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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二十世纪末，世界农业部门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转基因技术，并且迅速对世界农业生产和国际贸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转基因产品(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以下简称“GMO”或“GMOs”)，是指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导入特定的外源基因(包括其它动物、植物、微生物、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等)，以改变物种的细胞信息，使动植物获得超过自然选择和人工繁育所得的机能，创造出具有新性状的产品或物种(hb12369.bokee.com/viewdiary.18954524.html)。转基因技术是当今世界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由于它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因而深受世人关注。由于目前转基因技术主要在农业领域运用，对农作物和农业生产进行作用，所以在本文中将转基因产品和转基因农产品视为等同的概念。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转基因技术和产品迅猛发展，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猛增到2007年的1.143亿公顷。目前，世界各国种植的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籽，它们在所有转基因产品中的比重占到了99%左右。美国、阿根廷、加拿大是转基因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及出口国。由于转基因技术还不成熟而可能对生物安全产生影响，在各国采用程度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而各国对转基因贸易采取不同态度。这就产生了因转基因农产品而带来的贸易纠纷，当然，这些贸易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背后经济利益的驱动。中国是较早涉及转基因作物种植与生产的国家之一，经过10余年的努力，在转基因产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国内中国主要种植转基因棉，同时在国际上是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大国。
1 转基因作物种植状况及其农产品贸易状况
（资料来源：f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802/20080205380433.html，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新闻）
随着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转基因植物种植面积也日益增加。199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是170万公顷;1998年是2780万公顷;2000年种植面积达到4420万公顷;2002年达到5870万公顷;2004年则是8180万公顷;2006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02亿公顷，首次突破1.00亿公顷大关。仅1996年至2006年这十年间，转基因植物的种植面积就扩大了60倍，居所有作物技术推广速度之首，而2007年的增长率再次高达12%，达到了1.143亿公顷。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2007年提供的数据，全球77%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集中在4个国家：美国（50%）、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美国2007年种植规模为5770万公顷（2006年为5460万公顷，下同），阿根廷1910万公顷（1800万公顷），巴西1500万公顷（1150万公顷），加拿大700万公顷（610万公顷）。印度和中国也种植了大面积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棉花，种植面积分别为620万公顷（380万公顷）、380万公顷（350万公顷）。95%的转基因农作物集中在4种植物上：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2007年种植最广泛的转基因农作物是大豆，种植规模达到了5860万公顷，这与2006年持平。其次是玉米，种植面积为352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2520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为150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1340万公顷。油菜为55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480万公顷。两种转基因类型占主导地位：抗各种杂草的，抗一些虫害的。
又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推广协会（ISAAA）称，2007年全球23个国家1200万农户种植了1.143亿公顷转基因农作物，2006年有22个国家1030万农户种植了1.02万公顷转基因农作物。 2007年新加入的国家是智利和波兰，伊朗2007年没有种植转基因农作物，而最初的1996年仅有6个。
章东权（2008）指出，随种植面积的增长，贸易额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据估算，1996年大豆、玉米、油菜籽、棉花四种主要转基因作物的出口额7.18亿美元，1999年分别增至102.52亿美元，增长了13.28倍。同时他提到有人预测2010年全世界90%以上的农作物将是经转基因技术改良过的转基因品种，其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到2025年美国转基因产品的市场贸易总额将达到25200亿美元。
温海波（2007）认为世界转基因作物品种分布比较集中，主要是大豆、玉米、棉花、油菜；转基因产品出口国和地区主要集中在美洲，种植国家有美国、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转基因作物的进口地区主要是亚洲和欧洲。同时他还认为转基因作物面积还将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转入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之中；转基因技术产品应用范围还将继续扩大。
章东权（2008）认为尽管转基因产品因本身的原因存在很多的争议，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目前仍在着某些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现象，但现代生物技术将是21世纪的主导技术，世界各地都在抓紧时间研发转基因产品，所以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的全球化、一体化将成为大势所趋。李晖（2005）也认为，争议的转基因产品的发展会受到一定的挫折，但它在21世纪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其前景是很光明的。
2 转基因产品是把双刃剑转基因产品是好是坏在世界各地的争议很大。
林毅夫(2001)指出，生物技术的发展符合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但在短期内对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各异，就亚太地区的农民和消费者而言，则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如果抓住机遇，善加利用，就能带来好处，否则，就有可能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杨昌举、黄灿(2001)论述了转基因作物对近缘野生种群、农业害虫和益虫，以及对生态平衡和土壤中的生物、土壤肥力可能产生的影响，探讨了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生产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风险。
马述忠、李晓嘉（2001）指出转基因食品不仅能够生产出口味更佳的食物，而且能够抗病虫害、抵御旱涝灾害，便于储运，大大降低成本，提高人类的食物质量，产量的提高则特别适合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他们又通过世界各地的具体态度及法律适用情况表明，转基因作为外源基因，它的结构可能不够稳定，人类食用后可能在体内产生基因突变损害人体健康；还有转基因生物对农业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将不可预见，它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并危害生物多样性从而造成生态失衡。
王志振（2008）也认为转基因产品在很多方面说不清楚，值得商榷。他援例指出我国每年进口的大量转基因大豆，其制成的色拉油没有任何问题；但同样例证指出英国一位研究人员在电视节目中公布了他的实验成果: 用转基因马铃薯饲养大鼠，引起了大鼠的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减轻、免疫系统遭到破坏。
3 转基因产品引起了的贸易争端
程涛（2005）指出，转基因产品引起的贸易争端最大的就是欧美转基因农产品贸易争端。美国为转基因农产品出口大国，欧盟为进口地区，因为种种原因，欧盟对进口转基因农产品加以限制，贸易大战由此而生。中美在转基因大豆上也产生了贸易争端，美国的转基因大豆无论在价格还是在质量上都占有优势，于是中国仿照外国在进口大豆时进行限制，大豆之战从而展开。
而关于引起贸易争端的原因，相关学者有较多的论述。
李晖（2005）将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平衡，欧盟为了保护其幼稚产业，获取具有光明前景的基因产业经济利益，候鲜明（2007）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说表面上看，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但这只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问题，若置于国际贸易的大背景中，则是由双方经济利益的冲突引起的。二是技术因素，即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转基因产品检验和鉴定的科学标准很难统一导致容易产生贸易争端。三是安全因素，即转基因是否具有很大的危害性还不得而知，各个地区的认识有分歧从而产生贸易争端。
陈俊红（2003）则将原因归结为五点：一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均；二是生物安全看法不同；三是政策制定出发点不同；四是公众接受的信息差别；五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差别。
刘正良（2003）指出，现代转基因产品存在一种独特的垄断优势。转基因技术的垄断厂商多为美国公司，他们势必利用知识产权法寻求市场的绝对控制权。欧盟日本等国家认为，美国主张转基因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目的就是在于维持既有的垄断优势。
澳大利亚阿得瑞德大学的桑乃泉(2001)指出，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风险与利益并存，潜在社会影响显著，在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环境中，世界各国加强立法，趋利避害，既反映了消费者主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又体现着各国在生物高科技和农业竞争力方面的较量。
张彩萍、黄季馄(2002)在分析和解释不同类型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农业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发展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提出了造成它们对转基因农产品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的原因。
袁宜（2001）指出保护主义是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障碍。“世界各国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接受程度虽然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美国人对新事物较为开放和宽容）以及突发事件构成的背景（疯牛病使欧洲人心惶惶，对食品安全性极度敏感）有关，但更多的则是受到各国不同的经济利益的制约”。欧盟对美国的农产品贸易一直存在着逆差，欧洲小庄园式的农业与美国大农场式的农业相比，存在规模经济的劣势，当拥有更强竞争优势的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出现在欧盟面前时，欧盟为了维护本集团的经济贸易利益，以种种借口封杀转基因农产品的流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4 给我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建议
廖闽（2006）在其论文中全面总结了七个方面的措施，分别为要进一步鼓励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要高度重视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问题，要尽快完善有关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方面的立法工作，要学会有效地利用技术贸易壁垒措施，要大力加强对出入境转基因农产品的管理，要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和扩大公众宣传。
李晖（2005）单独指出了转基因产品进口问题的建议，一是充分利用技术贸易壁垒，加大对转基因产品进口监管的力度；二是进一步完善转基因产品的相关立法，细化管理体系，强化管理职能；三是进一步完善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同时也指出了我国应加快对转基因产品的研发，保证我国生物技术处于世界前列；以及在推广种植上应谨慎，完善立法，加强监管。
肖奎喜、马述忠、黄祖辉（2005）通过分析指出要加快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加强对转基因产品贸易规则和条例的研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要实施安全监管战略，防范转基因产品跨国转移带来的安全隐患；要充分运用WTO 规则，保护国内农业产业和农民利益。
李成贵、檀学文（2008）则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观点，如要加强对研发阶段风险评估的管理，强化有关人员的科学精神和法律意识，突出研究者的知识运用、自主管理和信誉机制在转基因安全中的作用；还有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风险交流，通过多种途径宣传转基因食品安全和营养方面的科学知识，加强转基因食品的科普工作，增进与民众关于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交流，是政府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应瑞瑶、沈亚芳（2004）也做过简要的分析，指出我国在转基因产品贸易中处于比较劣势，鼓励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同时要加快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步伐，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
5 结论
由21世纪最前沿的技术——基因技术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转基因产品，其发展前景还是极其广阔的，因为它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对解决粮食问题无疑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世界上迭起的转基因产品纠纷，表面上看是各自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实际上是各自经济利益的驱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使然。而我国要在转基因产品竞争中树立优势，还得从自身做起，进一步加大对转基因产品等各方面的研发，同时又要重视起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问题，而关于转基因的各种立法工作也应趋于完善，注意与各地区保持交流，充分利用WTO规则，从而维护我国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温海波.《论转基因产品的法律规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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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晖.《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问题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5年.
[4]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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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志振.《转基因食品安全吗》.《农村百事通》2008年第19期.
[8]程涛.《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5年.
[9]候鲜明.《美欧之间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和启示》.《国际市场》.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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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彩萍，黄季焜.《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的政策取向》.《农业技术经济》2002年第3期.
[14]袁宜.《WTO责无旁贷——论转基因农产品贸易规则及其制定》.《国际商务研究》2001年第5期.
[15]廖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5年.
