异性恋包括在性别上对文化模式及性别特定的暴力的解释。于是，针对特定性别的文化帝国主义就包含普遍的大男子主义规则和妇女作为“他者”的构建。以心理或生理暴力的形式，针对特定性别的暴力以及性暴力表现为不断的威胁。就像种族主义导致骚扰和暴力一样，性骚扰和制度性暴力变成了对特殊群体的系统压迫，这些特殊群体的成员实际上是在空间意义上被恐惧限制、约束在其自由身份之内。虽然扬证明了不能在分配正义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文化帝国主义与暴力，但是这些压迫的形式同时也强化了与非正义的再分配和社会分工相关的非正义。压迫的所有这些结构上的根源在本质上限制了妇女对其自身生活作出决策的机会，以及她们全面参与私人生活以外的社会生活的机会。
结构非正义与跨国语境下的性别
尽管跨国正义或全球正义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这些问题仍未在女性主义理论内部得到系统分析。这其中依旧缺少一个真正与全球资本主义宏观政治和日常生活微观政治相关的分析框架。在现阶段，扬对结构非正义的界定和其对正义的两个规范性条件——自我决策和自我发展——的界定，可以作为起点。首先，扬在跨国的语境下分析指出，自我决策的规范性条件是群体、个人及国家之间的非支配状态。只有与受我们行为后果影响的其他人的义务相联系，才能认识到个体、群体和国家的自我决策。这一点可以从本体论意义上的个体概念中得出，在这一概念中，个体处于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个体的自通常是相对的。扬因此质疑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的绝对的前提条件，此类国家的必须通过在相互对话中考虑其他群体和国家的利益与需求来加以限制。第二，在全球化的现阶段，在不存在压迫的情况下，自我发展的规范性条件必须在跨国语境下才能得到理解，因为各种关系在结构上的关联性已经超出了领土意义上的国家框架。在扬看来，“政治制度的范围必须与正义之义务的范围一致”。扬最近的著作致力于描述和解释随现代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关联而产生的正义的责任与义务，以及建立全球性的民主的组织制度（即联合国改革）之准则的构想。扬关于支配与压迫的概念使她能够揭示存在于主体间关系中的结构非正义的根源，而不必指出这些非正义个别的始作俑者。这些非正义不能被刻画为个体或组织行为的后果。它并不总是有意而为的个案，不如说它是生活机会的实现，这些生活机会以个体在其社会一历史地位上可以获得的条件和资源为基础，社会主体也利用这种社会一历史地位来影响其未来的行为方式。在扬看来，这些结构非正义的根源产生了责任与义务的基础，其中责任是被共担的，而且在相互联系中被分配，而产生于此的义务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得到履行。
组成这些[非正义]结构的所有人都要为他们自己负责，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参与了这种仍在不断发展中的合作体系，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是导致这些非正义结构之进程的要素。……由于他或她不能独自产生结果，因此每一个个体都在个人意义上以一种不公平的方式对结果负责；然而，在结果的产生中，每一个人所发挥的作用不能是孤立的、同等的，因此责任在根本上就是共担的……未来的责任只有通过在集体行动中与他人联合才能履行。这一特征产生于责任在本质上是共担的这一自然属性。……我们未来的责任包括改变制度与进程，使它们的结果少些非正义。
履行共担责任的第一个问题是：支配与压迫的结构跨越了诸多政治层面，从地方层面、国家层面、宏观地区层面到全球层面。责任不能仅由富国的民众对穷国的民众承担。对利益进行分析的着眼点必须有针对性地包含不同情况下社会主体在各种层面上的关系，比如跨国经济与政治精英、地方精英、富国和穷国中的受支配但不受压迫者，以及受压迫者或全球范围内的穷人。扬提醒我们，如果个体想单独改变其行为，只要宏观结构保持不变，他们就非但不能完成改变，而且还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劣势或压迫。扬强调，责任的范围必须与影响制度的可能性相对等，因为是这些制度导致了非正义。但她没有提及，对那些拒绝参与再生产压迫性结构的人来说，会有什么可能的消极后果。这种情况会使努力推动变革的动力大大减弱，并导致人们不愿意放弃其特殊的个体利益。而这又会在根除非正义结构的过程中反过来有效地阻碍实践中对这些结构关系的承认，以及对个体自我决策和自我发展的依赖性的承认。因此，要详细阐述反抗支配与压迫之斗争的社会动力，仍旧是一个挑战。扬本人也意识到阐释社会结构与个人行为之间关系的必要性。
第二个问题与集体行为的无意识后果有关，而这将导致被压迫状况的进一步恶化。首先，它发生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即对上述状况进行修正的范围与非正义的范围不一致；或者其次，支配或压迫等非正义的特殊形式被孤立地理解。第一种状况很容易解释，例如，反抗奴隶般劳动条件的地方性斗争以及企业作出的反应，使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相对恶劣的社会一经济条件、无权力或地方政治经济精英的腐败使这些剥削行为得以发生。另一个具有解释力的事实是：通过妇女在家中无偿的生育和照料活动而对其进行的剥削，可以由使用以妇女为主的廉价家政工人来解决，她们受雇来完成这些活动。第二种状况可以以反抗针对妇女的暴力为例来予以说明，这种反抗通常不考虑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而妇女受压迫源自劳动的性别分工和妇女有限的权力。因而妇女会常常发现她们处于单亲家庭的情况，甚至经常遭受更大的物质困难、边缘化和无权力。弗雷泽曾详细论述过导致这后一种状况的各种具体情形。因此，我将从女性主义视角集中讨论第一种无意识后果，在这里，消除非正义的努力范围与作为这些结构非正义根基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是对等的。
当前女性主义理论所面临的根本挑战是解释和批判性地评估妇女解放进程的无意识后果，其中妇女解放进程在此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曾大大改进了妇女在社会一经济、文化、地缘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在一种生物学话语（即把做家务和照料孩子认定为妇女的特有责任并将此合法化）的紧张状态正在缓解的情况下，一旦实现了妇女解放和性别角色的部分民主化，当代西方社会就会展示出积极的因素。然而，伴随着这些积极因素，也出现了日益加剧的各种妇女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在结构上导致了对某些妇女群体的自由及其拒绝选择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虽然当前的社会环境使某些妇女群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从照料孩子和家务劳动的责任中解放出来，但边缘化的妇女群体却自相矛盾地落入了无偿的和低薪的再生产行为的圈套中。
