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4 17: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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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精神科护理不安全事件难免发生，不仅给患者及其家属造成痛苦，而且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还给医护人员的自信心带来危机。针对精神科护理风险管理中的不安全事件开展品管圈活动，精神科护理部的医护人员组成品管圈活动小组，以控制不安全事件发生率为目标开展品管圈活动。
2.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我院2016年间精神科共有86名病患，病区共有护士23名，其中主任护师1人，副主任护师2人，主管护师2名，护师5名，护士13名；年龄20～42岁，平均年龄（29.3±5.4）岁。
2.2 方法
2.2.1 组织团队并选定主题。由精神科护理部的23名护理人员组织品管圈活动，圈长由主任护师担任。针对2015年全年精神科护理质量报告中不安全事件发生率较高的结果，确定以“控制精神科护理风险管理中不安全事件发生率”为品管圈活动主题。
2.2.2 实施对策品管圈活动。每周由圈长安排进行1次，每次活动可由不同的品管圈成员主持，大家互相交流护理心得、工作过程中遇到难题，共同讨论解决方法以及检验方法的实施效果、讨论方法改善措施。对2015年全年护理质量检查报告的总结中发现，精神科护理中精神卫生知识缺乏、安全防范工作不完善以及心理o理不到位这三个问题引起的不安全事件比较严重，特针对这三个方面制定改善措施。
2.2.2.1 加强学习，提高认知。虽然精神科护士都收到过专业知识、技术的教育与训练，但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精神卫生知识的不足以及在精神病区工作的医护人员得不到社会正确的理解与支持，部分精神科护理人员难免会认为精神科护理只不过是简单的看管，没有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品管圈小组在每次活动时，专门预留30min至1个小时的时间开展专业知识培训，可由不同成员以PPT或书面报告的方式进行，讲解精神科护理的技巧、案例或行业进展等，不仅提升护理人员自身的专业认知，而且使大家保持工作积极性。
2.2.2.2 安全管理，防范风险。通过制定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和培训提高医护人员的安全意识，具备意外事件的应急能力，降低不安全事件的发生率或严重后果。安全管理措施包括病房、病区内危险物品、各个病人精神状况特点等，向病人及其家属进行安全宣传，让家属协助观察、发现病人的不安全行为。对精神科护士进行自身安全防护培训，对有攻击或严重自杀危险的患者应掌握接触技巧和防范技巧等。
2.2.2.3 重视心理护理，提高护理质量。护士在护理过程中使用文明礼貌的语言和关心的态度满足病患希望受到尊重的心理，容易克服患者紧张、情绪不稳定的心理状态。督促患者按时检查，向患者家属说明病情、疾病对身体的危害以及预防措施等，希望患者及其家属对观察治疗和紧急处理能够积极配合。在与患者交流过程中注意倾听，学会有原则的妥协；保持温和的态度，不要频繁变动；注意沟通技巧，不要问敏感的话题。
2.3 效果评价
统计品管圈活动组织期间不安全事件的例数并计算发生率，与2015年护理质量报告中的不安全事件发生率进行比较。
2.4 统计学处理
以SPSS19.0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P
3.结果
开展品管圈活动后，由于护理人员、护理设施或病患引起的不安全事件发生率由2015年的30.59%降低到2016年的5.8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4.讨论
近年来，精神疾病诊疗水平不断提高，护理模式正朝着社会-医学-心理模式转变。品管圈即品质管理圈，成员可自发进行品质管理活动，从整体上提高工作质量。目前，品管圈活动已经在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医疗机构广泛开展，并收获了满意的效果。
品管圈活动在精神科护理工作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本研究结果显示，我院精神科开展品管圈活动后，护士常规操作合格率、护士精神疾病知识考核优秀率、护患沟通合格率明显上升（P
品管圈活动可提高基层护理人员参与管理的意识，激励护理人员释放潜能，提高集体凝聚力，也能提升护理人员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提高精神科服务质量，减少护理风险。本研究品管圈活动中，应用人性化应用沟通技巧，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精神病患者对护士的抵触感，降低护理难度；加强职业教育，强化查对制度可提高护士职业技能及应急能力；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可提高护理人员业务水平及综合护理，帮助提升精神科护理质量，最终帮助医院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5.结束语
精神科护理是一项比较特殊的护理工作，精神病人，特别是重症精神病患者由于其思维、情感、意志、行为常处于幻觉、妄想之中，加之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有明显的药物副作用和镇静作用，导致某些行为不能自控也不计后果或因患者感觉迟钝，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安全事故。品管圈护理重在调动成员积极性，强化各级护理人员的管理意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护理质量，使护理工作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 盛彩华.精神科护理安全论析[J].当代医学.2016（10）：60-62.
