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2 02: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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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是《植物检疫条例》等法律法规赋予各级植物检疫机构的重要行政执法工作,在防止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传播蔓延,保护农业、林业生产安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近年来,境外有害生物入侵我国的事件时有发生,有害生物在国内地区间传播扩散的风险也日益加大,植物检疫执法显得越发重要和紧迫[2]。然而当前植物检疫执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与当前对植物检疫执法的迫切需要不相符合,现以扬州为例,就植物检疫执法现状浅谈如下。
1当前植物检疫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植检人员数量不足,执法强度不够
现阶段扬州市各县(市、区)植物检疫人员多的4～5人,少的2～3人,有的仅有1人,植物检疫人员基本是以病虫测报人员兼职为主,有些植检员因工作调动已离开植检岗位,在岗人员既要负责本地区农作物病虫草测报与防治,又要负责植物检疫执法,往往一到农作物常规病虫草测报与防治关键时期,植检人员就要全身心的投入到测报与防治工作中,难以兼顾植物检疫执法。近年来,扬州市繁育种基地面积逐年加大,已达4667～5333hm2,加之要开展农业重大有害生物阻截带建设,布点广,防控对象多,关键时刻显得人手不足,精力跟不上,日常工作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很少有时间去各种子经营门市进行执法检查。
1.2植检人员身份尴尬
多年来,由于植检人员名义上是专职植检员,实际上大多数是植保站的专业技术人员,更多的是以农作物病虫测报与防治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因此,植检执法长期以来,没有象工商、公安、质监等行政执法部门那样众人皆知;而且植物检疫人员是事业编制性质,不是国家公务人员,在执法时没有强有力的行政支持,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
1.3执法手段落后
一是调查鉴别方法落后。植物检疫执法开展有害生物调查时,靠手查眼看,凭经验,遇到可疑对象不能准确判定时,就送到上级植物检疫部门或者高校、科研院所请专家鉴别。产地检疫、调运检疫和重大有害生物阻截带建设通常是要检查出本地没有发生过的有害生物,植检员靠书本抽象介绍来鉴别往往比较困难。二是办公条件落后。没有执法检查专用车,去种苗繁育基地执法,往往是乘公交或打的士,或是乘坐繁种单位的车子,工作效率低。
1.4执法漏洞大
一是套用产地检疫证号。繁种单位大量种子放在外地繁育,在扬州市只有少量的繁种面积,把外地种子调回来后,套用扬州市发放的产地检疫合格证号上市场。二是调出种子不开植物检疫证书。随着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快递公司如春笋般涌现,邮政、铁路部门调运植物及植物产品时需要植物检疫证书,而这些快递公司则不需要。三是不开具调运检疫要求书。调种单位调入种子前不向植检部门提出申请,种子调入后,不向当地植检机构寄送植物检疫证书。植检机构出具植物检疫证书时通常会让货主把一份证书寄给调入地植检机构,而货主往往又不去寄。随着农作物种子市场的放开,经营单位网点的增多,扬州市每年都有大量的种子调入,但植保站一年收不到几份调入的植物检疫证书,这样就不知道外来种子的来路和去向,给当地有害生物的发生增添了风险,给监控增加了难度。四是调种单位办理植物检疫证书时信息不全。有些单位来植检机构办理调运检疫证书时信息不全,有时有收货单位没有单位地址,或者没有联系人、联系电话等信息,来办理植物检疫证书的单位通常是比较固定的几个单位和人员,植检机构办事人员往往碍于人情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也给办理了证书,这给以后对调出种子的追踪带来极大不便。
2发展对策
2.1开展联合执法
在植检执法人员少而现阶段增加人员又较困难的情况下,可在一个地级市范围内将各县(市、区)植物检疫员集中起来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以达到以下几方面的目的:一是增加执法力量,体现植检执法的严肃性。通过联合执法避免有些县(市、区)植检员少,田间调查的范围、面积不足,从而给种子(苗)繁育单位造成植物检疫执法是形式主义、走过场的感觉。同时由于执法力量的增加,田间有害生物调查的面积得到了保障,有害生物查漏的机率大大减少。二是相互监督,避免人情关系。联合执法实际上也是异地执法,避免本地执法时,由于人情关系让一些育种单位有弄虚作假的机会,比如育种单位有多大面积繁种田、多少个品种,联合执法时当场查证,相互监督[3]。
2.2改进执法手段
一是要完善管理方式。通过先进的执法手段来加强执法的严肃性,避免人情关系。例如充分利用“全国植物检疫远程管理平台”的现有功能;开植物检疫证书时,日期由电脑自动生成,避免一些单位事先不开证,而被调入方植检部门查到时才到调出地补证把日期提前的虚假现象发生。发放产地检疫合格证号时,将合格种子数量输入电脑,开植物检疫证书时,每次调出的种子数量自动从合格种子数量中减去,一旦调出种子数量超过合格种子数量,植物检疫证书将不能生成,这样就避免了一些单位在当地繁殖少量的种子骗取产地检疫合格证号,而将大量在外地生产未经检疫的种子上市销售。同时将全国各地植物检疫机构的地址存入“全国植物检疫远程管理平台”,调出地签发好植物检疫证书后,直接通过平台上的地址发送到调入地的植物检疫机构,避免了植物检疫证书邮寄的麻烦,便捷了信息交流沟通。将全国的和各省补充的植物检疫对象公布在“全国植物检疫远程管理平台”上,或者在电脑上一输入调入地县市名称就自动显示出该地检疫对象名单,这样办理植物检疫要求书,对调入地的检疫对象一目了然,就能确认种子能否调入该地。二是增加投入,添置必要的仪器设备。基层植疫单位要配备必要的仪器设备,给有害生物识别提供方便。给植检员配备GPS,在产地检疫时,避免繁种单位报多少面积,植检人员因验证困难只能默认多少面积的现象。有了GPS,在产地检疫时,农作物繁种面积就能现场测量。三是配备植检专用车。有突发疫情能及时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处理,提高工作效率[4]。
2.3给植物检疫部门重新定性
建议将植物检疫机构定性为国家行政执法单位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明确植物检疫人员的国家公务人员身份,使他们安心执法。
2.4组织交流学习
建议全国、全省各地植物检疫人员经常组织一些交流学习活动,一些地方出现的问题,可能在另外一些地方已经得到很好地解决,这样植物检疫人员通过相互学习,了解借鉴其他地区执法过程中取得的好的经验做法,取长补短,提高执法水平,从而推进植物检疫事业的发展,有效地控制有害生物的传播蔓延。
2.5完善相关规章制度
要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对快递公司托运农作物及其产品时也要求携带植物检疫证书,如果在托运农作物及其产品时不携带植物检疫证书的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约束和处罚。
3讨论
该文仅就当前扬州市植物检疫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部分问题进行探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员和物资流通的进一步加大,有害生物传播的机率也大大增加,植物检疫工作必将面临更多的挑战,需要大家深入思考,研究对策,完善执法程序和手段,提高植检执法水平,以适应改革开放和贸易流通迅猛发展的客观需要。
4参考文献
[1]马士能,王岗.关于加强植物检疫工作的思考[J].现代农业科技,2008(16):158,160.