现代社会中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准对妇女地位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这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在一个普遍的层面上解释这种结构性的联系。当我们承认西方社会当前的生活水准依赖于在发展中国家廉价生产的日用消费品时，结构性的联系就显而易见了。发展中国家廉价生产日用消费品的工业主要是以低工资、无社会保障为条件来雇用妇女。在一个更具体的层面上，结构性的联系可以通过近期现代社会中照料关系的转移这一例子予以解释。西方福利国家模式被打破，灵活性与责任个体化得到强调，以及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的评价模式（它已完全不以社会贡献为标准）获得发展，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以在财政上自给自足的职业妇女观念为基础的最初的解放规划，刺激了对主要由边缘妇女群体和移民妇女（他们主要在照料孩子及服务业领域工作）组成的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照料孩子于是就成为没有社会保障、低工资、不稳定的雇用形式。它变成了剥削、边缘化和无权力的场所，通常伴随着在更广泛的跨国框架内的性别暴力。
那些身受性别压迫和性别支配结构负面影响的人，同时又参与着再生产这些结构的相同的进程，但却是通过将压迫转移到其他层面来减少他们的个人负担。如扬所说，源自全球范围内主体间关系与人类合作的责任概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女性主义理论具有启示作用。责任必须在再生产人类合作的特殊制度模式的过程中，借助人类对自身角色的认识来实现，责任还必须通过对在社会中再生产性别非正义的结构进行总体性的批判来实现。履行这种责任又需要对建立民主的、有组织的跨国制度的吁求，这种跨国制度将充分影响针对正义的义务的跨国框架。对压迫与支配形式的结构关系以及对人类行为在结构上的相互联系程度的批判性分析证明：没有跨国正义，女性解放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
结论
在对自我决策和自我发展的理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冲突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艾利斯·马瑞恩-扬表述了她关于正义的概念。在扬看来，这些规范性理想的实现受制于支配与压迫的结构关系。她曾将压迫的结构关系界定为五种基本形式：剥削、边缘化、无权力、文化帝国主义和暴力。尽管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她的批判的经验参考点是支配与压迫的现实形式，但她的批判理论的目标却首先是确认并解释这些结构非正义的根源。自从致力于阐述其正义理论以来，扬就意识到在国际和跨国语境下发展对非正义的批判的必要性。扬在她最近的著作中，借助需要限制群体或国家的绝对、建立全球民主机制的方式，借助需要对有关普遍人权的现实表述进行跨文化的协商对话的方式，将对没有支配的自我决策的定义应用于跨国语境。在分析五种压迫形式时，扬曾指出，在西方社会以外实现这些原则，可能需要对这些原则进行重新表述，但同时，扬为了描述和理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又提出了被定义的压迫的恰当性问题。在扬看来，压迫是根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与跨国体制之中的。
内容提要: 侵权法具有积极的伦理功能，致力于完善人性使人具有更多的美德。对侵权法危机进行伦理诊断，意在为侵权法搭建一条人性回归之途。我国侵权法在思考人的伦理问题时只注重人的平等性和抽象化而忽视了人的多层次与多维度，在类型化的过程中隐去了人的不同身份和角色差异，从而忽略人基于身份和角色而产生的伦理责任。损害赔偿的物化趋势亦在人的生存性与尊严性之间制造了一种紧张与撕扯关系，过错的客观化则使得支撑行为背后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不再具有侵权法上的意义，进而导致侵权法疏于关注人的内心感受，忘却了对责任心与正义感的救济。侵权法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划定人们之间自由的边界，实现其制度建构与解释适用的伦理回归。
引言
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和精神性而非物质性，因而，伦理学的第一原则—行善不为恶—通过人的理性的、自由的、社会的存在，而获得其实体性内容（决定什么为善的标准）。[1]法律是调整人际关系的规则，因而也就不能与伦理道德完全割裂。法律的各种驱动力，并不完全存在于纯然的实务面向上，应该说，伦理的面向总是跟它衔接在一起。[2]正如拉伦茨所言：“严格区分法规范与伦理规范的立场，实在不能维持。‘应为’与‘得为’、请求权与义务、责任与归责，它们在法律脉络中虽然各有其特殊意义，但其最终都是伦理学上的基本概念。因为伦理规范与法规范，最终都涉及‘正常’行为”。[3]法律的现代化发展，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法律的伦理化过程。韦伯认为，社会法的新要求就是以诸如正义、人类尊严之类的道德标准为基础的。这些规范既不是法律的，也不是惯例或传统的，而是伦理的。[4]即使是强调规则适用的司法裁判，其“首要任务也并非寻求一符合体系与概念，或优雅建构出来的解答，毋宁是在成文法秩序内依据精神上与伦理上的一致性来整合司法裁判。”[5]侵权法与人的日常生活紧密接触而深化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其规则关系到人的行为自由与人格尊严因而会影响到民众的个性、思想、情感及文明程度，某种程度可以说，侵权法奠定了人类智识生活和伦理生活的基础。如果认识不到侵权法理论与实践中所包含的伦理因素，终将会造成侵权法整体上的伦理危机，并引发制度正当性的质疑。
几个世纪以来，侵权法一直是一种伤害事故的不充分的处理机制，即使那些故意施加的损害有时也会滑人制度缝隙或者逃离制度掌控。侵权法从来没有在欠缺可证明的过错的情况下对事故损害施加过真正的严格责任，因此演变成这样一种制度：救济由特定类型的侵权行为人对特定类型的受害人因特定类型的行为所导致的特定类型的损害。[6]事实上，甚至关于损害，法学界也已经达成了如下共识：法律必须无视某些意外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否则整个法律事业就会处于崩溃的危险之中。[7]尽管社会十分热衷于对伤害行为及意外事故的遏制，但法律体系往往会倾向于采取公法上的处罚手段。这是因为，私法要求个人承担侵权责任总要给出道德上具有说服力的正当理由。我们必然要问：为什么被告是那个必须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呢？答案的给出往往在于他应受到谴责，最终又会回到公平、正义的观念上，回到道德对我们的困扰之上。如果以“侵权责任的基础在于矫正正义”作为破解这一难题的模式，那么侵权法就会存在道德运气的问题：没有损害，就没有需要矫正的正义，过错行为本身并不会产生任何不平衡。这种模式中，因果关系要件就会显得很重要，因为它要负责从受害人群体中挑出某一值得赔偿的受害人，从行为人群体中挑出某一应受责难的责任人。
