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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热点：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源于何时?
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形成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种论说，一种是“文化传统说”，另一种是“战后改革说”。前者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业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的‘藩’和‘家’。可以认为连带意识和平等主义的根源，早在农村共同体中就已经存在。”后者则强调：“战后的日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生日是终战日，我们的父母是战后改革’。”由于“战后改革说”代表了长期占据日本史学主流地位的“战后史学”派的观点，因此在日本最有影响。
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否定“战后改革说”的动向在日本学术界已经出现。1977年，木神原英资、野口悠纪雄发表了《大藏省·日银王朝的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焉》一文；提出了强调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假说”，认为“战争结束时，日本社会的形式和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特别是作为实行金融统制之基础的战时经济体制，却基本上得以存续”，“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本上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继续”。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经济——其成长和结构》一书中指出：“战后和战前，不是飞跨战时联结起来的。战时形成、战后继续保持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技术、生活方式、习惯等，实在是出入意料之多。虽然这些东西在形成的时候，以后会变得怎样没人能够预料，但它们却构筑了战后的企业形式、生产组织乃至生活方式。”1988年，山之内靖发表了题为《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论文，认为日本为进行“总体战”而进行的战时动员，“形成了某种‘全体主义’。这种‘全体主义’，是形成战后日本‘体制社会’的起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临种种经济难题为背景，诸多学者对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是战时经济体制而延续”的结论。1993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纂出版了由8位学者共同撰写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该论著撰写者对日本金融体制、企业体制、劳资关系、业界团体、财税政策、农业状况等各经济领域在战时和战后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历史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指出日本至战前30年代的企业统治，即由财阀家族确保股东的经济体制，是盎格鲁—萨克逊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在战争时期，这一经济体制转变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正是这种转型后的体制，构成了促使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的原型。他们通过各项考察后最终得出结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而实施‘计划经济化’的战时经济的需要，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实施‘统制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1995年，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龙一主编了作为13位日美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论著《总体战和现代化》。该论著同样对构成战后日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几个方面进行了颇为详尽的考察，并最终得出结论：“战后各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战时的各项改革是共通的，这些改革使战前经济体制的制度性基础彻底解体……使战后体制向战前体制回归的道路被封闭。日本的经济虽然也算是市场经济，但是其制度性基础中，包含着在战时计划、统制经济的基础上导入的要素。可以说，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问同一年，野口悠纪雄发表了《1940年体制一再见了，战时经济》(按：他所谓的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考察了“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的形成过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1940年体制”的关系、“1940年体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经济体制面向未来的选择等几个方面，明确指出了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的存续关系：“在战前具有浓厚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性格的日本企业和金融市场，在战时经济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体制的原型，存在于战时经济之中。”
总之，20世纪90年代后，以日本经济风光不再为背景，对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的探讨，构成了日本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热点，其影响波及日本现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通过初步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至少就日本经济体制而言，战时和战后无疑存在连续性。
二、历史考察：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连续?
按照《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中的论述，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具有五项特征，即：(1)不是股东，而是经营者的“企业所有和经营的关系”；(2)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为代表的“企业内的雇佣关系”；(3)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为代表的“企业间交易关系”；(4)以银行借贷为中心的“和金融市场的关系”；(5)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该论著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之特征的概括并逐项进行历史考察，那么当不难发现，这些特征都是在战前呈现雏形、在施行战时计划和统制经济时期最终形成、在战后得以延续的。
