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3 01:23:42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律师思想汇报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一存在问题
对照《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每一条每一款，认真查找问题主要有几点：
⑴工作作风不扎实，业务上不钻研
对于已教过的初三知识，从不深挖有哪些问题和不足，授课过程中对于一些解决不太好的问题就放过去了，也不主动与老教师讨论交流，不能把工作做实、细.经常图个省事.照搬照抄，只是想只要完成应付了就算了.在工作中遇到繁琐、复杂的事情，有时会采取逃避的态度.缺乏一种刻苦钻研的精神.
⑵满足于现状，学习不够积极主动
对于一个党员来说，我对自己的要求不够严格，未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对于取得的一点成绩，沾沾自喜，且不知自己乃井底之蛙，更是不知深浅的觉得自己现有知识和业务能力足以应付学生.对于业务学习，政治学习不够而且经常拖沓，不按时完成学习任务，对于一些理论知识，政策法规也是一知半解，在新型形式下新的教育理论知识学习不够，钻研不深.尤其是学习笔记上字迹潦草，质量和数量都不能保证.
⑶工作上缺乏耐心和技巧，方法单一
学习不够加之性格急噪常常在处理学生问题、整顿班风纪律、鼓动激励学生，与家长沟通上缺乏耐心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导致教育效果不好，经常事倍功半。
⑷创新意识不够，固步自封
工作上满足现状，热情不很浓，创造性的思路不宽、不多，不能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常是"穿新鞋走老路"尤其体现在备课和教法上，常是老一套对待新学生。
二、分析原因
(1)思想态度上
思想上松懈导致态度上不端正，上进心不是很强，得过且过.
(2)行为习惯上
我平时工作习惯和纪律上较为散漫，不能及时完成作业和任务是我常年形成的一个坏习惯，爱拖拖拉拉，丢三落四.
三、整改措施
(1)加强学习
无论是业务还是政治方面都要认真学习，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更应在学识方面提高素养，作为一名语文老师需要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能满足现状，不断充电，与时俱进以求适应新形势下新教育发展的需要.
(2)改变习惯
多年形成的坏习惯意识到就要下决心改正以后对工作绝不拖拉，绝不应付，认真及时，保质保量
(3)提高觉悟
关键词：异常市场回报率；香港证券市场；盈余公告日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3-0028-05 收稿日期：2010-12-06
由于香港资本市场是亚洲除日本以外市场价格指数变动与美国市场指数最为相近的市场，同时其资本总额在1997年已经名列全球第五，所以关于该市场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Grant(1980)发现，美国场外交易市场(0TC)上市公司所公布的年度盈余报告所包含的信息含量要比纽约证券交易所fNYSE)上市公司公布年报的信息量多，而在两个盈余公告日之间披露的信息量较少。他采用异常市场回报率作为盈余公告日附近信息披露程度的指标。因此，盈余公告日附近的异常市场回报率可以用来间接测量公告时、以及公告间隔期间信息披露的程度，从而可以得出同美国市场相比，香港市场的有效性怎样。
一、文献回顾
Morse(1981)观察到在美国市场上，当公司在《华尔街日报》公布公司会计报表以后，两天内股票价格出现异常变化，三天内交易量异常。相应的，Cheung和sami(2000)研究了香港证券市场，他们发现公司年度收益以后，公司股票价格和成交量的巨大变化，他们选择的数据区间是一个月。虽然他们的结果支持了Morse的结论，但是在计算异常市场回报率时他们使用的是静态CAPM模型，这个模型没有考虑到无风险收益率及市场回报率在盈余公告日附近可能变动的问题。
“兑水”的计分考核 “监狱里面的事，尤其是减刑，操作空间很大。”上海律师何俊明说。2006年以前，他在江西某监狱担任了20多年的狱警。
监狱里对服刑人员的监管，主要依靠“计分考核”进行，即狱警根据规定及服刑人员的表现，对其加分或减分。分数多寡，将直接关系到能否获得减刑、假释等刑罚变更待遇。这项政策在监狱这个极为封闭的情境下执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暗箱操作。
监狱内的计分主要分为生产改造分和思想改造分。前者没有限制，只要足额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就能得分。思想改造分则种类繁多。比如，服刑人员做思想汇报，可得分；向前来监狱参观人员做警示教育的，也可加分。但真正有“操作空间”的，也正是思想改造分。在何俊明的印象中，思想汇报是最常用的造假手段，“我很少见到思想汇报分是真实的，绝大多数是管教人员编的”。
同时，思想改造分也有上限。在一个有100多名服刑人员的分监区，一般每月只有几百分的指标。这些分数给谁，完全由管教人员决定，既没人监督，也没人追查，一旦记到考核表上，便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监狱里的“关系场” 但若想快速减刑，除了努力争取加分，还需要过硬的关系。何俊明的最大感受是，许多减刑人员，早在入狱之前，便已规划好了减刑路径：首先，想办法进入有关系的监狱；其次，争取分到一个好岗位，如商店、食堂、医务室等；最后，疏通相关岗位的管教，尽量多得分。
寻找有“关系”的监狱，在服刑人员中并不是新闻，即便法院判决执行的监狱没有关系，有能量的服刑人员，仍可通过“调犯”程序，转到能找到“关系”的监狱中去。
那些找不到合适的“关系”为减刑助力的服刑人员，就只能靠自己和管教“拉关系”了。何俊明说，会一门手艺很重要，“哪怕是会补鞋、理发也能派上用场”。再比如，积极响应管教的号召。何俊明所在的监狱曾规定，服刑人员订阅一份某司法系统的机关报，就能减刑一月。由于响应人数众多，最后只好限定每人一份。
三分之一减刑率 在挣分、加分、“照顾”之后，减刑还差一步――法院裁定。
按规定，除被判死缓的服刑人员由高级法院裁定减刑外，无期、有期徒刑服刑人员的减刑，均由监狱或看守所向中级法院提出建议书。法院里，审理这类案件的是审监庭。依据何俊明的经验，一般中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法官约五六个人。每季度末，二三百份减刑建议书送到法院，法官们要在一个月内审结。“每个案子都认真审查是不可能的”。
处。此次实习，主要岗位是审查科，因此主要实习科目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涉及一些其他私法科目。在实习中，我参加了几起案件的开庭审理，认真学习了正当而标准的司法程序，真正从课本中走到了现实中，从抽象的理论回到了多彩的实际生活，细致的了解了公诉的全过程及法庭庭审的各环节，认真观摩一些律师的整个举证、辩论过程，并掌握了一些法律的适用及适用范围。跟随干警提审，核实犯罪事实，探询犯罪的心理、动机。真正了解和熟悉了我国的公诉程序及法庭的作用和职能，同时还配合公诉人员做好案件的调查笔录和庭审笔录，做好案卷的装订归档工作。
实习期间，我利用此次难得的机会，努力工作，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向领导和检察干警求教，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党和国家的政策，学习法律、法规等知识，利用空余时间认真学习一些课本内容以外的相关知识，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法律技能，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为以后真正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基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短暂的实习过程中，我深深的感觉到自己所学知识的肤浅和在实际运用中的专业知识的匮乏，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对一些工作感到无从下手，茫然不知所措，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在学校总以为自己学的不错，一旦接触到实际，才发现自己知道的是多么少，这时才真正领悟到“学无止境”的含义。这也许是我一个人的感觉。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我们的法学教育和实践的确是有一段距离的。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是法学的发展是在实践中来完成的。所以，我们的法学教育应当与实践结合起来，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具体说就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以课堂为主题，通过实践将理论深化；暑期实践与平时实践的关系，以暑期实践为主要时间段；社会实践广度与深度的关系，力求实践内容与实践规模同步调进展。
