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3 23: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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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的时间里，如何将科技人员的成果转换成为推动经济的动力，将研究与开发活动转化为经济行为，使人们在生活里的确能享用与过去不同的新产品困惑全社会。因为，科学研究总是难以实现与经济间的有效结合，长期存在着所谓的“两张皮”现象。人们大量地看到大学和研究机构从申请立项(无论何种等级)-开展研究-产生成果(著作亦或论文)-申请奖励-进入学术成果库的科技创新路线图。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大量的科技立项产生、大量的科研活动开展、巨量的科技成果积累、少量的科技成果转换。这是传统的科技创新模式。
深圳是一座高科技之城，国家发改委已批准深圳作为全国首个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目前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的第一支柱产业，其发明专利、PCT专利申请量均居中国内地城市首位。深圳创新之所以备受推崇，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创新发展速度，其二，创新结构。发展之初，一个边睡小镇，完全不具备科技创新能力，这一点估计无人异议，况且在30年的时期里，用了1980到1995年的15年左右时间来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小渔村演变为产品加工基地，不可能超阶段地发展科技创新，也缺乏投入实力。
后15年时间，科技创新开始进入视野，以1995年前后位于南山的原“京山民间高科技工业村”更名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重要标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升为深圳主导战略，用了15年左右时间发展成为今天在国家创新战略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第一个国家创新型建设试点城市并被定位于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对于速度无需多言。
回到创新主体上，有人做过京、沪、深三地创新活动的比较，前两者有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深圳的规模、数量、发展历史与这两大城市不在同一层次上，但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重要的首推著名的“4个90％”――90％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90％研发机构在于企业、90％的科技人员来自企业、90％的专利申请来源于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市场化是深圳创新区别于传统的重要标识。
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改变了传统模式下的科技创新路线图，他们的创新终极目标不是论文、专利，而是论文、专利等成果的市场开发，形成企业新的发展能力，当政府主导的公共研究机构以成果获奖为一个课题的研究终点时，企业的创新活动则要走向市场，实现成果与市场需求的结合。这里看来，企业能否成为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是科技能否与经济结合，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条件。
怎样才能使企业成为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呢?强行的政府安排和指令性计划于事无补，仅凭企业家的个人兴趣也同样难度“气候”，因为要使大量的企业主都对科技感兴趣只能是理论推演过程的一个假设，或是浪漫主义者的一种情怀，毕竟，兴趣是多样化的，也是自我的。只有在一种情形可以使企业对科技创新产生兴趣，那就是研发活动过程可以带来企业盈利能力的快速提升，当研发活动的盈利足够大时，企业家必然介入，甚至投身，即使他们毫无兴趣。
当然，这里所述的企业必须为市场企业，很难想象通过艰辛努力，克服各种风险进行研发创新，而创新收益与自己收益毫无关联的企业家会长久地对投资科技活动津津乐道。
这里看来，深圳之所以出现了大量的企业投入科技创新，相继培育出享有国际盛誉的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迅等企业，除了适时有效的政府引导、真金白银的政策倾斜、毗邻于香港的特别区位等诸多因素外，深圳拥有领先于全国的制度条件是根本原因。以上列举的著名企业无一例外是民营企业，是市场制度与企业研发主体二者间因果关系的例证。
一、茶叶：18世纪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1〕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 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记》（Navigationeet 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叶。〔2〕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间， 茶叶并未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号（Kent）在广州购买470 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 ％， 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4〕1715年，英船“达特莫斯”号（Dartmonth）前往广州，所携资本52069镑，仅5000镑用于茶叶投资。〔5〕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 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6〕18世纪2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Robert Constant 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7〕
表1 茶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总货值中的比例（1722-1833）
年份
总货值（两）
茶叶
占总货值%
数量
货值
1722
211850
4500
119750
56
1723
271340
6900
182500
67
1730
469879
13583
374311
73
1733
294025
5459
141934
48
1736
121152
3307
87079
71
1740
186214
6646
132960
71
1750
507102
21543
366231
72
1761
707000
30000
653000
92
1766
1587266
69531
1370818
86
1770
1413816
671128
1323849
94
1775
1045433
22574
498644
48
1780
2026043
61200
1125983
55
1785
2942069
103865
2564701
87
1790
4669811
159595
4103828
88
1795
3521171
112840
3126198
89
1799
4091892
157526
2545624
62
1817
4411340
160692
4110924
93
1819
5786222
213882
5317488
92
1822
6154652
218372
5846014
95
1825
5913462
209780
5913462
100
1833
5521043
229270
5521043
100
*1英镑＝3两，1两＝1.388银元（西班牙银元）
资料来源：Chaudhuri，P.538.Pritchard P.395-396.Morse，Vol.2-Vol.4.
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EIC ）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8〕虽然瓷器、漆器、 丝绸和其他中国商品的需求由于欧洲“中国风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长， 但公司宁可让这类商品的贸易由其船长和船员利用他们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本身则集中全力经营茶叶贸易。〔9 〕19世纪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占其总货值的90％以上，在其垄断中国贸易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成为其唯一的进口商品。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一百万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10〕提供了英国国库全部收入的10％。〔11〕
荷兰是18世纪西方各国中仅次于英国的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国。荷兰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类：茶、瓷器、粗丝、纺织品（包括丝绸、南京布等）、药材杂货等。〔12〕虽然荷属东印度公司（VOC ）最早将茶叶从中国运往欧洲，但直到18世纪40年代初，其输往欧洲的茶叶主要购自来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在18世纪最初的十年间，荷印公司在与巴城中国帆船的易货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万盾的盈余。〔13〕随着欧洲对茶叶需求的迅速增长，荷印公司已不满足于中国帆船运往巴城的茶叶数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叶贸易继续进行的同时，荷印公司从荷兰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其中两艘船中途遇难，另外9艘船运回总共1350000荷磅（1担＝125荷磅）的茶叶， 价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货值的73.9％，获纯利2334459荷盾。〔14 〕由于用来购买茶叶的白银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会放弃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鼓励中国帆船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破坏无殆，〔15〕茶叶贸易随之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仑战争而退出对华直接贸易。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人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荷人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
表2 茶叶在荷兰在华输出货值中的比重(1729－1793)
年份
总货值(荷盾)
茶叶货值(荷盾)
比重(%)
1729
284902
242420
85.1
1730
234932
203603
86.7
1736
365036
201584
55.3
1740
1075001
590328
54.9
1746
1228130
875529
71.3
1750
1366760
960403
70.3
1756
2067312
1351450
64.5
1760
1803274
1614841
89.6
1766
2584402
2087036
80.8
1770
2405232
1777256
73.9
1776
2451597
1723870
70.3
1980
2471829
1738936
70.4
1786
4538034
3342391
73.7
1790
683971
367316
53.7
1793
2714789
2150192
79.2
资料来源：Jorg，Prcelain，P.217-220.
从第一艘美国船到达中国起，茶叶就是其寻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国皇后”（Empress of China）号首航广州， 带回3002担茶叶，价值66100两白银，占该船总货值的92％〔17〕然而， 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欧洲船只那样几乎主要从事茶叶贸易。1792年，6 艘从广州回航的美国船的总货值为317270两白银，其中茶叶11538担， 价值为165440两，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广州购买货物总值2766240两白银，茶叶价值1411391两，仍是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9〕在19世纪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华出口货物中，茶叶价值约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叶货值首次超过60％， 达到65％。〔20〕1840年，美船购买19333579磅茶叶， 占其在华购货总值的81％。〔21〕
在18世纪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的对华贸易中，茶叶所占的中国货值比率也高达65—75％不等。〔22〕由于英国茶叶进口税高达100％， 欧洲大陆国家购买的茶叶历来靠走私进入英国获利。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条例（Commutation Act ），英国本土茶叶消费税由100％降至12.5％。〔23 〕欧洲大陆国家的白银来源逐渐枯竭，加上走私茶叶入英国已无利可图，他们在1885年以后逐渐退出茶叶贸易。广州的茶叶贸易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为美国商人分享。前几年，广州每年出口茶叶350000担，价值94450000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24〕
二、白银：西方购买茶叶的主要支付手段
当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各东方贸易公司竞相从事对华贸易时，他们均面临同样的，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欧洲产品几乎在找不到销售市场！18世纪的中国建立在手的农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使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 Hart ）在其《中国见闻录》（ sefrom the Land of Sinim）中仍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5〕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和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使欧洲产品的中国市场非常狭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过，当财富增长时，对白银的需求有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作为货币促进商品的流通，二是作为奢侈品的标志。〔26〕在当时的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种动力，商品经济的使作为主要通货的铜钱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交易，世界上尚无第二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银。而欧洲人对茶叶的需求仅能用白银支付。大规模的中西贸易由此找到的支点：西人用白银交换中国的茶叶！
甚至早在古罗马时期，西方已需要用贵金属购买丝、丝绸与香料。〔27〕16世纪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日本、欧洲和美洲运来大量白银购买中国丝绸。〔28〕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成为最大的茶叶买主，18世纪末，美国成为第二大茶叶买主。从18世纪20年代至前，流入中国的白银绝大多数由英、美人输入，主要用于购买茶叶。