[16]肖奎喜，马述忠，黄祖辉.《安全隐患所引发的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及中国的对策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论文摘要】：21世纪是生物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生物技术为农业、渔业、林业以及食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近几年来，转基因植物推出的品种之多、推广面积之大、发展速度之快，远超出人们的预测。在研究与开发转基因产品的同时，理智、客观、安全地运用转基因技术，加强其安全性防范的长期应用研究。
植物转基因技术将为农业生产带来一场新的革命，它将为农作物的持续增产和解决全球人炸所造成的粮食危机做出巨大贡献。但也有人对这一技术持怀疑态度，认为目前人类还不能对它的潜在危险性做出正确的评价。因此，在大规模应用前有必要对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1 植物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意义
转基因植物是指利用重组DNA技术将克隆的优良目的基因导入植物细胞或组织，并在其中进行表达，从而使植物获得新的性状。这一技术克服了植物有性杂交的限制，基因交流的范围无限扩大，可将从细菌、病毒、动物、人类、远缘植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导入植物。转基因作物可提高农作物产量，减少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的使用量，并节省大量劳动力，因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根据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的年度报告，200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猛增了1200万公顷，首次突破了1亿公顷大关。转基因植物产生至今仅20年时间，但其研究和应用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
2 对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必要性
从理论上说，转基因技术和常规杂交育种都是通过优良基因重组获得新品种的，但常规育种的安全性并未受到人们的质疑。其主要理由是常规育种是模拟自然现象进行的，基因重组和交流的范围很有限，仅限于种内或近缘种间。并且，在长期的育种实践中并未发现什么灾难性的结果。而转基因技术则不同，它可以把任何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转入植物。因为这种事件在自然界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人们无法预测将基因转入一个新的遗传背景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故而对其后果存在着疑虑。而消除这一疑虑的有效途径就是进行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评价。也就是说要经过合理的试验设计和严密科学的试验程序，积累足够的数据。人们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判断转基因植物的田间释放或大规模商品化生产是否安全。对试验证明安全的转基因植物可以正式用于农业生产，而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则要加以限制，避免危及人类生存以及破坏生态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巨大应用潜力。
3 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主要内容
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按照要求必须进行了严格审查，证明它们对人类健康无副作用。检验不仅在生产国进行，而且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委员会负责监管。对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环境安全性，另一个是食品安全性。
3.1转基因植物的环境安全性
环境安全性评价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转基因植物释放到田间去是否会将基因转移到野生植物中，或是否会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打破原有生物种群的动态平衡。
⑴对野生生物的影响：转基因植物种植推广后，释放到自然环境中的机会多。因其具有野生植物缺少的多种抗性，将会迅速成为新的优势种群，从而影响生态平衡。虽然利用"终止因子技术"，以及"化学催化"技术可以限制转基因植物的扩散，但因此项技术对农业的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影响而受到多方面的关注。
⑵对自然生物类群的影响：出现高抗药性有害生物。"病毒重组"或"异源包装"是否会产生新的农作物病原物，自然界存在着植物病毒的重组现象，包括DNA 病毒和RNA 病毒。转外壳蛋白(CP)基因的抗病毒植物，当有其它病毒侵染时，入侵病毒的核酸有可能被转基因植物表达的外壳蛋白质包装，从而改变病毒的寄主范围，使病毒病防治更加困难。担心作物中转入抗虫或抗病基因后，会加大对某一种害虫或病原体的选择压，使害虫或病原体加速突变产生抗性，给防治增加麻烦。
3.2转基因植物的食品安全性
食品安全性也是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转基因植物生产的产品与传统产品具有实质等同性，则可以认为是安全的。若转基因植物生产的产品与传统产品不存在实质等同性，则应进行严格的安全性评价。在进行实质等同性评价时，一般需要考虑以下一些主要方面。
⑴有毒物质：必须确保转入外源基因或基因产物对人畜无毒。如转Bt杀虫基因玉米除含有Bt杀虫蛋白外，与传统玉米在营养物质含量等方面具有实质等同性。要评价它作为饲料或食品的安全性，则应集中研究Bt蛋白对人畜的安全性。
⑵过敏源：在自然条件下存在着许多过敏源。在基因工程中如果将控制过敏源形成的基因转入新的植物中，则会对过敏人群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转入过敏源基因的植物不能批准商品化。另外还要考虑营养物质和抗营养因子的含量等。
4 总结
植物基因工程食品在解决全球饥饿问题和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可通过转基因能源植物为缓解世界能源危机作出巨大贡献，尽管与之相伴的转基因植物安全性问题与公众态度、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及伦理、宗教等复杂因素交织为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政治、经济问题，成为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但转基因植物辉煌的发展前景是不容置疑的。在研究与开发转基因产品的同时，理智、客观、安全地运用转基因技术，加强其安全性防范的长期应用研究。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既符合国际标准又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检测体系，确保转基因产品进出口的安全性，让植物转基因生物技术成为21 世纪解决健康、环境、资源等重大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 陈君石主译，转基因食品:基础知认及安全性，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8
[2] 闫新甫，转基因植物(生命科学专论)，科学出版社，2006.3
[3] 吴爱忠，基因转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9
[论文摘要]转基因食品已经逐步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食品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随着今年来转基因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农业生产应用范围的扩大，转基因农产品和其安全性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转基因食品是基因修饰生物体(genetically modified objects， GMO)中的一类，又称基因修饰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GMF)。GMF是现代生物技术的产物，它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它们的遗传物质，使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它们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这种以GMO为食物或为原料加工生产出的食品就是GMF。现阶段的GMF主要以GMC为食品（比如转基因番茄）或以GMC作为原料而加工的食品（比如利用转基因大豆生产的豆奶）。转基因技术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也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危险。
一、GMF发展概况
1994年，第一例进入市场的GMF（转基因番茄）在美国诞生。现在至少有13个国家种植了GMF，其中美国的种植面积最大，达3030万公顷，68%；其次是阿根廷1000万公顷，23%；加拿大300万公顷，7%；我国50万公顷，占1%。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确定的GMF品种达43个，有60%以上的加工食品有转基因成分，GMF的销售额达百亿美圆；有调查显示，美国、加拿大两国的消费者大多接受了GMF，仅有27%的消费者我食用GMF可能对健康造成危害。
我国已批准了6种GMF的商品化，其中食品3种：抗病毒甜椒、抗病毒番茄、延迟成熟番茄。随着我国对GMF的研究和开发，我国的GMF品种会越来越多。目前，研究重点是开发转基因水稻、转基因鱼等食品。
根据GMF的来源可以将GMF分为植物源GMF、动物源GMFH和微生物源GMF。现阶段的主要是植物源GMF，涉及的食品或食品原料包括：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番茄、转基因油菜、转基因马铃薯等。全球转基因种植中，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最大2580亿公顷，占全球GMF的58%。
二、转基因食品的特点
GMF与传统的食品比较：传统食品是通过自然选择或人为的杂交育种来进行。虽然转基因技术与传统的以及新近发展的亚种间杂交技术相比，在基本原则是并无实质差别，但生产GMF的转基因技术着眼于从分子水平上，进行基因操作（通过重组DNA技术做基因的 修饰或转移），因而更加精致、严密和具有更高的可控制性。人们可以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改变生物的遗传性状，并且可以创造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新物种。比如，可以杀死害虫的食品植物，抗除草剂的食品植物，可以产生人体疫苗的食品植物等。其具有如下特点：
（1）成本低、产量高。成本是传统产品的40%60%，产量至少增加20%，有的增加几倍甚至几十倍。
（2）具有抗草、抗虫、抗逆境等特征。其一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其二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2000年的GMC达4420万公顷，其中抗除草剂的有3280万公顷，占74%；抗虫性状的有830万公顷，占19%；抗虫肩抗除草剂的占7%。
（3）食品的品质和营养价值提高。例如，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谷物食品赖氨酸含量以增加其营养价值，通过转基因技术改良小麦中谷蛋白的含量比以提高烘焙（bei）性能的研究也取得一定的成果。
（4）保鲜性能增强。例如，利用反义DNA技术抑制酶活力来延迟成熟和软化的反义RAN转基因番茄，延长贮zhu藏和保鲜时间。
三、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1998年，英国苏格兰研究所的Arpad Pusztiai 教授用转基因马铃薯喂老鼠，1998年秋在电视上宣布大鼠食用后，引起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和器官重量减轻，免疫系统受损。此事引起国际轰动。这是对转基因食品提出的最早的，有所科学证据的质疑，并在英国及全世界引发了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大讨论。虽然，英国皇家学会于1999年5月宣布此项研究“充满漏洞”，从中不能得出转基因马铃薯有生物健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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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批准了一项由美国农业部和DPL（Delta and Pine Land)公司联合申请的所谓“终结者”技术（terminator technology）专利，“终结者”技术获得专利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因为该技术不是一般性技术，利用这个技术可以使作物第一年种植获得的种子不育，在第二年种植时，种子会自动死亡。“终结者”技术是将一种终止子基因插入到作物基因组中得到转基因作物种子，种子公司在种子出售前，在种子表面喷上一种诱导剂，农民播种后，种子可以长成正常的植株，结出成熟的种子。但是在诱导剂的作用下，插入的终止子基因会在种子成熟时激活启动，产生毒素杀死种子胚胎，因此收获的种子在第二年再种植不能正常发芽，但这种种子在油脂、蛋白质等方面完全正常。
美国农业部发言人声称，“终结者”技术是为了保护基因工程技术的知识产权。1998年10月，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明确提出禁止“终结者”技术，理由主要有：外观上不能辨认终结者技术生产的种子，易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通过花粉非故意传播造成生物安全风险。
1999年5月，康奈尔大学一个研究组报告，一个斑蝶食用了转苏云金杆菌的杀虫蛋白基因（bt）玉米花粉后44%死亡，表明GMF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此事引起科学家对GMF的广泛争论。Bt玉米中的杀虫晶体蛋白CryLA是特异毒杀鳞翘目害虫，斑蝶属于鳞翘目昆虫，自然会受到bt蛋白的影响。事实上，Science、Nature拒绝发斑蝶的文章，审稿人认为，这并不反映田间的情况，最后在Nature上以简讯的形式报道。但该事件却成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等报刊的头版消息。最后，该事件被科学界否定。
2001年7月9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承认，GMF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它们可能把自身的基因传递给相关物种，产生超级杂草，也可能会对其他植物或动物产生意想不到的有害影响。有关GMF和GMC的潜在危险和安全性的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才能下结论。因此，对GMC和GMF的种植于市场化要慎重，否则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虽然目前没有发现GMF对人类健康有害的案例，并不表明没有危害，因为它进入人类的时间还太短，其潜在危害在短时间内不会表现出来。直到目前为止，人类长期食用是否安全仍然成疑，而科学界对这些食品是否安全也没有共识。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经济合作组织这些国际权威机构都表示，人工移植外来基因可能令生物产生“非预期后果”。即是说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足够的科学手段去评估转基因生物及食品的风险。国际消费者联会（成员包括全球 115个国家的250个消费者组织）表示“现时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
