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2 21: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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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的内容涵盖了湖北文化的生存环境(包括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人文精神等主客观因素，传播着湖北文化的精髓。而且，它采取新闻解读、新闻现场、记者感言、专家点评、背景链接、编者按、题记等多种形式，通过大特写式主照片与多幅关联照片的较完美组合，集中表现一个主题，全方位反映新闻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展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无疑增强了传播效果。
一、形象展示客观环境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使得人类必须认识环境，与环境保持和谐的状态。人与客观环境的关系时常成为新闻报道关注的内容。《焦点》涉及的客观环境既包括湖北的地理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北气候温润，山川雄奇，物产丰富，以“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著称。《焦点》的报道包含着对湖北地理环境的一种情感抒发。它笔下的地理环境不但为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活动背景，而且在特定条件下烘托人物性格、心理。突出了地理环境与人的互动。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千鸟飞来，沉湖不冷》，展现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的《恩施模式：深山唱响生态曲》。主题鲜明，画面简洁，文字优美，融情于景，给人一种如临其境、赏心悦目的感受。
湖北地域辽阔，风俗习惯、历史遗迹、生产关系、社会意识等社会环境的发展现状与变迁，也成为《焦点》的报道内容，因为它们与人物的思想、行动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是人物感情的外化，通过地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反映到社会环境的构建之中。如《影子新娘的7000次婚礼》关注了土家族著名的“哭嫁”习俗。《青砖青瓦诉沧桑》，展示的是宝石河南北两岸保存完好的百余栋明清古民居，既承载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又是对当今一些地方盲目扩建而损毁古建筑之风的无声批判。《一个乡村的美丽嬗变》，则从建设宜万铁路让火光村旧貌换新颜的角度入手，揭示了农村城市化带来的可喜成就。
传播学中有一个观点叫“视野制约效果”，即公众对于事物的印象依赖于大众传媒的报道。《焦点》描述客观环境，实际上为公众了解湖北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在营造寓意深刻的文化氛围的同时，用视觉图像更新或者强化着读者对湖北的思考。
二、突出表现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体现了文化形态的动力性，反映着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理想的追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等内容。周积明在《文化分区与湖北文化》中提到，2003年5月在一次关于湖北文化精神的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归纳出湖北文化的“四大精神”：创新、爱国、开拓、兼容。湖北地处九省通衢，承南接北、牵东连西的环境，造就了湖北文化的包容性。《焦点》坚持“三贴近”原则，以人为本，以小见大，记录具有时代性和典型性的新闻事件。
《“寒冬”里，乡村年味浓》，表现的是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湖北通山县作为劳务输出大县势必受到影响，而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也带来了传统年文化和亲情的回归。《青春创业正当时》讲述了武汉大学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发挥聪明才智，自主创业的故事。在《五种皮肤，创造生命奇迹》中，恩施女孩接受猪皮、父亲、母亲、自己以及欧洲皮库捐赠的五种皮肤移植，而延续生命，画面展示了文字难以描述的生命奇迹。《苗语：一个人的守望》，通过鄂西大山的苗语老师冯万清为了保护民族语畜，传承苗族文化殚精竭虑，孤独坚守的精神风貌。
三、注重传播核心价值
《焦点》把握住了湖北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提倡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海纳百川、执着坚韧的精神气质，无论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工有什么差异。他们的命运和人生轨迹都能够始终牵动着读者的心。这种人文精神的称颂，不仅仅是向读者传递信息，而且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刻画影响读者的行动。甚至使自身的价值观念发生改变，因为《焦点》依托于媒介，具有社会行为的示范效果。
关键词：地域文化传播；纪录片教学；舌尖上的中国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6）04-0207-02
《舌尖上的中国》为观众呈现了视觉的饕餮盛宴，更是记录了国人的美食图谱，揭示了中国人饮食之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和生存智慧，展现了一幅幅地域文化图谱《.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是中国的纪录片发展的成功；也是纪录片作为一种重要的载体，传播当下中国地域文化乃至构建国家形象的成功.因此，无论是纪录片教学中作为优秀案例，还是在构建地域文化、国家形象方面给文化工作者的启示，《舌尖上的中国》都是不可多得的范例.课程《纪录片创作》是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必修课程，笔者从2006年开始讲授本门课程，2008年开始在课程教学中引入地域文化传播的教学思路，结合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通过分析当下热播的优秀纪录片的创作手法和传播策略，力求开阔课程的教学思路.本次课程以45分钟教学过程为例，讲授《舌尖上的中国》中《自然的馈赠》中所运用的故事化的创作手法以及如何叙事过程中成功地传播了我国的地域文化.讲授过程具体如下：
1激趣导入，揭题设问
在本门课程之前的教学之中，教师带领学生分析了弗哈拉迪的作品《北方的纳努克》，此部影片主要通过故事展现了猎人纳努克的生产、生活及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课程导入阶段，教师以纳努克一家依次钻出皮筏子、建造被称作“伊格鲁”的冰屋、纳努克和冰窟窿下的海豹进行的拉锯战等等激烈、有趣的场景开始，通过回顾这些新奇、有趣的场景，既复习了旧课，又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新课.《北方的纳努克》通过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场景讲述爱斯基摩人的日常生活以及隐含的生存智慧和生存哲理的手法，同样体现在《舌尖上的中国》中，继而巧妙地联系《北方的纳努克》和《舌尖上的中国》的共通之处，并且以设问的方式引发学生思考：通过故事讲述生存理念的创作手法能够让作品更吸引人，让纪录更具魅力，那么如何运用故事化的创作手法？如何讲述人的生存理念？如何传播地域文化？通过设问引入本次课的授课主题———以《自然的馈赠》为例来分析通过故事化方式讲述故事人主人公生存理念的创作手法.
2切入主题，逐步推进
在主题讲授过程中，主要从《自然的馈赠》中所体现的三个方面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2.1交叉叙事，有机衔接
首先，可整体分析《自然的馈赠》故事化的叙事手法.在这一集中，影片主要向观众呈现了“松茸、笋、诺邓火腿、莲藕、鱼”这五种食材，并以八个小故事通过交叉叙事的方式呈现了五种食材的特质.进一步分析每一个小故事，引导学生逐步发现，每一个小故事都是从这种食材产地的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出发，自然地引出与食材关联的故事及主人公.而讲述主人公的故事，遵循的思路是劳动者就地取材，做出美食“.劳动———收获———做菜———生活”这四个环节成为故事叙述主线，同时食材的特点、收获之后的“庆祝”等活动为故事叙述辅线，主线与辅线交叉叙事，在有机的衔接中，完成叙事.[1]此时，可采取提问的方式引发学生思考：“人物”与“食材”两条线索交叉出现，共同完成叙事.那么“人物”与“食材”交叉出现的意义是什么？问题的提出，引发学生思考，可针对学生的作答进行纠错，引出正解：如果单独讲述“人物”或“食材”，首先，不能将人与食材紧密关联；其次，长时间讲述“人物”或长时间讲述“食材”，都会因为长让观众感到乏味；而片中所采用的交叉叙事恰巧避免了这种乏味，并且，在“人物”与“食材”不断的变换过程中，体现出情节，产生了故事化的效果.此时，适时地让学生感知，导演通过“食材”讲述“人物”不仅是形式的需要，更是基于“人物”故事之中所体现的人的生存理念、生存哲学，传达出的地域文化精神实质的需要.从“食材”到“人物”，从“人物”到“人物故事”，从“人物故事”到“生存理念”（或“生存哲学”）导演的这种叙事路径，实现了从“食材”到“地域文化”跨越———讲述“食材”，却不止于“食材”；讲述故事，是为了传播文化.讲授中，可以《自然的馈赠》中诺邓火腿的制作片段为例说明.通过传授诺邓火腿的制作方法，传达了父母向子女传授中国饮食的制作工艺，实际上传承的是以食物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人重家庭、重传统的文化理念.其次，讲述五种食材的八个小故事，它们之间又是如何衔接的？通过梳理和总结，可举例向学生分析衔接自然的精妙之处：从松茸切换到竹笋，利用了这两种食材的共同点———来自于山林；从诺邓火腿过渡到莲藕，画面从河谷切换到湖泊，它们的共通之处———水；而莲藕与大头鱼之间的转场，则是利用了职业采摘者和捕捞者和之间的相同之处……在举例的基础上，启发学生分析其它食材之间的转场.食材之间这种内在的有机关联，使得影片转场之间，流畅自然，不留痕迹.这说明了创作团队在策划、拍摄及后期制作的各个阶段都能够严格把控内部结构，使得整个作品前后连贯、一气呵成，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在自然、流畅的转场中过渡完成，让受众在一个个衔接自然的故事中品味美食、品味人生，感知文化，同时地域文化以一种“润物细无声”方式，在不同的人获取食材的小故事中得以传播.
2.2设置兴奋点，把控结构
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创作者通过设置“兴奋点”来“躲开平淡”，力求引起观众的兴趣《.舌尖上的中国》中“细节”是这部纪录片的兴奋点，正是这些兴奋点令片子新鲜不断，奇妙不断，让观众在收视上始终保持极大的好奇心.这个部分的讲述过程中，应辅以《自然的馈赠》中的视频完成，结合视频画面解析相关片段.可举例：以设问的方式总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以设问引出创作方法：这样处理好处在于食物的诱人之处被放大，引得观众垂涎欲滴，这些“兴奋点”给观众带来了视觉冲击、情感冲击，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传达不同地域人们情感观念的不同，也让片子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这样处理的结果令观众观影过程中身心俱动，实现了观者与传者之间的心灵沟通.[2]
2.3利用悬念，引人入胜
此段落的讲述可以电影大师罗伯特•雷德福理念引出，即“……纪录片的崛起当中，充满悬念和冲突的叙事情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告知学生，纪录片的创作，悬念的营造是一种极富表现力的创作手法.本次课中，可先播放《自然的馈赠》中30分25秒—33分27秒的视频片段，并且通过分镜头脚本具体分析悬念的设置，分镜头脚本如下：通过分镜头脚本，讲述影片中悬念的设置和营造：在制作完“鱼头泡饼”之后，画面中出现“灯火通明……喧嚣热闹的场景”，紧接着“凌晨4点”的解说字幕，将“查干湖的渔民在夜色中行走在结冰的湖面上”的场景，将观众带入紧张的气氛，而接下来的“马蹄声和车轮压碾冰面声音”继续将悬念的设置发挥到极致“.往哪里走.谁也不敢乱说话”、“一场依靠经验的赌博，要持续数个小时”的解说，让观众的心更加绷紧起来，直到天亮，画面才变得明亮起来.但即将开始的捕捞工作，仍然有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焦虑、紧张也仍未从观众的刚刚释放的心情散去.[3]这个段落中，创作者通过悬念的设置最大限度激活了观众的“紧张与期待的心情”，令叙事过程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同时，渔民对于自然、对于捕捞工作的态度，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智慧在惊险、刺激的叙事中自然呈现.
