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0 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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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主义建筑宣言》（Manifestodell''''ArchitteturaFuturista）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必须创造和重建我们的现代化城市，它现在象一个混乱的造船厂，水泥的房子，铁和玻璃，只有在它的线条和造型方面的内在的美才是丰富的，它简单得像机械那样，显得格外残忍，必须把它从混乱的地狱的边缘挽救出来。”
城市远离大自然，环境喧闹，污染严重，住房拥挤，受外界因素影响很大。城市人在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角色矛盾与冲突长期存在，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对其身心健康日益产生着不利影响。
Youandme城市公园便是由此而生的灵感，一个被遗弃的废旧的工业设施，就是一个虚拟的未来世界的场景。它并非象一般传统城市公园被理解是现代城市人生活的“解毒剂”，是放松休息的场所。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简单如机械一样，颓废而生硬，将社会发展给自然与人的心智和神经的伤害集中体现出来。甚至是有意夸张了这种伤害。其目的是为了让世人看到即将由自己创造的悲哀未来，从而引起反思。
传统城市公园的功用我们不能否定，但单纯以减压和放松为目的，并没有解决城市人矛盾心理状态的本质。因此我想给它一个全新的定义，重新诠释自己的公园。我提出的城市公园新概念所包含的就是直视困难和压力，在逆境中寻找平衡的支点，挖掘生活的希望。困难和压力不是某个人的专利，它是客观存在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的，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逃离和放弃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实质性问题，因为我们只能年轻一次，而绝不可能老两次。没有人能预测下一个拐角处会出现什么，但不论是好运或者是厄运，只有准备好的人才可以坦然面对。
2、城市公园创作思路与空间解说
巨大的岩石，的混凝土墙壁，它阴冷、潮湿、破旧，好似缠绕在身边挥之不去的郁闷；生活的钢架、铁器，就像你没有温暖而失落已久的心。或者，这就是你最熟悉的梦，这就是你的心境，飘荡、恍惚、游离……
无限长廊，一头黑暗，一头光明，狭长好似没有尽头。沉重的石块接砌起来的走廊，向远方延伸。漆成暗红的钢筋架桥，在这阴冷的走廊里特别刺眼。湿气像是魔爪，把架桥腐蚀得锈迹斑斑，墙壁上也留下了它的印迹。然而，阳光还是通过井字形的天顶照射了进来，拼命挤进那每一个最黑暗的角落里。那是否也是人们心里最黑暗、最需要阳光的地方呢？一种对光的祈盼，在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阳光耍累了，嬉笑着跑进来，伸了一下舌头，就默不作声，温温柔柔地，洒落一片光影”，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我印象很深，他讲述道：“我们只有透过光才能感受到那异常抽象的大自然的存在。与这种抽象性相一致的是，建筑变得越来越纯粹。阳光在地面上透射出的线性图案以及不断移动的十字架光影表达了人与自然的纯净关系。”大师把光与建筑与自然之间联成了一线，引申了教堂圣洁的内在含义。借助大师的足迹，我尝试引伸出我的设计不同于大师的另一层含义。狭长的通道，刺眼阳光的介入这是情感意识与建筑对坦诚的再现。建筑本身不再有明确功能的定义，它是你我传递心境的媒介，将情感的经验无限延展。简洁的线条和繁复的空间以及各种材质的碰撞形成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人们的迷惘和孤独。
交错过道，几条不同的通路又进入到这个过道形成交织的路网。虽然纵横交错，但并不完全相融相通。在找寻路径的同时，是否会有一种失之交臂的感觉？也许通路就在你旁边，只是你没有选择。生活不存在“选择”一词，发生过的只有一次，选择没有意义，就象生活是没有经过彩排的演出，是没有草图的作品，选择只是假想的一种思维游戏——向左走，向右走？
红蓝钢架空中走廊，完全通透的空间，阳光毫无故忌的直射进来，暖风流过，带有花的气息，美景似乎就在眼前。然而这走廊却又像牢笼，自由、阳光、花香，就在身边，触手可及，却又隔着铁架栏栅。红色的走道，蓝色的框架，你火一样的心是否也被禁锢在冰冷的牢笼里。
水城，公园内休息的地方，画廊、美食、娱乐，坚固的混凝土构架里，尘封了快乐的记忆。我们也许抵挡不住痛苦的侵袭，流亡在迷宫里。
迷宫广场，圆弧形的通路环环绕绕，被水分隔着，时而又会有墙阻碍了视线。路在哪里？存在变得可疑，总是处于存在与虚无之间，在时间流淌中试图抓住一种不断逃离的东西，固执地捕捉那确认了却又迷失，固定住却又离散的一切。捕捉着存在与虚无之间的全新感受，体会着不断捕捉的心理过程。
广场中心的高塔，其实是图书馆。每一层的书籍都是不同层面的，由下至上，从不同的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生活的经历。在最高的平台上或许可以看到夕阳，又或许还有飘落的花瓣。这是不是会让我们有一些感悟？太阳落下去了，明天还会再升起来，花谢了，来年还会再开，它们都会经历最黑暗的黎明或者是最寒冷的严冬重新再现。总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看不到光，我们的生活状态就像一个向下俯冲的姿势，四处不着边的坠落，晕旋，伸出手抓住的也只是无尽虚空的黑暗。而现在，你又会怎么想呢？没有错，我们总是可以把自己推向黑暗，也是可以把自己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关键是我们心里是否有希望。
3、心理与思想导向
公园初看给人的感觉是没有生机、压抑、颓废的，这正是我精心设计的效果。我们都曾经有自己的理想，我们都曾经相信自己有力量，我们都曾经相信自己的追求，相信自己可以拥有，相信自己可以快乐。然而我们往往拥有着更多的却是郁闷、偏执、失落、无奈。在那些给生命刻下痛苦凹痕的日子里，灰心、焦虑，像是每天必要的洗礼，觉得自己在悲伤的海里沉沉浮浮，不论什么时候都有点想哭的冲动，却不知道是为什么。所有美好的东西像是离你远去了，躺在空荡荡的地面上，祈求地球将你吞没。可是，走进去你又会发现这里面处处透露出生机，有着希望的光明。也许这也极像你倍受压抑的心灵，在自己的心里没有面具也没有遮掩，只有在这里才能释放自己。而建筑本身也尽力通过光的灵性和表现力，材质的感染力，空间的张力，塑造出一个沉却又不闷，暗却又不黑，处处有生机暗存的空间。生活本就是考验，希望是靠挖掘才会有的。
关键词：建筑装饰；人文精神；发展
建筑装饰作为建筑的组成部分，以其形态的直观性、结构的独立性、内容的广泛性和文化同构性，在表述社会文化内涵方面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建筑装饰艺术所表现出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往往渊源于人们所寄托的思想感情，这也就是它独特的人文性。当然，二者也是相辅相成的，在装饰承载着社会的人文精神的同时，这种人文精神反过来也影响了建筑的表现形式。
一、对人自身的反思
我们已经知道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主张以人为尺度和标准来衡量一切价值。所以要发扬人文精神首先就是对人自身的研究探讨和哲学反思。它的内涵丰富，包括人的信仰、理想、道德、情操、审美及思维方式等许多方面，着重体现在建筑装饰中的则是人的审美意识的擅变和人本回归的精神。
1.当代审美意识的嬗变和建筑装饰的多元异化趋向。因为当代美学中人的主体意识的加强，使人们认识到审美情趣多样化和多层次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建筑装饰作为建筑中审美的直接因素也必然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当代建筑装饰无论从内容、造型还是材料、色彩都出现了这种趋向。表现形式上或写实或写意，或具体或抽象，或粗犷或细腻，或富丽或简洁，都突出了各自的风貌。当代人文精神对人自身的重视提升了人在审美过程中的地位，当代美学将美定义在审美主体人的心理接受过程中。由于人的多样性，美的内涵亦趋于多样，同时，对人为心理的深入研究使得反美学亦具有审美价值。正是在这种美学背景与影响下，建筑装饰出现了多元异化的发展趋向。
2.大众意识的觉醒和建筑装饰的世俗化趋向。人文精神的逻辑出发点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这里的人指的不是单个独立的人，而是一种集体概念，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文精神所倡导的对人的关怀主要指向的是社会大众，普通百姓的需求被放在第一位。在建筑设计中，建筑师开始关心建筑使用者――社会意义上的人的社会需要。建筑民主化制度的建立反映了建筑对社会大众文化价值的认同。以大众意识的觉醒为前提，世俗化的建筑装饰也自然而然的为人们所接受。人们不会因为对“艺术或技术的无知而不知所措，它让人们觉得熟悉，使人们觉得这种物质环境是后工业社会中一个普通人所适合而接受的。……传统建筑装饰的形式、比例、意义等严肃性内容不再是建筑装饰的绝对标准，轻松、幽默或带有强烈刺激的通俗化装饰也在设计中占有一席之地。随着对人文精神中“人”的范畴理解的深入，社会大众意识逐步觉醒，传统建筑装饰从严肃走向通俗，同时，通俗化的生活题材演化为装饰化的实物，这种双向融合构成了当代建筑装饰的世俗化趋向。
二、人与自然的思考
随着人们对空间环境的认识、深化及认识自然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人们从消极防御自然的不利因素转向利用自然界的有利因素来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建筑的生态观和环境观发生转变。环境意识与生态意识的确立也正体现了当代人文精神中对人的需求、人的价值和人类命运的关注。
1.环境协调意识与建筑装饰的有机化趋向。在当代的建筑装饰实践中，环境意识往往表现为人―建筑―环境的整体意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话和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其实质是关照建筑的使用者一一人及其精神感受、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所以说追求建筑与环境的协调意识本质上是表达在建筑中的人文精神。当然协调手法是多种多样的，有机化的建筑装饰就是其中的一不中。
