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9 03: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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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在孔子的孝道思想 中，孝 道的根本是 子女伴 随着对父母 的感 恩心理，自然流露 的对 于父母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 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 ，孔子 因此视孝 为“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可 以说 ，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 了维护这 一文 化之根 ，当父母有过 时，子女虽然应 当劝谏 ，但劝谏 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 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有“以孝 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 当注意到在 孔子思想 中“孝”与“忠”与 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精神的根源，若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了孝，那么也就不能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了。因而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梁漱溟先生在分析后亦认为，“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 ’，自是没错 。”若不认识中国人的孝文化 ，那么便永远不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已经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研究孝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孔子的孝道观对于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中国孝文化必须首先研究孔子的孝道思想。研究孔子孝道思想最为可靠的材料只能是《论语》，虽然在其它一些书籍中亦多有“孔子日”、“子日”之类 的记载，但那多是后人冠以孔子的名头以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即使其中有些确实是孔子的言语，但为慎重起见，我们也只能先采取“阙疑”的态度。下面即以《论语》为主要研究材料，同时参考其它书籍中的孔子言论，对孔子孝道思想进行探讨 。
一、 孝与“报亲恩”
孝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子女对父母 的感恩心理。中国诗人在很早以前 ，就对父母的养育之恩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哀哀父母 ，生我劬劳……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吴天罔极 。”(《诗经 ·蓼莪》)“欲报之德，吴天罔极”，强烈体现了子女思报亲恩的感恩心理 。
孔子在《论语》中亦表达 了子女对于父母的感恩心理。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子女对于父母感恩情感 自然流露的思想 ，孔子在与其弟子讨论“三年之丧”的对话中这样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 ·阳货》)子女就算只念到幼时父母对 自己的养育之恩 ，也应该为父母守三年之丧 。
父母无微不至地疼爱 自己的子女 ，为子女无怨无悔地付出，子女自然从心里产生报答：母之恩的心理 ，对父母 自然怀有“爱敬之心”，向父母行孝尽孝 ，而子女这一点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则是儒家文化最为重视、培养的文化根源。
二、孝与“爱敬之心”
孝是子女的感恩心理的 自然流露。这种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是孝道的根本，而所有外在的孝道礼仪则都是使这种“爱敬之心”合理畅快地表达，因此孔子更为重视作为孝道根本的子女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孔子云： “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至于犬 马，皆能有养。
无敬，何 以别乎?”(《论语 ·为政》) 子女如果心中没有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只是满足父母的物质生活需要，那样与养狗养马又有多大区别呢?《为政》篇又云：“子夏问孝。子 日：‘色难。有事 ，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 因为孝的根本是子女心中对于父母的“爱敬”如果没有了根本 ，子女无论怎么做，即使是天天让父母吃山珍海味，住广厦别墅，也不能称为孝。
子女与父母基于血缘亲情的相亲相爱，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的本源与始点，如果父母子女间都不相亲相爱，又怎么奢望人群大众能够相亲相爱呢?故《论语．学而》云：“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孝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始发处。人人皆有敬爱父母之心，循此本心，顺 此本性，扩 而充之 ，由最亲以及于最疏，自然流出，绝不勉强 。故中国传统的社会与文化 ，建筑在孝 的伦理上，从人类 内发而 自然的爱敬为起点，而扩展出去。《孝经 ·开章明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确实一语道出了儒家文化及中国文化的根源与其特殊之处 。
三、孝与“无违”、“几谏”
“父为子纲”是儒家孝道伦理 自近代以来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孔子的“无违”之教也会使人很容易认为“父为子纲”由孔子开其端。对于儒家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用孔子的“几谏”来说明孔子并没有主张“父为子纲”，“父为子纲”是 日后法家思想掺人，又由后世君王及一些儒者提倡形成的。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看看孔子是否有这种思想，或者是否有会导出“父为子纲”的思想倾向。“无违”之 说 出现 于《论语 ·为政 》篇 ，其 文云 ： 孟懿子问孝。子 日：“无违。”樊迟御 。子告之日：“孟子 问孝，对日‘无违。”’樊迟 日：“何谓也?”子日：“生，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祭之 以礼。”
如果我们用“父为子纲”来解释这里孔子所说的“无违”，那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若是这样，孔子就没必要接着对“无违”作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的解释。孔子这里的“无违”指的应当是子女需要不违反礼的要求侍奉父母，却没有无论父母对错 ，子女都要无条件服从父母命令的意思。
如果父母有过时，子女应当如何做呢?孔子这么说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 ·里仁》)“几 ，微也。父母有过，当微纳善言以谏父母也。”即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23父母有过 时，子女应当向父母进谏 ，但是进谏的方式应该是和气悦色，以温柔的声音微微表露自己的意见，只要让父母觉察到 自己的观点即止。子女不能够认为自己有道理，就明白指出父母的不是 ，并要求父母应 当如何如何，这样做是不为孔子所允许的。
四、孝与“父子相隐”
孔子及 El后的孟子所代表的儒家正统将亲子之间的血缘亲情视为其文化的根源 ，无论怎样都不能破坏此根源 ，因为在他们看来，破坏了此根源，就没有了儒家文化的一切。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出现冲突时，孔子认为维护父子亲情是最重要的。《论语 ·子路》篇云： 叶公语孔子日：“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日：“吾党之 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认为“其父攘羊 ，而子证之”的做法是正 当的，而孔子则从维护血缘亲情的立场上，主张“父子相隐”。在上面提到的“几谏”上，孔子亦表现了同样倾向：如果子女屡次“几谏”，父母依 旧坚持己见，那么子女心中忧伤，也只能“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L3]了。因此站在国家立场上的韩非批评儒家说 ：
“楚之有直躬，其 父窈羊，而谒之吏。令尹日‘杀之 。’以为直 于君 而 曲于 父，报 而 罪之 。以是观之 ，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 ，对日：‘吾有老 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 ，夫父之孝子 ，君之背臣也。”(《韩非子 ·五蠹》) “君之 直臣，父 之暴子”、“父 之孝子，君 之背臣”，当亲情与国法冲突时，孔子趋向于取亲情而舍国法 。“父子相隐”顺应于人的自然情感，但其有时又会与国法相违背，这在日后一些 中国人的思想行为 中产生 了极大 的冲突，造成 了一些人 生悲剧“父子相隐”有人类 自然的心理基础，但孔子及其儒家过于重视亲情的倾向，在现代社会，若不加以限制、转化 ，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
五、孝与“以孝治天下”
中国过去的皇帝大都称要“以孝治天下”。那么，“以孝治天下”及 日后无所不包的“泛孝主义”思想在孔子那里究竟如何?《论语 ·为政》云：或问孔子 日：“子 奚不为政?”子 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 孔子上面话的意思是说：在家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家庭治理井然有条理，这也是从政，为什么能说只有出外做官才能称为从事政事呢?孔子这里将治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与孔子这里的言论是一致的。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家国同构，治理整个天下与治理一个小家庭是一样 的。家庭里的一切关系均能由“孝”引发米。以孝治家，以孝治天下 ，这在当时是很可能存在的历史现象。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是孑L子孝道思想中内含 的倾向。《论语 ·为政》又云： 孟武伯问孝。子日：“父母唯其疾之忧。”
“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4 生不生病并不能由子女 自身所能掌控，但子女可以不做不义之事。子女能够让父母 只担忧自己生病与否，并不会担忧 自己为不义之事，这样才能称为孝。子民做任何不义之事 ，都是不孝，都不道德，这确实可称得上是“以孝治天下”。《礼记 ·祭义篇》充分发挥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其文云 ：“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这即是人们所称的“泛孝主义”，从这 可以看出，“以孝治天下”、“泛孝主义”是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的倾向。
