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0 04: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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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绸之路
这条东西方贸易大道的开拓者是中国汉朝的使臣张骞。现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通常指的是西汉时期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因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为“丝绸之路”。
跨文化传播指的就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它是一种文化的双向传播和交流互动，也是文化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过程。在跨文化传播中，同一性和差异性作为两种基本力量起着推动作用，由于人类共同的本质特征及共同面临的生存环境等因素，使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与共通性 ， 这种“共享性”使得不同文化间有了实现传播的可能。差异性则是文化交流的原动力，文化差异固然阻碍了相互了解，但同时又会激发对不同文化的好奇心和兴趣，从而产生了吸引力，在差异性的前提下 ，文化间才有了相互交流的必要和意义。
二、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现代传媒界已经发展到“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或许人们再也不需要经过长途跋涉穿越漫漫沙漠历经数年才能抵达彼国，人们需要做的只是轻点鼠标，即刻就可以在面前展现一幅异国风情。可以说，传媒技术的发展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现代传播媒介本身及其所携带的外来文化信息，以其新颖的形式和内容吸引了在传统环境中生活惯了的人们，他们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被占用，社会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媒介变革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的媒介环境。这种媒介环境的变化，对人的信息渠道和信息行为，尤其是对社会的媒介系统都产生一系列影响。”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在丝绸之路这条横跨多国的文化之旅上，必然充斥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与之相伴的即是文化的冲突。以道德和风俗习惯为例，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道德思想和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当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就会出现冲击和碰撞。精神层面的文化冲突表现为受过不同文化熏陶和塑造的文化主体的审美价值、、情感方式、思维定式的成绩和碰撞。它是文化冲突中最深、最持久的部分。与文化冲突相伴随的是文化融合，它是跨文化传播发展的总体性趋势。文化融合是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的交融整合。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各个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日益频繁，尤其是在互联网、卫星电视等大众传媒越来越普及的今天，跨文化交流已经冲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以多样的方式进行着。各种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冲突、交流、对话、理解、认同，直到交融、整合。
三、丝绸之路在今天
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丝绸之路的传播是典型的跨文化传播，它跨越了多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的媒介形态向空间偏向媒介的转向扩大了丝路交往范围、增强了丝路传播影响。就跨文化视域下的丝绸之路而言，其空间偏向媒介的崛起不亚于传播效率的革命。传播中时间和空间有了走向平衡的可能。传播学者英尼斯不仅认为媒介有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之分，而且特别关注时间和空间的平衡问题。他认为时空平衡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并延续这种文明的前提，相反，不能达到时空平衡则是对文明的扰乱。
就跨文化视域下的丝绸之路而言，其空间偏向媒介的崛起不亚于传播效率的革命。媒介形态转向引发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的流变媒介形态的发展变化。随着社会需要和媒介技术的进步而推进，而媒介形态之变又能有效地修正传播机制。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中的时间偏向媒介的式微和空间偏向媒介的崛起，媒介形态由时间偏向向空间偏向转向，引发了传播路径由单线变为双线或多线、传播效率提高、传播影响范围扩大、传播中时空平衡有了可能等传播机制的流变。这种变化，深深地烙印在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的一切成果之中，从石刻到文书，从金银到纸币，从低效到高效，从小范围到大范围，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些具象的事物，还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的视图。
其实，跨文化传播是世界整体性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经济国际化发展的趋势下，全球性的交通、通讯和以互联网、电影、电视、广播等为代表的各种大众传媒的传播与推动下，使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潮流。跨文化传播也已经成为当今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各种文化以报刊、书籍、影视作品等形式，通过卫星电视、互联网、广播等载体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传送，进入异域、异国的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的视野和意识中。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在郑和下西洋中，郑和使团与海外诸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传播，物质文化传播是其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在郑和使团与海外进行的物质文化传播中，无论从传播者还是受传者来看，作为传播媒介的物资都有一定的传播意义，传播目的明确，传播类型多样，传播范围广泛，实现了一定的传播效果。
论文关键词：郑和下西洋；传播学；物质文化传播
郑和使团七下西洋，前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海上贸易之路，与海外广泛进行了物资交流。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物资交流也是一种物质文化传播，本文将从传播学角度对此进行探析。
一、配合政治需要的传播目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由于某种共同感兴趣的内容聚集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传播关系。在郑和下西洋的物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传者双方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传播目的如何?
历史资料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有多种说法，在此笔者列举当时几种代表性言论。明成祖朱棣说：“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本人的言论：“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赍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明史》说：“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尤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这些文字说明郑和下西洋旨在建立和平、安宁的国际局面，树立明王朝的声威，让海外远国能来中国朝贡，“宾服”中国。因此郑和使团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赏赐大量物资，以示“柔远人”、纳朝贡。
此外，海外一些小国需要寻求明帝国保护以免遭邻国欺凌，极力欢迎郑和使团到来。当郑和使团到达时盛情接待，郑和赏赐完毕后，国王也回赠贵重礼品；当郑和使团回国时，一些使者随使团来华朝贡，以示宾服。
可见，在这种传播关系中，郑和使团与海外人们相互交替着传播者与受传者的角色，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有明确的、共同的政治目的，而且更多时候这种政治目的是通过双方感兴趣的传播内容之一——物资传播来实现的。
二、全方位大容量的传播介质——物资
这里所说的物资，是指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和海外诸国之间交流的地方特产。从一定意义上讲，特色物资既有经济价值，也有文化价值，物资交流意味着中国和海外诸国把物资作为一种传播介质来传播物质文化信息。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满载丝绸、瓷器、铜、铁、麝香等几十种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产品，然后换取海外的特产而归，货物名目繁多，据《明会典》、《明史》、《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统计共11大类191种货物，这种物质文化传播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在郑和下西洋时期，物资对于中国与海外诸国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传播者角度看，处于明朝的需要对外自我宣扬(传播)；处于“藩属”地位的海外诸国需要表示“臣服”。
作为传播者的郑和使团，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更多时候借助双方感兴趣的物资传播。因为物资最能代表中国先进的物质文化，也最能显示出明朝的国威和政治地位，对外传播的物资越丰富，就越能显示中国的强大与富有。所以，每到一地郑和都向当地国王赠送大量礼品。作为传播者的海外诸国，为了表示对明王朝的臣服，对郑和使团既回赠本国礼品，也允许本国人民同其交易。有的国家君主或其他使者不远万里来华“朝贡”的大多是珍禽奇兽、香料珠宝等具有海外文化特色的物资，虽然其中有些物品是直接从自然界采摘、猎取的，没有经过人类再生产，但也蕴涵着海外物质文化；其中的手工艺品，有些是为来华特意打造的，有些是在市场上买的，这部分物资更能体现各国当时的物质文化，都能显示出对明政府的臣服。 转贴于
