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0 08: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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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至今，引进投资过亿元项目27个，17个项目开工建设，10多个项目建成投产，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0.6亿元，初步形成精细磷化工、多晶硅及光伏产业、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集群，全部投产后规模将超过1500亿元。
“××速度”
在近1000亩的土地上，望不到边的钢构建筑如森林般向上生长，蔚为壮观。这是总投资110亿元，年产量500万吨、产值300亿元的三峡全通涂镀板项目施工现场。
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创下了被客商誉为“可与××速度相媲美”的“××速度”。
去年11月18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得悉××一大型企业将在内地选址建设该项目，立即带领招商专班登门拜访；紧接着，××市委书记郭有明又带队北上，诚邀客商落户××。三峡人真诚的态度、严谨的论证分析，给客商留下深刻印象。
一周后，××投资方决策层率领30位专家抵达××考察，××工业园的产业配套能力和××的环境获得一致认可。
12月18日，三峡全通涂镀板项目投资协议正式签订。这个大项目从得知信息到正式落户，用时仅30天！
“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市召开专题办公会，成立6个项目服务专班，实行倒计时工作制，确保60天内项目开工建设。为此，市长李乐成等领导到武汉等地为项目跑审批、办手续。时值春节，项目选址地的干部群众打破腊月不搬家的传统，50天内完成4个村的251户村民搬迁，腾出1320亩项目用地。村民姚书宜患胰腺癌正在住院治疗。为支持项目建设，他挂着吊瓶赶到居委会签订搬迁协议。
××上下一心，以超常规的速度完成项目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立项备案、征地拆迁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今年2月28日，全通涂镀板项目按计划准时开工建设。奠基仪式上，项目负责人感动地说：“××人说到做到，做的比说的更好！”
如今，全通涂镀板项目施工进展神速，4个月已完成投资30多亿元，预计8月底可以试生产，再次创造了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活力迸发的新平台
“××领改革开放之先，创造了速度与效率的奇迹。××建设××工业园，不是为了贴个好看的标签，而是要真正把××的先进理念和机制引进来，打造更加充满活力的发展平台。”××市领导时时告诫各级干部切实转变观念和作风。
工业园所在的××开发区，把“亲商”理念落实到“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零距离”的“保姆式”服务之中。
6月19日，在××电池项目工地，刚从××飞过来的董事长黄德勇博士指着正在施工的4万多平方米厂房告诉记者：“我们去年11月开工，今年10月就可投产，与国外大客户销售合同都签好了。”
××××生产的磷酸铁锂电池，拥有国内领先的专利技术。黄德勇等人去年7月3日应邀前来参加××工业园奠基，被××的投资环境吸引，当天就敲定了投资3亿元的项目协议。此后，××再没有派人到××。而××方面则安排开发区招商局副局长邹燕专人负责，协调各部门替业主办完各种申报、注册、审批等事务。
黄德勇形象地说：“我们就是拿着种子的农民，哪里的土壤好，我们就选择在哪里播种。××就是一块最理想的土壤。”“大事不含糊，小事做到位，是这里服务的特色。”全通涂镀板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开工后，××总部派来的工作班子进驻工地。开发区招商局考虑到他们人生地不熟，专门派来女干部姚雪担任生活顾问和向导，陪他们上街逛市场，寻找采购北方需要的生活物资。
一年来，××全面开展“行政审批服务流程再造”，出台扶持企业做强做大等10多项优惠政策，使服务“软环境”得到新的提升。
化危为机创奇迹
珠江长江携手，粤鄂深宜共赢。去年7月3日，××工业园在××开发区奠基时，全球金融危机正愈演愈烈。“克难奋进，××工业园要成为××化危为机的重要支撑！”市委书记郭有明充满信心地发出动员令。
一年来，在规划总面积34.2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发区实行“政府投资、企业带资、银行融资、招商引资”等多措并举，一年内筹资近10亿元，全面展开水、电、气、路和各种管网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先后完成横十一路排洪箱涵、迎宾大道综合改造、金岭路延伸段等工程建设，综合改造道路6.1公里，完成土地成片开发2900多亩。“危中有机，要到‘冰层下抓大鱼’。”市委书记郭有明、市长李乐成等领导带队东进南下，各种招商活动同步展开。
一年来，在领导的关怀和培养下，我加强学习锻炼，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努力提高自身业务能力，自身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将2017年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本职工作总结：
作为审理二部的一名办案秘书，本年度新收案共计77件，共计结案53件，未结24件。已结案件中，裁决结案33件，调解结案17件，撤案2件；未结案件中，超审限案件0件。公告案件4件，鉴定案件2件，无法送达案件1件，其余均处于正常程序。总结本年度工作问题如下：1、案件送达难，很多被申请人电话无法联系到，邮寄也无法送达，需要本委派人前往送达，不配合情况较多；2、案件排庭难，在机关单位的仲裁员，因下社区，下南疆，很多情况下无法参加开庭，导致庭审程序延后；3、案件保全难，我委受理的多起案件，涉及证据保全的，法院无法立案，导致后续仲裁庭工作无法开展。4、本委前往被申请人住所地送达过程所遇问题主要是多数被申请人法律意识淡薄，对本委工作职能不了解，故对本委工作不配合。
个人工作经验总结：1、对于送达困难的案件，被申请人为公司的，卷中被申请人电话无法联系时，可以从网上搜索电话进行联系（例：天眼查app、企查查app、全国企业网络信息公示平台等），部分公司也可以通过其在网上的招聘信息联系其人事部，进而寻找该公司负责人进行送达；2、对于案情较明确的案件，要多做调解工作，认真看卷，了解案情，思考该案主要争议焦点，通过沟通，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提高结案效率；案件调解过程中，对于有老赖想法的被申请人，要向其告知现今法院施行的老赖平台，让其明白失信行为的严重后果；3、因电话无法联系，邮寄无法送达，本委前往送达的案件，在找到被申请人后，要做好被申请人工作，告知其权利义务，释明本委的职能，劝导其积极配合工作，更好的解决纠纷。
二、其他工作
除本职工作外，也服从单位安排，积极参加了如下工作：1、节假日期间，增派社区，配合我委驻华清社区工作队入户走访，为社区群众安装便民设施等；2、参加志愿者活动，多次前往腾飞大厦做文明出行志愿者，引导行人文明出行；
三、个人收获
一年的工作带给了我很多改变，从一开始的茫然无知到现在的游刃有余，经过一年的工作，使我的思想和为人处事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每天都有不同的事，都会遇到不同的人，每一天都充实而饱满，每一天都在进步。通过亲身办理案件，使我更加贴近的认识到法治社会的意义，如果人人都懂法，遵纪守法，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地井然有序。一年的生活也让我跟同事的关系从陌生变得融洽，就像一家人一样，单位的哥哥姐姐对我也是很照顾，有工作生活上的帮助，也有人生经验的教导，使我在人生的路上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法学学生实习鉴定实习小结篇三实习是每一个大学毕业生不可缺少的一段重要经历，它使我们在实践中了解社会、在实践中巩固知识;实习又是对每一位大学毕业生专业知识的一种检验，它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根本就学不到的知识，既开阔了视野，又增长了见识，为我们以后进一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是我们走向工作岗位的第一步。
首先，我向所有为我的实习提供帮助和指导的XX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我的指导老师致谢，感谢你们为我的顺利实习所作的帮助和努力。
我的实习是由XX文理学院法律系和XX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同安排的。通过实习，我在我的专业领域获得了实际的工作经验，巩固并检验了自己四年本科学习的知识水平。实习期间，我参与了大量民事诉讼的庭审过程，并从事了一些书记员的工作。在此期间，我进一步学习了民商法及民事诉讼法，对民商法和民事诉讼程序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实习结束时，我的工作得到了实习单位充分的肯定和较好的评价。
以下是我的实习的自我鉴定。拟从实习目的、主要实习内容、实习主要过程、实习、学习与生活、实习所感所想，收获体会六方面进行总结。
一、实习主要目的
把对法学特别是民商法和民事诉讼法书本学习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的民事诉讼实务中去，在我的专业领域获得了实际的工作经验，检验并巩固了自己四年本科学习的知识水平。
二、主要实习内容
实习所在的部门为XX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实习内容全面，无特定实习岗位。实习期间参与了大量民事诉讼的庭审过程，并从事了一些书记员的工作。具体的实习内容有：听庭(旁听)，参与了大量民事诉讼的庭审过程，包括 买卖合同纠纷、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离婚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劳动合同纠纷、抚育、抚养关系纠纷、一般劳动争议其他劳动争议、经营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雇员受害赔偿纠纷、其他财产损害纠纷、商品房违约造成的财产损害纠纷、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财产权属纠纷、分家析产纠纷、其它赡养纠纷、抚育费纠纷、不当得利纠纷等案由的案件;阅读、了解熟悉各种民事诉讼裁判文书、司法文书及其他相关文书，包括一审民事判决书、二审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民事答辩状、民事上诉状、民事调解书、人的词、法院的上诉函件、发回重审的函件、庭审笔录、合议庭笔录;卷宗整理工作，具体包括，到文印室拿裁判文书，盖核对无异章、敲院印，然后折好卷宗封面，按清单顺序整理材料，敲上页码，填写好卷宗的清单，再写好封面，由各审判员、书记员签名，盖上长期或短期的保留期限，最后到档案室归档;其他工作，包括退卷、送快递、和送达回证、传票、合议庭通知、排期指定书的院印盖章、拿送信件报纸和杂志、调档案、打字、复印资料、到法院图书馆看法学书籍杂志等等。
四、实习主要过程
20XX年4月17开始实习。初来乍到，对XX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建筑结构空间分布很不了解，以至于从第五法庭到519办公室小何师姐都要问“你知道怎么走回去吗?”。幸亏我的方向感较强，很快就大致了解了各个楼层及重要办公室的分布，这使我实习学习进展过程加速不少。实习第一天必要任务肯定是认识熟悉各位老师(按认识顺序为蒋、李、卢、黄、许、许)以及一同实习的师姐小何。她们都还年轻，都很热情，没有一点生疏感，我也很快融入了519这个我即将要工作近2个月的地方。就这样我的实习就开始了。第一天早上我看了好几份民事判决书，相对于书本上虚拟的范本的缩略、枯燥，我感受了现实的判决书的具体、生动。并留意了民事判决书格式和一些内容的写法。
下午送了一些法律文书的快件送后，去第五法庭听一个一审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级法院的一审案子数量是比较少的，所以我算是比较幸运。此案的具体案情是原告租用第二被告的仓库，因同租用第二被告的仓库的第一被告改变照明线路引起火灾造成了原告巨额财产损失，原告请求第一被告赔偿财产损失，第二被告负连带责任。经过了法庭调查程序，然后进入激烈的法庭辩论，之后进入双方的最后陈述，审判长宣布休庭，此案没有当庭宣判。退庭后回到办公室我就看看一些司法文书和随身带的法律法规。4月18日，在第十三法庭听了个建筑工程分包合同纠纷的案件，案件的焦点主要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建筑工程分包合同关系还是内部职务行为，此案最后调解掉。
其他时间对照着现实的各种法律文书，看法律文书教程，颇有收获。还学会了盖各种章。4月19日，通过一个二审的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了解了“庭询”这一二审民事案件常用的而教材上并没提到的开庭事项。庭询是指二审民事案件，如果当事人均没有新的证据，一般不开庭审理，往往由主审法官询问当事人一些不清楚的案情，以及询问当事人是否接受调解，然后根据一审审理查明的材料和询问的情况，作出判决。并亲历了一个背靠背的调解过程，背靠背的调解方式是和当面调解相对，是对当事人分别做思想工作的方式。
领略了审判员的民事调解艺术。4月21日，在第三法庭，听了个不是以“官”的身份的“民告官”的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案子，该案认定的主要事实是诸暨市大塘镇政府设定的垃圾投放点有安全隐患，原告的母亲某日晚在倒垃圾时不幸掉进河里淹死，政府因没有尽管理的义务负主要责任，原告的母亲也存在过错应承担部分责任。庭后学习了整理卷宗的一些工作，如折卷宗的封面、打页码、写清单、贴封条、盖公章等并阅读了大量法律文书。
4月24日早上，参与了在十三庭开庭进行证据交换过程，得知证据交换是审前程序的重心，证据交换的时间在当事人答辩期届满后至开庭审理之前，这一制度的设立，有利于证据的充分采集，有利于当庭质证认证，有利于开展调解工作，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而证据交换的适用范围为案情比较复杂、证据材料较多的案件。下午去复印室复印诉讼材料，了解复印机的多种操作。4月26日早上，和蒋老师去去开庭了，是个离婚纠纷的案件，离婚案必经调解程序，但没有调解成功。往后也听了不少离婚纠纷的案件，这反映了离婚已是应受关注的个社会问题。下午学会退卷工作。往后几天在法院图书馆看了些好书，比如邱聪智的《新订民法债编通论(上、下)》、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五一长假后听了劳动合同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等一些案件，进一步了解民事审判法庭庭审的各环节，认真观摩一些律师的整个举证、辩论过程，并掌握了一些法律的适用及适用范围。5月14日，目睹了许枫老师如何处理“紧急事情”。