这里有一处需要提及的是 ，在孔子的思想中，“孝”与“忠”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按照古人的说法 ，亲子之间是“天合”，无论父母如何不是，他毕竟是子女的父母，这是子女不能否认 的，子女无论如何都不能弃他们而去；而君臣之间是“义合”，如果君王不按照君王的要求去做，为人臣的是可以离他而去的。“天下有道则 现，无 道则 隐。”(《论语 ·先进》)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 ，不可则止。”(《论语·泰伯》)在孔子的思想 中，不止没有“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所包含的子对亲、臣对君绝对服从的思想，就是“孝”、“忠”两德目之间也有区别。因为 日后儒家的“移孝作忠”深为近代以来时人所诟病，故在此略为申述 。
最后我们对于以上关于孑L子孝道思想的探讨做一个总结 ：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孝道的根本，是子女伴随着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自然流露出的对于父母 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孔子因此视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 以说，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了维护这一文化之根，当父母有过时，子女虽然应当劝谏，但劝谏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有“以孝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 当注意到，在孔子 思想中，“孝”与“忠”与 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从对孔子孝道思想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孝反应了人类 自然的心理情感现象 ，对于培养人的爱心，促进人与人相亲相爱及和平共处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孔予孝思想 中含有的观念，如果不加 以适当限制，给予适 当转化 ，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关键词：论语；孝道；孔子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16-02
《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即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虽然《论语》所记也包括了孔子某些弟子的言行，但其中十分之九记载的是孔子本人的言论，所以，基本上可以把《论语》看作记录孔子言论的语录。这是中国古代儒家最早的语录体文献，后来至宋明时语录体才大行于世。汉初对《论语》也单称《论》，或单称《语》。汉代人把传自鲁人的今文《论语》称为《鲁论》，把传自齐人的今文《论语》称为《齐论》，把古文《论语》称为《古论》，合称“三论”。后来《齐论》与《古论》相继散失，《鲁论》便独传于世（朱熹：《论语集注》卷前）。
《孝经》中说:“人之行，莫大于孝。”于是有了前人常说的“孝为百行之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个人依托父母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依靠父母的辛劳培育才长大成人，独立后，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回报，孝敬，赡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既然为人子女，对父母行孝道是顺理成章，不言而喻的事情了。《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尚书》上言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论语》中也云：“入则孝，出则弟，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卒为难。”即是养育父母，敬爱父母。由此可见孝的内容广泛，意义深远，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尽孝道呢？首先，爱护身体，珍惜生命。《孝经・开宗明义篇》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吕氏春秋・孝行》也云：“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其身，不损其身，可谓孝矣。”这都是讲父母给予了我们一个完整的身体，我们自己要好好珍惜，某一天在九泉之下也能完好无损归之于父母。可谓是敬孝的开始。其次，尊敬父母，赡养父母。《论语》讲到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游问孝道，孔子说：“孝敬父母如果向犬马一样，不严肃的对待父母的敬养，那就没有啥区别了。”《论语・学而篇》云：“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对于父亲的行为要观之行之，这也就做到孝了。再次，谦恭有礼，无违孝道。《论语》孔子云：“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不怨。”孔子说：“侍奉父母如果发现他们的缺点应该婉转规劝，如果父母没有听从，也应当恭敬的奉养，不要冒犯他们，也应该不怨恨。”《论语・里仁篇》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孔子说：“父母的年纪不能不时时记在心上啊，一方面因为其高寿而高兴，一方面因为其寿高而有所恐惧。”最后，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对待父母的丧事要谨慎对待，同时也不要忘记礼节制度，不要再次让父母担忧。《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里仁篇》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说：“父母在世的时候不出去远门，如果出远门，也必定告诉父母的去处。”这些都可谓是做到了孝道。
孔子对“孝”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发，并对如何做到“孝”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正是由于孔子的大力倡导，使“孝”道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并对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思想意识和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社会生活的安定与和谐、家庭生活的稳定和幸福，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华民族的家庭以特有的稳定性著称于世，孔子“孝”的思想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孔子“孝”的思想又包含着消吸的因素，尤其是当“孝”道和“忠君”思想相结合，并为剥削阶级所利用之后，“孝”的观念成了统治阶级用以束缚和奴役人们的工具。因此，我们对孔子“孝”的思想，必须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家庭道德服务孔子“孝”的思想经孔门弟子以及历代儒者的不断阐释和宣扬，加上历代统治者借助于国家机器大力推行，使其成为一条十分重要的道德规范。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看到“孝”对调整家庭关系，稳定和巩固封建秩序跳作用，便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不断加以补充和发挥，使其越来越适合剥削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需要。这就使“孝”的思想观念除了原来就包含的消极因素外，又加上了许多封建糟粕的内容。
以上是孔子的孝道观，对弘扬民族精神，提升人文素养，促进社会和谐，巩固政治制度，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儒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宗法性色彩，封建性色彩，尊亲性色彩，血缘性色彩等等，但是在汉代曾经一度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官举孝廉，并且看作是首要的标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敬忠敬孝，愚忠愚孝的可喜可悲事件。这一系列的影响乃至扩大到整个社会，于是就禁锢了人们的个性自由，麻痹了人们的思想，毒害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格特质的形成，对于其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以何种姿态对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弘扬有价值的层面含义。
从古到今，从城市到农村，孝道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究其原因且作分析。中国古代天子之孝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西伯侯姬昌，他就是周文王，他对长辈的孝敬那在当时是妇孺皆知的，每天早晨鸡鸣就去询问父亲睡觉的情况，好则高兴，忧则伤悲，还有每次端饭吃饭的时候也总要询问饭菜的冷热，爽口如何，当时有人记载了这一孝行：问安寝门外，旦日俟鸡鸣。以至日中昃，居常尽此诚。后来在他登基后继续发扬光大孝行，结果国家繁荣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也有与此相反的事例：“郭巨埋儿”，“玉祥卧冰”，“孟宗哭竹”，一系列愚忠愚孝的行为。这些情况可能是随着传统家族制度的父家长专制的行成而导致的，时间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于是就有了这典型的事件。而当今的不孝子女大有人在，一个博士生，在戴上博士帽娶了媳妇后竟然不认自己含辛茹苦养育大他的亲娘。原因是母亲没有提醒他泡了三天的衣服，和娶了患有乙肝的女孩反对，此后他就封锁了所有关于他的消息，母亲再也找不见他了，更别说唠叨了。一个高知识分子，高素质人才，竟然是这样的所作所为，这究竟是谁的悲剧？教育的失败，道德的沦丧，良心的泯灭，这无疑给我们敲响了沉痛的警钟。在城市里这种现象也比比皆是，儿媳和孩子一起和父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不努力工作，开口向父母要钱，典型的啃老族，甚至不给钱就打骂父母，更有甚者让父母睡过道，干苦力活，带孩子，做饭洗衣。这种行为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报得三春晖”他们做到了吗？有没有想过责任心何在？不只是城市，农村这种情景更为严重，更令人担忧，年轻力壮的都外出打工，留下了七八十的老人在家，还得带孙儿，他们的衣食住行怎么弄？他们还得“荷月带锄归”，“锄禾日当午”他们生病了又有谁来知道，又有谁来照顾，有时候留守老人去世几天后才发现，我们不得不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处境，是医疗制度的不完善，是老年人权益的维护不当，是我们的不得已的苦衷，还是道德体系的不健全，还是做人原则的扭曲，还是人类在走向倒退……