2.生态保护意识与建筑装饰的可持续发展趋势。当前建筑装饰中可持续发展思想“大多是生态原则、低能耗技术、传统和地方性等以往各类‘环境友好’观念与技术的合成”。生态学的原则和当代技术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建筑装饰中实现的基石。而且，可持续性设计不仅仅包括环保和生态目标，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等目标也包括在其中，有着广泛的人文含义，具有广泛的普遍性，是将人们生理上、精神上的现状和其理想状态结合起来的完全整体的设计。
三、人与文化的思考
这个文明与文化碰撞的二十世纪，尤其是后半叶，科技的飞速发展，地理空间的压缩，交流方式的进步，成全了现代性在全球传播的辉煌。“世界文明”成为潮流。在这股大潮的涌动下，西方中心主义和物质消费主义所带来的文化趋同和文化无根，强烈的冲击经过几千年悠悠历史沉淀下来的地方文化和历史文化。“国际风格”使地球上的城市越来越雷同，庞大冷漠、单调匾乏的方盒子也使得人们越来越无法忍受。“本土回归”意识和“传统复兴”意识正是在这种与世界性文化对抗的背景中觉醒。虽然它是作为一种修正现性主义建筑的姿态出现，但其基本动机是出于本土建筑的现代化和传统文化复兴的理想，是当代人们的一种价值取向、理想信仰，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关怀。这里的人即不是一个抽象的对所有人的通称，也不是单个独立的人，而是特指地域范畴和历史范畴上的某个“群体”的概念。所以，从本质上讲，这种“本土回归”意识与“传统复兴”意识仍然是人文精神的某种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云南十八怪，泥土当瓦盖”，说的就是云南土掌房。城子村的土掌房，是墙柱共同承重体系。以土、木、石为其主要建筑材料，在密楞上铺柴草或干松毛抹泥的平顶式屋顶。屋顶以圆木平铺，用细树条，蕨草、松针等物铺平，再以稀泥涂抹，使顶面平整，再在上面捶打稻田里的熟土”（图1、2）。墙壁为泥土夯制而成，也有用土坯砖砌筑，在城子村，土坯称为“土基”2）做法与普通的土坯不一样。这里土掌房依山势而建，层层叠叠，上下相通，左右相连，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环境理想。
环境审美理想——“天人合一”
明中叶以后，随着回、傣、苗、壮各少数民族的迁入，形成了泸西彝寨壮乡聚居的“原始”格局，从而使别具特色的民族风情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此外汉族自迁入之日起，彝汉文化就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融合，形成了今天以彝汉为主，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互补互融的文化格局，具体表现为古彝汉风。城子村的土掌房正是彝汉文化融合的结晶，因此，分析其环境审美理想必须从彝汉文化出发。
从彝族的太阳历及原始宗教哲学及自然崇拜就可知，彝族的哲学的思维方法是形象整体思维方法，认为天地万物与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只是这个环境体系中的一部分，环境中的每一个子系统是相互联系，彼此依存，因此彝族村寨及土掌房在选址时必是从整体出发，调和各子系统的关系，以达到选择最佳的人居环境的目的。彝族是云南人口最多的后进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山区、半山区，为了长久定居，他们有自己一套关于村寨或者民居选址的一套法则。由于封闭落后，发展不平衡，他们的哲学思维还处于朦胧的状态，宇宙万物是一个混沌体。他们的思维、理念、哲学等意识形态源自于原始宗教。彝族长期生活在大山里，一直以自然为伴，在与自然共生共存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原始宗教，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巫术祭祀等。这些原始宗教都是以对自然的崇拜、尊重为出发点，他们把自己周围的山、树、动物、河、井等当作神圣的东西加以崇拜，认为一切均有神灵，即泛灵信仰。“泛灵信仰（animism），又译为万物有灵论，指一种相信由精神存在物激活自然的信念”[11]。彝人认为自己是自然界的一份子，而不是自然界的主宰。这决定了他们的民居选址必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天地人和，他们统一于这个自然场域中，敬畏各种神灵，以之和睦相处。
山林崇拜其实也就是彝族原始，在彝族人民看来大山、树林是有灵性的，它能感知人类，能对人的行为进行奖善罚恶。从科学的角度看，这是愚昧无知，对大自然恐惧的表现，但正是这样，才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环境意识，在村后有一片茂密的树林，彝族人称之为“龙树林”。村民每年都要定期进行祭拜，称为“祭龙树”、“祭山神”，正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强化仪式”积淀为彝族独特的环境审美文化心理结构。村民说“与环境共处，本来就应该这样”，在这里你能真切体悟“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意境。可见，彝族的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后代影响深至骨髓。在彝族中，住屋既是他们的栖身之地，也是诸多鬼神居住的处所。这在彝族住屋结构和布局装饰方面都有相应的反映和体现。各种类型的房屋从室外到室内及室内陈设和家具，处处皆存在不同的神鬼，如门神、柱神、火神等，各神灵之间秩序井然，都有自己的神位。拿住屋里是最大的神——祖宗神位来说，彝族人相信祖灵一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在堂屋的供桌上置一个神位，来供奉祖先，这里神圣不可侵犯，这些神灵与人一起构成土掌房的内部环境。
儒家的这种偏向对城子村土掌房的影响为建筑与环境的整一和合，以及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的秩序性、教化性，注重建筑环境的人伦道德之审美文化内涵的表达。最明显的是在“中营”、“小营”3）出现了类似北方四合院的住屋形式。例如“将军第”4）（图3）、“张冲故居”、“滇黔纵队指挥部5）……”此外传统民居的装饰装修和细部处理及题材大都能反映儒家的文化，比如“二十四孝”“大禹治水图”……这里我们发现儒家的宗法制度与彝族社会内部的家族制度非常相似，彝族社会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以父权制为核心，十分重视伦理秩序，故儒家文化在这里获得生存的土壤。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崇尚自然，道法自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追求天人合一的环境理想。道家天人合一的环境哲学、道法自然的环境审美态度同样深刻的影响到村寨的布局，土掌房随着飞凤山的山势灵活布局，再加之它的建筑材料的生态性，从远处看，城子村土掌房群落就像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样，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既追求自然的淡雅质朴之美，另又注重对自然的直接因借，与山水环境契合无间，布局自然，宛自天成，给人以自然质朴的美感。
城子村的环境审美模式
城子村在明朝是广西土府第五任土司“昂贵”[13]的府城所在地，受汉文化影响较大，内地的风水学理论在这里得到普遍传播。从城子村落的布局来看，是按照五位四灵的风水模式进行选择的。传统风水认为，选地要选雌雄交合之地，其风水美的象征意义是“生生不息”。中国古代风水歌吟：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藏积万金。“《藏经》也说：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頫。”[14]华南理工大学唐孝祥教授在其专著《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中对“五位四灵”的环境模式做过系统的阐述：“五位，即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四灵，即道教信奉的四方神灵：（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15]这种模式通俗的讲就是龙脉蜿蜒，群山环抱，曲水环带，基址居中城子村正是在这样的风水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选择的（图4）。城子村坐落于。飞凤山，头枕金鼎山，金鼎山蜿蜒盘旋，曲屈起伏，连绵数十里，飞凤山中间突起，状如龙首。城子村作为一个小环境，处在这样一个龙形之势的大环境中，符合“人之居处宜以大山河为主，其来脉气最大”。“龙无砂则孤，穴无砂则塞”，要求砂山左辅右弼，略低于主山。古村坐落凤山腰，东临龙盘山，西接玉屏、笔架山（相对方位），北对芙蓉山（又名木荣山），太阳山、月牙山左右峙立护卫，略低于主山。这里的座座山岭，绵延不断，蜿蜒盘旋，众星拱月般的簇拥着来龙山（图5）。中大河流经村头，飞凤山前是一块平坦宽阔的水稻田（图6）。中大河从村子的前方流进来，是为天门开，财气、福气、运气顺着河水流进来，而水流从村子右后方流出，这里还有另一座山“龙盘山”，两山夹一谷，地形狭窄，是为地户闭，锁紧财气流出，同时乌烟瘴气顺水流出。的确，山是大地的脊梁，水是生灵的乳汁，没有水，人就无法生存。城子村的彝族是以定居的农耕文明为主，同时在农闲时节，也进行狩猎活动。背山面水的格局是以这样的经济生活方式为逻辑依据的。站在在飞凤山腰，放眼望去，可见村前有朝山（芙蓉山）、案山，左右分布太阳山、月牙山。村落正好位于群山环抱中，深山藏古村，人与自然达到了完美的和谐统一。群山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保护村民世世代代生活于此，满足了他们趋吉避凶的心理需求，不愧是一块藏风聚气的风水宝地。综上所述，城子村的环境模式符合风水术所说的“觅龙、查砂、观水、点穴”四大要点；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左、右、前、后对应四方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符合五位四灵的环境模式，是理想的藏风聚齐之地。
环境审美意向
“居前有牧地，居后有梯田，是彝族理想的聚居地”[16]，这是彝族建村立寨的基本原则，也是地形使然。城子村寨的整体布局依山就势、顺山势而行、层层跌落，整体空间西高东低、背山面水（图7）。彝族人民十分注意并善于利用地形的起伏来进行村落建设，土掌房的设计与地形配合得很巧妙。在建筑物的配置上也是尽量顺应自然、随高就低、蜿蜒曲折而不拘一格，从而使建筑与周围的山、水、石、木等自然物统一和谐、融为一体，并获得“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效果。建筑与环境形成的整体和谐气氛，使人的全部生理心理机制活跃起来，相互催化融合，心旷神怡。
