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7 06:38:50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大众文化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嬗变过程
笔者意图从三个层面爬梳意识形态话语的传统，即三个主要理论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或结构等的研究，由此寻绎出大众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大多数研究成果已成为学界共识，正如季广茂所说:“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尤其具有集中性。事实上，概念色彩的不同区分和使用语境中的依据来源，也成为经典与西方对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歧解的重要缘由。自1797年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斯图•特拉西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出现。特拉西在1801-1815年写作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一种观念学，并认为它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幸福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和社会的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可由思想起源的例行分析，由意识形态解释出来”；“因而，在它的最初意义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此种具有科学意味且概念色彩表现为积极的含义一直被使用，直到19世纪末结束。拿破仑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讨论的主流话语：“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试图寻出根本原因，据此制定各民族的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顺应‘一种有关人类心灵及历史教训的知识’———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的不幸的灾难。”
简言之，通过拿破仑的解释，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被泛化的词汇。19世纪初期开始，意识形态被视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释界延续了该词的贬义色彩，并且迅速普及开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说出的情景就像‘暗箱’中一样上下颠倒，那么这种现象也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正如物像在视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虚假意识。其次，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从二元对立到逐渐统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沿着两种途径推移：一种是从特拉西开始的积极的解释。经过迪尔凯姆到结构主义、经验主义的丰富、发展，意识形态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拿破仑开始，经马克思、恩格斯到曼海姆、哈贝马斯。他们注重讨论认识的真假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某种程度上对意识形态概念有所误读。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与嬗变，经历了从积极倡导到消极误读的过程。最后，在意识形态产生与存在结构上的思考与辨析。“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其贬义主要包括两种：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
（二）意识形态主流话语辨析
首先，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存在语境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人的异化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了物质生活关系才是其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立论基础，他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只有少部分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物质基础才会产生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机制的分析，抽象出意识形态的结构。然而他只是停留在批判的维度和立场，未能具体指明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运作方式与构架。其次，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具有消极色彩，但是所谓“虚假意识”并非出自其言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本身存在矛盾与吊诡处，很多文献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也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悖论。但是，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这一说法未见明确出处。事实上，最早使用此种说法的是恩格斯，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可见，这种误读的理论逻辑首先在于马克思本人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论述，然后是虚假意识的绝对消极性。最后，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释读因为受时代背景限制，因而必然会存在局限和误差。马克思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消极性，指出了物质生产中人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现象，但是马克思未系统地建构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西方的产生拓展了马克思未曾触及的领域———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论是当代人文学术中意识形态分析的起点。”
二、剥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关联性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主体成为被符号征象遮蔽的存在，主体不再以鲜明的对抗或态度来挣脱客观世界的宰制和压抑。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力量不再以政治压迫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环绕大众的消费与娱乐文化对大众进行更内在也更为隐蔽的宰制。
（一）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合理关联