就第一项特征而言，战前的日本企业也曾经是股东。但是1937年的爆发，使前此日本“股东”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模式受到了极大冲击，“使日本企业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极端的股东，向极端的从业人员180度的转变”。曾赴美就职、后任日本电源开发总裁的高琦达之助，在1954年曾对他1916年和1947年两度回国时获得的不同印象作了生动描述。对前一次印象，他这样写道：“我首先没有料到的是，第一，在会社从业员不知情时，会社的股票已经从A大量流向B，而在股票流动时主要经营首脑已发生更换，经营方针很不稳定。第二，经营首脑主要不是着力巩固会社的基础，而是竭力博取股东的欢心和获取高额红利，以及竭力使股价上扬。”对第二次印象，他却这样写道：“股东的权益完全被无视，事业的经营由从业员执其牛耳，恰好同我大正五年(1916年)第一次回到日本时截然相反。”
日本经济体制的第二项特征同样是战时的产物。在战前，日本的劳动力流动曾经相当普遍。在明治时代，熟练的机械工人在全国到处流动的状况，至大正时代仍得以继续。大正年间大阪市的《劳动调查报告》曾这样写道：“不管怎么说，我国劳动者的最大缺点，就是在同一个企业里工作的时间太短。这种状况无疑使我国工业不断蒙受极大损失。”没有终身雇佣，也就没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年功序列。但是，同样由于的爆发，为了摆脱通货膨胀的困境，日本政府对经济进行了战时统制，并了一系列法令。其中对形成终身雇用和年功工资序列产生重要影响的法令，有1939年颁布的《从业者雇人制限令》、1940年颁布的《从业者移动防止令》和《工资统制令》。前两项法令禁止随意招募员工和随意离退职，使职业流动现象几近消失，后一项法令则不仅扩大了工资中的定额部分，而且使基本工资定期、自动提高作为一种惯例在全国迅速普及。1939年3月，作为施行上述法令的具体措施，日本政府又规定了“初任给”，即对刚参加工作的员工的工资数额，根据地域、年龄、性别进行统一规定。另外，自1939年9月开始，又施行“工资冻结”，即一律不准擅自加薪的工资统制。1942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重要事业所劳务管理令》，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如果获得厚生大臣的许可，企业可以不施行“工资冻结”。所谓的“某种条件”，就是制定加薪规则，事实上，日本政府“规定一年一次必须以所有从业人员为对象，按照最高、基本、最低基准额进行加薪””2)。如尾高煌之助和中村隆英所指出的：“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过程，年功序列工资和根据工作年限升职制度，在全国得以普及。”构成“企业内的雇佣关系”另一个侧面的企业内工会，也是在战前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呈现雏形，在战时最终形成的。在这方面，为战时经济需要而组建的“产业报国会”，可以说是战后企业内工会的母胎。按照中村隆英的观点：“战后按照占领军的指令迅速组成的许多工会，均以该组织(产业报国会)作为母胎。”“按企业形成并存续至今的日本工会，事实上只不过是战时产业报国会等组织变换了一下名称。”
日本现代经济体制的第三项特征(同时也是日本制造业的一大特征)也是在战时形成的。在战前，日本的大企业即使零部件一般也自己生产，并不采取下包的形式。但是，由于战争，很多企业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作为一种紧急措施，不少企业采取了将部分产品，特别是零部件交中小企业生产的“下包”方式。由于这种紧急措施不仅强化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并且使中小企业因能够比较稳定地获得订单而减少了破产和被大企业挤跨的风险。所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在战后作为一种理想的生产方式而得以保留。例如，根据美国学者约翰，多尔的研究，至20世纪60年代末，向丰田汽车公司供应零部件、作为其子公司的企业，40%以上都是在战时通过下包制，和丰田公司构筑起这种关系的。”
作为日本经济体制的第四项特征，即主要通过向银行借贷，而不是发行股票或企业债券融资的“间接金融”体制，更是战时的产物。在明治时代，日本企业基本上是依靠股份和企业内部资金储备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属内部金融时代。在这广时代，由于财阀占有矿山开采和对外贸易等高收益产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储备，因此一般均以企业内资金进行再投资，扩大再生产。不受财阀支配的一些产业，如棉纺织业和铁道运输业，则依存于以股东的股份担保金额支撑的内部金融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正式进入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期，以往通过内部金融机制筹措资金的做法逐渐捉襟见肘。于是，企业通过外部筹措资金的做法开始被普遍采用。日本金融体制开始呈现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二者并重的状态。不过，当时主要仍以直接金融为主。1937年爆发后；随着日本当局金融控制的全面强化，日本进入了“时局金融”时期，上述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据统计，1936年，日本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措的资金，占其资金总额的63.8%。但是战争爆发后，这一比率逐年下滑，再至1939年占33.6%，至1945年则仅占0.6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向银行借贷作为取代股票发行筹措资金的方式的比重，则自1939年呈显著上升趋势：1936年为40.6%，1945年达到93.2%，即企业已几乎完全以向银行借贷作为基本融资方式。”不言而喻，间接金融体制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
最后，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仅是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东亚模式”的两大特征之一。但同样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实现近代化的历程中，日本政府在推进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以前，日本政府事实上并不直接、全面地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概览当时一系列“统制立法”，我们便不难发现，日本政府在战时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仍是保护、扶持乃至救助民间企业。只是为了发动对华侵略，日本当局开始真正将国民经济转人“战时经济”，才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广泛介入民间经济活动，密切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正是在这一阶段，战后政府和业界团体双向关系或者说行政指导体制的原型，开始出现”。
