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3 02: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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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摘要：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经历了博雅教育、近性人文主义和现代科学人文主义等阶段，以人为本的核心渗透了现代教育思想，语言教学也不例外。二十世纪是人文语言教学法发展的重要时期，教学思想从教师为中心转向了以学生为中心，涌现出大批的人文主义教学法，具体教学方式有所不同，但教育的核心都指向学生的自我实现。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内涵和发展
在古希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身心平衡发展而健全的人。古罗马继续并发扬了古希腊的文明，在教育上着重于利用文化来陶冶一个健康的人的理念。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喜好原则”、“亲身经历”、“适应个性”和“社会竞争”等教学理念和方法对后世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维多里诺及荷兰的伊拉斯谟等教育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提倡自由教育，倡导博雅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关心学生身心和谐发展，充分体现了教育的人文关怀。
近代人文教育思想伴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而发展，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理性的人。20世纪下半叶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础，主张教育应培养整体的、自我实现的和创造型的人。人本化教育家主张“课程人本化”，“强调学校应该创造自由的心理气氛”，提出“学校为学生而设，教师为学生而教”的学生中心理论。
在“人本化教育”逐渐走向极端并受到社会舆论质疑的时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了“科学人道主义”的概念摘要：“科学人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的目的是关心人及其福利；它又是科学的，因为它的人道主义内容要通过科学对人和世界的知识领域继续不断地做出新贡献而加以规定和实现［1］。
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人文主义思想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但“以人为本”的核心没有变。目前，中国提倡素质教育，正是人本主义的体现。
二、人文主义语言教学法
1、人文主义和语言教学结合的基础——认知和情感的需求
语言教学和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正如亨特所言，“人文主义跟英语教学的关系由来已久”［2］。16世纪闻名的英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阿卡姆就在语言教学中溶入了人文思想。他认为，教育中的人文主义就是用文学去铸成人的心智［3］。在阿卡姆看来，拉丁文学中的一些经典著作凝聚了人类思想精华，而且语言风格美丽典雅，是铸造儿童心灵的最好的材料。
当代科学探究更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科学依据。认知是情感发生的前提，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心理学界较为一致的肯定。实证探究表明，诸如记忆、思维等人类认知加工过程都受到各种情感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约翰·舒曼，情感和认知是可区分但不可分割的［2］。神经生物学家安东尼·戴马西也断言摘要：“我们的情感生活是理智机器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所以，语言学习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极易受情感因素的影响。语言教师要把学生当作有智力和情感需求的完整的人来对待，既要扩展学生语言知识，也要加强情商的培养。
人文主义心理学强调人际关系和个人情感因素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习得的影响，认为在语言学习中，最重要的是学习环境和气氛，学习者只有在放松和协调的状态下才能最有效地学习和把握语言知识。这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语言活动中认知和情感紧密结合的必要性。
正是基于对认知结构的科学和心理的探究，现代语言学家积极推动人文思想和语言教学的结合，产生了不少人文主义教学流派。
2、人文主义语言教学流派
人文主义教学思想认为，课堂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学生全身心的参和来提高外语教学水平。罗杰斯在1969年就于《学习的自由》一书中概括出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要素摘要：人类具有天然的学习潜能，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学习只发生在所学内容具有个人相关性和学习者主动参和之势［4］。
较明确的人文主义外语教学法出现在二十世纪60-70年代。6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接受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论，开创了听说法。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人们熟悉到外语教学中学生本身因素起着很大功能，强调外语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最典型的教学流派是美国心理学家卡特罗的“沉默法”，美国的教育家库兰的“集体语言学习法”，保加利亚人罗扎诺夫的“暗示法”等。虽然他们所提倡的教学形式和课堂活动全然不同，但共同点是将学生看成既有聪明又有情感的完整个体，重视学生自我意识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功能，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常被统称为“人文主义流派”。从80年代起，教育从传授知识转向培养学生能力，90年代则以提高学生素质为目标。在这一背景下，人文主义心理学、人文主义外语教学法便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根据教授观点的差异，人文主义教学流派又可以分为浪漫人文主义和实用人文主义。
浪漫人文主义认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鼓励学生发展自我。课堂教学应主要关注学生情感，经历和观点。学生要学的东西就在他们自身，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即是所有的教学活动的目标，无论是语法练习，考试和翻译，都是基于学生的经验。但当教学过于关注学生个人经验，学生接触到的语域和语体相当有限，所以这一教学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
