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6 09: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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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
申请事项：请求＿＿＿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向＿＿＿收集调取证据。
申请理由：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一案的辩护人，本人认为需要向证人（有关单位、公民个人）＿＿＿＿＿＿＿＿收集、调取证据。因情况特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特请贵院予以收集、调取。
此致
＿＿＿＿＿＿＿＿＿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名）
＿＿＿＿＿＿＿律师事务所（章）
地址：
电话：
传真：
邮编：
＿＿＿＿年
月
日
根据行政诉讼证据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
调取证据申请书应当写明下列内容：（一）证据持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址等基本情况；（二）拟调取证据的内容；（三）申请调取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案件事实。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调取证据的申请，经审查符合调取证据条件的，应当及时决定调取；不符合调取证据条件的，应当向当事人或者其诉讼人送达通知书，说明不准许调取的理由。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作出答复。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经调取未能取得相应证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大家好！
我代表XX园林仲裁案应对团队向大家做结案汇报。报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介绍案件起因和整体情况，第三部分介绍办案过程，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总结经验教训。
一、子公司与XX园林从建立合作到产生纠纷的大致经过
3、2009年9月，子公司原常务副总被，子公司中止了对XX园林的结算初审工作。
4、2012年3月，XX园林依据合同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子公司立即向其支付工程款115万元、养护费19.7648万元、违约金31.4765万元、催收工程款所发生的差旅费5万元。
二、关于XX园林仲裁案的总体情况
风险管理部于2012年3月9日收到子公司的法律协助申请，由于距仲裁委要求提交的证据期限（收到仲裁申请后15日内）仅剩1日，我方举证面临巨大风险，风险管理部及时与仲裁委取得联系，并以子公司原常务副总供述XX园林向其行贿为由，提交延期审理申请书、中止审理申请书、调取证据申请书，并通过选取需回避的仲裁员获得第二次选择仲裁员的机会，成功取得宽延期限。
风险管理部与子公司及总部成本部密切配合，并取得集团法务部、审计部和纪检监察部的支持，全面准备开庭资料，反复审查结算资料，共同参加开庭、调解、质证共计5次，到司法鉴定中心现场核对工程造价1次，提交我方异议或质证说明共计5次，沉重打击了行贿单位嚣张气焰，并为公司减少经济损失1,034,137.75元。
从办案过程和仲裁结果来看，此案不仅可作为公司齐心协力应对仲裁的成功案例，还可作为公司向社会弘扬正气，向供应商彰显规范、阳光、透明企业文化的经典案例。
三、办案过程
XX园林仲裁案历时一年四个月，参加开庭、调解、质证共计5次，到司法鉴定中心现场核对工程造价1次，提交我方异议或质证说明共计5次。时序过程是：
2012年3月9日，风险管理部收到子公司的法律协助申请，由于据规定的截止日期仅有一天时间，风险管理部立即拟制延期举证申请书、调取证据申请书、仲裁中止申请书。仲裁委虽认为我方的理由在法律上不够充分，但仍在情理上给予我方一定宽限时间，我司成功争取到宽限期。
2012年3月，风险管理部针对XX园林仲裁申请，认真全面地收集和研究相关资料，并向集团法务部和外部经验丰富的律师请教答辩思路和技巧，综合管理法律、人际、道义等，制定XX园林仲裁案应对方案。
2012年5月，风险管理部参加第一次庭审，成功驳回对方关于违约金、养护费和差旅费的申请，并获准依据合同对结算进行终审。根据仲裁委合理限定的终审时间，督促子公司和总部成本部开展结算审核工作，并根据其专业结果，拟制提交仲裁委的结算说明。
2012年7月，仲裁委安排XX园林对我方终审结果进行复核，并反馈意见。双方争议大，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2012年8月，仲裁委连续组织第二次庭审和第三次庭审，双方在仲裁委组织下核对结算，由于争议大，仲裁委要求进行司法鉴定。
2012年9月，提交司法鉴定所需的资料和费用，对提交鉴定的资料进行质证，并预交鉴定费用。
2011年4月，领取鉴定终稿，组织子公司和总部成本部复核，并拟制《对审价鉴定报告的质证意见》，共同参加出庭质证。
2011年5月至6月，对鉴定终稿补充调整说明组织核对并提交质证意见书。
四、经验总结
从风险管理部办案的角度，本案相关经验可以归纳四点：
1、通过寻找正当理由和选择必须回避的仲裁员等技巧，成功取得宽延期限，不仅避免直接败诉，而且为我方分析案情、收集证据等争取到时间。（前面已提及，此处不赘述）。
2、树立必胜信念，保持态度积极，虚心多方请教，事先周全策划，寻找充分的法律依据，收集和准备详实的证据材料，在首次开庭时成功驳回对方关于违约金、养护费和差旅费的申请，并获准依据合同对工程结算进行终审。
4、耐心细致，契而不舍，不屈不挠，反复审查结算资料，反复提交异议和质证说明，让仲裁委和鉴定机构充分领教我方的态度和决心，让对方筋疲力尽，最终为公司减少经济损失103万元。
申请人：张凯
单位：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
单位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座 **层
联系方式：186116***501
申请事项：本人在“卢光明贪污、受贿、行贿、私分国有资产罪”一案中，接受当事人卢光明之子卢冠宇的委托，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辩护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向贵院申请“卢光明贪污、受贿、行贿、私分国有资产罪”一案的证人：牛君佩、梁士印、周金平、卢明亮、卢晓更、杜晓凤、冯勇、程宝军、刘静、牛长卫，出庭作证。
此致
内容提要： 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在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不仅没有提供当事人收集书证的程序保障，还保留了法院在一定条件下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民事书证收集立法在审判实践中暴露出以下问题：诉讼结果不确定，当事人收集书证困难，书证收集环节中存在着司法腐败。完善民事书证收集立法，应建立合理的民事书证收集模式，细化民事书证收集运作规则，即将书证提出一般化、设定书证提出义务的范围、设置书证提出命令的申请和审查程序等。
一、我国民事书证收集的立法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诉讼书证收集的立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1992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1998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为标志；第二阶段以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为标志。
在第一阶段，民事诉讼法及其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都清晰地反映了在民事证据方面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弱化法院调查取证职权的思路。但是在有关书证收集方面，只有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供原物。提交原件或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民事诉讼立法虽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但是并没有为当事人设置具体的收集书证的方法和途径，也没有相应的程序保障。同时，这一阶段的证据立法还赋予了法院在调取书证方面较宽泛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可以根据审判需要而抛开当事人独立取证，并以此作为定案的依据。不难看出，这一阶段我国民事书证收集坚持“以法官依职权收集调查证据为主，当事人举证为辅”的原则，这显然与现代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发展取向相违背。
