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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于西汉末年从古印度传至中国，作为外来的唯心主义神学与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偏爱的唯心主义哲学一拍即合，因此传人伊始便与当时流行的道术、玄学互相补充，彼此交融。为了加快与中国文化的同化，佛经的中文译本就应运而生。佛经的翻译形式也经历了从最初的个人僧侣翻译发展到寺庙集体翻译再到官方译场翻译的过程，翻译人员主体也从汉语不熟练的外来僧侣转变到通晓梵文经典的中国人为主。两汉三国初期：东汉年问汉明帝求法，为两位从古印度而来的高僧建造了一座寺庙一即今天的白马寺，自此他们就在白马寺开始了译经活动。这便是关于佛教初传的最普遍的传说。今天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相传是迦叶摩腾于白马寺译的《四十二章经》佛教传人中土初期，翻译者多为从西方来到中土的高僧或是胡裔(今新疆地区)僧人，而以汉族知识分子信徒为辅助力量。最初的佛经翻译往往全屏口授，即由外僧背诵佛经，一人口译成汉语，叫做“传言”或“渡语”，另一人或数人“笔受”，即笔录成汉文。再进行修饰。因此翻译时往往不只一两人完成，而是由中外僧侣集体完成，这便是“译场”的雏形。在早期翻译过程中，负责传言的人既要熟悉梵文佛经又要汉语功底深厚，而在当时这种人才基本上是凤毛麟角。从翻译方法来说，由于当时处于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这一时期的佛经译作可能会出现汉语句法扭曲(梵文和汉语的语法结构差异大)，还有大量按发音直译过来的内容，从而使得译文晦涩难懂，不易于没有宗教基础的人理解。两晋南北朝发展期：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异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又极端残酷。南北两方统治者都把佛教作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因此佛教在南北两方都得到发展。佛教的流行与佛经的翻译事业是密不可分的。由于统治者的日益重视，对佛经翻译的支持力度也得到加强。从东晋开始，佛经翻译逐渐从民间个体走向官方支持，“译场”的规模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译场的人员分工也更加明确，除了口授梵文加以传译为汉语之外，还添加了记录原梵文人员、证义汉语的人员以及最后校对的人员。另一方面。此阶段的翻译文本也不再像以前单纯依靠胡裔僧侣的文本，而是直接有从天竺求经而传回的梵文原本。这样多个版本互相补充，相互校勘，使译文更为正确。在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研究上，由于佛教发展到这一阶段，兼通汉语和梵文的人越来越多，加上分工明细有具有文学修养的人员加以辅助，因此译文基本上通过意译，对文法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文字进行适当润色，译文质量比前一阶段有了提高。隋唐鼎盛期：隋唐时代，佛教终于摆脱对中国原有文化(如儒学、道术、玄学等)的依附，成为独立自主的宗教，对佛经的翻译也到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一时期隋唐统治者与佛教相互拉拢，统治者企图借由佛教控制人民，佛教“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极力巴结统治者。因此由官方主导的译场制度，到此时期发展更为完备。
隋代在上林园设置翻经馆，那就成为常设机构了。就译场而言，论翻译组织之发达完备，翻译人才之精粹汇集，分工之细密精巧，还当以唐代为最。所有经费由国家供给，而且还诏集天下英才，建立严密而完善的译经组织。能够进人译场的人都经过严格筛选。大多是具备能力的僧侣或是朝廷官员才能参与翻译。唐朝国力鼎盛时期，对外交流甚多，各国高僧纷至沓来传道授业，同时更有不少中国僧侣远赴西方取经。他们跋山涉水，走遍圣迹，将各种佛经带回大唐进行翻译。此时对佛经的主译者已经转变为以中土僧人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择者极少，往往翻译全集；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也大大超越了前代。在这些大唐高僧中更是出现了一位纵横千古的伟大翻译家一玄奘。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他组织译场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佛经翻译活动。译出经论达1335卷之多。在翻译技巧上，他巧妙运用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秉承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使得他的译文严谨而不失文采，成为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宋朝以后衰落期：晚唐以后佛教在印度衰落，而在中国南方的禅宗在唐朝勃然兴起。它提倡不持戒，不坐禅、不读经，但求顿悟，把佛教改造得完全适合中国士大夫的口味。由于不重读经，不遵戒律；加上五代十国社会动乱，很少有人去印度求法求经；佛教经典大都已经介绍过来了，僧徒把精力转向探索佛理，根据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来改造佛教，对译经的兴趣也就不大了；加上统治阶级无力提倡和支持翻译，北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虽然佛教已不再流行，但是宋朝还是设立有译经院，从事翻译事业，翻译主体多为外来僧侣。最终由于缺乏新的梵文经文，译事时断时续，其对佛教的贡献无法与唐代相比。此后，我国佛经翻译活动开始迅速衰落，自此译场时代也走向尾声。
二、中国古代佛教典籍翻译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历时千年之久，在这一千年中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不仅极大063地推动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为后来形成儒释道三家贯通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还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以及魏晋之后的文学创作了起到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佛教典籍翻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佛经翻译出现以前，中国古代的翻译大都还是中央雅言和地方语言间的转化，文言文的表达也大都更好地为上层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所用。佛经翻译的出现，不仅大大增加了汉语的词汇量，同时对文言文的语法结构也产生了影响。语言学家们现在通过仔细分析得出结论：汉语中约有35000单词出自佛经翻译(日本《佛教大辞典》中，所收人佛教的词汇也多达35000余条)，除直接与佛教相关，如“佛”、“塔”、“和尚”、“菩萨保佑”、“佛法”、“佛经”、“禅师”、“僧人”、“涅”、“般若”、“参禅”等，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如“回忆”、“世界”、“现在”、“因果”、“执著”、“虚空”、“迷惑”、“真实”、“圆满”、“心田”、“刹那”等等。拿“魔”一字来说，它本身佛经中一个恶神的名字，后来被汉译成“魔”，进而发展出“着魔‘色魔‘人魔”等等新的汉语表达。佛教中过去世、现在世、未来式的引人，也使得汉语中出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另外现代汉语中存留下来的很多四字成语或是习语，很多都有佛经汉译的色彩。因此魏晋之后，大量的四字习语纷纷出现，它们至今还为现代人所引用。例如如“天花乱坠”(《心地观经•序分》)、“作茧自缚”(《妙法圣念处经》)、“随机应变”(《金光明最胜王经》1，还有习语如“无事不登三宝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第二，佛经翻译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促进了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前文中说道，佛经的汉译偏于口语化、白话化，这与当时两汉魏晋时流行的文笔华丽的骈文有很大不同，促使了文坛出现了“变文”的形式。