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治理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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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作者：刘广兵 刘伟京 李小路 徐明 单位：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工业生产的水资源消耗和污水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压力，工业经济仍未摆脱“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纺织业等传统的高污染、高消耗行业产值分别排在第4，5，6，7位，4个行业工业产值占一级保护区工业总产值的25.0%。一级保护区内产值最高的前100个企业中，37%属于高污染、高消耗行业。一级保护区内有纺织企业637家，占企业总数的6.5%，但纺织行业COD排放量居各行业之首，占排放总量的37.21%。无锡市区、宜兴市和吴江市主要工业污染源均为纺织业，纺织业COD排放量分别占各地工业排放总量的29.5%，54.7%和83.1%。一级保护区工业经济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3）外来人口多，人口密度大一级保护区人口为207.7万人，陆域范围平均人口密度约为1600人/km2，是江苏省平均人口密度（748人/km2，2008年）的2.14倍。一级保护区内有6个工业园区，产业定位包含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人口的聚集，外来人口占一级保护区人口总数的33.6%。其中吴江市外来人口比重最大，达到45.1%，其次是无锡市区，外来人口占39.0%，2地区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均在一级保护区平均水平以上，一级保护区人口及外来人口分布见图1。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虽然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但给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根据统计，太湖一级保护区COD排放量为17816t/a、氨氮排放量为1781t/a、总磷排放量为346t/a、总氮排放量为3424t/a。一级保护区面积占整个太湖流域的3.7％，COD、氨氮、总氮、总磷排放量分别占流域总量的3.1％，2.8％，3.5％，6.0％。一级保护区工业用水66.58万t/km2（江苏省为3.44万t/km2），工业废水排放量3.13万t/km2（江苏省为2.53万t/km2），生活污水排放量6.62万t/km2（江苏省为2.71万t/km2）。可见，一级保护区污染物排放水平接近太湖流域整体水平，总磷排放强度甚至超过了整个流域；用水及排水强度已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污染物的高强度排放和水资源的高消耗对太湖生态环境产生直接影响。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严格控制居民点工矿用地规模，一级保护区内凡新建工业企业（项目）必须进入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区，改、扩建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和省地方政策法规且在经过有权部门的严格审批后方可施行。一级保护区内的开发区数量及规模维持现状水平，近5年不再批准新建和扩区的开发区。新建居民点必须在城镇总体规划区内，近5年一级保护区内城镇规划区维持现状水平，不再批准新建和扩区的城镇总体规划[5]。调整工业结构（1）清理整顿重污染企业一级保护区范围内严禁新建、改（扩）建包括纺织染整、化工、电镀、造纸、钢铁和食品（啤酒、味精）等重污染行业的项目。对区域内164家六大重污染行业企业实施提标改造，按照清洁生产二级标准重新核发排污许可证，达不到排污许可证要求的一律依法关闭。区域内尚没有接管的重污染企业必须接管。按照《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办（2004）47号）要求，对产生危险废物的搬迁单位必须按照要求制定土壤功能修复实施方案。（2）提高产业集约化水平，鼓励发展第三产业发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能力，积极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采取关停、转移、转型和转化等方式，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依法推进的工作机制，坚决限制和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危险、低效益的企业、生产工艺和产品，提高整个区域产业资源的集约化程度[6-7]。大力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科技、高产出”产业，加快形成节约、环保、高效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产业结构向“三、二、一”的转变，加快形成区域内服务内容丰富、服务对象配套、服务功能协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制定行业规划和完善市场机制，促进以生活服务为主体的传统第三产业改造、提升、转型，大力发展以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生态旅游、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国际服务外包等为重点的生产业，逐步形成一级保护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新格局，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模式。优化城乡布局，调整人口结构（1）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控制外来人口增长限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处于低端的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科技改造，提高技术含量，淘汰旧产品，培训提高工人技能，尽可能地减少用工人员。（2）限制一级保护区内城镇规模优化太湖一级保护区城乡布局，发展紧凑型都市圈，科学合理地限制城镇用地规模，不得扩大城市规划区范围，城市规划区以外不得新建住宅小区，严格控制建设用地面积。

通过对太湖一级保护区进行调研，得到了以下的结论。（1）一级保护区土地开发强度为17.2%，已超过苏中苏北地区，并直逼苏州市开发平均水平，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必将带来高强度的污染物排放。今后一段时间内必须限制城镇发展规模，并严格控制居民点工矿用地规模。（2）一级保护区产业积聚度高，企业密度是江苏省企业密度的4.2倍，且未摆脱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必须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清理整顿重污染企业，提高产业集约化水平，鼓励发展第三产业。（3）一级保护区人口密度大，是江苏省平均人口密度的2.14倍；外来人口多，占总人口的比例达33.6%，加剧了一级保护区的环境压力。必须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控制外来人口增长。

第2篇

南水北调工程的总体布局基本合理，规划的引水方案基本可行。根据规划中的东、中、西三条调水路线的具体供水范围和各方面条件，近期应首先建设东线工程，尽快完成穿黄隧洞，将水送到天津，先通后畅、先小后大。

东线工程应当重点解决：

1．补充胶东地区水资源不足；

2．为停止津浦沿线超采深层地下水创造条件（这已经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3．为开发黄河以北运河以东地区创造条件，这一地区地广人稀，濒临渤海，是今后城市港口重点开发的地区，必须解决淡水资源问题；

4．为天津干旱年份供水提供保证。东线工程沿途有适宜的调蓄场所，可以逐步加大供水能力，适应用水量逐步增加的特点。东线工程的关键是要治污先行，加大治理污染的力度。

为缓解北京市和黄河以北京广沿线城市工业发展用水的紧张局面，并控制地下水超采，中线调水工程也应及早兴建。但作为中线工程水源的丹江口水库可供水量不稳定，供水区与受水区同丰、同枯的机会很多。建议引水量不宜过高；引水路线过黄河以后分高低两线供水：高线应沿京广铁路以西修渠，以供城市用水为主，规模不宜超过30亿立方米／年，但要求稳定供水；低线应沿原规划的“引黄入淀”路线，将水送到白洋淀及其附近洼地，一方面补充地下水，另一方面沿途用于农田灌溉，引水量可随丹江口水库可引水量的大小变化，不要求稳定引水，干旱年份可多用地下水调节供水不足。中线分高低两线引水，可以缓解沿途缺乏调节水库的矛盾。

