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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出现初期,网络编辑一度被贴上“网络搬运工”的标签,如今,互联网所拥有的数以亿计的用户群、几何级数增长的信息量、即时深度的交互功能、多元便捷的应用服务,都使其成为社会资源的最大汇聚地。网络编辑在网络媒体中的职业角色,不再仅与内容相关,整个网络媒体的内容定位、形象塑造、网络营销、受众关系都是其工作职责的一部分,网络编辑在工作的各个环节均需具备网站运营意识。网络编辑不再仅仅是网站内容的建设者,线上活动和热门话题的策划者、组织者,用户自生产内容的管理者、服务者,同时还是网站整体形象的协助设计者,网站内容营销的推广者。
整合――注重多媒体互动
通过对海量信息的筛选、组织,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多媒体和交互功能,对传播的信息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示和解读。
首先是内容的整合。随着信源和渠道的剧增,要满足受众对信息及时性、针对性、新颖性和全面性的需求,网络编辑首先要对信息筛选、把关,然后重新组织和再创造。Stephen Quinn教授提出,记者编辑的主要职能已经不是采集新闻,而是对浩如烟海的新闻和信息进行筛选和重新组合,使这些杂乱的信息呈现相互联系和深刻的意义,并使其转化为知识。新闻从业者的工作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知识生产与管理的工作。①
随着社区、博客、SNS的普及,互联网走进“自媒体时代”,受众不再是单纯的信息受传者,而是全程参与信息传播,他们不仅作为信源提供信息,而且开始影响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在这样一个新的媒介环境下,网络编辑应具备职业敏感,做到及时发现、快速反应,善于挖掘和利用受众自生产的信息,经过整合策划,根据媒体自身的定位和特点,以独特的视角进行专题呈现,并组织开展相关话题讨论,让其迅速发酵,获得群体效应,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其次是形式的整合。图片、声音、视频、3D动画等多媒体的结合运用,既可以极大地丰富内容呈现,还能满足受众的多重感官体验,获得更加直观、生动的传播效果。例如,在新闻专题中直接提供第一手的视频资料,既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又增加了真实性和现场感,使内容更具说服力。
最后是网络编辑需要构建一个友好的界面,当受众通过这个界面浏览内容时,清晰的版面设计、一目了然的内容结构、合理的图文布局,都能给受众带来良好的使用体验。
创新――保持敏锐的好奇之心
关注互联网最新的传播技术、最热的应用服务,深入研究新技术和新应用为信息传播提供的各种可能性,创造出更具特色、更有针对性的内容表现形式。
对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异同,有不少专家学者从理论上探讨过,而业界从工作性质与产业发展的角度通常将网络媒体的本质差异概括为:技术驱动、用户中心。②从社区、博客、视频分享,再到SNS、微博,传播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网络编辑必须与时俱进,时刻关注网络中最新的热点应用,甚至投身其中感受其魅力所在,并思考:这个应用满足了受众哪些方面的需求,是否可以和自身的内容策划相结合,能否带来更多的目标受众,能否提升媒体的品牌认知?技术发展推动的内容创新,不仅在内容产品上有所体现,也影响着网络媒体的发展战略。下面以微博为例。
2010年,微博是最吸引眼球的网络应用。这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平台,网民可以随时随地通过页面、手机或第三方网站更新、浏览、评论。网民在这里自生产内容,媒体和官方机构在这里信息,微博俨然成为网络舆情的聚集地。方舟子遇袭、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等,这些事件都是第一时间在微博上被传播,无数网民围观、评论、转发,造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限制在140字以内的微博虽然短小,但无数网民只言片语的碎片式报道互相叠加、去重、纠偏,最终聚合出对某一事件的完整报道。③微博因其信息的强时效性、多角度和现场感,为网络编辑提供了一种新的信源渠道和采编方式。而网络媒体开设官方微博,实质则是内容宣传和品牌推广。受众在浏览微博的同时,也会产生对微博的媒体的态度――对该媒体品牌的认知和是否会选择接触该媒体的行为意向。
推广――让搜索引擎为己所用
用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技术,优化并增强特定关键词的曝光率,扩大信息传播的影响范围,使信息更容易被受众检索和浏览,由此提高网络媒体的能见度,增加受众对媒体的品牌认知。
受众利用搜索引擎,可以使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高效。同样,网络编辑利用搜索引擎,可以大大提高信息传播的有效时长和范围,无论何时何地,用户只要进行搜索,信息传播就会发生。所以,在内容上线之前,做好SEO至关重要。SEO主要是通过了解各类搜索引擎如何抓取互联网页面、如何进行索引以及如何确定其对某一特定关键词的搜索结果排名等技术,来对网页进行优化,使其提高搜索引擎排名,从而提高内容的访问量,最终提升网络媒体的能见度和知名度。
内容上线之后,网络媒体的优势再次得到彰显――可以通过网站流量监控分析和目标用户行为研究,得到准确的受众统计数据――有多少人浏览,他们是什么时间、从哪里来的,有多少人参与互动,是否是目标受众,他们在哪个页面停留时间最长,在哪个页面选择退出,这些都是网络编辑必须密切关注和考量的指标,不仅是对当前内容成功与否的衡量,也是下一步工作的重要依据。受众是网络媒体实现市场价值的基础和起点,谁拥有受众,谁就拥有了市场。如何有效地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并且将这种注意力稳固地维系下去,正是网络媒体孜孜以求的。
沟通――成为资源汇聚中心
与媒体内各部门、媒体受众保持充分、有效的信息互动,是网络编辑顺利、高效开展工作的关键和保证。
所谓“内容为王”,网络编辑的工作是整个网络媒体的核心,一个内容策划的推出往往是一项系统的组织活动,网络编辑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始终贯穿其中。技术人员为内容的互动形式和应用服务提供技术支持,美工人员为内容的页面展示提供形象设计,测试人员为内容进行检测把关,完善用户体验;市场销售人员为内容找到买家,如广告、品牌植入、奖品赞助等;客服人员则进行用户的答疑、意见收集与反馈工作。对网络编辑来说,除了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外,还需要对其他部门的工作流程和内容有所了解,在沟通时才能做到准确地传递信息,确保各方意见及时、有效地达成一致。
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网络受众接触网络媒体,是为了满足自己特定的需求,网络媒体给予这些需求的满足程度将修正受众既有的媒体印象,并影响到以后的媒体接触行为。网络编辑所要做的就是通过数据分析、调查、用户反馈等多种手段了解受众的个性化信息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信息资源,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服务。在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受众不仅是网络编辑服务的对象,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只有得到他们的关注和参与,网络编辑的工作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另外,在受众眼中,网络编辑的专业素质、个人风格、甚至价值观都打着所属媒体的烙印,他们对网络编辑的接触印象直接影响着受众对该媒体的品牌评价。所以,与受众的每一次双向信息沟通,都是网络编辑对个人品牌和媒体品牌的一次传播。
总之,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单一媒体向“全媒体”融合的趋势下,网络编辑拥有了更广阔的舞台。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各种信息资源、技术资源、应用资源,实现最佳的信息传播效果,使传播活动既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又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是网络编辑努力的方向。
注 释:
①Stephen Quinn(2005)Convergent Journalism :The Fundamentals of Multimedia Reporting,(p.153-157),Peter LangPublishing,Ink.,New York.