目前大量的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仍可以看出，转基因食品目前还没有可以评估的安全性，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时间上的验证。
参考文献
[关键词] 转基因食品；食品安全；公选课；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4634（2015）04-0091-03
0 引言
自1995年1月第一例转基因食品在美国被批转商业化种植以来，转基因食品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截至2012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转基因品种已有87例，涉及大豆、棉花、玉米、小麦、油菜、哈密瓜、番茄、马铃薯等共17种植物[1，2]。世界范围内共有28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播种面积已达到1.7亿公顷，1996年～2011年转基因作物产值达到923亿美元，共计节约了4.73亿公斤化学杀虫剂的使用，约有1730万人口从事转基因作物的种植[3]。可以说，转基因作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品种上都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我国也在不断加大对转基因研究领域的投入，2008年7月，我国正式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抓紧培育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4]，截至目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得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并在有效期内的作物有棉花、水稻、玉米和番木瓜，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番木瓜。但是，近年来由于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议不断升温，从而引发社会性的争议。笔者在2013年底进行的社会调查问卷表明，合肥市高校院所较为集中的蜀山区，不仅普通民众对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存在误解，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毒害作用的高达75%，就连在校大学生甚至食品专业本科生对转基因食品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误区。因而，从科普层面上加大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宣传，满足群众的知情权，保障民众的选择权，显得迫在眉睫，而从高校层面提高大学生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继而推动社会层面的科学认知，促进普通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知识的了解，以消除民众的疑虑甚至“妖魔化”的偏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有效方式。
笔者所在的食品学院并未开设专门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本科课程，只在《食品生物技术》课程中介绍了转基因技术，在《食品毒理学》、《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等选修课程中介绍了转基因食品检测的部分内容，因而并未系统和完善的形成一个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课程体系。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本专业同学尽管学习了相关课程，对于转基因食品还是缺乏系统的认识，缺乏对某些网络流言的辨别力，因此，尽快开设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不仅有利于学生正确理解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的差异，有利于学生关注新技术、新问题、了解行业前沿，有利于培养学生参与公共事务与公众决策的意识，也有利于为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培养食品安全与生物技术、管理政策、文化和贸易等方面的人才。
1 公选课程面临的难点与突破
公选课作为无专业限制的公共选修课，与专业课程、公共课程共同构成专业的课程体系。开设公选课旨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促进学生个性发展[5]。
在全校范围内开设转基因食品安全与检测技术方面的公选课，感兴趣的学生很多，对教师来说却面临很大的挑战。首先，公选课的学生专业背景相差太大，而本门课程需要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态与环境科学等学科的背景知识，又涉及基因组测序、蛋白组质谱、营养与毒理学检测等较为先进的检测技术，专业跨度大，涉及面广，部分概念较抽象，使得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学生理解的反馈上面临较大的困难；其次，公选课教学时间相对较短，也无法安排实验课程，这样就难以采用实验等较为直接的方法让学生获得感性认识从而增强理解；最后面临的问题是考核方式的选择，公选课的考试不是为了检测学生对具体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而是希望通过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综合实力，考虑到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在上课过程中接受和感知程度的不同、兴趣与关注点的差异，必须选择不同的考核方式才能较为准确的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6]。
本课程开设之初就针对以上困难进行了预测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主要从精心选择教学模块、积极改变教学方式以及采用不同的考核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该课程教学模式的革新，从而取得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2 创新型教学模式的实施
2.1 教学模块的确定
为了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确保课程内容能够充分讲授完成并取得一定教学效果，在课程开设之初就对教材进行了精心选择，最后选定科学出版社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与检测技术》一书作为教材，同时确定了“转基因技术的诞生与发展”、“转基因食品营养与毒理学评价”、“转基因生物与环境安全”、“食品中转基因成分的检测技术”四个模块作为课程主体，针对每个模块确定一个课题讨论的主题，如“三头六臂的转基因”、“有毒？还是无毒？这是一个问题”、“美洲的蝴蝶被毒死会在亚洲刮起一场风暴？”、“如何用高大上的技术来找茬？”。每次讲述一个新模块时先根据主题引入课堂谈论，吸引学生的注意，调动他们思考的积极性，诱导他们各抒己见，但此时老师并不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在本模块课程学习结束后，再对主题进行重新归纳与总结。
2.2 教学方式的灵活性
为了能够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采用了“翻转课堂”与“科普式”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翻转课堂（FlippedClassroom）是一种把技术用于课堂教学从而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来与学生进行交流的教学模式。通常是通过在课外观看教师制作的视频来进行的[7]。在课程讲授初期，为了有意识地促使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推荐他们观看“孟山都眼中的世界”和“崔永元美国转基因调查报告”，然后在课堂上引出讨论主题，不论学生是“挺转”还是“反转”，都列出自己的观点和证据，随着课堂内容的深入，利用Flas+自录视频等多种形式演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动态过程、PCR操作流程、Bt毒蛋白晶体对靶标害虫的毒杀机理、不同转基因植物花粉的传播方式等内容，让学生在课外轻松熟悉课程内容，较好的解决了公选课受众背景知识不均带来的认知困难。
同时，在公选课的授课过程中必须时时注意课程内容的科普化倾向，比如讲到转基因作物的毒理化评价流程或者利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筛查时，就要考虑到学生理解和接受程度的差异从而适当减少教材中的原理讲述，转而采用科普式表达方式，注意使用生活化的科学语言、简明的技术流程图与动画相结合的方式加深同学的理解与记忆。在授课过程中，收集和参考了日本、美国等国家转基因食品安全科普宣传手册中的内容，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展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流程[8，9]，达到消除疑惑、促进理解、加强认知、提高学习兴趣的目的。
2.3 考核方式的改革
课程的考核机制关系到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调控，好的考核方法既可以使教师全面了解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又可以充分、真实、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认真程度及对课程教学内容的掌握和认知程度[10]。大多数国家的公选课程考核主要强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培养创新人才为主，而非单纯的考核记忆[11]。对于本门课程而言，开设目的主要希望通过课程学习能够提高学生对转基因食品科学性和安全性的正确认识，从社会认知层面加强学生对于转基因涉及的食品安全管理、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辨识，从科学技术层面加强学生对于生物技术新发展的认识，对新兴的分析、测试技术产生兴趣。因而，本课程针对文理科学生采用了不同的考核方式，对于文、法、经管类的学生以考核社会认知与思辨能力为主，课程论文占70%比重，在以下范围内自选：“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争议与我见”、“国内外转基因食品的应用现状与前景”、“我心中的理想食品安全管理模式”等；平时考察占30%，包括课堂出勤、课程提问与讨论的参与度。而对于理、工、农科的学生以考核科学性和创新性为主，课程论文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发展历程”、“新型转基因食品安全监测技术的发展前景”等自选，占60%比重；平时考察占40%，包括课堂出勤和学生汇报，其中的学生汇报部分为学生自制类似“谣言粉碎机”的内容，至少列举一个与转基因食品相关的谣言，说明其在科学性上的硬伤，并假想自己会创造出一种什么样的新型转基因食品，这部分内容平时完成，老师上课时会挑选一部分出来和学生一起讨论，既可以考察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认知程度，又可调节课程气氛，受到学生的良好评价。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转基因技术带来了一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也将是最具有应用前景的一门学科[12]，目前除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学院有专门针对本科生开设转基因食品安全及检测技术课程外，其他大专院校较少有针对本科生开设该类课程，这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专门技术人员的培养、相关方向的深入研究与发展都是不利的。甚至该类课程的教材选择、教学和实施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经验，需要不断进行教育与人才创新培养模式的摸索，这是从事该方面教育教学工作者的机遇与挑战，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教学与知识的推广普及，尚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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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基因 案例 教学 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0（b）-0183-03
1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概述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斯坦福大学的Paul Berg教授首次成功将外源基因导入真核细胞，获得首例重组DNA，自此拉开了转基因技术在人类史上的发展序幕[1]。20世纪90年代，第一例利用重组DNA基因工程菌生产的凝乳酶在奶酪工业中的使用，标志着转基因技术在食品工业中得以应用[1]。1993年，美国批准Calgene公司转反义Pg基因的延熟番茄Flavr-Savr上市，这使得转基因食品正式进入了民众的消费生活中，成为传统生物技术食品的延续和丰富 [2]。此后，转基因植物源食品原料的种植面积迅速增加，被寄予厚望的转基因食品被誉为未来“粮食咽喉”，但是随之其安全性也开始备受关注[3]。纵观我国近几年的转基因食品研究发展状况，2008年，我国启动了计划投入资金约200亿元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根据该计划我国将于2020年就转基因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功能基因克隆验证与规模化转基因操作技术、转基因生物安全技术、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推广及产业化和条件能力建设等五大优先领域这些重点问题及动植物转基因研发和产业化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实现突破[4]。引人注目的是，2013年美国转基因巨头孟山都首席技术官Robert T. Fraley和另两名在作物中插入外来基因技术的科学家获得了国际农业领域的最高荣誉“世界粮食奖”，这是拥有27年历史的“世界粮食奖”首次颁奖给研究转基因的科学家[5]。多年以来，转基因食品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其安全性的关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同时也款款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就我国情况而言，社会各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了解程度不一[6]。高层次的学术界和科研人员对其安全性的信息掌握较多，而普通民众的知晓程度较差，很多人只是听说有转基因食品的存在，谈不上科学理性的认知，更没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而是人云亦云，甚至是盲目的谈“转”色变，可见转基因食品安全知识的推广势在必行。而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教学与转基因安全知识的推广是相辅相成的，作为经由高等教育的食品专业人才，更加需要扎实的掌握转基因食品的基本原理和安全性评价常识，做到能够客观、理性的认识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进而拥有认知新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才能让科学之风吹开发展之路。