三、福兮祸兮：如何认识日本“战时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因日本向和平国家转型而摆脱了军费负担，以及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劳动立法等经济民主化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按照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日本经济所以在战后迅速恢复并马上实现高速增长，主要归因于在战时形成的经济体制。他这样写道：“‘日本型企业’的各种特征，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起了发动机的作用。”“正是由于实行了金融统制，才可能对资本集约性战略产业实行重点资源分配，才可能在作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中，实现工业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在金融体制中维持‘战时体制’，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原因。”不过，野口悠纪雄对“战时体制”的评价，绝不仅止于肯定它的积极作用，绝不意味着他称颂乃至推崇这一体制。相反，他认为这一体制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他明确指出：“迄今为止，虽然日本政府几度试图进行改革，但是这一体制依然没有改变。在日本走向未来的今天，1940年体制已经成为一大桎梏。”
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有助于启发我们对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进一步思考。众所周知，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以此为背景，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探寻日本为何能创造“奇迹”，而上述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特征的核心内容，曾被视为日本创造“奇迹”的要因。
首先，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日本特有的企业用工制度和机制的观点，曾经倍受推崇并非常流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沃格尔于1979年发表的《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沃格尔在该论著中通过对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科教和社会生活作了详尽的考察后得出结论：日本所以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企业拥有一大批愿意为企业尽心尽力的职工；而日本企业所以能拥有这样的职工，就是因为日本企业具有“对企业忠诚，对工作热爱，以及为企业献身”的激励机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埃德温·赖肖尔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厄斯·詹森也认为：“终身雇用制度在日本发挥着良好作用。”“年功序列制度，也为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日本的雇用制度和工资制度显然对该国的工会发展产生影响。”
其次，就间接金融体制而言，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银行一直充当了资金的提供者和企业经营风险监督者的角色。所以，尽管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企业规模急剧膨胀，但整体上金融秩序井然，没有出现大的金融动荡。之所以如此，战时形成、战后延续的金融体制具有稳定性，是一大要因。寺西重郎提供的一个数据为此提供了证明：在战前，银行破产是寻常的现象，1902年至1919年的18年间，经营出现破绽的银行年均24.6家，1920年至1932年的13年间为43.5家，1933至1945年的13年间为7.8，但是在战后，直至70年代，没有一家银行倒闭。
再次，认为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政府和企业间的“密切协作”的观点，也曾经盛极一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70年美国学者吉姆斯·阿布格伦在《探讨日本式经营——株式会社日本》一书中提出的“日本株式会社论”。在该论著中，阿布格伦将日本比喻为一个综合企业——日本株式会社，日本政府是“总公司”，各日本企业是分公司。虽然阿布格伦的原意，是讽刺日本依靠官民一体的体制追求经济利润，但是，这一比喻，又被视为官民密切协调发展经济的范例，是“东亚模式”获得成功的一条经验。
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体育尤为重要。它以其独特的功能在社会主义发展中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为了更好的提升社会人力资源的水平建设全面的赎回，我们必须要充分的发挥体育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功能。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体育和经济的基本含义。
1.1体育的含义
体育从不同角度上讲它的含义是不同的。例如：从教育经济学方面来讲，体育是种根据社会的要求而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教育和训练而且可以开发人的潜在能力的一种社会活动。但在教学的角度上讲，体育是一种基于德、智、美中不可缺少且忽视的一部分。如今，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下，体育事业已经成为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因为体育产业可以为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劳动力和科学技术和相关人才，所以体育事业发展中含经济方面的发展。在体育事业发展中，它与人才的培养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且是具有周期相的，所以体育的经济效益相对经济发展来说也是比较迟缓的，所以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走在经济发展的前面，这样才可以保证经济发展和体育发展相对同步发展，社会的发展才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1.2经济的含义
谈到经济的含义大家第一可以想到的就是金钱财富，然而这只是经济含义中的一部分，经济不仅代表财富还可以代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总和。体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体育和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二是体育的发展对社会发展起到的作用。一个强健的体魄是做一切事的前提，只有拥有一个健康的强壮的身体，工作效率也会相对提高，这些都足以证明体育事业的发展是提高劳动质量必要且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2经济的繁荣是体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