在第二阶段，《证据规定》对举证、质证和认证等问题作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就证据收集方面，规定了当事人举证、法院查证和证据交换等内容。但是《证据规定》仍然存在着一些较为明显的缺陷，例如对当事人取证权利的程序保障仍显不足、对拒绝向当事人提供证据或证人拒绝作证的应对措施缺乏相应规定等等。就书证收集而言，《证据规定》第10、20、31条的规定仍只是对民事诉讼法第68条的简单重复。书证交换的范围基本上只局限于证明各自主张的证据，对于不支持自己主张或支持对方主张的证据没有要求交换，从而难以保障一方当事人从对方手中获得有利于己方的书证。可见，《证据规定》坚持的是“当事人取证为主，法院取证为辅”的书证收集原则，而不是“当事人负责取证，法院负责保障当事人取证权”的原则。
总之，现行的民事书证收集的立法不仅使当事人在收集书证时无法摆脱对法院的依附，而且在审判实践中还易导致司法腐败、法官中立地位的丧失等弊端。
二、民事书证收集立法在审判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
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缺乏关于当事人收集书证的手段和程序保障方面的规定，当事人难以获得诉讼所需的充分的证据材料，在审判实践中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导致诉讼结果的不确定。由于不同的法官对是否属于“客观原因”以及是否属于“审理案件需要”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即使在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此法官可能会认为应依职权收集书证，而彼法官则认为应强调当事人举证。或者在同一案件中，法官由于有意偏向一方当事人，所以会积极利用其调查收集证据的特权为一方当事人谋利。如果这些书证材料对诉讼起关键作用，那么，可能会由此导致两种相反的诉讼结果：一种是法院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拒绝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调查收集书证的申请，致使当事人因举不出证据而败诉；另一种是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某些书证材料，致使提出主张而不举证的一方当事人胜诉。如此因人而异、因案而异的做法显然影响到了诉讼结果的公正性、严肃性和确定性。
（二）导致当事人收集书证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当书证材料为对方当事人持有，而对方又拒不提供时，虽然法律规定了妨碍举证的推定制度，但是适用推定的前提是“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而何为“有证据证明”本身就是个问题；二是当书证为第三人所掌握时，第三人大多拒绝直接向当事人提供。即使是律师出面取证，对方也往往以内部规定只能向法院提供为由而拒绝提供。显然，在立法没有为当事人规定具体的收集书证方式和保护手段的情况下，取证权利对于当事人来说只具有书面意义。
（三）容易引发书证收集环节的司法腐败。按照现行书证收集立法，是否调查收集书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案法官的主观意愿，因此，在当事人遇到取证困难时，往往会通过找关系等方式千方百计求助于法官，利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法官施加压力，使法官接受当事人提出的取证申请并调查有利于该当事人的书证。这显然容易诱发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司法腐败行为。
三、进一步完善民事书证收集立法的设想
在我国，由于受传统诉讼理念的影响，长期以来书证证据收集立法没有得到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应有重视。而国外一般都十分重视书证收集的程序立法，国外学者对于书证收集立法的研究也十分深入。笔者认为，完善我国民事书证收集立法，需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立法和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此，笔者提出以下设想：
晴天霹雳，爱子被追车毁人亡
辽宁省大连普兰店市安波镇杨屯村的村民沙仁刚，有一个22岁的车迷儿子沙兴辉。为了满足这唯一一个儿子的痴情爱好，1999年10月18日，沙仁刚夫妇倾其所有，为儿子购买了一辆红色厦利牌轿车。但由于那段时间父亲很忙，一直抽不出时间为新车上牌照，沙兴辉急得就像一个已把新娘娶回家却又入不得洞房的新郎一样，痛苦难耐。1999年12月14日吃过早饭后，沙兴辉再也等不及了，决定先开上爱车出去兜兜风再说。当他穿着黑皮夹克、灰牛仔裤和白色旅游鞋出现在母亲曲连英面前时，母亲看着英俊帅气的儿子，深情地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早点回家。
沙兴辉高兴地驾车行驶到普兰店市安波镇的十字路口，碰到了同村乡亲沙兴福，便请他上车闲聊。这时，沙兴辉的两个朋友发现他开着一辆崭新的轿车，就提出能否送他们一程。于是，在沙兴福的陪同下，沙兴辉驾车带着两位朋友向他们要去的方向驶去。上午10时30分，当他们由东向西行驶到普兰店至熊岳公路的万家岭路段时，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从后面追了上来。在该车与沙兴辉驾驶的厦利轿车并排行驶时，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人打开车窗伸出一只手，示意让沙兴辉把车停下来。沙兴辉扫视了一眼，发现那辆轿车没有悬挂或佩戴任何明显的警示标志，又见对方气势汹汹，不明来意的沙兴辉便没有理睬，加速向前驶去。而此时白色桑塔纳轿车却继续向前追撵，并开始用别车的方法想把沙兴辉开的厦利车别住，在几次别车都未能得逞的情况下，双方的车速也迅速提高。11时10分左右，沙兴辉的两位朋友匆匆下了车，而白色桑塔纳轿车在持续高速追撵了40多分钟后，依然穷追不舍。当沙兴辉被追撵至瓦房店市许屯镇腰屯村路段时，由于路面结冰，车速过快，沙兴辉驾驶的厦利车发生侧滑，只听“嘭”的一声巨响，厦利车在撞断路边一根木质电线杆后，又连翻了几个跟头栽到路旁的深沟中。沙兴辉被巨大的惯力从车内甩出20多米远，而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沙兴福被摔昏在车内。这时，白色桑塔纳轿车见被追撵的厦利车翻入深沟内，便在事发地急忙掉转车头，迅速驶离了现场。附近的村民见状纷纷向肇事地点跑去，有心的村民记下了这辆车的牌号：辽B6389。
善良的腰屯村村民李学安、李天友等人，将摔昏在车内尚有气息的沙兴福救了出来，随即打电话报警。瓦房店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简称瓦市交警大队）接警后迅速派员到达现场，但此时沙兴辉已经气绝身亡。交警在勘察现场的过程中根据村民的反映，拍下了那辆白色桑塔纳轿车调头离开时留下的车轮痕迹，并记下了车牌号码和有关现场情况。交警很快查实，该白色桑塔纳轿车是瓦房店市运管所的路政稽查车，当时坐在副驾驶座上并示意沙兴辉停车的人，就是该所副所长李景和，其他3人则是该所的工作人员。
事发当日下午3时左右，正在本溪打工的沙兴辉的父亲沙仁刚，接到爱子车祸身亡的噩耗如晴天霹雳。当他赶到医院看到血肉模糊的儿子时，顿感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儿子的尸体旁。母亲曲连英闻听儿子出事后精神失常。而沙兴辉70多岁的爷爷，则整天喃喃自语：“让我替兴辉去死吧！”
索赔无果，老父告状三诉三败
事发的当天晚上，交警对运管所车上的4个人进行了询问，但他们都说没有追车，只是巡路检查到了那里。而李景和也只承认，他只是坐在车里指了一下沙兴辉驾驶的红色厦利车。
1999年12月17日和12月24日，瓦房店市公安局做出技术鉴定和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认定沙兴辉系因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死亡，肇事车辆报废。因交警在事发现场没有发现沙兴辉驾驶的厦利车与运管所的桑塔纳轿车有碰撞的证据，之后又经过调查、论证，认为肇事车辆是由沙兴辉超速行驶所造成。随后，瓦市交警大队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沙兴辉应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由于沙仁刚对一些法规缺乏相应的了解，因此他对这个认定怎么也不服气：明明是运管所的稽查车持续高速追撵，才导致儿子沙兴辉的车毁人亡，怎么就认定运管所一点责任都没有呢？沙仁刚多次向瓦市交警大队要求重新认定，交警对沙仁刚解释说，你儿子的车毁人亡是不是因运管所的稽查车实施追撵导致的，不属于交警部门的管辖，你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沙仁刚还是不服，又向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重新认定，结果还是维持了瓦市交警大队的认定。
但倔强的沙仁刚觉得儿子死得太冤太惨，，他怎么也想不通，作为拿着纳税人薪金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怎么能如此野蛮执法，明知高速追撵车辆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却恣意妄为追撵达数十公里，最终导致车毁人亡！更为恶劣的是，在目睹被追撵的车辆翻入深沟后，竟置驾乘人员生死于不顾，为逃罪责调头就跑，这样冷漠无情道德尽失的人，怎配做一名国家公务人员。沙仁刚决心要讨个“说法”！