全球化之后，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而新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日益扩大。如女权主义、科技主义、生态主义等不像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那样关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只是选取一个角度或者一个特殊领域关注社会变化。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尔库塞1963年发表了题为《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的过时性》的演讲，“每一座房子上的天线，每一个海滨上的收音机，每一个酒吧与饭馆里的自动电唱机，如同种种绝望的嚎叫———他不会扔下它们不管，他无法与这些现代怪物分离开来，他不会谴责这些东西的无聊或憎而恨之，也不会抱怨它们搅了自己的美梦。这些嚎叫吞没了其他人，甚至吞没了那些虽遭谴责但依然渴望实现其自我的人。在庞大的被捕获的听众中，绝大多数人陶醉在那些嚎叫声里”。不难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业已陷入“失根”状态。大众文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理性”对于大众的一种新型控制手段，易言之，主体在后工业时代俨然已成为“单向度的人”。
（二）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渗透
“大众文化”一词有两种常见的译法：massculture或者popularculture。这两种译法已经很能表现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雷蒙•威廉斯看来，“Mass的词义复杂难解在20世纪尤其明显：一个过去与现在皆指涉‘稳固的集合体’的词（包含正面与负面的意涵），现在同时也指涉‘一大群的事物与人’。这种意指‘一大群、大量’的用法，大体而言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通用。”如此，mass主要指数量的表现、品味的通俗化。大众文化理应是针对多数社会群体的一种以媒介手段为导向的文化模式。而popular则是通俗的、流行的。它更侧重社会文化发展的及时性、内容的大众化与文化模式的时尚消费性。所以，不应该紧抓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放，而更应在不同的语境中适时地引入这两个概念。“文化的这种媒介化过程是普遍的、不可逆的。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部分地构成了这些社会，并且部分地界定它们为现代的。而且这种进程在我们身边继续发生，并改变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大众媒介影响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和社会不再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分离的独立体，而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互生的多样整体。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
广告、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消费主体而言，不仅是外表光鲜、内容轻松的消遣方式，而更成为一种具有主导色彩、潜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新“糖衣炮弹”。在商业电影的消费行为中，类型片成为最具体的意识形态操纵物。诸如爱情片、战争片、社会历史片等，每一段虚拟的光影故事背后都隐匿着某种易变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于是在黑暗的角落窥视主体的分崩离析，观看大众的愉快接受、狂热追捧。电影在“窥视”这一手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每一个窥视镜头都可以解读为一个十分显豁的意识形态植入。观影者自以为控制了电影中被展示的角色行为和思想，预设了各种可能展示的具体生活，但是主导和控制观影者观看行为的仍是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黑暗之眼”。希区柯克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后窗》正是以一扇窗作为媒介来展现不同的观影可能。意识形态概念在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亦有深入阐发。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通过询唤主体而植入现实，再通过现实本身诱导主体接受被改造的命运。电影并非我们主动选择的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被集体无意识遮蔽了的意识形态植入手段。
（三）意识形态借用文化研究的外衣
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植入是教条式、显性的。经过大时代背景的淘洗，意识形态借用文化这一抽象的外延宽泛的对象来巩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华美的外表、易于接受的形式等手段，使每一个接受者愉悦地主动成为意识形态的改造对象。至此，大众真正成为“大众”，失去话语权，被迫模糊了存在的状态，只能停留在现实中经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改造。正如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相联系后指出的：“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于是，颠覆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媒介开始通过大众文化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植入。技术理性成为虚假意识附着的新外衣，生活方式和社会运作的重新设计也成为“理所应当”的现实需要。“品味”或“趣味”成为大众消费的竞斗场。大众在这样“狂轰滥炸”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个被改造的对象。语言不再与主体相关，而是呈现出控制化的新面貌。语言锲入现实生活的诸方面，控制每一个可能控制的对象。
三、意识形态超越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反思
随着时代更变，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开始出现。1957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问题；1960年，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指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意义；巨变后，佛朗西斯•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试图用文明的冲突代替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话语自身面临更加严酷的现实挑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建基于所谓的“批判理论”，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有赖于其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试析之，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阶级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等都已经决定他们所处的阶层是社会上流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否定基于研究环境的“大转移”。从保守严谨的德国迁徙到自由多元的美国，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主观成分。这种研究的态度一直都存在于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身上。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具有惶恐的“法西斯情结”。国家的分崩离析与自身的命运相勾连，法西斯的强大威慑力早已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心理产生严重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性，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在今天，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侵蚀，不管它在自身所处的环境里可能多么地专注于真理。”