(二)从受传者角度而言，物资最容易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心理上容易接近或者说不易拒绝。
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接受海外诸国的贡品，不在乎贡品本身的经济价值，而是看重由贡品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意义，接受各国进献的物品，即表示接受各国内附。因此对于各国“朝贡”物资，作为受传者的中国统治者，从心理上极易接受，既实现了政治目的，又满足了物质欲望。从中国国内的受传者来看，南洋、西洋的很多物资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极想得到或看到，正如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所说，“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因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中国必欲得之”的“夷中百货”只有依赖郑和使团传播进入。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充舶而归”，深受人民喜爱。
从海外诸国的受传者来看，国王们欣然接受郑和赏赐，即接受明王朝的庇护。至于百姓都普遍希望能得到中国物资，但只能通过贸易获得。因此郑和使团在海外贸易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使团成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着作都有记载。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纶丝、瓷器等物”。
三、传播效果
传播者根据自身传播目的对传播内容进行编码，以信息的形式发送出去，当受传者接受信息刺激后，便会对信息进行解码，并且产生不同程度的相应反应，这种在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某种变化就是传播效果，它隐含在受传者的解码行为中，或者通过反馈体现出来。
郑和使团本着“宣德化柔远人”、“共享太平之福”等宗旨，打通了海上贸易之路，随着海外诸国间种种复杂矛盾的逐步解决，“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这种局面对物质文化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马六甲成了货物中转站，大量交流物资，甚至连当时的行政法律都效仿中国。占城国“买卖交易，使用七成淡金或银”。爪哇国“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锡兰山国对“中国麝香、纶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换易”。此种情形，自然在各国都是一样的。郑和使团开展商贸活动奉行平等、重信原则，每到一处，先了解各国的货币、贸易手段，考察度量衡换算及贸易方式或习惯，尊重对方，公平买卖。如在古里，双方贸易一旦达成协议，签订合同，“或贵或贱，再不悔改”。郑和使团从不强买强卖、巧取豪夺，为各国树立了榜样。一时间，印度洋成为中国和阿拉伯贸易的海洋，波斯湾、红海成了沟通东西方商品的中转集散地。有些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还把中国丝绸、瓷器、南洋香料运到地中海东部，转运意大利北部，再转卖到欧洲。印尼的爪哇、旧港就是在这种影响下“变成向东方香料群岛扩展的经贸基地”东南亚贸易圈也是从那时开始逐渐形成的。郑和使团与海外的物质文化传播不限于自然物产、人工制品等物资的简单交换，它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促使海外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学学报档案管理与利用
一、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学报档案
“档案属于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档案既反映了上层建筑观念形态，又反映了经济基础物质成功中凝聚的精神价值”。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档案，由于“传播”这一观念的引进，从而将档案的贮存信息的属性(即原始记录性)与传播信息的属性(即传播性)并列，即档案不仅是一种历史、知识、文化的原始记录，而且是一种历史、知识、文化的传播媒介。《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出版物类是高等学校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之一，它“主要包括学校自行编辑出版的学报、其他学术刊物及本校出版社出版物的审稿单、原稿、样书及出版发行记录等”。可见，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高校学报具有重要的档案价值，是高校档案群中一项重要的档案资料，应该很好地管理并充分利用。
高校学报档案的传播是为了尽快地、广泛地实现学报档案价值，发挥其作用，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借助各种信息传播媒介，将内容丰富的学报档案信息传播给广大受众以满足受众需求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主要包括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对象以及传播反馈等五个方面。
学报档案传播的主体是学报档案的管理者，通过其专业的档案管理知识和一定的信息技术，把有保存价值的文献传递给档案信息的受众。这考验到档案管理者的素质;传播的内容主要包括自家学报、交换学报以及受众需要的其他学报文件档案(如作者原稿、用稿通知、年度选题计划等);传播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开辟阅览室、提供原件和复印件、期刊数据查询、信息咨询服务及档案编研等途径;传播的对象主要包括用稿作者、交换学报单位、文摘单位、订户、校内外广大师生等;传播对象反馈涉及作者论文反馈、文摘刊物转载索引、读者来信来电等。
由以上所述的五个方面看，要使学报档案的传播更顺畅，反馈更有价值，需要加强对学报档案的归档管理和开发利用。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等新媒介得以普遍运用。在高校档案信息存储数字化的前提下，网络以其自身的快速、链接、互动等特点成为学报档案传播的主要形式，如何应对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档案传播是目前档案管理与利用的一大课题。
二、高校学报档案的管理
第一，建立审稿专家库，筛选优秀作者群。把期刊多年保存的《专家审稿意见书》进行归纳整理，选择其中责任心强的专家作为稳定的审稿专家队伍，可建立期刊审稿专家库，并在每期审稿单归档时对专家库进行补充。另一方面，学报档案收集了每期大量的稿件，反映了广大科研、管理工作者的实际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据此可以筛选出优秀作者群，及时了解他们的学术动向，并向他们约请优质的稿件，也可据此向优秀作者进行专题组稿，适应学报专题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做好交换期刊的管理工作。学报和其他学术刊物的办刊宗旨是学术交流而不是商业性的，这就为学报以交换为主的收藏带来极大的方便。因此，学报资料室收藏高校学报较为集中的这一优势不仅为编辑人员学习兄弟院校的办刊经验、获取学科信息、满足业务上的特定需求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许多校内师生和其他读者查阅学报论文解了燃眉之急。学报在资料室建设上应排除思想上狭隘、功利的观念，打破高校之间的界限，积极地与国内学术期刊进行长期友好的交换工作。这不仅可以使各学报的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更可以使其学术影响得以扩大，刊物价值得以提高。此外，在印量和资金有限的前提下，交换资料应有针对性，即根据各学报办刊重点栏目和特色栏目，交换与之相关的刊物。
第三，学报档案的管理要规范化、制度化。在规范化方面，要以资料室管理人员的专业文献检索能力，对学报档案的分类、编目、著录以及装订收藏，要按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和《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及学术档案案卷标题的拟订进行分编，使学报资料排列顺序化、合理化，把学报资料按分类标准。科学、有序、系统地分类、编号登记;建立健全借阅学报文献资料卡片和学报资料财产账;实行电子文档管理化，使学报资料检索更为方便快捷。在制度化方面，为保证情报资料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必须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如登记制度、借阅制度、流通制度等。
第四，提高资料室管理人员的素养。资料室人员应知晓图书馆学、情报学知识，熟练掌握资料管理的业务技能，做好资料的搜集、整理、加工、借阅、保管工作，掌握资料的搜集、采访、登录、分类和编目方面的方法，要形成熟练的基本功和业务技能。同时，资料人员需要具有爱岗敬业精神，除认真对待读者检索、咨询服务外，要按时完成本学报的交流工作，及时补寄;及时处理订户、兄弟院校学报编辑部的来函，维护本校学报的信誉;及时向编辑部介绍交流学报中有关的信息和情况等，使学报办出水平，办出特色。
三、学报资料室的文献利用
第一，加大高校学报档案的信息资源开发，使学报档案的信息价值不断增大，始终保持学报档案信息的动态性，把静态的档案信息资源，变成动态集中的档案信息，使高校学报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尽快走上自我发展的良胜循环轨道。与此同时，为更好服务学报编辑工作，另辟文摘类刊物专柜，使编辑人员及时了解学术动态，从而有针对性地服务学报的重点栏目和特色栏目的选题策划工作。
第二，收集学报信息反馈，做好学报年度报告。学报信息反馈对于编辑总结工作，调整和优化学报的选题和组稿，提高学报质量以及参加期刊评估活动都很有参考价值。因此，学报资料室人员在编辑工作完成某一阶段后，应通过一定的反馈渠道收集学报信息反馈，及时提供给编辑参考，满足他们的特定信息需求。如哪些文章被二次文献全文转载还是摘录，哪些文章被引用，以及追踪到有关对本刊的评价和学报论文获奖情况等其他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编制本年度刊物发展报告。涉及稿源生态、用稿比例、作者生态及下一年度刊物选题建议等。
第三，编制学报论文索引。编制学报论文索引，可以为编辑获取学科动态和研究资料提供快速、有效的检索途径，是学报资料室的重要服务手段。索引编制包括自家学报的年度论文索引、多年的某些特色栏目索引以及学报重点发展的栏目涉及相关学科的论文索引等。编制学报论文索引，一方面为编辑分析研究自家学报期刊的特色，发文的重点、热点，总结过去、规划未来，发扬优势，纠正不足提供了快捷、方便的服务;同时，也为读者检索学报的某一著者、某篇论文，或某类文献免去了逐年逐期翻阅甚至盲目检索的不便。
论文摘要：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通识教育的功能研究存在着严重的偏差，更多地关注通识教育的创新功能，忽略了其文化精神传承功能，而在人文精神发生集体性危机的中国当下和全球化语境下，通识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传承。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精神传承途径，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应该把“文化自觉”理念贯注到每个大学生心中，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铸就主体精神的文化自觉，这是当前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灵魂。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通识教育的功能研究存在着严重的偏差，更多地关注通识教育的创新功能，忽略了其文化精神传承功能，而在人文精神发生集体性危机的中国当下和全球化语境下，通识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传承，因为“只有在文化深厚的土壤里，天才才有可能爆发”(甘阳语)。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精神传承途径，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应该把“文化自觉”理念贯注在每个大学生心中，促进其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铸就主体精神的文化自觉，这应是当前通识教育巫待解决的问题，也是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灵魂。