3通过总结，引起反思
3.1教学内容的反思
《舌尖上的中国》展现饮食知识、饮食习惯、饮食态度的同时揭示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文气蕴、精神内涵，实现了纪录片在文化传达方式上的突破；实现了从细节入手，逐步递进，挖掘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创作手法的突破；实现了国人的文化传统以美食为载体的传播途径的突破.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既把握了当下先进纪录片创作理念，又能让学生在理解我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影片中所蕴含的优秀文化传统，恰当地嵌入爱国主义的教育，令他们直观、深刻地领悟“中国梦”的内涵.
3.2教学理念反思
本次课的教学设计中秉承“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原则，通过设问、学生互动等方式启发学生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在问题之间强调了授课重点，强化了授课难点.教师在教授本门课程中尝试以“翻转课堂”的形式开展教学，在本次课前，学生可观摩《自然的馈赠》，再通过课程教学视频进行课程学习.从《北方的纳努克》到《舌尖上的中国》，变化的是技术，创新的是艺术观念，但不变的是人类故事的渴求，对生存家园的热爱和守候.纪录片就是通过故事，传播文化；故事化是形式，传播文化才是纪录片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3〕滕天天.《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国际语境下的中国表达[D].陕西科技大学,2014.22、32、34.
关键词：文化传播；地域题材纪录片；耦合性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151-004
纪录频道的成功开播，优秀纪录片引发的热议，现象级纪录片所带来视觉盛宴及广泛关注，使得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呈蓬勃之势，其中的地域题材纪录片也持续升温，在展现自然风貌的同时，塑造地域形象，提升地域美誉度、认知度和影响力。[1]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纪录片传播文化受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地域文化纪录片在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对地域文化进行“重塑”和“他塑”；在价值重构的同时，调节社会秩序、保护民族文化基因，联接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其次，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者们在审视自然风貌、地域文化的同时，发挥着传播文化的现实价值。同时，全新的文化传播环境、媒介融合的变革等因素，颠覆了既有的纪录片创作和传播方式。本文通过对多部国内外热播纪录片进行梳理和解析及访谈纪录片创作团队主创人员，认为地域题材纪录片应从以下五个文化传播方面加以强化。
一、弘扬文化的创作内涵
纪录片的创作与发展，使得纪录片在弘扬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胜枚举，党的十以来，在文化战略的引领下，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入了协调、快速发展阶段，同时推动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提升。纪录片人理应创新思维，于细微之处深刻体悟与觉察当下生活现实、周遭发展、文化脉动、精神风貌，记录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一次次骤然即逝的历史瞬间、一场场猝不及防的惊人转变，于宏大叙事中体现细致入微，从局部真实中梳理整体认知，从现实中体察出本质，做到既弘扬文化，亦能够揭示文化内涵。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作为承载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农村，人口不断削减，传统文化亦随之逐渐消逝。电视纪录片作为视觉媒介的产品，通过议程设置，重新建构现实世界。电视纪录片《记住乡愁》展现了200多个村落，将儒家文化融入镜头并贯穿全片始终，通过纪实、记者互动等方式，关联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在《城北社区：孝德永彰》这一集中，为了照顾养母，外出打工的李维俊辞职回家这一举动，传达了儒家文化中的感恩教育，传承了“父母在，不远游”优良传统。同时，《记住乡愁》多次宣扬了重归故土、再建家乡的意味，契合了儒家文化中身心安顿的精神慰藉，让人们体会到回归传统村落，既是身体的回归，也是心灵的回归，弥合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割裂，唤醒身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记忆。
纪录片《河之南》梳理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原文化，记录了这一文化的起源、兴起、发展的历史过程，通过代表性历史人物和事件实现了地域题材纪录片文化寻根的重要价值。纪录片《第三极》摄制组经过500多天的长途跋涉，足迹遍布、青海、四川等60多处秘境，摄取美景的同时，向观众展现了当地居民最朴实、本真的生存方式；充分发挥纪录作品视听语言的优势，促进了边缘文化现象的传播。纪录片《大黄山》摒弃风光片的桎梏，从自然、人文等多角度、全景式展现具象黄山之美，进而揭示了山文化中承载的文化、历史，蕴含的智慧、灵感，深度开掘了山地纪录片创作观念，发挥其作为文化载体的显在优势。纪录片《沙与海》中的牧民刘泽远，他和后代虽然生活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下，但各自都抱有不同的生活态度、生存理念，这些不同均蕴含着浓厚的地域文化烙印、人们对于生存与发展的理念变迁。地域题材纪录影像的表达，通过对环境和人物的记录、重构，关照自然环境的同时，亦联接了人物与自然，提炼并传播了独有的地域文化。纪录片《最后的山神》以冷静的视角，通过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孟金福呈现了其在居住方式变迁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记录了大兴安岭地区即将消亡的文化现象。
二、反思文化的创作“自觉”
纪录片如果仅仅反映现实图景、单纯地记录社会真实，是远远不够的。纵观一些优秀的纪录片，“记录”现象的同时，蕴含了思辨和质疑的批判精神，引发观众对现实的反思、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对周遭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反思。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理论时说“……要认识自己的文化，需要理解并联接多种文化，进而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定位文化……”[2]因此，地域题材纪录片对于文化的反思，体现了其创作过程中的“自觉”。
在以往的论著中，关于纪录片中的“文化自觉”大多停留于“虚构”与“纪实”表现形式的争论中，忽视了纪录片作为艺术作品的创造性，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固化了纪录片创作者的思维，于其本身所要体现的“文化自觉”也是相背离的。纪实能够呈现事实，而虚构则能将文化内涵创作性地蕴含于影像之中，凸显区域文化与艺术的张力。其次，在“文化自觉”的理论框架下，不仅要记录文化外观，更要深刻表达其所依存的文化结构；在展现和描绘文化的同时，注重地域文化的时空完整性，以全景的思维构建文化图景，揭示文化内涵。因为，只有“自知”，才能“自觉”。纪录片《纽带》运用历史场景再现的方式，协调兼顾海外汉学者的性质和趣味、中国文化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受众对历史纪录片的审美期待等多种因素，是纪录片创作者高度文化自觉的产物。
纪录影片《消失的村庄》中吕氏父子所居的村庄，正如中国若干的偏远村庄一样，成为老人与儿童的留守地，而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年男女则随着经济大潮奔向城市；而迁徙令的颁布，后代对城市的认同和向往，使村落从物质和思想层面不断衰败直至瓦解。地域题材纪录片以真实的事件，微观的人的视角，讲述了地域因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文化、思想的变迁，通过深入记录和旁观审视，更有利于观众透过镜头反思发展着的中国文化。
三、塑造形象的作使命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中国经济和整个世界高度相联。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者不但展现人文风貌、地域特点，更应该深刻刻画人与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与观念变迁，塑造区域文化图景，探索经济发展机遇。英籍社会学家贝拉・迪克斯在《被展示的文化》中强调：“当代文化展示已经从严肃的官方描绘转向民间。”[3]而纪录片也不仅是顾兹曼眼中的“相册”，更是一张文化名片，一张避免被误读的名片。2010年中外合作的《美丽中国》被誉为一张递给世界的“中国名片”。如果说《美丽中国》是一张中外合作下的“人文地理”名片，那么《舌尖上的中国》则是一张中国自己递向国际的“饮食文化”名片。影片以渗透于中国人生活各个层面的美食为中心，折射了与美食相关的人和事，蕴含其中既是生活情趣，更是人生智慧、生存哲理。只有这样的“名片”越来越多，才能更为客观、理性、多角度地展现出丰富立体的中国。
其次，通过纪录片塑造地域乃至国家的形象，有“自塑”亦有“他塑”。“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社会相对强势地位，因此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是其塑造中国家形象的切入口之一。”[4]正是由于中国媒体在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不足，给了西方媒体更多的机会。《龙的翅膀与爪牙：西方主流电视纪录片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一文梳理了2005年至2014年主要发达英语国家的主流媒体及知名的播出机构的纪录片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分析了他者视角下“中国崛起论”、“中国”等观点的建构。撇开观察视角、内容本身的局限，单从诸如《中国人要来了》（The China are Coming）、《中国人如何蒙骗了世界》（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拜金王朝》（The Ka-Ching Dynasty）等一系列危言耸听的片名中，我们解读到西方主流媒体并未能呈现真实中国，展示中国国家文化所蕴含的应有之义。因此，纪录片应发挥其题材内容真实、在国际传播中的传播力较强的优势，勇于担当讲述中国国家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内涵、树立中国国家形象的重任。
发展中的国家、变化中的国际环境，令我们能够客观审慎地记录、呈现、审视乃至传播我们的文化。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文化的对话需要更多的平台消除彼此间的误解，达到互通有无的目的。具体而言，纪录片应主动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在主题内容、表现形式等因素及传播等方面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有力载体。
同时，纪录片的创作者在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在尊重纪录片创作的基本规则的同时，还需要把握纪录片传播市场化运作体系，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遵循纪录片市场规律，在技术层面满足国际市场标准，在内容层面继续深耕与打磨创作者的讲故事水平。西方国家的纪录片创作理念与市场化道路日臻成熟，所形成的戏剧性、逻辑性强，兼具娱乐化的同时，给受众以很强的代入感，这些创作规律需要中国纪录片人在不断的交流和学习中吸纳和创造性地运用。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他者”视角的纪录片作品《超级中国》在尊重跨文化传播规律之下，能够以悬念的方式揭晓并解读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多重原因，堪称跨文化传播中的精品之作。唯有讲述精彩的故事，才能实现有效传播，国家的形象在有效传播中得以塑造。
四、构建软实力的路径选择
尹鸿教授认为“提升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需要注重价值观的输出” [5]纪录片《的诱惑》在当时被誉于“散文诗式”的纪录片佳作，但在今天看来，夸张的抒情、空洞的解说不仅难以吸引受众，更难以表达文化之精髓。对于纪录片的创作者而言，摄像机是工具也是理念，是手段也是目的，影像不仅记录文化、表达文化，同时也阐释文化、塑造文化。在媒介环境不断发展的今天，中国纪录片创作与传播在国际市场已成功打开局面，要作为国家“软实力”一个窗口，还需要把握当前时机，加强与海外机构的合作，持续不断输出精品。构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为我国资源的配置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但是，中国纪录片的创作者在纪录片传播过程中，将获取影展资格及经济利益作为主要传播目的进而迎合西方国家视点，将会失去纪录的品格，遑论“软实力”构建。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吸引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获得理想的结果，它能够让其他人信服地跟随你或让他们遵循你所制定的行为标准或制度以按照你的设想行事。”[6]《望长城》堪称当时纪录片创作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前，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却习惯于抛弃受众意识，以一种无可辩驳的“宏大”姿态，难以以受众、市场接受的创作思维构建文化软实力。除了技术的发展，《望长城》是创作思维的焕新。创作团队在中日合作中，大胆摒弃观念的窠臼，将《东方老墙》文本、“画面加解说”的桎梏抛出“长城之外”，将直观感性的语言融入恰当的文化传播，堪称彼时纪录片创作的一股清流。纪录片通过视听语言吸引受众，激发其感性想象与理性思考，较之博物馆式的展示，生动而直抵人心，传播面更广、效果显著。然而，纪录片的创作者应清醒地认识到从感性到理性，是认知拓展的必由之路，受众更乐于在视听愉悦、情感共鸣之后，于“润物细无声”之中接受或领悟影片的思想精髓，利用文化的吸引力，实现意识的感召作用。一个民族对其所处环境及文化的认同与共识，形成了这个民族所共通的记忆和历史，借助文化的纽带构建文化软实力。可见，不同时期的纪录片创作，应借助技术手段和艺术观念的发展，协同文化的创新形式，以便更好地构建文化中蕴含的软实力。