与矫正正义模式相对立的是侵权法的经济分析模式，这种模式把促进经济效率作为支撑侵权责任的基础原则。根据这种功能主义的观点，侵权法的目的在于通过避免具有伤害性危险的活动产生的激励作用而最大化社会福利。但由于这种理论模式过度强调经济与效率而忽略公平正义，因此引起不少学者逐渐省思该理论之正当性以及其背后实际为政治力量或利益团体所操控等问题。[8]事实上，即使是受到经济分析理论影响最大的美国，也从未完全用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作为判断是否有过错的标准，而是将其作为传统上认定过错标准的一种补充，毕竟有效率的行为并不代表着正义，有一些价值是人类社会永远不会为了效率而牺牲的。侵权法在这样的理论分歧与制度反思过程中，逐渐确认了社会公共意识的重要性并促成其文化自觉，进而将实证化的法律规则中被掏空的伦理内涵又重新填充回去。于是，侵权法开始转向新的哲学和法律意识以寻找正义的替代品：侵权法理论中的矫正正义开始融合了分配正义的思想内涵，侵权法实践中的个人正义亦吸纳了社会正义的伦理要素。
侵权法理论对近代侵权法一路扬弃而发展到当代，在关于人性的问题上一直内含着一对矛盾：一方面，侵权法坚持对人性的关怀与尊重，伴随人性的历史性发展而完成了制度的启蒙；另一方面，为了完成预设的制度使命，侵权法在努力克服传统体系因对人性认识的单向度而导致的不良后果的过程中，呈现出价值悖反与社会生活失衡的矛盾运动态势，甚至出现“无过错的过错责任”这种异化的侵权法制度，最终反而走向了人性的背离，出现了侵权法危机。庞德曾引用霍姆斯的话概括法律与伦理相悖的现象：“法律概念备受嘲笑，一切伦理成分都被清除了。”[9]法律不应为精神的生命力量建立起本质上与其格格不入的规范监狱，它只是指导着蛮横的生命力量，为的是让人能够真正地像人那样生活。[10]侵权法不仅为个体的权利和利益提供保护，还具有积极的伦理功能：完善人性使人具有更多的美德。“如果法律因其在社会制度中的永恒性而受到我们的欢迎，那么我们应该会看到法律使人们的生活愈来愈好而不是每况愈下。”[11]如果不能将侵权法作为“一套与个人对待他人的行为有关的伦理原则”[12]来看待的话，就可能因背离人性而引发伦理性危机。“人从未像现在那样对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研究人的各种科学与日俱增，但却日益掩盖了人的本质，而不是去照亮它。”[13]美国和西欧的侵权法学家早就开始从规范、制度及文化等多方面对于已经跳脱传统侵权法的理论框架而日趋成为风险管控机制的现代侵权法进行反思。矫正正义理论因其强调利益多元和价值平衡而被评价为具有最强的解释力。侵权法的基础一方面在于自然所赋与的人类天性，另一方面又在于人们的自觉意思。对侵权法危机进行伦理诊断，则是为了给侵权法搭建一条人性回归的路径。
一、“现实人”的多义性与抽象掉了人的差异性的侵权法
人是处于社会整体性关系中的行动者，人的概念具有多个纬度，处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在心理、生理、能力、机会和境遇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因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具有多义性，体现为生物人与法律人、公民与居民、本国人与外国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强者与弱者、富人与穷人等诸多差异性。现实中的人虽然具有复杂的面向，但法律却有意抽象掉了人的各种差别，剔除人的一切外在属性而只从形式伦理的角度来对人进行规制和定位。“法所抽象掉的，首先是法的承受者的约束其自由意志的能力，而只考虑他们的自由选择。法还抽象掉各种有关行动计划的生活世界的复杂性，而局限于具有确定社会类型的行动者彼此之间的外在关系。最后，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法还抽象掉服从规则的动机，而满足于行动对于规则的服从，不管这种服从是如何发生的。”[14]侵权法基于普遍性立法技术的要求，预设了自由与平等的人，从而构成了一个围绕这个人的规则的网络，而不涉及其特有的、与众不同的人品特征。[15]近代法的代表—《法国民法典》虽然在私法上向“以适合于人的方式对待人的方向”迈出了基础性的第一步，但也没有顾及到现实中的个人因自身能力、家庭背景等原因而导致的自由差异。这种差异在社会中不断累积最终导致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汇聚，而大多数人则在事实上失去了自由的后果。形式伦理中的人在现代社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个人被作为抽象掉了种种实际能力的平等的法律人格对待。这种处理虽然具有历史意义，但是也产生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后果，支持了在各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16]抽象掉了人的差异性的侵权法把刚刚从大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性”慢慢地又关进了一个由工厂、贫民窟、混凝土丛林，以及理性化的国家官僚主义迷宫所构成的“铁笼”之中。[17]现代侵权法考虑到社会基础变迁对私法价值的影响，在主体“平等性”与“互换性”丧失之后开始关注现实中的具体人，随之引发侵权法由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化，侵权法的安定性向社会妥当性妥协。
社会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人的差异性与多义性导致不同法域具有天然的“断裂”：财产法中的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而家庭法中的人是道德的伦理人，医事法中的医生是以患者单方信赖为基础的专家，而交通法中的驾驶人是以双方信赖—即信赖其他路权使用人均会遵守交通规则—为基础的陌生人。侵权法在保护不同法域所确立的权利时，由于其外在体系在技术上的抽象性，容易遮蔽其背后所蕴含的伦理因素，进而导致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加剧和伦理价值失落。事实上，侵权法中的“人”也发生了分化，单一的“主体”原型并不能够满足侵权法内在体系的要求。[18]在现代侵权法中，“抽象人”让位于“具体人”，“经济人”的理性成分受到消减，而企业的发展又催生了集体责任（企业责任）。从社会现实结构出发，可以发现在侵权法中存在如下三个层次的责任主体：私的自然人、以企业为中心的各种组织以及处在各种组织分工下的个人。[19]然而，在未洞察到蕴含于人的社会本性和自然本性、以及人的伦理行为中的深刻人性规律时，侵权法的制度调整只能以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使得受侵权法约束的人们在伦理观念与社会现实的双重压力下变得无所适从，从而加剧了思想混乱和行为失范。美国的一些学者、法官与律师曾经针对动力车辆交通事故提出过著名的《哥伦比亚蓝图》，主张参考当时的劳工补偿制度对动力车辆交通事故施加严格责任，并同时推动强制动力车辆保险。但责任严格最终并未在这一领域成功落实，主要原因在于其忽略了劳工和雇主间的关系与驾驶人和交通事故被害人的关系之间的差异性。[20]侵权法必须洞见人在不同生活场域的不同伦理诉求，思考其所能够介入的人的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有学者批评我国的《侵权责任法》，认为其在人性的解读上只是粗疏地看到了人的复杂性，并未参透人性的多义性，在“人”的概念上飘忽不定：从“侵权人、被侵权人”到“行为人、他人”再到“用人单位、管理人、组织者、机构”，这虽然在不同层面反映了侵权类型化的要求，但“加害人”、“受害人”、“责任人”等核心概念却未得到彰显。[21]侵权法力图清除主体身上的伦理色彩，而疏忽了人在社会中的实际问题，诸如加害、受害与责任。其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正是缘于侵权法在思考人的伦理问题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盲点和误区，即注重人的平等性和抽象化而忽视了人的多层次与多维度。