17世纪中叶以后直到18世纪末，银元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华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人的银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属地。银元通常被装箱输往中国。每箱一般装4000个银元，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000西班牙银元（reals of eight）〔29〕在18世纪初，中国贸易规模尚小，英人对华输出只相当于对印度输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在和印度的贸易中投资430000镑，其中实物部分为111 000镑，白银320 000镑，其投资的利润率为100％。〔31〕在1708－1712年间，英人每年对华出口商品值仅5 000镑，而出口白银则高达50 000镑。〔32〕从18世纪中叶，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表3
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比例(单位:两)
年份
货物
白银
白银所占比例(%)
1677
2110
4778
65
1681
31350
37500
54
1682
43797
84000
66
1698
75000
60000
44
1699
16425
79833
82
1704
14898
139452
90
1707
8343
63000
88
1709
7905
93000
92
1717
9636
99000
91
1719
8064
96000
92
1721
5439
132000
96
1723
8664
102000
92
1729
12951
480000
97
1731
12747
657000
98
1733
30000
105000
78
1735
2568
144000
98
1738
3360
120000
97
1747
7407
105000
93
1749
1845
90000
97
1951
70476
412800
85
资源来源：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表4
176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白银输出
年份
两
年份
两
1760
765414
1787
1912320
1761
216000
1788
2094878
1762
322410
1789
1321920
1763
528690
1790
2106041
1764
338781
1791
172800
1765
1690479
1792
518400
1766
1930593
1796
120960
1767
620040
1797
626965
1768
521427
1798
1326830
1769
489186
1799
1623171
1770
822044
1800
421442
1771
879630
1801
7792
1772
574872
1803
1376886
1773
81452
1804
795062
1776
394016
1815
1048272
1777
230400
1816
2452511
1778
90720
1820
1898863
1783
8460
1823
659998
1876
2062082
总计 33121032
资料来源：1760-1799年的数字见：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数字见：W.E Cheong，"Mandarins and Merchants，Jardine Mastheson & Co.a China Agency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p. 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 我们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白银或每船平均携带白银109226两。〔33〕若以109226作为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 —1753年，英船共运19440000两白银到中国。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迅速增长， 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 1758 —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 000两。〔34〕1760—1770年，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1799年， 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 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两。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输华白银与1758-1762年相当。即每年219000两，则在1754-1759年间，英人共输1314000两白银到中国。通过以上推算，我们可估计，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1823年以后，英人已无需再运白银前往中国了。荷兰人在18世纪也输出大量白银到中国。但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相对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无需主要依靠白银来购买茶叶的。虽然荷印公司也曾从事过荷兰与广州的直接贸易。由于荷兰开拓了大片东方殖民地，拥有在中国市场上畅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荷兰人坚持对华易货贸易的战略，以热带产品与中国帆船交换茶叶，这一战略在巴城中国帆船贸易时期似乎实行得相当成功。随着欧洲市场对茶叶需求迅速扩大，荷人拥有的胡椒之类热带产品在中国市场之外也相当畅销，因此，荷人不得不从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商馆调运白银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茶叶。〔36〕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从荷兰运往巴城的白银多达6800000—7900000荷盾。〔3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38〕1735年后，荷印公司决定放弃荷兰与中国间的直接贸易，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货资本为每船30万荷盾，〔39〕其中部分资本用来在巴城购买胡椒等产品以便销入中国，换取茶叶。在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约50万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达150—200万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销售额高达300万荷镑。〔40〕300万荷镑胡椒约值180000两，相当于荷人在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由于三角贸易使荷人在巴城购买的茶叶费时较长，茶质也差，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西方公司竞争。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样，荷兰产品也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41〕从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
表5
1776－1788年间荷印公司运至广州的白银
(单位:两)
year
ship
amount
year
ship
amount
1776
4
444000
1780
4
183000
1777
4
153000
1786
5
410000
1778
4
393000
1787
4
480000
1779
4
348000
1788
4
318000
按1两白银＝3.47荷盾换算
资料来源：庄国土“18世纪中荷海上茶叶贸易”。《海交史》1992年第一56页。
从表5可见，每艘到华荷船所携白银平均为82697两或286959荷盾，与公司董事会所决定的每船30万荷盾白银基本相当。1757—94年，共有135艘荷船到达广州，如每船平均携银82697两，共携银11164095 两。1735—1756年，从巴城共派到广州85艘船，如各船的30万荷盾投资中货物与白银各占一半，则这85艘荷船共带3674380两白银到中国。 若以上推算成立，加上1728—1794年9艘荷船从荷兰携带702855两白银到中国，1728—1794年，荷船可能携带15541330 两白银前往中国。 在1720 —1795年间，荷船从欧洲运送63442651两白银到亚洲，其中四分之一流入中国。同期购买的中国商品价值33717549两，近一半中国商品的货值是以白银支付。
表6 1720-1795年荷船从中国购买商品货值及从欧洲运往
亚洲的白银数量(单位:千荷盾)
年份
中国货值
运往亚洲白银
1720-1730
300
8000
1730-1740
4800
16800
1740-1750
11500
13900
1750-1760
18300
23600
1760-1770
24800
37900
1770-1780
24400
35900
1780-1790
26300
40000
1790-1795
6600
13400
总计
117000=33717549 (两)
220146=63442651(两)
资料来源：Gaastra，p.135.147。
表7 欧洲船只所携带白银与茶叶数量比较（单位：茶：担，银：箱）
英国
法国
丹麦
瑞典
年份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1776 8 41820 150 5 42893 132 3 18730 80 2 22868 70
1777 9 49962 77 7 27332 128 2 15737 31 2 21387 65
1780 12 69445
3 17560 96 3 30817 2
1781
3 30889 90 2 30100 55
1782 13 92130 3
8 31735 195 3 24030 94 3 36592 218
1786 29 157116 716
2 15190 59
1787 29 82150 664 3 12967 238 2 19980 149 2 21682 129
1788 26 141218 728
总计 126 6338392338 23 114926 693 18 142116 599 16 82853 616
资料来源：Morse，vol，2.
其他欧洲对华贸易公司，如法国、丹麦、瑞典等公司，并未象英人、荷人那样拥有热带产品的来源地，他们的对华贸易自始自终建立在输出白银的基础上。此外，他们的对华贸易船舶比英船更大，每船携入中国的白银和运出的中国货物更多。
由上表可见，在1776—78年期间，法国船每艘平均携银90000两，运出茶叶4997担。丹麦船每艘携银100000两，运出茶叶7895担。瑞典船每艘携银约110000两，运出茶叶11428担。英国船所携白银55500两，运出茶叶5030 担。 以法船所运的中国货物中茶叶数量较少。 在1719-1799年间，除荷船之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共派船466艘到中国，〔42〕欧洲大陆国家船只与荷兰船吨位相当，如果我们估计，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船只所携白银数量与荷兰船只相当，即每船载82697两白银到中国，〔43〕466艘欧洲大陆国家船只运到中国的白银达38536802两。19世纪以后，这些欧洲大陆船多利用英人的期票汇兑机构，在广州以伦敦汇票结算，基本上不再运白银到中国。
表8
美船输入中国货值与白银数量（千银元）
年份 总货值 白银数 白银所占比例年份 总货值 白银数 白银所占比
例
1805 3842 2902
76
1824 5301 4464
84
1806 5127 4176
81
1825 5570 4523
81
1807 4294 2895
67
1826 2567 1653
64
1808 3476 3032
87
1827 3864 2525
65
1809 808
70
0.8
1828 4481 456
10
1810 5715 4723
83
1829 1355 602
44
1811 2973 2330
78
1829 1355 602
44
1812 2771 1875
68
1830 742
80
11
1813 1453 616
42
1831 1291 367
28
1815 572
-
-
1832 1261 452
36
1816 4220 1922
46
1833 1434 290
20
1817 5703 4545
80
1834 1010 376
38
1818 6777 5601
83
1835 1869 1392
74
1819 9057 7414
82
1836 1194 414
35
1820 8173 6297
77
1837 631
155
25
1821 4291 3391
79
1838 1517 729
48
1822 5935 5075
86
1839 1534 993
65
1823 4636 3584
77
1840 1010 477
47
总计 80395
资料来源：1805-1815年的总货值数字见：Dulles，p.210;1805-1815 年的白银数字见：Morse，vol，4，p.386:1816-1840年的数字见：Yan-Ping Hao，p.23〔44〕.
表9 西属美洲白银经欧洲流到东方的白银(单位:百万银元)
年份 西属美洲白银产量
运抵欧洲数量
经欧洲运到东方数量
1550
3
3
(2-3)
1600
11-14
10
4.4
1650
10-13
8-9
6
1700
12
10-12
8.5
1750
18-20
18-25
12.2
1780
22
18-20
14.7
1800
30
23-25
18
资料来源：Artur Attman，"America Bullion in the European W orld Ttrade，1600-1800"，p.33.Goteborg，1986.
虽然美国商船迟至1784年才到中国，但不久之后，他们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茶叶买主和最大的白银供应者。在中美贸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参与皮毛在中国销路颇佳，其货值足以支付所购买的中国商品的货值，19世纪初以后，美商的皮毛来源逐渐枯竭，其在广州的皮毛市场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竞争，白银成为美国支撑对华贸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欧洲购买制成品销往拉丁美洲，换取白银后，绕南美合恩角前往广州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在1805—1840年间，美商共运61484400两白银到广州，每年平均1607899两。
根据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45〕
欧人和美人输华的白银都来自西属美洲。美洲白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即上秘鲁（Upper 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秘鲁所产白银占西班牙属美洲输出白银总量的65％。〔46 〕1581 —1600 年， 仅是上秘鲁的波多士银矿（Potosi）每年就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18 世纪初以后，黑西哥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1803年，黑西哥所产白银占全美洲的67％。〔47〕从18世纪以后，80—90％的美洲白银都由西班牙的“银船”运往欧洲。由于欧亚贸易的迅速扩大，从美洲输往欧洲的白银大部分又转输到东方。研究美洲白银流通史的著名学家威尔逊教授（Charl es Wilson）指出，“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时期，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与其接受的白银一样多。”〔48〕
欧洲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导致西班牙银元大量持续流入中国，银元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取代银块作为通货使用。广州的商务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银元结算。美洲白银持续流入欧洲成为欧人对华贸易的基础。然而，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与迅速增长的西方对华贸易所需的银元数量并不同步增长。由于很多银矿枯竭，从1790年以后，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这场持续15年的革命战争摧毁了很多银矿，美洲的白银产量大为减少。
表10
1650-1829年美洲白银产量
年份
产银量(银元)
1650
10-13000000
1700
12000000
1750
18-20000000
1780
22000000
1790-99(平均每年)
23716784
1800-09
22147572
1810-19
11981312
1820-29
9683792
资料来源：Attman，P.33:W，E. Choe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p.49.