变文即晋宋以来僧徒的转读经文发展到讲唱佛经故事的新文体(以散文，韵文混和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载体)。到了宋代，宋人“说话”用的说话本子，就成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开端，而小说的发展，才促成了章回小说的出现，使得小说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分庭抗礼。在文学素材上，古印度文学丰富的想象力和瑰丽的文学表达力，都深深地刺激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灵感。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乐府诗集中的《孔雀东南飞》就有它的影子。佛教引人的“生死轮回观”、“因果报应”的佛教观念，也催生了六朝志怪小说，使古代文学获得了解放。可见佛经的汉译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乐土。极大了促进了古典文学的发展。第三，佛经翻译使得佛教思想深植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终与儒家、道家一起汇成一流，形成了以儒道佛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佛经汉译以前，中国统治阶级惯以儒家思想统治人民，并且道家思想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汉、晋时期佛教初人，中国人把它看成一种神仙方术来崇拜。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进一步把佛教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开始创建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达到鼎盛。佛教逐渐中国化。宋明以后，佛教才真正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
佛教传人以前，中国士大夫阶级崇尚儒家思想，积极“人世”。他们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佛教的传人，引人“空”的概念，相反推崇人们保持心灵明静，鼓励“出世”，要看破红尘修炼成佛，最后涅桀重生。这些观念最终同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无为”相互融合构成了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与世无争、以和为贵，并建构了中国人特有的那种集体“无意识”。佛教经典中推崇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慈悲观”都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并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努力做好事积善德，以期望来世有好的宿命。同时社会风气也鼓励恶人回头是岸，劝诱坏人苦海无边，悬崖勒马。可以说经由佛经的汉译，佛教思想传人中国，它成为最具有民众基础的普世价值观念，历经千年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之中。
三、结语
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很多学生要求获得听、说、读、写四大技能。但即使这样，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交流时仍然会遇到问题。因为大多的教学及教学材料看重的是语言形式的重要而忽略了语言实际的社会意义。在教科书上时常会看到下面的对话：（1）A：What’syourname?B：MynameisLiLei.A：Howoldareyou?B：I’m17yearsold.A：Whereareyoufrom?B：I’mfromShanghai.（2）A：Areyouwritingalettertoyourfriend?B：Yes，Iam.A：Howoftendoyouwritetoyourfriend?B：Aboutonceaweek.以上的对话是汉语的思维与英语形式上的概括的结合体。虽然这样的形式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是不恰当的。因为在国外除了医院、移民局和一些类似的机构会使用以上第一段的对话以外，很难想象一个人会问你这样的问题。如果你这样问一个美国人，他们很自然的反应是“Whydoyouask?”（你为什么这么问？）或者“It’snoneofyourbusiness.”（不管你的事）。而第二段对话中“Areyouwritingalettertoyourfriend?”（你正在给你的朋友写信吗？）就涉及个人隐私。我们的教材很少注意到文化背景知识的差异，因此学生也就忽略了文化的因素，他们只是机械地重复所学的东西。因此在英语教学方面，教师不仅要传递语言知识和训练学生利用语言的能力，还要扩充与教学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
二、如何在教学中教授文化背景知识
向学生教授文化背景知识实属不易，首先教师必须熟悉两种语言文化的区别，另外，教师要能够提供文化信息并能让学生在不同的场合下正确地表达自己，后者尤为重要。
1．选择合理的教学材料
首先教学材料很重要，外文材料和一些真实性的材料一定要占有部分比例。现在有很多儿童的英语教学教材都是由英国或美国的语言学家参与编写的，就比较有实际意义。特别是对话，真实的材料有时会涉及一些社会因素或一些社会活动，因此它会影响到说话者的一些真实行为。此外，教师还应带有目的性的解释一些材料中所涉及的背景知识。下面是一段对话：Helen：Hello，Alice.Alice：Hello，I’mgoingtogetamagazineandsomechocolate.Wouldyouliketogowithme?Helen：OK.Let’sgotothatnewsagentinthecorner.Iwantsomecigarettes.Alice：Iwanttogototheonedowntheroad.I’vegottosendoffthisparcelandthereisapostofficeinthatone.从这段对话中可以了解到，在英国一些报刊经销商店不仅卖糖和香烟，而且内设有邮局，人们可以寄信和寄包裹，但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报刊经销商店。如果教师不给予一些解释，那么学生就会感到困惑。
2．鼓励广泛阅读
鼓励学生大量的阅读，包括小说、杂志、报纸等，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西方文化知识的习得，主要依靠阅读材料。学生通过学习这些材料来了解人们的心理、社会角色、习俗、习惯和社会关系等。学生在阅读时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就能积累更多的文化背景知识。通过大量的阅读，学生对文化的理解就会变得完整、成熟。
3．在课堂上要注意正确用词
在课堂上教师应该注意正确的语言形式和语言的合理用法。在课堂上可以开展角色扮演的活动，学生扮演某个角色或根据一个特定的角色开展一段对话。教师应当注重引导，并指出他的表达方式中不恰当的地方。此外，提醒学生注意细节，如发音、语调、面部表情、手势等。
4．多利用地道的原文录像带和电影
在教学方面多利用原版英文录像带和电影，观看后讨论是非常有效的。当学生和教师在看录像带或电影时，他们会更多地注意日常生活的场景，如店主与顾客之间的对话、如何打电话、在街上见面时的寒暄等。看完后，教师和学生可以交换观点并且互相补充。
5．鼓励学生多与外国人交流