关键词 儒家思想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
The Promoting of Confucianism to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ZHOU Yu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0)
AbstractConfucianism is profound, and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China, and had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to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occupies a pivotal position, it contains positive elements, can be taken as a valuable resour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play a role pf promoting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content of which there will be serious constraints of feudal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nly to enhance the positive factor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correct guidance, do keep the essence, remove the dross, to make Confucianism play an active role i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Confucianism;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1 儒家思想的主要精神
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未曾止息的发展使它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它沉淀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复兴的深层次精神支柱。同时也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系统，其主要精神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孔子在继承殷周对天的敬畏的同时，把天的人格内涵变成具有必然性特质的命运，其中既包含宗教的色彩，又包含人的道德与天的规律性的合一。孟子则在此基础上更多的强调人界定天，而不再强调天的主宰性和宗教意义。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到汉代，演变成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他将阴阳五行的学说引入了儒学，由此提出“人副天数”之说，鼓吹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论。张载则把“天人合一”看成是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协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儒家繁杂的天人合一思想中既有正确的观点也有错误的理论，但是从其对民族文化推进作用和深远影响来看，其思想是在充分肯定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以及对人类行为与自然界相互协调的关注。
第二，“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儒家不仅维护“礼治”，而且还提倡“德治”，非常重视“人治”。 儒家认为国家是否有序应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 “礼”是法的一种形式，它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如果违反了“礼”所设的规范，就必须受到“刑”的惩罚。 其“德治”主义则是主张通过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不是通过外在的纲条而是通过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向善，知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种积极的方式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而这一点也正是法律制裁所不能从根本上办到的。 儒家的“人治”主义，是把人当作具有复杂变化性和有主动选择性以及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对人的特殊性、可能的道德发展及同情心的重视，“德治”强调道德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教化者本身的道德水平，所以这也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着巨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又发展为了“为政在人”等过于极端的“人治”主义。
第三，“忠恕”、“五伦”的处事原则。“忠恕之道”即推己及人的仁爱之心是孔子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总的指导原则，所谓“忠”指忠诚待人。所谓“恕”，指宽厚待人，这是仁者爱人的两个不同方面。孟子将全部人际关系分为五大类，提出“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成为调整社会人际关系的准则。儒家思想中严重的等级观念及男尊女卑的观点是典型的封建残留，是与当代社会完全不符的，应当被摒弃，然而其中的仁爱思想等一部分却又是可取的，这些正确道德行为取向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
第四，“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主张义和利的结合，他们强调“富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义然后取”的原则，反对 “不义而富且贵 ”的行为。 儒家义利观强调的是重义轻利，重公义，轻私利，当利和义发生矛盾时，把义放在首位，舍生取义。
第五，中庸原则。历代儒家都把中庸看作是道统正传，它在儒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强调中和、和谐， 反对过犹不及，反对固执一端而失之偏激或片面，“叩其两端”来把握事物，这种中庸的思想不仅成为了儒学的主要思想方法，同时也成为了儒学的道德原则。当人的心性修养能达到“中和”境界也就能与天地万物相和谐。而儒家和谐观的重要内容也正是以中为度，中即是和。
2 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儒家思想作为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着人们人生观、价值取向、行为标准的形成，我们若能将其积极因素发扬，必然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发扬儒家思想中的德治思想，使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推动有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发展，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
儒家很倡导忧国忧民的思想，并且重视将这种忧患思想转化成为爱国爱民的积极行为，政治上的人治与德政。儒家清楚地提出来治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是修身、齐家，对于每个人而言，道德是立身、事业、理想这三者之本。儒家同时还非常注重执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带头领导作用，要求执政者先正己后正人，要忠于职守和洁身为民。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就需要各级领导的带头作用，在法治的同时做到以德服人。
（2）积极倡导仁爱思想，追求克己为人，有利于建立安定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思想认为可以通过一个人对待父母的态度来推断他对国家、社会、他人的态度，家庭伦理可以作为教化社会的工具用来推己及人，提倡在全社会形成仁爱之风。儒家主张平等待人，提倡宽容精神，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强调自责与自律，与人为善，不与人为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的这些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人际关系面临着更加多样复杂的考验，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这些进入社会的八零九零后大多数都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们身上缺少的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宽容精神，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不够成熟，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而儒家的仁爱、平等、宽容的精神正好可以给他们正确的指导，处理好各种人际问题，建立安定和谐的人际关系，提高其道德素质，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倡导重义轻利，反对利己主义，建立正确的人生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复杂多样，利己主义乘风而上，儒家思想中重义轻利，重公义，轻私利，当利、义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把义放在首位，舍生取义的精神早就被人们遗忘，在物质水平飞速提高的今天，精神文明的建设更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将儒家重义、重公利思想融进市场经济的个人意识中，可以抑制利己主义，更有利于引导人们在不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去追求个人利益，使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建立正确向上的人生观，从长远方向取得生产经营的成功，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共同发展。