一、戏剧艺术与文化传播
戏剧艺术是一种文化。“文化”大概是人类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1952年)一书中，共收集了1“条文化的定义。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一文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至今学术界还认定为权威的定义，即“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英国文化研究者威廉斯则细化和拓展了泰勒的观点，他说，“文化”一词是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文化的当代意义大致有三个方面:(1)作为艺术及艺术活动的文化;(2)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符号的文化;(3)作为一种发展过程的文化。m<_，无疑，艺术及艺术活动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是被用来阐释艺术及艺术活动的。作为艺术的一种样式，戏剧艺术当然是一种文化，但其表现形态却有着自身特质，即戏剧是由演员直接面对观众进行表演的一种艺术和文化。
戏剧艺术是一个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身份的代言。“对艺术史家来说，他们深深地意识到艺术始终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或现象，一个其所处时代的符号，一个历史、社会、文化或个体成长、身份、变革或转化的标志。公正地说，甚至在艺术发展最具形式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时刻，这种观念在艺术史学科也曾是一个既定的观念”，我们知道，世界戏剧有两大基本系统，即以中国传统戏曲为代表的东方戏剧艺术和以欧洲话剧为代表的西方戏剧艺术，其中，梅兰芳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无疑是这两个系统中最突出的代表。从梅兰芳的戏剧艺术我们可以品味到美情统一、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妙处，从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我们可以感悟到充斥着博爱、罪责和忏悔之情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深邃底蕴。把握两者的差异，追寻两者形成的精神质素，从而更深人、更真切地展现文化内涵的差异，这是历史学家所无法提供的鲜活的文化标本。
戏剧艺术是在文化传播中生成、发展和完善。“文化由外层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这一定义从动态和过程的角度，确定了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传播。传播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表明:文化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质同构、兼容互渗。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同样，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戏剧艺术正是在文化传播中得以生成、发展和完善，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播，戏剧文化将是一种“死文化”;如果没有戏剧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传播将丧失一种重要的路径。
二、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
非常遗憾的是，随着戏剧艺术的边缘化倾向加剧，戏剧艺术这种文化传播传承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渴望着在还没有完全沦落为“社会机体的“功能性器官”的高校能够担当重任，守望文化家园，传承民族文化精神质素，铸造新的人格。如此，实施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就相当重要而紧迫。
18世纪末，西方高等教育就注意到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承功能的意义，“当时的知识界普遍认识到，艺术史和文学研究一样，是探索民族文化身份是一个重要途径。同样，学习艺术史和文化传统有助于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和推动社会的进步”。1874年，艺术批评家诺顿受哈佛大学之邀担任艺术史教授，他说:“对我来说，艺术史是一种最为神圣的文化传统。通过研究艺术，人们可以发现自身潜在的精神追求和美的理想，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文明”。的确，一个文明、一种文化如果要存在和延续，就须保证它的关键信息和元素得以传承。有意义的艺术接受活动，就是接受者全身心地沉醉于艺术世界的精神漫游和灵魂之旅，也是接受者获取文化精神和历史信息的过程。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播效应是任何一个领域都无法企及的。诚如前苏联著名美学家斯托洛维奇指出:“人的审美教育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但是不能不承认，艺术是对个人目的明确地施加审美影响的基本手段，因为正是在艺术中凝聚和物化了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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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因其现场直观性、双向交流性而在接受者面前“打开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无限美妙的欲望与生命的世界n/别林斯基语)，在这个世界里，观众身临其境，把自我的生命体验投射其中，逐渐形成浓郁的“扮演意识”。拥有这种扮演意识，接受者更易深入了解蕴含其中的文化精神，确定自身的文化身份，并以此来审视他者的文化精神。从这个意义来说，戏剧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承功能，又是其他艺术所无法代替的。因此，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传承途径。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都应是连续的，任何一个链条的脱落都可能造成文化根基的丧失，而这种丧失往往导致一个时代精神的集体沦落。这种悲剧历史已然有上演。但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族文化之链正面临着再一次被断裂的危险，当人们，尤其是当代大学生争相追逐着西方文化浪潮而忽视甚至漠视脚下深厚的文化土壤时，“失落的就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因此，在高校实施通识教育并不是一种现时流行的时尚，而是一种恒久的文化传承事业。同样，戏剧艺术通识教育也不是高校的装饰品，而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传承的连绵不绝决定了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恒久性。
三、文化自觉: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灵魂
现在的大学教育随着全球知识产业的兴起与推动已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不可否认，这是大学教育的一种进步。但当目睹着民族文化精神资源在此热潮的裹挟下已然失去其存在的根基，价值逐步被遮蔽之时，我们又会悲叹大学精神的沦落和功能的偏移。诚如英格尔斯的现代化发展理论所认为，现代化不应该只是一种政治或经济体系的形成，而应该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理素质。他说:“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这样的国家才真正称之为现代的国家”，而作为一个“现代人”最深层的表现就是坚守自身的文化归属，拥有主体的文化自觉。
因此，文化传承并不止子传统文化知识的吸纳，尤其不能“把历史的馅饼按时代和地区切割成大小不等的部分，然后再按照编年的顺序把它们分别吃下去”，因为“这种机械的拼盘游戏使历史处于被割裂的状态，因而缺乏一种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性和精神深度”;也不止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播，而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主体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社会学家提出的一个命名，“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自觉”成了众多国家、民族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不可绕过的重要话题，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大家众说纷纭，其中，乐黛云的“基因论”大概最接近的观点，即“文化自觉指的是深刻认识白身文化历史传统的最根本的种子或基因，并为这个基因的发展创造新的条件，同时将这个文化传播于世界，参与全球新文化的创新。
关键词：佛克马；比较文学和新的范式；跨文化文学传播；比较文学；意义建构
佛克马（Douwe Fokkema，1931-2011）提出不同研究领域具有科学关联，文学研究也应如此，他认为文学理论研究应该和语言学、符号学、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都建立联系，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是不同语言和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更应该在研究方法上拓宽领域。佛克马对文学研究对象的拓宽应该是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接受美学、符号学以及结构主义的一些影响，并且放在传播学的领域之中也可以得到验证。