（二）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性
在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通过雅与俗之间的转变来实现自身统治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是潜在的，难以察觉的。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附着于各种艰深的大众文化理论之上。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因其具体的存在环境复杂多样，于是划分、区别成为当务之急。洛文塔尔基于传记的大众文化研究，本雅明基于电影的大众文化论断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两极：雅与俗。在文化层面，雅与俗是一个渊源有自的二元对立式。它存在于鉴赏主体、鉴赏对象，也存在于鉴赏方式中，藏匿于社会现实的诸多面相背后。大众可以是通俗文化的生产消费主体，也可以是高雅文化的欣赏者与品评者。在社会阶级层面，雅与俗的同义语应该是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因为是文盲而始终处于被支配、被统治、被压抑、被改造的劣势群体中，而与她相反的是上层阶级的米高，因为掌握了文化控制权而始终处于主导大众的统治阶级群体中。底层希望以受教育的方式寻找一个上层阶级的“爱人”，但阶级之间的对立早就已经割裂所谓的爱情，取而代之的是两者之间的互相改造与隐形对抗。在心理层面上，雅俗之间的划分使主体的自我意识被不断削弱。雅与俗也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区分，并非单纯物质层面的表现，因为雅俗之间的分明界限让执守雅俗文化二元对立的创造和接受主体产生相异的心理反应。“在电影院中，观众个人的批判态度和欣赏态度已融为一体。这里，关键之处在于，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在电影院中那样，个人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以他置身其中的群众化反应为前提。”
四、总结
（一）大众文化的概念一般而言，所谓的“大众文化”指的是共同的文化，也就是在一定时期大部分人们共同拥有的一些行为和生活方式，比如说日常生活中的狂欢、聚会以及娱乐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大众文化的界定相当于我们说的“民间文化”。它源于日常生活，是依据文化传统而形成的文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被当作是工业、媒体、消费、娱乐等加以理解，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众文化概念理解与其对文化工业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文化工业”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指的是科学技术大规模的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以大规模机械的生产单一性、标准化的大众文化产品为手段，通过新兴传播媒介将文化产品传达给消费者，从而获取高额利润，这种借助大众传媒而流行于大众间的虚假文化，满足了人们文化需要。从这个角度看，法兰克福学派所论述的大众文化就是这种与民间流传的大众文化不同的文化，是一种以文化工业为基础，以大众传媒为媒介形成的，供大众消费的商品性文化。
（二）大众文化批判的内容马克思指出，在技术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产品具有商品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区分。人们不再是关注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重点注重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样，商品本身的性质和质量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商品的数量以及商品所带来的商业利润。在这种演变中，商品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本质，失去了产品和人之间的人性化沟通，成为单纯获得利润的物件，这种现象也体现在大众文化上，大众文化因此成为商品性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直接而肯定的论述，大众文化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性的存在。马尔库塞也指出：“在这个世界上，艺术作品，同反艺术一样，即成为交换价值，成为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商品而存在的大众文化，它的交换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使用价值，文化自身的本质属性在社会中被忽略，“纯粹的使用价值，肯定已经被完全的交换价值所取代。”这样来说，阿多尔诺仿佛取消了大众文化的使用价值而完全肯定了其交换价值。阿多尔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断，因为，在他看来，大众文化真正价值的实现应该在于其满足人的文化审美的需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所激发的人类对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财富的需要不是对人的积极肯定，一个具有自身创造性以及积极性的人是不需要这些的。所以说，这种文化使用价值不是对人的本质的积极的肯定，而是对人的本质的创造性、积极性、本质的否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完全否定了人的本质，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商品，而是完完全全地沦为商品，因此，大众文化的这种商品性就有了批判的必要。大众文化的这种商品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体现在方方面面：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文化成为纯粹的利润工具，利润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首要考虑因素，对一件文化的商品的衡量标准完全取决于获取金钱的数量多少。大众文化和社会上所有的盈利物品一样，不具有任何区别意义，只要是盈利的物品在一定程度上的价值是和文化一致的。这样，文化自身的本质创造性和积极性被泯灭。大众把文化作为一般消费品的这种行为，使得文化的自身价值遭到了否定，文化在社会中的这种特殊型产品的属性也被否定。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和这些产品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文化和所有的产品都被看成是人类为自身价值追求和金钱追求的过程中的一种承担物，它们都是单纯的商品。文化已经失去了自身具有的高压性和神圣性，失去了对自身精神的提升作用，成为仅仅是给人类带来短暂兴奋的商品。文化作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不仅仅在自身的活动中发挥自身作用，还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对周围的事物进行渗透。不仅仅单纯的文化产品成为文化工业赚钱的工具，其附带的相关产业也成为社会牟取暴利的媒介。不仅仅是电影、小说等文化产品成为获取利润的物件，其相关的印刷品、无线电视等大众媒介也成为牟取相关利润的手段。文化的商品性逐渐渗透到了人们的一切娱乐活动中，大众文化体系成为无处不在的盈利工具。