儒家的孝道，两千多年来，不仅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人们的思想，同时也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评判人之德行的标准。此可谓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具体的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至少应该这样做：热恋的同胞每天节约几毛钱给远在他乡的爸爸妈妈打个电话；赶潮的同胞少买点名牌衣服节约几元钱给爸爸妈妈买件衣服；爱吃零食的小姑娘少买点零食节约几角钱给爸爸妈妈买点营养品；爱抽烟的男孩子少抽一包烟给爸爸妈妈买点生日礼物；尽孝道不需要做太多，爸爸妈妈也不要求我们做太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时，在高歌传统美德的时候，对于华夏民族的遗产我们应该以慎重的态度对待，我们应该深刻的反省一下我们道德的重建，医疗体系的健全，教育的走向，总之我们应该然让优秀文化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中华民族文化大放光彩，让整个中国是一个和谐，美满，幸福的大家园。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关键词:孝;论语;孔子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美德之一。其实,孝的思想早在孔子以前就已产生,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之中“孝”字从老从子,象征老人扶子之行,象征年轻人搀扶族中老者。“孝之本宜,恐非限于父母,诸父诸祖亦应善事。”(《金文诂林》卷八)在远古的氏族和部落社会之中,“孝”的意义是很广的,是指对本族中年长者的尊重、敬爱、赡养和祭祀[1]。随着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社会长时间的发展,“孝”也由对族中老者的尊敬变成对父母的关爱,成为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甚至在今天,对生者的“孝”更为受到重视。但是综观《论语》里的孝道思想,跟上古时期更为接近,那就是“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义务,还是忠于国家的品德基础,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士的标准之一,在孔子那里,孝不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是精神上的抚慰和祭奠。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动摇,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之下,传统宗法社会中维持人际关系的孝道思想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子弑父、臣弑君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整饬社会秩序,重建孝道伦理的过程中,孔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的前提。《论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有子所说的一句名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这句话是说,孝悌是做人的根本,人之行莫大于孝,为人者如果做不到孝,那其他的品质也就无从谈起。有子继承的是孔子的思想,可是说这是对孔子孝道思想的延展,孔子自己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在另一本儒家经典《孝经》中还有一句话说:“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儒家从理论上肯定了孝是人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仁”是孔子强调为圣人的必要准则,而孝作为仁的内核,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有子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犯上和作乱即为不忠,孝悌者鲜犯上而无作乱,是忠君爱国思想的拥护者。我们现在常说“孝顺”一词,似乎孝敬就代表着顺从长辈或者权威的意志,那孝是不是就是愚忠和逆来顺受?很多人因此产生误解,批判《孝敬》的愚昧和保守。其实,仅就这一点,孔子早就给出了答案。有一次,曾子问孔子,“孝”是不是就等于“从父之令”,缺乏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价值的准则呢?孔子的回答是:“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在“孝”之外,孔子还用了另一个道德的准则“义”来规范它的实行。如果上级或者长辈言行不已,就可以阻止或者不执行。可以看出,“义”作为一个概念是超越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的,《荀子•子道篇》记载了同样的一段话。鲁哀公问孔子同样一个问题。子贡认为“子从父命”就是孝。孔子说子贡是“小人”。孔子指出“子从父”不能说子“孝”,臣从君,也不能说是臣“贞”。孔子说:“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总而言之,“孝”是子对为什么要从“父之令”的审慎的把握。把握的标尺就是“义”。“孝”由此就成为小辈或者臣子依据一种更高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准则,根据一定的认识论方法处理与君和父的关系的一种品性。在这种解释思路下,“孝”不是无原则的服从,“孝”是学道的表现和成就,是对自己内心最高价值准则的服从。“孝”不是对长辈和上级的单向的义务。
其次,孔子认为在精神上的孝,意义远大于物质的供养。关于这一点,孔子在《论语》中多有论述,对于不同弟子的提问,他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是其中的要义都是一致的。他认为一般人所说的养就是孝的观念是有问题的。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认为,就是家里豢养的动物,都能在物质上被给予很好的照顾,那么给父母的物质供养就不足以成为孝与不孝的分界线。能够区分的只有抽象的情感。所以色是难的,要做到面对父母的时候,不厌烦而有愉悦之色,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的。如果整天摆着一副臭脸,父母就是天天食鲍鱼吃燕窝也不会开心的,父母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看到这两句,心中感慨颇多,孔子的教导对现代人来说指导意义更大。在古代,交通不便,疆域窄小,出趟远门并非易事,正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但是今天,除了农村那些出不来的人,还有多少人愿意固守家园,守护自己的父母?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身不由己,繁忙的工作,又有谁考虑到父母的感受?每当我们推说加班加点而没空探望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记得孔子的教诲?那首《常回家看看》在大江南北的走红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一点,我很佩服孔子,他洞察到了人内心的想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所在。在父母眼里,子女的陪伴和关切比物质的丰盛要重要得多。所以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是的,既然是孝子,那他在物质和言行上的态度就不会受到父母的微词,唯有疾病,是天灾,很难由人力控制,是父母和孝子都没有办法的。这种疾病,不是自身的不注意造成的。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毁。”所以自然的病症成为父母也是孝子最无能为力和担忧的事件。另外,孔子还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皆弟之言。”对于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看法,向来都被认为有主观的成分,但是人们不会对孝子父母对孝子的看法有怀疑和不好的评价。孝道作为人伦之一,那个时代是大家很重视并且有目共睹的,如果是公认的孝子,那么他的言行对社会就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成为道德楷模式的人物。此时,就连父母家人也变成了“孝”的监督者,他们的言行是有公心且可供参考的。由此可见,孝在当时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
再次,孝道对政治能够起到作用。除了间接地从孝到忠,孝道还可以淳化社会风气,教化大众,安定社会。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认为,在家族里对长辈的孝敬,对兄弟的爱护,可以维护一个家族的正常次序,这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的,当然是为政的一个方式。孔子还解释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在他看来,倡孝实际上就是一种用德行来影响政治,作用于社会与百姓,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治国方略。因此,孔子及儒家主张用孝教化百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孝经•广要道章》)对人们“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为人君者也。”(《孝经•广至德章》)这样社会就会稳定,形成“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局面。《孝经》可谓儒家经典,虽然直接吸收孔子的思想不多,但《孝经》对孝的思想的阐发可以说是继承了孔子的传统,又生发开来的。特别关于孝和政治的关系,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想法。先秦儒家孝道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使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在中国社会舞台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从汉以后“以孝治天下”的格局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我认为,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举孝廉的政策应该就是儒家孝学说影响巨大的有力证据。举孝廉之人,直接为官,看来孝真是与政治不可分割了。到了元明清时期,很多文人创作的戏曲和小说更是体现了用孝来教化大众的思想倾向。比如《琵琶记》、《任孝子立地成神》等等。
最后,《论语》中提到,孝不仅是生养,还是死葬,不仅是对人生前的尊敬,更是对死后亡灵的尊重,慎终追远,这才是孝的完结。比如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里的“违”应指的是违背礼节。就是说不管长辈是否在世都必须按照礼节来侍奉他们。对于死去的人,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杨伯峻将“道“解释为父辈合理的东西,引发了学者的争议,有人认为,三年不改,难道超过三年就可以把合理的东西改掉吗?我觉得这是钻牛角尖,孔子说过,顺从并不是孝,这里应当采取杨的解释,即在父丧的三年之内,尊重父辈遗留下来的合理的教义,三年之后,可以添加或者根据具体要求进行修订,但是对合理的东西至少保证三年的不变化。没有什么对错只之分,只不过时移事易,对待不同的事件一定有不同的正确防范。对于丧葬的礼节,孔子认为并不是越隆重奢靡越是孝。正如前面所说,孔子重视的是心,而非物质。同样在论语中,他说:“礼,与其奢也,凝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儒家在强调“哀戚”的神色,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忧伤,就是对死者最大的祭奠。同时,儒家又认为这种悲哀之情是有节制的。要“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要有三年之祭,“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而对于丧祭之事,孝子必须恭敬严肃,孔子说:“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丧事不敢不勉”(《论语•子罕》)表达了在祭祀时对先辈要虔诚。
