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8 17: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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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知民情 进行“精准识别”
2014年11月6日，带着院党组和上级的重托与期望，我和两名工作队队员来到门脸村，正式开展驻村帮扶工作。门脸村位于辽宁省最东部，距清原县城35公里。头一次进村，我们眼中满是残旧的路灯、颓垣断壁的瓦房院落，还有点缀其间的土坯屋舍，感受着坑洼不平颠簸泥泞的道路；耳中听着村书记的介绍：“丘陵地貌、山小林稀、沟浅地薄、人多地少，无矿产、无企业；全村550户、1591人，其中贫困户144个、371人；耕地3364.5亩，以种植玉米为主，靠天吃饭……”作为驻村工作队队长和“第一书记”的我，顿时感到责任重大，“压力山大”！
驻村的第一个夜晚，躺在农家土炕上，想着白天看到的景象和村书记无奈而又期盼的眼神，我辗转难眠。半夜，我叫起工作队两名同志，商量如何开展帮扶。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间，东方渐白，扶贫的思路也渐渐清晰。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两名队友踏着晨霜，开始了挨家挨户走访，调查摸底。历时20余天，入户调查550户，走访村民780人次，召开2次村两委会、1次村民代表和党员座谈会，准确而全面地了解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情况，收集对驻村帮扶和增收发展的意见建议83条，制作并填写《抚顺市人民检察院驻村帮扶调查表》，为院党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为科学制定帮扶规划搜集了第一手资料。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我们还制定并完善了《三年帮扶规划》，紧紧围绕村经济发展做文章，想方设法帮助村里解决难题。
克难办实事 着力“精准帮扶”
为帮扶推进村级阵地建设，在“娘家人”大力支持下，我们协调帮扶资金10万元，购置办公桌椅8套、折叠椅10把、铁皮卷柜6套、台式电脑9台、复印机1台；修缮村部及活动室地面120平方米、卫生室100平方米；新建锅炉房1间，解决了村部办公和村民文化休闲场地及取暖问题，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门脸村背靠深山，多条河道穿村而过，河堤年久失修，每遇大雨，山洪就严重威胁部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兴修水利迫在眉睫。我们协调水务部门投入专项资金150余万元实施了护屯工程，修建护村河堤2处、2400延长米；修建稻田防渗渠4公里，节约了灌溉成本；打深水井2口，解决农田用水问题；争取市、县相关部门资金支持150万元，新修巷路3800米，架设路灯45盏，安装多功能综合健身器材3套；争取市财政“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100万元，修建10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清理路边沟，植树绿化村屯……一套又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不仅美化了村容村貌，改善了村里的生产生活条件，还为村民提供了有偿劳务的机会。
强调，“扶贫工作中‘输血’重要，‘造血’更重要”。我们积极“授之以鱼”――为有发展食用菌养殖脱贫愿望的10多个贫困户协调补助资金10万元，建设了20个高标准食用菌大棚，现已投入使用；争取到财政专款3万元，建设“幸福院”，为独居、空巢、留守老年人安享晚年提供了保障。
同时，我们更乐于“授之以渔”――通过抚顺雷锋文化传承中心发起的“乐洋洋”公益助学项目，资助8个贫困学生家庭，向每个家庭捐赠3只羊羔，使其增加收入；利用中央扶贫资金，扶持两个养牛大户，通过引领示范带动贫困户脱贫；引资1000万元，依托清原旅游资源，征地100亩，成立了清原南国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集生态农业观光、房车营地、餐饮娱乐于一体，该项目目前正在建设中，预计可提供就业岗位300余个，年创税收120万元。
送清风正气 形成“精准效应”
生活脱贫还不够，精神脱贫同样重要。我们充分利用文化广场，以县、乡举办百姓广场舞大赛为契机，邀请舞蹈教练多次到村，现场教授集体舞、广场舞，极大丰富了村民的农闲娱乐生活。村舞蹈队不负众望，在县、乡百姓广场舞比赛中分别获得三等奖和一等奖。
门脸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因病致贫人口较多，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看病贵和缺医少药等问题，我们积极组织开展健康惠民和教育帮扶工作，邀请10多位医疗专家到村开展健康知识讲座，送医送药，全村近200名村民受益；为乡中学联系捐赠课桌椅100套、篮球架2副，安排乡中学教师到抚顺市实验中学观摩学习。
作为检察机关工作人员，我们还利用自身优势，挂牌成立了村级治安防控机构，提供法律咨询，以化解农村矛盾纠纷、解决案件等为工作内容；成立了村民联防组织，委派专人每天到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家庭巡视，有效促进了门脸村的和谐稳定。
多少次沐浴细雨绵绵，多少次享受雪花飘飘，一支三个人的扶贫队伍，肩负着市检察院党组的嘱托，从城市来到贫困山村，穿梭在农舍，往返在地头，细听百姓的倾诉，将各方的支援和关怀带到村庄，享受着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作的快乐……两年时间弹指一挥间，如今，有84个贫困户已稳定脱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5年，工作队荣获“抚顺市驻村扶贫工作优秀单位”称号，我还被评为“抚顺市优秀驻村干部”。
“李建栋，基本情况10分，家庭收入30分，银行机构信用20分，社会评价35分，总评分95分，评级授信A级。”翻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镇惠泽村那本厚厚的评级授信表，上面以统一的方式记录着全村113户贫困家庭的诚信度。
其中获评A级可获得5-10万元的贷款额度;B级为2-5万元;C级为2万元以下。同时，获得了评级的平困户还可以通过专门打造的“富农卡”，享受随时支取，利息按季清还;随时归还，不产生利息同时享受利率优惠等政策。
自“精准扶贫”提出以来，类似上述场景已成为许多地方扶贫工作的缩影。可随着扶贫工作的内涵越发丰富，可操作性要求越强，如何精准开具更加对症有效的“扶贫药方”，是扶贫工作参与各方持续思考的问题。
2016年2月26日，中国政府网与《财经国家周刊》联合主办第21次“文津圆桌”研讨会， 来自全国政协、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教育部、中国社科院、宁夏、深圳、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邮储银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民投、中国华信、阿里巴巴等单位人员，围绕“贯彻精准扶贫部署，打赢脱贫攻坚战”所面临的形势、挑战、对策展开探讨。 金融“血液”向“末梢”流动
金融作为经济的血液，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唯有进一步疏通金融血脉，发挥其资金融通与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才能使扶贫开发精准有力。
这就需要找到促进“血液”循环的动力所在，找准血管中的“血液”流向，发挥金融合力以实现优势互补。
不过从实践反馈来看，金融“血液”向贫困农户“末梢”流动仍存明显卡壳。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表示，当前金融支持扶贫存在三大明显障碍。
