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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商投资及产业结构分布状况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55万家，合同外资金额约1.2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约6000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对华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外商直接对华投资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间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且投资在各产业内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现在投入在制造业的比重过大，上述情况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产业结构出现问题原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多以小型化、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进技术和长期竞争力的投资项目，都必须具有较大的项目投资规模。世界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约为600万美元，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与之相差甚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70%左右的项目均在100万美元以下，而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仅占投资项目总数的4%－5%。在投资项目中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偏低既不利于规模经济形成，也制约了投资技术含量的提高，严重削弱了外商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其突出表现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劳动密集型项目居多，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少。在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第二产业中轻纺、加工工业又占很大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我国吸收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2)外商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外商投资在制造加工业过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而资金密集型产业少；投资于一般技术多，甚至存在低层次的重复引进，而高新技术产业少。
(3)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上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外商与我国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资公司长期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新的不合理变化。目前，跨国公司来华主要在制造业领域。由于绝大多数公司不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所以所谓"世界工厂"只是"世界加工厂"。外资的进入并未直接地带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严密控制其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扩散，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多年以来，我国主动让出市场份额换来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术，如果我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技术总是处于落后地位，我国将无法和国外竞争，也将危及到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很多是将其母国已经淘汰的产品生产或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中国，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三、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性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已经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和知识供给的有利地位。他们不断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力度，以保持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承担劳动密集度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类型产品的生产。这是对我们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发展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就无法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的这种不利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而且我国2000年的人均GDP已达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样的发展水平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大变动时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又需要大量进口的问题，必须靠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解决。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一个国家对任何一种产业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极限。当一个产业的市场需求达到饱和以后，增长速度就会随着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果不通过发展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当现有产业的需求都达到饱和以后，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直至萎缩。我国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巨大，但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还较为落后，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基本达到了市场饱和的阶段，增长速度普遍下降，经济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5%，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制造业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只占产值的14%，吸收11%的劳动力；而服务业的份额，占美国经济产值的60%，吸收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比起制造业来，服务业属于智能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高，利润丰厚。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科技资源不足，科技进步不够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瓶颈、制约，也是结构调整必须加以克服的关键因素。发展高新技术，发展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资调整产业结构的建议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评判投资是否成功的标准由单纯的按数量转变为是否增强我国的技术竞争力。我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健康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至关重要。而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弱。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要积极调整现行的外资政策，加强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资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制造业中促进高科技新型制造业的外资投入，加速外资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鼓励外资向第一产业流动；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主要有以下建议：
(1)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我国农业，能源交通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引导外资投向基础产业和设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为此，我们可以采取税收减免，适当补贴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协整检验；误差纠正模型；因果检验
一、引言
随着山东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山东省在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据山东省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累计已有113家世界500强在山东省兴办企业262家。2004年，新批合同外商直接投资214.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7%，实际外商直接投资87.0亿美元，增长22.7%；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5891个，增长11.1%。与此同时，山东省的进出口贸易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年出口额由1985年的23.4652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58.7286亿美元；年进口额由1985年的17.979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49.0850亿美元。
对于国际直接投资东道国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或出口的关系表现为二者的互补性、替代性或是相互关系的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来探讨山东省FDI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为了从定量角度考察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本文选取山东省1980年至2004年的年度经济数据，运用协整方法进行分析，建立误差纠正模型描述变量之间的长短期关系，并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中，FDI是各年度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EX代表各年度的出口贸易额，IM代表各年度的进口贸易额。本文为了研究方便，并且考虑到在分析中取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后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对各序列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变换后各变量序列分别取LNFDI、LNEX、LNIM。
二）平稳性检验
所谓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是指时间序列的统计规律不随时间的位移而发生改变，也就是说，生成变量时间序列数据的随机过程的特征（数学期望、方差及协方差）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在对时间序列进行计量分析时，首先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在现实经济中，许多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可能会出现谬误回归（spuriousregression）的现象，导致标准的t和F检验无效。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变量LNFDI、LNEX、LNIM进行单位根检验，考察序列是否平稳。检验结果见表2：
注：（C,T,K）分别代表所设定的检验方程含有截距、时间趋势及滞后阶数，N指不含C或T，K的选择标准是以和值最小为准则。