在传播学中，信息会被区分为发出的信息和收到的信息，因为收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发出的信息不可能原原本本的被接收到，并且由于接受者的知识水平、认知、情感、预期心理等因素，信息的理解也会各有偏差。文学文本的传播和接受应该也是如此，尤其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要考虑到接受者层面的影响因素。读者的阅读预设在内容接受的整个过程中，并且不是一成不变的，还会随着内容和外界条件而改变，从而也决定了信息的传播情况。这与文学文本的传播与接受是一样的，事实上，这些文学作品将唤起读者以往的阅读记忆，使之开始持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即某种阅读的期待。阅读过程中，这种期待将会使读者对作品产生有力的回应和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佛克马将文学文本概念为文学符码，是确实立足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确立的。他认为过去人们过多地关注民族、国别的差异，不利于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以及研究。他更愿意在文学研究中将文学理论化为“文学符码”，读者和研究者要做的就是解读符码。
我们一般接受符号，都要通过能指挖掘出真正所指，而由于符号的接受者对同一个或者同一组符号构成的文本，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毕业论文同一时代的不同个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或解释，这说明符号本身的意义与受传者接收到的意义同样也未必是一回事，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是符号本身的意义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二是由于每个受传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经历以及对象事物的利益关系等社会背景来理解和解释符号的意义的，因此，受传者接收到的意义既不等于传播者的意义，也不等于符号本身的意义。尤其体现在文学当中，对此法国文论家马歇雷（Pierre Macherey）看得很清楚，他认为文字只是文学的载体，也就是符码，跨越这些文本的差异性，追求文本背后真实的精神内容和相互间的联系，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
对文本符码的解读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不仅有受传者的因素，还有受到传播情境的影响，即佛克马所说的“文学交流情境”。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曾经指出，语言符号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传播活动的全部意义，交流的所得，相当一部分来自语境。比如把《牛虻》、《汤姆叔叔的小屋》放在当代解读，可能也产生不了当初那样声势浩大的影响，因为语境变了，接受群体的认知也变了，不同时代的人可能并不能切身体会到当时时代的文学文本所产生的巨大震撼，（在此基础上，佛克马也提出了“时期符码”（period code）这个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可能正是文学交流情境和这个情境下的读者完成了文学的意义，定义了文学。
佛马克为我们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他指出每个文本的接受者包括作者本身都有一个审美成规（convention，或译惯例或习俗），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不同时代的文本接受者和同一时代的不同接受者由于审美成规的不同对于文本的解读和理解就会存在差异，因此文本可以看作是“符码”的集合，每个读者在解读过程中都是在进行着“解码”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对文本意义的重建，从而影响到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参考文献：
[1]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关键词】解释学 跨文化传播 视域融合
一、解释学的发展
解释学(hermeneutics又译为释义学,诠释学等),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哲学流派,而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哲学理论。①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当时是一门如何把隐晦的神意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的技术。经历了中世纪以及宗教改革时期对其内涵的丰富,直到19世纪,才有了现代解释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意义、理解和解释的哲学理论。
从历史上看,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首次提出了有关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读的普遍解释学理论。作为现代诠释学的创始人,他首次将诠释学从其诠释的特殊对象中分离出来,建立了一般解释学或普遍解释学理论。施莱尔马赫将解释学定义为“避免误读的技艺”②,认为解释学就是一种关于通过消除误解以达到对一般文本正确理解的方法的学科。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学始于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他对解释学的重要贡献是把解释学发展成为一种精神科学(即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和一般方法论。狄尔泰的解释学,反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认为文本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解释者融入作者的心境,进行精神性的深度挖掘,实现所谓的“生命体验”。③无论施莱尔马赫还是狄尔泰都主张摆脱个人偏见,纯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意义,因此他们所发展的解释学都被视为客观主义解释学。
后来的研究者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充分证明,所谓走出解释者的内心世界而达到纯客观的理解,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因为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有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是“效果历史”,一个是“视域融合”。他认为人是有限性和历史性的存在,对任何文本的理解也是有限性或历史性的,即受一定历史条件制约的。而当解释者以自己的“视域”去理解这些文本时就出现了两种“视域”的对立;而只有把这两种“视域”融合起来,即把历史的融合与现代的之中,构成一种新的和谐,才会出现具有意义的新的理解。这一过程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这种融合不仅克服了自己的局限性,而且也克服了他人的局限性,是向一个更高的普遍上升直至达到更广泛的视域。一言以蔽之,“视域融合”就是从意识上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二、跨文化传播的发展与意义
跨文化传播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起源于文化人类学。1959 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在他《无声的语言》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一词。霍尔指出:文化就是传播。这一论断激发了对文化与传播关系的思考。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跨文化研究才真正从人类学中分离出来,跨文化传播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文化学者的推动下得以形成。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步入信息化社会,信息传递的便捷性使得国际和国内的信息交流量日益增加,信息和文化的传播对当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影响,所以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不容小视。
三、解释学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
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其理论和方法在多个社会人文学科都有一定指导意义。在跨文化传播中,借鉴解释学的理论,能够更深刻地发现传播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法,避免文化传播中的误解和偏见,使得文化之间的交流更顺畅。
1、哪里有误读,哪里就有解释学
跨文化传播是指具有明显差异的文化观念和表征体系的人们之间所进行的相互交流。④这种差异化对传播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这使得传者和受者之间完全真实的传播活动不可能完成,于是“误读”现象便出现了。
在跨文化传播中,误读现象不可完全避免,其产生的原因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无论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总是透过自身文化的棱镜去审视他者文化,如果对其他文化的审视和认知与现实社会发生偏差,误读就出现了。有时候这种误读是无意的,但也可能是故意的篡改以达到某种目的。传播者的“误读”还可能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有关。当两种文化在这些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时,其中一种文化经常以自己的标准和经验为基准去衡量他文化,以彰显自身文化的优越性,推行文化的霸权主义,这样必然导致“误读”。其次,文本的误读问题。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不亲身体验而从文本获得一些信息,而文本有时不能够完全再现客观世界,如果机械地将文本世界等同于客观世界则很容易导致误读。第三,接受者的跨文化的知识结构产生的误读。人们常说语言要当做一种文化来学习,就是这个道理。不懂一种文化的结构和内涵,在接受某种文化的时候,自身前见或前理解就会左右一个人的理解方式。
理解和解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何避免“误读”是理解的核心问题。伽达默尔也曾指出:“解释学的基本问题是:在通过写作而固定下来的意义与通过读者进行理解的意义之间的距离如何能够达到沟通。纯粹的客观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误读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跨文化传播中,解释学的运用广泛存在。
2、跨文化传播需要“视域融合”
【关键词】传播；城市；文化
引 言
传播学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一门概括人类信息传播行为、具有完善理论体系的学科。传播是人类交流的基本活动，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任何的传播都需要媒介，城市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便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介，它储存和表达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城市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人类的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城市在发展演变的同时，与人类文化存在着重要的内在关系，“一个城市的级别和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功能的发挥”。