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关心得过分就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和行为。疑病症就是一种过多关注自己身体情况的心理疾病。
有疑病症的病人,他们确信自己已患病,到处寻医问疾,可是又拒绝相信检查报告正常的数据,坚持要求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不断地挑选和更换医生,渴望寻求医生的关注,只有当他的症状和痛苦被认可后才表示出放心,但不久又会出现症状而且开始了新的怀疑。这些人一般不会去看心理医生,更不愿去看精神科医生。他们常常在内、外、妇等各科室间辗转诊治,总是处在过分警戒的紧张和焦虑之中。对于自己的病史和症状历历在目,许多细节都记得十分清楚,但他们始终存在着“还有问题没有搞清楚”的疑虑。他们在诊疗过程中既渴望能被医生认同自己的症状,但对医生客观的判断和没有明确躯体疾病的结论抱抵触和反对的态度,这使得很多医生对他们感到十分棘手和为难。
疑病症在精神科中属于躯体化型障碍的一种表现,是疑似躯体疾病的一种状态。许多这样的患者都伴有焦虑或抑郁。疑病既可因焦虑和抑郁引起,也可加重焦虑和抑郁,构成不易自行解脱的恶性循环。
对于疑病症病人的诊疗,用一般劝说的方法去帮助他们消除躯体症状十分困难。使用抗焦虑和抗抑郁药物以及心理治疗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有一点可以肯定,疑病症病人的各种症状即使不加任何处理,随其持续存在,也不会导致病残或死亡。
(吴杰)
没心没肺,活着不累
俗话说:“没心没肺,活着不累”,郑板桥还说过无比透彻的一句话:“难得糊涂”。
一是说傻里傻气、糊糊涂涂活着,就没有活得太累的感觉;二是不过分的要脸面,善做凡人,就能活得寿命长。这两句俗语,我觉得都有一定道理。人要长寿,脸皮就应该厚一点。就是做了“坏事”,犯了错误,也不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多少人因脸面上过不去走向极端。在人生路上,谁也难免做“坏事”,就看做了“坏事”能否接受教训,由“坏人”变成好人了。“人要脸,树要皮”本来这是做人的美德,但不能过头,过分的要脸面,有时也会害了自己。人不要脸,就是不要对健康有害的脸面。
活着被人看得低一点,由官变成平民也好,由富翁变成穷光蛋也好,为了保证健康,就得有点“卧薪尝胆”的精神,不要因为顾及没有用处的脸面,而毁了自己的生命。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认为应做到以下四点:
①泼辣一点。人活的泼泼辣辣,遇事少一些羞羞答答,就能在生活中打开局面,在社会上干好一番事业,不但生活上富裕,身体也能健健康康。特别是女人,凡泼辣者的人都过得较好,活得长远而幸福。
②潇洒一点。把心扉敞开,想怎么乐就怎么乐。不要自己约束自己,有的老人穿新衣不敢大胆地亮相,新的穿在里面,旧的套在外面,这就是不够潇洒的表现。有了钱,吃好穿好玩好,我觉得没有什么毛病,何乐而不为呢?大大方方地干事,潇潇洒洒的活动,这应是日常生活的态度。
③羞耻感少一点。就是从封建思想的圈子中跳出来,不要羞于参加社会上的某些活动,如跳舞、男女交友,正正派派地做事,不怕有人反对、说坏话,更不要自己产生羞耻感,导致精神不佳,损害健康。
【关键词】误诊;神经症;原因
【中图分类号】R4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515(2010)010-0113-01
神经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1],由于种种原因,常造成误诊和漏诊,这不但给患者造成精神痛苦,而且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浪费了医疗资源。本文对74例被误诊为神经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以期找出误诊的原因,减少误诊。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本组为我院2005年～2008年诊治的病人。男43例,女31例;年龄:14～50岁;职业:干部22人,教师16人,学生16人,工人9人,农民11人。
1.2 误诊情况:全部病例在本院就诊之前均接受过2家以上综合医院诊治,但均被误诊。误诊时间4个月～3年。以心悸、胸闷、胸痛等心血管症状为主要表现者误诊为心肌炎、冠心病、心律失常29例;以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等消化系症状为主要表现者误诊为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17例;其他误诊为:偏头痛7例,梅尼埃病6例,周期性麻痹3例,障碍2例,心境障碍(抑郁发作)10例。
1.3 诊断标准:按《中国精神障碍的诊断分类标准(第三版)》(CCMD-3)的诊断标准,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及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障碍与心境障碍等。
1.4 诊断结果:焦虑症19例,强迫症10例,恐惧症9例,疑病症15例,神经衰弱21例。
2 讨论
神经症原译为神经官能症,是一组精神障碍的总称,包括焦虑症、强迫症、恐惧症、疑病症、神经衰弱。由于神经症的症状在精神症状异性最差,可出现类似多种躯体疾病的症状,因而常导致误诊。本组病例误诊原因分析如下:
2.1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诊疗观尚未建立。神经症的发病常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关,但一些医生的诊疗观念还没有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忽视心理、社会因素的致病作用,是造成误诊误治的重要原因。再者,神经症患者由于对自身疾病缺乏正确认识,加之文化背景和世俗偏见[1],绝大多数不愿去精神科或精神病医院就诊,而到综合医院非精神科看病,就更增加了误诊的可能性。
2.2 医生缺乏精神医学知识,对神经症症状的复杂多样性认识不足。神经症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且患者大多对自己的病情极为重视,唯恐医生不重视、不相信,因此,叙述病史时只谈躯体症状,忽视情绪问题,在描述躯体症状时情感丰富,描述详细,甚至带有夸大色彩,将医生注意力引向躯体疾病,给各科医生识别本病带来困难[2]。如果医生经验不足,缺乏足够的精神医学知识,对神经症状的复杂多样性认识不足,不能识别躯体化了的情绪障碍,过分注意某些躯体征状,就会草率地作出器质性疾病的诊断。
2.3 病史不完整或对病人迁就造成误诊。前者的原因一是医生不能耐心倾听病人的叙述。因为神经症患者主诉繁多,病史较长,部分医生认为患者“嗦”,不适当的打断病人的陈述。二是有些病史涉及“隐私”,患者不愿透露,尤其是某些患者与医生熟悉,有意隐瞒病史而致误诊。后者因为有的患者对医学知识一知半解,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类患者一般不愿暴露和探讨自身心理问题,而坚持寻找躯体方面的原因。也有的出于某种目的夸大或隐瞒甚至编造病情,就诊时自我诊断或提出一些治疗检查要求。而医生不加分辨,迁就病人,被动诊治,导致误诊。本组资料中2名教师、3名干部的误诊均因接诊医生与病人熟悉而迁就病人,按患者意见反复进行多种仪器检查而导致。