南水北调工程必须立足于节水和治污的基础上，在城市增加供水的同时，必须加强污水处理，把处理后的污水用于农田灌溉和城市绿化。在节水未达到一定标准时，不宜增加供水。

第3篇

1.1土壤被酸化被污染土壤酸化的主要原因有:1)在肥料配比上，我国氮、磷、钾比例约为100∶45∶17，这种化肥配比结构不合理，呈现氮肥用量偏高，钾肥用量偏低。加上无机化肥过多，有机肥太少，不合理的肥料配比结构容易使得土壤的化肥营养元素发生偏向性富集与流失，积累性过程造成土壤酸化，地力下降。2)挥发性农用化学产品等可经由一定的路径，先进入大气，形成第一次大气污染;随后引起酸雨，形成二次污染，间接造成土壤酸化及农业设备腐蚀等危害。土壤酸度增大，许多对植物生长有益的微生物(如固氧根瘤菌)的硝化作用都会受到抑制，当pH＜4．0时，硝化作用完全停止，土壤中有机质的分解会显著减慢。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指出:“耕地质量问题凸显，区域性退化问题较为严重，农村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1.2农用地膜产生多重污染农用地膜属高分子有机化学聚合物，在土壤中非但不易降解，而且降解之后又产生有害物质，逐年积累下来，从4个方面影响土地生产力:1)残膜造成土壤的通气性能降低，透水性能减弱，养分分布不均，影响土壤微生物活动和正常土壤结构形成，最终降低土壤的肥力水平;2)由于土壤残膜碎片改变土壤结构，影响正常土壤渗透现象，消弱了耕地的抗旱能力，甚至引起土壤次生盐碱化严重的后果;3)由于残膜影响和破坏土壤理化性状，必然造成农作物根系发育困难，影响作物正常吸收水分和养分，致使产量下降，据农业专家介绍:每亩地的土壤中残膜达到3．9kg时，玉米减产11%～23%，小麦减产9%～16%，蔬菜减产14．6%～59．2%［6］;4)农膜含有的增塑剂等不利化学物资，它们可能在土壤中挥发，对农作物特别是蔬菜作物产生毒性，破坏农作物叶绿素的合成，致使作物生长缓慢或黄化死亡。

1.3水质恶化农业环境污染对于水体的污染是极其严重的。农用化学物的施用对水质的影响主要有4条路径。

1.3．1转换化肥等农用化学物极其容易转换成氮氧化物，各种氮氧化物进入地下水就影响饮用水的品质。

1.3．2水体营养化作用据测定，农业施用的化肥等农用化学物高达65%不能被有效利用，流入水体，造成水体营养化。

1.3．3气态循环部分农用化学物具有高挥发性，使用气态形式进入大气，通过降水进入水体，导致地下水中氮磷物质含量增高、江河湖泊富营养化。

1.3．4渗透在农田中，农用化学物所含的氮损失性外漏，导致地下水的硝酸盐富集，影响地下水质。

1.4产生大气污染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环境污染对大气的污染方式至少有4种。2．5．1操作方式在一般施用时，一些挥发性强的化肥和农药会随风飘扬，污染大气。

1.4．2转换方式水稻灌溉期间犹如沼气池，在适度的气候等条件下，氧氮化合物、甲烷等气体会冒出来，产生大量CH4、CO2等温室气体，不但形成室温效应，而且还能够引起臭氧层的破坏。

1.4．3反硝化作用方式在土壤反硝化微生物作用下，农用化学物的增加，会使难溶态、吸附态和水溶态的氮化合物还原成亚硝酸盐，转化生成氮和氮氧化物进入大气。

1.4．4焚烧方式我国每年产生各类农作物秸秆约6亿t，其中大约50%未被有效利用［7］，秸秆随处堆放或就地焚烧，严重污染了大气环境;在进行农业作业时，田边茅草的焚烧加重了这种污染，导致大气污染加重。

1.5对人类的危害农用化学物对人类的危害主要有直接与间接方式。虽然，人体自身具有分解或排泄有毒物质的本能，但当污染物长期持续侵入而超过人体本身的解毒能力时，污染物质便在人体体内逐渐累积，引发内分泌紊乱，造成人体正常激素失常，表现在发育、生殖、精神、情绪等多个方面。严重的会造成人体器官机能病变，甚至死亡。

2农业环境污染的治理对策

农业环境污染危害极大，必须治理，建议采取下列对策。

2．1应明确现阶段农业环境污染的责任主体要进行农业环境污染治理，必须明确中央政府是农业环境污染的责任主体。首先，农民不是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主体。主要理由:1)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在我国，个体农民不是法定土地产权业主，作为集体土地的承包人，以社会现行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正常农业生产，法律是许可的，无法要求个体农民承担农村环境污染责任;2)保证粮食安全。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主导下，化肥、农药用量也急速增加，到2013年，我国化肥使用总量已经超过7000万t，农药超过170万t(见表1)，而真正被利用的不超过35%。农民无法成为大量面源性污染的责任主体。其次，把地方政府列为农村环境污染的主体也不是很适当的。主要理由有:1)资金来源问题。各地农村地方政府比较穷，拿不出多少钱来搞农业环境治理;2)投入与受益问题。事实是，当地确实出现了环境污染，但是往往倒霉的是下游区域。如果缺乏良好的区域间补偿与惩罚制度顶层设计与执行，建立起利益科学分享体系，再好的政策组合也无法完全奏效;3)地方政府责任问题，由于自然流域的延伸与政府系统的保护，无法界定地方政府的责任。再者，农村面源环境污染治理具有一定公共产品性质，按照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在众多的责任群中，作为全国农村社会管理者的中央政府，应当推为是全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总负责者。中央政府应当勇敢地承担起责任，统帅地方政府，投入资金，集聚各种治理资源，动员全体农民参与，合理确定各类参与者的责任、权力与义务，形成全国一盘棋式规划，并严格行动之。

2．2政府要有所作为由于国家管理体制的方式决定，农业污染治理还需进行顶层设计。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到突破口。

2．2．1完善农业与环境政策我国的《我国21世纪议程》和《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均强调了“农业与环境政策一体化原则”。我国不能再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考虑保障粮食安全这一唯一目标，还必须同时兼顾农业与整个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2．2建立环境友好的农业技术与推广高效体系要全面监测农田环境容量和耕地质量;建设高效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提高农业技术使用效率;积极推广成熟的化学品使用技术。

2．2．3实行对流域的综合规划与管理应在国家规划下，以流域/河网区域为治理单元，进行综合治理，基于节氮、控磷、控药，建设农田生态拦截系统，原位减低对农田污染排放。

2．2．4完善农业环境保护立法我国可以有针对性地从国际环境公约、法律、条例、法规等4个方面入手，系统梳理，建立起完善的农业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2．3要完善有机产品市场建设我国已经属于市场经济，应尽可能将农业环境污染的治理引入市场诱导规则。在环境物权逐渐明晰的状况下，尽可能利用市场规则进行调节。在农业领域内，与化学促成农产品相对应的是有机农产品。来自国家认监委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机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达5000多家，有机生产面积已经达到200万hm2之多，全国共有23家认证机构开展有机产品认证活动［8］。有机农产品市场已经初步建成。但是，也出现了随意打有机产品的招牌等现象，扰乱了有机农产品市场，间接破坏了治理农业环境污染的努力，有机农产品市场的完善建设显得十分紧迫。