城市是一个“文化储存器”
城市是人类的居留所，因此也是人类文化的聚集地。芒福德将这种“聚集地”比喻成“文化容器”。其实城市对于文化来说更像是一个储存器，而这种储存器不止具有简单的储存作用，就像化学实验一样，容器中每一种物质都有可能对其他物质产生影响甚至反应，这种反应可能很大或者很小，也可能很快或者很慢。从传播学的视野来看，人们通过城市这样的媒介将文化进行存储，然后城市又将这些文化的信息进行展现和传播，甚至交流。文化在这种传播和交流中又得到创造和发展。
城市的文化储存。人类文明的进步始终与城市的发展紧密连结在一起，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城市，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在与城市的碰撞中产生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指导、支配和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行为心理和价值观念，影响到城市空间的利用方式和效率，并对建筑形式、建筑风格等加以约束。而正是这种影响与约束使得文化得以贮存。因此，任何时代的文化在城市中都会留下痕迹和沉淀，任何一座建筑、任何一件东西都能找到文化的影子。
这种储存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物质方面是通过某些实体形态来储存的，是显性的，大到建筑街貌，小到家具饰品，每个时代每种文明都会对物质实体有一定的形态追求倾向。虽然这种倾向存在个体差异，但所体现的文化都是一类的，因为其都处于人类发展的同一阶段，都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中。这种倾向在实体形态中得以体现，文化也就相应地蕴含其中。实体物质能够存在多久，所蕴含的文化也就能够沉淀多久。这种方式储存的文化表现得更直观，也更具感染力。
精神方面的文化储存则是通过文字记载、典故传说、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来完成的，是一种抽象的储存，是隐性的。有的是直接储存的，而有的则是在不断发展和传承中储存的。中秋节由神秘的拜月演变为赏月的习俗；元宵祭神用的灯火，成为人们游览观赏的花灯……这些都是发展的储存，也可理解为不断的动态的储存。
城市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城市和社会中的一员。社会生活是人们的生存方式，人际交往是人们的必要活动，文化便在这种方式和活动中传播和交流着。而城市是这种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途径和媒介。人类的文化也只有通过不断的传播和交流才能不断地发展。
城市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城市人的交流活动。城市是开放的又是聚集的，人们在这里不断地进行着大量的物质与精神的流通，文化便借助这种媒介的形式进行着传播与交流。其次，城市自身的文化交流。城市本身又是一个文化博物馆，长流不息地传播着储存的文化，不断地进行着文化与人、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不管是新文化还是外来的异质文化，都会与这种“馆藏”文化进行对话。最后，城市提供了一些专门的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场所。这种传播与交流则更为直接，如学校、博物馆、美术馆、文化中心等。
城市的文化创造和发展。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各类活动高度聚集，相互影响，文化便在这种城市活动中相互碰撞着。新旧文化的冲突，异质文化的渗透，在多变的城市客观环境中创造和发展。当然，城市的文化创造和发展是建立在文化的储存与传播交流基础上的，文化只有储存了才能传播和交流，只有通过传播和交流才能不断地创造和发展。
当一种新文化传入的时候，城市中储存的旧文化便与之产生交流，在这种交流中新旧文化相互影响着，或是新文化融入旧文化，文化得以发展；或是旧文化融入新文化，创造出另一种文化。西方服装文化融入旗装，旗袍诞生；中国文化融入洋装，中山装诞生。民国时期，由于西方文化的侵入，中国城市一改传统街区的风貌，一种中西合璧折中主义的特殊时期的建筑文化随之诞生。
在古代社会，科学技术不发达，交通与通信手段比较落后，信息的获取比较缓慢，城市也因此相对封闭。这时候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是比较迟缓的，一种文化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可能需要漫长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文化会受到途经城市的文化影响，不断地交流与发展，最后传入这座城市，然而，最后的文化可能跟一开始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城市的文化创造和发展功能作用的结果。
当今中国建设中城市与文化的关系
城市作为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不停歇不间断地接收和传播信息，然而在这种传播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诸多阻碍，类似传播学中的传播隔阂，造成对所传信息的曲解和误解，甚至是信息的毁灭。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空前高涨。城市文化信息的表达成为关注的焦点，形象工程开始遍布大街小巷。然而贪大求洋与虚假复古的“形象”过后，城市却散发着怪异僵硬、肤浅滑稽的信息与表情。
文化信息的破坏造成城市的苍白。城市具有地域性，不同的地域和民族文化是该民族在特定的环境中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创造、积累形成的，是城市历经沧桑储存下来的文化。由于各个民族创造文化的环境、条件、方式以及发展途径各不相同，导致创造出来的文化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各具特色。这种特色是民族的个性和象征，也正是这些特色导致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它一旦消失，民族也将随之消亡。任何一座城市都储存着深厚的人类文化，盲目地改造城市就等于在删除储存器，也就是在销毁储存的文化。然而，储存的文化一旦被删除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作为“储存器”的城市在建设和发展的同时更应该起到保护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也要保护。
随着信息的快速传递，人们的频繁交往，物质与精神的快速流通，这一切都将导致文化的加速发展和异质文化的不断侵入，城市的文化储存功能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快速。但是对储存的文化要有所区分，特别是新旧文化、本土与外来文化发生碰撞的时候。当然，城市的文化储存是城市的一种内在规律，通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城市建设中有些人却刻意地扭曲这种储存功能。而这种储存文化将与人们的共同取向相违背，也经不住历史的考验。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大部分城市都把焦点定在经济上而忽视了文化。经济发展确实可以带动城市的发展，但是以文化的消失为代价的发展则只会使城市变得苍白无力。虽然保护历史遗迹和传统文化已经提了很多年，但是引进多少投资、新建多少工业项目、年均增长多少产值仍然是领导们追求的政绩目标，而对文化遗产和城市文脉重视的太少。然而，民族文化的散失导致文化多样性的散失，均质的平淡文化的产生，将使城市“死去”，造成城市建筑风格雷同、缺乏特色、文化浅薄的现象。多元化的经济没有多层次的文化支撑，显得没有生气，缺乏活力。因此，经济固然重要，但文化更加重要，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是极具魅力、潜力和吸引力的城市。
文化信息的盲目导致城市的怪胎。城市中的文化交流是文化传播中的一种行为过程，这种过程不同于拿来主义，它需要选择、取舍、融合甚至再创造，最后留下的应是优秀的文化、灿烂的文化，能够适应当地并被接受的文化。特别是在交流空前繁荣的当今时代，对交流的认识越发显得重要。杜绝所有见文化就要、文化崇洋以及拿来主义的现象。但在中国目前的城市建设中，这些问题却普遍存在。
传统的街区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苍白”的大道、“寂寞”的草坪、暴晒的广场。这些是几十年前美国出现的城市化妆运动的文化产品，这种不生态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城市文化已被淘汰。但我国的城市建设者们并没有来吸取前人的教训，不加取舍地拿来就用，且还很自豪地作为政绩炫耀。这种文化的传播是没有交流的传播，是经不起时代考验的传播。同样的，城市中模仿成风的罗马柱、古典雕塑等等，都是一种肤浅的文化传播、是一种毫无底蕴的暴发户式的城市文化。
文化信息的发展决定城市的进步。在现代开放的社会，城市的文化创造和发展功能体现得更加强烈与迅速，各种文化通过城市交流和发展着，一种新文化很快地就会传入各个城市角落，与各种城市文化进行对话，得到不同的发展，甚至产生各种新的不同文化。信息的快速流通，城市中文化多样性的快速增长，是当今城市社会的显著特点。然而，城市的民族文化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受到各种外来文化不断的侵蚀与渗透。怎样保护我们的历史文化，怎样使历史文化正常发展，是我们应该不断思索的问题。
城市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发展，在文化的交流中发展。历史的文化是好的，但是它只属于那个时代。只有不断地融入新文化，紧跟时代的步伐，这种文化才能够不断地发展并创造辉煌。因为活着的东西有生命，有生命的东西必然会新陈代谢。因此，前面提到的历史遗迹与民族文化的保护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面要原封不动地保存，尽量体现原貌。这是针对那些不再使用，完全是为了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展示而言的。第二层面则要动态地保护继承，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融入新的文化。这是指那些现在还在使用的，如上海的新天地，通过融入新文化，使原有的传统文化罩上了一层时尚，城市的文化得以发展。
文化是动态的，把“全球化”看作是“西化”并极力排斥外来文化是错误的，是一种民族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更会抑制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对于文化的发展都很重要，没有民族的和传统的内核，就没有特色，没有世界优秀文化的融入、没有时尚气息，就赶不上潮流。
然而，人们在城市建设中却对文化的发展认识不清，抑制城市的文化创造与发展功能。一种是极力地抵制一切外来文化与新文化，把民族文化“保护”起来。这种保护其实是一种“软禁”，锁定了储存器，使它丧失了储存功能。这样只会让城市与民族文化慢慢“死去”。另一种是过于痴迷外来文化而轻视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发展是一种均质文化的发展，将导致文化的侵略，文脉的枯萎，文化多样性的散失。这两种极端做法，只能让城市在“腐烂”或“苍白”中死亡。因此，在建设中要能够用好城市这个储存器，处理好文化的发展，处理好新旧文化的关系、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使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从而保持全球文化的多样性。