（4）提倡中庸精神，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都有着贵和尚中的观念上，对实现和保持和谐局面的都有着共同的期盼，这是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做事不采取极端方式，求大同而存小异，对于集体利益的着力维护，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是普遍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各领域发展的趋势，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人口的环境的矛盾问题等等，必须要建立起合理的发展观是能继续健康的发展，儒家中庸精神的适度思想，以中和的方式做事，以维护各方面的和谐发展的观念正好可以为当今构建社会起到一定的思想指导作用，使人们在发展中循序渐进而非采用极端方式，构建和谐持续的发展观，使人们在积极进步的同时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
（5） 加强诚信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儒家思想中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即崇尚信义，重视诚信。在当今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诚信早已不仅仅是个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更是体现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整体的社会之间是否能融洽、协调的重要标准，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重要体现，更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然而，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诚信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反而成为了社会健康发展的阻力，诚信问题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强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力弘扬儒家诚信思想，全方位各方面地开展以诚信为中心的道德建设。首先要加强各级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各级公务员的诚信建设，对全民起到带头作用，同时要加强学生诚信教育，从小培养正确的道德观，然后，对广大人民要做好诚信宣传工作，把几千年来中国儒家中的诚信教育推广开来，让人们在回归传统文化的时候理解到诚信的重要性，大力推动诚信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的主流意识，几千年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一直都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但是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的多种原因，至今仍然有很多人对儒家存在着偏见，不少人仍然认为“儒家思想”是“四旧思想”而需要破除，不可否认儒家思想中存在着一些不可取的封建思想，但是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仍然有着很大一部分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儒家思想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那一部分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保留发扬，创造出由中国特色、民族精神的精神文明，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思想与理论，得到更好的推动。
参考文献
[1]李明辉主编.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1997.
关键词：汉字；去汉字化；再汉字化；汉字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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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这个题目以“普通语言学”的眼光审视，暗含着一个“制度陷阱”，因为它预设了汉字的文化属性，而文字的定义――依西方文化的教诲――早已被否定了文化内涵。手头一本已经翻烂了的伦敦应用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译本）对文字的定义是：“用惯用的、可见的符号或字符在物体表面把语言记录下来的过程或结果。”也就是说，文字的存在价值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个冰冷的定义让中国人显然很不舒服，它和我们传统语文对汉字的温暖感受――“咬文嚼字”、“龙飞凤舞”乃至“字里乾坤”――距离太远了！抽出我们的《辞海》，看看它对文字的定义：“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对人类的文明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就在西方语境中尽可能照顾了中国人独有的汉字感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首先是因为汉字字形有丰富的古代文明内涵。且不说汉字构形映射物质文明的林林总总，即在思想，如《左传》“止戈为武”，《韩非子》“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字形的分析总是一种理论的阐释，人文的视角。姜亮夫先生说得好：“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画一个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轻重为判。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详，人所崇敬也。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1]69我们可以说汉字的解析从一开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纯语言学的意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又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甚至带有文化元编码性质，这种元编码成为中国人各种文化行为的精神理据。汉字在表意的过程中，自觉地对事象进行分析，根据事象的特点和意义要素的组合，设计汉字的结构。每一个字的构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是造字者对事象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而这种样式的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为基础的。也说是说，汉字的孳乳，是一个由“一”到“二”的过程，由单体到合体的过程，这正体贴了汉民族“物生有两”、“二气感应”、“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文化心理。
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意象使汉字具有卓越的组义性。莱布尼茨曾说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而这一特点离不开表意汉字的创造。在汉语发展中大量的词语组合来自汉字书面语的创新，由此大大丰富了汉语书面词汇。组义使得汉字具有了超越口语的强大的语言功能。饶宗颐曾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2]183他说的正是汉字极富想象力且灵活多变的组义性。难怪有人说汉字就像“活字印刷”，有限的汉字可以无限地组合，而拼音文字则是“雕版印刷”了。比较一下“鼻炎”与“rhinitis”，我们就可以体会组义的长处。《包法利夫人》中，主人公准备上医学院了，却站在介绍课程的公告栏前目瞪口呆：anatomy， pathology， physiology， pharmacy， chenistry， botany， clinical practice， therapeutics，hygiene and materia medica。一个将要上大学的人，对要学的专业居然“一字不识”，这样的情节在中国人听来匪夷所思。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更在于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第二语言”作用，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汉字的这一独特的文化功能，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索绪尔晚年在病榻上学习汉字，明白了“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3]51汉字对汉语“言语异声”的表达进行观念整合，达到“多元统一”。这样一种“调洽殊方，沟贯异代”（钱穆语）的功能，堪称“天下主义”！一位日本友人说，外国人讲日语，哪怕再流畅，日本人也能发现他是“外人”。而她走遍了中国大地，中国人并不在意她的口音――在西北，有人以为她是南方人；在北方，有人以为她是香港人或台湾人；而在南方，人们则以为她是维族人。中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整合性，在这位日本人看来，与英文相似，是天然的世界语。（当然，汉字的“世界性”和拼音文字的世界性，涵义是不一样的。）汉字的观念整合性，一方面自下而上，以极富包容性的谐音将汉语各方言文化的异质性在维护其“言语异声”差别性的同时织入统一的文化经纬，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以极富想象力的意象将统一的文化观念传布到九州方域，凝聚起同质文化的规范和力量。由此我们可知，汉字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正如柏杨所说：“中华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4]472