自200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中开设了《转基因食品安全》相关的6门课程，其他各大高校的食品学院也开设了食品生物技术、转基因食品等课程，其教学都不可避免会涉及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这些课程的开设，旨在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和对待新技术、新问题和新生产力的能力，希望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为日后从事食品安全、转基因生物、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等工作打下基础。而《转基因食品安全》作为一门快速发展的学科，其课程内容不断发展变化、原理概念相对晦涩难懂，教学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进行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案例法应用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中的必要性
哈佛大学于20世纪初创造了案例教学法，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场景进行典型化处理之后，有步骤地组织学生进行针对性的研究与讨论，引导学生进入具体实际的分析中，而不是学习晦涩的抽象理论，进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7]。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基础理论比较抽象难懂，转基因食品相关的经典故事也不胜枚举，非常适合案例法教学。因此，将教学计划内的知识点融合到案例中，引导学生开展讨论和辩论，进一步向学生传授正确、客观地看待科学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案例法应用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中是贯彻启发式教学的需要。通过案例引发讨论，让学生踊跃参与其中，不仅可以加强师生互动，形成活跃的课堂氛围，避免教学课程枯燥无味；还可以逐步使学生转换为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引导学生由被动的学习过程变为主动的学习过程，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造力[8]。
案例法应用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中是激发高科技兴趣的需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用案例引导学生了解转基因科学技术中的深刻学说，体会蕴藏其中的科学思想，进而激发更深层次的思考。学生可以学在其中、乐在其中，老师也避免了填塞式的教学方法，以及就原理概念而讲原理概念的老调重弹，更能激发学生对于高新科技的兴趣[9]。
案例法应用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中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需要。科学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在批判、继承、发展之中曲折前行[10]。能够对案例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让学生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凭借逻辑和证据进行辩论及反思，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提升学生独立的判断能力，从而科学、客观地看待转基因食品，并推动这一先进技术的发展。
3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案例法教学改革的主要措施
3.1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案例法教学的教学内容
本课程根据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案例设计教学内容，首先以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抗虫转基因棉花、抗虫转基因水稻、抗病毒转基因番木瓜和抗病毒转基因甜椒”为例来认识具有特定抗性的转基因食品；以“耐储藏转基因番茄和耐储存转基因河套蜜瓜”为例来认识延长果实储藏期的转基因食品；以“富含β-胡萝卜素的金大米、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转基因亚麻和降低过敏原的转基因花生”为例来认识改良品质的转基因食品；以“抗乙肝转基因番茄”为例来认识药用功能的转基因食品；以“吸收有毒重金属硒的转基因印度芥属”来认识可以改良环境的转基因植物。让学生更好地了解目前转基因食品在世界范围内研发和产业情况，更清晰地认识为什么要进行转基因研究，以及我国在转基因研究领域所处的位置。
另外，针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围绕历史上引发转基因食品物安全争论的典型案例，如“巴西坚果与转基因大豆事件”、“普斯泰事件”、“孟山都转基因玉米事件”、“俄罗斯之声转基因食品事件”、“中国广西迪卡007/008玉米事件”、“黄金大米事件”、“帝王蝶事件”以及“墨西哥玉米事件”等展开转基因食品食用安全与生态安全的教学，使学生掌握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原则和内容，以及获准进入市场的程序。进而，将转基因技术以及转基因生物安全方面的最新研究新进展及时反馈到课堂教学中，使课程内容不断丰富和更新。
3.2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案例法教学的教学过程
课堂上，结合教学内容，选择最合适的时机导入案例，教学过程可分为“案例呈现-问题提炼-角色模拟-教学实施”四个步骤，下面以迄今唯一因过敏而未被商业化的转基因食品案例―― “巴西坚果与转基因大豆”事件为例进行解读。
首先通过“案例呈现”将发生在1994年的“巴西坚果与转基因大豆”事件娓娓道来，然后向学习抛出“为什么要向大豆中转乳巴西坚果中编码蛋白质2S albumin的基因”、“如何确定转基因大豆的安全性”以及“如何处理不安全的转基因食品”等问题，积极引导学生针对问题掌握知识、搜集资料、查阅文献。然后把课堂的部分时间交给学生，通过“角色模拟”环节请学生分饰大豆种植者、科学家、政府官员、消费者、媒体等角色，进行激烈的讨论或者辩论，其间由教师把转基因大豆的背景、转基因食品涉及的主要安全问题、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内容和原则以及管理策略等知识点融入此案例教学中，并对学生在分析讨论中存在分歧和疑问的内容进行详细地讲解，完成“教学实施”的过程。继而引导学生认识到转基因植物的安全管理和生物技术育种技术体系具有自我检查和自我调控的能力，能有效地保障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再让学生进一步提出完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技术、标准体系及管理制度的一些建议，从而更易切中预设的教学目标。
此案例法教学将学生放到不同的角色饰演之中，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使学生真正获得自主学习的乐趣，顺利地实现由“学会”向“会学”的转化，有助于引导食品专业人才用科学的态度参与到社会热点话题和公众事务的讨论之中。
3.3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教师队伍
转基因食品安全作为一门新兴课程，教师资源相对比较紧张，针对这一问题采取“本校教师+客座教师”的模式开展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以本校的师资力量为主，尤其是中青年骨干教师，经常开展的教研活动，坚持轮流听课，分析研究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探讨适应时展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着力提高本课程教师队伍整体的教学水平[11]。另外，分析发生在我国或者涉及到我国的重要转基因安全案例可以从社会引入教师资源，以曾经参与处理过转基因重要安全事件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专家、学者或公职人员为客座教授，有请他们参照国家标准程序来解读如何处理的相关事件，形成生动的课程教学典型案例，如“湖南黄金大米事件”、“湖北非法种植Bt转基因水稻事件”、“广西大学生异常事件”和“山西老鼠绝迹事件”等。本校教师与客座教师的结合，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碰撞。
3.4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教材建设
目前在整个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教学中尚无一本合适的教材，本课程的案例法教学尤其需要一本精编的案例集锦教材，因此需自主编纂首册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案例集锦。该教材围绕五个原则进行编写，一是“秉承事实”的原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还原案例的来龙去脉，没有任何感彩的倾斜和结论性引导，保持科学严谨的纯粹态度；二是“百家争鸣”的原则，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的分析历来存在许多争议，从客观的角度描述不一样的声音，让学生拥有全方位信息的知情权；三是“科学规范”的原则，以科学原理为基础，用理性、客观、辩证的科学思想分析案例，让学生掌握用科学思考问题、用科学分析案例以及用科学处理问题的能力；四是“深入浅出”的原则，全书使用科普性的语言和生活化的描述，继深入挖掘案例之后，注重强调转基因食品与我们的生活，从而让学生更容易的掌握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相关知识；四是“网络同步”的原则，在这个网络越来越重要的年代，青年人更愿意利用网络获取知识，因此将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电子教材、教案、大纲、课件和参考资料等教学资源全部实现网上同步开放，便于学生随时随地进行资料查阅和自主学习。
3.5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考核机制
在传统的考核方式中，仅仅从一张期末试卷来判断学生对该课程的掌握程度是存在很大缺陷的，因此对于考核机制的改革是教学实践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结合本课程的实际情况和教学宗旨，将考核机制加以改革后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随堂考核”，涉及出勤率、课堂表现等内容，主要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课程参与度，此部分占总成绩的10%；第二部分“讨论及辩论”，理不辨不明，由学生分饰食品生产者、科学家、政府官员、消费者、媒体等不同的角色，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其中乾坤，让学生针对典型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进行不同角度的讨论和辩论，主要考核学生综合分析的能力、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以及学以致用的能力，此部分占总成绩的45%；第三部分“期末考试”，从教师传授的知识和案例集锦教材上涉及的内容中选择3～5个典型案例，由学生进行独立的案例分析并形成小论文，综合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搜集和处理科学信息的能力，同时老师也可以通过学生的论文更加直观的得到教学质量的反馈，此部分占总成绩的45%。通过考核机制的改革，充分体现出“传道、授业、解惑”的思想，更加注重于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综合实践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培养，使考核机制更好的服务于塑造学生的科学观。
4 结语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科学观念，同时掌握并熟练运用新生产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技能，进一步使得学生了解我国食品安全的发展状况，并且为学习其他的相关课程及从事食品安全领域相关工作打下基础。近几年，转基因食品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对传统单一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完善，以适应转基因食品安全领域发展的模式，力求为培养具有辩证思维和科学理念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一个理想的教学环境和成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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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基因大豆；食用油；产业链
中图分类号：F3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2）04－0649-03
伴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的脚步，作为生物技术革命前沿的转基因农作物日益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围绕着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讨论与争端，诸如进出口贸易、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不仅频频出现在科技、经济领域，也成为政治、社会学术领域中纷争不断的话题。转基因技术被视为一种全球化的生物技术革命，而它在不同的国家，因各自不同的政治体制、社会构成与文化传统，又遭遇不同的市场反映，有着不同的命运。因此，转基因技术与产品可以成为全球化背景下透视与分析不同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融合的重要切入点。