以上对时间序列LNFDI、LNEX、LNIM的平稳性检验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三个变量存在单位根的假设，LNFDI、LNEX、LNIM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LNFDI、LNEX、LNIM均为平稳序列。由此可知，LNFDI、LNEX、LNIM均为I(1)序列。
（三）协整检验
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于山东省进出口贸易的关系，本文分别对LNFDI与LNEX、LNFDI与LNIM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协整分析技术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一种分析方法。协整分析是由若干服从单位根过程的变量组成的系统，若这些变量的某一线性组合式平稳的，则称这一稳定线性组合为协整关系。协整分析描述了这些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
关于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ADF检验的EG两步法；二是Johansen提出的基于VAR模型对协整向量系数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和检验。本文采用的世恩格尔——格兰杰（Engle-Granger）两步法分别对LNFDI与LNEX、LNFDI与LNIM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1、对LNFDI与LNEX的协整检验
首先用LNEX对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然后对回归残差做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采用ADF检验法，ADF检验采用带有趋势项带有常数项的形式，滞后阶数选为6。检验结果根据残差的ADF检验结果知，残差不存在单位根，即残差是平稳序列。这说明LNFDI与LNE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
LNEX=3.607857+0.35751LNFDI(1)
(30.26889)(7.415309)
R^2=0.763846AD.R^2=0.749954F=54.98681DW=0.405013
从方程(1)可以看出，变量LNFDI的系数为0.35751,说明FDI对EX的弹性系数为0.35751，即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35752%。
用LNEX对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得到协整方程为：
LNFDI=-8.304089+2.419141LNEX(2)
(-5.994780)(7.415309)
R^2=0.763846AD.R^2=0.749954F=54.98681DW=0.423218
方程(2)说明，LNEX对LNFEI的弹性系数为2.419141,即EX每增长1%,FDI将增长2.419141%。
2、LNFDI与LNIM的协整检验在线
首先用LNIM对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然后对回归残差做单位根检验。仍采用ADF检验法，检验结果如
根据表4的检验结果知，残差存在单位根，使非平稳序列。这说明LNFDI与LNIM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二者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五）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验证，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验证。Granger曾指出，因果关系检验只有在两个变量协整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由于前面已经验证出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而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此处只须进一步对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这两个变量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过程中，滞后阶数取5，检验结果见表5在线
从表5的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对外出口的格兰杰原因，而出口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结果表明：
1、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与进口之间的长期关系不明显。即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进口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出口的影响表现为互补关系，这与小岛清的互补理论模型是一致的。按照小岛清的理论，投资国的对外投资应当从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样就可以把东道国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山东省出口贸易的上升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出口贸易具有创造效应，具体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和山东省出口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增加对山东省出口贸易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增加1个百分点，山东省出口贸易将增加0.35751个百分点。
关键词：FDI投资撤退隐形撤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扩大，随着跨国生产经营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跨国公司从国外撤资的现象也更加频繁。从近年的情况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撤退的数额和规模仍高居不下。
国际直接投资撤退是一种客观存在，其影响重大。因此，研究撤资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研究投资。
关于撤资的基本情况，如国别、成因、规律、影响等，国内外有关学者有过相应研究。但总体而言，系统的研究成果和相对成熟的研究结论不多。本文拟就近年来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问题，做进一步分析、论证，用以丰富此研究领域的相关内容。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原因分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会提交的一份题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的主题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外商投资企业的终止运营、资产折旧和撤资等因素，2003年底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26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计批准设立的46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终止或已停止运营的企业逾23万家，约占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50％，现存注册运营外商投资企业约23万家。即：在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失败、中止、撤退的比例高达50%。这其中，由于跨国公司撤资引起的企业终止或停止运营占了一定的比重。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典型行业撤资原因分析
乳业。导致国际乳业跨国公司撤离中国市场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过高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奶品市场的培育与发展速度，短期内即形成消费市场尚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产品多走高价位路线，与中国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差甚远；中国的奶品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秩序较为混乱尚未完全理顺。无序的多发的价格战、造假等，使外商无可适从；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选择、消费对象、消费特点等不甚清楚，经营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习惯；缺失奶源优势及对奶源的控制权。大部分的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多把精力和资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场销售这两个环节上，对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动权，缺失奶源优势；管理成本过重，有人曾作过成本分析，认为外资的产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国国内企业的20-30%；公司选址和产品市场定位偏差；国际乳业跨国公司巨头，其中大部分在刚进入中国之时，落脚点都选择在中国的北部，而中国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点和牛奶消费的冷点。
电力行业。导致电子行业撤资的原因主要有：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将电力生产领域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度开放。由于电力需求强劲，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和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电力工业领域，对投资发电行业的外资实行“三保”政策，即保电量，保电价，保回报，承诺高达15%到20%的固定回报率。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确定了竞价上网的基本方向，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资回报率明显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价上涨影响电力利润。从2003年开始，新一轮电力紧缺所导致的发电用煤供应紧张使外资发电厂面临更大的困境，众多的外资和民营电厂都只能到市场上去购买高价燃煤，由于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扬但电价由于管制而几乎未有变动，令外资发电企业损失惨重。
电力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中国电力投资领域市场准入程序复杂，审批周期较长，而正处在改革过程中的电力市场却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即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当前电力领域的低市场化程度和对未来电力市场前景的谨慎态度，导致了外国电力资本撤离中国或止步不前。
电力投资政策变化频繁。电力投资大，回收期长，其间可以发生很多情况。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其经济政策投资政策常常不能正确预判，因而造成“政策多变”。外商普遍认为中国电力投资环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资方母国电力市场诱人。自2003年8月美国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以来，民众要求政府增加电力投资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提议对电力行业结构进行重组改造，要求电力公司整修电网,对输电网升级改造。这对跨国企业的抽回资金形成了直接的影响。为了大规模参与美国电力建设新，筹集电网升级改造所需资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资产就成为许多美国电力企业的必然选择。
典型国别撤资原因分析
韩国。韩国与中国建交于1992年，当年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为1.19亿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达21.4亿美元。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连续三年出现下降，2000年后开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间，韩国对中国的总投资额为123.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FDI总额的3.32%。
导致韩国撤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韩国人的性格。韩国人的性格造成了韩国企业投资轻率，只是靠一时冲动，而不是仔细研究市场前景和当地消费水平。另外，由于中国在很多方面技术水平提升很快，韩国的技术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失去了收益的基础。
韩国经济的不景气则是直接原因。韩国2000年GDP增长率是8.8％，2001年的增长率只有4％，这使得韩国企业国内总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周转不济，对外投资能力下降，收缩对外投资成难免之势。