在多次找瓦房店运管所的领导要求解决和处理问题无效后，沙仁刚于2000年5月16日制作了《索赔申请书》，向运管所请求赔偿他包括报废的夏利车购置费、沙兴辉的丧葬费及精神损失费合计人民币14.5万元，并保留追加赔偿和追究有关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权利。但瓦房店市运管所的领导和有关责任人，为逃避责任始终不肯受理和解决。而那些目睹事故发生的村民们，在得知运管所的蛮横无理后，纷纷自发地找到沙仁刚，向他表示“只要你需要，我们都会站出来作证，决不会昧着良心做缩头‘乌龟’！”乡亲们的正义和善良，坚定了沙仁刚向运管所讨回公道的决心。
当天，沙仁刚以向运管所申请赔偿的同样理由和请求，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简称瓦市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瓦市法院在审查沙仁刚的材料后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因此没有即时给予立案。当审判人员得知，沙仁刚曾多次去运管所请求解决问题而一再遭到无理拒绝时，便让沙仁刚再去找一次，如运管所仍不受理解决，就以特快专递的方式邮寄送达。同日下午，沙仁刚再次向运管所递交《索赔申请书》书，运管所仍然没有一个人肯接受。于是2000年5月17日，沙仁刚只好通过国内特快专递的方式，将《索赔申请书》邮寄给运管所。但寄出的《索赔申请书》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运管所仍然对此置若罔闻。沙仁刚在索赔无望的情况下，再次请求瓦市法院予以立案审理。2000年7月10日，瓦市法院立案受理了沙仁刚的，并将书副本送达运管所，至此案件进入了诉讼程序。
由于该案在当地尚属首例，瓦市法院在立案7个多月后，分别于2001年2月27日和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诉讼过程中，沙仁刚又向法庭增加确认被告运管所追撵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瓦市法院在经过两次公开庭审后最终认为：本案应当先向行政机关寻求解决，沙仁刚增加的诉讼请求无正当理由，并于2001年9月1日裁定驳回了沙仁刚的。沙仁刚不服瓦市法院的一审裁定，随即于同年9月12日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大连中院）提起上诉。大连中院经审理认为，瓦市法院依照有关法律规定驳回沙仁刚的正确，并于2001年10月30日做出维持瓦市法院原裁定的终审行政裁定。沙仁刚不服一、二审法院的行政裁定，又向大连中院提出再审的申请。大连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认为沙仁刚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又于2002年12月24日驳回了沙仁刚的再审申请。
确认违法，历经六年终获赔偿
面对一次次的挫折和失败，沙仁刚没有动摇讨回公道的信心和对法律的坚定信念。他与委托人静静地思考和认真分析失利的原因和教训，认为自己的诉讼请求之所以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既有运管所对法律的蔑视，又有自己缺乏关键证据的原因。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沙仁刚心想，你运管所不是就不承认收到《索赔申请书》吗？但是我有邮寄给你《索赔申请书》的国内特快专递回执单作证，而且按法律规定，法院也是应该采信的。
2003年3月，当沙仁刚拿着特快专递回执单这一关键证据，再次来到大连中院行政审判庭进行咨询后，经审查认为此案已具备立案审理的所需条件，随即与瓦市法院进行了沟通。2003年4月10日，沙仁刚向瓦市法院再次提起行政诉讼。瓦市法院立案受理后，沙仁刚为防止受到当事人以外其他因素的干扰，请求瓦市法院回避审理本案。大连中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依法符合指定管辖的条件，遂于2003年4月22日做出裁定，指定本案由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简称沙区法院）审理。沙仁刚于2003年5月6日，以同样的理由和请求向沙区法院递交了状。
2003年8月7日对沙仁刚来说，真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在三年多的苦苦等待中，沙区法院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证据战。沙仁刚的委托人杜连成律师，当庭提供了瓦市交警大队拍摄的事故现场照片、国内特快专递回执单、运管所副所长李景和的询问笔录以及律师的调查笔录等24份证据，以此证明运管所对沙兴辉实施追撵，并造成车毁人亡后急忙调头逃离现场的事实存在。
运管所的委托人，在法庭上根本不承认他们对沙兴辉所驾车辆实施了追撵行为，并认为沙仁刚所指控的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李景和在车内指了一下死者驾驶的厦利车，并不等于是在拦截他的车……随后，运管所的委托人也向法庭提供了10份证据，以此证明沙兴辉车毁人亡与运管所没有任何关联。
由于沙仁刚及委托人，向法庭提供的一些与运管所追撵行为有关的证据，大多是一些证人证言和一些书证的复印件，缺乏直接的书面证据，而这些证人证言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的法律效力又相对较低。因此，沙仁刚及其人便及时向沙区法院提出了请求法院调取证据的书面申请。
2003年8月11日，沙区法院在第二次开庭审理后认为，应该依法采纳原告沙仁刚请求法院调取证据的申请。2004年1月15日，本案主审法官刘勇锋和该院行政审判庭庭长郭秀杰等人，顶风冒雪行程一百余公里，走乡串户，依法向涉案车祸的唯一幸存者沙兴福及目击者吕宝荣，吕宝明等5人调取了证人证言。李国栋、张玉明等6人，还集体向法官提供了证人证言。
2004年2月2日，沙区法院在第三次公开庭审后最终认定，沙兴辉所驾车辆损毁和沙兴辉死亡，是由被告运管所工作人员实施了的追撵行为造成的，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运管所工作人员驾车追撵沙兴辉的行政行为，明显属不合理、不适当的行政行为，侵犯了沙兴辉的合法权益。2004年3月15日，沙区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运管所于1999年12月14日追撵原告沙仁刚之子沙兴辉，并造成沙兴辉死亡和其所驾轿车损毁的行为违法。”
一审宣判后运管所不服，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12月26日，大连中院依法驳回了运管所的上诉，维持了沙区法院的原审判决。
沙仁刚历经6年零12天的奔走呼号和漫长苦涩的期待，终于迎来了法律的公道和正义。当沙仁刚从大连中院的法官手中接过终审判决书后，禁不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让亡儿尽快知道这一消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当日下午，他就来到深山中埋葬爱子沙兴辉的墓前，声泪俱下地向儿子宣读着判决书。最后他将自己的头紧紧贴附在儿子的坟茔上，唏嘘地对儿子说：“辉儿，你听到了吧，法院终于为咱们主持了公道，你就瞑目吧。”
一、举证责任分配和举证期限
第一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被告因不可抗力或者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当事由，不能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延期提供证据的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准许延期提供的，被告应当在正当事由消除后十日内提供证据。逾期提供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第二条、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
第三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人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
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
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
第六条、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第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
第八条、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或者应诉通知书时，应当告知其举证范围、举证期限和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并告知因正当事由不能按期提供证据时应当提出延期提供证据的申请。
第九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有关证据。
二、提供证据的要求