②师静:《网络编辑的“互联网意识”》,《网络传播》,2009(12)。
③王泱泱:《自媒体时代:传统主流媒体如何发声》,《新闻与写作》,2010(9)。
关键词 网络危机;意识模型;解析
中图分类号:TP3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89X(2012)15-0020-03
网络成为当代人们赖以生存的一个既虚幻又真实的世界。它是一个巨大的开放信息传递系统,各种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在虚拟的空间中传播、碰撞、交融,推动人际交往的变革、社会的前进。而网络在给人类带来种种便利的同时,也带来各种危机,诸如网络信任危机、网络生态危机、网络伦理危机等词汇不断映入学者的视线。
面对各种网络危机,有识之士提出多种应对策略,比如普及网络技术、健全网络法制、加强网络管理,呼吁人们网络自律,总体而言是从社会性的宏观视角沿着“控、管、防”思路应对网络危机。事实证明,这些策略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实质上面对所谓的网络危机从根本上是无法消除的,因为网络对当代的人们而言,就如同鱼儿与水,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们可以对网络特性与变化有一定的认识,但事实上类似于自然界的突发事件,很难精准地预测或控制网络危机的发生与发展。而且面对相同的网络危机不同人有着不同的反映,不是很多学者假定的一定是负面影响。相对于个体而言,危机既是危险也可能是机遇。所以探讨网络危机时不能忽视作为网络危机中主体人的能动性。
但是,最灵活有效的,仍然是提高每个人的“网络危机意识”,它可以成为当代人们参与网络生活的有效保证。个体网络危机意识指人脑对网络在社会发展中的性质、地位、价值、功能的认识和反应。它决定人们捕捉、判断和利用网络信息的自觉程度,是人们对网络需求的自我感悟。它能控制网络知识结构,强化对网络传播的认识,加强网络心理调控,调节在网络信息处理过程中所应用的各种技能,协调完成各种信息处理任务。它是人们思维中对网络世界的反映结果,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从外显行为可以看到,具有较强网络危机意识的人能够有目标、有步骤地完成生活中形形的网络信息处理任务。
1 网络危机意识假想模型
网络危机意识是一个假想的结构,可以从3个维度理解:网络控制、人为控制、对两种控制认识的程度。3种维度分别由X轴、Y轴、Z轴代表(图1)。每个人的自主网络信息意识状态都可以在这个三维空间内找到相应的位置(三角abc)。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个体的控制线(bc)是个恒量,但个体有一定的差异。b点在OY上滑动,c点在OX上滑动,当b点远离O点时,c点趋向X点,即人为控制较强,反之网络控制力较强。个体的控制能力越高,网络危机意识也就越高。高度的个体控制是网络危机意识的高级体现。但是应该看到个体的完全控制是不可能的,生活中各种信息浩如烟海,人们必须依靠网络信息自动处理流程。垂直方向代表人们与网络接触时意识的自觉程度,主动性如何。O点表示自动处理状态,人们不经思考地应用默认的处理流程。当人们从a点向上端迁移的时候,他们会不断认清自己在做什么,目标是什么,信息处理当中的每一步所需的信息是什么。在最上端人们达到了自律状态,完全自觉地监测信息处理过程,增强了元认知能力,对所做的决定及在处理的事件有较强的反思意识。
无论是控制维度还是对控制的认识,都包含了人们很多的动机或需求。绝大部分动机是由特定的需求对特定信息的反映状态激发的。人们产生动机状态的频率、强度要因人而异。在控制和自觉方面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人可被视为具有较强动机,换言之,他们所投入精力的底线要高于其他人。网络危机意识的最终追求目标是促使人们进入高动机状态,以便形成自觉的人为控制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让人们体验到好处从而感受到付出的辛劳是值得的。通过体验与回馈一系列的过程,个体自然会形成较强的动机。人们日常生活中总会出现高动机状态来寻找和处理信息。例如,对于中国大多数家庭来讲,预计买一辆汽车花费是相当高的,那么人们会通过Internet寻找特定的汽车广告,他们会仔细分析汽车的配置、价格、油耗、款式,经过“货比三家”才会做出决定买哪种汽车。人们会为此投入大量的精力并做出最佳的决定。
一些人会发现他们常处于高动机状态来控制网络接触,他们总觉得需要大量的相关信息,才能够完成生活中的各式各样的任务。因为他们常处于这种状态,所以即使某些问题并不重要,他们仍然很可能保持这种状态,从而对于信息养成所谓的“高动机性格”。相反,另外一些人很少发现他们处于这种高动机状态,因为他们所做事情的正反馈较少,这就很难让他们相信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长此以往,他们对于信息的态度很可能会处于“低动机性格”。借用心理学家阿德勒对性格二字的解释,他认为性格是“一个人尝试去适应他所居住的环境,因而显现出来的特殊作风。性格特点是一个人的整体人格在获取认同及意义时,所使用的工具和计策,其在人格中的存在就等于是生活”。此处的性格指个体处理网络信息时表现的风格。个体针对信息的动机可以看做一种状态或某类性格。作为状态,信息动机会很快提高并在短时间内得到满足。状态的变化相对较小,它取决于个人的心情、处境、地点、时间和其他临时因素。比如,人们早晨希望知道天气及道路情况,工作时想知道股票价格,中午想知道饭菜质量,晚上想知道哪里可以娱乐放松。这种动机状态总是在不断波动的。对于网络信息的基本动机可以看做性格,这类状态的波动总围绕基本线波动。但是即使是“低动机性格”的人也会阶段性地感受到对特定信息的强烈需求,相反,“高动机性格”的人不时也会体验信息过载或信息疲劳的状态。人们只有对网络危机意识有所了解,才能够有意识地培养和发展它。人们需要知道做出重大决策时充分精准信息的重要性以及体验成功喜悦的必要性,只有经常感受到这些,“高动机性格”形成的可能性才会增加。这种性格一旦养成,人们将会从中不断获得必要的精神动力。
2 网络危机意识区域解析
a、b、c点在不断滑动时,网络危机意识会构成3个极限区域。当a点滑落到O点时,形成三角区Obc;当b点滑到O点时,形成三角区aOc;当c点滑落到O点时,形成三角区aOb,分别称为被动控制区、自主控制区、网络控制区。当然还有三角区abc构成的常规区。
2.1 被动控制区
面对网络铺天盖地的信息,无论是个体控制还是网络控制,因为个体都缺乏主动性,自我的控制力和网络控制力博弈之间网络控制会超过个体,所以在此区域内大部分人绝大部分时间不想劳神去关注网络带来的影响或这些影响是如何作用在自己身上的,有时他们宁愿忽略某些信息。那么在网络接触中他们会随波逐流,直到某些内容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这就意味着选择性注意力的激发取决于网络信息而不是个体,换言之,人们允许网络以特定的信息限定自己。在这个区域内人们将面临高风险的负面影响,因为影响的作用大部分产生在人们的控制之外,甚至经常性超出人们的意识范围。
2.2 网络控制区
网络控制区与被动控制区的区别在于人们的感知,在网络控制区内人们有较高的动机来控制网络接触和意义建构,但是他们以信息自动处理方式进行控制。有意识自己构建信息处理的方式,但是其结果还是被网络所控制,对于这种控制个体有所察觉,但这一区域的人们由于缺乏对网络制品、产业、效果以及个人目标的认识,表现出高动机的无目标性,尤其会体现在信息筛选和意义建构任务上。他们不能够认识到所有和自身相关的信息选择,也不知如何从这些选项中做出最佳的决定,其结果控制权还掌握在网络的手中。这些人在电脑前不断抱怨没什么好信息,但每天会准时打开电脑;他们会不断自责上网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但是仍会不断在网上冲浪。此类人能够感受到网络的控制但却无能为力。他们不清楚自己有足够的能力,能够采取行动改变困扰他们的网络接触行为。
2.3 自主控制区
当处于自主控制区,与网络接触中当人们具有较高的意识动机,他们会很在意各种信息并不断地批判它们。因为主动权在个体,他们知道如何控制网络接触以及知晓网络是如何影响他们的。他们具有强烈的意识与能力,对于常规网络问题能够高效地处理。常规问题指:我应该和网络接触多久?什么信息值得搜索?什么信息需要避免?什么样的网络影响是值得的,什么是不值得的?等等。个人有权解释这些问题,以表明他们对信息及其影响的应用是正面的而不是消极的,来实现个体目标。
2.4 常规区
大多数人是处在常规区的,即网络危机意识是网络控制、个体控制以及对两者控制认识主动性的高低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abc三点趋向不同,外在行为可能有3个极限区的表现而已。很显然,人们要避免被动控制区和网络控制区的趋向,但是由于网络危机意识知识结构的缺陷以及技能较低,他们很可能不理解网络是如何控制自己的,也就不知道如何避免控制,更无法获取大范围的信息。当然理想的状态是处在自主控制区,这就需要不断地训练与学习。
3 网络危机意识功能解析
完善的网络危机意识主要具有四大功能。
首先是协调功能。协调网络危机意识本体结构中各个部分的运作,使之成为有机的整体,发挥其能动作用,解决信息任务处理过程的冲突,促进网络各种知识的整合,优化各种技能相互组合,实现个体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统一。
其次是记忆储蓄功能。网络危机意识像个巨大无比的仓库或银行,它可以储存人生所有来自网络的信息,即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等一切意识到的东西,不断地自动地丰富自身的网络知识。一些网络接触,常常没有明显的记忆痕迹,不知不觉地直接进入人的网络危机意识并储存起来。网络危机意识能够把所有存储进去的资料进行创造性的整合,构建合理的网络知识结构。优化的信息内容是灵感的源泉,扩大了人们对信息选择的范围。
再次是习惯功能。人的网络接触习惯、行为,以及一些自己也没有意料到的行为,实际上受到了网络危机意识的支配。一些人遇到难题,马上想到“挑战”“想办法解决”,行动也几乎同时跟上;另一些人遇到难题,则不自觉地甚至不加思考地就想到撤退,想到失败,而且也在行动上萎缩,这都是过去不同经验的网络危机意识在起作用。
网络编辑作为互联网从业的重要群体,置身于虚拟空间,直面纷繁芜杂的海量信息,还掌握着一定的信息甄别、筛选、制作、的权力,很容易牵涉法律纠纷。因而,在掌握现代社会法律常识之外,网络编辑还应增强法律意识,主动研习互联网传播领域的法律法规,做到心中有数,对自身的职业法律风险加以防范。
重视著作权问题
2010年5月,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魏剑美状告龙源期刊网版权侵权并依法胜诉,龙源期刊网法人代表、总裁汤潮拒绝支付总额两万多的罚款,被行政拘留惩罚。一时间,“龙源事件”升温,成为社会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依据《著作权法》及2006年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将著作权人的作品进行网络传播的确构成侵权。当期刊数字化遭遇网络版权保护,“龙源事件”暴露出一个行业的现实法律困境。