二、侵权法的类型化与隐去的人之身份和角色
“法律是建立在对人类的典型性行为的一般化了的心理假设基础之上的”，[22]侵权法的发展历史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确立标准并寻求类型化的技术进化过程。通过主体与活动的归类，确定类型化的人的形象和活动样态，以此正当化针对不同人所施加的侵权责任，如替代责任、产品责任、交通事故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环境污染责任、高度危险责任、饲养动物责任以及物件损害责任等。在侵权法中，存在这种情况：“社会福利和对被告的公平之间的冲突可以根据被告是个人还是一家大型公司而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23]然而，传统侵权法在类型化的过程中也在尽量隐去人的不同身份和角色差异，忽略了人基于身份和角色而产生的伦理责任。但是，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不能用原子论的框架来定位，所有人都始终处于一定的社会之中，由该社会赋予其身份、地位及角色并受到社会期待和社会规范的制约。
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很早就提出了“工人的事故损害赔偿的权利不再是契约上的，而是身份上的”观点，声称“（雇主赔偿）责任的基础不是雇主的行为或疏忽，而是受雇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24]人会以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出现在不同的伦理关系中，如家庭关系中的父母与子女、婚姻关系中的丈夫与妻子、师生关系中的老师与学生、医患关系中的医生与患者、消费关系中的生产（销售）者与消费者，甚至于诉讼中的原告与被告、合同中的甲方与乙方等等，不一而足。法律应当针对人的不同身份和角色设定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其基础在于不同关系的伦理诉求具有的差异性。
例如，婚姻家庭关系具有很强的伦理色彩，侵权法只能发挥辅助的功能而很难直接和全面地介入，侵权法如若深度介入人们的这种伦理生活就会导致信赖关系的破坏与亲情的疏远，而这样的结果并非立法者和社会所期待。再如，医患关系向来具有伦理和技术两个层面的问题，正所谓：医者，仁心妙术。就技术层面而言，国家对于医生的业务监督内容中，除了要求医师应具有一定程度的医学知识并取得相应的医师资格方能执业外，还要求其在进行医疗行为时，必须遵守一定的诊疗规则，以确保医生的诊疗行为能够消除病人的病患，实现保护病人生命、身体、健康的目的；就伦理层面而言，支配医生的最主要的伦理规范还是医生的职业伦理，这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希波克拉提斯誓言”。“希波克拉提斯誓言”要求宣誓者必须尽其所能为病人的利益而为适当的措施，避免病人遭受损害与不正义，强调的是“不可伤人乃医师之天职”这样的理念。1948年的《日内瓦宣言》亦要求医师应出于良心来维护病人的身体、健康，并应对于人的生命给与最大的尊重。这些对于医师的伦理要求，均是强调本于良心，以维护病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为目的运用其医学知识与医学技术。[25]如果没有认清医患关系的伦理蕴含，在规范中剔除医疗行为的伦理成分，就很难规划出符合人性需求的医疗损害赔偿制度，浅薄的认识与轻率的结论很容易加深社会误解并导致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破裂。[26]侵权法必须重视医生这一角色的伦理内涵，医疗侵权责任的设定应有助于恢复医疗行为的人性化，建立医患之间的信任以及信赖关系。再比如，侵权法需根据商人的特殊地位思考商业伦理在经济侵权制度中的基础作用，“因为在商业自由和经营自由的标志下，这些职业并未被表述为封闭性的人员群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商人，并由此而同这些专门的职业规定打交道。”[27]值得关注的还有原告与被告的角色差异对侵权法制度规则的影响，通常作为原告的受害人即使享有充分的实体权利也可能受限于举证责任等程序上的原因而无法真正得以实现。我国《侵权责任法》有关医疗侵权责任的规定删除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忽视了责任人与受害人在诉讼地位上的武器对等，在责任分担规则的设计亦因程序规则而导致生产者与销售者在医疗产品损害责任承担方面的不适当。[28]我们不希望极端的侵权法轶事在中国持续上演—开胸验肺以及为了医疗损害索赔而成为医学专家，[29]立法应当通过有关规则避免此类事件。
三、侵权法的物化趋势与人的尊严性存在
作为伦理原则集合的侵权法[30]需通过设定行为规则致力于解决社会中的伦理分歧，因而要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共同信念和集体情感。“人及人之尊严是整个法律秩序的最高原则”[31]在这样的道德观念影响之下，以救济私权特别是绝对权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侵权责任法，在现代社会中维护人的尊严的作用必将日益凸显和重要。[32]当人的伦理价值越来越多地被作为某种权利加以保护时，这种价值便会脱离人本身而成为有价的东西：人格权可以用财产加以衡量，并可以通过损害赔偿的方式加以救济。然而，按照康德的理论，人的伦理价值是不能用财产来衡量的，“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代替，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代替，才是尊严。”[33]尽管财产是人格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但是，把一切具体人格权都物化，就会削弱人格权的伦理性意涵而造成人格与财产之间界限的模糊，反而损及人的尊严。