一是贷款定价存在两难，照顾农户往往难以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追求可持续发展则使得农户付息压力过大。二是扶贫贷款成本控制难度大，农村信用体系缺失导致信用调查成本太高。三是银行既有管理机制难以匹配国家扶贫大局，绩效考核机制不支持银行员工踊跃开发扶贫业务。这些约束因素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由于农村金融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其存在市场竞争乏力、中介机构缺失、创新应用不足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血液”流向贫困地区。而事实也证明，金融扶贫工作开展较为出色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在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从而为金融扶贫建立起了“支点”。
对此，中国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着力，解决贫困地区资金匮乏难题。
一是建议在金融机构内部成立专门的扶贫金融部门，专注于扶贫事业，单独设定配套的考核机制，与追求利润的商业化原则隔离开。二是央行加大扶贫再贷款力度，给商业银行提供低息资金，从根源上把扶贫信贷利率成本降下来。此外，可以考虑拿出一块存款准备金支持扶贫事业。三是财政扶贫资金可以分出一块成立“扶贫信贷担保基金”，此举可以大大鼓励商业银行加大扶贫信贷的意愿，具有较大的杠杆效应。四是建议国家层面尽快形成统一的贫困农户信息系统，并且和银行的信息系统进行对接，便于银行针对贫困户进行精准甄别、精准检测、精准投放。五是银行要和驻村工作队强化合作，驻村工作队可以发挥项目推荐、信用把关、减少信息不对称等重要作用。
不过金融扶贫绝非一幕“独角戏”，面对贫困地区各类主体差异化、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需要发挥合力，优势互补，才能彻底疏通扶贫开发金融血脉。
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锐认为，金融扶贫要依托四大资源、瞄准四大领域、突出四大举措。即重点依托财政扶贫资金撬动、政策性银行中长期信贷、涉农商业银行专项信贷投放、普惠性金融信贷这“四大资源”;瞄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势特色新兴产业发展、重点群体就业创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这“四大领域”;突出人民银行切一块、财政部门贴一块、金融机构降一块、存贷挂钩激励这“四大举措”。着重鼓励金融机构制定扶贫信贷的目标值、时间表和行动方案。 “互联网+扶贫”的巨大潜力
当然，疏通扶贫开发金融血脉，还需找到“血液”循环的动力所在。好的扶贫产业项目能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推动农民脱贫致富。
对此，宁夏吴忠市委书记赵永清认为，应抓紧总结推广“发展产业脱贫一批”的成熟模式。
据他介绍，围绕“造血能力”和“内生动力”，宁夏探索出了“龙头带动型”、“协会拉动型”、“金融撬动型”等9大可复制的产业扶贫模式。引导农民走进园区变工人，进入城镇做商人，摆摊开店当老板，土地入股成股东，实现村村有产业、户户有门路、人人有活干。
以光伏+基础设施+农户的“产业联动型”为例，屋顶光伏每年能够给贫困户带来近3000元的电费收益，村级扶贫电站则每年能够给村集体带来20万的电费收入。这不仅是针对扶贫工作，同时还能够盘活农村工作中的‘空壳村’难题。
除了传统的产业扶贫，在阿里巴巴副总裁孙利军看来，“互联网+扶贫”也同样具有极大的潜力可挖。“但目前广泛推进‘互联网+扶贫’战略仍缺乏三个关键要素。”孙利军说。
一是缺乏贫困地区的“双创”带头人，应鼓励有创业激情和想法、经过互联网洗礼、经过大城市洗礼的年轻人回乡创业，锻造农村的“双创”带头人队伍;二是贫困农户缺乏获取和分析海量互联网信息，并以此为基础来开展生产和销售的能力，应加强县域领导干部“互联网+扶贫”的思想理念和顶层设计;三是缺乏高效廉价的农产品物流体系，当前物流方式低效昂贵，耗损甚大，应大力推动建设物流、信息流、支付流三合一的基础设施，让农产品高效率进城，让信息高效率下乡，让交易高效率支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力实施脱贫攻坚，是面向历史的庄严承诺。“十三五”期间，平均每年有一千万以上人口的脱贫任务，超常规的重任需要超常的智慧和谋略。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针对贫困人口规模庞大、贫困程度深、减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的多重挑战，惟有“精准”施策、创新方式、健全机制，方能决胜“全面”。
《财经国家周刊》、t望智库组成“精准扶贫调研小组”，在宁夏、贵州、湖南、新疆等多地考证调研，追踪这场被称为“非赢不可”的战役进展。
在扶贫攻坚一线，记者看到，围绕产业造血脱贫的内生发展模式，已探索出丰富的经验;金融血液如何流向贫困户的“毛细血管”，也不断涌现出解决方案;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被引入扶贫工作后开始显现巨大潜力。
扶贫的艰巨性、复杂性不容小觑，不会一帆风顺，也不会有万能药方。完成扶贫攻坚重大任务，需要采取新思路、激发新动力，通过一个个山头的攻坚而获全胜。 2016年3月20日航拍的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弄平村的通村水泥路，“交通精准扶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台的精准扶贫配套政策之一。
产业造血与改革活血
产业扶贫是新阶段扶贫攻坚的重头戏。
一个地方再贫穷，有了产业支撑，就有了造血功能与内生动力，就有望依靠自身的主动作为摆脱贫困。只有从“输血式扶贫”走向“造血式扶贫”，从“救济式扶贫”走向“产业式扶贫”，才能获得永续摆脱贫困的基础。
围绕“造血能力”和“内生动力”，宁夏吴忠市的探索值得关注。
近年来，吴忠市陆续探索出了“龙头带动型”、“协会拉动型”、“支部推动型”等9个产业扶贫模式，一步步实现农民走进园区变工人、进入城镇做商人、摆摊开店当老板、土地入股成股东、进城落户变市民、技能培训做职业农民，实现了村村有产业、户户有门路、人人有活干。
其中颇有成效的特色探索，是依托“光伏+”开展的扶贫模式，光伏+新农村、光伏+农牧业、光伏+工业观光旅游、光伏+村集体经济……当地农户“靠太阳”能平均年入3000元，村级扶贫电站平均每年也能给村子创收约20万元。
这个经验即将推广至全国。今年3月份，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能源局、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关于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工作的意见》，决定在全国具备光伏建设条件的贫困地区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将光伏扶贫作为资产收益扶贫的重要方式，在2020年前，以整村推进的方式，保障200万建档立卡无劳动能力贫困户（包括残疾人）每年每户增加收入3000元以上。
不过，产业造血也有深层难点。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总经理张元领表示，一些贫困地区的造血项目，规模小、效益不高、竞争力较弱、缺乏品牌，银行信贷难，社会资本往往不愿意进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不强。
张元领等受访者还表示，贫困地区的企业多为中小民营企业，往往管理不规范，财务较为混乱，广大贫困户的财产权利更是分散、模糊，经营意识淡漠。这个现象加剧了各路资本“有钱投不出去”的尴尬状况，说明在产业扶贫过程中，除了产业造血，也要强化改革活血。
在改革活血方面，贵州铜仁市探索的“三权、三变、三金”具有典型性。
所谓“三权、三变、三金”，即对农村住房、山林、茶园、果园等不动产进行确权办证和价值评估试点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权“三权”抵押贷款，推动农村“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使贫困群众成为流转土地有租金、入股企业有利金、进园务工有薪金的“三金”农民，实现“三权、三变、三金”良性互动。