可以看出,虽然在《论语》中,只有十九处明确地提到了“孝”,但是那些关于祭祀、关于忠、仁的阐释也是跟孝不可分割的。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孝”乃是研究孔子甚至儒家思想绕不过去的一条重要线索,从《论语》到《孟子》、《荀子》和孝经,以及后世诸多的儒学经典,都清晰地记录了“孝”的发展轨迹。无怪乎有学者认定,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孝的文化。当然在谈到孝道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过分绝对、片面地愚孝和死板遵守儒学教义对民族精神的伤害,对于每一种思想,我们都应当审慎和警惕,保持客观的研究姿态。
参考书目:
(1)鲁行经院学报范玉秋林雨2002年第5期论《孝经》对孔子“孝”的思想的发展
(2)东岳论丛2005年5月第26卷第3期黄开国先秦儒家孝论的发展与《孝经》的形成
(3)《孝经译注》汪受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
(5)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1期李淑霞论孔子思想中的诚信与孝悌问题
关键词：佛教 《盂兰盆经》 孝道
在现代社会中，虽然传统的孝道思想仍然有一定积极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这种影响力在逐步减弱。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挖掘中国宗教思想的宝藏，为中国传统孝的思想提供更多的、有益的理论补充。佛教中“孝”的合理思想对当前我国社会重新树立新的孝道观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主要浅析佛教经典孝经《盂兰盆经》中的孝道思想。
一、 当今社会孝道观念的变化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孝文化存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封建宗法制度盛行，家族和家庭对社会和个人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族长和父权往往分别是家族和家庭的中心。由于社会的封闭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条件的限制，个人往往对家族和家庭有很深的依赖。但是，在当今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里，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社会日趋开放，人们有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人不再是无法冲破家族和家庭束缚的孤独的人。因此，家族和家庭对个人的影响和作用明显下降，甚至消失，家庭本位逐渐让位于个人本位。人们传统的孝道观也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发生了质的转变。
随着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推行，两代人思想的隔阂加深，甚至出现了沟通的障碍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孝”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削弱了。具体表现为：1．不再笃信家长的权威。由于当今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孩子知识的获得不再是简单的通过家族或家庭的言传身教而往往是通过社会来获得。家长对孩子知识的权威性有所下降，这也就直接影响了家长在孩子生活中的地位，由此，造成了孩子对家长的质疑，甚至不尊重。2．社会流动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家庭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隔代和多代家庭的结构出现了瓦解，夫妻二人世界的生活成为社会的主流。由隔代或多代一起共同生活发展到夫妻和孩子一起生活，这直接影响了孝的观念和意识的传统。
在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西方思潮冲击着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孝道观。西方具有与东方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古希腊罗马时期，幸福论者将个人的快乐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德行论者强调普遍的理性、知识和禁欲。因此，不论是德行论者还是幸福论者对于所谓的“孝道”都是十分淡漠的。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以信仰取代感情，以神性取代人性，在一个以上帝为核心的社会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孝道受到无情的压抑。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开始崇尚极端的个人主义，在虚假 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掩饰下，往往孝的观念淡薄。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影响西方的同时，西方的一些观念也在影响着中国。
二、《盂兰盆经》中的佛教孝的思想
1．孝与众生、大众的教化。在《盂兰盆经》中充分体现了大众的力量，如《佛说盂兰盆经》中说：“时佛敕十方僧，皆先为施主家咒愿”，“当须十方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在这里它借助了六合众僧的形式突出了广大众人在宣扬孝道中的作用。在当今社会里，可以通过借助全体群众的力量来宣扬孝的思想，提倡孝的风气。风气的提倡和孝道的宣扬离不开教育，佛教很注重教化的作用，佛经本身就是教化的工具，《盂兰盆经》是佛在祗陀太子的花园中为大家讲解的。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宣传孝的手段很多。但关键并不在于各种手段和如何宣扬，关键在于孝的思想是否能够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尤其是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中，孝的提倡本身就是和谐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既联系了我们日常百姓的小家，又联系了我们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家。
2．孝与人性、敬畏心。在《盂兰盆经》中并没有回避人本性中自私的一面，通过目连尊者母亲的行为突出表现了人性的自私。目连尊者母亲得到食物时“便以左手障钵，右手揣食”这一描写形象地表现了人的吝啬不舍、只为自己、自私的本性。而得到的报应是“食未人 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 佛教中强调因果循环和因果报应，正是目连尊者母亲种下的吝啬的“因”，从而导致了恶报的“果”。佛教正是利用人们对地狱的恐怖，使人产生敬畏心，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灵的目的，使人能够尽心行孝。在当今社会中，虽然我们大力提倡孝的风气，进行孝的教育有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对不孝恶行的惩罚是非常有限的，并不足以震撼人的心灵。
孝观念的建立，是在孝的风气提倡之上的。而风气的提倡往往是利用人本性中善的一面，挖掘人善的本性，往往是从如何抑制人恶的一面开始的，而恶的抑制不是简单的说教可以达到的。因此，佛教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现实的地狱来惩罚人们的种种恶行。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理性地面对不孝的行为，并建立相应的系统化、法律化和规范化的社会惩罚体系。
3．孝行与孝心。佛教经典中在宣扬孝行的同时，更注重孝心，强调行和心的统一。中国佛教孝道认为，不仅要以“敬”报答父母恩，而且要 以“德”报答父母恩，更重要的是要以“道”报答父母恩，只有理、行同修，才能达到真正的大孝。并提出父母去世时“三年心丧，临丧宜哀”的主张，以显示告诫佛徒不忘世情、慎终追远的孝道思想。《盂兰盆经》中也间接反映了这一思想，在该经中目连尊者并不只是在行为上祭拜过世的父母，而是从内心里牵挂着已经过世的父母，通过佛祖的指点，最终解救生在饿鬼中的亡母。
在当代青年中，尊老、敬老、养老的观念逐渐形式化，子女往往只是从物质生活上关心老人，忽视了从内心和精神上关心父母。老人更需要得到的是子女和晚辈的“精神赡养”，也就是子女除了满足父母的物质需要外，还要从内心和精神上关心父母，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所缺乏的。
“精神赡养”应该是我们当前社会所重视的孝道核心思想。孝行和孝心二者真正的统一，才是我们社会所提倡的真正孝道。
4．孝与身心的和谐。佛教追求脱离现实的苦海，追求永恒的快乐，这种快乐的追求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通过自己帮助众生带来更多的快乐，达到身心的和谐统一。这一点从《盂兰盆经》中可以体会得到，如“其有供养此等自恣僧者，现世父母六亲眷属，得出三涂之苦，应时解脱，衣事 自然”。这是讲有孝心的儿女们，为了报答父母恩情，发心供养大德高僧，使现生已经去世的父母以及六亲眷属，都能够解脱痛苦，自然快乐。孝道本身作为一种善的行为，使别人获得快乐的同时，自己也会获得快乐和身心的愉悦。
[关键词]韩剧，孝道；表现模式
最近几年来。电视剧领域韩潮滚滚，韩剧不仅占据了大多数人的业余时间，而且也成了公共场合最容易切入的谈资和话题。韩剧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形式上看，有成功的商业包装、优美的背景音乐，剧中的主角都很英俊、漂亮。从内容上看，剧中的故事情节都很贴近现实生活，容易使观众产生共鸣，爱情故事浪漫唯美，符合大众的口味。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剧对于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表现，特别是对于孝道思想的肯定和宣扬，切合了中国观众怀念传统文化、回归民族经典的心理情结。单从儒家传统文化的视点来看，可以说，韩剧中的孝道叙事无疑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韩剧中的孝道叙事从表现模式看具有如下特质：真诚、顺从、和美。下面分而述之。
一、孝道植根于血浓于水的真诚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是孝道。但是，儒家对孝道的倡导，特别侧重于内心的真诚，而不是外在形式的作秀。这一点，孔子在《论语》中论述得很清楚。《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敬父母，不能是仅仅提供优裕的物质条件，否则，无法区别于犬马。韩剧中的孝道之所以感人，真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大长今》中，长今的妈妈已经死了，长今还喂她吃果子，还说：“你嚼不动吗?我替你嚼。”然后这样徒劳地嚼着果子，再塞进她的嘴里，直到再也塞不下，才流下泪来。而后面她一边埋葬母亲，一边画外音复述她母亲的遗言，希望她入宫做御膳房的宫女，当上最高尚官，在最高尚官有权写的碑文上书写自己的冤屈。从此长令听从她母亲的遗言和教导，为她实现所有的事。观众看了无不为她的孝心所深深感动。