许老师通知一个远从四川赶来XX打赢官司的中年妇女来拿传票。那中年妇女由于某些原因急着要回家但拿不到钱没耐心很气愤，很固执扬言要剁上诉人(原审被告)的手指。许老师苦口婆心，从她的利益角度入手，分析了不来拿传票，就需要公告……，最后说服了她。5月25日，去立案大厅处理一些诉讼发票的。5月28日，早上连听两个案件，一个是一审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第二被告对该案提出了管辖权疑义。所以没正式开庭，只进行了谈话了解一些情况。另一个是属于“一审就应该调解掉的案子”，因为有一些案件，诉讼成本过大，并且不能很好的现实的解决矛盾，调解或许是条好途径。其他时间，还听了一些其他赡养纠纷、经营合同、租赁合同纠纷等多起案件，学习了一些民商法和民事诉讼程序的知识，在忙时，还帮忙从事一些书记员的工作。
五、实习、学习与生活
实习本身就是一种学习。实习期间，我利用此次难得的机会，努力工作，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向法院的老师们求教，认真学习法律、法规以及理论和实践知识，经常参加了多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认真学习了丰富的实物的司法文书，真正从课本中走到了现实中，从抽象的理论回到了多彩的实际生活，细致的了解了民事起诉的全过程及法庭庭审的各环节，认真观摩一些律师的整个举证、辩论过程，并掌握了一些法律的适用及适用范围，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法律技能，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为以后真正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基础。
开始实习后，实习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生活需要安排，实习中坚持每天早睡早起，中午午睡，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使我在工作中充满活力。生活需要态度，工作也有工作的态度和纪律。实习中的很多工作，有兴趣就很容易做好。但还有些事难免会比较枯燥的，像一些书记员的工作，如折封面，敲页码，写封面等。其实每次折封面的数量并不需要很大，但一封面要折六个折，且卷宗封面很硬需要重力压过才能定形，距离较近的折痕(第三或四折)是很难折的，因此折封面会是比较麻烦的工作。对此我以我的短暂经验总结了个高效率的方法(全省卷宗是统一样式的，各个地方都可以借鉴)，就是先折第一，第三或四，第六个折，再折第二、第五个折，用重力压一下，然后转过封面以第二、第五个折为支撑折第三或四折，再用重力压一下。这个动作很流畅，转封面只需一次，重力压只要两次，能提高效率50%左右。
敲页码有时要一连敲几百个，这是个很没技术的工作，刚开始有时心里会有抵触。我的处理是双手轮换的敲页码，用右手时追求速度，用左手时赋之予激情，“激情”是指多用左手可以开发右脑。有了这个想法，我可以很快完成任务。写封面时，自己可以设立多加个目的，如练好书写。这样可以增强行动力，并做的完美。其他如复印上百页的诉讼材料时，你可以找出最佳的前后两个按按钮的时间间隔，用心这很容易找出，根据这个频率，机器的启动复印速度是最快的，并且在复印时你还可以跟着节奏做腹式呼吸，调解一下疲惫的身心。以上就是针对这次实习中不是很喜欢工作的处理或诀窍。处理好这些事情你的工作生活就会很愉快很轻松。
六、实习所想、所感
实习是一种经历，只有亲身体验才知其中滋味。“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这段实习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对法律在现实中的运作有所了解，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之处。在学校总以为自己学的不错，一旦接触到实际，才发现自己知道的是那么少，，这时才真正领悟到“学无止境”的含义。且除了专业的实践经验外，生活中工作中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学习。因此我个人觉得像法学这样实践性强的学科，应多组织一些实践教学活动，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多接触社会和专业的实践活动。
“打赢官司不一定就有道理，一点都不退让，有时候反而输了日常的理”，这是第五法庭王审判长在一次调解中说的一句话，让我感受颇深。在实习中参与了大量民事诉讼的庭审过程，我了解到现实中很多的民事纠纷案件都是通过调解解决的。因为在民事纠纷中法律更多的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但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法律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判决判了，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法律并不能消除矛盾。“打赢官司并不意味着事情就结束了，有时官司打完矛盾还在，这并不是想要的结果。”调解是双方自愿答成可接受的协议，调解可以减少诉讼成本，相比判决也可以一定程度修复当事人双方的矛盾。一个合格审判人员必须懂得调解的艺术。要具备调解的能力，这要求审判人员要有很好的亲和力，又依法办事不失威严，能给人民群众信任感，既能言之以理，又能动之以情。
接触了大量的民事纠纷也让我了解了目前存在的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比如众多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反映了当前人们婚姻家庭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正受到挑战。不少的相邻关系纠纷案件，说明了市场经济下，人们忙着自己的事情，疏忽了和邻里的沟通交流，关系逐渐淡漠，造成了不和谐的局面。一些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多住院、多吃药扩大损失“给医院打工” 表明当今社会诚信的缺乏。
实习的经历，丰富了我的生活，增加了我的阅历，让我更加成熟。使我从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转变为合格优秀的法律人才大大迈出了 重要一步。
再次感谢XX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和特别是民庭的老师。谢谢!
看过法学学生实习鉴定实习小结的人还看了：
1.法学实习个人鉴定
2.法学实习自我鉴定
3.法学专业实习自我鉴定
4.法学实习鉴定报告(2)
5.法学实习鉴定报告(3)
一、健全审计规章制度
工程主管、财务审计职能部门要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从图纸设计、工程发包、签订合同、组织施工、竣工验收、结算审计、财务付款等方面都要制定出相应的内控制度，做到有章可循，减少和避免各种错误的发生。
二、注重审计证据的收集
证据的收集工作是一项政策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它关系到一项审计工作的成败，关系到审计工作的实际作用，因而收集证据时对审计人员的要求如下：
（1）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2）坚持周密严谨的作风和合理谨慎的态度。防止疏忽大意，防止重要事项的遗漏，防止浮于事物的表面。要坚持按照规范去做，不能随意从简求快，放弃应实施的审核程序和手续。对于难点和疑点深入调查分析取证，不能掉以轻心，流于形式和表面。
（3）选择科学合理的取证方法是确保证据质量的关键。不同类型的审计，不同审计程序，不同审计事项，都会要求选用不同的审计取证方法。
（4）要对审计证据进行综合、汇总，并对各个审计事项及总体形成审核结论。审计人员对审计事项要从个别到全面、从表面到本质，逐渐形成对事项的结论，为做出审计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严格把握合同签订关
在有些建筑工程建设中甲乙双方对合同的重要性、严肃性认识不够，签订合同时对条款没有仔细推敲．造成合同条款不齐全、不严密、活口太多，使得合同流于形式。如某工程预算造价低，工期较短，甲乙双方在合同中明确工程合同造价采用大包干，却没有明确包干范围及合同价可调的情况，到结算时，由于施工期间材料大幅涨价，工程结算造价超过包干造价较多，于是施工单位要求追加工程结算价款，建设单位则以合同包干为由不同意追加工程款，双方发生了分歧、争执，为什么双方不在签订合同时把条款写得更全面严密一些，其理由就是合同金额小，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结果导致了合同争议，最终造成工程结算及结算审核的困难。因此，签订的合同要规范、合法、有效，要维护双方的权益，合同要由法人代表或委托人签字，由法人单位盖章，只有这样，才有法律效力，一旦发生纠纷，可通过法律渠道予以解决，在签订合同时，特别要注重工程造价、质量、工期、支付进度款、验收、签证变更等内容。
四、加强合同审计
工程合同是明确工程审计的法律依据，也是控制核算投资的有效办法，为了保证合同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完整性，审计部门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审计：（1）工程项目合同价的审计。在审计合同价中要搞清楚其价格是中标价还是中标后的让利价。（2工程量增减计价的审计。近几年来，在施工过程中设计变更经常发生。因此，项目的工程量增减很大，结算价格与合同价相差较大，审计过程中必须逐项核实。（3）工程款及进度款支付的审计。重点是付款比例的确定，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工程付超或者付平，影响工程项目的决算，避免施工队长期不结算，导致固定资产移交困难。（4）隐蔽工程验收及签证的审计。在隐蔽工程开工前以及完工后都要有3人以上的签证，并附有说明原因的图纸，防止人情关和不负责任的态度。（5）对材料价格签证的审计。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凡是没有监督单位参加市场调查而认定的材料价格，只能作为暂定价或者最高限价，仅供决算时参考，不作材料结算价格的依据。（6）保修条款的审计。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第六章建设工程质量保修条款执行。（）7发生工程质量争议或其他纠纷处理问题的审计。合同中的约定如果出现质量纠纷或其
他争议，首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只能向合同执行地区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讼。
五、严格把握签证审核关
按有关规定，合同履行过程中，发包人与承包人有关工程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是对合同的补充。视为合同的组成都分，如签证、会议纪要等，签证作为合同的补充部分，与合同发生矛盾时，应按签证执行。但并不是所有签证审核时都能照搬照用，在具体工程结算审核过程中，应对签证程序及内容进行认真分析，区别对待，正确应用。首先应检查签证的签字或盖章是否有效，是否符合合同中的有关规定。其次应认真分析签证内容是否客观公正，目前许多项目中，乱签证现象比较严重，该签的签，不该签的也签，使合同外增加费用太多。为了避免不合理签证造成投资增加，在结算审核过程中，要学会运用逻辑推理的办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认真分析签证内容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合理性，不合理的签证坚决不能采用。分析签证内容时，可配备一些常规检测器材到现场进行实测分析，也可以通过对当事人的询问，来确认签证数据是否客观公正，有无重大偏离，现场签证事件的责任方是谁，是否属于合同允许调整的范围等等，只有合法、客观、公正的签证才有效，才能作为结算依据。
六、正确把握结算审核内容
工程结算审核的主要依据是建设工程合同文件，凡是作为合同组成部分的所有资料，都是结算的依据，对工程造价都会产生影响。工程结算审计时，要以合同为依据，正确把握审核内容，突出重点，首先要查看、熟悉与工程施工有关的台同、协议、文件、施工图、签证单等，然后依据有关规则，按照竣工图及其他有关资料、图集等进行工程量计算，并与施工单位报送的计算书进行比较。原则上应进行逐项审计，有时也可以根据具体实际情况抽样审计，抽样时应选取单价高、工程量大、在整个项目中有意义的样本，工程量计算及内容清楚后，应审查定额套用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准确合理，定额换算是否准确，补充单价是否根据工程实际测算。实际材料价格与定额有差额时，应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调整。最后还要审查是否按规定的费率执行，有无巧列名目，乱计费，乱摊费用的现象。
七、加强工程竣工审计
为了使工程项目的竣工审计工作顺利实施，应遵循以下审计程序，从而达到合理公正的审计效果。首先是收集相关资料，工程结算资料、与指标完成的相关资料、与财务、成本状况相关的会计资料等都要完整齐全。其次就是具体审计程序方面，债权核实、债务核实、工程收支核实等都要一一做到。最后就是审计报告的编写，审计报告结构要规范，内容要完整，并做出公正的结论。
八、合理开展合作审计
对大型项目和专业性较强的工程可实行与社会审计机构合作审计的办法，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解决施工企业内审人力不足和专业人才缺乏的矛盾，提高审计速度和审计质量；二是社会中介机构是具有专业资格的法人单位，内审机构与中介机构签订合作审计协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弥补了自审法律效力相对较低的缺陷和不足；三是由内审人员参加审计，可以监督审计全过程和审计结果，及时解决审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一些社会审计受经济利益驱动对审计结果折扣较大，影响审计质量；四是可以降低审计费用。
九、充分利用计算机和网络资源进行审计
工程结算审计任务繁重，审计计算工作量和重复手工劳动量也很大，应加强计算机辅助审计，可针对具体项目应用成熟的软件如工程量自动计算软件、钢筋计算软件、预算套价软件，避免重算、漏算和租算。当然，软件只是种工具，在实际工作中要充分运用计算机软件的优势与审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判断能力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使工程结算审计在效率和质量上取得突破。另外，工程审计时，材料价格是重点，价格的套用除了国家颁布的定额、地方政府定期的信息造价和有关文件外，审计人员应经常了解建材的市场价格，还可以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审计。这是获取审计信息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审计部门也可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建立本部门信息网页，经常收集各种材料价格及时输入网页，积累资料，以备日后审计查看。因为一般都是事后审计，大型工程最少一年后才能审计，而且市场价格变动较大，审计时再到市场调查很难确认价格的合理性。
十、结语