在整个文化体系中，人们对文化的追求不是对其内在价值的肯定，而是成为对效率的追求。人们关心的是产品能不能为自己获取利益和社会地位，不再问其是什么，而是关注其能够交换什么。人们关心的只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这种对文化自身使用价值的否定，使得大众文化完全成为商品性的产品，失去了自身的文化内涵。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评析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当今社会大众文化仍然占据着大众娱乐的主导地位，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文化的商品化和标准化仍然存在，甚至说更加深入，大众文化在生产和传播中要严格地遵守着市场规律和商业操作，所以当今社会的部分文化同样存在着商品化程度高、艺术性较差的特点，单纯地追求文化的娱乐性，因此单一化、批量化的大众文化仍充斥于市场中，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还是随时可见的。这种文化性和大众性同时存在的文化现状，使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问题，明确这种代价的不可避免性，参考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理论，尽最大的可能性降低这种代价的程度。在对中国大众文化现代性建构上，要明确社会基本状况和需要，创造出既能满足大众需求又有创造性的文化产品，使我国的文化发展之路独具中国特色。
笔者认为当下语境使用“Popularculture”更为贴切，但“Popularculture”在西方仍存在多种不同的用法。约翰•斯道雷（JohnStorey）指出其具有6种含义：1.大众文化是一种被广大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2.大众文化是除了高雅文化之外的一种文化剩余范畴，是高雅文化之外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栖居之所”；3.大众文化等同于“群氓文化”，即具有商业文化色彩的、以缺乏辨别力的消费者大众为对象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4.大众文化是来源于“人民”的民治、民享的文化，属于“人民的”、“本真的”、“民间的”文化形态；5.大众文化是一个富含矛盾冲突的领域，是被统治阶级的抵抗力量与统治阶级收编力量冲突斗争的场域；6.大众文化是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消弭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的文化形式。因而，从斯道雷的总结中可以看到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都不足以定义大众文化。阿诺德•豪泽尔曾经在分析“民间艺术”与“通俗艺术”时指出：“民间艺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界限模糊，以乡村居民为服务对象；而“通俗艺术”的消费者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生产者则是满足这种不断变化的需要的专业人员，以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对于艺术风格，“民间艺术的路子比较简单、粗俗和古朴；通俗艺术尽管内容庸俗，但在技术上是高度发展的，而且天天有新花样，尽管难得越变越好。”詹姆斯•G•特鲁洛夫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的城市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且以城市民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根据上述一些理论家的思考，同时考察中国文化的语境，笔者认为王一川对大众文化的定义是比较合理的，即“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同时我想还可以加上网络、手机等形态。这一定义可以使大众文化同一些相关的概念区别开来。其实，大众文化也并不是与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等其他文化绝对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和可变的。
要从具体的时代与语境出发，创新和理解大众文化。如金庸武侠小说的学术化，好莱坞电影《乱世佳人》、《音乐之声》等的高雅化。因此，我们应把大众文化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其内涵、意义及特征等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为了更好地了解大众文化的概念并分析其影响力，在此，有必要梳理一下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一，大众媒介性。自工业文明以来，才出现了大众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所以其传播媒介是以大众媒介为主，含有大众媒介所规定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是在传播过程中用机器批量制作以传达信息的书籍、杂志、报纸、电影、电视、广播等形式。还有约翰•费斯克等人认为，大众传播是在现代化的印刷、银幕、音像和广播等媒介中，通过企业化投资、工业化生产、国家化管制、高科技和私人消费品等形式，向无名的受众提供休闲娱乐和信息的实践与产品。由此可以得出当代大众媒介可以分为印刷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和电子媒介（包含广播、电影、电视和新媒介以手机、互联网等为主）。与以往媒介相比，大众媒介具有受众广泛、传播信息量大等特点。因此，通过大众媒介进行传播的就是大众文化这种文化形态。第二，商业性。和传统的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较为明显的商品性，是以交换为形式而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使得大众文化的经济与文化界限模糊不清。也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大众文化更易于被民众所接受。大众文化已经不是静态的文化形式，它还和包括其作品在内的人的整个商品消费行为及其过程，因此，商品与文化相互杂糅，无法分离。一方面大众文化被商品化，而另一方面商品也被文化化。第三，通俗性。由于大众文化的经济与文化界限的模糊性，使得大众文化更易于被民众所喜爱，这就要求大众文化必须是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要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和需求，这样就拉近甚至消解了高雅与通俗的界限，使得艺术生活化。总之，大众文化“强调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明确分野的消失。总体性风格混杂及戏谑式的符码混合”，使艺术日益生活化。第四，流行性。一种大众文化的文本在开始之初吸收其它各类文化文本，创出原创性的新模式，通过批量化生产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的民众之中流行开来，形成时尚潮流。流行性，正是大众文化的必备特征之一。但伴随着流行的发展必然导致的是模式化。譬如《中国好声音》这样的音乐类选拔节目在中国的流行，各类电视台开始策划诸如《我是歌手》、《我为歌狂》、《大地飞歌》、《中国梦之声》、《中国星力量》等音乐选拔类节目。