在诸多转基因农作物中，转基因大豆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种。看似不起眼的大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又能从中透视出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全球化与地方化的演变过程与特性，正因如此，它当然应成为社会人类学关注与探讨的对象。
1转基因大豆的优缺点
转基因大豆是大豆育种和生产领域重大的技术突破。目前，尽管国际社会对种植抗除草剂大豆仍有争议，但与传统大豆相比，转基因大豆的应用优势已在多方面得到证实，如它能简便、高效地控制杂草，保护土壤以及减少除草剂活性成分从而利于改善环境等。
1．1转基因大豆的优点
1．1．1控制杂草简便、高效控制杂草简便、高效是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最突出的技术优势。目前在全球种植最为普及的转基因大豆是抗草甘膦除草剂大豆，其改良功能在于能抵抗草甘膦除草剂［1］。“草甘膦”除草剂不仅可以有效去除多种杂草，还可将以前所使用的多种除草剂减少至“草甘膦”这一种。因为农户在种植这种转基因大豆之后，只需喷洒1～2次草甘膦除草剂即可控制杂草生长，而大豆生长却不受影响。抗除草剂大豆的推广，逐渐改变了除草剂使用的格局。
1．1．2保护土壤的技术优势与传统大豆耕作相比，转基因大豆的种植还有保护土壤、防止水土流失的技术优势。因为对于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而言，使用草甘膦这种非选择性除草剂，可以不受土壤条件及施药时间限制而都能达到稳定的除草效果。于是这鼓励了许多大豆农户纷纷采用少耕或免耕的耕作方法。在作物耕作中免耕或少耕法的长处有：一是免耕法因不再耕作土地，可以减少水土流失；二对于少耕法而言，由于耕作次数减少了，从而也减少了农用机械的使用，进而降低了燃料的使用，也就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三是抗除草剂作物（包括转基因大豆作物在内）采用免耕或少耕的保护性耕作方法可以提高土壤固碳量。比如2007年，此法的使用使“二氧化碳固存达131亿kg，相当于减少了580万辆汽车的排放。”这对减轻全球气候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都起了积极作用［2］。
1．2转基因大豆的缺点
1．2．1转基因大豆及其产品可能会损害人体的内部系统转基因大豆的组成物质与非转基因大豆相比有较大的变化，如植物凝血素提高了约1倍、蛋白酶抑制剂高了26．7％，而蛋白质和苯丙氨酸有明显下降，维生素B2复合体胆碱的含量低了29％等，这些组成物质的变化可能会使长期食用其的人身体生长发育缓慢，致身材矮小；转基因大豆中还含有一种类似雌性激素的化学物质，它会破坏人体荷尔蒙，导致生殖器官异常，并损害免疫系统。此外，有证据表明，食用转基因大豆食品与非霍奇淋巴瘤发病率的提高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1．2．2转基因大豆及其产品可能对人体产生过敏反应全世界有近2％的成年人和4％～6％的儿童发生过食品过敏，而90％的过敏是由蛋、鱼、贝壳、奶、花生、大豆、坚果和小麦等8种食物引起的。转基因大豆由于其引入外部基因所以可能对人体更容易产生过敏反应。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事实也证实了转基因大豆存在一定的过敏性［3］。
2我国的转基因大豆油市场现状
2．1转基因大豆油的利用情况
中国是食用油消费大国，又是一个食用油缺乏的大国，每年需从国外进口食用油约占总量的2／3。我国本土传统生产的大豆、花生、菜子、葵花子等农作物均属于高油脂作物，可以直接用来榨取油脂。而由于转基因大豆的“侵入”，这些农产品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培育，致使转基因大豆油不断侵占我国的食用油市场，使中国消费者成为了国外转基因大豆的“试验品”，而对中国的农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由于受到国外转基因大豆的冲击，近几年来，我国农民相继出现了卖大豆难、卖油菜子难、卖花生难、卖葵花子难等“多难”现象。我国的大豆种植规模较小，即使是在土地资源丰富的黑龙江，专业农户的土地规模也只有10 hm2左右。相比之下，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农场大豆生产规模远远超过我国，大豆的种植成本大大低于我国。按完全的种植成本比较，我国的大豆种植成本比美国高出33％。美国所种植的大豆基本上都是转基因大豆，其中大部分出口到中国，主要用于生产大豆色拉油，其次是用于做豆浆、豆粉等。研究表明，转基因大豆的出油率一般在19％～22％，比国产大豆16％～17％的出油率高出2～5个百分点。大豆的出油率每相差1个百分点，加工10万t大豆，其效益就会相差1 500万元。受效益影响的冲击，使中国传统的大豆这曾经的“金豆子”变成了“愁豆子”［4，5］。
我国是世界上的大豆、花生、菜子、葵花子主产国之一，大豆主要产于东北三省和华北地区，花生主要产于山东、河南、河北、安徽、辽宁、新疆等地区；菜子主要产自以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等产区；葵花子是以华北为主产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种植油料作物的农民达2亿以上，播种面积占我国耕地总面积的1／4以上，是一个油料作物的生产大国。同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又是一个油脂需求大国，但是却出现一种怪异现象：一方面我国大量生产油料作物，另一方面却又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作为油脂原料，致使本土的油料产业逐步萎缩，农民卖油料难的现象日趋严重。
2．2转基因大豆对中国食用油产业链的影响
转基因大豆进入我国后，大部分进入了以外资为背景的食用油加工企业，形成小包装的色拉油后进入市场。这种油品虽然有汽油残留，但由于价格低廉，很能吸引一些消费者的眼球。而我国本土的一些食用油加工企业，例如黑龙江九三油脂公司、贵州长城油脂公司和以山东鲁花为代表的花生油加工企业等，他们使用的是国内农民生产的非转基因大豆、菜子、花生，采用的是传统的压榨工艺，其油品具有安全、营养、健康的优势；但同时他们又具有成本高、价格贵的劣势。在这种情况下，转基因油品经营者斥巨资大力宣传油品品牌，而模糊转基因的可能危害，以改变转基因食品的劣势状态。由于我国对转基因大豆的警惕性不高，有针对性的宣传不够，如此背景下，国外转基因油品在我国销售势头良好，而国内食用油制造企业的经营举步维艰。如贵州省有3家稍具规模的食用油企业，其中两家常年遭遇行业性亏损。仅一家长城油脂公司由于2010年未开展生产而躲过一劫，2011年被迫将规模扩大至年处理300 t。2010年上涨的油菜子收购价格完全背离了市场规律，以2．80元／kg计，每吨成品油成本达6 600～6 800元左右，而当年的成品油价格最高为6 400元／t，因此生产得越多亏得也越多［6］。在转基因大豆油的价格支配下，我国油脂企业效益急剧下滑，经营陷入困境。目前只有山东鲁花等企业因实现了规模经营，加上千方百计降低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才有着较好的效益，使黄河流域的花生价格3年翻了一番。但这只能算作我们民族食用油加工企业的一个特例。
3我国大豆生产与加工的出路
3．1限制转基因大豆的进口
从保护国民健康的目的出发，我国应抑制转基因大豆大量进口的现状。由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国际上尚没有得到科学的确认，我国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这些措施对抑制转基因食品的大量进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光有这些政策法规还远远不够。我国已是WTO成员国，WTO农业协议允许成员国政府采取正当的以保护人类健康、动植物生命安全为目的的贸易限制措施。由此可以灵活运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对以国产油料为原料的内资企业实行税收、科技等扶持政策，促其提高生存与发展能力，有能力反哺国内农民，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对于主要以进口转基因大豆为加工原料的企业，可以考虑严格进口程序的审批，使这些企业的进口成本上升，拉大进口转基因大豆成品油料与国产非转基因作物油料的价差，扩大我国非转基因油料的优势。同时，对非转基因原料产地进行保护，提高我国非转基因油料的竞争优势。并对转基因农产品在市场流通的各个环节实行全国统一的强制性标识制度。从欧盟、日本和韩国的情况看，此举可从很大程度上抑制转基因大豆的市场需求，进而影响转基因大豆的生产、加工、进口及销售［7］。
3．2加大宣传，发挥舆论导向作用，推动我国非转基因产品的发展
根据我国的现有国情，有必要开展一场全民的食用油安全食用方面的宣传教育运动。应大力公告转基因油脂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宣传非转基因油脂的安全性和营养价值，强调转基因油脂与非转基因油脂的本质区别。我国长期以来的舆论对于转基因产品的报道，只注重了关于标识的问题，而对转基因油脂对国内各领域产业构成的潜在威胁，以及对人类未来生存的可能不安全隐患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建议我国舆论应深入、客观地报道“转基因”问题，将转基因产品的知识逐步灌输到消费者的思想意识中去。站在民族利益和道德的高度大力宣传国内非转基因产品的高价值和安全性，全面剖析转基因与非转基因产品之间的价值差别，让广大消费者树立健康的绿色消费意识，倡导安全、营养、健康的消费理念，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习惯。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护中国农民的利益［8］。
3．3实行政策支持，保护本土非转基因产业
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对转基因食品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对非转基因产业政策支持力度也不够，导致我国的油料产业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甚至还有几个转基因食用油品牌被评为了中国名牌产品，让消费者更加无所适从，致使国内的非转基因作物油料产业“雪上加霜”。鉴于此，呼吁我国制定相关政策时，应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用政策法规来大力扶持国内非转基因油脂产业，使其不断发展壮大，使我国农业和农民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
4展望
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是现代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的产物，是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成果，但它也与科学技术一样，对人类的发展来说是柄“双刃剑”，福祸相倚。如何趋利避害、化险为夷，在于对其正反两方面的关系和机制有充分的认识，要掌握得法、监管适宜、运用恰当，摆脱转基因大豆对我国食用油产业链的影响。寻求我国非转基因大豆生产与加工的出路，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以化解当前的危机。建立我国独立的食用油原料基地，培育壮大本土食用油加工企业，进一步提高转基因原料进口的门坎，以造福我国广大农民。同时加大宣传，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将转基因油脂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非转基因油脂的安全性和营养价值、转基因油脂与非转基因油脂的本质差别等信息告之公众。让广大消费者深刻了解非转基因农作物的天然品质才是值得选择的绿色健康消费，倡导安全、营养、健康的消费理念，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行为。实行政策支持，保护和扶持本土非转基因产业，使中国的农业和农民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生存发展，使中国的食用油产业链更加安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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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Dilemma and Solution on Genetically Modified Corp
——Talking from the Crisis of the Golden Rice in Hunan Province
YANG Lan-tao1；AN Na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2.Teaching Affairs Offi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关键词：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风险；收益；合理性
Abstract: 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e characters of promotional， preventive， permissive and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ies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Basing on this and integrating the risk and income assessmen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ationality of policies of various patterns.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promotional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has some risk， which only considers the incom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while ignores their environmental risks; preventive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s “going too far is as bad as not going far enough”， for it abandons all income while keeping away the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permissive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doesn’t recognize the specialties of environment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so remediation afterwards is impossible;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can give attentions to risks and income， because when it deals with the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it can catch hold of their income. Therefore， promotional， preventive and permissive safety policies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are irrational， while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s rational.