五、创新格局下的思维革命
如果说技术和观念的发展使纪录片从“小众”走向“大众”，那么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更是以“颠覆”性的飞跃，重构新的文化格局。人人皆可媒体的时代，“传者”与“受者”的概念几近模糊；“草根媒体”平台的涌现，丰富了资源，降低了门槛；利益的裹挟、唯“用户眼球”商业格局，使得文化传播在互联网的思维框架之下，专业化程度瓦解，文化品格终将不保。全新的媒体环境、多变的智能设备、新兴的媒介组织，用户主体意识的强化、信息化进程飞速发展，对于地域文化纪录片的创作者与传播者而言，既是机遇也是考验。传播迅速、便捷、互动性强的优势乃传统媒体无法超越，然而浮躁的传播环境之下，更加需要纪录片的创作者能够以审慎的态度书写文化，以专业的精神传播文化。纪录片《大秦岭》通过逼真的景像还原展示了秦岭文化，并以专业的视角解读地域文化，取得了显著效果。诚然，艺术创作只是手段，而思想性才是文化展示的终极目标。因此，纪录片的创作者应充分发挥纪录影像的具象连贯、生动完整等方面的优势，从对地域人文地理风貌的展示中传播地域文化，建构地域形象，提升地域文化品格。
学者刘洁在《活态：纪录片中传统文化的存续》文章中认为：“……传统文化也是活态的，而不是概念性的现实生活剥离物。……‘活态’已成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基本认知。”[7]基于“活态传承”的视野，在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中，不应止于描述和记录本身，而是在全新的互联网环境下，关照历史与当下、人与周围的环境同时，创新思维，以媒体人应有的专业策略，重构我们的认知。
任何文化都有自身的价值、独创性及存在的合理性，都有自身的逻辑、理想、世界观和道德观，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应该联系其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纪录片的创作者也应站在全球文化的角度上去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及合理性。对于地域文化的叙述，是在国家历史的框架中展开的，其选题的范围、创作的视野不应受地域的影响，以一种全局思维，无论在理论研究框架还是在实践创作模式上，耦合当下文化，发挥纪录片这一片种的优势，促使我国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达到更为理想的境地。
参考文献：
[1]闫伟娜.纪录片影像中的地域文化探究[J].民族艺术研究，2013，（4）：32―37.
[2].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90.
[3][英]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M].冯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
[4]常江，王晓培.龙的翅膀与爪牙：西方主流电视纪录片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J].现代传播，2015，（4）：102―106
[5]张国涛，张陆园，杨宾.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提升：理念与路径――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第八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综述[J].现代传播，2014，（12）：136―137.
关键词：地域性传统文化；动画传播；“本真性”；“市场化”
全球化的今天，地域性传统文化对于保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活力的重要性日益被世人所认同，各国、各地区都在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努力。尽管所选择的路径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成为共识：那就是要将传统文化保护活动的触角，延伸到普通大众和青少年儿童之中，让大众能够经常接触、感知传统文化，培养他们对自身所拥有的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意识，营造一种良好的保护氛围。因此，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而言，最大的保护不是将其收藏在博物馆，为世人留下一份可供观赏的标本，而是要培养更广泛、更大众化的欣赏群体。
一、地域性传统文化的动画传播与困境
起源于20世纪西方工业社会的动画影像，通过工业化大生产和多种大众媒介，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其中。作为一种与现代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化实践活动，动画是艺术，是商业，也是文化和价值的载体。通过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精密加工，动画媒介及其传播方式不仅能够大大拓宽文化的传播空间和渠道，同时，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及其艺术样态上的差异，也孕育出更为多元的美学特质。纵观近20年以来国内外各逞风采的动画作品，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地域性传统文化元素介入到动画的艺术生产中。诸如改编自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狮子王》，取材于《圣经・旧约》的《埃及王子》以及由迪斯尼公司根据我国南北朝诗歌《木兰诗》改编而成的“花木兰”，等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性传统文化经由动画作品的二度演绎，被转换为易于为现代人接受和喜欢的艺术形式，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传统文化的种子播种到大众的心田。一些动画作品也因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独特魅力获得商业成功，一个基于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播为特色的动画创作热潮似乎已然到来。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当《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动画片以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最大卖点风靡全球的同时，有学者认为作品所呈现的东方文化元素只不过是个噱头，是东方外衣下的西方文化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的亵渎，而商业化的手段才是吸引大众的根本核心。从认知角度上说，地域性传统文化作为曾经的人类思维、情感与行为的载体，凝聚着人类文化记忆的点点滴滴。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体现出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同时亦能展示出“我们从哪里来?”与“我们往哪里去?”的深层意义。因此，地域性传统文化保护的实质和终极目的都应归结为“本体真实”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说，原汁原味的“本真性”原则乃是以传统文化传承为特色的动画作品的核心价值。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动画媒介作为现代消费文化存在的物质性基础之一，早已形成了巨大的文化产业。尽管在以文化传承为特色的动画作品中，形式各异的传统文化资源构成了创作的重要元素，但是，现代社会市场逻辑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性，使动画创作本能地受到大众趣味的潜在制约，传统文化的“本真”属性在与动画产业“商品”属性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显然，在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播为目标的动画创作实践中，文化传承“本真性”所体现的精英意识形态与动画传媒相互借重的初衷在这里出现深刻的分裂，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为特色的动画艺术生产受到了“本真性”与“市场化”的双重制约。理清文化传承中“本真性”与“市场化”的关系，是本文探究的重点。
二、地域性传统文化动画传承中的“本真性”与“市场化”
(一)文化资源的“本真性”与动画作品的“本真性”
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意指文化发展和展示中的真实性和自然性。在笔者看来，“本真性”在动画创作中可分为文化资源的“本真性”和动画作品的“本真性”，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播为特色的动画作品的文化价值存在于其资源的“本真性”之中，文化资源的“本真性”是动画创作真实性的重要保证。但是，两者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前者追求的是文化传统的保存和文化环境的本体真实，而后者追求的则是观众在动画体验中所获得的真实感受，是一种观看主体感受上的真实。观众感受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往往使动画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因素拥有不同的真实度。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动画传播中的“本真性”问题可以产生这样认识，首先，传统文化并不等同于传统文化动画作品。也就是说，不管动画的艺术生产如何追求作品的真实性，由于观看主体对“本真性”的体会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场景内进行的，他们不可能体会到绝对本真的传统文化，所以，“真实的传统文化再现”并不等于传统文化本身。其次，观众的观看动机虽然是追求文化的“本真性”，但是作为传统文化的旁观者，他们固有的文化背景会不同程度地制约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领略程度，因而最真实的传统文化未必是最好的动画作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享受到的乃是创作者从传统文化这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体系中根据观众的构成特征从传统文化资源中精心提炼、加工、组合和包装的，是最易于被观看主体接受的外显性文化因素，而不是这个文化的全盘托出。央视《快乐驿站》栏目是在挖掘传统文化素材基础上取得高额回报的代表作品。该节目以传统文化传承为切入点，将FLAsH动画和传统艺术形式相结合，全新演绎传统曲艺节目。作品造型采用抽象与写实结合的手法，追求神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本真，观众在获得欢乐的同时，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久违了的熟知感和亲近感。显然，作品中的“本真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标准，对它的理解还存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可能性，单纯的文化“本真性”传承视角恰恰不能解释文化的本质。
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是我国典型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当前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湖湘文化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媒体作为湖湘文化传播的新平台，具有着独特的优势。分析湖湘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总结湖湘文化的内容体系，归纳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的属性，对于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促使湖湘文化进行更加广泛的传播，具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
湖湘文化；新媒体；传播属性；文化传播
湖湘文化作为我国极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质，经过不断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文化作为国家发展的软实力，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也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随着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湖湘文化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已经悄然到来的网络时代，以数字化为突出特点的新媒体为湖湘文化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借助新兴媒体平台的传播速度快、信息含量大，覆盖范围广等优势，有效的推动了湖湘文化向全国传播。分析湖湘文化通过新媒体传播的属性，对于传承湖湘文化，促使湖湘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具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湖湘文化的简介