另一方面，欧人的殖民扩张活动的费用也增加了白银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间，英人在印度扩张直接统治地盘，在美索尔（Mysore）以及和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战争使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支出，对现金需求愈为迫切。〔49〕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伦敦运送白银到广州。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将地盘留给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前者在19世纪初以后找到了以鸦片取代白银作为对华贸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鸦片贸易外，依靠他们与西属美洲革命者的友谊，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仍可获得白银。
三、鸦片：取代白银交换茶叶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吗啡、海洛因一样，鸦片也是罂粟属植物果实（Papaver Somniferum）的制成品。鸦片种植的起源时间和地区尚未确定，但在欧洲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在中东种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关鸦片的记载：6000多年以前中东的苏美尔人（Sumerian）就已种植罂粟花作为观赏之用。公元一世纪，鸦片经希腊传入欧洲大陆。在小亚细亚，种植鸦片已成为一种行业。〔50〕在中世纪，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将鸦片种植及其功能的知识传遍东方各个角落。鸦片于唐代经阿拉伯商人传入。中文“阿芙蓉”，“鸦片”，“芙蓉”等名称即源于阿拉伯语“Afyun”。在西方向中国的商务扩张过程中， 葡萄牙人最先将鸦片作为商品输入中国。葡人以澳门为基地，将印度麻洼产的鸦片运入广州，葡人对华鸦片输出规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约200箱。〔51〕可以说在英人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其鸦片贸易之前，中国稍具规模的鸦片贸易尚不存在。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贸易逆差也日趋严重。1765—1766年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英国国会通过替代税法后的1785—1786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52〕尽管其间英人不断输入白银， 但仍不足以弥补迅速扩大的中国商品进口造成的贸易逆差，导致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屡屡发生困难。1784年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214121两白银的盈余， 到第二年， 就出现了222766 两的赤字。 1786 年， 赤字高达864307两。1787年，更达904308两。〔53〕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论其合乎道德与否。从英属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 onel Watson）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该董事会成员，公司重要官员惠勒（Wheeler）的支持。 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54〕由于公司的广州财库日益支拙，公司驻广州监理委员会（Supercargos）要求英属印度总督给予财政援助。其具体作法是：英属印度政府鸦片批发给有鸦片特许经营权的散商，这些散商在广州出售鸦片后将收入纳入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散商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55〕英属印度总督和公司董事会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OpiumCorporation），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尔（Behar）和比纳莱斯（Benares ）是印度主要的鸦片产地。比哈尔和比纳莱斯处于英国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因此英人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鸦片强迫种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种植鸦片的土地，确定其地界，再通过中介人和居住在鸦片种植区域的农民签订合同。根据合同，鸦片种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预付款，收成时再将产品以合同确定的价格卖给公司。如当地农民未和公司签订合同就擅自种植和出售鸦片，其财产就立即被没收。〔56〕农民交付公司的粗鸦片尚需在公司专设的鸦片工厂里精炼、干燥、称重、装箱，每箱约重140英磅。〔57〕强迫种植制度使公司仅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得到鸦片。〔58 〕这两个地区所产的绝大部分鸦片都沿冈吉斯河（Ganges）运到加尔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国。1779年，鸦片在广州的售价每箱为500—600银元，三倍于其最初的价格。〔59〕鸦片运销中国原由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经营鸦片在中国的运销。转而在加尔各答拍卖给向公司申请到鸦片经营特许权的散商，由他们具体经营运销鸦片往中国。〔60〕麻洼则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辖下，在其境内，鸦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样，可以随意种植与买卖。麻洼鸦片少部份由葡人运至葡属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国，大部份由当地人运至孟买出口。孟买为麻洼鸦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约400—500英里，从麻洼到孟买须经过英属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公司在其管辖地实行一种“鸦片转运税”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鸦片过境需付200—400卢比。通过强迫种植和“转运税”制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和运销，而且也解决了在广州的：印度鸦片在中国销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
在18世纪最后十年中，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61〕1800年以后，每年输入中国约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对华鸦片输出，当年输华鸦片7773箱。1832年达21605箱，到1838 年更高达到40000箱。
美国商人也不择手段地为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及与英国人竞争而努力，虽然美船在世界各个角落寻求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以便购买高利润的中国商品，但仍无法获得足够的商品来代替白银以平衡对华贸易。当美国商人获悉可带来巨额利润的鸦片后，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对华鸦片输出。印度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但却被其对手英国人牢牢控制，美国人因此转向土耳其的士麦那（Smyrna）——其地所产鸦片虽质量稍次，但仍为中国瘾君子所接受。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对鸦片运销的垄断之前，是美国人获得鸦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时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迟于1805年。当年三艘美船从士麦那携带120 箱鸦片前往中国。〔62〕两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警觉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上的竞争。〔63〕1805—1808年， 美船每年从土耳其运出的鸦片不少于 200箱。1816年，美船“狮子号”（Lion）携带11万银元和60箱鸦片来到广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鸦片高达1900箱，次年的数量更多，主要为美人贩运。〔65〕由于英人垄断了鸦片主要产地，美人输华鸦片数量远远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总共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4925997银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当于对华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104302948银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 〕等于东印度公司从中国的全部出口商品总值。〔67〕
表11 1817-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输华商品总值（单位：两）
年份
毛织品
金属
棉花
总计
1717-19
1951267
110805
4527211
6589283
1720-24
2042102
134156
2958249
5134507
1825-29
1903266
202091
4307677
6413034
1830-33
1584940
109255
4097030
5791228
资料来源：Morse，vol.2-4； 严仲平《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955年版。
1800—1810年间，英人和美人运往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4016箱。在1810—1820年间，平磕晡?494箱，比上一个十年略有增长。1824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第一次超过了一万箱，达12434箱。1832年以后， 每年超过2万箱，到1838年，更高达40200箱。
表12
1795-184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
年份
印度鸦片
土耳其鸦片
总计
1800
4570
4570
1801
3947
3974
1802
3292
3292
1803
2840
2840
1804
3159
3159
1805
3836
102
3908
1806
4126
180
4306
1807
4208
150
4359
1808
4208
4208
1809
4191
32
4593
1810
4968
4968
1811
4891
200
5091
1812
4966
100
5066
1813
4769
4769
1814
3673
3673
1815
4230
4310
1816
4616
488
5106
1817
3692
488
4140
1818
3552
807
4359
1819
4006
180
4186
1820
4244
4244
1821
557
388
5959
1822
7743
7743
1823
8875
140
9035
1824
12023
411
12434
1825
9373
9373
1826
12175
56
12231
1827
11154
11154
1828
12612
1256
13868
1829
15542
715
16257
1830
18528
1428
19956
1831
16148
402
16550
1832
21605
380
21985
1833
19523
963
20486
1834
21885
21885
1835
30202
30202
1836
34033
743
34776
1837
34373
34373
1838
40200
40200
资料来源：Mo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p.238-240
表13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运出白银数量
年份
白银数量
运抵地
1807
2431000
加尔各答
1808
1342600
孟加拉
1809
1126553
孟加拉·马达拉斯
1810
926976
英国
1811
834253
英国
1818
288000
加尔各答
1830
1375874
英国
1831
845249
英国
1832
976362
欧洲
资料来源：Morse，Vol，3.p.54.100-101，131，157，331，vol.4.p.233，153，324.
表14
1817-1834年英国散商从广州输出白银数量（单位：两）
年份
白银数量
年份
白银数量
1817
2822400
1826
2939760
1818
1936080
1827
4388400
1819
619920
1828
3386160
1820
356400
1829
4792320
1821
346320
1830
3372480
1822
168480
1831
2048400
1823
1885680
1832
2761200
1824
1254960
1833
4735440
1825 3125520
1826
资料来源：Morse，Vol.3-4:Greenberg.p.218。
根据马士的统计，180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22676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68〕18世纪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鸦片输入中国。因此，从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39045040两。
对于美国人，鸦片贸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购买中国商品的白银。1827年以后，美人加紧对华输出鸦片。输华的白银随之剧减。1821-1830年十年中尽管中美贸易有所扩大，输华白银则仅有4064400两，只相当于，前十年的21.5％。
对于英国人，对华鸦片输出使他们平衡了50多年以来持续的对华贸易逆差，再也无需运送白银到中国。相反的是鸦片贸易的收入不但扭转了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还有大量盈余可换成白银运出中国，正如当时一位美国商人抱怨：“鸦片贸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够的钱购买茶叶，而且使他们能把美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运回英国。”〔69〕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的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2431000两。〔70〕此后公司不断从广州运出白银。
从1812年以后，公司为英国散商提供汇票服务，以转移其鸦片利润，运送盈余白银的事务主要由散商进行。
对于中国、鸦片非法输入导致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人民身心、财产和安全的损害。19世纪初以后的30年间，吸食鸦片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71〕由此激发的罪案更不可胜数。其次，导致白银外流。这又引起银贵钱贱。19世纪初银一两约合铜钱1000文，到前夕，银两竟达钱1600文。农工、手者和高人平时所得为铜钱，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负担大为加重，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破坏工商业的正常。吸食鸦片使社会购买力降低，白银外流引起金融混乱，这些都直接了市场交易。1838年林则徐在调查苏州、汉口等商埠后上疏，“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72〕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深为朝廷有识之士所悉，他们激烈主张朝廷应严禁鸦片。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既然鸦片贸易提供了英属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既然鸦片能代替白银，维持每年给英国政府提供了300—400万英磅财政收入的茶叶贸易，既然鸦片是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基石，英国总理鲍美斯顿爵士（LordPalmerston）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反应是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结论
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为其东方贸易提供除白银之外的任何有较大市场的产品。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人运往中国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销路，然而，销售印度的产品收入远不足以购买中国商品。为了购买以茶叶为主的中国商品，从事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都在18世纪运大量的白银前来中国。当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扩张费用增加时，欧洲大陆国家难以维继贸易平衡，纷纷退出对华贸易行列。只有英国人依靠印度的鸦片重建其对华贸易结构，在对华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当中国政府厉行禁烟的措施使以鸦片为中心的中英贸易结构面临崩溃危险时，英国政府立即诉诸于战争。并非象西方的中国学权威费正清所说的“是一场根源于中西方间不同的经济形态、制度与国际秩序观念的文化冲突”，〔73〕而是英国追求经济利益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与西方在殖民扩张时期于印度、美洲、非洲发动的战争在性质上并无任何不同：从商务扩张到武力征服。当时的一位善品中国茶叶的英国人是这样评述这场用武力强迫中国接受鸦片交换茶叶的战争的：“一场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不择手段的，使英国人蒙受长久耻辱的战争……。不列颠的旗帜从此成为保护无耻的海盗旗帜。”〔74〕
注释：
〔1〕Earl H.Pritchard，"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 hinese 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 1963.
〔2〕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叶”并非目睹， 而是从一位到过的威尼斯人处得知。“Thema Thee"p.13.museum boymans-van beun ingen Rotterdam，1978.
〔3〕乌克斯（Ukers）则认为荷人在1610年从日本和中国输入茶叶。William Ukers，"All about Tea"，vol，1.p. 23， p28，New York 1935.
〔4〕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苏珊那”号（Susanna）所载货值54000两白银， 茶叶1565担，价值45000两，见：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 Trading World of Asin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P.538，Cambridge，1978.
〔7〕Louis 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a Canton au XVIIIe Siecle，1732-1833"，3 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 Years"p.395-396.
〔9〕Michael 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p.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 Commerce and Diplomacy，P.5 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 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 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p.217，The Hage 1982.
〔13〕Kristof 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215，The Hag e 1958.
〔14〕De Hullu，"Over den Chinaschen handel der Oostindisc he Companie in de dertig jaar van de 18e eeuw"，in "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unde van Nederlandsch Indie(BTLV)，v ol，73，P.42-43，The Hage 1917.
〔15〕如：巴城华人甲必丹，大茶商连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见：B.Hoetink，"Ni Hoekong， Kapitein der Chinezen te Batavia in 1740"，in BTLV，vol，74，1918.
〔16〕Leonard Blusse，"Strange Company:Chinese Settlers，Me s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p.137-138，Leiden 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叶的数量与美国船货总值数字引自：Foster Rher Dulles，"The Old China Trade"，p.210，New York 1970， 茶叶货值系推算而出，从19世纪初到30年代，广州茶叶价值每担在23-26两之间， 在此以中章价245两。
〔20〕Yen-ping Hao，"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 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p.1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1986.
〔21〕Timothy Pitkin，"A Statistical Ciew of the V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rford 1816，Reprinted in 1835，New Haven，P.301.
〔22〕Zhuang Guotu，"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ese Tea in 18th Century"，p.30-33，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34th Internat ional Congress on the Asian and North Africa Studies，Hong Kong，1993.
〔23〕该条款同时也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供应本土足够的茶叶，并以不超过成本加法定利润的价值出售见：Hohcheung and lorna H.Mui，"The Management of Monopoly;a Study of the East Indies Company's Conduct its Tea 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 o f British Columbia Press，Vancouver 1984.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70－1875》，卷1， 第258页，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 Trade"，p.5.
〔26〕Adam Smith ，"An Inquairy into the Nature and the Ca 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p.188，New York 1937。
〔27〕H.A.Crosby Forbes，John Devereux Kernan and Ruth S.W ilkins，"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p.22.Museum of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 Massachusettes，1975.
〔28〕参见：庄国土《明季中国丝绸的海外贸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和海上丝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 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p. 231，New York 1968.