[2]黄俊霞.加强植物检疫工作,确保农业生产安全[J].内蒙古农业科技,2004(S1):71-7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政保护；民事保护
一、关于保护模式的实践与争论
国家对法律的建设一般有两个作用：首先设定行为标准，其次是通过合法的程序和适当的措施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处罚。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提供某种法律保护，但是由于法律保护模式的解读多种多样，所以导致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是采用哪种保护体系、利用何种保护的理念等等各个相关单位和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方式。
从国际国内已有的立法经验和实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包括行政保护制度和民事保护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是为了保证民间文化能够更好的传承，防止中途中断或者被破坏，当地政府利用行政干预手段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具体保护工作。比如对这些传统的民间文化进行统计、记录，确定这些民间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以及现在社会的价值体现，推动这些文化遗产继续发扬光大，提高大众的保护意识。而后者保护则对传统的民间文化保护有了强有力的保证，在国家法律层面对传统民间文化的创作者或传承者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或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或传承者创设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1989年设定的《保护民间创造（民间传统文化）建议案》中就强调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
在最近几年，我国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模式上的讨论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分歧点主要是对这些文化的保护是公权还是私权保护不统一。从理论上而言，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具有本质的区别，行政性立法主要是调整衡量政府机关与民间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规定各个部门在对文物保护过程中的具体事项，而不涉及平等主体间就某一财产的归属、利用、转让等产生的权利。民事法律则是规定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人的有关法律权利和义务等。两种关系虽然对于保护对象是相同的，但是在保护的实质上是有很大差别。行政保护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对其的一种保护行为，比如对于传统民间文化的调查、记录、研究、传承等，以及还为了让以上具体的保护措施能够真正的实施而提供的物资、技术保障等，本质就是一种行政保护；而民事保护则是提供民事方面的法律保护，是权利人的精神和物质权利的具体实现，主要是解决在对这些遗产的开发和盈利过程中一些问题。从实施效果来看，自上而下的行政性保护能够以国家强有力的执行力来推动，促进其得到传承和弘扬，自下而上的民事性保护则能够从根源上调动权利人的积极性，从而使其发展。对于两种方式的保护，专家学者和政府所持的观点不同，政府单位更多是想通过行政保护手段，由机关单位对这些民间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而专家学者则主要是想通过法律的体系，提高人们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通过法律的约束让人们对于文化遗产进行长久的利用和保护。部分专家还认为，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杂特点，所以在保护过程中应该注重两种保护模式的结合，既通过法律干预手段，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对各项有关知识文化的综合保护过程中，知识产权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通过知识产权制度的改变来解决单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应该大力采取公法和专项法制为一体的建设过程，采用多种保护措施相协调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保护。
二、民事与行政保护兼顾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决定了其保护方式的多样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民族特征的体现，它也是少数民族团体政治文化的表现，对其的保护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牵涉到各个方面的权益，所以我们在制定保护策略的时候要系统的、综合的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既要对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整理、记录，又要做到对它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所以在制定这方面的法律规章制度的时候，必须统筹兼顾，行政手段与民事制度一起进行。如果对这些遗产只是进行行政方面的保护，对文化遗产只是做调查、建档、宣传和弘扬方面的公力救济方式，那么一是因为公共资源的力量薄弱，并且在分配过程中还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发生，对于实际的操作过程会较困难，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庞杂，这就对我们遗产的保护很难做到理想的目标；而且由于没有任何的鼓励措施，这就很难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保护遗产的自觉性，不能阻止人们滥用遗产获取利益的情况出现，其遗产本身的权益就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如果国家只注重民事手段，而没有行政手段的干预，则就会出现某些遗产因为开发晚或者受众群体少等而不能走进人们的生活进而慢慢的消亡，也可能会出现人们只注重自己的利用而损害国家和长远的利用，对于国家文化的完整性造成一定的破坏。所以我们应该全方位的综合考虑对这些遗产的保护制度的建立。
（二）国际社会已经发现单纯适用一种手段的不足，并开始尝试新渠道
根据调查分析，部分国家采取民事制度保护措施后，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他们在努力完善保护制度的确立，寻求一种更适合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办法。而对于倡导用行政手段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也开始注重对民事权利的利用。这说明单纯适用行政手段和民事手段均有缺陷。1982年世界组织颁布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一直被人们利用和学习，通过比对分析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年来在保护民间传统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可以看出，两个国际组织的工作重点各有不同。前者是对传统文化遗产保护起了主导作用，从多个角度、全方位的考虑文化遗产层面出发，通过确认、保护、传承、传播等手段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后者则是强调对于这些遗产的保护不仅要看重文化价值，还要充分挖掘其他方面的价值，把它看作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对象来看待，但是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主张培养人们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尊重，防止被滥用。
综上，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任何单个的保护行为都不能很好的发挥其作用，民事保护的作用不能被行政保护给取代，行政保护也取代不了民事保护，两者各有优点也有局限性，只有两者统一的结合，才能对遗产保护起到最大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决定了其保护必须动用行政和民事两种手段，在法律机制上应采取行政和民事制度并行的保护模式。二者同时写在一部法律中，是最理想状态。（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3CFX012”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韦之凌华 《传统知识保护的若干基本思路》《知识产权文丛》第8卷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 生命健康权 刑法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命健康权特殊刑事保护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包括刑法在内的许多部门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命健康权保护，只是停留在将其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阶段上，还没有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殊身份进而构建更为有效的保护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条件、标准和程序的严格性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政府在认定传承人之后，其他任何公民因恶意对传承人的生命或身体机能进行损害导致其无法进行传承或无法进行有效传承，都将对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如将剪纸艺术文化的传承人的巧手砍掉，这样无疑使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更好地体现其社会价值，甚至最终导致传承的断裂。
关于生命权。政府在认定传承人之后，其他任何公民为对传承人资格的侵占或阻碍传承而对传承人进行杀害，虽有刑法的故意杀人罪进行保护，以及民事法律中的死亡损害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但对传承人的杀害所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自然人的死亡，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某项独特技艺的失传。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独特性及不可替代性，单单对传承人进行一般的保护，并不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特殊性要求，也与国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相吻合。
关于健康权。政府在认定传承人之后，其他任何公民因恶意对传承人的身体进行损害导致其无法进行传承或无法进行部分，如对剪纸艺术文化的传承人的巧手砍掉，这样无疑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断裂。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命健康权侵害的刑法保护路径
2.1将其确立为特殊罪行并适用单独罪名
应考虑将部分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命健康权的行为确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毁灭罪单独予以处罚。实践中，部分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命健康权的行为可能会符合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主观上知道对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知晓自己的杀害或伤害行为可能会对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效果造成不利影响；第二，其伤害或杀害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目的动因就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丧失其传承功能；第三，其杀害或伤害行为直接造成传承人不能履行其作为传承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当某一行为符合上述特征时，无疑构成犯罪，在确定罪名时课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毁灭罪是可行的。以该罪对其进行处罚其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法律原则，既能够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对于符合上面条件的传承人生命权的损害，我们需要的是制定特殊条款，在故意杀人罪中增加一项对传承人这个特殊主体予以特殊保护，
2.2 视为通用罪行的加重情节从重处罚
当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侵害行为符合前述特征时，适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毁灭罪尽管是适当的，但从立法和实践上需要完善的地方更多，这涉及到对刑法罪名的增加，需要对刑法进行修正，技术上认定该行为要件也并不十分容易。同时，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身权伤害行为适用单独罪名，还可能涉嫌违背平等原则，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置于普通公民之上，实行特殊保护。因此，应该考虑，适用一般罪名即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但加重处罚。
在考虑对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身权行为施行刑法处罚时，将其视为加重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量，则同样能够起到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身权的功效。对于应否从重处罚的判断也必须考虑以下几点：一是行为人是否明知受害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否明知行为会或者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危害结果；二是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否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丧失其传承功能或者其传承功能受到限制；三是行为人最终结果是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构成重大危害，即是否发生行为人所希望的结果。当然，不应仅靠刑法上加重处罚，还应由多部门法联动，如从民事赔偿角度导致传承人丧失或部分丧失传承能力的，其赔偿金还应包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害赔偿，从行政处罚角度，还应考虑此行为主观恶性及较大社会危害性，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参考文献
[1] 韩雪冰.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问题[J].辽宁经济，2011（7）.