有的模式能够有所更新，但有的就显得过于“老化”了。因此，大众文化的流行性要求其需要不断地谋求新的创造。第五，日常娱乐消遣性。大众文化与其他任何传统的文化形式都不一样，鲜明地具有为大众的娱乐、休闲所服务，消解现代人在工作生活中的紧张情绪，以起到娱乐消遣的作用。让人们通过手机的快餐式阅读、轻松愉快的影视欣赏、具有感官刺激的电子游戏以获得娱乐，沉浸在愉快的日常生活中。大众文化生产者要迎合民众所需，随时创造符合大众口味的文化产品，以满足大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同时与高雅文化的个性不同，大众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是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接受的，与每个个人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俗趣。第六，参与性。大众文化是一种融合了创造者、生产者、接受者为一体的文化形式，使得人人都能成为参与者，结束了文化是个别人所创造的历史。首先，从主体上说，民众的主观意愿能够通过互联网和大众传媒、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有效、便捷地影响到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其次，从客体上看，电视、网络、卡拉OK、手机、商业广告以及各式各样的综艺节目都具有广泛的参与性，特别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文化的创造者。第七，全球性。大众文化能够借助网络、报纸、杂志、电影、电视、手机等媒介形式，使得文化的传播在极短的时间内向全世界范围内拓展。由于大众文化的快速发展更加增强了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例如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视频课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观看，《甄传》也在海外各国获得热播等。第八，类型性。大众文化的形式愈来愈趋向类型化，电影、电视等艺术被分门别类，有爱情片、武侠片、古装剧、悬疑片、战争类、警匪片等。与高雅文化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相比，其完全被抹去了个性，形成了类型化的特征，人物角色相对一致，不管什么题材的电视剧或电影，总是能让人猜想到故事结局，各类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趋向一致。第九，后现代性。正像詹姆逊所说，后现代性的特征是主体瓦解、雅俗交融、意识形态淡化、学科分野模糊。而它突出的形式特征，当属杂拼和精神分裂。大众文化正具有雅俗共赏性，同时跨学科的方法更加凸显，不分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传播学等，而是各个学科交融在一起。作为主体的人也在瓦解，沦为大众媒介的附庸，对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态度也在淡化，人们关注的只是自己身边的事情，不再作为主体的人参与社会事务。因此，大众文化具有后现代性。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应是“popularculture”，又可以称为通俗文化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具有大众媒介性、商业性、通俗性、流行性、日常娱乐消遣性、参与性、全球性、类型化、后现代性等一般性特征。上述仅是对大众文化的一般性进行简单的描述，针对审美视野下大众文化中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包括网络文化、影视文化、手机文化等，还要加以具体分析。
作者：陈皓钰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教师
1树立休闲体育市场化发展观念
意识反作用实践,处于大众文化背景下,休闲体育的发展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树立正确的休闲体育发展观念。那么,对于现阶段休闲体育来讲,应该树立怎样的发展观念呢？结合以往的体育发展策略来看,传统的休闲体育发展还局限于实现经济与体育的融合,发挥体育的经济效能,很显然这样的理念忽视了体育的主导性,难以在促进休闲体育健康发展方面发挥效能。处于社会转型期间,大众文化渗透到各个社会角落,此时就需要转变以往的体育发展策略:不仅仅包括消费需求的满足,还应该高度重视体育的休闲性的特点,以营造健全的休闲体育市场体系为最终目的,使得休闲体育朝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为主体,而不是依靠政府部门的投入去实现寄生式的发展。虽然在调整和转变市场化休闲体育发展观念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存在的阻碍因素也比较多样化,但是,相信随着人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社会转型与休闲体育发展关系之后,一定可以为积极参与到休闲体育市场化发展实践中去。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首先,鼓励企业参与到休闲体育赛事举办中去,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在社会范围内对于休闲体育进行宣传和教育,以便营造良好的休闲体育市场化发展氛围;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开展宣传和教育活动,使得休闲体育的知名度不断提升,由此引导休闲体育朝着市场化理念的方向发展。
2健全休闲体育民间化的发展机制
从观念上应该认识到,休闲体育的发展不能单单依靠政府部门的号召和支撑,更多的是应该积极利用民间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健全休闲体育民间化的发展机制。这是因为,休闲体育本来就源于大众,有着比较浓厚的群众基础,以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民间大众文化资源,使休闲体育朝着民间化的方向发展和进步。具体来讲,在此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积极探索职业体育的发展道路,从观念上进行更新,从支持力度上进行强化,以便促进体育自身体制的不断转换,从而使得体育在大众文化时代的关系得以协调;其次,在民间资源融入到休闲体育市场的过程中,应该强化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使得这样的民间化发展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进行,避免因为过度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了休闲体育的健康发展的行为,否则将难以发挥民间资源在促进休闲体育发展方面的作用;再次,不断学习西方国家休闲体育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其在实现休闲体育民间化方面,应该积极去总结和归纳,由此实现休闲体育事业理论体系的健全;最后,处理好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化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避免因为过度的行政干预造成民间化发展受阻,也应该避免因为忽视调控而造成民间化发展的混乱状态。
3不断完善休闲体育的自我功能
由于大众文化的多样化特点,也难免会在其中存在很多良莠不齐的文化属性,比如:文化媚俗化、文化滥情等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休闲体育,就应该不断调整自我功能,实现自我完善,以发挥其在促进大众文化发展方面的效能。具体来讲:首先,发挥休闲体育在强身健体方面的功能,强化教育和宣传,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到休闲体育锻炼中去,以满足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其次,发挥休闲体育在丰富生活方面的功能,深入挖掘休闲体育方面的文化因素,以便展现出休闲体育在文化方面的效能;再次,发挥休闲体育在愉悦身心方面的功能,积极通过参与休闲体育娱乐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宣泄自己的情绪;最后,发挥休闲体育在自我教育方面的效能,以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方式,找到内心不平衡的原因,并且在此过程慢慢去实现自我升级和自我提升。当然,休闲体育的功能多样化发展,在不同时间会有着不同的体现,是难以形成固定模式的。随着休闲体育事业的发展,其功能会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需要在功能发展的时候,应该做到与时俱进。