3．4控制农用化学物资使用农用化学物特性各异，控制方法也必须科学、有针对性。农药对生态环境的危害首先表现在它对土壤、水和大气环境的污染。研究农药污染的途径有利于污染的治理(见表3)。因此，要打出“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制定最严格的农药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使用标准、合理使用农药、调有效防治措施、加强重点控制等”组合拳，有效遏制农药污染。科学施用化肥是主要的土壤培肥措施之一。施用的化肥主要以4种方式转化与被吸收(见表4)。应引入农业环境评价体系和循环经济的概念和方法，实施流域综合管理，结合监测和普查，完善农业环境安全的评估体系;加强农民专业技术组织的建设，推动面源污染控制成熟技术的推广应用和研究示范。农膜技术的推广在实现农作物大幅度高产稳产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不溶解、不腐烂的废旧、残留农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残留农膜的白色污染。环境激素污染问题已成为国际环境科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实现农村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环境激素防控。“控制源头、约束品质、科技领先、意识先进”，控制“源头”，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保持食物多样性，才能有效减少环境激素的危害。

2．5构筑现代生态农业产业链依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生态农业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合理组织农业生产，通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功能与配套技术，实现农业生产与资源保护和资源增殖相结合，使农业综合效益最佳的一种可持续农业(见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以粮食加工企业和饲料、肥料厂为纽带联系了农业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渔业三大系统集成，以形成良性循环。

3结束语

第4篇

平安县省级认定的畜禽规模养殖场达33家，主要分布在三合镇、古城乡、沙沟乡和洪水泉乡，其中：奶牛规模养殖场2家，肉牛规模养殖场4家，生猪规模养殖场8家，肉羊规模养殖场9家，蛋鸡规模养殖场4家，肉鸡规模养殖场5家，獭兔规模养殖场1家，还有大小规模不等的养殖规模户1388户。虽然通过省级认定的规模养殖场具备一定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但大多数没有通过认定的养殖场污染物治理仍面临艰巨的治理难题。据估算，一头60kg猪每天产生的粪尿量是同样体重人排泄量的近4倍，如果畜禽粪便得不到处理利用，一个20000头养猪场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相当于10万人口当量。可见如此众多的污染物处理迫在眉睫。我国对畜禽污染物问题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截止目前，我国出台的防治污染物的办法、法规一个接一个，如《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等，把对畜禽养殖的污染管理与防治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

2平安县畜禽养殖污染物处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畜禽养殖规模化水平低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大多数畜禽养殖户无力承受规模化养殖场的大量投入，还保留在散养阶段，大量的粪污收集难、治理难。

2.2畜禽养殖污染物防治投入少由于受市场因素、管理水平、思想意识等因素的影响，部分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主动建设污染物防治设施的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未按环保要求落实污染防治措施。

2.3畜禽养殖污染物防治观念淡薄由于畜禽养殖是个古老的产业，人们的思想观念对其污染物的危害没有充分的认识，导致粪污、尿污随意堆砌、排放，对污染物防治缺乏主管能动性，防治观念淡薄。

3平安县畜禽养殖污染物防治的对策及建议

平安县养殖场粪便除个别使用生态发酵床外，大部分以干清为主，也有部分用水冲洗清污，清理出的粪污以露天堆积发酵为主，既严重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针对于此，建议采用以下方法予以治理。

3.1积极引导养殖户走规模化、标准化的道路我县畜禽规模化养殖程度较低，给畜禽养殖污染物收集、处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积极出台类似家庭牧场的优惠养殖政策，鼓励、引导养殖户向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发展；实施畜禽标准化养殖，建设标准化畜（禽）舍、标准化污染物处理设施，对粪便实行集中无害化处理，走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生态化的养殖路子，做到达标排放，从而有效解决人畜混居、庭院环境污染等难题，而且标准化畜禽养殖小区可以为种植业提供大量的有机肥源，促进粮食的增值转化，带动种植业的增产增收。

3.2广泛宣传养殖污染物的危害及防治技术我县广大畜禽养殖户还停留在原始的散养阶段，对粪污的危害还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对粪污处理后的用途也了解有限，因此，通过电视、培训班、宣传栏等形式加大对粪污危害、治理办法等的宣传，增强广大养殖户对治理粪污的积极性和治理水平。

3.3发展生态畜牧业，推广农牧结合模式畜牧业的发展应该走农牧结合、种养平衡的路子，坚持“政府主导、业主主体”的原则，在政府适当给予补贴下，调动养殖户对畜禽排泄物进行防控治理的积极性，按照种植业和周边土地的消纳能力布局畜禽养殖和规模，畜禽粪便及养殖污水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回归农田、果园、林地等，大力推行农牧结合，发展生态畜牧业。

第5篇

环境治理这个议题突出而且生动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治理形态的一种深刻变迁：现代国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国家的功能在三个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说，国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种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现（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体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来地方或者国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更高一层级或者跨区域的组织和机构所承接。同时，重大议题也越来越超越地方国家甚或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具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意义；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们开始把视线从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转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识到地方层面的权力、关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地方层面的审议、协力而达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应性的一种治理。这主要体现在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和公民逐渐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维度，不仅指治理过程从国家机器更多地向社会开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辖边界层面的外移。环境问题通常是跨空间区域和时间边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关行动者之间找到一个环境治理的合作模式。这种多层次的治理不仅强调水平的跨地理空间的联结，也强调垂直的跨空间层级和组织层级的联系，强调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知识、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对话。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而是着重于国家在各种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涵盖今天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过来，空气污染这个议题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变迁的趋势和特征。首先，空气污染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言，空气污染问题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辖区加以区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将空气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对空气质量问题负责，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府际合作以实现区域污染的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迁。同时，空气污染属于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风险社会的来临呼唤更加开放、透明的民主机制的运行。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与民众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空气污染这类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而需要地方性知识、日常性知识的进入，需要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更广泛的参与，来共同化解其管理风险。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化。

（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BaiXuemei，2007：15－29），把类似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整合进地方政治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首先，在紧迫度方面，发展中的地方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其次，在尺度方面，环境议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关注范围，地方政府处理环境问题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三个维度都是困难的。空间维度的困难是指，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环境问题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应该交由全国性政府去完成；时间维度的困难是，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处理环境问题超出了其任期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因此，政府官员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应对环境问题；制度维度的困难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纵向上要受到更高层级政府的约束，在横向上要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组织的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对于它们而言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其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激励缺乏当然也反应在空气污染上。如果浏览中国近30年空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就会发现，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总是在“疲惫地追赶”高速发展和变迁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烟尘；到了80年代，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以酸雨治理为核心的第二阶段，重点转移为对硫等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使得中国如何在能源消费方面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调整工业结构成为新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中国大气污染的复合型特征日益增强，高浓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存在，城市灰霾天气不断增多。这种新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从近两三年起，二次污染、复合污染、区域污染等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绩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压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列入空气污染物指标体系，因为一旦列入则意味着中国七成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近30年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又将面临一份“满纸黯然的成绩单”。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倒逼”机制始终太过滞后和低效。因此，要从目前的总量控制真正转向质量改善，真正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众的健康出发进行污染治理，把空气污染的议题维持在公共议程中，就需要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变成国家性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发挥首要作用。