“法的正义问题在根本上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尽管人类历史经历了数不胜数的错误和愚顽，蹒跚在前进与后退的锯齿之路，但从长远的眼光看，是一部以‘人的尊严’为目标的斗争史”。[34]罗蒂也指出，在权利的救济中，耳闻目睹了那些受到现实迫害、处于苦难挣扎之中的人们的惨状之后，“人类的尊严”比抽象的法律理念更能唤醒我们人之为人的共同情感。[35]但是，在对人的尊严给予保护的过程中，并非都能够采用物化方法。不可否认，许多人格权具有财产价值，如姓名权、肖像权、公开权等，权利人可以进行支配这些人格权，但对某些与人格紧密相关的身体、自由等的随意支配则不能被允许。比如出卖身体器官、自愿卖身为奴、等，是不包含在个人自治和自我决定的范畴内的，否则会在伦理观念上触动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而引发伦理危机。侵权法在保护人格利益完整、心理与精神健康等方面过于依赖以赔偿金为主的救济方式，忽视了通过尊重和社会平等而实现的人之尊严与制度设计之间的关系，因而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此外，当论及情感利益、非财产损害、人格损害时，在法律中不涉及机体内部的感觉，而仅涉及以货币单位计量的客观价值，该价值使得受保护的人格法益成为可交易的商品。[36]因而，现代社会在侵权法层面表现出的“人的物化现象”的过程不断触及人类存在的根基，引起广泛批评。作为侵权法十分发达的国家，英国已有很多学者开始批评其由于“赔偿文化”的盛行而成为了一个“责难与诉讼”（或存在这种危险）的社会。尽管对这一论断还缺少实证考察数据的支持，但至少表达了一种值得认真思考的社会现实以及一种不断蔓延的道德恐慌。[37]我国亦有学者认为，近代民法以财产权利为中心，主要体现为对外在财富的支配，这显然忽视了人的存在中的精神性的一面，人的内涵的多样性被简单地物质化了。[38]
尽管金钱补偿能够使得受到伤害的人格尊严的某些方面得到恢复，但金钱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由于受到损害的人是不同的，其心理反应和实际遭受伤害的程度也有差别，法律如果不考虑这种差异而以同样的标准来确定对受害人利益的补偿，法律平等执行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未必会让人感受到公平。社会平等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得到公平对待，体面地生存于社会之中并且得到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尊严。侵权法如果仅考虑受损害利益的救济，过度地依赖损害赔偿金来实现这一功能，就会丧失对根除社会不平等具有直接作用的责任感，甚至制造出更多的不平等、分化与对抗。从某种程度来说，人的尊严首先表现为体面的生存，如果损害赔偿的结果无法维持这种体面或者无法保证这种体面，尊严与生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撕扯，最终就只能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加剧。侵权法应尽其所能地展现其实现社会平等与正义的制度努力，全面考虑自由与平等、人的生存与尊严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反思运用损害赔偿金的程度。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6条和第17条的规定引起广泛争议的原因在于，其只关注所谓的“同命不同价”问题，而忽视了需要真正面对的城乡差别与歧视农民人格的问题。总体上说，侵权法对损害赔偿的思考往往驻足于物质层面，深层次的人格与尊严却被关在了门外。
四、侵权法对行为人主观动机与目的的回避
侵权法以实际发生的行为为评价对象，以客观的、外在的结果为计量基础。现代社会的法律基于抽象平等的理念，把个人作为一个与其他人并无不同的“标准人”，以外部行为作为评价标准，至于人的内心和品性已不再是法律所关注的对象。表现为“不能以良好的动机为不法行为做辩解，而恶意或不良的动机也不能使得本来是合法的行为变成侵权行为”。[39]正因如此，现代侵权法的存在与运作特别强调形式理性，而代表着人的观念、想法的内心世界则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东西。不问动机成为民法的一个基本原理，情感在民法中的意义基本上被剥离了。[40]侵权法的一般规则于是呈现出这样的现实面貌：首先，行为人从事行为的动机与行为的侵权性不相干。一方面，如果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本身不具有侵权性质，那么，行为是出于不良动机而为的事实会使该得行为具有侵权性质；另一方面，具有侵权性质的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也不会因动机的善良就得到宽宥。其次，侵权责任的承担与主观状态无直接联系。一方面，由于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通常与过错程度并无关系，因而侵权法笼统地用过错包含故意和过失两个不同的概念；另一方面，在认定过错时通常以客观化的标准加以衡量，注重对行为人客观外部行为的考察而不是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检验，强调对外部行为的归责而不是对内在意志的非难。由此可见，活跃于侵权法世界中的人，不再是具有情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好恶爱憎不会影响侵权责任的成立也不影响责任的具体内容，支撑行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不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侵权法规制的对象完全是人的外在活动。
从生活的常态而言，人的行为都受思想意识、动机和目的支配，脱离人的主观意识支配的行为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是机械的身体运动。然而，在侵权法中，动机与目的完全为抽象的“自由意志”所遮蔽。法律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般精神因素—动机。[41]但是，动机和目的是当事人选择行为的根源所在，体现了人的真实存在，不考虑动机和目的，自然难以对侵权行为作出理性评价，侵权法的制裁和抑制功能也就很难真正得到发挥。虽然行为对于道德评价具有很强的影响，但是更具关键性的是它们背后的动机和目的，并通过动机和目的指向的行为背后的人格。“当我们作为旁观者观察他人的时候，所能依照的只是他们的行动和行为，我们把这些作为通向他们动机的线索，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动机，因为动机更紧密地与他们的特性和人格联系在一起。”[42]毫无疑问，法律最终要评价的对象正是人格及其特性。事实上，法律也不能完全不考虑人的内心状态，与人的行为关系密切的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就与人的内心紧密相关。[43]侵权法提出的问题属于接近哲学乃至人性论和有关社会关系论的内容，需要侵权法关注人的外在层面与隐藏于内心深处的人的内在层面，因为它要考量其制度可能发挥作用的空间。侵权法不仅要追问何种行为需要调整，而且要探究是什么激励了这种行为，这样才能真正找寻到制度与规则的意义。正因如此，关于侵权行为中故意与过失区分的意义，是目前在侵权法学界争论比较激烈的论题。《美国侵权法重述》的规定也许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其第2版第46条第1项规定：行为人故意或几近故意之鲁莽态度，以极端及令人发指的行为，致他人产生严重之精神上损害，应负赔偿责任。若因该精神上损害而产生身体上伤害时，亦应对身体上伤害负损害赔偿责任。而且，从法感情的角度来看，人们基于常识即可判断出：过失致人溺水死亡显然与拒绝对溺水者施救致其死亡有着天壤之别，而故意欺诈他人显然与过失提供错误信息存在巨大差异。英美法国家的侵权法区别行为的善意和恶意，在法律上一直拒绝承认公民对他人过失提供信息的侵权责任，即使他人因合理地信赖该信息而给其带来损害。在实证法中，对于某些侵权行为，特别是经济侵权的认定，故意或恶意成为责任成立与责任范围的必要条件，而且故意侵权可能需承担更重的责任，侵权法在此关注的也是行为人的内在动机。我国《侵权责任法》几乎不对故意与过失进行区分，放弃了其制度原本所具有的民事制裁功能，失去了改造人性的某种力量。