与汉字的观念整合性相联系的，是汉字的谐音性使地方戏曲有了生存空间。汉字的观念整合走意会的路径，不涉音轨，客观上宕开了方音艺术的生存天地。在汉字的语音包容下，汉语各方言区草根性的戏文唱腔与官话标准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相安无事，中国几百种地方戏曲源远流长，由此形成西方拼音文化难以想象的异彩多姿。汉字保护了方言文化生态多样性，也就保护了中国各地方文化的精神认同和家园意识。当然，这种保护是有代价的，即方言尤其是中原以外的方言及其戏曲，不再具有汉字的书写性，从而不再在中华“雅文化”或者说主流文化中具有话语权。
汉字作为一种文化，在汉民族独特的文学样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里，与其说是汉字记录了汉文学，毋宁说是汉字创造了汉文学的样式。在文字产生前的远古时代，文化的传承凭记忆而口耳相传。为便于记诵，韵文形式的歌舞成为一种“讲史”的仪式。闻一多解释“诗言志”之古义即一种历史叙事。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韵文史”渐渐不堪记忆和叙事之重负，西方产生了散文化的叙事诗，而中国却是诗歌在与散文的“混战”中“大权旁落”，淡出讲史的领域，反过来强化其诗。在这一过程中，汉字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复旦大学的张新教授在多年前就颇有见地地指出：“文字的肌理能决定一种诗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与西方文字相比，中国文字具有单音的特点。单音易于词句整齐划一。‘我去君来’，‘桃红柳绿’，稍有比较，即成排偶。而意义排偶与声音对仗是律诗的基本特征。”西方艺术虽然也强调对称，但“音义对称在英文中是极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单复音错杂。”另一方面，“中西文法不同。西文文法严密，不如中文字句构造可以自由伸缩颠倒，使句子对得工整。”张新认为，“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5]在复旦大学的“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2003级新闻系同学对汉语是什么的回答，此时听来更有体会：汉语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浩渺的汉宫秋月；是珠落玉盘的琵琶，“推”、“敲”不定的月下门，“吹”、“绿”不定的江南岸；是君子好逑的《诗经》，魂兮归来的《楚辞》；是千古绝唱的诗词曲赋，是功垂青史的《四库全书》……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回答：汉字记载了浩瀚的历史文献，汉字形成了独特的书法和篆刻艺术，汉字具有很强的民间游戏功能，等等等等。一旦我们用新的视角审视这个历久常新的问题，我们就会从中找到中西语言文字、中西文化、中西学术的根本分野。此时，我们完全可以重新为汉字定义：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
二、从去汉字化到再汉字化
中国独特的人文传统有三个通融性：
其一是小学（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的通融。许慎强调想接绪历史传统、读懂儒家典籍，就必须对汉字的形音义关系进行正本清源，字义明乃经义明，小学明乃经学明，强调汉字是“经艺之本”：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许慎《说文解字序》）许慎的“本立而道生”实际上借助字学（小学）建立了经学与识古（史学）之间的同构关系，消解了典籍散佚所带来的历史认同危机。经学建立的记载阐释历史的模式得以延续。
其二是经学内部表现为文史哲的通融。苏轼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已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在我们看来，这“意”，就是汉字元编码为传统文史哲提供了统一的思想资源和表述方式。因此清代经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经、史之所以相通，实际上基于汉字的表意思维或元编码：表意汉字既是一种对事实的照录（“史”的方式），又是一种对世界的形象表达（“文”的方式），还是一种对现实独特的认知方式（“哲”的方式）。文史哲的通融，实为汉字表意性元编码的体现。
其三是小学内部表现为语言与文字、书写文本与非书写文本的通融。我们分别表述为字词通融和名物通融。首先看字词通融：汉字倾向于使自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来记录汉语的语符（语素或词），这要求汉字保持一个有意义的形体、一个音节、一个词义三位一体。这种对应使得汉字的字义与词义、字形与词形之间难分难舍，呈现一种跨界、整体通融性，体现了汉字与汉语独特的既分离又统一的张力关系。再看名物通融：从言文关系看，汉字代表的是一个语言概念单位，而从名物关系看，汉字对应的则是一个现实物，这就要求汉字对现实物具有形象描摹性即绘画性特征。如“仙”这个简化字，字面义是用“山中之人”的意象去表达某个现实物的。汉字的这种意象性打通了书写与绘画、书写与物象的界线。这种书写与非书写之间的越界，进一步造就了汉字书法、文人画这样的书写编码与非书写图像编码相通融的文化景观。
这三个通融显示了汉字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本位性。“本立而道生”，说明汉字不仅是汉文化的载体和存在基础，也是中国语文得以建构的基本条件。
中国语言学的科学主义转型主要发生在“五四” 前后的新文化思潮时期。该思潮引进了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把文字看作是单纯的记录口语、承载语言的科学工具，因此将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和口语看作是文字优劣的唯一标准。根据此标准，远离口语的汉字成为五四先驱们的众矢之的。废除汉字、提倡文字拉丁化和白话文， 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颠覆，这成为“五四”时代的主流思潮。我们将这种思潮称之为“去汉字化”运动。此后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去汉字化”一直是中国学术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八十年代起，去汉字化所造成的传统断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批评。不断有学者强调写意的汉字与写音的字母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汉字是独立于汉语的符号系统，要求对汉语、汉字文化特性重新评估，提出艺术、文学创作的“字思维”或汉字书写原则，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对去汉字化和全盘西化的批判，越来越表现出回归汉字的情绪，“再汉字化”思潮初露端倪。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言学，是“再汉字化”思潮的先声。文化语言学把语言学看作是一种人学，把汉语言文字看作汉文化存在和建构的基本条件。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中以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前辈学者为代表的本土学派的研究传统的继续，文化语言学强调汉字汉语独特的人文精神，强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文史哲融通的大汉字文化格局中研究汉语，尤其注重汉语中的语文精神即汉字所负载的传统人文精神的研究。郭绍虞是最早提出汉语的字本位性的学者，文化语言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汇通中国社会科学诸领域，进一步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两大主题。
文化批判方面的思考主要有：批评五四以来汉语研究的西方语本位立场[6]，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研究是“印欧语的眼光”[7]，将“五四”以来的归结为“去汉字化运动”[8]，五四以来中国学术在西方文论面前患了“失语症”[9]，五四白话文运动过于强调语言的断裂性，要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走向进行重估[10]，反思现当代文学中的“音本位”和“字本位”思潮[11]，对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以汉字本位为特征的“母语写作”思潮进行总结[12]，《诗探索》从1995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关“字思维”的文章。有论者认为，关于母语思维与写作的讨论，“将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前一次可能扭转今后中华文化乾坤的大讨论。”
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考主要有：强调汉字对汉语的影响及汉语的字本位性质，提出文化语言学理论、汉字人文精神论（申小龙1988，1995，2001）；提出字本位语言理论（徐通锵1992、1998，苏新春1994，潘文国2002）；提出或倡导文学的“字思维”原则（汪曾祺1989，石虎1995，王岳川1996）；提出汉字书写的“春秋笔法”是中国学术的话语模式（曹顺庆1997）；中国经学是“书写中心主义”（杨乃乔1998）；提出以汉字和汉语的融合为特征的“语文思维”概念（刘晓明2002）；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叶秀山1991）；提出汉字是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强调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既是汉语的最基本问题，也是汉文化的基本问题（孟华2004）。