文章主要结合笔者实际工作经验总结出了一些施工企业建筑工程审计方法，除了以上方法外，在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合理的选择和应用审计理论方法，熟知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及优缺点，如全面审计法优点是全面、细致、差错少、质量高，但缺点是工作量较大，对于工程量比较小、工艺比较简单、造价编制或报价单位技术力量薄弱，甚至信誉度较低的单宜采用全面审计法。再如标准图审计法的优点是时间短、效果好、定案容易，但只适用按标准图纸设计或施工的工程等等，这都需要审计工作人员在实践工作中不断的总结和分析。总之，审计作为建筑工程建设的监督部门，应该对建筑工程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审计，以有效避免工程项目管理紊乱，防范质量、投资、安全隐患，加快建筑工程进度，提高建筑工程投资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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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佳涵.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审计方法探讨.新会计,2010(8).
关键词：工程造价；管理改革
中图分类号：TU72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针对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进行改革的措施
（一）结合新观念对全过程造价控制进行改进
建设工程中，要科学合理的控制工程造价，并及时根据项目进展等相关情况进行造价偏差的纠正，以保证项目建设阶段人力、财力、物力的合理使用，从而实现项目管理投资的既定目标，为企业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与投资效益奠定坚实的基础。针对项目的投资决策阶段、设计阶段、招投标阶段、施工阶段以及竣工验收阶段全过程中造价进行管理人们称之为全过程动态控制。以下是对各个阶段进行造价控制的观点：
1.资决策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其重点工作就是根据发展前景以及市场的需求，进行可行性研究，并科学的制定建设规模，为项目决策做好准备工作。对于这阶段工作的开展，应从建设产品的市场前景、技术来源进行研究，对于经济效益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作出正确的评价，还要充分考虑在施工期间可能出现的对工程造价有影响的因素，如施工期间材料价格上涨等，尽可能对工程项目进行全面的投资估算，降低投资决策的风险。
2.项目设计阶段。一直以来，在我国的工程建设中，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审核施工图预算、施工、结算工程款等阶段，而对项目前期阶段的造价控制不够重视。在这一阶段中，工程造价的管理工作主要是针对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展开的。而在这一阶段如果给予足够的重视，能够对后期的造价管理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在设计阶段，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建立起设计与施工的桥梁，为控制建设投资提供造价咨询服务，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在设计阶段尽早的介入进行计价分析，可极大程度上提高投资控制效率，为今后的投资控制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使今后的造价工作更加科学合理。
3.招投标阶段。在工程建设中实施招投标就是为了降低工程建设的成本，为工程造价工作的展开做好铺垫。笔者认为在招标过程中，应做到以下五点：（1）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2）不断提高标底编制的质量，加强评标人员的综合素质，避免出现错、漏项；（3）在招标过程中，严格禁止招标负责人利用施工企业投标心切的情况，提出不公平的条件，如要求施工企业压价让利、垫资施工等；（4）在对标底的确定上，要充分考虑双方利益，坚持共赢的原则。在评标的过程中，应该综合考虑施工单位的资质、设备情况、施工能力及社会信誉等情况，通过竞争从而择优选择施工单位；全面降低工程造价，使造价得到合理或下降，这将有利于节约投资，提高效益。(5)建筑施工合同的签订，在合同中，要明确合同的内容和范围以及责任，在现实中，有些合同的违约责任条款意思表达笼统、模糊，一旦日后发生纠纷，就容易让对方钻空子，以逃避责任，所以违约责任一定要具体明确；我公司在一项目中和乙方签订了赶工措施费，双方约定按时完成计算2%的赶工措施费。工程未按期完工，双方认为系对方原因所致，乙方认为应予计算赶工措施费，我公司认为双方约定的是不可变动工期，乙方未按期完工，不应计算赶工措施费。法院认为，赶工措施费属于可竞争费用，应有特别约定。双方虽约定赶工措施费，但其未在约定工期完工，且双方约定的工期为不可变动的工期，乙方的延期完工也未提供相应签证，故我方认为不应支付赶工措施费符合合同约定，经法院调解，此费用不予计入。
5.施工阶段。由于这一阶段的涉及面广，工程量大，存在着政策性变化、材料设备价格、市场供求波动、施工周期等对工程造价有影响的因素。因此，在这一阶段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来进行工程造价的控制，要在工程进行阶段加强各部门监督与管理职能，从而加强施工全过程的造价管理。笔者认为，关键要从以下几方面控制：
（1）对于施工期间出现的变更要严格控制，规范设计变更程序，对于需要变更的工程，应该先做好工程量造价的变更分析，然后由项目负责人同意之后，上报设计审查部门，经设计审查部门签证并发出相应的说明图纸后，方可变更；在工程进行中如需要重大变更，必须上报原批部门批准后方可变更。（2）在工程施工中，对于施工图设计的进度计划与实际的施工进度要及时审核，从而制定施工预算。对于超出设计的预算部分，要进行深入分析寻找原因，并及时上报项目负责人，以便及时与施工部门沟通，修改或制定新的控制计划，确保对工程造价做到动态控制。
5. 竣工结算阶段。竣工结算对于业主和施工单位都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在这个阶段，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1）在进行竣工验收时，要严格审核工程内容是否符合合同规定的计价依据、结算方法、主材价格、取费标准及承诺的优惠条件等；（2）在进行隐蔽工程的验收过程中，要严格检查该隐蔽工程的验收记录，确保工程内容与竣工图一致；（3）对于变更的工程内容，要经项目负责人与监理工程师同意，并有设计单位负责人确认；对于重大工程变更，需要有原设计审批部门审批，方可竣工，否则不予列入竣工结算，确保设计变更签证的落实工作；（4）验收过程中要把竣工图、现场签证、设计变更与现场工程内容结合起来进行工程内容的核实；
我公司曾在一项目中出现了与工程内容不相符的案例：地下室顶板地坪浇筑，在施工中施工方主张其防水卷材下有70mm细石混凝土找平层要求增加费用，依据是监理会议记要明确了施工项目和施工顺序，但我公司认为现场勘验时未发现细石混凝土，由于监理以及现场工程师的疏忽，造成了不必要的纠纷，最后在法院的主张下，认为乙方以会议记要确定的施工项目作为施工工序，认为其在防水卷材下增加了找平层，缺乏事实依据，且造价处也明确指出在防水卷材下做细石混凝土地坪无依据，故不予结算。（5）在竣工验收阶段要坚持公平、公正、合理、严格的原则。
（二）加强造价管理队伍建设，完善造价管理部门职能
由于在工程建设中工程造价管理是一项复杂、庞大的工作。对于工程造价的管理应该规范化，建立规范的工程造价管理体系，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此外，对于造价工程师的要求除了要具备很强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外，还要全面了解工程设计过程、设计内容、项目管理以及工程建设的外部环境等，以加强工程造价的管理工作。笔者认为在工程造价管理中要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1.建立完善的工程造价资料管理制度。在工程造价管理中，资料的收集整理应该做到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工程造价人员在每个项目完成后，都要及时把该项目的资料经统一整理后，以规范的格式保存到信息管理系统中，为以后出现类似的项目提供参考。
2. 加强工程造价资料的分析。造价资料就是对建筑市场各类价格信息及时、准确的进行整理加工后形成的规范信息。由于工程造价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因此，在工程造价管理中，要重视各种基础资料的积累与分析，并把分析后的资料进行整理，建立工程造价数据库存档。
3.提高工程造价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从整体上看，我国目前的工程造价队伍的总体素质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应顺应时代的发展步伐，不仅要努力学习好相关专业的知识，还要结合本身工作掌握和了解与工程技术有关的专业知识。既要有关于工程技术知识如机械、建筑结构等知识，还要掌握概率与数理统计、经济、财务、造价方面的基础知识，还应具备计算机、管理学、价值工程、系统工程、计量经济等全方位拓展知识的相关专业水平。
二、结语
1、重点突出司法所建设。目前我区除杏滨司法所和后溪司法所已达350平，其他司法所场地面积均与全市司法所所均面积258.86平方米和《省司法所规范化标准》有很大差距。2014年，我区将进一步与各镇街主要领导沟通、征求意见，依据《省司法所规范化标准》文件要求和《区人民政府关于司法所用房建设协调工作会议纪要》专题会议精神，抓住各镇街调整办公场所的机会，争取其余四个司法所办公面积均达到350平。
2、主推“一所一品牌”建设。近年来，我区在各级领导的指导和鼓励下，认真总结各司法所的独特优势及其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渐摸索出一条“一所一品牌”发展之路。如杏林司法所在规范化司法所建设方面卓有成效，2012年被评为“省级规范化司法所”；灌口司法所在人民调解工作方面成效显著，其“警民联调”工作经验在全市警民联调工作现场推进会上被宣传推广；杏滨司法所在社区矫正方面成绩突出。2014年，我区将在全区推广这“三大”品牌，鼓励每个司法所都能突出自身特色，创造自身品牌。
3、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完善街（镇）、村（居）、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调解网络建设，重点完善村级调委会建设，积极建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着重加强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探索建立面向社会服务的专业化、职业化调解机构；拓宽摸底排查渠道，在做好婚姻、家庭、邻里等常见多发民间纠纷排查化解的基础上，把调解触角延伸到社区、厂区、校区，延伸到商业中心、集贸市场、大型商场等，广泛参与涉及民生问题纠纷的调解，努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型矛盾纠纷；围绕重大活动、重大任务、敏感时期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活动，密切关注辖区内社情民意和舆情动态，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做到预防工作走在化解前。
4、创新管理机制，强化矛盾纠纷分流机制。一是深入开展“三调对接”工作，着力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格局，积极探索完善一站式服务机制，针对矛盾纠纷类型，采取调解、引导行政处理或诉讼等多种方式和途径解决问题，实现咨询调解相结合、调解相结合、行政处理和调解相结合，实现矛盾纠纷合理有序分流；同时，不断推进与公、检、法的对接机制，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优势，化解法庭之外的各类纠纷，形成调解诉讼衔接机制。二是加快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建设。进一步规范化运作已建好的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将其纳入区局调解补贴和区年度培训计划，确保提高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强化调解员的业务素质。进一步协调各方力量，积极推进筹建中的后溪工业集中区调委会、灌口物流园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杏林台商投资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拟建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的建设。同时督促各司法所要在发展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上下功夫，新建2-3个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争取在全区实现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委员会的全面覆盖化，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调解网络模式。
二、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确保实现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率、脱管漏管率控制在0.5%以内；刑释解教重点人员100%衔接到位、一般人员70%衔接到位，安置率达90%以上、帮教率达95%以上的工作目标。
一是继续推进规范场所建设。根据部署和安排，继续推进建设集监管矫正、信息处理、应急指挥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社区矫正中心，加快选址并开展前期工作，力争尽早开工建设。指导和推动各区新建一批依托企业的教育培训和安置基地，为“两类人员”回归社会提供更多的载体和途径。
二是加强社区矫正分类管理。根据《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要针对社区矫正人员不同的罪行、表现，将矫正人员分为不同的种类，实行严管、普管、宽管分类管理。要依法落实奖惩制度，对表现好的，服从监管的矫正对象，给予行政奖励、减刑等。
三是注重培育和树立工作典型。要认真总结经验，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注重培育和树立一批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先进典型，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的社会知晓度，形成全社会关注和支持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营造特殊人群重新做人的良好氛围。