通过“三权、三变、三金”改革，铜仁农村“沉睡的资源”变成了“流动的资本”。在“十二五”期间，全市流转土地129万亩，发放“三权”贷款3.81亿元，惠及贫困群众5.6万余人，项目区农户通过专业合作社及农业园区股金分红、土地流转租金、园区务工收入，户均增收1.2万余元。
金融“血液”流向扶贫末端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也是贯穿在扶贫各个环节的重要“能量”。长期以来，金融“血液”向贫困农户“末梢”流动明显卡壳。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分析，从实践来看，当前金融支持扶贫还存在不少障碍。
比如，扶贫贷款的定价存在两难，如果要照顾农户，有时就难以实现商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而如果追求可持续发展，提高利息，农户付息压力往往偏大。再比如，扶贫贷款的成本控制有相当难度，农村信用体系缺失导致信用调查成本过高。
中国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认为，现有的银行管理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难以匹配国家扶贫大局，此前的绩效考核机制不足以支持银行员工踊跃开发扶贫业务。这些约束因素需要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针对贷款成本高、商业银行信贷意愿不高的问题，有专家建议，从外部层面而言，央行可以加大扶贫再贷款力度，给商业银行提供低息资金，财政扶贫资金则可以分出一块成立“扶贫信贷担保基金”，降低扶贫信贷利率成本。
针对贫困户信用体系缺失、信用调查成本高的问题，有专家建议，可在国家层面尽快形成统一的贫困农户信息系统，并与银行的信息系统对接，便于银行针对贫困户进行精准甄别、精准检测、精准投放。
银行也可和各类驻村扶贫工作队强化合作，驻村工作队可以发挥项目推荐、信用把关、减少信息不对称等重要作用。
在扶贫一线，记者看到，不少地方围绕“金融血液如何流向毛细末端”这个难题进行了大量探索。
分管扶贫工作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锐认为，从宁夏的实践来看，金融扶贫的核心是依托四大资源、瞄准四大领域、突出四大举措。
具体而言，即依托财政扶贫资金撬动、政策性银行中长期信贷、涉农商业银行专项信贷投放、普惠性金融信贷支持这“四大资源”，瞄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势特色新兴产业发展、重点群体就业创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这“四大领域”，集中实施“四大举措”――人民银行切一块、财政部门贴一块、金融机构降一块、存贷挂钩激励。
湖南武陵山片区则通过积极探索，总结出了金融扶贫的“七个经验”：以“一授、二免、三优惠、一防控”模式推进小额信贷的“麻阳经验”;创新开发“信贷+就业担保贴息+公司基地+农户贷款”金融服务产品的“龙山经验”;搭建起“银农联结”桥梁的“沅陵经验”;“农户建档立卡+挂靠龙头企业或合作社+政府担保基金注入+设立扶贫贷款贴息专户”的“武冈经验”;以金融惠普服务推进精准扶贫的“张家界经验”;携手农商行对扶贫对象进行授信以精准投放贷款的“邵阳经验”;政府牵头设立经济风险担保基金并联合升级担保公司提供滚动担保服务的“邵东经验”。
随着这些探索的深入，金融“血液”开始在贫困地区循环起来。
“互联网+大数据”提高扶贫精度
“互联网+”深入影响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脱贫攻坚也有巨大潜力，全国已涌现出一大批较有成效的案例，比如阿里、京东等电商纷纷将其农村业务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
记者发现，推进“互联网+扶贫”，目前还有待充实三个关键要素。
一是贫困地区往往缺乏“双创”带头人;二是贫困农户往往缺乏获取和分析海量互联网信息，进而以此为基础开展生产和销售的能力;三是缺乏高效廉价的农产品物流体系，当前物流方式低效昂贵，耗损甚大。
贵州铜仁与阿里巴巴合作，通过电商扶贫实践，提出了一个可参考的解决方案――建好“三张网”。
阿里巴巴副总裁孙利军介绍，第一张网是“天网”，即培育基层领导干部“互联网+扶贫”的思想理念和顶层设计。
第二张网是“地网”，即物流、信息流、支付流三合一的基础设施。让农产品高效率进城，让信息高效率下乡，让交易高效率支付。
第三张网是“人网”，鼓励有创业激情和想法、经过互联网洗礼、经过大城市洗礼的年轻人回乡创业，锻造农村的“双创”带头人队伍。
除了“互联网+”，大数据对提升扶贫的精准度同样意义重大。贵州黔西南州的大数据精准扶贫案例可圈可点。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辖一市七县，其中七个县均为国家贫困开发工作重点县，是典型的贫困地区。
针对精准扶贫发展普遍面临的数据掌握不准确、政策上下不通畅、社会扶贫缺乏参与途径等问题，黔西南打造了由一朵云（党建民生数据云）、一张网（精准扶贫信息网）、一组中心（州县两级综合决策协同中心）组成的大数据精准扶贫体系。从数据采集、数据管理、数据应用、价值实现等环节，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信息服务链，支撑精准扶贫的全过程管理。
这个大数据精准扶贫体系，到底神奇在哪里？
黔西南州相关负责人介绍，它的关键在于解决了精准扶贫的四个核心难题――扶谁的贫？谁去扶贫？如何扶贫？如何退出？
以“扶谁的贫”为例，传统确认方式基本上是线下人工排查，其中难免存在瞒报、人情等问题。
而大数据云平台线上精准扶贫系统采用跨部门数据共享，针对贫困户涉及的贫困指标，通过与公安户籍、银行存款、工商登记、政府公职人员、车管所机动车、房管局不动产、残联残疾人等数据交换分析，能准确剔除不符合扶贫标准的人员，实现对贫困户线上比对审计。
除此之外，大数据扶贫还能带来一个巨大的便利――可以“随时随地扶贫”。
比如，精准扶贫云平台根据应用场景开发移动手机APP，扶贫干部精确定位贫困户，随时随地记录贫困户信息和扶贫工作情况，扶贫项目实施情况图片、文字、影像信息上传。有关部门可以随时随地查看贫困情况分析、项目实施分析、资金发放分析、扶贫干部工作效果。
以“非常之策”啃硬骨头
各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取得许多成果和经验，同时，多个地方也存在不少具有共性的问题。
比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其任务之繁重和紧迫性前所未有。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从2001年开始至今15年的时间里，国家累计搬迁680万贫困人口。而中央决定“十三五”期间要对1000多万贫困人口易地搬迁，这意味着未来5年搬迁任务是过去15年的约1.5倍。如分解到年度计算，“十三五”年均搬迁任务是过去15年年均的4-5倍。
面对如此史无前例的“非常之事”，需充分估计难度并实施“非常之策”。
脱贫攻坚战的另一个较为普遍的难点，是农民工返乡返贫问题。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有三个重要因素触发农民工失业返乡返贫：一是资源型企业大量关停导致用工减少;二是自动化水平提高和机器人规模化应用，对传统制造业用工形成排挤;三是吸纳了近6000万农民工的建筑业降温，房地产新开工楼盘减少，停工现象增多，大批建筑类农民工“半失业”或“准失业”。
农民工失业返乡，将加大农户返贫压力，对扶贫工作形成挑战。目前农村劳动力有7～8成外出务工，非农收入占农民家庭50%左右。承担家庭经济重担的农民工一旦失业返乡，家庭收入锐减可能返贫。
按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5年的数据，全国外出农民工达到1.68亿人，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约占60%，他们基本没有农业生产经验，在遭受冲击的情况下，农业“蓄水池”功能失效，可能在结构转型中形成长期失业群体。
受访专家认为，想要巩固扶贫成果，就要千方百计实现农民工“返乡不返贫”。在政府引导和体制机制方面，有四项工作尤其值得重视。