“再汉字化”思潮或中国学术的“汉字转向”的核心问题是汉字与汉语、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以及汉字在这种关系中的本位性。
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和学术转型都是围绕汉字问题展开的，抓住这一点，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史的许多根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在西方国家，由于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学术界普遍将文字看作是语言的工具，文字学甚至不是语言学内部的独立学科。国内学术界自五四以来引进了一种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文字学立场，将汉字处理为记录汉语的工具，汉字的性质取决于它所记录的汉语的性质，汉字独立的符号性及其所代表深厚的人文精神被严重忽视。重新评估汉语言文化的汉字性问题就是文化语言学的“再汉字化”立场。它不是简单地对传统语文学的肯定和回归，而是要求重新估价汉字在汉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利弊，以实现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差别化和对话：一方面使自己成为西方学术的一个有积极建设意义的“他者”，同时又使西方学术成为中国学术的积极发现者。因此，中国学术二十一世纪面临一个“汉字转向”的问题：汉语和汉文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汉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这是中国学术，包括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存在的基本条件。这种“再汉字化”立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为世界学术所贡献出的最为独特的东方理论视角。
“再汉字化”转向，也顺应了世界学术的大趋势。当代世界学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二是文字学或图像转向。
所谓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在文史哲诸人文领域开始思考世界存在的条件是建立在语言的可能性基础上的，文学、史学、哲学都开始关注语言问题，并从语言学那里吸取方法论立场。复旦大学的文化语言学在八十年代举起了中国学术语言学转向的大旗，其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界、文学界等人文学科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谓的文字学转向，一般认为肇始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他的“文字”概念是广义的，泛指一切视象符号，如图像、雕塑、表演、音乐、建筑、仪式等等，当然也包括汉字、拉丁字母这样的狭义文字。德里达的基本观点是，现实、知识、真理和历史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因此，文史哲在考虑自己研究对象的存在条件时，由对其语言性的思考再进一步转向对语言、文字、图像三者关系性的思考。因为现实、历史和知识不仅仅是以语言为存在条件的，文字、图像也同等重要（在今天的“读图时代”尤其如此）而且更易被忽视。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汉字是一种极为独特的符号系统，它处在语言和图像中间的枢纽位置，它既具有图像符号的视觉思维特性，又具有语言之书写符号的口语精神。中国文化的汉字本位性一方面抑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像思维，又抑制了汉语方言的话语精神，汉字自身替代了图像、话语，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学、知识、思维、现实存在的最基本条件。这就是汉字的“本位性”问题。该问题构成了中国学术、中国文化最核心和最基本的问题，学术界和文化界对该问题的觉醒和重新阐释，这就是“汉字转向”或“再汉字化”。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引领中国上个世纪末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再次擎起“文字学转向”的旗帜，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再汉字化提出的汉字文化的新视角，基于这样一种学术理念：语言（言）、文字（文）和视象符号（象）三者构成了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条件。中国语言、学术、文化的基本问题是一个汉字的问题，即以汉字为枢纽，在言、文、象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格局中研究其中的每一个要素，并将这种以汉字为本的言文象三者既分离又统一看作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它要求我们冲破传统学科分治的壁垒，在一个大汉字文化观的格局下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学术立场也可叫做“新语文”主义。
以“再汉字化”为宗旨的汉字文化新视角研究，具体围绕五个基本主题：
第一，汉字文化特性的研究。
第二，汉字的语言性研究。
第三，汉字的符号性研究。
第四，汉字书面语研究，具体分为三个层次：
（1）现代汉字书面语的历史发展研究。
（2）现代汉字书面语的文化特性研究。
（3）现代汉字书面语的网络形态研究。
汉字文化新视角的研究，预示着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在一个世纪的“去汉字化”的历程之后，将要实现“再汉字化”的世纪转向。这一转向的本质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重新确认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远大前景。
参考文献：
[1]姜亮夫.古文字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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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柏杨.中国人史纲（上）[M].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
[5]张新.闻一多猜想――诗化还是诗的小说化//新诗与文化散论[M].学林出版社，1995.
[6]申小龙.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是思辨录[M].学林出版社，1989.
[7]徐通锵.语言论[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8]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J].文艺研究，1996，（2）.
[10]郑敏.世纪末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文学评论，1993，（3）.
[11]郜元宝.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J].当代作家评论，2002，（2）.
[12]乐.母语与写作[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关键词：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采矿工程；大工程观；专业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Discussion on the Idea of Large-scale Engineering in Specialty Teaching of "Excellent Engineer": a case study of Mining Engineering
Zhao Xiaozhi,Li Ming,Wang Ji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handong Zibo 255091 China）
Abstract: The“Excellent Engineer Training Program”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a significant measure in China’s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mining engineering was selected the first batch of The plan to build professional. Through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mining engineering major’s engineering character and non-engineering character, called large-scale engineering,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related content of building the idea of large-scale engineering in teaching of mining engineering major,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teaching method of specialized teaching, learning system, practice teaching, innovative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so on.