既然体育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那么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社会发展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制约，并不是想象的那么自由发展，它要同经济的发展步调基本相一致，还会受到经济发展的水平的制约和社会实践的检验。经济的发展会带动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就是说，体育事业发展的必需基础是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社会的需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相协调。因为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国民总值以及国民平均收入等基本指标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前提指标，还有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这种需求不仅仅决定着劳动力的总和，还决定着它们之间一种比例关系。劳动力的综合象征着体育事业发展速度和规模的大小；而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决定着体育事业的整体架构。所以说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相一致，这样才可以更好更快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实力。二是体育发展的方向和规格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密切相关。人们物质水平的在生产决定着体育事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进一步决定着培养体育人才的方向和规格。
3体育事业的发展会推动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和体育事业的发展相互依赖，要想经济的以更好的发展，首先体育事业要得到很好的发展，因为体育事业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科学技术以及劳动需求。体育技能的专业训练在劳动再生产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专业的体育训练可以积累劳动技能，而且体育训练可以产生劳动能力。体育事业的发展也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科学在另外一个角度上就是一种间接的经济，不过可以通过体育教育可以将科学其中的一部分转化为经济。总体来讲，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可以促进劳动者开阔他们的事业，提高他们自身的素质以便更好的产生新的劳动效率，也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提高和规范科学管理水平和管理制度。
4在经济发展中体育事业发展的新问题
(1)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中，体育事业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农村体育的发展问题，这也是我国体育发展以来的一个持续难点和重点。在很多农村地方，人们对体育的意识不是那么明确和重要，包括农村教学中体育也是几乎可以被忽视的一门学科，所以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这块是一个需要时间解决的难任务。不过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改善体育在人们心中的观念：一是加强体育方面舆论宣传从而加强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二是规范体育教学，从小孩的体育教学工作做起，让他们正确的认识体育，了解体育的重要性。
(2)辨别体育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必须明确体育的发展必须要为经济发展建设服务，经济的发展也要依赖体育事业的发展。
(3)体育社团的建立和发展，当今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体育社团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全国性社团、省级性社团，县级社团的数量随着经济的发展也逐步增长。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更好的赶上发达国家减小差异，可以通过政府资助靠民间体育组织来多开展一系列的体育比赛。
5结语
《商法》没有它自己的体系，是开放性的。它是一些规则群或者法律群，从历史上讲和商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法律之间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但它们之间没有构成一个内在的、和谐一致的体系。所以，《商法》它是缺乏体系的，缺乏体系恰好也是它的优点，它是开放的。根据交易的需要，根据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它可以不断的生长出新的法律。与中国经济改革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法律。
企业产权与法人制度
我们要回顾一下中国《企业法》的改革，从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到1993年的《公司法》，它反映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阶段。
我们可以把国有企业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最初的放权松绑的阶段，在那个阶段它法律的形式就是国务院颁布的一些暂行条例，尽管当时组织起草《工厂法》，但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迅速进展，所以《工厂法》很快就失去了它的立法需求。第二个阶段就是所谓的两权分离的阶段，两权分离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它无非是要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对国家所有权的内部的权能怎么进行划分，想在这个平面上切除一刀，这一块归政府，这一块归企业，但是这个是永远切不出来的，因为它存在一个此长彼消的关系，政府的权利大了，企业的权利就小了，企业的权利大了，政府的权利就小。
后来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产权问题，就必须走现代企业制度道路。因为现代企业公司制度它是一种所有权转换的机制，转换以后形成两个平面的权利，一个是股权，一个是企业法人的所有权，投资者拥有企业，企业拥有财产。投资者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拥有企业，股东大会通过它的决议，它可以处分整个公司，决定它的命运，然后企业掌握了它的实际财产。这个产权构造它就提出一个要求就要达到一个独立的法人，在有限责任这么一个原则之下，通过有限责任把股东的民事责任和企业的民事责任区分开，区分开了以后，然后它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治理结构问题，我们过去叫做法人机关，这是民法上的概念。但是法人机关实际上它是一个人，它不是产权者，这个人就有一个道德风险的问题，有限责任制度首先导致了人制度的出现；有限责任制度还导致了一个问题，经济学叫做外部性的问题。你既然是有限责任，投资者就利用这个企业进行无限的冒险，冒险以后这个企业破产了、倒闭了，最后这些风险和损失是由债权人承担的。有很多人就利用有限责任公司不断的向银行借钱，借来钱以后，把钱悄悄的转移走，这就是洗钱。这又是当前国际性的一个问题，洗钱和金融欺诈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扭曲了市场的经济基本的法则。所以说，从企业产权制度看法人治理，法人治理已经成为基本的问题。
投资环境和资本市场