1.1中华文化是一元性的封闭的大陆文化，中华民族早就已经形成了重亲情、重仁爱、重天伦之乐、重家庭的民族情感，这与我国的地理环境和几千年来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广告语就应充分运用亲切、温馨和浓郁的情感诉求，力争使广告语富有浓郁的感染力。广告语言中的情感设计是促成购买行为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广告语言的人情味浓厚也是广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南方黑芝麻糊”的电视广告，就是亲情诉求之作的经典。这则广告中并没有太多的表达感情的词汇，然而它的广告画面却将受众的思绪和情感带回到了他们的童年时代。开头和结尾仅有的广告语分别是：“小时候，一听见芝麻糊的叫卖声，我就再也坐不住了……。”和“一股浓香，一缕温暖，南方黑芝麻糊。”该广告画面朴实、温馨。卖糊母亲的微笑，买糊孩子天真的眼睛……形象地展示了普通百姓间温良、慈爱、乐善好施的美德和浓郁的人情味，让消费者沉浸在温馨的氛围里，从而体味到了人与人相亲相爱的感人情怀。又如，可口可乐的一则广告语：可口可乐，万家欢乐。广告商把“可口可乐”与“家”这个让人感觉温暖，幸福的地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一看到“可口可乐”，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从而唤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1.2谦逊、恭让的道德准则谦逊、恭让是中华民族的最基本道德行为准则。如汉语中的谦词“奴、敝、在下”等和尊称“您、君、贵、尊、阁下”等就是这一准则的直接体现。广告是一种广而告之的强有力的宣传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刺激受众的购买欲望，最终实现受众的购买行为。如：聆听您的心声。我们的宗旨很简单。让您在旅行中得到企业家最想要的一切：最舒适的环境、最完善的设施和最精心的服务。（商务旅游）打开门，等着您的就是梦寐以求的家，无论您想要一座乡间宅邸，或者是一间摩天大楼的顶屋，翻开下面几页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的住宅，供您挑选。（房地产）充足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一切为了您的子孙后代。（海滨度假地）毋庸置疑，这样的广告语让消费者感觉到广告的谦逊态度，进而便产生了对广告内容的信赖感和认同感。
2广告语言与民族风俗
自然环境、经济水平和民族发展历史的不同造就了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民族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是该民族的标志。在生活中，一般来说，消费者较易接受顺应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广告语言形式。因而消费者的风俗习惯是广告创作者在广告语言创作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如中国人喜欢请客送礼，喜欢在喜庆的日子穿戴红色衣物，把红色视为吉祥之色；而红色在西方人眼中则没有吉祥之意。又如，中国民间都有趋吉利、讨口彩的风俗习惯，因而许多广告创作者便抓住了消费者的这一心理特点，创作出了许多这类内容的广告。如湖南旺旺食品公司在推销旺旺食品时就创作出了这样一句广告语：“人旺、福旺、财旺、运道旺，旺旺。”这句广告语很好地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在中国，每逢喜庆节日，如传统的新春佳节，人们都会舞龙等以此来欢庆这个阖家欢乐的节日，因为龙在中国人眼中是一种吉祥的象征，而且中国人很自豪地称自己为龙的传人。而在西方人眼中，龙却是一种邪恶的象征，就更不要说龙会给家庭带来欢乐了。
3结语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在我们强调差异性的时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语词充斥的语境压力中，人们都试图依托“范式”这一话语共同体来争先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诚然，理论观点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强调的每一种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止互相反对，互相否定”，因此，文学研究的不同学者会立足于自身学科范式的基础之上，有可能造成对整体语境的忽略，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与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两篇文章，尽管分别是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诠释，探讨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但他们都认为，对于文学的解读、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应该放在某一个视野之下来观照，从而建构既能还原文学现实又能探讨文学真正本质的文学研究范式。叶舒宪认为应该放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是一种宏观的整合性的文学视野”。同样，雷世文则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认为“以单行本构筑的文学史至少掩盖了某些东西。作家选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们再也无法从单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整个“复调的文化氛围”。其实，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站立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但终究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建构与言说上，即便对文学的研究有一些本质的解释，但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是对文学现象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形成了一种立场。但这种立场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场。目前文学研究的诸种立场都是以范式为学术话语来涵盖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这就导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终却不过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语词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论，实质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强调以便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相背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范式与传统的是完全“隔”的，毕竟对于范式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忽略新旧理论之间的承袭关系。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多被认为是文学研究方法或者对文学解释的不同角度，那么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论、作品论乃至读者论等等概念虽然是从文学的本质为根本切入点的，但这些角度也是解释文学的角度。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中国学生常见的英语语言错误，认为大部分错误都是由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和中英两种文化在社会习惯、日常生活及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因此，加强语言文化差异方面的教育对学生纠正语言错误，进一步提高英语应用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语言错误是指人们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在语音，词汇和句法结构等方面偏离目的语正确表达方法的现象。如[v][w]不分，[ts] [t]相混，two chair或He go there every day等一类错误都是中国学生很常见的英语语言错误。
按照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观点，学习语言是一个试验——出错——再实验的过程，语言错误是语言习得过程中要经历的必然阶段或要出现的必然现象。学生从对一种外语毫无所知到最后学会使用，要经历一个颇为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学生使用的是一种过渡性的语言。这种过渡性语言既不像他们的母语，也不像他们将来要学会的目的语言，而是一种变化中的语言，因而常常会出现各种语言错误。