第十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书证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提供书证的原件，原本、正本和副本均属于书证的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节录本；
（二）提供由有关部门保管的书证原件的复制件、影印件或者抄录件的，应当注明出处，经该部门核对无异后加盖其印章；
（三）提供报表、图纸、会计帐册、专业技术资料、科技文献等书证的，应当附有说明材料；
（四）被告提供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询问、陈述、谈话类笔录，应当有行政执法人员、被询问人、陈述人、谈话人签名或者盖章。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对书证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物证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提供原物。提供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或者证明该物证的照片、录像等其他证据；
（二）原物为数量较多的种类物的，提供其中的一部分。
第十二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
（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
（三）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
第十三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人证言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
（二）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应当以盖章等方式证明；
（三）注明出具日期；
（四）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
第十四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行政程序中采用的鉴定结论，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通过分析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说明分析过程。
第十五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现场笔录，应当载明时间、地点和事件等内容，并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当事人拒绝签名或者不能签名的，应当注明原因。有其他人在现场的，可由其他人签名。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现场笔录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应当说明来源，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证据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提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内形成的证据，应当具有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的证明手续。
第十七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国语视听资料的，应当附有由具有翻译资质的机构翻译的或者其他翻译准确的中文译本，由翻译机构盖章或者翻译人员签名。
第十八条、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提供人应当作出明确标注，并向法庭说明，法庭予以审查确认。
第十九条、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名或者盖章，注明提交日期。
第二十条、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注明证据的名称、份数、页数、件数、种类等以及收到的时间，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一条、对于案情比较复杂或者证据数量较多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前向对方出示或者交换证据，并将交换证据的情况记录在卷。
三、调取和保全证据
第二十二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
（一）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认定的；
（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
第二十三条、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下列证据材料：
（一）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
（三）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
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
第二十四条、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
调取证据申请书应当写明下列内容：
（一）证据持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址等基本情况；
（二）拟调取证据的内容；
（三）申请调取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案件事实。
第二十五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调取证据的申请，经审查符合调取证据条件的，应当及时决定调取；不符合调取证据条件的，应当向当事人或者其诉讼人送达通知书，说明不准许调取的理由。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复议一次。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作出答复。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经调取未能取得相应证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第二十六条、人民法院需要调取的证据在异地的，可以书面委托证据所在地人民法院调取。受托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委托书后，按照委托要求及时完成调取证据工作，送交委托人民法院。受托人民法院不能完成委托内容的，应当告知委托的人民法院并说明原因。
第二十七条、当事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以书面形式提出，并说明证据的名称和地点、保全的内容和范围、申请保全的理由等事项。
当事人申请保全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提供相应的担保。
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诉前保全证据的，依照其规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保全证据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查封、扣押、拍照、录音、录像、复制、鉴定、勘验、制作询问笔录等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保全证据时，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其诉讼人到场。
第二十九条、原告或者第三人有证据或者有正当理由表明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鉴定结论可能有错误，在举证期限内书面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三十条、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一）鉴定部门或者鉴定人不具有相应的鉴定资格的；
（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
（四）经过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
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式解决。
第三十一条、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三十二条、人民法院对委托或者指定的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
（一）鉴定的内容；
（二）鉴定时提交的相关材料；
（三）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
（四）鉴定的过程；
（五）明确的鉴定结论；