投资环境和资本市场我们可以回顾到1979年的《中外合资企业法》和1998年的《证券法》。从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或者正在做是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国家的市场变成一个投资市场，要吸收外来的资本。我们现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资本，据说居民手里面的货币已经达到了九万个亿，这实际上也是国内的资本。但是这个没有变成资本，货币还沉淀在那个地方，就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我们未来新的一届政府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和上一届政府有着很大的不同，上一届可以每年发行一千六百亿的国债，和今年的一千四百亿加起来，一共是三千亿的国债。通过这个来投资拉动经济，保持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的增长率。可以说从后年开始，本届政府要再发行国债，比如要发行两千亿的国债，他得拿出其中的一千六百亿还以前的老债。政府能拿出多少钱去再搞新项目来拉动经济增长，今后中国要保持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的增长率靠什么？靠政府项目肯定是不够的，那么每年再发行三千亿或者四千亿，行不行？那就好好的算算账，现在财政的负债离警戒线还有多远，财政负债的警戒线又牵涉到我们的金融。所以，我们现在的银行不良资产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中国人民银行定下的不良资产的警戒线是百分之十五，我们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资产的警戒线。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老百姓不去挤兑，为什么现在四大商业银行还在经营？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些银行的信用不是靠它自己的信用来支撑的，是靠我们的财政来支撑的，我们现在所幸的是我们财政的负债还没有达到警戒线，老百姓相信国家财政是还得起债的，任何时候银行要是那不出钱，你财政会拿钱来兜底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国家财政都没有还债能力了，谁又愿意相信银行的资产呢！如果说全国人民都到银行去取款，银行又拿不出钱，这就叫做破产，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局面了。我就觉得政府得想清楚，现在财政负债离警戒线还有多远，所以我不敢相信政府能够除了还一千六百亿的老债以外，我还可以再发行一千六百亿来拉动项目，因为今年发行一千四百亿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要再继续拉动经济增长必须靠国家以外的其它的资本，要靠民间的资本，要靠外资，你的投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怎么来改善你的投资环境？我们现在投资环境里面又两个问题是最大的，第一个就是缺乏信用，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成了一个讨债经济，我把它总结为三句话，叫做“欠债有理，赖债有利，讨债有功”这是完全不讲信用的短期行为。第二个就是政府管制的太多，资本市场应该是个自由的市场，资本市场允许自由投资而且允许适度投机的市场。我们今天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解放，不敢承认自由投资，也不敢承认适度投机，你就建立不起一个真正的、有活力的、能够吸收资本的自由市场，我们要从理论上、观念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看看1998年的《证券法》基本上就可以定位是一个证券监管法，而不是证券交易法。现在我们还缺一个证券交易法，而且更重要的是证券交易法不是国家立法机关立出来的。我到美国去访问，访问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他们的绝大多数的规则都是由交易所自己制订出的。他们讲联邦的法律都是一些的保障性的法律，他们内部的交易规则完全是长期以来自己制订的。这就是行业规范，也就是行业自立，不是政府可以管的，甚至不是立法者可以直接去管的。我们立法者要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下政府少管，然后让有组织的市场主体来制订自己的交易规则，这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允许的能够自立的资本市场。
金融改革和金融安全
1995年出台了《商业银行法》和《担保法》，这两个法本来是有密切联系的，实际上当时的立法者主观上并没有把这两个法联系起来。实际上我们现在的金融交易受到了一个很大的限制，就是由于他们缺乏金融安全。金融业发展初期的时候，它主要的安全是寄托在担保制度的上面，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市场规范了以后，可能相当一部分信用交易它不一定寄托在担保，而是寄托在企业已经树立的信用，或者对项目可行性充分的研究论证在这个基础上，可能这个时候金融的安全度会大幅度提高。现在来看，一个是我们银行改革本身不到位，银行还没有形成自负盈亏，严格自立的商事制度。我们刚才讲了，银行的责任实际上是有政府的财政来承担的，银行的很多行为不是市场化的行为，你和银行打交道会发现它的很多作为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很多年前起草破产法的时候我和银行谈，我说现在有很多企业已经不行了，但是它还有一些资产，为什么不去申请它破产？如果你们现在申请破产也可能会收回百分之五十的资产，如果现在不管，过几年这些资产都被消耗掉，到那个时候你只能拿会百分之十或者更少，这就是他们内部的体制问题。他说我们如果要申请破产了，收回了百分之五十，还有百分之五十的损失，我们从那去充销这百分之五十的损失，我们要充销不掉，就体现我们当年的亏损，当年的亏损我这个行长的帽子就会被拿掉，我全行职工的奖金就拿不到。现在有很多的规则是扭曲的，现在银行里面实行贷款终身制，就是说你贷出去一笔款以后，这个款将来收不收回来，你要永远的承担责任。当然，它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责任约束，让贷款人在贷出每一笔款的时候都要认真负责。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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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组织的构成是为了在会计工作中能够更好地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从而促进企事业单位更好的发展，在会计管理过程中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人的管理，另一方面是对物的管理，但是在人和物共同构成的主题当中，人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所以在会计管理工作中首先要做好的就是会计的组织管理，在管理的过程中，管理者应该对这一系统当中各个机构和人事管理等方面做出相关规定和要求，如果会计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要对其进行及时准确的判断，同时还要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妥善解决，要不断完善和加强组织机构来使会计人员的分配和协调不断完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会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会计组织管理当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对人事制度的优化和发展，所以在组织管理的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工作的分工，提高整个组织运转的灵活度，在各项工作的执行中要责任到人，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会计资源质量的提升。
二、会计过程管理