〔37〕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纪下半叶欧洲商船较以前大，但所携白银在输华货值中的比例也稍低，这两方面出入可能大体互相抵消。
〔44〕在对美国1805-1944年对华商品和白银输出额估算时， 各家所据资料不同，其结果也稍不同，Yen-Ping Hao引用的是参议院档案（U.S.Senate Executive Document 31.19th Congress，lst 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统计资料》（Historicaland Statistical Accou 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 年美中早期关系史》（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1784- 1844 ）载于 "Translations of the Connecticut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vol，28，New Haven 1927，Cheong 在其所著的“Mandarins and Merchants”（P.54 ）也引用相同资料。
〔45〕这个数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经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
〔46〕D.A，Brading，"Mexican Silver-Mining in the Eighteent h Century:The Revival of Zacatecas".Latin American series，No.27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 from"The Ame rican history 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d of Gold and Silve r in Sixteenth-Seventeenth Century Japan"，in"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g 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 Wilson，"Trade，Society and the State"，in E.E.Rich and C.H.Wilson，eds，"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p.5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49〕W.E.Cheo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i n "Business 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 White Poppy:A History of Opium"，p. 5，London 1969.
〔51〕"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April， 1837，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 p.173，Shanghai 1910.
〔52〕Prichard，"Crucial 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 Allen，"Opium Trade"，p.12，reprinted in Bo ston 1973.
〔55〕Prichard，"Crucial Years，"p.217-218.
〔56〕"Chinese 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 A.Traocki，"Opium and Empire: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 University Pre ss 1990.
〔58〕Allen，"Opium Trade"，p.10.
〔59〕"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 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vol 1.p.238.
〔63〕Tyler 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 nth Century'，New York 1992，reprinted in 1963 p.115.
〔64〕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 Trade"，p.148.
〔68〕严中平编《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 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 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页。
〔73〕《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5，第11页。
李常青，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会计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厦门大学工商管理教育中心主任，兼任福耀玻璃、厦门建发等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1990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工业会计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工商管理教育中心，获中―加联合培养经济学（MBA）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获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学位。2001年加拿大康克迪亚大学访问学者，2002年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大学进修，2005年美国哈佛商学院进修，2008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访问学者。
二、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会计与公司理财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曾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审计研究》、《会计研究》、《投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财务与会计》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公开出版著作（含合作）7部。近年来李常青教授主要围绕资本市场中的会计与财务问题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具体如下：一是股利政策研究：1996年就借中―加大学产业合作基金的资助开展股利政策的研究，是“我国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先驱者之一”。首次对股利政策理论进行了梳理和综合性评述，为国内股利政策研究提供了借鉴性理论基础；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股利信号内涵进行实证检验，为政府保护股东权益、规范股利分配行为和上市公司制订股利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其中专著《股利政策理论与实证研究》被誉为“挑战公司财务研究中的理论迷题”，具有“高、新、实”特点，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和厦门市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二是公司治理研究：2002年中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联合招标课题“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效率研究”，以此为契机，对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提出董事会影响企业业绩的基本模型和研究范式，并以ROE、EPS和EVA度量公司绩效，较为全面地研究了董事会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情况，首次将高管变更的类型分为高管双向变更、高管离职和高管新任三种类型，对我国公司的高管变更展开研究。最近李常青教授正带领团队开展公司治理的新领域媒体治理的研究。三是会计审计问题研究：李常青教授一直关注资本市场的会计审计问题，其认为真金白银也有瑕疵，现金流量表也可以粉饰，提出了识别现金流量表粉饰的四种方法，并率先在国内开展非经常性损益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非经常性损益披露制度的具体对策，李常青教授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无关，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也不能影响IPO折价，盲目引进国际四大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充审计意义不大。
三、主要论文和著作
《股利政策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专著）；《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现状及其成因分析》，《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9期；《现金流量表的粉饰与识别》，《财务与会计》，2003年第4期；《会计师事务所声誉能影响IPO折价关系实践研究》，《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董事会特征影响公司绩效吗？》，《金融研究》，2004年第5期；《沪市公司IPO业绩效应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5年第1期；《美国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审计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审计研究》，2006年第1期；《应用供应链理念发展商业银行授信业务》，《投资研究》，2007年第3期；《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研究述评》，《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质量影响因素研究》，《经济管理》，2008年第4期；《中国上市公司年报重述公告效应研究》，《会计研究》，2009年第8期；《家族控制、审计监督与公司治理――来自年报补充更正公告的经验证据》，《审计研究》，2009年第6期；《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市场反应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Family Contro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in China”，2010，ISTP检索；Family contro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Evidence from China，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1。
四、主持目及荣誉
关键词：黄金价格；实证分析；影响因素
一.背景与意义
黄金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兼有商品属性，金融属性，货币属性，目前在各国外汇储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黄金之所以如此特殊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密不可分。
最早的国际金本位制度是在多国实行金本位制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最早的自发的国际货币体系。它的主要内容是：黄金是国际货币，汇率是由两国的货币的含金量决定，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融化，金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以及银行可以自由兑换金币，金币可以自由输出或输入国境。此时的金本位制尚有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两种类型，无论哪种类型都体现了黄金在国际支付中的巨大作用。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金本位制度的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将国际的支付体系改成为：黄金与美元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制度，弥补了金本位制时黄金供给的不足，资源浪费等问题，但因为美元危机引起人们对美元失去信心，美国与其他国家矛盾加剧，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因美元不能时刻保持与黄金的市值挂钩，又维持经济的持续腾飞的“特里芬”难题的出现使得牙买加体系浮出水面，并延续至今：它规定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性，减弱与黄金挂钩的货币制度等。在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不能否认黄金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各国的黄金储备中仍然是占比最大的重要资产。
而我国黄金市场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变迁后，在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开业，可以交易黄金，白银，铂金等贵金属。这也标志着中国黄金市场开始走向市场化。