考察侵权法的发展，尽管狄骥认为客观责任是其趋势，但他也不认为主观责任“业已消灭”或“应该完全消灭”，它依然存在着而将来仍旧长期地存在。只不过是主观责任的范围逐渐缩小，而过失或疏忽的归责原则不必涉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只涉及团体与团体，或团体与个人间的关系。[44]从哲学角度来看，主观与客观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过于强调客观会使法律远离人的真实，而过于看重主观则可能放纵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而，侵权法必须面对富勒所说的这样“一道无解的难题”：“虽然一种超然的正义标准注定有时会显得过于严苛，但一种试图探测和把握私人世界之疆域的正义的标准却在情在理都无法做到不偏不倚”，“法律不知道任何可以帮助它超越这种矛盾处境的魔法”，“它不得不踏上一条不确定的中间道路，在处理某些明显能力不足的案件时放宽适用理性人标准”。[45]尽管这一“中间道路”本身还很不确定，但是我们必须做出这样的提示：侵权法对动机和目的的回避使得其放弃了对行为人行为方式的伦理评价，不客气地说就是对人的漠视。
五、侵权法疏于关注人对行为的内心感受
私法体系几乎触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数千年来，私法的发展是经由一种发现法律的过程而得以展开的—法官和法学家所试图发现和努力阐明的只是那些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人们行动的规则和正义感。[46]法律有良知的要素，人们之所以遵守侵权法是因为他们认为侵权行为是不道德的或者是不合法的行为。对故意侵权行为的厌恶与敌视，对被害人的怜悯和同情，是人类难以割舍的情感体验。正是这种情感体验的传承使得侵权法产生并发展，其所要解释和表达的也正是隐含于这种情感背后的人性需求，侵权法不应仅注意规则而忘却人们内心对责任与正义的社会感受。然而，侵权法在对待财产损害的赔偿时却忽视了这一点，其通常拒绝保护某类财产利益，如经济安全或者纯经济损失，“宁可偶然让有理的要索人失望，也不要打开门户，而产生官司泛滥。”[47]
事实上，“民法并不单靠制裁，它也倚仗内在感受及公众情绪维持。当诱因上升时，法规使用曲线也上升。”[48]人们对社会秩序运作的态度与其对责任的看法有着紧密的联系，责任概念的意义远非强制所能涵盖，它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引导人们进行自由决策。“一个自由的社会很可能会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都更要求做到下述两点：一是人的行动应当为责任感所引导，而这种责任感在范围上远远大于法律所预设的义务范围；二是一般性舆论应当赞赏并弘扬责任观念，亦即个人应当被视为对其努力的成败负有责任的观念。”[49]因此，当人们被允许按照他们自己视为合适的方式行为的时候，他们也就必须被认为对其行为的结果负有责任。但是，现代技术主义的立法与司法活动已将侵权法从其所属的生活中强行剥离，而异化为与特定的民众、习俗、传统相疏离的僵化体系，压抑了人们基本的正义感、道德感和伦理观。
于是，实证化的法律规范导致了生活世界被系统所支配，日常的沟通实践因此受到阻碍，人们被困于韦伯所描述的“理性的牢笼”[50]之中。一般说来，当法律拘泥于形式，偏离日常生活中之“对”与“错”的观念时，它便被用作报复和攻击的武器，用作不合理防御的根据以及作为对合法申诉予以迟滞及挫败的工具。[51]当人们甚至无法靠理性、常识和正义感判断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是否正当时，他们就会丧失对法律的信任与依赖，侵权法也会因其不再具有依凭感和亲和力而失去精神家园。正如霍姆斯大法官所言，一套合理的法律体系的首要要求就是，它必须与社会的真实感受和需求相吻合。[52]当侵权法不得不用矛盾的制度和解释应付现实时，我们在生活中便失去了一套有关常识性对错的具有内在一贯性的法律体系，古典侵权法精心构建的理论大厦将失去它有序的结构，由概念的有序堕入混乱的理论困局。因而，有学者曾经这样批评美国的侵权法：“运用于日常决策的法律带来了糟糕的决策，进而引来更多的法律问题，将人们与判断是非的直觉隔绝开来。”[53]当人们面对这样的侵权法境遇，即便最轻微的过失也会承担很重的赔偿责任，而最卑鄙的行为却只承担轻微的赔偿责任时，[54]心理的失衡和对法律的敬畏便会受到冲击，而当生活中这样的法感受不断强化并以极端的形式发作时，[55]便不仅是法律的悲哀，也是社会的伤痛。
尽管不能说是侵权法导致了这样的悲剧，但是侵权法的贫困却是可以从中窥见一斑。当我们希望侵权法缓解社会冲突和矛盾时，随之而至的却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更为严重的道德困境与社会问题。侵权诉讼的双边结构特征使得侵权法在法庭上往往表现为归责游戏、举证技术及诉讼策略等，当这种影响被带入到社会生活中时，就会和一般人所想像的具有责任感的理想的人类形象发生抵触：一方面是“为权利而斗争”的普遍化，另一方面是现代人的道德颓废和“病态的诉讼社会”。[56]法律不能以单纯逻辑上的结果来保障其地位，否则，它就是在保障一种不再具有正当性的自由利益，并且使得对于社会正义的信任落空。而在此种对于社会正义的信任背后，其实也存在一项关于人类生活之受保障的自由空间的要求。[57]侵权责任问题与救济问题之间清楚的分界可能模糊了受害人怨恨的真正特性，对于受到违法行为侵害的人来说，违法的意识是伤害的一个基本构成。如果是他人而不是侵权行为人补偿了实际损失，那么整个规范结构就会失去力量，既无法塑造具有责任感的公民形象，也无法满足社会的正义要求。法国自由法学代表人物热尼曾言：“我们应追问理性和良心，从我们最内在的天性中发现正义的根本基础。”[58]对侵权责任的全部特征的认识会引导人们对侵权法救济功能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侵权法治疗伤害并不能限制在金钱赔偿支付的范围内，它不仅要救济那些日益扩张的利益诉求，更应救济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极为珍视却为法律体系所渐趋淡忘的责任心与正义感。
结语：侵权法的伦理回归