（六）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
（七）鉴定人及鉴定部门签名盖章。
前款内容欠缺或者鉴定结论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鉴定部门予以说明、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勘验现场。
勘验现场时，勘验人必须出示人民法院的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当事人或其成年亲属应当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的进行，但应当在勘验笔录中说明情况。
第三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制作勘验笔录，记载勘验的时间、地点、勘验人、在场人、勘验的经过和结果，由勘验人、当事人、在场人签名。
勘验现场时绘制的现场图，应当注明绘制的时间、方位、绘制人姓名和身份等内容。
当事人对勘验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举证期限内申请重新勘验，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四、证据的对质辨认和核实
第三十五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没有争议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三十六条、经合法传唤，因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当事人在庭前交换证据中没有争议的证据除外。
第三十七条、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
第三十八条、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由申请调取证据的当事人在庭审中出示，并由当事人质证。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由法庭出示，并可就调取该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听取当事人意见。
第三十九条、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针对证据有无证明效力以及证明效力大小，进行质证。
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及其人可以就证据问题相互发问，也可以向证人、鉴定人或者勘验人发问。
当事人及其人相互发问，或者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时，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案件事实有关联，不得采用引诱、威胁、侮辱等语言或者方式。
第四十条、对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
（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法庭准许可以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可以出示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一致的其他证据。
视听资料应当当庭播放或者显示，并由当事人进行质证。
第四十一条、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
（一）当事人在行政程序或者庭前证据交换中对证人证言无异议的；
（二）证人因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
（三）证人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无法出庭的；
（四）证人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无法出庭的；
（五）证人因其他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出庭的。
第四十二条、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
根据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就证人能否正确表达意志进行审查或者交由有关部门鉴定。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交由有关部门鉴定。
第四十三条、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庭可以根据审理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以及是否延期审理。
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原告或者第三人可以要求相关行政执法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一）对现场笔录的合法性或者真实性有异议的；
（二）对扣押财产的品种或者数量有异议的；
（三）对检验的物品取样或者保管有异议的；
（四）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身份的合法性有异议的；
（五）需要出庭作证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五条、证人出庭作证时，应当出示证明其身份的证件。法庭应当告知其诚实作证的法律义务和作伪证的法律责任。
出庭作证的证人不得旁听案件的审理。法庭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但组织证人对质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四十七条、当事人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的，鉴定人应当出庭。鉴定人因正当事由不能出庭的，经法庭准许，可以不出庭，由当事人对其书面鉴定结论进行质证。
鉴定人不能出庭的正当事由，参照本规定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对于出庭接受询问的鉴定人，法庭应当核实其身份、与当事人及案件的关系，并告知鉴定人如实说明鉴定情况的法律义务和故意作虚假说明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向法庭申请由专业人员出庭进行说明，法庭也可以通知专业人员出庭说明。必要时，法庭可以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对质。
当事人对出庭的专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学历、资历等专业资格等有异议的，可以进行询问。由法庭决定其是否可以作为专业人员出庭。
专业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
第四十九条、法庭在质证过程中，对与案件没有关联的证据材料，应予排除并说明理由。
法庭在质证过程中，准许当事人补充证据的，对补充的证据仍应进行质证。
法庭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除确有必要外，一般不再进行质证。
第五十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当事人对第一审认定的证据仍有争议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质证。
第五十一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因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而提起再审所涉及的主要证据，法庭也应当进行质证。
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中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证据：
（一）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
（二）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
（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
五、证据的审核认定
第五十三条、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
第五十四条、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第五十五条、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一）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二）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
（三）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
第五十六条、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