黄金作为作为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流通手段的重要商品影响其因素很多，本文主要考虑的有：美元价格，汇率，GDP，CPI，外汇储备。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上海期货交易所AU100，2009年1月5日到2013年12月31日共计1250个黄金交易数据，如今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的黄金品种有AU99.99，AU99.95，AU100，PT99.95，这些指标分别表示黄金的纯度。而笔者选择AU100的原因是此种黄金的计价单位为100g，而其他品种的黄金计价单位为1000g，本文的主要想测量的价格波动时我国消费者所购买的黄金的价格变化情况，所以AU100更能反映所观察目标。
2.1最小二乘法估计
用单位个检验的方法检验我国黄金价格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由于数据是时间序列型，需要对其平稳性进行检验，建立模型为：
y=b0+b1x0+…+∑ni=1Xibi+1+e i=1，2…n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估计变量越多，随机误差越大，会出现重复共线的问题，所以选择两个有代表性的变量来反映其与黄金价格之间的线性关系。，它们是，汇率变化情况X1，上证综合指数变化情况X2，之所以选择汇率和上证综指，是考虑到黄金以美元标价，消费者的投资，经济的发展程度可以通过股票指数来反映，因此，利用EVIEWS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上图为上证综指变量，汇率变量的散点图，可以看出他们的关联性不大，在2010年以前汇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上证综指指出在2008年的低点开始向上反弹，之后上证综指都在其周围波动，总体有向下行走的趋势，而汇率在2010年之后一直处于下滑的趋势中。说明两者的相互影响，可能影响黄金的价格。
黄金价格会变化0.03426个单位，汇率上涨一个单位，黄金价格会下降1.58887个单位。而由于我国大盘指数一直在2000+左右浮动，人民币近几个月也出现贬值倾斜，由此可以看出黄金价格的下跌与这两者有一定的关系。
2.2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进一步找到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又不仅仅从线性关系的角度加以衡量，所以考虑到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而时间序列的数据都必须建立在数列稳定的基础上进行，所以仍要对其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为了减小数据间的波动，直接对其取对数。相关变量选的是货币供给量M2，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及汇率的变化X2，上证指数的变化X1。
通过对上证综指X1，汇率变化X2的因果检验可知X1，X2都为黄金价格变化的原因，也进一步验证前面的最小二乘法的估计，这里汇率指的与美元的汇兑的比率，也说明黄金价格在美元的贬值或升值中得到改变，由于美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美国经济的复苏，强劲的美元有不断升值的可能，也也预示着黄金价格会在美元升值背后开始有下滑的趋势，当然黄金价格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即使美元升值也不是一定会导致黄金价格的下降，还需要考虑其它影响因素的作用。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选取上证综合指数，汇率，货币供给量，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物价指数指标进行实证分析来探讨影响我国黄金价格的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黄金价格是受多因素影响的，它与上证综指成正相关关系，和美元的汇率成负相关关系。黄金作为特殊商品不仅与股票指数息息相关，也因其作为世界的货币而受到美元的影响。在大盘指数趋于低谷之时，会使黄金价格趋于走低的趋势。美国经济的复苏，是美元走强，也是推动最经黄金价格走低的另一方面原因。
其次黄金价格还受CPI，M2等变量的影响。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有时候的黄金价格上升不是因为美元真的走低，或者大盘走高，而是由于通货膨胀原因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强弱会带动消费品的价格的走高或低，黄金尽管是特殊商品，但仍然具有商品的属性，特别是在我国，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结婚等重要意义的时刻黄金商品是不可或缺的物品，所以会在一定程度上受CPI价格的影响。
第三黄金价格不收GDP指标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经济的增长速度对黄金价格的影响不明显，所以如今的经济增速稍稍放缓，但那不是影响黄金价格的重要因素。
因此建议持续关注黄金市场的投资者或消费者，不要仅仅考虑黄金市场供给需求的影响因素，还要考虑美元的强弱，股票市场的运行，以及广义货币供应量等因素。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月.我国黄金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的实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111年4月
[2] 王申强.黄金市场分析与中国黄金市场可持续发展.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3] 张晓丽.黄金价格影响因素分析.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4月
关键词：融资方式；华谊集团；中影集团；金融贷款
一、电影融资渠道介绍
我国电影业主要使用的电影融资方式有八种：金融贷款、版权预售、政府出资、电影基金、间接赞助、个人融资、广告投入、风险投资、以及海内外企业投资等。随着电影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香港、美国、日本、韩国、英国、荷兰、加拿大地区的资金也逐步进入中国制片领域。而随着这些资金的逐步进入，单一的资金制作的影片比例已经越来越小，混合资金运作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电影融资的主要形式。
二、案例分析
（一）广告投入的代表——华谊集团。
华谊公司与冯小刚合作的多部电影，如《手机》、《大腕》、《天下无贼》等将广告投入这一融资渠道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以新片《非诚勿扰》为例，影片5000万投资里有一大半是来源于广告收入。（另有招行的独家贷款。）在过去的几年中，华谊兄弟保持100%增长率，占据了国内制片市场40%的份额、电影发行市场30%的份额。从2000年至今，华谊兄弟先后获得来自太合集团、TOM集团、雅虎中国、分众传媒等机构的资金总计4亿多元，这些资金保证了华谊兄弟能够持续不断地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2009年，华谊兄弟正式上市成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认为，“华谊”兄弟的上市将为国有公司的新一轮发展带来契机。“
（二）海内外企业投资代表——中影集团。
由韩三平领导的中影集团把我国的国营制片厂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仅08年一年，中影集团发行的影片票房总收入高达27亿元，占全国票房总产值67%。中影集团以独家、联合、、协助等不同形式发行了国产影片150部，共产出票房19.5亿元，比07年狂增10亿元，全年8部过亿影片中影集团参与。从08年的《赤壁》到09年的《建国大业》，有了中影集团在背后做力盾，影片吸引到许多国内外的影视公司融资。拿《赤壁》为例，总投资额8000万美元的影片投资方包括中国电影集团、美国狮门山制作公司、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橙天智鸿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北大春秋鸿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日本AVEX、韩国Show-box等11家单位。该片采取“主打中国文化、集合亚洲资源、全球营销”的制作模式，涵盖了国有、民营、社会、境外等多种渠道的资金，影片上映不到一周内地票房即突破1.5亿元，创造了新的记录，同时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等地上映后均位居首周票房榜之首。
此外，以《建国大业》、《长江七号》、《宝葫芦的秘密》、《投名状》、《面纱》、《玉战士》、《风云2》为代表的一批影片，就吸引了美国、芬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制片公司。中国电影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打好全球营销的王牌，中影集团自然稳坐我国电影业的龙头宝座。
（三）银行金融贷款。
在金融贷款这一融资渠道方面，目前已有招行、交行、北京银行等多家银
行介入文化产业融资市场。北京地区文化产业融资气氛活跃主要与大环境有关，目前北京市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获得商业银行文化创意产业项目贷款的企业，按照项目贷款利息总额的50%---100%给予贷款贴息支持，这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北京银行以版权质押方式为华谊兄弟提供一亿元的电视剧打包贷款，共14部456集电视剧，包括张纪中的《兵圣》、胡玫的《望族》、康洪雷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为控制风险，北京银行与华谊兄弟约定，银行贷款不能超过其投资总额50%。08年，北京银行还为《画皮》提供了1000万元版权质押贷款。在这个项目上，北京银行不仅在贷前对借款人提出严格的用款计划、还款措施，采取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等有效的担保措施，贷中、贷后还采取了十分严格的监管措施。截至2008年9月末，北京银行累计审批通过文化创意企业贷款46笔，8.53亿元。《长江七号》、《赤壁》、《深海寻人》、《白银帝国》、《爱情呼叫转移》等影片都获得了北京银行的融资支持。
据第一财经日报的消息，一些新的融资模式也正在进入我们的视野。香港国际影视展及HAF（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影视展以及电影投资会，以外，亚洲电影节及韩国釜山PPP计划、东京影展及东京国际映画节、中国台北金马影展等也具有一定的融资功能。
三、发展中国电影投融资体系的建议
客观上说，我国电影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国家已经明文提出一定要发展好中国电影。这也给中国电影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政治气候。
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电影业应继续在投融资的体系上投入更多的注意力，进一步完善政策，推动我国的电影投融资模式的建立。在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的同时，要对它们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以此来完善我国投融资体系。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成本昂贵的胶片电影已经满足不了观众日益增长的对电影的需求量，发展好数字化电影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也是我国电影业要继续努力的方向之一。此外，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如果能开发好农村电影市场，吸引7亿的农村观影群，这将大大加速中国电影业的发展。
[关键词]房地产项目；绩效管理；矩阵式组织；平衡计分卡；关键绩效指标
[DOI]10.13939/ki.zgsc.2016.22.075
2014年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告别供不应求的“黄金时代”，进入平稳增长的“白银时代”。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销售额增速大幅放缓，企业利润率下滑趋势明显。房地产公司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有必要建立能够适应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符合房地产公司实际、兼顾公司发展战略的绩效管理体系。绩效管理是帮助房地产企业实现发展战略、提升核心竞争力、提高开发项目的有效工具，也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引擎。
1 绩效管理释义
绩效管理是为了达成组织的战略目标，通过持续相互的沟通过程，形成组织所预期的目标产出，并最终推动团队和个人作出有利于达成目标的行为过程。
绩效管理是识别、评估和反馈员工、部门、组织目标和战略的方法；绩效管理是员工与管理者、部门与组织达成的关于完成目标、完成标准以及所需能力的一种协议，是在双方相互协作下完成各自目标及战略的管理过程；绩效管理是绩效计划、绩效实施、绩效考核、绩效反馈、绩效结果应用5个子系统组成的循环往复的管理过程。
关于绩效管理的对象，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即绩效管理是管理组织绩效的系统（“组织绩效”论）、管理员工绩效的系统（“员工绩效”论）和管理组织和个体绩效的综合系统（“综合绩效”论）。
对于房地产公司而言，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一个个处于某个具体地理位置的项目。项目的盈利能力、运营水平决定着公司战略能否实现。因此，本文基于房地产公司总部的视角，研究房地产项目的组织绩效管理，并提出绩效管理优化建议。
2 房地产项目绩效管理现状分析
绩效管理这一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西方理论学家提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人力资源管理关注的重点，并在各类型企业中得到应用。中国的房地产公司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住宅商品化的进程而雨后春笋般崛起。由于存在发展的年限较短，较之已经形成固定管理模式的传统企业，房地产公司更易接受西方管理学中的绩效管理理论，平衡计分卡（BSC）、关键绩效指标（KPI）、目标管理法等绩效考核工具得到广泛应用。在绩效管理应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问题与难题。
2.1 项目绩效管理与公司战略关联度存在一定差距