社会秩序的终极目的是人类的需要，法律理性必须彰显人类生活的道德基础和伦理目标。侵权法如果不能昭示这一点，将会制造出伦理上的危机，并影响其制度与规则的正当性。我们应将侵权法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和伦理制度来理解，而不仅仅将其理解为由法律人强行嵌入社会生活并由他们以某种神秘莫测的方式进行操纵的一套技术范畴。[59]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形式法本身也是基于一定的伦理判断之上的，形式法对伦理因素的拒斥，大多是基于技术上的原因，拒绝在法律适用时重新引人价值判断加以检视，是技术上缺乏自信的表现。[60]侵权法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责任体系，因此侵权责任是一个人际性的概念和实践，需要关注行为人、受害人以及更为广泛的共同体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关系，表现达其伦理诉求。侵权法的立法与司法必须对社会的伦理因素保持一种全面开放的态度，这种伦理包括个人伦理和社会伦理。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浮世图”：情感、良知或社会压力影响到甚至控制着一些特殊侵权案件的审理，但司法实务却并未警醒于它们的审理结果会如何扰乱人心并左右人际交往的社会态度，从而忽略了侵权法在精神上和效果上所具有的公共性。侵权法的叙事方式如果仅从个体出发而将个体之间的关系从视野中抹去，则可能形成责任的扩散或者权利的萎缩，进而使得社会生活与法律规范的摩擦增大，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活与关系中持续制造一种相互戒备和紧张的氛围，最终导致人们被“理性的牢笼”所围困，社会成为利益追逐的角斗场。
法之所以为法还在于其社会心理上的力量，如果这种社会心理力量薄弱，法即丧失其确实性和效力。侵权法的关切不仅要从行为转向行为的社会影响，而且要在强调社会视角的同时增加一些心理学的关系视角。一个文明的社会除了需要经济资本的积累还要有社会资本的储蓄，除了需要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还要有文化能力的强化，除了需要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还要有精神世界的追求。致力于人性的改造是法律发展的未来与生命，也是建立人们对法律的信心与信仰的希望与力量。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的侵权法尽管摆脱了理性主义的束缚，却又逐渐被功利主义所侵蚀而丧失了伦理基础，当代侵权法发展的基本趋势就是回归规则的伦理性，强调制度与秩序的伦理基础。侵权法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立场中立的裁判规则而存在，其规范终究会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因而有学者主张“民法典的首要目的在于对民事主体的行为模式进行塑造和指引”，[61]即使是侵权诉讼的裁判也经常对那些诉讼当事人以外的，甚至对案件毫无所知的人产生影响。[62]因而我们不应仅仅将侵权法看作是“规则上的法律”，它还是“制度上的法律”和“文化上的法律”。侵权法不仅作为最低限度的规范，而且应当包含更多道德上的诉求。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人类的伦理规则同样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如果剥离了伦理的要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信赖就会崩塌，而离开了这种社会资本，任何稳定以及有益的社会生活与经济活动都是不可能的。法律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项功能就是要将某种秩序引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尽管法律无力彻底消除社会的无序或解决所有的伦理冲突，但其根本方向还在于唤醒人们的利他之心和仁爱之心，在人心之间搭建相互沟通与信任的桥梁。信任可能以不同方式出现，这取决于共同体的性质：经济共同体需要诚实信用来维持一个以信用为基础的效率体系，社会共同体必须基于认同才能建立起相互信赖与合作的关系，而家庭共同体则要靠相互关爱与照顾才能维系。侵权法发展到今天，绝不仅仅是为了维持一个不准侵害他人的基本秩序—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更要通过原则的调节增加法律的伦理性，对人的伦理生活给予关切，以避免在物质利益分配过程中出现制度性弱者而导致道德危机。在中国现实中，已经注意到了“受害者”的含义不仅仅是指个体，广义上还包括个体所归属的家庭，甚至于整个社会。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看，侵权法的保护客体包含了人格法益和身份法益，实质上已经“超个人化”，即将其保护的客体从“个人”扩大到了“家庭”。透过侵权法的社会实践，我们不仅目睹到了人们在谋求权利保障时所付出的那些代价，同时也感受到了侵权诉讼所带来的那些社会伤痛—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它们时刻触动着社会共同生活的道德根基以及我们作为同类的怜悯之心，同时也应凝聚了足够的能量让我们去反思现有的制度：侵权法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划定人们之间自由的边界，实现其制度构建与解释适用的伦理回归。设想一个仅仅由法律制裁加以推动的社会，等于是设想一个骨头彼此相互摩擦的社会。我们需要具有某种软组织，以期缓和不近人情的突然打击，而只有当法律秩序存有怜悯，不强人所难，这一希望才能实现。[63]只有行走在人们希望生活其中的理想社会的地平线上，一个微言大义的侵权法才能负责任地延展其方向。
注释:
[1]参见[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68页。
[2]参见[德]鲁道夫·冯·耶林、奥科·贝伦茨：《法学是一门科学吗？》，李君韬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
[3][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等译，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31页。
[4]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
[5][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陈爱娥、黄建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19页。
[6]See David G. Owen， “Deterrence and Desert in Tort: A Comment”，the California Law Review 73， pp.665-676 （1985）．
[7]See Basil A. Umari， “Is Tort Law Is Indifferent to Moral Luck?”， 78 Texas Law Review， p.467.