在《人鱼小姐》中，雅俐英对瞎母予以了精心照顾，后来嫁到婆家每天忙于厨房，把厨房收拾得干净利落，想尽办法打动婆婆，还给奶奶写信，改善公公婆婆的关系，她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以及她的婆家。观众看了，无不对她这样的媳妇心生敬意。在这部剧中，就连没有任何收入的老奶奶，在家中的地位也犹如太上皇。让电视机前的老人看了心生羡慕。
这一切都折射出韩国人非常信守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尤其深受儒家文化中“五伦”思想的影响。韩国人重视家庭和人伦关系中长幼尊卑的定位，对父母要孝顺，对朋友要守信，对师长要尊敬，夫妻要职责分明。而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当中，他们认为 “父子有亲”是第一要义，孝是人类一种生生不息的亲情之爱，是家和万事兴的基础。
二、孝道崇尚恭敬谨慎的顺从
儒家的孝道，十分讲究一个“顺”字，《论语・里仁》：“子日：‘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在这里，孔子强调，侍奉父母要轻微地谨慎小心地去进谏，如果自己的意见不被父母采纳，仍然要做到顺从而不违抗，辛劳而无怨言。这一点，在韩剧中是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来表现的。
在《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中，有以下一段对白：
秀京：妈妈，今天我不回去了，打算在敏基家过夜。
英子：你在说什么疯话呢你?
秀京：不是的，妈妈，敏基的父母都去美国了，他家的保姆本来说好了今天回来。可是因为临时有事，回不来了，晚上家里就敏基一个人，多寂寞啊。妈妈。
英子：少废话，快回来。
秀京：妈妈，敏基说他怕黑，晚上不敢一个入睡。
英子：你懂什么呀，他哪是害怕，那是骗你呀，你了解男人多少啊，男人都是肚子里有三十头豺狼和十条蟒蛇的东西，千万不要相信男人。快回来!他要是怕黑，让他来咱们家睡。
秀京(捂住话筒)：我妈说男人都是肚子里有三十头豺狼和十条蟒蛇的东西。叫我不要相信你，让你到我家睡。
秀京是典型的时髦女孩，不会煮饭，不会做家务又时常忘记对未婚夫说敬语，在和母亲的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时，还是建议男朋友到自己家去睡。由此可见。韩国人的家庭观念是很强的，青年人处理自己的恋爱关系时，不时地要咨询父母，如果长辈们反对这桩婚事的话，问题可能会很复杂。这便是韩国家庭中长辈们的绝对权威地位，如果儿女敢和父母顶嘴，便是不敬不孝。做爸爸的极可能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巴掌就过去了。
韩剧中对父母的孝顺还体现在日常行为的细节之中，在《看了又看》中。朴家经济可以说是很富足的，但是，两个儿子结婚后，全部在家里居住，他们不是没有钱购买房子，而是觉得孝敬长辈是第一的，搬出去居住是对长辈的不孝。
三、孝道的最高境界是礼乐合一的和美
儒家提倡孝道，有着境界上的追求。最高境界的行孝。不但行为上符合孝道的各种外在礼仪，行孝者的内心应当是愉悦快乐的。《论语・为政》：“子夏问孝。子日：‘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在这里，孔子认为，行孝时要做到和颜悦色是有难度的。如果行孝者内心愉悦，那么和颜悦色并不难，可见，孔子所说的“色难”，实际上是指世人的行孝难以达到既符合孝道礼仪又心灵快乐的礼乐合一的最高境界。在韩剧中，我们发现，剧中人物的行孝并不是一种苦不堪言的负担，而是一种乐在其中的精神上的追求，因而在气氛上能达到礼乐合一的和美境界。
在《加油!金顺》中，金顺很小就失去了父母，和奶奶相依为命，刚结婚三天丈夫就出事故了，一个人带着孩子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刚开始婆婆百般刁难，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公公婆婆，早早起来给家人做完早饭才上班，勤奋工作。终于感动了公婆全家。更难得的是，在得知亲生母亲身患重症的时候，把自己的肾脏捐献给了母亲。金顺的孝是内外合一的，她的结局也是和美的。
摘 要：佛经故事《弃老国缘》是一个经典的佛教孝道故事。佛教独特的孝道思想与对中华文化影响甚大的儒家孝道思想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然而两者在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中国以来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共同融进了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之中。在现代社会，仍可以看到这两种孝道文化的痕迹。
关键词：佛经故事《弃老国缘》佛教孝道思想儒家孝道思想
佛经故事《弃老国缘》体现的孝道思想
《杂宝藏经》卷一的《弃老国缘》讲述的是很久以前，有个国家名为“弃老”，其风俗是把老人带到偏远的地方抛弃。有一个大臣孝顺，舍不得将老父亲按惯例赶走，就偷偷在地底下挖了一件密室，将父亲安置在里边随时孝养。当时来了个天神对这个国家进行考验。所出的难题众人皆无法解答，这时，大臣回去请教老父亲，在危机的时候挽救了国家。事后，国王知道了是大臣的父亲的功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立马尊大臣之父为师，并普告天下，废弃弃老的习俗，有不孝父母，不敬师长都当加大罪。故事的情节和结局明确地宣扬了孝道的思想，而其中天神给国王出的几个难题和老父亲的解答更是突出地反映了佛教的孝道思想。具体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要敬信三宝，供养父母师长。故事中，天神变成一个连骸拄骨的饿人，问国王，世界上还有比他更饥穷瘦苦的人？大臣的父亲说道“世间有人，悭贪嫉，不信三宝，不能供养父母师长，将来之世，堕饿鬼中，百千万岁，不闻水谷之名，身如太山，腹如大谷，咽如细针，发如锥刀，缠身至脚，举动之时，支节火然。如此之人，剧汝饥苦，百千万倍。”①形象地描绘出不愿供养父母师长之人在地狱将遭受的痛苦。由此告诫世人要善对父母，为来世积福报。之后又从正面肯定敬信三宝，孝顺父母，精进持戒的人能获得福报，转生天上，胜过常人百千万倍。
第二，认为不但要供养父母师长，更要由孝到信，由信到忠。故事里天神变成一个身披枷锁铁链，全身冒火的人，问国王，世界上还有比他更苦的人么？大臣的父亲答道：“世间有人，不孝父母，逆害师长，叛于夫主，诽谤三尊，将来之世，堕如地狱，刀山剑树，火车炉炭，陷河沸屎，刀道火道，如是众苦，无量无边，不可计数，以此方之，剧汝困苦，百千万倍。”②在这里，佛经把不孝引申到不信，不忠。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更难做到对朋友信，对君主忠。这与《论语》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表达的意思有相通之处。
第三，指出了行孝的根源在于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故事中天神问国王如何分辨两只外表一样马谁母谁子？大臣的父亲答道：“与草令食。若是母者，必推草与子。”③正是因为父母恩情重如山，儿女后代难完报。父母在养育儿女时，受了无数艰难困苦，作为后代，应该生起感恩心，以报父母之深恩。佛在《父母恩重难报经》中将母恩归为十种：一者怀胎守护恩，二者临产受苦恩；三者生子忘忧恩，四者咽苦吐甘恩；五者回干就湿恩，六者哺乳养育恩；七者洗濯不净恩，八者远行忆念恩；九者深加体恤恩，十者究竟怜悯恩。④而佛教的报恩不仅讲今世，而且注重来世，由此推及到对一切众生起好感，生慈心。因为万物都可能是过去父母的精神所化成的，所以要戒杀。这也是出于孝心的表现。
总之，佛教的孝道思想认为孝行应该不仅停留在赡养承欢的层面，并且需要提升到令父母出离生死轮回的高度。宣扬戒孝合一的思想，认为行孝是持戒的基础和前提，而持戒又是善的源泉，归根结底，孝是众善之本，持戒和行孝的关系至为密切。各种戒律在外道之人看来可能太过严苛，但是佛家宣扬行善尽孝的思想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丰富发展做出了贡献。
如儒家“孝道”思想与佛教“孝道”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受到儒家正统的非难，儒家认为佛门弟子，违背父母意愿，辞亲别祖，不娶不嫁，绝嗣无后，是为大不孝。但是在古代，儒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捍卫正统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被“知识分子”所接受，而佛教向往极乐世界，为来世积福祉的主张却在广大的穷苦劳动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和佛教都是兼容性比较强的学说，并没有盲目排外，因此，在将近两千年的互相碰撞、磨合中，两者出现了一些融合的产物。
第一，佛教宣扬戒孝合一的思想。早在三国时的康僧会，就把佛教的持戒与世俗的尽孝联系起来，认为戒酒是“奉孝不醉”。由此，中国佛教历来有倡导持戒与行孝统一，宣扬戒孝合一的思想。《梵网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⑤说的就是，行孝便是持戒，行孝与持戒都有一样的功德，持戒与尽孝合而为一。首先孝为戒先，行孝就是持戒；其次戒为孝蕴，持戒就是尽孝。大戒以孝为先，众善由戒而生，如无戒，善无从生，而无孝，戒无所依。故经云：“若人能持净戒，是则能有善法。若无净戒，诸善功德。皆不得生。”《佛遗教三经要义丁四说劝修戒利益》⑥
第二，佛教将轮回报应与孝道结合起来。佛经通过描述不孝之人将要受到的种种地狱苦难，和持孝之人将要获得的种种天堂福祉来从两方面告诫世人，应该敬信三宝，孝顺父母。而佛门之中又有众多感人至深的孝亲事迹，众高僧用身体力行的方式，指引众生。佛教伟大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为报父母深恩，曾在父母生命垂危时，连自己身上的肉也割下来供养父母。后来又升忉利天为母说法，在皇宫为父阐扬净土，令其闻法生信，超升三界。又如弘一大师每逢“母难日”，必于佛前虔诵《地藏菩萨本愿经》以此功德回向先母。有一次，他在听静权法师讲《地藏经》时，禁不住痛哭失声，忆及先母生前为他所受的种种折磨，比他自己过着无柴无米的日子还难受。
第三，送子观音的偶像崇拜融合了佛教与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虽然佛教宣扬超脱红尘，无念无欲，不嫁不娶。但是由於佛教宣称观音慈悲为怀，救助众生，中国人民便在她的众多神通中增加了送子的神通，而且信徒众多，特别受还没怀孕的妇女推崇。这正是儒家注重子嗣繁衍的思想对佛教的影响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孔子代表的儒家的孝道思想与佛教的孝道思想在本质是的一致的，都是为了对父母报恩，尊敬，供养父母。而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各有其特点，孔子更强调对父母的尊敬之心，以及通过严守礼的规定，传承父母的血脉，继承发展父母的功业等方面来表现孝道；而佛教更注重为父母积福报，不仅在今生供养父母，而且为了不误伤的前世父母而戒杀生，并对一切生灵怀有敬畏之心。两者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儒家的孝道思想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有重大贡献。在现代社会，重新审视这两者的孝道思想，吸取其中的精华，陶冶审视自身的行为举止，对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有积极的意义。（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注解：
① （北魏）吉迦夜昙曜译选.杂宝藏经.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9页.
② （北魏）吉迦夜昙曜译选.杂宝藏经.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9页.
③ （北魏）吉迦夜昙曜译选.杂宝藏经.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0页.
④ 释证严讲述.父母恩重难报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6页.