斯戴威克是实用人文主义的代表。他认为教师要了解学生的思想和学习态度，调整自己教学方法。教师应让学生发展和展示创新和合作能力,学会表现的自我和批判的自我的协调。在斯戴威克最近的著作中强调了教师对学生需要的关注。另一方面，斯戴威克还认为，过分强调人文方法会带来负面影响。在关注学生自我发展的目标的前提下，教师决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即对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技巧的把握。除了情感因素外，学生最重要的还应发展语言能力、记忆、动机和认知能力。
现代外语教学实践中，人文思想已经渗透在教学过程中。除以上所述的人文流派外，许多教学流派也反映了人文思想，如认知教学法，交际法，任务型教学法等。这些教学法具体操作各不相同，但都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从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斯戴威克的实用人文主义思想，是人文教育思想更理性化的表现。
三、人文主义语言教育对国内外语教学的启示
多年以来我过大学英语一直以大班为主，课堂教学多数以教师为中心。教学以考试为目标，尤其是全国性的
四、六级考试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风向标。这造成了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标准过于理性化，教学过程重知识传授，轻学生需求，尤其是个体发展的需求。这和人文思想和素质教育的目标相距甚远。外语教学中提倡人文教学势在必行。
加强课堂教学的人文性有助于打破英语教学的瓶颈，真正走上素质教育的道路。加强人文性，要注重摘要：
（1）正确理解人文教学法的含义。人性化不等于自由化。以学生为中心不等于放任自流。教师的指导功能必不可少，课程目标不能取消。人性化和语言教学不是格格不入的。语言技能的培养是在个体主观意志的调动下积极地语言习得。
（2）明确外语教育的目的。教师应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鼓励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在语言教学中融入人文观，指导学生意识到个体发展的需求，既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又能顺利完成教学目标。
（3）恰当组织课堂教学。教师要勇于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学会提问，变被动为主动。课堂形式要多样化，促使学生动手又动脑，充分发挥学生的智商和情商。要营造生动活泼的教学气氛，让学生得到表现自己、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机会。帮助学生形成探索创新的心理愿望和性格特征。
参考文献摘要：
[1EdgarFaureetalLearningtoBe[CParis摘要:Unes
co,1972.26。
[2范琳，试论人文主义外语教学法.[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1)摘要:58-62。
文学在国外登堂入室，成为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得益及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
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与之同时，“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无视中国前贤及当代学者的成果。而巴黎学派诸大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收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对继承前辈学者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 。高本汉则责成自己追随清代学者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所整理过的材料。 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年)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时他还认真收集中国当代学术书刊，以追踪中国同行的研究。
巴黎学派不满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励深入中国内部。当时欧洲汉学家的态度有二，一是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一是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英、德、俄为典型。 “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沙畹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有鉴于伯希和沟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国学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国学者“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
传统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以文献研究为主，辅以其他手段，目的仍在更好地通过文献研究历史。此一特征，中外一律，而中国尤为突出。因为中国有始终一贯的文字文化，保存传播的技术手段又相对发达，文献的留存极为丰富广泛。这不仅造成中国学术传统中史学特盛的局面，而且竟能影响近代新兴学科的引进发展。考古学长期以发现和印证文献为要项，文化研究则多由文史哲学界兼祧，与欧美各国反差明显，也令行内人莫名所以。 葛兰言的趋新尝试，同样受此制约。当时“法兰西史学界颇有欲以社会背景之研讨代替旧派之著重个人心理之解释者” ，葛氏因此想以欧洲封建社会为研究对象，后发现史料不足，才转学中文，“因为中国文化乃世界文化中最古老并最富有连续性”，适宜此类课题。可见其问题意识来自法国本身的历史研究个人心理解释法已经发挥到极致。而欧洲汉学界包括成就最高的巴黎学派，只有极少数人开始进入中国文史学的“个人心理之解释”阶段，如沙畹对《史记》的看法。同时，葛兰言所属的法国社会学派的社会学并非一般而言，“反而与我们所叫做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颇为相近。”其“社会学分析法在骨子里，原是一种实际调查与田野研究的方法。” 葛氏曾主张以中国的乡村文化为中心，并选择受都市文化影响最少，最能保存旧日文化形态(如河南郑州一带)的一个乡村为研究对象。如果照此而行，他得到公认的机会可能更大。后来即首先避开文献的困扰，开创乡土社会研究的先例，然后回头再适应中国学术，结合文献解释皇权与绅权。
若论学术的高妙境界，则东西同理，所以古今中外学术之兴替，与生理之传承异，后来者未必居上。各领数百年的大师，往往照远不照近，只能高山仰止，无法代代相继，更不必说长江后浪，青胜于蓝。其原因不在有人无人，而是那种天才本为不世出，正所谓一线单传，不绝如缕，非人多势众所能弥补。但其所昭示的轨则，悬空而实在，虽时为社会动荡所牵引，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后来者不能不受此无形制约。