在实习过程中，也发现法律的普及非常重要。我国政府为推进法治建设而进行的多年的普法教育活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人们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普法的深度与广度上还有一些不足。比如有些时候，人们对有些法律条文是知道的，但却不知道如何适用它，以至于触犯法律；有时候人们对两个以上不同法律对同一问题的规定不明白，不知道该适用哪一部法律，有一个案件就是这样的，被告人原是某村会计，后来在改选中落选，这样一些会计帐簿、会计凭证需要移交，但是他一直认为《会计法》是规定的要等帐目清算后再移交，所以就坚持不交出，结果被以隐匿会计帐簿、会计凭证罪逮捕。这一个案例就说明我们的普法活动不能只做表面文章，要深入实际，真真正正的让人们了解法律、法规的含义。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确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确立法律神圣地位，只有这样法治建设才有希望。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青少年犯罪。在实习中所接触的案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案件的被告是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甚至有两个犯有抢劫罪的被告人是八七年的。不考虑被告人家庭和自身因素，从社会大环境来说，我觉得社会也有一些责任的。从八十年代初改革开始到八十年代末，这是一个重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段时间对精神文明建设有些放松，也就是说，有些犯罪人在童年时期就有可能已经沾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气。所以说，教育从娃娃抓起，不能只是一个口号，要真正落到实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近一个月短暂而又充实的实习，我认为对我走向社会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过渡的作用，是人生的一段重要的经历，也是一个重要步骤，对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也有着很大帮助。向他人虚心求教，遵守组织纪律和单位规章制度，与人文明交往等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都要在实际生活中认真的贯彻，好的习惯也要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培养。这一段时间所学到的经验和知识大多来自领导和干警们的教导，这是我一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这次实习也让我深刻了解到，在工作中和同事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做事首先要学做人，要明白做人的道理，如何与人相处是现代社会的做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于自己这样一个即将步入社会的人来说，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他们就是最好的老师，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很多知识、道理。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三项措施
一是常规审查和重点审查相结合。监所部门把羁押必要性审查作为驻所检察中日检察的常规性项目，对初犯、偶犯、过失犯、认罪态度较好、社会危险性小的在押人员展开羁押必要性的常规性审查，我科今年办理的首起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郑某盗窃案）就是在常规审查中发现的。其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律师、辩护人向驻所检察人员提出申请以及身患严重疾病的在押人员进行重点审查。
二是公诉、侦查监督、监所检察部门分工协作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通过常规审查发现有必要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需进一步审查的，公诉、侦查监督、监所检察部门之间进行分工合作，如身患疾病不宜继续羁押，监所检察部门负责进行评估、审查，公诉、侦查监督部门提供案件材料及相关情况。而公诉、侦查监督部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时，监所检察部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在羁押期间的思想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等相关情况提供依据。
三是规范流程与审批制度。经审查发现有可能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由分管检察长指定承办人进一步审查，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必要性进行综合评估后，提出意见。公诉、侦查监督、监所检察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分管检察长决定是否向办案单位建议变更强制措施或释放。重大、复杂案件经集体讨论后由检察长决定。
（二）社区矫正监督
一、开展日常监督和专项检察相结合，强化对监管活动环节的监督，确保社区服刑人员不发生脱管失控问题。为确保乡镇司法工作人员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到位，每月不定期到乡镇司法所检查社区矫正工作台账，查看社区服刑人员电话汇报、思想汇报、参加教育、社区服务时间以及请销假等情况，并通过与社区服刑人员谈话，走访帮教志愿者，实地了解司法工作监管活动和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监管的情况。
二、开展交付罪犯本辖区现场检查和外市区提醒通报相结合，强化对交付执行环节的监督，确保社区服刑人员按时入矫。为解决罪犯交付过程中因各种原因造成罪犯的漏管问题，采取多种办法完善监督措施，实现罪犯交付无缝对接。
三、是借助省院信息平台抓好本市外交付的罪犯漏管情况监督。通过查询省院信息动态平台，及时了解外地交付执行的罪犯信息，监督社区矫正机构为罪犯办理入矫手续。
四、开展核查治安处罚信息和巡查检察相结合，强化对收监环节的监督，确保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惩罚到位。为抓好社区服刑人员违纪违法环节的监督，每月定期到公安机关核查治安处罚信息，及时向社区矫正机构通报社区服刑人员的违纪违法情况，督促相关部门及时对服刑人员作出处理。
五、坚持和完善联席会议制度。今年召开二次由政法委、综治办、公、检、法、司等有关业务部门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对监外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统一认识，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工作中发现的脱、漏管和违法犯罪行为信息，要及时向检察机关反馈；对监外执行罪犯严重脱管和违法犯罪，需要人民法院撤销原判或数罪并罚案件的有关信息和书证材料要及时取证。促进公检法形成管理监督合力，特别是撤销缓刑、收监执行个案的查处，强化了法律在防范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中的特别预防作用。
六、结合地域特点，加大对外来务工人员实施社区矫正的监管力度。根据实际，定期、不定期到各乡镇派出所、司法所、社区等档案材料，请销假制度、帮教情况进行考察。发现有脱、漏管人员及时向有关部门发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督促纠正，有效防止监外执行罪犯重新犯罪，实现对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问题的有效监督。较好地保证对外来务工人员顺利实行社区矫正。
（三）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情况
因新刑诉法规定余刑三个月以下的罪犯留所服刑，因此今年以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在看守所较少。对于报减刑的罪犯，驻所检察室都采取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事前监督：看守所拟报前，驻所检察室通过与其谈话、调查同号房的笔录以及管教民警的意见和其平常的思想表现情况，向看守所提出意见。事后监督：减刑裁定下来后，积极审查裁定是否不当。
二、存在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
（一）社区矫正同步监督难 文书材料不齐全
一是公安派出所和司法所对社区矫正的对象（监外执行罪犯）交接不到位。公安派出所与司法所对社区矫正的对象衔接、交接工作缺乏沟通协调，只接收2011年11月以后的社区矫正的对象。2011年11月以前的监外服刑人员仍在公安机关派出所监管，在工作上产生扯皮现象，造成数据不符。为此，还专门发检察建议书。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15人，是由公安机关派出所监管的，司法所没有档案材料。
二是个别外地法院、监狱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相关法律文书没有及时送达罪犯居住地司法机关主管部门、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有的只送达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没有送达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导致执行地司法所和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数据不符。二是监狱刑满释放、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的材料没有专门移交，造成数据不符。