绩效管理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环节，绩效管理方案的制订要能充分体现企业战略，在执行过程中要确保公司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中国的房地产公司也积极学习欧美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纷纷确立了包括企业使命、愿景、价值观在内的发展战略，为公司未来五年、十年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和奋斗目标。但将公司战略分解为每个项目的绩效计划和考核指标却是一个难题。一方面，公司战略中很多定性的指标难以分解落实，定量的指标缺乏科学性、准确性；另一方面，项目绩效考核因关注当期业绩而忽视公司整体的长远持续发展。因此，项目绩效计划与考核指标往往与公司战略的关联度存在一定差距。
2.2 绩效计划易受外部因素变动的影响
绩效计划是绩效管理的第一个环节，是绩效管理能否成功的首要一步，也是绩效考核的前提和基础。房地产项目绩效计划是指公司总部与项目公司就工作任务、时间节点以及有效完成的标准等问题确定目标任务，达成共识并形成契约的过程。绩效计划最终以“项目开发大纲”“年度经营责任书”等书面形式固化下来。
绩效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绩效期内清晰的工作目标、衡量工作目标完成的评价标准、各项工作目标在整体绩效考核中所占的权重、每项工作目标需要的完成时间节点。由于房地产项目具有投资额大、开发周期长、牵涉专业多、开发节点多、易受政策影响等特点，其绩效计划易受宏观政策、开发条件、资金状况等外部因素影响而被迫调整，从而难以实现最初对公司战略目标的承诺。
2.3 绩效管理注重结果而忽略过程控制
绩效管理是公司总部与项目团队为了达到项目开发目标共同参与的制订绩效计划、绩效实施、绩效考核、绩效反馈、绩效结果应用的持续循环过程。绩效管理的目的是持续提升个人、部门和项目公司的绩效。绩效管理的真正内涵在于其过程管理，而不是目标管理。
“绩效”来源于英文单词“performance”，在英文语境中不仅有“结果”的意思，也有“过程”的含义。但在我国房地产企业中，绩效俨然成了“结果”的代名词，绩效考核变成了基于结果的考核。对于房地产项目的考核有财务类、运营类、管理类等各种指标，考核频率为季度、半年、一年，直至项目清盘。但是，公司总部职能部门对垂直业务条线的过程指导与管控较弱，尤其忽视对项目公司部门及人员的绩效沟通与指导。项目公司高管很难对绩效管理过程进行全程把控，及时发现绩效计划执行中的问题，帮助员工纠正偏差，排除影响绩效指标达成的障碍。
2.4 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尚不完善
绩效考核是绩效管理最核心的环节，是在既定绩效周期结束时，依据预先制定好的绩效目标和完成标准，由公司总部对项目公司、项目公司高管对部门、员工进行考核和评估的过程。
在房地产项目考核指标体系中，针对项目组织绩效的考核指标种类繁多，无行业公认的标准化考核指标体系。对于项目公司下属部门、员工的考核指标体系尚不完善，不同管理层次和专业职能的员工分类指标缺乏，对工程技术类、行政类、营销类人员以及不同管理层次员工绩效目标设计不到位；考核以工作计划为主，忽视根据部门核心职能和职位核心职责提取考核指标。
2.5 绩效反馈方式有待转变
绩效反馈是考核者将考核结果及时反馈给被考核者的工作环节，是绩效考核的最后一环，也是最关键一环。绩效反馈让被考核者了解自身的绩效结果与绩效水平，以便下一步采取措施改进绩效，促成组织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对中国房地产公司来说，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必须将传统的单项、由上而下的传达方式改变为灵活的双向运转。绩效考核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结果，绩效反馈绝不是简单地向被考核对象传达一个分数。当前，房地产公司缺乏绩效反馈的制度支撑，绩效反馈实施者的沟通技巧也有待提高。项目绩效反馈的内容不够翔实，缺乏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项目公司高管对部门、员工的绩效反馈经常流于形式，缺乏与部门负责人、员工的密切沟通与双向互动。
2.6 绩效结果应用不充分
绩效考核结束，并不意味着绩效管理的结束。绩效管理要取得实效，关键在于绩效结果的应用。在一个成熟、稳定的绩效管理体系中，考核结果的应用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和提高员工、部门及组织的绩效水平。
目前，房地产公司对于项目绩效结果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项目高管、部门负责人以及员工的奖金分配、薪酬调整和职位异动，较少涉及员工技能培训、个人职业规划等关乎员工长远发展的方面。这就造成了绩效应用不充分，无法激励员工在下一考核周期的绩效提升。
3 项目绩效管理优化策略
房地产行业进入白银时代，房地产企业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一是行业集中度快速提升，公司并购成为新常态，马太效应显著；二是行业平均利润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上市房企净利润率从2010年的15%下降至2015年的9.1%；三是三四线城市库存高企，资金占用量大，财务成本上升，“去库存”成为诸多房企当前的首要任务。
面对白银时代的挑战，房地产企业只有“外扩规模，内抓管理”，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获取长足发展；只有加强绩效管理，严控成本费用，提升自身管理水平和员工专业素质，才能顺利实现既定发展战略，在弱肉强食的大潮中屹立不倒。
3.1 树立“以人为本”的绩效管理理念
现今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是人力资源整体实力和综合素质的竞争。房地产公司绩效管理应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同时满足员工个人成长的需求，实现个人价值的提升。
“以人为本”思想在绩效管理中表现为对员工的尊重与重视。在绩效计划制订时充分与员工沟通，在绩效实施过程中给予悉心指导，在绩效反馈时既要给予改进建议，又要听取员工的困难与诉求。在绩效结果应用方面，既注重当期的奖金分配、职位变动，还要从教育培训、职业规划方面长远筹划。
项目组织绩效与员工个人绩效是正相关关系。员工个人绩效提升，有助于部门及整个项目任务目标的实现；项目效益提升又反作用于员工，最直接的表现即是员工薪酬增加。因此，绩效管理不仅是人力资源部的事情，而是需要全员参与的企业管理实践。只有全员参与，才能充分调动项目所有人员的积极性，真正实现绩效管理制度的落地。
3.2 建立战略导向的矩阵式组织绩效管理系统
绩效管理是实现公司战略的重要工具。绩效管理系统的设计要以公司战略为导向，在绩效计划、绩效实施、绩效考核、绩效反馈及结果应用环节紧扣公司战略。组织绩效管理系统就是公司战略的执行系统。
房地产公司的项目管理存在职能条线、项目条线的交叉管理，具备矩阵式组织特征。再将绩效管理的五个环节作为第三维度，便形成立体的组织绩效管理系统（见下图）。[ZW（]矩阵式立体组织绩效管理系统示意图来源于：谢树茵.矩阵式组织绩效管理系统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28.[ZW）]在这一系统中，任何一点都能定位到绩效管理的具体某个环节，还能标明总部职能部门、某个具体项目所要考虑的因素、特点及应该采取的行动。
矩阵式立体组织绩效管理系统示意
具体到房地产公司的某一项目，其绩效管理系统便是立体系统的一个竖向平面，可形成下表所示矩阵。这一矩阵以公司总体战略分解后的任务目标为基础，将具体任务按照部门职能细分下去，最终落实到每一名员工。这种矩阵式绩效管理系统有利于发挥专业部门之间的协同效应，实现资源共享、整体绩效提升。
3.3 设置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绩效考核是运用特定的指标或标准，采取科学的方法，以实现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对承担生产经营过程和结果的各级管理人员完成指定的工作业绩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效果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因此，进行价值判断的指标是否科学合理，关乎绩效考核的成败。根据中国房地产项目绩效管理现状，建议构建以平衡计分卡为框架、以关键绩效指标为主体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平衡记分卡（BSC）不仅关注财务指标，同时也兼顾非财务指标，将二者充分结合，从财务、顾客、内部流程、创新与学习四个角度进行评估。平衡记分卡的目标是以相关人员利益最大化为导向，它以企业战略作为导向，追求利益相关人员多元目标的整体平衡。
关键绩效指标（KPI）是一个可量化的或者可以行为化的指标体系。房地产项目关键绩效指标由三级构成：项目级KPI由公司战略目标分解而来，部门级KPI是根据项目级和部门职责来确定，员工个人岗位的KPI由部门关键绩效指标落实到工作岗位得到。KPI体系有助于公司根据其战略规划和目标计划来确定项目、部门和个人的绩效指标。
利用平衡计分卡的维度思想建立房地产项目绩效指标体系，运用关键绩效指标法制定项目、部门和员工三级的绩效考核指标，再借助德尔菲法将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赋予权重。这样就能将公司战略目标与项目、部门及员工的相关考核指标有机融合，有助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和员工个人职业技能的提升。
3.4 探索并实施灵活有效的绩效管理方法
绩效管理涉及环节众多，影响因素复杂多变。作为绩效管理的实施者，应立足实际，综合判断，注重细节，采取灵活有效的绩效管理方法，确保公司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一要做好计划管理，建立绩效计划调整机制。根据公司战略目标、房地产市场形势、政府调控政策等外部条件的变动，及时调整项目绩效计划，防止绩效计划沦为“一纸空文”，影响绩效考核的信度和效度。
二要加强过程监控。通过召开月度计划会、季度运营分析会、营销专题会等形式，及时了解项目计划执行情况，给予必要的指导与技术支持。职能部门及时了解项目在各业务条线上的运营情况，撰写月度分析报告，分析实际执行情况与年度、月度计划的差距，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三要合理设置绩效考核指标。房地产公司以项目为基本盈利单位，但项目公司在不同阶段的重点任务迥然不同。在项目前期，重点考核土地获取、四证办理、产品定位、方案设计等工作完成的时间节点；在项目中后期，则重点考核工程进度、销售签约额、销售回款、交房率、物业服务满意度等指标。对于项目整体，还要考核盈利能力、成本控制、运营效率、企业管理等方面。
四要建立考核申诉机制。如被考核项目或个人对考核结果不清楚或持有异议，可以向公司总部监察部门申诉。公司要保证申诉渠道畅通、申诉处理流程规范、申诉处理结果及时反馈，同时有针对性地改进绩效考核方法。
五要充分运用信息化工具。对于房地产项目较多的公司总部，采用P6项目管理软件、BIM系统、销售管理系统等信息化工具，能够加强对项目绩效实施的过程监控，提高工作效率。有条件的公司还可以采用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满足绩效管理对于数据真实性和及时性的要求。
4 结 论
随着白银时代的来临，房地产公司更为重视自身管理水平的提升，“向管理要效益”成为在市场竞争中制胜的重要途径。房地产项目绩效管理作为战略管理的重要环节，被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公司采纳并积极加以运用。项目绩效管理一方面关系着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涉及人力资源价值的开发与提升，在企业绩效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架起了坚实的桥梁。在未来的实践中，房地产项目绩效管理将会更为科学规范，为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发挥更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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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0年代末起到90年代初，日本铜箔企业的“变革”卓有成效，
以五大家企业为主体的日本铜箔业，逐渐替代美国的地位，一举成为十分强盛的新霸主。
第二部分 日本企业：迅速发展成霸主
20世纪60年代初，当美国企业已将连续化生产的电解铜箔月产规模推向上百吨规模之时，日本的电解铜箔生产却还停留在效率低、生产方式较落后、全日本每月只产几千米薄铜片的落后境地。当时，日本国内PCB业的迅速兴起与发展，对铜箔需求迅速地增大，它驱动着日本铜箔企业快速变革，发展这一产业。自60年代末起到90年代初，仅用了二十几年，日本铜箔企业的“变革”卓有成效，以五大家企业为主体构成的日本铜箔业，在世界铜箔业界中替代美国的地位，一举成为十分强盛的新霸主。是什么主因使日本铜箔业迅速地变得如此强大？向当时的强者（美国）引进技术，并在之后不长的时间内兼并其强者，是其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企业创建与技术引进
1.1 日本最早研发、生产电解铜箔的企业
1956年古河电气工业公司在下属的日光电气精铜所开始研究电解铜箔制造技术。1958年，古河电气工业公司的中央研究所开始研发用于纸基覆铜板的铜箔胶粘剂及其在铜箔上的涂布工艺方法。同年，该公司还完成了电解辊式连续法生产铜箔的设备设计，并在1959年使用新制的电解辊式电解铜箔设备及连续涂布设备，当时月生产能力达到2万张。同年，该公司所生产的这种涂胶电解铜箔开始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这一电解铜箔工业化的成果，为日本纸基覆铜板制造业早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70年间，古河电气工业公司与美国Yates公司合资在日本建立了古河电路箔公司（古河サキットフォイル株式会社）。古河电路箔公司日本枥木县今市市的铜箔生产厂于1972年（简称“今市工厂”）完成建设，并开始生产电解铜箔。从四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时与Yates公司建立古河电气工业公司的这一重大举措，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思考：古河电气工业公司在电解铜箔的生产设备、工艺方面的研发在日本为最早，并率先实现了连续化生产。但是它在20世纪70年代初毅然放弃了自己企业用了十几年时间独立研究工艺技术的成果，改走从美国引进之路。一项新兴工业技术的创建与发展，与它的技术沉积（生产经验、研发历史、人才培养等都需要有沉积）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古河电气工业公司效仿、借鉴三井金属公司的模式（三井金属公司于1968年与美国企业合资在日建立生产铜箔的企业），通过“招商引资”在日本国内建立新的合资厂，加快了它原有的铜箔事业的发展步伐。
之后，古河电气工业公司在铜箔事业发展上，还有几件大事件：1975年，在今市工厂内建成铜箔涂布胶粘剂生产线；1980年，今市工厂内第二个电解铜箔生产分厂建成，并投入使用。1985年，古河电气工业公司铜箔研发中心建立；1986年，古河电气工业公司在枥木县今市市的针贝镇又新建一座电解铜箔生产新厂。古河电气工业公司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在发展铜箔事业上，曾与古河电气工业公司“联姻”的美国Yates公司，于1990年被古河电气工业公司与ARBED（著名的欧洲钢铁制造商，总部设在卢森堡，为卢森堡铜箔公司的母公司）合资收购（双方各持50%的股份）。