一是专项抓好返乡创业。针对农民工群体特征设计全方位创业辅导，鼓励技校培训基地、企业培训基地、免费发放培训券、农民工创业孵化器、互联网+农业创业指导等，尤其要引导熟悉大城市的新生代农民成为创业主力。
二是拓展本地就业容量。引导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等，挖掘推送适合返乡农民工从事的非农就业机会。
从2011年4月投资建厂，到如今五年过去，由天津滨海聚成投资有限公司打造的“s度”已经初露锋芒，完成了在天然矿泉水和天然含气苏打水领域的品类布局，也开创了一个本土高端水品牌的蜕变奇迹。
2016年3月21日-24日，《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参加了“2016s度绿色经济――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行”调研活动，在为期四天的时间里，深度探访s度水源地，在300平方公里的三江源腹地探寻津青精准扶贫的典范之路。
开创 度是津企的使命与责任体现
作为目前国家对口支援青海三省三市中第一个在青海正式落户的外地企业，青海聚能s度饮料股份有限公司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精准扶贫的要义。时间是在2010年。天津滨海聚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庆华清晰地记得，这一年云贵五省出现了严重干旱。为此，滨海聚成公司内部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捐赠活动。正是这次捐款赈灾，让郭庆华对中国水资源短缺的现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同年，天津市政府响应中央扶贫政策，确定落实对口帮扶青海省黄南州政策，并派出第一批援青干部远赴黄南，从而拉开了对口支援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序幕。郭庆华当时是以滨海优秀企业家的身份参加了青海黄南州的考察活动。这次黄南之行，让郭庆华发现了传说中的神m泉。
众所周知，地处青海河南蒙旗的神m泉，在当地素有“圣洁之水”之誉，地质学家勘探得知，泉水经5万米断裂带岩层矿化过滤后自然涌出，水龄高达19830年。在海拔3860米的高寒环境中，常年保持恒定的水流，富含多种珍稀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那次考察我们就发现当地天然矿泉水的品质非常高，各方面的条件都适合进行高端饮用水产品的开发”，郭庆华表示，滨海聚成终于看到了企业转型发展和响应中央精准扶贫之间的一个完美“契合点”。
2011年4月，滨海聚成正式决定投资1.5亿元开设青海聚能s度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当月付诸建设。在此之前的半年时间里，郭庆华董事长往返津青不下20次，与天津援青干部、青海本地干部交流、分析项目投资建设的可行性和前景。所以，最终才作出了这个颇具魄力的决定。
很难想象，一座工艺水平国内领先的高端饮用矿泉水厂能够在4个月时间里就拔地而起并最终投产。如果考虑到恶劣的气候、高原冻土、交通运输和施工难度等重重困难，那么s度工厂和品牌的构建速度，无疑是一个奇迹。
当2011年11月s度天然矿泉水成功下线时，媒体还曾经用颇为惊诧的笔触，描写这一景尊扶贫的典范：“神m泉的圣水终于有机会流出雪山，流向世界，更多的人不仅知道了‘s度’，也知道了‘河南蒙旗’（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俗称）这个美丽的地方。”
经过五年的筚路蓝缕式的创业，s度已然成为集天然矿泉水研发、生产、销售、物流、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高端饮用水企业，在本土企业缔造高端水民族品牌的道路上再进一步。
开发的前提是绝对地保护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青海代表团会议时强调，青海发展一定要生态保护优先，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实际上，开发与保护并重，是s度建厂之初就奉行的宗旨。为保护这一地球生命水源带上难得一见的“生态处女地”，s度早在2013年6月，就发起了“三江源生态”保护行动，并从企业层面成立了中国首支企业水资源保护队――“s度三江源水资源保护队”。
郭庆华介绍，为保护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付诸实际行动，水资源保护队将结合三江源保护区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含水层的天然保护能力等情况，遵循因地制宜、合理的原则，建立科学、高标准的保护制度。
目前，保护区已达到三级围栏防护措施，实施24小时监控与巡查，保证水源地保护区的安全无污染。据悉，s度水源地保护，已经纳入到青海省及黄南州的“十三五规划”之中，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就在今年的3月23日，河南县当地政府授予s度300平方公里专属水源保护区揭牌仪式正式举行，这标志着，s度在对三江源区域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开发中，将起到越发重要的意义。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在为青海下达的攻坚扶贫的总动员提到，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牧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强调脱贫攻坚一定要扭住精准，更加注重教育脱贫，更加注重提高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
事实上，在精准扶贫的道路上，s度的每一步都可以说是紧扣时展的脉搏。s度的投资方滨海聚成早就在扶贫实践中国总结出，精准扶贫的要义之一，就是激发出当地的“造血”能力。所以，通过产业的开发进而带动税收、就业，有效将当地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对于贫困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将大有裨益。s度品牌的建立，充当的就是为当地经济“造血”的使者。
在s度诞生五年之际回眸其给当地经济环境所带来的变化，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因为气候条件恶劣，河南县当地人素以游牧为主，生活艰苦程度可想而知。郭庆华透露，公司成立后，很快就吸引了当地50多人到企业任职，在用工高峰时段，员工人数则达到近百人。这些员工的平均月薪远超当地的平均水平。而且，员工们享受着免费食宿、电视、网络、体育等一应福利。
如果说薪酬和物质方面的激励解决了当地员工的后顾之忧，那么职业技能和知识培训，无疑是为他们开拓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性。据统计，从s度建厂之初的2011年算起，不下百人次被派往西宁、天津学习培训和参观考察，这大大提高了来自当地的职工们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
除了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当地的就业之外，s度在当地的慈善捐赠中鲜有缺席。为帮助当地生活困难家庭的孩子上学，郭庆华还先后资助60名贫困大学生。以前，这里的孩子上了大学后都很少回来就业，而郭庆华公司的成立吸引了很多大学生毕业回到自己的故土，在“s度”任职。
而因为s度的创建而带来的辐射作用更是不容小觑。如今，名为“s度”健康之旅的旅行路线已经开辟，数以千计的游客纷纷踏上“s度”小路、品神m泉圣水。企业周边的饭店、宾馆营业额平均提高了30%，为企业配套的仓储物流也日趋完善，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基层组织；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1-0001-08