（一）证据形成的原因；
（二）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
（三）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四）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
（五）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
第五十七条、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
（二）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
（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四）当事人无正当事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
（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
（六）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七）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辨明真伪的证据材料；
（八）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
（九）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材料。
第五十八条、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五十九条、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
第六十条、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一）被告及其诉讼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
（二）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所采用的证据；
（三）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
第六十一条、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或者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未向复议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第六十二条、对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鉴定结论，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
（一）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
（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
（三）鉴定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
第六十三条、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
（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
（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三）原件、原物优于复制件、复制品；
（四）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
（五）法庭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优于其他部门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
（六）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
他们此时还不知道，这不仅是渭南市开出的首张执行案件调查令，更是陕西省开出的首张执行案件调查令。
“有了它，律师去调查取证，就像拿了一把尚方宝剑，会‘硬气’很多，但同时不能排除一些单位和部门对此不予理会，或依旧对我们‘打太极’，毕竟，一些市民、单位、部门，对法院的传票都会不予理睬。”对于调查令，陕西齐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松涛的态度冷静客观：“有了这份调查令比以前让我们有底气，如今去各个单位觉得更有力、有效、也硬气了。出台这个调查令，我觉得是个重大进步。”
缘起：一起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本”案件
2014年，韩城市某公司向长安银行贷款逾期未还，长安银行依据生效的公证债权文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由于民事案件中，债权人无权到政府相关部门调查对方资产信息，所以最终因为找不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无奈搁浅。2015年12月5日，渭南中院依法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
2016年7月25日，注定是渭南中院执行工作中不平凡的一天。
这一天，长安银行的律师向渭南中院提出申请，请求向西安、渭南、韩城的国土和房管部门出具《调查令》，调查韩城这家公司以及担保人名下的房屋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信息。
申请：首张调查令最终顺利获得
“申请调查令对我们而言是首次，我们查看了全院、全省，都没有出过执行案件方面的调查令。所以对我们而言，无疑就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谈到调查令，潘兴意味深长地跟记者说。
受理申请后，承办人执行一庭副庭长王亚民多次同担任审判长的执行局副局长潘兴、合议庭成员刘汉超法官沟通、交流、探讨如何办理。审判长潘兴更是高度重视，多方联系，积极寻找法律、政策依据。
为了全力破解“执行难”，克难攻坚，探索创新，有力推进执行工作，潘兴积极向省高院执行局相关领导、有经验的执行法官等请教，多方寻找并参考外地法院的做法，结合当前执行工作现状和前景，精心设计了本次《调查令》的样式。合议庭成员在合议前认真学习了相关法律、政策规定。为了慎重起见，2016年8月18日合议庭首次合议，合议时大家认真负责、大胆发言、各抒己见，并就申请执行人律师提交的《调查令申请书》进行了认真审查，经过大家认真讨论，针对《调查令申请书》的瑕疵问题，合议结果没有同意签发《调查令》。8月22日，陕西尚文律师事务所重新提交了《调查令申请书》。8月23日，经过二次合议，合议庭认为该申请书已经完全符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调查令实施办法（试行）》规定的条件，同意向该律师发出《调查令》。审判长潘兴随即向主管院长周稷作了认真汇报，并将该事项所涉全部材料报主管院长审查。
周稷副院长经过认真审查，即向院长作了汇报，并与办公室主任贤了《调查令》如何用印问题，同时对《调查令》的样式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
经过重重审核，8月23日下午，渭南中院发出了首份《调查令》。根据律师调查结果，如果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则本案恢复执行。如果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则本案不恢复执行。
“我是在近一个月前向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经过渭南中院反复讨论、反复研究、反复修改，才最终得到了批准。”王丽萍说。
渭南中院执行局副局长潘兴向记者展示了这张历时近一个月才终于出台的首张“神秘”调查令：在一张A4纸上，题头写着《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令》，并标有案件编号字样。
调查令中明确了有义务协助调查的单位需要核对持令人身份，并在有效期内向持令人提供调查令所指定的证据。记者注意到，渭南中院发出的《调查令》也明确注明，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如妨碍调查令执行，法院将依法对相关单位和直接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处理方式包括罚款、拘留等手段。在随附日期上，加盖着渭南中院院长私章和渭南中院法院的公章。调查令有效期限15天。
手持《调查令》这把尚方宝剑，长安银行的律师在15天的期限内，到西安、渭南、韩城三地的房管、国土等部门，调取多个被执行人名下的房产、地产等信息，9月7日调查令期满，律师发现其中一人在渭南有房产。随即，申请法院依法恢复执行，申请法院依法查封。
赞扬：“令牌”赢得多方交口称赞
“调查令这一规定刚出台时，大家就在一起议论，觉得这个规定非常好，解决了很多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陕西齐一律师事务所王松涛律师说，“调查令就是法院赋予律师代表法院行使调查权。这就像给律师的一把‘尚方宝剑’，让律师出门调查有了底气，因为此时他所代表的是法院而不是律师本人。”