（二）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形态和治理体制的困境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在30年内集中出现。这些污染问题并不是国外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污染状况。因此，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和“区域性”①两种特征。首先在“复合型”特征方面，中国现今的空气污染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集中出现。其次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关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型特征，其实在国外就早有争论（Switzer，1998：191－192）。空气污染在其源头上可能更多地来自固定点源污染，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空气污染物会随着气象条件而长距离传输，因而经常呈现出跨行政辖区界限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相较于复合型和区域型的污染形势，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体制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现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是一种量化控制。在现行官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时也被认为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难以测度的指标往往无法被采用②。在这种指挥棒下，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对上负责，完成指标、做足数字。就空气污染而言，政府关注的始终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气质量”。这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对现下有明确规定的某种污染物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减排量。而这些污染物的选取并未见得反映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真正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负责的。这种单一总量的考核机制很难用以应对复杂的污染现状，因此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的空气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辖区区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进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协调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数据表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地区空气污染一体化现象日趋明显，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正逐渐从局地污染向区域污染演变。尽管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但是现行的环境管理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行政辖区区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几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试验，比如中国的四大城市在近几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联防联控”，通过联合相邻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这种区域性空气污染治理目前还远远没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目前，面对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政府体制中还没有一种相对常态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决这一问题。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治理尺度怎样的变化？它们对于现行空气污染治理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复合性的空气污染形态意味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面临“失败”的局面。诸如PM2．5这种二次污染指标无法用单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来控制，如果说原来的污染治理尚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情况则是连这一点都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传统的通过指标、配额方式进行治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低效；其次，区域性的空气污染也意味着以行政辖区为区隔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试图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去解决辖区间的交互影响问题③，但是这种努力可以期待的绩效和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遭遇更复杂议题的情况下，这种区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空气污染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辖区的污染源可能对诸多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同时，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视其他地区的污染为于己无关。各地之间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这种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强过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环境问题。

（三）风险社会及其民主意涵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风险。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社会和集体建构的过程。虽然风险必定部分地来自于事实，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众通过社会的公共交流对风险进行阐释、界定和认知的过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为如此，空气污染对思考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现阶段的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现了一种“民意已过河，政策摸石头”的现象，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为例，民众是促使政府将这项污染物纳入污染评估指标体系的直接推动力。早在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空气质量调查，公众、环保NGO和媒体持续关注PM2．5数值变动，甚至走上街头自主去监测PM2．5数据；一些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通过社会媒体引导公民参与空气污染的测量，推动政府的污染数据公开以及空气污染立法进程。环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关于空气质量立法的动议，倡议应该对清洁空气立法。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环保部拿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时间表，拟定在2016年前分阶段地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为什么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传统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其对话语的垄断，来阻止污染等风险事实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政府而言，总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风险”，对民众的风险意识进行引导，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进行“安全叙述”（郭巍青、陈晓运，2011：95－122）。但是，在面对空气污染这样的新型治理问题时，民众却并不会一味受制于国家对风险的管理，民众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感受者，能够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识，也就是“社会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来对抗国家对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垄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公民表达的行政压制、体制运作中的协商不足等等，都更进一步地导致了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累积和发酵。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类似空气污染这样环境风险议题的出现赋予了人们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推动人们去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开讨论和民主协商，理性面对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于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言权，争取公共决策者、技术专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平衡的权力－责任的关系。

二、保障型国家———国家角色再认识

治理的尺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意涵。通过尺度的讨论，这一概念将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协力治理等多种治理的趋势整合起来。同时，这一概念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在面临诸如空气污染这类新的议题时，怎样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对尺度和空间进行新的定义，治理的边界怎样被实体地和社会性地重构？而这些又为我们改进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需要在治理的实践中怎样做出回应和应变？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国家”囊括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的思考，即：国家独立于利益集团来倡导环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的贯彻力以及在环境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问题。“保障型国家”是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但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吉登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敛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认为，如果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国家的概念———“保障型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扮演“催化剂”、“协调员”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好的政策，同时确保环境治理的切实成效。为此，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就是两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公共议题，是寻求政治经济敛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二是要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三是要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这个政策领域。因为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关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锁定在政治议程中。

保障型国家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吉登斯悖论的一种表现。保障型国家应该在这种矛盾中担当起环境议题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事实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议题变成国家性议题也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吉登斯在其语境下思考保障型国家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改变“去监管化”的态度，加强实质性的国家调节。对于中国而言，保障型国家首先是确保国家公共政策相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利益、产业部门以及能源行业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别提到的，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试图加强“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的各项政策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量化考核和目标责任制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从而确保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以及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忠诚。但事实上，现有方式并不能适应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环境指标很多时候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往往操纵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参与以矫正这些信息扭曲的情况下，重大的治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实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家的能力（Gao，2009：21－31）。这也正是“保障型国家”的第二个意义向度。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议题为我们重新检视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场域。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寻求环境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敛合，使得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能很好地与国家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环境政策的实现。

最后，保障型国家区别于早期环境主义以及环保运动中“对抗国家”的思想，认为应该从现有的体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思考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现有学术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关注环境抗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尤其在诸如空气污染这类的环境问题上，公民的相关行动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诉求的并不是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帮助国家、也从国家那里寻求帮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和国家在这类议题上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主义或者协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国家的框架下，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互强，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审议以共同推动高效的环境政策的产出和执行是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应然路径。这也是现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

三、结论

第6篇

（1）环保意识不强。有些养殖场的饲养管理不科学，饲料、水资源浪费严重，还有一些饲养员为了省时省力，用大量的水冲洗畜禽舍，增加了污水来源。很多养殖场只注重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对环境污染视而不见，不愿意投资进行污染治理，增加了治理难度。

（2）治理污染投入的资金少。养殖场的治污资金通常由政府投入一定比例，养殖户也要自己承担一部分。但是治污设备一次性投入的成本较高，而且运行成本也不低，这就制约了养殖场治污的积极性。尤其在农村，大多数中小型养殖场没有治污设施，粪便和污水没有经过处理就排入外界环境中，使农村的居住环境变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

2治理对策

2.1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环保意识为了让人们充分认识到畜禽养殖场污染的危害，提高环保意识，政府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调动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同时经常组织养殖者参加培训和参观学习，了解先进的治污技术，推广有效的治污模式，提高治污效率。