（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监督外部与内部均缺乏沟通
对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办案机关还停留在强制措施跟侦监、公诉等部门有关，而跟监所科无关，这也就决定了办案机关在对嫌疑人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时并不会主动告知监所部门，而监所部门又缺乏与侦监、公诉等部门的沟通交流。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犯罪嫌疑人是否仍然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评估标准不易把握。例如有些轻伤害案件，因为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空间封闭，信息隔绝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其无法再实施伤害行为，但并不能证明其没有实施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行为的主观意识，更不能判断其被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后，是否会再次去伤害被害人。
二是监管手段的不完善制约了强制措施的变更。在现阶段，监管措施尚不健全、不完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替代性措施缺乏保证力度，易增加诉讼风险，进而导致检察机关不敢轻易变更强制措施。
三、对策及建议
（一）要完善健全省院监外执行检察信息数据平台，（监外执行检察信息登录错误后，无法修改和删除）。造成数据不符。尽快实现检察系统内相关信息的联网，并力争与执行机关实行信息资源共享，随时掌握辖区内监外执行罪犯的变化情况，加强监外执行的交付执行和同步监督。
（二）是加强沟通协调，同意判断标准。建立侦监、公诉与监所部门定期沟通工作机制，确保犯罪嫌疑人的身体状况、在押期间表现等信息及时传递，统一羁押必要性判断标准。强化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协调，规范开展查阅案卷、听取办案机关意见、了解侦查取证进展情况等工作。
摘 要:附条件不制度是近年来颇具争议的一项司法改革创举,该制度已纳入《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范畴。在基层检察实践的基础上,对试行附条件不案件的情况、效果、问题进行总结和剖析,提出完善附条件不制度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附条件不少年犯罪实证研究
附条件不〔1〕,是指检察机关对某些符合条件的案件,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状况、公共利益以及刑事政策的需要,设立一定的考验期,期满后根据考察情况,对其作出不或决定的一项制度。海淀区检察院从2004年开始展开对该项制度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理论探讨、专家论证、制定规则、实践试点几个阶段。本文通过对海淀区检察院近两年试行附条件不制度的具体案件进行研究,力图从实证角度再认识附条件不制度,对其提出完善建议。
一、附条件不制度实践运行情况
2008年,海淀区检察院实施附条件不制度进入实践试行阶段,近两年时间里,适用附条件不制度的案件有11件15人。
(一)附条件不的适用主体和条件
1. 适用主体
根据2004年制订的《实施附条件不制度细则》(下称《实施细则》) ,该项制度预期适用的主体是未成年人。但试点附条件不制度的11件案件15人中,在适用主体上有所突破,即不局限于未成年人, 15人中有11人为未成年人, 4人为成年人。2. 适用条件《实施细则》规定的适用条件是: (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犯罪情节较轻,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3)犯罪后有悔改表现,不致再继续危害社会; (4)系初犯、偶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 (5)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试点的11件案件,均符合上述条件。具体情形如下:从涉嫌罪名看,盗窃案4件6人,寻衅滋事案4件7人,抢夺案1件1人,案1件1人;从犯罪主体看,均为男性,其中未成年人11人,成年人4人;从犯罪嫌疑人的职业看,有9人为在校生, 2人无业。
需要说明的是, 11件案件均不宜立即作相对不,原因主要有:犯罪嫌疑人交待的部分犯罪事实尚需调查(即使核实该起事实仍属情节较轻) ;犯罪嫌疑人对盗窃罪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作不合理辩解尚需教育;犯罪嫌疑人既非在校学生亦无固定工作尚需考察;犯罪数额较大不宜直接作相对不等。
(二)附条件不所附条件
条件一词来源于民法,是指“当事人以将来客观上不确定之事实,作为决定法律行为效力的附款”。〔2 〕附条件不所附条件即检察机关的帮教考察措施。在考察期内,犯罪嫌疑人有义务接受检察机关的帮教考察。考察期满后,检察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表现做出或者不的决定。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组(简称未检组)〔3 〕的成立为分界点,海淀区检察院的帮教考察举措在机构、形式和内容上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1. 四方帮教委员会模式(2004—2008年)
《实施细则》规定:“检察机关对决定附条件不的犯罪嫌疑人,应定期进行帮教和考察。”同时制定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教细则》(下称《帮教细则》)规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妇女联合会共同设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教委员会(以下简称帮教委员会) ,负责落实具体的帮教工作。帮教委员会由各方指派专人,共五人组成。”
在帮教委员会中,四方部门各司其职。团委负责选任青年志愿者或者社区工作者对被附条件不人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工作,包括心理辅导,思想品德和法制教育等内容,青年志愿者或社区工作者负责联系并督促被附条件不人每月至少参加一次社区公益劳动。妇联负责每月组织被附条件不人的家长参加一次“家长学校”,同时对被附条件不人的家长进行单独访谈。被附条件不人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负责每月通过走访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与被附条件不人谈心等多种途经,了解、核实被附条件不人在考验期间的表现。各方在考察期后均向检察机关递交考察报告,由检察机关形成综合考察报告,提交帮教委员会通过,并作为最终处理的依据。
2. 检察机关牵头负责模式(2008年至今)
2007年初,海淀区检察院在公诉一处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组,将本院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归口办理。未检组的成立,对试行附条件不制度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妥善处理案件的基础上,未检组创新多项工作机制和帮教手段,如特别告权、分案、办案引入心理辅导、开设家长课堂等,尝试由检察机关牵头,跨部门合作联合帮教模式,针对犯罪嫌疑人的不同特点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在附条件不所附条件及帮教手段方面,遵循基本程序与特别方式相结合的原则。
(1)基本程序召开帮教座谈会。检察官宣布附条件不考察决定,征询犯罪嫌疑人及其家长、相关单位如学校、社区的意见。如果同意,则要求犯罪嫌疑人签订保证书,保证在考察期内接受检察机关规定的各项帮教工作,要求家长、相关单位签订担保书,保证按照规定开展各项帮教活动、进行监督。具体案件中,承担帮教工作的主体有所不同:犯罪嫌疑人为在校生的,一般由学校和家长共同承担帮教工作;犯罪嫌疑人有工作单位的,一般由工作单位和家长共同承担帮教工作;犯罪嫌疑人无业的,则由社区和家长共同承担帮教工作。如涉嫌抢夺的齐某是无业人员,检察官邀请其所在社区的人大代表参加帮教会,参与帮教活动。
定期提交思想汇报。犯罪嫌疑人定期向检察机关提交书面思想汇报,汇报近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__犯罪嫌疑人为未成年人的,其家长定期向检察机关汇报帮助教育情况。一般每月汇报一次。
接受专家心理辅导。研究表明,未成年人犯罪多源于心理问题,如不能正确对待挫折,不能有效管理情绪等;案发之后,未成年人普遍受到心理伤害。海淀区检察院创设办案引入心理辅导制度,邀请心理专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必要时亦对家长进行心理辅导。如任某、王某寻衅滋事案,任某小时父母离婚,后父亲去世,跟随继母生活,遭遇多重打击的任某不思学业走入歧途;王某父亲管教极严,案发后父子关系紧张。检察官会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对嫌疑人及家长进行心理测试、箱庭疗法,帮助建立正常的亲子关系,树立生活的信心。
(2)特别方式