论文摘要分析丽水市植物疫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提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一个普查、两个建设、三个检疫、四个加强”的发展对策。
丽水市地处浙江西南山区，下辖9个县（市、区）。全市共建有10个具有法人资格的植物检疫站。现有在岗的专职检疫员58人，兼职检疫员235人。各级植物检疫站自1984年正式建站以来，为保障我市的农业生产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经过22年的运作，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原有的工作方法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植物检疫工作，不断传入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和外来有害生物将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威胁
1丽水市植物检疫工作的新情况
我市植物检疫工作在当前形势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一是大部分应检单位由集体转为个体，管理相对人面广量大。由于生产、经营形式的改变，对生产和经营植物及植物产品的管理相对人生产经营情况很难摸清；二是应实施检疫的产品数量增加、面积扩大。植物检疫产品由种子、苗木、种用繁殖材料扩大到粮食、蔬菜、水果、花卉、中药材、食用菌等，检疫任务不断加大；三是新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和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几率成倍增加，加大了植物检疫防疫的工作难度，如何防范有害生物的传播和对有害生物的控制、扑灭，对每一个植物检疫工作者来说都是面临的严峻任务；四是随着交通的发展，高速公路不断增加，国道、省道加宽提速，植物检疫公路检查站的作用减弱，应施检疫的产品漏检、逃检数量增加。
2植物检疫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流通中的检疫问题
一是种子经营单位和个人成倍增加。如景宁县1998年只有农业“三站”的服务公司和县种子公司等4家单位经营种子，到2006年末有各类种子经营单位和个人37家，10年来增加了33家；二是近年来兴办的各种货物托运处，都是个体或者个人承包经营，受理货物时基本不履行植物检疫手续；三是农村集贸市场花卉、苗木销售兴旺，一些经营户无产地检疫证书；四是存在检疫的许多盲点，尽管一些地方已发生检疫性有害生物，但应施检疫的粮食、中药材、饲料、蔬菜、瓜果等产品的经销基本都未办理植物检疫手续。植物检疫工作不仅要搞好科研、生产单位、企业（公司）的种苗基地检疫，而且还要面对庞大的市场。如何加强与相对人之间的联系，进行针对性的检疫管理，是一个新的课题和艰巨的任务。
2.2调运检疫的把关问题
多年来，检疫部门主要依靠铁路、公路、邮政、民航等运输部门的协作配合，并通过公路检查站的设卡来开展植物及植物产品的调运检疫把关。而现在交通运输单位发展迅速，一些部门注重经济利益，淡化了检疫意识，往往以减轻货主负担为由，放松了对货主的法律约束，减化植物检疫手续，从而出现了违章调运现象。另外，随着高速公路的增加和道路设卡检查作用的逐渐减弱，强制性手段少了，增加了把关难度。由于违章调运，丽水市范围内已发现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已达7种，外来有害生物如加拿大一枝黄花等也相继传入，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威胁。
2.3执法监督机制和植物检疫体制问题
现在的植物检疫体制分成内检与外检。内检又分为农业和林业二块，因而在具体检疫业务上存在着脱节和扯皮现象，在政策处理上标准不一，给检疫业务的开展带来很多问题。如国外水果近年来大量进入国内市场，大部分未经植物检疫机关审批和检疫，往往通过外贸联营转口内销。按现在体制，这个问题只涉及到外检，一旦“检疫失控”，国际危险性害虫如地中海实蝇等就会传入。而问题的解决，除了检疫立法外，有赖于建立植物检疫的监督检查机制，变被动检疫为主动检疫。
从当前植物检疫的体制现状来看，也存在较多的问题。一是机构设置多样化。我市基层植物检疫站设置有三类：与植保站合署称植保植检站；单独设置为植物检疫站；在农业执法大队增挂植物检疫站牌子。二是专职检疫员调动频繁，力量薄弱。全市10个检疫站有8个基本上只有一个检疫员专门做检疫工作，其他检疫员都兼有其他工作。由于执法大队的建立有一部分非农业专业的人员也进入植物检疫队伍中来，这种状态不利于工作的连续和专业工作的开展。三是检疫员业务水平跟不上形势的需要，面对新的形势和检疫的严峻任务，基层植物检疫员缺乏检疫信息和业务培训，使检疫员的业务和执法水平难以提高。
2.4基层植物检疫站的规范化建设问题
植物检疫是技术性比较强的专业执法，工作性质决定必须具备一定的检疫检验条件，对流通中的植物及植物产品鉴定检疫性有害生物，为调运检疫和市场检疫提供依据。而基层植物检疫站的基础设施建设却不容乐观，目前丽水市所辖的9个县（市、区）植物检疫站没有一个检疫实验室。就景宁县植物检疫站来说，正常的调运、产地检疫每年规费收入一般在4~5万元，上缴省、市各10%，财政、物价21%，补助乡镇8%，真正可使用的检疫费只占51%，年约2~3万元。这点规费收入连保证正常的检疫工作都显不足，更无法提高检疫检验条件，使得专职检疫员开展检疫工作仍停留在1双手、2只眼睛的原始状态，无法适应严峻的疫情检测需要。
2.5植物疫情的防控问题
近年来，随着柑桔黄龙病、加拿大一枝黄花等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传入传播，对我市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尽管各地都建立了重大农业植物疫情防控指挥部，但防控经费严重不足，直接影响重大植物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
3丽水市植物检疫工作发展对策
针对我市植物检疫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认为，现阶段检疫工作的对策是充分发挥植物检疫队伍和专职检疫员的专业优势，拓宽植物检疫领域，以种子苗木繁育单位和应施检疫的植物及植物产品的生产、经营单位作为管理突破口，以强化植物检疫执法作为检疫工作的契入点，重点做好一个普查、两个建设、三个检疫和四个加强，使植物检疫工作尽快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3.1一个普查
指检疫性有害生物和外来有害生物疫情普查。通过疫情普查：一是可以摸清疫情发生的底细，有利于制定检疫和防治扑灭计划；二是有利于及时办理对应检植物及植物产品的调运检疫；三是可以根据疫情发生情况，按《植物检疫条例》的规定，正确划定疫区和保护区；四是可以提高专职检疫员的业务水平，并为开展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课题研究打下基础。疫情普查每年都要进行。对已发生的重大疫情要设立疫情监测点定期检查。每个植检站都要有一套疫情档案及疫情分布图。
3.2两个建设
3.2.1植物检疫机构建设。对检疫机构设施要增加投入，改善条件，基层植物检疫站要创造条件建立植物检疫实验室，并利用植物检疫实验室的平台去适应新形势下的植物检疫防疫工作；同时应乘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东风，建立一个真正按照《植物检疫条例》规定的独立执法主体。
3.2.2检疫队伍建设。首先是要稳定。植物检疫工作是一项业务性非常强的工作，专职检疫员必须有相当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执法水平，省、市、县各级植物检疫站要严把审批关，对不符合条件的要坚决拒之于门外。同时，对现有专职检疫员骨干人员的调动，省、市植物检疫站要插手留住人才，每个植物检疫站至少应有3人以上专门从事植物检疫工作的专职检疫员，以稳定植物检疫队伍，保证植物检疫事业的兴旺。其次是要加强提高专职检疫员的业务水平。随着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和外来有害生物的不断入侵，基层的检疫人员迫切需要及时掌握相关的信息和知识，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为此我们认为，省、市、县要建立培训基金，开展植物检疫系统专职检疫员的培训、考察制度，从而提高检疫人员的业务素质，去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3三个检疫
3.3.1产地检疫要全。对辖区内所有种苗繁殖单位和个人，无论是“双杂”种子还是常规种子、是农作物还是花卉、苗木、中药材、水果都要进行检疫。就是说，凡是作栽植、播种、出售繁殖材料都要经过产地检疫。
3.3.2调运检疫要严。凡是向外调运的种苗，一定要经过严格检疫，确认不带有检疫性有害生物和危险性病虫杂草后，方能出具调运检疫证书；凡是从外地大批量引进种苗的，调种单位或个人必须事先向所在地植物检疫站申报，植物检疫站要认真核实种苗提供地疫情，确认没有发生疫情，方可出具检疫要求书；对调运进来的种苗一律要进行复检，证明不带有检疫性有害生物和危险性病虫杂草的，方可允许种植。
3.3.3市场检疫要勤。对市场上销售植物及植物产品检查要勤。对调入、调出的各类种苗与繁殖材料要仔细检查“调运检疫证书”、“产地检疫合格证”、“植物检疫要求书”。对“三无”产品，一律按检疫条例处以罚款，并就地销毁。对应施检疫的粮食、中药材、水果、蔬菜、饲料等大宗农产品调入、调出的，也必须具备“调运检疫证书”，对不具备的同样按检疫条例处以罚款。今后的植物检疫工作要形成全国一盘棋，用加强市场检疫和严格执法来维护植物检疫的权威，提高调运签证率，保证农业生产的安全。
3.4四个加强
3.4.1加强组织领导。针对当前植物疫情传入频繁、为害加重、防控压力加大的实际，各级政府必须加强领导，建立健全重大农业植物疫情防控指挥部，层层落实防控责任制，组织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共同参与，依靠科技，狠抓各项植物检疫防疫措施的落实，有效控制重大植物疫情的扩散、蔓延和危害。
3.4.2加强宣传培训。植物检疫防疫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一些乡（村）和部门对外来有害生物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警惕性不高，存在侥幸思想和畏难情绪，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防疫意识淡薄，对加拿大一枝黄花、柑桔黄龙病等疫情的发生、流行、危害认识不清，对防治和清除技术掌握不够，主动参与防除工作的积极性不高，有的甚至不理解，不支持检疫部门的防除工作，导致错失防除时机，造成疫情的扩散和蔓延。为此，植物检疫部门必须加强植物防疫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广泛深入乡村开展“一户一宣传”活动，及时组织乡村干部、种植大户、果园承包户、育苗户等相关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向农民群众宣传柑桔黄龙病、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危害和科学防治知识，引导农民主动配合和自觉参与到防控行动中来，为植物疫情防控奠定扎实的群众基础。
论文关键词：行政执法 现状分析 解决对策
一、检验检疫行政执法