2.2合理规划布局，严格执行环境准入制度畜牧兽医职能部门要对全县畜禽养殖场的生产规模和污染治理情况做全面的调查工作，了解全县养殖场的位置、面积、养殖种类、数量、排泄物的生产量和治理方式等，做好全县畜禽养殖场的整体建设布局和污染治理规划。对于新建、扩建的养殖场，要按照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分级管理权限规定执行，未经批准私自建设的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绝不姑息。

2.3增强畜禽养殖业环境执法力度环保部门要协同有关部门，落实好畜禽养殖场排污许可证制度和治理污染工作，实现污染物排放达标。对于养殖场的环境违法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未批先建、污染治理措施不到位的责令限期完成，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经济处罚。建立有效的举报制度，发动群众参与，强化社会监督，逐步将规模化养殖场的环境治理工作做好。

第7篇

为确保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效益的发挥，作为对调水工程影响较大的大汶河及其流域的水环境必须加以控制和治理。现结合我们多年来的调查研究资料，谈谈有关对策。

1、大汶河主要污染源及其污染现状

近年来，由于人口和经济的急剧增长，大汶河流域水体污染较为严重。据1990—2000年监测统计资料表明，流域内排污量较大，污染物质严重超标。受流域内各种污染源的排污影响，大汶河河流水体质量状况较差。

1.1主要污染源分布情况

新泰市是泰安市的主要工业基地，主要有造纸、印染、化工、机械、冶金、采掘等工矿企业，大都座落在大汶河南支柴汶河的上游河畔。

莱芜市位于大汶河北支牟汶河的上游，主要工业有钢铁、采矿、电力、机械、造纸等。

泰安市区是泰安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主要有造纸、酿酒、食品加工、纺织、印染、机械、化工等，工业废水及城市污水大部分经泮河及其支流三里河、奈河和梳洗河等河流汇入大汶河。

肥城市是泰安市新兴的工业城市，位于泰安市的西北部。主要工业有采煤、炼焦、造纸和酿酒等，全部工业废水经康王河流入大汶河。

东平县在大汶河的下游。主要工业有造纸、纺织、酿酒及化工等。

宁阳县主要工业有化工、造纸、农药及煤矿等，大汶河流经宁阳县北部，接纳宁阳县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医疗污水。

1.2污染现状及其构成分析

（1）大汶河流域主要污染源分布较广，以新泰市、莱芜市、肥城市和泰安市为重点区域，它们是工业集中地域，排放的污废水量大。其等标污染负荷占整个流域的90％左右,是污染源的重点治理和控制区。

（2）工业废水中的主要污染物以悬浮物、化学耗氧物质COD为重点,是流域工业废水中最为主要的污染物质，它们的污染负荷占整个所评价的11项主要污染物的污染负荷的85％左右。其次是挥发酚、氰化物、石油类和硫化物等，其等标污染负荷比为13.5％。

（3）就行业来讲，矿业、造纸业、饮食业和化学工业是污水排放大户，其等标污染负荷占全部行业等标污染负荷的93％以上。

（4）以纳污区域来分，大汶河南支柴汶河上游新泰市城区处，大汶河南支楼德至磁窑段；大汶河北支牟汶河、莱芜市城区处及支流泮河区域；大汶河支流康汇河及下游东平湖较为严重，其等标污染负荷占全流域的等标污染负荷的95％以上。

（5）乡镇企业对流域水体的污染不容忽视，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加，乱排乱放现象较为严重。

（6）流域内化肥、农药的施用是面污染源的主要污染物质，大量地施用农药、化肥，直接通过降水、径流进入水体，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都会产生较严重的污染。对于本流域，大量的农药、化肥，其有害物质通过径流汇入大汶河及其支流，因此对大汶河的水质有着较大影响。

1.3大汶河水环境质量现状分析

1995—2000年大汶河大部分断面在枯水季节均超过地面水V类水质标准，从水期上分析，枯水期的COD浓度高于丰水期。从断面上分析，王台大桥、角峪、北甸子断面中，角峪COD浓度最高，王台最低。从污染物类型方面看，COD、高锰酸盐指数检出值较高，为主要污染物质，与污染源所排放的主要污染物质基本一致，另外，受农药、化肥等面污染的影响，水体中的总磷、总氮等营养物质有所增加，大汶河属有机污染。按年分析，高锰酸盐指数1995年为20.6mg/L，2000年为12.05mg/L，主要污染物浓度大致呈下降趋势。由于河流水量季节性变化明显，枯水季节径流量很小，大汶河的主要水源来自沿河各县（市、区）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医疗污水，污径比增加，点源性影响大，而丰水期雨水增多，河水径流量大，污染物扩散稀释较强，浓度有明显降低。

2、污染危害及污染源治理现状

大汶河是泰安市、莱芜市的主要地面河流，河流水量季节性变化较强，枯水季节大汶河的主要水源来自沿河各县、市、区所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医疗污水，这些污废水直接影响着大汶河的水质。

近年来，由于国家和政府对环境的重视，大汶河流域经过各方人员的努力，其环境污染的局部有所控制，但从整个流域来讲，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些企业比较分散，并且因陋就简，“三废”处理设施极不健全，所生产经营的产品项目大都是污染较为严重的产品项目，如造纸、电镀、化工、印染、纺织、采煤等。因此流域整体的污染还在日趋严重。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污染纠纷日渐突出，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不应有的经济损失。

3、大汶河污染与自然的关系

由于大汶河属于季节性较强的河流,因此在枯水期河道常出现断流，断流后，各排污区域所排放的污水不能自净。而在其排污口下游某一河段内水分蒸发渗漏掉，其污染物质留存于该河段的河床底泥中。当断流后的第一次河道过水时，其河流中的水质污染较为严重，这是由于该时期排入河中的污染物与断流时留存于河床底泥中的污染物的并重作用。在丰水期，河流流量较大，大汶河主要起排洪作用。此时，河流水质污染较轻。

大汶河地表水化学成分特征值主要受气候、下垫面条件和周围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一般与降水、径流的分布呈相反的趋势，河水化学成分随着气候的季节变化较大，并且在地域上也有很大差异，特别是人类活动对河水化学特征值产生较大影响。如在多雨地区，河水被降水稀释，其矿化度较低，反之，则较高。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城镇附近的河水化学特征值较高。

4、河流水质污染原因分析

4.1大量的工业废水是造成河流水质污染的主要因素

随着流域工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大量工业废水直接或间接排放到河流，虽然企业基本上都已实现达标排放，但由于治理水平较低且辖区内造纸企业较多，废水中仍有大量的污染物进入水体，造成河流水质的污染。