收稿日期：20160906DOI：10.13968/ki.1009-9107.2017.01.0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03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710010）
作者简介：雷望红（1991-），女，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底，由中办和国办联合出台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2014年初，中央和地方纷纷制定了精准扶贫的战略规划，地方政府逐步进入实施阶段。
精准扶贫政策，试图通过改“漫灌扶贫”为“滴灌扶贫”的方式，既能够节约扶贫资源，又能够有针对性地扶持贫困户，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着多个层面的困境。一方面，在执行中出现目标偏离，表现为精英俘获[1]、贫困户参与不足[2]以及多种排斥现象[3，4]；另一方面，在政策落地时，会出现政策与村庄的不匹配现象，比如产业支持、安居扶贫等政策无法有效扶持贫困户[5，6]。不仅如此，精准扶贫政策还会引起村庄激荡，由于盛行平均主义思想，村民们要求对于政策资源进行公平分配，由此会引发上访等问题，给村庄带来新的治理难题，甚至会出现乡村治理的“内卷化”[1，2]。
精准扶贫政策的目的在于扶贫，实现路径在于“精准”二字，但从目前学界研究的整体上看，主流观点认为精准扶贫出现了严重的不精准执行现象。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大致有三种解释路径：（1）从官僚体系的视角出发，认为是央地关系、社会控制和社会成本承担等因素导致了执行困境[3]；（2）从村庄的内部特性寻找原因解释，村庄社会环境、乡土社会的特征、社区精英被俘获、贫困群体集体行动的缺乏等因素影响了政策的执行[1]；（3）从政策本身进行解释，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本身具有内在悖论，由于忽略了扶贫对象的内部差异性，从而引发执行问题[2]。另有一些学者主张从转型的角度认识当前的扶贫问题，从而理解贫困治理的复杂性所带来的精准扶贫挑战[7]。
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本质上是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已有研究对于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解与认识，从总体上来看，侧重于从政策落地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探讨政策执行的状况，而忽视了政策执行主体即基层组织的重要性。制度基础与社会基础具有不可逆性，从这些角度出发，对于政策执行的改善无法做到对症下药。若从基层组织的角度探讨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问题，可以把握政策执行的情境性，因此能够洞悉政策执行偏差的直接原因，从而及时纠偏。本研究立足于赣南宋村的调查经验，呈现当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从基层组织的角度予以解释，并以此为基础，拓展理解当前我国农村资源输入的组织困境。
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个案
2014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颁发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要求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赣南宋村宋村是赣南最大的行政村之一，全村在册人口为8 837人，实际人口接近万人（严格计生时期的黑户多）。笔者于2016年7月4-24日在该村进行为期20天的调查。于2014年底开始集中精力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总共确定421户贫困户，1 468个贫困人口。2015年宋村将扶贫工作确定为中心工作，在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中，该村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
（一）精准识别不精准
贫困人口与贫困户的识别与确定，原则上要求申请评议，由群众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自行申请，由村组干部评议、公示公告，再由上级进行筛选和抽检。在村委会具体的识别过程中，宋村干部为了减轻精准识别的麻烦，实际操作过程如下所述：
上面给了我们村1 468个贫困指标，基本上每7个人中有1个是贫困人口，指标这么多，谁是贫困人口根本辨不出来。具体分配的时候，村里按照人口比例分到小组，由小组长评选，再由包组组长进行确认，村里按照入选人口大致做个评选，砍掉条件明显比较好的，留下条件差的。小组长评选时，有时也有私心，但主要权力还在村干部。
宋村村干部在精准确定贫困户上，实际上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宋村分配到的贫困户名额过多，贫困名额占到全村人口的15%，远远超过实际贫困人口；另一方面，宋村村民的经济差异不明显，村干部容易选出绝对贫困群体，但不易选出次贫困群体，名额分配的标准不易确定，即使按照民主评议的方式，也无法公平地识别和确定。因此，村干部不得不采取主观评议的方式选择贫困户，避免群众申请和民主评议，并通过打球的方式，将名单公布在村委会六楼的会议室。
2.权责不匹配的无力。精准扶贫的政策由中央层面作出，但由基层组织具体执行和落实。基层组织责任重大，对贫困户的具体帮扶责任主要落在基层干部身上。一方面，他们需要亲力亲为为贫困户出谋划策、拟定计划、支持脱贫，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做好规范化管理工作，跟踪与记录，如果出现纰漏，需要承担失职的责任。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上，基层干部既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责任的直接承担者。
然而，基层干部肩负的责任与享有的权力严重不匹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税制和农业税改革以后，基层组织丧失了资源汲取能力，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可支配资源极其有限；二是随着官僚制的深化发展，上级政府对于基层治理的干涉程度强化，在面对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时，基层干部丧失了治理的灵活性。当精准扶贫政策出现时，基层干部一无充足资源，二无政策权力，只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硬着头皮，按照上级要求执行政策。他们一面利用国家政策，一面动用私人资源，试图完成帮扶工作，但政策渠道未打通，如银行设置种种障碍不给真正的贫困户贷款，私人扶持也不易获得，私人普遍不愿进行风险帮助。因此，帮扶干部们要真正完成帮扶脱贫工作难度极大。况且，一位帮扶干部面对几十个贫困对象，难度可想而知。在权责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他们只好选择性退步，只完成相对容易的形式帮扶工作，即通过文字脱贫的方式交差，以期在运动期限内糊弄过去。
3.压力考核下的自保。目标管理责任制在权威体系内部构建了一套“责任―利益连带”的制度性联结关系，形成基层政权运行与地方社会的治理压力[12]。目标管理责任制在基层组织中所营造的压力氛围，会促使基层干部通过策略主义的方式，寻求自恰的生存之道[13]。实际上，策略主义的运用，既是基层组织的治理智慧，也是基层政权不得已的选择。