家长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研究表明,家庭结构缺损、家庭教育失职、家庭不良行为,使家庭不能或不完全能给予子女起码的情感满足和必要的正常社会化教育,由此导致家庭中的青少年心理发展出现障碍、社会规范的内化产生偏离,这是直接或间接促成其性人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进而使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4 〕海淀区检察院创设“家长课堂”,聘请教育、心理专家为涉案未成年人的家长讲授亲子关系、青春期生理和心理、挫折之后信心重建等知识。检察官事先下发“家长课堂调查表”,了解家长希望学习的知识,聘请专家有针对性制定课堂内容,采用讲解与互动相结合的方式授课。课后家长填表反馈课堂效果。
参加公益活动。帮教单位除日常监管外,还组织考察对象参加公益活动。具体做法各有不同:有的学校组织参加抗震救灾捐款仪式、唱响奥运歌咏比赛等,用时政教育犯罪嫌疑人;有的学校组织参加卫生大扫除、蓝球比赛等;有的社区组织参加社区文明宣传等。
(三)附条件不考察结果
《实施细则》规定,附条件不考察期为1个月至6个月。在试行的11件案件中,考察期为2个月至6个月不等。考察期满后一周内,各方出具帮教材料,如学校说明考察内容及嫌疑人表现,心理专家出具心理矫治报告,检察机关汇总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
试行考察的15人中,除1人因认罪悔罪表现差被、2人尚在考察期之外,其余12人全部作相对不处理。附条件不考察制度,挽救了一些犯罪嫌疑人,使其避免贴着罪犯标签生活,专业的帮教考察,使其重新融入社会开始新生活。如涉嫌寻衅滋事的犯罪嫌疑人王某,经过心理辅导、家长课堂之后,王某及父亲都认识到沟通和鼓励的重要,父亲表示会继续鼓励儿子高考,儿子更加理解父亲。又如几名涉嫌寻衅滋事的成年大学生,家长整日叹气流泪,孩子也自觉抬不起头,无法面对生活,通过专家引导,家长和学生都重新树立信心,学生已恢复学业,家长亦学会帮助子女走出困境的方法。至今12名被不人均未再次出现不良行为。
二、附条件不制度的实践效果及存在问题
(一)附条件不制度的实践效果
1. 更好地教育挽救未成年犯,使其更易回归社会
未成年人之所以犯罪,是由于其原有心理水平较低,在外在不良因素的作用和诱惑下,加上自身进行了一些违反道德和法纪的活动,获得了体验,逐步形成消极心理因素———不良的需要、兴趣和世界观,而走上犯罪道路。但消极因素并不能排除未成年犯罪人身上仍存在积极因素,只不过积极因素处于相对的劣势,被消极因素掩盖而已。检察机关只要善于从未成年人消极的行为表现中,发现和培养这样或那样处于劣势的积极因素或隐藏着的“闪光点”,并利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这样,未成年人就可__能逐步得到改造。〔5 〕
附条件不制度正是看到了未成年犯身上具有的积极因素,通过专家和检察官的帮助教育,使其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今后的人生有更好的规划,不仅免于犯罪前科,而且更易回归社会。试行附条件不的15人都通过考察教育,表现出良好的认罪悔罪态度,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涉嫌寻衅滋事的陈某写道:“我现在又能上课学习了,这才是属于我的生活,我会一步一个脚印走好人生的路,不再让父母失望。”涉嫌抢夺的崔某,已高中毕业考入军校继续学业。
2. 更好地化解矛盾纠纷,重建和谐社会关系
2000年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明确提出恢复性司法的概念。恢复性司法强调消除仇恨,化解矛盾,使当事方都能够不因犯罪和被害而影响融入社会重新生活和工作,建立公正、负责、讲道德和有效率的刑事司法系统,真正促进经济及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全。
附条件不制度通过附加条件帮教考察,促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更好地保护双方权益,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试行的11件案件双方当事人都达成和解,被害人遭受的损害通过赔偿、道歉等方式得以弥补,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
3. 真正实施区别对待,充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2006年最高检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区别对待,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当宽则宽”。最高检在《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若干意见》中又指出:“检察机关在批捕、等各项工作中,都要根据案件情况,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
附条件不制度在试行过程中,对那些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大、不致再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帮教考察,使其认罪悔罪,积极赔偿,取得谅解,实践中多做出不决定,体现了宽严相济中“宽”的一面。但对不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坚决不适用附条件不制度,对在考察期间心存侥幸、不思悔过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提起公诉,体现了宽严相济中“严”的一面。如崔某、许某抢夺案,许某在考察期内再犯盗窃罪,被提起公诉,而崔某能够认罪悔过、积极赔偿,后被作不处理。
(二)附条件不制度实践面临的问题
1. 附条件不制度的法律依据缺失
在该制度出现之初,附条件不制度的正当性即引起很大争论。反对者认为,附条件不并无法律明确规定,是一种游离于刑事诉讼之外的“违法试验〔6 〕。赞同者认为,附条件不制度是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应有之义〔7 〕。笔者认为,附条件不制度具有存在的法理依据和现实必要性,该制度进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似已成定论。由于尚无明确规定,实务部门在作附条件不时畏手畏脚,影响该制度的探索与完善;另一方面,试行案件中的参与者对该制度不了解,对其合法性存有质疑,有违司法权威,降低了社会效果。
2. 附条件不与相对不难以区分
适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不适用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而依据司法实践,附条件不适用于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可见,附条件不与相对不都适用轻罪案件。但是具体个案应适用相对不还是适用附条件不,实__践中难掌握。如窦某盗窃案〔8 〕,有人认为窦某是未成年人,盗窃数额不到两千元,可直接作相对不;有人认为窦某是无固定职业的未成年人,不对其考察帮教无法保证不的效果;也有人认为,直接作相对不,能使犯罪嫌疑人及早从诉讼中解脱出来,而附条件不需要一段时间的考察帮教,案件周期较长,对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未成年人并不公平,不利于诉讼效率的实现。实践中,检察官对诸多像窦某这样的案件存有困惑与疑问。附条件不和相对不的区别适用,无论在理论探讨还是制度构建上,都有待推进。
3. 附条件不的主体范围亟待确定
关于附条件不的主体范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附条件不只能适用于未成年人〔9 〕,这是一种严格限定的主张;第二种观点认为,附条件不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不应该有主体的限制,应该适用于所有人〔10〕,这是一种广泛适用的主张;第三种观点认为,附条件不制度主体不局限于未成年人,也不宜范围过大〔11〕,这是一种折中说。《实施细则》采第一种观点,实践中的试行案件支持了第三种观点。
4. 附条件不所附条件如何把握
在附条件不考察期内,设定一定条件,一方面给犯罪嫌疑人施加一定压力,督促其改过自新,另一方面有利于检察机关通过条件完成情况判定犯罪嫌疑人悔罪表现。但一般应附加哪些条件? 目前无统一标准,实践中亦难把握。有学者提出下列条件: (1)书面悔过; ( 2)向被害人道歉; ( 3)对被害人损失作出赔偿或补偿; (4)向指定的公益团体支付一定数额的财物; (5)提供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等。〔12〕11件试行案件中所附条件是:定期提交思想汇报;接受考察帮教(心理辅导、家长课堂、公益劳动等) 。可见,学界和实务界对附条件不所附条件在大体趋同的基础上仍存差异,应尽快确立所附条件的整体范围和统一标准。
5. 尚无专门的考察帮教机关
在试点过程中,考察帮教工作多为检察机关牵头,通过协议形式联合学校、社区等共同进行。检察官事必亲为牵扯大量精力,影响帮教效果和工作效率。缺乏专门帮教机关,对于在校学生案发后转学的,就无法落实帮教。占未成年犯罪多数的外来人员,因与本地社会联系不紧密,没有类似学校、家庭、社区等良好的帮教机关,更是被排除在附条件不的范围之外,有违《刑法》中的公平原则。
三、附条件不制度的建立完善
(一)适用主体宽泛化
附条件不制度最初仅适用于未成年人,实践中扩大适用到成年人。试点实践中发现,对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同样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本文认为,附条件不的适用主体不宜限定过严,只要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大,有良好帮教条件,无论未成年还是成年,均可适用。