1.2 通过自有技术发展起来的两家日本企业
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最初期日本覆铜板业创建与发展的驱动，由当时在日本覆铜板业中两家骨干企业――日立化成工业公司与住友电木公司合资建立了日本第一家用于覆铜板、印制电路板的电解铜箔生产企业。这家铜箔企业叫日本电解公司（Nippon Denkai， Ltd.，公司网址nippon-denkai.co.jp）， 它建立于1958年10月1日，所属的第一家生产厂设在日本茨城县筑西市（现此工厂存留于现在）。该企业建立初期只间歇式生产电解薄铜片，成为当时日本覆铜板生产的国内主要铜箔供应厂商。 这种间歇式生产铜箔方式延续到1968年开始转为连续式电解铜箔工业化生产。此企业尽管目前在日本五大企业中生产规模排行最末，但它在日本铜箔发展初期曾做出了贡献：它是在日本首先创立铜箔生产的企业之一；它在日本本土较早地自主开发出连续式电解铜箔生产技术，并坚持走运用自主技术之路。日本电解铜箔公司的铜箔制造技术表现着它“本土”的风格与特点。三十几年后，日本电解公司将它原在日本静岗县藤枝市设立的藤枝工厂设备卖给我国一家公司，在我国苏州镇江大港新区建立一个铜箔厂（镇江藤枝铜箔有限公司），并传授了工艺技术。我国国内有关的铜箔专家对此国内铜箔企业进行考察后，曾感慨地对笔者讲：“日本电解铜箔公司的设备、技术独有其特点，其水平之高值得佩服”。
日本福田金属箔粉工业公司（Fukuda Metal Foil & Powder Co.， Ltd.）在1958年就有了少量卷状电解铜箔的生产制造，但规模一直很小。它真正有一定规模的铜箔生产厂是在70年代建立。靠自己企业多年的研发工作，自主创造了电解铜箔的生产技术及电解铜箔的表面处理技术。该公司的电解铜箔工厂设立在京都市。
1.3 首家从国外引进技术及生产基地进军海外的电解铜箔企业
三井金属公司（MITSUI MINING & SMELTING CO.，LTD.， 简称：三井金属/MITSUI KINZOKU） 于1967年与世界首家生产电解铜箔的企业美国Anaconda Company公司的子公司International Smelting & Refining公司共同创建了专门生产、研发电解铜箔的分公司。它称为“三井Anaconda铜箔株式会社”，在1979年更名为三井金属箔制造株式会社。1968年，它的第一家生产电解铜箔工厂在日本琦玉县上尾市的上尾工厂建成，并投入正式生产。该工厂所采用的技术，是它于1968年在日本率先从美国Anaconda制铜公司首次引进的连续电解制造铜箔工艺。三井金属公司在日本铜箔业率先开创了一条通过“招商引资”，在日本国内建立新的合资厂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之后曾被日本，甚至欧洲、亚洲其它铜箔企业所效仿、借鉴。
1974年，美国Anaconda制铜公司停产，该工厂又由三井金属公司购买了它的部分股份。1976年，三井金属公司与美国OAK Industries公司（当时为美国的覆铜板生产公司）、Anaconda公司（出了少部分股份）共同在美国纽约州组建了OAK-三井公司（OAK-Mitsui公司）。OAK-三井公司的业务，主要是生产电解铜箔，当时也少量生产特殊性的覆铜板产品。OAK-三井公司（该公司现仍有独立的网站：http：// ）与铜箔相关生产、研制业务一直延续至今。该公司生产铜箔的技术，是日本国内的三井金属的上尾工厂采取的工艺技术。这是日本铜箔业首例向国外输出的铜箔制造技术。
1.4 通过直接从国外引进技术得到快发展的后起之秀
1968年，JX日矿日石金属株式会社（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Corp.，以下简称为日矿金属公司）的前身公司日本矿业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开创了立铜箔事业，设立了日矿グルド？フォイル株式会社（1999年该会社更名为日矿マテリアルズ株式会社）。
在1968年至1978年的10年间，它的铜箔事业部并未在连续式生产电解铜箔方面，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技术上都没有什么大的突破，直到1978年，日矿金属公司与美国Gould公司的亚利桑那州铜箔厂合资，在茨城县日立市白银街投资兴建了铜箔生产厂（常称为“白银工厂”）。该工厂在1982年正式投入电解铜箔生产。这家白银工厂之后多次进行扩产建设，成为日矿金属公司在日本国内的一家大型电解铜箔生产基地。
与日本其它几家铜箔企业相比，日矿金属公司实现铜箔的规模化生产略偏晚些，当时（70年代末期）日矿金属公司是利用与美国铜箔企业合资方式，获取了它的铜箔制造技术，使得它的铜箔业发展有了一个现成的、较高水平的技术基础。由此也拥有了赶超日本其它铜箔企业的资本。
1990年10月，资本雄厚的日矿公司将美国Gould公司收购，使Gould公司成为它在美国的子公司（后在90年代末美国Gould公司又收回了部分股权）。日矿公司对已经营四十多年的美国Gould公司铜箔生产工艺技术，也实现了最直接、无保留的索取与借鉴，它在欧美铜箔市场上也得到了扩大。
二、日本在欧洲的海外铜箔企业建立与发展
2.1 总述
美国的Gould公司与Yates公司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先后在德国、英国、法国、卢森堡等国家建起了铜箔生产厂。后来这些铜箔企业都遇更换控股方（有的几易其主），均落入日本企业旗下。
1982年日本三井金属公司与法国Dives公司合作，建立了“欧洲铜箔公司”（EVRO）。该法国铜箔生产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已关闭。1988年日本JX日矿金属公司收购了Gould公司，其中Gould公司德国工厂也归属于日矿金属的旗下。这家德国铜箔企业（GOULD Eichstetten GmbH）的经营一直坚持到今天。1989年日本福田金属箔粉公司兼并了在海外的英国纽卡斯尔的电解铜箔工厂（称为Cookson Fukuda Ltd）。该企业在90年代末的铜箔产能达到了300吨/月，其铜箔产品主要市场在欧美地区。21世纪，福田金属公司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对英国纽卡斯尔工厂一部分铜箔生产设备停止了使用，并对人员进行削减（由原有的130人减少到90人），产能缩小到200吨 /月。这家英国铜箔工厂在2004年被关闭。
2.2 日矿金属公司在德国的铜箔企业――古尔德-艾希施泰滕公司
1961年，美国Anaconda制铜公司派出人员，在美国成立了一家新的铜箔生产企业。它称为Gould Inaugerated Elektrometall有限公司（古尔德电子有限公司）。Gould公司分别先是在美国两地（美国的俄亥俄州和亚利桑那州）建起电解铜箔生产厂，后又在德国[当时“西德”的Eichstetten（艾希施泰滕）]、英国建立了电解铜箔厂。1963年Gould公司德国生产厂首批生产出电解铜箔产品。1988年Gould公司被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包括Gould公司在美国的两家铜箔生产工厂）被日本能源公司（Japan Energy，为JX日矿金属公司的前身）所收购，另一部分（包括Gould公司德国铜箔工厂及在欧洲其它几国的销售部门）被独立地“继承” Gould公司的铜箔事业。但Gould公司德国铜箔厂维持到2004年时也被日矿金属公司买下。
现属JX日矿金属公司旗下的Gould公司德国电解铜箔生产企业，位于德国西南部城市弗赖堡的艾希施泰滕镇（Eichstetten）。尽管这个德国小镇不很知名，但在此地的这家铜箔生产厂，却在世界铜箔业的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家被称为GOULD Eichstetten GmbH公司（古尔德 -艾希施泰滕公司，工厂见图9、10）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有五十多年工业生产历史的最老铜箔生产企业之一。它也是世界上过去很知名的Gould公司仅存的唯一生产厂（Gould公司在经营事业昌盛时有四五个铜箔生产厂，分别分布在欧美）。
GOULD Eichstetten GmbH公司的铜箔强项产品，还包括厚铜箔。它的厚电解铜箔（100μm～400μm） 主要在汽车电子用PCB上使用，现在欧洲有着一定规模的应用市场。
作为老牌铜箔“旗帜性”企业Gould公司从业人员现仍为辉煌的历史而骄傲。它在自己的网站（http：//）宣称：在电子信息领域，作为产品制造中的重要原材料，电解铜箔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应用历史。在这段发展历程中GOULD公司坚持生产的电解铜箔，获得了在PCB行业中的战略投资机遇和良好的发展前景。GOULD公司始终努力地发展自己，以生产出高品质的铜箔产品而成为全球技术领先的供应厂商之一。有一大批世界顶尖的覆铜板及印刷电路板制造厂商构成的GOULD客户群。由于他们的技术能力、质量及高度的客户定位，使公司成为跻身国际前列的电解铜箔供应商。创立于1961年GOULD Eichstetten公司已经从一个地方的小企业发展到一个全球性的电解铜箔生产厂家。产品范围包括各种IPC等级的品种，厚度规格从7微米到400微米。令这家GOULD公司的德国工厂自豪的是，它在2000年开辟了新的CAC？/ CSC生产线，开发、生产出至今仍沿用的一种生产多层PCB制造使用的特殊铜箔-铜载体（或钢载体）复合材料。在GOULD公司网站上称“我们的铜-铝-铜和铜-钢-铜载体产品，始终使用在市场不断增长的高端多层PCB。由这类电解铜箔制成的多层PCB像电子产品心脏一样，在音乐播放器、导航系统、移动电话、电脑、家庭娱乐系统、卫星接收机、飞机控制和许多其它产品中得到应用。”
我们打开Gould公司的网站，可看到一份Gould公司（包括Gould公司的美国分公司）众多工艺技术人员在1993年～2004年撰写的研究论文目录表。目录表的上方写有这样一段文字：“以下是Gould公司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们发表的技术论文。这些文章总结汇集了铜箔业技术进步的引领者们几十年间对铜箔技术的研究成果与经验。”目录表中列有37篇论文题目，大部分论文涉及铜箔的制造工艺、环境变化下的性能改变、铜箔性能测试、铜箔在高性能覆铜板及印制电路板中应用等内容。所列的论文目录，可打开全文，阅读或下载。这一份留给世界铜箔业很有保留、研究、学习价值的文献，是那些为铜箔事业为之奋斗的欧美老前辈留给下几代世界同行的宝贵遗产。为此笔者将此目录编译成表（见表1 ），提供给读者，以作参考。
2.3 三井金属公司在美国的铜箔企业―― OAK-Mitsui 公司
三井金属公司于1976年与美国OAK公司（CCL生产公司） 共同合资，在美国纽约州组建了生产电解铜箔的企业――OAK-Mitsui公司（一般在中国内地称“橡树-三井公司” ）。 这座铜箔工厂位于纽约州的Hoosick Falls镇，因此一般称为Hoosick Falls工厂。到1977年，这家工厂的铜箔生产能力又增加两倍，年产能达到3240吨。1988年，三井金属公司又一次对OAK-Mitsui公司进行投资扩产，在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市（Camden）新建了电解铜箔生产企业（ 简称为“CEL公司” ），它于1992年建成投产。1994年，OAK-Mitsui公司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新建增设销售点及仓库，以及时将铜箔产品供应给美国西海岸的客户。
1999年OAK-Mitsui公司在世界最早开发出“采用超声波粘接铜箔片薄铝箔的复合材料（即附铝箔载体的极薄铜箔）”，它一部分用于OAK-Mitsui公司下属分公司ABC公司的覆铜板产品生产中。另外一部分也广泛地应用在美国、亚洲一些企业的PCB制造中。
自90年代末起，OAK-Mitsui公司常规型电解铜箔生产处于半停产的状态，工厂经营艰难。2001年6月，OAK-Mitsui公司Hoosick Falls工厂全面停产。2003年，三井金属公司对OAK-Mitsui公司经营业务开始做调整：在已停产的OAK-Mitsui公司Hoosick Falls工厂内建立了OAK-Mitsui技术开发中心，使它成为三井金属公司有铜箔相关技术、产品研发的部门之一。2005年4月，公司又重新启动、调试在Hoosick Falls工厂闲置几年的设施，恢复特殊铜箔产品的生产，并确定了重点发展成三井金属公司的生产多层板用内埋电容材料（aradflex？）生产基地的经营方针。在2006年， Hoosick Falls工厂部分设备搬到OAK-Mitsui公司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工厂内。实施在一个工厂内发展电解铜箔产品（Hoosick Falls工厂只做faradflex？）集中经营生产铜箔的方针。OAK-Mitsui公司总部也随即由原在Hoosick Falls工厂内也迁入到卡姆登工厂内。
目前OAK-Mitsui公司卡姆登工厂具有生产电解铜箔9000吨/年的产能。但是近几年实际产量估计在4000～5700吨/年。这家工厂的所在地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位于美国东南部，它是外商投资较多的地区。到2012年统计共有200多家跨国公司选择在南卡投资设厂。南卡人均吸收外资额在美国一直遥遥领先，近年来年均投资额超过60亿美元，主要投资国与地区有德国、日本、法国、瑞士、中国台湾、英国、瑞典、比利时。主要投资项目有日本普利斯通轮胎厂、富士公司软片厂、法国米其林轮胎厂、德国宝马汽车制造厂等。我国内资企业海尔集团1999年在南卡的卡姆登市建立了电冰箱工厂，投资3千万美元，雇佣300名当地工人，后又在该州设立配售中心，雇佣工人30名，成为中国大陆企业在该州成功投资的楷模。
现今，OAK-Mitsui公司卡姆登工厂成为三井金属公司在欧美地区仅存留下的铜箔制造基地。它一直生产附载体的极薄铜箔（MicroThin？）、多层PCB内埋电容材料（faradflex？），低轮廓铜箔也是三井金属公司的主要生产厂家之一。它生产出的铜箔产品主要供应给美国、欧洲。在美国举办的“2012年IPC APEX/EXPO 2012展览会”上，OAK-Mitsui公司还展出了具有特色的层压产品、faradflex内埋式电容材料（又称为嵌入式电容材料）以及铜箔产品，成为来自美国国内的现已少见的生产铜箔、CCL产品的参展者。
清人郑板桥卖字画，素来强调润笔费：“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
心情愉悦，创作品位就高――态度如此明朗。相较于同时代文人的寒酸清高，郑板桥的作派显然超前。那么到了现代，艺术家谈及“钱景”，还会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吗?答案是：当然不。
社会现实是：活得体面很重要。很显然，这个时代不允许我们为玩艺术而捉襟见肘。
创办熏衣社
记得在东京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那两年半时间，Shun也是没怎么睡觉，要写论文，要缝衣服(她同时读了服饰研究硕士)，只有在电车上才小睡一会。所以博士毕业后，Shun才决定去法国休养生息，白天画画，周末就出去逛逛各大美术馆。欧洲的顶级美术馆馆藏丰富，幼儿园的小朋友和中学生，去美术馆上美术课很平常。Shun在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美术馆看到四岁的小朋友在大师作品前发表看自己的意见，她羡慕着这些孩子的成长环境，也感到艺术让自己渐渐恢复力量。
2005年，上海吸引了Shun，“觉得这是属于我的地方”，于是决定在上海著名的艺术园区莫干山路开一家画廊，取名熏衣社，经营当代艺术作品。“455平米，3月交一次租金，很贵。”幸而Shun在日本和法国都拿奖学金，不用交学费，在日本念经济学的时候，玩股票还小赚了一笔，有了启动资金。
科学经营，理性收藏
shun的理论是：画廊是一个需要时间去培植的生命体，至少需要坚持十年。
熏衣社每年有6个主题展，大约两个月 次，每次推出1―2位艺术家，如果当中有空隙，那么还会展出画廊所的30～40个艺术家的作品，每次挑5-6个，做常设展，会邀请VIP客户，以及一些新客户来观展。
既然属于一级市场，自然需要眼光和经验去开发。选择 个人，然后开发他――就像发现原石，然后变成宝石，这个过程不容易，所以相当有成就感。