三、深入贯彻实施“六五”普法规划，全面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努力打造“法治”建设，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不断开创依法治区工作新局面。
1、不断深化“法律六进”活动开展
一是深化“法律进机关”。组织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考核和法律知识讲座。以“学用结合、普治并举”为核心，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为抓手，不断提升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用法能力，不断提升依法执政、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水平。
二是开展“法律进学校”。推广法制主题班会的好做法，通过举办法制夏令营活动，依托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基地，有针对性的进行校园普法依法治理经验总结和推广,进一步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网络，构建青少年成长的良好法制平台。
三是抓好“法律进企业”。在台企，私企各开展一场法律进企业知识竞赛。引导和促进企业认真遵守法律法规，提高依法治企、依法经营、诚信经营的意识和水平，依法维护企业及职工合法权益的能力。
四是推进“法律进村（居）”。召开“法律进村（居）”活动筹备会，在各镇（街）开展一场法律进农村普法大集，组织大型“送法下乡”活动，总结推广基层农村、社区法制宣传工作经验；加强载体创新，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在广大基层农村、社区大力宣传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围绕基层自治、民主管理、维护基层和谐稳定等法律知识进行宣传。
2、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一是加快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区将尽快完成“区法治文化苑”项目的筹建工作，要将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推进,确保2014年建成“区法治文化苑”，各镇（街）、村（居）均建有一个制式法制宣传栏。
二是加大主题法制宣传力度。认真组织开展“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精心组织协调，积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取得更大社会宣传效果。充分利用各专项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综治宣传月、禁毒宣传月、送法下乡等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宣传活动，努力扩大普法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和覆盖面，营造浓厚法治氛围。
三是加强主流媒体法制宣传。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和移动通讯等大众媒体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积极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联合举办专刊、专栏、专版等，开通普法微博或微信，利用电子网络平台普法，不断提升法治文化的创造、生产和传播能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引导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3、全力推进“法治”建设
一是推进依法行政。创新行政执法人员培训、考试方式，做好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工作。认真开展全区行政执法检查，继续深化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关工作，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继续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前置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开展调研规范性文件的网上报件和网上审查工作。
二是扎实开展“法治”创建活动。要扎实推进基层法治创建，全区100%获评区级“法治镇（街）”，各镇（街）要力争入选市“法治镇（街）创建活动先进单位”，各村（居）要力争入选市“民主法治示范村（居）”，不断夯实“法治”创建基础。
三是充分发挥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的作用。健全制度，明确职责，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形成工作合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机构要发挥组织协调、指导监督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各项工作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机构每年至少召开两次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总结、规划年度工作，研究讨论有关依法治理工作事项。
四是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队伍的作用。组织普法讲师团成员进行备课授课，组织大学普法志愿者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成员、法制宣传教育志愿者、法制新闻工作者的作用，加强组织协调，发挥各自优势，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五是加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宣传。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加强宣传报道，确保法制宣传教育的蓬勃生机与活力。充分利用报、区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法治网、《法治》内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通讯等及时传播信息，加强学习交流和指导。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建设，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针对矫正对象、老年人、个私企业等特殊群体做深入的普法活动。
四、强化服务意识，创新管理途径，提升法律服务质量。
1、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进一步完善便民服务措施。扩大法律援助的影响力，在政策法规许可的条件下，做到应援尽援，为贫弱群体提供更多的法律服务；在完善法律援助部门的自身建设的基础上，建立高素质的法律援助队伍，加快推进服务窗口建设，进一步完善接待条件和设施。
2、认真贯彻执行新修改《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加强刑事法律援助队伍建设，提升辩护律师的服务能力和办案质量,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专业辩护。要密切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庭、科处室的工作联系，建立沟通联络机制。做到应援尽援、应援必援、应援优援，依法维护和确保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跟踪了解案件进展情况，指导监督法律援助人员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执业规范，对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案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对疑难复杂案件，可实行集体讨论、专家评议等制度，确保办案质量和效果；案件办结后，要认真审核案卷材料，按照统一标准对办案质量和效果做出评估，并做出相应处理。
近年来医疗纠纷明显增加是不争的事实。《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一年整医疗纠纷是否增加相关报到还不多。医疗纠纷的发生对医院建设发展客观上起了负面作用。医疗纠纷是客观现象不容回避。对医疗纠纷的成因进行分析，发现和遵循其规律积极主动采取相应措施防范和妥善处理之是十分必要的。现就这些问题我们所作的一些思考及一些做法和体会做一个总结，以资交流。
一、成因及分析
医疗纠纷成因应当说多数是综合因素所致，引起医疗纠纷的因素大致可分为背景因素、医方因素、患方因素。现就这三方面因素浅析如下。
1.1背景因素
背景因素也可称社会环境因素或深层次原因。医疗纠纷不论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背景因素都在其中起作用，也就是说它对医方因素和患方因素都起着作用。
首先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旧的医疗保障不复存在，新的医疗保障确实存在保障不够；二是受保障人群对新的医疗保障（包括商业保险）需要自己出钱构筑认识不足，心理承受力不足。这两个问题都会成为引发医疗纠纷的基础原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保-患”矛盾（基本医疗保险与参保职工的矛盾）转嫁成医-患矛盾，或曰社会机制问题。
其次医疗机构一方面是“福利性的公益事业”受到严重低于成本的价格管制，另一方面又完全“断奶”，同时“被推向市场，要引入竞争机制”；对于“救死扶伤”的不同理解；患者是不是消费者的争论；源自商业经营中“顾客就是上帝”翻版“病人就是上帝”等等所引起的医务人员、病患及家属在思想认识上的不知所从必然在日常的医疗服务活动中有所反应。有些认识上的误区甚至是医疗纠纷的直接起因。
第三部分新闻媒体从自身利益出发不负责任的炒作，误导造成人们在此问题出现的认识误区也是医疗纠纷增多的重要原因。以致在医疗纠纷中患方将“不如何如何我就找媒体给你们曝光”成为威胁医院的口头禅。
再有由于社会变革造成人们心理承受发生问题及部分人对社会不满，转而把医院及医务人员当做“出气筒”和“唐僧肉”的不在少数。“要致富做手术，做了手术扯事故”并非空穴来风。甚至有些病患明说“你们哪么大个医院，给一点算什么吗？”。在一些人心目中只要是国家的就是不吃白不吃的肥肉。
1.2医方因素
医务人员中付出太多、不被人理解是较普遍的情绪，医生反对自己的子女学医做医生的情况非常普遍。医疗纠纷中按患方不满医方因素可分为服务态度问题、价格问题、和医疗效果及管理的问题几方面。细分下来有服务水平低、医务人员缺乏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工作拖拉、对就诊患者漫不经心、上级医师对下级医师的某些问题指正其在某些方面处置不够妥当、病情解释或交代不清、违反医疗常规和制度、后勤保障措施不到位、病案缺陷、医院管理水平不高、记错账、技术水平不高及缺乏经验等。医方因素归结到一条就是未完全遵守国家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技术规范及常规。
1.3患方因素
患方因素导致医疗纠纷的有患者的个体差异而患方对此没有相应认识、因缺乏医学知识对疾病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医疗效果期望值过高、甚至有病人进医院等于进“保险箱”认识误区对医院规章制度理解不准确、有个别医疗纠纷因患者为满足某种需求而提出特别要求引起的、家庭经济或人际关系不良的情绪转移、患者及其家属持有不同心理等因素等。患方因素中不排除少数在其他地方（包括非医疗服务行业）“闹事”尝到甜头故意行为。
二、体会与对策
关于背景因素在引发医疗纠纷所起的作用我们很难有所作为。能做的只有在合适的场合进行微弱呼吁。本来“非典”的发生给了全社会对卫生事业发展道路一个反思的机会，至少对卫生队伍整体的评价能更接近其真实情况。但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多少有利于医院发展的变化出现。因此估计在短时间内医疗纠纷仍会保持上升的趋势。至少不会明显下降。
引发医疗纠纷的患方因素不在我们控制范围。为预防和处理好医疗纠纷我们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体会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处理好与医院发展建设的关系。医院软、硬件建设上去了，技术水平提高，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有成效了，医院发展壮大了能很大程度抵消引发医疗纠纷的背景因素对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的不利影响。
我院在防范和处理医疗纠纷的一些具体作法简介如下，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2.1学习运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全面促进医院管理水平提高
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在概念上有明显的区别，但条例中关于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的原则对预防和处理医疗纠纷起到“底线”的刚性作用。医院在条例实施前用2个月时间组织各级种类医务人员对条例逐字逐句学习、讨论。强化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知道医疗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对照条例中对医疗服务质量监控部门、病案管理部门要求；对病历书写具体要求；对医务人员应告知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的具体要求；对医疗活动中发生了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制度等要求，医院对规章制度全面清理。对医疗活动中与条例规定要求不相适应的工作程序进行调整，从源头上减少医疗纠纷发生的可能。条例立法精神与民法衔接较好，医院在学习条例时特别加入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内容的学习，使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养成保存证据的意识，提高了医务人员自觉遵守规章制度的素养。对部颁的条例配套规章也组织医务人员认真学习。医疗质量监控管理部门严格按照条例要求，认真履行职责，促进医疗服务质量管理的制度化。
2.2加强医疗服务质量重要控制环节管理