今年7月中旬,龙源期刊网总编辑穆广菊在接受访谈时表示,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网站内容传播,一定要征得作者同意,获得作品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方能传播。她认为,这一规定对于期刊行业不具备可操作性。在我国期刊行业,杂志社与杂志文章作者签署著作权协议的并不普遍,甚至几近空白。这一现实当然是由于杂志文章较专著、图书颇为短小、汇编作者众多、持续出版等诸多因素使然,杂志社如果像图书出版那样与每一个杂志作者签约刊用,可能杂志社必将为此设更多的编制、以增加人手来完成这个工作,这一工作量将不亚于内容编辑。所以,传统期刊杂志社通常只给刊用文章的作者发放稿费,以此体现著作权人权益。
但是当期刊网络出版走向深入的同时,杂志社没有与作者明确授权范围,已经成为当下版权纠纷的主要症结之一。诸如龙源这样的公司,虽然它逐一与合作期刊社签署了授权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规定了期刊社的收入分享比例中作者著作权益比例,但是作者只要向网站提出维权,现行法庭就会判处是网站方败诉。原因就在于网络环境下的版权立法滞后,导致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出版企业以及作者之间的版权纠纷。
汤潮则认为期刊数字内容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性资源,现行的法规严重制约了数字版权的价值提升,应当站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高度,明确著作权人权益在知识产权价值链中的主体地位,完善数字版权法规。
如果说“龙源事件”是一个行业所面临的共性问题,那么具体到个体的网络编辑职业从业者,则可能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遭遇各种各样的著作权问题。网络编辑在组稿、审稿、编辑加工过程中,在进行版式设计、制作多媒体作品的过程中,均涉及作者的著作权问题。应对著作权问题,网络编辑的核心要义是避免侵权;面对形形的法律陷阱,网络编辑必须熟知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工作规程作业。
另一方面,网络编辑也应加强对自身著作权的维护意识,在一定条件下,网络编辑对其策划的作品、专题报道、版式设计等也付出了独创性劳动,享有特定的著作权。
警惕隐私权问题
网络隐私权是隐私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广义上讲是指保护网络隐私不受侵害、不被公开、不被利用的权利。其主要内涵包括:网络隐私有不被他人了解的权利;自己的信息由自己控制;个人数据如有错误,拥有修改的权利。简而言之,网络隐私权是指网络上未明确声明允许公开的所有的有关个人的信息和数据,不被非法收集、公开、侵犯和利用的权利。
2006年发生的“虐猫门”堪称网络“人肉搜索”的里程碑事件,也引起了网络隐私权问题的争论。尽管在猫扑网产品运营总监杜培源看来,“人肉搜索”就是很多人集中在一起,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搜索方式”、“共享的互助平台”,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的法律环境下,民法、刑法对隐私的界定都是比较模糊的,网络隐私权更处在灰色地带,网络编辑不能忽略个中潜藏的法律风险。
按照腾讯网于2008年5月的《腾讯科技“网络隐私”调查报告》,根据目前已发生的案例和媒体报道,网络隐私侵权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非法收集、储存他人资料;
二是非法传输他人资料,泄露他人的隐私;
三是一些网络服务提供商由于安全技术的缺失,导致信息泄露;
四是非法利用个人资料;
五是擅自篡改个人信息或者披露错误信息。
此外,还有非法进入他人的电脑、电子邮箱,窥视他人的隐私,利用技术进行网络的监听等都属于侵害隐私范畴。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关于网络隐私权的规定都是属于行政规章或行政法规,属于粗线条的笼统概括式规定,并没有特别针对隐私权的保护,只是规定了“不得”怎么样,并没有相应的救济方法和救济程度,一旦发生网络隐私侵权,其隐私权内容范畴的界定、规则原则、侵权责任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然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隐私权的保护必将更为严格,相关立法也会更为完善。
防范新闻失实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任何以牺牲真实、客观为代价的新闻传播,虽然在一定的时间段儿之内可能吸引到公众的注意力资源,但长期而言,丧失的不仅是传媒的社会责任,其公信力也必然受损,最终造成媒体经营绩效的下降,遗患无穷。
网络传播的技术特点,决定了网络新闻在时效性上具有客观优势,却在权威性、真实性方面先天不足。近年来,网络假新闻的盛行便是明证,一些机构评选的“年度十大假新闻”甚至成为重要的社会议程,引发广泛关注。
2003年3月29日,中国日报网站发出“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洛杉矶遭到暗杀身亡”的假新闻,一时间引起国内新闻网站的竞相转载,像新浪这样的大型综合性门户网站也因追求时效性而栽了跟头。不可思议的是,不到一个礼拜时间,韩国众多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再次重演了这一假新闻闹剧。
对于虚假新闻,新浪网副总裁、总编辑陈彤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感触颇深。陈彤强调,在追求快速的同时,还必须追求准确,要多方求证信息的准确性。这方面新浪也遇到过坎坷,如报道艺人柯受良去世的消息,该消息发了二十分钟后,编辑打电话说“非常抱歉,听说好像又醒过来了”,半小时后从新华社的报道中又一次确认了柯受良去世的消息。一场虚惊之后,陈彤告诉编辑:艺人去世要慎发。此后马季、侯跃文去世的时候新浪都没有抢发。因此,“快也是相对的,不是无原则的快,是在准确的前提下追求快”。张国荣去世的消息新浪第一个发出,因为在香港有独家的消息来源;新浪在国内媒体中首先报告杰克逊去世,也是首先经过了多方确认后才的。
(一)优秀传统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度融合受到挑战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兴文化形态,呈现出“双刃剑”特性,有其积极的一面,显然也存在着不利的一面,从传统文化角度来讲,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本身的发展存在着生存土壤的挑战性影响。而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文化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接性发展的关键时机,网络文化的无形介入,必然使得对接性工作进展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挑战,比如,优秀传统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接过程面临曲折性,甚至造成发展方向的偏差。
(二)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背景中的地位受到挑战
一方面,国内多元化发展再加上呈现出的利益多元化,而这些性质在网络环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网民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一时没有体现出利益性而选择冷淡,再加上网络监督机制的缺失,很容易导致网民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否定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网络的虚拟特性,让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各种网络渠道无形渗透到网络文化当中来,让我国网民在上网过程中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如若不加制止,任其发展的话,最终会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带来挑战。
(三)网络对人、事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存在着放大效应
网络本身虚拟,人对着电脑、手机就可以自由表达,这本无可厚非。但平时在现实生活没有表达渠道而又消极的内容便在网络中找寻生存的空间,再加上网络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监督的力度不到位等等,会出现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不利的言论。在网络中,一旦传播出去,无形中就放大了不利言论的影响。这也行是一种网络不道德行为,是网络文化并不健全导致的。
二、网络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的路径选择
网络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威胁已成为一个基本共识,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从个人角度切实注意网络中一言一行以维护网络文化形象,更好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应有之意。除此之外,更应当制定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来加强与捍卫网络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质地位,决不能有丝毫懈怠。
(一)深度挖掘网络平台优势,塑造先进性网络文化