1998年3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原农业部动植物检疫局和原卫生部检疫局合并组建）。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全面推行“一次报验、一次取样、一次检验检疫、一次卫生除害处理、一次收费、一次签证放行”六个一的管理模式，对外简化办事手续，避免政出多门、提高工作效率、方便外贸进出口、降低收费、减轻企业负担、强化依法把关力度、促进外贸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检验检疫行政执法是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际惯例等要求，对出入境的货物、交通运输工具、人员等进行检验、检疫、认证及签署官方检验检疫证明等监督管理工作以及对违法情况进行查处。这项职责的完成，必须通过开展各项检验检疫业务执法工作而实现，这也是检验检疫工作的主体。
二、检验检疫行政执法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三检”合并12年来，《商检法》及其实施条例、《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的成功修订并实施，法制质检、科技质检、和谐质检得到了发展。但是在实际检验检疫过程中，对“三检”均涉及的比如说对进口动物产品，原动植检依法检动物传染病为主，卫生检疫依法检人的传染病为主，再如进口粮食“三检”分别为动植物检依法检病虫害、商品检验依法检质量指标、卫检依法检卫生指标等。这三项业务由不同学科专业人员负责，不是简单的交叉，是跨学科的技术执法行为。本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要是从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角度去查找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一）“三检”合并后执法依据适用不当
导致执法主体、内容和程序简单合并，导致执法目的不明、作用和效力不能实现。
（二）检验检疫行政执法主体依法行政难落实上存在的问题
执法内容多，法律法规又不能完全掌握；检验检疫行政执法的依法行政能力弱，与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质检还有较大差距。
1．有些人员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视不够，还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执法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2．依法决策的意识还不够强，依法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和程序不完善，落实不到位；
3.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还不够健全；行政权力特别是行政执法与利益挂钩、与责任脱钩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4.少数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不规范，行政执法中不作为、乱作为和粗暴执法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5.检验检疫行政执法技术水平低和装备落后，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支持、装备配置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实现检验检疫的目的的根本取决于一线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水平。
（三）检验检疫技术执法缺乏全方位的科技支撑，执法环节的衔接不到位、我国的技术法规体系仍然不健全
1．技术法规体系不完整，标准化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当今的社会需求，标准化法律、法规不完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注等的覆盖面不全，标准内容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我国现有的标准数量以及覆盖面，不足以面对庞大的法检目录中的产品种类，很多产品没有检验管理办法/规程。标准的可行性较差，很多产品所执行的类似的标准，更是无法明确列出对应产品的具体检验标准。造成一线执法人员不能掌握有效的检验标准或检验规程，从而无法正确执行检验检疫工作。特别是国内外的标准不能有效的结合，更不能与国外的先进标准相适应。
2．过度关注实验室检测设施设备和人员素质建设，对检验检疫人员采集的样品是否具有代表性的科学性不太关注，仅对检验样品和结果负责，这是检验检疫脱了节的技术性行政执法。检验检疫的样品检测在当前还是检验检疫的技术执法的最重要的保障。样品的采集、送样的程序、样品的管理还是实验室检测的相对关键的环节。
（四）检验检疫行政执法理念的陈旧
1.重出口轻进口。世界各国在检验检疫中，关注焦点的都是进口而非出口，技术壁垒措施也是为了限制各国对进口商品的管制行为。多数国家更重视进口检疫，出口检疫主要以符合进口国要求为主。落实严把进口关不但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也是落实法律规定的需要。由于我国的检验检疫是按进口批次施检，因此我国的检验检疫工作，有三分之二的精力是用于出口检验检疫上，变成为国外把关。致使为我国把关的精力不足。
2.重检验轻监管。检验与监管是检验检疫机构的两大行政执法的职能。从检验检疫风险分析上讲，监管工作对产品的控制效果远大于检验。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片面地强调以检验为主，忽视日常监管的作用，这使得检验检疫部门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源的更新难以适应新产品、新技术的种类和数量的迅猛增加；且广大企业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常导致他们不顾社会责任，他们不择手段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蒙混过关”。这些给检验检疫行政执法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
3.重服务轻把关导致职能缺失。我们的执法人员在对企业的监督、管理上侧重于“包办型”，替企业“一包到底”，甚至在国外官方对中国食品加工企业进行注册登记检查验收时，临时帮企业突击准备的手段度过“难关”。忽略了企业的安全卫生质量管理体系是企业根据自身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产品类型、生产工艺等因素而制定的可行的操作体系，应该是企业一贯的自主行为，是企业自身的生存、发展的保障。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主观上是检验检疫行政执法理念不能与外贸检验检疫事业发展有机结合，务实的新思路、新举措缺憾，大多流于形式和面子工程；客观上是检验检疫行政执法工作所涉及的学科、专业、内容、法律规章是现有执法机关中最多最全面，涵盖了进出口业务的方方面面，检验检疫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结构的科学性不高。
三、解决检验检疫行政执法的对策（思路）
检验检疫行政执法目的的实现和作用效力的发挥，必须解决影响检验检疫行政执法的问题，研究打造行政执法的新模式，实现法治质检、科技质检、和谐质检。解决上述问题要以抓法律的角度强化依法行政、提高对检验检疫宗旨目的的认识、创新检验检疫行政执法理念从以下三方面来讨论。
（一）建立统一的检验检疫法律体系
1．完善检验检疫法律体系，坚持依法行政。首先依照法律对现有的规章、工作制度以及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建立健全文件审核机制，形成一套完整的检验检疫法律体系文件。建立一支由法制人员、信息技术人员、检验检疫人员参加的对检验检疫法律体系进行研究的团队，对检验检疫法律体系进行有机整合，建立以方便执行、适用合理、科学规范、效果显著为目的的法制队伍。
2.依靠信息科技技术，打造检验检疫智能化行政执法系统。依托中国电子检验检疫体系(E-CIQ)的进一步开发将检验检疫行政执法智能化。在开发研制中，要以科学化、人性化为出发点。目的是用信息技术解决行政法的随意性、提高执法的严谨性和程序合理性。是抓质量、保安全、促发展、强质检的具体体现。是国家质检总局顺应检验检疫发展的新形势，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构建高效、便捷的口岸运作环境，提高应对能力，开拓检验检疫工作新领域的重要措施。
依托中国电子检验检疫体系(E-CIQ)的进一步开发将检验检疫行政执法智能化。重视检验检疫智能化执法系统的建设，做到对进出口检验检疫业务实施智能化操作的行政执法，既有实体执法、又有严格的执法程序，更好的指导检验检疫人员执法，如显示执法依据、执法内容、合格评定等内容步骤等。
3．完善法检目录。成立专门的法检目录制修订专业委员会，不但要求由检验检疫系统内部专家组成，还应当吸收系统外的相关业务专家乃至进出口企业参加。建立法检目录调整建议渠道，使基层对法检目录的意见及时反馈和解决。
（二）提高对检验检疫宗旨目的的认识
1．重视对涉及公共安全领域的控制。确保国门安全是检验检疫机构的神圣职责。把动植物检疫、卫生检疫安全控制、进出口食品和关系国民经济安全的大宗资源产品安全控制放在第一位。鼓励社会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参与普通商品的品质检验，检验检疫机构通过强化对进出口商品抽查检验权和对第三方检验鉴定机构监管权，以便掌握进出口商品质量情况。
2．调整进出口工作重心，重视对进口货物的检验检疫。遵行国际法则“严进口、宽出口”的做法。加强口岸重大疫病疫情以及进口农产品的有毒有害物质监测，更好的保障我国各种产业健康发展和生态安全。
3．完善大通关机制。建立大通关机制，以便更好的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加强与海关的协作，继续加大执行大通关的力度，由产地局直接签发通关单，逐步取消口岸换证的做法,。建立口岸局和内地局分工协作的合作机制，明确口岸局和内地局的职责，实现内地局和口岸局对进出口货物的严密监管。
（三）更新检验检疫行政执法理念
1．实施说明理由制度。说明理由制度不仅是政治文明的要求，而且还可以更好地让被执法人理解相应的行政行为，从而减少行政机关检验人员执行公务的困难和阻力，更好的提高行政执法效率，保证法律和政策的顺利实施，更好的落实依法行政也是法治文明的体现。
2．健全行政执法程序。实体不能取代程序。检验检疫的大量的实体法，要使之得到落实，就必须健全程序尤其是行政程序。一切实体上的弊端都必须最终在程序上得到解决。由此可说，行政程序法是一部行政操作法，程序的完成过程就是法治的实现过程，也是依法行政的具体过程
3.完善执法机制。为了促进检验检疫事业健康发展，检验检疫部门要实现科学的监管方式，建立适合的监管机制：首先建立举报受理机制；二是建立明察暗访机制；在是建立跟调查机制；最后建立检验检疫业务督导机制。
4.从重服务轻把关向把关与服务并重转变。检验检疫执法部门对进出口商来说既是执法者又是服务者；而进出口商对检验检疫执法部门来说既是执法对象又是服务对象；作为执法者时就要依法行政，检验检疫执法部门作为服务者时就要热情细致周到。
论文摘要 分析了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园林绿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城市经济总量和决策者重视程度的不同，各地城市园林绿化的发展极不平衡，特别是多数中小城市经济相对欠发达和环境意识不强，城市园林绿化投入不足，致使城市园林绿化中出现不少问题。笔者通过观察分析，总结出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发展对策。
1存在的问题