Key words：National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Pattern; Risk; Income; Rationality
Robert L.Paarlberg对美国、欧盟、中国等1999年-2000年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可分为四种政策模式：鼓励式的（promotional）、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许式的(permissive)、预警式的（precautionary）。[1]p9-10这四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合理性如何，本文对此进行探讨，目的是为国家制定恰当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鼓励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潜存较大的风险
这种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为了加速转基因生物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它建立了比较低的生物安全标准，甚至没有生物安全标准，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或者仅仅采取象征性的检查。所谓象征性的检查就是对那些已在其它国家得到认可的作物都给予生物安全认可。
这种模式的政策合理性关键在于：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不产生风险或只产生少量的、微弱的风险，如果在其它国家得到安全性检验而被认可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能得到保证，则该政策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
事实上，转基因作物的田间释放是可能存在一定环境风险的：“转基因逃逸”（花粉的传播）引起的“基因污染”，会诱发害虫和野草的抗性问题，诱发基因转移跨越物种屏障而造成自然生物种群的改变以及食物链的破坏；转基因作物作为外来品种进入自然生态系统，往往具有较强的“选择优势”，其本身可能会演化为“超级杂草”，淘汰原来栖息地上的物种，影响植物基因库的遗传结构，致使物种呈现单一化趋势，造成生物物种数量剧减， 甚至会使原有一些物种灭绝，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对此，中科院院士朱作言指出：“缺乏生物多样性的话，单一的品种抵御病害和恶劣环境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病害一旦发作起来往往是全军覆没。”[2]
不仅如此，转基因食品对人体也可能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导入的基因并非原来亲本动植物所有，该外源基因及其表达产物是否具有毒性？如果有，则可能使转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毒素，对人体产生毒害作用；导入基因的来源及其表达的蛋白氨基酸序列与已知的致敏原是否具有同源性甚至是否产生新的致敏原？如果具有，则可能使转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过敏原，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目前在基因工程中选用的载体大多数为抗生素抗性标记。抗生素抗性通过转移或遗留转入食品而进入食物链，是否可能使进入人和动物体内外的微生物，产生耐药性的细菌或病毒？如果可能，则使人体产生对抗生素的抗性。转基因食品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微量营养素及抗营养因子的变化，是否会降低食品的营养价值，使其营养结构失衡？转基因生物所引入的外源基因往往可以表达出蛋白质，是否可能会引起生物的代谢发生变化，造成该生物营养成分的改变？如果这些是可能的，则会导致食物的营养价值下降或造成体内营养素紊乱。
不可否认，以上概括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只是理论上的论述，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当前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足够的和充分的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是否会产生这样的风险，但是已有迹象表明，这些风险存在着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比如，在转基因作物杂草化问题上，国外已有相关的报道：“近几年，在美国中北部地区，随着转基因抗性作物的大面积种植，自生的转基因抗性向日葵、玉米和油菜已成为后茬作物大豆田的主要杂草；在加拿大西部，自生的转基因抗性油菜发生率已达11%，转基因抗性春小麦种子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活5年，在后茬作物田平均密度可达5.2株/m2，这是始料未及的问题。”[3]。在转基因作物影响生物多样性上，“墨西哥是玉米的起源国和品种资源的中心，2001年9月18日墨西哥政府公布了墨西哥玉米已受基因污染的研究报告，2002年1月23日墨西哥政府提供了新的信息，完善了2001年9月的研究数据，确认墨西哥玉米受转基因污染的事实，2003年4月23日墨西哥政府再次确认了本土玉米品种受转基因污染这一事实。其国家生态研究所所长Ezcurra指出，污染率平均是8％，有的地方甚至超过10％。”[4]在我国，也有一些转基因抗虫棉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相关报道。同样地，转基因作物的健康风险也存在着现实化的可能性。比如有报道称，美国孟三都公司生产的抗除草剂大豆含有一种类似雌激素的化学物质，人食用后会对人体荷尔蒙有一定影响，导致生殖器官异常和免疫系统障碍；菲律宾的儿童食品中含有转基因大豆成分，部分婴儿对其中的一些蛋白质产生了不良反应[5]。
至于对那些已在其它国家得到认可的作物都给予生物安全认可，作象征性的检查，也是不可行的。主要原因在于：
（1）科学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存在局限性
从目前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主题看，涉及基因工程，“毕竟基因工程研究是新领域，对于转基因生物出现的新组合、新性状及潜在的危险性缺乏足够的预见性。”[6]而且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很复杂，存在知识差异和数据缺乏，“知识差异和缺失的数据（质化和量化）就像是硬币的两个方面。一些缺失的数据可以通过研究产生，其他的可能会因为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出现潜在负面影响的时间框架或者这些影响的间接特性等而很难获得。”[7]
从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的评价方法看，有关评价的原则和一般模式在生物安全领域内已经取得一致，而有关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的具体方法尚处于初级阶段，评估手段多为定性描述，很难进行定量衡量。“由于缺少适当的方法学、基本的知识及关于效果的清晰的基本资料，环境的研究通常很难进行。”[8]
从评价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的水平看，“21世纪之初，世界科学的水平还不可能完全精确地预测一个基因在一定的新遗传背景中会发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而且转基因生物是过去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和遇到过的新鲜事物，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转基因作物在环境中的行为、边界条件、影响过程和机制、各种因果关系等都是很不清楚或难以界定的。”[9]p.128，148“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还没有一致的结论，特别是缺乏田间试验结果，尚不能作出精确的评价。”[10]
从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结果看，学者们已经对第一代转基因生物的一些未知风险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是，还有更多的风险没有讨论，其中包括基因水平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 [11]。而且，当前使用的抽样和探测方法可能无法探测食品和饲料中的转基因材料[12]，这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公共卫生后果，如能及时地被探测到，便于采取有意义的预防行动。[13]
所有这些表明，对于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有很多领域的研究被遗漏，并且还缺乏足够的资料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进行准确评价，有些潜在的影响还无法预测。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既不是直接可感知的风险，也不是能够被科学完全认识到的风险，而是科学不知道的或科学不能完全知道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定和达成一致认识的风险。也就是说，科学在认识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上具有不确定性。那些在目前还没有鉴定为产生环境风险的转基因生物，可能在今后的商业化应用过程中产生环境风险。鉴此，被他国经过转基因生物安全鉴定而被认可的转基因作物，其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仍然应该保持警惕，而不应该像鼓励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样，对此失去警惕，加以认定，仅作象征性的检查。
（2）别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并非完全可靠
现在对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检验普遍采用的是“实质等同性原则”，即“如果一种新的食品或成分与一种传统的食品或成分‘实质等同’，即它们的分子、成分与营养等数据经过比照而认为实质相等的，则该种食品或成分就可以视为与传统品种同样安全。”[14]而现实的情况是“由于现有科学研究和知识的限制以及时间的限制，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是否有危害呢？一时还难以断定，需要充分的科学依据和长时间的实践检验，需要时间来检验。”[15]
就拿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来说，一是很难收集、建立适用于所有可能的基因改造作物的数据库，因此也就很难把需要检测的作物的基因成分检测出来；二是还未能给出精确的检测手段，这就使得这一检测原则实际上成为一种模糊性原则，对不断出现的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的检测是无能为力的；三是没有大量的经费来建立作物安全认证和安全追踪体系，不能进行全面、深入、长期、复杂的检测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所谓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并无不同’，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实际上它比常规作物经过更加全面的科学测试，因此应当更加安全，”只是在有限的经费支撑下和一种局部的、短期的、表面的、不确定的操作下认定的，是有很多漏洞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其目的一是利用这种貌似正确实则错误的原则，避免进行昂贵、耗时的长期检验，节约成本；二是为在短时间内取信于人，推销他们的转基因作物以获取利益。
从逻辑上看，只有当一种转基因食品与另外一种传统的食品所含有的所有分子、成分与营养等数据都实质等同时，才能将该种食品或成分视为与传统品种同样安全。目前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或生物技术公司都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因此，对别的国家或生物技术公司根据这样的安全检测原则而给予生物安全认可的转基因作物，是不能不加怀疑地给予相应的生物安全认可的。
（3）作物安全与否是相对于具体的生态环境而言的
即使不考虑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局限性，而认定某些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对某种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认定是确定的，即某种转基因生物是安全的，我们仍然不能就认定它是安全的。因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与否是相对于具体的生态环境而言的，“一些植物物种在一个环境中（特殊的生活环境、气候带或者地理区域）可能被看作是严重的杂草，而在另一个环境中则被认为是一个几乎没有生态学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物种、一种令人喜欢的‘野花’或者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鉴于此，一种作物在某个国家获得了生物安全认可，这只是表明它们在这个国家的生态环境中是安全的，而这样的作物在别的国家的生态环境中也许就成了富有侵略性的和破坏性的外来物种，是不安全的。就此而言，对别国所给予的生物安全认可的作物也给予同样的生物安全认可，是不可行的。
总之，转基因作物风险存在着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而一旦这样的风险成为现实，那么将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性影响。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无视这些方面，盲目地引进并种植转基因作物，其结果很可能招致巨大的环境代价，使其所获得的收益失去意义。因此，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只关注收益不关注风险，潜存着较大的风险，是不合理的。
二、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过犹不及
这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导向是，政府可能完全阻塞和禁止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在这种政策下，要么是由于可证实的风险，要么是由于尚待证实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对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而仅仅基于转基因作物的新颖性，就简单地拒绝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进入市场。[1]p.24这种政策是另一种极端，仅仅为了保障生物安全而完全放弃发展转基因作物技术的应用。
这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存在欠缺的。表现之一是它没有区分各种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水平，虽然从目前科学研究领域对转基因作物认识水平来看，还很难定量地评估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但是，在评估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时，可以依据评估程序，在遵循科学性（Science-based）原则、熟悉性（Familiarity）原则、逐步评估（Step by Step）原则和个案评估（Case- by -Case）原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确保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识别风险的种类，推断风险发生的概率、所产生的潜在危害程度和风险水平（限于篇幅，具体内容不再详述）。各种转基因作物释放所引致的风险情况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在进行坚实的风险评估基础上，确定相应的对策，决定是否禁止某种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或使用，而不应该像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样，仅仅基于转基因农作物的新颖性就简单地拒绝所有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和进入市场。因为，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是有一定收益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较大的经济效益
由于通过转基因技术把优良的基因转入到了转基因作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品性，提高了其产量，减少了生产成本，所以转基因作物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据ISAAA的统计，2005年全球共种植转基因作物9000万公顷，直接的农业收益大约是5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阿根廷种植的第二熟大豆所产生的收益，那么收益将增加到56亿美元。
（2）具有一定的环境效益
在过去，种植传统的作物，需要喷洒大量的化学农药，这就给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压力，严重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而抗虫、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降低了环境影响指数 ，从而减轻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据ISAAA的统计，从1996年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那些耕地用于农作物的农药总量减少了7％，环境影响净减少了15.3％。自1996年开始，由于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的种植，相比于种植传统的栽培植物，除草剂的使用量减少了4.1％，环境影响减少了20％。从1996年开始，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相比于种植传统的棉花，杀虫剂的使用量减少了19％，环境影响减少了24％。[18]p.xi-xii
因此，转基因作物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是很明显的，如果一国放弃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及其产生的效益，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3）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健康
以改善作物的营养成分、消除过敏原和抗营养因子的转基因作物为代表的第二代转基因作物将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使消费者直接受益。比如，人体无法自己合成色氨酸，而植物性食品中的色氨酸含量少，人们只能从动物性食品中获得，而美国培育的转基因玉米，其色氨酸——人体必须的营养素之一的含量比普通玉米多20%。这种转基因玉米可以大大提高现代人的饮食质量，而且也给素食主义者带来福音。 [19]再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每年全球大约有50万儿童因为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英国科学家新开发出的一种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转基因稻米有助于改善儿童维生素A缺乏和因此导致的失明等情况。因为人体能够将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A，所以长期食用这种新型转基因稻米可以使儿童避免维生素A缺乏和因此导致的失明。[20]