Keywords: excellent engineer training program; mining engineering; the idea of large-scale engineering; specialized teaching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重大改革项目，也是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的重大举措。该计划旨在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为国家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战略服务[1]。采矿工程入选首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建设专业。
早在20世纪90年代，由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等7所高校承担完成的《重点理工科大学人才素质的要求和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研究》的成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工程教育的大工程观，这一观点主要是指：在国际化的背景下，从社会、市场需求和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构建新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学习体系，构建系统整合、整体优化，综合化、宽基础的学习系统；以学生为主体，重视发展个性和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探索和发现，使之成长为具有工程意识、工程兴趣、工程能力和更强适应性与创造性的工程人才。随着我国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一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工科院校的认同和重视。
1 采矿工程专业的大工程特性
采矿工程专业教育直接面向国民经济中的矿业，矿业因此而构成采矿工程专业教学的工程背景。矿业是开采和选别有用矿产，提供燃料、工业原料和建筑材料的生产部门；生产对象有煤、油页岩、石油、天然气、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有元素和非金属矿等。
我国矿业历史悠久。殷周的青铜，春秋战国的铁业，秦汉的井盐，汉魏的煤，魏晋的天然气，成就即已可观。当今，矿产资源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资源之一，矿业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95%的能源资源和80%以上的工业原料。我国仅固体矿产产值在世界固体矿产总产值中就占16.53%，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由一个矿业弱国跃入世界矿业大国的行列。
1.1 采矿工程是多学科大综合、大交叉的学科
采矿工程专业的工作对象是一个由自然地质条件、矿床开拓、采矿方法、岩体支撑、凿岩爆破、矿山运输与提升、采掘机械、矿井通风与安全、矿山排水、矿石的选别及加工、开采损害预防与环保、矿业经济决策与组织管理等构成的复杂系统，是众多技术门类的集成，具有工程学科的高度综合性特征。
由于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采矿工程问题本身的综合性、复杂性不断增强，学科交叉的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与新兴学科的广泛交叉，使得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学科分支不断出现，学科界线逐渐模糊化。例如，矿石开采过程中的落矿、矿井地压、开采沉陷、露天边坡、岩爆、冲击地压等岩石力学行为，运用一些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已很难做出圆满的解释和解决，因而必须在更大的范围，更多的领域探求。通过交叉学科与多学科的途径来处理和解决复杂的对象是已为近年来科技发展所证明了的一种重要途径和趋势。
1.2 采矿工程受非工程因素的影响日益广泛
现代社会的发展表明，任何工程都不是孤立的，都会与其他许多非工程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如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安全，矿山开采会影响到当地社区公众的各种利益等等。因此，采矿工程技术人员所面临的不单是技术和工艺问题，往往涉及政治、经济、市场、法律、生态、地域、心理和生理等众多因素。
1.3 采矿工程受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深入
全球化的实质是物质、资本、人才、技术及文化的全球流动，是资源与市场在全球的重新配置，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竞争加速变化。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潮流，它也是全球矿业发生深刻变革的根本原因，目前矿业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行业，矿产品的贸易、矿业资本的流动、矿业服务等都已实现了全球化，同时还将受到全球性问题和事件的影响。矿山企业不仅关注如何从地下采出矿产，加工矿石和在矿山经济寿命结束时就闭坑的一系列技术问题，而且在国际视野中更加关注社区公众利益问题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以及影响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类问题。
全球化提出了为了适应全球化采矿工程专业教育和现代采矿工程师的新的要求，这些要求当中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趋势推动下的教育思想的变化。卓越计划培养学生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具有国际视野的前提是要了解各国文化和通晓国际规则[2]。
1.4 采矿工程是一个总是具有开创性的专业
航空工程的先驱者，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有句名言：“科学家研究已有的世界，工程师创造未来的世界。”矿产资源的地质赋存条件及其品质因地而异，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矿床；即便是同一矿床的不同地段，也是有差异的。资源赋存条件不同，自然丰度存在差别，意味着开采加工条件有难易之分。针对不同的矿种和矿床，甚至同一矿床的不同地段，对工程技术人员来说都可能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对象。如矿床覆盖层的厚度决定采用露天开采或者地下开采方式；矿体厚度、地下水、温度、岩石应力的集中与分散、地质构造情况等都会影响采矿方法、工艺设备的选择。与其他工程领域相比，采矿工程专业具有创新性的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卓越工程师培养过程中，应强调创造性人格的培养，加强学科渗透作用，把人格教育与常规专业教学结合起来[3]。
1.5 采矿工程专业人才的需求特征发生了质的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矿山企业对采矿专业人才的需求发生了从单纯需要技术人才到需要技术与文化相结合的创新人才的变化。单纯掌握采矿技术与工艺的人只能是一个“技术人”，对矿产开采业来说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工程人”。21世纪矿山企事业对人才的具体要求将是：要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宽广的专业知识，要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具备科学人文素质和终身获取知识的能力，具有热爱矿业、愿为矿业发展做出贡献的思想品质，以及能胜任艰苦工作的身心健康的体魄。
知识范型和传播方式的深刻改变，非工程因素对工程问题影响的更加增多，使得采矿工程学科的界线逐渐模糊，许多工程事物都属于复杂系统，而许多社会需求的实际问题又常常是系统工程，这些变化必然会在采矿工程界的人才需求方面表现出来。
所有这些都给采矿工程专业的教育教学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这就是要求在大教育、大工程的视野中建立工程人才的培养模式。
2 采矿工程专业的大工程教育观
大工程教育观的核心“在于强调综合和创新：综合化培养人才，培养的人才要有系统的观点和创新精神”。国外工程教育有较长的历史，它们的教育实践也说明这一点，如美国工程教育界面对新时代快速而巨大的变化，对“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工程师”的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并日益达成共识：现代工程师应该是个多面手，要具备正确判断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良好的交流能力、合作精神以及一定的领导组织能力；要懂得如何去设计和开发复杂的技术系统、如何处理好工程与社会间的复杂关系；要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与能力，既能胜任跨学科的合作，又能适应将来风云多变的职业领域。
学校教育是工程师成长的重要基础环节，首先要注重学生工程精神和工程意识的培养教育；工程精神和工程意识是卓越工程师的优秀精神品质的集中体现，也应当是高等工程教育的灵魂[4]。
2.1 转变思想观念，按大工程教育观构建采矿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工程类人才知识的综合性、人才能力的创新性、人才素质的通识性，深刻反映出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共性。在采矿工程专业教学过程中要建立起一种新的培养模式，这就是要在对人的本质、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以科学精神、工程意识、人文素质、技术水平、创新能力相互结合的总体人才培养目标，强化采矿工程教育的综合性、实践性、战略性的特征，注重工程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树立全面的素质教育观，培养和谐的、全面发展的采矿工程人。
在专业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和人的自我完善，围绕着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而进行，不仅要注重工程工具理性，更要重视工程的终极理性，把每一个人都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统一体来看待，不仅仅是教授知识，还需要激发智慧，更需要培养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需要进行真善美的教育。
2.2 以大工程教育观为指导，建立新型的专业学习体系
（1）采矿工程专业新的学习体系的建立应该以现代采矿工程人才需求特征为指导，有利于学生个人的发展和成长，强调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调动各种学习资源，建立起不同教学内容、各个教学环节、多种教学方式之间相互关联，综合集成的专业学习体系。
（2）面对21世纪科技飞速发展，社会对采矿专业人才的需求必然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态势。要适应这种多变的环境，就必须依靠厚实的基础。基础学科是技术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生长点和发展的根基。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条件是基础学科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基础课程的设置要增设一些面向未来发展所必备的基本知识，并在内容和时间上占有适当的比重，以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和基本素质，形成学生毕业之后进一步发展的潜能。