陕西高院执行局副局长邓世军告诉记者，在执行案件中，随着案件的逐年剧增，法院因为人力、财力资源所限，已难以承受大量的调查工作，而在执行阶段，大量的执行案件让执行法官们早已应接不暇，如果要等法院调查、执行，往往要排队等候，必然引起群众不满。现在有了调查令，可以说是不仅解决了律师调查难的问题，而且能有效缓解法院早已存在的案多人少的矛盾，更为今后破解执行难开辟了新手段、新路子。
长安银行律师王丽萍高兴地说：“我作为律师来说，感觉还是蛮有收获的。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被“终本”执行了，我们通过《调查令》也查询到了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我们也就恢复到执行了。”
“说实话，手里拿着这份调查令，感觉很好，因为我背后是人民法院。”渭南一名律师看到调查令后兴奋地说，“调查令制度不仅减少了司法成本，也减少了申请执行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因为他等待法院调查或者自行调查，所付出的要远远超过于此。”
一、庭前会议程序之本体解说
刑事诉讼中的庭前会议，是指对于重大、复杂案件，为了避免审理期限过长，法官依职权或依控辩双方的申请，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召集控辩双方对庭审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必要沟通的准备程序。[1]庭前会议不是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庭前会议程序有别于庭审程序，法庭审判的主要负责裁判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实体性争议，庭前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处理程序性请求及争议，为了保障庭审阶段集中处理实体性争议清除障碍、铺平道路。
（一）该程序有助于保障庭审程序的集中化，提高诉讼效率
1.维护庭审集中审理。庭审前解决了回避、申请调取证据、出庭证人名单等问题，有效避免证据突袭及临时申请证人到庭等干扰、阻断庭审程序的情形，有助于促进案件的集中审理。
2.明确案件的争点。庭前会议对案件争点、控辩双方有无异议的证据提前进行整理，在正式审判的时候对这一部分将不做调查和辩论，避免了对证据一一举证、质证带来的诉讼资源的浪费。
3.实现程序的分流。通过庭前会议，诉讼各方可以进一步明确案件审理方式，从而实现了案件分流，防止诉讼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二）该程序有助于促进庭审内容的的实质化，促进审判公正
1.实现证据开示。法官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依靠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在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进行了充分的证据展示、交流，有助于法官、人民陪审员集中、客观、全面地接触证据，准确地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
2.加强审查证据能力。庭前会议程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依据辩方的申请对控方欲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的证据能力进行审查，解决公诉方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问题。
3.控辩双方参与协商。庭前会议将以前不透明的法官审查改为当事人参与的透明会议，使诉讼全过程均以“看得见”的方式进行。
（三）该程序有助于实现庭审控辩武装的平衡化，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1.保障辩方知悉权。在庭前会议中，被告人可以了解到自己涉嫌的罪名和和有关情况；知悉合议庭组成人员和申请回避权、委托辩护权等各项权利；检察机关应展示将掌握的所有证据，包括对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证据，被告人及其律师辩护准备更有针对性。
2.保障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处于弱势地位，其诉讼资源、法律素养有限，因此，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至关重要。多数国家一般要求辩护律师必须参加会议。
3.保障辩方调取证据的申请权。相比较而言，辩护方在取证方面能力有限，为寻求控辩平衡，辩方有权从法官那里得到帮助，辩方可以申请法院调取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并申请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
4.保障被告人程序选择权。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明确了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强调了被告人在简易程序适用中的地位。被告人可以通过庭前会议这一平台发表意见，对简易程序的运用施加有效影响。
二、庭前会议程序之比较法研究
（一）美国的庭前会议制度
美国的庭前会议内容十分广泛，立法采用概括式的方式规定动议，除需要陪审团认定的事实性问题之外，其余的全部可在庭前会议中解决。诉讼一方申请庭前动议必须通过审前动议进入庭前会议程序，交由法官裁决，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明确规定除非基于充分理由，否则法官不能推迟做出裁决。在美国通过运用“中间上诉”制度，对审前决议进行救济，对于排除非法证据、证据的披露会影响到陪审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的裁决，允许当事人启动上诉复审的一种制度，确保案件结果的公正性。
（二）英国的答辩和指导听审程序
1995年，英国设立了答辩和指令听审程序。在这一程序中，如果被告人进行无罪答辩，或答辩内容控方不接受，法官就可以根据双方争议确定庭前听审日期，并在听审中进行适当的指导。在答辩和指导性庭审的过程中，法官根据控辩双方的申请作出裁定，就在整个法庭审判中具有法律效力，一般情况下不予撤销或改变裁决，除非申请方可以证明在指导的听审后，相关事项发生实质变化。立法者为该程序提供了充分的救济途径，申请方可以将该裁决上诉到上诉法院，只有上诉产生最后结果时，正式审理才能启动。
（三）法国的预审制度
法国的预审制度是该国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20世纪初以来，法国形成了两级预审制度，即初级预审和二级预审，不同级别的预审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初级预审是的所有刑事案件都要经过的，具体由检察官先制作立案侦查意见书，提请预审法官进行审查。初审法官根据案件情况裁定不予或裁定移送案件的处理。其中其认为构成重罪的案件制定移送案件裁定书，连同证据一起移送至上诉法院预审庭进行进一步预审，即二级预审，二级预审也叫重罪预审。二级预审实行“有限辩论的庭讯审查形式”，由于庭讯不展开充分的辩论，只要求控辩双方简要说明意见。[2]
（四）日本的庭前审查程序
在庭前审查程序上，日本在充分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因素的基础上，除了继续保持状一本主义之外，还进一步完善了“庭审前整理”程序，弥补了受到排除预断的限制和方式的影响。[3]审理准备程序以第一次开庭的时间为界，分为庭前的准备和开庭后的准备。第一次审理前的准备程序，以当事人的准备活动为中心，也包括法院与检察官、辩护人的庭前协商程序，法院认为必要时，在公审期日前，可以随时进行准备程序。出于排除预断的考虑，在协商时不得接触案件的实体部分和证据的内容。针对复杂案件，在第一次公审期日后，主审法官可启动开庭后的准备程序，当事人有权对证据展示的请求或异议、证据能力的审查的申请。以上所有准备事项，都要由书记官制作笔录，并在正式审理时予以宣读，包括其形成过程。
（五）各国庭前会议程序比较分析
从庭前会议的比较考察情况来看，各国家在庭前准备的程序功能的追求上具有相通之处。首先，明确庭前准备的功能定位。各国家均明确指出庭前审查程序均是正式审判前的重要环节，对于严重犯罪案件，一般都要求进行庭前准备，为正确组织审判和顺利开始法庭审判进行提供必要保障。其次，控辩双方参与权。各国的刑事庭前审查制度在设置时，都较好地保证控辩双方的参与权，一般情况都规定辩护律师有权到场。再次，结果一般以裁定的形式作出，具有法律效力，除非是新发现的证据，一般在接下来的程序不得变更；最后，各国立法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影响重大的程序性争议，赋予了申请再次救济的权力。
虽然各国庭前准备程序的立法目的基本相同，但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具体方式却各有各的特点。首先，审查主体不同，英美法系的审查主体有一部分是民间非职业法官。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大多为专职法官。英美法系国家的庭前预审法官和庭审法官，基本已经实现程序上的分离。庭前准备活动的展开是由专门负责履行审查职能的人员实施。大陆法系国家则大多审查法官与主审程序法官不加区分；其次，审查对象不同。英美法系国家的庭前准备程序，庭前审查一般由当事人申请而启动，主要解决审判阶段的程序性争议；而法国的预审制度则不仅解决一些重要的程序性争议，大多情况下还承担着公诉审查的任务，主要由法官依职权启动，并根据案件情况裁定不予或裁定移送案件的处理。