“湖湘”是古代对于湖南的称谓，顾名思义，“湖湘文化”就是指湖南一带具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并且得到不断传承和相对稳定的历史文化形态。为了清楚地分析湖湘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属性，首先需要对于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本质特征、内涵外延等具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追根溯源，湖湘文化最早起源前炎帝、黄帝时期的神农文化，后经过发展成为炎黄文化。在经过了古代中原文化的南移之后，儒学文化传入湖南，与当地的“荆楚文化”进行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基础。在南宋时期，由张栻与胡宏二人在长沙和南岳等地讲学，形成了“湖湘学派”，为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湖湘文化”真正得名还是开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早期，由于当时掀起的“大陆文化”热潮，“湖湘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还形成了一些新的叫法，如“潇湘文化”“荆楚文化”“洞庭文化”等。通过不同朝代的传承与发展，历经数千年的演变，湖湘文化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内容体系，具有了丰富的内涵。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体现着湖南区域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社会心理、科学文化等，既有物质文化，也有精神文化，自古代开始，由湖南本土居民与不同时期在这片区域生活过的人们共同创造，不断传承和发展所构成，雅俗共赏，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一个丰富、多样的综合体系。湖湘文化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有精神层次的哲学、宗教、政治、伦理、文学和艺术等，还有不同民族的民风、民俗、饮食、建筑、服饰等特色文化。近年来，在全国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形势下，湖湘文化也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内容，成为湖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驱动力，使湖面的广电、出版、动漫、影视等行业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极大的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容。
（二）湖湘文化的本质和特性湖湘文化，从时间和空间属性来看，指的是从古到今在湖南这一区域上各个民族不断生息繁衍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从这一点来看，湖湘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和积累，湖湘文化也形成了一些特性：首先，湖湘文化的历史性。即湖湘文化不仅开始于古代，历经各个朝代的传承，受到了楚文化、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一直都保持与时俱进，紧跟时展的步伐，得到了不断发展，继承了历史文化的基因，保持了鲜明的个性特点，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的核心思想的文化形态。其次，湖湘文化的包容性。即在湖湘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秉承兼收并蓄，追求真理，吸纳先进思想的风格。古往今来，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族有很多并非本土居民，湖湘文化中也留下了这些民族的烙印，很多不是湖南籍的人士的思想观念也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世界一体化形势下，湖湘文化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以开放的姿态，走出湖南，在更为广泛的范围传承，在提高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先进文化的影响，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实现自身的优化和完善。最后，湖湘文化的民俗性。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湖湘文化中各个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建筑、饮食、服饰、民间艺术、文化活动等。古代时候，湖南人具有泼辣、霸蛮的性格特点，在湖湘文化中也充分体现了当地民众这种核实的性格，崇尚节俭，吃苦耐劳，积极进取，务实创新，这也特点也成为湖湘精神文化中的精髓。
二、新媒体传播的特点
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作为网络时代的产物，也由于网络平台传播的特性，而形成了一些新特点和突出的优势。新媒体作为数字化时代湖湘文化传播的载体，分析总结新媒体传播的特点，是分析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属性的基础。具体来说，新媒体传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实时快速。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媒体、广播电视的传播来说，新媒体的传播速度更加快捷，基本上实现了实时传播。任何信息资讯，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借助无处不在的网络及智能化、易操作的网络终端设备，能够随时随地的，通过网络设施，实现实时传播。第二，海量共享。数字化信息的存储传递比报纸刊物等媒介来说，体积小，容量却大了很多，携带也方便，修改、查阅都非常方便。最重要的是，这些数字化信息可以让每一个接触到网络的人自由的浏览，实现最大程度的共享共用，而且这些了解信息的人通过分享，还会加快信息的传递，改变传统的信息单线传递的方式，而构成一个网络化、立体式的信息传递模式。第三，覆盖面广。近年来，我国加快了信息化社会的建设进程，各种网络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互联网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从城市到乡村，实施了网络的普及，加上移动通讯网络性能的不断优化，各种智能通讯设备的广泛应用，为各种信息借助新媒体进行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实现了广泛的覆盖，只有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有一部手机就可以看遍天下事，了解各种信息，新媒体传播的覆盖范围之广是传统媒体所无法企及的。第四，互动多元。各种信息以新媒体作为媒介平台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信息的浏览者可以自由的发表评论，阐述自己的观点，与信息者或者共享者之间，都可以进行随时的互动交流。而且，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各种新媒体也越来越多，信息传播的形式不仅有文字，还可以声音、图像，传播形式和途径也越发多元化。
三、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属性
湖湘文化虽然属于地域文化，但是经过了数千年的积淀和传承，也称得上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网络时代，通过网络、数字媒体、移动通讯工具、网络终端等实现湖湘文化的快速广泛的传播，能够迅速扩大湖湘文化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湖湘文化。秉承湖湘文化的特质，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决定了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属性，具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动力湖湘文化以新媒体平台作为传播途径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推动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主要动力有：第一，湖湘文化属于地域文化的本质。文化对于大众的思想观念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由于大众的个人诉求不同，对于文化信息的关注也不一样，在新媒体传播中，受众很容易成为文化信息的传播者，兼有两种身份，加上一些受众的从众心理，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产生模仿学习行为，加快了湖湘文化的传播。第二，社会环境的影响。近年来，国家为了提升综合实力，加快了文化事业的建设，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大力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湖湘文化借助新媒体进行传播，也获得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政策、措施方面的支持。第三，新媒体传播的经济性和实效性。新媒体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播平台，比传统媒介更加经济实惠，传播的内容也更加全面，产生了实际效果也更加理想。第四，信息技术的支持。以数字化信息为呈现形式，以虚拟的网络平台作为传播介质，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克服了传统媒体传播中各种障碍性因素的不利影响，世界范围内网民数量呈现数量级式的增长，虚拟平台、匿名，无限自由，为湖湘文化实现瞬时和交互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五，眼球经济的利益驱动。一些具有商业眼光的人士纷纷看好湖湘文化这块文化宝藏，通过精心的策略和科学的商业运作，开发其中的商业价值，借助新媒体平台实现自身的经营效益，因此，商业力量的推动也是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六，新媒体与传统媒介的整合效应。不可否认，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等传统媒介在湖湘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具有着一些优点和不足。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可以弥补传统媒介在传播过程中的不足，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可以更好的发挥两种媒介类型的整合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传播合力，让湖湘文化传播的更远，影响的范围更大。
（二）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类型通常来说，信息的传播类型可以分为线性传播、环形传播、星形传播和网状传播等几种类型。湖湘文化以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总体上是一种全连接的网状传播。在这种网状传播类型当中，由于新媒体借助虚拟的网络平台，的是数字化的信息，所以，在网状结构当中的任何一个结点上，都可以围绕着湖湘文化的内容，形成相关的信息，并且进行湖湘文化相关信息的。同时，在各个网络结点上产生和的信息也可以用非线性传播的方式进入传播网络，实现在网状结构中的任何一个结点之间的连接，从而使湖湘文化信息由一点扩散到一个面，再由一个面传播到整个网络。这样的网状传播类型，体现了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交互性，各种信息的受众都是一个新的传播源头，还可以实时的进行交流互动，反馈相关的信息，进行评论，对于传统的一对一传播类型、一对多传播类型都是一种革命性的突破，也就导致湖湘文化的传播速度成倍增加。
（三）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模式文化传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影响因素众多，过程也比较复杂。新媒体作为信息时代文化传播的有效手段，随着其广泛应用，必然对于文化的传播模式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中，与传统的媒介的传播模式具有着本质的不同，新媒体的传播采取的是一种“波纹中心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比以往的人际传播、信息传播模式复杂。政府、社会组织、受众都作为这种模式中的调节者和引导者，文化信息实现大众传播就相当于平静的湖水中投入一粒石子，信息源就是那块石子，一旦传播出来，就会激起一圈圈的波纹，而且波纹在向外扩散的过程中，还会向中心产生反作用力，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体现出湖湘文化在新媒体传播中的动态性、社会性和复杂性。
（四）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层次湖湘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具有很明显的层次性，可以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内容也囊括了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历史宗教、教育科技、民风民俗等很多方面。这些内容各异、层次不同的湖湘文化在新媒体传播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第一个层面是认知层面，受众会对于湖湘文化产生初步的感知，记忆基本的文化知识。第二个层面是态度层面。受众在通过新媒体接受了湖湘文体中的精神意识、价值观念体系之后，引发了受众在情绪方面的变化，产生独特的情感体验，受到文化的感染和影响。第三个层面是行动层面，即受众在通过新媒体接触到了湖湘文化之后，对于自身的态度、认知都产生了影响，从而在行为习惯方面产生一系列的改变。由于现代人对于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生活中各种信息的获得大部分是通过网络，阅读电子产品，观看视频资讯，湖湘文化通过这些形式向广大受众传播海量的信息，对于人们的认知、态度、行为产生影响，传播和弘扬湖湘文化。
四、结语
总之，网络的迅速普及，各种便携轻巧的网络终端的广泛应用，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新兴媒体。各种信息也借助这些新媒体，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带给了人们愉悦的精神享受。湖湘文化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具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借助着新媒体平台，实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也得到了不断传承和丰富，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具有着特定的内容和形式，体现出湖湘文化在网络时代的传播属性。在当今信息时代，发挥新媒体传播的优势，规避各种不利的影响，可以有效的实施湖湘文化的“走出去”战略，让湖湘文化走向更大的舞台，为实现文化繁荣，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扩大文化交流，带动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吕锡琛，吴争春.全球化语境下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J].求索，2015（04）.