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受投资地域限制的影响较大。投资地大多集中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东北部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从数量上看，投资于该地区的数额占到了韩国对华投资总件数的83.2%，占到了总投资额的66。2%，从产业分布上看，则主要集中于纺织、服饰、玩具、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考虑，另外则是由于东北地区，特别是朝鲜族聚集区语言沟通便利。但对投资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投资环境考虑较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韩资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
最后就是由于经营成本的逆转。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经济大受影响，韩国国内资本不足问题日益突出，各企业纷纷缩减对外投资。此外，金融危机后，韩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再者，随着中国加入WTO，关税下调，部分韩国商品可自由进入中国，也进一步促使部分韩国国内产品的生产成本反低于在中国制造。
日本。日本经产省直属的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日本三资企业6—7成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为赤字或撤退。可见，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为例，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总数为8家，居日本海外撤资排序的第9位，占其当年全部撤资比例的3.1%。详细情况见表2。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撤退的比例相对偏低，但从我国的角度分析，日本对华投资确实还存在相当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撤退资所造成的影响，甚至可能还更为严重。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与欧美国家相比，项目平均规模偏小。尽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大中型项目在不断扩大，但是同欧美国家比起来，平均单项数额仍然偏小。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仅相当于对世界投资平均规模的34%，而面向亚洲、北美洲、欧洲投资的平均规模分别相当于对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这说明日商对中国市场尚存疑虑。另外，企业当地收益再投资比较多，来自日本本土的新项目投资增长并不明显。除此之外，投资企业在人才、零部件采购本地化和技术转移方面的进展落后于欧美企业。
中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的地位没有明显提高。按照日本财务省报告、申报额统计，2000-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只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2%，其中2000年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别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6、第3位。从整个情况看，2004年末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资产余额为202亿美元，只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资产总额的6.0%，居对美国（1430亿美元、38.5%）、荷兰（365亿美元、9.8%）和英国（268亿美元、7.2%）的投资之后，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4位。
日本垄断性产业的投资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车、家用电器和计算机、手机等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在内，凡是日本与欧美各国激烈竞争的领域，日本企业都迅速扩大了对华投资。然而，在日本高度垄断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领域，日本企业仍继续实行扩大出口的战略，在当地生产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其典型是数码家电产业。
投资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统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次是广东、北京、大连和青岛；2003年末，在华日资企业的42.8%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外商撤资所引发的思考
客观地分析中国区位优势
跨国公司“兵退”中国，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较低，相应地，消费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许多行业而言，虽然中国是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尚需时日，短期内市场需求规模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和促销费用、税收等）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都低于预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亚洲国家的投资回报。这也是为什么欧美跨国公司在增加对华投资的同时，采取的态度越来越谨慎的原因。
冷静地审视引资政策
我国外商投资领域存在两大怪现象：独资企业比例增长的同时，合资企业逐渐减少；吸引新的外资的同时，已投项目大量流产。
目前，在国际上，外商投资的主流模式是并购，90％以上的投资采取的这种模式，但在我国目前这一比例还非常低。近两年来，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不断提高，以中外合资、合作形式投资的比例逐渐降低。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资与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资产并未实现最有效的结合，外资没选择并购而是另起炉灶，致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闲置。多年来，我国对潜在投资者的挖掘过程中，忽视了对存量资产的盘活问题，更没有过多考虑新增外商投资与国有资产存量的结合问题。
另外一个怪现象是，在引资的同时，又丢掉了一些已经投资的大项目。根源在于，只重视前期招商的环节，忽视了后续服务工作的跟进，最终导致不断增加新项目，但已投资项目没有服务保障而流产。
对撤资的防范策略
对于跨国公司的撤资，既要冷静分析其深层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确保我国引进外资目标的实现。
应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保持外资流入、流出量的稳定性，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的较确定性的因素。同时，调整过度集中的外资来源国结构，避免资本流入量因为某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波动受到较大影响。
要进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东道国事后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经蔓延的撤资行为，因此，加强对外资流动的事前控制就成为我们防止跨国公司撤资以及由此带来突发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实的投资信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撤资；利用中国产业多层次并存的特点，采取明确的产业优惠政策，变外资撤退为外资在中国境内的产业转移；考虑到外资制度安排的国际竞争，中国在外资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国际区位比较优势，建立和巩固新的区位优势，防止外资撤退。
保持吸引外资政策的连续性，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必须始终坚持积极吸引外资的基本方针。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已经在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但是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变动频繁，政策执行不尽统
一、具有随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务意识，市场监管不力、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乱收费严重等等外商关于“软”环境方面的批评依然强烈。
从现在起，我们应逐步形成一种不仅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基本格局，在市场准入和政策软环境方面下工夫，并通过大量工作使外资认知这一思路。只有这样，才可能进一步稳定外资的进入与留存。否则，过份依赖优惠政策的外资，一旦优惠政策取消或减少，更易形成撤资事件。
参考文献：
按照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诺，中国将会在“十五”时期加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其中如金融保险、批发零售商业、对外贸易、电信、运输和技术服务等领域，中国现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远远低于国外同行业企业，将会有大量企业通过与外国跨国公司建立战略同盟提高自身竞争力，不同行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以及消费者对相关服务的质量、多样性和广泛性也会产生新的要求，与这些要求相适应，对外商服务业投资的需求必然会大量增加。其次，服务业与制造业有所不同，投资是直接进入对方国内市场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国服务市场的巨大规模对于外国服务业企业具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再次，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服务业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服务业规模有利于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减轻中国长期存在的巨大就业压力，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未来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这种政策导向及其相应的鼓励性措施也将产生对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从国际背景来看，目前服务业投资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之一，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趋势有所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也会明显增加。
根据以上分析，“十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将有望实现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由于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电信服务、商业、运输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陆续取消，这些行业的外资增长速度将明显快于包括工业部门在内的其他行业。
初步估计，同时期外商服务业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0～15％的平均水平，新增第三产业外商投资占全部外商投资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这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有利于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目前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对产业结构变化的预期是什么呢？一项针对136家欧盟在华投资企业进行的调查(2001年6～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136家欧盟国家在华投资企业，通过访问、座谈和问卷方式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已在2001年9月8日于中国厦门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参见《欧盟中小企业对华投资发展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后欧盟企业的对华投资产业结构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第一，接受调查的企业认为，欧盟企业最有可能选择的行业首先是制造业，这一结果与迄今为止的投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比重最高的特点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考虑到目前已经投资的企业中制造业占80.7％、而回答今后将选择制造业的企业比重仅有66.2％这一因素，可以认为未来时期欧盟企业对华投资中制造业投资的比重将会明显下降。第二，现有企业中，邮电通讯、交通运输业的比重仅有3%，但是认为今后欧盟企业将会选择该行业进行投资的企业高达57.4％，排在第二位，可见与电信服务和交通运输有关的服务业投资将出现快速增长，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也会明显提高。第三，金融保险业目前的外商投资在地域、经营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限制，迄今为止对该行业投资的欧盟企业微乎其微，但是在接受调查企业中47.1％的企业认为，今后欧盟企业的金融保险业投资将成为优先选择的领域之一，仅次于制造业、邮电通讯运输业居第三位。第四，除了上述行业之外，电力、煤气生产供应、商业批发零售等行业的投资也可能出现较快增长，比重有所上升。