2.4 过分依赖实验室及其它检查结果。某些医生忽视病史和体格检查,片面依赖辅助检查结果,只凭一纸实验室及其它检查报告就轻易否定神经症的存在而诊断为躯体疾病,这也是误诊的重要原因[3]。这是因为:①多种原因可能会导致辅助检查结果有这样或那样的误差;②某些神经症患者可能伴有轻微躯体疾病;③精神因素本身也会导致某些异常,如心律失常等。本组11例因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或一过性心电图改变而在基层医院被误诊为心肌炎和冠心病。
2.5 过分相信既往诊断。本组全部病例均接受过2家以上综合医院的诊治,却一误再误,其原因之一是接诊医生对其他医院特别是上级医院的诊断过分相信,一味盲从,人云亦云,诊断思路受首诊医生的影响,不再详细询问病史,有时虽也看出一些诊断不符的地方却不敢大胆怀疑,结果导致以讹传讹,继续误诊。
2.6 思维定势造成误诊。①神经症患者多首先到综合性医院非精神科就诊,而接诊医生长期接触本专科疾病,会对躯体疾病的诊治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即再遇到类似的病人或相似的情形,便不自觉地处于这种心理准备状态,按照过去的经验模式和思路去思考和判断,思路狭窄,多考虑专科疾病,很少考虑其他疾病而造成误诊。②有的患者出于对某医生的信任或别的原因,反复在同一位医生处就诊,而医生具有先入为主的思想,不愿改变依据最初病史和症状作出的初步诊断,尽管后来的临床资料不支持这个诊断。这也是一种思维定势,是导致误诊的一个因素。③诊断的思维原则之一优先考虑器质性病变,以免延误器质性病变的诊断,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亦不能走极端,把所有的躯体不适都按器质性疾病诊断,而忽视神经症。有的医生认为神经症误诊关系不大,器质性病变误诊不得,对躯体疾病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种思想也是误诊原因之一。在临床实践中,我们既不能把神经症的诊断扩大化,亦不能把器质性病变的诊断扩大化,而应当实事求是,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诊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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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穆稳,韩翠萍.神经症误诊为躯体疾病分析[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2.2(5):708
检查结果大致正常，心电图稍有异常，但属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那种。随口问：“你哪里不舒服？”她答：“胸闷，老想叹口气才舒服。”问：“你什么情况下会闷？”她说不清。
我问她：“你工作压力大吗？”她愣了一下。一看就是典型劳动妇女，衣服都是打粗穿做粗工的。我耐着性子换个问法：“你干活吗？”“干。”“什么活？”“我卖废品，收钢铁。”我愣了一下，女人收钢铁？厉害。
她局促地坐在我面前，头发浓黑，梳得整整齐齐，只是额头有一缕突兀的白发，五官挺端正，也没有什么皱纹，不大看得出年龄――我瞟一眼电脑，显示54岁，只有一双手是吃过许多苦的样貌：粗大，满布裂纹和伤疤，指甲没有修剪，里面还有黑垢。
我本来是想问她干活时会不会胸闷，突然发现她在不断抹泪，不像哭，只是眼泪一直涌出来。我以为她担心病，宽她的心说：“怎么了，还没得病呢，不用急。哭什么？是眼睛不好吗？”她边摇头边擦泪：“不知道，只是眼泪自己就流出来了，总是这样。”
我正想再问点儿问题，进来一个男人，满脸皱纹，个子矮矮的，站在她身边。我第一反应是她父亲，又觉得不像，问他：“你是……”她答：“我男人。”我语塞。也太不般配了，不管年龄还是相貌，我还是客气地冲他点点头，说：“你爱人可能心脏有点小问题。”他没搭理我，也没搭理她，自顾自走了出去。我同情地问她：“是你后老公吗？”她摇头。还在揩那止不住的泪。
我知道，她的胸闷多半不是心脏问题，只是心理问题。别的病人都已走光，还有时间，我把笔和检查报告扔在一边，看着她，试探地问：“干活累吗？”她摇头。“孩子好吗？”她点头。我索性不再问她，自己说：“我不是精神科医生，但我觉得你的病是心病。你也许会承认，也许不愿意承认，但心结总在那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你自己应该知道，要么接受并忍受，要么试着去改变，要么……”我忽然说不下去了，心病就像生活中的其他疾病一样，不会无中生有，一定有所缘由，可是，要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掉那些缘由呢？
那男人晃进来，看看她，也不说话，又晃了出去。
她突然开了口，压抑着，小小抽搐了一下：“我只是感觉不到爱，从来没有人爱。”
我震了一下，这种文学腔的语言，我一直以为只有那些养尊处优、不识生活艰难的女人才说得出来。再一想：无论贫与富，贵与贱，女人都是女人呀。不是因为她底层劳动，她五十多，她就不应该有爱的渴望。
我心疼她。想问：难道你的孩子不爱你吗？又想，她要的爱应该不是这个。想安慰她，觉得语言真是苍白。
关键词：尿毒症；心理护理；焦虑；抑郁；生活质量
我院对2013年1月~2014年1月期间收治的152例尿毒症患者接受治疗期间分别予以基础护理和心理护理，现将具体情况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我院自2013年1月~2014年1月期间收治入院的尿毒症患者160例作为本次研究课题的调查对象。所有患者经临床检查均符合尿毒症的诊断标准[1]。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本组的152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n=76）和对照组（n=76）。观察组共有47例男性患者和29例女性患者；年龄24~67岁，平均年龄为（48.5±6.3）岁；患者的病程3个月~7年，平均病程为（35.6±5.3）个月。对照组共有44例男性患者和32例女性患者；年龄22~72岁，平均年龄为（45.6±5.7）岁；患者的病程5个月~10年，平均病程为（27.3±3.5）个月。
结合患者的基本资料及临床检查报告，将年龄小于等于18岁的患者予以排除；将患有精神疾病或存在既往精神病史的患者予以排除；将本身存在认识功能障碍的患者予以排除；将本身存在阅读功能障碍的患者予以排除；将本身存在沟通能力障碍的患者予以排除。
1.2 方法对照组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为患者进行基础护理服务，主要包括根据医生医嘱对患者提供治疗性的护理服务，对患者的病情变化情况进行简单观察，通过口头教育的方式对患者讲解疾病的形成及发展知识，口头对患者进行心理安抚等。观察组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为患者在基础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2.1 心理支持护理人员在针对尿毒症患者进行心理护理期间，需要结合患者不同的心理问题，对患者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以和蔼的态度，温和的语言，真挚的情感主动关心患者，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对患者进行安慰和劝说，为患者列举相关的成功病例，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信心，激发患者的求生欲望，从而逐渐的开解患者，激发患者接受治疗的积极性，为治疗的顺利进行起到辅助作用。