清末时期，西方外国文学作品开始进入我国，一些学者就开始对外国文学进行翻译研究；而后在二十世纪初，在大学设立了外国文学课程，开始慢慢的对外国文学进行话语研究。在研究话语的过程中，外国文学对于我国的文学发展带去了极大的影响作用。可是作为学科研究发展却比较的缓慢，因为外国文学在我国缺乏相应的累积信息、文学资料匮乏。在这个时期，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话语基本上只处于译介阶段，主要通过文学史写作和译介性文章表现。其中出现了多元化的话语，但学者们的希望都是参考外国文学，创造新文学。随着新民主主义的出现，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从多元化的话语向着一元化话语转变，提出要进行批判性的继承，这时强调了文艺的政治性，局限了文学的研究空间。而在时期，外国文学研究发生了大变化。由于纪要的出现，扼杀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直到七八十年代，外国文学研究再次以译介的形式出现，强调的仍然是政治性。
二、外国文学研究话语的重新构建和转换
（一）批判模式和阶级话语的退隐和滞留话语的转变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新旧话语间肯定会经过一番缠斗才能够实现最终的转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官方对外国文学工作的主要态度就是不仅要想“十七年”的话语传统和理论资源的回归，同时也要面对变化多段的当代文学现实，同时这也是研究人员应该要遵守的规则。
（二）现代派文学论争和人道主义讨论的话语分析在新时期外国文学界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冲破“十七年”划定的思想，让古典文学应该具有的地位得到恢复，补上之前落下的现代主义一课就成为了最为迫切的任务。各个学派对论争对象的认识不同，但是讨论的目标却比较清楚，这个目标就是对“十七年”以来对两个论题的认识偏差和迷误进行清理，将现代派文学和人道主义转变成我国的建设性话语资源。虽然现代派文学和人道主义讨论在论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看到积极的效果。
（三）新理论引入对话语转型的影响在1985年经过了一段不平顺的酝酿过程之后，整个学术界和文艺界开始出现比较大的转折。在1985之后，西方文化和西方理论开始大量的输入，新一代的学者和人才开始成熟，让学术界和文艺界出现了比较大的突变。1980年代后期的主流话语也开始转变成“文学主体论”。在新理论引入之后，话语的更新开始变得滞后，在1985年到1990年期间，理论的译介热潮并没有对研究实践带来快速的变化，理论知识在潜移默化之间对学界的研究方式和视野起着影响，在短时间内，批评实践并没有能够表现出和理论界相同的变化速度。
三、外国话语的转型和凸显
（一）延续性转型延续性问题主要包括：首先是学科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外国文学研究在我国文化以及我国学术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其次是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这样问题和学科的定位问题其实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后是怎么样去认识20世纪的世界文学。在基本目标和问题关怀一致的情况下，1990年代的外国外文学继续引入了西方当论，对20世纪文学和新理论加深和拓展了研究，而且也延续了1980年代的经典重评活动，通过“重写文学史”让1980年代奠定的外国文学新秩序更加完善。199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让这秩序中的漏洞和空白得到了充实，继续加强研究形式审美；而且还遇到了新话语带来的问题，这些新问题让原来的外国文学秩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二）话语中心的形成外国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其实就是“外国文学”，也就是外国的文学理论、作家作品以及思潮流派等。但是“外国”包含的内容却比较大，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都需要在这个范围中去取舍。从1980年代开始，学界就已经选择了西方作为外国文学新秩序中的根基，但是也并没放弃学术传统中对东方的重视，在1990年代的时候，西方文学才真正的成为了学界视野当中的研究中心，西方学术话语是渗透才真正的改变了学界的研究模式，成为了话语中心。
四、结束语
一、字母词发展理论与发展
国内对于“字母词”是否是汉语词具有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两种主流的话语。首先，字母词作为与国际语言发展相接轨的语言现象，具有一定合理合法性。在汉语语言环境中自发衍生的语言产物，应该加以引导和保护。如，曹学林认为，字母词是一个语与义相互结合的语言外来词，字母词的读音隶属于汉语语言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字母词的语义又通常被主体人所理解。因此，我们应该将其归为汉语语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基础之上，美国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布鲁诺（Jerome Bruner）对该学说进行了深化，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介绍了字母词教学理论（scaffolding）。“字母词教学”是从建筑行业借用的一个术语，本意是指建筑工人使用的脚手架。而用于教育学中，“脚手架”是指一种辅助物，学习者凭借这种辅助物可能完成其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
二、字母词在外语教育教学中的现状审视
外语教学不仅是语言的教学，还是技能的培养。在英语教学中，听与说处于先导地位。听是理解，说是表达，而理解又是表达的前提，只有掌握了良好的外语技能，才能逐步完善其他各种语言技能。但目前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中，外语课所占的课时比例通常是最少的，并且英语外语教学的手段和方法机械单调。很多教师忽视了外语教学的技能性特点，仍采用传统的“三部曲”式教学方法：教师播放录音材料，学生听录音做练习，最后教师给出正确答案。这种传统的形式主义的教学手段容易使学生感到单调乏味，缺少师生间的有效互动，更没有同学间的交流沟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教学效果不佳。另外，大学英语等级考试（CET）、雅思（IELTS）、托福（TOEFL）等考试中多外语的考核使得大学英语外语课演变成了测试课。无可厚非，测试是检验学生能否理解外语材料的有效方法。但是不同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和对信息的感知速度不尽相同，测试往往会造成许多学生的疲惫与紧张，挫伤其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并且，课堂上频繁的外语测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外语教学的真正目的，以考试选答案取代了指导学生如何听，忽视了对学生外语技能的培养，陷入了英语外语教学的误区。
三、字母词的语言辅助与语言检验
1.1 组织绩效水平与高管继任
Dalton对“高管继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关联性进行论证，结果发现：在绩效水平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变更发生的概率较大，此结果也说明了企业绩效对企业高管变更决策有重要影响。此外，Laker从委托-理论视角出发，认为企业与高管之间是委托关系，但是由于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人（高管）的经营行为具有“不透明”性，所以委托人（企业）需要投入监督成本来防止高管的“偷懒”行为，或者将高管的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来规避高管的负向产出行为。如企业一般以企业经营绩效的水平来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即将高管利益与企业绩效之间挂钩。