我院长期把医疗服务质量管理放在一些重要环节上。首先对接病人最频繁又最容易忽视的挂号室、出入院处、收费处门诊药房、护士站等“窗口部门”加强管理。同时对手术三关、急诊急救病例、以及医院根据工作经验总结的年纪较大、有心肺合并症等八类特殊病人进行重点要求。保证医疗确保质量不出大问题是对医疗纠纷最有效的预防。
2.3每月定期召开临床科主任联席会
会议内容为布置近阶段医疗质量管理重点工作；反馈上一阶段对医疗服务质量监控检查的结果和医疗事故隐患；各科室交流新开展的工作及需要配合的事项；其它需要“关着门”讲的事情。
2.4落实医患沟通制
按卫生部、重庆市卫生局要求将长期以来化解医疗纠纷行之有效的医患有沟通作法制度化。制定了医生、护士接诊新收病人制度，术前谈话制度、重要治疗前谈话签字制度、麻醉医师谈话制度等。在制定上述制度时将多年总结出的能有效减少纠纷的要点作为谈话内容制度化。
2.5抓好病历书写和操作常规培训
重点在低年资医师中反复训练对某项疾病诊断处理的常规工作，使其形成条件反射。强化病历书写中对疾病诊断标准（诊断依据）的撑握在病历中有明确的反应。强化对治疗中用药和治疗方法的依据的病历书写，使年轻医师养成医疗活动是有充分依据并在病历中有反应的习惯。在出院医嘱中强化向病人交待复查、随访并有记录。病情观察要及时记录。这些要求能很大程度的防范医疗纠纷或便于医疗纠纷的处理。
2.6认真处理已发生的医疗纠纷及时总结
对于已发生的医疗纠纷应认真对待妥善处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协商、行政调解、诉讼三个途径处理。其中要克服怕打官司的想法，因为通过鉴定和/或诉讼能够很好地让患方解除许多误会，对于内部医务人员的处理也更有说服力。当然不管哪种处理都要注意总结避免犯同样的的错误。
「关键词民事证据，经验，规则
在民事证据法领域，修订及完善现有的证据规则，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备的证据法律系统，已经成为了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的共识。在进行必要理论准备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已经研究、起草了一些民事证据法草案（民间草案），如中国人民大学陈界融博士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建议稿）、①中国人民大学肖建国副教授和复旦大学章武生教授起草的《民事证据法》（建议稿）、②清华大学张卫平教授、法官学院毕玉谦教授等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建议稿）等。③但是，一些学者对于制定单独的民事证据法仍然持有不同意见，如王利明教授主张将民事证据法的内容放在民法典内，陈桂明教授则主张将民事证据法的内容放在民事诉讼法典内。④在比较上述证据法草案后，我们发现各草案在内容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上述表明，民事证据立法的体例、民事证据法应当具备的内容等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从国外立法例、立法技术等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非常有见地的研究。但作者认为，要澄清上述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证据法的本质属性着手进行分析。在下文中，作者将从经验与证据规则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解决三个问题：（1）证据法是否能够脱离诉讼法单独存在；（2）独立存在的证据法应当具有什么内容；（3）如何平衡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之间的关系。
一、从经验到规则：证据法与诉讼法的分野
何家弘教授认为，现代司法制度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已经实现了从“告知真理”到“发现真理”的转化。⑤这就意味着，现代司法制度对案件事实的发现采用的是“发现”的方法，即通过某种方法来探知发生于既往的事实。我们研究与构建证据法律系统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在司法过程中发现既往事实的方法与制度。
根据哲学理论的一般观点，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这一论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具体到司法制度，在司法过程中，演绎法对于裁判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⑥普遍认为，“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是大陆法系诉讼的主要推理方式。作者认为，“三段论”推理也普遍存在于英美法系的诉讼过程当中。人们一般认为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奉行判例法制度，类比推理才是他们诉讼过程的主要推理方式。事实上，类比推理只是英美法系法官寻找“三段论”大前提的一种推理方式，即他们通过类比推理以及逻辑推理以外的方式，如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所提出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学的方法”少社会学的方法“等，⑦寻找每一个案件所应当适用的法律规则，即寻找”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在此基础上结合庭审认定的事实小前提以作出裁判。因此，用三段论来描述英美法系司法推理的宏观过程是适当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司法推理的区别仅仅在于：
英美法系法官寻找大前提的过程是复杂的，需要通过额外的类比推理甚至一些逻辑推理之外的推理方法，⑧如辨证推理；⑨而大陆法系法官则可以从现存的成文法中轻而易举地找到三段论的大前提，其过程简单得可以被忽略。⑩
在运用演绎法形成裁判的司法过程之内，还存在着演绎法的个别运用。其中，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也借助了演绎法。例如：一般认为，只有债务人才会向债权人写欠条；有一张甲写给乙的，并签署了甲的姓名的欠条；结论是甲为债务人，乙为债权人。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证据本身属于认定案件事实这个演绎过程中的小前提。那么，大前提是什么呢？一般认为，当存在证据规则时，证据规则是大前提，在没有证据规则的情况下，经验法则是大前提。[11]
“经验法则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中通过对客观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的一种理性认识。司法审判上的经验法则是社会日常经验法则的一个必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法官常常根据自身的学识、亲身生活体验或被公众所普遍认知与接受的那些公理经验作为法律逻辑的一种推理定式。”[12]简单说来，经验法则本质上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来源于法官对既往工作、生活经历的总结，体现了法官的价值观，反映了具有时间差异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如：现实的欠条与既往的借贷事实之间的联系，事故现场的刹车痕迹与既往的车辆行使速度之间的联系等。在没有证据规则的情况下，现存的证据与既往的事实之间的连接点就是经验法则。或者说，经验法则是在缺乏证据规则的情况下法官运用演绎法发现案件真实的大前提。
在存在证据规则的情况下，证据规则就是演绎法的大前提了。证据规则实际上也是一种经验。例如，传闻证据规则否定传闻证据的证据能力，是因为经验告诉人们，道听途说的消息往往是不准确的，但又很容易误导听取传闻者，因此为了避免误导，只能将传闻证据拒诸法庭之外。又例如，书证的原件要比复印件具有更强的证明力，是因为经验告诉人们，伪造复印件比伪造原件要容易得多。因此，从本质上讲，证据规则也是一种经验。与经验法则不同的是，作为证据规则的经验是经过司法实践反复检验、屡试不爽的经验，为了指导法官判断证据，立法者将这些经验总结成为法律，从而完成将经验上升为证据规则的过程。
根据哲学理论的一般观点，形成演绎法大前提的方法是归纳法。这个论断在证据演绎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证据演绎的大前提是证据规则或者经验法则。无论是证据规则还是经验法则，都是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经验的总结与归纳。
因此，证据立法的过程是一个从经验到规则的过程，是一个形成证据演绎大前提的归纳过程。而运用证据发现真实的过程则是一个证据演绎的过程，证据规则是这个过程的大前提，而证据则是这个过程的小前提。我们制定证据规则，主要就是要将经过司法实践检验的，能够正确指导法官判断证据的经验上升为规则。[13]
有关证据能力、证明力等的证据规则是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而作为演绎推理大前提的规则，从法律规则的角度看具有实体法的属性。可见，有关证据能力、证明力等的证据规则与诉讼规则相比具有了本质上的差异：前者是实体规则；后者是程序规则。实体规则作为演绎法的大前提，是对社会事物抽象后的一般性判断。这种判断如果要具体到个案当中，则需要服从程序规则的安排。诉讼的实际结果由于诉讼程序或具体程序的差异可以有极大的不同。[14]具体到发现真实的诉讼环节当中，由经验上升而来的证据规则在经过适用后能否实现最大限度接近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对程序安排的依赖性非常强。例如，为了保障作为演绎小前提的证据资料的真实性，必须设计检验证据的宣誓程序、质证程序。又例如，呈现在法庭上的证据资料越多，证据演绎所得出的结论就越接近真实，为了方便当事人发现证据，就必须设计证据开示的程序。归根到底，证据演绎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进行的，与发现真实相关的程序实际上就是对证据演绎过程的安排。
这样一来，与发现真实相关的规则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证据演绎推理大前提的证据实体规则；另外一类则是作为安排证据演绎推理过程的证据程序规则。证据程序规则在诉讼法所营造的司法大空间之内又营造了一个发现真实的小空间，而证据实体规则在这个小空间内指引着法官对证据的判断和当事人对证据的运用。
因此，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既是相互关联的，在性质上又是径渭分明的。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可以相互分离出来，前者可以独立成法，后者可以规定在诉讼法典当中。当然，立法上的分离无法掩盖两者之间的关联，正如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联一样。证据程序规则的设计不应当满足于纯粹的程序正义，其所实现的正义应当是在追求完全程序正义的过程中所实现的不完全程序正义。[15]证据程序安排的结果应当是在追求客观真实的过程中所实现的法律真实。[16]在设计证据程序规则时既要反对“绝对工具论”，[17]又要反对“程序至上论”，[18]在追求程序内在价值的同时必须最大限度地兼顾程序的外在价值，以发现客观真实作为衡量证据程序规则正当性的重要指标。
目前学界内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发现真实是诉讼的主要目标，证据规则是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证据规则从诉讼法中独立出来，诉讼法将便得空洞无物。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就在于没有将与证据相关的规则进行性质划分。将证据规则独立成为证据法，并非将所有与证据相关的规则都从诉讼法中剥离出来，所剥离的仅仅是那些证据实体规则，证据程序规则仍然规定在诉讼法当中。因此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除了性质差别的因素外，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决定了证据规则独立成法的必要性：为了尽可能指导法官判断证据，应当将更多的司法经验上升为证据规则，如果将全部的证据规则都纳入诉讼法典当中，会造成诉讼法典的局部臃肿；作为经验总结的证据规则必然会随着人们对世界认识水平的提高与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发生变化，如果将证据规则纳入诉讼法典当中，为了保持诉讼法典的稳定性，这些变化就不能通过法律的修订工作而及时得到立法体现；在司法实践工作急需证据规则指引的情况下，如果将证据规则的制定纳入工作量巨大的诉讼法典修订工作当中，无法满足现实的立法需要等。[19]这些理由结合上述对证据法属性的分析，决定了证据实体规则应当独立成法。
二、经验的演绎：证据法的应有内容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我们所讲的证据法，是法官判断证据的根据，而非法官运用证据发现真实的程序安排。法官判断证据的规则是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具有实体法的属性。这些规则本质上属于经验，它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得到了检验，从而被立法者上升为法律。因此，制定证据法的过程主要是从经验到规则的归纳过程，而运用证据法的过程则是一个证据演绎的过程。
事实上，目前一些由学者起草的民间证据法草案并没有区分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而是将与使用证据发现真实这个过程相关的一切规则都纳入到证据法当中。例如，由肖建国副教授与章武生教授共同起草的《民事证据法》（建议稿）就是按照在诉讼中运用证据发现真实的实际进程来安排内容的：首先规定举证责任的分配；然后规定书证、物证、人证、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等各种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以及运用这些证据进行证明的程序；最后再规定证据保全的程序。又如由张卫平教授、毕玉谦教授等学者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征求意见稿），当中也包含有大量程序规则，如第三章“审前程序的证据调查”、第四章“庭审程序中的证据动作”等，均主要涉及到运用证据的程序。
将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一并纳入独立的证据法当中的做法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毕竟证据演绎是发生在诉讼过程当中的，证据演绎的过程需要依靠程序的安排，证据的程序规则与实体规则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但是，这种做法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l）正如许多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将与证据有关的所有规则都独立成法，实际上是掏空了诉讼法典，诉讼法典将因为独立证据法的存在而变得空洞无物。（2）证据程序规则所营造的发现真实的小空间是存在于诉讼法所营造的司法空间之内的，如果将证据程序规则与诉讼法相分离，两者之间很可能出现不兼容的情况。