结构性污染突出。据重点污染源统计结果，在流域工业废水污染源中，造纸、酿酒等行业是主要的废水污染源，也是限期治理的重点。其中1999年泰安市工业废水COD年排放量3.36万t中，造纸行业20472t，煤炭采掘业5551t，食品饮料行业5493t，化工行业1368t。

4.2城市污水逐年增加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而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滞后，使城市生活污水成为主要污染源之一。据统计，泰安市2000年生活污水COD排放量为68680.3t，占COD总排放量的49.15％。目前，仅有1座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5万t/d，年削减COD0.693万t。还远远不能达到对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的目标。

4.3畜禽水产养殖和农业面源污染不容忽视

随着工业污染源治理达标排放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的建成运行，面源问题日益突出。农用化学物质的不合理使用是造成调水沿线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农药、化肥、地膜的污染不断加重。全市化肥使用量逐年增加，2000年全市农药施用量6308t；化肥施用量174821t，其中氮肥78766t，磷肥24758t，钾肥17983t，复合肥53314t。不合理地使用化肥，导致土壤板结、地力下降，加剧水体富营养化。一些规模畜禽养殖场有机物不合理排放，使地表水、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影响到水质质量。

4.4水资源短缺加剧水质污染

由于受气候干旱等因素的影响，降雨和客水来源持续减少，水资源日趋短缺，对接纳的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起不到稀释和净化的作用；废水中的污染物在河床中沉积、渗透，同时造成了沿岸地下水的污染；丰水期由于降水形成地表径流汇入河内，使河床中沉积的污染物被冲至下游，易造成下游水体污染的加重或造成突发性污染。在枯水期，大多数河流仅有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即使企业达标并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大部分河段也难以达到功能区要求。

5、大汶河水污染综合防治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大汶河水体污染较重，制约着流域乃至山东省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健康水平的提高，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实施、运行和管理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对大汶河水污染系统进行治理和控制，是改善河流水体质量、保证区域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和区域资源永续利用的关键措施，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是确保南水北调调水水质和清水廊道、生态廊道建设的重要内容。搞好大汶河水污染源综合治理，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5.1加强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控制和整治

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大且污染集中，是流域的主要污染源。必须采取措施加快整治及控制，以防止对水体的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5.1.1加快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及实施早在1986年11月原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防治水污染技术政策的规定》，其中明确提出“工矿企业的污水治理，除少数大型企业或远离城镇的企业单独治理外，其他能排入城市管网的，应由以企业单独治理为主，逐步过渡到以城市汇水区为单元的区域综合治理为主。”根据国内外经验，工矿企业排出的废水根据需要按规定作适当的预处理后，通过管网汇入城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可以省去工矿企业进行分散治理的水处理设施，节约大约25％的建设资金和50％的运行费用，并具有占地少、人员省、效率高，处理后的水体便于利用，污泥便于处置，减少二次污染等优点。可见，兴建城市污水处理厂是治理和控制城市及工业污废水的有效措施。

5.1.2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无污染的工矿企业对现有企业要加快生产设施和工艺流程的更新及改造，减少和控制“三废”的排放量。对达不到治理标准的企业，应坚决关掉。对新上企业，必须做到“三同步”。更重要的是要加强统一规划、科学预测，上一批经济效益高、技术含量高、没有污染的工矿企业。

5.1.3搞好城镇建设规划，逐步实施环保型城镇建设模式在城镇建设规划、设计及实施过程中，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为前提，搞好科学规划、科学设计、优化布局，并做好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

5.1.4加强城市垃圾的处理城市垃圾的乱堆乱放，严重影响城市景观，污染水体和环境，是不容忽视的污染源。有些国家在城市垃圾的处理方面做的较好，有许多经验和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处理好城市垃圾，一方面可以改善市容市貌，防止对水体和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可以回收利用、变废为宝，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5.1.5发展污水灌溉将富含营养物质的城市污水,经过一定处理,达到灌溉水质标准后，引入农田、林地。这样既能增加土壤肥力,提高农、林产品的产量,又能缓解大汶河流域水资源的供需矛盾,还能避免大量的污染物质进入河流和湖泊,造成河流和湖泊水质恶化。因此，这也是一种治理污染源的有效措施。

5.1.6工业企业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实行全过程控制排污企业要建立健全治理设施运行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将污染治理设施管理纳入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之中，定岗定责，保证设施正常运转。继续实行定期巡查、突击检查、运行报告、情况通报、停运审批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增加现场检查、监测频次，逐步实行自动化监控，及时发现和纠正擅自停运治理设施、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确保污染治理设施发挥应有的效益。

鼓励企业申请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生产实行全过程控制，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积极开发无毒、无污染产品，采取节能降耗的新工艺。建立环境管理体系能使企业在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同时，不断采取循环用水、节约用电、回收废弃物、改进工艺流程等手段，达到节约成本、降低能耗、物耗水平的目的。

5.2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面源污染

5.2.1控制农药、化肥的施用是防止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径有毒是农药、化肥的基本特性。农药、化肥施用的最终归宿是直接暴露于生态环境。从各种类型的污染物对生态系统影响的面来看，农药、化肥是最为宽广的。农药、化肥的残留物随着大气和水的运动做长距离迁移，从一种环境介质扩散到另一种环境介质，并且可通过食物链影响到远距使用地点的地区和水体，使该地区和水体产生生物富集。对水体来讲，破坏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据有关资料，单甲脒对水生生物群落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浮游生物比较敏感，药后头几天内，种类数量及多样性指数下降，浓度越大，影响越明显。一周后，浮游生物群落逐步恢复，甚至增多，但群落的结构已经发生变化，敏感种类减少或消失，耐污种类增加，生物多样化降低，破坏了生态平衡。

大汶河流域面积9068km2，面污染问题亦不容忽视。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农田农药、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对大汶河和东平湖的水质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因此，对大汶河流域面污染的控制十分重要。首先，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农药、化肥环境污染危害性的认识，以便进行有效的防范。其次，要加强农药、化肥生产流通的管理，确保农药、化肥品种与质量符合国家的规定和标准，避免违禁和不合格产品用于农业生产中。同时，重视对流通市场的管理，杜绝农药、化肥在运输、储存、供销等环节上存在危害生态环境的隐患。第三，加强科学技术指导，控制农药、化肥的施用量，做到科学、合理、安全施用。第四，研究开发和施用高效、易降解的无公害和无污染的农药、化肥。

5.2.2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是实现我国农业生产，农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成功模式。要树立大环境生态观念，加大农、林、牧、渔环境污染源管理力度，控制水土、有机质流失和土壤污染，大力推广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引导农民开发和生产有机食品，推动种植结构的改变。比如，泰安市现共有有机蔬菜200hm2，产品经国家环保局有机食品开发中心化验，达到国际有机食品标准，产品出口美国、日本。到2005年，全市有机食品种植面积将达到850hm2。推广高效、实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全面开展生态农业县建设工作，推广山区猪－沼－果生态模式，搞好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和涝洼地、塌陷地“上粮下渔”改造工作。推行青储饲料、秸杆气化、秸秆还田，禁止秸秆焚烧。

6、结语

水污染问题是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水体污染严重制约着流域内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造成重大损失。作为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影响较大的大汶河及其流域，为确保调水工程的实施、运行和管理以及最大效益的发挥，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流域水体污染的控制和治理是当务之急。本文提到的有关对策和措施，虽然很不全面，但可作为一定的参考。笔者相信随着调水工程的实施和当地政府的日益重视，大汶河水污染问题会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治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将会发挥应有的效益。

参考文献：

[1]庞清江.大汶河水污染控制系统规划研究[J].水资源保护，1996，（3）：43－47.