1.2 公司治理结构与高管继任
1.2.1 股权结构与高管继任
Brunnello以意大利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股权结构中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继任之间关系并不是显著，而笔者认为这种关系的不显著主要与样本量相关。当高管占有企业大部分股权时，高管变更或继任的概率较低。此后，Volpin和Denis两位学者都以不同国家的数据为基础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也表明了“高管继任的概率，与其对业绩敏感性，以及与高管的持股比重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①。
1.2.2 董事会结构与高管继任
Jensen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会中董事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增大，也就是“委托-”的问题也会增多，例如董事会决策的“搭便车”问题，决策效率自然降低。一旦高管成为大股东，董事会决策也可能会成为高管自身决策，董事会的权限会由高管掌握，并且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摆设，也就不可能有效监督高管的行为。对此，Fama认为企业决策效率还跟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重有关，外部董事由于不会与企业内部经理人之间存在“合谋”的可能性，在决策方面更具有效率，他们更加关注企业高管在经理人市场中声誉，更加关注高管对企业股票价格上升的贡献。
1.2.3 市场环境、控制权市场与高管继任
Defond使用了美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不同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差异导致高管继任频率和模式的差异，越是在竞争程度的高企业中，高管继任发生频率越高，因为企业关注并不仅仅是关注企业绩效提升，也关注与其他企业绩效之间差距，一旦这种差距超出了预期，企业可能就会选择能力更强的高管来替代现任高管（与“替罪羊”假说观点一致）。Manne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企业获得的“公司控制权”可以带来意外的收益，可以为新企业注入优质管理队伍而获得收益，也可以为股东分配新的股权，并可以为母企的管理效率带来提升。Conyan认为高管的年龄与企业的高管继任决策之间存在关联性，年龄越长，高管越有权力影响董事会决策，则强制继任的概率较大，反之相反。
2 高管继任模式的相关研究
2.1 高管继任模式
高管继任来源是指当企业需要解聘现任高管时考虑的替代者是来自企业内部，还是选择外部（或者同一个产业领域，还是不同产业领域）等。Shen（2002）②认为企业选择高管继任者有三种渠道：一是企业内部类似岗位继任者；二是企业内部岗位下属岗位；三是外部继任者。而Rajagopalan（2003）③认为企业的高管继任模式主要有：既定高管继任、非既定高管继任和外部继任三种。
2.2 高管继任来源影响因素
2.2.1 经营业绩
企业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发生高管变更呢？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当企业经营绩效处于困境时，他们极易实施高管继任决策。当处于绩效困境的企业现任高管来自企业内部时，董事会则更倾向于选择外部继任者，因为可以带来企业战略的变化，带来更多的创新之举④。当企业经营业绩达不到董事会预期时（如董事会对未来绩效提升有更高的预期），董事会考虑实施高管继任政策。由于内部继任者往往与现任高管之间存在着种种显性或隐形联系，内部继任之后的绩效提升空间也较小。所以选择外部高管成为董事会的最优选择，外部继任者可以带来变革，企业绩效改善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大。不仅如此，股东们的收益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经营绩效，一旦绩效水平下降，他们会怀疑现任高管的能力，也会对高管所带领的团队有所怀疑⑤，并且认为内部继任者也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因为内部继任者往往来自现任高管团队），这些都表示了企业选择外部候选人来继任高管的概率较大⑥。
2.2.2 企业规模
Furtado就认为企业在内部培养一个高管继任者需要一定的成本，且需要产品市场规模的支持。当企业经营规模或人员规模下降时，企业负担各种形式的成本压力会增大，此时从外部招聘高管的成本低于内部培养，继而使得企业倾向于选择外部继任。Dalton对此也表示赞同，他认为与规模较大的企业相比，规模较小的企业一般都是选择外部人来继任现任高管的，因为这种继任成本远远低于内部培养继任。
2.2.3 董事会工作经历
对此，Helmich认为石油企业中董事会成员数量与企业高管继任模式相关，且与外部继任高管数量及其在总数中比例有直接关联⑦。Borkhovich则将董事会中董事分为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两种，认为外部董事占的比重越高，企业的外部高管继任概率越大，并且概率随着比重增加而提高⑧。
3 高管继任的结果产出研究
3.1 结果之一：战略调整或变革
战略是现代企业持续生存的关键，经营管理者（包括高管）的职责主要是制定和执行与企业特征相匹配的战略，让企业在竞争中受益。一旦企业陷入困境，董事们会寄希望于下一任高管的管理和经营，期望他们能够调整或变革现有的发展战略来以提升企业绩效。一般情况下，高管继任后企业的经营战略会发生调整或变革，或为销售战略、财务战略和生产战略等，此类调整或变革会直接带来组织架构调整，让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模式⑨。Miller对内部继任和外部继任两种模式进行研究，发现外部继任更能够给企业带来变化，尤其是战略的变化更为明显。
3.2 结果之二：高管团队晋格
高管的能力不能够通过他一人体现，一般情况下，他的各种经营和管理是由他所带领的团队共同来实现的。企业的高管继任事件往往伴随着大量的高管队伍的升级或被替代。这种替代在外部继任事件上更为明显，因为内部继任往往是高管一人的替换。一旦企业选择外部继任高管，原有的高管团队可能会发生三种形式的变化：一是解除前任高管团队中对新战略有“反对之意”的个体或群体，组建凝聚力高的新团队；二是用新的战略来俘获原有高管团队的成员，让他们尽心投入到新战略的执行过程中；三是从外部引入新成员组建新的高管团队⑩。
3.3 结果之三：绩效改进
学术界关于继任高管对企业绩效是否有改进之处观点也存在差异，不同学者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总体来说有三种：“改进论”、“消极论”和“平行论”。Helimich支持第一种观点，他认为“企业的高管继任事件是对原绩效一种改进，继任之后的企业股票市场表现较好，经营绩效得到明显改善”。所以，当企业绩效处于较低状态时，通过高管变更来提升绩效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且可以被大多数企业采用。与第一种观点相比，“消极论”则认为企业进行高管继任是对企业现有运作体制一种打击，每一次的继任可能会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例如组织架构和人员的调整等都会带来企业经营市场上低状态表现。
注释：
①Hambrick，D.C.，和 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9（2）.