1.2.2 加强与患者家属间的沟通 尿毒症不仅使患者饱尝痛苦，还使患者家属备受折磨。因此， 护理人员在针对尿毒症患者进行护理期间，不仅需要加强对患者的心理护理，还需要重视与患者家属之间的沟通，做好患者家属的思想工作，建议患者家属增加探视患者的次数和时间[2]，给予患者情感的支持，激发患者的信心。
1.2.3 开展健康教育据相关的调查资料显示，多少尿毒症患者在患病前，并不了解尿毒症的相关知识，所以一旦确诊后，立即会出现消极情绪。针对这种情况，护理人员在针对尿毒症患者进行临床护理时，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对患者及其家属讲解尿毒症的相关知识[3]，加强患者及家属对尿毒症的认识程度，能够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尿毒症。同时，护理人员在针对尿毒症患者进行临床护理期间，应该引导和鼓励患者积极的参加娱乐、社交和户外活动，与其他患者交流经验和感受等[4]。
1.3 观察指标在患者接受入院护理干预后，对患者的焦虑状态、抑郁状态及生活质量等指标的变化和改善情况进行观察和统计。
1.4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两组患者实验研究过程中所得到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对照组与观察组之间的差异以P＜0.05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接受护理前后焦虑、抑郁状态对比见表1。
2.2 两组患者接受护理前后生活质量对比据统计，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干预后，生活质量较接受护理前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观察组患者接受护理前后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组间差异显著（P
3 讨论
尿毒症作为一种严重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的恶性疾病，大部分患者会出现沮丧、焦虑、悲观、抑郁甚至绝望等心理[5]，不良的心理情绪不仅可能加重治疗的反作用，还极有可能促进尿毒症的复发和恶化。结合本次研究课题所得的相关数据，与76例接受基础护理的对照组患者相比，76例接受心理护理的观察组患者接受护理前后焦虑状态和抑郁状态的缓解和控制程度明显更高，生活质量较接受护理前得到的明显的改善和提高程度明显更为理想组间差异显著（P
参考文献:
[1]杨敏.心理护理在尿毒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J].内蒙古中医药，2011,14（21）：274-275.
[2]谢淑娟，李红，刘倩.心理护理程序在神经症患者心理护理中的应用研究[A].全国精神科护理学术交流暨专题讲座会议论文汇编[C].西安：西安财经电子大学，2010，372-373.
[3]管健，介小霞.心理护理干预改善住院恶性肿瘤患者心理状况临床观察[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11,32（24）：157-158.
方法：采用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方案，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焦虑症患者140例，随机分为治疗组72例和对照组68例，对照组给予内科常规治疗同时口服阿普唑仑，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及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90.89%，对照组总有效率72.58%。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结论：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合阿普唑仑治疗广泛性焦虑症的临床疗效显著。
关键词：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阿普唑仑广泛性焦虑症中医药疗法
【中图分类号】R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3-0257-01
广泛性焦虑症又称广泛焦虑障碍（GAD），是以没有明确对象和具体内容的持续而显著的紧张不安，并伴有以自主神经功能兴奋和过分警觉为特征的一种慢性焦虑障碍。广泛性焦虑症的起病年龄多在18-40岁，平均约为25岁，女性患病率约为男性的2倍。临床主要表现为经常或持续的无明确固定内容的过分紧张、担心和烦躁不安等，常同时伴有自主神经功能症状或运动性紧张及过分警觉。笔者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合阿普唑仑治疗广泛性焦虑症取得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试验从2011年2月-2012年10月共收集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人140例，采用临床随机对照研究设计方案，利用pems 3.01统计软件包，根据样本量产生随机种子数及随机分组数，制备随机卡装信封备用，将140例病人按1∶1比例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72例，其中男34例，女38例；年龄21―70岁，平均48.8岁；平均病程6.0±3.9个月；平均HAMA量表评分26.2±3.1分；根据焦虑严重程度分类：轻度14例，中度36例，重度22例。对照组68例，其中男30例，女38例；年龄21―70岁。平均49.6岁；平均病程6.0±3.5个月；平均HAMA量表评分26.6±3.3分，按焦虑严重程度分类：轻度12例，中度34例，重度22例。治疗前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程、HAMA量表评分、焦虑严重程度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两组有较好的可比性。
1.2诊断标准。所有患者中医诊断均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郁病诊断标准，西医诊断按照《内科疾病诊断与疗效标准》诊断标准。
1.3纳入标准。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年龄18―75岁，无家族精神病史，无心肺肝肾功能不全严重并发症，知情同意者。
1.4治疗方法。对照组在内科常规治疗基础上同时口服阿普唑仑1.2-2.4mg/d，每日3次；治疗组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给予口服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每日一剂，水煎服。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组成：柴胡24g，黄芩12g，法夏15g，党参10g，桂枝10g，茯苓30g，大枣20g，生龙骨30g（先），生牡蛎30g（先），大黄9g，生姜3片，磁石30g（先）。治疗期均为2W。