网络平台作为一个虚拟平台,看似摸不到,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网络平台作为一个新兴平台,在传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了其他平台无法比拟的优势,体现在:一是网络文化依托网络媒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凸显广度和深度优势;二是网络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形式和手段优势;三是网络文化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丰富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四是网络媒介不受时空限制、流通量大、开放度高、交互性强的特点增强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性和影响力。网络平台优势,让我们竭力塑造先进的网络文化,发挥先进网络文化的应有之意,让其引领网络风尚,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规范网络道德行为。
(二)探究网络文化优良品质,更好地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
网络文化的优良品质是网络文化所凸显出来与众不同的方面,也是其宝贵的方面。随着网络影响的深入,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网络表面现象的层面来看网络文化,而应当深入挖掘与探析网络文化的优良品质,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网络文化除了具备文化的优势之外,还具备自身独特的优良品质,体现在:一是网络文化传播的速度与被接受的公平性;二是网络文化的大众性与平民性;三是网络文化的延展性与互通性。这些优势的深度挖掘方能更好发挥其作用。
(三)加强网络平台监控,营造良好网络文化氛围
网络环境的陌生性以及虚拟性为不良道德的网络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提供了新的存在土壤,在网络环境下完全靠道德的力量,完全靠个人的自觉行为,起不到维护良好网络文化氛围的作用。因此,应当加强对网络的监管。第一,应加强对网站的监管,尤其要加强对社交性网站、新闻类网站等的监管力度;第二,应当逐渐推行网络实名制;第三,加强对聊天软件等的监控力度,加强识别功能,拦截不道德言语,避免夸大化,甚至避免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实施网络犯罪。
(四)加强网络文化理论研究,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理论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的进行。意识形态问题既可从理论角度进行内涵塑造,也可从实践角度将意识形态体现到具体的实践工作当中。因此,应当加强网络文化理论研究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准备。具体路径体现在:第一,加强网络文化内涵性研究与建设;第二,加强网络文化体系的建构与完善;第三,加强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机制研究。
(五)寻求现实环境与网络虚拟环境的结合点,使得网络文化更好地对人起到积极作用
一、高度重视,健全领导体制
成立卫健局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同志党委书记为组长,、同志为副组长,相关责任单位分管领导为成员。党委书记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实行“一岗双责”责任制。
二、突出主线,明确工作机制
紧紧围绕网络意识形态这一工作主线,按照全面清理不留死角、重点环节集中整治、狠抓典型严厉查处、督导检查完善机制的思路,扎实做好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各项工作。定期收集、监测网上网下、微博、微信的网络舆情,对异常意识形态网络舆情要及早发现、及时上报,对工作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照规定严肃问贵,并做好保密工作。
三、狠抓落实,压实工作措施
(一)明确党委书记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其它班子成员实行“一岗双责”责任制。
(二)定期召开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会,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三)建立健全意识形态领域舆情信息收集和分析研判,及时上报,防范和化解舆情危机。
(一)大学生对网络文化关注度高
调查显示,大学生平时接触到的几种流行语中关注“网络炒作”的占多数;关注“寂寞语式,杯具用语”、“火星文”和“非主流”的大学生人数紧随其后;关注“人肉搜索”的大学生占总调查对象的30.3%;关注其他类型网络文化的占25.0%。说明大学生平时愿意关注网络流行文化,跟随网络文化潮流。50.0%的大学生“偶尔关注”时下的焦点和热点问题;42.0%的大学生会“经常关注”;“每次都关注”的大学生占4.4%,只有3.6%的大学生选择“没关注过”。数据明确显示,大学生对社会热点问题关注度高,如表2所示。
(二)大学生对网络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广
大学生不仅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度高,参与度也比较高,69.9%的大学生会利用网络对时下的焦点话题发表文章或者评论,说明大部分大学生有热情有行动力,积极参与网络文化。另外,大学生通过网络进行多种多样的网络文化活动,利用网络参与各种与实际生活接轨的活动,比如网上购物,网络交友等。如表3所示。
(三)大多数大学生对网络文化有防备心理
表4显示,73.9%的大学生对网络文化有防备之心;10.0%的大学生不相信网络文化;11.5%的大学生崇尚网络文化,希望自己也能参与。随着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像网络恶搞“杜甫很忙”这样的网络文化副产品。38.5%的大学生对网络文化副产品“没有太多看法,只把它当成一种单纯的搞怪行为,乐一乐就过去了”;21.2%的大学生认展”;17.7%的大学生认为这“与网络本身性质与网民素质有关”;12.6%的大学生认为“这是一种对社会权威的颠覆,为草根群体争夺话语权的有意行为”;10.0%的大学生认为这“与社会目前的氛围有关”。可以看出,大学生对网络文化的态度比较客观,虽然有部分学生崇尚网络文化,但大多数学生仍然对网络文化有防备之心。同时,多数大学生认为网络文化副产品只是单纯的娱乐搞怪行为,与目前的社会氛围,网络本身和网民的素质都有关。可见大学生能够客观的看待网络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大学生热衷使用网络流行语
大学生经常使用的网络流行语有“MM”、“886”“神马都是浮云”、“内牛满面”、“亲”、“伤不起”等。由于调查时间的不统一,这些网络语言也随时间先后出现的频率不同,可见网络流行语以难以预料的速度在呈现新的变化。这些网络流行语无一不简单明了地表达了大学生的生活状态、情感状况和对价值的判断标准。同时,他们不仅在网络上流行,很多也融入到了现实生活中,成为生活中的流行语。
二、大学生对于网络文化的态度与行为
(一)网络文化为大学生学习带来便利
通过调查,77.9%的大学生认为通过网络文化能够开拓视野,拓展知识面;74.8%的大学生认为通过网络文化“获得很多音频、视频资料,丰富了精神生活”;67.5%的大学生认为通过网络文化“获得很多学习资料方便了学习”;52.4%的大学生选择了“认识了很多朋友,通过与网友交流减轻了压力”;15.7%的大学生认为上网花费太多时间,会影响学习。由此可见,大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网络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大学生高度关注和参与网络热点问题
大学生对网络文化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比较高,他们经常通过网络听音乐、购物,关注社会焦点问题并积极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尤其是通过微博等方式发表自己的观点。微博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种传播媒体普及到5000万人,收音机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互联网用了4年,而微博只用了14个月”[1],可见微博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而这种影响在公共事件和公共领域更为明显。2010年“我爸是李刚”经过微博爆料,人肉搜索,在网络上大范围流传,以表达对这种嚣张狂妄和无视法律的抗争,最终正义得到伸张,平复了网民的愤怒。从2006年彭宇案引发至今的“老人摔倒了扶还是不扶”的大讨论,2011年“小悦悦”事件,都通过微博的形式掀起了激烈的争论,引发人们对道德底线的思考。2012年黄岩岛事件激起微博网民集体讨论,一方面使社会公共事件更加透明,让大学生坚信正义的存在,对国家利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进一步加强,但另一方面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缺乏完备的判断能力和辨别能力,如果这时候不加以正确引导,很可能形成错误的价值判断,对这些公共事件形成扭曲的认识。
(三)大学生能够正确看待网络“红人”
网络平台造就了数不胜数的网络红人,“芙蓉姐姐”的雷人造型,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筷子兄弟”的过往青春,“龅牙哥”、“茫然弟”等一夜之间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网络红人,文化的主客体没有了界限,精英和大众享有了同等的话语权,除此之外,还有“杜甫很忙”、“诸葛亮不亮”等网络恶搞人尽皆知。大部分大学生对此都有防备之心,认为这纯属娱乐,能够正确客观地看待网络文化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愿意自觉抵制网络糟粕文化。
(四)网络文化的虚拟性与大学生生活的现实性接轨