第8篇

投资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污水治理工程的最实质问题，它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同时又是衡量工程本身有无实用价值的关键。在水处理达到一定指标即我们获得一定的环境、经济、社会效益后，投资的大小成了衡量工程成败的重要指标。若以很欠的投入而得到极少的产出(指环境、经济、社会效益)则说明投资是低效的。无论是七、八十年代的生化处理法还是九十年代的化学处理法，都存在投资高的问题。生化处理法，由于是由生物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进行作用，将其转化为生存、发展所需的能量，故而降解速度慢，时间较长，占地面积较大，土建投资较高日处理800吨污水的污水处理厂，两座沉淀地、一座曝气池等，土建规模近1000立方米，投资10万元左右，加曝气设备，管线等投资超过50万，而COD的降解量只有300一500mg/L。对于现在常用的混凝气浮一活性炭吸附技术，日处理500吨污水规模的设备投资就30-70万，加调节池、污泥池、厂房、管线等，共需投资约50万元。这样的投资COD降解量一般为40omg/IJ左右。处理好的污水除毛纺行业能用于洗毛工段外，其它行业很少能回用.至于冲厕、冲洗车间地面等，又因管线架设复杂、投资高也并无实用价值。因此，得到的只是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而经济效益不明显。这样的投资状况对我国现有的大部分企业来说并无积极性可言，对有些企业来说甚至是一种包袱。投资过高问题严重阻碍了污染治理的进展，也是水环境状况得不到明显改善的原因之一。

2运转费用企业难以承受

运转费用的高低是水处理设备能否正常运转的关键。运转费用一般说来由药剂费、人工费、电费、设备折旧费，维护保养费等几部分组成。它们的高低直接反应设备、技术的可靠程度，同时又是直接影响水污染治理效果的重要原因。我国现有的常用技术工艺运转费用就比较高，对于经济效益不太好的我国大多数企业来说水处理负担过重。致使水污染治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1)药剂费售价太高。如1吨碱式氯化铝价格在1800一2500元之间，硫酸铝为800元左右。(2)工艺中动力消耗过大，电费太高。(3)设备自动化程度低，所需操作人员太多，人工费太高。(4)设备本身及所配电机、水泵质量太差，维护费用太高。

以混凝气浮一活性炭吸附工艺为例对COD500omg/l一的低浓度纺织印染污水，处理至COD100mg/L左右仅药剂费、电费、人工费就要在0.5-0.6元对COD1200mg/L的高浓度的纺织印染污水，处理费用则要达1.0元左右。这样处理过的污水也只是达到排放标准，不能循环使用，经济效益不明显。更有甚者，运转费用之高超过治理污水以前的排污费。这对于经济效益第一位的企业来说是一种负担。由于运转费太高.企业承受不了，污水处理设备时开时停，不能正常运转.有的干脆直接不用，治理设备成了应付环保部门检查的幌子。几十万、上百万的投资就是为“环保局检查时说得过去”，治理污染成了种形式，出现污染源越治越多，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现状。这应当引起环境管理部门和技术服务单位的重视。

3设备使用寿命短

使用寿命过短可以说是现有污水治理设备的通病，投巨资上的设备多则使用七、八年，少则三、四年。还有极少数的设备由于设计、制作存在严重问题，不等调试运转正常就报费的。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l)水质恶劣。由于污水中时常含有酸性、碱性物质，有的还含有较强的氧化剂等，使污水有较强的腐蚀性，设计时考虑不周全就大大降低设备的使用寿命。

(2)产品质量低劣。由于技术服务单位偏面追求经济效益，设备在设计、制造过程中就存在问题。如设计时选取的保险系数过小，制造时选用的原材料质量较差，达不到标号，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等。另外，还有选用的配套产品质量不合格等原因。

(3)工艺选择不合理。工艺选择不合理是导致设备使用寿命短的又一重要原因。常见的主要是活性炭吸附和离子交换处理单元。这两种技术对所处理的污水都有一定的要求，若进水污染物浓度过高，活性炭和交换树脂就会很快饱和，失去活性，就需要反冲洗活化.随着反冲洗次数的增加，饱和周期越来越短，以致全部失去作用。因此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到设备的使用条件，以延长使用寿命。

4重点污染源难以治理

尽管造成水环境污染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但从成百上千单位的排水状况来看，污水排放量大.污染物浓度高的重点污染源却是造成水环境恶化的罪恶之魁。虽然它们的数量不多，但它们对环境造成了相当大的威协，左右了区域内的污染状况。重点污染源主要是造纸、酿酒、石油化工等。从滨州地区1992年的统计分析来看，12家重点污染源排放废水量占到全区总量的近75%，其中一家造纸厂就占1/5，而污染物COD的排放量竟占到l/3。因此搞好重点污染源的治理是保护水环境的关键措施。但从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技术和经济状况来看.对污染严重的造纸、酿造等行业的污水治理还未见有可行的技术。对造纸行业曾经提倡过的碱回收工艺，对减少污染物排放量的确起到一定作用。但本方法只使用于规模宏大的造纸厂，对中小厂家来说是行不通的。投资巨大运转费用高，出现严重的负效益。即使是大型造纸厂，运转情况也不理想，普遍存在运转费高于回收碱价格的现象。而对于利用黑液提取木质素磺酸钠的工艺，也存在技术不完善、投资高，管理复杂、产品销售不好的原因而一直未能推广。只有白水回收技术工艺简单、投资少，经济效益较为明显，而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白水不是造纸污水的重点，它的回收对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影响不大。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污染。致于酿酒、石油化工等行业的污水处理也没有可靠实用的技术重点污染源难以有效控制是造成水污染的根本原因。治理重点污染源便成了今后改善水环境状况的根本出路所在。

5几点对策

从水处理工程的目前状况来看，水环境前景实在令人担忧，但究竟如何加以控制，有识之士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面笔者就水污染防治工程谈几点看法。

首先水污染应该防与治结合。单纯强调治理不仅投资巨大，收效也往往不太明显。污染物从根本上来讲是生产过程中设备、技术落后而浪费的原材料，排放的污染物越多，原材料浪费就越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就越差。因此，水污染一定应该从生产工艺上进行预防，提高工艺的科学性能和设备的先进性能，尽可能多地将原材料转化为成品，既可提高经济效益又能减轻污染。与污染治理有关的管理制度如“三同时”限期治理，环保目标责任制等，应当在政策上督促和鼓励将单纯对污水进行治理同改革工艺、设备，加强生产管理结合起来.减少生产中的浪费现象，选择无污染工艺、设备。同时，环保货款也应带有倾斜性，给予支持帮助，鼓励对污水进行防治结合的项目上.