三、庭前会议程序之规范建构
（一）明确庭前会议的启动方式
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人员可以“召集”控辩双方召开庭前会议，法律赋予法院启动权，而控辩双方能否有权启动程序则没有明确。借鉴英美法系针对庭前会议的立法经验，庭前会议的启动可以分为依职权启动和依申请启动两种方式。
1.赋予公诉机关建议权。在办理一些疑难复杂、证据材料较为繁多案件时，检察机关应当填写《召开庭前会议建议书》，在案件移送公诉时一并提出法院。
2.辩方同样享有庭前会议启动的申请权。辩护方作为程序性争议的当事人，也应有权申请启动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向法庭提出《召开庭前会议申请书》，在申请书载明关于庭前会议的主要议题。
3.赋予法院对是否召开庭前会议决定权。主要是发挥其“过滤”作用，防止庭前会议的被滥用。决定召开会议后，人民法院应在庭前会议召开3日前，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通知参加人。参加人应当按时出席庭前会议，若应该参加会议人员未出席会议的，则此次会议不能举行。若被告人未被羁押，由法院应提供场所，供3方讨论之用。若被告人被羁押的，法院应与看守所协商，在看守所设立专门的庭前会议办公室来进行。[4]
（二）界定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
1.庭前会议是否适用简易案件。目前，司法实践中，多个地方制定的庭前会议实施意见均规定简易案件不适用前会议程序。关于简易案件是否适用庭前会议，笔者认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出于对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简易案件基本覆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所有的“认罪”案件，其中也可能存在被告人人数众多、犯数罪导致证据数量大的刑事案件，存在进行庭前证据整理的情形。笔者认为，在制定实施意见时，对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的刑事案件，完全可以不必经过庭前会议程序。对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如果经控、辩、审3方均同意的也可适用。2.对于没有辩护人的案件是否可以召开庭前会议。没有辩护人参加，不建议召开会议。理由庭前会议涉及控辩双方的协商与对抗，有较强的技术色彩，而辩护律师具有专门的法律知识，享有独立的调查取证权和会见权，可以为被告人提出专业意见，在辩护人缺位的情况下，庭前会议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三）细化庭前会议的审查内容
结合现阶段的司法实践，除了回避、非法证据排除、出庭证人名单事项外，庭前会议可以解决的事项主要有以下内容：
1.管辖问题。如果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对案件的管辖提出异议的，审判人员应先征询公诉人意见，公诉人认为异议确有依据的，应及时汇报检察长，在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退回检察院后，移交给具有管辖权的检察院，或报请上一级检察院指定管辖。如果是上级法院指定管辖的，审判长在此阶段应将指定管辖函在庭审会议中宣布，以保证庭审活动的合法性。
2.审判方式选择问题。在庭前会议上，公诉人、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人认为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可以向审判人员说明情况并建议不公开审理。审判人员可以在听取各方意见后，决定是否公开审理此案。
3.审判程序的选择问题。实现程序的繁简分流是庭前会议的重要功能之一，法官应当讯问辩护方对公诉人事实是否为认罪，决定可否适用简易程序。
4.证据展示及调取问题。庭前会议为控辩双方展示证据设置了程序空间，通过庭前会议法庭整理出控辩双方对证据的异议，辩方可以请求重新鉴定、申请法庭调取新的证据等程序性请求。
5.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及刑事和解问题。庭前会议中，可以使民事赔偿问题的大体意向及争议焦点提前得以明确。
6.自首、立功的问题。在庭前会议上犯罪嫌疑人或辩护律师主张自首、立功情节时，公诉人要认真听取、认真核实，为下一步做好庭审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完善庭前会议的程序规则
庭前会议召开程序应为控辩双方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围绕讨论议题交换意见。
1.庭前会议主持人的确定。关于庭前会议的主持者，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是“审判人员”，要求主持人必须具有审判资格。但由案件的审理法官来主持还是有其他法官来主持庭前会议在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在上文的国外庭前会议程序中，英、美等立法先进的国家，都成立了专门的庭前预审法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设立实现庭审法官与预审法官的分立，有效地避免了法官形成预断，提升了法院裁判的公信力。[5]
2.庭前会议应当采用不公开的会议方式进行。庭前会议不是正式的开庭审理，不涉及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仅仅是控辩双方就程序性争议互换证据和意见，不适用公开开庭的规定，同时，采用不公开的会议方式进行，也可以节约大量司法人力资源。
3.庭前会议的流程可以参照庭审的程序。具体由主持人核对与会人员的信息后宣布庭前会议的开始以及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议围绕议题依次顺序展开，一般应先由被告人或其辩护人发表意见，在可以征得主持人的同意后，展示本方证据，公诉人在听取被告方意见、阅看提交展示证据后发表公诉意见。接下来，公诉方在征得主持人的同意后向辩护方展示，辩护方在公诉人证据展示完毕后还可以发表一轮意见。在双方展示证据、发表意见后，主持人还可以安排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发表总体意见，一般应先由辩护方发表意见；主持人在双方发表意见后归纳各方的意见，对会议情况进行整理形成书面材料，由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签名。公诉人作为控方参与庭前会议的同时，还肩负着法律监督的职责，对法院庭前会议的召集情况、参与人员情况、讨论内容、处理结果予以全程监督，发现违法行为，可以当场予以口头纠正，也可以会后向本院检察长汇报，制发书面纠正意见。
（五）强化庭前会议的法律效力
作为一项专门的程序设计，庭前会议应当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具体说，庭前会议的效力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关于程序性争议。经庭前会议认定的程序性事项，回避、管辖、公开与不公开审理等程序性事项以及证人、鉴定人是否需要出庭作证的程序性争议，应当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在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重复提出，应当庭予以驳回，除非能够证明相关证据材料是开庭审理后才知悉的，才可以申请重新提请相关程序裁定。[6]
2.关于证据展示与梳理。主持会议的法官应当制定证据展示笔录及证据展示清单，对有异议证据和无异议证据清单进行总结说明，控辩双方当场确认，对于无异议的部分，发生法律约束力，在庭审时一般不得再提出或调查。对于有异议的证据，初步整理争议焦点后，留到庭审程序解决，以实现迅速、集中审理。
3.非法证据排除。辩护方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院征求公诉方意见，公诉人同意排除的，则不需要推迟到庭审过程中予以解决；如果公诉人不同意的，这需要在庭审中解决。但审判人员可以组织控、辩双方播放同步录音录像，交换非法证据排除的意见等，为庭审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做好准备、提高效率。
注释：
[1]陈卫东：《2012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
[2]韩红兴：《刑事公诉庭前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4页。
[3]在日本大多数刑事案件第一审程序的平均时间，地方法院为3.3个月，简易法院为2.3个月，有的案件甚至需要几年时间。而且审理往往也不是一次连续开庭，而是一个月或几个星期开一次，间断性地进行。参见[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动向》，丁相顺、张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光中：《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4]王家庚：《庭前会议制度在实务中应注意的问题》，载《江苏经济报》2013年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