外语学习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许多因素，有语言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有社会习俗方面的，也有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因此，语言错误的形成与以下这些因素都有着直接关系。
一、 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语言差异
以英汉两种语言为例，英语是一种字母语言，而汉语则是一种象形文字，两者在语音词汇和句法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如果忽视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无疑会出现各种语言错误。
1.语音错误。英语具有与汉语不同的音位系统和发音特点，易造成学生的语音错误，如有学生把life错读成knife，把vest错读成west，把work错读成walk等。
2.词汇错误。英汉两种语言出于两个不同语系，因而在词义的内涵和外延方面没有完全的和必然的对应关系。如果缺乏对英语词汇的概念含意及引伸意义的深刻领会，只看字面意义翻译或用汉语方式翻译英文词汇，就会导致用词错误。如有学生把“政治家”（statesman）误译为politician，而不知道politician在英语中含有强烈的贬义色彩，容易引起人们的蔑视。如把a white elephant译为“一头白象”那就错了，应该译为“沉重的负担”。
3.词法错误。汉语属于分析性语言，没有词尾和词形变化；而英语则是结构性语言，要靠词尾和词形变化表现不同的结构意义。中国学生因受汉语影响往往忽视这一点，而出现各种词形错误，如名词单复数的词形错误及不可数名词的用法错误，代词的主格宾格和所有格的用法错误，动词的一般形式和过去形式的用法错误等等。
4.句法错误。中国学生常按照汉语的句法结构去理解使用英语，因而出现各种句法错误。如有学生混淆了汉英关于过去时和完成体的用法区别，因而把“你看过那部电影吗？”误译为“Did you see that film?”， 把“昨天我看了一场电影”误译为“I have seen a film yesterday”。还有的学生不清楚汉英表达转折和因果关系上的差异，把“虽然……但是……”错译成“Although…but…”，把“因为…… 所以……”错译“Because…so…”。
二、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各个民族不同的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都会在其语言中表现出来。因此，如果不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及差异，那么在英语学习和用英语进行交际时，常会出现误解或误用。中英文化差异引起的常见语言错误有以下几种：
1.问候用语错误。中国人见面常问：“你吃了吗？”或“你上哪儿去？”，以示问候。但是，如果你用英语跟英语国家的人这样说，他们会误认为你是想请吃饭，或误认为你是问个人私事而不高兴。英语国家的人常用“Hello!” 或“Hi!” 表示问候，或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以及兴趣爱好等为话题。
2.介绍用语错误。英语国家的人在需要问及对方姓名时，一般常说：”May Iknow your name?” 或“Your name， please?”。如果按照汉语习惯用“What’s your name?” 问对方姓名，会使对方产生一种被审问的感觉。
3.答谢用语错误。在英语国家，“Thank you” 几乎用于所有场合及所有人之间，即使是家人和朋友也不例外。当别人问及是否再要点什么时，英语国家的习惯是：若想要就说“Yes， please”；若不想要就说“No， thank you”。如果按照汉语习惯说“No more” 或“No more trouble” 就会引起对方误解。
4.赞美答语错误。英语国家对别人的赞美最常见的回答是“Thank you”。如果按照汉语习惯对别人的赞美表示谦逊一番说“不好”，用英语说“Not so good”，会使对方感到不愉快或迷惑不解。
5.收礼答语错误。收到礼物，英语国家的习惯是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欣然道谢；而中国人常要先推辞一番，接受后并不当面打开。如果按汉语习惯推辞说“No need”或“We don’t need it”，那会让对方误认为是不喜欢所送礼物，甚至会感到尴尬。
6.涉及隐私错误。中国人见面时常问及年龄，婚姻，收入等情况以示关心；而英语国家的人对这些问题却比较反感，不愿意回答。因此，用英语问对方“How old are you?”“How much do you earn?”“What are you doing?”等一类话题会引起对方不高兴或误解。
7.颜色词用法错误。表示颜色的词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所表示的意义是不同的，如green是绿色，而green-eyed则表示“嫉妒，红眼病”；blue是蓝色，而blue mood则表示“沮丧，忧郁”；red是红色，而red-faced则表示“难为情，困窘”，in the red则表示“亏损”。如果把“红眼病”译成“red-eyed”，那就错了。同样，He looks blue.不能译为“他脸色发蓝”，其真正含义是“他情绪低落”。
8.比喻错误。英汉两种语言由于其文化附加意义和历史典故都不相同，因而有着不同的比喻用法。如果把“力大如牛”译成“as strong as a cow”，把“凡人皆有得意日”译成“Every man has a happy day”，那就错了。其正确译文应分别为“as strong as a horse”和“Every dog has its day”。
中英文化的其它差异还有很多，都会直接影响到对英语的理解和运用。如果对这些文化差异及语言本身的差异了解不多或理解不透，无疑会导致各种语言错误的出现。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加强中英文化差异和英汉语言差异的教育，使学生更多地了解语言文化差异方面的知识，将大大有助于使学生少出现语言错误，进一步提高自我纠错和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胡春洞，王才仁.外语教育语言学[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本世纪8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为主旨的语言学分支学科。通过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刻的了解语言所反映出的，语言、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加深对当代社会现象思考。因此，本文筛选一些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收集一文化语言学论文题目材料，运用归纳法和帮助大家进行文化语言学学习，论文题目如下。
1.认知语篇分析的文化语言学视角
2.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唐代边塞诗的意象再现研究
3.吸纳、修正与重组——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的认知语言学体系
4.论文化语言学中的语言与文化
5.文化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6.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阈下《红楼梦》中的酒意象翻译
7.《文化语言学》英译中翻译报告
8.穆斯林问候语“赛俩目”的文化语言学解读
9.帕尔莫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唐诗隐喻翻译的意象图式研究
10.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唐诗中意象的翻译
11.中国古代建筑的人文精神——建筑文化语言学初探
12.文化语言学视角下邦索尔神父《红楼梦》英译本的诗歌意象翻译
13.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语法探究
14.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阈下的《红高粱家族》意象英译探析
15.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网络词汇研究——以网络话语交际中的词汇为例