第9篇

关键词:**镇；农业自身污染；治理；生态农业

**市东坡区**镇位于岷江冲积平原，物产丰富，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形成优质粮油、甘蔗、叶烟、商品蔬菜、水产养殖及鸡、鸭、兔繁育基地。全镇幅员40.84平方公里，共有3.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2万人。2006年度乡镇经济综合实力全市排序第17名，年末耕地面积1720公顷，农作物播种面积3587公顷，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598公顷。

**镇经济发展迅速，然而在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农业生产所造成的污染也越来越显著。农业对环境的污染主要有以下几种:化肥、农药、地膜、畜禽养殖场的污水、畜禽粪尿、饲料添加剂、农用薄膜和焚烧秸秆等。而化肥、农药的污染构成了**镇农业面源污染的主体。

一、化肥污染及治理

1．污染情况。根据**市农业局掌握的情况，**镇的面源污染最大污染源就是化肥，其中最主要是撒施类的化肥。目前我国化肥的亩施用量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1倍多,呈逐年增加趋势，而利用率在下降。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在施肥观念上，普遍存在重化肥、轻有机肥，重氮磷肥、轻钾肥，重大量元素肥、轻中微量元素肥的“三重三轻”现象。在施肥方法上，表施和撒施的现象较为普遍。在施用量上，地区之间、作物之间存在不平衡，农民不了解自己所耕种的土壤、作物对养分的需求，盲目施肥、过量施肥现象严重。

2．已有治理措施。对于**农村化肥污染问题，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改变落后的农业经营方式，调动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对受损生态进行恢复和重建，对农田、林地和草地逐步实施优化的生态—经济—社会的人工生态设计，建立防灾减灾的监测预警系统，从源头和过程防治化学、生物化学物质的污染。**市农业局已经在实施的措施主要是农业部专门治理面源污染的项目——测土配方施肥。所谓测土配方施肥，就是国际上通称的平衡施肥，这项技术是联合国在全世界推行的先进农业技术。概括来说，一是测土，取土样测定土壤养分含量；二是配方，经过对土壤的养分诊断，按照庄稼需要的营养“开出药方、按方配药”；三是合理施肥，就是在农业科技人员指导下科学施用配方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核心是调节和解决作物需肥与土壤供肥之间的矛盾。同时有针对性地补充作物所需的营养元素，作物缺什么元素就补充什么元素，需要多少补多少，实现各种养分平衡供应，满足作物的需要，达到提高肥料利用率和减少用量，提高作物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节省劳力，节支增收的目的。

3.需要改进的措施。除了测土配方施肥方法需要进一步推广而外，还需要针对撒施类化肥的污染，推广合理科学的施肥方法,提高化肥利用率减少化肥损失和对农田环境的污染。化肥表施即不利于作物根系吸收,又加大了营养元素的损失,因此提倡土中施肥,尤其是氮肥深施，以减缓养分释放速度和减少化肥损失量，最好是刨坑覆土后封垅。

二、农药污染及治理

1．污染情况。**市农业局表示，现在的农业面源污染中仅次于化肥污染的就是农药残留问题。在**镇的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河流已经不再清澈见底，农民们也表示河中鱼虾量已经大大减少。当然这种结果并不能仅仅归罪于农药,工业“三废”的污染和森林的减少等都是生态失衡的重要原因。但是农药确实对这种现象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农药的施用集中在土镶表层,通过机械耕作特别是土壤深翻,农药在土壤耕作层中分散开,与土壤其它成分间接触和发生变化反应的机会增加。当溶解于土壤溶液后,农药可随重力水和毛管水沿土壤孔隙由土壤表层渗人土壤深处及至地下水，从而造成农药对农田土壤、水体环境的污染。

2．现有的治理情况。现在**市农业局的农业质量检测中心才刚刚成立，还没有通过认证，所以很多的工作尚未开展。待全面开展工作以后将会对农药使用以及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的控制，现在的农产品安全的口号是：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监控。但就目前来说，显然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市农业局目前对农产品的监控也仅仅局限于在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每年4—5次的抽检,以及配合省厅的例行抽检工作。在农业生产地也只能通过行政手段，执法大队的定期或不定期抽样来检查农产品质量。所以大部分的农产品上市前也做不到农药检测。农药的毒性成分很可能会残留在粮食、蔬菜及水果中不仅降低了作物自身的免疫能力,通过在食物链中的转化和富集作用进人人体后,会导致急性中毒或慢性潜在危害。此外,田间施药操作不当、误食或在环境介质中长期接触农药均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这些危害都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3．需要改进的措施。充分利用自然调控,减少农药用量；发展高效、低剂量、环境相容性好的农药剂型,加强对生物农药的研制和应用；科学安全使用农药；确定安全的施药量；加强对农药的管理和科学研究。加强对农资市场的管理,杜绝对环境危害大的假农药上市。健全农药合成、试验、监督技术体系,向农民筛选推荐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品。

三、其他污染及其治理

**市**镇龙亭村和新桥村除了化肥和农药污染外，还存在地膜、畜禽养殖场的污水、畜禽粪尿、饲料添加剂、农用薄膜和焚烧秸秆等污染。根据的实地调查和访谈，我们掌握了**镇龙亭村和新桥村50户农家问卷调查的一些情况。在地膜数量有多少的问题上，88%的农户家有3平方米以上的地膜，而地膜用过之后大多数选择了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这就不可避免地对农产品的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在家庭养殖畜禽的方式上，60%的农户选择了分养，而分养容易造成处理粪便成本高、处理方式简单粗放等问题，进而影响农业生产。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地膜、畜禽等现有的处理方式存在重大瑕疵。

四、走生态农业之路

以上所说的方法都是在既有的农业生产模式之下的局部改进措施。在目前这些措施无疑是必要并且有效的，但如果要最终解决农业自身污染问题，并不是可以在局部修修补补就可以完成的。只有走生态农业的路子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市**镇解决农业自身污染的最终出路也在于走生态农业的道路。

**具有深厚的农耕农业文化底韵,要构筑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并使农民增收,走生态农业的路子是必然的选择。通过建设以生态文明为特征的现代农业,使**农村经济、社会、生态综合发展,带动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最终使经济、社会、环境建设跃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