由于此项调查涉及企业数量比较多，涉及国家范围广泛，接受调查企业的产业分布、投资方式、地区构成等均与外资总体结构相接近，因此可以认为样本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反映了发达国家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未来趋向的一般性特点。
表2欧盟企业今后增加对华投资可能选择的行业
注：问卷问题：您认为今后欧盟企业对华投资将会选择那些行业？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课题组《欧盟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报告》2001年9月。
利用投入产出表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第三产业中，商业饮食、邮电运输、金融业、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的后关联性最强，也就是说，对这些产业的需求增长受总需求增长的拉动效果较为明显。因此，“十五”时期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对这些服务业的需求增长会超过其他服务业的平均水平。通过吸收外资，提高这些行业的总体规模和服务水平，有利于适应经济增长和和市场消费增长的要求、并产生良性循环效果，带动社会需求进一步增长。因此，应当成为重点发展的领域。
二、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有望加快
根据行业偏向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与劳动密集型程度、资产产出效率、行业平均税负水平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假定在未来投资决策中，对行业投资的预期，以目前各制造业行业的全部企业平均水平为主要依据，那么根据外商投资不同的利益目标，选择投资领域的趋向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主要注重利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外商，对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制品业、服装加工业、纺织业、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非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投资趋向较强，向这些领域投资的可能性比较大。以提高资产产出效率为投资指向的外商，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制品业、服装加工业、食品加工业、电气机械、办公机械、纺织业、金属制品业等行业的投资趋向很强，向这些领域投资的可能性较大。另一方面，以回避税负为主要目标的外商，对税负水平比较低的行业具有比较高的投资趋向，这些行业包括皮革毛皮制品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但是，如前所述，外商投资预期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如果对上述因素综合评价，可以得到表3中所列结果。
表3按照外商投资趋向分类的工业行业
注：分类是对资产产出效率、劳动密集型和平均税负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得到的，其中在计算3个因素平均评价指标时，按照各自与外资行业偏向指数的等级相关系数确定了不同权数。
第一，服装、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皮革毛皮制品业、其他制造业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是外资投资预期和偏向程度较高的领域。
第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办公机械、电气机械等虽然资本装备程度比较高，但是由于资本产出规模明显、税负水平较低等原因，有可能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实际上，这些行业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
第三，今后外商投资相对较少的行业主要由三类构成：一是电力供应、蒸汽与热水、煤气生产与供应、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将长期由国有经济占主导的自然垄断行业；二是非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采选业等资本产出效率较低、税负水平比较高的行业；三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饮料制造业等市场相对饱和、资本产出效率不够明显或者税负水平比较高的行业。
应当注意到，近几年来，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含量有所提高。这对于中国吸收外资的技术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能够在政策上给予鼓励和扶持，这种趋势有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扩大。
三、发达国家制造业今后产业转移的可能趋势——来自日本大型企业的调查结果
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之一，日本的经济结构调整将对面向中国的产业转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根据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对792家在国外设有法人公司的日本制造业企业所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来源：日本国际合作银行“2001年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第13次）”，2001年11月13日)，71.6％的企业提出今后3年将继续加强和扩大海外业务(海外业务除了包括在当地投资企业的生产、销售、研究开发等活动之外，还包括委托生产、收购等)，而提出“维持现”或者“缩小、撤退”的企业仅分别占28.0％和0.4％。计划扩大海外业务的企业比重比2000年度调查结果提高了17.1个百分点之多，可见日本企业的对外产业转移今后将以较快的增长速度继续扩大。其中82％的企业认为中国是最有前途的产业转移对象国（可重复选择），比2000年调查结果提高13个百分点，已经连续4年居各国（地区）之首，此外，今后3年计划扩大海外业务的企业中76.3的企业回答将扩大在中国的业务，比2000年度调查结果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参见表4）。因此，今后中国将成为日本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
从不同产业的投资趋向来看，在日本的主要行业中，汽车工业生产企业计划3年内扩大和加强海外业务的比重
关键词：FDI；技术外溢效应；C－D生产函数模型；经验研究
一、文献回顾
自Richard Caves(1974)开创FDI技术外溢效应研究先河以来，Koizumi＆Kopecky(1977)、Findlay(1978)、王建业(Wang，1990)、Romer(1990)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构造了技术外溢模型。Kokko(1992)在《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特征和溢出》一书中，考察了跨国公司在他国设立子公司引致技术和生产力在当地溢出对当地企业造成影响的情况。他认为，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示范、模仿和传播；二是来自于竞争。前者是技术信息差异的增函数；后者是主要决定于外国公司与当地厂商的市场特征及其相互影响。
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经验验证工作已经开展了20多年，研究的东道国不仅涉及发达国家，还涉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采集的样本数据年代跨度也比较大。大体说来，国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分为两派：另一派着重分析技术引进与本地研究开发的相互作用，尤其是技术引进对本地研究开发活动的影响；一派着重研究引进技术通过知识与生产率的溢出效应、企业间垂直联系以及雇员流动在其余经济部门的扩散。Borensztein、Gregorio、Lee(1998)使用过去20年FDI从发达国家流向69个国家的数据集检验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FDI是技术传递的重要工具。结果还表明，只有东道国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有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FDI才能促进生产率的较快增长。
我们发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外溢效应在产业层面上均比较明显，在企业层面上不确定性和负效应明显。这可以解释为FDI直接向合资企业进行新技术转移的不多，外资企业之间或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使得产业层次上获得的外溢效应比较明显。同时，这里提供的文献大部分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情况，而近年来跨国公司的研究与开发当地化对东道国技术外溢效应并没有反映出来，从而影响了对FDI技术外溢效应整体水平估计的准确性。
国内研究是在对外资的认识存在分歧的背景下展开的。一些人士或者担心外资的负面影响，或者通过调研否认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FDI存在正的外溢效应。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
牛南洁(1998)考察了利用外资的经济效果，肯定了正面效应的存在。姚洋(1998)利用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从中随机抽取了12个行业中的146704家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后得出：与国有企业相比，“外国三资企业”的技术效率要高39％，“港澳台三资企业”要高33％；并且在行业内如果“外国三资企业”数量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东道国行业内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就会提高1.1个百分点。何洁、许罗丹(1999)借鉴G.Feder、D.T.coe、E.Hlpman(1995)的做法，利用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企业的统计数据，通过计量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内资工业企业以及整个工业部门产生的外溢效应，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每提高1个百分点，我国内资工业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产量的增加)就提高2.3个百分点。沈坤荣(2000，2001)利用各省的FDI总量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认为，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带来0.37个单位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潘文卿(2003)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支持了积极效应的结论。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LiuZhiqiang(2000)在《FDI和技术溢出――来自中国的一些证据》中，以深圳特区制造业数据研究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结果发现，FDI与外资接受企业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不显著有时甚至是负的相关关系。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整个产业层面上的FDI水平与企业的生产率之间有显著和正的相关关系。这说明FDI以技术转移形式产生了外部性。Liu所做的FDI外部效应的点估计表明，制造业中FDI的平均水平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使企业的生产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研究还发现，技术外溢的路径基本上是从外商投资企业到国内企业。
陈涛涛(2004)分别通过以“人均劳动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经典模型和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模型，检验了1998、1999、2000年FDI对我国行业内溢出效应，结果显示FDI具有积极的外溢效应。姚利民(2004)对跨国公司竞争性投资的技术进步效果做了全面的总结，与上述学者的观点一致。吴延兵(2006)，王红岭、李稻葵、冯俊新(2006)，仝月婷、胡又欣(2005)利用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FDI对中国制造业有显著的正溢出效应。