主张适用主体宽泛化,依据在于,附条件不得以产生的法理基础和制度原意并不要求限定主体范围。首先,附条件不制度是便宜主义的体现,赋予检察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13〕附条件不尽量不将轻罪嫌疑人交付审判,而代之以教育性考察措施,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其次,附__条件不制度体现了刑罚经济的思想。〔14〕刑罚经济要求防止自由刑适用带来的不必要损害,尽量采用非剥夺自由的制裁方法,因而提倡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附条件不对轻罪嫌疑人实行开放的帮教考察,避免将通过考察的人移送、判处监禁刑,迎合刑罚经济思想的主张。最后,附条件不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可见,是否适用附条件不并非取决于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特定主体身份,而为是否符合适用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更能体现便宜主义、刑罚经济思想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
(二)检察官主导下的个别化条件附加
附条件不制度在设计上,应以检察官为主导,各部门通力配合,针对具体案情,由检察官选择有区别地附加条件,最大限度的教育、感化、挽救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对考察条件不宜规定过细,同时还需要完善配套机制来保障所附条件的有效落实。
为何以检察官为主导? 检察官在办理附条件不案件时,要调查犯罪嫌疑人一贯表现,听取被害人意见,全面考量案件情节。不同案件的附加条件必然不同,只有检察官最了解案情,最有权决定附加哪些条件。
为何要个别化附加条件? 犯罪具有多因性,既有自身原因,也有社会原因,附加条件全面、有针对性,才能切实达到预防再犯的目的。大多青少年犯罪后,本人亦受精神伤害,心理疏导很有必要;有的青少年家庭关系冷漠,家长课堂可助家长正确与子女沟通,营造和谐家庭;有的青少年缺乏责任心,参加公益活动有助于其增加责任感和社会认同感。
(三)考察期不宜过长,建立跟踪回访制度
考察必然需要时间。适用附条件不的案件事实简单,情节较轻,故考察期限不宜过长。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从司法实践和诉讼经济考虑,认为考察期规定为2个月至6个月为宜,试点的11件案件的考察期均在这个时间段内。考察期满作相对不决定后,应建立跟踪回访制度。
由于现实条件所限,海淀区检察院目前并无跟踪回访机制〔15〕,无法及时反馈被不人适用帮教措施后是否表现良好、是否再次违法犯罪的信息,不能依此审视帮教考察工作的质量,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本文认为,应尽快建立涉案未成年人信息档案,建立跟踪回访制度。在一定时间后向青少年所在学校、社区了解其表现,发现不良行为及时矫治,对矫正后5年内的表现评估跟进。
(四)尽快整合社会力量,建立健全帮教组织
在附条件不帮教过程中,检察机关的定位应为牵头组织者,而非具体帮教机关。一方面检察机关没有权限,另一方面检察官不具备专业知识。江浙的检察机关通过和共建单位签署协议,建立不同的帮教形式:对学生,交由共建学校帮教;对无业人员,交由共建企业帮教;对有职业者,交其单位帮教,是非常好的做法。海淀区检察院四方帮教委员会模式亦是一种有益探索。
本文就建立健全帮教组织有两点建议:其一,应争取国家公权力支持。检察机关联合公安、司法、街道、教委、妇联、团委等部门,建立多部门联合帮教的长效机制。其二,应重视社会公共资源的支出。近年来我国出现不少关注青少年的团体,如南京的诚爱基地、北京的青苹果之家,虽然与西方发达的社会团体相比,我国的此类团体在数目、规模、功能上相去甚远,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类似团体将大量涌现,待条件成熟后,可交由这些团体系统组织策划考察帮教工作。
(五)建立监督救济机制
任何缺乏约束的制度都是不完善的。为防止附条件不决定权滥用,可考虑在立法上规定犯罪__嫌疑人、被害人的权利和公安机关的权利,在程序上对该制度起到制约作用。主要内容如下:
1.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决定前,必须征得犯罪嫌疑人的同意,如果是未成年人,应当征询其法定人的意见。有辩护律师的,要听取律师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决定后,应当公开宣布,说明理由、所附条件、考察期限等,告知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并征询其意见。犯罪嫌疑人不同意适用附条件不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或者不的决定。
2. 被害人的权利
有被害人的案件,应将上述情况同等告知被害人。被害人不同意附条件不决定的,可以在收到附条件不决定后七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此外,应允许被害人参与考察,随时向帮教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考察情况。
3. 公安机关的权利
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的,应将附条件不起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嫌疑人、被害人的权利和公安机关的权利,在程序上对该制度起到制约作用。
主要内容如下:
1.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决定前,必须征得犯罪嫌疑人的同意,如果是未成年人,应当征询其法定人的意见。有辩护律师的,要听取律师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决定后,应当公开宣布,说明理由、所附条件、考察期限等,告知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并征询其意见。犯罪嫌疑人不同意适用附条件不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或者不的决定。
2. 被害人的权利
有被害人的案件,应将上述情况同等告知被害人。被害人不同意附条件不决定的,可以在收到附条件不决定后七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此外,应允许被害人参与考察,随时向帮教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考察情况。
3. 公安机关的权利
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的,应将附条件不起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附条件不决定不当的,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 注：
〔1 〕 附条件不是我国实践先行的一项司法改革创举。从理论研究、实践试点到制度设计,该制度一直伴随着较大争议,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名称问题。国内各地检察机关在用词上出现了缓予、暂缓、暂缓不、附条件不等不同称谓。本文以附条件不为题,一是着眼点在于该项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设计,附条件不介于和相对不之间,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属于不的一项重要内容;二是考虑到尽管各地用词不同,但该项制度的本质内容是一致的,学界对名称问题的研究甚多,本文立足实证研究,走出概念的泥沼,探讨该制度的构建完善之策。
〔2 〕梁慧星:《民法总论》[m ] ,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3 〕海淀区检察院从2000年开始在公诉一处设立未检组,负责办理未成年人普通刑事案件,但由于公诉一处、二处案件类型的人为分流,此时未检组并非办理所有的有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案件。2007年初,根据最高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专门办理制度的要求,未检组仍旧设立在公诉一处,但负责办理全院所有的有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案件,彻底实现了未成年案件专业化办理。
〔4 〕王娟:《青少年犯罪的家庭环境因素及其矫正》[ j ] ,《理论导刊》2007年第8期。
〔5 〕罗大华、石起才:《青少年犯罪心理学》[m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 - 353页。
〔6 〕沈春梅:《暂不不宜推行》[ j ] ,《人民检察》2003年第5期。
〔7 〕张泽涛:《规范暂缓- 以美国缓制度为借鉴》[ j ]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3期。
〔8 〕窦某(男, 17岁,无业)伙同另外两名未成年人盗窃一辆摩托车,价值1978元,在转移赃物时被查获。
〔9 〕谢双:《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建立暂缓制度》[ j ] ,《天府新论》2006年第12期。
〔10〕洪道德:《改免予为暂缓》[ j ] ,《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
〔11〕杨诚、单民:《中外刑事公诉制度》[m ]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12〕陈光中、张建伟:《附条件不:检察裁量权的新发展》[ j ] ,《人民检察》2006年第4期。