目标管理责任制具有明显的目标导向，通过对目标达成状况的考核进行奖优惩劣，但由于目标实践过程不可保留，无法完整呈现，只能通过形式化的文字材料呈现出来。文字材料就如同一份考卷，在上级进行检查时，如果“考卷”出现纰漏，上级“打分”低，不论平日里的工作做得多好，都相当于未实现目标。同样，在向上呈阅工作材料时，如果数据不好看，与规定目标相差甚远，也会受到上级的批评与惩罚。在压力型体制之下，基层组织更加看重上级的考核工作而非具有实质意义的实践工作，因此，基层干部会进行策略性转换，将文字材料的准备工作置于政策执行之上。面对精准扶贫工作，宋村村干部最强调的是数据的“正确性”，他们要反复核对文本数据与网上数据，国网与市网的数据。在上级检查时要确保所要回答的数据与贫困户家庭的文本情况一致，以免在领导问话时回答失误。在目标责任制下，政策落实通过文本形式的呈现，实际目的在于通过考核避免惩罚，以实现基层干部的自保。
（三）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
从基层组织的角度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的具体执行，能够观察到基层干部政策执行的情境。在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对等和压力型的考核体制之下，基层干部会对政策进行定位，选择执行的方式与力度。尽管精准扶贫政策以政治运动的形式下达，但贫困具有相对性、流动性，消除了今天的底层，明天还会出现新的底层，今天解决一批，明天会新出一批，以突袭式的方式根本无法啃掉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在基层干部看来，这场针对贫困的运动式治理，“就是一阵风，很快就会过去” [14]，上级部门规定了目标达成时间，不论任务完成与否，在政治压力之下，各级政府都必须“完成”既定目标。
在短促的扶贫运动中，基层政府一方面要在压力考核下满足上级目标达成的愿望，一方面要在基层治理资源匮乏、权责不匹配的情况下完成任务。他们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到平衡，既去完成任务，并让上级在检查时感到满意，又不完全按照上级的要求做事。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在基层就被定位为隐秘的资源分配政策和文本制作工作，基层干部低调地将名额和资源分发下去，能否真正帮扶到贫困户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数字考评呈现政策执行的样态。在基层干部的这一政策定位之下，政策执行必然产生不精准执行现象。
四、国家资源输入的基层组织困境
农业税费改革后，公共服务型福利国家取代了控制提取型国家[15]，国家改“资源汲取”为“资源输入”，通过项目下乡的方式向农村社会输入资源。在国家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基层组织如何承接资源、如何执行国家政策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精准扶贫政策是国家的又一大惠农政策，基层组织在政策执行时所面临的治理成本、权责问题和考核压力等执行约束，暗含着基层组织的深层困境，严重制约了国家资源的输入效率与国家政策的执行力度。
（一）资源输入背景下的基层组织样态
农业税费取消以前，国家表现出强者形象，具有高度的专制权力[15]，保持着对于基层社会的强势汲取。此时，国家为了保持对于基层社会的汲取能力，与基层组织结成合谋关系，默许和容忍基层组织的过激或违法行为，导致国家政权与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基层组织则由于和农民在各项事务上密切互动，建立紧密关联。税改以后，国家改变治理思路，通过资源输入不断向农民示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迅速拉近。然而，由于中央掌握财政的分配权，形成了“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市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叫娘”的分配格局[16]，乡镇财力下降，可支配资源严重不足。乡镇不得不依赖上级的资源转移，中央借机约束和规范基层组织的治理行为，导致基层组织日益丧失治理自主性。由此带来的后果则是，基层组织与国家的信任关系被打破，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与恶化（见图1）。
在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日益弱化的状况下，基层组织承担的自上而下的任务与自下而上的诉求却不断增长。在税改以前，基层干部对上主要完成收取税费与计划生育工作，对下主要则是解决矛盾纠纷和分配土地。国家加大向农村社会输入资源以后，大力发展民生事业，将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作为重要工作。国家改善“三农”的宏愿落到基层组织，不断累积的自上而下的任务堆积到基层干部身上，农民则借助国家对于“三农”领域的倾斜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对上的期待不断高涨，基层干部承担着来自于国家和农民日益增长的双重任务（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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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15日，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到罗甸联社边阳信用社调研时指出：现在群众面临贫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缺资金，二是缺技术、缺技能。信用社把资金解决了，政府就能将其余问题解决。农信社对促进农民致富非常重要，要进一步扩大支农信贷规模，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持。
为认真贯彻落实陈敏尔书记的指示精神，罗甸联社积极主动作为，2015年9月7日，在木引镇召开了罗甸县农村金融精准扶贫试点工作会，拉开了罗甸联社金融精准扶贫的序幕。
今年以来，罗甸联社紧紧围绕省、州、县大扶贫战略金融服务精准扶贫行动和省联社“三做实一保障工程”总要求，创新“特惠贷3+2”模式，截至7月末，提前5个月在全州农信社率先完成全年“特惠贷”投放任务。今年下半年，罗甸联社按照“高起点、全方位”原则，与贵州罗甸西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作，在玉都北殿省级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积极探索“农信联区、精准扶贫”试点工作，形成“示范园区+公司+合作社+农信社+贫困户”的金融精准扶贫新模式。
参与入股分红利
园区就业挣薪金
罗甸联社以“特惠贷”为抓手，与园区合作，采取“贫困户+合作社+公司+园区”模式，由公司作“特惠贷”全额还款保证担保，镇政府和村支两委领办成立合作社，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根据“特惠贷”扶贫政策，罗甸联社向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发放5万元贷款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对“特惠贷”资金进行统一管理，并投资到公司参与园区建设经营，公司按7%的年息给贫困户分红。目前，边阳镇500户贫困户已获得“特惠贷”资金2500万元，并全部投入园区建设经营，贫困户每户每年将从公司获得3500元的保底分红，总计175万元。
玉都北殿省级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建成后，带动1500余人就业，其中850人为产业工人。罗甸联社与公司约定，对获得“特惠贷”参与经营的贫困户，公司需按每户至少解决1个劳动力就业的要求优先聘用为园区产业工人，且贫困户产业工人的工资收入要略高于非贫困户产业工人。目前公司已按照约定聘用60余名贫困户产业工人，每个工人每年将获得约3万元的薪金收入。如果实现500户贫困户每户至少1人就业，贫困户每年薪金总额将达1500万元左右。
新型经营主体带动
组团发展产业
罗甸联社紧紧围绕园区农业种植板块“公司+农户+020”运营模式，支持公司引用台湾嘉农现代农业高科技种植技术，针对园区农业板块统一规划、统一种植、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运营，打造绿色、生态、健康旅游园区。