许罗丹，谭卫红，刘民权(2004)通过对广东省华资(指来自港澳台的投资)、欧资、日资、美资4组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数据，对比分析了4组企业在产品水平、研究与开发投入、上游产品来源、员工素质、培训方面对我国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结果发现，华资、欧资、日资、美资4组企业在对我国技术外溢途径上存在差异，也就是说，来源不同的外资重视的侧重点不同，技术外溢效果不尽一致。不过总体上看，还是积极作用较为明显。平新乔等(2007)的最新研究表明，港澳台资进入会显著地缩小内资企业与港澳台资企业在技术水平上的差距。
二、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估计：基于C－D生产函数的数理与计量模型
国外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考察主要有两种方法，分别是以Caves(1974)和Blomstrom(1983)创立并改进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模型”，以及“柯布一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模型”。“人均劳动生产率模型”因被解释变量为采用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与企业的职工总数之比而得名。其基本形式是：LP=α0＋α1FDI＋α2K／L＋α3LQ＋e。其中，LP为采用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与企业的职工总数之比，FDI为外资资产在行业总资产中的比重，K／L为资本劳动比率，LQ为内资企业的劳动力质量。只要能够证明α1>0，就可以认定FDI具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该模型在我国的应用中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主要表现在采集数据方面，外资资产存量和总的固定资产存量数据目前还难以获得。“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
是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对道格拉斯方程取对数后建立起来的，基本形式是：LnY=γ＋αLnL＋βLnK＋η FDI＋e。其中Y为采用企业的产出水平，解释变量与“人均劳动生产率模型”中的含义基本相同。可见，“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在对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检验同样遇到了数据问题。
刘金钵、朱晓明(2004)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之上，构建了一个判定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经济计量模型，形式为：dY／Y=ε×IF／Y＋α×dL／L＋MPK×I／Y。式中IF为FDI流量，ε就表示FDI的技术外溢效应，MPK为资本的边际产出，这里假设它为常数，I为固定资产投资额，Y为国民收入。该计量模型解决了FDI存量与固定资产存量数据无法获得从而模型在我国无法计量的问题，但是也存在一个缺陷，即模型中只考虑了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忽视了国内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作用。
三、FDI对我国技术外溢效应的经验验证
1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我们构建的计量模型涉及4个变量，分别是总产出Y、FDI、国内投资I和劳动者人数L，这里以GDP代表总产出，以每年的实际利用外资数额(亿美元)乘以当年的平均汇率代表外商直接投资数额(亿元人民币)，国内投资指不包括FDI在内的所有固定资产投资，考虑到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城镇，所以劳动者人数以城镇就业人数来代替。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1983年～2003年。
2 单位根检验
根据时间序列的标准建模过程，首先要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dY／Y、FDI／Y和I／Y三个时间序列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它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它们都是一阶单整的，即都是I(1)序列。但是，就业增长率变量dL／L却是零阶单整的。所以基于c―D生产函数的计量模型就不能包括就业增长率这一变量，这是因为同阶单整是所有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稳定关系――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我们试图将该变量加入模型之中进行回归模拟，但结果显示，就业的增加却导致了GDP的下降，也不得不将它剔除。故之后的协整检验也是在将它剔除之后进行的。
3 协整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就要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单整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协整关系。本文运用Johansen技术进行协整检验。
四、小结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它通过向外活动来获得更高的利润,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效果的原因
(一)自然地理条件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形、气候、自然风光、自然资源状况、与海洋接近程度等,自然地理条件因素是最明显的因素,其优良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沿海地区如广东,直接毗邻香港、澳门两个国际性自由港,尤其是毗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受到这些经济先进地区的辐射和传导,推动了本地区的贸易合作和技术交流,对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为外商直接投资节省了原材料成本及运输成本。且西部地区不仅有人文景观,其历史文化悠久而辉煌,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特色品牌。
(二)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是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经济环境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经济环境包括经济发展状况,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速度快,表明这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收入多,需求大,市场规模大,盈利机会多,因而能吸引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改革开放,尤其有着众多的海港区,其有着十分便利的交通条件,加上政府政策的倾斜,使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基础设施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物质条件,其是否完备直接影响到投资效益的高低和盈利的多少。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评价投资环境时,必然考虑基础设施的完备情况。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港口码头、能源和原材料供应、通讯信息设备、供水供电设备等。我国沿海地区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容易引进外资,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东海岸线的中段,是长江入东海的出海口,临近渤海,海陆兼备,有“黄金海岸线”和“黄金水道“之称,其有众多的优良港口,其中上海港、宁波港、南京港和南通港等一起组成了我国最大的港口群,上海港更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因此沿海地区拥有内陆地区无法比拟的便利交通和优良港口,便于产品原材料的运输,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常常选择沿海地区,而我国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交通运输综合能力低,邮电、通信体系不健全,电力供应还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制约了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政策包括外资政策,一国的外资政策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的领域、规模和效益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和行业是限制投资的,而对于有绝对优势的产业和行业是鼓励投资的,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产业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
贸易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会对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及产业进行一定的贸易保护政策,防止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冲击,加大对外商投资国的依赖程度,从来使其投资者形成独占优势,一旦其改变投资政策或者撤资,将会对国家或地区及其相对应的产业产生巨大影响,不但制约了其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不安定因素。
财税政策也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者的利润及其效益。如果东道国的纳税率低,财政政策宽松,这样投资者就会进行积极的投资计划。相反,如果对某些行业征收高额关税或者报复性关税,那投资者会绕道而行的。
外汇货币政策。如果东道国进行外汇管制或没有可行的货币金融政策,那么就不能为外商直接投资者提供便利的融资条件,也不能进行自由兑换,这会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者投资。
贸易与国际收支状况。东道国一般欢迎进口替代型投资。经济制度及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三)政治因素
政治环境与政府的作用和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安全性。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国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由于与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因此政治体制的健全程度以及演变趋势往往直接表现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方式以及干预和控制的程度上,从而对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产生影响。
政治稳定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有无被颠覆和推翻的可能性,其稳定性包括政权的稳定性;政府的执政能力;反对派的状况;国内一定时期内发生政治冲突的情况;国内民族、宗教及其工会;军队警察的状况等七个方面。
政策的连续性是指一国政府政权发生换届时,该国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保持一定的连续性。Gwyoo.com
政府及公众对待外资的态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经济问题。公众对于不欢迎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往往会示威、抗议、罢工、游行等;政府对于反对的项目则施加更多的额外限制,如在税收政策方面。
国际地位是指该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特别是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国际政治组织中的态度
(四)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教育水平、社会观念和风俗习惯等。