（1）城市园林绿化与城市建设规模发展不同步，无长远规划，侵占绿地、滥伐林木的现象时有发生，还有些城市的规划绿地被挪作他用。近年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使得成年树木被大量砍伐，砍了栽、栽了砍，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2）绿地结构单纯，生物多样性体现不充分。一些城市绿化树种虽然较多，但植物景观单调，在色彩、季相上无多大变化，缺乏生机活力，难以体现其园林艺术风貌。如常绿乔木和常绿灌木，仅占全树种的15%，不能实现季季有花、四季常绿的目标。另外，绿地结构层次不丰富，绿量不足，人工植物群落景观单调，如树种单一，乔木、灌木、草坪的比例搭配不恰当等。树木多以单种成片的形式出现，缺乏运用多种植物来造景，如大片的牡丹、桃林、国槐林、杨树林等，色彩单一，给人枯寂无味的感觉，绿化美化效果不尽人意。园林树种配置形式上，所采用的植物模式以丛植、片植、孤植为主，而列植、垂直绿化等其他植物应用模式少。
（3）存在一些不科学的倾向性。不考虑当地的实际、当地地理环境特点和树木生物学特性，盲目引进外地树种和重名贵品种轻乡土品种，重人工造景轻自然景观，重草轻树，造成引种失败和病虫害大发生。
（4）管理水平低。忽视了“三分建，七分管”的园林绿化建设原则，无统一规范的经营管理措施，粗放养护管理，技术含量低。该修剪而长期无人修剪、该除草而长期无人除草，致使花园、绿地杂乱无章，病虫害无人防治，并且许多该间苗的苗木因没有及时间苗，导致种植密度过大，树木严重生长不良。单位、居民法制观念淡薄，城市公用绿地被侵占、花草树木被攀折、草坪被踩压、景观遭毁坏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还存在着如城市园林执法队伍不健全，管理技术力量薄弱，缺乏景观造景技术，管理手段滞后，赏罚不明等问题，这些都是造成我国城市园林绿化事业目前落后于城市发展、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水平的主要原因。
（5）绿化格局的调整改变了原有有害生物的结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园林风格不断传入我国，植物配置和种植方式更加多变，如疏林草地、规则绿化等，打破了我国传统园林格局。园林植物种类、数量经过引种，外来物种绿化面积大幅度增加，改变了城市中原有有害生物的种类、结构和危害程度。如今，蛀干害虫、食叶害虫（如蚜、螨、蚧、粉虱、蓟马）和生态性植干病害已成为城市园林植物的主要病虫害。另外，绿化植物的不合理配置为病虫害的发生提供了先决条件，害虫与寄主、天敌在长期进化中，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不合理的种植结构打破了这一比例关系，破坏了生态平衡，外来生物无天敌，致使病虫害严重发生和蔓延。
（6）城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气候异常等促进了病虫害的发生。城市环境是由人工建造起来的特殊生态系统，而地上部分城市空气和生活污水污染严重、光照条件不足以及人为破坏严重；地下部分往往是填埋的建筑垃圾，土壤坚实、透气性差、土质低劣、缺肥少水、生长空间狭窄，这些直接导致树木生长势减弱、抗逆性降低，为有害生物的大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养护管理又长期跟不上，园林植物病虫害容易暴发成灾。此外，气候异常导致的冻害、抽条、旱灾、涝灾、烟尘、酸雨等自然灾害，会使林木生长势减弱，导致病虫害暴发成灾。据国家林业局报道，1999年柳树烂皮病大发生，2003长春大面积树木死亡以及2008年发生在云南省、贵州省等地的冻害，都是由灾变性气候引起的。
（7）园林植物检疫环节薄弱，外来病虫害猖獗。随着国际、国内植物的频繁交流，由于进货方式不同，园林植物检疫不能照顾到方方面面，致使侵入型病虫害不断传入我国的不同地区。这些侵入型害虫比我国本地害虫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如近年从国外传入的毁灭性食叶害虫美洲斑潜蝇，严重危害我国100余种花卉植物，并在短短几年时间就遍及我国22个省区。黄斑星天牛原先发生在华中地区，短短的十几年时间，蔓延到我国十几个省份，对我国杨树类植物造成严重危害。这些都是由植物检疫环节薄弱和引种不当引起的。
2发展对策
（1）城市园林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不同城市因气候、立地条件不同，生长植物种类也不同。因此，依据城市类型，对各城市植物群落进行详细调查研究，探索树木、花草、野生动物、微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适应性、生存、生长发育规律，提出科学决策，选用合适树种。
（2）规划设计应做到“因地制宜，突出特点，风格多样，量力而行”，尊重当地原有的地形、地貌、水体和生态群落，尽量采用和保留原有的动植物和微生物，引入植物要与当地特定的生态条件和景观环境相适应。
（3）在城市建设设计上采用多种类型，不仅可以植树、种草、种花、种果、种药，还可利用江、河、湖、海等水面养鱼、养鸭，在林中养鸟，并引进天敌，使人、动物、植物、鸟类、鱼类、微生物和谐相处，形成良性循环的能量、物质的转换。园林规划设计不仅限于观赏为主，不能只顾眼前的效果，还要有长远发展目标，要从城市长期发展考虑，留出基础设施用地，避免栽了砍、砍了栽而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实现城市生态系统稳定。因此，园林绿化规划设计要有所转变，要以建筑为主转变为以防护功能和观赏并重、植物造景为主的新的观念上来。
（4）我国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可供选择的耐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的植物种类，包括有花植物近30 000种、树木近8 000种，可扩充造景材料。树种配置时要采取以乔木为主，乔灌藤、花草相结合的复层混合配置绿化模式。还要通过垂直绿化实现阳台、屋顶、院墙、围栏的全面绿化，并鼓励巿民养花、植树。为增加“绿量”，应多种叶大浓荫的大乔木，增加乔木比例，乔木下面种草皮，并适当点缀灌木，搞复层立体绿化。此外，要以“林荫型”绿化为主导，加大道路、小区、游园及广场的遮荫效果，增加绿化地的色彩，为市民提供距离合适、景观优美、绿化充分、环境宜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5）加强宣传教育和园林绿化法制建设，提高全民绿化意识和创建意识。创建园林城市需要领导重视，加强领导是园林工作的保证，特别在目前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要开展广泛的领导任期绿化目标责任制，实行单位评比和考核一票否决制，加大投入，加快建设。同时，建立健全园林绿化的执法队伍，依据《城市园林管理条例》，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惩侵占绿地、乱砍滥伐等破坏绿地的行为，依法维护和巩固城市绿化成果。此外，还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绿化意识和创建意识，争取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培养全社会爱护共同生存环境的自觉意识，树立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形成全社会自觉爱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6）抓好园林队伍建设，提高园林队伍素质，推动全民养护管理水平。为把绿化工作抓到实处，真正实现绿化目标要求，一是配备高素质绿化专业队伍。按城市园林绿化三级管理办法规定，市、区、街道等三级都应配备、完善绿化设计、管理人员。对现有的人员，要与高等院校和职业技校联系，抓紧对城市园林绿化专业人才培训，特别是既懂园林设计又懂建筑设计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二是各街道组建护绿小组，督促行人爱护绿草、树木。三是加强养护工培训。要与高等院校和职业技校联系，抓紧对城市园林护绿人才培训，特别是既能修剪又能造景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以适应养护的需要。 四是推动全民养护管理。实行包干分区，把绿地管护落实到单位和个人，实行奖罚制度，每年拿出一定资金奖励在养护管理工作中做得好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而对在养护管理工作中不问不管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要进行处罚。
1.1森林是天然的制氧工厂
氧气是人类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文献记载，一个人要生存，每天需吸入0.8kg氧气，排出0.9kg二氧化碳。据研究测定，树木每吸收44g的二氧化碳，就能排放出32g氧气；树木的叶子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葡萄糖，1g就能消耗2500L空气中所含有的全部二氧化碳。而10m2的森林或25m2的草地就能把一个人呼吸出的二氧化碳全部吸收，供给所需氧气。就全球来说，森林绿地每年为人类处理近千亿吨二氧化碳，为空气提供60%的净洁氧气。
1.2森林是空气的净化物
随着工矿企业的发展以及人类生活用矿物燃料的剧增，受污染的空气也开始威胁人类健康，其中二氧化硫就是分布较广、危害较大的有害气体。据测定，森林中空气的二氧化硫要比空旷地少15%～50%。若是在高温高湿的夏季，随着林木生理活动的旺盛，森林吸收二氧化硫的速度还会加快。相对湿度在85%以上，森林吸收二氧化硫的速度是相对湿度15%的5～10倍。
1.3森林有自然防疫作用
树木能分泌出杀伤力很强的杀菌素，能杀死空气中的病菌和微生物，对人类具有保健作用。有人曾对不同环境每1m3空气中含菌量作过测定：在人群流动的公园为1000个，街道闹市区为3～4万个，而在林区仅有55个。此外，树木分泌出的杀菌素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例如，1hm2桧柏林每天能分泌出30kg杀菌素，可杀死白喉、结核、痢疾等病菌。
1.4森林是天然的消声器
噪声对人类的危害随着公共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日趋严重，城镇尤为突出。实验测得，公园或片林可降低噪声5～40dB，比离声源同距离的空旷地自然衰减效果多5～25dB；汽车高音喇叭在穿过40m宽的草坪、灌木、乔木组成的多层次林带，噪声可以消减10～20dB，比空旷地的自然衰减效果多4～8dB。
1.5森林具有防止风沙、减轻洪灾、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的作用
由于森林树干、枝叶的阻挡和摩擦消耗，进入林区的风速会明显减弱。据资料介绍，夏季浓密树冠可减弱风速，最多可减少50%，人类便利用森林的这一功能造林治沙。另外，树冠对雨水有截流作用，能减少雨水对地面的冲击力，保持水土。据计算，林冠能截流10%～20%的降水，其中大部分蒸发到大气中，余下的降落到地面或沿树干渗透到土壤中成为地下水。所以一片森林就是一座水库。
2森林遭受破坏现状
森林如此之重要，然而人类却在悄然不觉中蚕蚀着这一片又一片的绿色屏障。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地球上几乎1min就有超过20hm2的森林被毁掉，1950～1985年，短短的30多年时间，全球的森林面积减少了1/2。多年来，为了保护珍贵的森林资源，我国建立了严密的森林资源管理监督机构，组织开展了各类不同程度的打击破坏森林资源和侵占林地专项行动，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诸多因素影响，我国林政案件的发生仍旧呈上升趋势，违法征占用林地行为屡禁不止，林地流失状况依然严重，林地保护管理形势严峻。据统计，2007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林政案件20.95万起，其中违法运输木材案件占60%；共查处林政案件20.75万起，查处率为99.02%。与2006年同期相比，2007年上半年林政案件总数增加3.4%，非法收购经营加工木材案件增加21.6%，违法征占用林地案件增加12.3%，违法运输木材案件增加5.5%，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基本持平。2007年上半年，因林政案件造成林木损失21.7万立方米，其中，48.7%因盗伐滥伐林木案件造成。另外，森林火灾对森林造成的破坏尤其严重。