[2]王战.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策略与路径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9（01）.
[3]刘厚见.论湖湘文化的品质与湘商的塑造[J].民族论坛.2012（24）.
[4]张作保.湖湘文化在当代的弱化及其原因探析[J].商.2013（17）.
【关键词】辽西；文化品牌；地域文化；品牌传播
辽西地区，指位于辽宁辽河平原以西与内蒙古、河北接壤的辽宁西部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包含锦州、朝阳、葫芦岛、阜新、盘锦五座城市。辽西地区在经济方面发展比较落后，目前仍然属于辽宁省的欠发达地区。辽西地区本属于半干旱地区，加上水土的破坏，没有为农业生产提供一个有利的条件。辽西地区虽然资源丰富，很多城市属于矿产资源型城市，但自从日本占领东北以来，已经开采多年，面临枯竭。而辽西地区却有着丰富而深远的历史文脉和独特的旅游资源，以及不可取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种情况下，提高辽西地区的品牌文化建设，进行辽西地区品牌文化的传播，对于加速当地经济发展，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扩大辽西地区的知名度，实现辽西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只有实现辽西地区的崛起才能实现辽宁的全面振兴。
辽西地区文化品牌打造传播内容
打造的文化品牌应该是地域文化的精华，必须以地域文化为依托。地域文化是指一个地域的地理、历史、经济、社会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体现地方特点的文化。在进行辽西地区文化品牌的打造过程中，辽西地区悠久的地域文化可以为文化品牌的打造提供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
借助寻根情结进行文化品牌宣传。中国人大多都有寻根情结，一直想知道祖先究竟从哪儿来，姓氏里又有多少故事。可以利用这种寻根情结，加上辽西的文脉渊源，来宣传辽西区域的品牌文化。
辽西的查海文化、牛河梁红山文化等，都是中华民族文明发祥的代表文化之一。查海遗址可称为中国发现最早的村落——中华第一村。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内涵丰富，出土文物精美绝伦，世界罕见。查海文化和牛河梁红山文化一下子把中国文明的源头提前了1000多年，证明了早在8000年前人类就在辽西地域生息繁衍。查海文化、牛河梁红山文化毋庸置疑地起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意义，而且这是无法磨灭和无法复制的，正因为这种唯一性决定了辽西地区文化品牌宣传的垄断性，所以依托寻根情结的宣传对于品牌文化的宣传起到了很好的基础作用。在辽西地区文化品牌的传播过程中，就可以利用这样一些内容作为入手点来进行传播。
丰富的旅游资源构筑文化品牌形象。辽西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都十分优越，自然风景优美，历史景观荟萃，是一个资源丰厚的旅游胜地。只不过多年来辽西的旅游资源宣传不够，处于初级开发或未开发阶段，缺乏独特的品牌效应，一直都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空间。比如盘锦双台子河口自然保护区，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湿地自然保护区，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芦苇沼泽湿地，它以苇海鹤乡红海滩的独特景观闻名遐迩，但是了解它的人并不多，不要说做到国内宣传，连省内的旅游者恐怕都不了解自己身边有这么一个世界级的旅游胜地。还有绥中县的九门口水上长城，虽然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由于道路、配套设施和人文开发不够，一直都是久在深闺无人知。加强地域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含量和品位是构筑文化品牌形象的基础。
辽西应在遵循严格保护原则的前提下，坚持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精心整合，勾画出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的崭新蓝图。
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文化品牌意识。所谓文化遗产是指非物质的即口头文化或者无形文化，也就是散落于民间的诸如故事、传说、礼仪、习俗、山歌、号子、小调、舞蹈、曲艺、戏剧、民间器乐等以及民间刺绣、剪纸、饮食、工艺、美术、建筑等艺术形式。喀左陈醋、辽西高跷秧歌、辽西木偶戏，辽西走廊把中原汉民族文化与辽西北方民族文化连在了一起。独特的地域，复合性的走廊文化，孕育了辽特的艺术风格。这些都属于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宣传中强化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传承，有利于辽西地区文化品牌意识的提升。
辽西地区文化品牌传播通路
进行辽西地域文化的品牌化运营，扩展宣传渠道，加大宣传力度。文化品牌的建立和商业产品的品牌形成一样，需要进行各种渠道的宣传。要利用媒体的传播优势，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进行宣传，扩大辽西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文化品牌营销的本质是情感营销，是满足心理需求的过程，最终以赢得情感上的认同为最高目标。因此，在辽西地区地域文化的品牌化运营中，不仅要加大宣传力度，而且要对辽西地区的地域文化赋予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和生态价值，使其得到推广和社会认同。
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宣传。在广告中展示风采，在旅游广告时段播放形象广告，请当地的明星来为自己的家乡做广告，与当地著名企业进行联合品牌宣传，等等。除了这些正规含义上的电视广播广告、报纸杂志广告之外，还可以利用这些媒体进行隐形的宣传，比如赞助电视剧的拍摄，在电视剧播出时可以让电视剧受众看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或者赞助旅行频道录制节目，等等。另外，还可以借助各种活动树立与传播辽西地区的品牌形象。比如组织一些与当地历史文化有关的活动来进入人们的视野。
建立综合化的品牌文化传播的网络信息平台，也是进行品牌文化传播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信息的获取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互联网，因此不论是对建设辽西地区资源共享，还是对人们获取辽西相关信息来说，建设具有丰富信息和综合功能的网络信息平台是非常必要的。这个综合的网络信息平台可以从热点使用的界面入手，比如网站、微博、APP等方面，内容及时更新，对地区活动的即时信息进行对外宣传。这样就可以进行辽西地区活动与消费者的互动，加大宣传，扩大市场。
注重口碑宣传，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口碑宣传也是品牌宣传的一个方面，在广告泛滥的今天，口碑是比广告更让人相信的宣传，因此，在进行文化品牌的宣传过程中，也要注重口碑的宣传。如果要让人对辽西地区有口皆碑，就要做好辽西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亲身的文化体验是文化品牌的传播基础，在人们对辽西的体验中，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辽西的印象，因此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对于传播文化品牌的人文体验，提升辽西地区的口碑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加大公路、中转站点及与之配套的宾馆和娱乐场所建设的力度和步伐，让每个来辽西的旅客在体验饮食、住宿、游览、购物、娱乐等各个环节中无后顾之忧，并能感受到浓郁的地域特色。目前正在建设的京沈高铁，就是基础建设的一大步，京沈高铁建成后不仅会方便群众出行，也会促进形成交通枢纽城市和带动辽西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挥文化旅游的龙头带动作用，依托历史人文资源进行建设。在文化品牌的旅游宣传中选择那些能吸引人眼球的要素，开发出说有内容、听有特点、看有文化、玩有趣味的旅游产品，提供有独特体验和新鲜感受的服务。辽西遗存下来相当丰富的人文积淀，大量的古城、古遗址、古寺庙、古墓葬，难以计数的珍贵出土文物，这些资源大部分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充分挖掘其可利用的文化内涵，建设历史人文景点，设计科学的旅游线路，开展多种形式的旅游营销组合，逐步增强周边地区对辽西旅游的认知度，形成庞大、稳定的游客市场，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辽西、宣传辽西。
以创新的思维开发其新的内涵与活力。辽西地区所拥有的高品位、深内涵的历史人文资源在现实的文化品牌宣传中并未充分挖掘出应有的能量，因此我们需要用创新的思维开发其新的内涵与活力。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订辽西文化品牌建设和发展的长远规划，在文化事业中，集中财力和精力，给予扶植和支持，进行文化主题公园的规划与建设。比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内涵丰富，可以规划建设成史迹博物苑和自然历史公园，对历史遗迹加以保护，使历史信息得以宣扬和传递。辽西地区完整的中生代“热河生物群”创下了时代最久、数量最多、种类最全、层位最多、科研价值最高的5个世界之最，这里可以规划建立博物馆。文化品牌具有垄断性和唯一性，而这垄断性和唯一性就是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公园建设完成之后人们来此不可替代的理由。文化品牌也要创新。只有不断地完善和创新，才能使文化品牌具有无限发展的生命力。
开展合作，引进资金，对辽西文化进行整合。积极开展辽西地区与外界多层次角度的合作，引进资金进行辽西建设，积极采取措施主动宣传辽西文化的特色和优势，重点推出精品项目，利用各种渠道和形式争取国际合作，尽快做到对辽西文化的品牌宣传。另外，由于辽西地域由几个城市组成，这里可以通过这些地区地域文化的整合，进行区域网状链接，对辽西文化进行整合，打造辽西区域品牌。
辽西地区文化品牌传播注意事项
站在发展的角度确定品牌核心价值。在进行品牌传播之前，先要对辽西地区的文化品牌形象进行定位，也就是要确定辽西地区文化品牌的核心价值，以这个核心价值来定位广告主题、地域宣传和景点建设等诸多方面。这个核心价值应该持久、易于传播，并与所在地域特点联系紧密。这就需要考虑品牌与受众之间的相关性、品牌本身的特点，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这个品牌形象必须与辽西地区现在的现实形象和未来发展趋势之间具备一定的一致性。不能过度定位发展，失去本身固有的特殊历史背景；也不能过度沉迷过去，不以发展的眼光看未来。这样都会影响到传播的效果和辽西地区的形象。
整合辽西地区品牌文化系统。辽西地区是几个城市的综合平台，这些城市在一起集中优势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而如何能让辽西地区的这些城市整合起来，也是个系统的工程。
首先，辽西地区的区域整合要有完整的政府合作章程，推进政府协作步调，以消除由于行政区划不同而造成的执行不便。其次，辽西地域文化品牌定位要涵盖多样的文化资源。因为辽西地区的文化资源多种多样，在进行品牌文化系统整合过程中，文化品牌的定位一定要将这个地区的多种文化资源进行涵盖和总结提升。最后，利用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进行资源整合，宣传文化品牌。将地域合理结合，减少重复成本，促进最优配置，共同丰富文化品牌内涵，宣传品牌形象，提高竞争力，实现区域共赢。
优秀的品牌文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推动经济及凝聚人才等方面能形成强大的磁石效应，打造辽西地区的文化品牌将对辽西地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并能实现辽西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09A546）
参考文献：
[1]王辉，陈光，张新新.辽西走廊生态旅游发展及对策浅析[J].当代旅游，2012（1）.