〔13〕王雪琴:《暂缓制度研究》[d ] ,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页。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 未成年人 犯罪 疑难问题
一、恢复性司法的概念及其特征中国
（一）恢复性司法的概念及内涵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巴内特（barnett）提出，随后被引入到少年司法制度当中，并且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恢复性司法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被告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来自荷兰的刑法学教授约翰·布拉德介绍说，对恢复性司法所做的最新诠释是：“恢复性司法是重在修复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的司法理念，而这一理念只有通过将所有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全部吸纳进来的合作性程序才能得到最好的实现。”最著名的恢复性司法项目是“被害人—和解—被告人”项目与“会商”项目。在“会商”项目中，关注被害人和关注被告人的社区成员均受邀参加会议。在会议中，他们共同讨论犯罪行为及其造成的后果，并充分商讨如何给予犯罪后果以最好的补救。国际上对恢复性司法较为通行的定义是： 恢复性司法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 关涉各方共同解决犯罪问题， 处理犯罪后果的过程及其对未来的意义。
“恢复性司法”的内涵在于：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在于：犯罪不应当被认为是对公正规则的违反或者对抽象的法道德秩序的侵犯，而应当被认为是对被害人的损害、对社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及对社会公共秩序的挑战。对犯罪的反应应当致力于减轻这种损害、威胁和挑战。纯粹报应性的犯罪反应不仅不能减轻社会的损失总量，无法有效地满足被害人的赔偿需要和促进社区冲突的解决，而且在促进公共安全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恢复性司法运动主张在唤起犯罪人的责任感，包括其赔偿犯罪的损失、恢复社会安宁的义务感的基础上，用预防的、恢复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惩罚性的、报应性的刑事政策，认为有效的刑事政策是：恢复犯罪被害人被侵犯的权利、恢复公众的社会和道德意识，加强法律秩序。
（二）恢复性司法的特征
1、恢复性。恢复性司法强调对受侵害的受害者、犯罪人本身以及社会关系的修复。对于受害人，通过犯罪人及其家庭对受害人的赔偿及悔悟以取得其谅解，化解双方的矛盾与冲突；对于犯罪人，要求其参加社区矫正，通过一定得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实现对犯罪人自身的改造；社会关系则因矛盾的化解及犯罪人的改造而得到恢复，得以维持和谐稳定的状态。
2、个人参与性。在恢复性司法活动中，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各方面人员，与犯罪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包括被害人、犯罪人以及他们的家庭、社会成员等。都有机会参与司法活动，发表意见。
3、社会性。在恢复性司法过程中，人们不是将犯罪人与社会环境隔离开来， 而是通过将犯罪人重新整合进社区生活中。西欧及美国在适用恢复性司法制度中十分注重社区矫正措施的落实，因为社区矫正一方面避免了犯罪人因监狱改造而造成社会歧视，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志愿服务的工作达到对犯罪人员的改造。
二、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的适用
本调研小组对西安地区以及武汉地区的少年法庭进行了深入调研，通过参与适用恢复性司法案件的庭审、对办案法官的采访、了解被告人及被害人的心理感受等方式，初步探究了我国部分地区少年法庭适用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程序，总结如下：
1、西安地区少年法庭恢复性司法适用程序
以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为例，恢复性司法的适用是以被害人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及被告良好的悔罪态度为前提的，同时综合考虑社会效果。在悔罪态度方面，主要是考察未成年被告人在语言上是否表现出对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极度后悔，是否表达对被害人及其家庭的极度歉疚。关于社会效果，则需要从犯罪性质、被告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其家庭环境方面综合考虑。例如某被告人多次实施抢劫行为，并且参加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对于此类未成年被告人就不宜适用恢复性司法制度。
在庭审过程中，由法官主持整个过程，被害人倾诉，被告人倾听被害人在遭遇侵害时的恐惧以及对被害人家庭造成的损害，从而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其次是被告人在倾听后发自内心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不是盲目地接受审理，主动站起来或者鞠躬，有些甚至会跪倒来表示对被害人的道歉，表达内心的悔过并祈求被害人谅解。第三，被告人的法定人能够真心实意的拿出一笔钱补偿被害人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可估的精神损失。因为精神损失这一部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往往是不支持的，这样被害人的心理不能够平衡。而使用恢复性司法能使受害人多得到一些补偿，恢复其情绪，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当然在补偿的数额上也是由法律的相关规定及法院严格控制的，以“弥补”为原则，避免被害人漫天要价。最后，被告人的法定人对其当事人的当庭教育。
庭后的矫正工作则由少年法庭、陕西省团省委招募的大学生志愿者共同完成。在缓刑考验期内，原则上，少年犯每两个月到少年法庭汇报自我改造情况并上交思想汇报，但对于部分住所在西安市以外地区的少年犯，则允许其每半年来法院汇报一次。与此同时，碑林区少年法庭与陕西省团省委合作招募西安在校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对少年犯进行帮教，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本小组在调研过程中也确实发现在庭后帮教中的问题。首先，因为缺乏必要的强制措施，部分缓刑少年犯为能够按照少年法庭的要求按时汇报，致使少年法庭失去对缓刑少年犯的必要控制，也难以掌握其后期社会矫正的进程及效果。其次，大学生帮教工作未实现制度化，帮教工作必要的考核和激励机制的缺乏导致一项双赢的制度最终趋于流产。
2、武汉地区少年法庭恢复性司法适用程序
相较于西安地区，武汉地区少年法庭恢复性司法制度在适用过程中体现出制度化、客观化的特征，并且能够切实调动起各方资源，确实值得借鉴。
以汉阳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为例，恢复性司法的适用对象是由法院依职权进行认定，一般情况下，可能被判处缓刑的案件皆适用恢复性司法，而法院需要从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社会危害性来判断，人身危险性主要从犯罪行为以及犯罪后表现来衡量，社会危害性则需要从加害人平常在学校（对于在校生而言）、家庭和社区的表现以及被告人的悔罪态度来看。
恢复性司法在具体案件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步骤：a庭前调查，适用非监狱刑审前社会调查，由于法院资源有限，庭前调查一般委托给第三方进行，主要是司法局在街道下设的司法所，庭前调查的内容包括加害人在社区、学校、家庭的表现，调查结果由法院判断是否采信，法院认为可以采信的将在庭上进行质证和认证，这样能起到监督法院的效果；b庭中质证，针对法院调查有关未成年被告在学校、家庭、社区的表现情况是否达到能够适用缓刑的标准，在庭中与公诉机关进行质证，同时这是在邀请公诉机关对法院庭前调查进行监督；c庭后帮教，目前，主要是采取“谁判缓刑谁负责”的方式，由该案法官在整个缓刑期间对犯罪人进行帮教，一般情况下，缓刑少年犯每两个月都需要到法院或者以书信方式进行思想汇报，并且接受国家管理，由于法官精力有限，也会由公安局、司法局下设的司法所、社区来协助帮教工作。一旦发现矫正效果差的缓刑少年犯，法院则会立即介入。转贴于中国
汉阳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在适用恢复性司法制度审判未成年人案件的过程中，充分调动起了司法局、社区、公安局等多方主体，庭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调查了解未成年被告的表现，更为客观和真实。第三方的调查为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决定是否适用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未成年人自我改造、回归社会的良好效果。
三、恢复性司法适用中的疑难问题