近年来，全国发生的多起森林破坏大案，都是无以用简单的数据来比拟的。因此，如何更好的保护森林资源，成为迫在眉睫，且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3森林保护对策
3.1通过有关职能部门，普及《森林法》等有关法规及有关环保知识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森林法律、法规，增强公民的绿化意识，利用多种形式，深入乡镇、村组和山区农户等基层，进行当地农民及全社会的环保意识教育。充实基层林业管理队伍，保证经费等物质支持及时到位，并赋予其一定的行政执法权，以便及时、有效地制止乱砍滥伐林木等违法犯罪行为。
3.2结合检察机关，开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预防工作
深入到涉林案件中多发、易发渎职犯罪的地方或部门，加强国家森林法规和刑法关于渎职犯罪有关规定的宣传教育，增强有关主管领导和工作人员按照职责要求严格依法行政的观念，以达到从源头上预防此类渎职犯罪的目的。
3.3加大林政执法队伍建设，理顺林业管理体制
结合大力查办涉林案件中发生的渎职犯罪案件，或结合案例以案释法，提高有关人员执法水平，促使其依法行政，文明行政；或指出其队伍建设管理上的漏洞和不足，达到更有效地管理森林资源、打击涉林违法犯罪的目的。
3.4总结以往查办林业主管领导和林业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的有效经验和手段，加强执法监督
根据林业犯罪的特点和规律，对林业执法过程中暴露出的职务犯罪行为，坚决予以打击。通过再查办一批有震动、有影响的渎职犯罪案件，促进林业工作人员严格执法，以便有效、及时地打击破坏林业资源行为。
3.5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把森林资源保护纳入目标管理，乡镇主管领导为主要责任人。指派专门执法人员对采伐地点、木材市场、木材经营加工点等处加强监管，整顿流通秩序。加强野外火源管理，严格用火审批制度。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强化植物检疫。加强对珍贵野生动物、珍稀野生植物、名木古树的保护工作。对在监管中涉嫌、、的执法人员，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6建议土地管理部门严格依森林法、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办理林地征占用手续
保证在日常工作过程中照章办事，不越权，不违规，在严格执行征、占用林地审批制度后再依法办理土地审批手续，切实加强管理，坚决制止随意侵占、破坏林地的行为。
论文关键字森林；涉林案件；森林保护
论文摘要随着不断增长的经济和人口压力，森林消失和森林破坏的形势日趋严重。致使森林资源遭到重大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乱砍滥伐、乱占林地现象的屡禁不止。重点就这一现象产生的缘由展开分析，并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对策提出几点建议。
参考文献
[1]李智勇.中国森林生态史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林业行政执法；问题；对策
森林是地球上宝贵的自然资源，其对人类的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对生态与社会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对森林加以保护，加强林业行政执法，强化森林资源保护。通过行政手段保护森林资源成为当今社会通用的一种有效的手段。本文对林业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响应的对策。通过解决林业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更好地保护我国现有的森林资源，有效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的。
一、林业行政执法的基本概述
林业行政执法是指林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林业行政管理过程中，针对相对行为人，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使国家林业行政管理职能得以具体实现的活动过程。林业行政执法部门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和压力下，能否克服林业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是更好地保护我国现有的森林资源，有效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键。
二、林业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
1.林业行政立法与当前林业发展的现状不符
虽然近年来，林业立法已经涉及林业行政管理工作的各个层面，但是，在立法时对一些具体的程序规定不是十分完善，导致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利和义务界定不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日常的管理中，在执行权利的同时没能很好的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林业社会参与的广泛性以及林业主体多样性的特征没有明确的界定，导致对违法当事人的各种违法案件的规定也显得比较模糊，致使在执法时不能有效的打击各种违法行为。
2.众多林业行政执法部门职权重合，行政执法效率低
从目前林业行政执法队伍的状况看，除林政部门作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内设机构代表其执法外，其他如森林公安机关、森林植物检疫站、野保站、林业工作站在执行林政处罚时都需要林业行政机关的委托。这些单位共同执法就造成可以行使行政执法权的机构过多、过散、过滥、这些有执法职能的机构存在着执法职能相互交叉、相互扯皮，从而导致执法力量分散，难以提高行政执法效率，所以建议成立林业行政执法联合队，统管所有的林业行政执法，效果会相对好一些。
3.林业行政执法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林业工作点多、面广、战线长，执法客体量太复杂，导致执法困难。近年实行考试进人后，淡化了专业知识，所考内容主要为公共基础知识，执法人员的林业和法律知识相对薄弱，再加之学习的内外环境不具备，学习风气没有形成或是流于形式，林业执法人员特别是乡镇林业执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有的对基本的、简单的办案程序没有掌握或掌握不够，致使执法过程中不时出现违反法定程序执法，适用法律法规条文不当，法律文书填写不规范等现象。
4.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法制机构不健全
根据林业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可以确立1个内部机构，统一管理林业行政处罚工作。林业行政案件在调查结束后由林业行政执法人员送至法制工作机构提出初步意见后，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查决定或集体讨论决定。但是实际的工作中，因政府机构改革，大部分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未设立专门统一的林业法制机构，现行的林政部门没有确实起到真正的审查把关、监督作用，致使林业各执法部门执法的自由裁量权随意性扩展，使得林政执法的标准质量降低。
三、治理对策
1.完善林业立法，建立健全林业各项法律规范
林业立法是林业依法行政的基础，林业立法要在总结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成功的做法，不断改进立法工作的不足，提高林业立法水平和质量。同时要遵循林业社会参与的广泛性以及林业主体多样性的特征，在林业行政立法过程中，既重视林业建设的政府主导作用，也要把把林业执法部门的权利和义务界定清楚同时要发挥各种组织、机构和各种社会角色的作用。
2.建立健全林业综合执法机构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林业行政处罚程序的要求建立、健全林业执法机构，统一负责林政案件的把关、审核、监督工作，统一执法标准、程序，以从根源上堵塞执法漏洞。通过考核、测评的方式，成立以森林公安为龙头、由林业主管部门的各股、站、室业务骨干组成的林业执法综合队伍，以更加有效地发挥森林公安机关这支具有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的作用。
3.强化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要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可以采取培训、轮训等方式对林业行政执法人员、执法监督人员进行法律知识和林业业务知识的培训，熟练掌握法律法规，准确适用林业法律法规和规章；加强对林业行政执法人员及执法监督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其工作责任心，通过不断的学习，提高林业执法人员的素质，在实践中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
4.健全县级林业执法行政部门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是最基层的林业主管部门，林业执法权能否行使到位全靠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因此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必须要健全专门统一的林业执法队伍以及林业法制机构，只有形成统一、高效的林业行政执法体系，才能不断加大林业执法力度，提高林业执法效率。同时要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构，即法制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加大执法监督工作力度，规范执法行为。
参考文献：
论文内容摘要：渎职行为，是《刑法》中渎职罪的重要内容。从根本上说，渎职犯罪是权力腐败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和变质现象，其本质就是对权力运行与责任的背离。对渎职行为的类型加以研究，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和理论困惑，具有一定的意义。
渎职行为，是《刑法》中渎职罪的重要内容。由于法律规定的概括和司法实践中问题的复杂，对于渎职行为的类型，刑法学界和实务界有多种不同认识。对渎职行为的类型加以研究，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和理论困惑，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渎职行为的概念和本质