[2]曾振华.城市品牌形象定位及其广告策略[J].新闻爱好者，2010（1）.
[3]李飞，罗明新.辽宁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的思路与对策[J].辽宁经济，2009（12）.
[4]赵伟韬，金秋，高玉侠.辽河文化在塑造辽宁民族文化品牌中的价值研究[J].理论界，2008（3）.
关键词：微信；赫哲族；渔猎文化；传播；传承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缘起
赫哲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渔猎文化渗透在赫哲族文化的各个方面，是赫哲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渔猎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合理利用渔猎文化元素，不仅有利于实现赫哲人脱贫致富奔小康，而且有利于实现我国东北边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文化繁荣。[1]近十年来，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赫哲族文化的保护意识日益增强，各级政府部门和当地民族社区均发挥了积极作用，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实地调研发现，虽然政府有所作为，民族社区也积极保护本民族文化，但是实际效果仍然有待提高。通过对赫哲族文化现有的传播途径分析，笔者认为赫哲族文化的传承之所以一直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赫哲族文化的传播一直局限于狭小的圈子，由政府所主导，只有一些专家学者以及文化保护工作者才有所认识，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众所周知，文化只有植根于大众，才能代代传承，历久弥新。所以，要想在赫哲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征途上走得更远，必须摆脱固有的陈旧思维，将它从“井底”拉出来，放在大众的视野下。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探讨将赫哲族渔猎文化置于微信这一广泛的大众交流平台之上，借助微信来宣传赫哲族文化，使其为大众所熟知，从而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二、赫哲族渔猎文化概述
（一）赫哲族渔猎文化的起源
俗语有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条件，营造了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塑造了人们不同的性格，孕育了不同的历史文化。赫哲族的渔猎文化就是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的滋养下，扎根于东北这一片肥沃的黑土地上。赫哲族渔猎文化起源于三江冲击形成的三江平原地区，素以“北大荒”著称于世，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广袤的森林，物产富饶、自然地理环境优越，这为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
（二）赫哲族渔猎文化在当展的局限性
1.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形成主要依托于三江流域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在历史上，赫哲族捕鱼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他们使用传统的捕鱼工具，捕鱼的效率较为低下。再加上赫哲族人信仰萨满教，敬天惜物，对自然界怀有敬畏与感激之情，从不过分索取，几千年以来，赫哲族人一直和自然和谐相处。[2]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捕鱼工具越来越先进，捕鱼效率越来越高，三江流域的鱼类资源大量减少。渔业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和无休止的捕捞，严重破坏了三江流域的生态资源。水体污染的加重使水生资源面临灭顶之灾，致使赫哲族渔猎文化受到极大的威胁。此外，赫哲地区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大量流动人口也加剧了三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2.市场经济的冲击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他们开始追求物质层面的享受。然而渔业资源迅速减少，物价大幅上涨等客观原因导致依托于传统的渔猎生产方式的赫哲人生活越来越贫困。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脱离贫困，他们不得不寻求改变，打破赫哲族传统的单一的渔猎经济结构，形成渔猎、农耕、商品交换等多元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赫哲族渔猎文化也随之而逐渐淡化。3.外来文化的影响赫哲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中国境内目前生活着大约5354人，他们分散地居住在人口众多的汉族人民中间，与汉族交往密切。根据历史经验，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融合杂居后都容易受先进民族文化的影响。赫哲人在与汉族一起生活的过程中，受汉民族先进的文化和优越的生活方式的吸引，他们与汉族通婚，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在无意识中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日渐式微以致消失。
（三）赫哲族渔猎文化的重要性
1.民族文化是民族存在的依托一个民族可以没有自己的文字，可以没有自己的语言，却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文化消失了，这个民族也必然会消失。只有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民族才能生生不息。赫哲族语言的逐渐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后继乏人、年老的民间艺人的相继去世，这些赫哲族文化的流失也预示着赫哲族的不断衰落。而赫哲族要想在未来走得更加长远，就必须传承好本民族的文化。2.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繁荣的必然条件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互补的基础。不同民族文化在互动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从而使中华各民族文化在互补中得到繁荣和发展。[3]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少数民族文化所占的比例远远超出他们的人口比例。赫哲族伊玛堪说唱、鱼皮文化无一不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赫哲族渔猎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三、大众交流平台“微信”概述
（一）微信的概念
微信是腾讯公司推出的一个为智能手机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它可以快速发送免费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同时，也可以使用基于位置的“摇一摇”、“漂流瓶”、“朋友圈”、“公众平台”等服务插件。
（二）微信的主要功能
我们要利用微信平台来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扩大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面，就必须了解微信使用的基本功能。功能一：查看附近的人。它是以地理位置为参考，用户通过点击“附近的人”，搜索到附近所有的微信用户，然后借此条件来宣传自己想要分享的信息。功能二：漂流瓶。微信用户可以通过扔或捡漂流瓶来进行简单的互动。因为漂流瓶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通过这种模式来宣传自己的文化，增加知名度。功能三:扫一扫。目前，这是微信的主打招牌。人们可以把自己想要被他人知道的信息制作成二维码，用户只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知道信息，享受制作方的服务。功能四：朋友圈。微信允许使用者在开放平台上放入自己的应用，将信息进行推广，用户对其进行传播，从而扩大商品知名度。朋友圈通过发表文字和图片等分享功能，给用户提供了情感交流、分享的机会，也让信息的传播多了一种途径。功能五：微信公众平台。通过公众号，平台方可以向用户推送新闻资讯、产品信息、最新活动等消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用户咨询、客服等功能。
四、微信对赫哲族渔猎文化的传播
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微信的五个功能逐一分析赫哲族渔猎文化在微信平台上的具体宣传途径，通过微信使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影响范围扩大，从而达到传播、传承赫哲族文化的目的。
（一）通过“附近的人”宣传赫哲文化
使用这一功能搜索到附近的微信用户，以此来传播赫哲族文化活动信息，然后通过层层扩散的方式使更多的人获悉相关信息，达到扩大活动影响范围，促进赫哲族文化宣传的目的。通过这项功能可以吸引文化爱好者关注赫哲族文化，激发他们探索、了解赫哲文化的兴趣。比如，可以在朋友聚会等人际交往场所，通过“查看附近的人”寻找到“志同道合”者共同关注、宣传赫哲族文化。也可以在其它一些重要的活动场所，比如乌日贡大会、开江节、河灯节、大马哈洄游节等一些与赫哲族文化息息相关的民族节日，以及学术会议、民族聚会、民族文艺汇演等重要场所中使用这一项功能，对赫哲族文化相关资讯进行广泛推送，不断增加其传播的范围，扩大活动的知名度。
（二）“漂流瓶”的文化互动
“漂流瓶”的传播具有随机性，很多用户觉得在茫茫人海中收到你的漂流瓶，这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所以他们愿意接收漂流瓶，打开瓶子看看瓶中的信息。这样第一步推送信息的目的就达到了。第二步要进行追踪回复，组织专门的赫哲文化宣传人员通过“漂流瓶”活动与微信用户互动，有回复时跟踪回复，逐步引导他们进一步浏览赫哲族文化信息，引发他们对赫哲族文化的兴趣。由于“漂流瓶”具有广泛性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广撒网，多敛鱼”，持之以恒，持续不断的扔漂流瓶，让赫哲族文化活动的消息不间断，不过时。
（三）文化产品推广新模式———扫一扫
“扫一扫”这一功能为赫哲族工艺品、独具赫哲特色的商品创建了一个交易平台，通过不定期赠送赫哲族小艺术品的活动，吸引用户参与赫哲艺术品二维码“扫一扫”活动，引起公众对赫哲族文化的关注。“扫一扫”这一微信主打招牌，由于其线上线下的完美转换效应，许多景区抓住机遇，为景区的营销开创出有别于传统营销模式的新的形式。例如“绍兴旅游”公众微信平台在各景区内铺设了二维码地图、微信导览图，制作了一批微卡，专门向游客介绍、指导微信服务。游客只需关注“绍兴旅游”微信号，根据指定提示，即可获得相应的免费语音讲解服务。这一举措使游客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旅游体验和无处不在的旅游服务，让游客在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旅游方式中流连忘返。微信“扫一扫”功能在众多景区营销上的成功运用让我们看到了赫哲族文化推广的一种新的模式，我们可以在赫哲族旅游区、民族博物馆、民间工艺品商店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设置二维码，公众可以通过扫二维码了解这些景区、景点以及手工艺品的具体情况，让手机成为游客的专属导游，以此弥补赫哲族景点导游、讲解人员缺乏的遗憾，增进公众对赫哲族文化的认知。
（四）名人效应推动文化宣传