大学生中最为普遍和广泛的网络文化现象有听音乐、网络交友聊天、查阅资料、观看网络视频、微博论坛、网上购物、玩网络游戏等。过去听音乐通过收音机、录音机或者CD机,而现如今通过网络听流行音乐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人的交往通常是在人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这种交往往往会受到交往工具和通讯工具的限制,而现如今人们通过QQ、电子邮件等网络通讯工具拓展了交往的时间和空间,这种虚拟性弥补了现实的不足,是大学生人际交往中的主要工具。网络购物已经是大学生购买物品的重要渠道之一,它将网络的虚拟性与实际生活的现实性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大学生在网上选购好需要的物品,通过网上银行付账,再通过物流公司将物品送到购买者手中,完成了由网络虚拟性到实际生活的现实性的转化。然而虚拟的网络背后是现实的人,这些活动虽然给大学生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由于网络上存在大量不良信息,网络安全难以保证,网络道德感弱化,网络欺诈、网络侵权等层出不穷。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担负了重要的义务和责任,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环境,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正确地从事网络文化活动。
三、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塑造合格公民
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要认真贯彻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唱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通过网络文化建设,积极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公民行为,提高公民公共道德、公共责任,塑造合格与成功的公民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发挥校园网络文化功能,提升大学生公民意识
在互联网整体格局中,目前高校红色网站与一些规模较大的商业网站或社交网站相比,对大学生的影响力还相对较弱。因而,学校必须将网络文化纳入校园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中,不断提升校园网络的吸引力,引导大学生在网络中汲取营养,陶冶情操,增强自觉抵制各种不健康思想的能力。要建设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网上思想文化平台,努力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建立符合大学生特点的,融思想性、教育性、艺术性和现代性于一体的“红色网站”。要在内容上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贴近实际,并提供和完善各项有益于大学生的网络服务,满足大学生日益增长的成长成才需求,增强其感召力;建立师生互动平台,真实地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的实际情况,让大学生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努力使红色网站成为大学生喜爱的网上精神家园,从而使学生愿意进入红色网站,愿意接受先进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公民意识和公民水平。
(二)推进网络价值观教育,提高大学生公共责任
网络语言随着网民不断增多和时展在不断的壮大,新词语层出不穷,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大学生也是追捧网络流行语的主要群体,这些网络流行语的使用既有一定的时代性也体现了时下大学生的价值观念。由此,思想政治教育者不得不思考将这种话语体系用于教育中,切实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加强网络文化的宣传教育,利用网络语言的优势,发挥其信息传播功能,扩大学校教育的覆盖面,让大学生对网络文化有清醒的认识,提高大学生对网络文化善恶美丑的判断能力和辨别能力,提高道德自律和自我约束意识,从而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自觉接受先进文化熏陶,抵制网络文化垃圾的腐蚀,提高在公共领域的行为规范,按照合格公民的要求提升自身素养[2]。
(三)加强网络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教育,确立大学生公民公共生活观念
网络文化的发展给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同时也对大学生的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网络道德素质和网络法律意识的建设却远远滞后于网络发展的速度,导致部分大学生网络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淡薄,提高大学生的网络道德素质和网络法律意识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教育网站和网校暂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建立高校校园网络管理制度,使校园网络的运行和管理有法可依,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抵制网络糟粕文化,远离网络犯罪,自觉履行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确立大学生公民公共生活观念,做合格守法公民。
(四)创新网上与网下教育模式,培养大学生健全的公民人格
虚拟空间的问题是对现实世界的折射,网上的问题根源在网下。通过网上和网下的互动,引导大学生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培养大学生健全的公民人格。现实社会中,人们为人行事都要考虑周围人的反应,这种无形的道德监督抑制了人们恶的冲动。但在虚拟的世界里,这些规范似乎显得模糊不清,没有人监督,没有边界,人们可以无所顾忌。网络活动从表面上看,是自己在与电脑这台机器以及机器上显示的符号打交道,实际上是在与通过符号与之交流和操作电脑的另一网络主体打交道。因此,网络文化教育要注重学生的知行统一,一方面在网上教育活动中,要注意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赋予更多的趣味性,另一方面在网下开展丰富多彩的弘扬主旋律的活动,让学生在参与体验和实践中不断健全公民人格。
(五)加强校园网络文化队伍建设,形成网络文化教育合力
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网络并占领网络文化阵地的主要力量,这不仅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掌握扎实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了解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知识,而且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敏锐性和鉴别力,同时还要重视学习互联网知识,提高网络语言应用能力,积极营造正确的网络舆论,不断提高网络文化引导的能力与水平,引导大学生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其次要强化网络教育队伍。要在学校宣传部设立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专门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具体负责学校的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三是要建立健全高校网络评论员、管理员和信息员等网络文化管理队伍,形成各方配合、责任明确、优势互补的工作队伍体系。
(六)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环境,营造网络文化良好氛围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中职生;网络法治意识
谣言之说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200 多年,《荀子・大略》就有古语曰:“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知者。”随着社会发展,互联网的应用,现在,人们随时随地可以通过电子设备浏览信息。网络上的信息纷繁复杂,有真实有用的信息,随之也存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有可能是真实信息变异传播,也可能是凭空捏造的信息。不论以上哪种由来,只要传播虚构事件的人鱼贯而动并达到舆论量,就可称为谣言。而我国对构成网络谣言的舆论量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同一谣言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评论二百次以上的可被定为侮辱罪、诽谤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其中,散播谣言者要承担起的法律责任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中职生还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心智尚未完全成熟,有自己的看法,但又受到认知水平、文化知识量的局限,对网络信息的真假鉴别能力不强,容易听信网络谣言,甚至成为网络谣言的传播者。但网络谣言往往对社会构成不良甚至严重影响,制造和传播谣言者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因此要着力增强中职生对网络谣言的甄别能力和提高网络法治意识,做到依法依规使用互联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网络谣言及其成因