16.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汉语新词语研究
17.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英汉颜色词隐喻对比与翻译研究
18.文化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19.《文化语言学》（第六章）英译中翻译报告
20.六安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21.南阳市区地名的文化语言学考察
22.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英译研究——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
23.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意象翻译研究
2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辛弃疾词意象翻译研究
25.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民族语言研究
26.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诗经》隐喻的英译研究
27.文化语言学视角下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的意象文化传递研究
28.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
29.帕尔莫文化语言学视角下李煜诗词译本的意象翻译研究
30.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道”词义引申初探
31.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花卉意象再现研究
32.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宋词情感意象翻译研究
33.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域下李清照词许渊冲译本中意象移植
34.文化语言学视阈下的文化意象翻译研究
35.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宋词中水意象的英译研究
36.语言研究的新视角——从结构主义到文化语言学
37.从文化语言学看接头词「お·ご的特殊规则
38.帕尔默(Palmer)文化语言学中的认知性
39.文化语言学论纲
40.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古诗中酒的意象传达
41.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
42.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济宁地名研究
43.第三届历史语言学国际会议
44.从文化语言学角度研究日语数词
45.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对联研究
46.文化语言学视域下金宇澄《繁花》的语言策略探究
47.许渊冲对苏轼词的意象再造——以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为视角
48.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宋词英译意象传递研究
49.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典籍英译意象再造滥觞
50.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理论基础构建
51.英汉动物词汇文化语言学透视
52.文化语言学视角下《清平乐·六盘山》英译的意象研究
53.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再认识
54.唐诗情感意象英译研究——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
55.文化语言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评邢福义教授主编的《文化语言学》
56.俄罗斯文化语言学的发展纲要
57.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域下许渊冲英译边塞诗意象翻译研究
58.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红楼梦》英译中的庭院意象再现
59.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
60.民族博物馆馆藏物品翻译的文化语言学视角
61.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英汉动物隐喻对比研究
62.文化定势在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的意象图式的诠释
63.对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的认识
64.文化语言学的方法
65.评申小龙的《文化语言学》等“著”作
66.帕尔默“文化语言学”及其发展评述
67.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韩惯用语对比研究
68.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的人类语言学情结
69.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英汉意象差异浅析
70.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西安地名研究
71.汉语国际教育的文化语言学接口
72.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
73.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酒文化的传承
74.汉语文化语言学刍议
75.从文化语言学语篇情节视角下宋词英译研究
76.文化语言学认知模式的哲学阐释
77.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及其后示
78.蒙汉语禁忌语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
79.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
80.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
81.文化语言学视域下汉韩长句翻译研究
82.山阴地名的文化语言学分析
83.中国文化语言学范畴系统析论
84.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
85.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词汇意象传递
86.对“年度汉语盘点”的文化语言学解读
87.说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大流派
88.藏语中“茶”的文化语言学意义辨析
89.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方言詈词研究
90.成都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91.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论语》成语
92.日本文化语言学动态考察及反思
93.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庄子》成语研究
94.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涵义和界说
95.关于文化语言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96.文化语言学初探
97.论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唐诗意象翻译
98.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微博流行语研究 .