微信朋友圈功能在自媒体时代的公民新闻推送中的作用早已为人所熟知，借助它传播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关注度也必然会有极大的提高。近年来通过名人效应的宣传活动层出不穷，名人的微信关注度使他们在舆论宣传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宣传效果立竿见影。例如在西安申遗的过程中，面对兴教寺的拆迁问题，名人六小龄童、李开复等通过微信、微博等方式呼吁保护，相关信息不断被转发，使得众多网友参与到兴教寺拆迁事件中，兴教寺的拆迁最终在众多呼声中暂时告一段落，暂时保护了这座千年古刹。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名人效应这一优势，通过名人的关注、转发、评论赫哲族的重要事件，比如节事活动的成功举办，来正面传达赫哲族文化的最新信息，利用明星的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人关注赫哲族文化。
（五）文化推送平台———公众号
公众号是很好的资讯推送平台，微信上有很多成功的，值得借鉴的公众号，比如“为你读诗”“、非物质文化博览园”这一类公众号无疑是文化宣传较为成功的案例。它们推送的资讯总是图文并茂，更新速度快，具有趣味性，而且总会寻找到切合时事的动态来宣传自己的文化。2015年暑假，电视剧《花千骨》热播引发热议，“为你读诗”巧妙地将剧中引用的“越人歌”放到“为你读诗”公众号中，并请来女一号花千骨的扮演者赵丽颖来读这首“越人歌”。这样就快速地扩大了“为你读诗”的知名度，也使它所宣传的诗歌文化为大众接受和喜爱。由此可见，只要公众号做好了，宣传的效果可想而知。我们可以打造赫哲文化的公众号，推送赫哲族渔猎文化方面的相关资讯。虽然现在也有一些关于赫哲文化的公众号，例如“中国赫哲族”，但其内容较为单一，一般发一些政府的新闻稿件，在一些重大节日或活动时会消息，更新速度较为缓慢，有时甚至长达几个月杳无音讯，这样一来用户就会取消关注公众号。当然也有一些在宣传方面取得较好效果的公众号，比如“赫哲八岔”、“乌苏赫哲”，虽然它们都是由当地政府申请的公众号，但是相对于“中国赫哲族”这一类公众号而言，其趣味性、更新速度等都有较大的提高。它们在保持对赫哲族时政消息进行宣传的情况下，时常在平台上推送一些赫哲族文化的小故事，趣味性十足，引人注目。此外，公众号不仅仅可以用于赫哲文化的推送，它还可以更接地气更贴心。比如，我们可以在公众号上旅游资讯（如旅游攻略、美食、工艺品等）、会议（如赫哲族研究会的学术会议、与赫哲族相关的会议）、活动（如伊玛堪说唱比赛、手工艺品大赛、乌日贡节与河灯节等节日活动安排等）、演出（如乌日贡大会期间的歌舞表演等）等消息，让文化更加贴近生活，让大众亲近赫哲族文化。
五、结论
以赫哲族渔猎文化为例，微信这一交流平台为依托，简要介绍了赫哲族渔猎文化发展的局限性以及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着重介绍了微信对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宣传途径，以此来探讨一种新的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方式，寻求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陈学军，曹薇.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构建———以赫哲族为例[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6)：150.
[2]韩成艳.从表达认同到认同表达———赫哲族史诗“伊玛堪”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18.
关键词 文化 地方文化 地方高校学报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地方高等院校学报的学术研究方向应有两个基本定位：第一是指与本校所设专业和相关或相近的研究范畴，这是学报的主体内容。其二是指与地方的经济、文化有直接联系的研究范畴。如果说前者属专业特色，那么后者当属地方特色。二者的结合，才能办出学报的特色。就目前地方高校学报的内容设置情况来看，大多在专业特色方面做出了足够的努力。同时，对于地方文化的研究也初见成效。并由此造就了自己的学术品牌，这恰恰是地方高校区别于综合性大学学报的地方优势。如果将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地方文化的传播效果就会提升，真正做到从学术领域服务于地方，起到引领地方文化建设的作用。
一、“地方文化”的范围及其定位
“地方文化”的含义是十分广泛的，从横的方面看，它包括地方政治、经济、历史、艺术、民俗、宗教、科技、教育等等，它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总和，这当中还有交叉现象。从纵的方面看，它是一种历史现象，可以从历史角度进行研究，也可以从现实角度进行研究。
正由于地方文化研究的广泛性，在“地方文化”的定位上还存在一些不够严密的地方，导致作者的选题与编辑的审稿上对这个定义把握不准。第一，所谓“地方文化”，首要的是地方概念的确定要准确，由于历史的原因，行政区域的划分在不断变化。但不管它的变迁过程多么复杂，而应以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为准。其次，在这个确定的行政区域里发生的历史事件或出现的历史人物，由于其时间与空间多变性，也往往会与地方区域发生一些相左的情况。比如说历史人物，他曾经在某个时期与该地区有关，那么其它时期呢?是不是也属于该地区“地方文化”研究的范畴?笔者是持否定态度的。坡曾在密州做官，即今天的山东省诸城市，在诸城市有他当年“左牵黄，右擎苍”、“千骑卷平岗”的猎场，还有超然台遗址，苏公在此吟唱过“明月何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千古名句，这些遗址以及与此相关的活动。都属于地方文化研究的范畴。而苏公出密州之后或之前的活动和有关的艺术创作就不再属于这个范畴了。《潍坊学院学报》曾收到本市博物馆一位同志撰写的《板桥润格小识》一文，文中所考证的是郑板桥在杨州卖画时的润格，与他在潍县毫不相关，这就不能算作潍坊的地方文化。如果这个概念搞不清楚，地方文化就会无限制地扩而大之，反失去_地方特色。这样，我们可以为“地方文化”下这样一个定义：地方文化是指现在的行政区域之内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的活动以及以及相关遗迹和风俗。这些事件、人物、遗迹和风俗必须与该地区有着直接关系和物质联系。
由于文化含义的广泛性，加之近年来研究领域中的“文化热”，泛文化现象往往把衣食住行的事情统统当作文化进行传播，并且夸大其辞，小题大做。学报作为学术研究的阵地，与一般的文化快餐式的时尚报刊不同，对地方文化的选题必须要严肃谨慎地对待。关于文化的基本范畴。英国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作过狭义具体的界定：“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同时它可以分成基本的两个方面，器物和风俗。”“器物和风俗形成了文化的两大方面：物质的和精神的。”呶语当中有一个词叫做“风物”，常常用于文化学当中，这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有点不谋而合。器物是指那些静止的文化遗存，风俗指活形态的文化。因此，文化必须负载着积淀。如果一种器物，它与历史不发生关联，我们就不能将它当作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而风俗本身就存在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继承过程。鉴于文化的特定含义，学报对于“地方文化”稿件的组稿与审稿就要有一个认识和把握。目前，各个地区都在开辟自己的旅游景点。并将它纳入“地方文化”的范畴。然而，对于某些新景点的开发，纯属现代公园式构建，就不能算作文化范畴。而那些一般性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无深厚的文化内含，又无明显的地方特征。也不宜纳入“地方文化”的范畴。
二、地方高校学报关于“地方文化”研究与传播的现状
地方高校学报关于“地方文化”的研究内容选择和切入点是各各不同的，从中可以见出办刊人独到的思路，并为学报的地方特色而增光添彩。就目前近百种地方高校学报关于“地方文化”栏目的开设情况来看，其类型大致如下：
(一)以中国山水文化为特征。由于该地方院校地处一名山大川的所在地，便以此为特色。中国山水文化源远流长，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文化积淀十分深厚，研究空间和价值一直受人关注。从传播学角度看，山水自然风光以“固态传播”的形式稳定地传播着文化信息，名山大川所在地的高校，大都开设这样的研究栏目。如泰安教育学院主办的《岱宗学刊》，开设“泰山文化研究”专栏，登载关于与泰山相关联的文史资料和研究成果。包括当今的旅游开发等内容的文章。这个学报并设有“泰山研究资料索引”。是特色鲜明、体系完整的“地方文化”研究栏目。
(二)以文化遗址为特征。文化遗址同样属于“固态传播”。由于遗址传达信息的隐秘性和悬疑性，需要传播者不断地解读，保持文化信息传播的彰显、清晰和持续。并且保持研究与传播的信息更新。如商丘师院学报《殷都学刊》，专门开设“殷都与甲骨文研究”。它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众多中外的殷墟研究专家和甲骨文研究的学者为学报撰稿，学术品位与传播效应不断提升。《殷都学刊》正是凭借自身的文化传播优势，在国外汉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三)以断代史作为特征。有的高校所在地在某一历史时期曾经有过特殊的意义。以古都城市最为典型。学报“地方文化”的定位就放在那一个朝代，即断代史研究。将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历史遗存等文化遗产与当今城市的民风民俗、传统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联系，传播特有的历史文化，开发都市文化品牌。如《南京师院学报》开设的“六朝文史研究”；《开封大学学报》开设的“宋史研究”；各自以六朝古都北宋汴梁为研究中心。并由此开拓出去，涉猎整个时代，按照上文“地方文化”的范畴，它已是史学与地方文化的一种交叉性研究。这个栏目的构想与“地方文化”不即不离，落脚点实在，视野却很宽阔。
(四)以文学艺术名著为特征。由于文学艺术名著的不朽性，决定了它的研究和传播是无中止的，在当下的文化传媒时代中是不断增值的。以此作为“地方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极好的角度。如《枣庄师院学报》的“金瓶梅研究”专栏。《金瓶梅》作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它不像《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作品，有专门的研究期刊。而在古城兰陵(作者的出生地)的高校学报中开设这样的专栏，对《金瓶梅》的研究无
疑是一方有利的阵地。事实上。这些研究成果多被国内各种社科研究的选刊所收录，足以说明其价值和影响远远超过一般基础学科的研究水平。
(五)以历史名人为特征。历史名人的显著性决定了他的传播影响力，孔子之于曲阜，鲁迅之于绍兴，历史人物成为城市的一张名片，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物的名声决定着城市形象的定位。而高校学报关于历史名人的研究，是从学术领域传播城市文化。如运城高等专科学校主办的《河东学刊》，设有“河东文化研究”栏目。它一方面使人想到唐宋家之一的柳宗元(河东)，另一方面又代表了“河东”这个地名，把历史人物与地名巧妙地交叉在一起，拓宽了研究的范围，增强了传播效应。
以上所举五个类型的“地方文化”研究。均属专题研究。由于高校所在地独有的人文地理位置。对于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吸收高质量的外稿，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对于一般学报来说，这种机会不是均等的。那么，大部分地方高校的学报也并没有放弃这块阵地，他们对当地独特的文化现象也在进行着切合实际的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是全方位的，非专题性的。也就更容易反映出地方文化的全貌。我们把它称之为“整体性研究”。