谣言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达到既定的舆论量,并对社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的信息。网络谣言是谣言中的一种,是互联网背景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限制,社会影响力也随之增加。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大多表现为极短的时间中爆炸性地扩散,许多时候会引起公众的恐慌、会秩序的混乱,其社会危害性极大。网络谣言的主要成因有以下方面:
1.1 社交媒体推动
社交媒体是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已被广泛应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旦发生,通过社交媒体的转载、议论就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中职生喜欢阅读社交媒体上的文章,比如通过微信朋友圈转载、微信群转发等功能,信息的受众迅速增长。如班上的一名学生在朋友圈或者班级群中某一未经证实的信息,其他学生看到后再转发。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传播网络,信息将会被高效率地传播。这也成为了中职生乃至大众传播谣言的主要渠道。
1.2 网络推手泛滥
公共卫生事件往往能够引起民众的恐慌心理,大部分谣言都是通过网络推手进一步夸大或扭曲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危害。大部分中职生并未有成熟度心智和掌握足够的科学知识,面对网络推手制造的消息难以辨别真伪。
1.3 个人鉴别信息真假能力有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般涉及到医学专业的专业知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相对一部分网络谣言是源于传谣者的专业认知水平局限和紧张心理,加之对信息真假缺乏甄别能力,因此导致了谣言的传播。中职生在医学专业知识方面明显存在着缺失,容易信谣,甚至传谣。
1.4 个人有掌握信息的迫切愿望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之初,由于对病因的不清楚,官媒难以给公众一次过曝光全面的信息。公共卫生事件爆发之初,由于原因不明,传播途经不明等因素,公众大多希望能够获得更全面更新的信息。因此给予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机会,大众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信息,于是谣言四起。
2 中职生面对网络谣言的辨别能力及法治意识现状
通过对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在校生进行抽样调查,了解中职生面对网络谣言的辨别能力及法治意识现状。
2.1 中职生对官媒的关注度
通过调查,中职生获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途径非常多样,调查对象信任度较高的信息来源是网络官媒和电视。此外,网络论坛、微信朋友圈都是学生获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重要渠道。具体情况如下图1 。通过对个别调查对象进行访谈了解,网络官媒信息可通过朋友圈转发,网络官媒的影响力有通过微信、论坛等社交平台扩散的现象,因此官媒的影响力很可能比调查结果所占比例还要大。
2.2 中职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谣言辨别能力
通过调查,只有16.09%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医学知识能辨别所有信息的真伪,有44.83%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对医学知识有所了解,无法完全辨别真伪,有高达39.08%的调查对象认为以自己的医学知识水平无法辨别信息的真伪(图2 )。为了进一步确定调查对象的辨别信息真伪能力,选取了10 条热门的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让学生辨别真伪,答题正确率如下(图3 )。由此可见,辨别信息的正确率集中在70%~80%之间,有接近19%的调查对象正确率低于70%,只有3.45%的调查对象能做到100%辨别信息的真伪。这与前面调查中有16.09%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能辨别所有信息的真伪存在明显偏差。因此可看出,调查对象对于真身辨别信息真伪的自我认识与客观事实存在一定的差距。
2.3 中职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法治意识
通过调查,98.85%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没过虚假信息,97.7%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没有转发过虚假信息。由此可见,大部分调查对象对于网络谣言并没有和转发的显著倾向。另一方面,通过调查,58.62%的调查对象不了解网络谣言构成刑事违法行为的定性条件,有高达23%的调查对象认为“造谣才违法,传谣不违法”。由此可见,调查对象对造谣、传谣的法律知识掌握严重不足。最后,对于造谣行为的态度,有93.10%的调查对象认为社会危害大,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此,可以看出调查对象对于谣言的危害还是非常清晰的(图4 )。
2.4 增强中职生面对网络谣言法治意识的对策
增强中职生面对网络谣言的法治意识必须官媒、学校、个人形成三方合力。2.4.1 官方媒体作为政府信息的官方渠道,官方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当肩负起网络辟谣的最重要角色,其受众是全体人民,包括中职生。只有在健康的舆论环境下,才能促使中职生作出正确的、符合法治精神的价值选择。① 信息传递要有时效性。很多时候谣言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因为存在信息的缺失。当人们对于事情已经有较为全面和清晰的认识,他们的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也会随之提高。② 充分掌握舆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关注度高,事件本身存在着复杂性,涉及主体的多样性,发病原因、传播途径、治疗手段等方面都还有许多需要探索和研究的地方,不确定性强。另外,人们关注的主体有政府部门、权威学者、医护人员、患者、患者家属、爱心捐赠者等,还涉及到自身的生命健康,许多个体间价值观、利益之间的冲突都会给事件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官方媒体必须全面地掌握舆情信息,及时地掌握舆论的主导权,较好地引导人民保持理性。中职生也需要在良好的舆情氛围中才能作出更合理的价值选择,清晰地辨别信息的真伪。2.4.2 学校学校在增强中职生面对网络谣言的法治意识中扮演着纽带角色。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学校是组织学生防控疾病的主体,主要作用是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将疫情信息准确传递给学生。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对学生网络素养的培养,建立网络监控机制。① 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学校及时传递真实信息。通过教育部门―学校―班级―个体的信息传播路径,几乎能做到100%覆盖地精准信息传递。这时候,学校向学生传递的信息真实性尤为关键。学生一旦掌握了正确的信息后,在面对网络谣言时,就能够作出符合法治精神的正确的价值判断和选择。② 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学校及时全面地了解学生信息。信息的传递只有在双向互通时才是高效的,因此学校应建立畅通的信息反馈渠道,及时关心学生的身心情况,作出正确引导,保证学生的身心健康。③ 加强网络素养的培养,建立网络监控机制。利用班会课、德育课、法制宣传日等对网络素养,包括网络行为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科普。通过监控学校的论坛以及通过班主任对学生的社交平台如朋友圈、看一看、微博、抖音等平台进行关注。当学生存在造谣、传谣的风险时,进行及时监控。2.4.3 个人中职生只有掌握了相关的法律知识并以此作为自己价值选择的基本底线,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才能够保持清醒,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实践,才能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① 掌握互联网相关法律规定,增强法治意识。中职生有相应的法律课程,同时也有开展法律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中职生应将学法、懂法、守法作为自己学习的基本要求。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能够了解行为的底线,不触犯法律,为自己的行为负责。② 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实践。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大部分谣言都有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破绽”。中职生应始终保持辩证的态度来看待问题,坚持用唯物主义思考问题,才能更好地进行价值选择。总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复杂性和主体多样性决定了其必然会出现网络谣言,只有政府、学校、个人都保持警惕,共同维护社会的健康稳定,才能够更好地共渡难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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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玉琴,杨东杰.网络谣言对中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其教育对策[J].教学与管理:理论版,2016 (1 ):63-65.