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劳动者的素质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在外商进行直接投资时,教育水平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水平,而且影响到外商投资者的投资意识、风险意识和管理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沿海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人才开始流向东部沿海城市,使得沿海城市聚集了充裕优秀的劳动力资源,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且我国本来就有着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政府又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得我国东部沿海城市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而我国东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落后,思想观念守旧,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不完善,人们对教育的认知程度浅薄模糊,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在知识、技能和健康方面都十分欠缺,没有能力接受外资,虽然有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难以管理和培训,所以中西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一)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实现利用外资的地区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广东和福建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随后其他十几个沿海城市也陆续宣布对外开放,政府给予这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自主权、税收和资源配置上等优惠政策,使得这些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同时也造成了东西部之间的差异,这时政府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使得政府政策开始向西部转移,以加快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西部的投资进程。为此颁布了一系列针对西部的优惠措施,包括进一步开放金融、保险、电讯等投资领域,放宽外商设立代表机构和营业分支机构的限制,对投资于该地区的外资给予税收优惠等。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虽然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和东部相比较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大优惠力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使外商在西部的投资真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公共基础设施依赖程度加深,这就需要不断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东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水平,投资环境中经济环境是关键,基础设施是经济环境中的关键因素,基础设施无论哪方面达不到要求,都有可能影响该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因此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准备好首要的物质条件,继续加强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最近几年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交通运输方面的改善尤为突出,新建、扩建、改建了许多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动车、高铁、地铁等高科技运输工具的应用,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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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2008年以来，温州民营企业面临愈发严峻的生存压力。在国内方面，从紧的货币政策、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节能减排等环保成本的增加，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温州的出口依存度一直比较高，自2002年超过20％后，2006年又达到了30％左右，但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2008年开始国际经济危机导致的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使出口企业面临更大压力。这都给温州民营企业的传统发展方式提出了挑战。
如果从温州经济自身寻找原因，以上困境和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落后是相关的。如果温州充分利用外资，可以促进出口产品更好的开拓国际市场、激励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提升温州产业集群层次，进而带动产业升级，优化出口结构，这对温州经济走出困境是有推动作用的。但在利用外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外资与民营经济竞争、民营企业受外资影响处于产业链低端、产业安全受到威胁等负面的影响。
那么，温州应当如何利用外资，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正面作用的发挥，规避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
一、影响温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
温州是全国最早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其GDP规模在浙江省排第3位，仅次于杭州、宁波两个城市。但是，温州利用外资却非常落后。1978-2004年，温州合同利用外资24.7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0.84亿美元，而省内的同类城市，如嘉兴市仅2004年一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就达10.22亿美元。2005年，温州市将招商引资作为政府的“一号工程”，之后利用外资的规模增加很快，2007年度温州实际利用外资6.17亿美元，但在浙江仍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此外，温州吸引来的外资，大多是华人华侨或者港澳台同胞的投资，甚至有部分本地民营企业通过隐蔽手段把资金划往境外，然后再以外资的名义转投温州，以享受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
(一)温州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落后的原因
首先，温州利用外资比较落后与其固有的自然条件有关。温州多山区，资源贫乏，可用于工业发展的土地很少。从区位条件看，温州地处长江和珠江两大三角洲的交汇区域，与中心城市距离远，区位条件较差，交通非常不便。这些都是阻碍外资流人的客观原因。
其次，温州外资少，也是温州模式的必然结果。温州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初温州政府的“无为而治”，政府干预少给民营企业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但是这一政府功能定位的结果，就是许多需要政府投入或干预的领域发展落后，进而降低了温州对外资的吸引力。比如，由于高等教育发展迟缓，温州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缺乏；由于科技投入少，温州民营企业以及产业集群层次较低，产业结构升级困难。
最后，对外资不够重视也是其中原因之一。温州民间资金丰富，并不存在缺乏发展资金的问题，温州资本在全国各地投资，以及我国许多城市到温州来招商就是一个表现。加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特性缺乏认识，温州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没有足够的重视。
(二)温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潜力
温州民营企业经过20多年的迅速发展，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影响力。
集群经济是传统温州模式成功的一个法宝。温州的电器、服装、制革、汽摩配、泵阀等支柱产业都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群，而且一些产业，如合成革、低压电器、眼镜、制笔、剃须刀等行业在国内市场份额都超过了50％。强大的生产能力成为温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一大优势。发达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建立全球性的生产体系。温州的生产能力可以为跨国公司配套生产，并在满足跨国公司的严格要求的同时，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伴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温州相关企业注重品牌培育和营销渠道建设。据统计，截至2009年上半年，温州已经有38个中国名牌产品、165个中国驰名商标。与此同时，有近23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有40万个营销点。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国内市场规模扩大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原因。温州民营企业可以凭借其成熟的品牌运作能力及某些产业强大的销售网络，与跨国公司展开合作。
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理性认识
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都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资本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单单是资本的流入，同时还有技术、管理经验随之进入国内。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吸引外资的目的除了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之外，也期望借外资企业的影响力，促进本地生产要素质量的提升。外资企业一度被认为是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的代表，但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外资企业是否仍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们更应当辨证地看。
(一)外资并非一定代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方面常常是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这也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之一。但是，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是多元化的，对于看重发展中国家廉价生产要素的跨国公司而言，其对外投资不可能是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另外，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企业不一定比东道国本地企业经营得好，也是当前我国吸引外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
(二)外资并非一定能带动本地企业技术进步
我国曾经把“以市场换技术”作为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口号，那么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是否能够带动本地企业的技术进步呢?对于以先进技术投资的外资企业来说，确实可能存在对当地经济的“溢出效应”。但是溢出效应能否实现以及溢出效应的大小，并非取决于外资企业所投资行业技术含量的高低，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技术吸收能力如何。如果当地企业与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差距很大、或者当地没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或者当地的经济开放度比较低，都会严重影响外资企业对当地的技术转移。
(三)外资并非解决本地经济问题的主动力量
对温州经济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竞争、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刺激本地经济良性发展的一股重要的力量。但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投资是服从其全球化生产战略的，在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分工也有所不同。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某一地区，可能归因于这一地区具有较高的要素禀赋、较大的市场等。也就是说，是一个
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决定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而非相反。因此，认为只要有足够数量的外资，就能提高民营企业技术、管理水平的想法，是非常不现实的，外资并非解决本地经济问题的主动力量。
因此，民营企业强大的温州在利用外资的时候，切不可一味地吸引外资，寄希望于外资来解决温州经济当前的问题。外资能否改善当地经济状况，更多的还是取决于是什么样的外资进入，本地经济的吸收能力如何以及政府的相关配套政策。