(六)“地方文化”的整体性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在高校学报中最为普遍。如《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的“齐鲁文化研究”就很典型。在此主要就以《潍坊学院学报》为例说明一下这种研究方法。潍坊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就城区范围内，有全国三大年画产地之一的杨家埠年画，风筝，还有万印楼和十钟山房等金石学研究遗址。此外，在青州、诸城等地都有颇具全国影响的考古发现和历史人物。为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所以，它的选点是多变的、多角度、多题材的。它的特点就是从丰富性上反映地方文化的整体和全貌。比如。该学报在刘墉研究、年画研究、金石学研究、齐文化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较大努力，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以上所概括的六种研究类型尚不够全面，只能大致上勾勒出学报“地方文化”研究的基本轮廓。然而，关于此项研究尚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缺憾。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忽视或无视“地方文化”研究，这主要针对一些历史名城的地方学报。而某些新兴城市则完全可以放弃这个研究方向，去寻求别的特点。比如说《邯郸大学学报》。它作为邯郸唯一的一所综合性高校，不应当放弃这块阵地。作为历史名城的邯郸。几乎每一条街巷里都有著名的历史典故和成语，大量的历史遗址保存至今，诸多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都在此地兴盛一时，对此进行整理研究，无疑会给学报增添特色，从而提高学术声望。地方学报理应肩负这个重担。
其二，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存在随意性，重点不够突出，因此，该地区的文化特色也就无法反映出来，若要避免这种偏向，编辑人员应当对该地区的地方文化有一个总体的宏观认识，选择有代表性的题目组稿。此外，注意研究动向。对于某些新发现，及时组稿。比如，青州龙兴寺佛像的发现。(被列为1996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而潍坊市当地的两家学报(《潍坊学院学报》、《潍坊教育学院学报》)对此都毫无反响，依然保持往常那些一般性文化研究内容。直到“龙兴寺佛像”在国内外考古、艺术界已炒得愈来愈热，当地学报仍然未能进入这项研究中去，地方优势就地丧失。
三、办好“地方文化研究”栏目的设想
首先，要对本地区文化有一个宏观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才能对这一栏目的定位选择一个最恰当的角度，上文所举的六种类型便是很好的范例。同时，角度的选择，还要兼顾本地区其他高校学报关于此栏目的设置情况，尽可能避免内容和定位的重复，才能办出自己的特色。
关键词：高低语境；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1-0017-02
一、研究背景
在人们跨文化的频繁接触中，语言作为人们交流的工具体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除了编码于语言中的信息，更多的信息则蕴含在其它因素当中，例如语境。语境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1]提出的，他指出，语境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说话时的客观情景，二是听话者能够直接联想到的各种成分或因素，三是交流双方对各自身份的感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尤其重视文化语境在交际中作用的体现。正如他（198817）[2]所言“文化即交际，交际即文化。”他还提出了文化具有语境性，并将语境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区分的标准则是信息的编码依赖于语境的程度，即“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信息处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仅有微小部分存在于传递的信息中。低语境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信息中，以便弥补语境中丢失的部分”（Hall，198896）[2]。美国传播学学者William Gudyknust[3]发展了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将十二个不同文化的国家按“高语境”到“低语境”的方式排列，说英语的北美国家，属于低语境文化，东亚国家如中国文化，则具有高语境特征。学者M.W.Lustig和J.Koester[4]总结了高语境和低语境传播方式以及它们代表的两种文化的特点（如表1所示）。
表1 高低语境文化差异
高语境文化 低语境文化
内隐、含蓄 外显、明了
暗码信息 明码信息
较多的非言语编码 较多的言语编码
反应很少外露 反应外露
圈内圈外有别 圈内圈外灵活
人际关系紧密 人际关系不密切
高承诺 低承诺
时间处理高度灵活 时间高度组织化
在文化差异的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荷兰学者Hofstede[5]提出了“文化是在一个环境中的人们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区域或国家的这种程序互有差异。这种文化差异被归结为四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以及男性度与女性度”。按照Hofstede[5]的划分，美国是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追求个性自由和竞争。中国则崇尚集体主义，个人对集体有深厚的情感依赖，看重团队的整体利益。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本文就以Hofstede的个人/集体主义文化维度和交际风格的相关理论为支撑，将高低语境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这一文化背景紧密联系起来，通过针对中国当代大学生言语交际风格和行为方式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探究在西方低语境文化的冲击下，当代年轻人文化价值观的动态变化。我们采用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李阳设计的问卷[6]，针对研究生三年级和大学一年级两个样本学生的日常交际风格做调查。之后，我们随机选取了每个样本各100名学生的问卷，用SPSS和Excel等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两个群体所体现的交际风格的异同。问卷大体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基本信息和交际风格的调查。在第一部分，主要是了解学生的性别、年龄、专业、有无国外留学工作经历等相关信息，便于在选取数据时进行筛选。为了排除其它影响因素，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出国经历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从发放的问卷中随机选取了100名平均年龄在18岁的大一学生和100名平均年龄在26岁的研三学生。其中男女比例相当，均无海外学习、工作经历。第二部分对于交际风格的调查。共分为八个部分，即主语使用我/我们、直接/委婉、正式/非正式、表述/描述、主导/服从、竞争/合作、独立/依赖、坚持/妥协。八个方面又可以分为语言（1～4）和行为方式（5～8）两大部分。每部分四个题目，共32道题目。选项采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加总方式来计分。每个被调查者的态度总分就是他对各道题的回答所得分数的加总。
三、实验数据采集及分析
（一）方差齐性分析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我们对于八个言语和行为体现的交际风格进行了方差齐性检验。得出八项指标的p值分别为0.820、0.942、0.854、0.610、0.428、0.475.0.229、0.465，均大于0.05，满足方差齐性检验的前提条件。
表2 方差齐性检验
方差齐性检验
统计项
交际风格 齐性检验 显著性.
我/我们 0.052 0.820
直接/间接 0.005 0.942
正式/非正式 0.034 0.854
表述/描述 0.262 0.610
主导/服从 0.632 0.428
竞争/合作 0.514 0.475
独立/依赖 1.460 0.229
坚持/妥协 0.536 0.465
（二）均值分析
之后，我们又对这八个交际风格进行了平均值的运算。其中样本1为大学一年级学生，样本2为研究生三年级学生。
如表3所示，八项指标中有五项指标样本1比样本2分值高，分别为“我/我们、主导/服从、竞争/合作、独立/依赖、坚持/妥协”。在“正式/非正式”这一指标上，两个样本持平。在“直接/间接、表达/描述”两项指标中，样本1的平均分要略低于样本2。由此可以初步推定，在交际风格方面，被试的大一学生总体上比研三学生体现出低语境交际风格的比重要高，个人主义色彩要浓烈一些。
表3 言语交际风格指标平均值
统计结果
交际风格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我/我们 1 100 11.71 1.693
2 100 11.00 1.640
合计 200 11.35 1.697
直接/间接 1 100 11.11 1.917
2 100 11.47 1.725
合计 200 11.29 1.825
正式/非正式 1 100 11.48 2.380
2 100 11.48 2.559
合计 200 11.48 2.461
表述/描述 1 100 12.24 1.853
2 100 12.53 1.676
合计 200 12.39 1.766
主导/服从 1 100 11.45 2.797
2 100 10.48 2.514
合计 200 10.97 2.693
竞争/合作 1 100 11.68 2.461
2 100 9.56 2.273
合计 200 10.62 2.587
独立/依赖 1 100 13.06 2.268
2 100 12.55 2.641
合计 200 12.81 2.465
坚持/妥协 1 100 11.27 2.575
2 100 11.13 2.192
合计 200 11.20 2.382
（三）方差分析
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些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我们又用SPSS进行了方差（ANOVA）分析，以探究两个样本在八个交际风格的哪些方面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在8个指标中，两个样本在言语交际风格中的“我/我们”主语选择，行为模式风格中“主导/服从、竞争/合作”存在显著性差异，p值分别为0.019（0.01
表4 方差分析
方差分析
误差项平方和 均方差 组方差值 显著性
我/我们 组间 15.613 15.613 5.623 0.019
组内 338.774 2.777
合计 354.387
主导/服从 组间 29.032 29.032 4.105 0.045
组内 862.839 7.072
合计 891.871
竞争/合作 组间 138.395 138.395 24.656 0.000
组内 684.790 5.613
合计 823.185
四、结 语
我们认为，两个年龄相差7岁的群体之间产生这种言语交际风格差异并不稀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交际越来越频繁。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如实地反映表象之后蕴含的深厚的文化价值体系。这种话语风格的动态转变正体现了中国年轻人的交际模式，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低语境文化的冲击下，也呈现出由高语境文化向低语境文化的位移，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凸显，无形之中淡化了集体主义价值观。
参考文献：
[1] 赵胤伶，曾绪.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中的交际差异比较[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2] Hall， Edward. T著.居延安等译.超越文化[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
[3] Gudyknust， W. B. Bridging Differences （3rd ed.）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4]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