会计过程管理通常就是指在能够保证会计组织条件的前提下，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会计工作的实际效果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会计过程管理能够有效提升会计信息资源的质量，其重要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根据会计工作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相关制度和工作方式的调整，这样能够有效提高会计工作的准确性。其次，要不断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从而使会计工作能够更好地对市场环境中的风险做出反应，防止发生更大的经济损失，同时还要不断使其和社会各种资源有效协调。最后，要不断发现会计管理活动中存在的不足，采用相应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来改进，提高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会计管理活动最终目标的实现，以下笔者就会计管理活动中的主要内容进行简要的分析和阐述。
（一）会计决策会计决策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会计工作的实际效果，要根据评价的标准对提出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措施进行有效的分析，并且在比较之后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案进行实施，会计决策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期针对性非常强，还要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对会计工作进行有效管理，所以，在会计决策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同时还要求领导者必须要在决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二）会计计划计划是指针对一定对象即将开展的会计事项在时间和资源配置及使用方面所进行的事先安排。计划是会计工作安排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会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计划在会计管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为会计人员指明会计工作方向和协调工作中的各种关系,减少和避免内耗；二是对会计环境变化作出预测判断和分析，对不确定的问题作出应对安排，有效降低会计风险；三是对有效的会计资源作出必要调配和整合,避免和减少会计资源的浪费和重叠，更好地利用和使用有限的会计资源；四是有利于会计过程的控制，因为计划是控制的先导，它为控制确定了会计目标和实施的标准。
（三）会计领导会计领导在会计管理活动中主要体现在会计环境变化过程中极强的适应能力，同时还能够在会计管理活动中对复杂的会计问题进行及时有效地处理，如果在管理的过程中，领导不能发挥积极作用，会计管理的质量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四）会计激励激励包括激发与鼓励、斥责与批评两种含义。会计管理的激励是指在一定的会计环境下,会计组织通过为会计岗位职责设置一定的职业规范和奖惩措施来引导、保持和激发会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挖掘他们的潜在能力，以便更好地完成会计任务,实现会计组织目标的系统活动。激励是建立在心理活动之上的人的行为,就会计管理激励而言,它具有促进性、融合性、过程性和适应性等特点。会计管理激励应当遵循物质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奖励（正）与惩罚（负）激励相结合、个性化与整体化激励相结合、公平性与合理性激励相结合、效率与效果性激励相结合等原则。事业单位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已经从单纯依靠财政资金,转向多渠道筹集资金。它的服务对象、服务方法也必然要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原有资产、技术和人力的作用方面已不同于过去,因此,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也应适应更广泛的市场经济需要,会计过程管理尤为重要,决策、计划、领导、激励和控制五个内容都对会计工作提出较高要求。
（五）会计控制会计管理的控制是指对会计计划实施跟踪监督，并随时纠正会计实际工作偏差的过程。会计工作的过程之所以需要控制，是因为会计工作往往会由于会计组织内部因素的变化（如人员变动、物质条件的改变、相关部门配合的不到位等）和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如社会、政治、自然等条件的变化,金融、税收、财政等经济政策的变化）不可能完全按照原计划的设想去实施，而只有通过会计控制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会计计划实施中的问题，并最终实现会计目标，完成会计任务。
三、结语
[关键词]市场经济水价探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水利工程供的水也是一种资源,就是水资源。它的价格如何确定,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我们水利经济和经营管理工作中一直研究的问题。现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所了解的情况,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和大家共同探讨。
一、水利行业的特点
1.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从水利本身的实际情况看,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已被大家所共识、它不但承担着为国民经济发展防洪保安全的任务,而且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用水和电力,还有养殖、航运等,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各个部门服务的,它的建设应是超前的。
2.水利工程供水的特点
水利工程供水,是由所修建的工程设施,通过蓄、引、提将水送给用水户。水利工程供的水是花费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通过交换的方式,将水卖给用水户,水利工程供的水是商品,已逐步被大家所认识。但是它又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它的交换范围受到限制,它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到处都可以交换。水利工程供的水是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它的生产不同于一般原材料的生产,主要是由大气降水而形成的。在我国由于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产水量的多少和来水时间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受天气的影响,年际间变化很大。你想多蓄水,天然不来水就蓄不到水;不想多蓄水,来水多了就要弃掉,造成水资源流失。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水利工程供水水价的制定
1.制定水利工程供水水价
国务院的《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水费办法》)中提出的核订水费标准的原则,目前仍然适用。即“水费标准应在核算供水成本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经济政策和当地水资源情况,对各类用水分别核定”。水利既然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它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各部门服务的,当然这种服务应是有偿的。它的产品是水利工程供的水,是不可替代的垄断产品,它的价格制定,应像电力、城市自来水、天燃气等那样,由国家制定。
2.对不同用水部门应制定不同的水价