论文关键词：英语教学；文化
翻开近年英语课本，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大量的情景对话和介绍英美国家的课文取代了往日枯燥的句型和单一的汉字译文，在教师的教参加也越来越多的附有许多文化现象的解释，这无疑在学生和教师共同的教学过程中注入了更多语言之外的文化知识，拓宽了彼此的视野，尤其使学生强烈地感受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
文化，从广义上晓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历史财富和精神财富，而狭义上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组织机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语言与文化几乎密不可分：语言在语音的物质外壳下，在词的建筑堆砌中，在语法的结构规律包围的同时更鲜明地反映了该社会的一一切文化现象，它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人们用其表达、传承民族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因而语言是文化真正的载体和结晶，语言的存在是为文化服务的。“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英语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准确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人进行交流，然而仅仅靠掌握语言的“物质”外壳～—纯正的发音，大量的词汇和准确尢误的语法知识，而不对其文化和习俗做深入的了解就往往会令人啼笑皆非，产生许多误解。因而语言教学不能仅仅拘泥于学生听说读写的训练，而应在教学的一开始就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尤其在英语语言的初级阶段，让语言和文化“齐步走，两手抓”，使学生清楚地明白他们即将面对的语言来自哪里，哪些人在使用他们，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又和我们有什么不同。让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到课堂当中去开发、生成、利用教学巾的文化资源，给他们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形成对文化特有洞察力，做语占真正的主人，做最自信的交流。
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英语文化无处不在，教9币应有计划地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教学生大量地接触英语国家文化，尽管这很不容易，但对于英语教育工作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充分开发身边的文化因素，通过多种形式自然生成文化，并巧妙地运用文化资源。
一、以教材为依托，开发多种文化资源
1、“无声”的教材
“无声”却又丰富多彩的教科书是学生接触英语的最基本的“来源”，课本里那些精心设计的系统知识循序渐进地向学生传递着信息，他们从这里迈进了学习英语的第一步，并破教材中的每个部分深深地吸引着去读，去写，去和同学交流。教材的作用就到此为止了吗?不，教材中蕴涵着的大量的背景资料还有待于我们去留意和发现，更多的文化背景需要挖掘，更多的社会价值需要补充：寻找与英语国家相关的资料，为学生提供较为清晰的国家概况、地理气候、国家象征、社会概貌等；针对学生从未有过的生活体验，尽可能地提供直观的图片资料，实物样品，用以辅助教学，加深印象；抓住文化的主干资源，如西方人的习惯用语、生活习惯以及风俗节日等。举例来说，在学习不同国家的名称时，学生会仅仅满足于“美国”这个词怎么说吗?在这个日益缩小的地球村里国与国之间早已打破了由于地理位置而产生的距离，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美国：找一下地球仪中美国的位置，画一面美国国旗，勾勒一幅美国国土轮廓，下载一些风景名胜，准备一次国家节日的小讲座，抄写几条简单易懂的成语，一个“鲜活”的美国就在孩子们的心里扎下了根……
语言的社会价值还体现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同样一·个表达的语句由于使用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包含了不同的内涵。
如果学生能及时地从课堂中汲取经验，分析不同的语境将更有助于他们正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于是当询问他人情况时就不会出现随意问女士的年龄的情况，当他人称赞自己时也会很自然地说“T hank You!”(谢谢你。)而不会回答“Where，where!”(哪里，哪里。)
2、良好的环境
充满英语学习气息的学习氛围将极大地提升英语的使用价值。学生看到的是用英文书写的当日课表，天气预报和小伙伴制作的精美墙报；听到的是英文歌曲，新闻广播及同学间的日常交流；阅读到的是充满童趣的英文刊物。在鲜明的环境烘托下文化得以体现，当我们要求孩子用英语国家人们既定的方式去处理日常事务又何尝不是一种传播文化的体现呢?
3、学生的求知欲望
不要忽视学生发现文化资源的能力。身为特定社会的一员，学生自身的生活体验是一笔财富。每当新知识开始灌输时，他们总会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国家的情况与英语国家做比较，在强烈的学习欲望的驱动下，他们带着自己的不同的需求去搜集资料，并将其归纳分析和整理，最后用自己不同发现的来告诉其他人自己发现的那一段特殊的文化背景，尽管在开发的方式上显得有蝗间接，但同样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以培养对文化的洞察力为目的，生成多元文化
文化生成并逐渐渗透到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异族文化的一种洞察力。但与较高级的英语学习过程相比较，在英语学的初级阶段，这种洞察力又仅仅是一种“感性”的能力，一般表现为二种不同的层次，因而也就有三种不同的生成方式。
l、交际中生成
中专生具备了初步的浯言交流能力。他们从问候、购物、聚会、问路、人物介绍等各方面的表达中熟悉了英语国家的生活常识，这其中不仅仪掌握了语言的听说读写的基本技巧，更随着语言知识的丰富了解到一些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语言差异，如电话用语等。潜意识里，学生养成了对这些文化现象的正确使用方法。
2、角色转换中生成
汉语里有“身临其境”这样一则成语，是说将自己放置干特定的环境下能感受到特有的气氛，它同样适用于英语学习，培养学生逐渐将自己置身于英语国家人的角色中，用他们看待事物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结合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进而更好地认识这些国家的风俗和习惯。
3、思维转变中生成
形成对文化的洞察力的较高层次表现为结束了“用中文思维”的二度转换，而直接用英语去考虑英语，这需要学生对英语语言知识有较熟练的把握，同时拥有一些与说本国语言的人的语言交流经验，进而在不断的思维训练中纠正自己对某一文化的理解，使语言的使用直接建立在对文化熟知的基础上。
【关键词】新闻语言 新闻语体 衍变
一、新闻语体的内涵
所谓新闻语体是记者在采写、编辑新闻时，为了达到传播新闻的目的，为了满足读者对新闻的欲知心理，形成的语言表达手段的特点的体系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定义新闻语体，即是指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为了适应新闻交际领域、目的、任务等的需要，运用全民语言传播新闻信息而形成的语言特点体系②。新闻语体并非一开始就是一种独立的语体，它是随着社会进步、新闻业的发展而逐渐成熟起来的。它曾归属于事务语体，但成熟后的新闻语体却综合了事务语体、文艺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口头语体等语体的一些特征。新闻语体的特征具体表现在词汇、语法方面，这些特征都是由新闻业的特性决定的。
二、新闻语体的衍变
新闻并非一开始就有自己成熟、独立的语体特征。同其它语言现象一样，新闻语体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静”与“动”的辩证统一。新闻语体萌芽在古代，生成在近代，发展在现当代。
1、“公文体”的初创时期