转基因作物不仅对消费者的健康有益，而且也可以维护生产者的健康。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可以减少农药的喷洒量，这就可以减少农民在喷药过程中的中毒现象。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博士在1999年至2001年对中国华北和长江流域棉区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其中1999年对283户棉农的调查表明，种植Bt转基因棉花的棉农农药中毒现象比例为5％，而种植常规棉花的农户农药中毒比例高达22％，2000年所调查的407户棉农中，种植Bt转基因棉花农户农药中毒比例仅7％，而种植常规棉花的农户农药中毒比例达29％。[21]
（4）为保障粮食安全作贡献
要解决粮食问题，就必须提高粮食产量。而提高粮食产量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扩大耕地，二是提高单产。对于第一条途径，是行不通的，因为各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减少了大量耕地，这使得各国未来耕地面积不可能增加，最多和现在持平（通过努力开垦更多新的耕地）。对于第二条途径，即通过使用大量的肥料、农药和运用传统的植物培育技术（比如通过杂交来培育新的优良品种）提高单产，这在“绿色革命”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功效，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但发展到现在，出现了很大的“瓶颈”，很难再有大的突破。[22]
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问题的解决需要诉诸新的现代科技力量。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缕曙光，因为它在提高粮食单产上很有潜力。
综合上面的论述，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实际上抹杀了各种转基因作物风险的多样性和差别，而将之统一认定为具有高风险水平的、高发生概率的和严重危害程度的，这是不科学的。而且，如果一旦实行了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就会仅仅因为转基因作物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推广应用，虽然这可以将风险系数降到了零，但同时其各种收益也被完全放弃了，显然这是不恰当的。因此，实行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顾此失彼的，过犹不及的，不合理的。
三、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事后补救不可行
这种应对转基因技术的生物安全政策的取向是中立的，既不打算加速也不打算放慢其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这种模式的政策，第一，建立了比较高的生物安全标准，运用标准化的试验进行个案分析(case-by-case)、检测新的品种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第二，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检测只是基于产品本身（product-based）或产品的预期用处，而没有考虑到产品的生产过程，即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新颖性。所以不会认为转基因作物由于其独特的特性而比传统农作物具有更多的、固有的、新类型的风险；第三，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认定采取“可靠科学”(sound science)原则[23]，即认为在当前的科学水平下，没有发现风险就是不存在风险，而不会考虑那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第四，没有专门针对转基因作物的法规和管理机构，而是把转基因作物同传统作物一样看待，用传统的方法加以管制。采取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国家，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因此，有些学者也把这种政策模式称为美国模式。
根据允许式的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内涵，这种模式的政策依据有三点：一是转基因技术无新颖性；二是转基因作物没有特殊的风险；三是没有发现风险就是不存在风险。
深入考察，以上三点依据都是不牢靠的。
（1）转基因技术具有新颖性
转基因技术是“在分子水平上，提取（或合成）不同生物的遗传物质，在体外切割，再和一定的载体拼接重组，然后把重组的DNA分子引入细胞或生物体内，使这种外源DNA（基因）在受体细胞中进行复制与表达，按人们的需要繁殖扩增基因或生产不同的产物或定向地创造生物的新性状，并能稳定地遗传给下代。”[24]据此，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是不同的，虽然它们都是进行基因重组或转基因，但是，后者所进行的基因重组一般在自然界中也可以发生，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自然发生，但这样的基因转移仍局限于近缘种属。“而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基因可以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跨界相互转移，甚至可以将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导入植物体中实现表达。”[9]p.128如此打破了物种界限，扩大了作物基因的来源，产生了在自然状态下完全不可能产生出来的转基因作物。正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这种新颖性，可能致使转基因作物产生不同于传统农作物的特殊性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于传统农作物的风险检测技术、方法以及相关法规和管制机构都已经不适合转基因作物的风险评价和管理了。
（2）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具有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典型地体现在其环境风险的级联性、扩张增殖性上。
转基因作物具有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能够在生态环境中定居、建群和繁衍，这就致使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不断地积累，从而发生级联效应，即前一次影响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反应，而后者又将前者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转基因作物能够侵入非农作物栖息地上的物种，最终可能会导致区域植物组成的改变，生物多样性的降低，甚至使原来的物种遭到灭绝，这种现象产生的结果是一些物种种群数目下降，继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链式反应，还会影响到原先以植物为食物的昆虫，以这些昆虫为食物的鸟类或其它食物，以及那些依赖于被取代植物的微生物分布。[25] 也就是说，“转基因作物除了本身直接的生态学效应外，还会引起间接生态学效应，即它们进入自然界（如农业生态系统）后可能会导致‘小环境’的变化（田间管理，如除草剂和杀虫剂使用措施的改变），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到生态系统内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他生物的种群动态。”[26]
而且，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影响还具有扩张增殖性。“生物繁殖的本质就是基因复制。天然生物种中被强制掺入的人工重组的基因，可随被污染生物的繁殖而得到增殖，再随被污染生物的传播而发生扩散。因此，基因污染是一种非常特殊又非常危险的环境污染。”[27]正是由于转基因作物的这种扩张增殖性，使之产生的危险性不易控制。Paul Lycett在《生活在地狱的边缘》一文中比较了核裂变和基因工程的危险性，指出“人类可以直接控制核裂变副产品（放射性废物）的产生，甚至一些所谓的核事故也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中。拆掉核设施，不再使用核材料就会使核污染的影响逐渐消失。但基因工程不同于核裂变，因为一旦基因被导入生物体内就会自我复制，我们又无法对其加以控制，而且这个基因还会从 ‘工程’生物体自由地转移到亲缘关系相近的物种中（比如有机的非基因工程农作物）。”[28]
（3）没有发现的风险仍然可能存在
如前所述，从目前科学发展的水平看，即使存在某些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科学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是有限的和不确定的，这给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的增大和扩张创造了条件。而且从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本身的表现看，它又具有时滞性。所谓时滞性，就是转基因作物一开始往往没有任何迹象，也没有任何预兆表明其对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所以在短期内很难监测到转基因作物所引起的生态系统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基因作物潜在的安全性问题就会逐渐暴露出来。“转基因作物的要害就是，它会引起生态环境的蠕变，即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人为干扰和胁迫之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缓慢的悄悄变化；当人们察觉和认知之时，自然生态环境已在组成、结构、机制和功能上变得无法或很难修复，已成为不可逆的演化和变异。”[9]p.113
正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时滞性、级联性、扩张增殖性，以及科学研究领域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有限性，需要我们将转基因作物及其风险与传统作物及其风险加以区别对待，制定相应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防止严重的甚至是不可逆的环境风险的发生。但是，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制定没有考虑到这些，坚持在科学证明转基因作物及其释放有害物之前，其就是安全的，从而不采取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而要等到有害的事件发生了，或有了确定性的证据表明有害事件即将发生之后，才会采取保护行动，予以干预、调整。这是事后补救式的，有可能导致剧烈、广大、不可逆的环境风险的发生。而一旦这样的风险现实化了，就当前的科学水平来说，是很难寻找到有效措施来应对的，要想减弱、消除这些风险就会困难重重，甚至不能实现。因此，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处理上，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是不合理的。
四、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兼顾风险与收益
考虑到转基因的生物安全，该模式政策的制定是打算放慢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发展，但并没有完全禁止这种技术的应用。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问题上，都持谨慎态度，采取了这种预警式的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欧盟，因此也有学者把这种政策模式称为欧盟模式。从这种政策的内涵看，是合理的。
1、该模式的政策能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风险
（1）突破了传统风险评估的局限性
传统的风险评估主要依靠科学方法来分析风险问题，对风险问题进行量化。它主要关注的是这些问题：多大的危害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怎样的安全算是足够的安全？[29]p.9传统的风险评估是存在欠缺的，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彻底解决风险问题。首先，在“可接受的风险”掩盖下允许危险的行动继续进行，风险评价在安全或可以接受的假定之下，允许引起更多污染和危害健康的行为继续进行；其次，以不确定和不充足的证据为理由，风险评价事实上延迟了采取约束的措施和行为。[30]而预警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对转基因生物进行评价时不是这样，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将其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传统的风险评估仅将其当作可怀疑的理由。“传统的风险评估范例常常把证据的缺失看作是缺失（伤害）的证据，而预警式的风险评估把证据的缺失看作是不存在缺失（伤害）的证据。”[31]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它主要关注以下问题：基因工程使我们失去了什么？转基因农作物是否在农业中扮演着一个独一无二以及必须的角色？基因工程声称将解决什么趋势或问题，基因工程将可能使得什么问题永远存在？[29]p.9由此，该模式的政策一改传统的风险评估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常常不作为、不采取针对性措施，而主张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应对不确定性。与其说它考查的是环境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安全或最经济，还不如说它是为了减少或彻底地消除风险，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寻找各种可能的方法，包括放弃原先计划进行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行为。
同时，在面对复杂的或难处理的不确定性形式的情况下，预警式的风险评估程序不只是允许科学家和管理专家的观点影响环境风险（与一项具体技术的使用有关）的鉴定和评估，它还允许公众广泛地参与。这种开放性的决策程序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与转基因生物释放的决策制定有关的许多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复杂的或难处理的，所以一个更加‘开放’(open)的风险评估程序，对于确保这样的不确定性能被‘充分地’和‘有意义地’考虑，是至关重要的。”[32]
（2）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风险
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考虑到了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和转基因作物及其风险的特殊性，把转基因作物同传统作物区别对待，认为由于转基因过程的新颖性，转基因作物风险是不同寻常的，传统的检查程序可能会捕捉不到转基因作物的所有风险，所以不仅建立了较高的生物安全标准，对新的种类的转基因作物要进行个案检查，而且建立了特别的管理机构和评价机构，制定了一整套专门针对转基因作物的法规、安全评价标准、方法以及规则，基于转基因过程(process-based) 而非转基因产品本身，来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价，目的是通过转基因作物风险的检测对转基因作物进行针对性的管制，所以，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够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风险。
（3）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不确定的潜在的风险
风险可分为确定性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确定性风险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能认识到某件有害事件发生的概率、范围和严重程度。不确定性风险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并不知道某些有害事件发生的概率、范围和严重程度，但通过种种迹象已经知道存在这样种类的风险以及知道可能会发生如此的风险。转基因生物风险就是这类风险。为了应对这类风险，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遵循的是预警原则：①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这是预警原则的首要目标。②鉴定潜在的风险。③承认科学的不确定性。④尽管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但要采取预防性的行动，这是预警原则的核心准则。⑤转移举证责任，即要求有着潜在危险的技术的开发者去证明要采取的这项活动是必须的以及不存在更加安全的替代性技术。[29]p.1-2由此，该模式的政策既考查确定的、具体可证明的风险，更要考查推测性的、潜在的风险，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不确定的、潜在的环境风险。
（4）能够“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处理上，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安全防后患”的理念为基础，改变了过去那种未被证明不安全就是安全或相对安全的，未被证明有害就是无害或相对无害的思维观点。[33]强调的是，当存在严重的威胁和不可逆的伤害的情况，以及确定性的缺失，即对所可能产生的潜在不利影响的程度未掌握充分的相关科学资料和知识，因而缺乏科学定论，不能成为拒绝采取预防性行动的理由。因此，在某项行为做出之前，就要对其可能的影响做出评价，并制定应对策略，采取预防性的行动，对有关的问题要有所防范。这不是为了解决那些可识别的、已为人所知的风险，而是为了应对那些推测性的、还未被科学证实的风险。它的决策程序是这样的：①识别可能的威胁和描述问题的特征；②关于威胁的确定，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③对问题进行再组织从而描述出需要做什么；④评估替代性方案；⑤决定策略；⑥监控和采取进一步的行动。[34]而采取的进一步预防性行动包括：有条件的批准（要监控）、暂停（Moratoria）、逐步停止和禁止使用某项技术[29]p.17-19。可以说，预警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获得确凿的证据之前就充分评价，制定预警方案，处理突发性的环境问题，以避免重大的或不可逆转的环境灾难，它避免了鼓励式的、允许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局限性。
2、该模式的政策能够获得转基因作物收益
在处理转基因作物风险与收益方面，预警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具有一定张力的。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前，它要求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特殊的安全评价，并要求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性措施来应对那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当安全评价或者这些预防性的措施没有完全落实之前，它会要求暂停或有限度地进行该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但一旦其通过了安全评价并对可能的风险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性措施后，它又会批准其商业化种植。因此，这种模式的政策不会由于一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而完全禁止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而只是考虑到其风险的新颖性、特殊性以及风险评价、防范上的一些技术性问题，适当地放慢转基因作物的发展。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够有效应对和防范转基因作物风险，但与此同时，它并没有完全放弃转基因作物收益，相反，而是在风险的防范中积极地抓住收益。