结论与启示
在当今信息文化的时代，城市的建设越发显得重要。“文化储存器”的改变直接影响着文化的改变。处理好城市与文化的关系、媒介与传播的关系，构建适宜的城市表达是建设者们的首要任务。既要保护城市的内在文化，也要通过“储存器”的功能引入优秀的外来文化，在文脉的传承下发展文化。充分发挥城市的文化功能，使文化健康地发展，保护好文化的多样性，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把我国城市建设成新时代的文化宜居城市。
参考文献：
[1]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申海.城市的困惑[J].城市问题，1999（2）.
新闻是在传播一种文化，也是文化传播，站在文化的角度来说，新闻传播主要是传播一种大众文化。用新闻来传播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传播的大众性和传播性，所以，这就必定要求文化传播的内容上要符合大众化本文由收集整理的需求。但是，从这个方面来看，就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制约，文化差异越明显，在对外传播的时候就面临着越大的障碍。
一、新闻传播学中跨文化的差异
（一）符号层面存在差异
一切文化的根源都是人们创造出来的符号，人们就是根据这些符号进行活动。新闻传播学主要是达成意义上的共享，就需要一种符号，能够对对应的关系被社会成员认可。根据符号学这种观点来看，传播的使命就是面对文化间的差异，打破语言的障碍。这就需要专门的翻译人员。根据语言相对论来说，思维方式的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也不会相同。就我国的民众来说，一般都习惯于形象化的思维方式，在进行语言文字创作的时候，喜欢用华丽的辞藻，还喜欢修辞的时候使用大量的成语，文化表达方式多种多样，这就需要读者自己去理解和体会，主要表现出了意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在汉语交流过程中，听者已经能从这些交流中掌握很大的信息。但是，这种情况对于国外的读者来说，就需要转变感情，注重感情基础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二）文化价值方面的差异
通常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个体文化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不同的文化个体都有非常明显的文化边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价值观是一种信仰，也是人与社会的一种既定的行为方式。价值观是稳定的，也是容易变化的。生活在一定的价值体系主体的人们，会在不自觉的表现出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特征。
（三）宗教和社会规范的差异
文化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宗教，宗教也是存在于文化中深层次的东西。宗教不同，文化的倾向也不同，戒律也不同，这就直接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影响其价值观的存在。宗教是一个比较大的体系，包括了教徒的信仰以及宗教的节日，宗教的礼仪，宗教的交规，宗教的戒律等等，如果缺少对于宗教文化的了解，在进行新闻传播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误导，甚至可能引起民族纠纷。社会规范是人们自发形成的一种行为模式，也是社火大家都普遍遵守的一种社会规范，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风俗习惯都不相同，就算是在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也会存在差异。所以，风俗习惯也是一种文化因素牧野会对新闻传播产生影响。
二、跨文化新闻传播对策
（一）根植跨文化观念，坚实传播基础
要认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是建立正确的跨文化传播的基础。新闻在不同的国家传播，就会面临不同国家的文化。这些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我国新闻媒体就要不断的烦死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不要拿自己这边的文化视角来反思和判断对方的行为。中国新闻媒体进行跨文化新闻传播时要勇于抛弃原有的文化视角，以开放的心态重新认识目标国文化，以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从新闻的智能上来看的话，西方的公众就会觉得新闻就是一个社会公器，是要发挥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的媒介。中国的新闻报道主要是强调正面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媒介的监督智能，很难被西方受众接受。
（二）不断增强文化认同感
中外阅读的习惯不相同，所以，在对外新闻传播的时候，如果运用太过华丽的辞藻，就会简化传播的效果，甚至有一部分人会认为在夸大宣传效果，特别是英语语言读者，他们更加倾向于低调的陈述，用词太过夸张的话，显然他们是接受不了的。要创造一种亲近性的文本，这样能够拉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心理方面的距离，这样才使得交流与传播有了基础。如果要进行一个深层次的交流，人们才会对不同于自身文化做出理解的价值判断。传播系统要作为社会公正舆论的支持者，增加一些人性化的报道，让受众更加近亲，关心人权，全面发展，增加新闻价值的接近性。
关键词：音乐文化传播；社会音乐生产；音乐传播；音乐编辑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1-
现代传媒的兴起，使得传播链条的社会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方式多元、形态各异的传播行为已经渗透进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实践来看，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繁荣，都离不开传播行为的发生，时值当下的中国音乐学，业已将 “音乐传播学”列为新时期重点培植的学科。对于音乐传播学的研究，曾遂今指出：“从音乐学的角度看，音乐传播学是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绝不是音乐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不应当是音乐学与传播学的简单相加。音乐传播学，是音乐学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思维方式发展条件技术下的新学科的拓展与延伸，是对音乐传播现象考察、研究、思考而形成的学问。音乐传播学不是传播学，但传播学是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基础、知识基础、观念基础。” (1)笔者想起修海林曾对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内容给予这样的论解：“音乐传播学是以历史文化生活中的人类音乐活动及其传播的行为与方式、传播的途径与媒介、传播中的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以及形成的某种传播理论等现象为研究对象。”(2)结合相关论述，笔者发现无论是从宏观视阈的学科界定还是微观层面上的理论阐释，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始终贯穿在整个传播学研究的架构当中，作为音乐传播行为的发端者――“人”是音乐传播机制运行下的社会主体,而我们日常概念中的“音乐文化的传播”，实则是人类相关音乐活动与形态的传播。
对于音乐文化传播中信息的接受与选择构成了音乐传播的行为特质，作为人类音乐传播活动中代表意义的社会实践――音乐编辑活动，被视为音乐文化传播链上的枢纽工程。近年来，音乐学术出版的发展与音乐专业编辑队伍的不断壮大，使得国内音乐编辑出版事业取得了累累硕果。伴随着音乐文化的进步与繁荣，对于国内音乐编辑学科的建立与音乐编辑学术事业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而音乐编辑活动与音乐编辑群体在社会文化传播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功能亦受到研究各界的关注。现实来看，结合当下音乐传播的研究视阈来深
入剖析文化传播中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是一项必要的学术专题，此项论题不仅有益于社会各界对音乐编辑学科及音乐编辑职业作出更加全面而透彻地认解，更有益于音乐学界在人类优秀音乐文化传承这项长远事业中作出更为积极的探索。
一、音乐文化传播中的音乐编辑行为
从音乐出现在人类生活的那一天起，作为历史文化嬗变的另一种符号，音乐文化本身就被蕴含了社会文化的多重信息，音乐文化记述着人类精神文明创造下的璀璨成果。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思考音乐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认为音乐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气；而从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亦可以了解音乐与政治兴衰、社会变迁、文化传播的紧密联系。从远古时期的劳动号子到唐代的宫廷乐舞，无论音乐形态经历着怎样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人类寄托音乐来传达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也正是由于这种热切的渴望才激发了人类源源不断的音乐创作灵感。在人类音乐生产活动的早期，社会音乐形态的演变是由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音乐表演的门类与音乐文化的形成受到群众音乐审美和民间音乐习俗的影响。这一历史面貌下的音乐创作，或是音乐活动者“口传面授”式的即兴发挥或是其在演出过程中的随意编排，而在潜意识存在中的“音乐编辑思维”(3制约着音乐活动者对于创作内容的提炼与选择，使其根据社会各阶层的音乐需要进行不固定的创作与加工，这种处于萌芽时期的音乐编辑活动规约着音乐活动者的各种传播行为，此时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与音乐传播被融合在一个“三位一体” 的行为范式之中，为图中所示的[1]“音乐编辑行为的萌生阶段”。