②Shen， W.，和 Cannella，J. A. A. Power dynamics within top management and their impacts on CEO dismissal followed by inside succes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2）.
③Greiner， L.，Cummings，T.，Bhambri，A.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4-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 Organization Dynamics （winter）， 2002.
④Hambrick， D.C.，和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⑤Boeker，W.，Goodstein，J.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 Cho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⑥Zajac，E.J.CEO selection， successi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11（3）.
⑦Greiner， L.， Cummings， T.， 和 Bhambri， A. 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 4- 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Organization Dynamics（Winter），2002.
⑧Hannan， M. T.， 和 Freeman，J.Structural Inerti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J].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84（29）.
英文名称：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主管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主办单位：广州外语外贸大学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3-6105
国内刊号：44-1165/H
邮发代号：46-70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78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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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策略；英语阅读；大学英语
1导言
目前，考研英语通过最低分数线的比率仅为1/5～1/4，四级的通过率由从前的30%～40%下降至20%～30%，这些都充分暴露了同学们英语基础薄弱这一根本问题。通过做题来打英语基础不是一个明智之举，考试就像一把尺子，是为测量水平，而不是为了提高水平而设计的。本次研究主要探索的目的是如何提高英语水平，主要针对大学英语阅读，本次研究主要从英语语义（翻译）角度，进行透彻钻研。
翻译对英语阅读的是十分重要的，对课文的理解很多同学目前处于只言片语的水平上。但在平时读精读课文的时候，，必须用准确、完整和通顺的汉语去理解英语，指的就是翻译。我们国内的英语教学由于过分的强调用英语思维，而忽视了翻译的教学。但结果却不理想，试问有几个人形成了英语思维？中国人学英语的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证明，翻译是同学们提高英语水平的捷径。
翻译是影响英语阅读效果的一项重要因素，为了更好的发挥翻译策略的效能，根据大学英语阅读的实际情况，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几种适合学生学习特点，有利于提高英语水平的翻译策略，以使在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上得到提升。
2 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抽样方法：随机抽样，问卷调查。
随机选取2011级和2012级学生共计300名同学。一共发出问卷100份，收回85份，有效问卷50份。
研究时间：2014年9月。
研究地点：西华大学
2.2研究材料
（1）近两年大学四六级学生考试成绩单，期末考试成绩单；
（2）学生课堂表现成绩单，学生问卷调查表及其他英语教学研究资料，报告，杂志，期刊，调研报告等。
2.3研究过程
通过问卷、资料收集，参阅所写论题的相关文献等多种形式，首先了解国内外对该论题的研究状况和研究结果，同时针对研究方向进行科学性合理性调研――综合所有资料――初步确定论文题目及主要研究方向――撰写论文提纲――撰写论文初稿――论文数据分析――得出初步研究结论――针对研究问题寻求解决方法――-研究结论验证――研究修改――审阅――定稿。
2.4分析方法
5W1H分析法，ABC重点分析法，逻辑树分析法等。
3 研究结果
学生在英语阅读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比较少，大部分是一知半解；在学生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中绝大多数大都是凭感觉，大概意思。有的同学基础不好，有很多单词都不认识，在这篇课文中是这个意思，换一个语境就无所适从。为了让的在英语的阅读的过程中发挥翻译策略的有效作用，本次调研在客观调查，全面归纳，深入分析，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以下几种翻译策略，能够有效提高翻译水平，从而从整体上解决看不懂，读不懂的问题，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人学英语的英语翻译之路。
3.1 推理策略和语境策略
推理就是根据现有的证据进行联想和判断，最后得出结论。常用的推理技巧如从文本的整体结构进行推理，从作者的暗示及上下文线索进行推理，利用文本中的解释和定义对某些词句进行推理，根据逻辑指示词进行推理等，在运用推理策略时，一定要注意和正确的语言结构紧密的联系起来，不能主观猜测。语境是指语言文字一经使用后所处的言语环境，包括微观语境和宏观语境。翻译在表达上也必须紧密联系语境，准确，达意，传神。
3.2猜词策略
经过有效的科学调研，现归纳为一下几种：①根据词的构成猜测生词词义，首先我们一定要掌握一定的构词法，尤其是词根、前缀、后缀、单数形式、复数形式等；②根据原文意义上的联系猜测单词的意思，在此一定要结合语境，句子中的词语在一定的语境下，都有一定的特殊意义，上文与下文之间往往都会有某种联系，可以根据这种独特的联系进行猜测词语的具体特定意思；③通过换用词语推测生词的意思，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会经常性的发型文章作者会使用不同的词语表达相同的意思，难词与易词交替使用，简单词汇与复杂词汇交替使用的现象，根据这一规律我们也可以推测生词的意思；以上所列举的几种翻译策略是相互联系，也是相互促进和补充的，我们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可以交替使用，灵活运用。