由此可见，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不是基于可靠科学（sound science），而是为了有效地应对科学认识的不确定性，克服科学的局限性和缺陷，减少乃至杜绝难以修复的、不可逆转的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出现。同时，这种模式的政策能够抓住转基因作物的收益，比较恰当地处理了转基因作物不确定性的风险与确定性的收益之间的关系，在保证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保障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避免了另外三种模式政策的局限性，因而是合理的。
五、简短的结论及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鼓励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虽然可以加快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在短期内能产生明显的效益，能解决一些燃眉之急，比如饥饿问题、贫困问题，但这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它忽略了环境风险、不顾生物安全、不采取防范措施，一旦发生了环境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的代际不平等，这不是一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模式；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虽然可以保障生物安全，但同时也丧失了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机会，这是一种顾此失彼的政策，对建立现代农业，保障粮食安全是不利的；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没有考虑到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忽视了转基因作物风险的不确定性、潜在性、级联性、扩张增殖性等，显然很难保障生物安全；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对风险有科学的认识，既认识到了确定性的风险，又认识到了潜在的、不确定的风险，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了应对准备，能协调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种植、生物安全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能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应该是最合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上面仅仅是一般性的论述，没有就某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一旦涉及到这一点，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如在政策实践中，一些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采取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可能是由于它们受技术水平的限制，自身没有能力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生物安全检查，而且一旦发生转基因作物风险事件，它们也没有能力去应对；也可能由于这些国家对转基因技术有一种先天性的恐惧，认为转基因技术是魔鬼，它会破坏历经千载岁月发展起来的可持续农业系统，所以，为了确保国家的生物安全，它们排斥转基因技术，宁愿完全放弃发展转基因技术的机会及其产生的收益；还可能由于它们是以农作物出口为主的国家，为了使得农产品能顺利出口到一些反对转基因产品的国家，所以就拒绝转基因作物，以便保持国家的无转基因化(non-GM)……这告诉我们，某一主权国家在选择并制定什么模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这一问题上的考量是异常复杂的，涉及到技术力量、粮食安全、政治稳定、国际贸易等多个方面，需要我们深入细致地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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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基因生物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转基因食品在世界农产品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相应地占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总额的份额也在迅速提高，因此，积极关注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的现状，对当今亚须解决的问题提出可行的办法和对策，这既是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权益的根本所在。
随着基因生物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在农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因而在未来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据有关权威机构统计，2000年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总额达到5600亿美元，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基因生物工程技术有关。因此，转基因食品逐步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重要焦点。这种现状对作为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出口)大国的我国在该领域保持并扩大份额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积极关注和预测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中的有关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尤其是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已日显紧迫。
一、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
基因(gene)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是DNA双螺旋结构片段。无数特定的基因相互连结，构成生命遗传的物质基础。转基因(genetransfer)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外源性基因转移至某种特定生物体中，使其生物性状或机能发生部分改变的过程。以转基因生物体直接作为食品或以其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叫做转基因食品。
自从1983年首例转基因烟草问世以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争论甚为激烈，逐步形成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支持方的观点为:(1)转基因技术可增强粮食产量，减少食品生产的投人，有助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粮食间题;(2)转基因农作物具有抗病虫害特性，可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有利于环境保护;(3)可以利用某些基因增加食物品种，使食物更加可口;(4)转基因技术可准确地生产人类想要的动植物品种，克服传统嫁接及杂交技术的不确定性，使癌症等顽症的治疗可望取得突破。反对方的观点为:(1)转基因技术使不同物种的基因相互融合，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学上的混乱;(2)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毒性问题，疾病可能有很长的潜伏期，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长期影响难以确定;(3)一些人对转基因食品存在过敏反应;(4)转基因食品的营养作用、对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对环境的威胁等问题还未得到证实或解决;(5)一些实验已经表明了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影响。上述两派观点争论至今，双方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尚有待时间来证明。
二、当前国际转基因食品的发展状况
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资料显示，1997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播种面积约为1100万公顷，1998年上升到近3000万公顷，1999年底达4000万公顷，2000年约为4500万公顷，增长十分迅速。进人21世纪以来，其发展势头更是迅猛。
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是转基因技术采用最多、最先进的国家。目前美国农产品的年产量中SS%的大豆、45%的棉花和40%的玉米已逐步转化为通过基因改制方式生产。目前，大约有20多种转基因农作物的种子已经获准在美国播种，包括玉米、大豆、油菜、土豆和棉花。据估计，从1999年到2004年，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和食品的市场规模将从40亿美元扩大到200亿美元，到2019年将达到7S0亿美元。专家预计，在本世纪初，很可能美国的每一种食品中都含有一定量基因工程的成分。
1997年初，欧盟以安全为由禁止进口美国的转基因玉米，使美国出口商每年蒙受约2亿美元的损失。美国要求其出口商向欧盟提供他们出口的玉米并非转基因产品的证明，但欧盟只认自己的检验标准。1999年7月，欧盟环境部长们决定无限期延长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禁令。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表明，受欧洲国家和本国市场抵制的影响，2000年全美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面积锐减了24 %，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占棉花种植总面积的比例已由1999年的55%下降到2000年的48%转基因大豆则由1999年的57%降至2000年的52%。
近年来，我国转基因方面的研究与开发也有较大进展。中科院植物所提供的资料表明，我国已经开展了棉花、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品种的转基因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在转基因药物、转基因作物、农作物基因图谱与新品种等方面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但目前我国只有抗虫面、矮牵牛花、抗病毒甜椒、抗病毒和延熟番茄等少数品种进入了商业化生产阶段。据国外一家研究机构发表的报告，1999年中国种植了30万公顷转基因作物，较1998年增长了2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主要品种是棉花。该报告表示，目前中国转基因农产品的播种面积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居全球第四位。另外，我国在转基因产品检测技术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据报道，国家出人境检验检疫局日前利用改进的PLR结合核酸杂交技术，从一批进口大豆中成功检测出了转基因成分。此外，广东、江苏等省的出人境检验检疫局也具备了对转基因产品的检测能力。
三、各主要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立场
在世贸组织的现有多边贸易协议中，与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有关的协议有二，即《卫生与植物检哭刻昔施协议》( SPS)和《技术贸易壁垒协议》(TBT)。前者规定:各成员国为保护境内人类和动物的生命或健康，可以采取必要的检疫措施，并允许各成员国在认定某种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时，自行制定本国的规则并建立相应的贸易壁垒。后者规定: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必须有合理的目的，而且实施的成本必须与目标相称。具体到转基因食品，由于各种观点的科学依据不足，人们的认识不同，现有多边贸易协议的规定过于模糊，解释空间过大，对转基因食品缺乏约束力。
由于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疑虑，世贸组织有关协议的规定不甚严密，以及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世界各主要农产品贸易国都对转基因食品的国际贸易采取了不同立场，使得转基因食品的国际贸易争端不可避免。以下为各主要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立场:(1)美国:在生产、流通中不给予任何限制;不人为划分消费食品是否属于转基因种类;基因改造作物毋须用标签注明;反对在国际贸易中对转基因食品施加贸易壁垒。(2)欧盟:对转基因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持谨慎态度;要求在其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产品加贴标签，提醒消费者可能存在风险;强调世贸组织成员国应有权采取预防性措施，主张制订有关生物标签的多边规则。(3)英国:支持发展生物科技，但在没有证据显示基因食品是否有害的情况下，对转基因食品持谨慎态度;大型连锁超市和餐厅不得出售经基因改造的玉米、大豆等食物，多数地方禁止学校和老人院的餐厅使用转基因食品;自1999年9月起，饮食行业必须在菜单上标明食品里转基因成分，否则罚款5000英镑。(4)俄罗斯:不明令禁止转基因食品上市销售，但对2000年7月1日前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有在包装上做出提醒性标记的要求;从2000年7月1日起，没有做出提醒性标记的转基因食品将禁止上市。(5)日本:持较为中立的立场，一方面对转基因食品有进口需求，另一方面对其安全性又有所顾虑;规定采用基因技术获得的农作物及食品不能作为绿色食品;2000年4月公布30种转基因食品目录，对目录中列明的品种需要加注标签。
据上可知，对转基因食品所持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将直接决定一国或地区对此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在转基因技术开发领域一直处于国际前列的国家，极力主张对转基因食品采取宽松的管理。美国作为转基因产品商业化生产的积极倡导者，认为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与非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没有实质的区别，转基因食品是一种科技创新，是用现代科技去加快自然选择的过程，只要转基因食品通过新成分、过敏原、营养成分和毒性等常规检验，就可以上市。
二是欧盟内部大多数国家奉行较为严厉的管理制度。基本的认识是，在转基因食品(作物)拥有众多优越性，如遗传性稳定，有利于保护环境，加快光合作用，提高作物抗病害、抗盐碱、抗干旱的能力，增强作物产量等等的前提下，其不安全因素仍然存在，至少存在着潜在的、不清晰的危害性，而对此则需科学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的发展来加以进一步的证明，除非有技术的证据支持，并足以表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否则将不改先前的严厉的管理措施。
三是相对于美国和欧盟，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特别是应用性开发较晚，相应的管理法规和措施尚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这些国家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权衡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利弊，往往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和措施。基本的观点是，转基因食品(作物)是未来农产品发展的必然方向，虽然目前尚存在一些较模糊的、不确定的、不安全的因素，但只要深人研究，趋利避害，就一定能在避免转基因食品的危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发展，同时又满足本国及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对粮食产量的进一步要求。
四、我国的相关对策分析
各国在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争。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不一致，转基因技术水平的差异，以及产业规模的不同，更加剧了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市场决定观念，欧盟及其他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究其实质，则是对美国在这一领域垄断优势的抵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其经济利益。鉴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的长期影响，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在短期内不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因此难以形成统一的国际标准，各成员国只能自行制定相应的贸易标准和政策。
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应尽早制定有关转基因食品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法规。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方面作出相应的对策安排:
1.
对转基因食品的政策选择。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对转基因食品的政策选择上有三种模式或路径:一是将转基因食品视同其他普通农产品，对其进口不加管制;二是采取“二嗯英”模式，禁止转基因食品的进口;三是在严格检疫的前提下，有条件地允许转基因食品进口，并在进口的转基因食品包装上作出提醒性标记，让消费者判断是否购买。不难发现，第一种选择可能对我国农业带来巨大冲击，导致某些农产品市场最终被几个拥有转基因技术的跨国公司所垄断，以致对经济安全造成影响;第二种选择可能会给我国对外谈判、履行承诺带来很大压力，并可能引发贸易战;第三种选择符合国际惯例，可能是对我国较为有利、可进可退的政策选择。此外，对进口农产品进行严格的转基因检疫，张贴提醒性标记，会加大进口商的成本(约增加10%左右)，消费者也可能会持慎重态度，从而削弱进口农产品的竞争力，以维护我国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