该阶段的音乐传播由于文化形态与创作方式的单一和局限，导致了时间与空间格局下音乐信息的流失，直至乐谱成为一种音乐载体出现，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社会交往与信息交流的需求。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的诞生是乐谱成为真正意义音乐媒介的开始，技术的更新与效率的提高使得母版乐谱的生命得以无限次的延长，而无以计数地印刷与复制促使音乐文化的传播冲破时间的围栏，信息流通中不稳定与不长远的情况亦得到了质的改善。“音乐编辑行为成型阶段”（图示[2]）的显著特征即是音乐编辑这一环节在社会音乐生产中的日益凸显。音乐编辑行为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萌生状态”后，由于乐谱媒介的出现，印刷业的大批量生产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大规模传播，而在乐谱传播的过程中，社会音乐生产逐渐出现了分工明确的创作、表演、记谱、印谱等职业群体，音乐编辑思维指导下的音乐编辑行为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环节。音乐编辑行为的个性化发展促成了乐谱媒介在音乐传播中强大的功能发挥，乐谱媒介的界入一定程度上缩短了音乐传播的地域限制与时间限制，同时也为活跃音乐艺术的创作而推波助澜。随着乐谱媒介生产的发展，音乐文化的传播不再满足于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集为一体的状态，要求音乐创作从音乐表演活动中分化出来，以更为专业的形式出现。成型期的音乐编辑活动，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强，对于乐谱媒介的各种记号、不同乐器的标记方式以及不同类别乐谱的版本区别等也已出现步骤清晰的专业方法和编辑流程。社会音乐生产中的职业分工为音乐编辑职业的成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世界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飞跃，凝结出视觉与听觉共享的音乐文化形态，音乐编辑活动从最初的朦胧意识到对文化的刻意加工，为人类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共享营造出多元渠道。20世纪伊始，电视与电影等电子技术媒介的兴起，颠覆了印刷时代以文字为主要阅读方式的信息传播，从单一符号到具体声像的媒介转换，不仅仅改写了人类对于文化生产的传播习惯，更为音乐文化的繁荣带来又一次质的跨越。显然，传统的音乐编辑形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进度，音乐编辑这一职能群体也因为社会生产的需要逐渐从文化的被动接受中解放出来，开始主动地对各类音乐文化进行有机选择。而电子音乐与网络音乐的前后裹挟，社会大众开始倾向于高速便捷、内容丰富的传播方式。音乐编辑活动中技术的更新带来职能的区分，各个门类中的音乐编辑采用精进的编辑手段对各式音乐文化进行技术加工，利用不同的媒介形式将音乐文化信息以多层次、广辐射的方式传播出去。作为接受群体的社会受众，传播学中丹尼斯・麦奎尔曾给予这样的定义“受众既是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导致相同的兴趣、理解力和信息需求――的产物，也是特定媒介供应模式的产物。”(4)由此可知，受众乃是社会文明发展下的产物，是传播媒介与传播链条中动因的客体，是传播运行的最终指向。作为音乐传播链另一端的音乐受众群体，在音乐媒介的作用下与音乐文化发生着各式各样的联系。从音乐传播的层次化来分析，音乐受众并不只是纯粹的作为信息接收者而存在，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也并不是自动的完全采纳，是由通过认知信息而进入到自我判断与取舍的阶段，最后才为信息的接受。音乐受众将以各种传播手段反馈他们对于音乐文化传播的意见和要求，受众对于重大音乐事件的讨论还可形成某种舆论导向，所以说，音乐受众的喜好制约着音乐创作的趋向，受众对于音乐信息的取舍亦决定着音乐传播的发展方向。信息传播者与音乐受众构成了音乐传播活动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在大众传媒的宏观运势下，二者单一的传授关系已经转化为今天以受众为传播中心、传者与受者互动影响的局面。这时的音乐编辑行为无疑成为传者与受者之间最好的“剂”，而对于音乐受众的信息反馈与功能引导，势必会成为新时期音乐编辑职能发挥的又一处体现。
二、音乐传播媒介中音乐编辑活动的职能体现
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传播活动的本质体现于信息的流通，而音乐传播的实质即是音乐信息的传递和流通，音乐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本质体现即是通过种种信息化了的媒介符号相互交流和影响，从而构成一个多层次的传播体系。在音乐传播的生产机制中，多样化的音乐传播通道为音乐文化的互动与互鉴提供可能，根据音乐编辑技术的不同，我们可将编辑产品划分为两大类别，即印刷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现代社会中，音乐传播形式由早先的唱片到盒式卡带，最后发展到无线电台、电视与网络的联姻，技术的进步为音乐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音乐传播媒介的发展经历了口语媒介、乐谱媒介等传统形式的功能发挥后，伴随着电子技术媒介的兴起而走向信息与文化高速运转的全能时期。市场经济的来，文化工业的生产随即进入到“消费主义”的语境当中，昭示着文化产品“专业性”与“娱乐性” 的突出；市场营销手段的介入迫使音乐传播与商业运作进行联姻，音乐传播与电子传媒的结合，使得社会受众强调自我的意识诉求得到了及时的宣泄。流行音乐的适时出现，给大众带去了情感的慰藉和休闲的娱乐，然而在商品经济的操纵下，流行音乐为了弥补自身易重复、寿命短的缺陷，不得不时刻强调唱片的销售量、网络的点击率，社会大众在此等强势媒介的喧哗氛围中得到了感官的刺激、意想的满足、潇洒的享受，越来越多的音乐创作开始倾向于花样的翻新而忽略音乐的内在，名目繁多的音响、音像产品使人眼花缭乱，喧嚣尘上的文化产品市场背后让人看到更多的却是文化的迷茫和大众的无奈。审视现代传媒的激烈竞争，音乐传播视阈下的传播媒介似乎都在努力为自身开辟一个更加适宜的生存空间，然而视野的偏执、追求的狭隘已经带给受众群体审美的疲劳和心理的失落，音乐文化的两极缺失已然存在，不得不承认，仪态万千的音乐繁荣背后早已传来“文化的悲歌”。2002年“首届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召开，此次会议全面展示了90年代以来音乐传播领域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商榷了技术革命影响下音乐传播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挑战。在该次会议上 学界对于音乐编辑在音乐文化传播与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和贡献给予肯定， 并指出音乐期刊在音乐传播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音乐编辑出版界中的“老大哥”――人民音乐出版社率先发起行动做出回应，在以“宣扬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前提下集合北京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多家单位之力而精心策划的同名系列活动热热闹闹地在京城展开。2007年5月，首场“《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音乐会”（以下简称“曲库”音乐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行，人民音乐出版社利用该社优势对此项活动投入大量精力、物力，不仅在曲目遴选与演出安排上狠下功夫，还以相关曲目总谱及音响CD的出版为音乐会的举办做好精心准备，并以向音乐高校学生及相关专业单位给予赠票的形式扩大影响范围，力求将“曲库” 音乐会打造成为文化艺术界的一个 “精品”，使其以“文化品牌” 的模式延展开来。迄今为止该项活动已成功举办四届，并以每年出新、每届推新的形式为社会大众奉上了主题昂扬、风格不一的音乐大餐，取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由此项活动引发的学术界关于“当代音乐创作与传播” 等论题的一系列研讨更为音乐创作、音乐传播界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簇新论点。
笔者以为，“曲库”音乐会的圆满举行要归功于文化出版机构与专业创作团体及演出单位的携手合作，这一大胆尝试使得编辑群体从幕后走向台前，充分体现了编辑主体对于文化传播的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就音乐编辑而言，一切既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作为编辑的对象，由于传播链上既往媒介与新型媒介的相对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信息的重复与历史内容的缺失。社会生产力的综合运作协同文化知识结构从一元走向多元，编辑主体与媒介之间也不再是固定的主客体关系，这就要求编辑主体的思维逻辑须从“工具性”与“知识性”的界限中发散出来，要以多维存在的视线辨析繁复的音乐文化形态。“曲库”音乐会的模式是将现代音乐创作中的纸媒作品转换为音响作品，音乐编辑根据时代主题的旋律特点结合编辑技术并以时代审美的视角对既往媒介中蕴含的历史音乐文化进行重新解读，将新媒介与旧媒介中的相关信息与材料加以解构、分析与重组，赋予选曲新的内涵和生命。对于文化传播而言，音乐编辑的职能主要表现为对文化进行审读、分析和缔构的过程，编辑主体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守门员和把关人制约着文化传播的速度、方向和质量以及人们精神产品的满足程度等。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各类音乐符号在进入社会音乐生产体系之前，多是一些散乱而无序的个体，其中所蕴含的价值信息很难得到充分的体现，单纯的技术加工很难创造出优秀的编辑作品，一部文化底蕴深厚、社会反响良好的编辑出版物，往往是音乐编辑在审鉴社会大众需要、结合文化传播现状，以新思维、新视觉、新感受挖掘和创造优质选题、精心编撰之后的产物。实践得知，编辑的职能体现还在于要将音乐创作与音乐受众联系起来，确保音乐传播链的完整与契合；在继承音乐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音乐编辑对于音乐信息进行可建构意义上的整合，不但打破了历史音乐文化传承中的固有障碍，也留给观者足够的诠释与感受空间。由编辑主体引导的在三者之间形成的一种“超文本”意识上的认同链接，在使得音乐传播链上的音乐创作与音乐受众之间形成互动，产生了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多重传播效果。为了保证音乐传播的良性循环，音乐编辑活动要对全部媒介元素进行创新意义的系统开发，按照自主的编辑创意和价值取向将旧媒介进行审视、选择、编次、加工、拼贴与重构，在统一的创意构思中这些旧的媒介载体经过优化和创造，富有了全新的传播效用。需了解的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和孤立的过程，而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互动性。为了实现传播的理想状态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乔治・赫伯特・米德指出“任何传播都必须以个体本身积极参与的某种合作作为参与交流的唯一可能基础。正是传播的这种合作性、交互性和双向性，才构成了一个共同的社会过程，致使人们能够与存在于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空间位置的任何其他人一起进入一个社会过程。”(5)笔者以为，米德提出的“传播的理想状态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实则是对社会传播机制运营中人类文化传播的本色写照，在这个“人人参与” 的文化传播和媒介生产过程中，音乐编辑职业群体不仅承担着传播中介的责任，更扮演着创造者和指引者的角色，具有多重的社会身份。
三、音乐传播视野下的音乐编辑学术与学科现状
20世纪80年代初期“音乐编辑学”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初露端倪，学界对于音乐编辑学的学科认知普遍是以“音乐学与编辑学的结合”而定义。80年代中期，该领域的部分