通过“园区+中心+农户”模式，配套设立台湾现代高效农产品和精品果园研发中心，同时配套100亩育苗中心，中心与农户签订协议，负责提供苗种和保价回收，罗甸联社通过“特惠贷”和“致富通”小额信贷对农户不足资金给予支持，再通过线上线下Ο2Ο电商平台销售系统让农户与园区共同发展，真正得到实惠。
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支持园区打造贵州首家苗圃公园，预计栽培500亩适宜本地生长的苗木，建成生产型、观赏型、环保型的生态花木苗圃基地，为罗甸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服务。
由联社与公司联合，帮助村支两委成立生态花木苗圃专业合作社，由苗圃公园提供廉价苗木支持合作社、周边农民利用流转土地、承包地、房前院后、道边河床进行栽种。
同时，以园区农业种植板块的高附加值精品果蔬和药材为主，支持园区打造高效农业育苗区、精品水果区、有机蔬菜区和珍贵药材区，采用“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组团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发展产业。
围绕大扶贫战略
实现产业链利益联结
按照“农信联区、精准扶贫”的总要求，罗甸联社与公司、园区围绕罗甸大扶贫战略行动，以实施精准扶贫为目的，充分发挥园区驱动、公司带动、农信推动作用，建立园区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
一是以公司为龙头，由罗甸联社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支持，按照统一的准入条件择优选择县内企业共同建立园区企业产业链联合会和1+11>12的平台运营模式，按入会企业年均纯利润的3%提取联合会基金，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在养老、教育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
二是由罗甸联社和公司各自出台优惠政策，对入驻园区的企业（商家）由罗甸联社做好优质金融服务，公司在商铺购买、出租等方面提供价格优惠，建立起企业（商家）与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共同体，带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三是发挥园区辐射带动作用，对园区辖内农户、居民、商铺统一进行立面改造、统一规范经营管理、统一经营服务理念，走共同发展道路，有力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高起点支持
全方位服务
“农信联区、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由罗甸联社独家为园区提供“高起点、全方位”和“方便、快捷、灵活、高效”的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并根据园区实际，制定出台经联社和公司认可的园区综合金融服务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提供园区融资业务。一是在园区初期建设阶段提供“特惠贷+扶贫再贷款”的低成本融资支持。今年起到2018年，罗甸联社将给予园区建设不低于5000万元的“特惠贷”信贷资金支持。同时，帮助园区积极协调人民银行申请不低于1500万元的扶贫再贷款支持。二是在园区投入运营和后期建设阶段，积极为园区提供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最高额可循环使用贷款、票据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三是在园区全面投入运营后，为入驻园区和园区范围内的企业、商家、个体工商户和农户提供“贵园信贷通”“黔微贷”“致富通”等一系列信贷金融产品。
提供资金结算业务。一是为园区提供资金结算、代收代付、现金管理等日常资金结算业务。二是充分利用罗甸联社科技信息系统与园区共同建设门票代售、消费无现金交易电子银行系统。
提供电子银行产品服务。全方位为入驻园区和园区范围内的企业、商家、个体工商户和农户提供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信合卡、POS机、多媒体自助终端等多种电子银行产品，有条件的还可安装布设ATM机。
打造罗甸首家现代高级农业示范园区“园区银行”。配置专职客户经理为入驻园区和园区范围内的企业、商家、个体工商户和农户提供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
建立高管人员联系园区制度。由罗甸联社理事长直接联系园区，建立定期沟通交流制度，为园区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此外，把诚信建设作为园区核心文化内容之一，着力打造诚信园区，让游客和消费者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行得省心、游得开心、购得欢心。
示范带动，抓好“一个试点”
以十八洞村试点作为精准扶贫的突破口，探索出了“五个精准”经验。
精准识别贫困对象。制定完善“三榜三审九个不评”程序，全村精准识别贫困对象136户542人。
精准发展支柱产业。立足长远，规划并启动特色乡村游；瞄准中期，在县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区流转土地1000亩建设精品猕猴桃基地；抓牢短期，巩固发展烟叶、稻田养鱼等特色种养业，发展苗绣加工和劳务经济。
精准改善民居环境。在“三通”基础上，将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五改”相结合，家家用上了放心电，户户通上了自来水，青石板路通到农户大门口。
精准提供公共服务。完成村小学、村卫生室改建并完善相关设施，全村新农合和新农保参保率达100%，144名低保对象实现应保尽保，贫困学生实现应助尽助。
精准创新扶贫机制。推行“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评定”，每季度公开评选星级农户，激励群众自力更生，建设家园。建立了苗绣等7个专业合作社，探索出“跳出十八洞发展十八洞产业”等产业扶贫新路子。2015年4月，十八洞村获评全省文明村。
精准施策，把握“三个环节”
把握好“要扶谁”“谁来扶”“怎么扶”这三个环节，是搞好精准扶贫的重点。
在“要扶谁”的问题上，重视群众参与监督。借鉴十八洞村经验，群众全程参与识别过程监督，杜绝优亲厚友等现象。去年9月，在全省率先精准识别出贫困对象18773户，74682人。加快构建“花垣县精准扶贫信息平台”，对贫困户全部建档立卡并录入系统，做到动态实时管理监控，并通过对平台大数据分析，实现扶贫资源更加有效的精准配置。
在“谁来扶”的问题上，重视帮扶力量整合。在全省率先设立乡镇扶贫开发办并配备2名专职干部。采取“领导联乡、单位包村、干部驻村、一定三年”的模式，对全县162个贫困村实行驻村工作队全覆盖，全县干部与现有60684名贫困对象结成帮联对子。所有工作队员每个月驻村达到20天以上，并落实“三同”和“三个一次”，即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工作”，“帮扶单位分管领导每个月到驻点村开展一次检查，主要领导每两个月到驻点村开展一次调研，所有的干部职工每个季度到驻点村开展一次活动”。同时，把驻村帮扶纳入帮扶单位领导班子、干部绩效考核之中，作为“末位淘汰”的重要依据，对优秀的驻村干部优先提拔重用；对工作责任不落实、工作无起色的，坚决依纪依规予以问责。
在“怎么扶”的问题上，重视机制完善创新。按照总书记指示精神，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编制和完善县乡村三级产业扶贫规划，坚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宜商则商，大力发展农村脱贫产业。加快建设总投资50.7亿元，规划面积68.5平方公里，含“一园一带七大基地”的现代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区，已完成投资8亿元，23家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社落户园区，带动2万多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全县形成种植烟叶、商品蔬菜、茶叶、油茶、水果和养殖湘西黄牛、鲟鱼、乳鸽、大鲵、竹鼠等特色种养热潮。