三、温州利用外资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温州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温州经济转型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何适当利用外资、如何为外资对本地经济发展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是温州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要素条件来看，温州土地奇缺，因此对温州而言。注重利用外资而非吸引外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战略，我们常常提到的招商引资就是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即让跨国公司到本地投资，也是我们在统计数据里面看到的金额。而利用外资是指促成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更紧密的业务联系，如通过配套、贴牌、搭车、外包等方式进入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在为跨国公司提供上下游生产的同时，提升自身的竞争力。重利用而非一味强调引进外资，是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也是温州以外资促发展的现实选择。
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温州政府的职能定位要明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可以在确立制度、提供信息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便利，切不可越俎代庖，地方政府的政治目的可能会让企业陷入艰难的困境，
现阶段利用外资，温州的经济条件与改革开放之初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利用外资的思路也应当相应调整。温州利用外资，应当以提升本地生产要素质量以及完善本地生产要素形成机制为目的，从温州产业集群与企业品牌优势出发，积极构筑对外资的吸引力，在吸引和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提升本地的竞争力。
(一)改善投资环境
温州可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企业的交通成本；加大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促进本地企业的信息化，从而实现虽然外资不在温州，但是外资影响温州的效果。对于必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温州可以鼓励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股权合作，而非新建独资企业的方式。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信息成本、基础设施、地理优势等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巨大。温州可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以克服地理条件、自然条件等客观原因给其吸引外资带来的不利影响。
由于曾经缺乏利用外资的紧迫感，温州对吸引外资的软环境建设也比较落后。温州应当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批效率。我国曾经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这种方式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会造成对本地企业的挤出效应，以及民企与外企的不公平，因此，对温州的适用性还有待研究。
(二)适当甄选外资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并非同质的企业，处于不同行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资企业，对温州经济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别。温州要根据当地产业发展的要求，企业发展的状况，引入适度规模的外资。温州可参考国家产业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指导目录的相关内容，完善外资准人政策。
目前，我国外资70％投资于工业领域。温州也是轻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轻工业的部分产业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温州可以加强与支柱产业相关的跨国公司的引进，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提升温州产品的质量和层次，提高温州商品的品牌认知度。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外资进入我国服务业还大有潜力，温州在这个大背景下，以更开放的姿态，促进服务业外资企业进入，在带动温州服务业发展的同时，改善温州的投融资体制。
(三)定向嫁接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温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温州这种原发产业集群的产业链条比较短，规模小，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低，设计的先进技术少，企业的研发投入小，这是其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群的重要区别。
最强劲的竞争优势通常来自于企业集群，尤其是具有地理集中性的企业集群。如果温州可以吸引到跨国公司进入产业集群，则可以“拓展地方经济的产业链以及弥补产业链上的薄弱环境，并利用引进项目在技术、机制、理念上的优势，刺激当地创新活动，提高当地产业链的集群式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
(四)促进民外融合
温州政府曾在2005年将招商引资作为政府“一号工程”，即"2005年完成全年合同利用外资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亿美元、实际到位内资16亿元”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的完成，对温州这个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地区实非易事。温州吸引外资的目的是提升本地生产要素质量，进而提高温州的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关键的问题并非有多少外资来温州投资，而是，温州民企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外资。
不论跨国公司是否在温州，政府都要致力于促成跨国公司和民企的合作。特别是寻找内资企业作为供货商的跨国公司，温州可以对一些民营企业进行技术等方面的培训，使其达到跨国公司的技术标准，采购其产品，使其进入全球生产系统。此外，温州也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激励跨国公司与内资企业建立分包商或供应商的关系，以实现跨国公司对内资企业的人员培训和技术转让。
(五)促进技术扩散
利用直接投资的进入必然会引起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激烈竞争，如果处理不当，容易使外资对本地企业构成威胁，甚至影响到到当地的产业安全，这也违背了我们利用外资的初衷。但是，适度的竞争可以促进本地企业提高技术水平，一定的政策导向更可以促进外资企业的技术扩散，实现温州利用外资的目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湖北；现状；对策.
近几年来，湖北省积极改善经济环境，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成效显著。但与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沪、粤、苏、浙等省市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研究湖北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产生的利弊，对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湖北企业同世界著名公司的合作，提高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1 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截止2006年，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来湖北省投资，来湖北省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58多家，跨国公司在湖北省设立地区性、区域性机构累计达到300多家。2006年湖北实际利用外资30.82亿美元，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湖北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5.61亿美元。
（1）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
近年来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外资来源仍以亚洲国家（地区）为主。亚洲国家（地区）来投资项目数、合同外资和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占全省总量的68.67％、76.83%和67.34％。实际使用外资来源前五位国家（地区）为香港、日本、美国、法国和维尔京群岛。
（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
按实际平均项目投资额来衡量投资规模，2002年，来源于亚洲的一般为几百美元，而来自欧盟跨国公司的则高达上千万美元。由于湖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项目数虽多，但投资的规模较小。跨国公司来湖北的投资总额只占全国的1/100，数量只占1.6%，可见外商投资的规模非常的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各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较大，地区分布不均衡。
湖北省15个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和其周边城市黄石市、宜昌市、孝感市构成的大城市圈内，两者分别占全省总投资的65.1%和81.41%，而其他地区利用外资额与距武汉的距离呈现反向变化趋势。
（4）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不平衡。
近年来制造业是外商投资重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为外商所看好。2005年新批外商投资项目中，投资制造业的项目多达353个，占新批项目数的67.9%。在制造业中，外商主要投资在机电、纺织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医药、化学原料生产等方面。在外商重点投资制造业的同时，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为外商所看好。
（5）外商投资产业聚集效应明显，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
武汉、襄樊的汽车产业，黄石、鄂州、仙桃的纺织产业，宜昌的化工，武汉、宜昌的电子产业都出现了产业聚集现象。外商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也有明显提高。世界柴油发动机巨头-美国康明斯公司与东风公司合资设立柴油机研发中心已落户武汉沌口开发区，项目总投资2000万美元，主要从事柴油发动机及压缩天然气发动机、发电机设备及元件的技术研发。
2 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经济的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能对湖北的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具体表现为:
2.1 积极作用
（1）改善了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
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推动了湖北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 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改善了湖北出口产品的结构。目前湖北形成了武汉、宜昌、襄樊、孝感四大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 船舶、显示器、汽车及零部件等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品比重上升, 扭转了过去出口单纯依靠农产品、纺织品的局面, 改变了出口产品附加值不高的状况。
（2）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
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理论，生产要素的供给结构将改变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势必会对一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影响。2006年中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为630亿美元，而湖北实际利用外资30.82亿美元，占全国的4.89%，相对2003年占全国2.93%，比重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上升的态势。
（3）对技术进步起到了带头作用。