（一）缺乏必要的衡量青少年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及悔罪情况的标准。中国
目前我国在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主要是以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及悔罪情况为依据，并以被害人的意愿为前提来决定是否适用。因此，如何衡量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以及其悔罪情况在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帮会化的特点，与此同时，青少年人由于心理发育不成熟，社会经验较贫乏，模仿和受暗示就成了他们一种典型的行为方式，且未成年人的犯罪多为激情犯罪。未成年人犯罪主观因素受到诸多外在和内在成因的影响。鉴于此，少年法庭在考察过程中就应该结合多方面因素，确定适当标准衡量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另一方面，少年法庭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还将其悔罪情况纳入考量范围内，但是，这种考量方式过于单一化。目前大多数少年法庭主要是以未成年人的悔罪书及未成年人在庭审过程中的悔罪态度作为衡量其悔罪情况的主要构成因素，但是这就难以避免未成年人仅是在其辩护律师或家长的指导下逢场作戏、虚假悔罪以换取适用恢复性司法的情况大量出现，因而不能真正遵循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的初衷。所以，如何建立起客观公正的适用前提是恢复性司法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恢复性司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否违反了平等原则。
一方面对加害方而言，在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过程中，对被害人的补偿通常以金钱给付为主，这就意味着，如果未成年犯罪人所在家庭因为缺乏经济能力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原则时，未成年犯罪人将可能得不到被害人的谅解，失去适用恢复性司法的机会，享受不到恢复性司法的优越性，只能依法接受应得的处罚。而对于家庭条件好的未成年人来说可能因为较好的赔偿被害人而得到被害人“相当”程度的谅解，从而顺利适用恢复性司法而避免刑事处罚。这有可能成为有钱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为其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于被害方而言，因为案件不同，被害方与加害方双方的条件和责任不同，即便加害方全部同意了被害方提出的条件，也不能肯定的认为被害方的条件就是合理的。
（三）社区矫正的效果难以保证，需要类似于前科消灭制度的辅助。
目前部分试点法院对于恢复性司法制度的适用情况看，在恢复性程序的试用上效果显著，但是恢复性结果部分不容乐观。许多未成年犯罪人往往在庭前和庭审过程中表现良好，但是一旦适用恢复性司法制度后，便缺少了主动接受社区矫正的积极性，甚至有些未成年人拒绝接受必要的社区矫正，缺乏必要的后期矫正，最终又重蹈覆辙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恢复性司法制度的目的和意义不能充分的实现。鉴于此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大胆的设想能否将前科消灭制度纳入到恢复性结果的体系中去。前科消灭制度，属刑事政策，是对有前科的人，经过法定程序，宣告注销犯罪记录，恢复正常法律地位的一种制度。将其纳入到恢复性司法制度中，一方面可以保证社区矫正的实行效果，即以社区矫正的完成效果作为适用前科消灭制度的前提，促使未成年犯罪人认真接受社区矫正，以前科消灭制度作为社区矫正效果的制约，真正实现恢复性司法的目的；另一方面，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也有利于有犯罪经历的未成年人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不受歧视的公正对待，引导其走上正规，预防再犯，真正复归社会。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前科消灭制度的适用是否减弱了相关司法机关对于犯罪人群的掌握和控制，可能对未来打击犯罪工作造成一定的障碍。因此，前科制度能否借鉴到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过程中也是我国在引入恢复性司法制度过程中应当考虑的问题。
中国
参考文献：
[1]托尼 f·马歇尔著． 刘方权译． 恢复性司法概要． 北大法律信息网．
一、夯实社区法制文化建设,营造依法治国、依法生活的氛围
社区法制文化建设以五五普法为抓手，以法律学堂为平台，以社区各类载体为依托，结合社会媒体为传播，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将法制教育融入到社区文化、体育活动中，采取寓教于乐的形式，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制精神，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1．五五普法是社区法制文化建设的抓手。今年是五五普法的过半之年，社区依托五五普法法制课堂，对社区依法治国的方针大略进行了认同教育，开设了“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解读。今年上半年就举办了这样的讲座六次，直接受益群众有二百多人，提高了社区居民群众的守法意识，强化社区群众依法生活的概念。特别是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使广大的社区群众对党的政策充满信心，推进了党的民主进程。
2．法律学堂是社区法制文化建设的平台。在街道司法所的指导下，社区开办了“法律学堂”，上半年共开课六次，受益群众达二百多人次，组织居民群众学习了《劳动合同法》《监督法》《义务教育法》《婚姻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3．社区法制文化建设依托社区各类载体，在社区交通主干道上悬挂五五普法、等法制宣传条幅上半年计五条。在社区宣传橱窗栏张贴社会治安条例、八荣八耻等法制宣传画，上半年计三十余张。以禁毒日、安全日等法制宣传为主的黑板报六期。以《物权法》、“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为主题的特色楼道文化建设，建立健康向上，家庭邻里和睦，守望互相，互相理解的和谐气氛。今年上半年建立了20个文明家庭楼栋户。
4．社区法制文化建设融入到社区文化、体育活动中，寓教于乐。特别是今年的寒假，在遇到百年不遇的雪灾时，因势利导组织了50名青少年们学习《未成人保护法》，和“如何处理、应急突发事件”等专题讲座，引导青少年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使社区法制文化建设从小抓起，形成阶梯教育。
二、人民调解工作
1．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首先是社区领导班子统一认识，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为推进社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保证。建立了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组织，由社区书记亲自担任调解委员会的主任，成立了辖区各单位联络员，成立社区第一调解小组和第二调解小组两套班子,完善社区人民调解工作组织。
2．组织健全制度完善首先要求严格遵守人民调解的程序，人民调解的程序是（1）受理纠纷（2）调查纠纷（3）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导工作（4）促成当事人和解并达成调解协议（5）做好回访工作（6）对调解和好的民间纠纷进行统计并存档保管。使人民调解工作更加规范和严谨。提升人民调解工作的层次，推进人民调解工作的民主进程，增强社区群众对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和威望。
3．组织健全制度完善其次要求社区调解委员会规范公章、挂牌、制度、台帐、四统一。社区调解委员会有调解委员会的公章，可行使独立的工作程序；调解员一律挂牌上岗，便于社区群众识别、接待；社区人民调解室张贴有人民调解委员会规章制度、人民调解员调解规定、社区矛盾纠纷调解特别告知、法律援助规定、人民调解程序等规定。使社区群众了解人民调解的一站式服务，营造人民调解的亲和氛围，贴近群众的生活，达到缓解社会治安压力，维护社区稳定作用；社区严格按照人民调解的程序建立了人民调解台帐、社区法律学堂台帐、五五普法台帐、法律援助台帐四大类，做好调解工作资料的采集、整理、分析、调研工作。
4、认真做好矛盾纠纷的提前介入调研，做好做实矛盾纠纷的有效排查调处工作社区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防止矛盾纠纷的发生，维护社区的稳定。做好基础工作，坚持每月一次的矛盾纠纷排查，重大节假日期间的矛盾纠纷排查，和非常时期的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今年通过基础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计20起，占全年调解调处矛盾纠纷的30%。
5、社区定期每半个月召开由社区书记、民警、物管、调解员、楼道小组长、党员积极分子参加的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联席会，社区各部门通力合作，上下联动，对社区的隐患进行集中会诊，确定调解调处方案，加强纠纷苗头的防范处理，做到及时发现纠纷信息，及时深入调处，及时平息隐患，也是探讨部门联动的长效工作机制模式。上半年社区通过矛盾纠纷排查衔接联席会议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并通过社区调解和解的矛盾纠纷计3起，占上半年调解调处的矛盾纠纷的30%。