4结语
在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之间人们的联络与沟通更加的便利和频繁，密切的文化交流与沟通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大学英语阅读作为大学理论教学与实践的重要原地，在培养和塑造大学生英语英语能力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翻译，更是重中之重。在此，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探讨和阐述翻译，更加注重翻译活动中社会文化因素和社会意识形态对整个翻译的影响，同时发挥翻译者即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是英语应用能力得到质的飞跃和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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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宝燕（1990～），女，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
关键词：中青年学者；科研方法；科研团队；外语教师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35-0091-05
为推动我国高校外语院系科研工作建设及骨干教师、学者培养，促进外语院系在科研管理、科研立项、学术创新及成果等方面的交流，《中国外语》编辑部和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于2012年5月11日至14日在杭州联合召开“第六届中国外语中青年学者科研方法研讨会暨科研写作高级研修班”。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社长、《中国外语》杂志社社长刘援，《中国外语》杂志社主编黄国文、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刘绍龙教授和来自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200名外语界知名专家、学者在西子湖畔进行了为期2天的交流与研讨。
一、研讨会的主题及其概况
“中国外语中青年学者科研方法研讨会”是由《中国外语》编辑部和有关高校针对当前外语学科科研现状和实际需要，共同主办的聚焦外语院系科研工作及外语教师科研水平提升的全国性的专题学术研讨会，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六届，已有来自全国各省市区的1700余位代表参与研讨活动，受到了全国广大外语院系负责人及学科骨干教师的欢迎。
本届研讨会以“外语教师发展与科研创新团队建设”为主题，主要探讨国家重点规划与语言学科科研选题立项申报、外语教师发展与科研创新团队建设、外语语言学科领域发展的新趋势及学刊选题评判、科研写作与学术规范等议题。研讨会期间，《中国外语》杂志社主编黄国文教授、高等教育出版社刘援副社长、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刘绍龙教授、浙江大学何莲珍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立非教授等5名专家先后作了专题报告。
二、研讨会的学术交流情况
1. 有关学科定位及发展、人才培养趋势及其学刊选题的标准的探讨
研讨会首先由中山大学翻译学院院长、《中国外语》主编黄国文教授做题为“外语语言学科领域发展趋势及学刊选题评判”的报告。黄教授首先探讨了外语学科的定位，他指出，近年，我国很多新兴外语学科如“商务英语”、“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语料库翻译学（corpus translation studies）”等，学科定位尚不明确，很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对此类问题进行探讨。同时，外语教师必须明确作为“工具”的外语和作为“专业”的外语的差异，区分外语基础知识和外语专业理论在人才培养中的不同地位。针对近年来英语专业出现的“通用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两大发展趋势，黄教授强调“英语”应始终放在主导地位，必须想尽办法、不遗余力地打好学生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在此基础上加强有关“专业”方面的知识，并且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黄教授归纳了外语专业教学的几大范式（paradigm），提出以“文（学）”带“语（言）”、亦“文”亦“语”、以“语言技能”挤“亦‘文’亦‘语’”、非“文”非“语”（“复合型”）、以“文（化）”代“文（学）”、“文”——“语”——“翻译”三足鼎立六大范式。黄教授还分析了近年语言学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指出中国形式语言学（formal linguistics）的发展在国际上相对较为落后，同时介绍了近年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界面研究（interface studies）”的发展。鉴于界面研究侧重语言学不同学科、不同方法论的融合，黄教授勉励不同方向的学者应相互支持和鼓励，同时做到“术业有专攻”、“学者不可无宗主，但不可有门户”。最后，作为《中国外语》的主编，黄教授介绍了学刊选题的标准，提出学术性、科学性、原创性、前瞻性、引领性五大标准，并要求年青学者在投稿时重点考虑选题、论文结构、表述、论文的结构框架、参考文献、写作规范等问题。这一报告，既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外语学科的地位、语言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又对青年学者做科研道出了很多经验之谈，发人深省。