（3）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学科交叉、渗透与综合，现代工程的科学性、社会性、实践性、创新性、复杂性等特点更加突出。采矿工程是由“勘探－研究－设计－建设－运行－经营－管理”等环节组成的工程链。每个环节都存在着大量的技术、经济以及人文、环境等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在各个环节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随着这条链的后移，经济、人文内容的比重将逐步增加。因此在构建课程体系时，大力提升传统意义下的“非专业”课程的地位，使之成为能够兼容科学、技术、经济、文化、道德、环境、社会发展等诸方面，体现时代综合发展的课程体系。
（4）高度重视人文科学的教育。采矿工程专业文化氛围不浓，学生的文化陶冶、人文素质和文化底蕴不足是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人文泛指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人文不但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是一个价值体系、伦理体系；人文为工程技术启示方向，解决工程技术的价值理性等问题。科学技术课程挤占了人文和艺术课程应占的分量，或者把人文和艺术课程的教学放在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专业教育就会偏离求真、求善、求美的本质，受教育者在利益驱动下展开竞争，竞争可能扭曲人性，人也就难以得到全面的发展。
（5）在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方面，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实际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质疑、批判精神，注重对知识的拓展和创造，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从被动学习到主动探究，创新学习。创新能力是卓越人才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而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是批判性思维[5]。例如，为了培养学生对工程问题的分析能力、解决工程问题的综合能力，可以采用类似于MBA案例教学方法，开设“采矿工程案例分析”课；还可推行研究型学习方式，由教师提出问题，给出任务，让学生像工程师一样地工作，在复杂的情境中进行探索，去研究和发现隐藏在问题中的规律。
（6）重视课堂外的教育。课堂以外的空间，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有重要作用。专业学习系统不仅应有列入培养计划中的教育内容，还应包括未列入培养计划中的教育内容。开设第二课堂，开展创新活动，实行导师制，实验室开放等，从多个方面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
2.3 面向采矿工程实际，强化专业实践教学
采矿工程是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理论联系实践理应成为专业教学的办学指导思想。但是，近年来教学中存在的重“学”轻“术”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实践教学实际上处于被“软”化的局面。一是实践环节的学时数由于体制改革进程的不定性和教学经费投入的不足而受到削弱；二是能接待实习实践的矿山企业很少，企业担心接待实习会影响生产，同时还担心学生的安全，国有企业不接受，民营企业没这个能力；三是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不足，企业中有经验的工程师又难以进入人才培养的环节。
采矿工程师作为矿山工程设计、生产、系统运行与控制，经济决策与经营管理的主要策划与执行者，其本身的质量与素质，直接关系到工程经济与安全。进入矿山企业的毕业生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实习实践学习过程是难以承担实际工作的。采矿工程专业教学的人才培养必须面向矿山实际，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构建新的实践教学体系，增加和加强课程设计环节，毕业设计要尽量结合矿山生产或科研真题真做，提高设计内容的综合性、设计过程的实践性以及毕业设计的完整性，设计教育重在培养学生掌握现代工程设计的思想、方法及分工协作的精神；实践教学和实践训练应由局部到全局，循序渐进，始终不断线。由此才能使学生所学知识活化，真正理解工程的本质，把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动手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合作精神、创新品质、自学能力等真正落到实处。
（2）对于实验而言，要增加独立设置的实验课门数，改变目前实验课依附于理论课的状况，增加研究性、设计性、综合性实验项目；切实实行实验室开放，要求学生自主完成一定数量的实验项目，独立计算学分。开放实验室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新途径，其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创新学习的能力[6]。
（3）加强采矿工程专业产学研合作教育的研究，在合作形式、合作内容、合作层次等方面建立良好的产学研互动关系，保证专业实习实践教学有稳定的企业支撑。企业学习阶段是“卓越计划”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点，因此，相应的企业培养方案应该成为专业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7]。
2.4 营造一个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文化氛围
采矿工程是一个总是具有开创性的专业。提倡创新教育，就是要求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启发、诱导等方法手段，激发学生探求新知识新技术，从而能够推陈出新，有所发现，有所突破, 使之在科学、技术和领导力等方面以更好地适应世界和未来。
在采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一方面要开设一些创造学、创造力开发训练、创造工程等课程，另一方面，应在各个教学环节中渗透创新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教给学生相应的科学研究方法；通过专业课的学习或创造思维训练与专业课的有机结合，提高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独特的专业创造力。另外还可以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学生创造一种多元的、开放的学术生态环境。
2.5 强化职业素质养成，提高学生采矿工程专业的职业意识
职业素质是指学生能力在未来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中，个人职业成就和自身成长的集中且综合的表现，是具体的专业能力以外的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如学习任务的组织实施能力，工作和学习方法的应用能力，人际关系合作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意志力，以及一个人的人格独立性和专业责任心等。职业素质养成是以培养人的发展潜能和从事某种职业的潜意识，以及提高就业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实践活动。
社会经济发展对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更高的要求，用人单位对应聘者的标准普遍提高，既要看学历，又要看能力，既要看是否懂专业，又要看是否懂管理，既要看技术水平的高低，又要看学生是否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强化采矿工程专业学生职业素质养成，能使学生形成学习本专业的情感动力和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心理感悟，职业素质养成是采矿工程专业教学不可缺少的内容。
2.6 强化教师的工程素养
现在大学科技成果的评价方向强调论文和SCI、EI，强调纵向科研课题，大多数教师对自己的发展定位也势必会向这个方面努力，于是工程背景被淡化，教师队伍自身缺乏“工程训练”。在中国高校从事工程教育的教师一般都没有太多参与一定工程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经历，也没有多少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到大学任教，对于采矿工程专业大批年轻的教师，这个问题尤为突出。老师不会做工程，又怎么能带出善于做工程的学生呢？
教师队伍的工程素质和水平对于专业教学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采矿工程专业教师，不但要求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特别重要的是应具备一定的矿山工程经验。否则，很难体会到矿山工作的真正特点，也就不能在教学中突出矿山工程问题的特殊性，不利于运用大工程观来培养学生。美国ABET对工科学校的教师要求是：多元教育背景，工程经验，教学的经验和技巧，沟通的能力，学术水平，参加本专业的工程学会或是成为注册工程师。这样加强了教师与工程界的联系，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缩短了学校与工程实践的距离。
3 结语
当今工程专业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为学生提供跨学科、综合化、高集成的知识背景。因为一项工程事实上已经不是一个学科或一个专业的事物，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所面临的问题需要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知识来解决。为此，迫切需要改变狭窄的“技术教育观”，树立大工程教育观。既要加强工程专业教学的基础性、通用性，构建系统整合、整体优化、综合化的大基础教育体系，又要防止专业教育的学术化、理论化倾向，重视工程的实践性、应用性，重视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兴趣、工程能力，探索卓越工程师培养专业教学独特的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1]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EB/OL] ./high/tbch/2010/zygcs/中国教育新闻网，2009,7,19.
[2]林健.面向世界培养卓越工程师[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2(2):1～15.
[3]叶清.大学生创新人格特征及其培养[J].教育学术月刊,2010(11):73～74.
[4]徐长山，梁权，赵艳斌.工程精神论纲[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26(9):35-39.
[5]林健.面向世界培养卓越工程师[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2(2):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