归根结底，规则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证据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应当分别存在于不同的法典当中，前者存在于证据法典当中，而后者存在于诉讼法典当中。证据的实体规则是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我们在制订证据法时，应当将证据演绎推理的有关大前提纳入证据法当中。也就是说，证据规则的主要内容是由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组成的。
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究竟包括什么呢？我们可以将证据演绎的过程从诉讼程序中独立出来考虑这个问题。简单说来，证据判断是一个从证据资料到证据再到事实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由若干个演绎步骤构成的：
第一步：从证据资料到证据。这个过程主要考量证据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能否从证据资料转化为证据。证据能力规则（或者说证据能力排除规则）应当是这个演绎过程的大前提，而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资料则是这个演绎过程的小前提。虽然大陆法系国家基于自由心证的原因对证明能力的规定比较少，但证明能力规则还是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当中（最常见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当中，证明能力规则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国的证据法应当首先规定证据能力的规则。
第二步：从证据到事实。这个过程又是经过如下演绎过程实现的。首先，法官依据证明力规则或者经验法则判断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在这个过程中，上一个阶段的结论“证据”成为了小前提。这个阶段演绎的大前提是证明力规则或者经验法则。而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则是演绎的结论。作为演绎的大前提，证明力规则也应当成为证据法的内容。在得出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达到何种程度的结论之后，这种结论又会成为下一个演绎阶段的小前提。在下一个阶段中，需要得出证明的最终结论，即有关证据是否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在这个阶段中，演绎的大前提是证明标准，小前提是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如果证据与事实的关联程度超过了证明标准的要求，则结论为待证事实得到了证明，反之则待证事实无法得到证明。作为最后一个演绎阶段的大前提，证明标准也应当规定在证据法当中。
第三步：有关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责任作为一种“风险”，并不会在所有案件中直接发挥作用。[20]如果通过第一步与第二步的演绎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的结论，则运用证明责任规则进行第三步演绎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但如果经过第一步与第二步演绎之后，有关重要事实仍然不能被认定，则需要以证明责任规则作为大前提进行第三步演绎。[21]在这个阶段的演绎过程中，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大前提，小前提为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事实的属性，结论是证明责任应当由某方当事人承担，且该当事人应当承担不利的裁判后果。因此，从理论上讲，作为这一演绎阶段大前提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也应当规定在证据法当中。尽管罗森贝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本身也存在许多缺陷，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指引证明责任分配的“最不坏”的学说。法律要件分类说本身以实体法规则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基础，与实体法规范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民法中规定具体情况下证明责任的分配比较合适。在证据法中应当规定与证明责任分配相关的问题：一是当运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证明责任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时，应当如何分配证明责任，即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具体情形。二是当运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证明责任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同时这类案件又没有被纳入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时，法官应当根据何种原则，如何具体地分配证明责任，以实现实质上的公平。换言之，证据法当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应当是民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的补充。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将证据演绎过程中若干环节的大前提纳入证据法当中，它们包括：证据能力规则、证明力规则、证明标准规则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为了与上述内容相配套，我们也应当将证据的种类、证明对象（包括面证事实）等的内容规定在证据法当中。
证据法的上述内容大部分是经验的总结。例如，在证据能力规则中，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是根据道听途说之内容不可靠的经验上升而来。又如，在证明力规则中，书证原件的证明力高于书证复印件的规则来源于伪造复印件要比伪造原件容易的经验。当然，除了经验之外，其他因素对于证据规则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尤其是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中，除了从经验上考虑到当事人接近证据程度的实际情况之外，还包含了一定的社会价值考量。例如，在医疗过错侵权赔偿诉讼中之所以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除了病人无法清楚了解治疗过程的司法经验外，还包含了保护弱者的价值考量，也体现了国家提供医疗水平，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基本政策。三、规则下的经验：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的平衡
证据规则与经验法则都是证据演绎的大前提。虽然证据规则与经验法则从本质上讲都是经验，但对法官的约束力是不一样的。经验法则是存在于法官心中的经验，可以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证据规则是由立法机关从经验上升而成的规则，在一般情况下法官都应当严格适用，对法官判断证据有比较严格的约束力。因此，在证据法中，证据规则的数量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有着直接的影响。证据规则越多，以经验法则作为证据演绎大前提的情形就越少，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就越小；反之则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就越大。
因此，在证据法中应当规定适当数量的证据规则，既不能束缚法官的经验与智慧，也不能因过度放任而造成法官的态意裁判。在上文中，笔者已经总结了证据演绎过程中的若干大前提，它们是：证据能力规则、证据力规则、证明标准规则与证明责任规则。下面，笔者将针对这些大前提分别探讨在各种规则之下应当如何平衡证据规则与法官的自由裁量。
我们先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角度来分析上述问题。与其它证据规则相比，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更能体现证据规则的经验属性。从本质上讲，经验是无穷的，因为经验是人类在长期探索外界世界过程中的知识积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人们会不断积累新经验并不断淘汰不合时宜的老经验。因此，人类大脑中的经验仓库应当是开放性的。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彻底束缚法官主观能动性的法定证据主义是不科学的，必然遭到时代的抛弃。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定证据主义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首先，它将司法活动中运用证据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使那些反映证明活动一般规律的经验成为证据规则而得到普遍适用。其次，它使证据的运用整齐划一，保证了在证据问题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次，它还可以防止法官滥用权力。[22]上述合理因素使得以自由心证为证据制度显著特征的大陆法系在当代仍无法完全抛弃有关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规则。例如，在《法国民法典》的亲属法当中，法律对证据方法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在财产法方面，依待证事实是法律行为还是法律事件作出不同规定，对法律行为中超过一定金额的合同原则上只能以书证作为其证据方法，对事件则允许用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23]又如，《苏俄民法典》第44条第2款规定：“公民之间发生的金额在100卢布以上的法律行为必须用书面形式实施”，并在46条中规定：“不遵守法律所要求的普遍的书面形式，当事人在发生争议时则无权引证证人证言证实法律行为……。”此外，日本著名学者三月章认为：“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常以某种经验法则为大前提，自由心证主义将何为经验法则的判断委任于法官。可见其基础是对法官的信任。反之，法定证据主义则预先对何为经验法则加以规定，法官须据此行事，以防止法官擅断性判断。可见，其出发点是对法官的不信任。”[24]〔我国法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多规定一些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证据规则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数量与一国法官的素质有重要的关系。因此，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基于经验的无限性与发展性，应当以自由心证作为判断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主要方式，同时也基于法定证据主义的合理因素与我国法官素质的现状，应当在证据制度当中规定合理数量的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
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究竟应当规定多少，规定哪些内容比较合适呢？有学者认为，我国在制订证据能力规则时应当采用法定证据制度，制定比较详尽的证据能力规则，从源头上保障证据的质量，而在制订证明力规则时采用自由心证制度，以充分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2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免过于抽象。在制订证据法时，我们应当针对各种证据方法的特点来决定成文规则在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当中的比例。以下分别以人证与书证为例提出笔者的思路：