2. 有关“体验式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中国外语》杂志社社长刘援以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体验式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为例，做了题为“发挥团队优势，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取得课题研究的成功”的报告。该课题于2005年申报，2006年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立项“体验式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8年，由于课题研究与应用逐步拓展到其它语种和国际汉语，获准更名为“体验式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刘社长提到，当代外语教学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家对专业型、复合型外语人才需求大增，而我国的外语教学模式还相对落后；另一方面，外语教学对象面临由80后到90后、00后的转变，生源变化带来群体性的学习态度、学习风格、心理耐受力等诸多改变。正是针对这一外语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选题，才获得成功立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团队合作发挥了关键优势，自2006年课题正式立项，以资深教授、专家为核心，来自近百所学校约500名骨干教师所组成的团队对课题进行了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既在创新中实现了外语教学理论的突破，又在产学研的互动中收获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刘社长认为，对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选题，需紧密依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并坚持面向教学实际。课题实施过程中，要善于构建和发挥科研团队的作用，并始终以科学态度和质疑精神进行理论思考，青年学者尤其需要拓宽专业视野进行跨界思考。
3. 有关外语科研团队建设的探讨
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二语习得领域杰出学者刘绍龙教授从管理视角探讨了外语科研团队的建设。通过分析传统“个体”研究模式与当下兴起的“群体”（团队）研究模式的特征，刘教授指出，虽然长期以来个人单打独斗搞科研已成定势，然而一些一流外语院校如广外、上外和安徽理工大学等综合性大学，已经开始采取建立科研团队的做法，他更指出基于“项目”的团队研究具有规模性、系统性、规划性的优势。刘绍龙以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自2009年酝酿科研团队建设到实施的过程为例，说明外语科研团队建设必须兼顾选拔公平性、选题规模性、任务分解性、操作协作性、利益公平性、评估科学性、投入静/动性、宣传必要性问题。就工科院校的外语学院来说，特别难解决的是利益的公平性、投入静/动性两大难题。首先，外语学科在工科院校属于边缘学科、服务型学科，学校经费投入本来就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外语学科只能自谋发展、发掘内部资源，如何使有限的经费获得最大效能，实现学科发展和教师发展的共赢，是外语院校领导必须长期思考的问题。同时，外语学科项目不像工科项目容易分解、细化，在考虑利益分配时很难兼顾团队总负责人与子课题负责人之间的利益公平分配、子项目负责人之间的利益公平分配、子项目负责人与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在这方面，实践者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如何建立一个长效、科学、可持续发展机制，是所有管理者必须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同时，在经费投入方面，“常规”（或“保底”）资金投入和基于评估结果的资金动态“追加”投入如何分配也需要平衡。保底投入少，难以保证团队青年教师的个人发展效果；保底投入多，又无法对科研团队形成有效制约，实现大项目、大成果的规模化、持续性产出。另外，刘绍龙教授还介绍了浙工大外国语学院建立“青年教师导师制”平台来培养、发展青年教师的做法，对于只有初级、中级职称的青年教师，通过双向选择建立“一对多”指导模式，采用导读、面谈、工作坊等形式，由教授指导青年教师发表科研论文、申报项目、攻读学位，在3～5年内获得副高级职称。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对于全国外语类院校都有借鉴意义，与会青年学者也纷纷表示迫切需要有学科带头人帮助他们突破发展瓶颈，因此在会后与刘绍龙教授就“青年教师导师制”具体实施办法进行了长时间讨论。
4. 有关青年教师科研平台的探讨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何莲珍教授的报告题为《开放·分享·合作——浙大应用语言学研究所青年平台介绍》。她首先介绍了浙大外语学院发展的三大原则：①错位发展，即别人已经做过的课题或别人已经发展很完善的学科不再重复。②跨学科研究。外语学院的发展需依托浙大作为综合性大学的优势，依托浙大已有的全国范围内最齐全的学科门类，打造外语学科特色。③利用教学促进科研，科研反哺教学，最终落实为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据此，浙大外语学院提出三大举措：①凝练方向——凝练学科队伍，申报各类课题。②积聚力量——根据浙大外语学院一级、二级学科点，确定英语语言学（特别是黑人文学、男性文学、女性文学等特色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计量语言学、话语研究、语料库语言学、外语教学与外语评估）两大发展方向和下属12个研究所。③特色发展——实现跨学科发展。同时针对外语学院青年教师多、学历层次低的普遍现状，浙大外语学院搭建了青年教师科研平台，在平台搭建、推进方面，也提出了很多独具特色的理念和独树一帜的做法。该院青年平台的最终目的是促进青年教师学术成长，理念是“开放、分享、合作”。“开放”即提供开放宽松的交流平台，“合作”即进行坦承广泛的讨论，互相启发，理清思路，“分享”即发掘资源、共享资源。在平台推进方面，由青年平台负责人定期用公共邮件信息，布置seminar时间、主题，并根据研讨活动效果调整活动主题、方式，表1简要描述了其活动推进方式：
浙大外语学院青年平台在学校和学院层面也获得积极支持。学校层面，实施1311人才计划，计划资助1000名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即浙大“青年求是学者”），资助经费5万，连续资助4年。学院层面的支持也是多元的，包括：①学院出资定期送青年教师出国进修。②实施“教授领航”计划，每位教授带两名45岁以下未取得副高职称或未取得博士学位的教师，进行一对一的指导。③学院下属研究所指导青年教师进行贯穿全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通过开题答辩——修改题目——提交课题论证报告——邀请国家社科基金评委评审、论证——定稿提交——获得审批这一连贯流程，确保国家级课题的高命中率。笔者认为，浙大外语学院青年平台与浙江工业大学外语学院科研团队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前者的优势也十分明显，表现在：①浙大青年平台搭建的理念更加人性化，即乐于分享、积极配合、开放通融。②平台的构建更加多元化，表现在梯队多元化（青年教师，博士生，学术顾问）、学科背景多元、交流活动多元、支持多元，这与浙大外语学院早年就着手这项工作不无关系。