[8]See Ugo Mattei， “The Rise and Fall of Law and Economics: An Essay for Judge Guido Calabresi”， 64 MD. L. Rue， 220 passim （2005）．
[9][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0页。
[10]参见注[1]，第191页。
[11][美]马丁·斯通：《侵害与受害的意义》，载格瑞尔德·J"波斯特马：《哲学与侵权行为法》，陈敏、云建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澳]彼得·凯恩：《侵权法解剖》，江志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13][德]马克思·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李伯杰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4][德]哈贝马斯：《在事实和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7页。
[15]参见注[1]，第188页。
[16][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以财产法为中心》，王闯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从》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7]参见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
[18]参见朱岩：《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9]参见注[18]。
[20] 参见汪信君：《论动力车辆事故之侵权行为责任、责任保险与无过失补偿：以经济抑制理论为基础》，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9卷第1期。
[21]参见注[18]。
[22][德]N·霍恩：《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罗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23][澳]皮特·凯恩：《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罗李华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05页。
[24] 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
[25]参见王皇玉：《论医疗行为与业务上之正当行为》，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6卷第2期。
[26]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运动的兴起以及医师与病人社会地位的改变，医疗纠纷快速增长，“告知后同意”在医疗与司法实务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法律上的告知同意权与医学界向来遵守的“医学伦理原则”是否相同则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27][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邓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28]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改革的成功与不足》，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29]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曾经报道过一起医疗责任事故纠纷，该案受害人因遭受医疗事故而致残，其身为农民的丈夫为了给妻子讨个说法而踏上漫漫告状路，八年期间竟然通读所有相关医学书籍，就连该领域的专家也认为其已具备了相当的水平，最终为妻子讨回了公道。
[30]参见注[12]。
[31]王泽鉴：《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32]参见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33][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34][日]渡辺洋三：《法とは何か》，岩波新书1998年版，第17页。
[35]See Richard Rorty， “Human Right， Rationality， and Sentimentality”， in Stephen Shute and Susan Hurleu （eds.），On Human Rights （Ba-sic Books， 1993），pp.111-134
[36]参见[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37]See Kevin Williams， “State of fear: Britain's‘compensation culture' reviewed”，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Legal Scholars， Vol. 25，No.3， p.499.
[38]参见薛军：《人的保护：中国民法典编撰的价值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39]See Arthur Rip Stein， Philosophy of Tort Law， in Jules Coleman＆Sotto Shapiroed，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Oxoford UnversityPress， 2004， p.657.
[40]参见谢鸿飞：《论法律行为概念的缘起与法学方法》，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1]参见[美]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的终结》，郭春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
[42][丹]努德·哈孔森：《立法者的科学—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理学》，赵立岩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43]参见[日]星野英一：《民法劝学》，张立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44]参见[法]莱昂·狄骥：《＜拿破仑法典＞以来私法的普通变迁》，徐砥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45][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泽，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5页。
[46] 参见[英]哈耶克：《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淆》，载《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选编／译，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7][英]弗莱梅：《民事侵权法概论》，何美欢译，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48][美]弗雷德曼：《法律与社会》，吴锡堂等译，巨流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226页。
[49][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4页。
[50]这是韦伯为描述现代生活而创造的最值得思考的一种表达，他声称现代人被困在由理性的铁栅制成的牢笼之中。参见[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
[51]参见注[48]，第26页。
[52]参见[美]菲利普·K-霍华德：《无法生活—将美国人民从法律丛林中解放出来》，林彦、杨珍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53]同注[52]，第7页。
[54]See Walter van Gerven， Jeremy Lever＆Pierre Labrouche， Cases， Materials and Text on National， Supra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ortLau，Hart Publishing， 2000， p.19.
[55]如药家鑫害怕被受害人“赖上”，于是挥刀相向；肇事方为避免家庭陷人困顿，而拔下了被害人的输液管；17岁的青年因骑自行车撞伤70岁的老太，向父母索要金钱欲作赔偿无果而喝药自尽，等等。
[56]参见[日]棚獭孝雄：《现代日本的法和秩序》，易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57]参见注[2]，第116页。
[58][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5页。
[59] 参见注[12]，第23页。
[60] 参见注[14]，第565页。
[61]姚辉：《论人格权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62]参见注[52]，第11页。
[63]参见[美]理查德·A·爱泼斯坦：《简约法律的力量》，刘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9页。
参考文献
{1}.[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2}.[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陈爱娥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
{3}.[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4}.[澳]彼得·凯恩：《侵权法解剖》，汪志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朱岩：《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6}.[美]霍华德：《无法生活—将美国人民从法律丛林中解放出来》，杨珍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