1.5观察指标。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14项版本）评分以及不良反应情况。
1.6疗效标准。按照《内科疾病诊断与疗效标准》并应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减分率标准进行评定。临床治愈：临床症状全部消失，HAMA总分7分并且减分率
1.7安全性评价。生命体征及实验室检查，采用治疗药物副反应量表（TESS）。
2.3不良反应检测。两组中均有少数患者诉服用阿普唑仑后比较疲倦，减量后均可耐受。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率经统计学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在美国广泛焦虑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4.1%-6.6%，我国1982年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包括广泛性焦虑症和惊恐症在内的焦虑性神经症的患病率为1.48‰。本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目前的研究发现与遗传因素，神经生化，心理因素有关。广泛性焦虑症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两个方面。苯二氮卓类（阿普唑仑）有显著缓解焦虑症状的作用。中医认为，郁病是由于情志不舒、气机郁滞所致，以心情抑郁、情绪不宁、胸部满闷、胁肋胀痛，或易怒易哭，或咽中如有异物梗塞等症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病证。治疗当以疏通气机为主。选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治疗正切中病机。方中柴胡、桂枝、黄芩和里解外，以治寒热往来、身重；龙骨、牡蛎重镇安神，以治烦躁惊狂；半夏、生姜和胃降逆；大黄泻里热，和胃气；茯苓安心神，利小便；人参、大枣益气养营，扶正祛邪。共成和解清热，镇惊安神之功。有实验研究也表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给药后2-3小时可使服用中枢兴奋药（甲基苯丙酸）小鼠的自发活动减少，服用中枢抑制药（戊巴比妥钠）的小鼠自发活动增加。小鼠口服本方煎剂后发现小鼠大脑皮质、边缘系统、中缝核、间脑和小脑等部位的色氨酸含量增加，而色氨酸代谢产物5-羟色胺（5-HT）含量减少。临床发现抑郁症患者脑内中枢兴奋性物质色氨酸减少，而中枢抑制性物质5-HT含量增加。所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对中枢神经的双向调节可能通过5-HT系统起作用。本次试验说明在常规应用抗焦虑药基础上合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焦虑症优于单用抗焦虑药，说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和阿普唑仑治疗广泛性焦虑症有协同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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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躯体形式障碍；流行病学方法；患病率；人口学特征
Epidemiological Survey of Somatoform Disorders in the People Aged 18 and Older in Hebei Province. Cui Lijun, Li Keqing, Jiang Qinpu, et al. HeBei Mental Health Center, Baoding 071000,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preval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somatoform disorders in Hebei Province. Methods From Oct.2004 to Mar.2005, Stratified multi-stage cluster randomization was used to identify 24,000 subjects who are 18 and older in Hebei Province. An expanded version of the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dentify subgroups of subjects at high, moderate and low risk of having a mental disorder, then psychiatrists determined their diagnoses by administering a structured psychiatric examination (SCID) that employs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 (Fourth edition. DSM-Ⅳ). Results 20,716 subjects completed the screening, prevalence of somatoform disorders was 6.92‰ (95%CI=5.79‰~8.05‰). Somatization 0.48‰, pain disorder 3.86‰, unspecified somatoform disorders 1.57‰, hypochondriasis 1.02‰; The prevalence of somatoform disorders in rural (7.55‰)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urban areas (2.62‰), the prevalence of somatoform in wome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men(1.87‰), P
【Key words】 Somatoform disorders; Epidemiologic; Prevalence; Demology characters
近年来，躯体形式障碍受到临床医学、精神病学及临床心理学的普遍关注，国外已见有关躯体化障碍或疼痛障碍患病率的报道[1-4]，国内有数个关于躯体形式障碍在综合医院的调查[5,6]，但国内外有关此症患病率的大样本调查较少见，为此，我们于2004～2005年进行了河北省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现就有关躯体形式障碍的患病率及相关因素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样本大小的确定 根据河北省经济年鉴2003[7]，将地级及以上城市确定为城市框架，共11个；县或县级市确定为农村框架，共137个。根据国外相关资料[8]，估计我省精神疾病总时点患病率为15%左右，期望调查的精确率达到1%，由此所需样本量约20000人。考虑到城市与农村、不同性别及不同年龄段需进行分层分析及个别精神疾病患病率低等因素，将样本确定为24000人。