[3 ]李明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治理研究――以H7N9 禽流感事件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8.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网络交际当中的交流规则和价值观层面的跨文化意识,分析了网络跨文化交际的发展方向,旨在引导网络交际者积极使用英语交流,进而为更快更多地接受和掌握全球先进科技文化奠定基础。论文研究的创新思想主要体现在:从中英网络交际中揭示网络语言演变的规律;从哲学和价值观层面,以网络虚拟世界为视角探寻网络跨文化交际的实质;对Virginia Shea的网际“交通规则”和网络礼仪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升华与更新。
互联网通过不同的宗教、民族、性别和经验的人群的多样性形成并迅速发展起各自独特的文化,可以说互联网就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各种观点和想法的大熔炉。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十六次调查结果显示,截止2005年12月31日,我国上网用户总人数为11 100万。18~35岁用户占66%。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十五次调查结果显示,用户获取、浏览的大陆中文网站占所有信息的比例为82.6%,用户获取、浏览的大陆英文网站信息占所有信息的比例为4.7%;用户获取、浏览的大陆以外的中文网站占所有信息的比例为7.0%,用户获取、浏览的大陆以外的英文网站信息的比例为5.6%。我们关注的这些数据表明,网络交际业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18~35岁正是大学到研究生以及中青年从业者。这些用户基本上都有六年以上的英语学习经历,因此,正确引导学生积极使用网络进行英语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网络交际工具及其网络语言分析
1.1 网络交际工具的日新月异
互联网同时标志着一种特殊的交际途径的诞生,该交际途径既可以是异步的(如使用Email等),也可以是同步的(如进行在线聊天等);既包括单向交流(如浏览网页等),又包括双向交流(如人与人利用网络进行信息交流)。使用即时通讯既是同步的又是双向的交流。即时通讯(Instant Messengers)最常用的有ICQ、QQ、MSN、Yahoo、网易泡泡(POPO)、阿里巴巴贸易通(Alitalk)等等。整个虚拟系统(Virtual Systems)的互动,新的即时通讯器层出不穷,应有尽有,如最近的UC、UU等。这种网络交流是与各族、各地文化密切相关,相互制约的。
1.2 丰富多彩的网络语言
中文网络用语通常是由于键盘和汉字输入法的不利性导致的语言变体,其构成途径有:①词语、数字谐音。如“5555”像是哭泣的声音。由于网民在寸秒寸金的网络上没有耐性保证打字的准确,所以大量使用同音字代替。②使用汉语拼音的首字母缩略。如DD指弟弟,MM指妹妹或漂亮美眉,流浪GG指流浪侠义哥哥,轻舞飞扬JJ指迪厅姐姐。其他如TMD,PMP,NND,SB,NB,WBD,等看似骂人,其实是表示网哥们关系非同一般。③使用表情符号。这主要来自电脑键盘以及即时通讯器。^_^形似微笑,:(代表生气了,:)表示高兴。这类符号经过键盘输入的人性化显得更加形象,例如,只要在紫光输入法中输入haha立马就见^_^符号,在英文输入法下一按“:”和“)”立马出现“:)”欣喜头像。在QQ面板输入“苹果”就会弹出其图形。国外有专门网站如My Way等提供超大范围的表情符号,可以用在即时通讯和电子邮件中。
可是,当我们放眼世界置身于跨文化交际的环境之中,我们不得不稍作收敛,将上述①和②中的汉语网络用语抛弃殆尽,改成相应的英文同音词和英语缩略语。然后进一步发展上述③中的人性共性表情符号。这样,我们就可以通用lol表示Laugh OutLoudly,“笑死我了”,a/s/l表示Age/Sex/Location表示问你的年龄,性别和处所(国籍),btw表示ByThe Way,“顺便提一下”,brb表示Be Right Back, “马上回来”。
这些常用的表情符号代表了丰富的内涵,这些属于副语言范畴。毕继万(1999:45)对副语言给出了定义:副语言(Paralanguage)又称伴随语言,一般指的是伴随话语而发出的无固定语义的声音,而广义上讲,副语言还包括体态动作、面部表情、甚至某些书写符号及言语交际情景。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在面对面的口语交际中,只有35%的信息是靠语言行为传递的,其余的65%的信息是由非语言行为传递的(Samovar et al, 1998)。
2 网络交际中的跨文化意识分析
从中西网络跨文化交流中有共性的中西文化(思想、观念)的差异突显在这几点:①西方人一般都要有;中国人却大多数不知道信仰有什么用处或者直接把当成迷信而拒之于千里之外。②西方人一般将时间视为串联式单线推进的;中国人通常将时间分为多线并联式向前发展;③西方人相对直爽,敢于直陈事实;中国人大多数含蓄,在事实面前过于谨慎。④西方人在虚拟世界一般不掩饰自己的年龄、性别和国籍等个人资料;而中国人在虚拟世界里普遍会进行乔装打扮。
使用ICQ和OICQ时,在一台电脑上是不可以同时打开多个ICQ面板的,而OICQ则可以在一台电脑上同时打开多个面板分别以不同角色与多人交流。他们认为时间应该按行动目标进行分段任务安排。另外,西方人只要了解到对方没有,基本上都会进行方面的介绍,并且会强调宗教不是迷信而是引领人发现快乐和目的的学问。
在网络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能力如何,与一个人的跨文化意识程度及跨文化知识有着直接的联系。贾玉新(1997:274-275)认为,Austin和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以及Leech的礼貌原则提出之后,似乎人们都以固定的方式进行交际。这是以牺牲文化差异为代价,寻求普遍性的做法,对于跨文化交际来讲,文化差异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在网络交际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懂得礼貌,注意“面子”问题。Scollon,Ron和Scollon,Suzanne Wong(1995:35)认为,“Face is the negotiated public image, mutually granted each other by participants in a communicative event.(面子是交际事件中的参与者所相互给予的、相互偕同的公共意象。)”有了这个认识,才能自觉的运用礼貌策略进行妥当的交流。Hall(1976)提出了强交际环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弱交际环境文化的概念,在强交际环境文化中,如中国、日本,集体主义高于个体/个人主义,环境因素让人们崇尚和谐的社会关系。而在弱环境文化中,如德国、美国,个体/个人主义高于集体主义,个人奋斗让人们崇尚对抗,竞争,人们直言快语。中西文化都曾有过自己的一段互不往来的发展史,各自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行为系统和价值观念。胡文仲(1999:168)强调说:“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它支配着人们的信念、态度、看法和行动,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和为贵”思想以及整体式的形象方块汉字造成了整体思维;西方文化注重逻辑推理的科学实证论和强调个体奋斗的二元论形成了个体思维。这正是中西文化发生冲突的哲学根源所在。我们谈到跨文化意识,最要紧的首先就是要从哲学根源上找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建构起求同探异的多文化意识,保持开放宽容的心态,本着平等的观念进行跨文化交际。
3 跨文化网络交际的未来展望
如果说互联网是真正的多文化媒体,鼓励人们积极使用互联网表达自己是绝对重要的。惟一保证互联网用户既是信息消费者又是信息生产者的办法就是主动使用互联网。互联网为在亚洲广泛使用英语提供了一个优势。在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如香港,新加坡,印度等),英语已经长期地被用做一种全国通用语,这为多文化社会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这样,互联网应用于英语教学是当然,更是必然。英语教学的本质就是交际。互联网为网络交际提供了运作平台,从而为我们的英语教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它要求教师和学生第一要务地掌握信息技术,之后就是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逐步提高。如何最佳地利用这一工具在整个亚洲地区乃至全球进行交际和文化传播是一大重要的创造性分析课题,解决这一课题本身就离不开虚拟网络会议的各个参与者。
[参考文献]
[1] Samovar,L. A., Porter,R. E. & Stefani,L.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8.