4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向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社会交往开放化、审美品位多元化、成长道路个性化。大众文化作为流行现象，以某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渗透于社会，具有消解神圣、解放思想、提倡个性的作用，为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世界开拓了思路，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解放。现在的学生个性意识强，敢说敢做，有怀疑批判精神、充满自信。他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广泛，国内外新近发生的大事、科技财经新闻、娱乐动态等，都先于老师知道、先于老师思考，对社会，他们不乏深刻的洞察力、不乏真知灼见。因此，语文教育要正视大众文化带来的冲击。可以这样说，大众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对待大众文化，既不能只看到其消极影响，视之为洪水猛兽，望而却步；也不能不加选择，欣欣然全盘接受，语文教师应认真筛选、过滤，选择优秀的大众文化、正确引导学生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实现语文教育与大众文化的对接。生活中，大众媒介无孔不入，大众文化无处不在，学生钟情大众文化有目共睹。
调查显示，在高中以上学生中，手机渐趋普及，电脑也越来越多，学生可以随时上网，获得越来越多的资讯。他们是喜欢的是时尚明星：范冰冰、文章、杨幂，他们脱口而出的是网络新名词：不明觉厉、人艰不拆、喜大普奔。他们看的是网络小说：步步惊心、宫锁心玉、花千骨。他们好奇心强，接受能力强，对新事物极其敏感。然而，由于语文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埋头教学，没时间学习充电，常常想和学生交流却跟不上节拍，常常用陈词滥调去上课，师生间心理距离无形中被拉大。教师作为教学过程的主导者，必须转变观念，主动接触学众文化，拓宽自身文化知识面。教师应反过来向学生学习，课余能和学生一起聊聊流行音乐、谈谈网络文化，探讨一下《小时代》和《后会无期》，一定会和学生产生共鸣，增进师生间的感情。教师更接地气，在学生面前展现博识的一面，有利于语文教学的开展。语文教师要具有大众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的能力。作为课程资源，大众文化值得开发。大众文化中，有许多雅俗共赏、内涵深刻的优秀文本，虽以通俗为形式，但其内核却是精英价值观。开发大众文化时，要注意与主流精英文化相结合，语文课程承担着文化传承的职能，应及时引进大众文化的新鲜血液与语文教育融合。当然，大众文化中有精品，也有糟粕，可谓泥沙俱下，语文课程引入大众文化，教师一定要认真筛选，正确引导，否则，只会给语文教学带来负面影响。
语文教材文本不仅承担着知识传授的任务，更起着精神塑造和文化传承的作用。长久以来，入选语文教材的文章都是“文质兼美”的经典文本，很大程度上与媚俗的大众文化格格不入。以经典文本作为教材的主体无可厚非，但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有必要以开放的姿态合理引进优秀大众文化的内容。在新课标背景下，一些语文教材已经开始尝试。如金庸的《天龙八步》、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入选了人教版的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弯弯的月亮》、《长江之歌》等歌曲入选了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二”诗歌单元；周杰伦的歌曲《蜗牛》入选了上海中学生歌曲和中学生德育教材；杨利伟航天员香港行被编入香港中小学教材……这些大众文化中的精华在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们的入选，打破了精英文化一统语文教材的神话。在名人效应下，更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他们的学习动力。一些经典由于年代久远，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学生在阅读时会产生隔膜，在传承其文化精髓的同时，教师应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引入当代大众文化对它们的通俗化解读。让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对接、融合、实现优势互补。如在阅读《三国演义》选文时，可引入易中天的《品三国》、袁腾飞的《汉末三国》；阅读《论语》选篇时，可引入于丹的《论语心得》；阅读《水浒传》选段时，可引入周思源等人在《百家讲坛》的读解。有些流行歌曲是根据古典诗词意境改编的，教师可创设情境，挖掘其文化内涵，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古典诗词。如毛宁的《涛声依旧》引了唐代张继《枫桥夜泊》“江枫渔火”的意象；徐小凤的《别亦难》改编自唐代李商隐的《无题》。
通过诗歌与诗词意境的比较可更好地引领学生理解古典诗词文化内涵。大众文化形式多样（如网络文学、影视作品、流行音乐等）、内容更新快、快餐化、碎片化，具有覆盖面广、传播快、娱乐性强的特点，符合现代青年快节奏、高效率的生活节奏，符合他们好新鲜、好参与的特点。语文课堂教学中可根据这一特点采用开放性授课方式，引导学生亲身参与、体验文本蕴含的思想和情感。如教授小说、戏剧等体裁时，可安排学生分角色表演，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融入文本。如，手机是学生日常必备通讯工具，教师可通过开展“手机短信欣赏与写作”实践活动，有效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如，学生现在流行过“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可以通过与“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佳节的比较，分析中西文化差异。既贴近了学生生活，又具有深度广度。语文教学中，也可向孔子学习，根据文本内容需要，把课堂搬出教室。如到池塘边、大树下、草坪上等地方上课，让学生接近大自然，在新鲜的学习场所中得到收获。总之，面对大众文化浪潮，语文教育深受影响。引入大众文化，优化课堂教学，是有效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途径。
作者：那嘉伟
论文摘要:国内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理论、复调小说与狂欢诗学。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从理论发生学角度看,狂欢化理论并不能直接挪用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因而,理清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并且以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为现实观照去发掘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思想足迹涉及哲学、语言学、诗学、符号学、美学和文化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理论、复调小说和狂欢诗学。二十世纪中后期,源起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思潮兴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成为约翰·多克、费斯克等大众文化研究学者广为引证、剖析的理论资源,鲍尔德温等人主编的《文化研究导论》一书也将巴赫金列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理论家之一。川(P202)
巴赫金研究在当前中国学界炙手可热,争论颇多,呈现出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态势。就其狂欢化理论而言,学者们聚焦于狂欢理论是否“想像催生的神话”展开对话与争鸣;①同时,对于狂欢化理论能否被挪用为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观点也是莫衷一是。②由于巴赫金理论架构的庞杂和未完成性,其在传播与接受中存在种种误读,本文在文化研究视阂中考察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
一、狂欢化理论与民间文化