本文所说的渎职行为，是刑法意义上的渎职罪的视野中来展开的，因此，要理解渎职行为的概念，就要首先准确把握渎职罪的概念。
按照关于渎职罪概念的通说，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妨害国家管理活动，致使公共财产或者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1］然而，当我们对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总体上是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两类行为，而徇私舞弊不是与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既并列又没有交叉关系的独立的行为方式，因此，渎职罪，我们认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妨害国家管理活动，致使公共财产或者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从根本上说，渎职犯罪是权力腐败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是那些以“公仆”自居的国家官员对人民赋予的权力的严重玷污和亵渎行为，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和变质现象。渎职犯罪的本质，就是对权力运行与责任的背离。［2］基于此，我们认为，渎职行为，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妨害国家正常管理活动，致使公共财产或者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刑法》上规定渎职罪，是为了保护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以及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与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密切关联。国家机关的活动，是指各级国家机关执行国家职能、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与政策的活动。这种活动除了必须具有合法性之外，还必须具有客观公正性，故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实际上是指合法、客观公正地执行国家机关职能的活动。国家机关的活动是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体实施，所以，公众信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客观公正性，这种信赖又有利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客观公正地从事职务活动。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犯的渎职罪，从内部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也侵犯了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依赖。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的《刑法》将渎职罪规定为侵犯国家法益的犯罪。［3］
我们认为，《刑法》上的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根本特征是渎职性。犯罪的发生，与主体所具有的权力和职务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在很多情况下，主体虽然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利用工作之便利进行了犯罪活动(如走私、偷税、抗税等)，但并不属于渎职犯罪，因为犯罪的发生与其职权的内容没有内在、必然的联系。
诚然，渎职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其自身属性。在现阶段，渎职行为表现为一定范围的权力蜕变现象，其外在表现是：权力官僚化和权力商品化。更进一步说，渎职行为往往具有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双重转换时期特征相联系的特点。如伴随新旧体制转换，许多社会行为尚未通过法制形式得以严密规范，渎职呈现出较强的易发性特点；伴随改革的深化，渎职往往借改革之名滋长蔓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特点；伴随市场经济的建立，渎职往往选择经济领域中供需矛盾突出的环节作为其钻营舞弊的场所，带有一定的聚集性特点；渎职滋生、蔓延的领域及表现形式，会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转换和变化，具有多变性的特点等等。但无论渎职表现为何种形式，其根本属性，就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对公共信任的亵渎，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失。而这，也正是腐败的特征，因此我们说，渎职就是腐败。［4］
二、渎职行为的类型
（一）现有的渎职行为类型的划分标准
渎职行为的类型的科学、合理的界定是建立在对现有的分类标准的认知和合理评析的基础之上，并结合司法实务认定渎职行为的需要。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中，关于渎职行为的类型的划分标准和内容有不同的观点。具体来说，渎职犯罪现有的划分标准和类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依照《刑法》对渎职罪采取的立法形式和法条的性质进行分类
根据此分类标准，渎职可分为普通渎职罪和特殊渎职罪。所谓普通渎职罪是指采取普通法条形式规定的渎职罪。此类渎职罪仅包括《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所谓特殊渎职罪是指采取特别法条形式规定的渎职罪。此类渎职罪包括我国《刑法》第398条至419条规定的具体的渎职罪。［5］
2.依照渎职行为客观表现的不同进行分类
根据此分类标准，渎职行为可分为滥用职权型渎职行为、玩忽职守型渎职行为和徇私舞弊型渎职行为。一般说来，滥用职权型渎职行为，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职责处理公务或者超越职权，违法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如：滥用职权行为、故意泄漏国家秘密行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行为、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行为、私放在押人员行为、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行为、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行为、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境证件行为、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行为、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行为、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行为和帮助犯罪行为分子逃避处罚行为。
玩忽职守型渎职行为，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如：玩忽职守行为、过失泄漏国家秘密行为、执行判决、裁定失职行为、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行为、传染病防治失职行为、环境监管失职行为、商检失职行为、动植物检疫失职行为、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行为。
徇私舞弊型渎职行为，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徇私情、私利，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不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其中，徇私行为和舞弊行为是犯罪行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学者又将徇私舞弊型渎职行为分为两类：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型渎职行为和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型渎职行为。［6］此类渎职行为包括徇私枉法行为、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行为、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行为、放纵走私行为、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行为、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行为、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折抵税款、出口退税行为、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行为、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为、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行为、商检徇私舞弊行为、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行为和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行为。
3.依照犯罪主体进行分类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第九章的规定，渎职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体现了此类犯罪主体内涵的同一性的特征。同时，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又具有多样性的特点。针对不同的具体的渎职罪，犯罪主体具有不同的要求。基于此，我国刑法理论界从渎职犯罪主体的不同属性出发，对渎职行为进行不同的分类。
根据渎职罪对犯罪主体的身份的要求进行分类，在刑法理论界多数采用二分法，即是根据渎职犯罪主体的不同属性将其分为普通渎职行为和特殊渎职行为。普通渎职行为，即一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可以利用其职权实施的犯罪行为。包括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故意泄露国家秘密、过失泄露国家秘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定、履行合同失职被骗、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和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毁损、流失。所谓特殊渎职行为，是指只有特殊身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实施的渎职行为，包括司法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渎职行为。