从总体上看, 大多数三资企业都与某种形式的技术转移联系在一起, 基本途径包括: 第一, 引进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货物和加工工艺并高效率地使用, 提升了湖北省产业的技术水平。第二, 引进新产品, 使符合需求、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在湖北省制造业产出中的比重增加。第三, 外商投资企业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 也引进了有效使用这些先进技术的管理能力。第四, 引进研发能力。第五, 通过多种方式产生技术外溢效应, 对湖北省关联产业的技术进步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4）优化人才培养和任用的机制。
外资企业的投资主要聚集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人才选拔上抛弃了“唯高学历”“唯关系”的任用模式，唯才是用，为专业型、技能型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与此同时，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商投资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加, 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正逐年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为更多的人才提供机会。
2.2 消极作用
（1）影响产业格局，引发地方的发展不平衡。
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向以盈利为目的，可能会与我省地区发展政策不符。外商过来办企业，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这样他们就不会考虑地方产业发展政策，同时，他们尽可能往最能赚钱的地区去投资，这会使得湖北省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
（2）带来的技术并非核心技术，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作用不大。
以汽车产业发展为例，现在的汽车合资企业虽然股份方面我们占多数，但是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合资带来的好处就是给外国汽车企业提供了销售自己生产的汽车的渠道，而对自己的民族汽车产业发展并没有多大贡献。
（3）给民族工业带来的冲击。
由于外商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和政府的优惠政策，采取“先占市场再寻求最大利润”的策略，集中力量于流通领域，强力挤占市场，甚至导致对某些产品市场的垄断，严重影响了本地企业的健康发展。
（4）对就业产生溢出效应。
外资企业依靠自身的雄厚实力, 通过占领湖北市场,在饮料、纺织、家化等行业挤垮湖北本地企业, 进而也会使这些企业中的员工失业。与此同时，在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落聘的职工的安置和分流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外资的进程，而且给社会稳定也埋下了隐患。
3 湖北利用外商投资的主要对策建议
3.1 着力改善投资软环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继续加强全省重点对外开放口岸基础设施和国家级、省级开发区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体系，增强吸收外商投资的竞争力。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提高通关效率，及时缓解外资外贸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电力、资金供应紧张等问题，努力为外资外贸企业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此外，按照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外资项目核准制度改革，尽快出台湖北省《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投资项目暂行管理办法》等配套管理规范，并抓好新办法在全省范围的实施。
3.2 认真贯彻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
严格执行国家对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认真贯彻实施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并引导外商投资改造机械制造和纺织服装等传统工业，发展现代农业和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大力吸引外资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通过汽车、钢铁、石化、机械等行业的骨干企业招商，引进跨国公司来湖北进行战略性投资；积极推进商贸、物流、科教以及金融、保险、旅游、中介机构等服务业吸引利用外资。
3.3 加大引导县市招商力度
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吸引外商投资农业产业化项目和具有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的加工型项目，以此带动县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加快县域“一主三化”的进程。注重关联招商和配套引进，逐步推进武汉城市圈城镇群内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和功能分工，促进产业板块和密切配套的产业链的形成，为整个圈域内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提供更为强劲的动力。
3.4 调整利用外商投资的战略导向
应将利用外资，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作为新形势下湖北省利用外资的战略导向，一是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重视外资来源的技术档次、技术构成和管理水平构成。二是提高湖北利用外资的水平，充分利用外资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和行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区域经济发展结构、技术结构、出口产品结构等。
3.5 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探索项目融资、境外上市和股权融资等新的利用外资方式，积极筹措融资成本较低、条件比较合理的国外资金，重点支持能源、交通、城建、港口码头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引导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认真研究盘活国有资产的有效形式。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前提下，支持外商进行协议购并、产权交易市场购并、股票市场购并以及股权转让购并，推动现有存量资产与国际资金、技术的融合，创新经营管理机制，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凌丹，段凌燕.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经济的影响［J］，当代经济2006，（8）.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山东农业；农业
一、山东农业现状
2015年山东农林牧渔各方面平稳增长，农业增加值29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4.7%；特别是种植业增产增量，粮食总产量4700多万吨，增长2.5%，连续十几年增产提质。山东省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的面积已经达到100万公顷。2015年农业产量在全国居于第一的位置，山东农业产量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山东农业产量的总量较高，同时也保持着较好的外商直接投资态势。山东廉价的劳动力、农业良好的自然资源和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视，都对海外资本拥有较大的吸引力。
二、山东农业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出现的问题
（一）农业FDI区域分布不平衡
作为农业大省和农产品出口强省，山东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不平衡，存在“西冷东热”的现象。80%以上农业的FDI集中在东部沿海，并从沿海向内地递减，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不仅FDI投资小，而且发展缓慢。东部沿海的农业发展越来越强劲，而西部的农业发展相对滞后，东西部农业的发展不平衡，已经严重制约山东的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
（二）农业FDI来源相对集中
山东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和地区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较近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并以港澳台和日韩为主。其中香港比重最大，占据了全省农业FDI的49.5%，其次分别为韩国、东盟、日本、新加坡、欧盟、美国等。这些国家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可利用其其资本优势，然后结合山东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进行加工和出口。
（三）农业FDI投资结构不合理
虽然山东农业FDI逐年增加，但是主要涉足都说初级型农业，由于附加值较低，对农业带动性小。缺少高科技含量和精深加工的投资。虽然政府对此加以积极引导，希望投资重心转向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品种改良和资源开发，但收效甚微，现有传统农业竞争却愈演愈烈，阻碍山东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FDI对山东农业的影响
（一）出口创造效应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在山东农业的逐年增加，而投资方式主要以跨国公司在山东建立分公司或者合资方式为主，这些跨国公司在全球拥有成熟的销售市场和农业技术，同时采购山东当地的农业原材料，利用山东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深加工和农业技术创新。据山东省统计局显示，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山东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主力军，出口贸易额占整个山东农产品出口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农业的投资产生连带效应，如农业技术扩散、产业链的延伸、提高山东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集聚，逐步降低山东农产品的成本，增强农贸国际竞争力。
（二）FDI有利于构建和延伸山东农业产业链
虽然山东省是全国的农业大省，但并不算是农业强省，农业中仍然存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农业资源分散，产业结构不合理，劳动生产率低等因素都制约了山东农业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当地的优势企业，连接农业产业链的上下游，互通农业生产和消费的中间力量。一些外资企业逐步投资农业流通和农资服务，实现农业上下游、前后关联性，还影响了农产品的物流运输方式，构建和延伸了山东农业产业链。衔接农户和市场，农业发展模式向产加销一体化转化，成为现代化的“农户+企业+市场”农业发展模式。外商直接投资还使得一些非农产业资本汇入农业领域，增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农业企业实力拓宽融资渠道，从而加强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FDI在山东农业的示范和竞争效应
在外商投资山东农业中，一些跨国公司带来了先进的农业加工、生产技术，全球化的营销模式和系统的管理经验。这些外资企业在山东省当地的企业中起着示范、带头作用，在外资企业的带动下，当地农业企业也积极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的技术、生产产品和管理经验。当地企业为了增强行业内自身的竞争力，会注重加强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增加科技投入。因此FDI的示范和竞争效应推动了山东省农业技术的进步，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
（四）加大农村基础配套设施
山东当地政府和企业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注重农业的人才、技术等软条件的投入，还会加强农业的基础配套设施，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和财政投入。有数据显示，农业利用外资的投入比为1：7，意思是外商直接投资一美元，需要增加当地的农业配套设施投入七元。农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防范农业风险能力。
（五）乘数效应
除此之外，在农产品加工这一中间环节中，外商直接投资也发挥深远作用，不仅带动了产业前后的互补性投资，还产生投资乘数效应。例如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科奈尔饲料公司，在青岛注册成立青岛科奈尔饲料有限公司和青岛加宏进出口有限公司，公司经营农产品贸易和深加工和饲料原料进出口等相关饲料研发与销售等，产成品有苹果粉、玉米皮粉、花生壳粉、棉籽壳颗粒、胡萝卜颗粒等等。其在青岛莱西采购原材料时，与食品油公司、食品加工厂、蔬菜经销商建立产业连锁关系，带动相关产业的互补性投资。科奈尔饲料公司为了拓展市场渠道选择青岛莱西当地的企业做其分包商，还与饲料公司、养殖基地等国内外的下游企业建立产业连锁关系。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