“忠孝”是儒家提倡的一种普遍道德，“神仙”是道教追求的一种终极理想，在许多人看来，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干。然而，在道教发源地青城天师洞，一块“忠孝神仙”的金字巨匾，堂而皇之地悬挂门庭。在道教众多的教派，尚有以忠孝为本的净明忠孝宗。于是，当我们认真审视道教的教理教义时，便发现儒家的伦理道德早已深浸入道教的思想学说之中。正因为如此，要学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具，焉论神仙，这已成为道教界的一个共识。这里，就道教的孝道思想做一探索。
考察道教孝道思想的来源，无疑来自儒家。儒家继承西周以来的传统礼制，十分重视伦理道德的建设，其中即包括对孝道的肯定与发扬。“孝”的思想，其产生约当于西周时期。从金文及《周书》和《诗经》等文献中，可以看到已有大量关于“孝”的内容，表明“孝”的伦理观念已经形成。《说文解字》日：“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说明“孝”乃是一种家庭伦理，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有着相当重要的规范作用，被视为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为人们自觉力行。
中国古代文化属伦理型文化，在中国这样的宗法制社会中，其伦理的核心就是忠孝人伦，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以忠孝为本的思想上面。孔子在《论语》中曾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儒家主张积极入世，认为治国必先齐家，因此将忠孝说成“为仁之本”是合乎逻辑的。
从历史角度上看，孝道是在个体家庭出现以后，作为家庭内部的行为规范而产生的。其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在世的上辈的敬爱、服从和赡养，二是对于已故上辈和先祖的敬仰和追念。应当说，这个伦理概念主要是针对现实的世俗生活。但是，在其发展意义上，却远不止于此。其中的第二个方面，即对于已死之先辈的“追孝”态度和方式，导致了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进一步发展。显然，也正是这点首先沟通了儒家与道教的内在交流，这对于道教神学与伦理学的建设是很重要的。因为“宗教”一词本身，就同祖先崇拜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祖先崇拜的目的，就是以先辈为伦理范型，昭示于人，要求人们循蹈其迹。
然而，两家追求的终极理想毕竟有较大的差异。在解决“仙道”与“人道”内在的矛盾时，就必须以某种价值观为基础。对此，道教所提出的调和方法，就是要求慕道修仙之人，首先必须履行社会共同的“人道”价值。《无上秘要》卷l5说：“父母之命，不可不从，宜先从之。人道既备，余可投身。违父之教、仙无由成。”先当“仁爱慈孝，恭奉尊长，敬承二亲”。《洞玄安志经》亦说：“夫学道之为人也，先孝于所亲，忠于所君，悯于所使，善于所友，信而可复，谏恶扬善，无彼无此，吾我之私，不违外教，能事人道也；次绝酒肉、声色、嫉妒、杀害、奢贪、骄恣也；次断五辛伤生滋味之肴也；次令想念兼心睹清虚也；次服食休粮，奉持大戒，坚质勤志；导引胎息，吐纳和液，修建功德。”如此则仙道可成。这样一来，就将儒家忠孝仁信的思想与道教养生修仙之间的关系有机地融合起来。
应该看到，道教自创建之始，便开始吸收儒家的忠孝观。《太平经》就劝人们遵守忠君孝亲，认为最大的罪过是不孝，“夫天地至慈，唯不孝大逆，天地不赦。”“孝善之人，人亦不侵之也；侵孝善之人，天为治之。”对父母应尽孝，对君王则应尽忠：“为帝王生出慈孝之臣也。夫孝子之忧父母也，善臣之忧君也，乃当如此矣。”葛洪认为只求金丹而不修道德，长生不死仍是办不到的，所以他反复强调了行善立功是成仙的一种前提和保证。
《抱朴子内篇·对俗》说：“立功德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就明白指出，为道者必须先立功德和善行，而最重要的善行就是按照儒家忠孝仁义的原则来立身处世。
其后，在众多的道经书中都一致强调孝道对修仙者的重要性。《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说，凡修道之人，“其能壮事守善，能如要言：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便可为善，得种民矣。”强调“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仁义不可不行。”《太上大道玉清经》卷一则直接糅合儒家道德说教，并假元始天尊之口训日：“第一戒者，不得违戾父母师长，反逆不孝。”而那些“不孝父母师长者，死入地狱，万劫不出。纵l-I=人中’．…一受人凌刺，常居卑贱。”于是，儒家的道德说教作为正面引导，道教的地狱苦难则作为反面的恐吓威慑力量，在道教伦理内协同发挥作用。
《太上洞玄灵宝智能罪根上品大戒经》更大量包容儒家道德说教，提出：“与人君言，则惠于国；与人父言，则慈于子；与人师言，则爱于众；与人兄言，则悌于行；与人妇言，则贞于夫；与人夫言，则和于室；与人弟子言，则恭于礼；与人奴婢言，则慎于事。”这种说教，可以说是包容了社会人伦各个方面，较之儒家经典的有关论述，并不逊色。
实际上，西汉之际的道家已经开始援引儒家以正人心。如《道学传》载西汉道家学者成都人严遵，“修道自保。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弟言，依于顺；各因其发，导之以善。蜀中化之，从其言者过半也。”北魏寇谦之则在《老君音诵戒经》中，假太上老君之口，针对当世之道德堕落说：“我今以世人作恶者多，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运数应然，当疫毒临之，恶人死尽。”其中所体现的伦理观与儒家忠孝等观念在内涵上并无二致。
然而，道教对孝道的理解并未停留在一般做人必备的精神层面上；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将导致自我价值的上升，取得其自主命运的能力，从而在追求神仙理想的过程中终得圆满。对此，《太上灵宝净明四规明鉴经》说：“道者性所有，固非外而烁；孝悌道之本，固非强而为。得孝悌而推之忠，故积而成行，行备而造日充，是以尚士学道，忠孝以立本也，本立而道日生也。”这里将“忠孝”视为“道”的根本，只有讲忠孝才能“立本”，大力强调忠孝的社会作用。
经中说：“忠孝备而可以成本，可以立功，立功之道无阳福，无阴骘，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所以上合于三元，下合于万物也。下士呼符水治药饵已人之一疾，救人之一病而谓之功?非功也，此道家之事方便法门耳。吾之忠孝净明者，以之为相举天下之民齐于寿，措四海而归太平，使君上安民自阜，万物莫不自然。以之将三军之众而神于不战以屈人之兵，则吾之兵常胜之兵也。以吾之忠，使不忠之人尽变以为忠；以吾之孝，使不孝之人尽变以为孝，其功可胜计哉!”从而将“忠孝”从个人修养扩展到社会实践方面。
在后来道教的善书中，即反复阐述了这一重要思想。如《劝世归真》日：“人生在世，莫忘忠孝二字。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乃万古不易之理也。吾劝世人，或为忠臣，或为孝子，则不愧为人矣。”《太上感应篇集注》亦说：“父母为五伦之首，孝亲乃人道之先”。“立善多端，莫先忠孝，即成仙证佛，亦何尝不根基于此。”
论文摘要：孝道被先秦儒家视为“诸德之首”，是先秦儒 家人文伦理的基石。本文首先阐述了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接着又对孝道思想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指出孝是一个优弊共存的“杂糅体”，即有其适应时展的合理性因素，又有其阻碍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最后指出弘扬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仍有重要意义。
先秦儒家开创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构建的孝道观，则是这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儒家人文理论的基石。注重孝道，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道德传统，是中国人个人道德的根源。它不但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民众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一、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都是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具有浓厚的血缘宗法成分。一般说来，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为了本氏族的安定和繁荣，需要相互关心 、帮助。父母有责任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应该尊敬、赡养父母。这样，就有了同一血缘关系的孝。
“孝”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一夫一妻制使得父子关系确实可靠，且导致承认并确定子女对其先父财产的独占权利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要求子女奉养、尊敬和服从。到西周时期，随着父权家长制的确立，“孝”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由于周代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分封制，建立了以“立子立嫡”的君位传统世袭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孝”的观念及其作用进一步升华，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调整和维护政治关系的行为准则。“有孝有德”就成为了西周的“道德纲领”。周代的“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奉养、恭敬父母；第二，祭祀先祖。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勃兴，学者们对“孝”有了更深的见解。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孝”观念，并把它系统化，确定为普遍的伦理模式。
在《论语 ·学而》中，“孝”被作为“仁”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认为“孝”不仅体现在父母生前，最难的是保持到最终。“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孟子对孝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和发挥，认为“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懒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亦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 ，五不孝也”(《孟子 ·离娄下》)。战国后期的墨家认为：以爱亲利亲为己任，就是孝，孝不必图回报。此外，《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有专篇论“孝”，战国时还产生了《孝经》，这些文献表明孝道的框架在先秦已经完成。《孝经》把孝与治理国家的政治手段相结合，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孝的道德观念也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有影响、最富特色的规范之一。
二、对先秦儒家“孝道”的辩证分析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有其丰富的内涵，几千年来，它已经成为指导我国人民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先秦儒家孝道有其合理性因素也有其不合理性因素，对此我们应作辩证分析。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赡养父母。赡养父母的规定表明在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状况下，子女对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这种道德义务是人类种族繁衍的需要，也是人生 自然规律发展的要求。当子女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时，父母有抚养他们的义务；而当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则应尽赡养扶助的义务。传统孝道中赡养双亲的这一规定符合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要求，反映了人生从小到老的自然规律性，是积极合理的内容，应该继承弘扬。
2．爱亲、敬亲。每个人生下来都离不开父母亲人的养育，在这种养育的亲密关系中，必会自然地形成子辈对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的爱戴尊敬之情 ，但这种感情害怕时间一长，由于受到多种干扰而被丢弃，因而儒家提倡孝这一文化道德规范，以维护人类的这种美好感情。父母是自己生命所由，也是一切人际关系中最自然、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因此很难想像一个人连给予 自己的生命的父母或者养育自己的人都不爱不敬，他怎么能生发对他人、社会、国家、民族的爱呢?怎么会有健全的人格结构和良好品质呢?因此，爱敬父母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永恒价值。