1.2 框架样本的确定 按随机原则抽取11个地级城市的4个框架区域，具有在地理、人口、经济等方面的代表性。按照4个行政区划的总人口比例分配24000样本，共抽取城区12个；县（县级市2个）11个。其中居委会28个、乡镇40个、147个村，覆盖框架人口915.55万，占河北省总人口的13.59%。
1.3 抽样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体随机抽样方法进行抽样，年龄为18岁及其以上人群。根据样本大小，按不同城区从公安分局中随机抽取1～2个派出所，根据每个派出所所辖居委会，随机抽取1～3个居委会。乡镇抽样：本次调查将县城作为1个乡镇计数，首先将该县所有乡镇排列，采用随机数码表抽取该县1/5所辖乡镇，再根据乡镇所辖人口，按人口比例确定该乡样本量，然后根据该乡样本量确定所抽行政村数，每村根据人口数量抽取样本100～200人。
1.4 样本个体的抽取 根据当地公安部门提供的人口学资料计算出该抽样点（村、居委会）18岁以上成年人的总人口数，按出生日期排列，并按该抽样点样本数计算抽样间隔，按抽样间隔随机抽样。在全省范围内共抽取样本24000人，其中农村框架样本20696人（86.23%），城市框架样本3304人（13.77%）。其人口学特征与全省近似[7]。实际完成调查20716人，完成率86.32％，其中男10303人（49.9%），女10373人(50.1%)。共脱落3284人，脱落率13.68％。
1.5 替代样本 由于各种原因，调查时的样本连续3次无法找到定为样本脱落，进行样本的替代；替代方法：以性别一致，年龄±2岁为原则进行替代；最后主样本完成14734人（61.39％），替代样本完成5982人（24.93％）。
1.6 调查工具和诊断方法 调查工具采用改编后的一般健康问卷12项(GHQ-12)为本次调查的筛选工具[9]，以《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为诊断标准；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研究所翻译、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修订的《DSM-Ⅳ-TR轴Ⅰ障碍定式临床检查》病人版(SCID-I/P)为本次调查的诊断工具[10]。根据被调查者GHQ总得分，把被调查者分为高危人群、中危人群、低危人群3类。根据2004年9月在保定市市区抽取600人样本，农村抽取1000人样本进行预试验，按预试验调查结果确定三段危险人群的分界分：GHQ≥4分者属于高危人群，100%进行SCID-I/P检查；2～3分属中危人群，约40％需进行SCID-I/P检查，0～1即属低危人群，10%需进行SCID-I/P检查。改编后的GHQ-12其分数及内容不变，另外增加8个问题均为高危因素，并进行SCID-I/P检查。
1.7 调查人员 参加本次调查的调查人员均来源于现在河北省内市级以上精神病专科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在正式调查前于2004年9月在保定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培训，共有27名护士、42名医生参加，所有医生SCID诊断取得了良好的一致性，Kappa=0.88。最后25名护士、34名医生参加了本次流行病学的正式调查。河北省精神疾病流调组的有关人员作为领队负责做好有关联络、协调、组织管理和总质量控制等工作。
1.8 统计分析 所获资料在EPI Data下采用双人双重录入计算机，转入SPSS 11.0进行数据合并，合并为总数据库后，进行逻辑纠错，最后在SPSS 11.0下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各种躯体形式障碍的患病率 在调查的20716人中，共发现各种躯体形式障碍患者111例，原始患病率为5.34‰，按高、中、低危险因素调整后患病率为6.92‰，95%可信限为5.79‰～8.0‰，见表1示，4种不同躯体形式障碍的患病率以疼痛障碍的患病率最高。
2.2 患病率的性别、城乡、年龄比较 见表2、表3示总的躯体形式障碍的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农村高于城市，有显著差异；各种类型女性均高于男性，男女比例为1：6.36；城乡比较仅疼痛障碍的患病率农村高于城市，其他类型未见差异。从年龄的特点来看躯体形式障碍以40～60岁患病率最高，疼痛障碍以此特点为主，而疑病症以40～49岁为常见。
2.3 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相关因素分析 见表4、表5示，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女性多见，读书年限较常人少，其他未见差异；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影响患病的危险因素有：年龄30～39岁（OR=2.31；P＜0.01），年龄40～49岁（OR=3.83；P＜0.001），年龄50～59岁（OR=2.79；P＜0.01）；保护性因素有家庭年收入5001～10000元（OR=0.49；P＜0.02），年收入10001～20000元（OR=0.49；P＜0.02）。
3 讨 论
躯体形式障碍主要特征是病人反复求医，反复向医生陈述躯体症状，不断要给予医学检查，无视反复检查的阴性结果，不管医生关于其症状并无躯体基础的再三保证，即使患者有时存在某种躯体疾病，但其所患躯体疾病并不能解释其症状的性质和程度或病人的痛苦与先占观念。躯体形式障碍按DSM-Ⅳ分为躯体化障碍、疼痛障碍、未分化的躯体形式障碍、疑病症、躯体变形障碍。本次流调各种躯体形式障碍的总的患病率为6.92‰，其中躯体化障碍0.48‰、，未分化躯体形式障碍1.57‰，疑病症1.02‰。与浙江省的调查比较，躯体化障碍患病率相似[5]，但低于Karvonen1.1%报道[11]；持续的躯体疼痛障碍，本次调查疼痛障碍患病率为3.86‰，明显高于浙江省0.58‰的报道[5]，而与美国社区调查显示其终生患病率为6‰相近[12]，而明显低于Grabe等在一个4075名的普通人群样本的调查的12.3%[4]。
本次调查女性躯体形式障碍患病率为11.89‰，男性为1.87‰，女性明显高于男性，与Karvonen报道男女比为1：5相似[11]，一般认为，躯体化障碍患者以女性多见，起病多在30岁之前，Eggor[2]认为女孩的躯体化症状与情感障碍有较强相关，男孩则与行为分裂相关，表明男性与女性的精神生物学过程可能不同。本位调查40～60岁患病率较高，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30～60岁有较高的患病危险，反映出该病的年龄特点，提醒我们当患者进入中年后，更多的关注自己的躯体微小变化，对疾病的敏感性增加；邱亚峰等[13]研究躯体化障碍患者的心理防御机制发现患者较多的使用中间型和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如退缩、投射、躯体化、否认、同一化、防御机制。同时也发现家庭年收入5000～20000元者是相对的保护性因素，其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由于躯体形式障碍的表现涉及躯体各个系统，导致患者多在内外科就诊，经过反复检查未见相应器质性病变，且应用有关治疗症状难以缓解，只有少数患者到精神科和心理科就诊；孟凡强等[6]调查发现综合医院门诊就诊患者18.2%为躯体形式障碍，躯体化障碍占门诊总就诊数的7.4%。Fink在392名内科住院病人中，患躯体化障碍患病率为1.5%。未分化躯体形式障碍为10%[14]，Portegijs对频繁就医的患者调查发现躯体化障碍占45%[1]，Gureji报道的在基层医疗机构中16.7%[15]，因此，应加强精神卫生的宣传，加强对综合医院医生就有关躯体形式障碍知识的培训，提高对该疾病的识别能力，以便更好的提供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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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腹股沟疝；临床路径；变异；质量管理