我国古代报纸的职能和读者群，决定了古代报纸的语体特征。新闻语体最早从事务语体（也称应用语体）脱胎而来。我国新闻语体的最早形式是唐朝的《邸报》中所呈现的语言体式。这一时期的新闻语体表现，主要是以官方为传者（或者官方是主要信源提供者）为主的时期，的信息主要以朝廷（皇帝）的谕旨及相关机构公布的信息为主，多数是以朝廷的公文方式，我们称之为“公文”语体或“官文体”。宋朝以后，《邸报》一词经常出现于公私文献，已成为朝野人士获知朝政的重要媒介。当然，它只能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行，读者是分封各地的皇族成员和各级政府官吏，及少数尚无官职的读书人。一般的庶民百姓是看不到的。此后，也有不同名目的报纸形式出现，都不同于现代意义的报纸，它们没有一般的新闻言论，只刊登皇帝的诏书和起居言行、朝廷的政策法令，官吏的升黜和赏罚褒贬，各级臣僚的奏章疏表，各地的灾祸战况等重大事件。古代社会没有专门从事新闻采集和报道的机构，新闻活动尚未从事务活动中独立出来，只能算作各类公私事务的附属品，新闻语体也就只能算作事务语体的附属品。最早的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一卷第二期上刊登了“月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条消息，其内容是：“照查天文，推算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该有月食，始蚀于酉时约六刻，复原于亥时约初刻之间。若此晚天色晴明，呷地诸人俱可见之。”③这条消息连标题在内仅56个字，预示一次天象，新闻诸要素齐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已初步具备了报纸新闻语体的特征，这说明公文语体已经融入了新闻语体。
古代新闻语体与事务语体相携这一现象是由古代没有独立的新闻业及其活动所决定的。邸报的读者群以皇族、政府官吏、封建士大夫和地方上的豪绅巨贾为主，所以新闻用语不是平民语言，而是官方语言，即所谓的“公文”体。
2、过渡型的“报章体”时期
新闻业的产生标志着专业化的新闻活动产生，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相分离，从而也就开始了新闻语体与事务语体的分离，出现了新闻特有的语言形态――新闻语体。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戏剧改良运动等文学艺术领域变革的要求，即包括语言的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内容，这势必影响到新闻语体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如1899年，陈荣哀著《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明确提出报章语体宜用浅显的白话文。有识之士不仅在理论上提倡白话文，而且不少人还通过办报等实际行动推进白话文运动，如裘廷梁就认为，要人人都能读报，必须从白话报着手。
随着近代中国报刊的出版发行，汉语书面语出现了一种被称做“新文体”（即“报章体”）的报纸语言，谭嗣同就著有《报章文体说》一文，这种文体的出现及广泛使用与梁启超的倡导分不开。梁启超以其文章革新家的气度与胆识，从古体文中解放出来，又无所顾忌地采择于他有用的古文、史传文、辟赋、骈文、佛典、语录、八股文、西学译文、日文词法、句式、腔调、体制，打破古今中外各种文体的界限，形成了最便于当时用的“新文体”。尽管这种文体常出现铺张过度、重叠冗赘的毛病，仅它表里一新的文风仍具有新奇可喜、奔放激荡、扣人心弦的魔力，征服过当时及稍后所有向往新思想、新知识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心灵。
尽管当时改良派创办的报刊以刊登政论文体为主，但既然属于报刊语体，随着“五四”后白话文运动的推动，必然会影响当时及后来的报纸语言走向通俗化、大众化。从此，事务语体不直接用于大众传播的新闻。新闻语体一旦从事务语体中分离出来，就失去了事务语体的固定格式和惯用语，失去了传者与受者之间明确的、直接的对应关系，成为传者与受众共同感兴趣的新闻信息的语言形式，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自己的语言特征和风格。
3、新闻语体的渐趋成熟时期
“五四”的风云，使中国的各项文化事业大为改观，中国的新闻语体也逐步形成自己的语言特征与风格。“从1919年到1949年，报纸创造了目前还流行的绝大多数的文体。”④在“五四”前后（这一时期的“文体”和“语体”具有很大的共通性），新闻文体敞开胸怀，吸收了古典文学中的优良传统，接纳了与新闻学邻近学科的长处，改革新闻的写作模式，逐渐形成了一批文体交融的新品种。到20世纪30年代时，原有的体裁不断改进完善，体裁间的融合进一步加强，发展成为今天仍然运用的一大批常规品种。交融品种的形成，是后来新兴文体生成的一种主要类型。像今天仍在使用的新闻特写、新闻述评、调查报告、杂文、报告文学等多种新闻文体大多源于那时。
此后新闻文体的发展，基本上是在30年代以前发展出来类型的基础上有一些小的增补或小的变体。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仿照文学的“微型小说”而来的“微型调查”；采用摄影、电视拍摄特法而来的“新闻特写”及下列类型“本报专访”“本报特写”“文艺通讯”；还有“系列报道”“深度报道”“口述实录”“新闻速写”“新闻述评”“简讯”等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的体式，都是新发展出来的文体。最终，着眼于传播信息为主要功能还是以发表意见为主要功能，新闻报道体和新闻时评体成为今天新闻语体的主要两大语体。
4、多元语体的交融时期
当下的新闻语体依托现代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大媒介，已经具备传播各种新信息的物质能力，可是，还缺乏承载各种信息内容的完善的语言结构体系。为了跟上时展的需要，满足新闻大众传播的目的，新闻语体采取了跨越到其他语体功能域的言语行为，借用、吸收他体为我所用的语文体式和功能手段，以丰富新闻语体的结构表达系统，拓展新闻语体传播的功能域，这种跨越往往是以不同语体功能域中语文体式和功能手段的交融作为实现手段，以体制创新为目的。
从新闻语体发展的纵向角度来考察，新闻语体的形成历史，就是一部新闻语体为适应交际需求，主动自觉地拓展自体的功能域，与其它语体建立跨功能域的交融，以获取超常的言语功能效应的历史。现代新闻语体以不同标准可作不同划分，如，按照传播媒介可分为报纸新闻、广播新闻、电视新闻、网络新闻等。广播新闻随着广播电台的建立应运而生，从它一出现就受到政治家及民众欢迎，它也在日益扩大增多的广播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语体。电视与报纸、广播一样，成为各国大力发展的―种重要的新闻传播工具。电视新闻语体指在电视新闻传播过程中用于表述、传播新闻事实所使用的新闻语体。电视新闻语体诞生的时间并不长，与电视新闻相伴相生，并在传播新闻信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闻改革进程逐步加快的形势下，新时期的电视新闻语体呈现出与以往更加显著不同的特点，表述和传播新闻事实浅显易懂，更加通俗化、口语化；传播最主要的信息，压缩材料、缩短句子、压缩每条新闻篇幅长度；增加体验式表述；与画面、音响协调统一。网络新闻集报纸、广播、电视三者之长于一体，是兼具数据、文本、图形、图像、声音的超文本结构，实现了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报道手段的有机结合，因而是立体的、网状的、多维的，有声有色、图文并茂、亦动亦静。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报纸使用文字语言和图片语言，广播使用声音语言，电视主要是使用图像语言和声音语言，而网络新闻则三者皆用，它融合了纸质新闻、广播和电视新闻的报道手段，使受众在网上同时拥有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的诸般方便和乐趣。
由上可知，新闻语体的形成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最初的报刊新闻是印刷技术的产物，到广播新闻是无线电技术的产物，再到电视新闻是电视、卫星技术的产物。人类这几百年的历史使过去延续几千年的通讯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类的交际方式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更新。
三、小结
新闻语体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不稳定到稳定，由无一定之规到有一定之规的过程，形成了有自身的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特征的体式。它是伴随着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以大众传播为依托，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它继往开来，凭借着勃勃生机的电子媒体，在诸多语体类型中脱颖而出，现在已成为在社会生活中渗透力最强、影响最大的语体。