3．尊老敬老。儒家把孝不仅仅限于父子关系，而且要求尊重家族中的一切老者尊者。根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他们由尊养家庭老者再扩大到尊养社会上所有长者和老人，要求人们不但孝敬 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尊老的确是中华 民族的独特传统，它已经以言语、警句的形式，积淀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潜意识之中，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孝道又有其不合理因素，先秦儒家把“孝”作为仁之本，把“孝”看成“诸德之首”，使“孝”这一伦理范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强化，其影响是非常大的，其消极作用也十分明显。
1．“无违”之孝道。使家庭伦理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父子之间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产生了权威人格倾向传统孝道讲究“父慈子孝”，但一向讲“子孝”的场合多，讲“父慈”地方少。“子孝”要求儿子对父母尽义务，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无条件地绝对顺从父母，父亲死后还要尽三年之丧，三年之内“无改于父之道”，这一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封建社会家长制的意识，父子之间人格上具有明显的隶属关系。这“无违”之孝道，是建立在无条件的服从的基础上，这样的孝道，对维护家庭制度是有功的，却不容易培养出独立的人格。
2．“忠孝合一”的观念，使孝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基本道德力量。“孝亲”本是家庭中的道德规范，最初与忠君并无直接关系。到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以宗法式家庭形式组织社会，建立了以皇帝绝对权威为基础的封建家天下。在这种封建等级制社会里，父亲是一家之长，皇帝是一国之尊。对封建家长的绝对尽孝，扩大到国家就是对君主的绝对尽忠。这样，孝亲与忠君便密切联系起来。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也大力宣扬“忠孝合一，移孝忠君”的思想，还提出：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结果。为了忠，必须讲孝，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则要求人们“舍孝尽忠”。在当代民主社会，封建皇权统治已不复存在，但对孝具有服务于专制统治特性与历史应保持清晰的理智，防止其流毒影响。还有一些观点，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这些封建性糟粕，不管当时还是其后，都应予批判与否定。
三、先秦儒家孝道的现代意义
孝作为家庭伦理规范，有维持家庭稳定的功能和作用。人们用孝来调节家庭关系，使之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古代，中华民族有着敬老孝亲的良好风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弘扬养老敬老的孝道德传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孝道思想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保证
我国是世界上人IZl总数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老年人绝对数最大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我国21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其实 ，家庭养老是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基本和最富有生命力的养老方式，而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就是传统的孝文化。传统孝文化中养老敬老的规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即传统伦理的“孝”成为处理亲子关系的规范和最高准则，成为支撑家庭养老功能的文化价值机制。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出现了日益弱化的趋势，突出的表现就是小辈不养老不敬老。有些子女只顾自己和小家庭的利益，拒不赡养甚至虐待 自己的父母，迫使一些老人和子女对簿公堂，家庭赡养纠纷日益增多，有的甚至发展成刑事案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积极寻求社会采取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呼唤人们的真情良知。因此，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积极倡导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弘扬孝道思想有助于解决当前家庭代际矛盾
孝，其基本含义就是家庭亲子关系间的道德规范。孝观念最初是基于对人们家庭生活的维护，以一种家庭伦常的形态而出现的。从现代家庭来看，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较之古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家庭这种组织形式依然存在，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中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依然需要调节，所以说孝依然具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天然基础。
从现实情况来看 ，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尊老、敬老、养老观念在淡化，个人利益观念逐渐增强，许多青年人的伦理道德意识丧失，不孝敬父母、不赡养父母、无视老年人权益，不少老年人不仅得不到子女必要的尊重和理解，甚至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受到子女的侵犯。一些与儿女同住的老人更是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生活上得不到照顾，情感上缺乏关爱，不少的老人倍感孤独与绝望。以上种种不孝的现象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代际关系的困境，说明许多家庭尚未真正树立起尊老养老的观念和赡养老人的责任感。因此，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孝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它不仅能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维护家庭和睦稳定、建设和谐平等的现代亲子关系所必需的。
(三)弘扬孝道思想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
“孝”是亲情之爱 ，是生生不息的爱心 ，是形成个人品德之根源，“道由孝生”，孝乃“德之本”，是“立人之本”、“人伦之本”。先秦儒家强调“百善孝为先”，认为孝是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奉行孝道是追求各种美德的起点。人世间诸多美德，都是以“孝行”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孝行源于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人生之初，最初感知的必是父母之爱，面对的是家庭内成员之间关系，对人的爱心也就首先应该施加于家庭成员的身上，这便是孑L子所倡导的“孝悌”之道，“弟子，人则孝，出则悌”。子女最先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人间的爱，这种爱必然培养出子女对父母的爱。因此，施爱施敬当从亲始，这是有一定的天然的合理性的。那些提出以家庭道德为起点强化孝道教育，使子女爱父母、爱家庭而逐步发展为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的观点，是合乎道德教育规律的，它是培养个人道德素质的起点，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切人点，它也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在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注重培养他们的孝道，以使他们从小具有爱心，形成社会责任感，这对培养“四有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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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群忠．《伦理与传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
[论文摘要]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传统中，儒家孝道思想不仅体现出一种家庭伦理思想，同时也体现出人类对于自身生命的关怀，它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人类追求生命永恒的一种体现。祭祀祖先是对生命的追思意识，孝养父母是对生命的爱敬意识，生儿育女、以期传宗接代是对生命的延伸意识，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正是通过这三个层面展示出来，这也是儒家孝道文化独特魅力所在。
梁漱溟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1](p307)当人们谈论儒家孝道思想的时候，往往最容易想到子女孝敬父母、关爱父母，其实，儒家孝道思想不仅局限于子女对父母的孝养，还包括其他两个层面的内容，即崇拜、祭祀祖先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是对过去生命的一种追思；对父母的尽孝则是对现在生命的珍视与关爱；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对未来生命能够得以延续的一种期望，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古代社会，人类的生命正是通过在这三个环节中的不断流动得以传承与提升。孝道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孝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色[2](p31)，生命意识则是儒家孝道思想的本质。
一、生命的追思意识
孝道思想中对祖先的祭祀是中国人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是人类亡而不死的生命意识，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孝是人类一切社会行为的根本准则，是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起点，故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纲也”(《吕氏春秋·孝行览》)。孝字是一个会意字，早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孝”字，孝字结构具有双重特征。从象形角度看，该字上半部是“老”字，表示祖宗、先辈的意思；下半部是“子”字，表示子女、晚辈的意思。从会意角度看，孝字则是“老”字与“子”字的组合，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生命意义：“老”扶“子”头，“子”承“老”身，这一结构既可理解为“子”是“老”的拐杖，有责任、义务对“老”的生命进行赡养和照顾；又可看作“老”用饱经生活沧桑的手掌抚摸着“子”的头，向晚辈托付生命传承的责任，传授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法。正是基于这样的意蕴，故《尔雅·释训》解释道：“善父母为孝”；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从子，子承老也。”“孝”的文字结构向我们展示了“孝”所具有的最原始、最质朴的意蕴，尽管这只是一种萌芽状态，但构成了整个孝文化的生长点。正是通过对“老”和“子”这种原发性的生命关系的延伸和提升，才形成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孝文化。
人类与其他一切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能够自觉用意识的力量去维护生命，在人类早期，人就开始思考自身的存在和生命本源问题，从而产生了对生命本源重视的意识，这种观念则体现在人们对祖先崇拜以及祭祀的活动中。
西周金文中的孝观念大多数表现在对祖先的祭祀活动中，祈求祖先保佑子孙后代，其崇拜对象并非健在的父母，而是先祖。当时出现的孝字，也多与祖先祭祀活动有关，如《追簋》中有“用享孝于前文人”(《三代吉金文存》9．5)，《酒诰》中有“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文侯之命》中有“追孝于前文人”(《尚书·文侯之命》)等，句中无不包含此种意义。祖先崇拜的出现固然是由多方面心理因素造成的，但感念生命的由来、感激祖先赋予生命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他们知道：“先祖者，类之本也”(《荀子·礼论》)，“无先祖焉出?”(《大戴札记·礼三本》)，“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效特性》)。由于生命是从祖先那里传承而来的，我们先人所拥有的生命来之不易，所以人不能忘祖，“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礼记·祭义》)。人们祭祀祖先，就是要表达对祖先赋予我们生命的崇敬、感激和追思之情。“我们从思想的观念来看，人的最高生活目标就是生命，尤其在古代社会，举凡一切人能赖以生存的都被人视为最高价值所在，而当人智对自我主体有更深刻认识时，对生命之源，生命所从出之所，必生敬慕感念之情而加以祀之。”[3](p71)从这个意义上说，祖先祭祀与崇拜的行为，是孝道思想一种追本溯源的情结，核心是对生命来源的追思。