4.依照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进行分类
根据罪过形式的不同，渎职行为可以分为故意的渎职行为和过失的渎职行为两类。
故意型渎职行为是指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的渎职行为。如：滥用职权、故意泄漏国家秘密、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私放在押人员、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境证件、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徇私枉法、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放纵走私、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折抵税款、出口退税、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商检徇私舞弊、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和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等。
过失型渎职行为是指犯罪主观方面是过失的渎职行为。具体包括：玩忽职守、过失泄漏国家秘密、执行判决、裁定失职、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传染病防治失职、环境监管失职、商检失职、动植物检疫失职、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等。
（二）渎职行为的类型的划分标准及其分类
1.渎职行为的划分标准
在理论研究中以何种标准对渎职行为进行分类关键取决于对渎职行为进行研究的着眼点和主旨，运用的分类方法能揭示渎职行为的实质，并能指导司法实践中对渎职行为的认定。权衡上述渎职行为的各种分类标准的利弊，并结合本课题理论研究的主旨，认为渎职行为的类型的分类标准是行为与权力、职责的关系。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以行为与权力、职责的关系作为渎职行为的划分标准体现了渎职罪的本质。
如前所述，所谓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妨害国家管理活动，致使公共财产或者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因此，对渎职行为本质的理解必然涉及到对权力的理解和界定。所谓权力是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和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7］在国家和社会中，权力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影响他人的能力。权力具有权威性。权力的权威性来源于其公信力，具体说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过其行使职权的行为在整个社会形成的一种正面影响力，包括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客观公正性的信任，对权力的自觉服从，以及对权力应有的依赖等。［8］因此，为了获取权力的公信力，树立权力的权威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行为时应恪尽职守，客观公正地从事职务活动。然而，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私利出发，不正确行使其职权或职责，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从而损害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公正性的信赖，侵犯了权力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严重亵渎了权力。因此，渎职犯罪行为的本质就是行为对权力和职责的背离和亵渎。为了有效地惩罚渎职犯罪行为，我国《刑法》规定了具体的渎职犯罪行为。总体上说，渎职犯罪行为就是滥用职权行为和玩忽职守行为。 转贴于
第二，以行为与权力、职责的关系为标准对渎职行为进行分类，划分后的渎职行为的范围是各自独立。根据逻辑学的原理，按照某一标准对一事物进行分类，分类后的子项是并列的关系，不存在交叉关系。依照行为与权力、职责的关系可以将渎职行为具体分为滥用职权行为和玩忽职守行为。由此可见，根据此分类标准所进行的渎职罪的分类是并列的关系，不存在交叉或重合关系。利用此分类标准是符合逻辑学原理的。
第三，以行为与权力、职责的关系为标准对渎职进行分类有利于具体渎职犯罪行为的认定和预防、减少渎职犯罪行为的发生。渎职行为包括滥用职权行为和玩忽职守行为。这些行为方式的准确界定有利于正确地区分具体渎职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另外，从行为与权力、职责的角度对渎职罪进行分类可以揭示渎职犯罪的本质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权力与责任的背离和亵渎。渎职犯罪是权力腐败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是那些以“公仆”自居的国家官员对人民赋予的权力的严重玷污和亵渎行为，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和变质现象。通过此原因的分析，可以从对权力的背离和亵渎的行为方式的角度阐明渎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分析权力异化的原因，实施相应的社会预防机制和制度预防机制，保障权力有效运作的条件，从而有效地预防、减少渎职犯罪行为。
2.渎职行为的类型的划分
根据渎职行为划分的上述标准，考虑到渎职行为方式的不同，我们认为渎职行为可以分为滥用职权型渎职行为和玩忽职守型渎职行为。
一是滥用职权型渎职行为
滥用职权型渎职行为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行为。［9］滥用职权型渎职罪有以下特点：
——行为的主观方面是故意。
滥用职权型渎职行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实施的违背职权的行为。滥用职权型的渎职行为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滥用职权的行为会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里状态。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滥用职权行为的行为罪过形式存有不同的观点，有过失说、复合行为过失说和模糊行为过失说等主张，基于我国《刑法》将滥用职权型渎职行为与玩忽职守型渎职行为加以区分的角度可以看出，滥用职权型渎职行为的罪过形式是故意。
——滥用职权型渎职行为客观上表现为违背法定职责的滥用职权的行为。
所谓滥用职权是指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以不当目的或者以不当方法行使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从行为方式角度分析，徇私舞弊类型的渎职行为不是一种与滥用职权型渎职行为和玩忽职守型渎职行为相并列的一种渎职行为类型，因此，将徇私舞弊型的渎职行为分别归于滥用职权型渎职行为和玩忽职守型渎职行为。鉴于此，滥用职权行为的客观表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超越职权，是指行为人擅自决定或处理其没有决定或处理权限的事项；二是不正确行使职权，是指行为人违反的职责处理公务或者利用手中的权力随意处理公务或者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不正确行使职权包括以不当方法、程序行使职权和以不当目的行使职权。
二是玩忽职守型渎职行为
玩忽职守型渎职行为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渎职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具体地说，玩忽职守型渎职行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行为的主观方面是过失
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玩忽职守型渎职行为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发生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主观心理状态。在国家的管理活动中，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人应恪尽职守，尽心尽责，在公务活动中行使职权时应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然而，行为人违反职责的要求，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因此，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过失是针对造成重大损失的结果而言的。玩忽职守型渎职行为的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两种类型。
——行为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玩忽职守行为
所谓玩忽职守是指行为人在公务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玩忽职守具体包括不履行职责和不认真履行职责两种类型。不履行职责是指根据职责的要求应作为而不作为，或者擅离职守。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擅离职守，致使在押的罪犯趁机逃跑的。不认真履行职责是指行为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职责的要求，马虎大意、敷衍草率，具体表现为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不认真、细致，履行职责
时出现错误，发现问题后采取措施不当等。
注释：
［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页。
［2］关福金：《谈谈渎职及其本质》，《中国纪检监察报》2006年12月30日。
［3］张明楷：《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38页。
［4］参见关福金：《渎职，社会不和谐的诱因》，载《检察日报》2005年6月2日。
［5］张俊霞、郝守财主编：《渎职罪的理论与司法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6］龚培华：《渎职罪立法及司法适用研究》，载《犯罪研究》，2000年第5期，第1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30页。