人证分为一般人证与专家人证。前者是通过普通证人（区别于专家证人）陈述其亲身经历所感知的事实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方法；后者是依靠专家证人的知识、经验、技能、培训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而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方法。[26]在一般人证中，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重点规定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因为证人证言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证言的来源，即证言是否来源于证人的亲身经历，证人所陈述的内容是否是其亲身经历所感知的事实。一旦确保了上述两点，法律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作出预先设定，对证人证言证明力的检验只能依靠法庭询问。法律只会，也只能够对法庭询问的形式作出规定，无法具体规定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因此，有关一般人证的证据规则应当重点规定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规则。根据英美法系的立法经验，主要包括传闻规则与意见规则。当然，对于一般人证也可以设定一些证明力规则，主要是根据社会人际关系经验所设定的证明力比较规则，如亲属证人证言与一般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孰高孰低。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证明力规则对于法官应当只具有参考作用，而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在专家人证中，专家证言的证据能力应当主要考察专家的资格。因为专家证人之所以能够对专门性问题发表结论性意见，是因为专家证人具有了常人所不具备的知识、经验与技能。由于专家证言（或者专家意见）涉及到专业问题，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法官与当事人很难检验专家证言的证明力，因此，很有必要为法官判断专家证言的证明力提供相应的参考标准。例如，美国联邦法院通过“Daubertv.MerrellDowPharmaceuticals.Inc.”一案，[27]确立了检验专家证言证明力的所谓“Daubert规则”。该规则规定，对专家证言证明力的检验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l）形成专家证言所依靠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是否建立在可检验的假设之上；（2）形成专家证言所使用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是否与现有的专业出版物当中记载的原理相同；（3）有关理论的已知的或者潜在错误率以及该理论现存的研究标准；（4）指导相关理论的方法论及研究方法为相关科学团体所接受的程度。[28]笔者认为，为了方便法官判断专家证言（在我国表现为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应当在证据法中多规定一些有关专家证言证明力的判断标准。此外，为了防止法官对专家意见的过度信任，在证据法中还必须规定专家证据不得具有预设证明力的规则。[29]
在书证中，书证的内容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出现在法庭之上。载体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就确定了书证的证明力，例如公证文书的证明力一般高于一般文书，文书原件的证明力一般高于文书复印件的证明力。通过载体形式的比较，法官比较容易对书证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不易受到证明力低下的书证的影响。而且，立法者也比较容易在证据法中根据载体的形式来规定各种载体证明力的大小。因此，有关书证的证据规则应当重点放在证明力之上，没有必要过多地规定证据能力，将一些有可能具有证据价值的书证资料排除在法庭之外。
综上所述，我们不应当笼统地讲应当多规定一些证据能力规则，少规定一些证明力规则，或者多规定一些证明力规则，少规定一些证据能力规则，而应当根据不同证据方法的不同特性来设置证据规则。我们应当把握以下标准：如果有关证据方法很可能误导法官的判断[30]，而且很难对其证明力以成文法的形式预先设定，那么在证据法中就应当多规定一些证据能力的规则。反之，立法的重点应当放在证明力判断方向的指引与证明力大小比较的指引之上。
在证据能力与证据力规则之外，应当让法官依据经验法则作为证据演绎的大前提，利用法官的经验，充分发挥法官的聪明才智。为了鼓励法官运用经验，可以考虑在证据法的总则部分对经验法则的概念与作用作出明确规定。
同时，值得强调的是，既然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本质为经验，而经验的仓库又是开放性的，我们应当适时地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规则进行更新。这种更新表现为法律的修订。在这个过程中，身处司法实践第一线的法院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美国，传闻证据的排除是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总结出了许多传闻证据排除的例外情况，例如，美国纽约州法院就总结出了“兴奋性陈述”（excitedstatement）等类型的例外情况。[31]对证据规则的修正与补充要么以判例的形式实现，要么以成文法修订的形式实现。在我国，我们也必须肯定法院在形成证据规则方面的作用。在目前法院严格适用法律的司法体制下，尚无形成判例法的可能，法院对证据规则的补充应当主要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实现。[32]在将来，应当考虑建立判例法制度，为有益经验的补充与过时经验的删除提供一个畅通渠道。
再看证明标准规则。证明标准是衡量证明责任是否完成的标准。通常认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是占优势盖然性。在各类专业著作、教科书中，许多作者习惯用比例的形式来表达何谓“占优势盖然性”（如许多人认为超过50%即为占优势盖然性）。事实上，证明标准只是立法对法官判断证据的一种指引。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的描述，证明标准实在无法用比例来描述。因此在证据法中，只需要用适当的条文将证明标准概括出来就可以了，至于什么情况下算是达到了有关证明标准，还是应当由法官自行决定。换言之，证据法中的证明标准规则只具有指引功能。
最后，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从理论上讲，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在事实认定的最后阶段发生作用的，是法官在穷尽一切法定手段之后，待证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基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对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的牵动[33]，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际上在证明活动之初就开始发生作用。因此，为了有效指引当事人的证明活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应当是明确的。基于上述原因，尽管罗森贝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存在着种种瑕疵，但该学说易于操作、对当事人具有较强指引功能的特点使得该学说始终为大陆法系各国所青睐。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以成文法的形式预先规定证明责任的分配会过于机械，在许多情况下对规则的严格适用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尽管证据规则会以成文法的形式列举一些倒置举证的情况，但成文法终究无法穷尽客观存在的一切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给予法官在成文规则之下的自由裁量权。一般认为，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分配证明责任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其一，法官直接决定个案当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在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没有统一的标准。美国证据法学家wigmore认为，在实务中没有统一的分配规则，在理论上也不应当有统一的分配规则。其理由是，每个案件各不相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主要是经验上的事项（matterofexPerienc.），应当基于公平分配证明责任。[34]基于上述证明责任应当具有指引功能的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但是，这种观点也指出了证明责任分配成文规则过于机械性的缺陷。因此，我们可以将法官根据个案情况决定证明责任分配作为成文规则的补充。在有关案件缺乏证明责任分配的成文规则，或者根据成文规则将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时，应当允许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分配证明责任。根据美国学者的总结，法官根据个案情况具体分配证明责任所考量的主要因素包括：（l）政策（policy）；（2）公平（fairness）；（3）证据所待（possessionofproof）或证据距离；（4）方便（convenience）；（5）盖然性（pro、a、ility）；（6）经验规则（ordinaryhumanexpe-rienc.）；（7）请求变更现状的当事人理应承担证明责任，等等。[3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该规定事实上承认了我国法官在一定情况下直接决定证明责任分配的权力。在日后，应当进一步研究法官在具体分配证明责任时作出具体判断的过程。上述美国学者所总结的各种因素值得我们参考。
其二，法官通过事实上的推定以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所谓推定，是指根据一个前提事实A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事实B，在诉讼上利用推定，当事人可以将较难证明的证明对象B置换为较易证明的证明对象A.如果这种推定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称为法律上的推定；如果这种推定仅仅是法官依职权作出的，则称为事实上的推定。法律上的推定，由于前提事实与结论事实之间的联系是不可的，实际上起到转移证明责任的效果；[37]事实上的推定[38]，由于前提事实与结论事实之间的联系没有固定化，不能起到转移证明责任的效果，但可以起到减轻证明责任的效果。[39]运用推定，尤其是运用事实上的推定，可以使我们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灵活起来。例如，警察身着制服检查车辆可推定为执行公务，饭店菜碟里面出现了苍蝇可推定饭店厨房卫生差等。证据法应当有灵活的推定制度，法官应当敢于、善于运用推定制度。在运用推定的过程中，法官应当不断加入新获得的社会经验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我们的证据法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使诉讼事实的认定更接近真实，使我们的裁判结果更具有正当性。
对非数学或者经济学专业的人士来说,统计学是陌生的;对我国研习法学或者刑事司法的人士来说,统计学更是一门枯燥而且令人望而生畏的学问。但是,统计学是很有用的。客观世界中有许多令人不解的现象,对这些现象的解答绝大多数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处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要揭示这些“灰色地带”的规律,非统计学莫属。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的侦查学教育甚至侦查学研究中都几乎找不到统计学的身影,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侦查学的发展,使侦查学教育长期徘徊在经验传授的低水平层次上,使侦查学无法摆脱“技艺”的身份而难以跻身于真正的学问之林。为了使人们认识到统计学在侦查学教育中的必要性,本文从正面讨论统计学对侦查学意义的同时,亦从反面分析了统计学缺位给侦查学教育带来的后果,从而论证了在侦查学教育中开设统计学这一课程的必要性。
一、统计学对侦查学的意义
事实上,在我国,统计学对侦查学的意义远被低估了,因为我国侦查学者没有真正认识到统计学能够为侦查学做些什么,当然也就不知道统计学对侦查学的意义。时至今日,我国侦查学界的研究成果中,能够找到熟练运用统计学的简直是凤毛麟角。侦查学研究者们的知识库中,能够找到统计学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便是我们没有认识到统计学对侦查学的意义的有力证据。那么统计学对侦查学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更为直白地说,统计学能为侦查学做些什么呢?
(一)统计学能够帮助侦查学较为精确地揭示各类犯罪的特点
和犯罪学一样,侦查学也要研究各种犯罪类型的特点。只不过,二者的研究角度是不同的。犯罪学研究犯罪特点的目的在于预防和改造犯罪人,它反映的是犯罪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而侦查学研究犯罪特点的目的在于发现和证明具体的犯罪事件,因此,侦查学中的犯罪特点反映的是犯罪人在具体环境中的行为方式以及这些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比如,犯罪人的职业习惯、教育水平、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等等因素是犯罪学和侦查学都要关心的问题。然而,犯罪学只关心这些因素的差异是如何导致犯罪人犯罪的,又如何利用这些因素来预防、惩罚和改造犯罪人;而侦查学则要追问这些因素如何通过犯罪现场、犯罪痕迹、犯罪遗留物、目击证人、被害人等途径反映出来,又如何通过这些途径来识别这些因素,从而最终识别犯罪人,建立特定犯罪人和犯罪事件的关联。当然,应该承认,这些差异在侦查学著作中表现得也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但是,无论如何,侦查学是要研究各类犯罪的特点是没有疑问的。要研究各类犯罪表现出来的行为特点或犯罪行为改变环境表现出来的特点,统计学在其中大有可为。还是拿犯罪人的职业习惯、教育水平、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等等因素来说,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犯罪现场或者其他途径反映出来?对此问题,侦查学著作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解答。但让人遗憾的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常常不能让人满意;因为缺少统计学这一工具,我们无法准确得知犯罪人的这些个人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犯罪类型、犯罪手法,这些个人特征各自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特定途径表现出来,是否有些因素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是否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和作用也要影响具体的犯罪行为本身?我们习惯的方法是通过与侦查实务人员的经验交流,通过案例的总结,根据个人生活经验想当然地“反思”,对这些问题进行简单化处理;到头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我们的著作中始终是一片混沌。反之,如果我们吸取社会学发展的经验,对每个因素在犯罪中的反映程度、反映方式,以及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反映程度、反映方式等问题进行统计分析,对前面提出的这些问题相信会有一个准确的回答,而且还可能会有让人意外的发现。