5. 有关语言学研究的热点、趋势、方法与工具的探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院长王立非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立项热点、趋势及研究方法案例分析”。首先，王教授用定量方法研究了“十一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语言学立项的现状、特点和趋势及立项的热点变化，研究结果如下：①2006～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语言学立项除重大项目只有1项，重点项目、青年项目、一般项目均具有较大幅增长。②2006～2011年外国语言学立项最多的学科依次为外语教学、翻译学、语言本体研究、对比语言学、语料库和计算语言学，这一结果否定了外语教师认为外语教学不受重视、难立项的偏见。③就热点分布来说，2006～2011年持续获得立项的学科为二语习得、语料库交叉研究、教学法、词汇学、语用学、汉外句法对比、专人或专书翻译，这也反映了这些领域的研究活跃、国家重视程度较高。④立项较少的领域有基础外语教学（即中小学外语教学）、ESP、翻译（如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师资培养、翻译测试）、跨文化交际，立项少的原因主要是在于研究方法匮乏、课题设计不合理、研究理论薄弱，立项少也说明青年学者只要持续、深入地思考，在这些领域仍可大有作为。
同时，王教授对过去十年国际四大二语习得领域顶级期刊Applied Linguistics、Language Learning、TESOL、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的806篇学术论文进行语料库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学习者内部因素、学习者外部因素、课堂教学、学习内容、学习者语言（中介语）五大领域。②从研究方法来看，实验研究仍占主导地位，交叉性研究不断出现，基于语料库的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一种定量研究的新形式开始大量出现，话语分析方法作为话语分析与二语习得的交叉研究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还介绍了一系列计算机辅助研究方法和最新研究工具，包括语料库工具软件WordSmith、词汇研究工具Range、语音语调研究工具PRATT、听力阅读研究工具DMDX、翻译研究工具PARACONC、多模态研究工具ELAN、多变量研究工具AMOS5。他要求青年学者经常阅读CSSCI外文期刊，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界》、《外语电化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国外语》、《现代外语》，以及西文期刊论文全文数据库EBSCO、ELSIVER、PROGQUEST、SPRINGER。王教授还特别提到对商务英语感兴趣的青年学者可以关注网上数据库，如British National Corpus、International Corpus of English、Business Letters Corpus、Corpus of Spoken Professional American English、Wall Street Journal-based CSR Corpus等，以及国际商务英语学术期刊如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Global Business Languages、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他还提到，商务外语跨学科研究可以将语言学、交际学、机构研究、批评分析、社会学、文化研究、历史学、新闻学、外交学、经济学、管理等理论应用到商务外语研究中，研究方法也可以综合修辞分析法、机构话语分析法、民族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语料库方法、批评分析法、交际媒介法、谈判研究法、多模态分析法、语用学方法等，青年学者可开展研究的课题包括Business Socialization、Business Discourse、Business Identity、Business Pragmatics，等等。
6. 其它研讨情况
大会除专家主题报告外，还安排了分组讨论。讨论分为四个小组，讨论主题分别是“国家规划、课题立项及申报”、“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新趋势”、“外语院系科研管理及创新团队建设交流”、“应用语言学研究及学术规范”。讨论完毕后，小组代表分别做专题发言。军械工程学院外训系杜夕玲老师提到青年外语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困惑，包括外语学科在理工科类院校的边缘化；学生评教对教师教学行为评判的科学性；外语青年教师的教学任务重，无暇分身科研；青年教师缺乏学术带头人，外语团队无法启动等问题。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辛志英教授总结了功能语言学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如三大元功能，横组合与纵聚合、及物性系统、衔接与连贯等的问题，还谈到功能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差别。功能语言学从社会的角度，从大脑外部研究语言的使用，而认知学科则从大脑的内部研究语言的生成。她特别谈到外语教师在教学中遇到很多的语言使用和习得的现象，如学生的语言输出错误等，都是科研的第一手素材，也是得天独厚的机遇，外语教师缺乏的不是实践经验与感知，缺乏的是用理论解释现象及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能力。
大会由刘绍龙教授做总结发言，他借用《中国外语》杂志社刘援社长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体验式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所倡导的外语学习“参与——体验——共鸣”的先进理念，告诉青年学者要在学术水平及科研能力上有所提升，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各类学术交流活动，通过交流讨论获得认知体验，从而达到思想上的共鸣升华。此外，青年学者要提升科研方法和写作水平，兼顾本学科探究与跨学科融合，将科研工作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外语科研要以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为导向。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夏初的西湖，水光潋滟，荷花艳绝。杭州城内浙江工业大学的礼堂里，外语界的专家学者和中青年教师就外语学科的发展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笔者相信，在《中国外语》和其它院校、科研机构的鼎力支持下，此类研讨会的举行必将推动我国外语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中青年学者定会继续提高科研水平，中国外语研究必将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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