“艺术家一开始只是无名的年轻人，需要不停为他做展览。当你第一个发现他，把他的作品带到画廊，经过策划、布展，最终与观众见面，成就感会油然而生的。”
之后，画廊必须懂得保护自己的艺术家。对于无名画家来说，画不能一下子卖很贵，一下又很低， 下又涨很高。“这样会害了艺术家。看似某一次赚了钱，实际是没能保护好艺术家以及画廊的信誉。国内很多画廊及艺术家都还不懂这点。经济原理会让你的东西上上下下，这是很专业的操作。画廊应有销售计划，保持10％～20％的涨幅。如果个画家一年只能画20张，但是想要的人有100个，这是市场，不是画廊能操作的。”
至于价格的标定，就要看这幅画的市场认知度以及目的――是展览还是销售?标价还应有侧重点，比如。可能尺寸庞大的画较难销售，那么定价就相应高一点，不指望它卖掉，但是可借它来提升展览的质量。
“好作品不定好卖，卖不掉的，不一定不好。”Shun认为画廊应尽量不提供信息去干扰观众对作品的看法，因此熏衣社展示的画大多不会标明价格。如果客户有兴趣，可以索要价目单，上面罗列的价格是事先定好的。基本不还价，除非画廊与画廊之间互相优惠。“这幅画挂在你房间，给你力量，价格不重要。”这是Shun的态度。
shun认为理想状态应是所有人都能收藏自己喜欢的、给自己力量的艺术品，而目前的实际情况，还是以投资为主。“其实，在生活平稳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收藏和投资的需求，艺术品应该离生活很近，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买来扔进仓库里，不知道哪个是哪个，等到增值时再卖掉。”
显然，多数物品会贬值。只有艺术品是增值的。有的画家，五年前的作品只值两万，如今价值几千万。“这样的奇迹，只有艺术品能做到。”
2007年之前，熏衣社是盈利的，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当代艺术明显受到了冷落，人们普遍不敢冒险，心理上希望保值，倾向于购买传统艺术。“艺术属于奢侈品，不是必需的，经济不好时可以忍一忍，复苏时再回来。”
自己也是一个艺术家
通常，会有艺术家拿着作品的照片来到熏衣社，给Shun过目，觉得不错，Shun会去看原画，仍觉得不错，遇到相关展览时，会再与该艺术家联系。由于留学日本的关系，Shun同日本的画廊合作密切，也会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带去日本交流。
如何与艺术家沟通顺畅，作为画廊老板，Shun已很有经验。她知道艺术家个个有很多想法，缺乏社会性，比较特殊。尤其职业画家，大多是不想分散精力，对自己又很有信心的一群人。个性相碰，总会有矛盾，她说自己都可以预测到，然后解决：“以诚相待，复杂的事情都可以简单化。”
论文摘要 WTO 成立后，国民待遇原则从最初适用于货物贸易领域，也逐步的扩展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等领域。并且国民待遇原则与WTO其他的原则、机制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成为了一项既包括适用原则又包括适用例外，既包含理论又包含实践的制度。在WTO体制中，国民待遇原则强调内国与外国的人、物法律地位的平等，强调经济自由开放、平等竞争的理念，从而成为WTO体制的基本原则之一。
论文关键词 国民待遇原则 适用 例外
一、WTO国民待遇原则概述
国民待遇原则作为WTO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不仅可以保障WTO成员方之间国民、货物、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在从事国际贸易活动中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还可以降低成员方内部对贸易保护方面的政治压力，促使成员方政府适当、有效地行使对外贸易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国民享有充分的贸易自由。
作为一项连接国内法与国际法的重要法律原则，WTO国民待遇原则是指一成员方通过国内立法赋予或者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承诺赋予另一成员方国民、企业、产品、商船在本国境内享有与本国国民、企业、产品、商船相同的待遇。
WTO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各成员方不可以通过国内立法或者制定政策等限制措施限制其他成员方货物、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国际投资等进入本国；也不可以通过国内立法或者制定政策等限制措施来剥夺、限制其他成员方货物、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国际投资与本国货物、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的同等竞争机会，即不得对其他成员方货物、服务和服务提供者进行歧视，从而使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本文主要通过对WTO法律体系中《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的国民待遇问题的适用及例外问题进行分析。
二、国民待遇原则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中的适用及例外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以下称“GATT1994”）中对国民待遇适用问题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3条“国内税与国内规章的国民待遇”上。具体而言，GATT1994有关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产品被一成员方输入到另一成员方时，另一成员方即进口国不应以包括直接或间接方式在内的任何方式使其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高于本国的相同产品；第二，对于某些必须在进口后进行混合、加工后才能投入市场的进口产品，各成员方不得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要求进口商品混合、加工的原材料、配料的特定数量或比例必须由国内供应；第三，各成员方对于进口产品在国内的各流通环节中涉及的各方面待遇，不得低于其所给予相同国内产品的待遇，以避免对进口产品在国内流通造成障碍。
国民待遇原则在GATT1994中的例外规定，主要体现在第3条第8款、第10款，及第20条一般例外情况、第21条有关安全例外的规定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在关于政府采购、政府补贴方面，不适用于第3条有关国民待遇适用的规定；第二，在符合GATT1994第4条有关电影片的特殊规定的前提下，成员方可以对于电影的放映设定或保持有关数量的限制；第三，从出于维护各成员方公共道德角度考虑，GATT1994允许各成员方在符合维护公共道德情况下对同类的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实行差别待遇；第四，在保护本国居民、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方面，GATT1994允许各成员方对于可能对本国居民、动植物生命或健康安全造成危害的产品采取数量限制措施或差别待遇；第五，由于黄金、白银的输出、输入会影响一国外汇政策、货币政策，因此GATT1994对于黄金、白银的输入、输出方面采取了特殊规定加以限制；第六，就知识产权保护及防止欺骗方面，各成员方基于前述原因对其他成员方商品进口在合理范围内可采取不同的待遇，不构成对GATT1994规定的违背。
此外，对于监狱劳动产品、艺术品及文物、自然资源及涉及国家安全等方面，GATT1994也允许各成员方可以不适用国民待遇原则，而作为例外规定。
三、国民待遇原则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适用及例外
国民待遇原则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以下“称GATS”）的适用主要体现在第17条的规定中，GATS国民待遇原则主要规定适用在各成员方在承诺表中承诺的部分，而非对各成员方提出统一、一致的要求。这种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就此问题早日达成协议。如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其难以完全开放的服务贸易领域，而使发达国家凭借国民待遇原则在发展中国家任意扩张，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方面遭受威胁，加重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和国际收支中的负担，这有悖于GATS的宗旨。因此，GATS中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是在各成员方平等谈判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并且在协议基础上确定不同服务行业中不同程度的国民待遇，也体现了各成员方之间的利益互惠，以符合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需要，调和各成员方之间的分歧，达到妥协的目的。
国民待遇原则在GATS中的适用可附加的条件和资格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GATS中国民待遇的给予及适用方法是各成员方通过谈判、协商来确定的。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各成员方对于是否给予其他成员方国民待遇或者在附加哪些条件、资格的前提下给予其他成员方国民待遇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但是，各成员方对于国民待遇可以附加哪些资格或条件，GATS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根据GATS第20条第2款的规定，即在承诺表中列明的与第16条、第17条均不符合的措施，可被认为是GATS有关国民待遇的资格限制或附加条件的规定。
第二，GATS第18条中是有关附加承诺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各成员方对于不在第16条、第17条列表要求内，但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可以进行谈判作出承诺，这些承诺列入承诺表也可以视为对国民待遇规定的资格限制或附加条件。
第三，GATS第14条对于一般例外及安全例外做了规定，主要包括维护公共道德及秩序；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防止欺诈、欺骗或合同违约；保护个人隐私、记录等；国家安全等方面，前述内容也可以作为GATS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
四、国民待遇原则在《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中的适用及例外
国民待遇原则在《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称“TRIPS”）第一部分第3条对于国民待遇的适用进行了规定，这一规定将GATT中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适用范围，即对仅适用于进口产品的国民待遇原则扩大适用到了包括版权、专利权、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领域，因此也加强了知识产权在世界范围内的保护力度。
TRIPS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一成员方给予其他成员方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但是前提是TRIPS涉及的国民待遇需要遵守《巴黎公约》（1967）、《伯尔尼公约》（1971）、《罗马公约》或《有关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中已规定的例外情况，使TRIPS有关国民待遇原则的规定与前述国际条约保持一致，以免适用时发生冲突。
除了前述有关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例外，TRIPS第3条第2款就司法及行政程序的例外也作出了规定；且第73条有关保证的例外规定，也可作为TRIPS规定的国民待遇适用的例外。
五、国民待遇原则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中的适用及例外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以下称“TRIMs”）第2条对国民待遇和数量限制进行了规定，要求各成员方遵守GATT1994所规定的其他权利义务，并不得采取与GATT1994第3条、第11条规定不相符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并且，TRIMs在其附件中也列举与GATT1994规定的有关国民待遇义务及普遍取消数量限制义务不一致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从当地成分要求、出口要求、外汇管制、国内销售要求等四个方面对外国投资者进行限制。
TRIMs中有关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例外，在第3条中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即GATT1994项下的有关例外规定可以酌情适用于TRIMs。
除此之外，由于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较弱，因此对外进行国际投资的投资能力及投资领域均有限。而这些国家针对发达国家大量的国际投资事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往往会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来保护本国的经济。为了兼顾各成员方的利益，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TRIMs第4条规定，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方有权根据GATT1994第18条、《关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收支条款的谅解》、《关于为国际收支目的而采取贸易措施的宣言》的规定，允许发展中国家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暂时的偏离TRIMs第2条有关国民待遇原则的规定。
根据TRIMs第5条的规定，其允许发展中国家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方暂时背离国民待遇原则的期限最长分别不得超过5年和7年。但是，如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提出合理的理由证明其实施TRIMs规定的内容存在特殊困难，则还可以申请货物贸易理事会延长相应的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