破解瓶颈，解决“三个难题”
解决好“缺资金”“缺技术”“缺市场”，是让群众真正脱贫的关键。针对“缺资金”问题。2013年11月以来，累计投入各类资金5亿元，实现扶贫资金使用向“握指成拳”转变。积极发展村级“互助金”等融资，推进5万元以下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扶贫贷款发放。推进股份合作帮扶、委托帮扶，由农户以土地使用权、帮扶资金等入股或委托龙头企业，每年获取股权分红或委托合同约定利润，2352户9444名贫困人口受益。针对“缺技术”问题。开展“车间授业、田间办班” 等精准培训，使群众不出村、不离户即可对接市场需求获得实用技能培训，2014年以来完成劳动技能培训4.8万人次，参训务工人员就业率达97%。
针对“缺市场”问题，采取龙头企业带动、兴办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等方式，促进农民经营组织化、社会化、专业化，不断扩大“订单农业”覆盖面，切实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全县大型龙头企业发展到1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345家，带动普通农户近4万户。
创新理念，做到“三个结合”
创新理念，跳出农村抓扶贫，跳出农业兴产业，不断拓宽精准扶贫路径。
与加强民生保障紧密结合。整合各类资金投入民生领域，2014年，全县民生财政支出达12.56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65.8%。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低保做到应保尽保，新农合参合率达99.8%。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大困难家庭学生资助力度，全县157所农村学校全面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惠及学生2.2万余人。全县99.7%的村通水泥路，90%的村完成农网改造，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县检察院坚持把做好精准扶贫工作作为践行司法为民的重要抓手,真心为民，真情帮扶,为困难群众办实事好事，解决实际问题,努力帮助拔穷根、摘穷帽，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
该院首先以定任务的形式,每名干警都按照要求结对困难群众,并且为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还选派1名干警担任扶贫“第一书记”,在开展精准扶贫过程中,详细调查了解每户困难群众的实际,定期深入基层群众,了解群众困难和需求,找准服务群众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在进行精准摸底的同时,根据每户情况的不同特点和原因,对相关困难进行梳理汇总,建立健全干警走访民情笔记和帮扶台账制度,制定详细的帮扶计划和措施,提升精准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建立帮扶台账的基础上,干警通过本院和借助其他部门的力量,积极帮助群众解决低保申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以实实在在的成效体现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此外,该院还完善需求首问负责制、限期办结制和责任追究制,加强监督检查考核力度,对精准扶贫建立考核机制,完善奖惩措施,倒逼干警一抓到底、善始善终,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切实让这项工作不走形式,不落空,让干警在这样的工作中践行群众路线、增强群众观念。
截至目前,该院针对结对帮扶的79户困难群众,协调相关部门，解决接通自来水、提供就业机会等困难95件。
为了进一步抓好“三到村三到户”扶贫工作，察右中旗委政府高度重视，6月18日组织召开了由驻村工作队全体队员及包扶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三到村三到户扶贫工作动员会，会上旗委书记赵向红作了重要讲话，明确了三到村三到户工作是实现“精准扶贫、靶向疗法”的重大举措，是创新扶贫机制的着力点和重要抓手。进一步明确了驻村工作队的责任和义务，8月初由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刘秀率旗委组织部、扶贫办负责人府就三到村三到户工作进行了专项督查和调研，指出了各工作队存在的问题，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一、认真抓好建档立卡工作
按照自治区扶贫办建档立卡工作安排，为了切实做好我旗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和信息化建设工作，建立健全扶贫对象识别机制，确保扶贫对象得到有效扶持，按照自治区和乌兰察布市“三到村三到户”扶贫工作要求结合我旗实际情况，制定下发了《察右中旗建档立卡工作方案》，成立了旗乡两级领导小组，精心组织，求真务实、协调推进。组建了由内蒙古党史研究室等7个厅局、乌兰察布市市委办等10个市直部门和旗、苏木乡镇的干部、科技人员、大学生村官等313名工作人员组成的15个扶贫工作团，60个驻村工作队，分别进驻60个贫困嘎查村，开展扶贫开发工作，目前各工作队全部进入工作状态。深入贫困村进行调查摸底，查找贫困村贫困原因，了解贫困户的发展意愿，帮助贫困户理清发展思路，制定贫困村村级发展规划和到户扶持计划，围绕村级发展规划和到户帮扶计划落实帮扶措施。
按照贫困村、贫困户识别标准和原则，经过驻村工作队及旗、乡、村各级干部的努力工作，我旗已基本完成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的识别工作，共识别出贫困村60个，自治区贫困线以下贫困户1.26万户3.62万人，其中国家贫困线下1.1万户3.2万人，自治区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占常住农牧业总人口的39.8%，国家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占农牧业常住人口的35.2%。
二、“三到村三到户”扶贫项目进展情况
2014―2017年规划实施60个整村推进项目村建设，一次规划分年度建设，到2017年贫困村贫困人口基本两不愁三保障。贫困村实现实现一产业、一项目、六个有和十个全覆盖。人均纯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
我们按照《自治区财政扶贫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财政扶贫资金重点投向贫困村支持农牧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整村推进今后四年完成投资1.2亿元，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科布尔镇奶牛产业发展区：（涉及6个村）以提升贫困村奶牛养殖水平为主，加快奶牛养殖园区的升级改造和饲草料基地建设，新打配套机电井30眼，铺设地埋管道4.8万米，开发饲草料基地6000亩，种植青玉米等饲草作物，发展奶牛养殖业，升级改造奶牛养殖牧场3处。新建B级奶牛养殖牧场1处，进一步扩大奶牛养殖规模。
二是以巴音、乌素图、铁沙盖为主的红萝卜种植区（涉及11个村）：以稳定红萝卜种植面积、提高种植水平和提高红萝卜品质为主，更新机电井60眼，配套管道9.6万米，开发、更新、改造节水灌溉面积8000亩，种植红萝卜。
三是以广益隆、土城子、铁沙盖、黄羊城、宏盘等马铃薯、葵花种植区（涉及30个村）：重点以开发膜下滴灌开发节水灌溉农田为主，发展马铃薯、葵花、肉牛养殖业，新打、更新配套机电井150眼，管道24万米，修筑农田防洪工程8处6300米，开发节水灌溉面积2.4万亩。种植马铃薯、葵花2万亩，发展肉牛养殖500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