孔子虽主张“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但他谈论孝不是承继周人只注重对祖先的追思，而是延续春秋的新思想，他将孝还原为人对祖先、父母的真实情感，为孝找到了现世个体存在的生命依据。在回答宰我问“三年之丧”时，孔子指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这是从生命追思的角度对“三年之丧”的合理性作出说明：我们生下来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难道在父母去世时，不应该守丧三年作为回报吗?可见，“三年之丧”并不神秘，它不过是人们真实情感在生命意义上的具体体现。孔子还曾经有言：“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人除了吃饭外，最重要的就是办丧礼和祭祀鬼神了。但孔子所认为的丧礼并不仅仅是一个礼节仪式的问题，他的重点在于内心感情在丧礼中的表现。在林放问他礼之本时，他的回答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对祖先祭祀的重视当与古人祖先崇拜的观念紧密相关。由此追溯孝观念产生的文化心理根源，我们不难发现，孝观念与祖先崇拜是直接关联的。祖先崇拜观念不仅使古代中国社会带着氏族制的脐带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进而由氏族制发展到宗法制，它还深刻地影n向了中国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钱穆先生说：“儒家的孝道，有其历史上的依据，这根据，是在殷商时代几已盛行的崇拜祖先的宗教。上古的祖先教，演变出儒家的孝道；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儒家的孝道，又维系了这个古老的宗教。”[4](p51)这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祖先崇拜观念与孝道的内在联系，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祖先崇拜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孝道观念是对生命的一种追思。
二、生命的爱敬意识
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不仅是在敬宗祭祖的活动中去体悟生命、感念生命，去追思生命来源，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珍惜和爱护正在存有的生命，把对先人生命的幽思化为一种现实的生命意识，生命的终极关怀也相应地转化在现实的伦理生活中，在现实中以爱心对待父母、以养心敬重父母，甚至在此基础上善待自己。
孝道思想的爱敬意识主要表现为对父母的关爱，孟子道：“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意思是说孝的至高点没有比尊亲更高的孝行为了。换言之，尊敬父母就是最高、最大的孝。荀子也曾说：“能以事亲谓之孝。”(《荀子·王制))这也是说能够奉养自己的父母，就是孝。可见，孝首先是赡养父母，诚如《孝经》所云：“夫孝，始于事亲。”关爱父母、孝敬父母，对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年龄逐渐增大，子女因父母能够高寿而感到高兴、喜悦；同时父母在世的生命也在日渐减少，子女则因父母年迈而产生忧虑、恐惧。子女应当珍惜父母这一有限的生命，尽可能地去延长。当然，对父母的孝敬、对父母生命的延长，在物质层面上的赡养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上的关怀，孝敬父母的实质在于爱、在于敬、在于尊重。孔子在论及孝敬父母的时候也多侧重于发自子女内在的真情实感。如：“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论语·为政》)“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孔子弟子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这就意味着孝敬父母在物质层面上的满足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此基础上更要对父母有恭敬之心。“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中庸》)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就是说，孝顺父母是有原则的，孝敬父母要常常反问自己对父母尽孝是否是真心实意，如果对双亲不是诚心诚意，也就谈不上是孝顺父母了。从外在形式来看，孝敬父母的行为要严肃庄重，要合乎于礼：“生，事之于礼；死，葬之于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纪孝行章》)从内在情感来看，孝敬父母要怀有真诚的态度和真挚的感情，要“笃于亲”，只有心里对父母有笃诚的亲爱之情。才能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才能做到对父母“又敬不违，劳而无怨”。总之，对父母的孝行具有不同层次和境界，但核心是尊敬，诚如曾子所言：“其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
同时，孝道思想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还表现为对自我的关怀、珍爱。“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身体不仅是自己的生命的承载体，同时也是父母生命遗留下的身体，是父母生命在我们身体中的延续。善待自我、重视自我就是对父母乃至祖先生命的保全。“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也。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也。”(《礼记·祭义》)“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身，是伤其本。”(《礼记·哀公问》)为了保全自身的生命，为了自身安全，不登高，不临深，不处险地，“游必有方”。当然，伤风败俗、违科犯禁的行为更不能去做，以达到“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礼记·祭义》)的境界。
孔子的弟子曾子临死时对他的弟子们说：“启予足，启予手。”(《论语·泰伯》)让弟子们看到自己的身体是完整的，没有损伤，并以此感到欣慰。曾子说，自己在生活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十分注意不使自己的身体受损伤，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是受之于父母的，其中承载了从祖先传下来的生命。曾子等都认为，受之于父母以完整的身体，应该以完整的身体还给父母，才能使父母的生命也得以延续，这是孝道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涵。“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作为一个生命体，自己的身体肯定是过去生命的承载者，生命是通过这一有形物质而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体。“人对自我存在、自我生命的重视，正表现人对生命的崇高敬意。因为人的生命源于父母，父母的生命无限地往上追溯则来自天地，故人对自我生命的敬意就好比对父母、对天地的敬意一样。”[3](p24)。在当时家族观念流行的社会背景下，强调对自身的珍视、爱惜，体现出对家族生命传承的责任和意识。
三、生命的延续意识
祭祀祖先、孝敬父母、保全自身只是孝道思想中的一个阶段，只有让家族的生命力不断延续下去，才是最大的孝。“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曾子大孝》)孝道思想体现出入的生命意识，从祖先到父母，从父母到自己，从自己到自己的后代，生命就是在这样的传宗接代的延续中得到流动、生生不息，从而也实现了人们对于生命有限的遗憾而追求永恒的一种价值取向。父母的生命传续到／自己，如果不能继续延续下去，那将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无子为其绝世也”(《大戴札记·本命》)，正是这种思想的明显体现。生命总是在代代相传中得以延续，这也是人类有限生命对无限生命的一种追求。以关爱生命、重视生命为内容的孝道思想，正是这样的一种生命价值观。这种生命价值观既表现为渴望生命延绵不断的传递，又表现为追求生命价值的不断升华。
因此，要想获得生命的延续，实现生命的永恒，就不得不考虑传宗接代问题。生命的延续是通过家族延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样，家族生命的传承与家族的兴旺发达的价值观念就联系起来了，婚姻便成了人们生命延续的一件大事。“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婚，万世之嗣也。”(《礼记·哀公问》)男女结婚就成了传承祖先生命的一项重要内容，生儿育女成为保持家族生命兴旺的重要手段，是人生至关重要的责任。孔子说：“父母生之，续莫大也。”(《孝经·圣治章》)只要每一代人都承担起传承生命的重任，家族生命就会枝繁叶茂，万代不竭。
从人的自然生命本性来说，任何一个个体生命都是有限的、暂时的，生命传承不仅表现为绵延不断的自然和生物意义的传承，更表现为对家族生命的物质传承和文化传承乃至精神传承(包括家业、家风等)，而后者是一种更有意义的价值传承。家族生命价值的物质传承的基本要求是守住家业，家族生命价值的文化传承的基本原则是传承良好的家风。孔子在回答孟懿子问孝时说：“无违。”孔子还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具体说来就是要继承先祖基业，保持先辈的风范。“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中庸》)不能很好地传承家风或没能守住祖宗基业的人，往往被认为是不肖子孙而遭贬斥，这充分表现了孝道中所蕴含的生命的物质传承和价值传承的双重内涵。
从个体对家族生命的传承上来说，个体仅仅维持祖先遗留下来的基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够在继承祖先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要使家族生命在维持前辈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使整个家族生命意义得到辉煌发展，生命传承的意义也就体现出来。如果想使整个家族生命得到传承，其出发点便是立己身。“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使自己的地位身份能够确立是传承生命最重要的一步。“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孝”。“立身行道”的内涵是丰富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诚如孔子所担忧的那样：“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也。”(《论语·卫灵公》)如果一个人在经过立德、立功、立言等三方面的努力，能够使自己垂德后世、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最终实现超越短暂而有限的生命，获取人的永恒的生命价值。这一超越，从个人角度而言，既获得了现实生活的幸福，又实现了自身生命价值，体现了人生的意义；从家族角度而言，既可光宗耀祖、彰显其亲，还可以进而福荫子孙；从社会角度而言，可以报效国家，有益于民众。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妙手著文章。如果达到了立德、立功和立言的完美结合，那么就意味着圆融了生命的意义，体现了生命的价值。这样，也就达到了孝的新境界，实现了传承家族生命和完善自我生命的统一，真正实现了个体生命价值的不朽。
结语
儒家思想是一门“生命的学问”[5](p127)。因此，儒家其中的孝道思想也就不仅表现为一种家庭伦理思想，更是蕴涵了人类关于自身的生命意识的思想和学问。人类对生命意识增强和促进生命的不断延续是祖先崇拜流行的必然结果，祖先的形象庄严、高大既然反映出一个宗族生命力的强盛、繁荣，子孙为了保持祖先的形象就要努力发展本族的生命力。孝“实际上是中国人的人文性宗教，反映了中国人生命不息，文化绵延不断的历史意识和终极价值理想”[6](p25)。通过对祖先的祭祀活动，在缅怀祖先的时候，更融人了对先人生命的追念，感恩祖先给予自己生命。赡养父母、尊敬父母，珍惜父母从祖先所传承下来的生命。同时，也要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生命，把爱护自己的生命列为孝的出发点，是因为这生命直接来自父母。生命存亡的意义主要不是对自己个人而言，而在于这关系着祖先生命形象的存在和完整。即自己的生命既然是以祖先为代表的宗族生命合力的一部分，为了宗族生命力的强大，自己就得保重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自然而然地推理：为了宗族的壮大，让祖宗生命能够永久地延续下去，生命个体就必须要担负起努力生育后代的责任，以便给本族增添更多的物质意义上的生命；同时，正是由于这些物质生命的存在，承载了整个家族的精神生命，使得这种生命得以传承。否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族生命的延续受到阻碍，不仅因此而违背宗族群体的生存精神，也将会被视为是世间最大的罪恶。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2]杨国枢．中国人的蜕变[m]．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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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穆。中国文化导论[a)．文化危机与展望(下)[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