新闻语体的形成发展走过了一条与社会交际互动共生的道路。新闻语体有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它能用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话语讲述很多社会大众关心的各种消息、各种知识及各种意见，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新闻语体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在运动中不断自我完善，其间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新闻语体的形成。新闻语体不是凝固不变的，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现代新闻语体是近代新闻语体的沿革，将来的新闻语体则将是现代新闻语体的发展。■
注释
①郝会丽：《论新闻语体》，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01年版，第9页。
②祝克懿：新闻语体的交融功能，《复旦学报》2005年第3期。
③转引自李元授、白丁：《新闻语言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关键词：改写 意识形态 诗学
一、翻译研究的学科发展
20 世纪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界主要采取文艺学和语言学两种研究模式，前者视翻译为艺术，强调译作的文学价值，后者视翻译为科学，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两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译文进行文本对照。70 年代以后，翻译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他们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认为翻译是译入语社会中一个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文化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有着明显的优势，研究者借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去考察、剖析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入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从而展现出翻译研究的巨大空间和发展前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翻译研究学派”。
1972 年，客居荷兰的美国学者holmes 发表了重要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首次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概念，他认为翻译研究应当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holmes 也成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奠基人。翻译研究在20 世纪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发展。我们从维也纳大学教授、知名学者snell-hornby 的论述中能看出其发展轨迹。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译研究无疑是属于未来的学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修订版的前言中已经把翻译研究称为一门发展速度惊人的独立学科了。
很多学者为翻译研究后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lefevere 就是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写理论对翻译的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改写理论
改写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认为翻译、编史、选集、批评、编辑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写，它们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原文进行了改变和操控，其中翻译是最为明显、最有影响的改写，因为它在另一种文化中树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让他们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所有的改写，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也同样对文学进行操控让它在某个社会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这本书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写同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翻译作为最明显的改写形式也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限制。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广泛的意义，是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谈论意识形态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情况、民族的文化导向甚至某个社会的文学体系。意识形态在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译者将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指出译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译作同目标文化中人们接受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这种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不冲突，那译者的目的就容易达到。翻译过程中最为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限制来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会或者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必须做出决定选择哪些类型的文本以及翻译的策略。
（二）诗学
诗学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形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观念，即在社会体系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诗学会相互冲突，目的语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诗学必然会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所以为了达到某种诗学要求，译者必须做出让步，因为一种文化中人们广泛认可的诗学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并不受欢迎，这时候就需要译者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语文化中的叙事方式或者改变原作的结构等等。
改写理论有着很强的适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对照的研究方法，而更关注翻译的“成品”，为研究文学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 the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