(二)统计学能够帮助侦查学准确评价侦查方法和策略
特定类型的案件的特定侦查方法、策略是什么?这些方法、策略的效度(effectiveness)、效益(efficien-cy)及正当性(justifiableness)如何?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这些方法、策略是否发生了改变?发生了多大改变?这些侦查方法、策略在多大程度上打了法律的球?公众、其他司法机关、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对有违法嫌疑的方法、策略有多大的容忍度?这些问题在我国侦查学著作中几乎是没有答案的,即使有,得出答案的过程也是非常草率的。然而,如果我们应用了统计学这一工具来进行研究,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就会发现不同的侦查策略和方法,侦查学著作中就再也不会有所有案件的侦查方法大同小异的现象。如果我们对方法、策略在特定类型案件中的效度、效益和正当性进行了统计分析,就会减少侦查实践中侦查方法、策略的设计与运用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也会促使侦查学界、诉讼法学界、侦查实务界就某些侦查方法和策略正当性这一问题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应用统计分析的工具,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侦查方法、策略的效度、效益及正当性的问题都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也在发生变化,对变化的程度、导致变化的因素都会有一个全面而准确的认识。总之,统计学可以帮助侦查学较为准确地评价侦查策略。实际上,将统计学应用于侦查策略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了成功的范例,而这一成功范例是由侦查心理学家提供的。讯问策略和技术的评估,是国外侦查心理学家们长期研究的侦查策略问题。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侦查讯问手册中,Inbau等人竭力推荐在讯问中使用“里德讯问技巧(ReidTech-nique)”,这项技巧是由Inbau和Reid二人于1962年提出的,技巧分为九个步骤[1]:直接正面接触;帮助犯罪嫌人找到借口;对否认和抵赖的操控;平息异议;抓住并维持嫌疑人的注意力;控制嫌疑人的消极情绪;换一种形式提问;使嫌疑人口头交代犯罪的各个细节;将口头供述转化为书面供述。这项“里德讯问技巧”也是无数审讯人员的经验总结,而且这项技巧一直以来用于培训美国的审讯人员,而且还一直为一些学者所引用。然而,有的侦查心理学专家对这项技术也有疑问:和强制程度较低的讯问技巧(里德讯问技巧具有较大的强制性)相比,运用里德讯问技术能获得更多的供述吗?使用雷德讯问技巧导致的虚假供述所占的比例是多大?[2]这些问题显然是对里德讯问技巧的评估。而且,很明显,单纯从侦查人员的经验感知出发,很难对这两个问题有准确的答案,而且即使有答案,也只是凭个人感觉而得出的想当然的结论。经过侦查心理学专家们的研究发现,即使是犯罪嫌疑人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都有可能说自己有罪,冰岛和北爱尔兰的研究分别显示20%和22%的犯罪嫌疑人都会如此[3];而Leo等人认为讯问成功的策略以及在讯问中成功使用的几率如下[4]:诉诸犯罪嫌疑人的道德良心(97%);发现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矛盾(91%);“夸奖”(91%);为犯罪行为提供伦理和心理上的“正当”理由(90%)。从冰岛、北爱尔兰以及Leo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些研究成果都对“里德讯问技巧”提出的疑问进行了间接回答。而且,从上可以看出,对这些疑问的回答,依靠了统计学这一工具。可见,对侦查方法、策略的评估研究是应当应用统计学的,而如果引入统计学这一工具,将把我国侦查学中侦查方法、策略的研究引入一个崭新的阶段。#p#分页标题#e#
(三)统计学能够为侦查学建立证据的科学评估体系
目前,我国的侦查实践中,对证据的评估完全是一种“跟着感觉走”的状态,规范性和科学性很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的侦查学没有为侦查实践提供一个科学的证据评估体系。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侦查学著作描述的多是对证据资格而非证明力的评估,对证明力也多是定性评估而非定量评估。然而,在侦查实践中,证据资格评估和证明力评估是同等重要的;定性评估虽然不可少,但定量评估更有说服力。然而,要在侦查学中建立一个能够定量评估证据证明力的方法体系,是离不开统计学的。在侦查中评估证据的证明力,要同时考虑肯定、否定两个方面的情况。单纯考虑某一证据可以确证或者可以否证某一犯罪事件或者犯罪事件中的某一要素,都是不科学的。客观地说,任何一个证据对某一犯罪事件或者犯罪事件中的某一要素,既有确证能力又有否证能力,只是能力的强弱不同而已。而且,犯罪嫌疑人没有最后定罪之前,证据对犯罪事件的确证和否证都实际上是一种假设。是否要选取某一证据,就要将证据对犯罪事件的确证假说和否证假说进行一番量化对比,然后根据量化标准来选取证据。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将证据标记为E,证据的确证假设标记为Hp,证据的否证假设记为Hd;那么,证据支持确证假设的概率可以表示为p(E|Hp),而证据支持否证假设的概率可以表示为p(E|Hd)。而要比较这两个概率的大小,同时用于决定是否选取证据,则要引入一个概念,即概率比(LikelihoodRatio,LR)。这个概率比等于证据支持确证假设概率p(E|Hp)除以证据支持否证假设概率p(E|Hd):LR=p(E|Hd)[5]可见,若证据支持确证假设的概率越大,则概率比值越大;若证据支持否证假设概率的概率越大,则概率比值越小。假如,经统计分析发现,犯罪现场找到的某一枚弹头由某一枪支发射的概率为80%,而并非由这一枪支发射的概率为10%,则两个概率的比值为LR=80%/10%=8。那么,这个概率比值要达到多大才能作为证据呢?经过研究发现,可以将这些比值用自然语言划定等级,用于帮助选取或者排除证据。表1列出了与LR等值的自然语言。当然,侦查实践中远比这上面的情况复杂得多:首先,证据可能会很多,其次,证据的两个概率值不易获得。对于证据很多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只需将前面的LR公式推广就行了(由于推广的过程有些繁琐,兹不赘述);对于证据的两个概率值的问题,诚然,并非所有证据的概率都容易量化,但可以肯定的是,侦查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证据的概率值是可以量化的。所以,这一评估证据的方法体系,可以应用到侦查学中去,当然这一方法的实质还是统计学。其实,类似的方法早已在国外的法庭科学实践中运用了。总之,在侦查学中,统计学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我国侦查学研究者中具有统计学知识背景的人却少之又少,导致侦查学研究很少运用统计学。之所以如此,很大成程度上是由我国侦查学教育中统计学缺位造成的。
二、统计学课程缺位给侦查学教育带来的后果
据Robertson和Fields二人于1986年对美国大学刑事司法专业开设统计学课程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四年制本科刑事司法专业都必修统计学这一门课程[7]。这还只是1986年调查显示的结果,现在开设统计学的范围应该更加广泛了。而相反,只要了解一下国内数十所警察、政法院校侦查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情况,我们就会发现,侦查专业的教学计划中是没有统计学这一门课程的。那么,统计学课程在侦查学教学中的缺位,到底带来了什么不良后果呢?
(一)使侦查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很不合理
侦查实践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侦查人员需要有广泛的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知识,还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才能胜任现代社会的犯罪侦查工作。因此,侦查学教育应该坚持通识教育的理念,在通识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侦查专业课程的设置应当坚持科技与人文并重、理论与实务并重的格局。然而,实际情况是,不管是警察院校还是政法院校的侦查学专业,其课程设置以人文学科为主,缺少科学技术学科;并且,侦查学教育长期重实践、重应用,因此侦查课程设置也是重实务、轻理论。在这种课程设置的框架之下,是没有统计学这一课程的,似乎也不需要有这门课程。然而,由于没有设置统计学这一工具,使侦查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表现出不合理的特点:人文学科知识比重大而科学技术学科比重小;实务经验比重大而理论比重小。因为,只有开设了统计学这门课程,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才容易为侦查学专业的学生所接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都必须要运用统计学这一工具,而如果没有这一工具,学生对任何自然科学技术都不可能深入学习、研究下去;这样一来,在侦查学专业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将成为空谈。此外,由于缺少统计学知识,学生便缺少了一项研究社会的工具,对侦查实践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只能停留于侦查实务人士的工作经验总结这一水平上,根本无法利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工具,从而展开有计划、有条理的、系统的侦查学理论探索;这样的结果便是,实务经验的价值被无限拔高,而理论思考和探索的价值被无限贬低。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培养侦查学专业的学生的科学精神所造成的,而科学精神的培养,少了统计学是不可能的。此外,由于缺少统计学的训练,在侦查实践中,侦查专业人员常常不知道利用统计学工具来分析侦查实践中的问题,也不知道使用统计学工具来对具体案件中的证据进行科学评估。
(二)使侦查学研究长期处于“缺少问题”的状态
科学哲学认为,科学探索开始于问题。[8]也就是说,科学的发展是因为人们对自然、社会等等现象有疑问,而又有力图解决疑问的强烈冲动,因而才有人花费无数的精力、财力和时间来进行科学探索。可见,提出问题在科学中的地位是无比重要的,而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意识就是问题意识;而如果有无数的问题需要某一门科学解决,那么这门科学将获得无穷的发展动力,这门科学的发展前途将无限宽广。我国的侦查学研究却处于“缺少问题”的状态。我们经常可以听见从事侦查学研究的人士感叹:侦查学的问题太少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且不说侦查学的概念体系需要厘清,学科体系需要完善,基础理论需要完善和深化;就侦查实践来说,亦有无穷无尽的问题需要侦查学研究者去研究、去解决。然而,人们为什么要感叹侦查学“缺少问题”呢?道理很简单,缺少发现问题的工具,而统计学则是一个发现问题的工具。侦查实务人士最关心的是具体工作目标怎么达成,如何清除阻碍工作目标实现的因素。对这些问题,侦查学界常常没有一个好的答案,其原因在于没有从这些表面问题看到更深入的问题,当然不会有好的答案。而要从表面问题看到更深刻的问题,没有统计学这一工具是不行的;因为统计学可以将十分庞杂的社会调查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和解释,“统计学能使我们从资料中发现行为模式、设计有效的研究计划、对大量信息进行简化描述”。[9]然而,我们的侦查学教学计划中却没有统计学这门课程,而这样培养出来的侦查学研究者当然也没有统计学知识,那么在研究中当然也就无法应用这一研究工具;因此,我国当今的侦查学研究者除了只能进行一下概念上的分析、观念上的推演外,只能充当侦查实务人员的传声筒,根本无法对侦查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科学、独立的研究;这样一来,侦查学研究怎么会有“问题”呢?没有“问题”的科学是没有前途的科学,我国的侦查学要找到自己的“问题”,得利用统计学。而侦查学要利用统计学,则需要有懂统计学的研究者,而懂统计学的侦查学研究者则绝大多数来自于学过统计学课程的学生。因此,在侦查学教育中开设统计学课程可以造就懂统计学的侦查学研究者,可以帮助侦查学找到“问题”,从而推动侦查学的发展。#p#分页标题#e#
(三)使我国侦查学研究者长期无法与国外同行进行有效对话
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式这一概念,他指出“‘范式’就是彼此纠缠的、复杂的理论信念和方法信念体系,它指导人们(在科学研究中)进行选择、评估、批评”。[10]同样,侦查学也有研究范式。我国侦查学的研究范式是借助自然语言对现象的描述进行观念推演,而推演的过程和结论缺乏精度。而国外的同行进行的刑事司法研究(包括侦查学在内),深受西方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影响(从单纯观念推演转换到观念推演与定量研究并重),一定程度实现了定量化研究。这主要体现在研究中大量利用统计学工具来获取、分析、解释资料。现在,国外的刑事司法学者(其中包括侦查学研究者)出版的论文、著作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大多数公开发表的研究实际上都是定量化了的,而且还要求用统计学方法分析资料”;[11]而查阅包括犯罪侦查在内的刑事司法文献的学人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如果不怎么熟悉统计学,就几乎不可能读懂绝大多数公开发表的刑事司法文献和社会科学文献”。[12]然而,不熟悉统计学,正是我国侦查学研究者的“软肋”。于是,我国侦查学研究者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对话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国外同行不习惯我们的研究范式,认为我们的研究缺乏科学方法和科学依据;而国内学者只能知道国外同行对侦查实践中某一问题的研究结论,根本无能力对研究方法进行评估。这样一来,我国的侦查学研究无法介绍给国外同行;同时,我们也只能被动接受国外同行的研究结论,结论是对是错,根本无力进行评估。显然,这是一个让人无奈的对话过程。这样的对话并没有使双方真正了解对方,是一种无效的对话。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侦查学研究者没有受过统计学训练所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同样可以追溯到侦查学教育中统计学的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