巴赫金从民间文化的历史源头出发,以歌德《意大利游记》中对1788年罗马狂欢节的描述为史料,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拉伯雷的创作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狂欢化理论。狂欢节、狂欢式与狂欢化是狂欢化理论的三个核心范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提出了狂欢化的重要概念。狂欢化渊源于狂欢节,而狂欢节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农神节和民间仪式,它盛行于古希腊、罗马并延续至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节庆、仪式和庆典活动。“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r(P163)狂欢式意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它是一种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游艺。巴赫金分析了狂欢式的四个范畴:1.等级制取消,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率真、随意而亲昵的新型关系,人们的行为、姿态、语言都从阶级、年龄和贫富差异中解脱;2一种插科打浑式的情景喜剧;3.俯就,一切被狂欢体以外的等级世界观所禁锢、分割、弃绝的东西又重新结合,神圣/粗俗,崇高/卑下,明智/愚蠢等二元对立重新订立盟约;4.粗鄙,一种读神式的、降格的与肉体下部相连的摹仿与讥讽。以上四个范畴不是关于平等与自由的抽象言说,而是通过生活形式加以体验的具体感性的游艺仪式的“思想”。当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时,就是所谓的狂欢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 大众文化，即1种娱乐文化、商业文化的力量正在成为新的文化因素，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变成某种全球性的共同的生活方式。而大众音乐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1个重要支流，在高科技时代大众传播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已成为了社会高峰型和支配型的文化。中国民乐也成为1个新兴元素运用于大众音乐的各个领域。如电影、电视音乐、网络游戏背景音乐与新民乐等等。但市场经济下的艺术是1种特殊的商品，市场经济的优势促进了艺术的繁荣，而其滞后性与其缺陷，又可能使艺术蜕变为商人的低俗商品，在夹缝中求发展是1个棘手的问题。民乐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中，应不断的协调和改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应用于大众音乐文化市场中。
关键词：民乐；大众音乐；大众文化；市场
ABSTRACT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土家族,负面影响,正面影响,应对
一．大众文化对鄂西土家族民间文化的负面影响
大众文化的特性使其在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中越来越显出重要性和潜力，但是它对鄂西土家族的民间文化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1.大众文化的泛滥导致民间传统文化的流失。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时尚性的外表，商业社会的物质利益原则、消费原则、交换原则已经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商业价值与大众传媒价值的结合使大众文化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因而，以往相对稳定，代代相传的民间文化则被日益泛滥的大众文化步步紧逼，走向了逐步流失的尴尬境地。当鄂西土家族地区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少都在唱着“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的流行歌曲的时候，曾经打动了无数代土家儿女的“满园竹子挑一根，百人里头挑一人，爱穿爱戴我不选，爱姐勤快又聪明……”的情歌却丧失了“市场”。除此之外，吸引着族人团聚的悠悠哭嫁歌，被西洋乐器演奏出的婚礼进行曲所取代；生子打喜时，风摆柳般的花鼓戏也被城里来的乐团以一首首“你情我爱”的流行歌曲逐出了土家人的日常生活；到了数九隆冬时节，众人围着火垅吃着烤山芋，听着南曲的温馨场景更是被新时代的膨化食品和电视里热播的韩剧比了下去。这些昔日丰富着土家人民生活，表达着土家儿女缠绵绵的情义的传统民间文化被日益泛滥的大众文化充斥着，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根基。如今，只有在地区文化馆、民俗文化村等文化事业单位的商业性表演活动中才能较完整的看到土家族传统民俗民间文化活动。
2.大众文化的涌入使土家族人民的日常生活逐渐丧失了民族化特色。经济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简介】 覃娟（1981— ）女 土家族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 兰州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民俗学
全球化导致了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西方的“麦当劳文化”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样，日益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追逐喜爱的大众文化也冲击着土家族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土家族是一个与汉族毗邻而居的民族，自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之后，就受到了汉族儒家正统文化的影响。男女“以歌为媒”的自由婚姻变成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今天，虽然土家族地区已经实现了婚姻自由，但是以往极富民族特色的“陪十姊妹”、“陪十兄弟”等婚俗也都被人们所淡忘、忽略。土家姑娘们舍弃了美丽的西兰卡普，穿上了公主裙、吊带衫；小伙子们也换上了西装，穿上了皮鞋。不可否认，这些现象证明了土家族人民逐步告别了贫穷，走向了富裕。然而传统民俗民间文化虽然不够纯粹，但毕竟仍部分保留着本族人民的根本精神，它质朴、通俗、自然、单纯，它不追求个人风格的刻意表达，重在反映富有活力的民间群体生活。而现代大众文化的制造者尽管时时揣想着大众，试图以此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但它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③大众文化以消遣性、娱乐性为目的的特征，更使告别了传统生活方式，走向了富裕的土家族人民有时间、精力和财力去消费大众文化的产品，以达到消遣娱乐的目的。这也就不得不迫使曾让他们引以为荣的体现着土家儿女精神，反映着历代土家族人民生活的民间传统文化逐渐走向消亡。
二．大众文化对鄂西土家族民间文化的正面影响
1.大众文化以其强大的解构功能打破了土家族地区僵化的文化格局。与西方不同，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许多人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并没有像西方的文艺复兴和现代文化一样彻底的完成启蒙和现代化作用。而大众文化以其多元性和开放性打破了僵化的文化格局，对封建文化的余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和解构。②这种冲击和解构同样影响着鄂西土家族地区的民俗民间文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最突出的是以“仁”学为核心的理性结构，它处处以礼来制约人的情感欲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性极致，都强调仁的本质在于有理性。由于各种因素的积累，理性的过度发达已对人形成了钳制。此时大众文化的适时出现，使人们从僵化的封建文化格局中解放了出来。大众文化以对感性、世俗欲望的肯定和满足，把人们所具有的感性力量的无限活力释放了出来，它像一股春风吹进了土家儿女的心中，打破了他们心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大众文化还提倡自由和平等，并吹响了个性独立的号角。