[2] Scollon, R. & Scollon, S. W. 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3] 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论文摘要:虚拟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二重化了现实世界,使原本单一的现实世界分化为了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虚拟世界使青年大学生原本不定型的世界观受到冲击。更新观念,培养和增强网络意识,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全新的世界观,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
当大学生面对网络中的虚拟世界感到迷茫或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他们对虚拟世界还缺乏足够的理性分析,对其本质还不够了解,以至对世界观的现代形态没能进行科学的分析,使得自身的学习和生活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影响和冲击,这就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帮助大学生树立全新的世界观,将是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
一
人们已经习惯了传统意义上的世界观:它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整个世界以及人与外在世界之间关系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今天,我们去定位全新世界观的研究对象,它依然是整个世界以及人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然而,整个世界以及外在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的对象世界是单一的现实世界,而虚拟技术的出现和使用,使单一的现实世界不再单一,而变为二重化的世界,即:真实的现实世界(即真实世界)和虚拟的现实世界(即虚拟世界)。对象世界的变化要求人们的观念形态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赋予世界观以全新的内容和意义,我们需要在真实世界中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同时也需要在虚拟世界中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全新、科学世界观的树立有赖于人们正确地认识虚拟世界的本质,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关系。
虚拟首先是一种技术,“是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通过多种传感设备使用户‘投入’到该环境中,实现用户与该环境直接进行自然交互的技术。”同其它技术一样,虚拟技术在本质上是一个中介系统,当然这种中介系统和传统的中介系统有所不同,“传统的中介不能派生和创设客体,而只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桥梁”,“而虚拟技术这种中介系统其本身就能展现为一个虚拟现实,它派生和创设着虚拟客体,若没有虚拟技术,就不可能有虚拟客体。”
凭借虚拟技术创设的虚拟客体构成了虚拟世界两极对立中的一极,它和虚拟世界中的主体共同构筑着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的电子空间里存在着两类客体:一类是对真实事物的模拟。这是人们借助于虚拟技术所进行的“重建”或“再造”,使得人类历史中的过往“现实”、微观世界中的分子结构形态、人类不可能进入的微小世界(如人体器官内部)、平时不能到达的危险环境以及常态条件下不能展示的社会历史事件和人类活动的未来前景等等得以在虚拟空间中“真实存在”。一类是虚构。虚构的事物是建立在真实世界中主体幻想基础之上的。
虚拟世界中的客体和真实世界中的客体有很大的区别。真实世界中的客体在成为客体之前,它首先是一种实存,是一种尚未同主体发生任何关系的、但自身已经实际存在着的物质的或精神的东西,一旦它和主体作为对立的两极而出现时,它便进入了主体的活动范围,成为主体的对象即客体。虚拟世界中的客体则不同,它在成为客体之前是“无”,它的出现,完全借助于主体的认识能力和社会技术水平,是主体的认识能力和社会技术水平的结合。因此,虚拟世界中的客体归根到底是由主体赋予的,是主体借助于虚拟技术对真实世界中客体的某些属性的复制和创造。
主体的对象(即客体)世界被二重化为了真实客体和虚拟客体,使人们有必要去思考与之相对应的主体是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现实的客体世界所发生的分化相对应,主体也发生了分化,由过去单一的现实主体而二重化为真实主体和虚拟主体。同虚拟客体是真实客体的虚拟化一样,虚拟主体也是真实主体的虚拟化,它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完全虚拟的数字化存在。当真实主体面对的客体是人类无力涉及的危险领域或不可能的可能性时,他会根据自身的需要以完全虚拟的数字化存在出现在虚拟世界的主体舞台上,去认识和把握虚拟客体;另一种,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是真实主体根据自己的愿望赋予自身以虚拟的人格,主体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隐藏起来,以某种面目来表现自己,这类主体所面对的客体大多是有“生命”的人。虚拟世界为主体塑造形象或者改变扮相提供了舞台,这是真实世界所不具有的,这就是心理学家荣格所指认的“人格面具”普遍化,并且在多元化交往中构造无数的“网络面具”。
然而,虚拟世界无论多么精彩,虚拟主体无论如何更能尽情地表现自己的个性,虚拟世界及虚拟主体最终是由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主体所制约、所规范的。因此,虚拟主体与真实主体是一个主体的两种不同的身份,它们应当是相互联结、相互映照的,而不应该是相互异化的两个不同的主体。
虚拟客体和虚拟主体共同构筑了虚拟世界,虚拟世界的出现使原本单一的现实世界不再单一,而分化为了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而对于现实世界中的个人来讲,虚拟世界的出现拓展了他们的活动空间,扩大了他们的客体范围。
二
虚拟世界的出现,使大学生们的活动空间扩大了,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更为复杂。在这个世界中,真假难辨,虚实难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树立全新的观念,把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任务抓好。
1.增强教育主体的网络阵地意识,建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近年来,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要求,许多高校有效地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工作。
如东北大学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了以党委宣传部“视点网”、团委“先锋网”和学生处“学生信息网”为代表的一批思想教育类网站。西北工业大学积极抢占网上阵地,逐步形成了“管、导、建”相结合的网上思想政治教育新体系。
在重视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同时,他们还十分注重发挥学生的自我教育作用。表现之一:在网络建设和管理中,发挥大学生的助建助管作用。先后有数千名学生通过勤工助学等方式,参与了网站的制作、管理与维护,在活跃思维、开阔眼界、丰富知识、锻炼动手能力的同时,学生自身的政治素质也得到提高,达到了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目的;表现之二:学生会、研究生会、学生社团联合会分别设立自己富有特色的网页,网页的创设过程是他们不断加强自身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建立发挥了重要教育功能,并取得显著成果。
首先,它能有效地加大教育的信息量,及时收集和迅速传播教育思想和信息,提高了教育的时效性。
其次,它为教育主、客体提供了平等、自由、及时的思想交流平台,思想政治教育拥有了亲和力和说服力,更易被大学生接受和认可,思想政治教育不再象以往那样显得十分被动,而具有了某种主动的色彩,这种主动性也有益于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
再次,它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预警装置,使我们能够防患于未然。当某一话题在网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发表情绪化的意见时,当有人在网上提出过激的行为要求时,网络便成了反映师生思想状况的“晴雨表”。这些表现都可以成为有效的信号,提醒我们密切注意问题的出现与事态的发展,采取有效的方法及时引导,使问题在萌芽状态中得以解决。
第四,它有助于各领域、各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互相联系与沟通,有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冲破一校的限制,形成教育合力。
第五,坚持管理、引导和教育的三位一体。以管促教,以导促教,全力出击。
2.增强教育客体的网络中介意识和网络主体意识
教育客体网络意识的核心是网络中介意识,它是网络意识的根本,亦可称为网络本质意识。在教育实施过程中,我们要有意识地强化网络中介意识,为学生揭示网络的本质。它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系统的一个要素,是主体接受客体信息赖以借助的手段和工具,它兼具主、客体双重特征。对于客体来说,中介传递着主体的作用;对于主体来说,中介又传递着客体的作用,它应当在主、客体之“外”来为主体服务,人应当是网络的主体,人在左右网络使其为自身的需要服务,而非网络是主体,人成为它的奴隶,为它所左右。
网络主体意识是网络中介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强调网络的中介意识,强调网络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中间环节,并非意味着力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网络是完全游离于主体(人)之外的。恰恰相反,网络从一开始就具有“属人”的性质,它是主体人创造、为人的活动服务的。网络主体意识的培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主为我意识的培养。通过实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和增强大学生的自主为我意识,使他们能独立、自主地支配网络为他们提供的信息,能相对有效地区分合法的和非法的、有益的和有害的、有用的和无用的、真实的和虚假的信息;同时,能够真正意识到网络是“为我”的。应当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需求观,明确知道自己应当需要什么?通过网络应当获得什么?应当成为支配网络的主体,而非网络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