水利工程供的水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在各个部门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因此,在制定水价时,也应分别制定。
(1)供农业用水水价。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且农产品价格也比较低。当时修建水利工程时农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这种情况,对农业用水的水价应按不完全成本收费,比较合理。
目前,我们国家工业还不太发达,是一个农业国,农业用水的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经济力量。我国大、中型水利工程的修建主要是国家投资,小型工程是国家补助资金农民出工修建的。工程建成后农民受益了,用水就应交水费,水管单位通过收水费。维持工程的简单再生产。
目前我国农产品的利润很低,供农业用水按不完全成本收费,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若水价比较高(成本加利润),农民一算帐,用水灌溉所增加的收入还不够所交水费的,农民就不用了,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2)对工业用水所定水价,应成本加利润。水利工程供的水是商品水,它的价格制定,应按商品定价的基本理论制定,即P=C+V+M,成本加利润。水利工程供的水是工业生产用的生产资料,水利又是基础产业,它的价格制定应从整体考虑。成本部分可根据单位产品的消耗计算出来,利润部分应按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或投资利润率计算比较合适。
另外,还要考虑到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在水资源紧缺地区,其资金利润率还可高于社会平均值,利用价格这个经济杠杆,促使节约用水。
利用贷款或集资修建的供水工程,在制定水价时,就不一定用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计算盈利部分。而应根据贷款或集资的条件(如利率、宽限期、偿还年限等),通过分析计算求出所需的资金利润率,计算出水价。
(3)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的水价。对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应分两种情况考虑。
第一种:水库供水给自来水厂,然后由自来水厂经过加工处理后,再售给居民,供这种用水户,在定水源水的水价时,要和自来水通盘考虑,两者利润要一致。否则利润大多都被自来水公司拿去,形成社会分配不公,影响供水的积极性。
第二种:水库供水由水源一直供到居民家中,制定水价时,要分别考虑。
①自有资金建的供水系统工程,所定的水价要和该城市自来水公司定的价格一致。
②水管单位利用贷款建的工程,其定价原则和方法应和前面讲的供工业用水一样。工程未建之前,进行评估和可行性研究阶段,就应将水价算出,向当地政府或用水户讲清,最好订下供用水合同,明确水价。
三、水利工程供水要制定浮动价格
上面谈到的几类用水水价的制定方法和原则,是指在正常情况下要考虑的。由于水利工程供水随机性比较大,来水量的多少,是受气候影响。有时来水量大于所需的供水量,受工程条件的限制,不能全部蓄起来,需要弃水。这时的水价就要下浮,使用水户尽量利用自己的设施,将水蓄起来,免得将水弃掉。当来量很少时,可供的水量远小于所需水量,此时的水价就要上浮,利用价格杠杆限制用水、节约用水,使有限的水资源合理配置。
四、水利工程供水要按时定额配给,超额加价
秘书工作与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秘书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秘书工作怎样努力适应并积极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这是我们秘书工作者，在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中应该从思想理论上深刻认识和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秘书工作有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秘书工作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体制发生重大转变的过程中，面临两个突出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一是如何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二是如何抓紧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二、秘书工作要为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利条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秘书工作要为这个决策服务。还要为胜利实施这个决策当好参谋助手。
秘书工作到底是怎样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做好服务呢？关键在于解决好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要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提高服务质量。
二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秘书工作要进行自我改革。
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秘书工作部门要转变思想观念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涉及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改革，必将引起人们也包括秘书人员行为规范、精神状态、生活方式、是非标准、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
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还必须给秘书工作部门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思维方式等方面注入新的内容。
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思想观念中，同其他党政部门一样，秘书部门还要特别注意破除"官本位"思想。"官本位"是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的。
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秘书工作的服务质量要求应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秘书工作充分发挥服务功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督促。今后，党政部门的秘书工作基本也应从这些方面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核心问题是提高服务质量。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秘书工作怎样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把对服务的要求与市场机制作用密切联系起来。应该承认，在以往经济体制下的秘书工作，为领导服务的质量还是很高的。但是应该看到，保证和维持那种水平的秘书工作的服务质量，主要依靠人们的政治自觉性和责任感，并辅之以规章制度的约束，而不可能重视市场机制对秘书人员行动的激励和制约作用。相反，许多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起作用的，往往被所谓思想教育和规章制度替代了。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单靠人的自觉性和一般规章制度的约束，来要求人们做好秘书工作是不全面的，不合理的，是难以持续地、全面地达到提高服务质量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把提高秘书工作的服务质量落到实处，除了高度重视人员素质、培养热爱本职的精神外，还要从注入市场机制方面多做文章。