6、建立社区矛盾纠纷信息网，第一时间得到信息，第一时间介入调处，扎扎实实做好有效的提前预防工作。如社区在得知有居民家里进行装修，就主动上门提供服务咨询，对装修噪音的分贝给周围居民的影响进行现场测试，再给与合适的建议，以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帮助联系装修垃圾的清运处理问题等可预见的矛盾纠纷进行面对面的对话，真正做到“有效”“排查”“调处”。上半年社区在提前预防矛盾纠纷的排查中发现、调处的矛盾纠纷2起，占全年社区调解调处矛盾纠纷的20%。
三、积极引导律师送法进社区,提供法律援助
?积极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律师送法进社区是教育广大的群众"讲责任讲权利讲义务"为主题,进一步增强公民宪法意识和法律意识,权利与义务,责任一致意识,引导社区群众依法办事,提高社会法制化管理水平,在全社会掀起学法用法的新.社区在"科学发展观"为重要思想指导下,以主题活动促进学习内容深化,以学习内容来规范和推动宣传教育活动,是律师进社区具有较强的特色性前瞻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1、社区利用法律学堂这一平台,举行法律法规知识讲座二十次,直接听众受教育者一千多人次,在举办《物权法》讲座时,一位听众说:这样的讲座我们爱听,因为学了就可以用了,马上回家我就和邻居讲,让他把放在楼梯口的杂物清理掉,有法可依了!体现了律师进社区的实际效果,不断提升了社区法制教育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2、社区规定了法律咨询接待日,举行集中法律咨询活动,今年上半年开办了法律咨询6场次,发放联络卡,宣传册800多份,24小时接受群众的咨询,提供必要的帮助,实行承诺服务,上半年一共有近一百多人得到了这项服务.
3、社区设立了维权献爱心,法律维权岗,为下岗失业人员,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提供合法权益的保护,直接受益者达25人。推动了社区法制文化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
4、在新市民中开展"告别陋习法制先行"的活动,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社区有一百多名外来人口进行了学习，外来人口普法知晓、覆盖率为90%。
四、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工作是不使犯罪人员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犯罪的方法,是所有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矫正犯罪人员不良心理和行为,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早日回归社会。
县委考评组：
首先，让我代表__县司法局机关的全体干部职工对县年委考评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诚恳地请考评组对我局领导班子一年来的司法行政工作及党风廉政建设提出宝贵意见。现在，我代表司法局领导班子就一年来的司法行政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向考评组汇报如下：
2013年我县的司法行政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基层司法行政干部的密切配合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开展“学、转、强、促”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和“警民结亲、平安同行”的政法干警大走访活动，较好的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特别是党的“十”召开以来，我局根据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结合__实际，提出了“一三三三”工作思路。即“围绕一个目标”，是指实现全县公众安全感明显提升。“突出三个重点”，是指加强法制宣传力度，加强法律援助力度和加强刑释解教人员及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力度。“夯实三个基础”，是指夯实县乡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县乡司法队伍建设，夯实县乡服务机制建设。“实现三个提升”，是指司法队伍形象大提升，公众民主法制意识大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大提升。在这一工作思路的指引下，司法行政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2013年全省公众安全感和政法机关满意度测评，__县列全市第一，列全省第9位，比去年同期提升了42位；全年，公证工作的办证量和收入额创历史水平，在全市公证工作现场会上，__是唯一在大会上介绍做法的县区；今年7月，社区矫正工作出台了“一个意见，两个办法”，是萍乡司法行政系统第一个出台社区矫正规范化改革举措的县区，受到上级部门的肯定；“六五”普法扎实推进，八月份“六五”普法中期考核验收，__县列全市前茅；年底获得全省“六五”普法工作先进县的光荣称号；六月份对全县司法干警实行了统一着警察制式装，全县司法干警向正规化管理迈了一大步。
一、全面落实抓好 “六五”普法规划的各项工作。（一）大力推进依法治理工作。今年年初我局为全面迎接“六五”普法工作中期考核，及时组织起草制定了2013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具体指导乡镇及县直各单位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努力探索完善“地方、行业、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和新的工作机制。紧紧围绕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广泛开展“民主法治村”和“民主法治社区”的创建活动。深入宣传“六五”普法规划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和“六五”普法规划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工作原则、主要任务、工作安排,来推动“六五”规划的顺利实施。（二）深入打造普法广场新阵地。在巩固原有的村（居）民法制学校、法制宣传中心户、__镇滨河路的普法宣传长廊等宣传阵地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普法载体和形式，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效果和影响力，尤其是倾力打造__大地红法治文化广场，继续丰富了内容和知识，在规模上取得突破、在特色上有创新，在内涵上有发展。（三）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积极推进法制宣传“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继续深入宣传宪法和国家的基本法律、法规，重点做好新出台的法律、法规的宣传。一是围绕中心，根据需求,适时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围绕三月综治宣传月，大力开展与平安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围绕“3.15”消费者维权日，通过发放宣传单、现场法律咨询和提供法律援助等形式大力开展活动；围绕6.26国际禁毒日，加大对青少年禁毒知识的宣传力度；围绕今年颁布实施的新法律法规，在12.4全国法制宣传日上，组织各乡镇、各单位、各部门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二是结合“公众安全感测评”活动，进村入户宣传法律知识。我局组织局机关工作人员，驻赤山镇、福田镇开展政法干警大走访活动的同时，通过放发法律知识读本和走访农户等方式宣传法律法规。乡镇司法所也按要求充分利用乡镇开展这此活动之机，进村入户了解民情民意，广泛宣传与农民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三是组织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法律宣传。5月份，全县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司法助理员，进村、入社区将《法律援助条例》、法律援助便民指南等法律援助宣传材料发放到农户手中，并开展法律咨询流动服务。通过开展发放宣传材料和法律咨询流动服务，向各乡村、社区居民群众宣传法律援助的性质、受援对象及条件、受援范围和形式、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和应提供的材料、援助机构的设置情况等，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材料3万多份。同时各乡镇司法所因地制宜地开展“法律六进”活动，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更加深入人心，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学法用法热情和维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