2.大众文化打破了土家族人们甘于贫穷、盲目服从命运安排的落后思想。大众文化向土家儿女讲述的是通过努力每个人都会走向成功、走向富裕的神话，传达给土家族儿女的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力的思想极大的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因此，对于受封建思想钳制了几百年的土家儿女来说，大众文化具有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禁锢，实现生命欲望的正当性意义。在大众文化这种强大的解构和吞噬功能下，生活在21世纪的土家族人民价值理念和文化观念与过去封闭状态下的土家族人民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大众文化推动了土家族民俗民间文化的现代转型。大众文化为人们积极地投入到市场经济大潮中提供了精神上的有效指导和舆论支持。土家族特定民俗民间文化反映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随着这些传统民俗民间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消亡状态的产生，土家族的文艺工作者们也做出了与时代接轨的文化保护活动，实现了民俗民间文化的现代转型。1994年，长期生活在长阳土家族山乡的文艺工作者陈洪，以土家婚俗为素材创作了摸灰、骂媒、织锦、背山、哭嫁、甩筷、穿鞋、抢床共8章大型土家族婚俗系列舞蹈剧《土里巴人》，由宜昌市歌舞剧团演出后，荣获了全国第四届“五个一工程” 奖，并在北京、上海、香港、厦门、兰州、苏州、深圳等地演出了180余场。④除此之外，另外一个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文化人覃发池还通过改革创新土家族民间古老的“跳丧舞”而发展起了一种群众自娱性的集体广场舞蹈“巴山舞”。它不仅没有使传统的“跳丧”习俗消亡，反而使这种具有土家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和传承。
三．土家族民间传统文化如何应对大众文化
随着经济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各个民族的民俗民间文化之中。对待民俗民间文化而言，面对大众文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应做到以下几点：
1.民俗民间传统文化必须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文化的民族性表现为纵向上不断自我更新、横向上不断融合外来文化的动态进化过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精髓，化为自身文化因子；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被外来文化所移植、消解和同化。一个民族的有优秀文化总是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只有保存民族特征的文化，才能更好的阐释本民族的优秀历史和特性。
2.土家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必须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大众文化的发展和流行。土家族民族民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本着与其他文化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的精神。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要采取“和而不同”的观点，主动吸取和融合大众文化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能动摇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必须坚守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3.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自身也必须发展和创新。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全部智慧和文明的集中体现，而且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否发扬光大，关系到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前途，乃至民族的地位。要保持民族自身的存续和兴旺，就必须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于此同时，在大众文化和民族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必须创新，在体现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才能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① 吴加才 《论大众文化的特征》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第4期
② 洪晓 《试论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 广西社会科学 2007.第3期
③ 朱云涛 《断裂还是延续-----论现代大众文化与传统民间文化的历史关联》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1卷 第6期
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长，现在它正在发生内爆（imploding）。在机械时代，我们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延伸了。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发展，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抹去了我们星球上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人的任何一种延伸，无论是皮肤的、手的还是脚的延伸，都影响整个心理的和社会的复合体。
——马歇尔．麦克卢汉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
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
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
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
〔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
〔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
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page_break]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
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page_break]霸权话语的狂乱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结语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
参考文献：
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
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陈学明、吴松、远东著
3《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著
4《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
5《文化帝国主义》〔英〕J．汤林森著
6《世纪晚钟》高小康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