五、秘书工作在注入市场机制中，要十分重视自身职业道德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生活中，将通行商品交换、等量交换、市场竞争原则。
1.1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理念落后
许多建筑企业在进行内部建筑经济成本的管理工作当中，缺乏先进的成本管理理念，使得管理意识落后而导致成本观念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首先，企业缺乏对风险的防御意识和前瞻性的成本管理理念，往往是在问题出现时才进行解决与处理，而不是具有前瞻性质的预防。滞后性使得企业不能够很好地控制问题的发生，陷入了成本管理的被动局面。此外，在进行经济成本的管理过程当中，企业管理者缺乏动态性变化性的管理意识，只是对建筑施工的具体阶段进行成本控制与管理，而对于全程性的成本管理却缺乏应当具有的意识，没有在建筑项目的整个过程当中进行成本管理理念的贯彻。同时，在进行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工作中，往往只是局限于目前的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缺乏对工程进度以及全局动态性变化因素的考虑，进而使得成本管理控制与工程发展状态不相适应。此外，建筑企业往往还会由于缺乏全面客观的经济成本管理意识而导致问题的出现，有些建筑企业对表面上的成本管理工作具有足够的意识，例如人员以及材料成本管理，而隐性存在的建筑成本问题却得不到有效的关注，例如设计的变更所导致的成本增加问题等。忽略建筑工程的全面管理却仅仅注重眼前的经济效益会导致企业由于缺乏全面规划而导致成本管理存在问题，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理念的落后性将限制其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1.2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体系与制度不完善
首先，部分企业存在着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组织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问题。其并不进行专门成本管理部门的建立和建设，往往由财务部门进行兼职。而有些建筑施工企业进行成本管理控制的工作部门过多，导致分工不明以及职责划分不明确的问题出现，职能交叉与工作重叠都会使得其工作人员在进行成本管理时互相推诿，不能够进行责任的有效追究和落实。其次，部分建筑施工部门缺乏完善的奖惩制度，缺乏对奖励和处罚制度的重视和落实，不能够对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以及激励，使其在工作时缺乏热情和动力，无法增强其责任心，进而导致成本管理工作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此外，还存在着经济成本核算监督机制并不健全和完善的问题，许多建筑企业的成本核算工作存在着例如核算方法错误、核算结果缺乏审查的问题。企业还缺乏对于成本管理的监督执行者，现有的监督机制缺乏主动性和有效性，不能够有超前性的对问题进行监督和管理，影响了建筑企业的建筑经济成本核算与管理工作开展。
1.3工作人员素质建设有待加强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涉及的工作人员不仅仅包括建筑管理人员，还包括具体的施工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对于企业的项目建设和成本管理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需要企业进行关注和对其的素质建设培养。首先，素质不足的建筑工程管理人员会导致对建筑的管理不到位。在建筑管理工作人员中，企业往往会缺乏既掌握建筑管理知识、又熟知成本管理内容的复合型人才，缺乏专业的建筑管理人员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成本管理，还有可能对建筑效果产生负面影响，不能与市场经济下的建筑行业发展现状相适应。同时，企业还存在着具体施工人员素质有待加强的现状和问题，在对建筑工程进行经济成本的控制与管理时，企业往往将这一项重要工作交由财务人员进行，没有将其与具体的施工人员利益进行有效的联系，使施工人员缺乏足够的责任意识。此外，施工水平参差不齐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出现偷工减料等重大问题，使企业的成本管理遭受巨大的挑战，影响企业的良好发展。
2加强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有效策略
2.1及时更新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理念
首先需要企业管理者树立起具有前瞻性的成本管理理念，意识到建筑企业加强经济成本管理控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尽早地进行问题的预防，并且对于成本的预算进行严格的监督与控制。同时，还要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进行建筑经济成本的管理，使成本管理工作能够有完善的体制和制度作为依据。同时，还要树立起动态化全程化的经济成本管理理念，关注建筑工程的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从项目的投资与决策、设计一直到工程竣工以及复核审查，使经济成本管理工作能够渗透到每一个建筑施工的细节当中。建立动态化的成本管理意识需要企业监督部门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审查，进而有利于问题的及时发现和解决。此外，企业不仅要关注存在于表面的建筑经济成本管理项目，对于隐性的经济问题内容也要进行严格的监督，综合进行长远经济利益发展的策略制定，在树立统筹兼顾的管理意识同时，加强各个部门的工作配合，使成本管理能够科学有效，责任清楚明确。
2.2完善健全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体系与制度
企业首先要确保经济成本管理部门能够得到有效的组织保障，设置和建设专门进行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职能部门，合理地进行责任的明确与具体工作的分工，避免出现工作重叠的现象，使各个工作部门都能够进行有效的配合与协调，完善成本的管理与控制工作。其次，建筑企业务必要加强对成本管理的奖惩制度建设，激发和鼓励工作人员进行成本管理工作的热情与积极性，增强责任意识与工作水平。此外还要进行成本核算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采取准确的成本核算方法，避免误差和问题的出现，强化经济成本的管理与控制。
2.3强化工作人员素质与队伍建设
企业务必要进行专业性人才的引进，采取招聘以及高校引进等方式不断的吸纳专业性建筑管理人才，提高企业的建筑经济管理水平，降低问题出现的可能性，确保企业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和保障。同时，还要加强对企业建筑经济成本管理技能的培训，综合多种专业培训方式提高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与工作技能，确保培训能够为企业的人才建设提供动力。建筑企业还应当以进行成本管理为主要任务进行人才的择优选拔，提高有能力者的待遇，促进其工作技能的发挥，推动建筑企业的建设和经济成本的管理。
3结论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论文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public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