[中图分类号] R656.2+1[文献标识码] C[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04（c）-0134-02
临床路径（Cinical Pathway，CP）是新兴的临床诊疗规范化管理模式，其思想来源于工业质量管理，初衷是通过缩短患者住院日，并提供兼顾效益成本的优质医疗管理模式，以控制日益高涨的住院费用。美国早在1985年已由英格兰医疗中心率先实施临床路径，并成功降低了高涨的医疗费用[1]。我国对于临床路径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关于临床路径的定义在表述上未能统一[2-4]，但其内涵基本一致：围绕能控制和改良的医疗服务质量，有严格的计划性和时间顺序性，目的明确，即加快患者恢复时间，缩短住院日，减少资源浪费及提高服务质量。2009年10月卫生部颁发《临床路径管理指导原则（试行）》[5]，并建议使用其制定的腹股沟疝临床路径。我科自2009年开始逐步推行使用腹股沟疝临床路径，至今已作为常规管理方法。在临床路径实施过程中我们发现，腹股沟疝这一相对简单的单病种仍然常常涉及多学科的联合诊治，如何设计并优化临床路径、提高临床效率及获得规范化的临床质量管理模式值得进一步研究及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根据相关ICD-10编码（ICD-10:K40.2，K40.9），入选2009年11月～2011年5月在本院普通外科收治的腹股沟疝患者（ICD-9-CM-3:53.0-53.1），排除急诊嵌顿疝、合并严重心肺功能疾病、血液病及其他手术禁忌证者。
1.2 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卫生部建议的腹股沟疝临床路径流程及表格开展临床工作，获得平均住院日、平均费用、切口感染情况及其他术后并发症情况、药物使用情况以及变异情况数据，根据数据调整路径中的各环节所占住院时间及系统设定用药，主要是增加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及前列腺增生等疾病的常用药物获得优化的具有本地区针对性临床路径，采用自身前后对照的方法，比较常规临床路径（以下简称常规路径）与优化临床路径（以下简称优化路径）的差异，如平均住院天数、平均费用、并发症、变异及退出路径率等。调查患者与临床工作者对优化的临床路径接受情况。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1.3统计学软件的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χ2检验等方法，对患者的基本资料、诊疗过程以及临床路径优化前后的临床诊治环节进行比较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资料
患者均为本科收治，平均年龄50.8岁，男性占92％，采用常规路径的患者125例，年龄在65岁以上者31例，患高血压者35例，糖尿病者20例，前列腺增生者40例，采用优化路径的患者138例，年龄在65岁以上者36例，患高血压者38例，糖尿病者23例，前列腺增生者44例。进入两组路径患者均无切口感染及血肿并发症。
2.2 路径优化前后比较
进入两组路径患者均无切口感染及血肿并发症。优化路径患者在平均住院天数、平均费用、变异人数及退出路径人数均较常规路径少，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3 医患双方对优化临床路径的接受程度
参与执行临床路径的医护人员一致认同优化后的临床路径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及良好的可操作性，在确保诊治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缩短了住院时间及减少了医疗费用，患者也对其表示愿意接受。
3 讨论
我们设计和执行优化的腹股沟疝临床路径，以更好地满足临床实际需要，并有效控制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提高临床质量管理。但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影响临床质量管理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3.1 重视对患者收治入院前的详细问诊
收治患者前在门诊的详细问诊及一般体查，可以预先得知患者既往是否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增生，是否长期口服阿司匹林等有可能导致变异的因素，充分了解其合并疾病的控制情况，以明确是否可近期手术或需待相关科室门诊控制其合并症后再行收治，避免了收治入院后因控制血压、血糖及停用阿司匹林等处理延长住院时间，甚至导致部分患者最终退出临床路径。在执行优化临床路径时退出路径率的减少至少部分归功于入院前的详细问诊。
3.2 良好的系统设计可以明显减少变异
3.2.1 界定合理的检查检验。由于腹股沟疝病种在诊断及手术方式均较为明确，鉴别诊断主要依靠体查及手术，因此无需在规划和优化各类临床检查方面作更多的调整，只需进行最基本的常规检查，包括血、尿常规、肝肾功能检查、心电图、胸片及腹部超声检查等，对于一些项目存在多种检查方法和多个收费标准的问题则有必要及时梳理，开展质控和评估。然而，为了杜绝个别报告的滞后和无效住院等待时间，应建立检查报告跟踪制度，并可借助计算机系统进行临床报告全程跟踪管理。
3.2.2 减少不必要的住院时间和费用是优化临床路径的重要环节。制定了优化路径的可选择使用药物，对药物的应用和监控的合理性评价应作为临床路径管理的重要内容。合理界定出院标准有助于在确保医疗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提高住院效率。随后的随访项目应鼓励在门诊开展，因费用不高，医疗保险政策是否支持则影响不大。
3.2.3 明确临床路径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的整体医疗护理工作模式[6]，路径设计应涵括治疗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和前列腺增生等常见的可能影响路径实施疾病的控制性药物，如常用的一线降血压药物、降糖药等。随着人口老年化，被实施手术者中老年人比例将逐渐增加，合并有各种老年性疾病的患者比例也将逐渐增加，而常规路径的规定用药及实际操作主要是针对无合并症的健康患者，则在实施路径时有可能发生非常高的变异率而不能使其形成相对固定的诊疗模式。Sweeney等研究腹主动脉瘤开放手术、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和膝上血管旁路移植术临床路径的变异，指出虽然血管专科病房的医护人员对临床路径的积极性很高，但对变异的认识和界定并不是很好，导致许多看似不相关的变异实际上是具有内在联系或相互关联的变异资料的大量积累[7-8]。在本研究中，常规路径在实施时因增加使用降压药、降糖药及缓解前列腺增生症状药物导致了大量的变异出现，而因该类药物使用滞后又导致出院滞后及住院时间延长。与之相对，我们把上述疾病的一线用药作为优化路径系统中的规定可用药物后，通常这些合并症在术前就能及时按流程处理，不会影响到手术计划，也未出现术后尿潴留等并发症导致出院延迟的情况，从而在统计上显示变异率明显降低。