论题在理论研究界形成探讨，1987年以四川音乐学院学报《音乐探索》为先行，国内各大音乐学院学报和主要理论期刊纷纷开设“音乐编辑学”专栏，为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及交流开拓空间，此时期的学术文论中零星出现了专业音乐编辑著写的相关文章，所涉内容多以交流工作经验、总结编辑素养为主。作为一个根基稚嫩的新生学科，音乐编辑学的学科理论并无前迹可鉴，从学理层面来说，音乐编辑学的学科界定与释义、学科内容与对象的划分、方法理论与成果的总结等尚处在青涩的爬索阶段。1997年以翟咏的《现代音乐编辑实践呼唤理论建设》(6)一文为先声，向研究界发出了“应当加强对于音乐编辑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呼吁，该文详尽描述了出版业繁荣中音乐编辑出版的突出贡献，并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强调了音乐编辑学学科建设的迫切性。“1997年第4期的《黄钟》正式推出“音乐编辑学专栏”，并以“卷首语”为窗口向海内外音乐编辑发出倡议，阐述了开展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必要的同时还从撰稿的角度对音乐编辑学研究提供了十多种研究途径。”(7)另外，该期的“音乐编辑学”栏目中刊发的《关于音乐编辑科学定位的思考》(8)一文将研究视镜对准音乐文化传播中的音乐编辑行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剖析了音乐编辑环节的社会功能，并从历史维度出发回顾音乐编辑发展的两个阶段，可以说是音乐学学科理论建设中对于音乐编辑学研究的崭新考察。世纪交替之际，武汉音乐学院蔡际洲先生以历时性研究的笔触在其《一个悄然兴起的研究领域――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音乐编辑学研究》(9)一文中，通过分类研究的方式从“编辑学学科理论研究”、“期刊图书编辑研究”、“广播电视编辑研究”、“音像编辑制品研究”等方面细致梳理了当代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成果，其中重点回顾了“集成编辑学研究”的现状，蔡文在阐解该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同时，点明了该学科与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的相通之处。21世纪以来，音乐编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伴随着各项音乐事业的欣欣气象不再拘泥于学科理论的求索而是在立足实践的同时以回归社会音乐生活的情怀关注学术研究的创新，诸多紧贴时代、论点新颖的学术文论相继涌现，如《互联网汉语流行音乐网站的编辑管窥及音乐网站编辑应有的视野（上、下）》、《我国学术性音乐期刊的栏目设置与栏目策划》、《数字音乐
市场盈利策略探析》等(10)文论的出现相当程度上推动了音乐编辑领域的学术积累。由于媒介发展的强劲势头，传播事业的固定程式随而改变，结合传播学视阈下的学术研究成为音乐各科的研究重点，承合着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热潮，相关学术专著与学术文论的阐发为其他音乐各科的研究事业激荡出新的火花。作为精神生产中的职能部门，音乐编辑行为出现在人类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音乐编辑与文化传播之间呈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即要求学术探索的眼光须从音乐社会生产的各个细节去考虑，诸如关于音乐编辑在音乐传播中的角色定位、音乐编辑与音乐传播媒介的互动影响等问题的讨论成为时下学界的热门选题。赵志安的《谈大众音乐传播中的“把关人”》(11)一文，以大众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为基点，剖析音乐各行业在媒介传播中的纽带作用，并以音乐编辑对于音乐信息的发现、收集与过滤为佐证，阐述了当代媒介传播态势下“把关人”应当具备的专业知识与综合素质。侯晏霞的《现代传媒中的音乐编辑行为过程解读》(12)该文联系现实生活，将音乐编辑活动置于形式多样的现代传媒体系中，运用社会学原理，透析音乐编辑行为在现代传媒中所扮演的“社会身份”，对于其在音乐文化传播链条中所发挥的能动性作用进行细致的剖析。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不仅可以烘托出学术视野的开阔、学术成果的出新，更能够为学术人才的培养、学科建设的铺垫培植温床。国内音乐编辑人才的教育事业始于90年代初期，以西安音乐学院为首例开创了国内音乐编辑专业依靠专业音乐院校为平台、职业音乐编辑为带领的特色教学模式。众所周知，当下的专业音乐编辑队伍中集结了一大批音乐界的专家、学者，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的双轨并行使得编辑群体中的学术资源得到了更为全面的开发；而从学科建筑与人才培养中摸索而出的实际经验则为今后学术事业的上升打下了良好基础。目前国内已有西安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南大学等多家艺术院校与综合大学招收音乐编辑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笔者将中国知网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音乐编辑学方向硕士学位论文的检索情况成图如下：
如图所示，该学科方向的人才培养呈逐年上升趋势，从学位论文的题目中反映出编辑界对于音乐刊物研究的重视同时也体现出音乐编辑学科的教育特点。笔者了解到在具体音乐编辑教学实践中教学内容与课程的设置多由执教者自行决定，但是由于院校情况的不同，关于课程内容与授课方式各家没有达成共识，而当下的音乐编辑学术研究中虽有个别文集出版，但是未能形成推广性质的专业教材与理论专著。细数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对编辑素养的讨论抑或是对于理论建设的探究，都是以编辑学原理为指导下的基本研究，作为音乐编辑学的上位学科，编辑学基本原理是音乐编辑学理论架构的依据。诚然，编辑学背景下的理论指导为音乐编辑学术探索之根本，但是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是音乐编辑学最为鲜活的学科特征，音乐学体系中的各子学科都与音乐编辑学科天然联系，音乐编辑学在具体编辑活动和环节中的研究离不开与音乐学诸学科的结合与碰撞。步入21世纪以来，音乐文化的生产已不再只是单向的流通，音乐编辑工作亦不再是普通的技术加工，而是在适应信息爆炸与文化变更的同时能动地进行思辨与选择，倘若我们仅用编辑主、客体及其二元关系的理论眼光去审视音乐编辑活动中的一切对象，那么我们的研究恐怕只能停于事项的表面。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音乐界迎来了学术发展的第一个春天，新型学科的出现、科学理论的融入探求着学术视阈的拓宽与学术研究的纵深。在音乐传播无处不在的音乐生活当中，音乐编辑行为存在于各种音乐传播活动中并与社会结构中的各个层面产生联系，透过包罗万象的音乐传播现象，音乐编辑可从其复杂关系中探究一般性规律从而再深入至各个门类中的具体音乐编辑环节考察其特殊性。所以，对于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还应从共时性角度入手观察当代大众音乐传播中音乐编辑活动的整体模式与各个环节中的具体特征；研究历史横切面上的各个音乐学科，发掘音乐编辑学与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文献学等音乐学各学科的共异性存在。
四、结语
音乐传播在实践层面与理论层面的学术探索构成了音乐传播研究领域的轮廓框架，而音乐从自然传播形态到技术传播形态的演变，是我们人类音乐活动发生效应的结果。音乐传播学中将人类音乐传播行为的变化、运用的方法、产生的效果等作为各个实际研究的对象，期望发掘出人类传播行为的本质特点与规律。然而在对于音乐传播行为进行理论思考的同时，我们又发现传播行为的变化带来了音乐形态的改变，传播过程中音乐形态的传播方向、运动特点是一种直观性的社会现象，是音乐传播研究的社会参照；人类音乐传播过程中渗透着音乐文化的丰富讯息，音乐形态的变迁中文化的内涵跟随着人类的传播行为得以保存，所以说，音乐传播中文化的传递与传承是当代音乐传播研究的要义。伴随着信息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勃兴，学术研究界一方面回顾反思近年来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一方面不懈求索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创新。在以国内艺术院校教育为依托的基础上以学术研讨的形式进行不同阶段的学术总结与展望，让我们看到了音乐传播这个新兴学科在音乐学领域的蓬勃生机。2007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上我们了解到武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在学科设置与教学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和教育成果。然而在欣喜之余，学术界着重讨论了学科建设中专业理论与专业教材的缺失和文化产业中音乐传播学科建设的境遇。窃以为，教学内容的改进是提高教学水准的前提、是发展学科教育的动力，音乐传播学与音乐编辑学的息息相关注定了两者在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事业中的相通与相融，传播活动与编辑行为的互文特征决定了研究者与从业者对学术理论与业务知识的兼顾性。笔者以为，诸如传播原理、媒介理论、编辑学方法论与编辑史等专业内容的增加有益于学术视野下的历时性研究；而编辑实务的学习与实践有助于在学术活动中更加敏锐和客观的发现问题、归纳方法。总而言之，学科之间的互动与互助是一种原生力，任一学科的进步都将会带动若干其他学科的成长。
音乐社会学的研究中将音乐在社会体系中的运动过程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自音乐编辑活动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描述着音乐形式的演变和风格流派的形成，这些被镌刻在历史长河上的音乐的纵向运动积淀成为一部厚重的中国音乐史；而活跃在时间轨道上的音乐的横向运动催生出众多形态各异的音乐形象和载体形式，在音乐编辑的巧手演绎下摇曳出不同时期音乐文化的婆娑身影。修海林在《“以线多类”音乐文化事象的研究推动音乐史分期研究的深入》(13)一文中提到了“文化整合力”，指出了文化整合力是对音乐历史进行分期研究的关键性依据。笔者以为，这种宏观把握的思维与媒介传播中音乐编辑的媒介整合理念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须知道，我们身处于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的“地球村”(14)当中，地球村的出现使得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各式各样的信息传递中文化的认同感则是维系在人类空间格局中的无形纽带，在它的牵引下，人类在符合时代意义的审美与情感体验中自由交往，从而实现了人类物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相互交融。可以说，音乐文化与媒介传播彼此依赖，在人类彼此相对静止的社会活动中学术界所倡导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并不仅是为了创造详尽可数的学术成果更是为了将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文明传承下去、发扬壮大。所以说，勿须再用局限的眼光看待音乐文化的周围一切，更勿须将学科的殊异作为学术的界限，只有在相对的交流与运动中，方能真正实现人类宝贵文化的生息相传！
参考文献：
(1 )曾遂今．中国大众音乐[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2) 曾遂今． 音乐社会学[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3) 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教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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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曾遂今．音乐传播与传播音乐（第二辑[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6) 王建元．音乐传播与音乐传播学（第三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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