3.2.4 临床路径的内容应随着临床证据的变化而动态变化。Emmerson B等[9]通过对精神科患者诊治临床路径的变异研究发现，与医务人员有关的变异是变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提出临床路径的内容应随着临床证据的变化而动态变化。这个调整变化的过程也是不断优化路径的过程。当然，采用电子系统实现临床路径管理，可随时获得准确的变异信息，使研究数据更及时和准确。
综上所述，本研究着重临床路径的优化及细化，使其较常规路径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及更良好的可操作性，在确保诊治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缩短了住院时间及减少了医疗费用，同时因设置了路径变异统计数据管理，使临床路径得以不断完善及升级，为医疗质量的提升和医疗服务效率的提高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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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血压患者 分级管理 心理健康 相关因素
慢性病人不良的心理状况影响慢性病的发生、发展、转归[1]。虽然慢性病【2.3】对心理影响方面或者大城市【4.5】高血压患者心理状况调查层出不穷，但是对特定人群（农村、高血压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还未有详尽的报道，在借鉴以往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拟从小城镇慢性病（高血压）患者与全国常模的比较及社会人口学因素（年龄、文化程度、年龄、性别、家庭经济收入、婚姻状况等）对比的基础上，探讨从影响高血压患者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因素入手，增加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减少慢性病并发症和后遗症的发生。
1 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针对不同地域分城区1街道80人和东南西北方位4乡镇各50人，按照各自管理级别的大致比率抽取样本，其中街道按照一级：二级：三级=1:4:3，乡镇按照1:2:2的比率确定调查人数，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280名在册管理的高血压病人进行问卷调查，经整理后剔除无效问卷23份，剩余有效问卷257份。
1.2方法
调查由卫生专业人员直接参与,以一对一的方法进行,调查人员经过专门统一的量表培训,被要求采用正确、统一的指导语进行说明。调查工具为自编的一般情况问卷(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病程长短、病情分级、经济情况等)和SCL–90量表。调查采用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方法, 他评仅限于年老体衰、视力极差或文盲而无法完成调查的对象。资料收集后及时检查补漏,纠正差错,确认资料合格。
1.3 研究工具
1.3.1症状自评量表(SCL-90)【6】
SCL-90属于心理卫生综合评定量表，由Derogatis,L.R.编制于1975年。共有90个项目，分为五级评分(从1～5级)，分别为从无、轻度、中度、偏重、严重5级。
1.3.2分级标准
按照《浙江省高血压社区综合防治工作规范（试行）》标准，综合血压值和9大高血压危险因素的数量，把病人由轻到重分成三类管理级别。
1.4 资料处理
测查数据输入电脑建立数据库，借助SPSS1O.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2、结果与分析
2.1、一般资料 共发放量表280份，有效问卷257份，分别按照地域、年龄、性别（男性135人，女性122人）、管理级别、合并症情况、家庭收入、文化程度、婚姻状况8个方面进行分类比较。
2.2 SCL-90因子分统计分析比较 高血压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欠佳（见表1）。 经t检验结果表明，在敌对、恐怖及总症状指数方面各年龄段有差异，在敌对因子上，中年人高于老年人，在恐怖因子上，老年人则明显高于中年人，总症状指数（睡眠、饮食方面）老年人由于自身的作息规律影响，和中年人存在一定的差异（见表2）。随着病程的延长和年龄的增长，往往出现其他合并症和并发症，经F检验结果表明（表3），一级管理患者的临床症状较轻微，一般都能慢慢耐受，三级管理患者患者心理状况相对较差，躯体化因子得分高，抑郁、焦虑、恐怖等因子也出现一定变化。
3、讨论
高血压患者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欠佳，高血压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257名高血压患者在SCL-90问卷调查中各因子均与全国成年人常模有显著的差异（P＜0.01）。说明：高血压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较一般人群有明显偏差。
不同管理级别的高血压患者的心理状况差异明显。对于血压相对平稳（140-159/90-99mmhg）而且无危险因素的一级管理病人，年纪较轻病程短无并发症，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出现担心恐惧情绪的极少；而对于三级管理病人，血压波动大，或担心出现并发症，加之用药产生的经济问题等多因素影响，身心困扰双重恶性循环，可以产生较为严重的抑郁、焦虑状态。尤其是病友的死亡会成为一种恶性刺激, 引起患者情绪恶化。这与国内的某些较大规模的调查大体一致[ 7.8]
随年龄增长, 老年人敌对情绪减轻, 恐怖情绪增加。低龄高血压患者敌对情绪偏重, 高龄高血压患者的恐怖情绪偏重。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更倾向于对周围事物的包容, 敌对情绪减少; 而随着身体的衰老, 对死亡的恐惧感逐渐增加。
本次调查还发现不同性别和婚姻状况的高血压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差异。女性高血压患者更容易受负性情绪影响，有配偶的患者在心理健康上要显著好于无配偶者。
因此，在对高血压患者给予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实施必要的心理干预，须提高社区责任医生对心理知识的学习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宣教，改变患者的不良认知，同时建立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完善政府社区的管理网络，提高高血压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有效提高治疗效果，改善生命质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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